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趋向实用13篇

农村发展趋向篇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席卷了整个社会。市场经济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金融结构以及财政、税收等诸多方面。市场经济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我国农村的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农村金融结构的基础性条件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农村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农村经济主体行为的理性化程度以及农村特有的文化风俗、传统习惯与志趣偏好等。农村金融结构的演进有其特有的时代背景，并伴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若干有关农村金融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在此基础上，当前仍存在许多制约和影响农村金融结构演变的因素，同时农村金融结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动向。

当前农村金融结构演化的时代背景

（一）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极大推进了我国整个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市场经济更多强调的是以市场为主体来进行资源的配置，而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的配置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结构更多的体现在对整个市场活动的适应上。具体到农村而言，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经济的活力被彻底激发起来，大量的乡镇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之下，农村的金融结构就较之以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的各项事业更是蓬勃发展起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也就进一步发生了演变。

（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了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和演进

改革开放的30多年，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30多年。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9月的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7.3%提高到45.68%。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和演进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农村的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等越来越多的与城市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表现出越来越紧密的趋势。

（三）城乡统筹历史背景也是推动农村金融结构演进的时代背景之一

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是党和国家针对我国所存在城乡二元化的经济发展格局所提出的，在城乡统筹的具体实施中，主要是要实现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此来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统筹的大背景对于农村整体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

有关农村金融结构演进的理论综述

上面已经提到，农村金融结构的基础性条件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农村商品经济和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农村经济主体行为的理性化程度以及农村特有的文化风俗、传统习惯与志趣偏好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更近一步讲，农村的金融结构理论是对金融结构理论的进一步细化和提升。经济学的许多学者都对金融结构做过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

就具体的农村金融结构而言，从理论上讲农村金融结构涵盖的是一个包括整个金融体系在内的完整金融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包括银行业的相关业务（信贷、结算等）、资金风险类的业务、保险、证券以及信用托福理财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除此，农村的金融结构还包括农村中的各类大大小小的金融市场。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在整个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地域层面上，我国的农村的金融系统主要是指为县级以及县级以下（乡镇、街道等）的农户和各类的企业提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各类金融服务。农村金融系统以及整个金融结构的建立和优化，可以有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既可以为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又可以实现对农村各类企业所需的金融服务提供有效资助的目的。

农村金融结构演化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金融结构演化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在农村金融结构的内部和外部，都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它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力量是一种综合的力量，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经济、科技、制度、外部环境四个方面。

（一）经济因素

对于农村金融结构演化而言，它的经济因素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直接导致金融的发展，而金融的发展又会直接导致金融结构的调整。当商品经济处于初级阶段时，金融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这种缓慢主要体现在：金融需求局限在媒介商品的流通，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和规模偏小，金融市场还处于分散凌乱的状态。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需求在不断地扩大，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也在不断的膨胀，这一切都刺激了农村金融结构的演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刺激了这种演进。在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我国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经济，这种统一带动了金融机构的稳定，金融机构间的差距在明显地缩小。

（二）技术因素

实践反复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从农村金融结构变革的角度讲，现如今，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各种现代化的交易手段和工具也是层出不穷。在这种科技进步的不断推动下，我国的农村金融结构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传统的金融结构已逐渐被打破，金融需求在不断增加，金融市场也出现日益繁荣的新局面。

（三）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对农村金融结构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的制度需要不同的金融结构与其相适应。因此，制度的变化会直接引起金融结构的变化。纵览我国的社会制度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活跃期，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村金融结构演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体制的变化方面，不同的经济体制或同一经济体制的不同阶段都会引起金融结构的变化。例如，当我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国家的金融结构趋于简单，而当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时，这种金融结构逐渐变得复杂起来。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这种结构变化还会愈演愈烈，这就是农村金融结构不断演变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不同监管方式和不同区域下的金融结构有着巨大的差异。例如，分业经营模式和混业经营模式所需求的金融结构是不同的，而城市金融监管和农村金融监管下的金融结构也是不同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金融结构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

最后，在信用制度方面，不同的信用制度和不同的信用发展水平严重制约着农村金融结构的变革。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村的信用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信用的形式比较完备，信用体系也比较健全，这就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复杂性和优化性。

（四）环境因素

影响农村金融结构演进的环境因素有很多，各种复杂的环境变换交织，共同影响着我国农村金融结构演进。例如，人们不同的观念和喜好会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决策通过一定的行为会直接影响着金融结构的变化。同时，由于城乡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金融需求的过程中也会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对农村的金融结构而言，这种结构呈现出层次多、表现复杂的特征。

经济发展中的农村金融结构演化的趋势分析

关于农村金融结构演化的趋势，基于目前的现状，我们还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因为各参与主体的行为以及影响因素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且各地农村的发展现状也是风格迥异的，我们不可能详细地描述其演进的路径。但是，基于上文所述的影响因素以及当前世界金融结构的变迁趋势，我们还是能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演进趋势的。

（一）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在扩大但比重呈下降趋势

一般而言，农村的金融市场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部分，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非正规金融由于其自身的灵活性和多变性，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因此，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地位的不断提高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们能乐观地认为，非正规金融将成为未来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非正规金融在发展，而正规金融同样也在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当前世界金融结构的变迁的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仍然是正规金融，而非正规金融也充当了重要的辅助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非正规金融正逐步向正规金融融合，虽然其规模也在急剧放大但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商业化倾向增强

合作性金融是农村金融结构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说，其重要性不是不言而喻的。纵览我国合作性金融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其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地扩大，发展形势良好。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农村合作性金融商业化倾向不断增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合作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不断交融，农村合作性金融组织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盈利，它们秉着“对内注重服务、对外注重盈利”的原则，在向群众提高服务的同时，在不断追求盈利的最大化。而且，当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它们更倾向于选择盈利来代替服务。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合作性金融的商业化倾向在不断地增强，这也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三）农村政策性金融依附于农村商业性金融

农村政策性金融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专门从事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性融资，它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缺陷和政府过多干预带来的弊端，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践经验证明，过多的依赖农村政策性金融有着诸多的弊端，它会破坏市场的公信力，降低市场效率，对金融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

由此可见，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度，把它与农村商业性金融有机地结合起来。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运营也是需要成本的，它在实际中主要发挥补充、纠正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在农村信贷领域的不足和偏差，以及诱导其增加对农村的资金投入的作用。反过来，合作性金融也会以发放贷款方式来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所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互利互惠的，未来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依赖商业性金融的发展。

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结构。农村金融结构的演化是商业性金融与非商业性金融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即市场自我调节和政府等适当干预的“叠加”。稳定和高效的农村金融结构将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农村发展趋向篇2

一、农保低参保率的直接原因：制度供给不力

以什么样的制度规范农民参保会有不同的效果。以“新农合”和“农保”相比，前者得到了农民的普遍拥护，参合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了全覆盖；而后者却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制约农民低参保率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制度供给的匮乏无疑首当其冲。

第一，《基本方案》未充分体现政府的经济责任，制约了农民参保。当前我国农保实施的根据依然是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基本方案》)，其规定“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个人交纳要占一定比例，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也就是说农保缴费主体是农民、集体与国家，不过后两者作用的发挥都依赖于强大的乡镇企业经济体。但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大多改制为民营企业，这就导致农保中“集体补助为辅”在许多地方成为空话，“国家予以政策扶持”也没了载体，结果农保成为农民的自我养老保障。这严重地阻碍了农保的发展。从现存5000多万参保农民大多具有集体补助也可反证，仅靠农民自身不可能真正实现农保的发展。

第二，《基本方案》未及时修订，制约农民参保。《基本方案》颁布之初具有可行性：当时高利息率可以保证在低交费、低物价的情况下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乡镇企业等集体经济也可以适当交费，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农民依靠养老保险金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所需。但此后不久，我国的存款利息率不断下降，物价上涨，原有的乡镇企业也大多私有化，加之管理中的漏洞，资金难以保值，更遑论增值。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最终导致绝大多数农民被排斥在了制度保障之外。

也许有人会说，制度一旦颁布不能随意修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要强调，当制度已不适应需要时就必须修订。这一点从政府对国有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上可见一斑，相对于8年内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两度调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17年却未见修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农保制度的新选择：分类保障

