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作风论文篇1

2.1只有努力加强党内思想作风建设，才能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必须要在党内作风严明，思想先进的基础之上。2.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领导干部如果坚持严于律己，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就能较好的团结和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能较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贪图私利，部位人民群众考虑，就很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者，它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甚至激化社会矛盾。2.3只有努力提高党内思想作风建设的实践力度，才能提高党内领导的先进力量，突出党的执政能力。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能胜任，取决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换句话说，领导干部的作风情况，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能作为先进执政党的首要条件，也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否有所作为的重要依据。2.4要想坚决彻底的杜绝腐败贪污问题，建设共产党清廉执政型，必须要加强党内思想道德建设。近年来，各地党内领导者事件屡见不鲜，很多领导干部面对金钱美色不会拒绝，最终陷入腐败堕落之列，对党，对国家，对自身都产生了不可抹灭的污点。

3加强党内建设的必要性

3.1加强自身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努力加强党员的政治文化修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要将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坚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认识，理论和实践必须合二为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也要坚持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提高党内领导的领导和执政能力。3.2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改进党员的工作行为和作风，党内成员要时刻告诫自己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深入群众，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解决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做人民群众满意的领导者。3.3力求求真务实，实践第一的工作标准。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把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认真贯彻落实实践，部署必要的监督检查工作，一抓到底，确保每一项工作圆满结束。3.4将党内不正当支出降低为零，强调艰苦朴素的优良品格。加大内部审计，强化预算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并采取有效措施，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特别要注意解决公款和公款旅游等问题，努力建设一支面向整个系统的机构，进一步树立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3.5自觉坚持个人服从党和集体。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部分服从全局，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地方服从中央委员会。党内成员必须顾全大局，一切为了集体，担负起上传下达的职责，确保中央政令畅通。3.6加强共产党宫内工作的公开透明。深化党内机关的自我建设能力，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方式，深化开放式系统具有损耗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加强党内的惩罚、监督、和管理体系，提高党的执政和服务能力。3.7党内成员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与作斗争。党内成员要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追求自我道德，注重自我品行的修炼，坚决抵制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

思想作风论文篇2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繁重、琐碎、常居幕后而又责任重大。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能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秘书经常拟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费;秘书组织会议，但自己从不坐上主席台;秘书经常熬夜，节假日不能休息;秘书经常出差，东奔西走;秘书的工作有时还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得不到社会的公认。这种种事实说明，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当不了好秘书的。

纵观苏东坡一生之言行，爱民、忧民是贯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条红线，也是他终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从政基准。苏东坡一生所写的奏议大约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为百姓请命或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写的奏议大约有50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须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须向朝廷写奏议啊!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实在不算少了。

苏东坡不仅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还身体力行地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他在凤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为农事求雨和灭蝗以及组织收养弃儿，在徐州组织抗洪保民，在杭州组织赈济灾民和开浚西湖、疏浚城中运河以及修复六井，在颍州治理沟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开八丈沟，即使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无权问事，依然心系百姓，不忘为民，如在黄州制止杀婴之风，在惠州助修东新桥和西新桥，还积极热心地向盛产稻米的浙江推荐秧马，在儋州办私立民族学院(郗伯康语)传播中原文化，这些为民造福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受到当时的人民赞扬，也为后世传颂。

思想作风论文篇3

一、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一）马列主义党风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建立和健全工人阶级政党而奋斗一生，一直非常重视党风建设，在许多著作和学说中皆有体现，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作风建设归纳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作风、从实践出发、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种恶习对党的侵袭等四个方面。[1]P81-82关于民主集中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但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已经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2]P44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阐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共产党的宗旨、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等。[3]P15-18尽管如此，要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共产党要保持应有的品格和良好的作风，必须坚持党内思想教育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原则。[4]P4-5

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风建设的学说，形成了自己的党风建设理论。在许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涉及到无产阶级政党要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列宁党风建设的重要理论，如在孟金的《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中提到，“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境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重要最可怕的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在党风建设实践过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党风建设思想。[5]P12同时，列宁认为要坚决同作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扬民主监督的作用等等。[6]P7-8列宁对于党风建设理论不仅给以极大启发，而且成为其党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理论和思想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样也为党风建设思想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意蕴深远、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给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渊源，有学者就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的应用方面，来分析党风思想形成的过程。学者王习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精髓，到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孟子的“民本君轻”思想到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从孔子的修身、内省到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等三个方面阐述传统文化对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7]P15此外，艰苦奋斗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把艰苦奋斗作为在革命中应该具有的优良作风。[8]P6

二、党风建设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的党风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党风建设思想不仅受马列主义党风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启发，同样也受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的影响。

目前，有许多学者对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进行了研究。赵品华对井冈山时期党风建设实践进行深入探索，他主要从组织纪律、管理制度、群众工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实践进行研究，认为党在井冈山时期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9]P13-23李文静、谢佳奇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党风建设实践的探索，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把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作为作风建设前提，牢记“两个务必”，重视从干部队伍建设、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等方面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0]P58-59党风建设思想还同党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和“左”、右倾错误思想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并在革命战争实践过程中形成。[8]P6-8此外，张晓燕则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社会实践的角度进行探索，认为在这期间，党非常注重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新型民主政治，维护人民民利；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公平正义；开展社会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等方面，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11]P13-15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的党风建设实践进行探索，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

