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回答。及时,从其阶级属性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第二,从其研究对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总和。第三,从其研究任务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揭示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第四,从其创立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并在之后由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理解。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有生之年创立的经济学说;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说,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作为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及时,从学科定位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按其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揭示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的经济学科。理论经济学具体又包括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经济理论史,等等。从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曾经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①。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代表作《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着作,而且也是一部哲学着作。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被科学证明了的真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不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理论贡献,才最终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了科学。恩格斯曾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着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③第三,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性变革。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一门科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产生并有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形成的。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立场观点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在研究对象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把物本身或者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时次明确提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④,从而在经济学史上及时次揭示了生产关系对整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在研究方法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对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的表层关系的研究,往往以观念代替现实、以范畴运动代替现实运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强调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在立场观点方面,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和学说主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其理论、观点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诉求。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及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圣经”,这是当时欧洲工人在游行示威中喊出的口号,因为它告诉了工人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权益的正义性、合理性。对此,恩格斯曾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及时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⑤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科学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揭示,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适用于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行动指南。

(三)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仰、学习、宣传、研究、运用、扞卫、坚持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1.应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其关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论述,其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等等,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应明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凝固的学说,也不是某种教条,它提供给我们的首先是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科学方法。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所以,我们绝不能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应该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将其丰富和完善。那种凡事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寻章摘句,试图从经典着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直接答案的想法和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十分有害。3.应明确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僵化的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建设实践。曾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⑧的这一科学论述,为我们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的实践,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时展的规律性,不断研究新情况,回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提出一些新概念,形成新理论,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科学内涵。总之,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这应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向。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必须跟上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适应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逐步实现理论的时代化、现代化和中国化。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时代化。世界上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顺应时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社会发展的时代不同,反映不同时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不同。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不同的内容。”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回应当时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揭示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一全新的时展背景和全新的时代课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正确分析,提出新的论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跟上时展的步伐,逐步走向当今时代。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为依据,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特点及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是我们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及发展规律的锐利武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但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论武器始终保持“锐利”,就必须让其实现“现代化”。只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否则,就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会因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削弱其理论的“锋芒”,甚至遭到淘汰。所以,为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为充分显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中,实现研究内容的创新,不断用新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概念、范畴、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是应把现代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数学分析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因为现实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过程不仅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也有自身量的规定性。很多复杂的经济运动往往是诸多经济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又往往具有复杂的数量关系,所以,只有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并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比较地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才能对现实中复杂的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进行比较地预见,也才能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所以,要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对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特点,主要揭示的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阶段》中,主要揭示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特点。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它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表现出了很多特殊的特点,如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具有多层次性;所有制结构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形式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营组织形式表现为公司制占主导地位的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分配方式表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初理论,而必须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为样本,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形成新理论,以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结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运动发展的独特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向。总之,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化、现代化、中国化,不仅是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也是确保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拥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必要条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 二、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

方法是推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手段,是有效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应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研究法、问题研究法等研究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阶级”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社会科学都会带有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和冲突,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阶层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就必须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属性,才能科学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的问题,才能始终秉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理念,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二)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又称纵向研究法,是借助于对相关事物发展过程的史料进行分析、整理,从而认识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继而预测其未来发展的一种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的实质是通过对某一事物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研究,揭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瑏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从马克思最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及时卷正式公开出版到如今已经近15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对其加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预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有助于启示我们该如何科学地以发展的眼光和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三)比较研究法。所谓比较研究法,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以说明它们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从而揭示不同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比较,人们才能更清楚地发现事物之间的异同,才能辨清不同事物的优与劣。如果说历史的方法是从纵向的角度去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那么,比较的方法就是从横向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虽然同属于理论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二者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仅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大不相同,研究目的和研究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意在通过对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意在通过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人们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实现自身欲望的较大化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经济制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弊端,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历史过渡性,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制度,是的、永恒的制度。总之,通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的,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应该替代谁的问题。那种企图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想法和做法是极其荒谬的,同样,那种企图否定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文本研究法。所谓文本研究法,就是借助于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分析,进一步挖掘经典作家思想的内涵和理论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挖掘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研究理论必须要根据原着进行研究,强调要“根据原着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研究”瑏瑡,强调“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着本身”瑏瑢。文本是思想的载体,要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本质和特征,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就必须回到“原点”,即回到文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及其继承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撰写、出版的相关着作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并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本真的思想形态和思想内涵,才能了解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政治经济学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才能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同时,也只有通过文本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建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原初图纸,才能真正了解搭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每一块砖石”、“每一条钢筋”的构造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凝固联系,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理论大厦的“坚实性”和“耐用性”,继而才能真正形成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当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文本而研究文本,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认识,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初形态、时代特质、主要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真谛,而且更要深入挖掘理论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五)问题研究法。所谓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当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瑏琐这就是说,开展学术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善于敏锐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开始,是真正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对此,马克思也曾明确强调,“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瑶只有凸显问题意

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进学术进步。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各门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新旧问题的交相更替而不断地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对学术研究来说,有没有问题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伴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思想观点的质疑和挑战,日益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因此,要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强调问题意识,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挑战入手,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种种质疑和挑战的原因,探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挑战、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出路和对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进一步发展。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及时,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及时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2)、蒋学模(25)、程恩富(27)、张彤玉(29)、柳欣(2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逄锦聚(29)、程恩富(2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及时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近期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及时,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及时,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着,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

及时,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及时,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及时种适合于政治:请记住我站域名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较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障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政治经济学论文:新媒体语境下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议题的前沿动向

1.回归阶级分析。

社会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经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传播产业从业者、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因其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其“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上述新阶级直接参与了对更底层的剥削。莫斯可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在研究中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的维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构成的维度(FormationalDimension)来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传播的自由市场”假说，解释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维护现行制度、巩固阶级位置，作为霸权机构复制现有阶级关系的功能。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发现数字鸿沟争论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对技术和不平等的释义掩饰了妇女与信息技术的日常接触，忽略了女性对技术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态度”。

2．新劳工形式。

传播新科技的飞速进步不仅参与塑造了新型阶级构成与关系，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与方式。莫斯可认为，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他汲取马克思“物种”概念用以诠释数字劳工的精神与肉体本质被当下电子网络和生物技术所异化。乌尔苏拉•休斯(UrsulaHuws)关注“创意劳工”群体，讨论了企业与资本必须在其对创新观点的无尽需求和对知识产权及创造性劳动的控制管理中寻求平衡。另外，有学者以好莱坞“制作花絮”短片中创造出的享受劳动并收获导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识劳工为例，讨论这一形式带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裂的具体化，遮蔽了好莱坞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从而消解了跨国剥削的问题。

二、新媒体语境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焦点

面对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播与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地开拓诸如网络与社会运动、数字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议题，力图在当下全球信息社会语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阐释力。

