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
本文试以《邗江县志》（1988～2000）(2)、《奉贤县续志》（1985～2001）(3)、温州市《龙湾区志》(4)为例，就“经济综述”卷设置和记述谈一些粗浅的想法，供修志同仁参考。
一、二轮志书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二轮志书设置“经济综述”卷，有反对的声音，主要依据为志书横排门类，经济部类主体上应由各类产业和综合经济管理构成，设置“经济综述”卷，一则会打破志书的横排习惯，二则可能造成重复和交叉。
这种担心实在有些多余。首先，“经济综述”卷并不会打破志书的横排要求。经济部类的主体当然是各类产业，但经济作为一大部类，内容繁多，重大的改革举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整体运行质量和各类经济结构，在具体的产业卷中均无法综合呈现。把这些二轮志书理应记载的重要内容单设成“经济综述”卷，作为经济部类的开篇，使其全面、系统地展示一地经济发展的概貌，可以取得先声夺人、总领经济大部类的效果。由于“经济综述”卷的内容并非各类产业的简单剥离，它的纲目设置和具体记述仍然严格遵循横排竖写的志体规范。有的志书的“经济综述”卷不出现“综述”等字眼，而使用类似于“经济改革与发展”这样的卷名，与产业卷和经济管理卷的平列关系就更为分明了。其次，“经济综述”卷更不会造成重复和交叉。如前所述，“经济综述”卷所记内容都不是单一的产业卷可以容纳的，即使摘引经济数据，也多为国民经济主要综合发展指标，少量的分项数据也许会与产业卷相同，但表述的方法有异，不会出现简单的重复和交叉现象。
设置“经济综述”不单有其合理性，同时还有非常的必要性。一是可以较好解决改革这一最具时代特色的事物的记述问题。二轮志书是改革开放志，各种改革举措几乎覆盖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何处理改革，有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三种选择。这方面的讨论甚多，应该说取得了相对一致的共识，就是采用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法来记述：影响最广泛、改革最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集中记述，其他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则分散在相应篇章记述。这在各地的编纂实践中已经被广泛采用，我手头有一本《江苏省市县二轮修志省级试点单位工作座谈会资料》（志书总纂篇目），共辑录了八部县（市、区）志总纂篇目，其中《启动市志》、《东台市志》等六部志书设“经济综述”卷，《武进志》虽未设“经济综述”卷，却单设了“经济体制改革”卷。而所有设置“经济综述”卷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二是可以改变经济部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常有弊端。经济部类仅按产业和管理记述，难以让读者看到经济总貌，看到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应结果，看到投资趋势和结构变化。“经济综述”单设一卷，可以总摄经济部类各卷章，横向勾画相关总貌，纵向展示发展历程，把产业和管理的块块打通，能让读者通过阅读一卷，即从整体上感知一地的经济发展全貌和发展总体趋势。
从各地二轮修志的最终选择看，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占据大半，而首轮修志中如此设置者寥寥，从操作层面上也印证了设置“经济综述”卷的可行和发展态势。
二、“经济综述”卷纲目设置的共性与差异
“经济综述”卷的纲目设置，从各地的编纂实践看，有共性，也表现出相当的差异。下面谨以上述《邗江县志》等三部志书为例，试加分析。这三部志稿，分别来自江、浙、沪三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邗江县志》、《奉贤县续志》为续志，已出版发行，《龙湾区志》为通志，尚为送审稿。应该说，以这三部志稿为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下表是三部志稿“经济综述”卷的纲目谱系：
从表中不难看出，三部志稿“经济综述”卷的纲目形式各异，但共性还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结构是该卷着力记述的三大板块，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来呈现，经济运行结构则主要由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等组成。另一方面，记述内容的差异也是巨大的。《邗江县志》突出了四大经济发展战略的记述，《龙湾区志》则将百姓生活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纳入了“经济综述”卷的记述范畴。
考虑到“经济综述”卷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再仔细阅读志稿，不难发现：在三大基本板块以外的记述内容，《邗江县志》强化经济发展战略的记述，既合于志体，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资其他志书学习借鉴；而《龙湾区志》后两章内容则归属失当了。
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指导性，目前不少志书注重记述实体性的产业，而对经济发展战略等内容往往略写，甚至不予记述。如有记述，也常常只在中国共产党卷的“重要决策”、人民政府卷的“重要施政”中予以呈现，而作为“重要决策”、“重要施政”，记述上一则分散，另外往往比较宏观、简略。如《张家港市志》经济方面的“重要决策”、“重要施政”均围绕以港兴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业规模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等五方面进行，一些更具体、更直接、但相对微观的发展战略则大多隐而不显。《邗江县志》在“经济综述”卷中突显重要经济发展战略，如采取乡办、村办、组办、户办、联办等五种形式发展乡镇工业的“五轮齐转”发展战略；为提前实现小康县目标实施的改革驱动、外向带动、科技推动、规模优势、结构优化的“三动两优”发展战略；80年代中后期形成并付诸实施，1997年11月正式提出的以产品结构调整为主线，寻求规模经济、开放型经济、民营经济、特色经济新突破的“一主四方”发展战略。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既有提出背景，更有具体实施过程和详细的达成结果，能给读者以如此鲜明的印象：各种经济发展战略提出适时，推进有力，成果显著，且环环紧扣，扎实有效。而且在“经济综述”卷中先写宏观层面的改革，次写微观层面的发展战略，后面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结构成为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龙湾区志》将百姓生活、区域特色纳入“经济综述”卷，显然有失考虑。以居民收入、消费支出和家庭积累为要素的百姓生活，理应与习俗、方言等一起归入社会大部类。这差不多是各地首轮修志、二轮修志中的共同选择，也几乎是无异议的。至于区域特色，我原本十分看好，但认真阅读后，发现该章体量单薄，而历史传统节记述了唐宋明清境内的传统经济，环境条件节记述了1978年改革之初境内的经济基础，都只有寥寥数百字。这些原本都只能作为背景性材料，作为区域特色实在无法支撑。而改革实践、民营经济两节，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分别归入原本非常薄弱的体制改革章和经济结构章，使这两章更加充实饱满，否则没有具体改革举措，只有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改革政策，如何能成为体制改革章，把民营经济割裂的经济结构又如何能完整？！
综上所述，“经济综述”卷的基本构成元素可分为四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结构。至于更低一个层级，则反而少疑义，容易把握了。
三、问题与不足
回到具体的记述方法上来，就笔者目力所及，感觉“经济综述”卷在记述上有几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必须予以注意，并尽力避免和调整。
一是记述改革不能结合本地实际，显得空泛，了无特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由下往上的推动，但更多是自上而下的推进，每一项改革的实行，都会伴随着国家、各部委、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县（市、区）的系列文件、会议，大多会经历宣传发动、部分区域试点、由点到面扩展、进一步深化等几个过程。在具体的时间和操作执行上，虽然有先后有差异，但总体的进程是一致的。由于不少志书编纂者缺少对资料的充分掌握，或对地情把握不够，研究不深，使得志书记述改革肤浅、空泛，常给人千志一面的印象。某部志书将经济体制改革只分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两部分，且不再作具体细分，总体篇幅不足两页，仅以编者的主观判断给予不同的阶段划分。至于某项改革在当地究竟是如何进行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则不见一字。不单不能向读者展示当地改革的艰辛历程和丰硕成果，反而由于不恰当的评述会给人以误导。如果去掉这些评述，则放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地理上临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相仿的地区，几乎一样管用。那志书着力追求的特色，又如何体现？这方面，《奉贤县续志》处理得是比较成功的，单从改革的纲目上就可见一斑，并且都能立足奉贤当地，可以说书写改革是浓墨重彩。
二是重视了综合性表格的使用，但文字表述相应脱节。“经济综述”卷写一地经济发展水平，常常通过一些主要经济指标来呈现；记经济运行结构，也往往通过各类数字来说明。而最直观、最简单的表现方式即为表格和对比图，如主要经济指标情况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表、不同年份所有制结构示意图等等。这类表格要素项多、逐年列出、综合性较强，确实能承载很多信息。有些编纂者也许考虑到表格的直观、综合性，认为单单表格就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运行结构，故忽略了记述文字的作用发挥。某部区志“经济总量”节设置了主要经济指标情况表、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速情况表，共两页篇幅，而相关记述性文字只有一句话：“1985年，建区后，域内经济运行逐步突破计划经济框框，渐行进入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轨道，主要经济指标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这句描述色彩浓重的话，其实没有实质性内容，“跨越式发展态势”这一断语也没有任何有力的支撑。在志书七种体裁中，“述”应该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体裁，图、表和文字表述必须紧密结合，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表分离、文图分离，既与志体要求和习惯不符，也不能见到编者对素材的选择和加工。只是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在“经济综述”卷，甚至在整个经济部类都是较为普遍和突出的。
三是客观罗列数字多，探究发展规律不足。志书要求述而不论，写客观现实性，但同样可以而且应该揭示内在规律性。对“经济综述”卷而言，编者更应该通过客观记述告诉读者：经济体制改革为何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投资方向的改变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二轮志书在这方面总体的表现是较为欠缺的。已出二轮志书的“经济综述”卷，对各地经济发展的总貌、轨迹基本上都呈现得比较好，但“其然”背后的“所以然”，交代均略显不足。探究原因，主要还是对素材的深度挖掘不够，记述技巧上也需进一步加强。经济卷的很多事实都必须依靠数据来说话，发展规律亦然，而且数据也真的能“说话”：可以巧用数据的对比或递增递减率，可以彰明事物发展的内外部因果关系，可以选用关键词作点睛之笔等等。(5)只要方法和途径选择得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揭示还是不难达成的。
四、对二轮志书“经济综述”卷记述的几点建议
分析“经济综述”卷的常见问题与不足时，已经剖析了相应的产生原因，除此以外，对二轮志书“经济综述”卷，还有三点建议：
一要占据充分材料，高点定位。“经济综述”卷，“综”、“总”是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必须充分体现。这需要从宏观层面最充分地占有材料，每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各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各个产业的主要增加值、产品产量、历次经济普查的主要指标等，无不需要收集到位。材料齐全了，还需要站在“综”与“总”的角度和高度来选择、加工和提炼。首先要明确哪些内容是“经济综述”卷必须呈现和反映的，其次要站在一地党委、政府的高度来把握入志内容，而不能仅仅站在某个经济管理部门的高度，或仅仅以史志部门编史修志的角度来加以记述。只有站得高，方能统揽全局，才能把历史要保留的、今人想了解的、后人需查阅的资料，在“经济综述”卷中充分反映。
二要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开掘。这是对一部高质量志书的要求，当然也是对成功的“经济综述”卷的要求。在经济大部类的处理中，几乎每部二轮志书都注意到了突出地方的特殊产业，纲目上予以升格，记述上予以浓墨重彩。但“经济综述”卷由于纲目的相对统一和内容的高度综合，地方特色就不凸显了。而时代特色，改革开放是二轮修志最大的时代特色，很多人认为重点记述的即是改革开放的时段，无需再另外加以突出。事实上，即使是专门记述经济体制改革的章节，一样可写出地方特色，因为虽然总体进程、做法各地相仿，但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和地情，多有自己的独创性做法；即使是时代感不那么强的经济运行结构，也一样可勾画出时代的印迹，所有制结构中90年代民营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中二、三产业比重的大幅攀升，都是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必然结果。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开掘，才能避免千志一面，才能在众多志书中脱颖而出。
三要重视图照和表格的搭配运用。“经济综述”卷，经济指标多，年份对比大，单纯的文字表述和形式单一的大篇幅表格，虽然信息容量大，但毕竟枯燥乏味，缺乏可读性。二轮志书，要充分利用技术方面的革新和便利，加大图照和形式各异、功能分工明确的新式图表的搭配运用，使志书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信息的载体更加多元。这点上“经济综述”卷可做的文章很多，如列年主要经济指标可用综合性表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可用点状图、曲线图或柱状图，展示三次产业比重可用饼形图，等等。图照选用，应尽量摒弃普通的会议照、视察照，可采用能更多更好反映实体信息的图照：既可以是老照片，如企业转制挂牌，也可以是过去事物的新呈现，如土地承包协议的翻拍照，还可以是新旧事物的对比图照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1）不同志书，有经济综述、经济总情、经济综情、经济改革与发展等各种不同的表述。
（2）戴光明主编：《邗江县志》（1988～2000），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2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与专政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专政。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专政，也不可能只有专政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3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 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4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09-08
在教育部颁布的我国学科分类目录中，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包含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共六个二级学科或专业。在这六个二级学科或专业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整个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基础部分，属于狭义的“理论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在本文的介绍和讨论中，我们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状况作为主要内容。
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格局
近20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得到大量的传播和普及，甚至占据了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学术媒体的主流话语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评价，认识到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紧迫性。
从近几年理论经济学总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状况来看，一方面，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仍然沿袭着已有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与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盲目迷信和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局面开始扭转。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许多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第三，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已成为真正具有远见的中国经济学人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和人们对于经济学理论认识上的宏观特征在于：虽然盲目迷信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和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背景，以我国现代历史和当代国情为基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要对象，通过概念或范畴的创造、理论的创新、逻辑体系的构建等方式，努力创建符合科学理论标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明确地意识和确立这一发展目标和方向，无疑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一次伟大觉醒。
二、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在上述总体认识形势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如，高峰发表了《论“生产方式”》一文，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生产方式的含义，即劳动过程。林岗发表了《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明确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解释为“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2）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讨论的热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或范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对此，我国经济学者分别提出了新的“商业服务价值论”和“精神商品价值论”的新观点。“转形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过去我国经济学者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理论见解，从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世界级的新水平。另外，2012年以来，冯金华、丁堡峻、罗雄飞、薛宇峰等学者分别发表文章批判了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攻击，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如，冯金华发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一文，力图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3）经济危机理论问题。在新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开辟专篇或专章论述经济危机问题，因此，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裴小革研究员发表了《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一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当代金融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学理支持。