党风建设思想是党的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研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诸学者对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阶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一）三阶段论

王艳芳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进程，将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党的成立到），主要论述党的具体纲领、决议、思想问题等；正式形成阶段（到党的七大），纠正错误思想、开展整风运动、“三大优良作风”形成，标志党风建设思想逐渐成熟；丰富和曲折发展阶段（党的七大之后到去世），主要论述全国胜利后，为了继续巩固我党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开展一系列党风运动，防止党内和作风的形成，特别在“”时，对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做出错误分析，导致党风建设曲折发展。[8]P8-10赵嘉敏在文章中也提到党风建设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三阶段。但不同的是赵嘉敏把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时期作为单独的一个阶段，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以及所面临的考验，对党风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带领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发展和实践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其党风建设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12]P23-25此外，韩振峰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过程，从其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也把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分为三阶段。唯一不同的是他把运动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认为运动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创造。在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关于党风建设方面的探索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风建设思想，他还指出“三大作风”的形成及在理论上的概括，是党风建设思想达到成熟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13]P1-2

（二）四阶段论

阮家涛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发展阶段，把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时期（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期），系统论述对党风建设的初步探索和实践，以及面对党内错误思想，发扬优良作风；形成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开展党的具体工作、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成熟时期（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主要论述抗战时期我党的群众工作、整风运动以及“三大作风”开展等；完善时期（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论述我党执政后的具体工作、组织建设、思想问题以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党风思想。他之所以认为党风建设思想萌芽于1921年党的初创时期，是与党的建设思想分不开的，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各方面的理论、革命经验都不成熟，对中国国情研究不多，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党风建设思想还处在萌芽状态。[14]P17-22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党风建设思想形成过程的探讨，主要以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等党风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划分标准。其划分阶段的表述上存在差异不大，大多数以中国革命发展史来进行论述，若结合在各个时期的经典著作加以分析，会使其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周叶中，邓联繁.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视野―基于宪法学思维方式的一种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宋镜明.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3]晋乾奉.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4]彭朝阳.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D].湖南师范大学，2006.

[5]孟金.党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D].江西师范大学，2011.

[6]陈登才.马克思列宁关于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4）.

[7]王习贤.对党风建设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湖湘论坛，2006（5）.

[8]王艳芳.党风建设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11.

[9]赵品华.论井冈山时期党风建设实践及当代价值[D].郑州大学，2011.

[10]李文静，谢佳奇.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启示[J].理论导刊，2014（3）.

[11]张晓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实践及其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2（11）.

思想作风论文篇4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

    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毛泽东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

    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思想作风论文篇5

一、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同志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并根据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复强调从思想上、理论上建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础。强调从思想上建党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抓好了这一条，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同时指出，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理论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因此，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首先要切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抓紧抓好。从继承和发展思想建党这个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出发，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注重理论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二、坚持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志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一是对“精髓论”作了新的诠释。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学习邓小平理论，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认为这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并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二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揭示。他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使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实际，达到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统一。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思想解放下的实事求是，而实践是其唯一的检验标准。三是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内涵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进行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前提。他多次讲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2]，我们党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论述，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

三、以整风的精神开展党性党风教育。为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邓小平理论上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整风的精神在全党深入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其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是一次系统的思想作风教育。在看来，以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解决好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性探索。一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增强了树立正确理想信念的自觉性。学风是党风、政风和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关系着全党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对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教育活动中，通过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世纪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二是真正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增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他指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牢靠，不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是不可能兢兢业业，也不可能作出什么成绩来”[3]。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感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同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壮大了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

四、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丰富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科学内涵。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新时期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遵循，更是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应有之义。二是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这是因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我们党能否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的根本问题。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也就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核心。三是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同志多次明确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这就抓住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325页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4页

思想作风论文篇6

党风建设思想是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具有丰富生动的实践性。同时，党风建设思想也不是凭空从革命实践中“创造”形成的，其具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1958年8月1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时，形象地比喻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①。当然，人们对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理解。在此探讨党风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古代优秀传统的结合，它形象地说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论，其中党风建设思想也是如此，是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结晶。

为此，党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党风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继承与发扬，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从组建无产阶级政党那天起，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对党风建设有着许多著名的学说和论断，为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联盟和对欧美国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对共产党员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员必须具备优良的作风。要求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切实维护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将工人阶级团结作为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发展的强大武器，注重提升党性观念，和传统的错误的观念作斗争。同时，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必须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制约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党风建设。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上述观点主张，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特殊的经济形式、意识形态、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淀，传统文化对民族的行为方式、伦理规范、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等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党的理论和思想自然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注重从传统文化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党风建设思想是在我国具体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其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性、保持世界无产阶级先进思想之外，同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受到传统优秀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作为党风建设的重要思想，在我国《汉书》中就曾经出现过，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行了丰富和创造性完善，将“实事求是”提高到党的思想战线的战略高度。一切为了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群众路线，是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我国古代“民为邦本”、“民本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等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有异曲同工之妙。

党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是我国首次提出“党风”概念的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党风建设思想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建党。所谓思想建党，就是要把思想作风建设置于党风建设的首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将思想作风建设置于党风建设的首要地位，认为只有切实加强党员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水平，才能在党内根除不正之风，实现党的战斗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在中共党史上，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首先确立了“思想建党”的方针。古田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对错误思想进行纠正的方法。还在运动中，通过整党整风的方式，对犯错的同志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予以妥善处理。后来，在党的开幕词中提出，必须通过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的方式，克服队伍中的严重缺点。思想建党，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了从主观世界上解决党风建设中的问题。因为党风问题是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只有改造好主观思想，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

