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理论篇1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w.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weber)。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f.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e.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赫次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m.porter)和劳勒(e.e.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v.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e.kast)与罗森茨韦克(j.e.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1993年底,小林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在阿里·德赫斯(ariede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aubrey)与保罗·科恩(p.m.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s.l.glodman)、罗杰·n·内格尔(r.n.nagel)及肯尼斯·普瑞斯(k.preiss)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管理思想理论篇2
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 W. 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 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 Weber)。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
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 F. 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 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 E. 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 马斯洛(A. H. 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 赫次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 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 麦克莱兰(D. C. 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 麦格雷戈(D. M. 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 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 M.Porter)和劳勒(E. E. 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 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 A. 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 F. 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 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 V. 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
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
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 E. Kast)与罗森茨韦克(J. E. 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M. E. 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
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 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 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
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推翻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
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中特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
1993年底,小林 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
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
1990年,彼德·圣吉(P. M.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
管理思想理论篇3
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 w. 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 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 weber)。
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
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 f. 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 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
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
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 e. 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 马斯洛(a. h. 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 赫次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 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 麦克莱兰(d. c. 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 麦格雷戈(d. m. 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 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 m.porter)和劳勒(e. e. 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
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 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 a. 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 f. 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 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
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 v. 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
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
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
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 e. kast)与罗森茨韦克(j. e. 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
迈克尔·波特(m. e. 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
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
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 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 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
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
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
1993年底,小林 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
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
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
1990年,彼德·圣吉(p. m. 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
管理思想理论篇4
本文介绍的是论文中管理学论文的管理思想，通过《六韬》来充分认证这一观点 论《六韬》的管理思想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实际上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其中，《六韬》继承了以往兵家的优秀管理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六韬》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在哲学思想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并论述了“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管理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强调“重民”、“利民”、“爱民”，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本文将侧重对《六韬》的管理思想进行初步研究，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彰显民本思想，主张执政为民 《六韬》思想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强调“重民”、“利民”、“爱民”，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济，济则皆同其利，败则皆同其害。然则皆有启之，无有闭之也。”有大智的人不夸耀他的智慧，有深谋的人不显露他的谋略，有大勇的人不只凭血气之勇，图大利的人不只顾自己利益。为天下谋利益的天下人都欢迎他，使天下人受害的，天下人都反对他。天下不是那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想取得天下的人，就象猎取野兽一样，天下人都有分享猎物的心，也好象同船渡河一样，渡过了，大家就达到了共同的目的；失败了，大家都受害。这样做，天下人都只有欢迎他的理由而没有反对他的理由了。 《六韬》思想同样也主张“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不掠夺人民利益的，可以取得人民的拥护；不掠夺别国利益的，可以取得别国的拥护；不掠夺天下利益的，可以取得天下的拥护。不掠夺人民利益的人，人民归向你，这是人民给你的利益；不掠夺别国利益的，别国归向你，这是别国给你的利益；不掠夺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归向你，这是天下人给你的利益。所以这种方法妙在使人不可见，事机秘密妙在使人不可闻，胜利妙在使人不可知。 《六韬•顺启第十六》论述夺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是要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韬》思想指出：“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卜；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
