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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论文

摘要: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中国教师面临着诸多的教育伦理问题:需要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必须满足市场、社会对教师“伦理道德”的新要求;教师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崇高的文化使命和开放的文化视野。
中国教育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教师总结教师总结范文中国教育资源网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间一学期又过去了。回首本学期的班主任工作和教育教育工作,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班主任工作千丝万缕、繁琐罗嗦,教学工作繁忙而又充满乐趣。本学期来,本人能时刻牢记“爱岗敬业”和“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之宗旨,在实际工作中不辞劳苦、焚膏继晷地主动开展班级管理和德育建设,教育教学中不断探索,紧跟课改步伐,在上级诸多领导的关心、支持、指导和帮助下,取得了一定的收效并且有了良性的发展。

班主任工作方面

一、增强管理意识,使班级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通过上学期的努力,班级管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学生的行为规范已被纳入正轨,班级情况基本正常,教学秩序井然。这学期主要是强化管理意识,巩固上学期的管理成果,将班级管理提高一个档次。

1、开学初,我就和全体学生一起在班会上改选了班干部,创建了更加完整的班级管理体制,加入了新鲜血液,让更多学生得到锻炼的机会。在开学初,我和全班学生就明确了班级努力和前进的方向。我也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班级该有什么样的人文氛围,给学生一片更加美丽而又适合展示自己的舞台,营造一个温馨而又充满朝气的班级环境。

2、继续做好《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宣传和实施工作,黑板报作为宣传的主要阵地加以合理的利用。我经常利用早读课前几分钟,加强《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洪泽外国语中学学生管理制度》的宣传和学生的教育,强化学生的纪律观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表扬和批评,奖惩分明,让他们从小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对每一项班级事务,落实措施,巩固成果,使班级管理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3、继续配合学校加强学生的自我管理教育,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为了加强班级凝聚力,我还带领他们经常开展有意义的活动,在活动中拉近彼此的距离,形成团结向上的良好班风。本学期我带领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班级活动:如新闻故事会、我心目中的英雄等各种活动形式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集体主义教育。组织了五次主题班会课。在学生处的直接指导下,组织了学生开展“面对国旗,我庄严宣誓”活动。

4、此外,本学期我班围绕环境保护的主题以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了“大地,生命的摇篮”、“环境与地球”等一系列的活动,倡导学生从小讲卫生,爱护环境,使学生受到的深刻的教育,形成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了学生的整体素质改善了班风。在学校环境治理工作中,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配合学校做好工作,带领全班学生积极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不走泥土路,为整治学校的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本学期,在学校的常规检查量化积分中,我班一直位于前三名,每个月都拿到班级管理流动红旗。此外,诸如清洁卫生习惯、待人接物、社会公德,等等方面,我处处注意言传身教,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为人师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教会学生学习的同时,教会他们如何做人。我用一颗赤诚的爱心去点亮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明灯,努力诠释什么是宽容,什么是爱。

二、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班级学习氛围较浓。

1、管理好课堂纪律,要求学生养成课前做好准备工作,上课要求学生认真听讲,及时掌控课堂秩序。让学生在书上学习记一些简单的笔记,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课后能及时与任课教师联系,了解学生各学科的学习情况,针对个体制定措施,帮助其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2、坚决制止学生抄作业和不做作业的现象,要求当天的事情当天完成,并且经常完成作业,提高学生的作业速度。平时对学生奖勤罚懒,严格要求。在期末复习阶段,积极配合各任课教师辅导学生开展复习工作,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

3、班级树立学习的榜样,让学生们向班里学习成绩的同学学习,每人为自己找一个小对手,树立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增强竞争意识。经常进行学习评比,做好奖励工作,在住校生和走读生之间开展“比比看”活动。强化走读生的自我管理意识,自觉学习习惯。

三、树立班干部威信,培养一批班级管理小能手。

1、定期和班干班干部交流,和他们一起总结以前的工作和在工作中的得失,讨论今后的工作目标和自己要改进的地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促进班级工作的发展。

2、努力培养班干的工作能力,经常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改进工作方

法,促进他们管理班级能力的发展。比如刚开始我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出好黑板报,搞好班级的宣传工作。慢慢地我放手让他们自己动手做,培养了一批宣传小干事。在活动过程中,我采取由扶到放的原则,我开始时主动参与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渐渐地,我放手让班干部自己去策划整个流程,去主持,我只是给予必要的指导。我更多的采取定期召开班干部会议或个别谈话,分析研究之根源、指出教育其不足、授之建议以方法;同时进行职责分工,做到人人有权、人人有责、互相监督、相互协调,实行民主管理,逐步培养出像李晶晶、化洪剑、唐明珠等这样一批较为得力的班干部,使班级管理有了良性的互动。

3、在适当的范围内,充分给予班干部管理班级体的权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如每天的眼保健操,我让干部巡视管理纪律;每天的早操,我让干部负责整队;每星期五的大扫除我也把任务分配到个人,再让班干部协助检查和督促,使得班级清洁卫生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每一次的集体活动我更是放手让干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把活动搞好。

4、做好班干部队伍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明确自己的职责对自己严格要求,做每件事都要起到带头作用,比如在劳动中,在捐款中,在报纸杂志的订阅中,干部们都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我常常对他们的成绩和成长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的失误和过错也是及时批评指正,同时给予其充足的管理的实权,帮助其完成任务。

四、防差转差落到实处,效果明显。

1、经常找班里的基础较差的学生谈心,稳定他们的情绪,及时帮助他们发现身上的优缺点,肯定进步的同时指出缺点,督促其改正某些不良习气,促使他们加强自我管理和纠正,不断进步。

2、采用多种途径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和家长交流学生的在校情况和在家里的表现,让家长们起到协助、配合与监督的作用,使家庭教育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经常性与家长取得联系,定期召开家长会,积极做好合力教育工作。邀请家长来校面对学生一起商讨教育对策。本学期及时次检测后及时召开了8位后进生及其家长和科任教师的面对面座谈会;按学校的安排于期中考试后及时和家长进行交流,有力密切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有力配合了对学生的及时教育。

五、注意学生青春期的思想疏导、引导工作。

初二阶段是学生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可以称为“心理断乳期”,他们处于幼稚期开始向成熟萌芽,他们的心理独立性逐渐增强,但他们其实还很稚气,做事往往走向冲动。这一阶段班主任就要作好心理的疏导工作,及时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引导他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他们的青春萌动期,如果不能正确的引导他们,有的同学就可能沉湎于朦胧的感情纠葛之中,失去学习的兴趣,针对这些方面,我班专门开了主题班会,让同学们自己讨论,自己得结论,我适时的引导,告诉孩子们感情确实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适时机就会变成一杯自酿自饮的苦酒。我们不能用将来的无知、甚至堕落来赌今天。要把握人生黄金时期多学知识、多学本领。将来生活才能更美好。

教学工作方面

本学期本人继续深入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摸索出适合本人、本班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思路,教学中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坚决让学生自己解决,老师决不大包大揽,在实际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首先,我把谜语、对联等知识引进语文课堂,把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放到谜语、对联中去,学生的兴趣上来了,知识既容易记住,也可以长时间的不会忘记。其次,把竞争机制引入课堂,经常采取小组之间的竞赛,男女生之间的竞赛,住校生与走读生之间的竞赛活动,在竞赛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次,注意对基础较差的同学的单独辅导,帮助他们提高,还鼓励基础好的同学和他们结成帮学对子,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教学之余,本人不断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己,自费订阅了两佰多元的教育教学杂志,坚持撰写教育教学心得体会,不断总结教学中的得与失,慢慢完善自己。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团委做好校报的编辑工作。协助学校做好招生工作。

主要成绩:

1、培养了朱荣涛、张佐男这样的品学兼优的班级干部,只要他们在班级班主任各方面都很放心。

2、&nbs

p;本学期在学校常规检查评比中月月都拿到了流动红旗。

3、韦永胜同学在物理竞赛中获省三等奖,唐明珠获市作文竞赛一等奖,李青、韦姝获学校正字比赛一等奖,褚金金在读书大赛中获市铜奖等。

4、本学期我班没有发生一起违纪事件,同学们做到文明有礼貌,自律能力强。

5、学习成绩比上学期略有进步。

6、学生的巩固律高,没有一位学生流失,还进了一名同学。

存在不足:

1、有不少成绩差的学生有待提高。新晨

2、部分科目成绩一直难以提高。

3、需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管理,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同学们勤奋学习的习惯。

4、尖子生太少,初三需要大力辅优拔尖。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创新的路径择取探析

论文关键词:教育创新;人才;人力资源强国

论文摘要:教育创新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一贯思想主张。当前,推进教育创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应该从更新教育观念,建设创新型教师队伍和加大教育开放力度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首先强调的重要方面,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要发展教育,必须推进教育创新,发挥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我国能站在现代化科技发展的潮头,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

谁能够培养、吸引、凝聚、用好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谁就掌握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抓住了实现发展目标的及时资源。国家兴盛,人才为本,但人才的成长是一个综合培养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才培养,教育为先,教育肩负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任。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1]1999年6月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他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2]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长期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生产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但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明专利数量少,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较低,拔尖人才比较少,[3]而教育对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因此,如何推进教育创新,发挥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础性作用,使我国能站在现代化科技发展的潮头,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新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在面向未来的种种挑战时,教育是使人类走向正义、自由、和平的根本。”[4]科技的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育,教育的成败关键在创新。因此必须加快教育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1.教育创新是技术创新推动的必然要求。教育与科技相结合是新世纪新时代的显著特征。教育创新来源于技术创新的推动,[5]技术创新裹携和推动着教育创新向前发展。同志强调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6]进入21世纪,知识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引起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对传统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及时,知识在数量上的迅速膨胀,要求教育把知识积累的“接受性学习”转变为知识创新的“发展性学习”。据联合国“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每年的增长率已达到12.5%;同时,知识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19世纪末知识更新的周期为40年,20世纪50年代缩短为15年,90年代以后只有3到4年。学会学习、不断自觉地更新知识比拥有知识更为重要已成为一种常识。第二,科学的综合化趋势,要求教育高度重视综合性学习。当今科学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分化又在更高层次上不断综合的新特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宇航科学、气象科学、认知科学及脑科学等已成为新一代的主流科学。这些学科都是多种分类学科综合的产物。综合科学的学习、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显然不是分类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多门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它要求的学习方式必然是个性化的创造性学习。第三,知识在传播方式上的数字化,要求教育特别重视信息能力的培养,学会对信息的接受、分辨、判断、处理和运用。信息能力的培养同样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要在纷纭复杂的信息海洋中进行有效的处理和运用,成为信息的主宰而不是它的奴隶,必须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第四,知识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更加要求教育把创造性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向技术的转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知识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依靠是知识的创新和能将知识有效转化为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创新能力,依靠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对民族创新能力的重视、对教育创新的重视,事关民族复兴、民族富强的大局。

2.教育创新是世界范围内科技竞争的必然趋势。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高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以信息科技、生物科技为主要标志的高技术及其产业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科技制高点和经济增长点,成为科技创新和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运用能力。”[7]国际竞争越来越重要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又集中在科学技术的角逐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鲜明特点。一个国家物化在商品中的科技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加快了争夺科技制高点的步伐,无不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不提高了科学技术在政府决策层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4年签署了《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报告。欧盟也不示弱,先后制定了三个科研总体规划,以建立“科技同盟”。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争得有利位置,也参与了激烈的科技竞争。印度、埃及、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上表现出极大的雄心,制定了各自的规划。[8]面对我国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对世界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严峻挑战,唯有奋起直追、锲而不舍,才能在这场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经济和科技之争归根结蒂是人才之争。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因而发展教育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科技发展创新、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更是提高全民素质,建设由人力资源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条必由之路。

3.教育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现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真正发展始于20世纪初,在科技知识水平上比发达国家落后了约300年,由于我们采用了以引进西方科技教育为主的多种方式,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学水平已接近世界水平,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已走过了奠基和创业时期,正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创

新时期。知识经济的出现对我国科学事业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由于原有经济和科技基础相对落后,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能力存在着不足和难以提高的严重缺陷,致使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成果少,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瓶颈。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形成,使我国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利用发达国家的知识积累,由于知识和资本具有互补性,使资本对我国的制约得以减轻;由于人的智力因素是知识经济的“及时资源”,使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创新,依托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充分调动国家的知识资源,打破传统的产业模式,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某些依附,从而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9]任何国家的创新体系都是与本国的教育紧密联系的。我国创新型国教育为基础,只有发达的教育,才能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保障,而发达的教育只有通过创新才能达到。

三、教育事业相对于社会经济

(一)更新教育观念,树立与科学发展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知识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们把当代人类全部知识分为四类,即(1)know-what(关于事实和现象的知识);(2)know-why(善于自然规律和原理方面的知识);(3)know-how(关于技能和诀窍方面的知识);(4)know-who(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知识)。前两种属于归类知识,可以通过传授而获得;后两种属于沉默知识,主要靠实践获得。当今时代,掌握知识的多少已不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重要的是看其是否具有迅速掌握新知识的本领和进行创新的能力,这种分类对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能否培养出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人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世纪的人才,一要具有一专多能丰富的知识水平,既有扎实的基础,又了解学科前沿;二要具有放眼全球的战略眼光和勇于争先的意识,既熟悉中国国情,又能参与全球性竞争与合作;三要具有创新能力,能够迎接高新技术革命挑战;四要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健全的个性;五要具有较强的适应和应变能力,既胸怀大志、充满朝气,又脚踏实地,百折不挠,能够主动适应、积极推进甚至引导一系列社会变革。但我国目前的教育事业相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严重滞后的局面,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任何成功的变革、创新无不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先导和前提,教育创新也不例外。教育创新要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创新就是要敢于、勇于摒弃传统的、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束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时代特征、国情和世情出发,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强化素质教育观念、加强人才的创造能力培养。要突出特色观念,把培养创新型人才视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改变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的重知识而轻获取知识的方法;重知识而轻人格;重应试而轻应用;重占有而轻反思的历史局限,努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

(二)认清历史使命,建设创新型教师队伍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10]有了创新性的教师,才可能会有创新性的学生。好的教育应该开发人类理解的潜能和宽容的精神。[11]研究发现,教师在创造性动机测验中的成绩与学生的创造性写作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这表明教师创造性高低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教育还要为各方面的创新工作提供知识和人才基础。”[12]只有具备较高的创造性思维修养和良好的创造精神的教师,才能教出敢冒险敢出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人的创新素质是创新能力和创新个性的综合,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在个性品质方面,创新型教师特别需要具备全新的教育教学观念、勇于探索的精神、不断创新的意识、大胆开展教改和自觉进行科研的意识以及独特的个性。教师不仅要拓宽夯实知识基础,训练提高综合能力,而且应当努力形成良好健全的个性品质。正如《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作者指出,未来社会赋予教师以更加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教师必须具备新的知识技能、教学才能、职业意识、献身精神,特别要发展那些社会期待他们的伦理的、智力的、情感的和人文的品质,才能在他们日后的教育工作中在学生身上培养起同样的品质。

(三)加大教育对外开放力度,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教育面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进入新世纪,我国教育既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此,加大教育改革的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间的教育交流和合作,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与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教育创新的根本性对策。