1.网络与社会运动。

针对网络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学界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相反的观点。以詹姆斯•斯坦耶(JamesStanyer)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倾向，即从全球化与新政治运动的具体语境出发来考虑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浪潮的失败致使“替代性”政治逐渐兴起。传统政治运动关注宏观议题，而新政治运动关注微观议题，即日常生活的政治。众多社会议题和挑战都带有全球化的特点，这决定有效地回应也应具有全球性视野。LanceBennett提出活动中“范围的转移”这一概念，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社会运动的规模变大。Tarrow＆McAdam认为，虚拟佣金、超文本传播与虚拟竞争促进了全球推广网络的形成。网络提供给人虚拟的行动，使人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网络参与社会运动。有学者从信息的低成本传播、成员间的互动、运动间的协调和新的抗议系统等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运动、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网络对权力的影响体现在信息扩散方面，社会运动者利用有网络连接的个人网络信息、传递信息，网络促进了新的信息的流通和再流通。网络技术使全球网络和全球抗议得以形成并得到协调，而社交网络提供了全球抗议运动从集体行动到连接式行动的转移的可能性。通过网络技术，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公众被动员起来，新的抗议模式为个人创造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网络将个人经历同“个人行动框架”连接起来。由此出发，各领域学者勾勒出传播运动全球拓展的图景，一方面展现了各类另类媒体为寻求传播民主与公正参与，自行组织社会运动的脉络。另一方面则论述了当代主要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保护对媒介的使用及两者间的关系。

2．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

监控这一传统政治学术语已广泛运用于网络语境中，“网络监控”遂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默多克指出监控的网络化已逐步显现，安全监控、公共监控、商业监控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监控体系，身处其中的个体无处躲藏。政治、经济、技术上的发展与变化导致了监控的不断强化。政治上，反恐扩大化导致国家监控转向正对大众的饱和性监控;经济上，商业监控大行其道旨在维护信用卡制度，并以此缓解金融危机;技术上，科技发展伙同互联网巨头，推动、促进了监控的强化。然而大众对被监控及生活透明化的处境却毫无知觉，更重要的是虚拟监控强化了真实世界的不平等，因而对某些社会群体脆弱性的约束或控制，应该成为理解网络监控的焦点。传播新科技贯穿始终的社会监控是一个“全景监狱”，但其内部也蕴涵着冲破樊篱的力量。通过建构新型的规则，政府和企业更加透明，同时个体面对新媒体的主体性也得到提高。传播新科技与大众社会的变迁也使数据的存储、抓取方式有了质的飞跃。莫斯可认为，不能放弃历史视角来研究云计算与大数据相关问题。他认为该议题的重要性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不仅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动力，而且是数字实证主义的推动者与信息效用的重要构成因素。掌握终端控制权的主体，将云计算塑造成为一个漂浮在云端，自由无限制的想象的空间。然而作为存储方式的云计算，实则是有形的且由资本直接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云计算对环境的破坏、对隐私与安全性的威胁作出了如下反思:微观层面，民众个体隐私丧失殆尽的可能性;宏观的层面是人类整体失去主体性的深刻危机。另外，当“云计算”作为科技操作外包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将引起现有科技劳工数量的锐减。因此，科技已不仅仅是“科技”，而是关系到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社会阶级、劳工等诸多问题的集合体。

三、本土视野中的政经路径及新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大陆原有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本土学者面对新传媒技术、政策与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敏锐感知结构和权力的交结，洞察并揭示传播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当前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及时，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及其为传媒事件提供的崭新理论视野。第二，是政经视野下，中国本土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研究，及其新媒体语境中少数族群的社会运动问题。

1．中国语境下的政经理论实践。

在转型语境中，众多学者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大陆传播事件，赵月枝、吕新雨、吴畅畅等学者针对当下中国大陆新闻、电视剧、乡村建设及其中相关的阶级、意识形态、公共性等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论述与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市场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重构和意识形态整合，并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中产阶级文化优先取向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有研究者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版权系统并不一定能提高知识创新的效率;版权的国际化有可能加强世界体系知识传播的不平等。罗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域分析了央视二套的定位演变，认为其在“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在“空间化”上体现出企业权力制度边界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在“结构化”上权力、社会关系与传播实践间产生了相互形塑的作用与影响。他还通过政经路径反思广电新媒体的发展，通过对新媒体的技术逻辑以及广电可能的制度想象综合视角考量，试图为广电发展开拓新路。姬德强将研究聚焦于微博事件的政经解读，认为商品化的微博空间与微博表达的自由与公正绝非简单一致。另外，还有学者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2．聚焦本土阶级、劳工以及少数族群问题。

政经视野下，本土学人的努力也体现在对转型中国语境下传媒产业中阶级、劳工问题的研究。姚建华在其博士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中以图书编辑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劳工，通过对宏观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不同却相关过程的回溯与阐释，揭示中国出版业及其知识劳工与上述进程相构连的关系。曹晋、许秀云通过对中国上海某综合性网站的民族志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了福利国家向弹性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知识劳工是如何遭受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而揭示其在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逐步无产化、贫困化的实质。另外，有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邱林川从理论回到实践，聚焦中国当代非精英知识工人，比如电话中心接线员、短信和游戏玩家等新数字工人，及其产生过程和空间分布，并指出新媒体工具是中国大陆草根工人群体海外连接的重要工具。得益于网络新媒体以及平等观念的普及与发展，中国本土诸如同性恋社群、妇女等等少数族群获得了新的抗争渠道。魏伟论述了新媒体作为强有力的动员工具，如何介入到新型的性别倡导与抗争行动中并发挥作用。在新媒体时代，杨国斌敏锐洞察到互联网作为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抗争阵地，网络动员的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增加，网民积极利用这一弱者的武器参与文化、社区与政治事务，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线上斗争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是紧密构连的。王绍光与何建宇联合写作的《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勾勒了涵盖各类准政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完整的社团全景图，论述了网络社团，例举BBS凝聚社群的案例并关注到两大趋势，即网络社团的封闭性和虚拟空间结社转变为现实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社。

