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篇1

人文,第一是关心人,关心人类的命运;第二是关心文化,关心人类的文化,关心民族的文化,关心文明的发展。教育的本质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品位与质量的转换和提升。我国的大学生入学前由于文、史、哲及文理科的壁垒分明,大学生中以古文字、古文献为基础,以经、史、子、集为教学与研究的内容的学习有着天然的缺憾,多数大学生不重视古文字、古文献、古思想,不读典,造成大学生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先天不足。而高职生属于高考第三批和第四批录取的学生,相关方面的知识与重点院校的学生相比差距更甚。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所以强化的任务异常繁重。与人文精神相联系的是大学的时代精神及其构建。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大学精神的发展需要有思想自由表达、学术自由发展的场所,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汇、碰撞、批判、创新,以及探究科学前沿高深学问的志向。大学不但是社会信息传播、知识传授的场所,也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大学需要探究科学前沿学问的踏实刻苦精神。哈佛大学有句名言:“要做官要发财,就不要到哈佛来。”蔡元培也说过“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三、重视德育的地位及其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传统德育的特色。中国古代教育是经由夏、商、周三代开始完备起来的。我国早在西周的教育已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德育的重视。德育决定学校教育的性质。2004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16号文件,专门就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意见,这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关心和重视,说明了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年过去了,中央当年的16号文件中的九个部分30条,九个部分又分为三大块对今天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仍有指导意义,也是我们建设精神文化的政策保障。

四、发挥校风、学风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校风是具有鲜明学校个性特征的道德风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行为习惯和身心素质的提高,产生直接而远大的影响,也是校园精神的具体体现,文化氛围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良好的校风,是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在师生中发挥感染熏陶的影响作用,潜移默化的同化作用,激励向上的促进作用,维护秩序的约束作用。良好的校风是调动师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自觉性的动力源泉;是激励师生热爱学校、关心集体的向心力,是加强团结、统一意志的凝聚力,是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推动力,是鼓舞斗志、克服困难、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战斗力。

精神文化篇2

2质化研究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方法论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旨在为以人为本的科学研究提供内在思想依据。方法论的人文精神反对盲目崇尚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推至上帝的宝座加以神圣化，造与科技的对立。人文精神反对实证主义的原子论，将人文世界、完整的人格分割成碎片，人文精神倡导的是整体主义(holism)的研究取向，这在质化研究中表现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以反映人类心理行为与文化的完整性、本源性，保持人文世界的原貌。人文精神反对崇尚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研究范式，而倡导心理主义(mentalism)的主观研究范式，重视直接体验、现象描述．重视理解、体悟和现象的意义，反对物理主义的机械还原论和生物主义的生物还原论。质化研究的特点体现了这种心理主义的研究范式，这表现在质化研究主位研究的独特视角、主体间互动的研究立场、详尽描述的表现手段和重视问题研究的意义性、文化性。具体来说，质化研究的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研究态度对“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科学主义盛行时代，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将自然科学的模型运用于社会现实研究的一种信念和趣好。然而在本世纪6O年代社会学者马特查(D．Matza)对自然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应有涵义却是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对自然科学模型的认同，它是一种研究者直接面对真实社会现实的哲学态度和方法论信念。

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对被研究者施加影响，特别是对于量化的实验研究，研究者要精心设计一个人造的实验情境，在实验过程中系统地操纵变量的变化，以便精确地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一般来说其内外部信度都会很高，但效度由于受到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而大为降低，因为这样的研究同实际自然的情况相差甚远，是对人的原本特性的人为扭曲。质化研究的自然主义态度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而提出来的。为了克服研究者的人为污染，质化研究者通常是在不引人注目(unobtrusive)的情况下进入研究现场，不控制任何变量，也不从外部强加任何结构于研究情境和被研究者身上，因而方法论者将这种自然情境中的研究称为现场研究(fieldresearch，文化人类学称为田野研究)。这种自然主义态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者不施“暴政”于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即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强加于研究过程，研究者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学习者、访问者来获得有关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以“现实故事”、“坦白故事”的方式自然呈现，由读者自行作出体悟和判断。二是研究责任的情境性，它要求所有的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当下情境中得以解释，质化研究者并不关心研究结果的概括性和可推广性，质化研究的研究责任是准确、详尽而又充分地描述研究的情境和情境中的现象。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人的生活世界、生存方式、生存价值得到自然的显现。

(2)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质化研究反对元素主义的分析研究，认为元素不能决定整体，而是相反，元素是由整体的内在条件所决定，部分的过程是由整体的内在性所决定。在质化研究者看来，世界是一个不可感知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是整体现实地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因而我们在分析单元时需要探明的是单元的整体组织构造，事物的特性总是在各部分构成整体时突现出来。从研究设计来看，质化研究的问题陈述都是整体性的，它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因果陈述、相关陈述；质化研究的假设也不是预设的假设，而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资料的收集、分析来看，质化研究者关注整体情况中资料的广泛收集，并以整体组织分析资料，形成整体的分析框架，而不将注意力分散在资料的细枝末节上，认为对个别资料细节的理解须以对资料整体意义的理解为前提，这就是资料的整体分析原则；从质化研究的表达来看，质化研究报告重视生活故事的情境化、情节化的描述，这都体现了其整体性的描述原则。质化研究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策略有利于揭示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的完整性，呈现丰满的人性生活。

精神文化篇3

一、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

高职的大学生不同于基础教育的初高中生，他们的课余时间很多，特别对于住校生而言，一个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们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培养情操离不开图书馆；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样离不开图书馆。从大德育观看，图书馆属于学校德育环境保证体系。它既提供德育的思想保证和信息保证，又提供德育改革方案设计的咨询保证，它还是授课、讲座、学术交流的场所。关于高校图书馆在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是对大学生进行精神涵养的第二课堂，它为大学生提供了精神世界得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主要是两点，即引导和营造：引导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和有效的道路，营造一个宁静而浓厚的学习氛围。图书馆可以配合学校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配合教学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进行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教育。” 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是在主观上引导学生和在客观上影响学生。一方面，在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与课堂教学相比，图书馆教育更具有主动性，通过有益于学生道德的培养和科学知识提高的图书与资料，引导学生的读书热点和需求，帮助学生及时获取知识与信息。另一方面，图书馆安静和谐的学习环境、工作人员文明礼貌的服务，都对大学生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品德和行为教育的作用。

二、高职图书馆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的途径

既然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具有独特作用，我们就应多方努力，充分利用好高职图书馆，使之在培养学生高尚的精神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人格影响

高职图书馆员高尚的人格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高职图书馆馆员对学生的人格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工作来体现。高校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如果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就会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良好印象。实际上，这正是以文化熏陶人、影响人、教育人。为达此目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树立育人理念。服务育人的职业理念应在每个高职图书馆员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体现。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员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崇高的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服务意识；第二，掌握与读者沟通的技巧。与读者沟通的前提是了解和掌握读者需求，满足读者的需要。这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又要有精湛的业务技能，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员要成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以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心态，对读者以心相许，践行图书馆的职业理念；第三，协同攻坚的团队精神和共同成功的集体荣誉感。图书馆团队精神，通过团结协作、勤奋努力、不断创新，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热爱图书馆，实现图书馆的价值。

2.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作为新世纪的图书馆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加强道德修养， 树立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生活态度， 不断提高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和水平。要更新观念， 勇于创新， 适应时代的发展，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图书馆事业， 自觉地献身于图书馆事业。

3.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图书馆工作具有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综合服务的特点， 这就要求馆员要广学博览， 不仅要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专业的基本知识， 还要及时了解和跟踪国内外图书情报学及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要具备较强的信息获取、筛选、组合和知识转化能力， 对无序的知识信息进行整理、组合以产生新的信息并提供给读者。其次，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日益加剧，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要求图书馆员要有相当程度的外语知识。

(二)环境熏陶

心理学家认为， 外部环境和人体需要是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因素。在内外两种因素都起作用的情况下， 人就会产生一种积极态度或行为趋势。图书馆首先应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努力创建一个催人奋发的氛围。比如， 在新馆的内部布局上可以挂一些名人的画像以及他们的名言录，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 当学生走进绿色、整洁的图书馆中就会感受到心情愉快， 精神振奋，产生一种高昂的学习热情， 进而形成一种自觉内在的驱动力， 有意无意地融入图书馆环境之中。通过健康文明的图书馆环境的熏陶， 培养学生的高崇情操。

(三)文化濡染

图书馆通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与感染，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不知不觉间就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1.以物质文化作为基础。物质文化包括馆园建筑群、设施设备、书籍资料等，是图书馆物质文化建设的物化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它既不是各种实物的简单组合，也不是实物本身的表现，而是实物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充分注入了“人”的情感成分的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念的内涵，必然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和熏陶。

2.以制度文化作为保障。制度文化包括图书馆从行政到基层，从馆办到库室的各类文件规定、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条文、奖惩条约等等，它起着调整群体与个体关系，规范群体成员言行的作用，有了严格馆规馆纪和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保证人们正常学习工作按秩序进行，从而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

