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摘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从内向视角分析，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从外向视角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了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引起亚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

关键词 中国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亚太关系

2006年10月，中国和东盟在南宁举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总理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本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的典范”，“树立了国家之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典范”，强调“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这标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此，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东盟“一体化”“将成为改变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东亚地区及时个启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缺乏已有的理论给予指导，所以，中国和东盟双方都在为如何建设这一自由贸易区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由于FTA(即自由贸易区――引者注)合作进程在东亚地区还是一种新现象，特别是双边FTA，至今还有成熟的理论加以总结和阐述”。对此，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其对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作用和影响。

一、推动了中国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说：“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经济活动的结果，这是纯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杰弗里・A・弗雷登和戴维・A・莱克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世界领域中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学问。”霍尔斯蒂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考察由政府建立管理商务的安排、协定和机制的学科”。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是“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的相互作用，……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影响国际关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笔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的理论学科，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互动作用。”这就是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国家关系中，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有关方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问题，它也需要有关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国家之间没有政治互信，经济合作难以进行，更高级的经济合作形式一自由贸易区建设更难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从内向视角分析，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世界经济联系与合作，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东盟是中国资源与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而言，其内部合作重点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东盟合作重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是政治和安全合作，90年代初以后是以经济合作为中心，政治、安全合作并存，并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要实现这些目标，东盟需要加强对外政治、经济联系与合作，毗邻的中国是东盟的重要合作对象。

从外向视角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是各国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中国而言，在与他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选择方面，东盟是中国的对象。东盟国家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双方地理相邻、文化相通、政治互信、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起东盟的严重关注和忧虑。为化解东盟的疑虑，让东盟国家分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益处，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东盟的政治、安全合作，使之服务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一大战略。陆建人先生对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方面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 “中国之所以选择东盟作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与其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 “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所获得的好处有限。但从政治外交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东盟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与东盟关系的稳固发展，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首先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在于： “首先，中国要显示同其它国家合作的诚意和各个方面努力追求双赢的结果。在中国加入WTO前，对中国加入WTO所产生影响的研究表示，中国入世将给诸如东南亚印尼等国发展经济带来损害。不管这种评价是否正确，中国已充分认识这些国家的关注并愿意通过国际合作同其它国家分享中国作为WTO成员的益处。其次，中国把维持边界安全置于优先解决的问题并要与东盟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障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与东北亚FTA或东亚FTA相比较，中国与东盟的FTA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只有较少的摩擦成本。”

就东盟而言，在同大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是东盟的重要候选对象。虽然东盟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但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来分析，东盟与这些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多障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具体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只有中国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照顾东盟国家

的利益，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以至“东盟国家最初被中国的建议所震惊。”所以，中国是东盟在谋求建立同区外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对象。

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双方在政治、外交方面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这又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二、促进了亚太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及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政治友好、安全互信和经济合作关系的快速发展，为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00年，朱基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引起东盟国家的极大反响。2001年，中国和东盟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确定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东盟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东盟双方逐步签署具体协议，落实《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确定的合作目标。2004年1月起实施“早期收获计划，500多种产品实行减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中国、东盟开始实行货物贸易降税，涉及到7000多品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降税阶段。2006年12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协议书》和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修订协议书》。这两个协议书主要解决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货物贸易协议》中的一些遗留问题，主要包括中国菲律宾早期收获计划、中国印尼修改早期收获计划特定产品清单、《中越货物贸易协议》等内容。这两个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2007年1月，在宿务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该协议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及及时批具体保障减让表。中国保障，在WTO保障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也将向中国开放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2002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保障：“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关各方保障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在巴厘岛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及时个正式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中国成为东盟的及时个战略伙伴，东盟也成为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及时个地区组织。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总理提出加强双方合作的具体建议，“加强战略协作、丰富合作内涵、维护共同安全、密切人文交流”；“促进军事对话与交流，开展机制化的防备合作，继续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中国支持建立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愿尽早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这表明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与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作用和影响，国外学者强调，这不仅“限定于投资和贸易，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具有积极影响”，它“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祉，而更重要的是能很好地预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在亚太和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东盟进一步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加强和巩固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和东盟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合作。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与东盟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东盟希望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广为整个东亚地区国家间的行为准则，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在中国首先加入这一条约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也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中国与东盟双方认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在“由西方支配的决策过程中让我们的声音更响亮”，并可以“避免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集团的牺牲品。”正如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所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摆脱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依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促进了东盟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东盟的实力，提高了东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亚太地区的其它大国为防止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接近，采取措施，加强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东盟进一步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强化东盟在东亚与亚太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第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带动了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及其它自由贸易区的浪潮，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后，中国的建议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双方很快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并顺利达成协议。中国与东盟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的带动和影响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纷纷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且分别与东盟展开了谈判，从而兴起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