第二，群众建党。所谓群众建党，就是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从我们党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和概括的。建党以来，我党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党的领导下，保障了群众的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群众斗争的失败。群众的斗争需要党的正确领导，但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党的一切事业更加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如果我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要求：“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和人民群众相结合。”②始终认为，党的生存、发展、壮大中，是否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是决定性的因素。认为，正确的领导均必定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只有我党始终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支持，才能使党的地位得到巩固发展，我党的各项事业才能不断取得胜利。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联系，是我党区别于任何其他党派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开展任何事业的目的均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属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民主建党。所谓民主建党，就是我党开展一切工作都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制约，这是党风建设中的一贯思想主张，同时也是使党风得到端正的重要方法。认为，如果我党不注重在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就无法让群众的意见建议得到集中，所以就无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革命战争与开展社会建设，无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除此之外，还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但是只有在民主状态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还需要切实加强监督制约，因为党员干部的素质是不平衡的，并且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那些素质较低的党员干部在受到客观环境负面影响之时容易发生蜕变，通过加强监督制约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严肃党纪、端正党风。

第四，廉洁建党。所谓廉洁建党，就是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要求严厉惩戒党员干部的腐败行为、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党纪，这是党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建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以非凡的气魄与胆识，开展了一次次肃内腐败现象的活动，严肃党风党纪。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端正党风党纪，否则必定产生极大的危害，为此必须“杀一儆百”以挽救和教育一大批党员干部。必须严肃党风党纪，对不合格党员必须通过党纪清除出党的组织，对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必须坚决予以法律制裁，以平民愤，并且借此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展警示教育。中共中央于1951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批准逮捕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对其处以极刑。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的过程中，有人建议为他们留一条活路。为此案件进行了说明：“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错误的干部。”③始终认为，必须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党员干部依据党纪国法进行处理，这是一个从严整治党风的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党的影响、赢得民心。

党风建设思想内容丰富，除了上述思想建党、群众建党、民主建党、廉洁建党之外，还对党风建设提出了许多主张。比如，曾经号召、组织开展了上次大规模的政党整风运动，将政党整风作为开展党风建设的好形式，取得显著成效；将坚持和践行“两个务必”作为党风建设和主要形式和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的这些党风建设思想构成了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风建设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党风建设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推进党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风建设思想是我党开展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为我党开展党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对党风的内容做出了界定，认为党风包括党的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文风等，这些党风的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而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党的作风的本质所在。还创立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理论，“三大作风”成为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标志性品质，成为我党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和我国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为进一步发展党风建设理论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方针，有利于我党长期保持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促进了整个社会风尚的转变和改进。成功地探索出了通过“整党整风”开展好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党风建设思想，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国情实际结合的产物，有效推动了马克思党建学说的中国化进程，并使马克思党建学说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党风建设思想存在一些局限性。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从共产党员个人的品质和思想方面加强党风教育，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建设、体制机制保障，对于完善法律制度惩戒腐败方面有所欠缺。在分析腐败问题和党风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根源之时，将其根源单一化，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从而导致其思想走上了极端化。通过大搞群众性大批判大运动的方式开展党风建设，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害。

党风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

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党风建设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尤其是十以来的包括反腐倡廉建设在内的党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学习风气不浓、和形式主义仍有市场、干部队伍选拔任用存在不正之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方面的问题。党的作风中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党风建设思想给我们的当代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始终坚持开展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当前，我们要始终坚持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的观点主张，始终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放在首要位置抓紧抓好、常抓不懈。深刻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切实加强党性教育，更好地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前，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执政党的干部，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诱惑越来越多、越大越大，必须通过切实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不被金钱、美色以及其他各种诱惑侵蚀。要通过建立党员推出机制，将那些在思想上产生腐化变质的党员干部及时从党的组织中清除，保持党的纯洁性。

第二，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坚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党风建设思想，扎实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式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将党的政策方针贯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2013年6月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强调要根除的“”，严重违背了我党的根本宗旨，是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我党只有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促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根除“”，才能在新时期新阶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拥护。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员领导干部领导作风的转变。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60多年，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更加巩固，但是，此时我们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放松了警惕，忘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体现在领导作风上，极少数领导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居高临下地对人民群众指手划脚，部分领导干部盛行“我说了算”的霸道主义，认为一切以自己说了算就证明自己的能耐，是党的领导干部强势的表现。殊不知，这些做法是和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背道而驰的，是和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将无法集中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新形势下党建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党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问题，始终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切实改善和提升党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以领导作风的转变促进党风党纪的转变，以党风党纪的转变赢得民心。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

【注释】

①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和本义”，《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思想作风论文篇7

一、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1份，有效率为92%，是有效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河套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41%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一般，3%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较差。从以上数据显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现状不容乐观。专科和本科学生学风差别较大，本科生的学风状况明显要优于专科生，其中整体比例可以高十一个百分点（被调查的本科生中67%认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