1.树立教育国际化的观念。教育国际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潮流,我们只能主动地去迎接它、适应它、利用它。尽早树立教育国际化的观念有百利而无一害。树立教育国际化的观念,就是在教育国际化的大循环中,既可以向国际开放我们的教育市场,又允许我们到国际大舞台上和其他成员国平起平坐,传播和推行我们的思想、理念,利用国际资源来发展自己。

2.积极开展国际间合作办学。国际间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合作办学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选择与我国教育有互补优势的国外学校或机构合作办学,既可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办学观念、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以解决教育与市场分离以及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带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可引进国外大学先进的教学方法、内容及课程体系,推动我国高校教学改革。

3.加强对外汉语和外语教学。语言是人类沟通的主要工具,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思想流都必须建立沟通的基础之上。在推进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加强语言教学已经被达成共识。一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随着我国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了解中国,充分利用我国现有300多所高校从事对外汉语的优势,在国内外广泛开展汉语教育活动,既可提高我国高校的知名度,又能帮助外国人掌握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促进中外的友好交往。二是改进外语教学。改革外语教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外语教师各项能力,真正提高人们的外语水平,帮助人们了解世界。

4.加大对国际人才资源的吸引和利用。既一如既往地派出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加大引进海外智力和人才的工作力度,重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为国服务,并从生活上关心他们,从情感上爱护他们,从事业上支持他们;又要大力宣传我国的留学生教育,吸引更多的国外人员到我国留学。同时,在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等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

中国教育论文:科技全球化中的中国教育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及时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及时、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公务员之家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保障,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保障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中国教育论文: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构建论文

摘要: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中国教师面临着诸多的教育伦理问题:需要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必须满足市场、社会对教师“伦理道德”的新要求;教师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其崇高的文化使命和开放的文化视野。

关键词:中国教育;教师;教育;教师地位;教师的自我实现

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现代教师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搞好适合新时期的教师伦理设计。

一、构建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需要有教育作保障.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

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教师的教育要求新的教育权成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做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传统、家族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性、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是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体系,是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新中国教育体翩告别传统教育体系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但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当前中国教育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主要包括传统式的教育失败;现实的教育失范;理想的教育失落。民主化进程中传统教育失效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的作用而不再有效;现实的教育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商品化的教育”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

这是民主化进程中,教育必然经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以教师的天然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伦理秩序必将被一种现代的、建立在道德证明或道德印证基础上的教育伦理秩序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核心是教育理念或教育基础的现代性变革。进一步,教育的失序又急切地呼唤一种建立在新的教育伦理基础上的教育的重建。我们看到,这有赖于一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的形成。比如,在这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中,“教一学”关系、“师一生”关系的良序进行将不再诉求于教育角色的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再如,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学生与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杜会的界限日益淡化,教育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

应该看到,由教育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导向。对传统的教师伦理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社会。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基本地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片远离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确立其师者地位的关键。

及时,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伦”在传统社会其实是讲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教师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对“为师之理”有一个新的把握。“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是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赋予师德新的内涵,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德”,我们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履行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教师自身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开放的视野及全球化时代教师的神圣职责

现阶段,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然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教育伦理问题还必须思考:在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公务员之家:

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使命感。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另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在多元文化态势下,教师应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下,必须从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思维、现代情怀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既是自我实现又是以人格魅力和角色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方向。

教师自我实现还有赖于全球化时代教师职责的确立。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全球化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还表现在他(或她)要以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教养创造中国人的群体文化人格,教化未来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前文化转换时期面临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问题。中国要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融人国际社会,那么就要在自己走向世界的同时,容许世界走向中国,就要在一种开放文化心态中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性、相互依存性。

因此,在殖民主义结束之后,世界各民族正以一种独立的形象形成一种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全球化时代。新一代中国教师有责任理性地对待并汲取世界上具有人类普遍性和时代性的文化并与我们自己的文化融合起来,在教学风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角色、教育德性等各个方面学习西方比较成功的经验,同时与本民族的特色结合起来,培养世界的学生。二是如何创造新的文化问题。教师作为担负着培养未来国家公民重任的“文化人”,不能不对我们现有的文化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负责任的文化良知维护地球家园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而新文化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确证教师的自我实现。文化多元化时代教师的自我实现,取决于教师拓展学生的文化交往、学生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那种文化心灵的开放性与广度。

新世纪中国科教兴国的构想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教育是否能够腾飞,而教育的腾飞,离不开一支有着崇高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教师队伍。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时代,在传统与现代化的交汇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大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决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责任、义务、文化和使命问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改革话语认知框架论文

摘要:教育话语是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它是特定教育主体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蕴含着特定主体的教育理想、生活意趣以及教育实践的行动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样态,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同样处于多重变革之中。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的教育改革的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思想与主张大致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根本价值在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公务员之家: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要牢牢抓住以人为本,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自觉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因此,必须把培养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一切为了学生的成人成才,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德智体美,德育为先”。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就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了中央8号和16号两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工作会议,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挥学校在学生德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作用,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大中小学相衔接的德育体系和学校、家庭、社会相配合的德育工作机制。要高举推进素质教育的旗帜,促进学生发展。加快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强化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还要坚持健康及时的方针,推进以“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为内容的青春健身活动;继续加强美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教育质量的高低乃至整个教育事业的成败,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教师队伍的素质。必须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教师这支队伍,坚定不移地建设好人民教师队伍。一是要大力加强师德建设。多年来,广大教师默默奉献,真情奉献,不断将我国教育事业推向前进。在新形势下,要把师德建设放在首位,努力形成一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高素质教师队伍。二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要进一步积极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教师的统筹管理,促进农村和城镇教师之间的流动;进一步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培训,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三是要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通过“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计划、“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和“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带动不同层次的人才梯队成长,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要采取超常规的办法,积极探索学科带头人加创新团队人才组织新模式,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凝聚学术队伍,促进学科融合和开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四是依靠改革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要按照精干、高效的要求,科学设置学校机构和岗位,完善用人方面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深化学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鼓励和支持人才和群体健康成长、建功立业,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用人环境。

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问题,使教育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是教育工作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一是进一步做好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工作,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2005年起,国家免除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全国农村将普遍实行这一政策。在高等教育阶段,要进一步完善以助学贷款为主体的资助体系,确保占学生总数20%和5%的高校学生分别得到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奖学金。二是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特别要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整治活动,认真排查校园内各种安全隐患,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和网络环境,为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三是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继续完善就业工作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措施和服务体系。四是进一步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坚持和完善制度、教育、监督以及加大教育投入、规范合理收费、治理乱收费两个“三管齐下”的惩治和预防乱收费的长效机制。今年要着重抓好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和高等学校招生“阳光工程”。

牢牢抓住三大战略重点,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总揽全局,兼顾各方;又要突出重点,抓主要矛盾。当前的关键是要抓住“普及”、“提高”、“加强”这六个字,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职业教育发展,推动教育事业形成协调的发展局面。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抓住三大战略重点,带动整个教育事业发展。

发展基础教育,要以农村义务教育为重点,与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紧密结合。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中小学生人数1.6亿。本届政府提出要重点加强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要把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努力推动西部“两基攻坚”、中部“巩固提高”和东部“双高普九”目标的实现。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要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方向,大力推进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办学体制改革、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要切实加强对农村教育工作的领导,进一步促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促进农村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发展高等教育,要以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为重点,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紧密结合。目前,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已经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还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发展速度,但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狠抓质量提高上来。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的迫切需要。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要突出“一个重点”,即:加强科技创新;实现“三个突破”,即:在人才体制改革、组织结构创新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有所突破。一是要形成人才的激励、流动、保障和约束机制,进一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二是要改革原有的学术组织模式,促进高校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三是要改革研究生教育,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发展职业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与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相结合。中央强调,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新型工业化必须依靠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规模宏大的技能型人才。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已经出现从过去“读完初中,外出打工”向“要打工,读职中”转变的趋势。当前,我们要把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重点,尽快形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协调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还要实施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职业教育的发展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办学思想、改革培养模式和加强技能训练;要进一步密切与企业和与人才、劳务市场的合作,促进东西部合作和城乡合作办学,加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