当前，农民已分化为纯农户、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正是基于农民分化的实际，《基本方案》已不能适应其变化的需求，根据农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保障是较为可行的制度选择。

第一，“基础养老保险”+“附加养老保险”——纯农户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在我国，纯农户的收入水平总体上仍呈现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由高到低的趋势。假定农民收入构成中剔除工资性收入即为纯农户的收入，则东、中、西部纯农户收入分别为2522.2元、1903.96元、1704.39元，东部地区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32倍和1.48倍(国家统计局，2006)。这种差距就要求形成适合不同纯农户的保险模式：即在保障所有纯农户最低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参加附加养老保险，这一模式可表示为：“基础养老保险”+“附加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保险”的基本特点是广覆盖、低保障、强制性。保险资金的筹集由纯农户、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共同负担。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出资比例上，应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多出资，中央政府少出资，甚至不出资；而经济欠发达，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少出资，甚至不出资，完全由中央政府补贴。这种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各级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也符合“国际惯例”，因为据对131个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的统计，有129个国家由政府出大头，农民出小头，政府在其中的责任不可或缺。

“附加养老保险”的基本特点是不平衡性、自愿性。由于各地纯农户收入，以及集体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对于农民收入较高，或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富裕地区可设计出不同的缴费与享受水平档次的“附加养老保险”，以吸引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参保。与“基础养老保险”的强制性不同，“附加养老保险”的参保是自愿的，其筹资主体主要是农民自身，以及(或)集体经济较好的集体经济组织，且这种保险采取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谁参保，谁受益。

第二，“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账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由于农民工在收入、职业、居住方式等方面与城镇职工有相似之处，而目前，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保”)采取的是“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所以对于农民工，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可依然借鉴这种模式，但又有区别，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缴费主体与社会统筹账户的层次上。

1.缴费主体的具体安排。事实上，随着就业的复杂化，农民工本身具体分化为业主层、个体劳动者层和雇工层。所以，与城保相比，农民工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的出资主体显得相对复杂。

农民工的“个人账户”可完全由个人(个体劳动者、业主)出资，或由个人(雇工)与雇佣者(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共同出资构成。之所以个体劳动者与业主的“个人账户”完全由其个人缴纳，是因为他们自身占有了全部剩余劳动成果；而雇工的“个人账户”由其本人与雇佣者共同出资，是因为雇工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其剩余劳动由雇佣者占有，因而雇佣者有必要以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贴补雇工的“个人账户”。农民工的“社会统筹账户”则由政府出资(针对个体劳动者，因为他们已合法纳税)，或政府与个人(针对业主，因为他们除纳税外，又占有了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共同出资，或政府与雇佣者(针对雇工，因为雇佣者占有了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共同出资。

2.提高社会统筹账户层次，促进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发展。在方案设计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账户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存在重大区别：前者仅限于市、县统筹，而后者则分属省级统筹。这种区别是改革的着力点，但又不是向城镇看齐。

(1)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必须实行全国统筹。因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性较强，已占41.11%(李强，2004)。如果统筹仅限于省内，甚至市县内，且不能随农民工的流动有效转移，其结果只能是农民工在A地被扣除的一部分必要劳动因其流动到B地而无法获得，这显然是对农民工劳动的剥夺。而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无论在何处谋职，都能获得由社会统筹账户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保障水平。

(2)在全国统筹基础上，实行缴费年限累计，只要在退休前累积或补齐15年，就应享受相应保险待遇，而不是如《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简称《通知》)规定“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如果在全国统筹基础上，实施缴费年限累积或补缴，可大大提高其参保积极性。

(3)建立农民工返乡调整机制。据统计，80%的农民工要回到生他养他的故里，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标准所保障的生活水平对返乡农民无疑是相对较高的。因而，一旦农民工返乡，而又没有完成15年的缴费，在缴费年限及支付水平上可作适当调整，如缴费年限降为10年，同时执行较低的支付标准。而对于那些缴费年限处于最低(10年)和最高(15年)之间的农民工，同样作适当调整，以与缴费年限相应的比例支付。

第三，“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账户”+“储备金账户”——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与市民相比，失地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在城镇的就业能力都相对较低，这就要求对失地农民建立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险方案，以确保其安全养老。根据年龄，失地农民可分为三类，一是未成年人(18岁以下)，二是年轻人(男18-45岁，女18-40岁)，三是中年人(男45-60岁，女40-55岁)及老年人(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对于未成年人，其首要问题是教育，通过教育培训，增强其在城市的就业能力；对于年轻人，其首要问题是就业安置，通过就业，特别是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其他保障(含社会养老保险)也随之确立；对于中年人、老年人，因年龄与技术等原因，纳入正轨渠道就业，参加城保都比较困难。因此，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中年人、老年人的，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为“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账户”+“储备金账户”。

1.建立失地农民的“个人账户”，其费用以个人缴纳为主，为调动失地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集体可从土地补偿费(土地集体所有权权益的体现)中给予适当补贴。个人账户实行完全积累制，在参保者达到退休年龄后方可支取，且根据账户储存额与平均余命逐月发放。如参保人在达到退休年龄前就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由其指定受益人继承；如超过平均余命，其养老保险金则由储备金账户提供。

2.建立“基础养老金账户”，账户资金主要由土地补偿费构成。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体现，其用途一方面可以由集体兴办实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公益事业，而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就是其一。

3.建立“储备金账户”，其资金来源有二：一是由集体从土地补偿费用中支付少部分，二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大部分。因为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有“变性”后方可出让，而出让后的增值收益则主要由地方政府占有，这显失公允。农民理应享有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成果，其形式之一就是政府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补贴储备金账户。

三、强化政府责任，重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在农保制度建设上，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强化政府相关责任，才能真正实现农保制度的变革，使农民真正老有所养。具体体现在农保制度中，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二是强化管理与监督。

第一，完善养老保险法律。长期以来，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但一直没有一部统一基础性立法，这也加剧了制度的波动性。在社会保险法的制定上，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社会保险法》，国务院据此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各地根据实际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可喜的是，社会各界期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历经长期酝酿后，终于在2007年12月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2008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全文公布社会保险法草案及关于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其内容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可以预期，这一立法将为农保制度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也必将推动农保事业的发展。

第二，强化管理与监督。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有权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财政部门、审计机关也应按照各自的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实施监督。在社会统筹上，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由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代表、个人代表，以及工会代表、法律专家、精算专家等组成的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掌握、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对社会保险工作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实施社会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季度向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汇报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年度审计和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开。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与社会保险立法[J].新华文摘，2008(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EB/OL].[2008-12-28].http：//.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方案(试行)[Z].199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5]陈桂华，毛翠英.德、日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与借鉴[J].理论探讨，2005(1).

[6]刘书鹤.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J].人口研究，2001(5).

农村发展趋向篇3

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地关注教师身边的人和事。为此,诸如校本课程、校本管理、校本科研、校本培训等,一批以“校本”为特色的名词不断映入教师的眼帘。就农村中、小学教师而言,如何实现校本的专业发展也显得尤为必要。

一、农村教师校本专业发展理念

“校本”有三方面的含义,即为了学校、在学校中以及基于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就农村校本教师专业发展而言,是指由农村学校教师发起的,立足于农村学校的具体教育教学实际情况与条件,为解决具体的实践中的难题,由教师所在学校进行的专业方面的计划或活动,目的是为了使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增长专业知识、锻炼并提高专业技能,增强教师的职业态度,进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1]其基本特征有:具有较强的目标指向性、清晰而明确的学习经验、教师群体的参与和分享,具有一定的可发展性和连续性等。

二、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策略

校本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很多,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主要有校本培训与校本教研两类。