（4）收入分配理论问题。基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在理论上仍然显得散乱而单薄。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系统化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马克思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比较研究。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5）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持久的萧条与低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王学东发表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蔡万焕发表的《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通过分析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郭殿生发表的《生态危机与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走向问题。张新宁发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国外学者的视角》，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理论观点。朱安东发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012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卫兴华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针对一些人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误解进行了理论辨析，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周新诚发表了《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的两点思考》，论证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判了从收入分配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并探讨了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问题。高梁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合理性》，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杨永华发表了《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系统整理了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中国模式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张作云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首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其化解途径进行了理论探讨。谢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与住宅思想的现代解读——兼及中国土地与住宅问题反思》，通过整理和运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土地和住宅的理论和思想，对中国当前的土地和住宅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包亚钧发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探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个人消费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3.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及初步成果。2012年，围绕经济学创新和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洪银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张宇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邱海平发表了《经济学遭遇新历史分水岭》，从当代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出发，论证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张军发表了《正义问题：衡量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尺》，从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准问题。高德步发表了《科学主义与人文转向：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论证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葛守昆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及逻辑展开》，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逻辑问题。
除了以上论文成果之外，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由《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等三本组成，分别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所需而设计。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层次分明的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另一种增长轨道。在经历了2011年的亚高速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后，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受到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自身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显突出。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矛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受到严重制约。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学界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分析与预测，并为国家制定相对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
2012年，一些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继续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团队提出的研究报告仍然是最受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报告之一。该系列报告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金融和资本市场、产业经济、居民收入增长、区域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专题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我国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国内各种矛盾日益累积的背景下，那种没有深厚的理论和学术支撑、仅仅经验式的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一定是不可靠的，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制定出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一定会失效的。这就要求一方面，经济学界要更多地走向我国经济实际，更多地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及管理部门要更加自觉地与学术界合作，更多地倾听来自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诊断。高等院校提出的各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为国家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参考，从而彰显了理论经济学的重大实践价值。
2.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使我国经济避免严重衰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负面作用。因此，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制定更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201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刘伟发表的《五问中国经济政策》，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的角度，对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质疑。刘元春发表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针对2012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重点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并对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进行了探讨。朱杰发表的《2011-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研究与分析》，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政策调控的取向、时机、重点、力度的建议：控制通货膨胀比较紧迫，稳定增长的时间安排比较重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要统筹兼顾，具有统一性和全局观；加强价格调控和资源价格改革，促进消费和生产物价指数平稳可控；中期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长期推动人民币结算；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扶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严格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推动进口便利，降低人民币中期升值速度，区域合作抵抗外部风险。刘尚希、樊轶侠发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认为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下工夫，这也是实现“稳增长”的最佳路径。伍戈、李斌发表的《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十分明显的宏观经济特征为背景，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了有关通货膨胀容忍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问题。张同斌、高铁梅发表的《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方志秋发表的《基于汇率制度变化谈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以人民币中长期升值趋势为背景，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该文还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收人分配和扩大内需问题研究。围绕这一问题，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证研究成果。如，马双、张劫、朱喜发表的《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就业和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张义博发表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并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这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君、张前程发表的《中国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运用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聂慧、张媛媛发表的《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初次分配的实证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以及医疗支出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教育支出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支出和教育体制改革。岳希明、徐静发表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率表和住户调查数据中个人收入结构的信息，计算了每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使用应纳税额的估计值，计算了MT指数，并将MT指数分解为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效应和纵向公平效应；MT指数的估计值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虽然降低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孙文杰发表的《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因。研究表明，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党的十已明确将收入分配改革列为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因此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年之内，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流行标准，2011年我国已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而遭遇发展停滞的教训，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如，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发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遴选1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比较了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其进行了分析，基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孙立平等发表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由于我国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还远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既成事实，但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结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对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进行了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和阶段。概括起来说，新时期理论经济学面临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实践问题有：
（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我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也日益深化。危机之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主流和大趋势。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然必须以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为依托，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动力。这种客观的内外经济格局和关系，决定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高度关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深陷不景气的泥潭。国际理论和思想界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众说纷纭。为了能够适应和应对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力求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而且需要加强国别经济研究，从而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对策提供学术支持。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无论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相对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模式而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搞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和以完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或融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面临着能否进一步保持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从经济学理论规范上来看，到目前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别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但都没能逻辑一贯地完整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取得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的“合法性”。这正是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存在关于中国未来的极左和极右两种思潮和主张的根本原因。这种客观情况要求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理论创新，既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创立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范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符合科学理论规范的系统解释。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创新与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5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发展突飞猛进并取得了举世目的成就，尤其是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对周围区域的影响是巨大的，具体表现为：经济的吸引力—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外来资源的注入；经济的辐射力—城市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周围环境，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中介力—是经济资源交换和周转的中心。整个世界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唯一有效的综合性手段，因此城市的发展对整个地区的崛起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城市的经济指标就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在数量上反映出一个城市状况和水平。但是经济指标种类繁多，究竟哪些才能有效地表达整体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呢？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下面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最能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29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
二、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一）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综合实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根据评价指标选择时应遵循的原则。鉴于《中国金融年鉴2011》给出的全国城市主要金融指标，本文将建立如下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二）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也称主分量分析，主要是利用降维思想，在尽量减少信息损失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因此，我们在研究复杂问题时可以只考虑少数几个主要指标而不至于损失太多信息，从而更容易抓住实务的主要矛盾，揭示其内部变量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使问题得到了简化，提高了分析效率。本文所涉及到的29个指标分别用表示，对进行线性变换，可以形成新的综合变量，即把 表示成 的线性组合。
综合变量分别称为原始变量的第1、2、…、25个主成分并且各个综合变量在总方差中所占的比重是依次递减的。若以上述部分主成分就可以反映指标所包含的大部分信息，而且主成分之间是不相关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较少的主成分代替原始指标来分析解决问题。
三、实证分析
使用SPSS进行分析得到总方差的分解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总方差分解结果
如表2，前三个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6.619×109，1.982×109，7.762×108都比较大，并且其累计贡献率为99.239%，基本上保留了原来指标的信息，这样原来的25个指标就可以通过这3个指标来反映，起到了降低维度的作用。用SPSS得到的未经旋转的因子载荷矩阵如图1。
图1 未经旋转的因子载荷
如图1，可以得出前三个主成分 的线性组合为：
通过对上述线性组合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在主成分中的系数都比和相应指标的系数大，所以是保险机构从业人员总数、保险机构总数指标的综合反映，代表城乡的社会保障硬件指标。在主成分中，即企业单位存款、股票流通市值、股票市价总值、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中长期贷款、进口、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全部保险机构保险赔款支出、境内上市公司数（A、B股）、全部保险机构保险深度、全部保险机构保险费收入、城乡储蓄存款、全部保险机构保险密度、进出口总额、地方财政支出，它比较好地描述了资产的流动状况，代表了城乡经济活力。在主成分中，，指的是第二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短期贷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出口、现金投放回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是经济发展的总量反映，代表了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这三个指标相互作用，共同反映城市经济状况。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主要省市自治区的重要经济指标方面的主成分分析，我们将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29个主要经济指标降到了3个主成分，即3个维度，并赋予其新的不同解释：城乡的社会保障硬件指标、城乡经济活力、城乡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基本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但解决了城市经济指标繁杂不易统计的问题，且对于城市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具有参考价值，现实意义明显。
参考文献：
[1]高校财经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6
(一)把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经济发展分成八个时期：1840～1895年，1895～1912年，1912～1919年，1919～1927年，1927～1931年，1931～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以上的八个时期又分成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①