统筹协调教育工作全局,实现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们要加速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做好统筹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贯彻和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统筹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要将提高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切实把握好高等教育的发展节奏。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改造薄弱学校,提高基础教育质量。要坚决做到以就业为导向,改革职业学校的培养模式、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要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教育用人制度和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统筹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要切实把握好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重点、节奏,正确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把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规模发展的重点。要正确处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始终把办好义务教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责任。要正确处理好高水平大学建设和整个高等教育的关系,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形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要形成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探索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城乡教育和区域教育的协调发展。要坚持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不动摇,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事业发展差距。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为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服务。同时,要根据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加快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步伐,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大力推进东部对西部、城市对农村的教育对口支援以及职业教育的对口协作。

统筹教育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在前一个时期改革的基础上,根据国家经济、科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继续深化教育改革,把农村教育改革、教育教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发展民办教育作为当前改革的重点。

中国教育论文:科技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教育发展

摘要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

关键词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1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全球化:相互促进的潮流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及时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及时、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保障,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主权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保障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主权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中国教育论文:高校十七大代表:中国教育踏了上新的历史起点

编者按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教育的论述充满新意。新意不仅在于把社会建设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的一个独立目标,而且把教育放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首。中国教育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矗中国教育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才能担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发挥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作用?

本报记者特邀了部分高校的十七大代表,请他们面向未来畅谈各自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优化教育结构防止“知识失业”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优化教育结构。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例如,现在最缺的高级技工,就不一定都需要本科或者研究生学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院校都要升大学,有了本科申请硕士点,有了硕士点申请博士点,都走一条研究型大学的路子。

高校的这种发展方向不适应市场的需求。我是做经济研究的,从经济学上来讲,发展中国家有个通病,叫做“知识失业”。简单来说,承担的工作岗位不需要高学历者,他所学的部分知识就失业了。这造成了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高级技工之类的就业者严重缺乏。

对大学来说,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不是一句空话。对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来说,低层面是不能培养“知识失业”的毕业生,更高层次的要求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精英。

大学教育要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改革。大学应该进行分类培养,有的人要当科学家,有的人要从事应用型工作。但是,不论怎样,一个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应该了解各个专业的知识。毕竟,他们大学毕业后,不可能局限在自己所学的专业找工作。在大学,广泛掌握知识和学会一种学习方法要比掌握一门专业知识重要得多。

所以,大学要进行素质教育。以南京大学为例,我们建了一个匡亚明学院,每年有四五百名学生加入这个学院。他们在这里接受通识教育,两年后进入自己的专业。这是国际上研究型大学通行的教学模式。

大学改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社会实践。这不仅指的是简单的暑期实践,平时的课程也应该有实践。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国情。去年暑假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调查,他们从华西村到大邱庄,再到革命老区的农村。通过走访,他们对农民和农村有了比较,有了了解。我感觉这些学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他们知道学习这些知识的重要性,也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什么知识。

我们鼓励学生走出课堂,看看外面的世界。从另一层面来说,这些紧张而充实的活动挤掉了学生上网聊天的时间。

教育公平要通过不断改革来完善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矗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只是一个伦理观念,实际上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所以教育公平也是民生问题,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它与青年的成长发展息息相关,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但同时,教育公平又是需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要有理性的态度,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不能超越教育发展的现实,也不能脱离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不能脱离教育改革的大环境。

教育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不能因为强调教育公平而降低学校的办学质量,让所有的大学都按同一个层次来办。就整个社会来讲,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一般的高等教育,但国家需要的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依然落在重点大学身上,不能因为所谓的教育公平而拉平人才选拔标准和降低重点学校的层次。

目前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考分公平的基础上的,但考分公平也是相对的,因为考试本身是有弊端的,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情况,以一种有弊端的方法来选拔学生,本身是较大的不公平。譬如有的学生平时成绩都很好,一次高考考砸了就可能失去了升学机会;譬如应试教育的考试方法对一些有培养前途的、素质能力都很高的学生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不适应这种学习方法;还有各地高中教育的水平不一样,这对学生也是不公平的。

大学要以学生为本,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家长把孩子送进大学,但如果学校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对学生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教育公平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教育又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公平包括方方面面,包括教育改革、教育创新、教育方法等等。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学生资助体系来保障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这些都是针对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下存在的不公平提出的解决办法。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要通过不断改革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

大学要应对变化的世界带来的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十七大报告把“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扩展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增加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和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和把握。我是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的,我们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网络是什么,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网络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尤其是我们的大学校园,给大学的管理、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学校既要帮助学生学会如何从网上获取新知识,又要指导学生避免沉迷其中。大学生沉迷网络,可能是让很多高校头疼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听说有的学校明令禁止大一学生上网。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学生不在学校上网,可以在校外的其他地方上网,这样可能更加失去控制。

网络只是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的一项新内容。大学,必须赶上世界变化的节奏。我们的教育要从体制、机制、教材、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而首要一点就是教育理念的创新。理念有一个以谁为主体的问题。现代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中心。对学校来说,以学生为主体,首先体现在学校职能的转变,从管理转向服务。我们要学习如何引导学生,如何启发学生的自我服务。

我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国外的高校,学生的宿舍都是自我管理。没有清洁人员为学生清理卫生,学生要自发组织打扫卫生。我认为这是对学生们责任意识和生活能力的非常好的训练。高校应该创造条件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

实际上,年轻人的潜力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从来不敢小看这批年轻人。在这个四通八达的网络社会里,利用网络学习新知识是不可阻挡的,很多学生掌握的知识甚至比老师还要多。

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学校就是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大平台,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正确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与国际沟通的能力,支持他们在科学上自由探索,在社会服务上大胆实践。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的能力有的提高,这样可以缩短他们适应社会的时间,让他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很快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本版文章由本报记者谢湘原春琳整理

学问和人生合一才是高质量教育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多处提到教育问题,不仅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还提出了“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作为一个大学校长,需要经常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来保障我们的教育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好,或者是出了多少教学名师,出了多少精品课程,不能用这样简单的数据来评价。无论哪个国度,也无论在什么样社会体制下,大学总是体现了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还承担着引经验丰富进文化的使命。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质量观,对人才要求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培养大学生,除了要求他们具有创新的能力、创业的能力之外,还要注意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要认识到现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决定了我们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应该把学生人格的养成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要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来考虑怎么培养大学生的人格,使得他们成为具有社会责任的合格公民,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大学有责任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空间。我们创办了书院式的学生社区,建立起了一个师生可以交流互动的环境,这些学生的成绩较过去同年级学生普遍提高;我们还投入3000万元建一个“工程坊”,为全校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只要学生有兴趣,都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创作,如机械加工、电子设计等,让学生享受创造的快乐。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实际送来的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大学不仅是为国家育才,还承载着许多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大学现在更多的关注的是大学自身的一些指标,并没有从大学生成长的角度去做更多的思考。大学如果能够做到把学问和人生合一,才能保障培养的人才是高质量。

(中国青年报)

中国教育论文:英语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

英语和汉语之比较

从表述事物的清晰度上恐怕汉语要高那么一点点。老外在交谈的时候,肢体语言相当丰富,而华人的肢体语言相对来说就匮乏得多。何故?