3.以精神文化作为依托。精神文化又可分为显性文化、隐性文化和中性文化三大类：显性文化是通过馆内各种传播媒体和开展的课堂之外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娱乐性、情感性和亲缘性活动并采取讲座、问答、竞赛、板报等方式来表现的，以传播各种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为内容的一种智能型知识文化活动；隐性文化是一种潜藏在人的心理活动、思想灵魂和行为意识中的一种素质型心理文化，它是高校群体成员中的风气和精神体现，是群体成员长期凝聚而成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民族精神、思想作风、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操；中性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兼有显性特征又有隐性特征，并反映在文化形态的社会性、和谐性和文化行为的娱乐性、自由性之中。是人的情感与文化环境的统一所产生的美感境界，是审美心理和审美能力及其群体成员获取审美知识和进行审美表现的统一。

精神文化篇4

在此世纪之交之际，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和同一文化圈内部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中国文化如何作出回应？归结到一点，便是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一百年来，中国人就如何或怎样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索，展开了中西文化各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形形的主张。就继承传统文化而言，有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就中西文化的体用而言：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中西为体与中西为用，中西即体即用与非体非用；就传统文化的创新来说：有现代解释，客观解释，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分析地扬弃与综合地创造；还有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论，全盘西化论，以及复兴儒学论，儒家文化第三期发展，返本开新论等等，莫衷一是，均有其提出的时代与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

然而，尽管提出了这些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种种主张，为什么中国仍然未能走向现代化？其中有政治的、制度的、经济的种种复杂问题，也有价值观念、文化素质、思维方式方面的问题。但就这些主张的本身来说，都属于如何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方法、手段问题，是一个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谈资，而未能落到实处。

为什么会流于纸上谈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价值理想问题。譬如：什么应当批判或抛弃？什么应当继承或选择？中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体、西学应当以及为什么为用？解释和理解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创造性转化应当如何转化和转化出什么？综合创新以什么为新？新之所以为新？为什么彻底决裂？什么为全盘西化？如何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应复兴什么？如何以及应怎样返本？返什么本？开什么新？等等。

价值是关系的概念，是指客体（自然、社会、他人和某种客体形式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变化）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冲突与融合）的关系。人把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作为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对象，外部世界亦是具有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的可能，这种客体世界与人的主体需要的关系，称为价值关系。价值标准是指主体的客观需要和利益在人的价值关系和价值活动中，具有尺度的性质和功能。①

价值评价标准取决于诸多因素，基本上有：一、人的需要和利益，它以各种方式反映在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成为评价标准的一个内容；二、客体现实情境的可能与不可能的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这表现为不同时代对待不同事物的不同态度中的内容；三、价值理想的合理与不合理形式，决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界限。此三者的统一，便是价值评价标准的基础。然而，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的利益与需要以及对客体可能形式、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应予肯定的、继承的、有价值的精华，什么是应予否定的、批判的、无价值的糟粕，都会随历史朝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出现种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价。这说明好与坏、肯定与否定、正价值与负价值、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否定什么，继承什么，均受不同价值观念的制约。

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从方法与手段而言，与唐宋时期有某些相似处。唐宋时面临着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中国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出现了释盛儒衰的情境。宋代还面临唐末五代十国社会大动乱之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心灵的冲突的挑战。当时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试图在兼容并蓄中使传统经学儒学与当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相适应。然而，从唐到宋初的兼容并蓄的方法和手段，并没有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积极回应，未能复兴儒学，以致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化作法，反衬出佛、道文化挑战的威胁下儒学的危机。到宋初，虽然仍然实行兼容并蓄，但一些学者对佛道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孙复说："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②孙氏重在从伦理道德上批判佛道所造成的破坏和失序，李觏则从富国强兵方面批判了佛道。但是，他们的批判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学说和观念，并未使兼容并蓄的方法得以落实。

直到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③这一体贴使儒、释、道三教的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到了实处，即朱熹所说的有一个安顿处、挂搭处，并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宋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佛学和道学均被融摄在理学之中，凸显了中国文化能经受各方的激烈冲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各方面精华智慧，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以适应当时社会的新环境的需要。以现代的话说，即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

今天，中国文化所面临挑战的内涵、性质、特征虽然与唐宋有异，但情境、形势与宋有相似之处。作为如何和怎样走向现代的方法、手段，诸如抽象继承、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等，与兼容并蓄之名虽异，但作为文化整合方法、手段，其实相同。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仅停留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的争论上，方法还可以提出很多种，但并不能解决现代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利益和需要。

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生命的最完善的体现形式。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宇宙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中，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都是和合，乃至存有的追根究底，亦是和合。存有就是和合论，即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和合如何可能？和合的本质是什么？和合如何或怎样是一个真？

和合之真，是和合关系之真，即"融突"关系之真。和合而有事物的本质，事物本质只有在和合存有，无和合亦无所谓事物本质，通过和合才能有张力。它是如何的真？可谓是差异和生之真，存相式能是和合的本质形式义，冲突融合是和合的变化超越义，汰劣择优是和合的过程真切义，烦恼和乐是和合的艺术美感义。统此五义，即"融突"关系之真的和合整合。

（一）差异与和生。天地间万事万物是依"和"或"合"而有的"和合者"，外于和合而有的"在"，为"非在"；"非在"转换为"在"，必待和合，经和合而拥有"在"的质或式。故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共名的事物是和合，殊名的一事一物亦是和合。和合就是差分，只有差分和异质，才能回应"如何与怎样和合"是可能的。

和合是差分、异质元素及多元要素和合而生生。唯有和合，才能变易、转换为新生命、新事物，故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作为和合者之"在"或"有"的一种根据或根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西哲学思维的差异。西方的神创思维持一个被普遍认同和强化了的"创世记"说，天地万物最初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犹太教、基督教预设了一个唯一绝对的、全知全能的客体精神来创造世界万物。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神创世记说，哲学家们为了回答天地万物从哪里来的问题，采取了解"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的"观"的方法，并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由男女（夫妇）交合而生出新生儿，新生儿的本质即在和合中存在，由此而推及天地万物的化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③这就是天地、阴阳、夫妇各种差分、异质元素的和合而生生。

（二）存相与式能。天地间的存有都是"相"，无论物相、事相、心相，还是道相、法相、名相，都是存有之相。存相分殊，分殊而有别，别即有对待。千差万别的存相，便是差异分殊，差异分殊便有冲突，冲突就需要选择，相亦是选择，由选择才能转换为式能。

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亦指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如日月星辰、四时运行的自然存相的和谐而有秩序的潜能方式。人心身、家庭、社会、国家的存相的和睦而有序的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走向和谐有序。式能是即存有即活动，即方式即潜能。存相的殊途同归，便是式能展现为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灵的和合。作为方式潜能的"能"，是无限的、活泼的、日新的，是天地万物存相的动力和生力。

（三）冲突与融合。冲突是指诸元素性质、特征、功能、力量、过程的差异和由差异而相互冲撞、伤害、？牾状态。冲突包含差异，是差异的激化。宇宙间没有无冲突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和文明。冲突既有原结构方式的突破、破坏；又有秩序结构的冲击、打散。由无构、无式而需要重建结构、秩序、方式或继存过程中，各自的生命潜能、力量、特质、价值均有赖于另一方的聚会、渗透、补充和支援。融合在冲突过程中实现，它标志着新结构方式或方式结构的化生。冲突是融合的前提，融合是冲突的理势。现代人类面临着种种冲突，怎样化解此种种冲突，是人类文化生命之所在和时代人文精神之精髓。这便是更高层次，即和合。和合包容了冲突和融合，作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它是一种提升，使原来的冲突融合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冲突只有在新的和合体中，才能继续发展和获得价值。冲突需要融合来肯定和认可，融合的正面价值，亦需要冲突来肯定和定位。冲突就是生活，融合亦是生活，融突的和合体，便是生活体。

（四）汰劣与择优。和合是诸多差分元素之优质成分的和合，并形成新事物或新结构方式。何为优质、劣质？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既不简单地划分彼此优劣，亦拒斥依某一时期政治权力意志的需要而定优劣。在这里仅提出判断优劣成分的价值原则，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现实层面，即公平、正义、合理；二是超越层面，即真、善、美。优质价值原则的规定，是以预设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有优质元素、要素存在的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先定法。在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时空中，吸收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的过程若失败，重又分解成元素、要素，于是便吸收另一些元素、要素和合成另一种新结构方式，并在时空中较稳定地生存下来，这是后定法。

以和合为汰劣择优的真切义的过程，和合就是一个不断符合真切的过程。选择说到底是主体人的选择，择优是主体人在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汰劣是对于差分中有符合于和合需要的元素、要素的淘汰。汰劣是冲突原则，择优是融合原则，由择优构成了新和合体。