(一)校本培训

1. 校本培训的内涵与特征

按欧洲教师教育协会1989年的界定,校本培训指的是源于学校课程和整体规划的需要,由学校发起组织,旨在满足每个教师工作需求的校内培训活动。换句话说,校本培训是为了满足学校和教师的发展目标和需求,由学校发起组织,主要在学校中进行的一种在职培训形式。其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针对性。校本培训是以学校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又以其具体实践为落脚点的。它与一所学校的校情紧密相连,与教师的工作相伴同行,培训的结果可直接转化为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2)灵活性。校本培训它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部分,虽然要由具体的工作日程规范其运行,但却可以根据学校具体工作的变动而调整,并不苛求按部就班。另外,校本培训的内容要针对学校实际,并可以随学校的实际而定,不排除一些内容临时性地进入培训进程。

(3)多样性。校本培训摒弃纯教学的方式,在培训形式上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经验交流、案例分析、课堂研讨、师徒制等,都在农村学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校本培训的有效实施

(1)校长重视是校本培训的前提条件

首先,校长是校本培训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发展靠教师,教师素质提高需培训,校本培训是一种最有实效的培训形式。其次,校长要研究校本培训的有关问题。第三,校长要全面规划本校的校本培训。第四,校长要领导实施校本培训:要建立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并向实施部门、教研组等提供指导。

(2)建立领导小组是校本培训的关健环节

首先,为了保障各项培训活动的开展,并取得实效,学校应成立校本培训领导小组,制定好每年的培训计划。其次,组织指导好各种培训活动的开展。培训活动的开展有年级组、教研组、学校和教师个人各种层面。第三,要制订、贯彻落实有关制度。第四,要建立教师个人业务培训档案和学校校本培训档案。

(3)教师培训机构是校本培训的专业保障

校本培训作为教师培训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广泛采用,源自于教育教学改革对教师培训工作提出的要求,源自于对院校培训形式的反思。具体来说,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应做好如下工作:第一,开展校本培训的培训者培训,为学校培养业务骨干;第二,制订县区教师培训规划、年度计划以及指导意见与要求;第三,为农村学校开展校本培训提供指导与支持。

(二)校本教研

1. 校本教研的内涵与特征

所谓校本教研是指以学校教育者(主要是教师)为研究主体,以学校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促进学校发展为目的,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学校教学实践中的教学研究活动。在普遍意义上,校本教研是以学校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为选题范围,以学校教师作为研究的主要力量,通过一定的研究程序取得研究成果,并且将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学校教育教学的研究活动。[2]校本教研的宗旨是促进师生的共同成长,核心是解决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主体是学校的教师,是整个教师群体,主阵地是学校。其方式主要有“专业引领”、“同伴互助”、“个人反思”三种基本方式。其基本特点有:

(1)校本教研的主体是本校的教师。校本教研的主体是本校的教师,但并不排斥校外专家与教师的参与与支持。本校教师作为研究的主体,能够充分地调动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教研的问题通过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发现并提出的。

(2)校本教研的主阵地在学校。校本教研是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的,对于活动组织者来说,校本教研的目的在于促进学校的发展。校本教研强调学校是教育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是因为所有的教育教学问题都存在于学校具体的教育教学情境之中

(3)校本教研的问题来自于学校。校本教研中研究的问题是学校教师自主发现的,问题产生于学校内部,校本教研始终是在不断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向纵深发展,这也恰恰是校本教研的核心所在。

(4)校本教研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校本教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始终把改善学校实践、提升教学质量和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作为活动的终极目的。校本教研要求教师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和反思习惯,形成专业切磋、协调、交流和合作的机制,实现经验共享与共同发展。

2.校本教研的有效实施

(1)从关注教师生存状况着手,精心选择教研内容。关注农村校本教研,首先要关注农村教师的生活,也就是要关注教师的需求。“没有任何人比教师自己更清楚教师的生活世界,也没有人比教师自己更了解教师的日常工作;除非教师能够改变自己,愿意改变自己,否则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根本改变教师的价值、信念和教师的实践方式。”[3]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突出教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在教研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围绕教学活动、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以及相关科研问题邓选择教研内容。

(2)以教师培训为突破口。教师培训是提高教师素养的途径之一。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教师培养制度中,教师职后培训已经成为教师法定的权利与义务,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校本教研与教师培训在学校整体发展与教师个体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将校本教研比做学校内部的“造血系统”,那么教师培训就是将来自学校外部的营养成分进行消化吸收的“消化系统”。只有当“消化系统”运转良好时,机体的“造血系统”才能得到充足的养料,造血功能才能得到不断增强。

(3)以制度建设为支持性条件。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建立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是提高校本教研质量的根本保证。以往的校本教研为什么会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学校的教研管理制度没有改变。因此,要改变农村中小学教师“从不教研”或“偶尔教研”的现状,促使他们“坚持教研”或“定期教研”,必须有制度的支撑与保障。

(4)以校际合作为平台。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的不足,教研组、学科组的缺失与交通的不便给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可以以乡中心校为核心,将周边几所薄弱学校联合起来,通过送教“下乡”、送课下校、观摩教学、听课、说课、评课等形式开展校本教研,建立校际校本教研机制,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此外,还可以鼓励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教师开展互助研究,这样既不偏离校本教研的本意,又联系了农村实际,可以更好地让校本教研在农村中小学发挥应有的功效。

三、以课堂为本的教师发展趋向

以课堂为本的教师发展是英国近年来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改革的新思路,其核心包含以下五个基本要素:强调学生和教师双方的共同提高;支持真正产生影响和具有决策权的角色;融于复杂的、变化的课堂情境中;包含个人价值、教育的合理因素和社会的公平性;参与反思性的、相互作用的和革新性的学习经验。[4]从英国以课堂为本的教师发展模式五要素中我们可以意识到,这种真正能够把权力的杠杆转向教师与学生,把教师的发展浸入课堂实践的尝试,对于促进我国农村教师校本专业发展也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其基本模式有以下四种:

(一)“同课异构”模式

“同课异构”是同一节的内容,由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理解,自己备课并上课。由于教师的不同,所备所上的课的结构、风格,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各有不同,这就构成了不同内容的课。听课的教师通过对比,结合他们所取得的效果,找出他们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反思自己上过这节课所经历的过程或没上过的为自己准备上这堂课进行第二次备课。

(二)“一课三上”模式

“一课三上”指的是同一个教师负责平行三个班的同一课的教学。后来也被引申到加强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过程中,对课堂教学的不断打磨行为。形成一个教师对“一课三上”的认识与体会。

(三)“送课到校”模式

“送课到校”是“送教下乡”基础上聚焦课堂教学的校本教研模式。主要是城市学科骨干教师到农村学校,以农村学生为教学对象进行教学并组织研讨交流的一种教研模式。通过“送课到校”的教研形式,深化了课堂教学改革,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四)“同事合作”模式

教育是一种集体协调性很强的职业活动。实践证明,一所好的中小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教师集体。良好的教师集体会使教师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这是保证学校完成各项任务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保证。因此,关心教师集体,把自己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在集体中有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自觉维护教师集体利益,是教师在处理与其他教师互相关系时必须遵守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参考文献]

[1]季诚钧,陈于清.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综述[J].课程•教材•教法,2001,(12).

农村发展趋向篇4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农民的基本思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首先面临的两个大问题，一是在战争废墟上恢复生产以维护民生，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二是开展旨在解决民主革命遗留问题的初步改革，这方面，在农村就是开展土地改革。中国南方各省的农村土地改革于1953年完成，从而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农民问题创造了前提条件。

如所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前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思路的形成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以苏联经验作为借鉴的。形成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这一方面是因为集体所有制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另一方面是确认农村只有实行集体所有制，才是“挖掉穷根种富根”的根本出路。

集体所有制从概念的提出到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基本经济制度，都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从概念的提出说是马克思，从制度设计说是前苏联。

“集体所有制”一词源出于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的一段话：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象古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据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象在英国那样为雇农所代替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象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为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变成了同城市工人有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制”。①（《马恩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一版，第694-695页）

马克思在1874年提出集体所有制的概念，虽然他没有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出界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地指明，从农民土地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必须是“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而不能通过“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的办法来实现这种过渡。并且指出，实现这种过渡的条件是“农民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变成了同城市工人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观点，可以理解为，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也将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本文下面将作进一步论述）

前苏联和我国在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过程中，曾经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种种偏差，如采用的是政治和行政命令的办法，而不是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办法来实现过渡，过早地宣布废除农民土地所有权，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政社合一，背离了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最初愿望。

