法律实例分析篇1
一、绪论
（一）选题的背景。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经济活动日益显现，参次不齐的经济活动也容易导致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特别是在上海，这个我国最大、最繁华的一个城市，各类问题总会凸显出来。在法律问题方面，上海也是首当其冲站在风口浪尖。随着沪上房地产行业的蒸蒸日上，各类中介机构也相应兴起，在兴起的同时，关于房地产居间纠纷的数量已经在不断增加，看似简单的居间合同案件，却总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由于居间合同的特殊性以及长期以来对一些基本问题未形成统一认识，而且居间合同这个词语在中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在居间纠纷处理中的执法不统一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对当前房地产交易中频繁出现的“跳中介”现象如何认定、处理，实务界分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当前整个新兴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建设。本文拟对居间合同中“跳中介”现象的概念与法律认定标准做出界定， 并从居间合同内部结构的角度弄清 “跳中介”的法律后果。
（二）研究的动机和意义。
由于居间合同的特殊和长期以来对一些基本问题未形成统一认识，所以导致法官在审判居间合同类案件的时候很棘手，很难去判断，缺少一个正确办案的标准，所以，笔者从有利于各类人士评价居间合同类案件为动机，并结合平时所关注的民事方面的兴趣爱好而决定执笔此文。完成本文的意义也很明确，弄清楚居间合同的概念，以及其中“跳中介”现象的概念与法律认定标准做出界定， 并从居间合同内部结构的角度厘清 “跳中介”的法律后果，呼吁社会人士用更多的诚信来促进交易的正常进行。
（三）案例获取的渠道。
本案件是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中获取的案件，然后从网站上摘录下来。
（四）研究范围的界定。
弄清楚居间合同的概念，以及其中“跳中介”现象的概念与法律认定标准做出界定，推出跳中介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从居间合同内部结构的角度厘清 “跳中介”的法律后果，呼吁社会人士用更多的诚信来促进交易的正常进行。
（五）相关问题的说明。
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民法理论上，居间合同又称为中介合同或者中介服务合同。向他方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一方为居间人，接受他方所提供的订约机会并支付报酬的一方为委托人。而本文所说的居间合同是指目前市场中最常见的包括代办劳务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尤其是二手房买卖居间合同。
“跳单”通常是买卖双方通过中介的居间服务联系上之后，跳开中介，自行成交或委托其他中介公司代办过户服务，以此逃避中介费的支付或少付。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二、基本案情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8年11月27日，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与被告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第1条约定，陶德华愿意委托中原公司居间求购本市株洲路某室房屋；第2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6个月内，本人或其委托人、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其有关联的人与出卖方达成买卖交易或者利用了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n月30日，系争房屋买卖双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成交价为138万元。2009年2月1日，陶德华取得系争房屋的所有权。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三、案件的焦点和争议
本案件所争议的焦点有这几个，第一：陶德华与中原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法律性质。第二：《房地产求购确认书》中系争第2条的效力问题。第三：陶德华与其他中介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问题。第四：陶德华是否构成违约，这个焦点主要就在于认定和解决居间合同中的跳单行为，被告到底有没有利用原告所提供的信息而跳过中介直接向出卖人成交中介的标的，这样的“跳单”行为到底要不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一、关于签订《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法律性质 。首先，这个《房地产求购确认书》是一个合同，它满足一个合同所应有的要件，具体而言是叫居间合同。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陶德华与中原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约定，中原公司带陶德华实地验看涉案房屋，提供购房媒介服务，如陶德华与出卖方成交，应向中原公司支付佣金。该确认书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具备居间合同的主要条款，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居间合同。
第二、关于该合同的第二个条款的规定，到底有没有违反合同的强制性规定，《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这是一个格式合同。存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的呢？笔者认为这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格式合同是成立的，并没有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故此第二条款也应有效。
第三、关于被告与除中原公司以外的中介公司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这也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的特征，真实有效。所以也应认定有效。
第四、关于陶德华违约与否的问题。主要是看，陶德华到底有没有利用原告所提供的信息而跳过中介直接向出卖人成交中介的标的，这样的“跳单”行为到底要不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陶德华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并不是只有中原公司一个单位才是单独授权人，有好几个中介公司都拥有涉案房屋的房源信息，这些和中介公司都提供了订立合同的机会，而且实施了看房的媒介服务，最重要的是，首先带领陶德华去房的，并不是中原公司。所以，被告人在中原公司以前就已经获知了该房源的信息，陶德华也已经缴纳了中介费给另外的公司，他在主观上是绝对不具有逃中介费的目的的，主观上没有这个故意。而且已经缴纳了中介费这个行为，所以，不能认定为陶德华这种行为为“跳单”行为。故，陶德华不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我们向深处推广，如果说陶德华是为了逃脱中介费，而与卖家协商，直接将房产过户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以逃脱中介费用为目的，客观上也实施了逃脱的行为。这才是“跳单“。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正当的阻止佣金支付条件成立，如另行委托他人成交的，视为条件已成就。这个时候，委托人应该向中介付中介费。
四、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
房地产中介服务合同的性质辩析房地产交易实践中， 房地产中介服务的一般工作流程为：房地产买方或卖方发出买房或卖房委托要约房地产中介接受委托并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房地产中介寻找卖方或买方撮合并订立三方合同 （买卖双方及房地产中介均为合同当事人，内容主要为买卖双方及房地产中介在房地产买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房地产中介协助或委托人办理赎楼、房屋过户、水电汽过户等手续房地产中介最终取得佣金。
综上所述，该案件完全符合以上的流程安排，应该定性为一个居间合同纠纷案。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的义务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的义务是在居间人促成合同订立后向其支付居间报酬或佣金。同时，现代合同法追求的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当事人有权选择相互对方。本案中，陶德华到中原公司表示买房的意愿，中原公司向陶德华提供房源信息，并带陶德华实地看房，看房后与陶德华签订《房地产求购确认书》，明确约定了相关条款。该确认书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具备居间合同的主要条款，应认定为居间合同
五、研究结论和相关思考
该案件研究的结论是：“跳单“违约行为的构成要件认定：
（1）主观上，委托人是否存在逃脱中介费的意愿。
（2）拥有中介信息的中介机构数量，如果数量多就是一般，数量就一个那就是独家。
（3）中介公司是否提供了房源信息或成交机会，并积极履行媒介服务
（4）委托人是否利用了该信息、机会与出卖方私下成交或另行委托他人居间成交。
那么根据上面的几个”跳单“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观上，委托人没有逃脱中介费的意图。主体上，中介机构不是独家。中介公司的确提供了房源信息或成交机会，并积极履行媒介服务，但是，委托人没有利用这个信息，机会与出卖方私下成交或另行委托他人居间成交。所以，陶德华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法律实例分析篇2
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份机构改革分立为规划局和土地管理局）申请翻扩建其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两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定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汇丰公司付清了1000万元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 ，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前（1996年8月12日），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 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
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二、何谓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 [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 [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 [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 [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 [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 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8]在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 [9]
狭义的比例原则中有三个重要性因素（Wessentlichkeit）：人性尊严不可侵害（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10]；维护公益 [11]；手段适合（Tauglichkeitsgrad） [12]。
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 [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 [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 [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 [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 [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 [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 [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 [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三、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比例原则在本案中的具体体现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 [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四、比例原则与行政处罚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 [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要求适用。 [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五、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与信赖保护
在本案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哈尔滨市规划局先后作出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下文的列表中将有详细介绍），那么这些处罚决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相抵触？进一步讲，行政主体的此种做法是否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这些都涉及行政处罚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将结合本案案情，围绕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及信赖保护原则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成立便对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等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一般而言，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30]所谓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合法还是违法，都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的当事人都应加以遵守或服从。所谓确定力是指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即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和不可争辩力。即对于行政主体来说，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为内容，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内容或随意改变行为内容，非依法也不得请求改变行政行为。所谓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成立后，其内容对有关人员或组织所产生的法律上的约束效力，有关人员和组织必须遵守、服从。所谓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主体依法有权采取一定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效力。 [31]
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具有公定力、执行力、不可争力、不可变更力等。他认为，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即处分厅自己不能变更时，该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行政厅不能作出与此相反的行为时，该行政行为具有实质性确定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广义上解释不可变更力时，包括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权的限制。即当行政行为赋予相对人利益时，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观点来限制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 [3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处罚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必然也同样具有上述的四种效力，即是说，行政主体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处罚。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如果改变或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也必须要基于法定理由和依照法定程序而为，不得随意改变。即是说，这里又涉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主要有：1、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种行政行为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行政行为就是可被撤销的行政行为。2、行政行为不适当。所谓“不适当”，是指相应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有：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主体的过错引起，而依社会公益的需要又必须使行政行为的撤销效力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起，那么，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共同过错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的效力通常应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人的利益、好处均要收回；行政相对人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人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33]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但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可见，法律禁止对行政处罚行为作任意变更。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的情况。下表中将列明本案中涉及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及一份相关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
处罚时间：1994年11月28日
处罚对象：汇丰公司
处罚依据或理由：《城市规划法》第40条
处罚主要内容：限期补办手续；处理好四邻矛盾，出现问题自负；超建面积罚款处理；罚款额83580元。
行政处罚相关文件：哈规土（1995）第36号文
处罚时间：1995年4月7日
处罚对象：汇丰公司
处罚依据或理由：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中，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
处罚主要内容：撤销原处罚决定，并返还罚款。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哈规城规罚决字（1995）第018号
处罚时间：1995年7月20日
处罚对象：同利公司
处罚依据或理由：《城市规划法》第32条，《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26条。
处罚主要内容：将超层部分拆除2层半，保留3层；保留部分予以罚款，重新办理审批手续，补交各种税费。（此决定因同利公司向规划局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致使该处罚无法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哈规罚字（1996）第1号
处罚时间：1996年8月12日
处罚对象：汇丰公司
处罚依据或理由：工程违反了《城市规划法》第29条、第32条，和《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23条。依据《城市规划法》第40条和《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41条作出决定。
处罚主要内容：对临中央大街部分所建工程的处理：拆除地面5至9层，其余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92000元。对中央大街108号院内所建工程的处理：拆除地面8、9层，其余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82400元。
可以看出，在该案中，实际一共有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括：（1994）第002号、（1995）第018号、（1996）第1号。其中，（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哈规土（1995）第36号文件以其“存在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为由而予以撤销。（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实际执行，因为“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这不禁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行政处罚行为毕竟是具有执行力的行为，倘若处罚决定的内容出现错误，也应当依法定程序予以纠正。而本案中，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下文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即（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则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与上一份处罚决定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从理论上讲，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又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
同时，笔者注意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该决定（即（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 [34]但在法院的最后判决中，并未指出对该“混乱、不严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予以撤销，其判决内容直接针对的是（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在这里，（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成了“被遗忘的”决定，而该份行政处罚决定出现“混乱、不严肃”的原因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也就易被忽视。
总之，在本案中，就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事实，同一行政主体先后作出三份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的撤销、变更程序并不清晰。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5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这一规定，一方面缺乏行政机关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加以“改正”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包括主体、时限、以何种形式作出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自行改正错误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行政处罚的撤销、变更，相关法律应作出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