配合在学生中开展的访谈，我们发现，我校学风状况不理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浓厚的兴趣（占56%），导致学生学习消极、被动，但调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毫无兴趣的同学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占13%），这一部分学生要重点关注，加强对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不理想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调查，主要问题集中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动力（占82%），学生迟到旷课现象严重（部分专业达到8%）；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被调查学生中62%的学生认为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需要教师不停地中断讲课维持课堂秩序）；考试前突击复习（占64%）；考场作弊等现象。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良的主要表现

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的总体是良好。特别是升本以来，本科生生源素质较好，学校对学生的专业指导及时深入，常规教学管理更加规范，部分学生又有考研的压力，大部分本科学生对待专业课程学习能积极进取，勤奋好学，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上也有明显体现，但作为艺术类专业的本科生和大部分专科专业学生，学风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目的不够明确

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影响下，脱离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进入相对宽松的大学学习，使学生产生学习惰性，对专科生来说没有了进一步升学的压力。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重要途径之一。部分学生意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提高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作用，学习的功利性较重，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未来职业没有用，就不愿意学。也有部分学生的功利性表现在为了得到奖助学金而不得不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基于全面和谐发展，素质的综合提高的角度思考问题。学生中普遍存在只对专业课有较浓厚的兴趣，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素质课或公选课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学习目的不明确，学生会表现出消极被动、对教师授课，布置作业等抵触。

2.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和中学相比大学教育没有了升学压力，部分学生没有端正学习态度，只追求成绩合格。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性质特殊，这类课程更强调意识形态性，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因为不具有专业课程的直接实用性，部分学生学习上缺乏好学勤奋刻苦钻研的精神，消极学习，课堂上听讲不认真，笔记懒得做，应付课后思考题和课下作业，考试存在侥幸心理，希望有作弊机会。这一部分学生严重影响了学风的健康发展。

3.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纪律较为松懈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存在学生纪律观念淡薄，自由散漫，迟到、吃早餐、旷课、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随意说话聊闲天，玩手机，看小说等现象时有发生。

上述情形在不同专业年级和不同学生上表现程度有个体差异，其中艺术类学生和专科生学风问题更加突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的原因分析

河套学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学风问题不仅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各个专业的专业课教学中也有所体现。由于各高校的扩招计划，使河套学院招收的学生普遍文化课成绩较低，作为大众化教学为主学校，均存在生源文化素质较低的现象，这些学生中部分在中学时就没有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学风，做以下几点分析：

1.社会浮躁的负面影响

当今社会正在转型期，价值多元化价值取向，使学生难免产生思想困惑与冲击，在现实中不切实际想法的落空带来信仰危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阵地。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理解，不主动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论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也使社会成员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剧增，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学生也不同程度上受社会的影响，急功近利，社会的浮躁反映在学生身上希望快速成功，不愿意付出辛勤努力，不肯坚持不懈艰苦的学习上。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状况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改进教学。

2.学生管理教育方面缺乏齐抓共管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和学生管理的观念不统一有关系，专业任课教师多强调专业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专业学习似乎只为了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与各自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学不学关系不大。甚至有同学还觉得，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类似的政治教育类课程，所讲的道理和理论大家都知道，上不上课无所谓，学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在院系学生教育管理中缺少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全方位育人的观念没有在教育中体现，对那些纪律松懈的学生没有进行引导教育。

现存的学生评教和教学评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公正性，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评教结果，不如放任学生管理，工作不认真的老师，放松学生纪律管理的课堂和学风不良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学生评教的成绩排名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管理的严格性。

另外，平时成绩在结业考试的比例、对考试的重视程度、补考和重修的严格性这些常规教学管理，也对学生良好学风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

3.教师教学中没有建立学生主体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政治性较强，教学内容为教育部规定的固定内容，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期望学生入心入脑，现在的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低落，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有逆反心理。教师的教学需要找到政治理论讲解、现实社会、学生实际生活状况的切合点，如果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学生自然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调，填鸭式满堂灌，不讲究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如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个别教师忽略了课堂纪律的管理，没有课堂考勤记录，对学生的不守纪律的表现放任不管；考试提前划范围划重点，降低试卷难度。直接导致忽略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导致学风不良的现象出现。

4.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待建立

从河套学院学情状况分析，学生在学习动力和良好学习习惯还存在欠缺的地方。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主要源于对自身社会责任和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有充分认识。普遍缺乏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系统规划，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进取的要求，没有独立意识，在学习上表现为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良好的预习复习的习惯，自学能力差，没有阅读专业论文和专业书籍的意识。部分学生学习能力不强，表现在政治素养低，人文知识积累不够，热衷于快餐文化和网络阅读。学习自律性差，大学教育的宽松和学生管理不严格，自我惰性的支配下，学生必然是不爱学习、课堂纪律松懈。部分学生不追求真才实学，而把学习成绩作为评奖助学金的基础；对思想政治理论考前死记硬背的学生数量很多，突击式学习，使大学生理解理论的能力较低，进一步提高能力受到限制。

四、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不良学风的对策分析

1.系部齐抓共管，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学风建设重点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正确的观念抵御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明确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让学生摆正大学学习和未来职业生活的关系。通过学生所在院系学习指导、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多层教育引导下，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针对社会思潮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改变浮躁思想，让学生了解个人发展没有捷径，未来要依靠真才实学，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

建立教务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一线辅导员的联系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及时就学生学风动态进行沟通和合作，对出现的问题探讨改进措施。把监督和日常管理结合，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调查研究，及时协调解决。