转贴于二、集体所有制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农村在经过20年的停滞和贫困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改革始于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把属于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承包给农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说，承包的实质就是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农民。这个改革，如果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来说，虽然土地归属权依然在集体、在国家，但产权已作了初步的分解，即把土地最终所有权和土地的经营权，包括占有使用权、分配收益权分解出来，从而具备了现代产权制度的某种形态。这一改革即刻立竿见影，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主要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大量陷于贫困的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为广大农村脱贫奔康，开辟了一条大道。

但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作了这样的分解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农民从政策规定中得到的土地经营权并没有稳定，因为被国家赋予所有者身份的“集体”，不断地以所有者的权力处理土地，有的土地被出卖了，有的土地被政府政府征用了，使大量的农民成为“三无农民”，即无土地、无岗位、无低社保的农民；其次表现为农民得到的土地经营权，也因税、费，按户按地亩摊派以及名目繁多的征收，而不得不放弃使用权，从另一个方面陷于困境，成为“三无”农民。今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在引言中说了这么一段话：“自从农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的‘万元户’。一时间，中国农民好象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离开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地，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挤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世纪最后十年来的一道奇异的风景”。②（《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这一段话反映的就是上个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剥夺，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之后对农民日益加重的课税与收费，仍是延续以前剥夺农民的思路。

三、集体所有制的发展路在何方

中国农村实行经济上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过程表明我国所实行的这种集体所有制未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集体所有制从产权关系上说，财产边界还是不清晰的，另一方面，由于当年将农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时，对农民没有作出任何经济补偿，况且，集体所有制又处于农村落后的文化和缺乏必要的民主条件来使农民能体现其意志进行民主管理，还由于政策上实行“政社合一”，使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所有制”。所以，我国这种集体所有制，在它近半个世纪过程中，显露了种种弊端，改革这种集体所有制势在必行。改革的核心，必须是把现代产权制度引入集体所有制。一是把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即分解为土地最终归属权和土地经营权，二是把产权关系从现行产权关系置换过来。

现代的产权制度在于把产权进行合理的分解，并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即在明晰财产最终归属基础上形成相互间合理的财产权利关系。美国斯诺教授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重要的是说明经济制度结构，以便有意义地探讨一种经济绩效的动力”。③《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中译本，第11页）斯诺教授强调：“国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效率则是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同上书18页）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下产权结构分解为财产最终归属权与经营权，这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已初步实现，问题在于，一是最终归属者是“集体”，产权边界模糊；二是这个“集体”的最终所有者权利是从农民那里无偿取得的，所以，现在必须把它还原，使农民成为土地的最终所有者，而把经营权赋予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经济组织。

这个改革，我们现在可以从许多原是城市近郊农村，近几年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已绝大部分被政府征用的村子变迁的事例中得到启发。广州市东边有一个石牌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中的土地就陆续被政府征用，至1994年，村中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完毕，该村在土地被征用后，没有把政府的补偿款分光吃光，而是搞起了股份制合作，把原来村中的集体财产（包括土地征用款）化成股份，一次性地分配给每一个有资格的村民。按他们的说法是“按分共有”并且“生不增，死不减”、“可以继承”。从石牌村这种作法可以看出，村中农民已经把包括土地款在内的资产量化到了个人，使个人明晰了产权；村中的经济组织如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社、经济发展公司等，已不是集体经济所有者而是集体经济的经营者。1997年该村又进一步改革，全村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村中分得股份的股民，都成为该公司的股东，随之取消了行政村编制，撤销村委会，将村务、村民纳入街道办事处管理，从而实现了从农民到城市居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村中这个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有限责任公司，也彻底告别了集体所有制，它是一个依法成立、自立经营、照章纳税的企业，它与原来村民的经济关系是企业经营者与股东的关系。

石牌村所以能够彻底解决集体所有制中财产所有权模糊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土地因被征用而变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量化到个人比起土地量化到个人要简单的多，但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和村中的干部和村民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他们认识到，以前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土地被征用后，再坚持货币资本的集体所有制，弊病多多，实行股份制，把产权落实到个人是最好的出路。这样做，从当地政府到村民不一定知道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理论观点，但确实同当年马克思的观点却如此接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④（《资本论》，《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第832页）

上面所举石牌村的情况，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现在还是主要依靠对土地耕作、即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现行的政策是稳定土地承包制。2002年3月1日起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制定的直接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农民有承包权，土地落实到人，并且30年不变，土地承包权可以流转，可以继承，由县以上政府发给“土地经营承包权证书”。这些规定，已经使农民的承包土地具有某种所有权的性质。可以说，这是在产权问题上朝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一个重大步骤。但经营权和使用权毕竟不是最终所有权，因而法律也不可能规定发包方绝对不得收回或调整承包方的承包地。从而留下一个可以机动处理的余地，尽管这个机动处理余地在法律上作了严格限制的规定，如规定“必须经集体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节，第二十七条）但毕竟它还不具有所有权那种排他性的刚性。以往的现实证明在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农村的土地曾经大量流失，根本的原因就在产权的最终所有权是在“集体”那里，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是，可以设想，这个历史进步必须继续朝向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方向前进，才使我国在农村经济整体建立起现代产权制度，从而把农业经济推向永久的繁荣。

农村发展趋向篇5

高中教育的发展虽然与高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基本上是直接面对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高中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基本上是流向高等教育学校和社会市场中去，两者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既然高等教育可以实行范围经济模式，那么高中教育中也可以实行范围经济模式。

一、高中教育规模扩大出现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出现首先是在企业当中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也开始在教育当中应用。目前，我国大力提倡高中教育的规模扩大，高中入学率呈上升趋势；高中招生规模扩大以后，能够充分利用学校的现在资源，充分利用共享资源，例如：师资配备、教学设备等都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节约了教育成本。高中教育的生源不断增加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节约社会教育资源。据新华社电：“2012年中国内地新疆高中班继续扩招，办班城市及学校也将有所增加，在生源上除继续向南疆三地州和农牧民子女倾斜外，也对人口较少民族和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学生给予适当照顾。”这个例子说明了我国各地区的高中招生都在扩大规模，高中教育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力资本。

二、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模式

目前，我国的高中阶段办学规模不断地扩大，很多学校都已经形成几千人的大规模形式。我们在高中教育中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的理论基础，学校办学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实现资源共享，节约教育成本。但是，当教育规模扩大到一定的限度时，一系列新的问题伴随着产生了，虽然我们实现了规模教育最大化，节约了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本，却存在“产品”比较单一，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

首先，由于现今很多高中教师的专业相对单一，除了主要科目的专业教师以外，其他专业教师相对缺乏。只重视高考科目教师的引进和聘用，使得高中教育发展简单化，从而导致升学率下降，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由于成绩不理想而与大学之门擦肩而过。所以，学校要充分利用教师的专业配备资源和音、体、美教学设施多元化培养，既节约的教育资源，又取得了新的实效。

其次，高中教育的外部性内在化。王大树的观点认为：“现在企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运输费用以外，信息、交易的稳定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重要。产品的多元化可以将外部交易内在化，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例如，炼钢厂兼并铁矿，不需要经常签订合同也能保证原料供给，还可以合法地不交或者少交销售税。”[2]目前，很多地区的中学都办起了校办工厂，这也是范围经济的一种体现形式。利用校办工厂生产和经营文具用品等，运用到学校教育教学当中去，从而有利于减小资源的成本，提升办学水平。

最后，高中教育与初中教育并存，是另一种有效的办学模式。初中教育可以为高中教育提供生源上的保障，在教学质量上也得到稳定和提高。所以，高中教学与初中教学形成互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三、区域范围经济与高中教育多元化发展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高中教育必须注重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区域范围经济应用在高中教育当中，表现为在同一个地区，单纯地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是不适应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是范围不经济的；要建立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使之相互依存，为地区发展培养建设人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和资源共享，形成更好地服务于本地区的教育产业链。普通高中着重培养的是人才的“半成品”，而职业高中着重培养的是“成品”；普通高中是面向高校，而职业高中是面向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需要。两者相互依存，实现资源共享，为地区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四、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合办的设想