如前所述，本案中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先后出现了三份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就必然涉及行政处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对相对人的某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如罚款）处罚，或者说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解决的是行政实践中多头处罚与重复处罚的问题。 [35]该原则的例外包括：1、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多个行政法律规范，则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2、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既违反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又违反相应的刑事或民事法律，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责任，也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持续行为、屡犯行为的处罚也不应受该原则的限制。 [36]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汇丰公司在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行为，先后作出内容不同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且其中撤销、变更关系并不明确，比如“被遗忘了的”（1995）第018号处罚决定，这也在事实上有违“一事不再罚”原则。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笔者建议在行政处罚领域中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这一方面利于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制约其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这也就最终保证了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公法上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联邦有时认为其直接出自法治国家原则，有时认为其出自基本权。 [37]该原则同时拘束立法、司法和行政。依信赖保护原则，如国家行为罔顾人民值得保护之信赖，而使其遭受不可预计之负担或丧失利益，且非基于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因人民有忍受之义务，此种行为，不得为之。 [38]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有三个要件：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因此构成信赖保护，首先要有一个令人民信赖的国家行为，即必须有一个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Rechtsschein）。 [39]应当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行政处罚即是信赖基础之一。而德国学说及判例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亦适用于法律生活上已无重大疑义地予以接受之行政惯例。 [40]因此，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受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约束。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一再作出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定：“……该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经规划局批准在同处中央大街位置上的多处建筑均属高层，其高度与汇丰公司所建楼房高度超过12米性质相同。另有经批准而超高建筑给予罚款保留处理，还有未经批准而超高的建筑至今未作处理，规划局对在中央大街上的违法建筑存在同责不同罚的现象。规划局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规划局所作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 [41]
事实上，规划局这种显失公正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行为，“显失公正”更多的是违反该原则的一种结果和表现。鉴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实践中起到的积极有效作用，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未来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作出明文规定，以达到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42]
法律实例分析篇3
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份机构改革分立为规划局和土地管理局）申请翻扩建其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两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定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汇丰公司付清了1000万元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前（1996年8月12日），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
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二、何谓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 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 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 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 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 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 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 8在联邦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 9
狭义的比例原则中有三个重要性因素（Wessentlichkeit）：人性尊严不可侵害（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10；维护公益 11；手段适合（Tauglichkeitsgrad） 12。
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 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 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 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 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 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 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 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 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 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 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三、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比例原则在本案中的具体体现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持原判。……” 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 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 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四、比例原则与行政处罚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WriteZhu(26); 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 WriteZhu(27); 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WriteZhu(28); 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要求适用。 WriteZhu(29); 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五、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与信赖保护
在本案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哈尔滨市规划局先后作出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下文的列表中将有详细介绍），那么这些处罚决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否同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相抵触？进一步讲，行政主体的此种做法是否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这些都涉及行政处罚中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将结合本案案情，围绕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及信赖保护原则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成立便对相对人和行政主体等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一般而言，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WriteZhu(30); 30所谓公定力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合法还是违法，都推定为合法有效，相关的当事人都应加以遵守或服从。所谓确定力是指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即非依法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和不可争辩力。即对于行政主体来说，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行为内容，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不得否认行政行为的内容或随意改变行为内容，非依法也不得请求改变行政行为。所谓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成立后，其内容对有关人员或组织所产生的法律上的约束效力，有关人员和组织必须遵守、服从。所谓执行力是指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主体依法有权采取一定手段，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实现的效力。 WriteZhu(31); 31
日本学者盐野宏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具有公定力、执行力、不可争力、不可变更力等。他认为，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即处分厅自己不能变更时，该行政行为具有不可变更力；行政厅不能作出与此相反的行为时，该行政行为具有实质性确定力。他进一步指出，从广义上解释不可变更力时，包括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权的限制。即当行政行为赋予相对人利益时，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观点来限制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 WriteZhu(32); 32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处罚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必然也同样具有上述的四种效力，即是说，行政主体非依法定理由和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或就同一事项重新作出处罚。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行政主体如果改变或重新作出行政处罚，也必须要基于法定理由和依照法定程序而为，不得随意改变。即是说，这里又涉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
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主要有：1、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缺损。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某种行政行为如果缺损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要件，行政行为就是可被撤销的行政行为。2、行政行为不适当。所谓“不适当”，是指相应行为具有不合理、不公正、不符合现行政策、不合时宜、不合乎有关善良风俗习惯等情形。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后果有：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主体的过错引起，而依社会公益的需要又必须使行政行为的撤销效力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起，那么，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人的过错或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共同过错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的效力通常应追溯到行为作出之日。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人的利益、好处均要收回；行政相对人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人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WriteZhu(33); 33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但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可见，法律禁止对行政处罚行为作任意变更。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案的情况。下表中将列明本案中涉及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及一份相关文件。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时间
决定书文号
对象
依据或理由
主要内容
1994年11月28日
哈规土罚字
汇丰公司
《城市规划法》
限期补办手续；处理好四邻矛
（1994）第002号
第40条
盾，出现问题自负；超建面积
罚款处理；罚款额83580元。
1995年4月7日
哈规土（1995）
汇丰公司
哈规土罚字
撤销原处罚决定，并返还罚款。
第36号文
（1994）第002
号中，被处罚单
位与建设单位不
符。
1995年7月20日
哈规城规罚决字
同利公司
《城市规划法》
将超层部分拆除2层半，保留3
（1995）第018号
第32条，《黑龙
层；保留部分予以罚款，重新
江省实施办法》
办理审批手续，补交各种税费。
第26条。
（此决定因同利公司向规划局
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
罚，致使该处罚无法执行。）
1996年8月12日
哈规罚字（1996）
汇丰公司
工程违反了《城市
对临中央大街部分所建工程的
第1号
规划法》第29条、
处理：拆除地面5至9层，其余
第32条，和《黑龙江
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92000元。
省实施办法》第23条。依据《城市规划
法》第40条和《黑龙江省实施办法》第41
对中央大街108号院内所建工程
的处理：拆除地面8、9层，其
条作出决定。
余部分罚款保留，罚款182400
元。
可以看出，在该案中，实际一共有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包括：（1994）第002号、（1995）第018号、（1996）第1号。其中，（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哈规土（1995）第36号文件以其“存在被处罚单位与建设单位不符”为由而予以撤销。（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能实际执行，因为“同利公司申明不是建设单位，不接受处罚”，这不禁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行政处罚行为毕竟是具有执行力的行为，倘若处罚决定的内容出现错误，也应当依法定程序予以纠正。而本案中，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没有下文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份行政处罚决定，即（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则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与上一份处罚决定又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从理论上讲，在（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又再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在程序上存在着重大的瑕疵。
同时，笔者注意到，在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该决定（即（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 WriteZhu(34); 34但在法院的最后判决中，并未指出对该“混乱、不严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予以撤销，其判决内容直接针对的是（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在这里，（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成了“被遗忘的”决定，而该份行政处罚决定出现“混乱、不严肃”的原因及相关责任的承担也就易被忽视。
总之，在本案中，就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事实，同一行政主体先后作出三份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其中的撤销、变更程序并不清晰。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54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这一规定，一方面缺乏行政机关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加以“改正”的具体程序性规定，包括主体、时限、以何种形式作出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自行改正错误的行政处罚的情形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笔者建议，对于行政处罚的撤销、变更，相关法律应作出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
如前所述，本案中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先后出现了三份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就必然涉及行政处罚中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事不再罚”。“一事不再罚”是行政处罚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对相对人的某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同类（如罚款）处罚，或者说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一事不再罚原则解决的是行政实践中多头处罚与重复处罚的问题。 WriteZhu(35); 35该原则的例外包括：1、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多个行政法律规范，则由有权的行政机关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2、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既违反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又违反相应的刑事或民事法律，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责任，也不受“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对于持续行为、屡犯行为的处罚也不应受该原则的限制。 WriteZhu(36); 36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汇丰公司在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08号改建商业服务楼这一行为，先后作出内容不同的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且其中撤销、变更关系并不明确，比如“被遗忘了的”（1995）第018号处罚决定，这也在事实上有违“一事不再罚”原则。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其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笔者建议在行政处罚领域中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罚”原则，这一方面利于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有力地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制约其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这也就最终保证了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公法上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德国联邦有时认为其直接出自法治国家原则，有时认为其出自基本权。 WriteZhu(37); 37该原则同时拘束立法、司法和行政。依信赖保护原则，如国家行为罔顾人民值得保护之信赖，而使其遭受不可预计之负担或丧失利益，且非基于保护或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因人民有忍受之义务，此种行为，不得为之。 WriteZhu(38); 38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有三个要件：信赖基础、信赖表现和信赖值得保护。因此构成信赖保护，首先要有一个令人民信赖的国家行为，即必须有一个有效表示国家意思的“法的外貌”（Rechtsschein）。 WriteZhu(39); 39应当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行政处罚即是信赖基础之一。而德国学说及判例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亦适用于法律生活上已无重大疑义地予以接受之行政惯例。 WriteZhu(40); 40因此，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受自身作出的行政行为的约束。
在本案中，规划局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一再作出内容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违反。而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一审法院的判决书中对（1995）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认定：“……该决定认定‘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法律依据不足，处罚混乱、不严肃。经规划局批准在同处中央大街位置上的多处建筑均属高层，其高度与汇丰公司所建楼房高度超过12米性质相同。另有经批准而超高建筑给予罚款保留处理，还有未经批准而超高的建筑至今未作处理，规划局对在中央大街上的违法建筑存在同责不同罚的现象。规划局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规划局所作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 WriteZhu(41); 41
事实上，规划局这种显失公正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的行为，“显失公正”更多的是违反该原则的一种结果和表现。鉴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实践中起到的积极有效作用，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未来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作出明文规定，以达到制约行政违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WriteZhu(42); 42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in Administrative Law —HuiFeng industrial companylimited v. HaErBing City Planning Bureau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the cas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 inadministrative law and the exertion of it. In this paper, we inquire into some importanttheories and problems, such as alte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heprinciple that no one should be twice harassed for the same cause, theprinciple of protection of reliance interests, as long as give somesignificativ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on of correlated legal issues.
