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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现状篇1
二、医学院学生职业精神的培育对策
（一）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医学相比之下要具备更为深刻的人文精神。，缺失人文精神的医学将不再是真正的医学。医学精神起源于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内涵的展现。人文精神助力医学发展，提升医学内涵，人文精神要求医生尊重生命、以人为本。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使医学生充满爱心、尊重和懂得关爱病人。在医学院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背景下加强人文教育，具体谈以下几点。
首先要设置优良的，系统的人文教育课程。人文教育课程是培育医学生人文教育的基础，从而展开对医学生系统的人文教育，为医学院学生的道德培育和职业精神培育构建人文基础，培养医学生的人文信仰。医学院校在保障专业课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人文课程比例，形式上兼具人文必修课和选修课，向学生传授必要的人文知识，具体包括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学、医患沟通学、医学法学等课程，课程量适当，避免过多影响医学生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也不能过少，太少不利于医学生人文精神培育，保持合理课程量同时避免与其他德育课程混淆冲突，制定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计划，完善医学生人文教育。在人文课程讲授过程中，要避免灌输式教学方式，要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观念的引导。通过人文教育的课程使医学生对医学人文思想发展和形成过程有感官的认知，引导学生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强化医学的使命和最终目标，实现人文教育的目标。
（二）促进职业精神培育与实践相结合
职业精神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它反映特定职业特殊利益要求，它是在特定职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1]。实践教学是医学院校专业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一方面是提高医学生职业技能水平重要手段，一方面是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的重要思路。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对实践教学都很重视，每个学生都有一年的实践课程，在这期间学生是在医疗第一线亲身体验医生实际工作，同时这也为他们职业精神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延展性规律，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延展性表明其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和通过学校职业道德教育就可以完成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必然是对医学职业精神感知并逐步内化过程，最终才能成为学生的素养。实践是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必须的环节。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己经认识到仅仅开设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哲学等职业精神培育课程，并安排教师教授这些课程就是医学职业教育的终结，遵循医学生的职业精神培育规律，这只能将职业精神培育停留在“知”的阶段，而医学职业精神教育中“情”的培养、“意”的锻造都必须在实践中进行[2]。在实践的环节延续培育医学生职业精神，利用临床实习和实训等学习实践活动感受人文精神，从而深化培养医学生职业精神。让医学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在实践中深刻印在医学生的脑海中，职业精神培育与实践的成功结合，让良好的职业精神素养指引医学生未来的行医生涯。
（三）完善培育监督与评价体系
和其他专业大学生德育和综合素质的测评标准一样目前结课考试方式也被用于我国对医学生进行评测。随着社会对医生要求不断提高，采用这种方法考察德育和精神教育已不合时宜，并且一般大学生德育内容满足不了医生对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要求，存在很多的不同，还使用原有的测评体系极为不当，在基于医生的职业精神教育特征和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目标和具体内容，来制定具体的考核和评价标准使趋势所在，才能更为科学的综合评价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效果。目前我国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方面合理的监督和评价体系还极不完善。首先改变部分人的错误认知，认为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是不可测评的，完善监督和评价体系更无从谈起。职业精神是可以测评的。第一职业精神教育有实体教学课程，测评学生对课程知识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状况可以测评教育效果，第二任何行为都是在思维活动指导下的实施，可以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前后行为变化进行考评来测试教育效果。因此，职业精神在能不能测评上毫无争议，最重要最急迫的是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工作需要一套切实可行的职业精神教育评价体系。
精神医学现状篇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sychiachrichospital doctors. Methods 159 doctors in psychiachric hospital w ere assessed by SAS, S CL-90. Results 15.06% of subjects had at least one itern scorin g over 3. The result of our sample was worse than Chinese norn'1. Conclu sion Psychiachric doctors require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society.
【Key words】 Psychiachric doctors; Mental health; SAS; SCL-90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对护理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 量的调查有较多报道，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却少有报 道，尤其是精神科医生的心理状况更是缺少关注。随着社会对疾病的治疗效果要求越来越高 ，及在医患关系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医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经常处于疾病环 境中，医生本身已成为健康高危人群。有研究发现，约l5％的医生处于亚健康状态，而有40 ％左右的医生长期处于职业倦怠状态[1]。本调查通过对精神病 专科医院医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旨在了解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者心理健康的状况，为进一步 的干预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某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临床一线工作的精神科医生。收集被试者的一 般资料：年龄、性别、职称、从事精神科工作的年限、学历、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及有无不 良嗜好。医院临床一线工作的精神科医生共190人，共发放176份问卷，调查率92.6%，回收1 68份，回收率为95.4%。共获得有效问卷159份。有效回收率为90.3%。其中男性69人，女性9 0人；年龄23～60岁，平均34.6±8.54岁。
1.2 研究方法 以量表测查的形式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应用统一编制的一般状况调查 表、焦虑自评量表(SAS)[2]、症状自评量表(SCL-90)[2]；测查前由测查 者向被试讲明本次 测查的意义，要求被试者仔细阅读指导语，然后按要求完成问卷卷，所有量表一次性完成， 限时30分钟。SCL-90用5级计分(1分为没有症状，5分为极严重)：对符合SCL-90总分≥200分 和/或至少1个因子平均分≥3，或SAS得分>30视为有心理卫生问题。
2 结 果
2.1 精神科医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 精神科医生中可能有心理问题的占15.06％，其中躯体 化2人(1.26％)，强迫4人(2.52％)，人际敏感4人(2.52％)，抑郁3人(1.89％)，焦虑10人(6 .29％)，敌对3人(1.89％)，恐怖1人(0.62％)，偏执3人(1.89％)，精神病性1人(0.62％)。
2.2 精神科医生SCL-90因子分与全国常摸的比较 医生的SCL-90各因子得分除恐怖因子外 均显著高于国内正常人的水平[3]，见表1。
2.3 不同工作年限组SCL-90因子分的比较 年龄越大躯体化得分越高、人际敏感、抑郁、 焦虑、敌意、偏执因子上的得分越低，见表2。
2.4 精神科医生的SAS得分情况 159名精神科医生SAS的20项总分的均值为37.54士8.73， 与中国正常人常模20项总分均值29.78±0.46[2]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病专科医院15.6％的医生可能有心理问题，医生的SCL-90各因子分除 恐怖因子外均明显高于国内正常人群，这就说明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差，这些结 果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致[4,5]。这可能与医学这一名学科和行业的特点有关： 医学是一 门实践科学，也是一门不确定，不断更新发展的科学，这就要求医生必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了解最新的进展；在医疗体制不完善的今天，我国的医疗行业是一个高 风险低收入的行业。医生在这一行业里背负着专业、道德、生活等多重压力，如果不能很好 的调节，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采取措施大力加强医生的心理卫生工作至关重要。本调 查发现SAS、SCL-90个因子得分与医生性别无显著性相关；各量表得分与年龄和从事精神科 工作年限的具有一定关系。躯体化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 焦虑、偏执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表明从事精神科时间的长短对医生本身的心理调节能力有 影响。这可能与精神科的工作特点有关，精神医生在给病人做心理调节，心理教育的同时也 在提高自己的心理调节能力。从事专业时间越长，自身的调节能力越强。这个调查结果也提 示加快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关注精神科医生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年轻的精神科 医生的心理健康。
4 参考文献
［1］孙元林,许晶,刘晶.医生的T作状态与对策.医学与哲学,2005,9(26):49-52
［2］江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增刊),1999,12:31-33,23 5-236
［3］金华,吴文源,张明圆.中国正常人SCL-90评定结果的初步分析.中国神经精神疾 病杂志,1986,12(5):260-263
精神医学现状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9月—2009年4月，我院临床各科邀请精神科会诊的患者220 例，其中2006年9月—2007年9月71 例，2007年9月—2008年9月88 例，2008年10月—2009年4月61 例；男94 例(42.7％)，女126 例(57.3％)；年龄分布：＜20 岁10 例(4.54％)，20～29 岁24 例(10.91％)，30～39 岁17 例(7.73％)，40～49 岁36 例(16.36％)，50～59 岁58 例(26.36％)，≥60 岁75 例(34.09％)。
1.2 方法
会诊后患者的诊断采用(CCMD3)诊断标准。用SPSS软件对会诊患者的来源科室、要求会诊的原因、年会诊率比较、原发病构成比、会诊后诊断及治疗情况等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申请科别分布情况
(见表1)表1 申请科别分布（略）
2.2 原发疾病构成(见表2)表2 220 例精神科会诊原发疾病构成（略）
2.3 申请理由
申请会诊的科室邀请会诊的理由见表3。表3 会诊理由（略）
2.4 精神障碍构成
邀请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生会诊，采用CCMD3诊断标准，会诊后精神障碍的诊断结果见表4。表4 经会诊确诊的精神障碍（略）