因为英语自身的特点,所以新事物的涌现总伴随着英文新词的产生,如火箭(ROCKET),计算机(COMPUTER)等,可汉语则无须用新词,不就是用“火”驱动“箭”么,会“计算”的“机”么!所以英语词汇越来越多。(目前,英文词汇已突破50万,预计本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

重要提示:英语只是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掌握一两千个单词、一些常用的语法、一些英语对话,学会查字典,再利用计算机的翻译软件,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快乐地掌握英语这个重要的学习工具,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科研服务。

为什么说英语已经成为误区

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不管你是搞中医、中药、古汉语、二十四史的,还是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搞企管的、做内贸的,一概不管你的专业能力,也不问对提高工作的业绩有多大帮助,只要你晋职、评职称、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等等,如果你学不好英语,只有两个字:“没门”。

由于无知的“共识”,英语在大学中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4级、6级、研究生英语考试、托福、GRE、雅思这些个英语考试左右着学子们的命运。因为学习英语将其他课程(包括专业课)放置一边的学生多不胜数。再加之没有外部语言环境,我们的大学生为了达到这些专业水平(和外国人的普通交流大概不需要4级水平吧)将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既无质量又无效率的大学生活就是如此度过的。研究生培养,博士生培养也是唯英语论。大学英语系讲师、副教授在没读24小时中文的情况下,利用几本文学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他们都即考即中,甚至个别人中文专业课程只有五十几分,但凭“强大”的英语专业优势一样鹤立鸡群,真让那些在专业领域兀兀穷年者,羡慕、气愤、伤心、无奈。哈哈,真可悲啊。现有教育制度的落后(这里涉及问题较多,我只选英语问题讲)大家都知道,美国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很差,为什么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政通人和,从上到下非常重视教育,加上中国人勤劳聪明,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呢?

只有在大学阶段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才有利于人才的发展和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才再经过几年专门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学家的年龄。而中国大学四年黄金时间,就是在学“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笑掉牙”的哑巴英语。而且影响到以后国家民族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是通过学习好他们的语言就能得来的。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国FBI怀疑华裔科学家泄漏技术的事件证明了他们对自己的现有技术严格保密到了极端的地步。跟着别人亦步亦趋,最多只能算个非常不错的徒弟。记住:师傅总会留下自己的看家本领。

每年数百亿的国家巨大财富打水漂

据统计,英语教育市场己经成为中国的一大产业。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这些财富极其稳定流向各类考试的主办者,他们个个富得冒油,是权利变金钱的典型代表。另外一部分流入某些“精英”(很多都有留学经历)手中,而这些精英是否将这些财富留在国内进行投资,恐怕只有天知道。还有一部分流入外国人的钱包。受英语热影响的形形色色的出版商也大赚了一笔。如果将这些钱的一部分应用到其他更为有用的地方……

英语严重摧残着我国青少年的思维能力及爱国热情

原来小学生主门只读语文和数学,现在变成英语及时,这样下去汉语会慢慢成为一种弱势语言、一种第二阶级的语言,甚至说得不中听点是奴隶的语言。大家不要在一块巨大而时髦的“与国际接轨”的招牌下,对于许多其实极为关切到本民族文化生存前景的严重问题,失去了应有的警觉而习惯于麻木。记得中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一堂课》,这篇课文讲道: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也是有效率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彻底放弃自己的母语。中国高中分文科和理科,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些人偏重记忆,有些人偏重思维,他们都是人才,偏重思维的人一般记忆的水平较差,而发明创造是他的强项。如果这些偏重思维聪明的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英语还学不好,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是多么大的打击啊,这对国家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看看大学生出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名单:1.清华大学,2.北京大学,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浙江大学,5.复旦大学,6.南开大学,7.南京大学,8.上海交通大学,9.华中科技大学,10.天津大学。这些的学生在长期学习英语过程中形成一种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本来希望这些人才毕业后来改变我们一些落后的现状,但他们为了自己选择了逃避,虽然有些人会说,他们是去学习先进的技术,但有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回答,如果我们国家还很落后、贫穷,他们中间有几个会回来啊,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教育出来的学生没有多少爱国精神,这与长期学习英语也有很大的关系。更严重的这样学习英语还会形成一个可怕的怪圈,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与外国培养的人才差距大,人们就会引进更多的外国人才,由于羡慕就越显英语重要,自然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学英语,这样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水平就更低,怪圈的结果是:中国与外国的人才培养差距越拉越大。

几点建议(仅仅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提出更现实更有价值的建议):

1、凭心而论,教育部在大学扩招、高考计算机招生等方面做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考试英语毒害太深,因此希望各位人大、政协代表提个议案,对教育部关于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英语考试提出质疑;2、成立国家外语翻译研究院,主要从事国际著名杂志及书刊的及时翻译工作,以跟踪世界近期的科技前沿。中国需要的”翻译”,而不是像现在,几亿人在读英语,但真要找几本好的外文翻译书籍,找什么,没什么;3、各省建设一个外国语学院,业有专攻。另外加入WTO不仅仅需要英语人才;4、以计算机考级为蓝本,制定国家英语一级考试,二级专业英语考试,严格控制词汇量;5、理工科学生英语过级,更值得商榷。

附录:两条新闻:

(1)中国教育部官员透露,中学将推广英语考级制。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组组长张连仲教授近日在南京透露,中国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学建立英语考级制度,目前新的英语教材和英语考试等级标准己在酝酿中,今年暑假针对教师的培训也己启动。此次设立的英语等级标准较高为9级,要求掌握5000个英语词汇,是现在高中毕业生词汇标准的2倍多。它要求高中毕业生能熟练地用英语获得和处理信息,并用英语进行较复杂的思维和交流。

(2)保护国语。法国政府封杀“E-mail”。法国人对母语的热爱,对英语的鄙视是众所周知的,日前,法国文化部刚刚宣布一项禁令,为了阻止英语的入侵,禁止国人使用电子邮件的英文单词“E-mail”,而必须使用法语版的“Courriel”。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巴黎懂英语者大有人在,如果有人同他们用英语交流,他们大多不理不睬。只有在机场接待处或在像欧洲迪斯尼乐园等国际友人众多的公共场所,英语才派上用场。这倒不是法国人高傲,而是他们已把使用法语提高到民族形象和尊严的高度。(公务员之家整理)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贯彻。理由如下:

及时,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及时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较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用断想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较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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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1]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较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20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20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20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阉刀过后的中国教育

近期涉及教育的热点话题不少――王峥嵘之女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事件已有了初步处理结果,似乎主要的事都是被那位峥嵘一时的王前政委扛下来了。

硕士生论文抄袭案也有了处理结果,湖北工业大学材料实验员胡春林硕士资格被取消,并被行政记过;此前被揭露的抄袭硕士论文的东北财经大学袁新被撤销硕士学位;而更牛的是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在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阶段性成果中,分别涉嫌抄袭25%和30%,因此其项目被撤销,其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及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相关行政职务也被撤销。

此外还有山东临沂网瘾戒除中心杨永信以“电击疗法”等手段“治疗”青少年“网瘾”一事,虽经多家各类媒体的披露,调查及舆论的热烈探讨乃至激烈抨击,却至今居然没有任何相关管理部门就这一已闹得纷纷扬扬的事件表示任何态度、意见!

……

这一切都在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昭示一个令人愤怒且沮丧的事实,中国的教育,不但风气已全然败坏,更已堕入广泛性的糜烂,道貌岸然的外衣已经变成华丽的裹尸布,揭开来,下面便是拎不起的腐肉,臭气熏天。在当今中国内地,恐怕已经没有一所大学敢说自己的道袍下面没有掖藏着抄袭、作弊、剽窃等一向被视为学界禁忌的丑行。而这一切都要拜所谓“教育产业化”所赐!若干年前,某位始作俑者祭出了这把丑陋的阉刀,之后,迅速地有一大群趋利的掌权者乃至操业者欣喜欲狂亦丧心病狂地竭力操弄这把阉刀。于是,中国教育的元神、精气,在那一刻便被残忍、丑恶地阉割掉了!