四、总结与评述

本文通过对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相关前沿研究的梳理，勾勒出政经路径对正在转型的全球社会及新媒体的积极回应和具有阐释力的分析、重构。通过不同面向的学术讨论，可以看到在全球社会急速转型并走向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兼容并蓄的学科特质所持有的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媒体技术深刻重构、传播学界学术聚焦的现状中，呼吁并期待学界能够重新发现马克思经典论述中诸如“阶级”、“剥削”、“劳工”等概念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传播新科技对传统议题的隐蔽的深化，从而剥去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表面的同一性。另外，政经学者并未固步自封，他们对传播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予以积极的回应。首先政经取向的学者肯定了新媒体对公众以及少数群体实现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在社会运动中新媒体正发挥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积极作用。其次，他们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背后隐藏着的受众隐私、资本集聚数字技术的真实影响力，以及对“键盘行动主义”持有质疑与警惕。值得注意的是，云计算与大数据相结合定量的、相关的、反理论的、具有预言性的数据具有了一定的生产力，一种数量胜于质量、相关性胜于因果关系、数据胜于理论、现代性胜于语境的数字实证主义开始形成。这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社会思潮、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都将被打上数字实证的烙印，这也是学者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学者不再停留于简单的理论引介与综述，而是逐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理论实践构筑中国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本文很难涵盖政经路径中所有的研究，的知识图景可从以下两个读本中获取，一是由JanetWasko、GrahamMurdock和HelenaSousa联合主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其二是由曹晋、VincentMosco和LeslieReganShade联合主编的《传播与社会的批判研究英文读本》。这两个读本对正在经历复杂全球化、本土社会急剧转型以及新媒体冲击下的中国大陆学界与社会提供了全球近期的、有力的批判传播研究视野，对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作者：徐婧 秦朝森 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假说提出与理论阐释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较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的法律体系。若没有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梳理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因素，并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国有经济、腐败等制度性变量对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当地金融市场化改革;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倒逼地方政府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越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上述结论对今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边界，纠正国有企业、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不当关系，切实清除地方行政权力干预金融机构的渠道及机制。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机构，积极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品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型政府，较大限度的消除行政管制，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好二者的边界。此外，还要积极完善和推进地区反腐败制度建设，减少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作者：邵传林 窦维国 单位：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 兰州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当代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笔者认为，将生产方式直接与生产关系对应的做法是对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方向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偏离。然而，不论是“生产关系说”还是“劳动方式说”，它们都只强调了生产方式二重属性的一个方面-社会属性，不重视或忽视了其自然属性的内容，从而是值得商榷和批判的。因此，作为政治经济研究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只能是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里的生产方式不能被除此之外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所代替，若要理解生产方式，必须坚持生产方式的二重属性。

作者：李明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苏联社会经济学意识研究

本文作者：希罗科拉德

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往往把事情仅仅归结为确认成就。与此同时，把经济转入集约化轨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改善居民供应、克服消极现象等许多迫切问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是自觉不自觉地以特殊的方式为延缓解决业已成熟的任务做辩解。今天，在党宣布和实施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的时候，这种态度是不能容许的。”③在所有这些场合党宣布了某种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后来又被认为是错误的，被遗忘了。而经济学家每一次都要论证其伟大、其现实性，并研究达到目标的道路。稍后相关的著作也同样被遗忘了。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共产党为解决其意识形态任务而建立的（虽然不仅限于此）。而由于党的方针不断变化，即使被认为苏联大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很快就过时了。#p#分页标题#e#

现在只有其中的少数著作还可以用来解决迫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些研究同部门经济相关的问题或者探讨经济研究的专门方法的著作，其作者因此尽苏联时期较大之可能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还与下面的情况有关，即它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取代当代世界经济思想的选择，而当代世界经济思想被它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因而只能予以谴责和批判。对十月革命前的多数俄国经济学家的遗产也采取贬低或者公然敌视的态度。需要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扭转当代俄国经济科学的落后状态。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论文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基本理论视角下的异质性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较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中国经济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既要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坚持并不断吸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因此，中国只有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出发，客观对待两者的理论内容，各自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具备中国主体地位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真正迎来中国经济学的春天。

作者：乌兰夫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

教科书是学校教学的主要工具，是教师授课的重要客体，高质量的教科书作用有二：既能保障学校教学环节的有序开展，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就当前情况而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质量存在不少问题。

1．政治经济学课本内容陈旧，版本不一。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课本的使用来看，主要分为：自主编写课本和经济学系列课本两个种类。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就属于前一类课本，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系列教科书，以《政治经济学教程》为例，则属于后一类课本。同时，对比教科书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个别章节虽然顺序不同，但总体上还是沿用着传统教科书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尤其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精华的内容，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仅仅对重要理论进行了原始解读，而对其内容的创新理解甚少。因此，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版本不一且内容陈旧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2．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诟病———内容陈旧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课教师基本上会按照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开展教学活动，而教材实例较少，与实际联系不紧密，学生们对教学的实际作用存在困惑，教学效率大打折扣，最终形成了厌学的恶性循环。虽然，各大高校会勤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同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新版教科书与旧版相比，无非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一些简单阅读，但在实用性方面同旧版并无两样。换汤不换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科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紧密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是信息量大、时间节省、图文并茂等，可以将文字、图表、声音、动画、视频等高度集成于学生的教学中。随着多媒体等教学手段的运用，部分教师为了省事，在授课中出现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着电脑念，而不是讲，电脑内容繁多，学生应接不暇。

2．考核方式单一，限制了教学活动的灵活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新的学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断推行，部分课程的学习有所压缩，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课时压缩得更为厉害，可是课时压缩而内容在增多，这时考核的方式还是以前的考试内容，这样教学活动比较死板。教师需要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学生最终考试的问题，授课就成了只讲重点，不顾细节，形成了尽量在有限的课上时间讲解考试将会涉及的重点内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应试教育的误区，学用联系成了空谈，教育的目的无从谈起，忽视对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终使学生长期以来养成了是考试的内容就学，不是考试内容的就不学，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学生学习积极性

不高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从课程本身来说，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方面存在误区。很多学生（包括部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理科学生，更是简单地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经济”，以死记硬背来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生学习这一基础理论经济学的目的。二是与其他专业课相比，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不同，其理论逻辑性比较强，而且分析与叙述方法也较复杂。只有在学习并理解了其基础理论之后，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应用。目前的现状是，学生不仅不能快捷有效的应用理论，而且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对自身的用处或就业没太大用处，故而不重视对该课程的学习。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改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即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做到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当然，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过新知识的增加、旧知识的删减。当然，改革必须得围绕强化和贴近实际的主线，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教学新模式。以往的教学内容是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总结性讲授，对学生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形成了某种误导，导致学生误认为经济的差异就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说，政治经济学内容改革要使学生真正学习到预期的知识，重点对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垄断资本主义及剩余价值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

（二）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的方法对于学生学习意义重大，所以教学方法首先需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重要理论观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需要高校不断增强教与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密切联系当代的实际，仔细分析是否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认真比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缺点，积极总结好的教学方法，尤其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师理论功底

创新教学方法分析当前形势，虽然网络授课、远程培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校老师仍将会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技术和科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于教师队伍的教育培训力度，通过下达合理的科研任务，督促教师为高校授课不断学习和研究，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完成任务好的教师给予一定奖励；对于不按规定教学，完成不好的教师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激励其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理论课程，如何才能使理论更好地被学生所理解和运用，那就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促进生产和生活的不断进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