表4所示，综合医院邀请精神科会诊中最常见的精神科诊断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伴发焦虑抑郁及精神障碍、神经症(焦虑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失眠症，其次为原有精神分裂症伴发躯体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癔症、抑郁障碍、药物中毒等，也有暂无精神症状无需处理者及一些非精神科疾病和需要观察、暂无法明确诊断者。内科心血管疾病多见的有焦虑障碍、抑郁障碍，这些患者往往以心慌、胸闷、胸痛、气紧、心烦等心血管系统症状住院，经各种相应的检查未发现器质性证据，才考虑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而要求会诊。这些患者绝大多数可追溯到一定的心理因素与症状明显有关，或可以查到焦虑、抑郁的心境，只不过是躯体症状掩盖了动机的冲突而已。临床各科疾病引起心理反应者当然不止会诊例数，只是因为情绪障碍的严重程度较轻，未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或因主管他们的医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神经内科以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为多，急诊科被诊断为惊恐发作、急性应激障碍及药物中毒较多。请2次以上会诊的17 例，最多的1 例共请会诊5次。
2.5 会诊处理
220 例住院会诊患者，通过精神检查发现，多数患者需精神科医生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常用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物等治疗。对器质性疾病伴发精神障碍者，其症状轻微，又不影响诊断，一般建议对症处理，适当辅以小剂量抗精神药物、抗抑郁药治疗及抗焦虑药物治疗。反之，则转精神科治疗。对非器质性精神障碍均建议转精神科治疗。对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患者，均给予简短的心理治疗，包括解释、支持、安慰和必要保证。对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者，根据患者情况，给予精神药物治疗，其中66 例使用了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主要为舒必利、奋乃静、喹硫平、利培酮、奥氮平、氟哌啶醇、氯丙嗪等；80 例使用抗抑郁药物，主要为帕罗西汀、舍曲林、文拉法辛、氟西汀等；84 例使用催眠镇静药，如阿普唑仑、氯硝西泮等。
在综合医院会诊中，多数患者不愿接受转精神科治疗。我院2006年9月—2007年9月会诊71 例，转精神科4 例(占5.63％)，2007年10月—2008年9月会诊88 例，转精神科6 例(占6.82％)，2008年10月—2009年4月会诊61 例，转精神科10 例(占16.39％)，但真正需要转精神科的人数要远高于实际转科的患者数。
3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请求精神科会诊患者的躯体疾病的覆盖面很广，各系统疾病的患者均可能出现精神障碍。而发生的精神障碍也是多种多样，但以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焦虑障碍及抑郁障碍最常见，这同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报道一致［1～3］。同时也表明综合性医院精神病学的临床工作与专科精神病院的临床侧重点不完全一样。器质性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内外科医师请求精神科会诊的最主要原因，表明器质性精神障碍是临床医师处理较困难的环节。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经会诊诊断焦虑障碍的比例很高，说明焦虑障碍的一些躯体化症状，如心慌、心悸、胸闷等，很容易与循环系统疾病混淆，经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后取得满意的疗效，因此正确认识精神障碍的躯体化表现，对通科医师非常必要［4］。本文结果还显示除躯体疾病和脑器质性疾病的患者易伴发精神障碍外，各种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神经症等患者也可患有躯体疾病和器质性疾病。患者是身心统一体，为提高部分疾病临床诊治水平，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会诊联络精神医学的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国内相关文献［5，6］显示，综合性医院请求精神科会诊的比例在上升。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会诊比例逐年上升，反映综合医院对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需要日益迫切。21世纪是行为医学时代，精神疾病将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通科医生掌握精神卫生知识，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是适应疾病谱变化、全面满足患者需求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发现，转科的常见原因为精神症状(幻觉、妄想)加重而出现的冲动伤人、毁物或自伤自杀行为，通常内外科医生无法处理。原因是这类患者起初多羞于去精神病专科医院或我院精神科就诊，而在其他医院或我院临床各科以各种躯体症状就诊或住院。同时也发现，多数患者不接受转科治疗，真正需要转科的人数要远高于实际转科的患者数，本研究显示实际转科人数占会诊人数的5％～16％，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与袁有才报道一致［7］。对于不接受转科的患者仍需要以会诊的方式给予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使其慢慢转变观念，最终接受治疗。在会诊过程中，精神科医生特别要注意与其他科医务人员良好协作，要适应该科特点，帮助该科医生认识躯体疾病与精神症状的关系，协助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精神科医生应自觉地居于辅助地位，主要任务限于精神卫生问题的诊断和处理。
为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第一，在综合医院内开设精神医学科或心身医学科或临床心理科，并为精神卫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上的保障；第二，在综合性医院建立精神科的基础上，结合会诊－联络深入临床各科，并建立定点联系方式，结合应用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式和手段，共同处理临床问题。积极开展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提高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的识别能力；第三，通过精神科医师不断与临床各科的医务人员进行交流或培训，使综合性医院临床各科的医务人员真正树立现代医学模式观念，在医疗工作中运用适当的心理咨询、行为治疗技巧和整体医疗护理方法，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第四，加大精神医学教育力度，如肖世富等［8］发现，在同一所综合性医院中，经过精神科指导和培训的内科医生对神经症的识别率大大高于未经培训的内科医生。因此，有必要将综合性医院医生精神病学知识的培训纳入临床继续医学教育的范畴，这将有助于对常见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有效处理和及时转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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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德华，吴文源.我国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现状与对策［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3，13(1)：522531.
精神医学现状篇4
1 精神病症状学与临床实践
1.1 要明确精神病症状学在临床诊断各类型精神病上的价值及重要意义。精神症状的产生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多种精神症状在多种精神疾病中均可同时出现。所以熟练掌握精神病症状学、 熟练运用、 正确识别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较正确的诊断和相应的治疗，为教学科研打下可靠的基础。
1.2 无论进行生物精神医学，还是社会精神医学的研究，首先都需要良好的临床工作基础，如果所研究的病例诊断不可靠，取样不一，即使有再好的技术设备，也不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因此，临床基本功和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
2 精神检查的技巧
2.1 精神检查要掌握第一手病史资料，胸中有数。精神检查既有业务问题（是否会检查，能否认识和区别精神症状），又有方法问题。要因人而异，掌握机动灵活的检查方法。精神检查是进一步核实病史，认定和发现精神症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即使同一病人，有的医生能够通过精神检查发掘精神症状，有的医生却不能，这就是一个技巧和方法问题，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学到手。至于怎样才能根据检查所得的资料辨证地进行临床思考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更不是简单地套一套标准所能解决的，这就是临床基本功。
2.2 精神检查并不是和病人简单地谈唠家常，认识几个浮浅的精神症状，如妄想、幻觉而满足，而是要掌握病人病态心理，挖掘潜在隐蔽的精神症状，既不能暗示，也不能诱导，防止借机而造成真假难辩的精神症状，给诊断带来困难。一般来讲精神检查从生活开始，由浅入深，态度和蔼，消除病人紧张心理，使之谈出的问题可信；如果病人检查欠合作，就采取侧面观察和正面接触及反复检查结合的方法，才能得到较可靠的病症及有参考价值的诊断资料。
3 临床正确诊断与病史收集
3.1 精神科住院医生阶段是打好临床基础的黄金时期，是训练出扎实基本功的时期。有人认为精神科临床工作很简单，用不着下功夫去研究，其实恰恰相反，如怎样收集病史资料，病史资料是否全面、可靠，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有把资料收集完全、核实，才能求得质量，确立正确的诊断及有参考价值的依据。
3.2 收集病史资料后如何客观正确归纳分析有价值的病史资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要掌握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法，这是要通过认识提高一段过程才能学到手的，这就是临床基本功。
3.3 近年来我国引进不少诊断标准和症状量表，定式或半定式检查，我国也制定了自己的诊断标准，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单靠这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熟练掌握精神检查技巧，正确查出和辨识各种精神症状，结合病史，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获得比较可靠的诊断与正确的治疗。
3.4 目前有些精神科医生有忽视临床工作的倾向，以致采集病史简单，观察病情粗糙，诊断公式化。事实上做好临床工作，正确识别症状对诊断有重要意义。如区分情绪低落与情感淡漠，判断有无意识障碍，尤其是轻度障碍者，故必须多次深入病房才能发现。因此要做到五勤：（1）勤想，诊断、鉴别诊断、用药是否合理；（2）勤查体，要做到四早，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3）勤学，即巩固原有的知识又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业务水平，解决临床实际问题；（4）勤看，就是经常查房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处理；（5）勤问，向工作人员及精神症状暂时缓解的病人了解患者病情及生活情况。因慢性病人精神衰退失去理智，缺乏主诉和要求，身在病中不知病，有痛不知痛。所以医生要做到五勤。
4 临床资料分析
资料的分析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并按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分清主次，有次序地进行，切记牵强附会，主观片面的推测，病历分析的次序如下。
4.1 发病的背景 分析病人的性别、年龄、职业、病前性格、神经类型特点、家族遗传史、过去患病史及发病当时病人的躯体状态和神经机能状态，以确定疾病是在什么样基础上发生发展的。病人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年长后生活中一些特殊遭遇，对疾病的发生可以具有重大影响，分析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如病人以往曾患过精神病或神经病，则应分析它与这次发病的关系。
4.2 发病因素 有无远因及近因，这些因素与本病的发生在时间上有何联系，是躯体因素，还是精神因素。如为躯体因素则注意躯体症状发生发展的规律及特点，及检查获得的体征和化验结果是否与躯体症状一致；如为精神因素，则注意分析患者当时的处境对精神刺激的情绪反应，以判明精神刺激的强弱及其与发病的关系。
4.3 病程发展规律 起病时间、急缓，是进行性发展还是阵发性出现；疾病处于病程发展的那一阶段，是早期、晚期、高潮期还是缓解期。