建立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联系制度，双向沟通交流，任课教师就班风学风、经常迟到旷课学生等情况及时与辅导员反馈。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为多班授课，任课教师对学生没办法深入了解，可以通过和辅导员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学生管理。

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引导，要统一到以学生为主体和教书育人的大前提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展文化周文化月活动，提高教师学生的文化品位，经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培养良好的育人、治学环境。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进行学风优秀集体和学风优秀个人的评选，明确正确的学风导向，树立学生学习楷模。通过辅导员班主任组织主题班团会，主题演讲，主题竞赛、读书会和课堂强化教育等方式，促进良好班风学风的建立。

2.加强教风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

教风是学风的前提，通过深入开展教学、科研评比，培养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教师跟踪学术前沿，更新知识结构，参加学术交流和教研科研活动，以科研促进教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用渊博的专业知识，很强的质量意识，严谨治学态度，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成为学生成才的引路人。

在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坚持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课堂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能力。教师需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容，精讲多练，确保学生有足够的主动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严格要求学生，进行课堂考勤，及时组织教学整顿课堂纪律，严格考试制度、严格按照规定评定学生成绩。

3.抓学生学习，培养良好学风

首先，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在学生管理中，教学管理中和授课课堂上等多方位多渠道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和个人成才意识，让他们自觉将个人成才与民族复兴和人民富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对待学习。

其次，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对刚入学学生做好专业思想导入，让学生及时知晓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行业发展方向与前景。让学生了解学校学分制度、主修辅修制度，明确学习的方向、重点和兴趣点。让学生很快了解我为什么学和怎么学，明确大学学习要依靠自修研得，努力开拓学术视野。解决学生生活和学习上的困惑，通过辅导员、任课教师引导，优秀学生影响等逐渐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再次，抓学生学习，还要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我校为新建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成绩较差，部分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能力较弱。要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对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程均要课前预习，掌握重难点，有针对性的听课，加强课堂自我调控能力，学会记忆和自主思考，提高学习质量。高质量完成作业，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引导学生拓展课外阅读，提高人文素养。

4.建立有效的学生考核制度和教师考核制度

要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管理，平时考勤考核、学习过程考核。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规范教学管理，在考勤考核，课堂提问、学生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课堂纪律表现，作业，结业考试等方面，并鼓励教师创新考核考试方法，如面对面答辩等方式，综合评定学习最终成绩，让学生更重视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的最终成绩。改革学生评教制度，不是单一的学生评价表或者单一的学生座谈来评定考核教师，通过部系听课评课、教案、作业、试卷等教学文件的规范管理，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等多种方法，平衡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关系，达到改善学风的目的。

优良学风对学生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对学校育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风建设是学校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良好学风的培育，需要常抓不懈，需要综合协调和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

[2]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占安.对进一步推动“两课”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2）.

思想作风论文篇8

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著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最遭垢病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者认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症结所要。林默涵和何其芳指出，“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主要有三点:“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今天我们重读胡风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许多指贵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同时，比许多同时代的批评家更重视、更强调忠实于现实，他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了“生活底深人和胸怀底扩大”这两个方面。他毕生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而指贵胡风“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胡风也从不否认先进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健康的人生观能够使作者有力量更深人真实”，“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和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他也相当重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和世界观的改造，多次说:“深人到实际斗争也就是和大众的结合里面，这正是文艺运动在今天的主要任务。在胡风看来，世界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之一，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增强主观战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因此批判者在这方面的指贵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贵，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二十七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是胡风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所作的全面陈述，同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在“说明材料”中，带有全文总结性的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胡风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他长期以来一再反对的“庸俗机械论”。他认为，由于“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胡风所论措辞虽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所举的问题确属当时理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也是在胡风前后屡有批评家和作家企图给以纠正的偏向。这些偏向，胡风以为可以前溯到苏俄“拉普派”的庸俗社会学、主观机械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就不时地“掉进了拉普派底‘理论’，而且“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胡风所剖折的五把“理论”刀子，结果被林默涵、何其芳等几位理论家断章取义地归纳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1日，中宜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思想报告》中说:“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事实上，胡风反对的不是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指斥“作家要从事创作，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的说法;反对的不是作家深人到工农兵生活中去，而是指斥“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反对的不是提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而是指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反对的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是指斥“只有过去的民族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以及“非礼毋言”的封建复古主义;反对的不是作家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而是指斥“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的题材决定论。林默涵、何其芳等一些理论家们，他们去掉了命题的前提和条件，简化了推理与演绎的逻辑程序，以大简化的手法，直接地制造出了一个置胡风于死地的罪名。由此，“五把刀子”论最后成了宗派主义手中的凶器。

胡风以为他一直批评的那些“有害的”观点会造成文艺的“混乱”和“姜缩”，会“闷死”、“枯死”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但种种有害的倾向，在建国后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变本加厉，原因在于“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宗派主义作法，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论断，使得胡风的批判者们有理由相信，胡风不仅反对毛泽东文艺方向，否定新中国文学的成就，而且还反对和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因此“三十万言书”也便成为招致更猛烈的批判的靶子。自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始，掀起了全国性的自上而下批判胡风的第三次高潮。这次批判，持续到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爆炸性的揭发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止，共达5月之久。自此彻底改变了矛盾的性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成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分四个小标题:“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这四条罪状，作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证，今天我们重新分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胡风致舒芜的信，约有110余封，《材料》所摘录的34则，是从这些信中掐头去尾而来的，就是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也看不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痕迹来。