(二)在好几个学校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讲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分期意见，但在讲义编章的安排上和内容的叙述上大
---------------------
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致是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为七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5～1914年，1914～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①，
(三)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农业、手工业的资料中，都采取了一定的分期办法。虽然由于各个经济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采用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其中共同的地方，如都采用了1927年和1937年为断限的时间，都没有以191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断限等等。
从上面分期年限上看，当前的几种意见有共同之处。如都以1840年为起点，1949年为终点；其中大都采用了1894(或1895)年、1927年、1937年为分期点。但是，分歧的地方也是很大的，需要通过讨论，得出一个比较妥当的、切合历史实际的分期意见，以便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几年来，由于共同的努力，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发展过程的面貌，已经弄得比较清楚，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切实的讨论，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二、正名
在讨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首先要对下面一个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应从何时起到何时止，换言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内容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那一个阶段的历史。这个问题也是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内容和起点问题是密切相连的。
几年来，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起点，大家都同意在1840年；然而对止点，意见就不一：有主张1919年的，有主张1927年的，还有主张1914年的，而从公开的著作文章来看，大多同意以1949年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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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湖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版。
吴杰先生在“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以1919年为起点，而“终点”，吴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几个重点”中，包括“要加紧研究解放十年来的经济史”，以及文中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吴先生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史，是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史。这种把1919年为界划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的意见，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世界史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来说，所谓近代史，一般来说(不是很精确的)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近代”，一般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现代史，一般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这是现在在世界史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史上共同习惯的用法。②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没有经过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是，从鸦片战争后，我国就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我国近代史就应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起点应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点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认为，把中国近代通史或近代国民经济史看成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通史或国民经济史，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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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问题》，《学术月刊》1959年第⒎期，第56页。
②如在苏联来说，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世界史来说，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胜利时代的历史。现代史就是从十月革命开始以来的历史。
以通史来说，在1956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许多同志都感到必须明确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应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经济史来说，在解放以前，进步的经济史学家，一般都把鸦片战争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为“近代经济史”或“近百年经济史”。解放以后，一般习惯于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就是吴杰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绪论中，也是主张鸦片战争为起点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点的。因此，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史，统一称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用“中国近代”这个习惯用语来代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既符合一般称为“近代”所代表的科学含义，又符合经济史学界习惯的用法，没有改变的必要。
吴杰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改变他原来的看法，提出中国现代经济史从1919年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吴先生的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因为：
第一，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1919年的前后，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有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把鸦片战争到以前的历史称为近代史或近代革命史．把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现代史或现代革命史，尚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种名称的区分表明了革命发展史上质的区别。但是从经济发展史上来看，虽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爆发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然而，应该指出，前后我国社会经济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以区分经济史为近代与现代两个大阶段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第二，1919年至1927年，中国还完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就是在1927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产生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1949年以后就不同了，社会经济起了根本的变化，1949～1959年的历史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所以把1840～1919年划为近代经济史，把1919年到现在划为现代经济史，就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一贯性：1840～194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史的整体被划成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而1919～1949年和1949～1959年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经济史又都被划人了“现代”经济史的范围。①
这里还需指出：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应从1914年起，这当然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人认为现代经济史应从1927年开始，主要理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也不妥当。主要理由已如上述。1927年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萌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瓦解，但是，它并不表明中国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以1927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的一个年限是可以的，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经济史的年限则是不合适的。
总之，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840～1949年；中国现代国民经济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史，包括的时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转三、标准
要正确分期，必须有正确的分期标准。只有根据正确标准划出的时期，才能表明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某些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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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代史”和“现代史”，“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等等中的“近代*和“现代”是一个沿用的习惯称呼。“近代”和“现代”是具有相对意义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绝对年代是不相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不是按年代的久远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而是按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因此，它都赋予习惯用的“古代”、“近代”、“现代”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容。
整个社会经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阐明了的。至于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时期内，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应根据什么标准，需要根据经典作家们的指示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苏联国民经济史学者过去和现在都讨论过同一社会经济形态内部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或原则，许多意见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的参考。我国近几年来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帮助。必须吸取这些讨论中的积极成果。但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分期的标准，必须结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找出一个最切合实际的标准。
现在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否应当一致?我们认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和近代史的联系是极密切的，但是，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二者在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所担负的任务上是不相同的。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国民经济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变化是阶级斗争、政治、思想、文化等等变化的基础。但是，作为近代通史，不仅它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广泛得多，而且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线索，不能不是叙述和分析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此为它的主要内容。因此，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志，应当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是一门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统一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演变的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离开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其他社会现象，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经济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别的。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看来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征，分析和找出这些重要表现是什么。这正是运用这一标准能否正确划分历史时期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这些重要表现是：
第一，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内，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国民经济在各个时期发展的快或慢，生产力的增长或破坏，经济的高涨或危机，工、农、商、交等部门的发展或停滞、倒退，等等。这些表现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是在决定经济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表现不是显示或表明各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的主要因素。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此外，在旧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由于分散经营，技术停滞，又受到几重残酷的剥削，生产表现为长期的慢性危机的过程。如从1873年到1933年，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并没有什么增加，①1933年以后耕地面积还在缩小；同时，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生产，对自然灾害抵抗的能力极弱，产量的增减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所以农业生产量这一年与那一年的增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完全表明社会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如抗日战争以前几年，农产量有所增加，但并不能说明这几年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什么重大的变化。至于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其生产的发展或危机是能较明显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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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各时期22个主要农业生产省份的统计的计算，如以1873年为lOO，1893年、1913年、1933年的耕地面积指数都为10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页．
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之间的变化；但是，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小，它的发展与衰落虽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有密切关系，可是也有变化趋势不一致的时候。因此，工业的变化趋势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企图以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或停滞、危机的表现来划分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时期，是不妥当的。范文澜同志曾经正确指出：由于中国近代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近代史等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从而“仅仅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划分中国近代史的阶段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①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社会，是居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是居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过渡地位。从而社会经济成分特别复杂，国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表现有性质的逐渐变化。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②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逐渐的变化，主要的表现在新的经济成份的生产和发展、各经济成份间关系的变化上。诸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经济剥削，半殖民地城市和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受到破坏，……等等。但是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才由“萌芽”发展成为经济成份。“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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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0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0页。
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步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①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中国，但还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只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投资特权，把大量“过剩”资本侵入中国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这样，外国垄断资本就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社会经济性质又有了某些变化，殖民地的性质加深了。1931年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公开的直接统治以后，很大一部分地区变成殖民地经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经济，由于这些变化表现社会经济发展中某些性质(质)的变化，所以是国民经济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表现。
在以上述的经济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还必须十分重视下面两种情况：
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②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在速度上、程度上以至趋势上都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在考察整个国家经济的变化并决定经济史的分期时，必须全面地研究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的变化，同时又必须善于找出那些能够表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与程度的因素来，特别是那些能够表明经济发展趋势与性质变化的新因素。如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最初只是限于少数地区，但它却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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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88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25页。