（五）烦恼与和乐。人活在世上就包含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这是人的精神生活受逼迫而成。人的烦恼、焦虑、困惑、痛苦的原因千差万别，有政治的、经济的、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心理的、生理的、情感的等等。烦恼、痛苦等是人类普遍的主观感受，由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观念、地位、阶层的氛围中，其主观感受亦差异。每个生命实体的心灵中都有生存意欲和生命的意识，以及追求快乐、幸福、自由、富贵、长寿等强烈愿望，便与人的必死的局限、痛苦、贫贱、短命构成相对关系。

生与死的冲突，贫与富、贵与贱的冲突，哀与乐、善与恶的冲突，对人生生命构成一种精神上的压抑与紧逼，因而产生恐惧感、孤独感、疏离感、使人的精神与心理失去平衡，而有烦恼痛苦。因而有人便要求在精神生活结构方式上有所改善，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心灵不和不乐，便会唤起贪欲诈伪之心。"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①

和合能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焦虑、孤独、空虚等冲突，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由人和而天和，进而是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心灵境界。无论是和而合，合而和，还是和合，合和，都以差异、冲突的存在为"在"，而否定"一律"、独尊、独断，才能构成冲突融合或差分融合的和合体。这个和合体犹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由各种不同的乐器，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正因其不同，才能以其内在的和谐，深刻的意蕴，高超的艺术，呈现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心灵的真谛的感受。即使是独奏，也是这一乐器所奏出高低、迟速、轻重等不同音律的融合。这就是"和六律以聪耳"②，方成一美妙动听的乐曲，给人以美的享受一心灵的愉悦，使人心理平衡，思虑静定。若只有一种声音，便"声一无听"③，是使人心烦意乱的噪音。

和合五义，都蕴涵着"融突"理论，即关于融合冲突关系的理论，简称"融突论"。差异一存相一冲突一汰劣一烦恼为"突"；和生一式能一融合一择优一和乐为"融"。融突统一、提升，即是和合。和合此五义，即是和合意蕴的内在结构方式：和合第一义，有自性，才能生生，差异和生，生命生生之所本；第二义，有本质，才有形式，存相式能是变化日新之所本；第三义，会变化，才会超越，故冲突融合为大化流行之所本；第四义，有过程，才会真切，故汰劣择优是对称整合之所本；第五义，有艺术，才有美感，故烦恼和乐是中和审美之所本。差异和生的絪緼原理，存相式能的选择原理，冲突融合的变化原理，汰劣择优的互动原理，烦恼和乐的平衡原理，是"和合论"的五原理，这便是"融突论"和合的基本内涵。

三

所谓和合学，是研究自然、社会、人际、人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现象，与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是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

凡存在都涵蕴着"融突"，大至日月星辰，小至草木蝼蚁，都是融突和合。和合宇宙是无数自性关系、本质关系、变化关系、过程关系、艺术关系的整合结构方式。和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一切融突存在，都是和合存在。这就是和合学所要研究的。

下面我们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切入，来凸显和合学的意蕴。

（一）然与所以然。和合的主旨是生生，生生是不息的流程，是新生命的化生，体现了对生命存在的关怀。生生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哲人在对于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识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人生生命的尊严、价值和意义，爆发出对于生命生生的活力和对于真善美境界的快乐的深沉感受，以生为乐是一基本价值取向。孔子、颜回对于生的乐道精神，体现精神生命的文化价值，开出了中国文化的个性路向--积极入世的人间性、道德性、政治性。个体生命的超越和升华，便是普遍的德性。对于地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孕育了中国文化对普遍生命价值、作用的尊重。

如何生生？怎样生生？生之后所以然，本身便是和合或合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①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究，即诸多异质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

冲突融合而生生不息，这是然，犹如"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犹如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②道就是阴阳的所以然，而和合就是冲突融合生生的所以然。

（二）变化与形式。和合作为差分存相的式能，存相便是有待，有待就是有变化；式能作为存相方式的潜能，是存相涵蕴的内在潜能方式和外在潜能结构。式能是存相之为存相，以及存相存在的性质、状态、结构的获得的能。有此式能，便能呈现存相的种种形式。存相是形式，式能相作为有冲突的存在，亦日新变化。"变"的初义是"更"，即易常之意。生生的后一个"生"字，便蕴含着变易的意味。"化"是教化，人通过教化，便改过迁善。

和合的"融突论"，在某个意义上说亦是变化论。"突"就是冲突、对待，"融"是到了一定限度，便进入顿变的阶段，是新生命的化生。《周易》以"易"命名，即蕴含变易之义。64卦的总体结构方式和每一卦卦画结构，都以阴（--）与阳（--）为基本元素、要素，阴阳异质对待变化而变易各不相同的卦，其所蕴涵之义亦异。《易传》运用《易经》的结构方式，又超越此结构方式，以天地变化来论证新生命的化生。因此，变化日新是和合生生的普遍原则。

和合学是对于存相式能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究。它是对诸多元素、要素构成新事物、新生命的中介转换机制的探讨，是对于存相变化日新的生命力潜能的寻求。和合学也是对于存相式能的各种理解与解释的理论反思，包括这种理论前提能否成立、是否合理，以及这种理论形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思考。和合学试图和合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公共理性与分殊理性之间的两极对待，以"融突论"为指导，达到和合境界，即使之成为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亦即元体。

（三）流行与超越。冲突涵摄天地，融合亦涵摄宇宙。宇宙间万物万物都是"融突"的大化流行中的存相与大化流行中的式能。一切事物都要在大化流行中被冲洗出来，即剥光了层层服饰，而显其真元。因此，冲突融合的大化流行，本身便是汰劣择优的过程，它毋需预设价值原则，这就使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的和合为新事物成为可能。

宇宙是一个大化流行，万物的"资始"、"资生"，乃"乾元"、"坤元"之大化，"云行雨施，品物流形"③。为什么宇宙大化，周流六虚？为什么为道屡迁，妙用莫测？非上帝之使然，亦非天的主宰，乃和合体内在的异质差分元素、要素的互相冲突、碰撞，也即和合中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的展现，而有絪緼、摩荡之相。此变化、交感、动静之潜能，无以名之，名之曰"神"。《易传》说："知变化之道也，其知神之所为乎。"①此"神"非为实体性鬼神、神灵、上帝，乃神之潜能的发动，无限微妙，神妙莫测，"阴阳不测之谓神"。②阴阳变化，不可测度，叫做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③。神的不可测度，就是妙。朱熹认为，神是阴阳变化的所以然④。由阴阳变化，推而宇宙大化流行，均是神之所为所使。神之所为所使是"自造"，就是自然而然的"为"和"使"。自然而然即出于和合体内在的潜能，它无迹可见，运于无形。"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⑤，宇宙大顺大化，不待征于色，发于声，人莫知其所以然之妙，可称谓为神，或称为"神化"。

和合学是对于宇宙大化流行的动因的追究，它既涵摄又超越冲突融合。只有超越冲突融合，才能涵摄冲突融合的原因和根据；也只有超越，才能成为自由和合与和合自由的根由。超越基于价值理想的追求和价值导向的理势。

（四）对称整合。优与劣是对称的价值判断，汰与择又是相对的主体态度和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最鲜明地体现了对称原则，即宇宙间各种现象在形态、结构上相对称的表征。"太极图"是由缔合转换所引起的对称。对称亦被解释为在分界面或正中面侧的部分具有对应的大小、形状和相对位置，这是左右对称，还有中心对称等等。

对称也是事物整体统一性中的系统与系统内部各要素、元素间的一种相应的等价性关系。这种关系提升为概念，如左右、上下、徐疾、动静、形神、有无等。如果系统经过一定中介选择交换后发生了变化，就是非对称，非对称即对称的破缺。对称与非对称是系统转换发生前后的两种状态，非对称是系统内部的不同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差异所引起的冲突表征。冲突就意味着重新整合，亦意味着否定。经过某种转换，又出现新的对称。

这里所说的某种转换，包括整合的方法。整合是关于诸多元素与要素统一所构成一整体结构。冲突包含对称，融合包含整合。因此，对称整合与融突相联结。对称的差异，意味着相对相成，而非独对独成。相对意蕴着此消彼长，即在对称相对中择优。故对称整合，即是汰劣择优，而达整体的统一和谐。

和合学的本旨是和，它是对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的整体之和谐、协调、有序的探索；是对于什么是优与劣的为什么的追求，以及什么是优劣的价值原则的为什么的追究。对称整合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原则，在诸多元素、要素的优质成分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对称整合是和合学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结构方式，汰劣择优是和合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亦是和合学所关心探索的课题，以求和合新生命的生生不息。