管理思想理论篇5
2.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启示随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学说理论发展，各企业在经济管理中均得到了有效的经济管理参考依据。并且参照经济管理学说中所设定的依据来实行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与建设。同时，随着各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进行经营活动中逐步对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学说进行了创新与提升，使其经济管理理念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符合当代企业经济管理。另外，当代各企业所应用的经济管理参考依据均是来源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上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代经济管理实践方法如何改革创新，其最终都离不开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理念。除此之外，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总体经济形势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改变，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起来。但科学信息技术在为经济管理思想实践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的同时，对经济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要想紧跟时展经济管理实践方法，就必须依附于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上，并随时展不断进行创新，以此来保证企业经济管理所需。
3.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金融货币管理的启示一般而言，在金融经济管理中，是将货币的使用、需求及管理融为一体进行管理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日常的一系列经营活动。同时，就金融经济管理相关人士做过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对于货币所存在的供求关系中，两种之间即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个体，又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另外，在金融货币经济管理中，人们通常是将价格作为第一考虑因素。例如：在过去的农业经营中，人们通常将农产品的价格作为第一购买考虑因素，同时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参考依据进行产品的流通活动。但随着金融货币经济管理的发展，当代对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且由于货币的流通及存在，直接影响着我国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利息与借贷形式。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在进行金融货币经济管理时，必须制定出统一的货币流通价格及方式，并运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来对市场金融货币流通不合规行为进行约束，以此来保证金融货币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4.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国政经济管理的启示国政经济管理主要是国家对社会各类经济活动进行管理。随着我国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不断发展与演变，并在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理念的基础之上对经济管理方式进行了细化及分析研究，使经济建设不断趋向于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经济管理策略。同时就目前而言，我国有经济管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国家对经济管理逐渐由直接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管理模式，并且形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管手段，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
管理思想理论篇6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管理思想理论篇7
(二)大班化教学环境不利于教师控制课堂纪律。大班化教学容量一般在2、3个自然班以上，少则100人，多则200～300人。大班化课堂条件下的学生组织比较松散，教师很难做到认识和记住每一个学生，还由于学生从小到大受“副科”思想观念上的影响，导致学生普遍比较重视专业课，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有的学生甚至把专业课和英语作业带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来。另外，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纪律比较松散，说话、吵闹、玩手机、睡觉等都时有发生，教师对学生管理的太严，影响学生对老师的评教结果，甚至直接影响教师的奖金和津贴，对于有些要求学生选教师的高校来讲，这样还会直接影响教师下一学年的选课人数。所以，有些教师势必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做势必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还由于班级规模大，考勤难度也比较大，教师如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考勤上，势必会挤占更多的课堂讲授时间，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三)大班化环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教学过程实际上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个过程的互动。但是由于大班化班级规模大，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不了解，学生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这些现状的存在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素质化教育的实现，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是最有创新性的一族。但是目前的大班化教学由于教师精力和学生素质的有限性，两者之间缺乏互动，教师不了解学生，学生不参与互动，使得学生很难学会用学到的知识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也习惯了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的传播器。启发式教学在大班化的教育环境下，作用非常有限。这样的教育环境，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总之，面临学生人数众多，程度参差不齐且两极分化严重的学生，短短几十个学时要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教师在大班授课中往往都感觉力不从心。由此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
课堂管理是课堂教学的组织基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就是课堂教学，在高校里，学生自主学习的培养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加强课堂管理，学生才能在课堂中把握所学课程的基本体系、基本内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课堂管理井然有序，不仅能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还能提高教学质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以及法律意识，是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旨在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为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切教学目标都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完成，课堂教学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课堂管理的效果。可见，有序的课堂管理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