瓦解的趋势。在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由于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及其他因素，决定我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民主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地区取得胜利，逐渐发展扩大以至取得全国的胜利。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与灭亡也表现为一个逐渐的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1927年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的进行，新型的、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就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崩溃和灭亡的开始。因此，1927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进入崩溃阶段的开始。
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与阶级斗争的发展比较起来，一般表现为一个逐渐的过程(当然，如经济危机的爆发等等是表现为突然的激烈的形式)，其新的产生和旧的死亡总不如阶级斗争事件那么形式激烈和阶段明显。具有特殊过渡性特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要从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表现中找出一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如工厂建立年代，危机发生的年代等等)，就作为分期断限的年代，往往是不恰当的。如要以1871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产生的年代来划分时期。是不能确切表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正由于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很残酷，所以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都很激烈。这些斗争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变化的趋势、前途与发展的速度等等；一些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往往揭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如1840年和1927年)；或者直接引起经济的重大变化(如1894年与1931年)。而且，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本身又是经济变化一定阶段的表现。如19世纪6。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19世纪末开始走上政治舞台领导革命斗争，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时期转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成长，才为工人阶级力量壮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使中国革命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发生变化。故我们在经济史分期时，不仅要十分重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而且要采取那些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并能表明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实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事件发生或终止的年代，作为经济史分期断限的年代。在经济史分期上忽视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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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民主主义论》，《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72页.
综上所述，我们在以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作为分期标准时，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经济的特点，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各种重要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经济成分的产生，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停滞或危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发展变化等等。在这些因素中，特别要重视那些表明和引起社会经济性质某些变化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变化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
关于划分国民经济史的标准，吴杰先生曾提出：“国民经济史划分时期，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为主要标志的”。这是可以同意的。可是吴先生在论证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具体表现时，只是认为“有时表现为阶级斗争的高潮和爆发，有时斗争的结果被巩固于国家和法律之中，有时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而阶级斗争尤其是最重要的标志”，①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考虑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时，更必须把革命斗争作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具体表现”。②吴先生在这里分析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的表现时，是有一些严重的缺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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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②同上书，第14页。
第一，吴先生在这里根本没有指出“国民经济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本身的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表现(诸如新生产力的产生、发展，新经济成分的产生，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而是完全撇开这些，认为只表现在阶级斗争、法律、意识等方面。大家知道，后面这些方面，虽然与经济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但究竟不是国民经济变化本身的表现。阶级斗争、法律和意识对经济变化的表现或反映，并不是一步一趋的，在时间上也不总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会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完全是如此。如我国资本主义工业在]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产生，但资产阶级激烈的政治活动，却到19世纪9。年代才开始、又如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却产生在1927年以后。我同意范文澜同志下述意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是没有什么重大联系的”。“革命的进行，不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或停滞而发展或停滞。”②由于吴先生忽视了国民经济本身的表现，所以吴先生分期的标准，实际上不是“国民经济关系的变化”，而是“阶级斗争”，这从吴先生的具体分期意见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诸后吴先生没有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产生的前后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又如吴先生把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也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来进而把1919年以后定为现代经济史等等。把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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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40～34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着重指出：“经济情况改变以后”政治情形，或是早，或是迟．……也总是要被改变的。”(重点号都是引者加的)
②《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101页。
济史完全与革命史等同起来，看不出国民经济分期的特点。吴先生主张的国民经济史分期标准的表现，与近年来有些同志主张的中国近代史分期应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表现是完全一样。①我们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标准或许是正确的，但作为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就不能被同意了。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和内容是有区别的，从而分期标准就不应当相同。
第二，吴先生在分析国民经济变化的表现时，根本没有分析和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特别是没有考虑到过渡性社会经济的特点，从而在分析分期标准的标志及具体分期上，没有指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性质的变化。这从吴先生对各个时期的命名和说明中看得很清楚。吴先生没有能够明确地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加深和崩溃的阶段，以及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某些质的区别。使人不理解分出一个时期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分期的目的何在。而这些，都是在划分经济史发展时期时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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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8年，第5、13页。
四、分期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我们考虑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经济史，划分为下述三大阶段九个时期。
(一)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之年(1840年)起，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年(1895年)止，为第一阶段，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形成的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从此以后直到19世纪末，在此时期中，中国的经济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封建社会经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具体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或基本特征已经形成。这些特征是：①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逐步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土地制度及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并且占着优势。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且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也随之产生。③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经济力量，并且开始操纵中国对外贸易、金融和航运等部门。中国经济依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侵略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掠夺地。买办阶级随之产生。④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封建地主阶级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首先是外国侵略者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大量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从未间断。⑤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性质上、程度上，都与过去的不平衡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1．1840～1864年。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特征与4O年代以前和60年代以后都有重大区别。基本上仍然是封建经济和自然经济，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在五个通商口岸已产生几个小型机器工厂，通商口岸附近的家庭手工业开始破坏，半殖民地城市及商业买办阶层开始产生，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剥削，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方向发展。这就是说，与鸦片战争前不同，中国经济已不是独立的封建经济，而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同时，与6O年代以后也不同，封建自然经济还保持相当完整的形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还没有产生。
2．1864～1894年。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初步形成的主要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是：①外国商品大量输人，数量迅速增加，及于中国各地；外国资本非法地在沿海设立一些工厂、银行，开始在金融、航运、对外贸易中处于优势；并且开始向清政府贷放政治和铁路借款。②广大地区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生产者，在外国商品的竞争打击下破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有了发展；土地兼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特点(土地更加集中，土地流转更加迅速，外国资本占有和兼并土地，官田之变成民田……)，半殖民地性质，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开始形成；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自然经济结构初步瓦解，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推销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③民族资本主义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产生(包括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并有了某些发展；部分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的手工工场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的作坊和包买商有了发展；农业中资本主义开始萌生；旧式的商业和钱庄逐渐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资本主义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成分。④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各部门之间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这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产生，农民阶级发生激烈与复杂的分化；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二)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为第二阶段，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展的阶段，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深”或发展的阶段。①在这个时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各基本特征，都发展到更加典型的形态。主要表现在：①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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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崩溃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不是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之一。在这个特殊阶段中，没有一种新生产方式占着主导地位。因此，严格说来，它不可能有什么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不过，这种社会又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就这些基本特征来说，是有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或时期的。
加，成为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控制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外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一个具有支配力量的恶毒成分。由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更加明显地成为“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①②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业、交通运输业有了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和各种“农垦公司”有了增长，银行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地位，发生重要作用。③农村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地主经济和买办经济日益结合，大多数富农和农垦公司的土地都带有半封建性质，侵略分子在中国抢占大量土地，进行封建剥削，土地更加集中，农村阶级分化空髓激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④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响，由于辛亥革命后军阀的混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统一的特征更加显著。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变化，新的富农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悲惨，革命斗争由一个高潮到另一个高潮，由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1．1895～1911年。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开始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通过条约特权、借款、直接投资、吞并等手段，外国资本控制了国内关税与海关、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工矿业，金融业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国际垄断资本侵入中国经济内部，成为一种经济成分，并在各部门中占有优势。帝国主义由此得以支配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经济的猛烈打击和影响，农村商品经济大量发展，广大地区的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由于人民反帝斗争的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初步发展，农村出现少数农垦公司。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它领导的和辛亥革命都先后爆发和相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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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7页。
2．1912～1919年。这个时期经济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和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迅速的发展。国民经济变化总的趋势，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自然经济进一步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前后各时期比较来说，显得比较突出。这是国内外各种经济政治变化所促成的。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所直接推动的，同时也由于世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相互厮打的世界大战。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近代工矿业、城乡手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各个部门，主要是在轻工业方面。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由于国外经济的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开始出现；由于广大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活动领域的扩大，它们的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现象。