针对第一条罪状，其实胡风在致舒芜的信中，攻击的都是和他的文艺思想有过论争的个人。胡风一贯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人，这是他的缺点，胡风反对和抵制了某些人，不能说是“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针对第二条罪状，主要是因为胡风不愿意参加当时重庆文艺界的活动，称这些活动为“魔鬼之舞”、“混在蛆虫里面”。虽然措辞上有欠考虑，而且，对闻一多的牺牲，说是“投机”，但也仅仅是对一个进步作家的评价的错误，构不成“一贯反党。”

针对第三条罪状，《材料》中所收的七段书信，谈的大都是《希望》的创刊后的一些牢骚，和他一定要办好《希望》的决心，及决不与国民党妥协的态度。把它列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的罪证材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思想作风论文篇9

一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杜绝“没有受过专门的职业道德训练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部分新闻工作者存在浮躁的作风”的现象，记者编辑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有坚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才能正确把握工作方向和政治方向，才能胜任党的新闻舆论导向工作。

二是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提高记者编辑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从而使他们牢记宗旨、不辱使命、积极创新、掌握本领，转作风、改文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写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从而造就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单位的强烈需要，记者编辑是党的“喉舌”和“耳目”，只有坚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学习，才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多接地气、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反映鲜活的时代风貌，做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见证者。

加强新闻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对策一：做活做新，与单位工作制度联接，与工作考核挂钩

面对新的课题，我们要配合改革发展的步伐，顺应时代背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如何才能做活做新，学以致用？新闻单位可以要求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工作考核挂钩，与制度想结合，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要建立建好学习制度，要年年有目标，月月有任务，周周有要求，要进一步明确定位，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改进，使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操作性，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智力保证。

在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当今社会、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必将面临诸多考验，我们要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在此项工作的落实上，新闻单位要层层落实政治思想工作责任制，要务求实效；如今是日新月异的信息飞速发展时代，很多新闻机构的信息的传递都是利用互联网手段实现的。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工作可利用手机、互联网等一些现代化的工具来完成，这样思想政治工作途径也会不断地创新和改进。

各新闻单位要通过学习会、座谈会、培训班等多种形式，把政治思想工作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说出一条做到一条，一点一点落实，要言必信、行必果；要严明工作纪律结合起来，提高制度执行力，端正学风文风会风，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把记者编辑培养得又红又专、有素质有才情、有政治头脑的新闻人。

对策二：深入实际，与“走转改改文风”科学结合

记者编辑是生活在政治之中，没有政治头脑的记者编辑成不了好的记者编辑。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记者编辑树形象强素质的前提，新闻单位可以把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体现出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长期任务，我们要不断深化此项，要在活动中持之以恒，务求实效。记者编辑要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基层，把版面和荧屏更多地留给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联系党和人民的纽带作用。

把思想工作工作体现在一线工作中，记者编辑要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塑造自我，要有思想有深度，创造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在工作中，记者编辑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切实改进文风，多运用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真实可信、朴素自然、生动鲜活、言简意赅，进一步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推进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在工作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坚守道德高地，把弘扬正气放在心里，把思想政治工作体会在行动和作品中，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群众的心声通过作品反映出来。通过这些，不知觉地提升了记者编辑的思想政治工作。

对策三：深刻领会，与“的48字方针”有机聚合

思想作风论文篇10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1]。列宁在《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必要性：“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2]随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不断向党中央谏言，提出了如何推进党性教育、推进制度建设、反对特权主义和民主监督等具体措施，对遏制当时党内日益突出的官僚主义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就从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无私性多个角度强调了党保持先进性的紧迫性，包括列宁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都为毛泽东在随后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过程中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文化根源――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社会伦理政治根深蒂固，传统文化中价值偏好：群体意识与个人意识统一、廉政思想与民本思想统一、和谐与冲突的统一，成为毛泽东党风廉政理论思想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成分复杂，党内存在的成分论，使得毛泽东在改造和建设过程中面临着“小农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等错误思想的冲击，形势严峻，随着群众工作的开展，农民教育矛盾尖锐化，毛泽东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如延安时期开展的学习月活动，在《改造我们学习》的指导下，通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等哲学书籍、组建各式各样的学习小组、研究型团体、举办相关学术演讲，将传统文化中的生动语言、修辞手法运用到书籍和哲学研究中，让文章显得通俗易懂，使得哲学逐步成为全党的风尚。

此外，毛泽东一生中向很多老师学习，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他的堂伯父毛麓钟，在他那里，毛泽东通过接触大量文史类的书籍，建立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体系。其次，毛麓钟思想上的活跃与创新，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开始接触一些时论文章《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在《丛报》中提及的“新民”思想、民族意识、“利群”思想、国民劣根性、重新树立资产阶级新的人格形象思想以及重要理论“凡于国家之前途有利益者，不独可以牺牲个人之身体及名誉，即一党之主义政见，无不可以牺牲之。”[3]对毛泽东更快地接受“新民”思想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