（五）中和与审美。有差异，才有中和。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存在差异中和，人的精神生活中亦存在差异中和，诸如人心的焦虑、苦闷、孤独、烦恼、痛苦等等，都是人生生命存在中由种种内因外缘所引起的对人的心灵的刺激的回应。如何协调、和谐人的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冲突而获得和乐愉悦，这需要在承认差异冲突的情境下，处理好种种关系。春秋时，"和合"从五行和而生物，已推衍到社会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领域。如治疗精神生活中的烦恼、痛苦等，也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诗经》上讲"和羹"，《左传》、《国语》讲和声、和味、和政等，中和之美感，与人的心灵密切契合。⑥中和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需要通过主体的实践和感受。若无主体的感受和交往活动，中和之美只是一种潜能方式。荀子认为，中和之声能激起主体内心情感的发动，以协调、和谐人心灵各种冲突、差异。①《乐记》认为："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②中和之声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心理失衡、情绪失序、精神失常等得以调理，达到血气和平，和美愉悦，并收到移风易俗、天下安宁效果。

和合学是和乐、和美、和和，它是对人类精神生活之所以有烦恼、苦闷、困惑、痛苦的原因以及造成这种原因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关系的追究，是对于如何修养心性的所以然的探讨；是对于什么是审美价值的为什么的追究。

和合学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之为美的审美价值的反思，以及对于审美方式、审美结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是中和，道家文化和墨家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是中和。因此，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以，和合学亦是关于和合之所以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原因、根据的探索，换言之，是什么原因或能量使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生命智慧呈现为和合，以及为什么和合构成中国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和合学五义与合五义相对应，蕴涵"融突"理论与对于"融突论"根据的追究。和合学义蕴与和合人文精神的原则相契合，并通过纵横互补律、整体贯通律，达到和合艺术境界。

四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五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它们关系着人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以至人人均不可逃。为了索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的化解之道，东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计。但笔者认为，任何理论、学说和设计的生命力，不在于其言词表述的高深玄妙，而在于能否化解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的现实，即是否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或时代的呼唤。若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审视一切文化，则无所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绝对界限，也可以跳出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世人便可以转换视角，用一种新的"融突论"的和合观念，即和合而化生新生命、新文化的观念思考21世纪人类文化战略问题，从而超越长期以来纠缠不清而又道说不明的东西（即中、西）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文化论争的情绪。

笔者认为，化解人类五大冲突之道，和合学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亦是东西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可获共识。

基于这种"和合"观念，以"观"人类21世纪所面临的一大冲突以至种种多元冲突，人们可通过共识而获得五个中心价值或五大原理。这便是：

（一）和生原理。人类和一切生物、非生物，都由自然而生。生物、非生物的自身差分形成彼此的差异，又与外缘内因相联系。自然制造了人的生命，而又异化了人，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人亦创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主宰、支配人的生命。在这种互动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应建构共生意识。因为任何一方的生命受到威胁或危害，另一方生命亦会遭到威胁和危害而不可逃，只有共同生存于这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才能使各自的生命延续得到保障。人与自然关系可作如是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以及各文明间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和生意识是以"地球村意识"与"太空船意识"为基点和基础的。各民族、种族、国家、社会、文化、他人以及贫富、集团之间，都应相互和生；和生才能共荣共富，否则就会走向共亡。和生必然有竞争、斗争、冲突，如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但这种竞争、冲突，导向和谐、融合，即融突而和合，意蕴着新的生命基础上的和荣和富。换言之，共生意识要抽升为和生意识，使生态环境、生态社会人文、生态人际心灵、生态文明，皆依和生原理实现。

（二）和处原理。"共生"意识是与"共处"意识相联系的。人类既最善于共处，又最不善于共处。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各样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活活动。人类一旦离开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至心灵的共处，即不存在。人们欲自己生存，亦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生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人们必须以"温、良、恭、俭、让"①的规范自律。人对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及他人心灵，都应以温和、善良、宽容、恭敬、节俭、谦让的态度相互共处。这种共处意识应成为人类自觉的责任，故笔者称其为和处意识或和处原理。

（三）和立原理。人们囿于优胜劣败的偏见，总想显示人类无所不胜的力量，导致毁灭性地开发自然，砍伐森林，滥捕动物，以及制造种种大量高效杀人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总以对立面的消灭、消亡为自我力量的实现和和证明。其实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方式和模式。自然有自然自身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社会有社会自己选择各种各样生存方式的自由和发展道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活动方式、方法；文明有各个文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文字，以至每个人的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等等，大相径庭。对此，必须建立和立意识，绝不能唯我独尊，强加于人，霸权主义，以他物、他国、他族、他种、他人的失败消亡来使自己生存成功。这种和立意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③的精神，以开放的、宽容的胸怀，接纳自然、社会、人生、他人心灵与他文明，按适合于自己特性的生存方式和适合于自己实际的发展道路发展，不要搞一律、一个模式化，而是求多样、多元的和生、和处、和立，这便是和立意识或和立原理。

（四）和达原理。和立意识基于和达意识。人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他人心灵都应共同发达。尽管自然生态环境各有优劣之分，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亦有先后、贫富的差异，文明的特征、风格、信仰也相距甚远，但既然共同生存于一个"地球村"或"太空船"中，就要允许差异的存在。各国、各族、各人、各文明既自己走自己的发达之路，亦要有和达的意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国家，都应具有共同发达的意识。要知道发达国家是靠过去侵略、剥削殖民地或战争赔款来发达自己的，曾经把自己的不发达转嫁他国身上。发达国家应以和达意识指导、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不应采取各种制裁、限制等等手段，延误其发达。任何国家、社会、人都在关系中生活，离开关系就无法生活。

精神文化篇5

一、孟二冬精神、大学文化与文化战略意识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此前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战略和时代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性、紧迫性，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中肩负传承弘扬文化重任的高等院校，如何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大潮中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高校各级管理部门和所有教职员工都应认真思考践行的问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春秋战国以来被称为士（文士）即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一直把文化与现实的问题当作不断探讨的重大命题。进入19世纪中后期，随着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群体同时又深深焦虑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问题；至“五四”时期，更集中关注于传统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后两个问题从本质内涵上说又都可以纳入第一个问题的范畴。因此，文化与时代的关系，就成为每个重大变革时期知识群体必须深入研讨、执政者及主要决策者必须深入考量并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出于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痛疾以及对其负面因素可能禁锢新时代意识的深忧，曾激进地主张彻底抛弃传统，以换取民族的觉醒与新生。同时，又援引西方文化的资源以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推进器。尽管从“五四”运动到方今的21世纪，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的丰富复杂已远非当时可比，但是上述三个问题，尤其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思想文化界所必须严肃面对、深入研究，并切实提出对策方案的重要问题。宿州学院作为把孟二冬精神作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成立孟二冬精神及传统文化研究所，正是紧跟党中央部署，立足于文化战略高度为学校教育工作的持久发展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文化战略意识在学校教育规划与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体现。遵循这一决策，宿州学院充分运用孟二冬精神在各项工作中的导向、规范、激励与凝聚功能，充分发挥孟二冬精神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的熏陶品格、提升境界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一条应用型高校建设大学文化的特色道路，使学校工作获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学校近年的发展，充分显示出孟二冬精神在建设大学文化、促进学校持续发展中的强大推进力。

孟二冬精神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和魅力？这当然与孟二冬精神的核心内容有关。从哲学层面说，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本是物质运动的最高产物；从社会学层面说：“精神”则常用以指代某个人物、事件或某种思潮所体现的先进价值体系与高尚道德观念，并用人物或事件、或思潮作为精神的定语以形成固定的词组结构，如雷锋精神、长征精神、狂飙突进精神等。其中以个人命名的精神，一般认为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代表这种精神的人，其人格必须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精神内涵必须具有普世价值；其二、这种精神必须植根于其人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与积极因素；其三、这种精神必须与其人所处时代的先进文化同步，与时代的先进价值体系契合，即具有新时代先进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内涵。孟二冬精神正因为具备了这些特征，所以能够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强大推进力。

二、孟二冬的人格魅力与孟二冬精神的普世价值

孟二冬“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全部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学识的魅力，而且体现了人格的魅力。”[1]在家人亲友师友同事心目中，孟二冬是个友善坦诚、高风低调的谦谦居子，同时又是个敬业乐群、坚毅清正的良师益友。他的精神人格，既不是体现于重大事件或紧要关头的瞬间爆发，也不是体现于血与火的严酷考验，而是在平实、平凡、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以其深厚的蕴涵和内在的激情温暖了他身边的每个人，从而形成了一种恬淡中充满热诚，平凡中潜铸伟大的高尚人格。对个人而言，这种人格是自然而然地潜蕴在其生平经历所形成的特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具体展现在本人的工作过程与教学科研业绩中。但上述所有因素共同折射出的品德情操、价值观念乃至人生观、荣辱观，却足以作为全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可资躬行的高标典型；而对于绝大多数置身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则更具有感同身受的示范意义。因此，通过这种高尚人格展示的精神，不仅具有令人心向往之的魅力，而且对所有希望成就卓越、超越平凡的普通人，都提供了一种值得向往并足资躬行的成功人生的范例，具备了寻常理念中的惊天动地的英雄所不曾具有的普及型，这一特点和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倡导至今的雷锋精神颇为相似，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三、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