3．1919～1927年。是中国经济由发展到衰落的转变时期，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转变时期。经济的发展到衰落，表现在农业、工业、手工业和贸易各个方面，而工业最为明显。1922年以后工业发展进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在工业、银行、贸易的发展和危机过程中，同时出现资本集中和官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结合的过程，产生了带有地区垄断性或行业垄断性的资本集团。更重要的在于：中国是在这个时期才找到经济发展的现实出路一一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此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想使国家富强，认为只有走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这是走不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才具有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走新民主主义之路。不仅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个革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可能实现的最好出路，如斯大林在1926年所指出的，“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②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革命，是中国经济走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保证。1925～1926年，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地区，开始要改变土地制度。1927年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国经济就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的现实道路。
(三)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1927年)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的阶段，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胜利的阶段。1927年革命根据地建立，土地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经济萌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以后中国经济变化的过程，虽然形式极为复杂和曲折，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新旧两种经济对立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崩溃的，还有社会生产力遭受长期的破坏，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深刻，经济生活极端紊乱，以破坏性和腐朽性为特征的中国垄断资本主义一一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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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44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642页。
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1927～1931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崩溃的时期。首先，是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的进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公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经济的产生。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的因素和半封建的因素”，①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成分，从而“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②它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根本对立的，并是其代替者。其次，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产生，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中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在掠夺和破坏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它集中起来的财富，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瓦解过程的产物，并是其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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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打退第二次高潮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785页。
②：《井岗山的斗争》，《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80页；另见：《我们的经济政策》，《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27页。
2．1931一1937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一步崩溃的时期，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在占领区内建立日本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使经济半殖民地化。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①其次，各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后有了较紧密的联络，1931年11月7日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统一的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并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土地革命逐步深入，公营经济有了发展，并开始了可能的必要的经济建设。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1931年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停工，农村急剧破产，对外贸易逆差迅速增加。由于集团卖国反人民的政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结合，发展十分严重。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这几年中基本上建立起来的。
3．1937～1945年。基本的趋势和上述时期一样，主要不同之点，是全国都卷入了战时经济，国民经济遭受更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日本占领的殖民地经济地区扩大，大部分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直接统治和破坏，发展到了最高峰，也是它被赶出中国的时期。其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地区内，四大家族利用民族灾难和独裁政权，通过掠夺的办法，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本身统治的危机。这个经济地区是在曰益缩小的。最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及其地区得到空前的发展，占有全国五分之一人口的地区，由于抗日战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某些不同(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原因)，为抗日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7
杨友孝(1960-)，湖南汉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开发研究与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文章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从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异同角度，即产业发展目标、产业关联方面、产业生命周期、产业发展贡献、技术进步特征和受空间载体的约束等六个方面，并根据两者发展的动态更替性特征，将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产业中的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制造业、现代物流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珠宝产业和会展业作为带动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并进行了比较和分类。
关键词：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发展阶段；临空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8-0027-05
收稿日期：2009-05-18
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整体带动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进而实现其经济助推器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由动态比较费用理论、非平衡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三大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出现伊始，学术界普遍关注该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通过对文献的不断总结和挖掘，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由20世纪80年代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研究和界定，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对象的逐渐丰富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目前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取得了较多科研成果，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具现实意义。但是，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主导部门(主导产业)在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伴随着比较明显的连续性。因此，单纯从经济的某一发展阶段出发研究主导产业选择问题，而缺乏对经济发展阶段整体把握的研究是不足的。本文通过对主导产业的界定。及其与支柱产业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在两者随着经济发展而体现的动态更替特征的基础上，对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的相关产业进行了主导产业选择问题的研究。
一、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概念界定
(一)主导产业概念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1960)根据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其中，他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且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是建立于主导部门迅速扩大基础之上的，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表1)。他认为主导产业是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甚至至今仍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力量的扩充”。本文从推进产业结构质量提高、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大、满足市场大幅度增长的需求、具有持续的产业高增长率以及能够较多地吸收先进技术等不同角度出发，将主导产业概念归纳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生产率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
(二)支柱产业概念界定
支柱产业指在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是国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具有稳定而广泛的资源和产品市场，对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基础雄厚，适合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秦海波，2001)。区别于主导产业强调潜力和未来的特点，支柱产业的概念关键在于突出规模和现状，主要体现在：比重大，即该产业产值所占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总值比例大；产出多，即该产业的产出占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产出的比重较大；就业广，即该产业所容纳的就业人口占产业整体的系数高；收入多，即该产业在外汇或利税创收数额排名靠前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是支柱产业制约并体现了本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体状况，是衡量现阶段经济发展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
二、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联系
(一)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异同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差异性和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目标、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产业对技术进步的要求以及其空间载体等几个方面。其中，前五点表现为差异性，第六点描述的是共性。
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考虑下一经济发展阶段，即能否适应经济更高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其中，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产业整体的提升作用代表了其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推进以及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和趋势(Liebermar，1990)，体现的是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质的飞跃，较侧重于从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以及产业结构的长期目标出发来解决发展中的过渡问题。支柱产业的选择问题更加侧重于关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注重经济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表征和体现等中、短期目标，根本任务在于将本阶段的经济推向成熟化，促使本阶段的发展更加全面、产业结构更加完善；其中，支柱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适应性方面，即它不代表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但是体现了现阶段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在产业关联方面，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差异表现在关联产业的数量和产业关联程度即扩散效应两个方面。其中，主导产业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它对关联产业的扩散效应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主导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关联产业数量众多；第二，关联程度强，即对前向、后向、旁侧关联产业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带动作用，对产业结构整体也具备很明显的推动作用，即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支柱产业与之区别体现在：第一，与支柱产业具有密切联系的产业数量众多与否并不确定，支柱产业甚至是可以相对独立的产业，意味着支柱产业可以只与较少的产业发生关系；第二，在产业关联程度方面，支柱产业并不一定具备很强的扩散效应，即对其前向、旁侧、后向关联产业和产业整体的带动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但在产业增加值中比例较大。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各产业内产品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任何产业都具有生命周期。一般情况而言，主导产业处于幼稚期到成熟期之间的过渡期，具有强劲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呈不断增强趋势，经济向更高级阶段的推进必须伴随主导产业的快速和稳定成长。相对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已经处于成熟期，有些甚至进入了衰退期；其作用的发挥在所处阶段可能仍旧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支柱产业发挥的作用是持续增强抑或逐渐减弱并不确定。由于主导产业处于过
渡期，所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并不稳定，易受制约条件如制度、资源、技术、市场供求和产业结构等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性特征，不断出现新旧更替现象并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反观支柱产业，其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规模比较稳定，且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运行状态良好，因此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冯江华，2000)。
主导产业具备大规模生产潜力，产品或服务供给量大且生产率上升速度快，产出增长率较高，易于组织大批量的生产，产品除供本区域需求外更主要是向区外输出，潜在市场容量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支柱产业体现在本阶段的效率和规模方面，例如具有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运行状态良好、资源配置合理、对GDP的贡献率较高等特点；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和扩张区域经济总量方面，可为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提供更多的积累和消费。
主导产业的技术方面应具有领先性或超前性。主导产业为了实现综合目标，即强调在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代表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或趋势，就必须建立在具备良好的技术创新性，或有效吸收新技术革命成果能力的基础上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其增长率不断提高，进而实现对其它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加速器作用。因此，主导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是必要条件。区别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支柱产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是从经济的积累角度而言。由于发展目标主要集中于对现阶段经济的贡献，决定了其对技术进步依赖的强弱程度并不确定。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都受到其空间载体的约束是两者的共性所在。产业空间载体的区别多体现于层次与特征的差异上。从功能性标准来看，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这些经济区之间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存在差异；从同质性标准来看，不同层次的区域，比如国家、省、市(县)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同样存在差异；从规划主体来看，政府规划和建造的经济区和以自然资源依赖性为主的区域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这两者划分的研究必须建立于明确其空间载体的基础上来完成。
(二)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联系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本质联系表现在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规律。当符合以下条件：条件一：某一国民经济(或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分别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I、Ⅱ、Ⅲ三个阶段，且不具备跳跃发展能力；条件二，每个阶段仅包含两类产业，即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条件三，经济由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此时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重合，均为产业A。基于上述假设，当经济发展进入阶段Ⅱ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当经济进入阶段Ⅲ后发展情况可以同理描述(表2)。