4.4 症状特点 有那些精神症状和躯体症状，症状出现的规律如何，最好能从病理生理学，病理心理学角度去分析它的性质特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并注意症状与发病背景和发病诱因之间的联系。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得到的重要结果综合起来，便对患者的临床征象获得一个较完整的概念，将这类概念与已有的精神病的临床概念进行对比之后，便可考虑建立诊断。（1）对典型的病例经过综合分析，一般来讲诊断不难，即下疾病名称诊断，如精神分裂症等。（2）对不典型的病例如精神症状和躯体症状均不明显，病史不清，可先确定症状群诊断，然后下疾病名称诊断。
5 正规病历书写的临床意义
5.1 病历书写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是对病人的疾病发生发展、诊断和鉴别诊断及治疗的真实记载的科学总结。它既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材料，又是考核医生工作能力业务水平的见证资料，在特殊情况下病历在法律上起到证实材料的作用。由此可见，没有一个完整真实的病历就不可能取得可信的科研成果和法律证言。
精神医学现状篇5
结论：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精神障碍 中医分型 中医辩证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493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424-02
精神障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在临床中其患病率和复发率都非常之高。中医认为精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体的心血、思维、津液的循环规律都是由患者自身来进行调节的，那么一旦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出现长期失调的状态，就会导致人精神的异常[1]。在对精神障碍疾病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其病症的发生和患者的心理、体制以及遗传都有一定的关系。精神作为支配人体活动的重要支柱，其一旦出现失常的症状就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同时还会给患者的家人带来一定的危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在医院与2010年3月-2011年3月所收治的3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其中男患者18例，女患者12例，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的有5例，精神失常的有13例，失眠抑郁的有12例。在这30例患者中，其平均年龄为18-60岁，平均年龄为40岁，患病时间最长的为20年，最短的为三个月。参照ccmd-iir在诊断精神障碍的标准，这30例患者均具有3个月以上的病程，对自身的病情无判断能力，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都受到一定的损害。
1.2 方法。首先对这30例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中医辩证分型，其中痰火扰神型11例，其以精神运动兴奋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红绛舌质，彻夜狂躁难眠、高歌狂呼、骂人毁物等；气血瘀滞性12例，其以知觉与思维障碍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紫暗舌质，面色暗滞、狂躁不安、头痛心悸、容易产生幻觉和妄想等；脾肾阳虚型7例，其以精神运动型的抑郁为主，在临床上的主要症状表现为舌质暗淡、舌体胖、面色萎黄、思维贫乏、精神抑郁、精神上的障碍非常严重，同时还具有抑郁症上的一些特征。然后对这三种类型的精神障碍患者按照其患病的类型实施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其中对于痰火扰神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清火化痰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茯苓20g、甘草10g、远志10g、陈皮10g、枳实10g、竹茹10g、胆星10g、半夏15g、当归15g、郁金15g、菖蒲15g；对于气血瘀滞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中医治疗以化瘀行气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菟丝子12g、红花12g、地龙12g、桃仁12g、当归15g、枸杞15g、五味子15g、柏子仁15g、枣仁15g、龟板15g、生地15g；对于脾肾阳虚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补肾温阳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砂仁10g、陈皮12g、巴戟天12g、淫羊藿12g、附片12g、肉桂12g、黄氏12g、陈皮12g、仙茅12g、党参12g，熟地15g、龟板15g[2]。将这些治疗不同精神障碍疾病的重要，按照所需的中医配方和重量用水煎分两次服用，每天一剂，按疗程服用，每个疗程为30天。
1.3 疗效判定标准。本次治疗的疗效判定有4个标准：痊愈、显效、有效、无效。痊愈：患者的妄想症状消失，自知能力恢复，举止神情恢复正常，对日常事务可以正常的处理；显效：仅存个别的妄想或妄想症状消失，自觉能力基本恢复，可以胜任一般性工作；有效：妄想症状有所改善，对人比较淡漠，一些简单性的动作只有在他人的监督或督促下才可以简单完成；无效：精神障碍的所有症状都没有得到改善。
1.4 统计学分析。对所有的数据采用SPSS13.0系统的软件进行分析，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对计数资料通过采用X2来进行检验，用t来对计量的资料检验，发现其P
2 结果
在本次治疗的过程中，这30例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都坚持了治疗，其中有6例患者检查治疗了8-9个疗程，10例患者坚持治疗了6-7个疗程，14例患者坚持治疗了3-5个疗程，患者治疗的平均疗程为5个疗程。在实施的治疗结果中发现，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实施分型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其中显效14例，有效10例，痊愈3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0%。
3 讨论
精神障碍是大脑非器质性病变的一种精神疾病，临床研究表明，其病症的发生和人的遗传、体制以及心理方面等要素都有一定的关系。类似于传统医学上的抑郁症、癫狂不寐等。精神类的疾病在青壮年人群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病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后期的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作为一种不断变化和容易反复发作的病症，患者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均衡的，有时情绪会比较低落，有时又比较激动，但是这些病情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精神障碍患者就会出现生命上的危险，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自杀的倾向。
中医治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症下药。虽然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主要集中在精神方面，但是引起他们精神障碍的原因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一个配方来实施治疗的是无法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的。对于精神障碍疾病，其在实施中医辩证治疗的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痰火扰神型、气血瘀滞性、脾肾阳虚型。按照类型的不同，其在实施中医治疗的过程中所治疗的主要方面有各有侧重，因此这三种症状的主要治疗方向是以清火化痰、化瘀行气、补肾温阳为主的，这样就可以达到降火祛痰、行气疏肝、定心安神的效果，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也就会得到自愈。但是在实施中医分型辩证治疗的过程中，其药方的使用一定要在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下进行，不可盲目自行治疗，这样才可以避免滥用药物的现象。
综上所述，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中大力的推广和应用。
精神医学现状篇6
资料与方法
2011年12月～2012年5月收治精神分裂症患者108例，所有病例均符合下列标准：①《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3]；②阳性症状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60分，其中21例在综合性医院被误诊为抑郁症，男9例，女12例，年龄22～52岁，平均338±110岁；6例门诊治疗，15例住院治疗，平均住院40±90天，出院后门诊随访。
治疗方法：患者均应用利培酮4～6mg/日进行治疗。疗程均8周，不合并使其他抗精神病药。
疗效评定：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PANSS进行疗效评定。PANSS总分减分率≥50%为显著进步，25%～50%为进步，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40进行统计分析，P
结果
21例患者均完成8周的疗程，无1例脱落。治疗前PANSS评分75±50分，治疗后PANSS评分41±6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讨论
误诊分析：108例患者中未被误诊的87例均表现为较典型的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评论性幻听，思维被洞悉感，内容泛化的妄想，明显的思维松弛，自语自笑等异常行为。而被误诊的21例患者共同特点是以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为主要表现：情感淡漠，意志减退，思维贫乏等。误诊原因在于：①临床表现不典型，患者起病往往有一定诱因，后出现话少，多待于室内，不与人来往，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必须仔细加以询问，患者才谈出这段时间总感觉邻居笑话自己，所以不高兴不想出门等。这时即使是专科医师，如不认真加以辨别也可能误诊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从而容易造成有抑郁症的印象，其中5例患者有自杀观念或行为，容易给非专科医师作出抑郁症的判断。②综合性医院的某些医生对精神科知识掌握不全面，对临床表现典型的病例可以直接依照理论生搬硬套，一旦遇到不典型的病例就难以作出准确诊断。有的虽然熟悉精神科症状表现，但不熟悉精神科特殊的检查和诊断方法，在接诊患者时没有全面收集病史，相关资料不健全，未系统检查，精神活动检查不深入、不详细，受先决论影响，先入为主，一发现疑似抑郁症状，如话少，心情不好，被动，压力大，自杀观念等就急于作出抑郁症的诊断。③患者及其家属对精神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此外部分患者及其家属存在病耻感，对精神疾病治疗不了解甚至误解，往往能接受抑郁症而不能接受精神分裂症，使患者患精神疾病时不到精神科医疗机构就诊，而就诊于综合性医院抑郁症门诊。④家属讲述病史时会着重介绍一些自己一知半解的抑郁症状，往往忽视了患者的基本表现也是造成误诊的原因之一。
应对措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变这种局面：①对患者及其家属展开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根据每个医院的经验和当地特点，制订具体的宣教策略，改变社会对精神疾病和卫生工作的不足印象，强调精神疾病是脑部的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对疾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患者应该得到同情和关爱，有精神疾病即求诊于精神科医疗机构。②加强综合医院与精神科医疗机构之间的沟通，促进联络会诊，综合性医院医师应加强对精神科知识的了解，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识别率，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就强调精神科的专业特点和专业属性，应请专科医师会诊或建议患者及其家属及时转诊精神科医疗机构，尽早让患者接受合理的治疗[4]。③精神病学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神功能，目前的理化检查方法还不能满足精神疾病诊断的需求，临床主要是凭借症状、病史、病程等特征作出诊断，医生的提问、患者的回答、对患者的观察等都很难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接诊精神疾病患者时，临床医生除了具备专业知识、临床经验和临床实践工作能力，还必须明确思维方法在精神科诊断上的重大意义，出现误诊时除了在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上找原因，还务必在思想方法上总结教训，要考虑自己作出诊断的判断推理过程是否正确，自觉避免思维方法漏洞，从而降低临床误诊率。
参考文献
1郝伟.精神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03-113.