目前，普通高中学校和职业高中学校都是分开办学的，在此，假设两者能实现合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而产生互利盈，教学模式多元化。试想，随着目前高中规模的扩大，特别是招生扩大的现实，导致一些学习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也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由于他们的文化课不理想，参加高考无望，只能流动到社会当中去，从经济学上来看，这是一种资源浪费，高中三年消费的成本价值得不到体现。所以，假如同时设立职业高中的话，成绩不显著的学生可以选择向职业教育方向发展，高中毕业就直接投入社会大市场当中去，从而节约了教育资源，体现了范围经济的价值所在。

范围经济在高中教育当中的应用还应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来实施。目前，我国对范围经济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在中学教育当中的应用还不成熟，不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需求、资源的利用、成本的节约等各方面因素，让高中教育实现多元化发展，铺陈新的发展之路。

农村发展趋向篇6

一、农民群体阶层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群体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在经济上发生了较大差别，农民群体内部出现了层化现象。在职业活动是谋生手段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差别的集中体现[1]。而职业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社会群体的地位差别。因此，当今农村的贫富差别也已经成为决定农民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

这种经济、职业、地位上的差别在农民群体中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使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教育观，进而影响人们的教育重视程度和教育投资方式。从经济差别来看，城市学校教育条件、师资力量优于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就有能力实现子女进城读书的愿望。相反，对贫困家庭子女来说就只有留在本村学校读书。这样，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收入的提高，异地就读者会日益增多，本地生源会逐渐减少，乡村学校"空壳化"也就不可避免了。从职业差别来看，农村社会成员之间职业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对农村从事教育、管理等职业的富裕阶层来说，他们更加注重发展与自我实现。在面对子女教育问题上，他们更愿意让子女离乡发展，一方面可以更快摆脱"农民"的标签，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接受现代化教育。相反，那些只能靠务农劳动以及生活难以自立的中间阶层和贫困阶层，受经济实力，传统"乡土"观念的制约就只能让子女留守农村。从地位差别来看，在农村成员中无论是拥有较好的先赋角色地位还是自致角色地位都拥有相对多的"关系"资源。随着农村群体的不断分化，这种关系面会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人群也会越来越广。在我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里，家庭通过动用社会资本来实现子女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因此，随着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价值观念的不断提高和改变，农村学校发展必将经历"正常化-空壳化-正规化"的发展过程。"空壳化"是实现农村教育资源整合，教育质量提升，教育管理规范的过渡阶段。

二、农民行为的"理性化"

理是农民经过合理考虑、权衡利弊、计算得失之后而选择的一种合乎自己主观要求并且符合规范、可能实现的行为[2]。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农村社会传统文化，农民行为也必然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逐渐演化为功利观念，社会行为更加理性，更会用理行事。农民行为的理性化成为农村学校生源减少趋于"空壳"的社会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生育行为理性化直接导致农村学校生源减少趋于"空壳"。农民的传统生育观念是"多子多福"。但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农民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发生了变化。生育偏好已经从"多生"偏好转向"适可"偏好，生育行为已经从"非理性"转向"理性"。对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多子女并不总是多福气，多子女将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教育负担。因此，随着他们自身认识的提高，越来越重视子女的质量，倾向于"少生、优生"。这样，在政策观念的共同影响下，农村学龄人数在下降，农村学校生源逐渐减少趋于"空壳"。

其次，教育投资行为理性化加速了农村学校"空壳化"。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除务农外，农民开始从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行业。人们的生产方式变得多样化，受教育已不再是走出田地，改变务农命运的唯一出路。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开始学会计算成本，注意投入产出。因此，在当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让子女接受技术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辍学以及上技术学校人数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生源的下降，使农村学校趋于空壳。

三、农民社会流动的"稳定化"

稳定化的流动趋势进一步促使农村学校生源减少趋于空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不断深入的城乡体制改革为农村社会流动提供与创造了条件，而且这种流动也呈现出稳定化的趋势。

从文化观念来看，农民特别是中青年农民对故土及家的依恋比过去淡薄了，交往面也扩大了，哪能赚钱，就能往哪去。这些离土又离乡的农民进城后主要从事建筑、保姆、小商小贩等职业或成为企业合同工，这些职业稳定性强，他们大多是常年在外，只有年终时才回家。因此，为了能照顾孩子，留住工作，他们会带子女一起离乡，并且让子女在自己所工作的城市学校借读。这样，他们会慢慢稳定于某一城市，在流动中流出又返回的情况就比较少。

从生活观念来看，已婚子女逐渐从父母家庭中分离流向城镇。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小型化趋势促使家庭生活观念出现代际差异，婆媳冲突、亲子纠纷等家庭矛盾更加凸显。[3]为了防止矛盾发生，已婚子女更多选择从父母家庭中分离去城镇或外地工作。因此，核心家庭及其后代逐渐远离农村，农村学龄人数不断减少，农村学校出现空壳化现象。

笔者主要以社会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学校生源减少趋于空壳的原因。在农村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现代农民呈现出阶级分化、行为理性化、流动稳定化的特点。他们具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教育观、投资观、生活观，进而促使他们从农村向城市单一流动的必然性。相应地，农村就越来越空了，农村学校也会面临生源减少而趋于空壳。笔者认为，农村学校出现空壳化是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教育资源实现整合的过渡阶段，它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出现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农村剩余学生教育资源问题以及城市教育资源不堪重负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此，解决好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促使学校由空壳化向正规化平稳过渡是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88.

农村发展趋向篇7

关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King和Levine(1993)指出发展我国家政府提供的低效率农业信贷投入对农业增长产生了制约效应，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参与的农村金融活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指出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市场很难达到有效，这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同样成立。正如Burgess和Pande(2002)基于印度1961—2001年银行业政策调整阶段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进而使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由此，撇开外部政策干预，农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援农村发展，然而这仍然依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整体的活跃程度。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何广文(2001)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明显阻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张兵等(2002)和安翔(2005)分别对我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由于他们的研究都是在没有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的回归分析，因此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敲。朱喜和李子奈(2006)、杨栋和郭玉清(2007)分别实证研究了农村信贷效率和农业信贷效率，但研究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传统农业内部，不涉及农村经济的其他方面。谢琼等(2009)研究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结论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存在偏差。我国西部农村地区1978—200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以及投资水平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抑制作用(贾立和王红明，2010)。事实上，之所以出现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源于该区域农村金融整体效率偏低。黎翠梅和曹建珍(2012)的研究就直接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温涛等(2005)、余新平等(2010)实证研究了我国金融整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

张敬石和郭沛(2011)进一步基于VAR模型考察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农村金融效率则有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局面。总体而言，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现有文献为这一问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尚缺少一致性结论，尤其缺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的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经典理论模型，选取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基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采用协整检验、Grange因果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而科学甄别现行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回答农村金融是否真的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为保证有的放矢地发挥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二、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基本判别

为了有效刻画和判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验证农村金融是否真正有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了农村实际人均增加值、农村投资比率、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比率和农村存贷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指标说明及其处理见表1。有效识别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并剖析两者发展态势的背后动因是分析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因此本文首先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对比描述和统计分析。图1描绘了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金融信贷的基本状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78—2010年我国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基本保持趋同的增长趋势，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确实随着农村产出的增长呈现同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与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双向协同。然而对比农村存款和贷款的变动趋势来看，虽然两者同样保持了较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农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差额却逐步放大，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供求不协调的基本现状，同时也暗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结构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村金融体系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本文在图2中给出了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投资状况与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的趋势分析。由表1可知，农村金融相关率(fir)、农村存款比率(ck)、农村存贷比(cd)和农村投资比率(tz)都不同程度地剔除了农村产出增长所引起的结构变化，因此图2中对比给出的农村人均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投资结构变动趋势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发展的基本关系。从图2中可以看出，相比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稳步增长趋势，存款比率虽然较平缓，但仍表现出较明显的协同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储蓄率处于较平稳的增长态势。投资比率所表现出的平行趋势表明我国投资产出效率在考察期间并未出现显著的调整，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功效有限。图2结果进一步显示，金融相关率和存贷比具有明显的波动特征，且两者呈现此消彼增的特征。相对而言，金融相关率反映了我国农村整体金融市场规模，而存贷比则一方面反映了投资转化比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结构。不难发现，金融相关率虽波动较剧烈，但基本趋势随着人均实际产出而增长，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基本保持平行发展。而存贷比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可能与政策调整和政府扶持力度相关。另外，1990—2010年存贷比处于增长趋势，说明我国农村信贷结构正朝着不协调方向转化，这可能影响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撑功能的实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虽并未完全一致地与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变动趋同，但是总的趋势可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关系分析