(二)有序的课堂管理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体现。以人为本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为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通过其教育教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法律教育、道德规范内化为大学生个体的动机、意识、思想和观念，并使这种认知外化为行动上的自觉。而学生新知识的获得必需取决于教师是否进行了有序的课堂教学，教师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主渠道。教师进行有序的课堂管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才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教学中的体现，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有序的课堂管理。没有有序的课堂管理，就无法进行正常的课堂教学，学生的根本利益也就得不到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和知识的理论性强而且量大的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兴趣很难调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如果能够科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做到以学生为本，而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和训斥学生。根据学生的特点，有序地进行课堂管理，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循循善诱，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有序的课堂管理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的体现。学生的课堂表现如何，还取决于教师是不是给学生立下了“规矩”，是不是严格按照“规矩”对学生进行了奖惩，教师是不是对每一位学生做到了公平对待。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求每一位教师不仅是教育理论的宣传者，更是教育理论的实践者。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笔者认为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方法，在这方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教师也都有自己的课堂管理原则，作为教师，其主要作用就是教书育人，教书固然很重要，但是育人也不可忽视。要求学生做的，教师首先一定要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对待学生要一视同仁。事不平则心不顺，作为学生，公平是每一个学生心里的一杆秤，他们要求教师要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及时给予认可、鼓励、赞扬和批评指正。不论学生的平时学习情况如何，学生做的好，就要受到奖励;学生做的不好，就要适当的教育。如果教师做的好，学生就能好好配合、参与互动，肯定教师的教学，也就是所谓亲其身、信其道。总之，有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是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维护师生和谐关系、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也是对学生公平、公正、民主的体现。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管理，实现“以人为本”
(一)纪律严格公正，做到有章可循。管理一个班级，纪律最重要，尤其是大班化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只有课堂纪律有保证，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习是一种脑力劳动，它需要学生十分认真，做到眼到、手到、心到、口到，需要大家动脑筋去思考、去理解、去解决，这就需要一个安静的课堂环境，而安静的课堂环境需要严格的纪律来保证。如果课堂纪律松散，有人说话、有人上网、有人做小动作，势必会影响周围同学的注意力，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活动和情绪，从而打断正常的教学秩序。为此，每学期上第一节课时，教师应该给学生“约法三章”，明确对学生如何进行奖惩。对于平时到课比较好而且上课积极发言的同学要适当地给予精神或者分数奖励，对于迟到、早退、旷课等同学要给与口头教育，必要时给予书面检查或者适当减少其平时成绩。尽管成绩并不能说明全部，但是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讲，成绩的高低会影响其以后的综合测评。还可以把第一排留出来专门给迟到和课堂纪律表现比较差的学生坐，引起学生的重视;给每个班级的学生划分区域，方便学生考勤、分组提问，增强学生的班级荣辱感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些规则制定以后还需要教师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严格执行，一视同仁。
(二)课堂准备充分，激发学生兴趣。信息化是当下最大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它突破了以前的时空界限，使得大学生除了在课堂上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以外，学生间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多且互相影响，而且学生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上网，与网络上的其他群体发生互动。这些时空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观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的教学对象———大学生也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立体人”，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邱伟光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必须从多角度、多侧面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象和问题进行立体地综合分析，切不可将复杂的人、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要想给学生一滴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大班化环境下的教师上课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学生，结合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做到备课堂、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尤其是教学内容，一定要丰富翔实、丰富生动、有吸引力，浅显易懂。方法上要灌输和启发并用，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并把第一课堂(课堂讲授)和第二课堂(课下辅导)以及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始终紧跟时代和学生的步伐，为大班化的课堂管理打好基础。
管理思想理论篇8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管理思想理论篇9
二十世纪初对会计行为的放任自流导致了会计实务的混乱局面，各国政府先后对此予以干预。但在“自由放任”思想影响和支配下，其作用微乎其微，统―会计思想虽已萌芽但未能获得充分发展。因此，从这个时期的会计实务看，会计人员对于会计程序和方法可任意选择；可人为地平衡各个年度的收益；会计报表和内容各不相同，企业主管可随意干涉企业会计报表工作。由于当时的会计实务混乱，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一开始，就有人猛烈批评会计界，甚至有人认为混乱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于是，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统一的会计规则对会计行为进行约束，以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这是资本经营秩序稳定的前提。因此，无论从宏观管理方面还是微观管理方面，都要求对会计予以规范。“自由放任”的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会计是一门艺术”的观点也难以符合企业加强管理的需要，会计的规范化乃大势所趋。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十九世纪下半期，管理学家们所确定的公司经济管理的五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与控制，成为二十世纪初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它很快便在指导二十世纪初公司的管理活动及管理组织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人们将这五种职能与受托责任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区分责任层次与环节明确责任关系人，确定岗位领导者，并突出他们在系统中的作用。改进中，财务与会计被作为明确的责任中心来确认相关环节的经济责任。科学管理制度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两次技术大革命的“洗礼”，对美国工商业造成强烈的刺激，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加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工人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工人工资很低，因而劳资关系紧张。科学管理制度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诞生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著名工程师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法国著名工程师亨利・法约尔和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3年，美国著名的工程师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rick w・Taylor)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上宣读了其著名论文《工厂管理》，他指出：一个良好的管理目标旨在使工资得到提高，而生产成本反而降低。要实现这一目标，便必须建立能控制作业过程的原则与标准程序。为了使原则与标准程序得以贯彻施行，便又须在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方面得到保障，否则便会流于形式。从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模式上讲，这种组织必须服从于经济集权。1911年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一书充分阐述了上述管理思想，提出以计划、标准化、统一管理作为三条基本原则来管理生产，代替以往的经验法则，从而奠定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标志着科学管理思想的正式形成。