精神医学现状篇7
多年的研究证实,在综合性医院门诊患者中,略高于1/3比例的是躯体疾病;近1/3的患者是属于心理疾病范围;其余1/3的患者则是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躯体疾病[2]。而在综合性医院的住院患者中,有近1/3的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负性情绪。因此综合性医院中患者所伴发的焦虑、抑郁症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其严重程度及普遍性会涉及临床各科室及各类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老年患者更应引起人们的注意[3]。当前的医学模式、医疗工作方式仍基本上属于“生物医学模式”范畴,对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未予注意。在这种建立在“有形医学”基础上的医学模式的思维指导下,一方面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只注重躯体状况和有形的病理证据,而忽视精神状况[4],另一方面,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与躯体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躯体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康复,绝大多数患者得到的诊治仍然是生物医学方法,缺乏对心理、社会因素的处置方案。事实上每一位患者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心理需求特点,需要医务人员予以高度重视[5]:
(1)求医心切:患者希望医生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医术治愈疾病。
(2)高度的自我中心:患者希望家人、同事、朋友和医务人员能关心和照顾自己,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症状、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旁人的注意和重视。甚至还会出现对医务人员的过分要求和过分依赖的倾向。
(3)情感和心理反应:许多患者出现身心反应,即患者在罹患躯体疾病的同时所出现的心理的负性反应,其中抑郁症状、焦虑症状占大多数。此外,在医院的诊治环境和过程也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反应,如由于对疾病的担忧和环境的变化以及对诊治设备、方法等的恐惧所产生的焦虑、不安、烦躁等。因此,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及其心理反应特点,对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加强医患交流和沟通和避免医患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技术的发展并不能阻抑人性中对关怀和尊重的需求成份。目前,由于人文服务不足所引发的医患矛盾和医疗服务投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有愈加严重的发展趋势。由此对我国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教育话题正引起重视[6,7]。从临床上患者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缺乏人文知识到人文精神的转变[8]。大学人文教育一般是通过开设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美学、医学社会学等课程,以人文知识的学习为基本手段;有的院校安排学生参加形势教育、红色革命基地、人文讲座等活动。但是,人文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培育医学生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教育的重点应该是让医学生在实践中逐渐体恤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所带来的身心痛苦、切身了解病患除了医疗技术之外的人文需求、体验和感悟医学人文服务的内涵。我国医学生教育体系中,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注重对病患情感体验的人文实践活动,造知识和人文精神教育的脱节,使毕业后的医务人员缺乏人文服务的真正意识和实际行为。
2.缺乏对患者躯体疾病与心理障碍共病的识别。目前综合性医院中非精神科临床医师缺乏应有的精神卫生知识以及对精神病理现象的判断和处理能力不足现象已经引起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现代精神卫生问题的识别和处理的课程设置不够。即使在精神医学和医学心理学的课程中也主要涉及重型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严重的心境障碍)内容,而对在综合性医院中更加多见的由于躯体疾病原因所出现的心理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等)、躯体形式障碍等情况的识别和处理,缺乏应有的比重。
3.缺乏医患沟通技巧。从目前患者投诉的问题分析,多数患者所表达的不满是出于医务人员的服务细节,尤其是冷漠和沟通不良所带来的对患者心理上的伤害。部分医务人员缺乏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医学会谈的基本技能,使医患交往过程变得简短、肤浅和笼统,丧失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在医学人文教育中,不容忽视的是教师和学生都并未对如何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引起重视,对医学会谈的技巧培训更是寥寥无几。
四、以满足患者需求为出发点,构建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医学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患者的需求包括技术性医疗服务和人文,患者的满意度则是对上述两种服务的综合体验的反映。因此,在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技术服务的基础上做到人文关怀,将大大提高患者的满意度。重视医学人文服务是医疗服务的必然要求。
精神医学现状篇8
神经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1],由于种种原因,常造成误诊和漏诊,这不但给患者造成精神痛苦,而且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浪费了医疗资源。本文对74例被误诊为神经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期找出误诊的原因,减少误诊。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本组为我院2005年～2008年诊治的病人。男43例,女31例;年龄:14～50岁;职业:干部22人,教师16人,学生16人,工人9人,农民11人。
1.2 误诊情况:全部病例在本院就诊之前均接受过2家以上综合医院诊治,但均被误诊。误诊时间4个月～3年。以心悸、胸闷、胸痛等心血管症状为主要表现者误诊为心肌炎、冠心病、心律失常29例;以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消化系症状为主要表现者误诊为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17例;其他误诊为:偏头痛7例,梅尼埃病6例,周期性麻痹3例,障碍2例,心境障碍(抑郁发作)10例。
1.3 诊断标准:按《中国精神障碍的诊断分类标准(第三版)》(CCMD-3)的诊断标准,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及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与心境障碍等。
1.4 诊断结果:焦虑症19例,强迫症10例,恐惧症9例,疑病症15例,神经衰弱21例。
2 讨论
神经症原译为神经官能症,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包括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由于神经症的症状在精神症状异性最差,可出现类似多种躯体疾病的症状,因而常导致误诊。本组病例误诊原因分析如下:
2.1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诊疗观尚未建立。神经症的发病常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但一些医生的诊疗观念还没有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忽视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是造成误诊误治的重要原因。再者,神经症患者由于对自身疾病缺乏正确认识,加之文化背景和世俗偏见[1],绝大多数不愿去精神科或精神病医院就诊,而到综合医院非精神科看病,就更增加了误诊的可能性。
2.2 医生缺乏精神医学知识,对神经症症状的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神经症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且患者大多对自己的病情极为重视,唯恐医生不重视、不相信,因此,叙述病史时只谈躯体症状,忽视情绪问题,在描述躯体症状时情感丰富,描述详细,甚至带有夸大色彩,将医生注意力引向躯体疾病,给各科医生识别本病带来困难[2]。如果医生经验不足,缺乏足够的精神医学知识,对神经症状的复杂多样性认识不足,不能识别躯体化了的情绪障碍,过分注意某些躯体征状,就会草率地作出器质性疾病的诊断。
2.3 病史不完整或对病人迁就造成误诊。前者的原因一是医生不能耐心倾听病人的叙述。因为神经症患者主诉繁多,病史较长,部分医生认为患者“嗦”,不适当的打断病人的陈述。二是有些病史涉及“隐私”,患者不愿透露,尤其是某些患者与医生熟悉,有意隐瞒病史而致误诊。后者因为有的患者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类患者一般不愿暴露和探讨自身心理问题,而坚持寻找躯体方面的原因。也有的出于某种目的夸大或隐瞒甚至编造病情,就诊时自我诊断或提出一些治疗检查要求。而医生不加分辨,迁就病人,被动诊治,导致误诊。本组资料中2名教师、3名干部的误诊均因接诊医生与病人熟悉而迁就病人,按患者意见反复进行多种仪器检查而导致。
2.4 过分依赖实验室及其它检查结果。某些医生忽视病史和体格检查,片面依赖辅助检查结果,只凭一纸实验室及其它检查报告就轻易否定神经症的存在而诊断为躯体疾病,这也是误诊的重要原因[3]。这是因为:①多种原因可能会导致辅助检查结果有这样或那样的误差;②某些神经症患者可能伴有轻微躯体疾病;③精神因素本身也会导致某些异常,如心律失常等。本组11例因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或一过性心电图改变而在基层医院被误诊为心肌炎和冠心病。
2.5 过分相信既往诊断。本组全部病例均接受过2家以上综合医院的诊治,却一误再误,其原因之一是接诊医生对其他医院特别是上级医院的诊断过分相信,一味盲从,人云亦云,诊断思路受首诊医生的影响,不再详细询问病史,有时虽也看出一些诊断不符的地方却不敢大胆怀疑,结果导致以讹传讹,继续误诊。
2.6 思维定势造成误诊。①神经症患者多首先到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就诊,而接诊医生长期接触本专科疾病,会对躯体疾病的诊治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即再遇到类似的病人或相似的情形,便不自觉地处于这种心理准备状态,按照过去的经验模式和思路去思考和判断,思路狭窄,多考虑专科疾病,很少考虑其他疾病而造成误诊。②有的患者出于对某医生的信任或别的原因,反复在同一位医生处就诊,而医生具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不愿改变依据最初病史和症状作出的初步诊断,尽管后来的临床资料不支持这个诊断。这也是一种思维定势,是导致误诊的一个因素。③诊断的思维原则之一优先考虑器质性病变,以免延误器质性病变的诊断,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亦不能走极端,把所有的躯体不适都按器质性疾病诊断,而忽视神经症。有的医生认为神经症误诊关系不大,器质性病变误诊不得,对躯体疾病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种思想也是误诊原因之一。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既不能把神经症的诊断扩大化,亦不能把器质性病变的诊断扩大化,而应当实事求是,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诊断。
参考文献
[1] 杜鹃,孙悦吉,张新宇.综合医院内科门诊的精神障碍现状及对策[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13(1):111～112
[2] 陈玉民,王陶丽,杜宏群,等.综合医院抑郁性神经症68例误诊分析[J].中国神经精神病杂志.2002.28(4):293
[3] 王绍芙.44例小儿神经症误诊为心肌炎分析[J].临床儿科杂志.2002.20(9):519
精神医学现状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12-2514-03
中医四诊，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形神学说与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并称中医五大核心理论。中医“四诊”和“形神学说”皆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神一体观是形神学说的核心，是中医的健康观；中医四诊信息反映形神一体观。
1.中医“四诊”信息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客观体现