上述基本判别的结论表明，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金融确实对农村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一)模型设计及数据选取

为了有效测度金融发展对产出的影响，Pagano(1993)引入了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以表示产出与投资存量之间的相关特征。由此，Pagano指出金融可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以及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经济体的产出模式以及结构。事实上Pagano所提出的结论已被大量学者的经验结论所验证，然而这里忽略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体系之间内生的相关性。按照经济学理论，理性人对储蓄和消费的决策取决于其财富基础，其中收入是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收入本身又受到经济产出和价格体系的影响。金融虽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但其在本质上又依赖于经济增长，因此单纯考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两者存在的内生相关性，其所得结论虽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部分信息，但是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性值得推敲。为此本文基于Pagano(1993)所提出的结论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并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测度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相关关系，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共生依赖的事实。本文数据选取区间为1978—201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于《新我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我国统计年鉴》、《我国农村统计年鉴》及《我国金融年鉴》，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处理参见表1。按照基本的操作步骤，本文首先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并基于平稳性结果实施了协整检验，以确定农村经济发展变量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稳定长期相关关系;而后则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手段考察两者的相互影响机理。

(二)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实证过程中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结果。鉴于前文分析和引述中指出金融相关率与存款比率两者在反映的基本信息方面存在交叠，且两者在统计上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本文构建了两个不同的变量组以更好地刻画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共同服从单位根过程”还是从“个体服从单位根过程”假设出发的验证结果均表明组别1和组别2中变量的原始序列都显著服从单位根过程。进一步对变量组内一阶差分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显示，一阶差分后的变量组服从平稳过程，说明组别1和组别2内变量都服从一阶单位根过程，因此存在协整的可能性。在表2的下半部分结果中，对组别1和组别2存在协整关系个数的验证结果表明，组别1和组别2均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组别1和组别2各自变量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其对应协整方程为:rpgdp=－7．52tz+49．86fir－24．03cdLoglikelihood=154．9(3)rpgdp=19．16tz+74．06ck－16．24cdLoglikelihood=175．2(4)从公式(4)和公式(5)给出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比率、投资产出比率等途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对比方程(4)和方程(5)可以发现，由于在两个方程中分别以fir和ck反映农村储蓄率，进而影响了投资比率影响农村产出的性质，这是因为fir中包含了贷款部分，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贷款，因此投资比率在两个组别内的系数性质发生了改变。总体而言，农村储蓄率正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而存贷比这一反映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的指标则负向影响农村产出增长，并说明了农村信贷结构的恶化将有碍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事实。

通过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分析可知，本文所选取变量不能直接进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但可以运用Granger检验变量之间短期的因果相关性，并选择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变量之间长短期相互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测度变量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效应。鉴于篇幅和阐述的必要性，本文在此略去对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的描述，仅以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反映回归分析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判断结果。表3给出了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相关指标的短期因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是投资比率和存贷比的Granger因”的假设在5%的置信水平下成立外，其他假设均在可接受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农村经济增长同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然而从上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长期稳定关系，只是短期内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彼此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一定的“惰性”，即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滞后，如表3中投资比率、金融相关率、存贷比以及存款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检验结果。不过表3中不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也恰恰说明短期内部分金融发展指标外生于经济发展，这源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完善进度缓慢，整体发展速度相对滞后。显著成立的Granger因果关系进一步印证了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给出的结论，即农村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与农村金融发展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两者具有明显的内生交互效应。从图3所反映的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冲击路径可以看出:

(1)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对来自投资比率的单位冲击反应迟缓，且从总体效应上来看，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影响效应为零，这说明我国农村整体投资效率处于“瓶颈”阶段，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程度有限，如何有效转变当前农村投资效率低下局面成为政府决策的问题之一;投资比率对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单位冲击虽在初始表现出负向调整，但后续则保持持续增长趋势，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短期内虽会降低投资比率，不过有助于经济发展推动投资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虽会持续推动农村投资的增加，也会变相降低农村投资的产出效率，进一步凸显农村投资效率“瓶颈”问题。

(2)存款比率的正向冲击显著提高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且这一趋势会由于农村居民储蓄余额放大的存在而持续，这表明农村可用信贷规模真实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比率;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正向冲击使存款比率下降，表明模型中未包含反映农村消费变动变量所造成的缺陷，即农村经济发展会适度地影响农村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进而影响农户的储蓄倾向。#p#分页标题#e#

(3)存贷比的正向冲击降低了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虽然实际增加值对这一冲击的反应具有2～3期的时滞，但是这种负向影响会持续存在，进而说明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会显著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储蓄投资转化比的提高会推动经济增长，而这也暗含了农村信贷结构合理配比会改善农村金融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来自农村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冲击会使存贷比在1～3期出现大幅度下降，即经济发展会改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比率，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效应在第4期达到峰值，但该种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近于零。这说明经济增长本身对信贷结构或投资转化比率的反馈效应具有时效性。总体而言，农村金融发展通过储蓄比率影响农村市场的信贷规模，并通过储蓄投资转化率影响实际投资规模，进而通过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发展本身则会对农村金融发展产生反馈效应。基于协整和Granger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结论，而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在20个年度的考察周期内，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达35%，经济增长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波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20%。由此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的事实。

农村发展趋向篇8

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特征及其变化来看，外出劳动力已超过1.3亿人，10年间增加了6000多万人，出现精英化趋势。外出劳动力总体呈现男性化特征，但男女性别比差距缩小；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但平均年龄上升；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不断提升；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搞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而交通运输业的比重明显下降，从事服务行业的环境相对工业而言有所恶化；主要流向省外，并呈增强趋势；绝大部分在外从业时间都超过半年，其中60%以上几乎全年在外工作；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最多，10年期间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劳动力比例呈上升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切实执行好已出台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抓好农民工工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建议：

农村发展趋向篇9

农村发展趋向篇10

基于地方高师转型后所出现的问题，相当长一段时期来，升级后的地方高师并没有形成为农村中小学教育服务的强烈意识，基本处在一种封闭运行的、脱离农村教育需要的状态。具体表现为：(1)高师教育实际脱离农村中小学教育，授课教师对农村中小学教育实际知之甚少，缺乏对农村中小学教育实践的主动深入了解，因而未能很好地指导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和为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积极的直接的服务;(2)高师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和在教学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高等院校教师职前培养中“除农村化”问题凸显，培养模式单一，教师专业教育弱化，而且师范与非师范培养方案趋同，培养“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目标不明。此外，师范生服务农村教育思想淡漠，农村地区师范生生源质量下降，毕业生普遍不愿去农村地区任教，去农村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因而，地方高等院校师范教育“趋农村化”发展是高师教育当前必须直面且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趋农村化”的发展理念

地方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历经30年，目前，这种探索和改革已经进入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阶段，地方高师院校的“趋农村化”的发展理念正是建树在我国整体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基础之上的，其理念核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办学服务方向。地方高师院校面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求，能够审时度势，确立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为服务地方教育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思路。即地方高师教育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人才市场什么地方缺乏人才，我们就为这些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此举在满足社会需求和服务当地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也促进学生的就业，为社会培养和造就了“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社会实用型人才。

2.定位人才培养模式。近年来，地方高师院校积极推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上普遍存在“求大、求全和求高”的心态，逐渐改变以知识传授型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地方高师院校应该以当地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继续深化和拓展学分制、综合班、主辅修、按大类招生、国内外交换生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完善课程体系，推行师范生顶岗实习，加强实践教学，拓展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3.调整专业建设思路。专业是联系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的接点、桥梁和纽带，地方高师教育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针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地方高师院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优质师资，因此，高师院校在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改革;此外，专业教学改革与建设的前提是要符合学校总体定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不断地研究本地经济、社会，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对人才市场科学预测，进行科学论证，从而做到专业的设置和调整能够符合地方对人才的需求，满足社会实际需要。