法律实例分析篇4
实际上，民法案例分析的模式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因而在各种民事案例中均能适用，且民事案例分析还具有自我设计以及自我构思两个特点。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的思维方式也必须有所不同，并且要通过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分析理念的全面化来对民事案例分析的方法和策略加以完善，这样才能对其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进行细致的探究。目前我国在进行民事案例分析时，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缺乏规范化、完善性的分析方法，因而导致了国内民事案例分析始终不能获得较高的质量。
2.解释性
民事案例分析法不单单指一种分析事实案例的策略，同时它也是解释法律的重要方式。民事案例分析能够通过分析各种数据与事实，对事实整体真相进行明确，并将法律事实进行陈述，这样就能建立起符合构成法律要素的重要事实，从而使得法律能够发挥出真正意义上的引导作用。另外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法律适用的特性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在法律的基础上对实际情况进行细致客观的解释和分析。
3.逻辑性
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必须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性特点，例如在进行请求分析时，其所使用的思维程序以及思维方式都是比较固定的，因此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序虽民事案例展开分析活动，这样才能依靠法律对个人的合法权利实行强有力的捍卫。
二、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分析
在分析民事案例的过程中，一般可以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法，二是请求权基本分析法，进而对民事案例分析展开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法
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一般是针对法律关系清晰程度的不同，对各个法律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这样就能对当事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关民事案件的性质进行综合性的把握。换言之，法律关系也指的是利用法律对生活联系进行规定，并依靠法律对当事人所拥有的合法权益加以有效的保障。
随着社会关系的交错复杂，在法律管理的科学模式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能逐渐变得规范化，且法律干预所具备的价值也能得到充分的彰显，从而使得法律关系也能发展得更好。在民事案例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案例分析法，不仅能够有效的将权力与义务两者之间的关系理清，并且还能对每个当事人的责任与义务借助法律条例来进行明确。民事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能够将非法律关系以及不相关的元素加以排除，并在法律范围内明确所聚焦的对象。
在民事案例分析法实践的过程中，应用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对案件事实进行具体分析时，就需要其所涉及到的具体法律关系，并且要对具体的争议点内容以及争议过程中的核心关系进行明确，这样才能按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同时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分析的重要组成元素就是法律关系是否产生，然后就需要对法律关系所具备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将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内容、相关主体以及相关客体等进行明确，对民法案例分析中所对应的逻辑性思维进行明确，这样才能有效的确保民法案例分析能够获得较高的质量。
2.请求权基本分析法
请求权基本分析法又称之为韩摄法、归入法，它主要是指通过请求权基础寻求，将小基础纳入到大基础中，从而对确定是否能对请求权进行支持的一种民事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这种基本方法的分析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当事人的具体请求进行研究，并在全方位调查与分析的前提条件下，对法律是否给予支持进行明确。
在对民事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用请求权基本分析方法，必须对民事案件的分析情况以及具体的内容进行明确，如果当事人的请求不是给付的请求之诉，那么这种分析法以及分析的过程中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必须需要应用法律关系基本分析方法来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析。在当事人相应的请求提出之后，就需要检索原告当事人所供述的具体内容，并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且第一思考的次序必须是合同中所出现的请求权，并在具体的合同内容的基础上来加以细致的分析，从而对请求权的各项种类进行明确。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对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案例分析法的合理实施，有利于有效保障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且在民法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应用案例分析法，必须对案件分析的内容以及情况进行明确，并采用法律关系分析基本方法以及请求权基本分析法等，就能有效对具体的民法案例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纪晶.民法案例分析基本方法及应用[J].法制博览，2016，21：326.
[2]卢志刚.广义民法物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法律实例分析篇5
Key words: a case study law class
中图分类号：G64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中职学校中，《法律基础知识》课是一门非法律专业中开设的必修课，目的是通过学习该门课程，培养中职学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然而，《法律基础知识》的内容几乎覆盖了法学的所有主要课程，课时少，内容多，教好这门课程难度很大。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法律基础知识》课上合理运用案例分析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一、法律课堂教学现状
1、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法律基础知识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中职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将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基本技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材为依据，教师主要讲解教材中的理论和概念，学生把理论的理解和概念的记忆作为重点，导致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不知道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解决。
2、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上处于决对的主导地位，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在课堂是主宰者，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在课堂上不能和学生形成互动，所以，课堂气氛平淡，学生对学习法律知识不能形成兴趣。在中职学校学生中开展法律基础知识讲座，不仅仅是要求学生掌握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将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熟记于心，在以后工作生活中能够做到灵活运用。因此，要提高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中引入案例分析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
二、运用案例分析的作用
1、选择的案例要恰当。 在课堂中引入案例分析离不开案例，案例素材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运用在课堂教学中，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上要有所甄别。要广泛的收集案例，搜集案例的渠道很多，可以从互联网、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新闻等等多种渠道进行收集。在收集好足量的案例后，对案例进行选择，选择案例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关联性，选择的案例要与将要讲授的课程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不能与讲授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案例的案情要与所讲授的法律规则存在联系，使学生能够运用讲授的法律规则、法律原理对所选案例进行分析，能够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的同时掌握相关的讲授内容。二是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通俗易懂。毕竟在中职学校学生中普及法律知识，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学生成为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在选择案例是要选择相对容易一些的，能够使学生在分析案例的同时掌握并理解所讲授的法律知识。三是现实性，即案例的选择要贴近现实生活，选择的案例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进而使学生认为法律知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能够用的到，增加学习兴趣，减少学习法律的枯燥乏味感，从而有利于学习知识的掌握。
2、在自己对选定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可以要求学生做好提前准备，以便在课堂上形成良性互动。在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之前，教师必须对案例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要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相关问题遇到后如何解决，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学生思路，增强学生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能够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但如果学生没有事先准备，可能学生会存在跟不上讲课思路，从而造成不能与教师形成良性互动的情况，因此，学生的课前准备工作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可能从两个方面去做好学生的课前准备工作。一是课前布置案例，让学生预习相关法律知识。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课堂上又要讲授相关法律知识，因此不能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时间思考，这就要求在课前对学生提出预习要求，使学生了解案情，带着问题上课，从而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思考。二是布置的案例不要存在确定性的答案。在课堂中运用案例分析目的在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而案例本身如果答案唯一，则学生的观点一致，不能形成气氛热烈的讨论，进而使课堂不能活跃起来，学生积极性上不来，这就不能实现课堂中运用案例分析的目的。因此，在给学生提供案例材料时，一定要将案例结论部分隐去，允许学生自己充分分析，并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争论，从而给学生开辟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培养创新型的思维能力。
3、课堂上运用案例分析一定要组织灵活，可以采用多种组织形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讨论形式，这种形式是在传统的讲授基础上，将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课堂的前期专门讲授的基本法律理论。中间由教师引出案例，并让学生对案例进行针对性的讨论，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意见，调动学生主动发言，针对具体情况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路，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允许不同意见的出现，允许不同意见的各方展开争论，进而调动课堂气氛。第三阶段由教师对案例分析进行归纳，由于学生真正参与了案例分析的整个过程，所以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讲授的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有助于增强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可以采用模拟法庭对案例进行分析，这种教学方式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案件当事人，如法官、原告、被告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模拟审判某一案件来对案例进行分析。它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性，由于学生亲自扮演某一角色，全面介入模拟诉讼活动中，学生有切身感受，有利于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可以采用电教化案例教学方式，多媒体教学已在各大中职学校中兴起，将案例分析制成课件，通过幻灯片、视听影像资料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案例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进而使学生认识到日常生活中时常会遇到法律问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在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会大有裨益。例如现在很多电视台都开办了法律类的节目，在每一个真实的案例播完后，都会有一些法学专家学者或是律师对案例进行点评，这类节目收视率都很高，在这类节目中选择与讲授内容相关的题材进行播放，在播放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无疑增加了课堂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最后教师再加以点评，进而使学生对讲授的法律知识进一步强化了概念。
总之，在法律基础课上运用案例分析，一定要坚持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引入案例分析是为调动学生主动的参与教学活动，案例的选择一定要与日常生活存在紧密的联系，在灵活的组织形式下正确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主动认知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案例分析在法律基础课上的积极作用。
法律实例分析篇6
二、案例教学的运用
案例教学能实现法律技能训练日常化的需求。当前案例教学的方向是改变既往教学中的随意压缩，皈依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在案例教学中的地位，实现系统提升法律技能的教学目标。案例教学的实现依赖多个环节的相互配合:A法律知识储备(形成前理解);B法律情景创设(选取法律案例);C法律方法运用(构建大小前提、法律推理等)。实践中，法学教师多重视A、B环节，但对C(法律技能形成的关键)环节的训练存在疏漏。事实上，A、B环节是当前法学本科教育的强项，而C环节却显得孱弱。因此，下文以C环节教学实践为例予以阐述。案例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独立获取法律判断的能力。教学中，教师应提供案例分析的方法(分析工具)和程序，让学生清晰地意识到不同程序在法律方法上的意义，及其在法律判断形成中的地位。案例分析方法(路径)在教学中确定后需保持相对稳定，即所有案例教学都重复运用该分析工具，以实现技能训练重复践行、直至熟练的需求。以常规案例教学为例(事实与规范相适应或相对适应的案例)，案例教学运行过程如下:
(1)识别案件事实，为构建小前提做准备。
任何法律案例均以法律事实(行为或事件)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的确立、变更或消灭为核心，并由此发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分配的法律辨析。教学中，许多学生在接触法律案件后，或因案件涉案主体繁多，或案件事实变动因素复杂、或证据种类和数量庞大等，陷入焦躁、迷茫状态，甚至丧失学习信心和兴趣。但此时学生已具备一定案例分析的能力(理论储备与法律思维)，即能够形成案例的前理解。其缺乏的是具体分析方法，即将既有法律知识运用于分析个案的方法。此时，教师可首先引导学生识别事实，筛选案件材料中的关键因素，缩小法律知识运用范围。基本确定案件(粗略)事实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案例中的法律关系进行梳理(运用图示或表格法)，以明确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法律关系梳理能帮助学生简化案情，尤其在复杂个案中，法律关系分析图示能帮助学生剔除材料中的干扰元素，明晰分析方向。但是，这时形成的事实认知是不全面的。因为案例事实的最终形成，取决于将来可能够适用于该案件事实的法律规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判断这已知的事实情境，另一方面取决于对法律规范整体的认知程度。
(2)法律(规范)发现，为建构大前提做准备。
法律仅对社会关系进行普遍规定，不直接涉及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规范，适用个案的法律需经规范发现环节完成。但是，法律发现是规范发现，而非某个法条的发现。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寻求规范时须基于规范的要素(假设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全面获取。对法律规范的发现应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寻求规范对应的全部法条(直接查阅法典)，并将其标识在对应的法律关系图示中。这样，停留在思维状态的认知行为能够通过文字、图示得到二次反应，以便复习、强化法律知识，梳理分析思路，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常规案件而言，法律发现存在两种情形:即a直接与案件事实匹配的规范，b与案件事实相对匹配的规范。其中a类型情形存在的可能性较小，它往往要求规则规定十分具体，例如对主体、数量、方法、手段等方面有详细规定，且该规定恰好符合案情。而对b情形，往往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文义、目的、体系、历史、辩证等)完成。
(3)比较规范与事实，获取大、小前提。
这是规范与个案事实相互靠拢的过程，即将案件事实置于规范涵盖范围之内。一方面，审视经过解释后的规范能否包含案件呈现的具体情形，即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以上文张男是否构成罪为例，此时需分析罪构成主体是否排除具有夫妻关系的当事人。因刑法236条未强调罪构成主体的身份关系，故仅从主体上涵摄仍显单薄。此时，需进一步对规范进行目的解释，将个案事实包含进规范调整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将上述获取的案件事实与规范进行比较，即完成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教师可引导学生将案件材料反应的事实用规范所需的法律表达方式进行表述，即阐述张男的行为实质违背李女意愿，侵犯了其性关系自利。此过程的意义是将规范与事实并不直接对应的情形(案例分析中的主要类型)进行比较，以获取法律判断的大小前提。该步骤的完成可能需要反复多次，即规范与事实的不断(多次)靠拢。
(4)形成法律判断。
法律判断的关键是获取大、小前提，但是如何将获取的大、小前提结合个案作出具体裁判也需重视。这是实践法律公平诉求的关键，关涉当事人切身权益。法律判断需结合案情，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手段、社会危害等，尽量做到同样的情况同样的处理。法律判断形成后，教师可要求学生形成文字表述，尤其是对裁判的论证训练可适当加强。
法律实例分析篇7
法律思维，即通过对法律概念与特征、评判、推理的采用去阐述法律制度与现象的一种错综繁杂的心理过程。而商法思维更主要的是必须严格地遵循商事活动的习惯与惯例，并不是简单地采用法律判断替代商业判断，它是一种在裁判商事活动案例、化解商事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风险时运用的特殊思维方式。商法思维方式需要依靠长期专业的锻炼和实践才能形成，不仅是商法教学工作者应该拥有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也是法律职业能力组成中的关键性因素。商法案例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案例客观事实的阐述还是案例事实中蕴藏的法律问题的分析，都应该具备极强的抉择能力与综合分析的思维能力，商法案例教学除了应该为学生讲解案例蕴含的商法理论外，更主要的是要加强对学生甄别能力、推理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加强对商事活动和法律的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需要强化学生的效率、协作与责任意识。
但是，在目前的商法案例教学中，教师在讲述、剖析案例之时通常会指引学生根据法律关系的发生时间的顺序去进行分析，以便能够确定适用的商法规则;在商法无具体的条款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形下，解析出案例中所涉及的商法原则或理念。而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或者是讨论之时，一般知晓案情，接着是考虑现行商法中是否有具体的条文涉及到该问题，如果有具体的规定，则直接依据该规定予以解决。这样的商法案例教学，学生理所当然地会认为法律规定和教师所讲理论是先验正确的，一般不会主动思考案例引用的法律规则或者理论是否存在不足与缺陷，教师在讲述和分析案例时过于积极以及讲授的方法的单调性，这就是商法案例分析结果变得固定化，既磨灭学生参与商法案例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也制约了其思维创造性，商法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锻炼与培养便举步维艰。
（二）商法案例教学方法不明
商法教学活动运用案例到底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呢？
方法一为案例例证法，即将案例作为一种证明例子予以引入，教师在对商法理论知识进行体系化的讲解后进行例证说明，用已讲授过的商法理论知识对案例予以分析，或者是通过案例来检验与解释理论。例证法采用的实际是演绎法，从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推演下出案例结果。这种方法主要是学生听取教师的知识讲授，然后能从所举的教学案例中甄别并发现问题，掌握并巩固所学知识。案例例证法教学并没能从传统式的教学方式上摆脱出来，教学形式依旧维持着教师主动讲解与学生被动接受的特点，案例仅仅是对某一商法理论知识的呈现，其目的是体现该理论知识的实际状态而被采用。
方法二为案例导入法，即教师在讲授商法理论知识之前将案例作为引导，从而导出将要讲述的某一商法概念与制度。教师在进行商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之中必须借助具体商法案例而展开，运用教学行为所希冀达到的教学水平与质量是凭借采用具体商法案例来呈现某种商法原则、商法规则或商法思维。从本质上讲，案例导入法实为归纳法，在开始时使学生接触到具体的商法案例，并让其从中总结出一些抽象的原理与规则，进而使学生探究证实出商法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在判例法的国家中，案例导入法常常被用来展开教学活动，案例被融入到制度与原理的讲解中，但是缺少严密细致的逻辑分析过程，商法制度表现非常不全面与体系化，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法知识体系。
我国重视理论完备的讲授体制与具有个案特征的案例教学有着难以调和的并不相兼容性，因此，在商法教学中案例一直以理论辅助品的角色出场，商法案例教学“先天不足”似乎成为定局。
（三）商法教学案例库资源相对匮乏
案例库能够为案例教学提供一个充分展示的平台，因而案例教学的进行应该围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开展而来，所以，案例教学涉及到资源库建设问题。商法案例是对法律最具体生动的解释，是沟通课堂与商事活动的桥梁，对商法教学案例资源的收集是案例教学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只有高质量的案例才能保证商法教学效果。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学教育与生俱来就是案例教学，判例的公开化及其系统整理化能够使其案例教学匹配到最新而又全面的案例资源。在美国和英国的法学院的图书馆中，能过很轻松的搜索到曾经的一个偏僻的案例，而其判决书内容不加修辞即可成为案例教学的鲜活资源。
然而，我国并不是一个实施判例法的国家，不能实现判例的公开化及其系统整理化，不存在一个系统化整理并提供案例资源的实施者，法律教育工作者要想完整而又体系化地得到案例资源相当困难。因此，现在案例教学唯一能依靠的是法学教育工作者的个人案例资源。对于商法教学案例而言，教学案例库不应该仅仅只是我国法院的司法裁判案例，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反映商事活动的商事活动案例，也就是商事非诉案例，只有商事裁判案例与商事活动案例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商事法律制度，有利于学生商事法律思维的训练与培养。目前来看，国内有条件对商事活动案例进行收集的高校并不常见，有报道称，江西财经大学的法学院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收集来源于法律实务中的 400 多份商事审判案例的案卷，建立了一个能为商法教学活动服务的案卷库，从而防止了商事案例匮乏问题的出现。事实上，商事教学案例库资源匮乏已经成为我国商法案例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商法案例教学的思维转换
案例教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案例的解析来呈现商法规则的发展历程以及其目前状况，并运用商法案例的剖析与讨论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此种教学方式因此也被认为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创造性的独特方法，而且已得到了广泛运用。商事思维对商法案例教学思维影响很大，这意味着，商法案例教学需要完成从传统案例教学思维向商事思维的转换。
（一）参与式思维
教师完成商法案例选择、信息提供、课堂组织，引导讨论、结论评判等一系列内容，学生参与讨论或辩论而进入案例情景。教师在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辩论，思考过程中帮助学生认识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加深对商法理论和基本制度的理解。参与式商法案例教学的宗旨是通过学生们的单独思索与团体合作，培养学生商法思维能力、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综合采用理论处理商法问题能力。
（二）观摩式思维
教师搜集网络视频案例资料，运用多媒体设备将商法案例引入课堂并组织学生观摩讨论，或者组织学生旁听商事法庭审判和商事交易过程，指引学生体味法官是怎样演绎、援引与解释法律。经由对商事审判文书与商事合同文书的解读，使学生能够关注商法的阐述方式与逻辑表达。通过形象、生动、直观的商法案例素材，使学生能够独立思索并且能拓宽其商法思维能力。观摩结束后，组织学生充分地进行分析与讨论，教师及时点评并作出总结，通过观摩商法案例提升学生甄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模拟式思维
教师组织学生模拟案例角色，模拟商法案件发生、审理的全过程，再现案例情境，使学生能够把所学的商法理论综合运用于模拟案例。通过案例再现，提高学生法律演绎与推理、解答咨询、商务洽谈技能、进行诉讼与商事仲裁中所必备的技巧，同时检验和巩固案例所反映的商法理论知识。模拟式思维能实现商法理论知识和商法实践的有机结合、理性思维与感性所知的统一、商法科学与实践艺术的有机统一，寻求模拟案件商法上的最佳解决办法。
（四）实践式思维
教师安排学生担任个案的法律角色参与案例实践，比如接待当事人、对相关商法问题进行解答、实际经办案件、作为辩护人出庭等等。这能够使学生以法律服务者的角度去思考案例本身，将商法理论、实践、技巧、信念以及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充实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应用法律的能力，帮助学生训练与培养实践式案例学习能力以及通过运用经验能够积极反思的逻辑能力。实践式思维不但包括对商法理论的认识与理解，而且包括对法律工作者工作的环境的知晓。最为主要的是，这种实践式思维还能引发法律工作者对其个人价值的更深层次的了解。
三、商法案例教学的方法运用
商法案例教学本身就是教学方法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商法案例教学进行过程中仍然出现了效果不佳的问题。难有成效的运用案例教学的原因在于，教学中并未深入地探讨商法案例教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使得案例教学法仍为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讲授教学，听商法案例上课和听商事理论上课并没有实质的区别，难以激发学生认真听课的热情和积极参与的兴趣。因此，学生真正需要的是商法案例教学活动中的进行思维的过程，是如何理解商法案例映射商法理论的方法，并不是商法案例本身的解析。
（一）分析综合循环法
分析即为把欲要分析的对象在整体上拆分为几个部分、环节或者要素，并对此进行分别的探究，是只能从本质上了解事物的方法或者过程。综合是指基于分析的基础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环节或者要素的认识有机联结，厘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知悉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形成全面认识的方法或过程。商法案例分析就是把商法案例分解拆分为各个部分，对各部分的商法原理、商事法律条款分别加以了解，商法案例综合要求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商法案件素材，得出能普遍适用的结论，思索商法作出该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商法案例分析和综合互相联系渗透，通过分析综合的循环往复过程锻炼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抽象性思维。
（二）类似案例比较法
在商法案例教学中对类似商法案例进行多角度、多维度比较，包括适用商法理论的比较、相似法律事实的比较、不同时期商法案例的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商法案例的比较。通过类似商法案例比较法可以使学生准确界定商事法律关系，深入商法理论分析，拓展商事思维，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运用类似商法案例比较法对培养学生的商事法律制度创新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商法规则网络法
在商法案例教学中，往往一个商事案例涉及若干个商事法律关系，不同的商事法律关系所映射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同，若干个商事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立法逻辑上的内在联系，商法理念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通过引导学生商法案例分析和综合之后，将会为学生呈现出该商法案例所涉及的商法规则网络，通过对规则网络的再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现行商法制度的不足与缺陷，学生可以通过以往学习的知识，构建出自认为合理的商法规则体系，再通过商法案例的反复验证，能够基本演绎出商法案例教学所要教给学生的知识结构，真正达到商法理论知识的融汇贯通，有助于培养其知识迁移能力。
四、商法教学案例库资源建设
案例库的建设是商法案例教学基础，人民法院运用商字类案号为商事案件的识别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现在我们进行商法案例的系统化汇编与整理显得符合实际。教师应当对案例信息进行科学合理地整合，并使案例库资源不断的更新，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教学案例库资源。
（一）案例类型建设
目前在商法案例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案例多数是法院予以裁判的案例，不能反映商事法律生活的全貌。从事商事活动的理性者不可能仅依赖提起诉讼来维护商事合法权益，控制活动的风险，而会在进行商事活动之前与过程之中，会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并制定风险防范的对策，利用专业团队的服务在交易活动尚未结束时防范法律风险。因此在商法案件素材的抉择上由判例到转变到商事活动案例，使商法案例教学回归重新回到商事活动的最初形态，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模拟环境，使之在课堂教学中就能领略到客观存在的问题，知悉商法的运行现状，对学生培养控制法律风险的思维有着很大的帮助。