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由于吸收了先进技术或利用地区优势等原因，产业A发展势头良好，具备持续发展的潜力，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因此，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没有新生产业的出现，产业A持续发展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图1)。其中，横坐标轴表示经济的积累，纵坐标轴表示经济发展阶段，下同。
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A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强的积累作用，起到了稳定阶段Ⅱ发展的要求，但并不能引导进入更高级的阶段Ⅲ；由于产业发展环境产生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的新生产业B出现，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应有的较强推动力以及对产业体系的提升作用，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能够代表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并促使经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Ⅲ；如果产业B不具备以上潜力，无法成为阶段Ⅲ的主导产业，则新生产业c出现并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图2)。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上述联系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主导产业的本质特征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产业结构改善和提升的作用，是促使经济发展阶段出现“质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特性的产业就是主导产业；而支柱产业最大的作用在于对现阶段经济发展贡献较大，主要体现在积累方面，是促进所处经济阶段不断发生“量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本质特点的产业就是支柱产业(熊清华等，2003；建筑，1991)。以上结论拓展到临空经济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其发展阶段及主导产业特征的变化同样存在固定模式与路径(表3)。
三、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主导产业选择分析
花都区临空产业多样化特征明显，并具有较强的集中度。具体表现在：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中汽车制造、皮革皮具生产、珠宝产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472.0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9％，贡献能力较强，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值规模前三名的排序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皮革皮具制造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产值比重较大，如汽车制造业产值429.52亿元，同比增长25.5％；皮革皮具产业2006年全年产值38.12亿元，增长26.0％，对外出口额1.44亿美元，增长了27.3％；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差距较大，其中汽车制造业41.8％、皮革皮具制造业9.7％和机械五金业6.7％；作为新型产业的珠宝产业增速达到了13.4％，出口额增长了30.1％，特色旅游业总收入为16.54亿元，增长了11.3％，发展潜力巨大。在经济效益方面整车生产制造企业总计缴纳国税32.53亿元，同比增加7.56亿元，增幅30.26％，占同期区税收总量的53.27％，区内汽车零配件加工企业总计缴纳国税8.2亿元，同比增加3.52亿元，增幅75.省略)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8
(一)党员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这是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同的根本的利益要求。因此作为每个党员来讲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就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1党员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当前来看就是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广大党员要切实做到：其一，牢牢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二，牢牢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从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9
近20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得到大量的传播和普及，甚至占据了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学术媒体的主流话语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评价，认识到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紧迫性。
从近几年理论经济学总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状况来看，一方面，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仍然沿袭着已有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与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盲目迷信和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局面开始扭转。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许多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第三，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已成为真正具有远见的中国经济学人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和人们对于经济学理论认识上的宏观特征在于：虽然盲目迷信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和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背景，以我国现代历史和当代国情为基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要对象，通过概念或范畴的创造、理论的创新、逻辑体系的构建等方式，努力创建符合科学理论标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明确地意识和确立这一发展目标和方向，无疑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一次伟大觉醒。
二、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在上述总体认识形势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如，高峰发表了《论“生产方式”》一文，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生产方式的含义，即劳动过程。林岗发表了《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明确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解释为“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2）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讨论的热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或范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对此，我国经济学者分别提出了新的“商业服务价值论”和“精神商品价值论”的新观点。“转形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过去我国经济学者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理论见解，从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世界级的新水平。另外，2012年以来，冯金华、丁堡峻、罗雄飞、薛宇峰等学者分别发表文章批判了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攻击，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如，冯金华发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一文，力图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本文由收集整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3）经济危机理论问题。在新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开辟专篇或专章论述经济危机问题，因此，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裴小革研究员发表了《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一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当代金融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学理支持。
（4）收入分配理论问题。基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在理论上仍然显得散乱而单薄。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系统化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马克思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比较研究。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5）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持久的萧条与低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王学东发表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蔡万焕发表的《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通过分析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郭殿生发表的《生态危机与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走向问题。张新宁发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国外学者的视角》，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理论观点。朱安东发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012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卫兴华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针对一些人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误解进行了理论辨析，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周新诚发表了《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的两点思考》，论证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判了从收入分配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并探讨了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问题。高梁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合理性》，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杨永华发表了《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系统整理了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中国模式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张作云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首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其化解途径进行了理论探讨。谢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与住宅思想的现代解读——兼及中国土地与住宅问题反思》，通过整理和运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土地和住宅的理论和思想，对中国当前的土地和住宅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包亚钧发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探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个人消费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3.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及初步成果。2012年，围绕经济学创新和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洪银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张宇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邱海平发表了《经济学遭遇新历史分水岭》，从当代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出发，论证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张军发表了《正义问题：衡量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尺》，从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准问题。高德步发表了《科学主义与人文转向：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论证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葛守昆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及逻辑展开》，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逻辑问题。
除了以上论文成果之外，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由《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等三本组成，分别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所需而设计。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层次分明的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另一种增长轨道。在经历了2011年的亚高速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后，2012年以来，我
国经济继续受到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自身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显突出。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矛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受到严重制约。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学界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分析与预测，并为国家制定相对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
2012年，一些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继续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团队提出的研究报告仍然是最受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报告之一。该系列报告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金融和资本市场、产业经济、居民收入增长、区域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专题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我国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国内各种矛盾日益累积的背景下，那种没有深厚的理论和学术支撑、仅仅经验式的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一定是不可靠的，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制定出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一定会失效的。这就要求一方面，经济学界要更多地走向我国经济实际，更多地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及管理部门要更加自觉地与学术界合作，更多地倾听来自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诊断。高等院校提出的各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为国家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参考，从而彰显了理论经济学的重大实践价值。
2.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使我国经济避免严重衰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负面作用。因此，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制定更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201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刘伟发表的《五问中国经济政策》，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的角度，对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质疑。刘元春发表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针对2012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重点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并对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进行了探讨。朱杰发表的《2011-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研究与分析》，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政策调控的取向、时机、重点、力度的建议：控制通货膨胀比较紧迫，稳定增长的时间安排比较重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要统筹兼顾，具有统一性和全局观；加强价格调控和资源价格改革，促进消费和生产物价指数平稳可控；中期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长期推动人民币结算；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扶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严格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推动进口便利，降低人民币中期升值速度，区域合作抵抗外部风险。刘尚希、樊轶侠发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认为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下工夫，这也是实现“稳增长”的最佳路径。伍戈、李斌发表的《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十分明显的宏观经济特征为背景，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了有关通货膨胀容忍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问题。张同斌、高铁梅发表的《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方志秋发表的《基于汇率制度变化谈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以人民币中长期升值趋势为背景，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该文还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收人分配和扩大内需问题研究。围绕这一问题，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证研究成果。如，马双、张劫、朱喜发表的《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就业和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张义博发表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并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这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君、张前程发表的《中国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运用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聂慧、张媛媛发表的《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初次分配的实证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以及医疗支出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教育支出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支出和教育体制改革。岳希明、徐静发表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率表和住户调查数据中个人收入结构的信息，计算了每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使用应纳税额的估计值，计算了mt指数，并将mt指数分解为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效应和纵向公平效应；mt指数的估计值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虽然降低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孙文杰发表的《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因。研究表明，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党的十八大已明确将收入分配改革列为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因此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年之内，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流行标准，2011年我国已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而遭遇发展停滞的教训，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如，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发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遴选1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比较了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其进行了分析，基于我国经济的