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有就是学生。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课程的考核方式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在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课程的考核方式。比如，在有些学校政治经济学作为副科，不需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就可以取得学分；而在一些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校，课程考核往往比较严格和科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另外，也可以进行分解考核，比如学到期中进行考核，学到期末再进行考核，同时将平时的学习成绩计入最终考核，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也可以督促其在平时认真学习本门课程。

作者：刘冲宇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障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作者：王瑞花

政治经济学论文: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国际货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源苏姗•斯特兰奇（SusanStrange，1971）是研究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她认为国际货币的形成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根据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的使用，Strange将国际货币分成四类[4]：“宗主国货币”（Mastermoney）、“顶级货币”（Topcurrency）、“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鄄rency）以及“中性货币”（Neutralcurrency）。下面文中对四种货币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述。宗主国货币指霸权国或帝国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即货币的发行国通过政治统治对附属国家或者殖民地使用该国货币施加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的英镑以及二战后法郎区的法郎是宗主国货币的典型代表。顶级货币指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货币发行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经验丰富的经济优势，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为代表。协商货币指主权国家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自愿的原因支持外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其中“自愿的原因”指的是除了相关货币信誉、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经济因素之外，同时还受到货币发行国提供的援助（aidpackages）、市场准入保障或者军事保护的影响。正是由于外国对货币发行国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voluntaryincentives）以增强这一关系。20世纪初期，由于与法国或德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往来和金融联系，使得法国法郎或德国马克在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中性货币指货币的国际使用根本上源自强大的但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并且中性货币发行国缺乏促进该国货币国际化使用的偏好。例如，瑞士法郎和战后时期的德国马克就属于中性货币。同时，四种国际货币分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Strange，1971）。比如，英镑在成为顶级货币的同时，也是英镑区的宗主国货币；纵观英镑国际货币地位的兴衰，英镑经历了从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到协商货币的历史变迁。CatherineSchenk''''s（2010）以二战后日渐衰落的英镑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强化了Strange的整体分析。Schenk的分析表明英镑衰落这一进程的时机以及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过程所决定，这推翻了Schenk先前认为英镑衰落是由经济惯性相联系的网络外部性或“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认识。英国通过展开双边外交协商，与英镑外汇储备国达成一致———英国为后者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英国官方明确保障后者所持有的英镑外汇储备的价值稳定，而相应地，后者获准进入英国国内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支持英镑的交换条件。

（二）政治因素④影响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两种方式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的四种分类为剖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分析框架。Helleiner（2008）[5]以Strange（1971）国际货币概念为基础阐明政治因素影响国际货币地位的方式。（1）直接影响方式。直接影响指政治因素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不考虑经济决定因素。Helleiner（2008）认为政治对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发挥作用，而顶级货币和中性货币获得国际地位主要源自其内在经济吸引力，政治的作用相对有限。以宗主国货币为例，货币发行国对其附属国发挥强制权力是宗主国货币使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协商货币而言，发行国与支持发行国货币的外国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协商货币的国际使用。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当局通过美元化外交（dollarizationdiplomacy）在拉丁美洲积极推动美元的使用，使美元充当汇率的货币锚以及外汇储备，甚至于呼吁整个美洲国家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区，作为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2）间接影响方式。间接影响指政府通过对市场为基础的三个核心经济决定因素：信心、流动性和规模实施作用来鼓励或者阻止关键货币地位的形成。Walter（2006）认为国内政策与制度安排通过影响货币信誉和流动性从而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货币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包括致力于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有限政府等。美联储在20世纪初建立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信贷（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为提升美元信誉和纽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欧洲政府当局未能建立统一欧元公债市场，又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元在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上难以与美元债券市场相匹敌。

二、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元为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迄今为止，美元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交易中拥有支配性地位，下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元依赖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顶级货币学者ToruIwami（1996）[6]测算显示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尽管如此，当时国际外汇储备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和马克，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还可忽略不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牢牢占据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数据显示，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38%，英国的比重下降到14%[7]，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超过英国的两倍。20世纪20年代，在其他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美元是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并可兑换的货币。随后，美国经济受益于战争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以及外部需求的增加，推动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这也可以从二战后相关数据中得到佐证———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53.9%，出口贸易占到全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75%⑤。纽约也成为与伦敦相提并论的金融中心，为欧洲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筹措资金。美国凭借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了以“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清算支付手段和各国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成为顶级货币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地位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依靠超强的经济实力为成为顶级货币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欧洲复兴援助计划”中提供“美元信贷”，欧洲各国则扩大美元在欧洲市场贸易、投融资计价结算使用。战后欧洲各国美元储备紧缺，而欧洲重建需进口美国产品并支付大量美元，形成“美元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洲国家提供短期美元贸易信贷⑥，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技术和设备各种形式向欧洲提供援助。二是美国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军事保护扩大美元的国际化使用。在第二次美元危机中，德国（当时是西德）没有加入法国批评或者挑战美元超级特权的阵营。出于安全考虑，西德在经济上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美国赤字，以继续持有美元储备为条件作为美国安全保护交换（zimmermann，2002）。美国和大多数欧洲人将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视为为各国联合防御（安全）而提供融资。不仅如此，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阿拉伯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均依赖美国军事安全网。三是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进一步巩固美元石油计价货币地位。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秘密协议⑦。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引致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作为全球较大宗的贸易，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四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市场，形成东亚美元本位。东亚美元本位制下东亚国家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并且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固定的汇率制度为东亚经济的稳步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国家积累高额美元储备流回美国金融市场，为美国储蓄缺口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东亚国家与美国形成密切双赢依存关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使人民币地位与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选择之一。政府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⑧。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货币的分类以及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使用影响的两种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分析重点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中涉及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以及区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研究。

（一）外交协商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协商（diplomaticnegotia鄄tion），即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双边协议来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鼓励签约政府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1）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指两个交易主体在一段时间内交换两种不同等值货币的行为，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为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最早的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是19世纪60年代美联储与14个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元-黄金比价以及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8]。人民币与美元相比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央行的目的在于在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境外主体人民币使用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通过外交协商用政治因素来影响经济因素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方式。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陆续与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24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规模高达2.6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支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调节境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二是满足双边贸易、投融资活动中人民币结算支付和交易需求。三是搭建人民币清算交易网络平台。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广泛覆盖，为搭建离岸人民币交易网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多层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四是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直接兑换创造条件。本币货币互换为进一步活跃离岸人民币交易提供空间，同时也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开展直接交易创造了条件，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2）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一般指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特别协议和条款，双方据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考虑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关程度，文中主要以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分析对象。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允许两国本币（或只是人民币）用于两国跨境贸易的结算。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双边本币结算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可接受程度，人民币使用由最初的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的本币结算。二是中国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中推进双边本币结算。金砖国家银行通过签署金融合作协议⑨，稳步推进金砖国家间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为各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服务。如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本币结算份额2013年达到6.8%[9]，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和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本币结算份额的上升。三是中国与经贸密切往来的亚洲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两国贸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为双边货币直接兑换提供支撑。在双边货币实现直接兑换条件下，进一步带动双边本币结算。比如，中国是韩国和澳大利亚较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韩元、澳元的直接兑换有助于双边本币结算。