2001年以前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持排斥态度和反对立场，主张多边合作，但在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构想后，日本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政府立即制定和颁布了日本关于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与东盟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1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韩国与东盟发表合作伙伴共同宣言，并于2005年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于2009年建立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美国也建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02年lO月，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并保障，东盟成

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这被美方称之为“激励东盟方案”。此后，美国与东盟就自由贸易问题开展谈判并取得进展。2006年7月，美国国务卿赖斯与东盟10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06年8月，美国和东盟签订《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是简化双方办事程序，鼓励双方贸易流动，保护美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等。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指出，该协议表明美国重视东盟的长期经济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后，不但亚太地区大国提出与东盟分别建立自由贸易区，而且，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例如，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2007年4月，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区。同时，亚太地区多边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在原有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合作形式，如2005年建立的东亚峰会。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进一步揭示了有关国家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日本、印度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为实现其共同的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美国、日本和印度既调整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又调整其亚太政策，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随着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亚太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国的发展又是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世界引力中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一根本转变中最重要的现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进行，更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美国、日本和印度调整其亚太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加速推行与亚太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试图抵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与影响。日本首相小泉于2002年1月访问东盟，主动提出要与东盟建立日本―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同时，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3年10月，日本邀请东盟到东京举行峰会，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日本举办这次峰会的意图，日本舆论都认为：“日本在2003年主办东京会议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正在东盟急速扩大影响的中国。”同时，日本在加强与美国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2005年3月，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在访问印度后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必须使印度成为我们的战略伙伴……21世纪，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内是人口的减少，对外是与崛起的中国如何相处。经济上崛起的中国，对我们有可能成为机遇，然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则有可能构成威胁。对此，重要的是首先要加强我们同东盟之间的友谊。……(同时)在人口上，能够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应对的只有印度，经济上也有充分的潜力。”在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上，日本主张以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共16国组成的东亚峰会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峰会，日本力图把东亚峰会变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国实行对华遏制战略，力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为了实现其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拉拢中国周边有关国家共同形成对华包围态势。美国的这种对华战略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对此，吴心伯先生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美国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使得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化。”为了削弱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美国调整其对东盟和印度的政策。美国担心“东南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必然导致其相应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对此，美国也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这一意图明显针对中国，“一旦东盟与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这既符合美国的贸易政策，又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对印度，美国放弃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对印度的政策，转而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

印度在加强推行“东进政策”同时，加强与美、日的关系。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印度加强同美国的合作，牵制中国。“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是试图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使印度成为“反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潜在的树篱。”为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印度响应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另一方面，印度在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上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要求。2006年1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访问日本时在日本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的主张。他说，日本和印度是“亚洲较大并且最为发达的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的伙伴关系“有可能创造一条横跨亚洲的有利和繁荣的弧线，为建立亚洲经济共同体打下基础。”曼莫汉・辛格声称，“印度人拉达・比诺德・帕尔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裁定二战时期的日本领导人未犯战争罪行的法官”，称赞“拉达・比诺德・帕尔战后做出的秉持原则的裁决。”曼莫汉・辛格的这一演说表明印度为了加强与日本的关系不惜否认历史，在历史问题上站在日本的一边，与亚洲广大国家对抗，特别是与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中国对抗。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结合是国家推行自身对外政策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此，罗伯特・吉尔平给予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提供了国际经济可以在其中运作的必要框架；而国内和国际经济所产生的财富则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基础。……国际政治体系的经济基础起了变化；由此引起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各国重新确定它们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在所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市场在实现这些目的时所起的作用取决于政治活动，最终由社会托给国家负责。”

中国的发展对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一种不应有的戒备和敌视心态。为了尽可能削弱和抵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的作用，美国、日本和印度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明显地暴露它们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使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不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特征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门交叉性的学科。这门学科主要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等人主张在理论上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分为三种形式，即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以及它的主要特点做一个简要的论述，以此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　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动力、扩散及灭亡的研究。马克思毕生致力于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客观历史规律，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家政治和阶级政治而非国际政治。特别是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西欧国家还处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具有相对封闭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未能从国际层次上，特别是从国际关系角度讨论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缺少马克思在国际领域的著作中去加以说明马克思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贡献。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一百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一直是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得到了科学而充分的运用，另一方面，列宁在理论上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这表明马克思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特别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对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做出的科学理论表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对生产力及其载体的巨大反作用，突出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的决定和再生产。

其次，马克恩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理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服务的。

是否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具有阶级性，这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权力与财富的争夺反映了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的对抗，因为国家最终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仆人。这与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左，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相对来说是自治的实体，它追求国家利益，不能把它归结为任何阶级的特殊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涉及三个基本层次：