当时的市场经济环境正如马歇尔所言，从长期看，供给决定生产价格，即企业仍处于卖方市场的经济环境之中。从而泰罗科学管理学说的核心是强调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通过标准化管理和控制以降低生产成本。泰罗要求对成本费用进行严格分类，报告程序中要明确地反映例外管理原则，他将成本会计的管理职能划归计划部门来执行。因此，在计划部门提出每天的业务报告时同时提出了每天的成本报告，这样，成本管理就成为企业计划和控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泰罗成本管理的基本点，是在企业经营决策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运用会计方法将严密的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形成标准成本系统，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通过成本管理和控制，在一定的生产设备条件下促进企业用较少的材料、较少的工时生产较多的产品，其综合表现就是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经济效果的提高，而会计对于管理和控制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经济效果是有成效的。通过实践和发展，形成了以泰罗学说为基础的传统管理会计即执行性管理会计。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与会计方法的结合为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开创了一条新路，成为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科学管理思想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法约尔是位工程师，他先后发表了《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公共精神的觉醒》，创立了第一个有关行政管理的理论。其对会计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首次在理论上将财务和会计活动视为企业的经营活动，确立了财务和会计活动的重要地位。法约尔所定义的管理活动是指狭义的概念即仅指行政管理；从广义上看，六大活动都是企业管理活动，财务和会计活动也属于企业管理范畴。他所阐述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六大活动及其各自的地位如图1所示。法约尔极力主张权利与责任的对等，授权与承担责任始终保持一致，这是受托责任思想在企业管理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的发展推波助澜。与泰罗相比，法约尔的管理思想及其理论对于财务与会计组织部门的构建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的指导作用，它为现代企业财务与会计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在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的行政组织体系也做了十分具体的描述，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他的理论实质在于，科学确定的“法定的”制度规范是组织协作行为的基本约束机制，该制度主要依靠外在个人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管理。会计是公司组织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由于会计系统在企业与业主或股东之间的纽带关系和会计在反映经理人员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方面的重
要作用，使会计制度在马克斯・韦伯所谓“法定的”制度规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位科学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贡献在于：其一，他们的经济组织建设理论，既摆脱了以往神授组织观念及组织系统的影响，又克服了早期公司组织形态的历史局限性，为近代公司的科学组织建设提供了依据，并且具体设计了分层次的经济管理组织系统；其二，他们从管理内容与管理组织构成方面确定了财务与会计的地位，既使它们从纯技术性活动状态中摆脱出来，也使人们在思想上端正了对财务与会计工作的认识，将其列为公司组织建设中必须重点加以研究考虑的问题。通过指导近代公司的科学组织建设，科学管理思想端正人们对财务与会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充实了近代会计理论发展的实践土壤。在科学管理制度诞生之前，原始成本会计的职能是一种事后的成本确认，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得到精确而又真实的成本。因而这时成本管理的着眼点是成本计算，是对既定事实的如实反映，这虽然有助于正确地计算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对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用不大。同时，科学管理制度产生之前的企业管理是一种随意性、不规范、经验式的管理，科学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在生产之前就建立一个标准成本，然后用标准成本去度量实际成本，如果实际成本大于标准成本，表明企业没有达到预定的成本目标，因而也没有完成预定的收益；如果实际成本小于标准成本，则表明企业实现了成本目标，能达到预定的收益，标准成本成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风向标，成为企业奋斗的目标。这使得企业成本管理的着眼点从事后成本计算上升为事前的成本控制，可以明晰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工作责任，因而科学管理制度和会计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就是标准成本系统。科学管理制度原来只限于处理与技术经营有关的问题，逐渐地扩展到非技术经营领域，以至后来整个经营部门都实施了科学管理制度，这客观上就要求规范各职能部门的活动，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就产生了预算控制通过编制预算，将实际数与预算数进行比较，分析其差异就可以明确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责任，进而使预算控制和科学管理制度达到了有机结合。科学管理制度诞生引致了标准成本的形成和预算控制的确立，不仅丰富了传统财务会计的内容，而且在传统财务会计中孕育了管理会计。
二、二十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管理思想的演变与会计理论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国家干预思想与会计准则和社会会计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公司纷纷破产倒闭，股票和债券大量在证券市场上抛售，许多公司陷入无力偿付债务的窘境。美国、瑞典、法国和德国等先后采用非正统学派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包括财政扩张政策在内，以作为医治经济大萧条的药方。在该背景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经济学提倡的“自由放任”思想，积极主张政府应干预和调节私有经济。这一新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取代了“自由放任”思想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凯恩思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对会计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反映：
一是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以美国为例，在国家干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1933年和1934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证券法》和《政券交易法》，规定所有证券上市企业都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并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1934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批准了乔治・梅委员会拟议的五条原则和增补的一条，作为“认可的会计原则”(Accepted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发表。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在《财务报表的检查》中加上了“广泛地”一词，从而产生了“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授权，美国会计师协会正式成立了由21位委员组成的会计程序委员会，负责制定“公认会计原则”，统一规范会计实务。国家干预是会计走向统一和规范的条件。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合理资本会计制度作为公司管理的标准是资本主义存在的起码条件。规范的会计制度成为了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制度化管理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会计准则不仅对财务会计实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构成了财务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社会会计的兴起。社会会计的主体是全社会或国家。它是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和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的背景下兴起的。1930年，在凯恩斯的指导下，美国经济学家米德和斯通等人将会计学中的复式记账原理、账户体系和平衡理论等引入国民经济核算，为英国估计和计算国民收入。斯通的工作很快扩展到研究国际间应用的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英国。随着国民核算模型在国际上广泛使用，这就为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及经济结果进行统计比较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共同标准。社会会计是在凯恩斯及其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以适应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兴起不仅诠释了“会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了会计的社会地位，而且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行为科学理论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科学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定基础之上的。企业投资者作为“经济人”，其目标函数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工人作为“经济人”，其目标函数是工资收入最大化。科学管理制度旨在寻找一种使工人在追求最大工资收入的同时实现企业投资者最大利润的方法。1929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病理学教授梅奥率领研究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工人的生产效率与工作的物质环境和福利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相反，职工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很大。1933年，梅耶教授在其《工业文明中的人》一书中构建了行为科学理论的雏形，概括为：霍桑实验证明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成员，因此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去努力；霍桑实验证实了工作效率主要取决于职工的积极性，取决于职工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及组织中人与人的关系；霍桑实验发现除了正式团体外，职工中还存在非正式团体，这种无形组织有其特殊的感情和倾向，左右成员的行为，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霍桑实验发现工人所要满足的需要中，金钱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的需要是感情上的慰藉、安全感、和谐和归属感；霍桑实验证明，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管理人员应重视人际关系，设身处地地关心下属，通过积极的意见交流，达到感情的上下沟通。霍桑实验之后，梅耶的追随者们继续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对个体需求、行为，以及团体行业、组织行为和激励、领导方式等人际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了关于人的行为及其调控的一般理论――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学术观点如表1所示：