（二）自愿激励与人民币国际化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自愿激励指由于外国对该国存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以增强这一关系。文章从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两方面展开分析。（1）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能够提高本国经济金融的相对稳定性，包括多元化央行外汇储备、推进本国货币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使用以及巩固本国金融市场的地位。①外国央行通过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以减小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潜在风险。从外汇储备余额来看，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合计12.1万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高达75%[10]。新兴市场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储备美元资产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和货币错配等种种困境。目前，东南亚、东欧、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相关数据显示，全球至少已有40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了人民币。②外国政府在人民币双边本币结算进程中可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给外国政府试图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使用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金砖国家双边本币结算为例，卢布国际化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符合双边共同利益；中巴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也与巴西在拉美南方共同体中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机制，试图降低美元为交易中介货币的结算方式相一致。当然要实现本币结算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双边货币汇率是否稳定，即两国金融市场是否健全，经济基本面是否稳定，这为完善本国金融市场提出了要求。③外国政府出于巩固本国金融市场地位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使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失衡状态发展到相对稳定状态，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机遇。英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丰富地位，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算谅解备忘录，为人民币在欧洲的离岸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并且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助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显然，伦敦会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在经营人民币业务中获益，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不断扩大。中国政府渐进地允许部分外国金融机构参与人民币业务经营，为金融机构提供先期经营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政策和机会，使其获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从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事实上，自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许多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包括汇丰、渣打和花旗等在内，通过全球网络和丰富的跨境业务经验向其合作客户推荐人民币业务。国际银行为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企业提供交易费用折扣。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外汇与债券发行市场的快速增长，从而对伦敦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更好的参与人民币交易。

（三）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与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亚洲是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中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这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使用。（1）中国以自身发展为根基，积极参与本地区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安全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致力于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通过推动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互信，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与认同感。其次，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实现中国与自贸区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亚洲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亚洲国家更多依赖中国这一出口市场。自2002年以来，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的依赖超过了日本，且超出的幅度有扩大的趋势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即亚洲区域经济正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内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其中，中国成为东盟较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展开区域合作论坛，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之间在产业价值链融合、双边货币结算以及货币直接兑换合作。（2）中国利用自身充足资金开始在亚洲地区输出（官方）资本，加大资本与金融在外交战略中地位。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亚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弥补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巨大资金缺口，加大亚洲区内投资和贷款，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推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通过动员亚洲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不仅提升亚洲各国充裕资金的利用效率，还将提升中国在亚洲对外投资和贷款影响力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好道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人民币国际化势不可挡。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国际化除了受经济影响因素之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了国际货币的四种类型和政治影响国际货币使用的两种方式，为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围绕协商货币定义中涉及到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和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三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分析。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通过外交协商与合作、获得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以及发挥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为人民币在境外使用搭建平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次重大机遇。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国家有序引导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人民币不仅在区域内使用并且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提供思路。及时，政府要继续稳妥地利用外交协商和合作，鼓励外国政府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第二，政府需要依托境外主体包括政府与市场自愿支持，并且使其获得人民币使用的收益，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基础性交易平台和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提高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降低交易成本。第三，继续提升区域内政治影响力和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深化。中国政府需要在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而主动的为自身发展以及人民币在经济和金融中的扩大使用提出建设性建议和主张，推动人民币的使用。

作者：李艳丰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财政金融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分工

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航运技术的发展、对黄金和香料的渴望以及对传播宗教的愿望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进了新航线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新航线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西方国家为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原始资金。而殖民地市场的形成又为工业化的发展准备好了世界市场。当工业化到来以后，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顺利地通过海运销售到世界各地，换回货币，获得利润，把利润再次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生产的原材料，促进再生产的不断发展。赚取的利润，促进生产的不断改进，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世界市场与工业革命相互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联结工业革命(生产)和世界市场(消费)的纽带则是航运。“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4］随着世界市场的日益发展，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国际分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日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于世界体系之外，因为越是与外隔绝，越是失去了对外交往与学习的机会。创造、发明、进步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发扬光大。而如果对外隔绝，一方面不利于自身的创新进步被别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不利于本民族文明、文化的传播与流传，另一方面也隔断了自己对外学习借鉴的途径。交往、交流的范围越大，好的发明创造越容易保存，而交往、交流的圈子越小，越容易落后甚至被淘汰。“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5］国际分工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是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的分工，如新航线开辟以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分工;其后发展为工业品内部的产业内的分工，不同的国家分工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如有的国家专注于某种工业品的生产，而有的国家擅长生产别的工业品;二战后更是发展为产品内的分工，在这一阶段，同一件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完成。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世界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产业转移。而每一次分工的深化与产业转移都是国际依赖日益增强的过程。“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承接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轻纺工业;其后又承接电子信息、家用电器、汽车、石化产业的转移。随着发达国家把一些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国，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结束了美国至1895年以来制造业产值世界及时的地位。随着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中国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如2013年我国全年粗钢产量7．52亿吨，进口铁矿石8．19亿吨，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70%;另一方面需要出口大量的商品，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官方公布的3．91万亿美元，正式成为世界及时货物贸易大国。“贸易的持续增长推动了中国海运量的提升，对外贸易运输量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7］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和出口，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产值世界及时，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业组装生产，在同样产值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体积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这导致了中国航运业的大规模需求。在全球前十大港口中，中国占了七个，分别是上海、深圳、香港、宁波－舟山港、青岛、广州、天津。水运利用风力、水的浮力等自然力作为运输过程的动力，从而大大节省了运输的成本。“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8］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大力发展航运有利于促进生产不断的循环进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中国航运业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航运领域的话语权，是“世界工厂”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经济全球化