没有“教育产业化”催生的纯为搂钱的所谓大学“扩招”,就不会有罗彩霞事件发生;没有“教育产业化”的腐蚀,就不会有如此普遍的作弊、抄袭、剽窃等等的学界腐败泛滥;没有“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就不可能有荒唐透顶的将所谓“网瘾”列入精神病的“标准”,就不会有对每人每月收费6000元以至近万元(比大学教育一学期的学费还要贵)的费用,打着“科学”的幌子、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孩子进行令人发指的肉体摧残和心灵扭曲的所谓“戒网”“治疗”!!!

许多年前,我们片面强调乃至无限夸大精神的力量,终于把神圣做成了虚诞的伪善,而今天我们更用赤裸裸的、无禁束的私欲、物欲,将神圣彻底践入泥淖。一种道德规范的养成,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的虔心修培,一旦被物欲所污染、毁损便很难在短期内恢复。那些当年起劲地践行“教育市场化”的罪人们,今天――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把王八脖子一缩,却纷纷声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教育产业化”的话!

比探讨是否应取消高考等技术、制度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根本性的教育理念的重新认知,而比彻底更新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重建被阉割掉的中国教育精神!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代表团桥架中西学术交流

聚焦最吸引人们目光的地方

西雅图坐落于美国华盛顿州皮吉特湾和华盛顿湖之间的狭长地带,是美国西北部沿岸较大的城市。西雅图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更令人关注的是全球软件行业的领头公司――微软公司的总部就坐落在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市。这里蕴藏着近期的计算机技术进展,它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特别是从事软件行业的人士。为了让亚太地区的教授们更多地了解微软的技术进展,微软亚洲研究院多次组织亚太地区的教授们到微软公司总部访问。

2002年国内高校开始试点软件学院。作为软件人才培养的试点项目,社会各界、各高校都对这个新兴的学院给予了非常多的关注。当时各位软件学院院长都希望能够到真实的软件公司中去体验,从而更好地了解真实的软件行业。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起步晚,国内也没有大型的软件开发企业,这样的产业现状,让软件学院的院长们感到困惑。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与各位软件学院协商到微软公司总部去访问。这个想法得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大力支持。2003年3月,微软亚洲研究院与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共同组织的中国软件学院院长代表团一行25人访问了微软公司总部。当时试办软件学院的高校,如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都派代表参加。

为使代表团成员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软件人才,微软公司为中国软件学院院长代表团专门设计了行程。微软公司在多个领域的高级副总裁、副总裁,如Craig Mundie、Eric Rudder、Paul Flessner、Rich Kaplan、及凌大任等,都参加了与院长们的座谈,让院长们对微软公司的产品线、市场、基础研发等有深入的了解。针对院长们对微软软件开发过程的特殊兴趣,微软亚洲研究院专门安排微软公司多个产品部门总经理、总监等为院长们作专题报告,结合具体的软件项目,让院长们了解微软的软件开发流程。

为增进院长们对美国软件教育的了解,微软亚洲研究院还组织院长们访问了华盛顿大学等高校。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系系主任David Notkin与中国软件学院的院长们就如何组织软件工程教学、如何培养软件人才的动手能力等进行了交流。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雷风云部长高度评价了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次合作,他认为“在整个访美过程中,微软亚洲研究院安排了丰富的访问内容,行程非常充实,参与交流的人员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员工,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各位软件学院院长从交流中获益颇多”。

参与具活力的计算机研究领域盛宴

微软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基础研究机构,为了增进各产品部门多方位的了解微软各研究院的近期研究成果,促进技术向产品的转化,每年三月初微软研究院都会在微软公司总部举办微软技术节(微软公司的员工都称呼这个活动为TechFest)。被誉为“计算机研究领域盛宴”的微软技术节是微软研究院最主要的活动。微软技术节向微软公司的全体员工开放,这是一场技术交流的盛宴。每年微软各研究院的研究员从世界各地聚拢而来,带着自己近期的研究成果,带着自己对于技术转化的梦想。

2008年的微软技术节有来自微软各个研究院的150余项技术和24篇论文参加展示。作为微软在美国本土以外较大的基础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技术展示最引人注目。此次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近期技术,在微软全球5大研究院中占所有参展技术的近三分之一。这些成果涉及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网络信息处理等广阔领域。可观的参展技术数量和创新的研究成果,使微软亚洲研究院再次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为了让中国计算机领域的教授们共同感受这一技术盛事,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中国的教授们争取到宝贵的参加机会。每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都会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微软技术节,在访美期间,教授们可以零距离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微软产品部门可以零距离接触各种近期技术,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微软从技术向产品转化的交流过程。复旦大学陈晓漫副校长表示:微软研究院长期支持计算机基础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微软研究院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研究和工程方面的人才。技术节活动也让我们认识到计算机科学不仅是它关注基础研究也关注其在各领域的应用。

感受最真切的创新文化

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促进中美科研和教育交流的重要活动,在这些交流活动中,教授们不但可以在技术上得到更多的交流,同时,微软的创新精神、企业文化也给各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在参加完2008年微软技术节后,曾撰文写道“TechFest 2008 的主题是‘Catch the energy’, TechFest 充分展示了微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性的研究活动。无所不在的计算机,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微软,同时微软的创造活动加速推动了现代计算机技术在人类社会及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渗透。微软对研究与发展(R&D)的有效组织、技术转移方式、广泛的行业和大学的联系,使微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微软这种强有力的竞争能力后面是对多种需求的洞察和对技术未来发展的憧憬,更是一种创新文化的体现。这种文化建立在微软每一个员工创造性的工作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几位灵魂人物(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Rick Rashid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领军人物。他们就是在社会竞争实践中涌现出的‘英雄’,是一种制度和创新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为培养出来的。因此创新不能只是一种口头或政府行为,需要一种文化和创造者的实践。此次TechFest,‘创新’两字听到的并不多,但所有展示的内容都是创新活动的结晶。”

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架起的又一座交流桥梁,中国的教授们通过访问交流更深入地感受到了微软的科研、技术应用转化、企业文化和理念,在微软不断的创新过程中,我们也在重新认识创新的真正意义,也许正像郑南宁教授所言:“创新不是人为培养出来的,它是制度和创新文化大环境中的必然产物。”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科研网格如何合理建设HPC

作为211工程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专项,以及国家863计划高性能计算(HPC)重大专项的典型应用,中国教育科研网格(ChinaGrid)是迄今为止由政府推出的最宏大的网格工程。

经过数年建设,ChinaGrid一期工程覆盖了13个城市的20多所大学。按照规划,到2010年底,ChinaGrid将完成二期工程建设,届时ChinaGrid校园网格将覆盖40~50所学校。时值项目推进的关键阶段,在建设高水平、低成本的高性能计算平台方面,各节点究竟应该如何合理规划与推进呢?