中医“四诊”是望、闻、问、切四种诊察疾病方法的概括，体现了医者的主观思维过程，是主观思维对人体状态变化的综合识别。中医四诊的基本内容：望诊是对患者的神色、形态、五官、舌象以及排出物等进行有目的地观察，以了解病情，测知脏腑病变；闻诊是通过闻患者语言、呼吸等能声息以及嗅患者体内排出物的气味以辨别内在的病情；问诊是通过对患者及知情者的询问，以了解患者平时的健康状态、发病原因、病情经过和患者的自觉症状等；切诊是诊察病人的脉象和身体其他部位，以测知体内变化。在四诊之中，以望神、望面色、望舌、问诊、切脉为要，望、闻、切三诊收集的资料是疾病的直接征象表现；问诊则是获取患者对自觉症状的主观描述。四诊各有其特定的诊察内容，不能互相取代，四诊必须合参，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系统地获得临床生物信息，为辨证论治提供可靠依据。中医四诊信息反映人体的形、神内容，反映人体状态的基本变化；传统的中医四诊信息，由于形成的历史久远，自然存在着视野和认识的局限性，很难全面客观地反映形神内容、真实表达人体的状态变化。
因此，全面认识、理解中医的四诊信息内容，已经成为现代临床实践必须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过去有一个错误的提法，叫做“四诊客观化研究”，这是一个原则错误。四诊收集到的都是客观的“实在”，而不是医生主观臆造的。只不过有可能在精确度上，人的感官与机器有所差别，但绝对不是主观与客观的差别。病人的主观感觉，就是医生的客观依据。中医从病人感觉出发，就是从客观出发，因此，中医四诊方法是科学可行的，结论也是依据客观事物做出来的，是可靠的。只不过中医的表述，在概念上达到的是寒热虚实的清晰，而不是物理化学的清晰。
中医四诊信息的内容，经历了长期继承与发展、全面理解与完善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开阔了中医四诊所能涉及的信息领域。中医四诊信息应该在继承传统认识的基础上，合理吸收患者进行的相关实验室及物理器械等诊察内容，如：x光片、CT、超声波、脉象仪等；吸纳“血糖”、“血压”等现代医学的定量生物信息指标，丰富和完善问诊的内容构成。
随着对中医辨证论治认识的不断深化，要求中医四诊信息的内容，必须反映人体的状态变化，真实体现形神一体观的客观表征。形神一体涵盖了人体生物属性与精神意识属性的和谐，其内容需要有相应的客观指标来体现，中医“四诊”信息即是这些指标的具体化。因此，全面客观的中医四诊信息构成了形神一体观的指标体系。
1.“形神学说”是中医对生命的认识其核心是“形神一体观”
中医认为，形即形体；“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健康的标准是“形神合一”；强调对“神”的深刻理解和关注，辨证论治是调神守形的过程；重视经过辨证论治后“神”的变化，形成了中医特有的思维模式，体现了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强调“形神合一”，《内经》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与人的形体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如《灵枢・天年》记有“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说明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合一体，精神和肉体相合生命体才能得以存在。形是神的载体，神为形的主宰，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明代着名医家张景岳在《类经・针刺类》中明确地指出：“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深刻阐明形神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了“形神合一”的中医形神观。《景岳全书・传忠录・神气存亡论》说“善乎神之为义，比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形证言之，则目光精彩，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削，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若此者，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赢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脱，或两手寻衣摸床，或元邪而言语失伦，……或忽然暴病，即沉迷烦躁，昏不知人，或一时卒倒，即眼闭口开，手撒遗尿，若此者，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以其形之神去也。”也是概括地体现了形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形神一体观。
中医理论以生命活动的整体观为指导思想，认为人体的生理、心理活动及与外界环境之间动态系列的平衡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疾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形神学说清楚地认识到形与神在疾病的发生过程中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此认识基础上，张景岳进一步论述了神的变化动对形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作用，曰：“虽神由精气所生，然所以统摄精气而为运之主者，则又在吾人心之神”，突出了神对形及其生理机能产生的重要作用，即神的活动以形的生理机能为基础，又高于生理过程。说明“神本于形”，而“神又为形之主”，强调“形神统一”这一概念。
在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面，在“形神合一”的理论基础上，中医主张“治神”与“治形”并用的“心身并治”。《素问宝命全角论》就曾指出：“一日治神，二日知养身，三日知毒药为真，四日制砭石大小，五日知脏腑血气之诊。五法俱立，各有所先。”强调了形神并治，方可祛病的重要思想，使中医的诊疗手段形神兼顾，体现了形神统一。
2.中医四诊信息全面反映了人体形与神在本质上的辨证统一
形神一体观，体现了结构与功能的统一。形神一体观的指标体系由反映“形”、“神”本质的中医四诊信息构成，集中概括为结构与功能两大类。结构指标体系主要反映生物学属性；功能指标体系既反映生物学属性又反映精神意识属性，同时反映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任何对疾病的干预措施，不仅表现为结构指标的改善，更表现为功能指标的改善；临床疗效评价，既强调关注结构指标的变化，也关注功能指标的改善。但临床实践中尚需加强对功能指标改善的重视，同时重视结构指标与功能指标的辨证关系。如：精神意识状态以及能反映整体结构功能状态的气色、神态等
指标，在大多数临床干预效果评价体系中未涉及或涉及较少。再如：患者经治疗，各种理化检测指标正常，西医认为属临床痊愈状态；然以中医“四诊”信息概括、归纳认识，或有脾胃不和、纳运不佳，或有气血未复、神疲乏力，或有元气亏损、虚弱消瘦等，就人体的整体功能状态而言，没有达到结构与功能的真正和谐统一，即形神统一。相反，患者经治疗后，反映结构完整的理化检查指标并未恢复正常或不能恢复，但概括、归纳中医的“四诊”信息，却发现五脏和调，气血充沛，舌正脉平，形神俱健。
中医的望闻问切第一次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神与人的感官相沟通。《易经》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日微，此三者不以致诘”，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既不能用感官感知，又不能语言表述。但中医是一门实践性的应用科学，若不能用感官感知，用语言表述生命的本质，则无法进行临床实践，所以中医就创立了用感官沟通形神的方法――“四诊”。
“四诊”不仅是中医的诊断方法，也是中医的研究方法，就是用感官和语言沟通形神的方法。在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研究上，中医用望闻问切的方法建立了独特的“四诊学说”。《丹溪心法》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就是说疾病的本质藏于体内，不能被感官所感知，但却必然会有主观和客观的现象表现于体外，为语言所能表达，感官所能感知，所以要知道内在的疾病本质，就要从体表来观察，诊察病人的外部表现，就能知道内在的疾病本质，因为只要内部的脏腑组织发生了病变，就必然会表现于体外。这就是中医以神通形的诊断原理。
精神医学现状篇10
Analysis of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 service for the inpatients in a general hospital
WENG Xiaojuan1 CHEN Lixian2 RAO Gaofeng3
1.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enling， Wenling 317500，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Yuhuan，Yuhuan 317605，China； 3.Department of Rehabitilitation，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Wenling，Wenling 3175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CLP） in a general hospital. Methods Totally 188 in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3. The data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rate of consultation， referral department division， reasons for referral， psychiatr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sults The annual rate of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was 0.38%. The average age was（58.84±20.05）years old. The departments with higher rate of CLP service were orthopedics and neurology. The principal reasons for psychiatric referral were psychotic episode，sleep disorder and psychiatric history. Cognitive disorders（22.9%）， psychiatric disorder due to body disease（12.8%），neuroses（11.7%），affective disorder（10.1%），schizophrenia 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9.0%） were the major psychiatric diagnoses. Ninety percent of patients received psychiatry drugs and together with mental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The potential demand for CLP was huge in general hospitalThe annual rate of CLP was low at present，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physician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patients with physical illneses，however the psychiatrists should supply comprehensive，high efficiency，characteristic consultation-liaison psychiatry service.
[Key words] General hospital； Consultation-liaison； Inpatients； Psychiatry disorder
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是植根于综合性医院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精神科医生在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科室开展精神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重点探讨心理社会因素、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进而从心理、社会和生物医学三个方面来诊断和处理患者。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服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会诊模式，另一是联络模式。在我国仅极少数精神卫生中心建立有专门的联络会诊科，而在综合性医院多由精神科医生兼职会诊医生。本文旨在通过对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精神科会诊的现状和特点的进行分析，为我国会诊联络精神病学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2年1月1日～2013年1月31日间临床各科室要求精神科会诊的所有患者，共188例，但不包括急诊留观室患者。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各科室医生根据需要为其所主管患者发出精神科会诊邀请。负责会诊的医生向主管医生、患者、看护人员及家属了解病情，对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做出精神科诊断，提出治疗建议并给予适当的心理干预，最后将相关内容记录于电子会诊记录单。
1.2.2 研究内容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纳入统计分析的数据包括：①性别；②年龄；③精神障碍病史；④科室：手术科室、非手术科室、重症监护病房及急诊住院部；⑤随诊次数；⑥邀请会诊原因；⑦精神科诊断：会诊医生根据DSM-Ⅳ的描述和诊断要点作出相应诊断。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P
2 结果
2.1 会诊病例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临床各科室病例总数为49415例，会诊病例总数为188例，会诊率0.38%（188/49415），其中男117例（62.2%），女71例（37.8%），年龄19～97岁，平均（58.84±20.05）岁。老年患者≥65岁 85例（45.2%），18～64岁患者103例（54.8%），