随着新航线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海运作纽带，世界经济逐渐联系在了一起，生产突破了地区与地区的界线、国与国的界线、大陆与大陆的界线，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到了工业生产过程中，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地球村。航运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海运可以说既是全球化形成的导火索也是全球化发展的推动力。“没有航海技术和商业制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世界经济的开放。”［9］经济全球化是海运推动下的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配置的过程。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生产与交换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而由于远洋运输的发展，生产又突破了大陆界限，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航运业的发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更合理有效的配置。新航线开辟后，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市场，其后又通过武力征服等形式，把一切国家都卷入生产与交换过程，形成了世界市场。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10］生产者寻找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原材料，寻找价格较高的市场，而消费者寻找的商品供应者。“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11］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依赖日益增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2］任何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只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地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促进自身的发展，也才能更好地为人类发展做出本民族的贡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航运是联系各国商品贸易、文化往来的纽带。“不断降低的海运价格意味着一台价值700美元的电视机从中国运到欧洲的价格不超过10美元。这降低了欧洲的生活费用和通货膨胀率，鼓励了中国的工业化，使工业转移成为可能……主要是从欧洲、北美转移向远东，并使生产线分散在多个国家。从而，海上商业造就了牢牢相互依存的工业生产和消费社会。”［13］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发达68国家利用技术、资本优势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但是如果不融入全球化过程，发展中国家则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通过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中国更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实施全球战略，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同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建立互利共赢的外交关系，提升国际地位，拓展国际战略空间，做一个负责有担当的大国。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产业转移

近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增长，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的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对外依赖度高、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产能过剩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坚持“引进来”战略的同时，中国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产业的对外转移，是提升产业结构、节省生产成本、更好地利用世界市场的必然要求。中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外需下降，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救市政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2013年达到49．3%，……2012年世界平均值只有21．9%”［14］。近年来，虽然中国采取了一些拉动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低。“从2003年到2013年，居民消费与GDP的占比，从42．2%下降至36．2%，而发达国家的指标在60%－70%。”［15］从投资角度看，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投资。但目前基础设施投资饱和甚至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从生产投资看，虽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消费品的主要输出国，对外贸易量世界及时，但是由于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旺，导致近年来产能过剩矛盾日益显现。根据工信部《2013年中国工业通信业运行报告》:我国产能过剩已呈现出行业面广、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是影响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矛盾。2012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6万余户大中型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产能过剩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向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扩展，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354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67．7%的企业认为，要消化目前的过剩产能，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其中认为需要“5年及以上”的企业占到22．7%，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顽疾，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到国外。”［16］面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如何正确处理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在千方百计拉动内需的前提下，如何利用投资形成的过剩扩大出口同样也是现实问题。通过跨国产业转移和出口产品转型可以解决中国目前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国际产业转移，把中国过剩的产能转移到工业化水平更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二是出口产品转型。转变以日常生活用品等轻工业产品为主的出口产品格局，加大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的建筑材料、劳动技术服务的出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品输出的大动脉，也可以是中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支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过剩的产能、产业转移输出到比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的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基础设施，发展工业化，促进其经济发展。

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强国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国资源和能源约束日益显现，而海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冲突和争端日益增多，海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其后进一步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强国建设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这就把海洋强国战略提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提升到了中国梦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然而，建设海洋强国不仅包括强大的海军和发达的海洋经济，海运亦是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洋运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运是联结中国的世界工厂和分布在世界各大陆的世界市场的纽带，一旦海运出现中断，则世界工厂的生产也会被中断，因此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海洋运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升中国海洋经济占GDP的比重，另一方面也为陆上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的运输通道。建设海洋强国也可以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正常运转需要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安全、及时、高效、低成本地运输到世界各地。通过建设海洋强国，建设强大的海军，可以保障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世界各地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能源，也保障中国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2013年中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0%，存在着中国航运企业石油运输能力低、运输航线安全等问题，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大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如果一旦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受到中断，则等于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保障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汉曾经分析了海军对保障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的作用。“这些往来穿梭的船舶返回时必须有安全的港口;整个航行期间，国家对船舶的保护，必须护送至尽可能远的地方。”［17］总之，海运是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而海洋强国的建设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五、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新航线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交换日益密切。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的发展。“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8］但在过去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往往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发达国家利用技术、资金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同落后国家进行不等价交换，“一国的三个劳动日，可以和别一国的一个劳动日交换”［19］，落后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战以后，为了节省劳动力成本、转移过剩产能，发达国家把一些“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环境污染带到了发展中国家。通信、交通运输技术以及集成芯片技术的发展，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产品内的分工。由于以利润为目的，也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获利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处于产品制造的产业链的上游，获利最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富士康为美国苹果公司组装手机的工人的工资只占最终制造成本的3．6%，他们为苹果公司64%的巨额毛利润率作出了贡献。”［20］与之相较，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行的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已近4万亿美元，而购买美国国债、投资美国又存在着金融危机、美元贬值等风险。如何使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和充分利用过剩产能是中国对外开放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充分利用工业后进国家的资源和能源以及劳动力优势，帮助其解决资金、技术难题和劳动力就业问题，利用中国的基建技术优势，帮助其发展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为经济腾飞打下基础，同时更好地利用国际商品市场，促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

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多重起点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提出之后，很多地方都在争做新丝绸之路的起点。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山东等省份都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或先行区等概念。在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出口的产品多是主产于南方的手工业品和农业经济作物，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另一方面是与北方相比较，南方雨水丰沛，河流较多，水路运输比较发达，更便于通过内河的水路把手工业制成品和农业经济作物运输到海边的港口，再通过海港销售到世界各地，这样就形成了广州、泉州、杭州等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当然，“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不是一开始就固定的，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区位优势等综合因素，按照自然经济发展的条件逐渐形成的，到了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达到30多个，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因此，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不应该有什么人为的界定，应该根据各自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等，竞争发展、错位发展。”［21］从现实来看，汽车、火车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打破了水运在陆路运输方面的垄断地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既包括经济特区，也有沿海开放城市，还有沿江、沿边开放城市，还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几大经济发展区，经济增长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因此，在中国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和丰富的港口资源的基础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必然也呈现多极化的趋势，而不仅仅是南方一个或少数几个城市。

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上海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着悠久的航运历史和深厚的航运文化。由于其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优良的区位优势，以及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背景，上海可以而且应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上海的区位优势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间位置，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通信网络。便利的高铁、高速公路、长江把上海经济与全国经济联系在了一起。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土地面积占到全国的不到3%，人口占到全国的11%，但却创造了17．8%的GDP”［22］。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生产为上海发展航运经济提供了腹地经济支撑。二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长三角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长江经济带仅占国土面积约21．4%，但却创造了23．6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40．9%。2014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2014年年底，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2015年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而“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都与上海密切相关。“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通过长江这一内河把沿江9省2市联系在了一起。由于长江巨大的运输能力，发展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把“长江经济带”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输到世界各地。三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中国航运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国际航运市场上仍然缺乏话语权，国际航运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式提出了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目前上海国际航运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2010年上海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开始超过新加坡港，跃居世界及时;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投入使用后，将使上海港年均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相当于目前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相当于美国全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总和。由此更显示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提升中国航运水平和港口服务全球的能力，是更好地服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必然要求。四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修订，为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更加便利的金融环境，加快航运领域的开放，促进上海航运业的发展，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作者：张峰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