行为科学理论作为新一轮管理学说的发展替代科学管理制
度，它部分弥补了科学管理理论的不足，在会计实践中开创了责任会计的先河。标准成本系统是为配合科学管理制度的推行而实施的，是会计和管理第一次交叉发展的产物。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层次的日益增多，标准成本系统在具体实施时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由于管理层次的增多，委托链条的向下延伸，成本逐渐增大，管理者对工人的监督越来越乏力，工人的偷懒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活动空间增大；当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的业绩与员工的利益不能有效挂钩时，在科学管理制度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物质利益刺激的操作实效就很有限；尤其是当物质利益需求已经不是工人的第一需求时，经济刺激作用更会大打折扣。建立在“社会人”假定基础上的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科学管理制度的激励不足和监督乏力，它和人类会计实践相结合产生了责任会计。责任会计的关键在企业内部设置责任中心，责任中心的基本特征是责、权、利相统一。通过设置责任中心，上层管理者让渡一部分权力给基层管理者，权力的下放并不代表监督的减弱，因为责任中心还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责任会计的建立，一方面降低了“金字塔”式的层级管理结构的监督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赋予责任中心更多的权利，有利于激发企业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激励他们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而不是仅仅定格于金钱的满足。科学管理制度催生的预算只是一种制度，制度的最终执行还得靠人。科学管理制度将工人视为工具，没有考虑预算的人性面，结果导致科学管理制度推行起来十分艰难。行为科学理论的引入改变了管理者对工人的偏见，促使他们在制定预算时更多考虑人的作用。此外，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还在于：传统的财务会计管理观念，由以“事”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要求会计理论为责任会计在实务中进一步明确各个环节的经济责任提供理论支持；基于“每个正式组织内部都存在非正式组织，而在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正式组织活动将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行为科学管理学派的研究结论，应将人和人的行为视为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但是否要将其纳入会计系统至今仍悬而未决。20世纪60年代，由于“内部人”现象的出现，使得投资者与经理层之间的矛盾加剧，这就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解决诸如“信息不对称”、“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内部人控制”等现象。
二是管理科学学派理论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于1939年，围绕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便相应形成了管理科学学派及其理论。管理科学学派认为，管理科学是制定和应用数学模式与程序系统，对管理领域中的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有效配置，以期求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管理科学在管理范围和涉及的组织要素方面不同于科学管理制度、行为科学理论，前者主要是计划与控制方面，后者分别是时间和动作研究、人际关系的整合。管理科学的人性假设是“管理人”，而不是“社会人”和“经济人”，且管理科学多用运筹学、概率论、数列论、排序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以期通过逻辑与理性分析达到“满意”标准。该学派认为企业是一个由理性“管理人”、物质技术设备和决策网络组成的人机决策系统。在该系统中，管理者对能源、财物、资金的管理，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在财务会计系统这一子系统中，因此财务会计尤其是管理会计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工作中直接起着重要作用。管理科学将现代科学方法运用到管理领域，使管理理论研究从定性上升为定量，也为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该学派的理论及其所应用的数量控制与决策手段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管理会计在会计系统中地位的确立。
三是“系统论”及系统管理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系统论”在50年代得到公认，自60年代在企业管理应用中受到重视。系统管理学派普遍、大量地使用系统思想研究管理，力图将系统思想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系统管理学派认为：对经营管理而言，企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协同配合工作的若干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开放性系统；为了适应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个开放性的系统可以通过内外部的信息反馈网络能动地进行调节；该系统始终处于一个动态过程中，并且可将该开放系统看作一个由“输入――转换――输出”三个部分组成的转换模式。因此，如何协调此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该系统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成为企业管理活动的重点。该系统通过会计子系统将优化地会计信息及时地传输到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为企业优化决策服务。系统管理学派代表人物查理德・约翰逊(Richard A・Johnson)、弗里蒙・卡斯特(FremontE・Kast)与詹姆士・罗森茨韦克(James E・Rosenzweig)在1963年所著的《系统理论与管理》一书中，就十分明确的描述了会计系统在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地位。在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会计也受益匪浅，系统论为会计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论。此外，系统论中的整体性观点与动态发展观点，以及其所确定的科学分类方法及分析方法，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进行宏观调控的科学方法，进而为开辟“国民经济会计”这一新会计理论领域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理论支持。
四是“决策论”及决策论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20世纪40到60年代，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on)教授与他的同事詹姆士・马奇(James G・March)创立了决策论学派。决策论学派认为：企业组织的全部活动都是集团的活动，其活动过程的中心便是决策，因此决策行为贯穿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是集权的，而在原决策方案基础上重新做出决策时又必须集思广益，适度进行分权决策。此外，决策论学派还以系统论的理论为基础，将一个企业的组织区分为从事非程序化决策的高层机构，进行程序化决策的中层机构，以及直接进行程序决策的基层组织。决策论在企业的广泛运用和对经济管理活动的巨大影响构成了在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之争中“决策有用观”的关键理论筹码，进而对现代的会计理论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管理思想的演变与会计理论的发展
(一)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对“外部效应”的管理促使了社会责任会计产生。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作为企业目标曾一度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由于忽视社会及公众利益，造成了污染生态环境、损害消费者利益以及影响雇员身心健康等许多隐患，即“负的外部效应”。随着科技和经济发展，“负效应”日益突出。早在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就呼吁通过国家干预来纠正外部效应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当外部效应存在时，即使处在完全竞争的经济环境中，资源配置也不会是最优的。这不仅需要国家干预以协调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趋于一致，还需要企业在经营中
对一般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测定和报告，以及处理和防止这些消极因素并加以恢复和补偿，于是社会责任会计便应运而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应对“社会福利”(Social Wehre)做出贡献。因此，在提供正常经营活动报告之外，企业被外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及社会公众要求提供有关诸如企业与就业、员工培训、反种族歧视、医疗劳保等“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信息资料，从而出现了“社会责任会计”(Social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所谓“社会责任会计”，就是要以货币或非货币形式，将企业在上述方面的努力与成就通过一定的会计方法加以衡量和反映。这时，企业的管理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企业所有者逐渐认识到，只有当企业和社会的目标一致时企业才能获得长久发展。企业管理当局由此也希望得到有关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的信息，以便全面评价企业的工作业绩，控制和规划企业行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长远决策服务。所以，社会责任会计不仅仅反映了宏观管理要求，也反映了微观管理的需要。