一是用阶级分析来解决理论问题和指导革命实践。阶级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明确地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且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

二是肯定阶级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总是寓于阶级关系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国际政治包括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两条线。马克思认为，虽然国际政治具有民族性，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国际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社会“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充当了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它们作为国际性阶级，主要是说它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它们相互敌视也是国际的。马克恩和恩格斯亲自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时国际和第二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充分显示了两大国际性阶级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作用。

三是强调阶级斗争是消灭战争和实现最终和平的关键性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于最终要“根绝一切战争”，用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去取代旧制度的血腥而又怯弱的政策，而且还要诞生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政治冲突源于要求分配社会财富的阶级斗争，因而，社会冲突将会随着市场和社会阶级的消灭而停止”。这个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和平的观点，而国际体系的和平将依靠国际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来实现。

总之，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肯定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学理地位，不仅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大厦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该学科兴起于上世纪70西方经济危机之后，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是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使得该新生学科趋向完善、成熟。作为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罗伯特・吉尔平不得不提，其重磅之作《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汲取了当时近期的研究成果，地不偏不倚地阐述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流派的观点，并渗入了作者自身许多独到的见解，可以说，该论著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是个重大的里程碑。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主权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及时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及时，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学术著作。

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下我国发展的依附问题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经典的一部分，对世界影响巨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近期研究成果之一――依附理论，深刻的剖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探析这一依附关系，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有十分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论；中国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作用

以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并没有完成有关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系统论著。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已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大量论述，列宁、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体系。（2）国际价值、国际贸易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政策。（3）资本输出1。

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了马克思国际经济理论的近期成果，并创建出了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依附论是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学者提出的，该理论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这些学者们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不平衡发展的，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中心―”的依附结构，发达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是这一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心的发达国家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依附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拉美经委会主义是依附论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的有关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辩证分析，不仅“在中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反映了不发达国家“极为深刻的一个特点”。因此，“对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2

二、我国发展存在的依附问题

中国作为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也无可避免的遇到了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问题，即处在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一”结构中。在这种体系中，经济上，西方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政治上，西方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权力；文化上，西方拥有强势的以自由主义为主的文化统治地位。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一种“依附”关系，“依附”是对二者之间关系最的描述。依附论者所开出的药方最主要特点是走以进口替代为主的“脱钩”路径成效并不理想，而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融入”战略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可在“融入”中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现代化。这同时也说明“依附”与“发展”并不是的二元对立，相反在依附中，只要实行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可以获得发展中的红利，在发展中逐步实现资本积累、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脱钩”战略未必可取。

一般而言，“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特征的情形。这些影响往往源自国际交往一一跨越国际的货币、商品、人员和信息流动”3 。但这种相互依附、依赖或依存的各方之间，由于各方对对方所拥有资源的获取渠道以及所需程度不同，所以各方之间的依附程度也不同，因此，在相互依附、依存中，大多是不对称性依附和依存。

比如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附和依存，但中国商品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性更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失去美国，中国商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就会极度缩小，而美国离开中国商品，却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商品中寻找替代品。中美之间这种非对称性依附关系可以使美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时大多是中国做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依附一方在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4。

三、政策建议

面对这一困境，我国应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同时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国际战略。

及时，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国际战略的目标。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处于最上层，其技术的先进性处于世界技术结构分层的较高层，其社会结构也是和开放的，世界体系的“中心”既包括高度发达的大国，也包括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我国应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作为基本的战略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应提升自己在国际技术领域里的分工，争取达到先进国家水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使其达到中心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而且要强化技术自主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介入国际经济合作。

第二，中国应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造现有国际秩序。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情况下，原本的“中心”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改变。但由于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心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中国这一日渐崛起的强大力量。当然，现有国际秩序存在着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中国只有参与和适用现有国际秩序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既然与世界体系“脱钩”的道路行不通，那么不参与进去也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改造，参与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八国集团展开对话等举措都是明智之举。

第三，中国应把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结合起来。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提供机遇的同时，其国家经济安全也面临着许多风险。经济民族主义的任务是减少依附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结果则是各国的相互依存愈益深化。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对外开放是中国一项基本国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中国应在开放的前提下以有效的举措规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1，加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越完善，它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就越多，同时也能抵御更多的经济风险。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维护经济安全的首要任务。2，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注重增强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3，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中国只有提高民主法治、公共行政和国民教育的水平，才能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

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中，西方国家利用其有利的中心位置，在经济上剥削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常干涉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个人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社会解构。总之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是综合的。国际社会的这种结构被依附论学者认为是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虽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却一直在为“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心区域而不断努力，解放后，中国首先完成了国内的整合，恢复了国内秩序；对外经过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取得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承认，此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终于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今，中国更应积极融入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以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为目标，以积极参与、利用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为主要战略目的，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与领导者，担负起与中国身份相符的大国责任。