（二）案例来源建设
商法案例教学所使用的诉讼案例主要导源于各级法院，能够从法院对外公布或者是公开发行的网站和案例集刊中查找，也可通过内部资料的交换获取仅在法院内部发行的案例汇编。商法案例教学所使用的商事活动案例主要来自教师所服务的律师事务所、顾问单位等机构，在不侵犯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可以汇编整理交易案例以便用于商法教学。
（三）案例要素建设
案例要素一般要由案件事实、争议焦点、法院判决、相关知识、基本分析等要素构成，介绍案件所发生的背景、核心问题、解释法律适用的困惑、链接相关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展开分析。教师应在要素建设中注意教学效果分析，通过布置思考题等方式检测学生对案例内容的理解，进而不断地调整案例要素的组成。
（四）案例选编建设
法律实例分析篇8
法学是一门理论研究性较深和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要求教学者必须以深厚的法学基础理论和严谨的法学逻辑思维为基础，深入浅出并条理分明地将法学知识传授给学习者。高校的法学教学工作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实务工作者为首要任务，并附带完成传播法学知识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的次要任务。为此，教学方法的精心设计和有效运用对于提高法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法学教学任务成为法学课程教学人员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一、传统法学教学方法利弊评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法学教学方法主要分为两类，即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教学方法和以案例分析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教学方法。[1]
1.讲授法。讲授法主要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要方式，辅之以问题解答、阅读辅导和论文写作指导，并以学生是否完全接受教师课堂讲授的知识作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教学方式。[2]其课堂讲授内容多以系统的介绍整个法律制度结构为主线、详细讲解法律概念、性质和特征等基本法律知识，因而这种教学方法通常具有四个明显特点。（1）讲授法注重法学知识讲解的系统化和体系化。系统化和体系化是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成文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其目的是避免法律规则间的冲突和保证法律体系内部逻辑性的统一。因此，教师在以讲授法为主要教学方法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系统地讲解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和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这样的讲解更有利于学生们系统地了解法律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2）讲授法注重法律素质的培养和法律精神的传播。法学教学是以培养法学研究型和实务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因而法律规范的学习和分析，法律价值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法律精神的领会和传承应成为法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实现不仅有利于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法律精神的弘扬和传承。（3）讲授法注重教学者理论功底的加深和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学教学过程主要是教师对法学理论和实务知识的讲解和分析，指导学生依据法律逻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完全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因此，教师理论功底的深厚和知识广博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和任务的完成。（4）讲授法注重课堂教学形式的采用。这种方式对教学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要求不高，可以在教师数量不足和法律实践场所不足的情况下开展，有利于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3]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法学的发展，传统的讲授法已经很难单独应对学生们获取知识的渴望和社会对法学人才的要求，讲授法的劣势逐渐显现。例如：讲授法过于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2.案例分析法。为应对讲授法的弊端，案例分析法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讲授法的不足。案例分析法是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学方法，其逐渐受到各国高等学府的重视并应用于法学教学实践之中。该方法是通过分析和研究现有案例，指导学生将法律规定适用于案例的解决过程，从而使学生掌握案例分析、逻辑推理和法律适用的技能。其具有如下四个主要特点：（1）案例分析法是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该方法要求教学活动紧紧围绕案例展开，进行介绍、分析、讨论和讲解。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让学生在案与法的融合中感受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并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文本解决具体案例。（2）案例分析法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引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应体现在教学策划、案例选择、信息提供、课堂组织和讨论评判等一系列活动中。同时，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了解案情、评论案情、共同讨论和相互辩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自发地和自愿地参与其中。通过上述的引导行为和激发行为帮助学生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案例分析法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学生在整个案例教学活动中自主完成案情讨论、案情分析、法律思考和法律适用等活动，而教师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予以细心的指导，并引导学生顺利完成案例分析和得出正确的结论。（4）案例分析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是案例分析法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重点培养学生理解法律、适用法律和评价法律的认知能力，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陈述观点，解释缘由和观点论辩的语言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然而，案例分析法同样具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①案例分析法过度侧重于案情分析和法律适用，忽视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其结果只能是学生学会依据法律推理得出案件可能的裁判结果，但是为什么法律如此规定和法律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则很容易被学生所忽略。②案例分析法在实践中还依然是讲授法的辅助手段，案例只是理论知识讲解后的辅解释工具而已。对此问题，许多学者建议将讲授法与案例分析法有效结合，使学生在理解法学理论的同时学会分析案例和法律适用技能，这样做既兼顾了理论学习又兼顾了法律实践。然而，如何很好地运用这一混合方法一直是学者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对此，逆向教学法的出现为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二、逆向案例教学方法的优势和实践
逆向教学法是美国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家Grant Wiggins和Jay MacTighe于1999年率先提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教学方法是从教学目标逆向入手，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和开展教学活动，最终指导学生完成教学目标的方法。换句话说，课程只是实现既定学习目标的手段，而教学则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特定主题，使用特殊资源，选择特殊学习指导方法，最终达到既定学习目标的过程。在具体教学中，逆向教学法不是由理论讲解到案例分析的顺向教学方式，而是先引入案例分析再进行理论讲解的逆向教学方式。其教学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1）明确预期的教学目标；（2）确定教学目标需达到的证据；（3）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
1.逆向教学法的优势。（2）逆向教学法首先进行的案例分析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好奇心。这种教学法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目标的指引下精心地选取典型法学案例，并为之后的案例解析所需理论的学习奠定实例基础。那么在这一阶段，学生的法律学习是以了解案例具体情况为主，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并形成基于理性判断而得出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享受美好的探索乐趣，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在伦理、道德和法律之间迂回游走，在快乐的探索中完成理论学习的铺垫工作。（2）逆向教学法鼓励学生基于各自的判断依据展开讨论，相互攻辩，在激烈的交锋中辨别是非曲直。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学生们通过讨论和辩论发现各自观点的不足，在相互学习中逐步提高对案情所涉及法律知识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同时，相互探讨和相互辩论会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热情和渴望获得真理的想法。（3）逆向教学法有利于教师通过启发式和探究式的讲解帮助学生解开谜团，帮助学生把对案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将分析案例所需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予以详细讲解，使学生们能够将自己原有的认识与这些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相比对，从而理解法学理论的含义和法律规定的合理性，最终实现法学教学的预期目标。
2.逆向教学法的运用。逆向教学法在法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可借《民法学总论》课程为例加以解释。例如：教师准备讲授公序良俗原则时，可以依据这个教学目标选取一个现实的并且社会争议较大的借腹生子案例，并将详细的案情提供给学生，使其对案情有所了解。然后，鼓励学生们进行思考和讨论借腹生子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和法律规定的问题，并让学生将形成的观点予以表述。那么，当不同的观点出现后，学生们自然会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观点进行反驳。当然，如果在对方观点依据充分且分析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学生也会认可和接受不同观点。这就由自行探索和学习的阶段进入到相互学习的阶段。最后，教师可以就这个问题认真讲解借腹生子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结果。之后，顺势引出公序良俗原则，通过解释该原则的含义明确指出借腹生子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予以禁止，但其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要求，因而属于违法行为。
三、结语
逆向教学法是一种与传统教学方法在设计方式上相逆的教学方法，其强调以教学目标为起点和归宿，视教学为目标达成的手段，致力于对教学思路的核心环节进行改进和创新。如果探究该方法的本质，逆向教学法实际上是传统教学方法中讲授法和案例分析法的结合，是一种混合教学方法。只不过这种教学方法将教学过程的顺序由传统教学的顺向教学转变为逆向教学。其由教学活动的终点起步，基于所要实现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合理安排案例分析和理论讲授的过程和阶段。在以教师为主导和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自主参与和主动求知，最终全面掌握法学理论和实务技能。
参考文献：
法律实例分析篇9
一、案例教学法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大量中职法律教学实践表明，案例教学法所产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法律课程的较强理论性特征易导致学生学习过程枯燥和乏味，进而降低学生学习兴趣。但联系学生实际生活的案例则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多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关联的典型、热点案例。
2.增强学生综合能力
结合案例教学，通过对案例的学习、讨论及分析，不仅可以让学生习得法律基础知识，巩固对法律概念、原理的理解，还增强了学生调查、分析、判断、推理、逻辑等能力，为学生今后对案例进行独立理解和分析奠定基础。另外，在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解决过程中，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协作可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合作能力。总之，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对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3.培养社会所需人才
案例教学法通过真实案例的应用，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贴近实际生活的法律学习环境。整个案例的处理过程可以让学生模拟律师或法官角色，分析、整理、辩论、审理整个法律案例，进而让学生在案例的学习过程中感悟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体会“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间的联系、差异。
二、案例教学法应用于中职法律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从目前案例教学法的应用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案例教学内涵问题
案例教学法不能充分发挥其功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没有深刻认识案例教学法的概念及内涵。很多人认为案例教学法即通过简单的举例说明来实施相关学科知识的讲解，这种观念实质上混淆了案例教学与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指基于教学目标，将真实情景典型化处理成供学生说明、分析的案例，并加以研究和讨论的学习方式，其比案例教学更为深入，注重的是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内化。
2.案例编撰的问题
法律体系需要一个不断更新和完善的过程，转换到知识层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状态。但从目前中职法律课程教材案例编撰的现状来看，突出表现为内容滞后与案件虚构，难以发挥案例教学本身的效果。
3.案例选择问题