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与环境会计。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人口急剧膨胀，地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矛盾日愈突出，地球已不堪承受工业化物质文明的继续。环境问题已迫切地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因此，1992年6月，由100多位国家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21世纪议程》提出21世纪人类社会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自此，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其核心是以经济、科技、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的，在保证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综合和可持续利用，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在这一共同思想的影响下，从90年代起，西方会计理论界就有许多学者将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形成了各种“绿色会计”理论，从整体上勾画出了绿色会计模式。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政府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干预往往与企业的经营利益相矛盾，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压力可能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将会构成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需要了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信息以利于企业做出长远的战略决策，为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二)微观经济管理思想与会计理论 一是权变理论及权变学派对会计理论的影响。70年代，西方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该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管理学家琼・伍德沃德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保罗・劳伦斯、杰伊・洛希。劳伦斯和洛希认为，管理的方法和结构与一个组织行驶职能的特殊情况有关，它们将随着产业类型、外界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变化而变化。其两大特点就在于：其一，它并不排斥其他流派的理论而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同时致力于研究各种理论的合理之处，使它们得到适当的运用；其二，它不承认世界上有一种最佳的管理理论或模式，认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否有效，关键要看它是否与环境相适应。权变学派的思想对会计的影响体现在管理会计的广泛运用上。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管理方法，并随情况的不同而作适当调整，这是权变学派的思想精髓。体现在管理会计上就是管理会计吸收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方法，如信息论、运筹学、计算机技术等，并根据企业具体的决策需要，灵活采用各种方法，不局限于既定的框架，一切以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为目标。
二是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战略管理会计。60年代之后，由于环境变动剧烈，越南战争爆发，加上汇率浮动，美国经济面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美国管理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出现了战略管理的研究。战略管理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钱德勒认为，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是确定企业的长远目的和目标，并通过经营活动和分配资源来实现目的；安索夫强调企业经营战略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方式，通过筹划、研究企业未来的资源配置及其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去指导和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对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以波特和特勒尔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波特认为，企业战备的关键是确定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他分析了决定企业竞争能力的五种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企业部分战略三种基本类型：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积聚。其后，企业战略研究主要围绕寻求和维持企业竞争优势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即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即内在成长理论)与对动态战略联盟的研究。企业的内在成长理论是有关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保持和更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是影响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所持有的，不但能够组织、协调和整合企业内部资源，为维持竞争优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有强大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动态联盟是企业间为某一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是一种新型的产品生产模式。动态联盟抓住转瞬即逝的市场机会，将原本分散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管理资源迅速集成一个高速快捷的生产系统。动态联盟理论和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并不能截然分开，他们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企业与外部的联系，后者强调企业内部能力的培植，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企业战略思想。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经营决策服务的决策支持系统，传统的管理会计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的技术经济相适应，其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与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新的制造环境不相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失去真实性；同时，传统的管理会计主要为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服务，忽略了企业的外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同企业的战略决策失去相关性。为了弥补传统管理会计的这两个缺陷，管理会计领域出现了方法的创新。与传统管理会计强调服务于企业的内部管理职能不同，战略管理会计更强调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企业的发展脉络，并且在战略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地对企业内外部各相关因素进行动因分析，寻求企业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战略管理会计是管理会计发展的新阶段，是配合企业战略管理需要重新构造的企业决策支持系统，既提供战略层面的信息，又提供战术层面的信息。
三是作业管理思想及其对会计理论的影响――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企业成本会计系统中制造费用的分配一般是以直接人工、直接工时和机器小时等为标准进行分配，因而产品成本计算的正确与否以及能否对生产部门管理人员形成有效的激励与制造费用和分配标准的相关性密切相关。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计算机、信息技术、自动化生产等各项技术在企业中得以广泛采用，结果是人工成本下降，制造费上升，同时也导致了制造费用与直接人工、直接工时等传统分配标准的相关性逐渐减弱，从而使产品成本信息面临日益偏离其本来面目。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广泛应用，以及集成制造(CIMS)的兴起，使得美国实业界普
遍感到产品成本信息与现实脱节，成本扭曲普通存在，且程度令人吃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青年学者罗宾・库珀(Robin Cooper)和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S・卡普兰(Roberts・Kaplan)关注到这种情况，提出了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Activity Based Costing，简称ABC)又称作业成本计算。ABC法是将为生产一种产品所发生的所有作业，如质量检验、机器维修和顾客服务等分配到产品成本中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该方法较传统成本计算方法更为精细，成本数据更加准确。ABC法将制造费用以作业成本归集到不同的成本库中，然后分别成本库采用各自的分配标准来分配制造费用，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只根据一种或两种不同的标准把制造费用分配给产品。作业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作业消耗资源，产品消耗作业，建立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作业成本的实施增加了产品成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对管理人员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ABC法又发展为作业基础管理(activity--based--management，ABM)。即PAABC法为基础，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但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也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成本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问题，而且为了更深人地分析成本动因和加强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管理思想理论篇10