孟二冬的专业是古代文化的教学、研究，但他在从事相关工作与事业的同时，又从举止言行各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实践乃至无声地示范着优秀传统文化。“他不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在三尺讲台上讲授和传承中华文化，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诠释和躬行中华文化的骨髓。”[1]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中庸尚和与厚德载物。”[2]或按当代学者所说，把上述三方面细分为八个要点：“一是民为邦本，二是正道直行，三是自强不息，四是贵和持中，五是平均平等，六是求是务实，七是豁达乐观，八是以道制欲。”[3]孟二冬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中体现出的友善、坦诚、务实、进取、坚毅、宽厚等，都渗透着传统文化中的敦厚尚和、务实求是、厚德载物、豁达乐观等精华成分的基因，而孟二冬精神中对以道制欲、中庸之道、平均平等之类精华糟粕并存内容的扬弃，也和他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予以躬行诠释的做法一样，对新世纪的中华民族实行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样有着广为示范的意义和深远启发的意义。

孟二冬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境界，使人们联想到作家周涛曾的一段话：一个人在顺利得意辉煌时，能保持安之若素的低调、平和；在遭遇重大变故时，能够既不像祥林嫂式逢人诉苦，也不是阿Q式的“老子此前阔过”[4]，而是坚持不诉不悲，挺着腰杆继续做人。这种人身上，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文化阶层的民族。在文化视野中，人和人比的不是貌，而是“气”，即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再美的貌也要“气”去支撑。没有底气的容貌，只能经得住看三眼，第四眼就索然无味了。而“气”，则是文明、品格、修养、学识、眼界、才能的综合。不断加强、丰富，自然愈老愈醇，伴随终生。同样，国与国比的也不仅是武力、财力，而是国民素质。素质普遍提高，弱可以变强，穷可以变富，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孟二冬精神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精髓，他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揭示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底蕴，昭示的是中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价值。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曾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在现阶段，更是新世纪社会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力量。

四、孟二冬精神与时代精神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为核心的现代主流精神。这种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同形成人们在继承历史传统、参与社会实践、经历具体人生中，所习得、需遵守的思想观念和基本价值观念，而这观念价值，解决的是普罗大众的基本人生追求问题。

孟二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授、诠释、躬行、弘扬者，但正是在传授、躬行、弘扬传统文化的专业工作中，体现出他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正如孟二冬的领导和同事所说：“在孟二冬身上，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5]他的“文章不着一字空”，其精神内涵是指所有著述，都必须有科学真知，都必须是不蹈袭旧说之下开拓出的学术新境。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从题目到内容，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立意。他论述韩孟诗派的论文，标题是借用李贺的诗句“笔补造化天无工”，既标明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的创作业绩和创新精神，也同时展示了他的“改革旧说，开拓学术，创新研究格局”的治学为文宗旨。这种融时代精神于本职工作之中的态度，体现的正是一种安于寂寞、淡泊名利，为社会发展而志存高远、勇于探索、不懈攀登、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秉持“守正而创新”的治学思想，通过探索学术真谛，以实现其“为人类文明立心，为民族灵魂立命，为传统文化传薪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学术智慧”的崇高立意和远大抱负，使他在生命和事业中，实现了学术研究和革新精神、传统文化的丰厚蕴涵和时代洪流的火热激情的完美结合。孟二冬这种将本职工作和时代精神高度契合的自觉意识，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树立起在不同岗位上秉持时代精神、践行时代使命的人生座标。

五、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孟二冬精神是传统文化精华的生动体现。最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根据张岱年等先生总结，优秀的文化传统简言之应具有以下特征：（1）体现出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2）能鼓舞人们前进；（3）具有民族文化的认同功能；（4）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5）是中华文化活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6]。孟二冬精神作为优秀文化传统蕴育出的时代精神，一旦得以弘扬，必将产生强烈持久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人们不断进取，培养出强健自信、自尊、自豪的文化心态，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与荣辱观。

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其文化内涵是站在当代文明的前沿，从当代最先进文化的高度理解、转化文化传统，按照科学发展的观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精神与优秀文化传统之间是互相包容、互相激励的，二者的关系应当是：时代精神必须继承、体现、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并用崭新的思想元素充实、转化之；而优秀文化传统不能离开时代精神而发挥作用，必须在时代精神召唤下，自觉地参与新时代的火热生活，与时俱进，用新时代精神武装、改造、更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传统[7]。孟二冬精神具体体现是立足于本职工作，通过教书育人实践和学术成就就的不断创新，以践行其爱祖国、爱人民、献身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宏伟事业的崇高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结果，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用先进人物命名的代表某一方面社会道德高度的孟二冬精神，一旦形成社会群体共同学习的典范精神，就应当不再限于别作为社会个体的孟二冬本人所具有的的全部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孟二冬“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虽然是以其名字命名，但应当理解为以他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所共同体现的、足以作为社会楷模、可以引领人们的思想道德不断向更高境界提升的当代社会的先进精神。而作为时代社会的先进精神，一旦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必然可以转化为推进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强大力量。宿州学院在创建优秀大学文化的战略规划中，坚持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以提高育人质量为目标对师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从而形成宿州学院的良好学风校风，进而培育成具有特色的大学精神，使宿州学院优秀大学文化的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必然在全省乃至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发挥大学文化建设的良好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桂和荣.不朽的师魂――孟二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0-79.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348-361.

〔4〕南帆.传统与时代精神[N].光明日报，2013-10-8（07）.

精神文化篇6

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时间相吻合。到了前夕，这批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总后大院的总后礼堂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前出现，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除北京外，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涉及面十分宽泛，这里仅围绕红卫兵这一主题，做个大致的归纳。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全中国儿童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金色童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北京25中红卫兵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来的大批饥民。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从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有苏联阿姨照管。他们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编，2011年）更有一些红卫兵，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来自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来到四中，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2014年）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的家庭出身五花八门，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无所不有，于是他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李冬民与在一起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直率，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少有市民的奴性，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小组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而非隐忍的态度。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自由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滋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起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的信念要求他们必须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市民阶层，就很难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北京翠微中学的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很快化革爆发，这些人就都凑到了一块儿。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编，2014年）

寄宿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认同感强，使一些小院子弟（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和没有经历过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但是它也很窄，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跟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社会的大多数。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一样，因为共产党的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同质同源。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总是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子弟的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暴力倾向。（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中的王冀豫

北京翠微路中学的王小点（王南生）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如果真打了架，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只要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而在大院文化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必须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由于上一辈人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干部子弟中这种观念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态度。中国的古老传统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知识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在中国历史上打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全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相当政治化。他们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把埋头苦读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中苏论战里“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那个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

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之中。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而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达20多个级别，不仅繁琐，级差也很大。差别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也高于苏联东欧。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肩上的星，汽车、保姆、住房，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了等级概念。什么部长、局长，13级以上的高干还是一般干部；什么将军、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相应在市民阶层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子弟中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北京四中的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中、六中、八中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子女一辈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育中，把一切献给党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摈除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其强烈责任感是投身于父辈的事业、理念。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与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所不同，与官方提倡的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封建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正义感和担当精神。前和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密不可分，即是这一事业的化身。所以，他们发起红卫兵，捍卫毛的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甚至对本人的路线提出了质疑。这些都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爆发，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其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以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画等号。这些父母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干部子弟身着军服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是不争的事实。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克服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2014年）

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两句话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敢于申明主张，而且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对联。“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更大。因此在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其“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和行为乖戾，就成为必然。另一面，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道路，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起来反抗路线的代言人――中央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中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很宽。这固然是总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民众间的屏障有关。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的“黑帮”子女，却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这种行为，“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践踏了人性。 时期的陈小鲁

在党中央点名批判“彭罗陆杨”之后，率先上门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市井小民即使能够做到，也还需要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并让彭真夫人在地上爬。（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编，2011年）无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让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而这些红卫兵，昨天还亲昵地称呼叔叔、阿姨，今日就干出如此卑劣的勾当。他们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发生纠葛时，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的中国，走过了一个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而以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倒行逆施，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打成。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在这一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必然反映到他们的文化观念中。而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传统观念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把党的利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对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本已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展现出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刘辉宣（左二）与作者（左三）

十二、权威人格

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权威人格，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权威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上述对大院文化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着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即使同一个大院的孩子在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对立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

精神文化篇7

如果说要研究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要研究与鲁迅的籍贯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越文化。越文化，即一种与浙江密切联系的文化。越文化之所以对鲁迅精神产生影响，是因为它具有较之别的一些地域文化更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这些鲜明的特征已经到鲁迅的性格中，进而影响鲁迅精神的精髓。越文化历史久远，其源头至少可上溯到7000年前已具有海洋文明特征的河姆渡文化，它不但历史久远而且地域文化界分恒定，表现在越文化的一脉相承，中间没有断层和地域的变迁。[1]另外，越文化虽然历史久远但是却能永葆文化活力，历经六朝、唐、宋、明、清、民国，越地一直社会经济繁荣，即使到了今天，浙江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仍为世人所瞩目。除此之外，越文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名士辈出。鲁迅正是绍兴名士中的一位杰出代表。鲁迅能够在绍兴出生，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当年会稽覆盆桥周家第一世祖周逸斋不从湖南迁居到绍兴，那么一切又当别论了。[2]