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述评

内容摘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均势格局，从而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应该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一套较完整的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已经形成。

关键词：大国崛起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

（一）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之父”，也是“经典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1948）中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权利才能得以实现。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因此，权利之争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内容”。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逐步崛起，演绎出新现实主义学派。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是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被认为是新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华尔兹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较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1971）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稳定论，后来由罗伯特•吉尔平加以系统完善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建立国际制度、提供世界经济的稳定器、提供公共物品等从而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中国，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因此，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二）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新自由主义强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紧密，全球价值链将国家间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将全球生产系统连接在一起，一个产品的制造往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由多个国家若干个工序协调完成。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其专著《权力与相互依存》中，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概念，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事实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取代政治关系和军事斗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轴。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大国崛起理论

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新兴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有国际结构。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而且使国家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即，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因此，必须构建与他人的利益认同。温特指出国家认同有四种类型，即实体认同、类型认同、角色认同与集体认同。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国家是否感到威胁在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并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四）霸权周期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及时，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

第二，霸权周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在它的控制之下处于稳定时期，政治和平、经济繁荣。但是，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霸权国家出现衰退，挑战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爆发战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状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经济进程完成一次大循环。

在全球化体系下，霸权国运用得最多的是“接触与遏制战略”。其假设前提之一是霸权国家在全球化体系下，不能解决所有国际难题；之二，霸权国依然能从与挑战国的接触中获得极大的利益，甚至还必须依靠挑战国解决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国际体系中的问题。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谨慎地“接触”、“合作”，在与挑战国接触中壮大自身实力，在竞争式的合作中战胜、压制挑战国，试图让挑战国永远处于与自己不对称的“合作”状态下，随时准备对挑战国实施遏制或打击。笔者认为，美国的“接触与遏制战略”，其意识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其心理是在这种战略实施行为中寻找一种与挑战国不对称的竞争合作状态，遏制或打击挑战国。因此，霸权国这一“内外兼顾”的战略特征造成其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

（五）世界体系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世界体系的创始人，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及时卷）《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这一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世界政治、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三个层次来研究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结构特征、发展规律及基本趋向，深刻揭示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代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由核心区、边缘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三个组成部分联接而成的一个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而这种不同的经济角色是由资本积累、技术以及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核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是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核心国家的国家。但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六）文明冲突论者的大国崛起理论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他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述了这一理论。1996年，他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进一步阐释和预测冷战以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和冲突。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族群与宗教冲突，尤其是2003年不同文明集团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似乎再次证实了亨廷顿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的论断。他提出，冷战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起国际纷争的“范式”。

亨廷顿对中国的崛起，表示了担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并非只是简单的经济摩擦，而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即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冲突。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评析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这个人们赖以生存的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现实世界体系。然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各学派都难以单独对国际关系做出完整的阐释。因此，分析国际关系时，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文明冲突论等四种观察国际关系的视角，应该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人们观察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视角。观察大国的互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关注国家力量，特别是这种力量的发展以及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现实主义所关注的这种国家间的力量关系，是现实的、客观的，这个视角十分重要。但如果仅仅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思维，那么人们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即大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力量变化，必然导致国际冲突；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中美冲突。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如此剧烈，以至于吵闹得似乎要打贸易战，可是往往都会在“莫名其妙地”风平浪静。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法宝在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至少，它能够“超现实地”诱导中美双方的思想，中美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都使大家无法抗拒，因此，它约束并归顺着中美双方的行为。国家之间固然存在冲突，但它们之间同时存在更多的合作和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历经30年发展的现代中美关系，存在诸多共同利益，构建了很深的复合相互依存关系，且共同建立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等。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以合作为特点的观点。这也是分析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建构主义是观察国际关系的第三个视角。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人们的观念。如果国家间能够改变观念，无论权力关系如何，都可能建立新的关系。近年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关系。把对方看作伙伴而不是敌人就是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涉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不涉及相互依赖的变化，但能够减少力量竞争可能导致的冲突，并增进因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合作。而大国的崛起也需要和世界体系建立并反复确认其相互认同的关系，消除观念上的差异，协调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为此，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战略思想，这是与国际体系里的其他成员友好“共生”的理念。构建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是建构主义所倡导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建构主义思想的活案例，其根本使命就是构建中美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构筑中美战略互信。

与建构主义思维方法比较接近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笔者认为，如果把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看成是一个群体现象的话，那么造成这个群体现象的根源就是其“文明”、“文化”。中美构筑国家认同的核心就是构建文化价值观认同，避免中美文明冲突和国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