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诱因，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它将人类的管理思想从抽象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具体科学的标准化管理，在其所体现的人性假设上，物质刺激显得尤为重要。
在泰勒看来，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的结构上两个最重要因素，工人做工完全出自金钱的动机，或者是为了避免受惩罚。因而在泰勒的管理思想和具体管理措施中，主要以金钱或处罚来调动和维持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工厂的生产率。基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好的工人拿最高的工资等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在以经济刺激为主要手段督促和鼓励工人完成或超过定额，对于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方面较少关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工人纯粹地被当作生产的工具，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依靠的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
这种强调把人作为机器的附属物，效率至上的物本管理理念遭到人本主义者的强烈指责。他们认为这种管理方法只强调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工人创造性的发挥，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缺乏人性的管理模式。正因如此，在"经济人"假设论上，泰勒制曾被认为是资本家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血汗钱的手段。
二、科学管理理论中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诚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秉承了"经济人"假设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认识，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1、人的本性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的确有把人当作是"经济人"的一面，并为工人设计了与生产率增加相适应的高报酬制。但是这种"经济人"假设也同时意味着工人从单纯出卖体力劳动转向需要提供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有机劳动，从机器的附属品、会说话的工具终于获得'人'的地位。在他看来，工人之所以采取消极怠工和"磨洋工"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是由旧式的计时工资制和计日工资制所造成的，而不是工人自私、贪婪的本性。而在对人性自觉的认识方面，泰勒也说："按照'纪律'两字的公认意义来说，对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人是那样的敏感、认真、心甘情愿做一切合理的事情，对他们只需要一点暗示，几句解释，至多无非是些情同手足的劝告，就完全足够了。"在泰勒眼中，"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造的。
2、经济利益并不是刺激员工积极性的惟一动力
泰勒肯定物质激励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唯一的激励方式，甚至认为这种物质奖励要把握度。只有适度激励才能达到激励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率的目的，并且这种适度激励最好结合对工人的亲切照顾和友好联系进行，只有出于真心真意关注下属的福利才能达到效果。他所强调的激励措施除了经济刺激外，还有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性的非经济利益的满足，认为生产效率除了受经济利益、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的制约外，还与工人的'士气'有密切关系。这种'士气'需要通过提高工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平等对待工人、与工人沟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来获得。泰勒不仅看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经济动机；同时也重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
可以说，在泰勒的理论体系中明显含有对心理、人性、社会等因素的关注与重视，他强调晋升的机会、优厚的报酬、更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刺激因素，而且强调这些刺激因素只有与对工人的真诚关心和友好接触相结合，才能有效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他的科学管理理论事实上已经跨越了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工人实际上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二）强调对工人的人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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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工人的关心与尊重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反复强调劳资双方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认为雇主和工人的紧密亲切的协作是现代科学管理的精髓。他坚信雇主和工人的真正利益应该是一致的，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工人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泰勒对那些忽视工人存在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要比制度重要的多，强调人性化管理环境的营造，呼吁工人与管理方面保持不断和密切的合作，甚至将劳资双方应该建立起亲密友好的关系视为科学管理实现的前提，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激发最大的工作潜能，从而http://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管理者不能高高在上，要认识到工人也是人，有强烈的感情需要；认识到要密切关心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况，用平等的态度多找工人沟通与交流，鼓励他们谈出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对工人的偏见也应予以考虑，给工人提供一个感情宣泄的机会和渠道；对于工人提出的有关改进方法和工具的任何建议都应表示尊重并进行细致研究，择优采纳，并对工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荣誉；对工人抵制管理的改革问题，管理者应该充分理解工人的观点，逐步消除工人的疑问，加深接触，扩大沟通，这些都是科学管理的重大特点。
2、对工人的科学任用与发展
管理思想理论篇11
一、科学管理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物本主义色彩
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争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经济诱因，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它将人类的管理思想从抽象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具体科学的标准化管理，在其所体现的人性假设上，物质刺激显得尤为重要。
在泰勒看来，任务和奖金构成了科学管理的结构上两个最重要因素，工人做工完全出自金钱的动机，或者是为了避免受惩罚。因而在泰勒的管理思想和具体管理措施中，主要以金钱或处罚来调动和维持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工厂的生产率。基于这一认识所提出的差别计件工资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好的工人拿最高的工资等措施，归根到底都是在以经济刺激为主要手段督促和鼓励工人完成或超过定额，对于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属性方面较少关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工人纯粹地被当作生产的工具，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依靠的是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
这种强调把人作为机器的附属物，效率至上的物本管理理念遭到人本主义者的强烈指责。他们认为这种管理方法只强调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工人创造性的发挥，是一种以物为中心的、缺乏人性的管理模式。正因如此，在"经济人"假设论上，泰勒制曾被认为是资本家最大限度压榨工人血汗钱的手段。
二、科学管理理论中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诚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秉承了"经济人"假设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认识，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1、人的本性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的确有把人当作是"经济人"的一面，并为工人设计了与生产率增加相适应的高报酬制。但是这种"经济人"假设也同时意味着工人从单纯出卖体力劳动转向需要提供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有机劳动，从机器的附属品、会说话的工具终于获得'人'的地位。在他看来，工人之所以采取消极怠工和"磨洋工"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是由旧式的计时工资制和计日工资制所造成的，而不是工人自私、贪婪的本性。而在对人性自觉的认识方面，泰勒也说："按照'纪律'两字的公认意义来说，对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人是那样的敏感、认真、心甘情愿做一切合理的事情，对他们只需要一点暗示，几句解释，至多无非是些情同手足的劝告，就完全足够了。"在泰勒眼中，"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造的。
2、经济利益并不是刺激员工积极性的惟一动力