教学案例选择的任意性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滥用的情况是较为普遍的，所使用的案例缺乏准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而且在案例的文字描述中，存在对事实的简单化处理，缺乏对关键环节的分析，难以让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觉，自然也就无法发挥案例教学的真正效用。
三、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优化策略
为了充分发挥案例教学在中职法律教学中的积极作用，针对上述典型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有针对性、可行性、有效性的案例教学优化策略。
1.明确案例教学概念
案例教学即以案例为主线来实施中职法律教学，法律知识要点、重点及难点等都融在各个案例中，师生通过对案例的讲解、说明、分析、讨论、研究来获取知识、增强能力。案例教学首先是通过案例的展示，使学生了解知识、发现问题，然后再深化知识点，并着力分析、讨论和解决相关问题。
2.编著案例教学教材
目前所使用的中职法律教材只是随机穿插一些案例，缺乏目的性和系统性，明显表现出案例资源的匮乏。因此，笔者建议，应结合学生特点及教学内容以附录的形式将案例汇编成书。案例整体架构以教材的各章节内容为依据，每个案例附上注释、问题及答案。案例的选择要具备代表性、司法解释性及趣味性，例如，年度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等，同时也要选取一些国际案例。
3.S富案例教学方法
为了避免法律课程的较强理论性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有必要通过案例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法的结合来丰富教学形式。
（1）案例教学与任务驱动教学的结合。任务驱动即将“教、学、做”融入到教学活动中，与案例教学法有效结合，不仅可以借助“做”来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还可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将案例的分析、讨论及问题的解决以任务的形式布置给学生，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情境模拟等形式来剖析、理解案例，在任务的完成及案例分析过程中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
（2）案例教学与翻转课堂教学的结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反复困扰教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教学任务与案例教学时间之间的冲突。一般为了学习某个知识点，会设计多个案例，案例的阅读、演绎、分析等需要大量的教学时间。而课堂教学任务是固定的，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是案例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翻转课堂教学的应用，即将案例阅读、案例思考、案例讨论的时间延伸到课前或课后。教师提前印发案例、布置任务，也可以通过QQ群、微信群引导学生课外学习和讨论案例。课堂时间主要用于案例的研讨、分析、总结，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兼顾教学任务和案例教学所需要的时间。
（3）案例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结合。目前多媒体教学已在各个学科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对于法律课程教学而言，多媒体教学与案例教学的结合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将传统单一的教师“教”转变为师生互动教学。因此，在案例的选择及收集过程中，除了文字资料，还要整理各种视听、录像材料，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来说明复杂抽象的理论。这样，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
法律实例分析篇10
一、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
我国的法学教育教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其教学体系日趋完善，但教学模式与方法却未有较大发展，目前大部分任课教师仍普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所谓传统教学方法就是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一般只是被动地做笔记、被动地接受知识，形成了“讲—听—记’的模式。当然，在这种教学方式中，教师有时也会给学生讲些案例，但它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有关重点、难点内容，与案例教学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传统教学方法比较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传授，能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但也存在一些弊端：
1.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法学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具有法学基础知识和从事司法实务的专门型人才，这就要求在整个大学法学教育过程中，法学教师必须贯彻传授学生法学理论并培养学生从事司法实务基本技能的教学思想。传统的法律教学是以教材为依据，把对教材中的内容的讲解作为教学重点，导致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学生在遇到一些案例时很茫然，不知道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问题。因此，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不是依靠教师的讲授来实现的，而应是通过教师采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对大量案例的分析来提高的。因而，传统的教学方法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课堂教学与生活脱节，形成了教学与训练的封闭化、单一化、形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束缚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2.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很难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所以，课堂气氛平淡，课后学生只是注重概念和原理的机械记忆，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不明显。实际上，高质量的法律人才不仅仅是只掌握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而是融扎实的理论、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于一体，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要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律人才，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而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让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意义
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法学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组织学生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引导学生从实际案例中发现问题与法律规则之间的联系，进而理解和掌握法律知识以及提高法律操作技能的一种具有科学性、实用性的教学方法。在法学教育中采用案例教学法，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对相关案件资料的分析，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提出自己的观点，使学生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法学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具有以下积极意义：
1.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法中要正确地处理好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而老师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作用，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老师作为活动的引导者主要在选择案例和引导讨论等方面发挥作用，学生做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他们直接参与到教学活动中，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相互启发，激发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积极性，使学生从自身的活动中获取知识。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案例教学法通过生动鲜活的案例、新颖活泼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有利于学生大胆质疑、勇于挑战，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的见解。学生通过对一个个生动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和深入的讨论，发现案例中所蕴涵的理论原则，并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掌握法律原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不仅能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有利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内容上侧重于法学理论体系和抽象原理的讲解，在方法上主要是教师主导型的课堂讲授。只注重按照教材的内容向学生灌输法律规则、基本概念，使课堂与实际生活脱节。而案例教学无论是“从案例到理论”，还是“从案例到法则”，都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引导学生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推理，从而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提高了学生对法律理论的理解能力，激发学生不断提出新问题，并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积极利用自己所学知识解决疑难问题，突破重重障碍，从而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有利于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在大量的案例中选择一些有针对性的案例，并根据教学大纲提出一些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性的问题，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能够实现培养学生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教师事先要考虑到学生针对案例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准备如何解答。这种教学方法就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出色的组织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在学生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角度对教师也会有所启发，这就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三、案例教学法的具体运用
一堂案例教学课的成功离不开教师精心的准备、认真的设计和有效的组织。教师一定要考虑周全以保证教学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1.选择适当的案例。选择恰当的案例，是案例教学法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与法律教学相关的案例虽然浩如烟海，但教学时间毕竟有限，这就需要教师在繁杂的案例中精心挑选出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典型案例，因此在选择案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案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案例不仅是实际生活中近期发生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是学生比较关注的，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他们才能积极参与案例的讨论，积极投入到案例分析活动中，发现问题并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二是案例的疑难性。如果所选案例比较简单，学生能轻易得出结论，这样的案例就没有讨论的价值，达不到案例教学法的目的。要尽量选取看似简单但仔细分析起来又难以定性的案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实践证明，案例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课堂活动的成败。
2.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案例教学法通过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剖析以达到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它注重对思维过程的研究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认真准备，这对案例教学法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起着关键作用。在讨论开始之前，教师将学生划分成不同小组，提前2～3周将所选案例布置给每位同学，介绍完案例有关情况之后，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案例积极思考，让学生觉得案件的处理并不仅仅是只套用一下法律规定即可。要让学生知道如何去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如何去把握案件的争议焦点，要让学生认识到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现有的立法规定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合理。通过对案件的讨论分析，要让学生感受到对同一事实如果适用法律错误，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并组织小组讨论，在思考、讨论的基础上写出书面总结。同时，教师需要把握学生讨论的范围和方向，对案件认真分析，搜集相关的资料，要结合案件事实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案件，充分设想学生在案例讨论中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处理方法。
3.组织讨论。这是案例教学的核心部分，对案例教学能否成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教师应创设和谐融洽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予讨论，成为课堂的主角。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紧紧围绕案例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学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分析案例，表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相互之间进行辩论，形成热烈探讨问题的气氛。学生除积极参与讨论发言外，还应该听取别人的分析，与自己的观点和思路进行比较，使自己对案例的理解更全面、更深刻。其次，教师要很好地控制讨论的节奏，一方面激发学生参加讨论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抓住机会，指引学生围绕案例的争议焦点进行讨论，从而达到教学目的。在案例讨论中教师应讲究教学方法和技巧，不要过早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否则会限制学生的思维空间，而且教师在讨论的过程中不要随意地对学生的观点进行评判，并作出好坏对错的结论，以免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