但是作为因盛产名士而闻名于世的绍兴，能够孕育出鲁迅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则又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越文化悠久厚重而优秀的传统以及它的鲜明个性特征，是鲁迅乃至鲁迅精神得以生根、发芽、成长、茁壮的土壤。因此，可以说鲁迅精神是从越文化中获得了文化遗传基因，并在其生命之初吮吸了越文化的乳汁，奠定了这种精神今后健壮成长的基础。[3]鲁迅精神之所以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精神，确实有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对这种精神的影响；但越文化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精神的影响，也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对此我们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其加以研究。通过研究，人们会发现，一种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在越人身上，也就是浙江人身上，特别是越地的名士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鲁迅当年曾说，柔石有浙东“台州式的硬气”，“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鲁迅所说的“硬气”，正是越文化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个性特征。[4]越地历史上具有这种硬气的人物比比皆是，从“卧薪尝胆”之勾践起，魏晋时有不向司马昭屈服，临刑时仍然能从容留下一曲《广陵散》的嵇康；有不愿意与清朝合作，并且大书“不降”二字绝食而亡的王思任；同时还有被时人尊为“泰山北斗”的刘宗周，清军虽然以礼相待，却绝食二十三日而逝。至于清末的革命者秋瑾、徐锡麟，当代的马寅初等人的“硬气”，更为世人所广为流传。[5]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后来因鲁迅而闻名的鲁迅精神，确实有着越文化的影子。

此外，越文化属于海洋文明，海洋文明除了上面所说的勇敢和掠夺之外，功利实用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与大陆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海洋文明的危机意识，而这种意识往往的影响是实用与功利主义的产生。鲁迅精神中的实用方面就是由此而生成的。

所以，作为越文化的杰出代表者鲁迅，以及因其而产生的鲁迅精神，与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鲁迅精神的文化渊源就是越文化。

而浙江精神，作为新时代提出的地域精神，其产生也有一定的文化渊源。要谈到浙江精神的文化渊源，就必然要涉及到几个影响几乎每个浙江人的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等学派。在中国历代思想发展史上，随着唐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从南方走出来的思想家，尤其是浙江东部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在南宋时，有永康学派、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明代有王守仁、黄宗羲。以至于后来，章学诚写了《浙东学术》一书，从此浙东学派的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知。[6]梁启超就是浙东学派的极力推崇者，作为推崇者当然要提升浙东学派在整个清代史学中的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7]许多近现代的思想家，如龚自珍、章太炎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浙东学风的影响。

然而，由于中国的种种传统思想和习惯的束缚，在对浙东学派对浙江精神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即浙东学派必定对浙江精神诞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精神文化篇8

根据上述文化分层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化表现为多个层面。在此背景上，文化育警也不再是单个层面的实施，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浅层次的行为规范、兴趣、爱好的培养，也要有中层次的制度建设、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管理，更需要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哺育、心灵的升华。但在当前公安基层文化育警的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那就是实体化、浅层次、形而下、操作型、娱乐型文化研究多，高层次、形而上、审美性、精神性文化活动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文化育警的认识不够全面，将文化育警等同于“表层文化悦警”、“文化产品享警”、“文化技艺惠警”层面，还没有上升到精神文化产品育警的高度。在当前公安文化育警的过程中，基层蕴含着巨大的热情与能量，成千上万的人民警察参与到公安基层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但公安基层领导比较偏爱“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见效快”的实体文化形态，将文化建设重点主要放在浅层次的实体文化建构方面。诸如警察图书馆、警察博物馆等知识文化形态；警察茶社、棋社、沙龙等休闲文化形态；音乐、绘画、书法、摄影等才艺文化形态；警营文化月、文化周、开放日等仪式文化形态；警官艺术团等社团组织文化形态；地方特色警民联谊文化形态等。这些当然是有很大育警价值的公安文化形式，但是由于大多处于公安文化体系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公安文化的精神特质。其结果是将文化育警过程湮没在大众文化建设的海洋里，实体文化过剩，精神文化缺失，导致实际文化活动与警察精神需求脱节现象发生，给许多警察留下“被文化”印象。不可否认，公安文化的繁荣要靠基层文化的繁荣来支撑，但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抓大众实体文化的同时，更要重视高层次、审美性、精神性文化产品的建设，因为它是公安文化的“塔尖”。“塔基”和“塔尖”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崇高的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创造具有公安“灵韵”的黄钟大吕之作，才是公安文化发展的“黄金塔尖”。基础层、特色层、精品层构成公安文化建设的基本结构层次，有了合理的结构体系，文化育警才能兼顾形而上和形而下，达到对人民警察娱形、悦心、培德、聚魂的作用。

三、高层精神文化在文化育警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育警不仅仅要让人民警察享受技艺、礼仪等实体文化，恪守、信服中层制度文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心灵开放层面上自由自觉地接受高层精神文化，成为高素质的人，而“非工具”的人和“单向度”的人。其原因在于：实体文化的娱形、悦心作用，可以使人民警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舒缓疲劳，减轻压力，投入到更为紧张的工作之中；制度文化，能使他们形成坚硬如铁的法律理性精神。但达到这样的层面依然不够，因为在当代文化理论看来，一个不知疲倦、拼命工作的个体，一个唯命是从的被动主体，一架冰冷的法律机器，并不能称之为高素质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工具”的人或“单向度”人，而不是马克思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怎样才能避免培育对象成为“单向度”的人，答案显然是明确的。“单向度”的文化才是培育“单向度”的人的根本原因；丰富、立体、全面、高品位文化的哺育，才能避免工具、单向度的人的出现。这就要求文化培育者自觉遵守文化教育的基本规律，避免强制性文化灌输，实施多渠道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文化哺育。除了培育身体强壮、心理健康的主体，还需要培育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发展的人。最终目的是培育警察的精神世界，形成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筑牢精神信仰体系。就是说，高层精神文化育警是文化育警高级阶段，在文化育警中具有统摄地位，是培育高素质人民警察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育警最终目的与归宿点。就目前情况看，基础性文化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人民警察享受到了文化活动带来的种种乐趣，但也确实存在样式单调重复、行为功利应付、形式大众化等现象，高层次、精神性、审美性文化教育机制、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与提高人民警察文化软实力、培育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提升人民警察价值判断力这一育警总目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四、如何实施高层次精神文化育警

其一是思想意识方面。实施主体方面，特别是领导层，一定要充分认识文化分层理论，了解文化诸层面的性质与功能，把文化哺育看做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系统，既要有浅层次的行为文化，也必须有高层次精神文化。避免将相互关联的文化形态割裂开来，单层面实施文化育警活动，防止育警过程的碎片化、庸俗化。在实施对象方面，要使受教育主体切实感觉到精神文化对心灵的滋养与提升作用，杜绝在文化育警活动中搞形式主义。全警上下要形成这样的意识：文化活动是人生难得的精神享受活动，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盛宴、思想灵魂的升华，而非一项需要“被动”完成的“任务”和“负担”。

其二是培育体制方面。制订合理的文化育警大纲，正确配比文化育警所需文化产品层次比例，制订近期、中期、长期培养计划，使文化育警规范化。文化育警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的渐变过程，因此，制订合理的实施大纲，实行目标管理，是文化育警取得成功的机制、体制保障。基层机关要根据警察实际接受能力以及文化感受兴奋点、关键点、特色等，找对切入点，步步引导，由俗及雅，由浅入深，由行动层到精神层，由培育日常行为、兴趣爱好向培育核心价值观转变。在时间要求上，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段，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天天督促，而是把文化育警看成国家层面的精神启蒙教育，常抓不懈，按大纲要求不疾不徐、有条不紊地实施，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必见成效。

其三是层次转型。在夯实表层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应适时向高层次、审美性、精神性文化教育转变，这是文化育警成功的关键步骤，也是文化育警根本目的所在。无论何种形式的文化育警，其基本理念都是通过“文化”这一中介，达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应是多层面、立体型的。从表层转向高层，文化育警就不再是靠物力、财力投入，建警察沙龙和博物馆、成立警察俱乐部、举办警察文化艺术节等中介形式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高层次精神文化产品的介入才能完成。选取的高层次育警文本要有思想、哲理深度，尽量贴近警察生活，引起他们思想上的共鸣。例如，一些优秀公安小说，较好地把握了生活、艺术、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出丰厚的人性内涵和公安文化底蕴。《警察世家》中周栓宝的善良与正义、刘海山的执着与忠诚，《无悔追踪》中老肖的忠于职守，这些人物背后都隐藏着一座水下冰山———不为邪气所动摇的人性、法律底蕴。有了这一深厚底蕴，警察才有属人的判断力。欣赏这样的艺术文本，才能给受教育者以审美震撼力，陶冶和净化心灵，形成高素质警察队伍。