泰勒肯定物质激励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唯一的激励方式，甚至认为这种物质奖励要把握度。只有适度激励才能达到激励员工积极性、提高生产率的目的，并且这种适度激励最好结合对工人的亲切照顾和友好联系进行，只有出于真心真意关注下属的福利才能达到效果。他所强调的激励措施除了经济刺激外，还有人的情感需求和社会性的非经济利益的满足，认为生产效率除了受经济利益、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的制约外，还与工人的'士气'有密切关系。这种'士气'需要通过提高工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平等对待工人、与工人沟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来获得。泰勒不仅看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经济动机；同时也重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影响，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
可以说，在泰勒的理论体系中明显含有对心理、人性、社会等因素的关注与重视，他强调晋升的机会、优厚的报酬、更好的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刺激因素，而且强调这些刺激因素只有与对工人的真诚关心和友好接触相结合，才能有效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他的科学管理理论事实上已经跨越了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工人实际上是具有社会性的"新经济人"。
（二）强调对工人的人性化管理
1、对工人的关心与尊重
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反复强调劳资双方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认为雇主和工人的紧密亲切的协作是现代科学管理的精髓。他坚信雇主和工人的真正利益应该是一致的，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工人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泰勒对那些忽视工人存在的做法深恶痛绝，认为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要比制度重要的多，强调人性化管理环境的营造，呼吁工人与管理方面保持不断和密切的合作，甚至将劳资双方应该建立起亲密友好的关系视为科学管理实现的前提，强调消除工作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使工人心情愉快地工作，以激发最大的工作潜能，从而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科学管理体制下，管理者不能高高在上，要认识到工人也是人，有强烈的感情需要；认识到要密切关心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况，用平等的态度多找工人沟通与交流，鼓励他们谈出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甚至对工人的偏见也应予以考虑，给工人提供一个感情宣泄的机会和渠道；对于工人提出的有关改进方法和工具的任何建议都应表示尊重并进行细致研究，择优采纳，并对工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荣誉；对工人抵制管理的改革问题，管理者应该充分理解工人的观点，逐步消除工人的疑问，加深接触，扩大沟通，这些都是科学管理的重大特点。
2、对工人的科学任用与发展
在过去的管理中，由于工人和管理者没有明确的责任概念，在工人被分派的工作是否能胜任，工人是否用心干活以及工人的工资标准等诸多方面，决定标准仅仅依靠管理者的直觉和预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和科学的用人之道。而泰勒则强调对工人的挑选和培训是科学管理理论中实施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并把其同企业生存发展以及效率的提高联系起来，提出管理者应该仔细研究每个工人的性格脾气和工作表现，按照不同人的不同能力和体力安排最合适的工作。同时，泰勒还意识到系统培训工人按他们的最高速度工作的必要性，甚至初步建立了一定的培训制度，主张系统地训练、帮助和指导每一个工人，挖掘工人的潜力，为他们提供上进的机会。同时保证培训的经常化和定期化，以使得工人能连续地按科学规律去操作，提高生产效率。
三、结语
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现代管理学的源头，将科学引入了管理领域，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由于科技水平及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发展程度的制约，科学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局限性，但毋庸质疑，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带有鲜明的"社会人"色彩，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对后来人本管理思想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管理思想理论篇12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
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就没有永恒的公平。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离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公正具有时代性。
(二)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不能离开生产来空谈分配的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道德和法决定分配公平与否。所谓生产决定分配，一是指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指生产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可供分配决定分配方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有明确的意见，他说：“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违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这两层含义都说明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要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平，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中的平等还只能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这种平等权利体现在分配结果上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以通过分配前的“六项扣除”，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救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仍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可能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二是二次分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劳动的产品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分配或共享，这就是在分配之前有六项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与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现在，“社会共享”的舆论越来越大。而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哪些是不能提“社会成员共享”，哪些是可以提“社会成员共享”，是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管理的基本措施
管理思想理论篇13
流程管理的基本思想要求对原有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彻底性再设计，但将其应用到学籍管理的改革中，笔者认为，应将流程管理思想与现行学籍管理制度相结合，而不是对现行的学籍管理制度全盘否定、推倒从来。其一，目前的高校管理组织为科层式职能管理结构，即校长负责制下的各职能部门负责制，这种结构比较注重管理者对组织的纵向控制，且权责清晰。若只按照流程管理思想对学籍管理进行改革，则必须打破这样的管理组织结构，设置若干个流程管理团队，由流程管理团队直接负责学生的学籍管理。这样的设置的确提高了组织的横向管理联系和效率，但与高校实际的管理组织结构不符，容易造成权责不明，遇事推诿等状况，反而降低了工作效率，违背了流程管理设计的初衷。因此，流程管理应在现行的高校组织结构模式下进行探索和应用，即在学籍管理二级制的基础上，对学籍管理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整合、改造。其二，从学籍管理自身的内容和特点来看，既有管理上的纵向控制，如：学业成绩的记载、学籍信息的修改、学籍档案的保存等；也有横向间的紧密联系，如：学籍异动的处理、学籍学历信息的在线注册、毕业资格审查、学位授予等。因此，不论是采用现行的职能管理还是采用流程管理，都无法全面有效的完成学籍管理要求，而应根据学籍管理中的不同流程（不同内容）和流程间的联系，采取职能管理与流程管理有效结合的管理方式。其三，史旗凯等人在流程管理与职能管理的比较研究中，通过研究管理活动簇，即管理主体相同的管理活动的有序集合，得出职能管理与流程管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二者间的互补关系大于替代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也为学籍管理改革中职能管理与流程管理并行的可行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无论是从学籍管理改革的外因还是内因来看，流程管理的应用都应与现行的学籍管理模式、制度相结合，确切的说，应使流程管理与现行的学籍管理进行有效的联系与协作。
三、流程管理思想在学籍管理中的应用
在完全学分制的培养模式下，学籍管理除自身的管理内容外，更应注重对学生完成学业的引导和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权的尊重。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应将流程管理思想应用于学籍管理的以下几个方面。
1.学籍异动管理方面
学分制下强调的是学生的修业学分，弱化的是学生的专业、年级、修业年限。根据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和高校招录政策的现状，学籍管理改革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法是分阶段教育培养，即：按学科大类招生，第一阶段（一般设置为一二年级）进行通识类和学科基础类课程的教育，完成要求学分后确定专业，进行第二阶段（一般设置为三四年级）专业和技能的培养，学分修满即可毕业。学籍管理方式可根据这一规律，在第一阶段采用流程管理，根据学校招生规模，设计数量适当的学籍流程管理小组，负责第一阶段学生的学籍管理。此阶段的学籍管理，在管理内容上应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和修业学分的获得，在管理强度上应简化学籍异动管理，在管理机制上应设置学生修业完成指导计划和预警机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自觉性、自律性。第二阶段学习开始前，由各流程管理小组根据学生意愿和修业学分确定专业（应为学生所录取学科大类下的专业），并将管理职能向学校学籍管理部门转移，采取二级管理制度，严格进行学籍信息修改、专业调整、毕结业审核等工作，此阶段的学籍管理以职能管理方式为主。目的在于达到学籍管理“有进有出、过程控制”的八字要求，保证学籍学历注册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