二、“趋农村化”的发展内涵

1.发展定位趋向农村。地方高师院校的发展必须有正确定位，才可能有发展优势。地方师院应把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合格的师资作为自己的定位。地方高师院校的发展定位，一是学科专业定位。传统高师院校的学科是对应基础教育的需要设置的，主要是一些基础性的学科，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地方高师院校要在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进行学科结构性调整，增加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性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实现学科结构的综合性。二是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建设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还在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地方高师院校要把培养面向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懂教育规律，善教育，会科研的中小学师资作为人才培养主要目标。在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下功夫。

2.研究对象偏向农村。地方高师院校必须真正将农村中小学教师和农村中小学教育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去了解究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中小学教师有其特殊性，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偏僻、独特，他们更需要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等方面的思想道德素质;而师资缺乏的现实又对教师多学科综合素质提出了特殊要求。而现实是，目前绝大多数师范生在思想道德素质、吃苦耐劳品质、综合知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缺失，无论在心理和生理上，他们都没有做好应对从事农村教育的准备。了解研究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加强师范生职前教师教育，不断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综合素质。

3.教育共建面向农村。师范专业发展的共建学校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实验学校或示范学校，更是培养农村教育专业人员的学校。地方高师院校必须改变以往对基础教育相对封闭的办学模式，要建立起主动为农村中小学教育服务的开放办学观念，引领和推动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发展。地方高师院校要培养合格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就要积极与农村中小学共建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学习共建的过程中，双方能够共同探讨教师教育理论、实践中的问题和对师范大学生进行合作督导培养，促进其专业发展。

4.职业选择取向农村。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着教学水平不高、教学能力不强、难以适应农村中小学教育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方高师院校的教学过程中缺乏对教师培养的职业性要求的结果。因此，地方高师教育的改革必须把决定未来农村中小学教师基本素质的教学改革视为中心，这种改革的方向就是强调职业化，其目的在于提高教师教育专业化水平，培养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村中小学教育需要的师资。一是在培养目标上要强化高师学生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取向，树立坚定强烈的教师职业意识。二是从能力培养上要强调适应农村教育条件的教师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要改革高师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增加教学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三、实施“趋农村化”的举措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中小学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寻求的不断扩大，农村基础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地方高师应面向农村中小学教育，实施“趋农村化”发展的系列举措来满足农村新型教师的需求。

1.课程设置、结构要体现地方特色。作为以教学型为主的地方高师，在课程设置上应该突出特色，体现办学的层次性，为农村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资;同时，考虑到课程设置难以体现农村教师专业化属性和示范性课程内容老化、体系僵化、脱离农村实际的的事实，地方高师院校可以适当压缩其他类课程，扩展教育类课程的内容，课程结构设置为四个模块，即理论模块、技能模块、实践模块和研究模块。通过教育专业课程的模块构建，适当提高教育专业课程在总课时中的所占比重，同时进行学科结构调整，强调文理学科课程的连贯性和渗透性，从而提高课程结构的综合性和包容性。

2.教育教学改革要结合农村实际。地方高师院校要进行面向农村教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有益探索：一是教育学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启发式课堂精讲与案例式教学等方法相结合，联系学科专业的实际，给学生列举农村初中和小学语文、数学和外语等学科的典型教学例子，使教育学理论更有效地指导农村教学实践。二是加强教育学课堂理论教学与课内课外实践训练相结合，在学科教学法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指导师范生进行教师角色模拟教学，包括中小学课堂环节、全程和微格模拟教学，训练师范生讲授、问答、演示等方面的教师基本教学技能。为了提高教师角色模拟教学的有效性，组织师范生观摩优秀教师示范教学录像，并组织学生走出学校，走出课堂，到农村学校去参观、调查及见习。要正确处理好教育学基本理论与联系农村基础教育教师实际这个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注重教育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简约化，让师范生重点掌握教育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在不增加教育学总课时的情况下，用占教育学约20%的课时补充农村教育教学的教材内容。

农村发展趋向篇11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为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区域农村经济调整和发展的重要时刻。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变更和改革，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也呈现着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也逐渐的向多元化的形式转变，有专家学者对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最近几年，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整体经济贸易的影响日趋增加，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越发向复合型趋近。但是在实际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不稳定和区域性的特性，严重的制约了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为例进行分析，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阶段，同时也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此外，还受到当地市场经济信息应用率较差的影响，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碍性影响。因此，每个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一定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结合实际的政策规章制度内容，使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具协调性，同时也更能满足整体性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笔者针对此问题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作用进行了分析[1]。

2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作用分析

2.1调整并优化经济贸易产业结构

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处于迅猛发展状态，因此，在发展我国整体性经济的同时，也要切实的根据本国的生产条件，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趋势予以探究，也要明确区域农村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的实际作用。区域农村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作用尤其大，因此，一定要对农村经济予以统筹，并力求提高区域内农民的经济收益，推动区域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有利于调整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协调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结构。首先就要促使区域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并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结构予以优化，进而利于对其他农业经济资源的整合，将全部有利资源融入到实际的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而后有效的提高农产品的产出能力[2]。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的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我国经济贸易产业结构予以优化和调整，现阶段我国的区域农村经济的产出能力仍显不足，但是整体性的农业经济发展仍较为稳定，当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出现结构不稳定时，则可以充分的利用区域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势，对整体性贸易经济的发展结构进行优化和整合，促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更为科学和高效。

2.2利于经济贸易趋向于信息化发展

可以创建信息监测系统以及信息速报系统，将较为高效、科学的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传达给欠发达的农业发展地区，这样可以将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推广给有需要的区域，转变当地区域内人们的思维模式，逐渐的实现自动化的发展模式，同时也会逐步将我国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向予以转变，并对经济贸易的发展模式予以优化和调整，极大的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3]。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变，而在此发展背景下，区域农业经济发展对于我国整体性的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就要积极地对这一现象予以协调，良好的利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优势，加快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速度，但是，首先还要明确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并明确区域农业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贸易的作用，而后再制定较为科学的、完善的解决方案，最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整体性经济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也逐渐的达到优化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结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冯佺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2.

农村发展趋向篇12

我国正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各方面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向前进步,惟有农村这个延续数千年的古典社区呈现出了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在现实社会中呈现出何种状态,导致千年农村渐趋衰落的原因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出现,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做一个深入的思考。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的日渐衰落,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农村教育应该何去何从,它的出路应该在哪里。

二、当代中国农村衰落的现实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1.资金、技术短缺和人才匮乏。从古到今,我国农村一直被认为是封闭保守之地,再加上城市数目及发展水平一直做为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导致政府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更倾向于城市,发展城市,使农村在发展中缺少资金和技术,日益遭到排挤。农村产生的人才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流向了城市,即使有大批的人才愿意从城市进入农村,也会因为农村生存条件的艰苦和创业空间的狭窄,使他们无用武之地,这种局面使农村的发展丧失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诸多原因导致农村基本上不具备发展的条件,导致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衰落。

2.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当代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于时展的要求,如道路、桥梁、通信等方面的不健全,导致农村的整体发展受损。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齐全配备,农村也不例外,由于农村本来就缺少人财物的支持,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是难上加难,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反映出了农村的衰落。

3.农村的土地流失严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很多农村都不同程度的被城市所啃噬着,最明显的莫过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农村的土地被征来用于建造城市楼房、工厂、扩展外环。我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农村土地减少的过程;是失地人群增加的过程;是农村走向衰落的过程。

4.农村人员年龄结构断层,空巢、留守现象日益显著。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土地减少相对应的是,农村人口一直处于膨胀之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增加到现在的9亿,在过多的农业人口挤压下,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已经日趋退化,越来越成为农民的“活命田”。土地面积大幅度地减少,使农业的生产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从而更加限制了农村经济的起飞。这就致使许多中青年农村劳动力离乡进城务工,寻找生活的出路,使得农村中空巢、留守现象日益普遍,农村缺乏年轻劳动力,农村更加走向衰落。