（三）发展脉络――制度探索

大革命时期，投机分子趁乱扎根于革命队伍中，为此，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反腐败文件。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不久，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选举法》，明确规定要克服军阀主义，严厉惩治腐败分子。1927年，毛泽东针对当时部分官兵存在损害群众利益的不良现象，提出了三条纪律。1928年，毛泽东在湖南桂东的沙田圩颁布的“三条纪律、六项注重”，1929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上将“三条纪律”与“三大纪律”并列使用，1931年，欧阳钦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苏区的情况时，正式使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1934年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主席期间，先后下达了《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等一系列条例和指令，并开设了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反贪污浪费”专版以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整党整风文件推荐给全党，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围绕这一主线把党风廉政思想当作关系全党建设的大事。

二、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内容和方法

（一）思想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

“两头小，中间大”是社会阶级结构最重要的特征。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体庞大，但或多或少地带有小生产者散漫、自私的特性，特别是大部分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泛滥，如何进行思想这一问题改造日益突出。为此，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用大局观的思想改造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全党，注重思想建设。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4]因此，他提出“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要求党内干部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工作、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为人民服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二）整风运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形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修正和贯彻，是否还存在大规模的党风建设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把党建立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当时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从思想建设方面出发，以整风系列运动为依托深入开展教育活动，从首次确立用无产阶级思想建军建党的古田会议，到1942年至1945年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再到，1947年至1948年的“三查”整党运动。各解放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查思想、查源头、整顿错误风气，将党的廉政作风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有机结合，上升为全局的大事，作为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领导干部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

（三）机制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从纵向比较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期，而延安时期是其发展阶段，在此之间，毛泽东根据不同背景的人民主体的诉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些方法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这一问题。

制定勤俭节约的政策方针。新民主主义时期，全党面临着资源的匮乏、战争的破坏和敌人封锁的窘迫局面，如何克服这一难题，毛泽东提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5]应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厉行节约。随后，毛泽东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在文中进一步明确要求：“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6]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6]随后，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他再次强调：“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7]

贯彻和落实全体党员思想教育方针，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他甚至亲自拟定十项教育内容和十八项教育方法；确定民主监督方针，推行军政民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督、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他始终强调开展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路线，通过制定条例、依靠群众等方式来树立权威、监督政府，形成团结全党人民、依靠人民群众的党风和政风。

三、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启示

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领域范畴及内容，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一个科学理论成果，它对党员们抵御各种错误思潮、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它的“三性”构成了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合理内核。

（一）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科学性

它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任何一个阶段，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做出的较为准确的决策，使得党员身份得到认同，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具体理论的扩展和延伸。早期恩格斯并没有明确使用“党风”这一概念，而是借助“作风”一词对其进行描述。列宁也多次沿用“作风”一词来批评党内官僚主义作风，而“党风”这一概念的准确提出则是由毛泽东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上完成的，可见，毛泽东对“党风”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是经过实践经验和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思想。

（二）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批判性

思想作风论文篇11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本人整改措施如下：

1、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先后分别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若干准则（试行）》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以及市局、县委、县局98年以来的相关行风、政纪有关文件，认真落实深入排查，在认真学习排查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了讨论，谈了个人的感想和体会，总之，通过学习，讨论使我充分认识到这次行风学习，是事业单位求生存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的现实选择，是纠风治乱，集中解决机关作风有效手段，是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2、针对自身不足，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转变工作作风，立定为人民服务意识，以此解决工作作风不完善和为人民服务不够高的问题。

由于本人在这次自身作风整顿中，能够认真学习、自我剖析存在问题，加强整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思想认识提高，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得到了改进；二、办事效率、服务质量明显得到了好转，提高了工作能力，加大了督察力度，单位整体机关作风得到了完善，上班迟到、早退、串岗等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三、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服务质量上有了明显好转，我将继续按照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执业水平。

二OO五年三月九日

自查自纠整改小结

本人根据县委、县政府和县局的统一安排，通过思想发动，查改问题，集中整改，总结经验等一系列实质性的工作，使自身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取得预期效果，现将个人学习整改情况总结如下：

思想作风论文篇12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并独创性地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也使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的理论

    党的作风即党风，是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党性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是党的性质和党员的世界观及其思想品德的综合反映。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过程中，恩格斯曾最早使用“作风”一词，列宁也多次使用过“作风”一词，但提出“党风”科学概念，并且形成一套党风建设理论的是毛泽东。这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完整地使用了“党的作风”一词。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所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阐明了党的作风的任务毛泽东在该文中还阐明了整风的指导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延安整风运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既弄清思想问题，又团结同志，使整风取得伟大胜利，同时也创造了党风建设的有效方式。党的七大系统地总结了作风建设的经验，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归纳为党的三大作风，—对党风建设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形成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艰苦奋斗，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注重调查研究等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了执政7年的初步经验，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党风建设理论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作风论文篇13