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孙立平等发表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由于我国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还远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既成事实，但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结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对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进行了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和阶段。概括起来说，新时期理论经济学面临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实践问题有：
（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我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也日益深化。危机之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主流和大趋势。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然必须以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为依托，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动力。这种客观的内外经济格局和关系，决定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高度关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深陷不景气的泥潭。国际理论和思想界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众说纷纭。为了能够适应和应对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力求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而且需要加强国别经济研究，从而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对策提供学术支持。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无论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相对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模式而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搞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和以完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或融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面临着能否进一步保持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从经济学理论规范上来看，到目前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别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但都没能逻辑一贯地完整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取得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的“合法性”。这正是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存在关于中国未来的极左和极右两种思潮和主张的根本原因。这种客观情况要求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理论创新，既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创立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范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符合科学理论规范的系统解释。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创新与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0
范波，男，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经济学图表类主观题在近年来的高考考题中频频出现，它可以综合考查学生多种能力：获取、解读、概括信息的能力；调动和运用学科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辩证分析能力等。此类题型对学生的能力要求很高，也是拉开学生分数差距的重要题型之一，有利于在学科人才选拔上甄别优劣，因而此类题型备受高考命题者的青睐，但却让高考考生在作答时束手无策、难以得高分。本文拟通过解法例析，以期对解答此类题型有所帮助。
一、命题特点
在材料呈现方面，经济学图表类主观题的材料由图表、文字材料、数据等构成，图表一般由“标题、图表、注释”三部分组成；在设问设计方面，经济学图表类主观题通常是由2～3个小问组成，体现了对问题考查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一般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考生熟知此类主观题的命题特点有助于尽快捕捉材料的有效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地作答。
二、解题技巧
1．要“三看”。其一，看设问：设问带有很强的指向性和限制性，带着问题读材料有利于加强阅读的目的性。其二，看图表：图表一般是表格、饼状图和柱状图，由标题、时间、项目、数据以及小字注等构成。其三，看注释：图表下的注释对图表起着补充作用，有注释必定有用，不用注释就不能准确作答。
2．要“三比”。其一，纵向比较：对图表的同一列的数据或者上下方位的数据进行比较。其二，横向比较：对图表的同一行的数据或者左右方位的数据进行比较。其三，图表与图表之间、图表与文字材料之间进行比较。图表与图表、图表与文字材料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着一定联系，仔细比较会产生新的认识。
3．要坚持“四原则”。其一，由数字到术语的原则：在组织答案时必须把数字转换为术语进行表述。其二，由现象到本质的原则：表述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其三，由理论到实践的原则：要用学科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并力求创新。其四，一分为二的辩证原则：既要看到成就、积极影响、利，又要看到不足、消极影响、弊，思考要全面。
三、解法例析
【例1】（2014．四川卷．13）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下图是2007-201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消费贡献率与第三产业贡献率变动情况
请解读材料的经济信息。
[解析]本题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背景，考查对图表经济信息的解读，经济信息不仅指经济现象，还包括在现象基础上得出的本质性的东西。图表主要反映了三方面的内容，即GDP增速、消费贡献率和第三产业贡献率。通过图表可知，当前的经济现象是：我国GDP增速放缓，第三产业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增加。通过概括现象可推出本质性的东西：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但是通过曲线波动，可知经济发展并不稳定。
[答案]①2007-2013年我国GDP增速总体放缓，消费贡献率和第三产业贡献率总体趋于提高（此处用到了“标题、注释、横比”）。
②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在改善，产业结构趋好（此处坚持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则”：由“GDP、消费贡献率、第三产业贡献率变化”这一“现象”推出了“产业结构趋好”这一“本质”），但还不稳定（此处坚持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原则”：在看到“产业结构趋好”这一“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但还不稳定”这一“不足”）。
【例2】 [2014．浙江卷．40]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2013年末以来，浙江全面展开“五水共治”。
材料
指出材料反映的经济信息。
[解析]本题材料包括表和图，因而解答本题既要分析表中数据变化，又要注意看图的标题、柱状图及数据的变化。表中可以看出，浙江区域生产总值逐年增加，说明浙江经济发展明显；分析图可以看出，近年来浙江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所下降，但非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说明浙江水环境不容乐观。
[答案]2006-2012年浙江区域生产总值逐年增加（此处用到了“标题、横比”），经济发展明显（此处坚持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则”：由“生产总值逐年增加”这一“现象”推出了“经济发展明显”这一“本质”）。2009年后浙江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所下降，占废水排放总量的比重下降明显（此处用到了“数据、横比、纵比”）。近三年，非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废水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此处用到了“数据、横比、纵比”，并且考虑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非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关系”），水环境不容乐观，离绿色经济还有距离（此处坚持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则”：由“非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废水排放总量居高不下”这一“现象”推出了“水环境不容乐观，离绿色经济还有距离”这一“本质”）。
四、模拟演练
1．材料一：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以下为江苏省“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发展情况：
材料二：在江苏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加大财政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力争在“十二五”末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左右，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实现发展提速、比重提高、质量提升。
运用所学《经济生活》知识回答：
(1)说明材料一所反映的经济信息。
(2)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的有关知识，就我省加快发展服务业献计献策。
[参考答案](1)图表1反映了“十一五”时期（此处用到了“标题”），江苏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此处进行了“横比”，坚持了“把数字变术语的原则”），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快于GDP增速（此处进行了“纵比”，坚持了“把数字变术语的原则”）；但我省服务业比重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我省区域之间服务业的发展不协调，苏中、苏北服务业发展滞后（此处用到了“注释”，坚持了“一分为二的原则”）。
图表2反映了三省服务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此处用到了“标题”），但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于浙、沪两地（此处进行了“横比”，坚持了“一分为二的原则”），说明我省加快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而迫切（此处坚持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则”：由“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于浙、沪两地”这一“现象”推出了“我省加快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这一“本质”）。
(2)①江苏省要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②江苏省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1
(一)党员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这是最广大人民利益中共同的根本的利益要求。因此作为每个党员来讲要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就是要切实维护和实现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1党员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经济利益，在当前来看就是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和收入的增加，生活的富裕。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广大党员要切实做到：其一，牢牢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壮大国有经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其二，牢牢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从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分配制度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2
1经济管理现代化含义及形式
1.1经济管理现代化含义
经济管理学科的出现，有力推动企业实现现代化管理。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多元化、综合性特征，而这些特征通常需要通过经济管理来实现。因此，经济管理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可以说，经济管理的缺失，将会阻碍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顾名思义，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即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建设，所需要进行相关核心问题的及时处理和解决。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主要涉及到模式、思维和方法[1]。经济管理系统的逐步完善，为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研究提供重要保障和参考依据。
1.2经济管理现代化表现形式
（1）管理的艺术性。从某种层面来讲，经济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和控制，而是更多的表现其艺术性特征。经济管理的核心工作为思考和谋划，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2）管理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任何一种管理活动，均能够从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创造性和能动性。经济管理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等活动中，同样表现出创造性和能动性特征，旨在实现价值和效益最大化。（3）管理的专业性和民主化。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管理人员具备专业化知识和民主化管理意识。唯有此，方可体现出客观、公平和民主性，进而实现管理成效最佳的目的。（4）管理的科学化和经济性。经济管理过程中，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新经验、新技术，并汲取新成果，从而达到提升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目的。同时，要运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切实提高管理的经济性和效率化[2]。
2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笔者通过对经济管理发展现状展开研究，认为经济管理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种：
2.1经济管理制度的人性化
人作为经济管理的核心主体，随着经济管理需求的日渐多元化和多样性，需要管理人员发挥积极主观能动作用。可以说，经济管理发展离不开管理人员的积极参与，人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尽可能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和工作潜力，让其全身心投入到经济管理工作当中，开展人性化、个性化服务，进而实现管理制度的人性化，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2.2经济管理方式的民主化
对于经济管理过程来讲，需要实现绝对的民主化，民主化管理方式有利于工作人员积极主动性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有利于决策效率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此，经济管理中要突出民主化，尊重所有人员的意见，采纳建设性建议，集思广益，发扬民主精神，凝聚集体智慧，从而达到提高经济管理服务水平的目的。
2.3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为金字塔模式，这种模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阶层，阶级性的管理结构，势必会影响到基层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不利于广大基层人员积极主动性的提升[3]。基于此背景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应运而生，该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团队凝聚力、创造力的提升，并且有利于集体智慧的凝聚，对于经济管理而言，其成效更为显著。
2.4经济管理组织理念以客户为导向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和系统模式下，经济管理组织理念以人才、技术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逐步转型为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理念，要求企业以市场客户需求为导向，严格按照客户需求进行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供应。如此一来，客户成为企业需求来源主体，企业也只能以客户需求为生产依据，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经济管理组织理念。
2.5经济管理沟通模式的网络化
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和创新，均离不开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企业不仅要做好与市场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流、沟通工作，而且需要强化内部交流、沟通。唯有此，方可及时发现并准确解决问题。通过建立网络化的沟通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内部各部门、员工之间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管理水平的大幅提高[4]。
2.6经济管理团队凝聚力的培养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才，而人才能力及水平的发挥离不开团队。因此，团队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管理活动开展过程中，需要组建团队，并突出团队协作精神，进而实现价值和效益最大化。团队凝聚力的培养，旨在增强人才创造、创新积极主动性，并确保按期完成任务。另外，团队协作精神、团队凝聚力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工作不容忽视，是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语：
总而言之，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经济管理现代化。同时，经济管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障。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理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调整组织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为经济管理现代化及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袁杰.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J].湖南社会科学,2014,06:186-188.
[2]吕茜文,李永戈,周润青.基于经济管理现代化及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5,06:101.