政治经济学论文: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论文

Gawande等（2005）最早从国内外利益集团游说竞争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国外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活动显著降低了其所在行业的保护水平。进一步来说，Gawande和Krishna（2005）考察上下游生产者之间的游说竞争对贸易保护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上下游企业游说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难题。此后，Chang和Willmann（2006）通过将厂商异质性引入标准的PFS模型，分析了国内企业和出口厂商的利益冲突对关税形成的影响，也得到类似结论。另外，Freund和Ozden(2008)把“损失规避”心理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按照其模型推导出的a值也有所降低。但是，上述研究只能在一定程度减轻a值过大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该“悖论”，必须更深入地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虽然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企图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出发寻找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但是原始的PFS模型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悖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政治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化。正如Gawande和Hoekman（2006）所指出的，在PFS模型中，政府被简化为单一的政治实体，而在现实中，利益集团通常向多个人开展游说活动，显然，这一“稻草人”是不合理的。据此，Gawande和Hoekman（2006）认为，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结果具有事前的不可预测性。于是，他们在PFS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游说成功的概率，但是，由于参数的取值现实中根本无法获得，因此，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该理论对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进行预测。本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多个政治人，其中，利益集团向多个政治人捐资，而均衡的贸易政策则由这些人按照多数制投票决定。为了正文表述方便，我们以美国政体为例说明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3个阶段：及时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向哪个议员捐资并确定捐资额度，以较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贸易政策制定机构对于贸易政策提出议案（下文简称为政府），并提交国会投票表决；第三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国会议员进行投票以较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投票结果按多数制确定。

一、基本假定

（一）产品市场1.供给假定本国是一小国开放经济，本国有m+1个生产部门，生产m+1种可贸易产品，以第1种产品X0为计价单位，产品X0仅使用劳动要素以规模收益不变技术进行生产，投入产出系数是1。劳动供给足够保障产品X0的供给，劳动力在本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界流动。

（二）政治市场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及时阶段，给定其他利益集团的捐献计划和政策的预期决策规则，每个利益集团决定对每个投票人的捐资额度，以较大化集团成员的联合福利；第二阶段，根据利益集团的捐献额，投票人按多数制进行投票以较大化捐献额和社会福利的加权值。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逆向归纳法求解均衡贸易政策。

二、结论

通过在Grossman和Helpman(1994)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多个政治人，本文考察了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及时，现有文献没有考察贸易政策决策部门规模与贸易保护水平的关系，而本文分析结果则表明，贸易政策制定机构规模越大，贸易保护水平越低。第二，原始的PFS模型假设只有一个政治人，这不仅有悖于现实，而且无法回答现有文献提出的质疑，即政府赋予社会福利的相对权重a估计值过高的问题，而本文模型可以解决该问题。

当然，本文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为了集中分析a值估计过高的问题，本文仍然以美国政治体制为基础，今后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下贸易政策的差异性，尤其是将模型扩展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望得到有益的启示。其次，本文限于篇幅只分析了理论模型及其结论，可以考虑通过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差异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作者：王永进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

政治经济学论文: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1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

目前，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主要从中国的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经济转型方式和经济的全球化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的。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来看，基本制度在经济模式的构成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从经济制度角度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当时的国情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既激活公有制经济，又促使多种经济制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经济基础。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慢，不适合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现状，但是公有制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实现共同富裕，降低贫富差距分化速度，多种经济模式的进行可以使市场更加活跃，维持经济市场稳定发展。由此看出，中国能在各种困难面前稳步前进与当下的基本经济制度息息相关。

1.2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基本制度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型体系，使社会经济市场更加活跃。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建立了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公有制体系和市场调控体系，促进多种经济稳定发展，还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人们共同富裕新局面。而且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和国家管得“越少越好”的自由主义观点是不靠谱的。

1.3以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为动力的科学发展道路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的主要任务。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许多学者对中国式发展有很多解释，如广阔的市场、政府干预等，但是其发展的根本是坚持走以新型工业化和体制创新为动力的科学发展道路，激发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的需求不断增加，促使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入，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4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对外贸易政策，逐步走进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多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能力强的人才，促使建立创新型国和实现经济全球化，提高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

2中国经济模式面临的矛盾与选择

中国发展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中国的经济模式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例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增大等，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不够，公有制经济和国有制经济占市场比例过大，国家对市场经济调控力度过大，未与国际接轨，才造成中国经济模式中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改革造成了中国市场国企比例下降，私有企业比例上升，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等，如果不改变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方向以及相应的所有制和阶级结构，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克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升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也在拉伸，成为社会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大力度完善我国人民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是解决目前从内在问题的主要方式。

3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上，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反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中国经济模式还存在不足，例如人口数量日益增多，自然资源日益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经济开辟出新的道路，展现其可能创造的新可能，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李鹏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林业生态的政治经济学论文

1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中国知网的文献数量分布①（以“林业生态”为关键词搜索）上分析，现有文献数量分别在2006年达到增幅较大（约35%；增幅第2在2004年，约26%），在2013年达到量较大（22047）。根据这2个特殊的时间点，我们考虑以下方面：中共中央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在2005年更是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谐社会”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在2012年十八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再一次明确并提高“生态”的地位。考虑到政策传达执行以及学者媒体研究的反应滞后性，我们不难推断“林业生态”的建设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政策导向的。这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其落实执行及研究的热情偏向于“运动式”，会随着政策宣传、传达的侧重变化而逐渐衰减。具体看这延续了近10年的林业生态建设，其成效或许并不尽如人意。从个人直观感受上讲，最近的雾霾以及流行话语“逃离北上广”均是对林业生态建设成果的一种讽刺。从客观研究成果上看，现有经验文献都或多或少地表明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商航（2014）在对剑江河流域的研究中就提出了行政审批缺失、水土污染严重、补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李永慧（2013）对甘肃省的林业生态工程农户进行了满意度调查，发现了诸如补偿机制僵化、农户积极性不高、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以国家重点项目三北防护林为例，讨论林业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吴云（2009）对三北防护林作了一个基于MODIS的植被覆盖度提取与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等4个省级单位的植被覆盖率（2001~2007年）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王强等（2011）基于GIMMS、AVHRR、NDVI数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植被覆盖的动态变化进行的分析，分析同样表明：大兴安岭两侧、呼伦贝尔高原西部、三江平原北部、科尔沁沙地和西北荒漠区南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北部等地区的植被覆盖面积有或显著或轻度减少。以上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林业生态建设不理想的一面，究其原因，较多文献已从气候变化、过度放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下尝试从新颖的角度来分析并反思我国林业生态建设。