2.2 既往病史
既往有精神障碍病史的患者有37例，其中情感类精神障碍的有14例，精神分裂症及精神异常史有17例，失眠症病史6例。
2.3 会诊病例的科室分布
会诊病例中手术科室92例（48.94%），非手术科室90例（47.88%），重症监护室3例（1.59%），急诊住院部3例（1.59%）。手术科室居于前3位的是骨科（40例）、神经外科（18例）、普外（10例）及心、胸外（10例）；非手术科室居于前3位的是神经内科（19例）、呼吸内科（12例）、内分泌科（11例）。
2.4 会诊的主要原因
请求会诊的主要原因中以“目前精神症状发作”最多，各科室间会诊需求不同，分布见表1。
2.5 精神科诊断
以认知障碍最为多见，其中诊断谵妄最多，其他精神科诊断如表2所示。
2.6 常见精神疾病在内外科会诊中的分布
情感性精神障碍在内科与外科组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χ2=4.328，P0.05）。
2.7 会诊后处理
结合患者诊断及躯体状况，14例排除精神科诊断，未予特殊处理，2例接受单纯心理评估和干预，1例因拒绝药物治疗而仅给予心理干预。2例因躯体疾病暂未予处理，2例拒绝精神科治疗，其余167例患者接受药物治疗和（或）心理干预。见表4。
3 讨论
3.1 人口学分布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会诊患者平均年龄偏大（58.84±20.05）岁，男性多于女性，与国内一些研究基本相似[1-4]，提示现今老年化明显，老年患者因大脑及生理机能减退，对健康更为关注，当出现躯体疾病时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会受到非精神科医生更多地关注。
3.2 会诊率
国内多项研究显示联络会诊精神科年会诊率0.6%～1.26%[2，5，6]，国外的研究显示精神科平均年会诊率2.7%[7]，而本研究会诊率为0.38%，均远低于情绪障碍的共病率[8，9]。已有的国内调查表明在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中，有至少1/3患者出现焦虑或抑郁等负性情绪[10，12]，徐飚等[13]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综合性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中有11%～22%共患有情感性精神障碍。可见，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仍然有很多，我们提供的联络会诊服务远低于实际需求。会诊率的低水平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第一，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较低，对精神障碍的重视度不够；第二，来自患者及家属对精神心理问题的回避，不主动暴露病情甚至拒绝接受精神科医生的会诊；第三，可能与精神科医生提供会诊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相关。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以提高非医务人员对精神障碍的重视和识别。随诊即指首次会诊后，各科医生根据情况再次发生会诊要求，提示各科临床医生根据患者或自身工作出发需要精神科医生对相关患者进行深入、持续的协同治疗[14]。
3.3 会诊后诊断及处理
本研究申请会诊的患者中以言行紊乱为主要的请求会诊原因，这与国内几项研究相一致[2，6，8，14]，其次为睡眠障碍及既往有精神障碍史，提示明显的精神症状更易引起非精神科医生的关注，而睡眠问题与人生活息息相关，且较少引起病耻感，因此以失眠为主的睡眠障碍成为患者的主要主诉之一，而以情绪问题作为请求会诊原因居次较后，可见非精神科医生对该类问题的关注度需提高。在本研究样本中，情感性精神障碍在内外科分布中有统计学差异，其余病种无差异，这与国内一些研究有所不同[1，2]，扩大样本量后将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要求心理状况评估及疏导的6例（3.2%），此6例会诊均在外科系统，目的为评估患者心理状况是否适合手术。
本研究采用DSM-Ⅳ诊断标准，以认知障碍诊断最多，其中谵妄占18.1%左右。其次依次是：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神经症、情感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等。这与国内研究相一致[8，11]。在国外的联络会诊精神病学中，认知障碍、情感性精神障碍和物质应用障碍是最常见的诊断[2，15]，国内的研究则以情绪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为常见诊断[1，16，17]。分析其原因，我们的研究对象平均年龄偏大（59岁），男性比例高（62.2%），手术科室多（48.94%），身体状况复杂，这些均是谵妄的易感或诱发因素[18]。器质性精神障碍的诊断也较多见，占12.8%，此比例与赵晓晖等[5]的研究接近。在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中，首次诊断的有8名，其中7例因幻听、妄想出现自伤、自杀行为送入外科治疗，1例因胡语伴发热为排除脑炎入住感染科。从会诊后诊断可以看出，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要求精神科会诊的既有因躯体疾病导致的精神障碍的患者，也有因躯体疾病而就诊综合医院的精神疾病患者，还有以躯体疾病作为诱发源出现情绪障碍的患者，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是本身没有躯体疾病，却因为精神疾病表现出的非特意躯体症状而就诊于各科，最后经临床相关科室检查排除躯体疾病后而申请精神科会诊。
在精神科会诊后，90%的患者接受了精神科治疗，我们一般选择新型、副作用小能够快速起效抗焦虑/抑郁/非典型抗精神病药，针对有自知力患者进行心理干预，并对患者家庭及照料人进行疾病宣教。
认知障碍及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综合性医院对精神科需求较迫切的问题，与精神病专科医院相比，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任务更重，尤其在会诊时面对的患者情况更为复杂，目前已有的研究一致认为[1，19-21]，在综合性医院设立精神科非常必要，而且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更利于患者的康复。
总之，综合性医院住院患者对精神科会诊的需求是很多的，但目前会诊联络精神病学服务严重不足，仍以传统会诊模式为主，仅在临床医生发出会诊时对患者作出诊断和处理意见，对后续的治疗及疗效随访等参与度不够。因此，我们认为，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非常必要，精神科应当参与到临床各科中有精神科联络会诊需求的患者诊疗中，同时加强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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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现状篇11
国内精神病患者在出现精神障碍时选择的求医方式有：（1）在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诊治；（2）在精神专科医院诊治；（3）求助于迷信、巫术；（4）中医、中药诊治。有研究表明［1］，80年代及90年代患者的求医方式相同，依次为（1）～（4）。国外精神病患者的求医方式主要有：（1）求助于全科医生；（2）求助于非正式机构，如宗教等；（3）求助于精神卫生机构，如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患者多数首诊于非精神科，这一点国内外都有相同的认识。张静等调查显示［2］，95.92%的抑郁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伴有躯体不适者则全部就诊于非精神科。杨德森等研究发现［3］，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机构者近2／3。杨福收等报道［4］神经症患者全部在非精神卫生机构就过医，仅有21.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最短时间内直接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这类患者多数因冲动、攻击、伤人、毁物，家属无法控制而求治，其余患者则反复在综合医院就医。Priest等报道［5］精神病患者主要求助于家庭医生而较少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治疗。在美国东南部调查显示［6］，患有PTSD的老兵在1 a内平均有7次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但平均有18次到内科诊所求治，到非精神卫生机构求医是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2倍多。在加拿大研究亦发现［7］，华人家庭常把精神病患者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至病情严重恶化才向西医求助，而最后到精神科求助。精神病患者在最终到专科医院求诊前，多经过了曲折的过程，症状长期得不到控制。患者缺乏正确医疗导向、不知该到何处治疗和不情愿或根本不相信自己应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结果延误了病情，耽误了治疗的良好时机，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增加了患者的痛苦。黄鹏钧等［8］调查了70例最终就诊于精神病医院的抑郁性神经症患者的求医方式显示，40%的患者有三个以上的求医处所，在转诊前多数患者辗转于各综合医院，求诊10次以上者达77.1%，54.3%就诊时间≥6 mo。杨德森等［3］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家属发现病情到首次求治，平均延误约3 mo，68.7%的患者拖延≥1 mo，从发病到首次看精神科平均在病后约4 mo；近3/4的受试者在求助于精神科前后曾求助于各种非精神科机构，其中主要为迷信治疗。而中医作为国人广泛应用的一种传统疗法，却极少被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仅占首诊的6.3%。越是偏远地区的患者，选择到非精神科治疗者越多。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神经症患者多求医于非精神科。如求治于综
合医院、中医院、烧香磕头等。另有研究表明［1］，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科首诊前求治于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显著增多，但迷信、巫术仍是应付精神疾病的手段之一(4.46％)。由此说明患者的求医方式仍有误区。
2 影响求医方式的因素
有研究表明求医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受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亚文化环境、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个人经历、对症状的感知、评价、态度、居住地与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以及性别年龄、个人的人格特征等。
2.1 求医决定者的文化程度与文化背景
精神疾病有其特殊性，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自知力，求医决定往往由陪护人作出。有人报道［9］约90%患者的求医行为是由其监护人或亲友决定的。决定者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的可能性就越大。杨德森等［3］研究显示，85.2%的求医决定者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而延误求医，90.9％首诊于非精神科的自报原因经分析是缺少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国外研究显示受教育年限≥12 a的监护人多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治［10］。文化水平较低的求医决定者，相对缺少医学知识，尤其是精神病学知识，一旦家人患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精神卫生服务机构，而选择他们较为熟悉的、求助便利的迷信等民间治疗［11～14］。Dale等报道苏丹、菲律宾的精神病患者半数求助于宗教治疗，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精神病患者求治于宗教的分别为25.0%和91.0%［15］。提示文化水平及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求医方式也不同。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普及精神医学知识宣传与教育，是改善精神病患者到精神病专科求医状况的重要手段。
2.2 病情
精神病包括的种类多，症状丰富，主诉症状包括失眠，情绪低落，躯体不适、妄念、怪异行为、幻觉、言语和思维错乱以及情感冷漠等。患者的起病的形式、症状、自我感觉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均有差别。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患者的求医方式。抑郁症和神经症患者患病后逐步体验到各种症状带来的不适，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患了某种躯体疾病，往往通过一系列程序主动或被动寻求医疗服务。CM Shaw， F Creed等［16］对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80%的患者是因躯体不适去看医生，而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医行为的研究发现，非急性起病、以“内隐”症状为主、被认为是“躯体疾病”者，多就诊于非精神科中西医。起病急、以“外显”病状为主、被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多求治于精神科。被认为是“鬼神附体”或“搞不清病因”者多求治于迷信宗教等治疗。另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由家属送来住院，而神经症患者则家属劝说及自已主动求治于精神卫生机构为主。精神疾病起病形式、临床表现等因素均可影响患者的求医方式。