三、当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后果分析

1.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村的日渐衰落导致大批农民离开家乡,进入城市找工作,具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形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具特色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大多不具备科学文化素质,从事的多为体力劳动,并且报酬相当低的工作。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发展,农村承载的农业劳动力有限,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城市现代文明的呼唤,预示着进城寻找出路农民工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最大的社会群体。不依靠土地为生,从城市中获取生存的来源,却与农村有着亲属、土地和社会人际关系的联系;生活在城市,却处于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农村的衰落直接相关,这一群体应该如何发展规划引人注意。

2.农村的衰落导致许多农村家庭年龄结构的断层。一个合理而健康的社会结构必须是老年、中青年和幼年的结合体,社区、家庭也是同样道理。然而在我国农村衰落的同时,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移,导致许多农村家庭也趋向衰落。一方面许多老年人被孤单的遗留于村子当中,缺少照顾与抚慰;另一方面大量儿童同样被遗留在农村当中,缺少关爱和教育。农村的发展不可能由老人和儿童来支撑,大量中青年劳动力的流失必然加重了农村衰落的进程。农村的衰落也必然导致中青年劳动力流向繁华的城市。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二者互相促进,使我国农村、农村家庭共同趋向衰落。

3.农村的衰落致使农村基础教育缓慢前进甚至停滞。事物的整体与局部往往具有协调统一性,整体的发展会带动局部的发展,整体的衰落也会促使局部走向衰落。农村基础教育做为农村整体发展的一个部分,在农村这个整体走向没落的大背景之下,注定了农村的基础教育也会走下坡路。农村的落后与衰落,农村难以吸引办学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再加上农村传统的保守观念“送孩子上学可以找到铁饭碗,如果孩子学习不行也不要花冤枉钱”。这些因素致使农村基础教育在生源、师资等方面都存在困境,发展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

四、当代中国农村衰落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一)当代农村衰落背景下探讨农村教育的意义

当代我国,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农村的衰落,其中人才匮乏是农村衰落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致使农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才对于一个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相当重要。教育产生人才,可以说一个地区的衰落与这个地区的教育直接相关,要探讨农村衰落问题,必不可少的要讨论农村教育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教育有三种形式:社会团体或社区中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系统性的教育。在这里专门探讨适用于农村的教育,包括农村中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系统教育。农村教育对于农村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教育具有传授知识和技术,传播文化的功能;教育使个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是实现个人社会化的重要手段;筛选人才和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促进地区经济和事业成功的重要途径;增强社会凝聚力,扩大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农村教育意义重大,当代农村趋向衰落的背景下探讨农村教育可以对农村和教育现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二)农村教育的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

首先,农村社区的社会教育,它是提高社区居民归属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由于农村自古就以群体形式居住,人们世代相识相知,在社区教育这一方面,农村社区有着天然的优势。农村人善良的秉性,使人们即使在不受教的情况下,也有着有着很强的集体意识和凝聚力。

其次,农村中的家庭教育,这部分构成了农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家庭教育的主角是由家长来承担的,家长的教导对孩子品质、素质及修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农村一直处于封闭落后的边缘,教育滞后、人才匮乏现象严重,导致大多数农村家长素质并不高,这样由他们影响和教育出来的孩子必然在家庭教育上显出明显的不足与落后。我国农村大量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导致农村出现许多留守儿童,对这部分长期不和父母相处的孩子而言,在他们身上就更加展现出了家庭教育上的缺乏。农村家庭教育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难点所在。

再次,农村中的系统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部分,它们是农村教育的支柱和推动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而言,基本上是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1)农村基础教育的资金缺乏,相关财政支持不够;(2)农村的日渐衰落难以公开招聘优秀教师,造成农村基础教育本土化、封闭化、质量低;(3)农村家庭的贫困以及家长教育意识薄弱而功利意识很强,致使许多农村孩子中途辍学。

农村中的职业技能教育主要是针对农村中青年群体而言的,并且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大多就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但他们大多都没有接受过相关技能教育。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大约16%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大约83%的人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比例仅有15%。本身教育程度不高,再加上缺少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造成许多劳动技能偏低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挤压到日益狭小的就业市场中,使就业情况更加恶化。

五、当代中国农村衰落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出路探讨

1.以进修、培训等方式整体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教师的素质。要培养出高质量的合格学生必须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所以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是发展农村教育的关键。一个教师的素质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如知识水平、敬业精神、道德水平等诸多方面,可以说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的第二父母,还会给予学生生活上的关爱、帮助其道德修养的提升、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等等。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可以提高农村基础办学的整体质量、提高其对村民的吸引力,还可以或多或少的对留守儿童的成长起到家长教育的作用。

2.要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经济的发展,教育竞争日趋激烈,农村基础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又回到了注重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老路上来。农村基础教育存在很多误区,最明显的就是它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农村办学目标只有一个,无论是小学阶段、中学阶段的教学导向,还是社会、家庭的期待,都是希望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形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单纯以学习文化课为主的“一条龙”的升学模式,忽视了毕业生的流向,必将给社会带来诸多问题。必须转变农村办学的观念,从政策上加以引导、规范,并加之以监督,使农村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迈进。

3.应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我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仍然较少,尤其是农村的职业化教育方面,需要鼓励社会各地兴办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并鼓励在不同教育主办者之间开展教育质量、教育条件、办学条件的竞争,以此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实用型人才。

对于农村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而言,要对他们进行广泛,说明利弊,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其技能提高的程度,只有加强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的择业竞争能力、就业适应能力、自主创业能力,才能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整体上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

六、结语

其实农村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仅靠以上分析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当代农村衰落的背景下,农村教育就显得问题更多更加亟待解决。在我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走向衰落已成为既定的趋势,需要结合这一现象分析其深层内在原因、及后果,在这里探讨的农村教育问题仅是其中的重要后果之一,且分析也不够深入。对于农村衰落与农村教育出路这一话题,有待于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探讨、分析。

参考文献

[1]鲁宓,黄志伟.《停滞和衰落,农村不可逆转的宿命?》.亚太经济时报[J].2006 年7月20 日

[2]谭雪女.《农村基础教育出路何在》教书育人[J].2006(7)

农村发展趋向篇13

经过二十几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3万亿元。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近几年，由于中央坚持了“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采取了坚决措施直接支持“三农”工作，“三农”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局面，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农村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农村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

同志“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落实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正确把握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阶段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解决“三农”这个艰巨课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加强农村工作是协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

近几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大农业税收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支持力度，加大对粮食生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和扶贫开发支持力度，进一步调动了农民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相信，随着这些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农业和农民工作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三农”问题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产物和表现，当前相对于农业和农民工作，农村工作的进展还不太大，农村落后面貌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差别还在进一步加大，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农村工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本身的复杂性，还没有得到各方面的应有重视，还缺乏系统的指导思想、解决思路和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农村的同步发展作为基础和支撑，农业、农民问题将很难得到真正解决。加强农村工作是协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正是基于此，中央最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第三，村镇建设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历程，是以人口转移为基本特征的。我国9亿急于享受现代文明的中国农民向何处去，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小城镇和新农村作为农村人口蓄水池的巨大作用也再一次凸显出来，努力推进乡村城镇化——县域内农村人口向建制镇和集镇集中的过程，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城市是一小块，农村是一大块，农村问题远比农业和农民问题更为复杂和深刻。我国农村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人均资源多寡不均，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深层社会结构和伦理结构错综复杂，中华文明的精华与封建的糟粕并存，这是世界上情况最复杂、历史最悠久的农村社会之一。但是，迄今这一事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制度性的问题尚未得到广泛关注和认真解决。

村镇包括村落、村庄、集镇和建制镇，是农村各类聚落的统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整个农村面貌都集中体现在村镇上，农村工作的核心和最终成果也具体反映在村镇上，村镇代表的是农村发展的整体水平。村镇建设是农业发展、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具体体现，是“三农”工作的关键环节和结合点，也是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大力加强村镇建设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四，推进村镇建设健康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