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在党的七大指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正说明三大优良作风是在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的。说到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当指延安时期这个历史片断或历史节点，“必然性”当指“三大优良作风形成”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优良作风酝酿和萌发的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同错误倾向不断斗争的过程。党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右三左这样的深刻教训。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为优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党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生动体现。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教训的吸取，中国共产党迅速向左偏航。其间以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种种抵制甚至是尖锐地批评，但由于当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还不能够被正确运用，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和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占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既需反左又需反右的严峻形势促使共产党人对左右倾向的成因进行深刻反思，并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坚决而有力地斗争。抗日战争中，中共一直坚持既反右又反左，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为求团结的手段，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敌人为目的，在与各种左右倾向的严峻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作风方面的理论概括日益系统化，为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主要领导人高频度地使用“作风”一词，始于延安时期。1936年7月15日，刘少奇撰文首次谈到要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②，到1937年5～6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作风”一词已相当多地出现在、刘少奇、的讲话中，这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进行理论概括的先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作风建设的理论概括奠定了哲学基础，而《反对自由主义》则从组织纪律、阶级根源、思想方法和政治表现四个方面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时期，对“实事求是”的经典概括③，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典提炼④，以及“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整风方法的确定⑤，表明中共对党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风理论的成熟集中体现为“三风”理论，一方面把学风和文风从党风中剥离出来，着意强调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⑥，另一方面又强调党风、学风和文风的统一性，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⑦，并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对它们的避难所“党八股”一同清算。这理论上的一“分”一“合”，意味着党风理论的深化。

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党内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如果说遵义会议是纠正党内错误指导思想的开始，这种纠正还只是在中央领导层展开，并且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有所保留，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那么则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跨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以1945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要求，目标直指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以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为标志，同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界的整风指明了方向；第三阶段（高级干部“把历史搞清楚”阶段）以1943年9月开始的长达8个月之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4年5月开始的长达11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为标志，期间对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清算，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圆满结束。

党通过整风实践找到了具有独创性的有效整风形式，这是优良作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的现实依托。遵义会议让对左的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时候完成，可以说是“治病救人”的先声。到达陕北后，党对纠错方式的反思不断深化。1937年6月，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⑧同年8月，在《矛盾论》中阐述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并从哲学高度强调共产党内思想斗争在程度上的区别对待问题：“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方针，把团结的愿望与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相区别；把思想上的错误同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区别；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同执行者相区别。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标志着党独创性地找到了有效的整风形式。这是党成熟的体现，也成为优良作风形成的最关键一环。

综上所述，党的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党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整风得到全党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有效整风形式则促使了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经过，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得到思想上的彻底清算；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她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革命力量更加团结，战斗力大大提高。七大的召开、夺取全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党的优良作风结出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着其有益的作用。

三大优良作风的内在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三大作风也体现着党对这些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成熟把握。优良作风不仅是长期坚持的、共同努力的倾向，从更高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看，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现。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着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的关系。改造客观世界需要主观的指导，而主观世界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改造，这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党的思想路线来源于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实践，又指引着实践的方向。思想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各种方针政策才能正确；思想路线出了问题，那损失就严重了。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得益于古田会议前后以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对思想路线进行的初步探索，他们身体力行，影响、说服了一批同志率先觉悟起来。遵义会议后，党开始着手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而把最难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留待适当时候解决。通过，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正式确立，党达到了此前未有的团结，更说明了思想路线不愧为三大优良作风的第一位。后来，我们在思想路线上走了弯路，导致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正由于此，邓小平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予以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思想路线建设是“基本建设”，“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⑩。经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概念，把党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体现着党的最高宗旨及其根本实现途径。从1929年首次使用“群众路线”一词，到1943年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再到1945年刘少奇对“群众观点”的提炼，中国共产党人对密切联系群众的认识不断提高。正如所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民众乃是最大的政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一定是紧紧围绕群众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展开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着手解决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最大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建国后，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共提出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制定的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

“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着党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也与党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从积极意义上说，批评他人也好，批评自我也好，都是为了更好地“自己发展”。批评他人，他人的错误是一面镜子；他人的批评，是帮自己找不足；自我批评，是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的理论自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质是自我批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本身就是党的自我更新，也必然要求党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由于自我批评的这种重要地位，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是用“自我批评”来称谓第三大优良作风的，这应该是刻意为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是在自觉地纠正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而不是在外来批评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最具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即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会议都是党自觉地纠正自身持续日久的左的错误的典范。从遵义会议开始纠左，到六届七中全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清算，长达10年之久，期间自我批评的收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硕果—思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期间自我批评的硕果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和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当然，虽然党内同志与同志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与其他政党团体之间、党群之间又存在着相互批评的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自我批评作为批评之实质的地位。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就是这种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的生动写照。

总体来看，三大优良作风之间不仅仅是并列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分别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着密切联系，而且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首先，从深层次来说，“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优良作风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到党的具体工作中，形成习惯性的日常行为，就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思想路线有着总领全局的作用。一般来说，小错误的影响是局部的（当然，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错误除外），而大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则影响党的工作的全局。其次，“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现实依托。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把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理论形成政策再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同时，“密切联系群众”还是党的组织路线的基础。狭义地说，党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管干部。广义地说，党的干部要“从群众中来”，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即从群众中培养和选拔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和成长。所以从根本上说，党的事业就是群众的事业，缺少了群众这块土壤，党的干部就无从所知，党的事业也就无从谈起。最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党的组织路线密切相关。邓小平说，“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而组织路线最要紧的是选好接班人，此外还有党的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形成的过程，正是党不断纠正自身大小错误的过程，没有这种自我更新的勇气，思想路线方面的探索是不会有大的成功的。另外，把党内同志与同志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推广到党与其他团体之间、党群之间，不仅加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能够促进党的自我批评，这恰恰体现出党的自我更新的力量之源仍在于广大人民群众。

（作者分别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事处馆员；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JD710073）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7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45页。

③④⑥⑦《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第899页，第813页，第812页。

⑤《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⑧《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⑨《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