2.3 获取医疗服务的条件
患者不求助于正式医疗机构而多选择亲友、家庭医生或民间治疗师，主要是后者为求治者所熟悉，求治方便，花费少。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居住农村、到精神科就诊距离远者，多首诊于迷信等机构，反之则多首诊于精神科，这表明求医方式与医疗服务的获得性确有关系。刘铁榜等报道［17］，农村神经症患者总就诊率仅52.5%，而求治于精神科的仅7.5%。另有研究［1］显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求医方式中前往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及其精神专科主动求治的人数增多，差异有显著或极显著性(P
2.4 社会态度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不愿意被歧视，不愿意与社会脱离。而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有种歧视的态度。所以患者求医就有所顾虑。黄鹏钧等［8］研究显示，54.3%的患者对就诊于精神病医院有顾虑，其中45.7%的患者认为自己不是疯子而无需到精神病医院求治。国外也有报道社会的态度如歧视等影响了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卫生机构治疗的方式。在高层次人群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会因歧视而不去求治或选择非精神卫生机构求治，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也有这种情况。Reidar Tysen等［18］研究年轻的医生对精神疾病的求医方式表明，尽管需要治疗的量增加了，但求医的量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精神疾病和耻辱、歧视等联系在一起。最近报道［19］，荷兰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中三分之二是自己治疗，没有去寻求专业治疗。Sarah Wrigley等也有关于歧视影响求医方式的报道［20］。这与国内杨德森等意见一致［21］。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精神卫生知识的贫乏，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精神疾病和精神病医院存在偏见，歧视精神病患者．甚至连医生本身都有这种片面的认识，使人们深怕因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而被人瞧不起，因而造成患者不敢到精神病医院就诊，使其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2.5 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病的识别能力
有些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病的认识还有些缺乏，从而影响了患者求医。国内有调查显示［4］，只有10%的精神分裂症和18.3%的神经症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建议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黄鹏钧等［8］研究显示，65.7%(46/70)的抑郁性神经症患者转诊前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而予以一般镇静催眠药物治疗及健脑药物应用，而且神经症难以被识别或更容易被当作躯体疾病，耽误了治疗，使大量医疗费用浪费。CM Shaw， F Creed等［16］报道非洲加勒比族的精神病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认识到有精神疾病的占27%，而在欧洲白人中有52%的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识别。由于很多医院现基本上未设立精神科，其内科、中医科医师往往因为专科的限制对精神疾患不能正确诊断治疗，致使就诊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2.6 目前的治疗水平
现在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疾病不能完全治愈或控制不复发。这就影响了患者的求医方式以及治疗。有研究表明非洲加勒比族人和欧洲白人拒绝就心理问题求医的原因之一是医生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医生只会给药［16］。也有人报道［22］在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儿童精神病患者的父母中有38%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
2.7 年龄和性别
年龄和性别也会对求医方式有影响。有研究显示［10］，在墨西哥的美国人女性求助精神卫生机构是男性的3.1倍。Oliver.MI等［23］报道英国男性较女性较少求医治疗，而且年轻人亦较少求医。杨德森等［3］报道年龄和性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求医没有影响，而性别影响其求医机构的选择。
2.8 治疗安排
由于中国的国情，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患者看病需要预约，他们只能按照预约单求医治疗。F.P.M.L.Peeter等［24］报道长时间等待第一次治疗安排是影响患者求医率的原因之一。Orme等都有此方面的报道［10，25］。所以是否及时安排治疗也是影响求医的因素。
诸如人格问题等因素均有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求医方式，这里就不具体详述了。
3 前景
了解不同背景下精神病患者的求医方式，对提高求医率、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都有重要的意义。国民经济、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制约求医行为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们文化、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条件。在现阶段因经费不足，难以马上兴办更多精神病医院的条件下，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能力，改善对患者的态度，进而给予患者尊重、理解、关心。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精神卫生专业理论与技能培训，加强综合医院与精神卫生机构的合作，提高治疗水平，使患者就诊方便、经济、有效。国外在60年代就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求医行为进行研究，强调在综合医院中实施心理卫生保健服务的重要性。有报道显示［26］，由于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医学知识认识与了解，改善了社区精神病患者治疗的条件，德国人对寻求专业治疗有了积极的态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理论日趋完善，Godber和Huxley提出精神卫生服务的“过滤模型”［27］，虽然这种“过滤模型”未必完全适用于我国，但在综合医院和社区中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在非精神科医疗机构开展联络精神医学服务，并使各类医务人员掌握一定的精神卫生知识，无疑会对改善精神病患者的求医途径，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心身痛苦和经济负担，促使患者早日康复以及减少社会医疗费用有所帮助。总之，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卫生水平，加强基层精神卫生机构建设，加强综合医院和精神卫生机构合作，提高非专科医生特别是内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能力，同时对精神疾病患者求医方式给予指导，是促使精神病患者早期正确就医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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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现状篇12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此研究对象为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的5461例精神障碍患者，筛查资料完整、入院30天以内、X线胸部摄片明确诊断为实质性肺炎的患者64例。其临床表现不甚典型，有的患者表现以呼吸道症状为主如咳嗽、咳痰等;有的患者表现以全身症状为主如活动减少等;有的患者则表现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如食欲下降，腹胀等表现。
1．2方法
1．2．1影像学检查方法GEDefinium6000型DR机为胸部摄片设备。摄片条件为120kV;323mA;1．46mAs。摄片:胸部后前位，被检者背向X线球管，前胸紧贴站立在数字平板探测器前，中心线为水平方向，对准第5、6胸椎间隙射入。图像显示:胸部正位影像，肺尖及两肋膈角均显示清晰，胸锁关节对称，肩胛骨投射于肺野外方。采用深吸气后屏气曝光技术［4］。1．2．2实质(肺泡)性肺炎胸部X线摄片诊断依据1．2．2．1大叶性肺炎表现肺实变可累及整个肺叶(大片状)或占据肺段(片状)分布的密度增高均匀一致阴影，边缘可清楚锐利或模糊不清;有时在病变阴影内可见含气支气管影像［5］。1．2．2．2小叶性肺炎表现双肺或一侧肺纹理增多、模糊，渗出肺实变呈小叶性(斑片状)沿肺纹理分布的密度增高阴影，边缘模糊，大小1～2cm;可融合成较大片状，可伴局限性肺过度充气［5］。
1．3评判方法
观察肺部实变阴影发生的部位、形态、密度、边缘、大小、邻近肺组织情况等影像征象以及治疗后复查肺部实变阴影的动态变化，并结合临床特征进行综合判断，确诊为实质性肺炎(我院疑似肺炎患者均请院外呼吸科会诊)。1．4统计学分析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对患者的性别、年龄、精神障碍诊断、院内获得性肺炎发生时间、躯体疾病情况、抽烟情况、服用抗精神病药情况、是否无抽搐电痉挛治疗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肺炎患者临床特征应用χ2检验进行分析，对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情况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应用Spearman相关分析处理。
2结果
2．1院内肺炎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64例院内肺炎患者中，女性略少于男性;60岁以下及未抽烟患者占大多数;入院7天内肺炎发生率最高;肺炎患者中以双相情感障碍占比最高。疾病类型中其他精神障碍为3例由于使用酒精所致精神和行为障碍患者，1例强迫症患者，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躯体疾病仅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不包括如胃炎、头痛等其他系统疾病。见表1。
2．2院内肺炎患者用药情况分析
64例精神障碍患者中除外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1例强迫症患者及3例抑郁症患者，其余精神障碍患者均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抗精神病药物中应用率较高为喹硫平、氟哌啶醇。26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均存在合并应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精神科药物，无单一用药者。无单一应用镇静睡眠药物者，其中应用最多者为劳拉西泮。见表2。
2．3院内肺炎患者临床表现分析
64例院内肺炎患者中，大部分患者为小叶性肺炎、白细胞升高、体温正常、临床症状不典型。其临床症状体征中1例患者三组症状均存在，17例患者存在两组症状:其中13例患者表现咳嗽、咳痰+活动减少，3例患者表现为咳嗽、咳痰+食欲下降，1例患者表现为食欲下降+活动减少。见表3。
2．4院内肺炎发生的相关临床特征分析
住院患者中，院内肺炎总的发病率为11．7‰。其中，年龄≥60岁、有躯体疾病、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新入院患者的肺炎发生率显著升高(P＜0．01)。应用Spearman相关分析，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与年龄正相关(r=0．08，P＜0．01)，与躯体疾病正相关(r=0．09，P＜0．01)。院内获得性肺炎与性别、吸烟、住院时间等无相关性。见表4。
2．5X线摄片分析
24例符合大叶性肺炎诊断依据，其中右肺肺炎20例(83%)，左肺肺炎4例(17%)，大叶性肺实变呈片状，以肺叶、肺段分布。40例符合小叶性肺炎诊断依据，其中右肺肺炎24例(60%)，左肺肺炎14例(35%)，双肺肺炎2例(5%)，小叶性肺实变呈斑片状，沿肺纹理走行分布。
2．6转归
64例院内肺炎患者中，6例患者因症状加重，转诊呼吸科治疗(其中5例为60岁以上患者)，余58例患者均应用抗生素治疗，10天左右复查胸部X线片肺部实变阴影完全吸收，临床症状消失，无死亡病例。
3讨论
新入院精神障碍患者因精神病性症状及精神科药物的影响，其肺炎临床表现不典型，自诉能力差，就诊不主动，临床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确诊。
3．1新入院精神障碍患者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可能机制