2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

如上所述，政策导向的“运动式”林业生态建设有着潜在危机，即丧失外在驱动力———执行力度会随着大政策的侧重变化而减弱。一个关键原因是，外在驱动力是地方建设生态林业的动力。当外在驱动力减弱，林业生态建设的步伐自然减慢，甚至出现回流。而真正强有力的内在驱动力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曰“唯GDP论”。GDP始终是统领地方政策执行的原动力，任何不利于或无关于GDP增长的政策都不会被视为头等执行方向，除非在某一时期有着政策倾斜压力，如本文前述的“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不同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林业生态建设在短时期会耗费大量政府财力物力及人力，却得不到有关GDP的回报———即投入产出比极低（或零）———因此造成内在驱动力的缺失。甚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林业生态建设与当地林业经济有着固有的张力：林业生态建设会阻碍林业经济的发展———投入产出比为负。林业经济发展主要还是粗犷型为主，在思维上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技术上缺少生态经济的经验，造成了“要建设生态林业就会冲击林业经济发展，继而减缓GDP增长”的局面。在理性驱动下，衡量了短期的投入产出后，林业生态建设也就难以持之以恒。

我国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晋升锦标赛”②模式，而“晋升标准”则以GDP占大比例。在晋升利益的驱使下，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不会关注长远收益———林业生态建设，而往往着眼于当前实际收益———工厂、交通。近年“，绿色GDP”的理念被提出，但却没有改变这一局面。“GDP”仍然是硬指标，而“绿色”所占的权重极少（就算有也不是“否定性”指标，不足以影响晋升结果）。于是，即使迫于压力在某一时期把建设重心偏向林业生态建设，地方在压力减少后仍会迅速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之前的投资当作沉没成本（或继续建设生态林业，只是占据的比例会大大缩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态林业建设10余年但成效却不甚理想。再者“，晋升锦标赛”是竞争性的，也就是“差额”晋升“，参赛者”在提高自身政绩的同时也会理性地削弱对手。林业是一个无边界限制的领域，要在建设生态林业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周边地区产生正的外部性———等于帮助了对手的政绩，这是理性“参赛者”所不愿意的。

当大部分“参赛者”都选择理性时，便会使得生态林业建设变得艰难———一个公认的悲剧的形成。另外，地方领导班子是流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次博弈”的局面：官员在特定地方任职最多不过10年（由于调动，大多数时候不到10年），而在任期之后，官员与地方也就断开了联系（异地为官）。这种情况下，博弈规则的约束性相当低（“经济人”假设，不考虑法律制度约束），这可能会导致：（1）官员在任期内只完成执行看得见成效、且有利于政绩的政策，而生态林业建设恰恰是一项长期回报工程，其成果往往不归功于开展林业生态建设的人；（2）即使在政策压力下开展了生态林业建设，由于一次博弈的软约束，官员在建设过程中谋求的不是成本收益化，而会是成本较大化，这都不利于生态林业的有效建设。

3讨论与总结

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没有列举详尽的资料数据，也对某些问题进行了简单化假设。但这不影响阐述的逻辑和视角的新颖。对于林业生态建设，笔者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其不甚理想的成效进行了简略的反思，以求为日后林业生态建设的规划提供帮助。

作者：郑玉玲单位：云南省江川县大街街道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

政治经济学论文:新闻专业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新闻展业主义的成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社会巨变时期，这次巨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然而也正是在该阶段美国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它摆脱了地方主义、农业经济和故步自封的乡土气息，展现出工业化、城市化和集权管理化的生活方式新面貌，以此和它的超级大国地位相符。但这种转变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正在形成的原子化的大众社会已经不受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限制。各种社会歧视、恶性犯罪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因土崩瓦解的伦理道德层出不穷，控制社会大众意识形态迫在眉睫。其二，信息技术的失效引发信息革命；工业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物质经济起到极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其运转速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相关研究者针对其影响就提出了见解，信息加工、行政管理和传播创新都受到了物质经济中控制危机的刺激，提高社会系统控制物质的经济运转能力需通过技术创新，最直接的目的为和当时物质加工处理速率和能源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新闻业不可难免的也会受到上述影响，美国新闻业也是其大巨变时期朝着一体化和大规模企业方向转变，以新闻传媒为主的企业追求利润较大化，要在有限的版面资源和刊播时间中提高效率、速度和利润，这种追求逐渐也形成组织化、常规化和标准化。新闻的生产方式以标准化批量为主，在于为公众提供最直接、最全新的信息产品，所以要对从业人员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科学管理的理念也借此机会渗透至新闻业之中。毕竟新闻生产方式不同于普通产品，它所具备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要求不能单纯用绩效考核来管理员工，尤其从业新闻工作工作者也期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责，于是就适时地出现新闻专业主义，对于这种新闻业劳资双方都表示接受及认可。其中资方通过新闻专业主义能削弱其物质需求，增加其忠诚感和自律意识，促进团队合作，以此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完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二、基于传播政治学角度分析新闻专业主义

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语境，约瑟夫•普利策提出了他的见解，他呼吁新闻业有权获得关爱和尊重，但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理解其含义，则是新闻专业主义有利于提升新闻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开拓新闻业的外部空间，获得更大的市场。普利策称追求新闻自由能使报纸服务于人民，成为真理的喉舌，批判当局，遵循自身思想，不提倡任何派性和偏见性。同时他还宣称新闻自由能保障报纸的独立地位并服务于大众。但也有相关研究学者指出，新闻事业具有双重性格，站在教育的角度它是一个学校，而站在企业角度它则具有赚钱的目的，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冲突性，也由此说明普利策极力鼓吹新闻自由的目的为创造市场和实现利润较大化，为报业企业谋求更大的市场空间。

但普利策的新闻专业主义中所提到的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专业观念和专业知识是强调最多的，他认为可通过新闻学员等大学教育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对公众和公共利益服务的使命，要求其不受大众情感和商业力量的影响。当然过于空洞的普利策说辞没有得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客观性理念则在此时应运而生且受到新闻媒体管理者的极力推荐。例如，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在及时段以倒金字塔方式简述基本事实、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等，可以说客观性的提出有效将其纳入企业管理的流程之中，进一步加强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控制和各种规训。基本上可得出一个结论，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析新闻专业主义，它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模式，虽然它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较高信仰和职业操守，但最终目的为掩盖其高度功能性的实际功能。因此，前者的鼓吹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三、结语

新闻在产生及传播中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对员工实施管理时不能单凭绩效考核。特别是新闻工作者都有着很强烈的社会职责的加强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期望，新闻专业主义就是针对其管理而产生并逐渐发展，受到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认可。雇佣方和被雇佣双方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自律意识，最重要的是能实现对新闻工作的认可及社会地位的提升。

作者：汪佩桢单位：安庆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