把握技术大趋势

只有把握住技术发展趋势,用户才能确保投入高昂的高性能计算在后续建设中健康发展,对于规模巨大的ChinaGrid工程来说更是如此。

作为高性能计算发展的推动者,英特尔在处理器和平台方面的进展引人关注。英特尔高性能计算业务总经理Rajeeb Hazra表示,基于Nehalem架构的至强处理器已在全球HPC TOP500中占据了的主流地位,上榜系统达到406套。

与此同时,混合架构也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用户的关注。Rajeeb Hazra举了一组数字:同样基于InfiniBand网络连接,由至强处理器构成的高性能计算系统,其Linpack效率可以达到88%。相比之下,采用CPU与GPGPU混合搭建的系统,其效率仅为42%。Rajeeb Hazra认为,GPGPU只有与Nehalem进行系统级的比较才有意义,单纯比较核是毫无意义的。

凭借今年的至强5600和至强7500,英特尔在双路主流高性能计算节点和超高性能的胖节点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尤其是至强7500相比前代引入了新架构,在扩展性上使更多路的胖节点搭建成为可能,这将给高性能计算带来一些全新的建设思维。Rajeeb Hazra透露,在即将的Sandy Bridge产品中,除了微架构有进一步升级,还采用AVX扩展指令集,这将使处理器的浮点性能有成倍提升。

面向极高并行程度的HPC应用,英特尔已在5月底了众核协处理器(MIC)计划。这个预计集成32个内核的众核产品初始将采用PCI卡的形式,但是可以像普通处理器一样编程,而并非是繁琐的显卡编程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使用至强处理器来满足应用负载中的大部分并行任务,MIC产品与此相配合,用于处理超级并行负载,至于是否使用以及如何搭配使用MIC,这都是由用户的实际应用决定的。

Rajeeb Hazra告诉记者,用于MIC编程的软件开发平台Knights Ferry目前已经先期提供给核心用户参考使用了。

做聪明理性买家

把握了技术趋势可以指导选型,但具体到设备采购,又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每个用户需要的高性能计算机都一样,因为应用不同;也不是每个厂商提供的计算机都一样,因为设计不同。这当中学问很深。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陈文光同时也担任863高性能计算机评测中心副主任。这个机构听起来有几分科研色彩,其实也对公众提供服务――对国内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测试。这种测试除了以第三方发表中立客观意见为特色之外,对用户和系统厂商还具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全过程测试,从用户采购早期就开始介入,在设计、评估及购买决策阶段提供咨询,判断方案是否能够满足应用,接下来还可以提供样机测试,以及后续的系统验收、用户使用期间的调优支持等服务。

陈文光认为,越来越多的用户已经意识到,单凭Benchmark进行性能测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方法就是把LinPack仅仅作为部分参考依据,主要面向实际应用进行测试,并且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具体的性能指标。“难点在于,在系统还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能对少量节点进行测试,同时要决定选择哪些应用,又该如何归结指标。”陈文光表示,在六年多的实践当中,凭借团队较强的技术实力,他们已经克服了难点,归纳出一整套方案。这对于高性能计算机用户,包括进行ChinaGrid节点建设的高校采购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863高性能计算机评测中心已为多个高校提供了高性能计算评测服务。

借鉴中山大学模式

作为学科门类齐全、科研应用机构较多的重点高校,同时也是ChinaGrid的核心节点,中山大学在高性能计算建设方面的探索可资借鉴。

中山大学在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基于学科发展建设的研究类应用,以及承担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应用。中山大学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郭清顺介绍说,中山大学把高性能计算作为全校整体信息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作为建设数字化校园的重要支撑平台。通过配套相应资源,提供相应服务,再把这种服务转化成中大学科建设的效益,这样才能构成良性循环。通过需求来驱动,构成良性循环是推动高性能计算发展的总体规律。

从2001年开始,中山大学数字化校园建设已经探索了近十年。目前,中山大学已经进入到满足个性化应用的阶段。据了解,中山大学建设高性能网格平台整体上走了两大步,第三步正在规划与进行当中。2005年中山大学部署曙光4000,构建了7000亿次的高性能计算平台,2007年的利用率就达到了90%以上。2008年,中山大学又进行了第二期建设,部署曙光5000A,建立了5万亿次的高性能计算平台,实现了平滑过渡。

“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再建20万亿次的计算能力,加上学校其他可以整合的能力,将达到30万亿次以上的规模。” 郭清顺介绍说,这种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发展趋势表明了学校的科研、学科建设水平,以及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能力正在提高,因为高性能计算都是应用驱动的。

中山大学的高性能计算发展得风生水起,同时,该校还出台了相应的制度和原则,以保障平台建设和运营健康发展。

“我们依托ChinaGrid还会进一步发展。”郭清顺在分享经验时说,在人才方面,中山大学不仅为自己培养人才,也义务培养行业以及地区人才。“我们跟曙光合作成立了中山大学的高性能与网格计算培训基地,已经搞了若干次公益性培训。”

在建设模式方面,中山大学创新性地采取了股东制。小股东都是学校内部的各个院所。具有中大特色的“股份制”一方面是指新建的高性能计算平台通过股份制方式统一建设,各股东把各自用于高性能计算的投入集资入股,在使用上可以优先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学校各个实验室的小规模计算能力,或者过去学校为了某个特定用途建设产生的计算能力,会统一通过网络聚合起来。这两个层面的实际行动有效提高了资金利用率和建设水平,并且降低了建设成本和管理成本。

中山大学在建设方面采取的是小步快跑的策略,根据需求情况去匹配建设,避免一次建设与投入很大,后期需求跟不上而造成浪费。目前,集群技术使中山大学这样的用户可以灵活地走按需建设的道路。郭清顺表示,未来也不排除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可能性。高性能计算提升学校自身的学科建设能力和水平,同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就应该面向企业提供各种技术和服务,给企业做支撑,激发它们的需求,为企业发展提高科技含量。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较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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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较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20世纪中国教育美学的走向及其意义

【论文关键词】教育美学

【论文摘要】20世纪中国教育美学的走向及其意义

20世纪中国教育美学的走向,包含着许多值得发掘和思考的意义。限于篇幅,这里只就笔者的感受简单谈一点管见。

(一)教育美学的兴衰有着深刻而特殊的社会背景。

说其深刻,就在于教育美学如同其他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一样,必然受到一定社会背景的制约和影响。教育美学在世纪初期和后期两次崛起以及在中期沉寂,正好与时代的背景相吻合。本世纪初,破旧立新的社会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的门户向世界敞开,西学东渐触动了东方文明的自觉,一些深邃而浑沌的古老智慧在近性精神的催化下焕发出青春。王国维、蔡元培等就是受到西方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的启发,在我国倡导起美育。本世纪后期,教育美学的复兴则正好处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也不约而同地受到国外各种学科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这种影响根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和开放。言其特殊,即教育美学与其他文化形式或学科相比,有着自己的社会需要和土壤。可以看到,每当某种伦理精神破坏或失落,社会上功利思潮盛行、机械行为泛滥、国民精神萎靡、个性片面发展时,美及美育的呼声就会情不自禁地响起。梁启超视美为人生自由之所在,王国维、蔡元培欲以美育代宗教,周扬称美育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手段, 陈元晖提出要从美学研究中寻找教育本质之最终答案,后起之秀们则认定现代教育的走向在于美育及其理论——教育美学等等,这些主张大都在一种拨乱反正、重塑人文精神的特殊背景下产生。同时,这种背景既是迫切的社会需要,也给教育美学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

(二)教育美学的建设成效系于倡导者和研究者的主体性。

教育美学发展的两大波峰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倡导的规模、研究与实践的广度上看,后者明显大于前者;但从研究及其思想的深度看,后者显然还没有超过前者。例如,在学科体系的构建及美育的具体实施上,后来者远远超过前辈;但在美育及教育美学的性质和功能的探讨上,前辈的认识在某些方面则显得高出一筹。美育新民、美育救国、美育代宗教等等思想,如果除去其中唯心的成分,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加以分析改造,则会闪现出天才的远见卓识。提及这一点并不是这里的主要目的,关键的意义在于:前后两期的倡导者和研究者所体现的主体性,对教育美学的发展及其成效有着直接的影响。这里的主体性主要指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学术事业心、创造精神及学科知识结构。并不需要用多大的努力就可以看出,前后两次高潮由“热”变“冷”,原因是大不一样的:前次更多地是由于战乱频繁,无暇顾及如镜中之花的教育美学;后次则更多的是因为主体性相对不够,拿不出既有理论深度又能实施操作,既成效明显又让人信服的教育美学。平心而论, 在价值观的天平更多地倾向于物质、功利一方的情况下,过多地要求精神是不合时宜、也是不够公平的;主体不能不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所驱动。尽管如此,作为教育美学的研究主体,自己必须有崇高的思想信念和情操,有兴国新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高度的美学精神和丰富的学科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很好地、有成效地构建教育美学。