精神障碍患者院内肺炎发生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受其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妄想、兴奋冲动、自责自罪的影响，自知力缺乏，昼夜颠倒，生活无规律，营养状况较差，易发生院内肺炎［6－9］。其次，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受到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其认知功能下降，不能积极的寻求帮助，不能有效地与医护人员沟通其躯体不适，导致其躯体症状不能及时治疗，最终导致肺炎的发生［2，7］。再次，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的疼痛阈值的升高，患者本人无法发现其早期表现如头痛、胸痛等症状，导致症状的不典型，使感染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院内肺炎的发生［7，10］。3．2院内获得性肺炎与抗精神病药物的关系急性期精神障碍患者常应用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甚至多种药物联合使用，故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与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有一定关系。目前研究发现主要与以下原因有关:抗精神病药在不同程度上对白细胞有抑制作用，少数会导致粒细胞减少，甚至粒细胞缺乏，增加了感染风险［11］。抗精神病药不同程度作用于胆碱能受体，如M1受体，会增加唾液分泌，当急性期抗精神病药剂量增加过快时，易导致唾液增多，咳嗽吞咽反射减弱，增加院内肺炎的风险［12－13］。抗精神病药物对组胺受体及苯二氮艹卓类受体的作用，引起镇静效应，易使患者过度镇静，此外苯二氮艹卓类药物对呼吸的抑制作用，均易增加肺炎的风险［14］。
3．3新入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院内获得性肺炎的相关临床特征分析
本研究首次发现新入院年龄≥60岁、有躯体疾病、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患者发生院内肺炎的风险更高，并且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与年龄、躯体疾病呈正相关。老年患者的咳嗽反射功能下降，肺部弹以及呼吸道黏膜的纤毛功能减退，并且其肺活量随年龄增长而减少，氧利用系数下降，进而增加院内肺炎的风险［15］。国外研究同样发现伴有躯体疾病的精神障碍的患者肺炎的风险升高，甚至会增加精神障碍患者短期死亡风险［16］。目前国内外尚无关于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肺炎风险升高的研究。结合本研究发现器质性精神障碍患者主要为老年患者及伴有躯体疾病的患者，故其肺炎发生的风险增加。国外研究发现吸烟与肺炎正相关，但是本项研究未发现其相关性，并且非吸烟肺炎患者所占比率更高，考虑与选取的急性期障碍患者有关，其精神病性症状更重，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吸烟对肺炎的影响［17－18］。
3．4精神障碍患者院内获得性肺炎的诊断分析
临床医师进行体格检查时精神障碍患者很难配合，病史信息采集时准确度不高。肺炎的主要诊断依据为X线胸部摄片检查，胸部摄片为有效、传统的检查项目，对于发现病变、病情评估、指导治疗等的价值几十年来早已得到临床认证，并具有便捷、经济、辐射剂量小等优点，能够较早明确肺炎的存在［19］。临床症状与体征出现突然高热、寒战、咳嗽、咳痰、胸痛、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升高等，观察胸片发现局限性肺纹理增多，肺野出现边缘模糊浅淡小斑片状或片状密度增高阴影，可以诊断为肺炎［5］。据本次统计分析，实质性肺炎以小叶性肺炎多见，大叶性肺炎临床表现更严重，治疗病程更长。本研究发现，由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及精神科药物的影响，导致患者早期肺炎症状不典型，临床医生常会忽视，导致肺炎症状进一步加重。肺炎早期影像学改变常早于临床表现，如患者表现体温升高，不伴有呼吸道炎症表现时，胸片检查能较早发现肺部炎症性影像学改变，做到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减轻患者痛苦，从而降低死亡的风险，对患者的临床治疗及预后恢复极为重要。
4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入院精神障碍患者院内肺炎多发生于急性期(入院7天左右)，与老龄、躯体疾病、器质性精神障碍相关，并且其肺炎症状不典型，影像学检查可早期明确肺炎诊断。故了解新入院精神障碍患者院内肺炎的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点，才能做到针对特定患者、高危因素，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减少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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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医学现状篇13
1 暴力行为
暴力行为是指精神病患者在各种心理、社会因素或精神病状的影响下，突发的自杀、自伤、伤人、毁物等冲动行为，其中以攻击为最常见[1]。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症状和个性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暴力行为具有突发、多变、凶狠、残暴、后果严重等特点[2]。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行为一度成为社会关注并加以防范的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行为，因此，医护人员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应严厉控制，并要认真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治疗，力求对精神病患一切可能产生暴力行为的因素提早处理，把隐患扼杀在产生的萌芽期。
1.1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
1.1.1受精神症状支配
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与患者心理活动紊乱密切相关，与暴力行为有关的精神症状包括幻觉、妄想、躁狂状态、冲动和意识障碍等[3-5]。患者由于被长期关于封闭的房间里，久而久之会产生严重的厌烦情绪，特别当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不配合态度产生不耐烦的心理时，会采用强制的手段去处理问题，如强行让患者服药、打针，强行让患者吃饭、睡觉等，更会激起患者的敌对态度，当患者的心情压抑到一定的程度，必定会爆发，严重者甚至会破坏公共设施，对医护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此外，当患者对医护提出要求未得到同意时，也会发生暴力行为。
1.1.2家庭社会因素
由于精神病患者家属对其置之不理，或者表露出嫌弃的意味，从未悉心照顾过患者，长久以来患者会对其家属产生仇视心理，一旦其家属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触动了患者，患者就会用极端的手段去平抚心理的不快，有可能会危及到其家属的生命安全。除了家庭，还有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偏见也会造成患者的厌世情结，社会给予患者一定的压力，当患者无法承担来自整个社会的重负时，会面临崩溃，有可能会发生自残行为，甚至会产生自杀倾向。
1.1.3自知力因素
患者对自己精神病状态的认知能力越低，产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越大[6]。由于患者认知能力低，对于被迫入院会产生恐惧和严重不满，对医护人员的治疗有所怀疑，甚至会有被害妄想，因此，对医护人员产生抵抗态度，言行过当可能会谩骂和攻击医护人员，从而影响了医护人员的治疗进程。
1.2护理对策
对于患者的暴力行为，医护人员只有早发现、早控制才能有效的进行防范。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暴力防控能力的培训，识别暴力行为的相关因素和信号，学会自身的防护方法，对于暴力袭击，首先学会自保才有可能进一步制服患者。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需提供单独的病房，让患者有充分的空间活动，二来也可避免其它患者受到其倾害。医护人员还应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施以关爱的之心，给其营造温暖和缓和的生活环境。此外，还需加强病情观察，对于患者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的变化都应及时做好应对措施，重视患者的心理护理工作，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很重要。
2 自杀行为
据统计，我国自杀成功及自杀未遂者中，患精神障碍的比例分别是64%和42% black (1990)等还认为90%的自杀者在自杀时都有精神障碍。美国和欧洲的数据表明，每年住院精神科患者的自杀率为50～600/10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因此精神科护理人员必须掌握如何识别患者自杀的征兆，采用适当的措施预防患者的自杀，帮助患者保持生命、健康与尊严。
2.1自杀行为发生的原因
2.1.1遗传因素
家庭的自杀行为历史是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由于家庭成员曾经出现过自杀行为，患者受到一定的刺激就会对其进行模仿，这与家庭的压力过大和遗传物质的传递有关。
2.1.2病情因素
谢斌[7]报道，住院次数是预测精神病人自杀行为的有效指标，研究表明病程较长、易反复者容易发生自杀行为。有报道指出[8-9]精神病人的自杀大多数都发生在刚出院的缓解期，特别当患者初入社会的不适应性，还有家人的不理解都会引起患者自杀心理。
2.1.3药物因素
王进义[10]指出，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会因药物的副作用引起患者自杀。cheng[11]也报道了精神分裂病人自杀与应用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有关。
2.2护理对策
医院应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巡逻和守卫工作，时刻保持警惕意识。尽管避免患者接触到能够自残的工具，例如小刀，绳子，钉子等危险物品，力求患者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心理变化，对于有异常行为的患者应及时了解情况，及时解决情况，平时要时常开导患者，为患者排忧解难，对于家里曾经有过自杀行为的患者更应着重看待，这都要求医护人员熟悉每个患者的背景材料，针对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对策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教育，培养患者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承担压力的勇气和能力。
3 出走行为
精神疾病患者的出走行为会使得治疗中断，可能会伤害他人，扰乱到社会正常秩序，引起骚动和恐慌，如果不及时把精神病人送回医院接受治疗，不仅病人自身的安全没有得到保障，也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3.1出走行为发生的原因
3.1.1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患者一般对于自己病情不自知，以为自己与正常人无异，故不需要接受医院治疗，所以经常会选择逃避治疗的方式，出走行为在精神病医院时有发生。再有精神病人存在迫害性内容的幻觉和妄想，为了躲避迫害，患者会突然离开医院。
3.1.2社会心理因素
患者在医院接受长时间的治疗，不得与家人和朋友时常见面，对家人的思念，迫切想与家人团聚之情长久在患者心理积聚，但由于病情未全愈又不得出院，故萌发出走的心理。再者，医院封闭式的管理环境，让患者觉得压抑，受到拘束和限制，每天面对无休止的药物和医护人员的管制让患者觉得难以忍受，特别当医护人员偶尔语言态度表现得生硬，更会让患者产生逃脱医院的想法。
3.2护理对策
枯燥的生活是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医护人员应多组织患者进行工娱活动，既有效地丰富了患者的业余生活，也降低了患者出走的可能。其次，医护人员应加强责任心和端正服务态度，与患者多交流，多关心患者，不能粗暴对待患者，以友好诚恳的态度与患者相处，取得患者的信任，得到患者认可，患者才会积极配合，静心住院治疗。
4 噎食行为
噎食是食物堵塞咽喉部或卡在食道的第一狭窄处甚至误入气管，引起的呼吸窒息。精神病患者发生噎食窒息者较多，患者表现为在进食过程中突然发生严重呛咳，呼吸困难，出现面色苍白或青紫[12]。基础护理过程中，观察患者每日三餐进食情况也是精神科医护人员重中之重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这一环节疏忽了，就有可能导致患者生存质量下降，给患者带来不良的后果，给家属带来痛苦，给医院带来负面的影响 和经济负担。
4.1噎食行为发生的原因
由于精神病患者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产生副作用，引起咽喉肌功能失调，抑制咽反射，使患者出现吞咽困难。精神病患者服用的药物会引起患者产生饥饿感以及不知饥饱的精神症状而抢食，未经咀嚼强行吞咽也会导致噎食。再者由于医护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以及业务知识缺乏，对患者出现的异常行为未加防范也会引起噎食。
4.2护理对策
医护人员应注意观察患者有无吞咽困难，对于吞咽困难者应有专人守护进食或喂食，对于有暴饮暴食行为者，应单独进食，适当控制其进食量，并帮助患者改变不良的进食习惯。如果患者有药物不良反应，吞咽反射迟钝，应给予软食，必要时给予半流质或流质，避免带骨、带刺的食物。
5 小结
精神病患者在患病期间的认知力是极其低下的，他们没有能力判断行为的正常与否，并且他们的行为发生只会在一念之间，常常是有想法就会付出行动，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平时要认真观察，要对患者充分负责，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解决。精神病患者的急危状态一旦发生，不仅患者自身会受到伤害，患者的家庭也会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我们医护人员应该把一切可能杜绝在摇篮之中，全面提高业务素质，拿出关心，爱心，责任心来对待患者，才有可能让患者安心治疗，尽早得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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