法律实例分析篇11
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的优势
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较为显着的教学特点,与以往案例实践性教学法不同的是,需要法学教师事先选择出法学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和基础知识,经过系统性的分层设计,引导广大学生开展更为深层次的分析和讨论。第一,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展现法学案例逆向性的特点。[4]从法学教育教学的完整过程来分析,“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逆向性”的充分体现。法学教师在向广大学生解释说明法学案例的同时,没有采取一股脑将法学案例的案件情况和盘托出,而是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将法学案例从简单到复杂的介绍给广大学生,将法学案例的真谛逐渐展现给全体学生。第二,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法学案例分析和讨论融合性的特点。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法学教师针对已经选取的法学案例,开展逐层推进和逐步逆推的方式,从简单的法学案例情节,介绍到较为复杂的法学案例情节,充分激发全体学生参与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法学教师的科学的有效的适当的教育教学引导效果。通过采取设置不同的法学案例问题的真实情境,努力在法学教师与广大学生之间营造起一种平等对话的长效机制。在此期间,广大学生也可以积极运用已经掌握的各种各样的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教师提供的法学案例的实际情况和具体情况,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法学案例的实际分析和讨论之中。[2]这样就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能够有效的促进法学案例案例展示以及法学案例分析和讨论等环节之间实现有机融合的重要作用。第三,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在发现案例实践性教学的过程中,考虑到“逆推式”教学方式的影响,有可能实现法学案例展示时间前移性的现实特征。与传统发现案例教学不同的是,学生已经在“逆推式”法学案例教学阶段彻底摆脱了被动接受的传统状态,而是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双向交流,甚至在法学案例的分析和讨论阶段始终是以广大学生为主体的,法学教师的作用退而其次,双方之间完全是一种平等对话的交流方式和地位,促进广大学生能够圆满的完成整个法学案例“逆推式”的学习过程。对于“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来说,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将法学案例的环节进行“逆推”,进一步清楚的呈现在广大学生面前,与以往顺序呈现法学案例的方式不同,采用的是反向法学案例的展开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和引导广大学生开展积极的多层面的思考,不懂的地方鼓励学生随时发问,正确引导广大学生参与到法学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等诸多环节之中。[3]
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特优点,相比于以往的实践性的法学案例教学教育方式,更加具有教学互动、学生主动性发挥等诸多优点,可以进一步实现法学实践性案例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目的。[4]一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尽快培养学生的律师意识,让学生从学习的角度中上升到法律从业者的高度。与以往传统的法学案例教育教学法过程中,更多的要求学生扮演法官的角色不同,在“逆推式”教学方法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错综复杂案情的能力和水平,从法律对抗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各种观点找到符合自己观点的地方,全面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判断和分析,促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借助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法律的基本知识,对应的寻找出法学案例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而确保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对于“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来说,将学生的定位放在接受当事人委托的位置,充当一名律师的角色。法学教师进行法学案例展示的过程就相当于当事人向律师述说案情的过程。鉴于当事人掌握法律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当事人对于法律案件的叙述往往存在反复强调等弊端,甚至有些情节对于案件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反而那些具有较高法律价值的内容被当事人所忽视。这就需要法律从业者能够从众多的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快速挖掘出对于案件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情况和基本信息。而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正是在这个方面对于学生的意识充分加强。二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促进学生深刻理解法律知识。法律知识的记忆是一项比较复杂和长期的学习过程,也隶属于一种比较复杂的系统的心理活动历程,对于法律知识的识记主要包含着法律知识的识记、法律知识的保持、法律知识的再认、法律知识的回忆等诸多关键环节。其中,能够针对不同的法学案例及时实现法律知识的出现被称之为“再认”,能够对于以往学习过的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回想被称之为“回忆”。[5]传统的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方法对于给定学生的法学案例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更多的是一股脑提供给全体学生,没有经过法学教师的精心筛选和提炼。大多数的学生仅仅是参照法学案例的案情发展情况和案情对比情况,充分结合自身日常在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已经掌握到的法律知识点进行分析和讨论。与此同时,在“逆推式”案例实践性教学方法过程中,广大学生获得的法学案例知识不仅仅是一些涉及法学案例的碎片般的各种信息,而是需要通过法学教师的循循善诱,从核心层向最外层层层逆推。三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充分激发广大学生参与法律知识学习的浓厚兴趣,进一步增强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的显着效果。在传统的法学案例实践性教学之中,广大学生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启发和引导,因此在浏览法学案例的过程中,往往会感到没有头绪,此种情况就容易造成学生参与法律知识学习的兴趣处于下降的态势,更加对于法学案例的分析停留在表面上,没有能够实现更深入的目的。四是法学专业“逆推式”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利于促进广大学生的法律创新方面能力的培养。通过“逆推式”的教学,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培养发散性思维方式,学会一种跳出法学案例本身来重新审视法律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思路。能够充分灵活的借助已经掌握的法律知识,甚至完全超越出法学教师设定的法律知识范围,进而寻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法,培养起创新能力。
法律实例分析篇12
案例教学法最早兴起于美国法学教育领域，这种教学法倡导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批判精神，反对“不考虑知识的职业用途的纯理论教学”和“为了法学而法学”的盲目倾向［1］，反对脱离现实的纯理论讲授方法。在我国应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2］虽然被普遍使用，但由于对这一教学法的不同理解，教学实践模式存在差异，教学效果也不同。应用法学与法的实践有直接联系，它所处理的是直接经验材料，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以应用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除了使学生掌握法律知识以外，还要训练学生的法律技能，培养学生对法律意义的理解，形成法律思维方式，促进实践能力的发展，使其能“像律师一样思考”，“科学概括出来的知识并不能直接地驱使实践，还必须有一个启蒙过程以使特定情景中的实践者能对自己的情景有真正的理解并作出明智而谨慎的决定”［3］，案例教学就是在课堂上提供一个模拟的情景。在应用法学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可以让学生置身于一个模拟的现实情境里，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法律事实，研究法律关系，寻找法律依据，做出法律上的判断。案例教学法可以培养客观分析的能力，有效地训练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实践能力。 一、案例教学法在应用法学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一）从案例开掘程度出发的案例教学法应用模式 全面剖析式案例教学全面剖析式案例教学是针对典型个案涉及到的某一应用法学学科的全部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可以选择案情比较复杂的案例，详尽分析案例涉及到的各法律关系、证据，讨论适用依据。法院的正式裁判文书是很好的选择。全面剖析式案例教学让学生置身于一个真实的情境中，梳理其中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析，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式在普通法系国家广泛使用。普通法国家的法学教育是培养律师和法官的一种职业训练，这种全面剖析式的案例教学对培养学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有好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院裁判的依据是成文法，法律体系与法学教育模式都与普通法国家有本质不同，可能在一个案例中会出现几个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这就要求学生对案例涉及到的知识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若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够，案例研讨就无法进行，所以，全面剖析式案例教学适合在本学科教学内容大部分完成或者学期末进行综合训练时使用。 问题导向式案例教学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的建构方式而获得。［4］ 问题导向式案例教学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探索知识，在案例设置的问题情境中自主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问题的设计要与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相匹配，问题与问题之间要有梯度，要体现内在逻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引导学生在真实复杂的案例中围绕问题进行自主研究，通过相互交流合作来解决案例中的问题，更深入地理解问题背后的法律原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法律思维能力的发展。这种问题导向式的案例教学适用于应用法学各学科的教学。 （二）从教学逻辑出发的案例教学法应用模式 演绎法 演绎法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路，先分析讲解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再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案例，做出判断。教学过程中以讲授法为主，案例教学法为辅。理论知识如同公式，案例的分析判断是套用公式的结果，这种思路缺少对理论知识的论证，案例发挥的作用有限，教学的实质是举例说明。 归纳法 归纳法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思路，是以案例为出发点，经过讨论分析，学生自己归纳出本案例涉及的法学一般理论。理论知识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分析归纳出来的，这种抽丝剥茧般探索真理的过程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有助于学生形成严密的法律思维方式。 二、应用法学课程案例教学法运用的要求案例 应用法学教学使用的案例属范例式案例，着重于提供可在类似的情景中加以遵循的行动指南和模式的案例［5］，良好的教学案例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必须与案例应用的目标相匹配，必须体现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不能偏离目标；二是案例要以教育中非常普遍而重要的问题为素材［6］。一个好的案例相当于把一部分真实生活及真实生活中的棘手问题引入课堂，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兴趣；三是案例内容应当丰富，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思考，并且要有细节的描述，以增强学生对这一情景的认同；四是案例应当是陈述性的而非思辨性的，要客观地陈述，不要有过多地分析和解释。 教师 案例教学法课堂教学中，教师是帮助者，是配角，学生是在教师的帮助下主动探索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在学生进行研究讨论的过程中要把握方向，点评学生的观点要准确精当；其次，教师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了解司法实践中对同类案例的认定和处理情况；再次，教师要有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所以教师不仅备课时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有所准备，还要能准确把握时机引导学生的思考，或者启发新思路，或者提出新建议，使案例教学顺利进行。 学生 学生在课前必须有一定的准备，对课堂上要讨论的案例和讨论题要有了解，需要提前阅读，深入思考，查阅与案例相关的知识，形成自己的观点，课堂上要敢于论证和展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三、案例教学法与举例说明的区别 #p#分页标题#e# 用事例说明一个固定的结论，让学生在头脑中强化这个结论的过程中，教师是知识的主动传授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学生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很难被观察到，无法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训练。案例教学是教师通过学生对案例的研究、讨论、交流，帮助学生探索知识，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己从中寻找答案，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结果，在交流中，学生获得的是独立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综合提升。案例教学法从选择案例、设计讨论题到课堂教学环节的组织讨论、引导学生思考，操作起来较举例说明更复杂，要求也更高。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及法学教育体系框架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法学教学中应当采用归纳法，以问题导向式案例教学为主，全面剖析式案例教学为辅；教学准备过程中应当把选择案例和设计讨论题作为重点，教学过程中以组织引导帮助学生为主，点评与总结要精当且富有启发性，并注意区别案例教学与举例说明的不同，让案例教学法在应用法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律实例分析篇13
(二)案例教学的组织