其四是实施文化育警要遵守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原则。育警形式可灵活多变，多种多样，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实施。如引导警察开展读书活动，培养艺术鉴赏力；聘请专家就某些人类精神价值极高的文化名著做“导读”报告，做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提高普通民警对文化精品的接受与欣赏能力。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由浅入深，慢慢接触高层精神文化，逐步理解高层精神文化精髓，主动享受高级精神文化，达到开阔视野、了解社会人生、增强社会管理创新意识之功效。

其五是最终实现受教育主体的文化塑形。所谓文化塑形，是指通过文化氛围的熏陶，让人自觉按照某种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精神信仰行事。因此，文化育警活动的目的必须凝结在“人”上，培育理想的人是最终目的，其他都是手段。一个精通法律文本的人，如果缺少人性内涵，他的执法水平就只能停留在较低层面上，甚至可能变成缺少人性光辉的酷吏；一个对青山绿水怀有爱心的人，才有可能自觉保护环境；一个真正体悟杜甫诗中“忧国忧民”高尚情怀的人，在执法活动中才不会出现“扰民”现象。文化育警不是一种知识教育（浅层），而是一种“精神塑形”教育，一种信仰和价值观判断能力的培养，一种对社会、自然人生正确体验能力的培养，一种美好心灵的哺育（深层）。只有实施了高层次文化塑形教育，主体才能以正确、全面的视角理解真相，透悟人生真谛。对于失去判断能力的主体来说，即便有丰富的人文知识，也只能是知识的叠加和堆积，这样的人知识虽多，但摆脱不了素质低下的命运。

精神文化篇9

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内能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对外则是学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缩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侵蚀大学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对校园精神文化产生侵蚀作用。精神文化得不到师生的价值认同和有效践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陷于困境。

1.校园精神文化受到物质文化的全面渗透。

自高校扩招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冲击着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经济的大潮拍打着大学脆弱的围墙。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经济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下海经商，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益破坏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所需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余耀基对此批评说:“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

2.校园精神文化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网络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娱乐资讯平台和大学生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媒介。大学生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事宜均诉诸网络，QQ、飞信、微信、微博、博客都成为颇具时代气息的交流工具，大学生生活已由现时空间步入虚拟网络空间，数字化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极具开放性的数字化环境和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背景下，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影响着行为方式，减弱了大学生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素质形成与发展状况的清晰度和效用度，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挑战。网络中也充斥多元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低俗的思想，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自由地狂欢，做出对理性的颠覆、对崇高的消解等错误行为。大学是知识、思想、理性精神的诞生之所，校园精神文化所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无疑网络化环境所承载的多元的价值观与其价值主旨背道而驰，影响校园精神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3.校园精神文化缺乏价值认同。

精神文化是立校之本，对高校的生存发展、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历史沉淀与现实的融合。一些大学经常忽视校园文化自身传统和文化内涵，热衷于追求高雅、恢宏的理念口号，缺乏对高校所具有的独特内涵的诠释，不能接地气，导致校园文化陷入“高、大、空”的状态，造成了很多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校风、学风、教风等大学精神文化雷同的现象。师生无法清晰地了解学校的精神内涵，校风、校训、办学理念也难以化入师生园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与选择，概念化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成了“空中楼阁”。一些高校虽然加强了校园文化建设，但是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的管理、教学等工作各行其是，没有把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之中。这种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分割，使校园精神文化成了形同虚设的产物，创新性匮乏，无法唤起学校成员的激情，更形成不了良好的校风、教学、学风。

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途径

要弘扬大学的精神文化，就要在分析校园精神文化困境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大学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我们不仅需要阐释大学精神的历史和内涵，而且应当着眼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建设。

1.重视校园精神文化的历史传承。

校园精神文化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的总结积淀、提炼、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是密不可分的，大学精神往往通过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体现出来，并通过一定的大学文化载体进行传载、传递和传播，在历史向现实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传承与创新。校园精神文化代表了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更彰显了一所大学根本的价值追求，决定一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定位，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大学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源泉。文化的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才能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建设校园精神文化建设需要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但并不是要将其传统全部否定，推倒重建。而是要尊重它的历史传统，坚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善于从校史、校歌、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载体中寻找学校特色，建设富有本校历史气息和文化底蕴的校园精神文化。将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弘扬校园文化的人文精神。传承弘扬大学精神，就是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挖掘其人文内涵，激发大学师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信心。

2.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

正确先进的办学理念是校园精神文化的灵魂，是大学优秀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一所大学的解读。学校只有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才能产生坚定信仰，才能产生不断追求卓越的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办学理念的形成要基于对时代境遇和教育内涵的理解，基于对自己学校未来发展的理性分析。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培育社会精英和领袖的摇篮，当然它永远不可能割断与社会关系。但大学不能庸俗化、官僚化，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品;大学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和功能，要为市场经济服务，但大学不能“市场化”。教育是育人的。道德是教育的生命，没有道德的教育便是一种罪恶。大学之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是大学之中有大德、有大道、有大爱、有大师、有大精神。这“五大”使得大学成为道德的高地，具有民族和社会良心堡垒的崇高地位。因此，大学办学理念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人的能力发展、人格完善、信仰和精神的内化和升华。奉行这样的一种理念，大学精神的构建才能走出困惑。

精神文化篇10

1文化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本身具有创新性，人与自然物区别开来，就在于人的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建立前所未有的新质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新;创造表现着人的本质。文化以创新为内核，因为创新才有了文化。关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不同时代、内涵和民族的之化，其内在的创新机制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不样有两层含义:一是有没有创新机制，二是创新机制是什么样的。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即使没有创新机制，当然也要创新，因为人要生存，更要发展，而发展的前提便是文化创新: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文化内在的创新机制不一样，文化的创新和转型也会不一样，例如中国封建文化的墨守成规，使中国文化长期被禁锢而得不到充分发展，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沐因为文化思潮的突变和打破成规的创新精神，使欧洲文化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进人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文化本身具有创新性，这种特性是需要一定的创新机制来发掘的，而机制的存在与否以及机制的健全程度如何，则取决于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精神氛围。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唐朝时达到鼎盛，各国学者云集长安。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不但支持学术外传，对中外文化的兼容和吸收也持宽容和鼓励态度。这种开放和自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多见，也因此使唐朝时的中国文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这种优良传统一直留存下去，“传内不传外”“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以及封建王朝的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使文化有名无实，有形无体，沦为摇头晃脑的“之乎者也”。尽管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尽管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的黑暗阻碍了西方文明的进程，但冲破层层阻隔的欧洲文化在经过一段较长的阵痛期后，终于迎头赶上并超过了停滞不前的中国封建文化，并使这种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几乎一直保持到现在。历史事实说明:隔离、封闭必停滞;开放、自由方发展。具创新性的文化需要自由与开放。

2大学文化的特征和地位

所谓大学文化，是指在大学历史发展过程呼形成的.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士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和精神匆围。大学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传递着社会文化的精神。

2.1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要认识大学文化，首先要分析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大学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的同一。如果孤立地看待传统与现代，认为传统的就是过去的，现代的就是现实的，那传统与现代就成了一对矛盾。但如果从这个概念来看，传统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特质或模式。既然传统是特质或模式，那么，完全可以在现实当中和现代化进程中自主决定是否吸收这种特质或采用这种模式，则传统与现代也就不成其为矛盾:大学文化，首先是吸收和继承了以往的文化成果，是传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积累。同时，大学文化相对处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列，又因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大学成为现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就使大学文化成为传统与现代的同一。

第二，大学文化是融合与批判的同一。大学文化既秉承传统文化.又吸收现代文明;既背靠民族文化，又面对外来文化，通过学术交流，各种文化中的不同观念、学说、思潮在相互交锋中渐趋融合而形成了新的文化或文化现象。在融合的过程中，因为文化本身具有批判性，因而大学文化不仅仅是吸收不同文化的成果，也会理智地进行批判和选择，进而剔除文化中的糟粕。

第三，大学文化是积累与突变的同一:所谓文化积累，是指旧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加。现代大学所设的学科囊括了人类几千年来积累与创造的文化的各个部分。大学的科学研究与知识的传递起着保存与继承人类文化的作用。大学在培养能够继承与创造人类文化的下一代的同时、还发展与创造着新的文化。文化突变则是指新文化结构的飞跃，这种飞跃主要依赖于两种要素:一是具有文化创造精神与能力的人，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大学文化的组成中无疑同时具有这两种要素:

文化积累和文化突变的交互活动即文化的变迁，大学文化中积累与突变同一的这一特征、使大学文化具有了引导和改造社会文化的能力。

2.2大学文化的地位

要认识大学文化，还要充分认识大学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所处的地位。所谓亚文化，是指为部分社会成员所承认与接受。由在某一群体内流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表现构成的文化。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亚文化要符合主文化的潮流，亚文化处在主文化的指导下，其主要性质与主文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主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也往往要通过亚文化的传递。大学亚文化不断地从社会主文化中吸取精华，并以其创造的精神产品和人才向社会反馈先进文化，引导社会文化进行更新。同时，社会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往往是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共存。文化潮流中的某些支流.可能是涓涓清流，也可能是股股浊流，甚至是汹涌暗流。基于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所具备的学术自由、文化创新和真理为上的基本特点，使大学文化不仅能直面整个社会文化，而且还能运用自身的批判能力和改造能力，对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产生积极与正面的影响。因此大学文化既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大学文化不同于社会文化。但总体来说，大学文化应该顺应社会文化，应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大学文化精神应追随时代的精神。

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21世纪是一个什么时代，又具有何种时代精神呢?