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篇13
一、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十分重要
什么是规律?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角度阐述了规律，列宁肯定了黑格尔关于规律思想的合理内核，明确指出“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规律就是关系”。同时，列宁强调，人们头脑中的“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这使我们认识到规律是客观的，它尽管在现象背后起作用，人们不能直观地感觉它，但它客观存在。就人作为实践主体同实践客体两者的关系而言，认识客体的客观规律极为重要，主体要实现价值目标，就必须弄清客体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否则就存在盲目性，实践就会失败。
国民经济运动和发展存在客观经济规律。初看起来，国民经济运动是人们能动的经济活动，好象是由主观意志决定，但其中蕴藏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含义就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社会形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态，所以“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与生产力紧密联系的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唯物史观认为这种生产过程和人们在其中的生产关系的运动、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客观规律。
如何理解经济规律及其客观性?在唯物史观看来，至少有四层含义：第一，经济规律是经济关系中的本质联系，表现为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固有的、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偶然的现象。第二，一切经济规律，“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就是说，经济规律是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在正反现象的长期波动中表现出来的，它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三，经济规律总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具有历史性。“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历史条件变化了，有些特殊的经济规律会消失，一般经济规律会以新的历史形式出现，同时，还会产生新的经济规律。遵循和探寻客观经济规律是无止境的。第四，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在实践中不能随意改变规律，只能尊重和遵循经济规律，如果凭主观臆断办事，必定会因违背客观规律而受到惩罚。
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十分重要。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时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告诫德国读者，“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是为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掌握认识社会的工具，用科学代替幻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避免盲目性，少走弯路，缩短旧制度的时间，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同样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与努力按经济规律办事分不开。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前进中曾走过“”、“”和“”等弯路，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在发展过程中也仍在某些方面存在“好”与“快”不能统一的问题，出现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等偏差。这说明，我们距离在实践中遵循已认识到的客观经济规律，距离弄清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经济规律，都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党中央要求“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极为重要。
二、重视《资本论》揭示的经济规律
(一)重视马克思从一般与特殊关系的角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及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这里的自然规律可理解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一般规律。《资本论》揭示的既有人类社会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又有在商品生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表现。如，时间节约规律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在商品生产社会表现为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则转化为生产价格规律。又如，任何社会都有剩余劳动规律，在商品生产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则表现为广义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狭义剩余价值规律。认识了一般性的经济规律，有助于我们探索这些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
(二)重视马克思从运动的角度所揭示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经济运动可从横向和纵向来考察。从横向看，经济运动表现为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经济运行。经济主体不断进行的投入、生产、产出的循环过程，就是经济运行过程。从纵向看，经济运动表现为某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趋于某种方向的演进过程。因此，经济运动规律，可分为运行规律和发展规律。《资本论》既揭示一系列经济运行方面的规律。如，商品交换规律、商品流通规律、资本循环规律、资本周转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平均利润率形成规律、竞争规律等。又揭示一系列经济发展方面的规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增进的规律、社会扩大再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规律、私有制社会否定之否定为公有制社会取代的规律等。应当指出，运行规律与发展规律只是在研究时才能将它们在概念上暂时区分开来，实际上，它们紧密结合在经济运动中。经济发展是连续不断地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而经济运行则是经济发展的成因。《资本论》揭示的这一系列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对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有重要启示。
(三)重视马克思从不同角度所揭示的特定经济领域的经济规律。《资本论》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必经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揭示一系列经济规律。在生产领域，有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相对剩余价值量的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投机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等。在流通领域，有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循环的规律、资本周转的规律、在资本周转中货币游离的规律、在社会再生产中预付货币资本流回的规律、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交换途径和比例的规律等。在分配领域，有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规律、市场利润中利息分割由竞争决定的规律、土地所有权规律等。在《资本论》中，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专门的篇章阐述消费领域的规律。但马克思阐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个人消费与雇佣工人的个人消费有质的区别，资本家的奢侈品消费工人无法享受，资本家讲排场的个人消费与追求剩余价值的目标有重要的联系；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被限制在必要消费资料范围内，“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质上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服从于剩余价值规律。这些阐述在很大程度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费规律及其与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联系。
可见，马克思多视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体系。虽然他涉及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但在他揭示的经济规律体系中，除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外，还包含人类社会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及跨越若干经济时代的商品生产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规律，这不但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规律有重要指导价值。
三、注意从经济关系的逻辑联系上理解经济规律
(一)理解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规律要防止主观随意性。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人们轻视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在学习《资本论》时往往忽略或撇开经济规律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联系，只抽取一般性的东西，把经济规律抽象化。如，在学习《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理论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上，以此作为“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依据，这固然也是需要的；但马克思一再提到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必然存在媒介两大部类商品交换的货币流回规律，却往往被认为不重要而忽略了。这种忽略甚至引起严重的误解，以为马克思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罪魁祸首”，从而贬低《资本论》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意义。然而实际上，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经济运动出发，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每个企业都要把货币资本作为生产的第一推动力来展开社会再生产的论述，是把货币流回规律与按比例规律结合起来，分析和阐述商品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规律。可见，要真正把握《资本论》揭示的经济规律及如何揭示经济规律，决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学习态度。而应力求系统、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论述。
(二)理解经济规律要纠正孤立、片面的观点。《资本论》阐述的经济规律体系是庞大的。关于各种经济规律产生的历史条件、经济规律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等，几乎覆盖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绝大部分。在这一庞大经济规律体系内，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经济规律，与其他方面、其他层次的经济规律存在内在联系，《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反映了这种内在联系。因此，要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揭示的经济规律，就必须重视《资本论》的理论逻辑，高度重视经济规律间的因果联系、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孤立、片面地理解某个规律，就不能真正把握规律的作用机制。如，马克思对分配规律的阐述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对分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来揭示的。他指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所以，从所有制出发，才能弄清分配关系。目前，面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研究分配规律很有必要，但孤立地研究分配关系并不能弄清问题发生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的对策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能从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内在联系来研究，就不会只停留在分配领域看收入差距的拉大，就会深入到所有制的结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方面来研究，也就会发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私有化“改制”所动摇，这是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深层原因，从而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因此，探索和把握经济规律，重要的是要从规律体系、规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弄清各个规律的表现。
四、用唯物史观分析方法指导探索经济规律
(一)从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入手。马克思揭示经济规律的着眼点是人们都熟知的经济现象。如，商品现象、货币现象、工资现象、企业家收入现象、利息现象、地租现象等。从这些现存的经济现象人手，运用比较分析、假设前提分析、矛盾分析、质量分析、肯定否定分析、绝对与相对分析、个别与整体分析、里层与表层分析等一系列具体的辩证分析方法，所发现的这些现象掩盖的本质和规律，必定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臆造的。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从分析现存的社会经济现象人手，深入剖析现象中蕴藏的经济关系的本质，揭示经济规律，然后再以此为依据阐述经济现象的必然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显著区别。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是把表面的经济现象理论化，或只是直观地描述假象世界。而唯物史观坚持公正、无私地探索真理的科学立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它深刻认识到本质固然会以现象表现出来，但有真相与假象之分。“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经济学坚持透过经济现象分析经济本质，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可以说，能否公正无私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是划分科学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
(二)注重把握客观经济规律存在的历史条件。经济规律具有历史性。《资本论》总是结合历史原因来揭示经济规律。如，商品生产社会中存在互不依赖的独立的生产者，他们的劳动社会性只能通过产品交换间接实现，这是存在商品、货币现象的历史条件，从而是价值规律存在的历史原因；当社会中出现脱离了人身依赖关系、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商品的历史条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从而才形成了区别于以往剥削制度的资本剥削经济制度，继而形成剩余价值规律。又如，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固然是商品，然而这时的商品已不是简单的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本人生产的商品，而是资本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在等量资本要获取等量剩余价值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它必须“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转移的现象，才产生生产价格规律(即价值规律的转化形态)，产生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或平均利润率规律。再如，土地私有权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也早已存在过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但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拓展到农业生产领域，同时又存在大块土地私有权的条件下，才出现资本主义地租现象，产生资本主义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规律。由于马克思坚持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际出发，分析现存经济现象，才揭示出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客观经济规律。
(三)在经济运动的联系中展开分析。马克思探寻经济规律不是从一个个孤立的经济现象随意人手，而是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下，从社会经济运动中最基本的环节，即直接生产过程产生的经济现象人手，由生产现象到流通现象，再到分配现象，逐步展开分析。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发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这些发现，又有助于分析流通中的经济现象，发现资本循环和周转规律、社会总资本生产和流通规律；通过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分析所发现的规律又有助于分析和研究分配领域的经济规律。正因为如此，《资本论》揭示的经济规律，不是一一罗列的规律“定义”，不是一条条规律的机械相加，而是沿着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逻辑顺序，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推进中，揭示出有内在联系的经济规律体系。
(四)多视角地揭示经济的社会形态运动规律。现实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是多种经济形式的统一、多个经济层面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多视角地揭示经济规律，并弄清多重经济规律间的相互联系。《资本论》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认识社会经济规律，应从系统的大视野去考察。
五、调查研究是发现经济规律的必经之路
唯物史观揭示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因此，经济规律存在于现实经济关系内部，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它只能从客观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要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规律，调查研究是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