在法学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涉及到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的问题。案例教学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要保证教学效果,课前准备相当重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
案例教学离不开案例,司法案例非常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适合课堂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案例选择方面下功夫。这是引入案例教学的第一步。包括搜集案例和选择案例。社会经济变化多端,法律案例千姿百态,民商事案例有简有繁,法律关系少仅单独一条,多则错综复杂。案例选得好,教学就成功了一半。选编案例一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颖性。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并通过案例讨论了解司法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第二,典型性。即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选编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以达到通过案例讨论使学生加深理解法学基本理论之目的。例如,在讲授《合同法》“要约与承诺”问题时学生感到很抽象,不易理解。通过讲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关于“悬赏广告”的典型案例,学生兴趣大增,思维极易调动。第三,适当性。即所选案例要难易适中。案例太简单,容易得出答案,难以提起学习兴趣。太难可能超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力,无以使学生入手分析,会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第四,多样性。既选择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微小案例,也选择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既选择已有确切答案的案例,也选择争议颇大,尚无定论的案例。案例选择好后,紧接着第二步就是教师要分析案例。在将案例交给学生之前,教师必须先将案例精髓吃透,作深刻剖析,把握好案例的关键点,既要指出案例的优点,也可指出其不妥之处。以利于课堂教学时有效地启发、引导学生思路。学界探究案例分析的方法,就民商事案例而言,王泽鉴教授倡导“请求权基础说”,王利明教授又提出“法律关系分析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莫衷一是。前者重法律关系之“面”,后者重法律权利之“线”,都具有解析案例的实效。
2.案例教学的具体运用
(1)讨论式的案例教学方式。教师在讲完一定范围的教学内容之后,选择数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集合到一起,向学生提出若干问题,在课堂上交由学生进行讨论。其目的在通过对案例的讨论,使学生不但能巩固所学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如何适用法律来处理案件,甚至对我国存在的立法缺陷亦有所发现和了解。可以尝试这样进行:将一堂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讲授课程中的基本问题,如概念、特征、原则等,包括介绍同一问题和各学派不同主张及理由,这阶段也可以系统介绍相关理论问题;第二阶段是利用三分之一时间有针对性地讲一些典型、疑难案例,然后让全班同学讨论,尤其要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积极性,甚至可以鼓励学生开展辩论,以便提高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第三阶段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归纳总结,点评各学生观点,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2)多媒体式的案例教学方式。在民法教学中应充分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案例教学。在传统的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时,一般是通过两种方法将案件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即教师口述或者书面文字,由于受到叙述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限制,传递给学生的案件信息一般都是“去伪存真”过的,条理清晰,案情明了,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这种案件便于学生分析和教学。但是,这种情形与现实脱节过大,不利于培养学生对真实案件的处理能力。多媒体的优点是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传统的口述案例变为生动直观的多媒体影像,使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案件的真实状况,培养学生在尽可能真实环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将复杂的案例通过幻灯片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还可搜集各种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增强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比如,《今日说法》中的案件录像,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案件发生的过程,真实、生动、形象,学生此时接受的案件信息接近于当事人的陈述,属于立体式的信息。学生对这种案件分析时,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法学理论,还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经验对案情进行去伪存真、排除干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代式的案例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非常有益,对于学生将来参加司法考试也有很大的帮助。
(3)直观图解式案例教学方式。在大学的考试或司法考试中任何法律案例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解析完毕,由于时间紧,不可能一遍一遍地去阅读案例,由此,直观图解案例的教学方法,即便于简明地展现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又可对学生进行解题练习。在具体的操作上,应用简单的草图构划出案例的多种不同的当事人与各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细节,凸显案件的争点所在,并便于学生有自由的头脑去思考案例中出现的难点,而不必在遇到问题时再从头看案例。但是,除此之外,在一些涉及地域的案例中,比如交通案例、相邻权属争议案例中,还必须画出具体的草图;对于那些时间、地点与人物比较复杂的案例,就需要用表格式的办法,按照时间的顺序列出,并将相关的地点、事件与人物附上。实施案例教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目前,我国法学院校对教学班的单位建制,名义上以50人左右的班为单位,而实践中往往采取多班合并听课的做法,合并后少则100人,多则200人。在这种大班或者全班听课的情况下,开展案例教学是相当困难的,即便勉强采用,也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而实施案例教学最好应实行小班授课制。
二、辩论式教学方法
法律职业要求就职者不仅要熟悉法律,还要有雄辩的口才、敏捷严密的思维。而且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法律的内容、法律的形式甚至它的操作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法律职业者需要不断的知识更新,提高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方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学生就某一单元教学内容以问题为纽带而展开分析、讨论、辩驳及总结,从而获得真知的教学方法。教师要适当引导学生对所提问题展开辩论;学生要开动脑筋对教师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辩论并提出新的问题,实现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知识的互动。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出一个在法律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某一项法学原理、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去感受、思考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去亲身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并在这种感受和体验中锤炼出学生自己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甚至创新的精神。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是一个将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总结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过程,具体包含了“导读—提问—分析、辩论—总结”这样一个基本的教学思维过程。
(一)导读阶段
在每一章教学内容上课前,教师引导学生有目的地阅读一些书籍,查找相关的信息、资料等。首先,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收集整理一些资料发给学生。列出多层次的书单,让学生大量阅读书籍(包括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吸收各种信息。教师可以提供相关的电子资源目录,包括法律计算机数据库,法律光盘和法律网络资源站点等,鼓励学生利用先进的法律文献检索方法主动去查阅更多的相关资料、信息。指导学生正确地检索并阅读已有的科研成果资料,为课堂的研讨、辩论作好充分的准备。它不同于一般的课前预习,它要求学生大量阅读相关书目,主动查找相关信息,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
(二)课堂提问与辩论的阶段
此为关键环节,以问题为纽带,学生主动参与研讨、辩论。在教学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采取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一种:(1)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教师提出实质性问题,要求学生回答、研讨,并随着讨论的展开,不断地提出一些实践性的或假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串联起所读、所学的各方面知识;(2)在课前学生对教学内容基本知识、信息己初步了解、掌握的基础上,由学生提出实质性的问题,要求教师答辩、分析。其间学生们可以根据教师的思路、观点不断地提出实践性或假设性的问题,让教师展现出其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新的思维方式,学生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真知;(3)通常,在教学过程中最经常运用的是师生互相提问、互为辩论的方式。不仅提问与辩论交错进行,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提问、辩论也交错进行,形成热烈的学术氛围,在互相的交锋与碰撞中闪烁出智慧与理性的火花。
(三)学结阶段
教师可以作业或小论文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要求,达到训练和培养学生主动动手、动脑进行书面总结的习惯与能力之目的。学生交上作业或小论文之后,教师应详细阅读,针对总结中发现的问题或学生仍模糊不清的问题,进行指导性的分析、论证。辩论式法学教学方法,使民法的教学不再只是对一些民商事条文的单纯注释和解说,以及一些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训练。通过资料的准备,“问”与“辩”的交锋,结论的总结,它可引导学生高度关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问题,最大限度地使知识本身转化为一种认识法律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
三、法律诊所教学方法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名词,属于法律教育术语,英文名为ClinicalLegalEducation。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校诊所教育的模式。[3]在医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教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培养学员的法律实践能力,教会学员能够“像法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Thinklikealawyer),从而培养学员的DIY(Doityourself)能力。
(一)法律诊所教学
国内多所高校的法学院引进了“法律诊所”教学模式。这些学校在开设法律课程的同时,各自依托学校成立了法律诊所,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却各有特色。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所称法律诊所教学,指将法律条文及其理解和运用放在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之中,从而使学生掌握将法律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学生得到进行法律分析和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4]通过承办真正的案件和教师的课堂启发式指导以及面授指导,学生能得到更多的技巧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地“像律师那样思索”,使其在分析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更好地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及起草法律文书等技能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二)法律诊所教学的形式
法律诊所教学方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提问式、对谈式、互动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5]还可以积极的采取网上讨论、网上法庭、网上诊所等形式,充分利用网络的技术资源。但总的来说,主要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种情形(见图表)。课堂内的形式具体包括了以下方法:(1)讲演式教学法;(2)问题讨论;(3)案例讨论;(4)示范(包括学习律师的案件和指导人的角色示范);(5)体验角色的(包括真实客户和虚拟客户)。课堂外,除建立以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法律援助中心等在内的实践教学基地外,应建立网上模拟法庭或网上法律诊所。[6]在这样的诊所里,学员不会像法官式思维即理性地进行价值的评断,而是从每个细节出发,结合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用律师式思维去考虑个案的最佳解决方案。
(三)课堂上法律诊所的操作
1.课程准备
通过上辅导课和司法模拟训练课等形式,给参与法律诊所的学生传授基本的民商法律技能。精心设计民事案例和需要讨论的关键论点,预先想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教师要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法律,如已生效的《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跟踪民商法领域的新动向。
2.接受委托
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学生明确各自任务后,着手准备工作,分析案情,收集相关证据,进行认真思考;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刻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和人的心态;“律师”应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用律师的思维去思考每一个细节问题,不放过任何细微环节,寻找有利于委托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3.办理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