3新经济时代的社会文化精神

sp;21世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化时代。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知识经济的存在和信息化的加快，并且二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和潮流。事实上现在最新的提法是:20世纪是新经济时代。

何谓新经济时代?必须从新经济时代的两个组成部分来谈:

其一，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根本在于创新，它的产生得益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创造。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创造的知识总量远远超出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全部知识总和。而当今社会日益自由和开放的经济和文化体系，恰好为知识的迅速转化提供了必需的外部条件和重要的保障，才真正实现了知识~财富的转化，从而产生了知识经济。

其二，信息化。网络以几何级的增长速度把人类带人了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里，物质财富和传统价值的重要程度和所占地位，远远不能和信息相比。当前的信息革命正在使具有创新意义的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人类虽然仍被规范在社会系统之中，但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人们已不再受到空间的严格限制，而是可以通过网络系统分散在不同的地点从事科研、学习和生产活动。

那么，应该如何来评价网络文化呢?网络文化的载体是互联网，它是充分自由和完全开放的，因此使知识可以突破地域、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在瞬间传播到全世界。同时，在联通网络的那一刻，就进人了一个完全自由和开放的领域:知识可以自由传播和汲取，不同的学术派别可以进行最深人的探讨，迥异的民族或个人也能相互沟通与交流，由此产生的网络文化也因此被赋予了自由和开放的内在精神。

知识经济的精髓是创新，信息化的理念是自由与开放，两者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如前文所表述的，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承载着人类新世纪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毫无疑问也是新经济时代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新经济时代的社会文化籍神是创新、自由与开放。

4大学文化精神与杜会文化精神同构

社会文化精神是一个具有完整而严密结构的系统，它由许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大学文化精神正是整一个社会文化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和核心系统。在人类迈人新经济时代之际，社会文化精神为适应时代的变更，必须要改进其中某些落后于新经济时代的内容。而社会文化精神的变化，又会促使大学文化精神发生变化，使之顺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在社会文化精神对大学文化精神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大学文化精神也会对社会文化精神产生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大学文化精神使社会文化精神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文化精神的发展。

社会文化精神影响着大学文化精神，大学文化精神促进着社会文化精神，两者相互作用，以不断同构来满足新经济时代的要求，使新经济时代的大学文化精神具备了如下特点:

第一，以创新为灵魂。现在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要不要创新蜘题，而是在大学文化中如何创新的问题。如果哪所大学仍意识不到创新的重要，或者还在讨论究竟要不要创新，那么，这所大学也只好自动被淘汰。

第二，将更加自由。首先是学术自由。学术研究是大学的基本功能和传承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新文化的产生。学术派别之间的壁垒森严，人为地造成了学术分割，这些弊端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其实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是以“自由教育”为主，只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分工的加剧，自由教育才逐渐为专业教育所取代。我们不否认专业教育的贡献和重要性，但也不能片面强调之。在大学文化中，要体现“学术自由”，就要做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同时，要实现相同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融合，把分得过细的学科体系统合成大学科，模糊专业界限，实现技术交叉和学科综合。其次是管理自由。这主要体现为大学在自身运作、招生、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关方面有较多的自，应该允许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濡要进行更多的决策。大学文化植根于大学，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场所，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大学管理的自由就意味着培养人才的自由，这样更有利于创新意识自由精神和开放思想的培养。超级秘书网

精神文化篇11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精神文化篇12

2结果

2．1护理质量比较观察组发生1例走失等意外事件，发生率为2．17％，未发生护理差错，对照组发生7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14．00％，5例护理差错，发生率为10．00％，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将安全文化应用于安全管理之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认知得分为（52．5±3．5）分。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得分为（56．0±2．4）分，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P＜0．05）。

3讨论

安全文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86年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6］。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总和，是为企业在生产、生活、生存活动中提供安全生产的保证。

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协会针对医疗纠纷和侵权事件的调查发现，我国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倾向是普通人群的20倍，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任务尤为艰巨，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精神文化篇13

2.班干部选拔与培养情况这里设计了两道题：“你班中的班干部产生方式是哪一种？”有35%班级采用竞选制，有50%班级仍是班主任任命；“你的班级由谁管理？”有46%由班干部管理，有33%由班主任管理，只有21%由学生自己管理，看来还有不少班主任不愿放手。

3.班风与学风情况班风、学风是班级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设计了6道题：“你认为自己班级的班风属于下列哪一种？”有24%认为班级充满了和谐与竞争向上的氛围，有34%认为“团结友爱”，有32%认为“安静、有秩序”，有10%认为“人心涣散”；“你对你们班目前的学风评价”，有33%答“很好”，有36%答“较好”，有约1/3认为一般；“你班团组织工作状况如何?”认为“能团结协作、基本协作、不能协作”的各占1/3；“你认为班级自习纪律现状如何?”答案中本班级均“有管理者”，但选“能很好管理”的只是1/3多一点，有38%认为班干管理者能力不强、管理无法，有26%认为管理混乱；“关于班级卫生状况”，30%答“很好”，36%答一般，24%答“保洁不好”；关于“班级对你学习的影响”，有31%反映管理过严，有24%反映学业负担重，有25%反映班风、学风对自己有影响。

4.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关于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调查，我们设计了三道题：“你认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什么？”有34%答“归属感”，看来不少学生已经把班级看作自己的“家”，有33%答“学习氛围”，这是学习型学生的答案；“你所在班级凝聚力如何？”有44%答“一般”，只有28%认为很好，更有24%认为“很差”，看来班级凝聚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对本班级的热爱程度如何？”有26%答“很热爱”，有35%认为无所谓，看来班级精神远没有形成。

5.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对于学生责任感与诚信意识调查，我们设计了六道题：“你觉得个人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哪一种？”有45%认为是“积极作用”，还有32%认为“没什么作用”，有23%认为起消极作用；关于“建设一个优秀的班级文化主要途径”，有41%认为要靠全班同学的力量自主实施，有25%认为那是班干部的事，有34%认为要加以强制实施，班主任应加强优秀班级文化的传播；关于“你所在班级的获奖情况”，调查的三个班，有一个班不曾获过任何荣誉；谈到“班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占56%，还有30%表示有些希望；“你对你的班级或对你分管的工作是否有强烈的责任感？”有56%“非常有”，有42%“有一点”；“你给班级或他人承诺的事是否一定尽力办到？”有79%表示一定办到，有21%表示尽力办。通过这六道题可以看出，学生责任感与诚信意识较为薄弱。

6.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关于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设计了四道题：关于“班级开展文体活动的次数及学生的态度”，有1/3班级经常组织活动，但参加的人数少，只有25%热情高涨，偶尔组织的情况高达42%；在调查“部分学生不参加集体活动理由”时，选“活动质量不高，同学们不愿意参与”的占29%，说明学生中的三种意识几乎都是1/3左右，应该提高活动质量；关于“一个班级是否应积极开展活动”时，有68%同意，可见已达广泛共识；关于“班级活动开展方式”时，有34%认为老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只有1/4认为学生担任主角，还有28%认为“老师在唱独角戏”。看来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落实起来，老师还有诸多不放心。

7.简答题情况分析本次调查设计一道简答题：如果你想对班主任、班干部、班级管理提些意见或建议，请写出来。对班主任的建议大致有：要理解我们，我们已长大；不要体罚，要相互尊重；多举办一些活动；教室办一个图书角；等等。对班干部的建议有：多数挺满意的；有责任心，但方法要改变；学习委员不称职等。对班级管理的建议有：举办一次艺术节，经常调位有利于眼睛健康，班貌布置应当定期更换，黑板报最好按小组出版……可以看出，许多学生很认真，体现了对班级的关心。

二、结论与建议

1.构建民主、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师生与生生关系调查显示，多数班主任已经与学生初步构建了平等、民主与相互尊重的关系，但也有部分班主任放不下架子，高高在上，与学生存在明显的代沟，这势必影响师生关系，进而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建立真正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做好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