(三)东西方文化的“亲和”(交融)度是中国教育美学之树能否根深叶茂的关键。

审美教育的现象在我国出现的很早,但作为一门学科并达到自觉意识,还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这丝毫没有贬低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美育思想的意思,而是指东西方文化相碰撞,交融整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教育美学。这一点在现实中已有体现,但在“亲和”度上则显得很不够,给人的印象多是“全盘西化”(含“苏联化”)。尽管其中也有梁漱溟先生试图将西方美育思想嫁接到新儒学之上,黄济先生提出美育论要充分结合中国美学和美育思想(包括文与质、形与神、言与意、刚与柔、动与静、虚与实等等范畴),但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因此,教育美学建设显出一些比较幼稚的倾向。例如,概念范畴含义不清或不一致,审美教育、美感教育、美学教育、艺术教育、教育艺术、教学艺术、教育美学等等并列出现,没有加以系统、规范的界定,没能形成逻辑结构,因而经常相互串用,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或商榷。再者,学科缺乏逻辑结构,就不能定位——要么到处落脚、大而无当;要么无处生根,如浮萍漂流,致使理论上无统一学科体系,实践中无系统操作规程。这也不能不说是这一学科时热时冷,热而降温的一个原因。说到底,没有找到本土的根,再好的品种也难嫁接成活。在这一点上,冯友兰、牟宗三在更新儒学上所下的功夫和做法值得借鉴。冯友兰吸取了西方哲学思维及方法的精华(以罗素的逻辑学为甚),对中国理学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和整理,成为新儒学的一大家。如果教育美学如此再进一步,想必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教育美学学科建设的走向是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和统一。

孤立地看,教育美学在本世纪中国各阶段的发展似乎各不相干,各成一体。但以历史的眼光看,各阶段之间仍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前半个世纪中,表面上只是较简单的美育思想及其传播,但实际上已形成了美育理论的雏形,包含许多乃至全部后期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问题的胚胎,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已开了我国美育和教育美学的先河。在后半个世纪,尤其在后20年里,美育——审美教育学——教育美学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学科体系的框架(尽管仍很粗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展开”式的发展就像胚胎发育生长成儿童一样。很显然的情况是,后期复兴中许多观点在早期已讨论形成,后来者有的虽然并无早期的材料,却不谋而合地再现同一思想的光彩。所以,前后两个阶段的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从逻辑的角度看,是由简单和抽象上升至丰富和具体。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在“巨大的历史感”中继承和变革,才能找到学科的逻辑结构。

评析20世纪中国教育美学的走向及其意义,最根本的目的是探寻这一走向在未来世纪如何把握,少走弯路;如何顺乎规律,近乎人意。鉴于此,笔者再大胆作一点预见(尽管预测总是有缺陷的)。

(一)未来的中国迫切需要成熟的教育美学。

20世纪中国教育美学的走向告诉我们,教育美学的未来发展如何,必须首先把握时展的趋势及其与教育美学的关系。从现在已经见到和可以预测到的情况看,我国跨世纪的步伐主要还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依靠科技现代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跨世纪的大趋势中有一个与教育及教育美学密切相关的具体背景,即市场化、科技化、工业化的趋势正在并将使一代甚至几代人面临着畸形发展,即“异化”的危险。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被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所证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中也初见端倪。例如,在市场化过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顺着市场规律的惯性,在一种“一刀切”、“一风吹”的潮流下将商品交换规律及其价值观念滥用于一切社会行为中,以致于“奉献精神”和“爱心”成为合情不合理、可看不欲行的陈列品。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缺乏整体和谐的思想,盲目地、一窝蜂地上工业项目,并以无谓地牺牲农业、浪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在科技化的过程中,不少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崇尚科学主义, 仅在学校中就显出重科技、轻人文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文化界、教育界、理论界疾声呼唤人文精神,政府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所以,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防止和消除人的片面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来达到。无论是学校的素质教育或是社会的生产、生活教育,都必须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美的规律”来构造和实施,这就需要美的教育和教育美学。此外,未来世纪也要求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从雏形走向成熟和完善,教育美学将责无旁贷地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不难预见, 21世纪的中国必然需要教育美学。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稳定,社会及教育对教育美学的需求和态度将不再是忽急忽缓、忽冷忽热,教育美学的建设将走向稳定、规范和成熟。

(二)从多元混合到多层次统一体,是未来教育美学建设的学科体系特点。

从教育美学的走向可以看出,广义的教育美学呈现出一种多元混合的状况,这也是学科生长初期的必然现象和必经之路,即从一种无序的“耗散”状态,准备达到一种有序的结构状态。近些年有关教育美学的一些争论及商榷,实际上是多元混合状态下的碰撞,是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冷静地说,这些碰撞虽然有些是无谓的,却也是合理的。而且,这些碰撞必然引起反思或归位思考。如何合理地理清广义的教育美学的层次,如何正确认识和判定其间的关系和意义,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教育美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广义的教育美学将逐步确立自己的层次结构。

一般而言,一门学科之所以成其为学科,起码要有自己的范畴体系,要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构成部分。在很多人看来,教育美学是教育学和美学的交叉应用学科。这个观点孤立地看一点不错,但从系统结构的观点看,就忽略了教育美学作为一个系统学科必有的基础研究(或称基础理论)部分,而只注意到其应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忽视了学科层次结构的整体构成。应该说,教育美学的应用研究就是美育研究(其中包括艺术教育、生活教育等等具体教育方式和途径),教育美学的基础研究则是狭义的教育美学。它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而不是一种并列的、多元或参差不齐的混合体。由目前的情况前瞻,后者向前者变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三)规范与科学的突破——重建狭义的教育美学。

记不清哪位学者说过,中国的智慧是审美型的,是审美而非宗教成为中国哲学的较高境界。引出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在未来中国,狭义的教育美学将努力走向规范化,逐步达成逻辑结构完整的范畴体系。而且,在价值意义上应争取成为中国教育哲学的较高境界。这样突如其来的判断似乎有些独断,但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端倪。首先,教育美学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中,始终蕴涵着美学的真谛或内核,即建塑自由、和谐、自然与社会统一的人性——人生的自然。当然,这种内核有时隐蔽得深一些,有时崭露头角,但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展开。这就使得教育美学更多地停留在表层的、形下的工具水平,更多地局限在以艺术教育为载体的美育上,更多地只看到浅显的目标——艺术素养、美感能力。这在深远的意义上可以说将窒息教育美学,使美育更为狭隘和羸弱。所以,教育美学必须突破表层的美育及其理论,进入深层的、形上与形下相结合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定位便是本文所特称的狭义的教育美学。其次,狭义的教育美学已从广义的教育美学中脱颖而出,但由于缺乏真正美学意义的引导,狭义的教育美学一开始就从一个凹谷走进了另一个凹谷(由艺术美转入了教育美)。当然,在教育中发现自身美、构造自身美,这也是对教育美学的丰富和发展,但这仍然是一种“工具水平”的研究。这种研究实质上将教育中主体美移至客体美(教育工具、环境、手段等)。即是说,使教育美学的对象和目的由学生(美的人性)转到美的教育及其过程。因此,在无意否定教育自身美为对象之一的前提下,教育美学必须脱胎换骨,向新的方向突破,向新的高度迈进。新的方向就是规范、科学的范畴体系,新的高度就是力争逐步达到中国教育哲学的较高境界。

可以预见,在未来的21世纪里,教育美学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将同教育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和进步。所不同的是,她要想真正地在教育科学的百花园中婷婷玉立,还须经过一次艰难的“涅”而获取新的生命、新的意义。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多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及时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障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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