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分析论文篇1
一
科学美是否存在,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正象在是否存在艺术美的问题上艺术家最有发言权一样,在是否存在科学美的问题上科学家也最有发言权。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体验和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誉为“科学史上的艺术品”,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罗素都曾将它作为神奇的艺术品来阅读欣赏[1]。爱因斯坦曾称赞玻尔所提出的原子中的电子壳层模型及其定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2],曾惊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使用方法的精湛”和“实验本身的优美”[3]。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不少科学家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一个理论,玻恩说它“象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艺术作品”[4]。玻尔兹曼曾经把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当作神奇壮美的交响乐来欣赏[5]。对近现代科学创造史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缺乏系统的,但他们对科学美的肯定则是不容怀疑的。
如果说科学家体验到的主要是科学创造本身的美和科学理论蕴涵的美,那么不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感受到物化形态的科学设施和科学产品的美,譬如化学实验室赏心悦目的各种器具,现代天文台令人神怡的观测仪器,火箭发射场气势宏大的动力装置等等。我们在观赏这些试验器具、观测仪器、发射装置时,会产生类似欣赏音乐、绘画和其它艺术品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感和美感。只要不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个对科学(包括理论形态和物化形态)稍有涉猎和接触的正常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科学美的存在和对科学美有过的美感体验。
尽管科学美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美学家们和美学教科书的编著者们却对科学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极少数美学论著即使谈到科学美,也是象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一方面,现代生活已使科学美逐渐分化出来,成为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平分秋色的相对独立的第四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科学美明显地被美学家们忽视和冷落了,尤其一些现代西方美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揭露和抨击现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病时,也将科学进步连同科学美作为牺牲品搭了进去。造成上述这种审美事实和审美理论“背反”与冲突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传统美学理论局限了人们审美认识的视野和美学的思维空间。从古希腊美学到德国古典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对艺术研究的极端重视,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界定为艺术。在亚理斯多德那里,“诗学”便是美学的代名词。亚理斯多德以后的不少美学家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黑格尔就公开声称真正的美只存在于艺术中,因此,“我们对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6]就连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论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对象问题上也未能挣脱西方传统美学的窠臼,他说:“美学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一般艺术,特别是诗的原则的体系吗?”[7]就整个西方古典美学来看,重视艺术美的研究是它的优良传统,然而这一传统的确立却是以牺牲对现实美的研究为代价的。19世纪以前,就总体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尚未完全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科学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也尚未完全从社会美中分化出来。西方古典美学对现实美尤其是对社会美的忽视,本身就意味对科学美的忽视。传统审美理论严重地阻碍了美学思维空间向科学领域拓展,因此美学家们死死抱住这种观点不放:艺术创造审美价值,而科学则创造使用价值,科学与美无缘。
其次,经院式的研究方法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丰富多采、异态纷呈的科学美现象进行研究归纳。美学研究者们只重视已有定评的美学经典论著,而忽视近现代科学家们“猜想录”式的谈美片论,更无意对人们的科学审美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也就很难从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中抽象出“科学美”这一范畴来。从西方古典美学家那里,是很难找到科学美是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这一现成结论的。例如,哈奇生将美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狄德罗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美,只有这样两种美:“实在的美”和“相对的美”;康德则认为美不存在于事物的实在,而只有“自由美”与“依存美”之分[8]。黑格尔在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前提下承认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美)生活美的客观存在[9]。把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在美学经典中是找不着“出处”的。然而,对科学美及科学美感的论述却常散见于现代科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们的论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对美学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阻碍人们将思维触觉伸向跟科学有关的理论领域。
二
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如果从形态学角度作静态考察,可分为科学理论美(包括科学公式美)和科学产品美;如果从创造学角度作动态考察,又可分为科学理论创造之美和科学实验之美。科学美不仅体现于科学研究成果,而且显现在科学创造过程。
关于科学美的本质特征,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简述过[10]。这里稍加展开论述。
科学美是来源于自然美并能为我们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
科学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见出自然的真貌,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在外观上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但在实质上和谐统一,具有规律可寻。形式的多样性与本质的统一性,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单纯性,构成了自然界的基本特点。换言之,自然是统一的、单纯的,即和谐的。宇观世界如此,微观世界亦然。科学研究就是要力图把握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一种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这种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史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品”,看来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美是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独特性。科学美决不是“自在之物”,它是科学家的理智对大自然的感知、领悟和发现。科学美所显现的固然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但它不是外在的、表层的、纯感官即可享有的美,而是内在的、深奥的、凭理智方可领会的美。对这一问题,著名法国科学家彭家勒作过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彭家勒看来,科学家并非因为自然界有用才进行研究,而是因为自然界美才进行研究。他说:“如果自然不美没有了解的价值,人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那种触动感官的美,那种属性美与外表美。虽然,我决非轻视这种美,但这种美和科学毫无联系。我所指的是一种内在(深奥的)的美,它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能为纯粹的理智所领会。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在美给了满足我们感官的五彩缤纷美景的躯体、骨架,没有这一支持,这种易逝如梦的美景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是动摇不定的,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相反,理智美是自我完善的。”[11]彭家勒认为科学美源于自然美,美的科学大厦建筑于美的自然界基础上,但这种美不是直接打动感官的自然景色(外在之美),而是打动理智的自然和谐(内在之美)。
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客观性。由于科学活动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创造性活动,是主体能动性、自由性的集中表现,因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也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一些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科学与科学美看作脱离自然与自然界的“人类理性的自然创造”,而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总是强调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地位。非欧几何学的创建者罗巴切夫斯基说:“人们不依赖世界的事物而试图从理性本身去引出数学的一切原理,对数学是没有用处的,而往往也不会被数学所证实。”[12]在罗巴切夫斯基看来,数学的概念、符号、公式并不象某些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科学(科学实验、理论、公式)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爱因斯坦曾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如果忽视或否认了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那么就必然会忽视或否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最终陷入唯心论泥潭难以自拔。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与统一,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之美。
三
科学美与艺术美一样建筑于自然美的基础之上,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成果。承认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并把科学美理解为对自然和谐的一种反映,这并非意味着否认科学美的审美本性。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把人对客观实在反映形式划分为三种:日常反映、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他认为日常反映是一种较低级的、被动型的反映,而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则是高级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说“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科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一样,都要遵循和服从美的规律,那种认为科学贵真贱美、重真轻美,甚至认为科学与美无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不断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内在奥秘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愈来愈广阔的前途。因此科学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创造。
科学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结晶。它是在人类审美心理、审美意识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理论思维与审美意识交融、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中,它是人类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或形式。
科学是发现,但又不仅仅是发现,它还是创造,是重构。科学要求真,但又不只求真,它还求美,求艺术性。仅就揭示自然奥秘、发现自然规律而言,它无疑是真的;而就其理论创造、思维方式而言,它无疑又是美的。一切伟大的科学杰作,不仅让人见出自然之真,而且使人觉出自然之美。
“美是真理的光辉”。而“探索者最初是借助于这种光辉,借助于它的照耀来认识真理的。”[13]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真与美的统一。在科学史上,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同时求真求美,甚至由美求真。物理学家韦尔曾经对人说:“我的工作总是力图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总是选择美。”[14]数学家霍姆斯直接把数学比作艺术:“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创造了新概念;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象艺术家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工作,一样地思索;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这样对待它。”[15]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这样评价数学家们的工作:“数学家导出方程式或公式,就如同看到雕塑、美丽的风景、听到优美的曲调等等一样而感到充分的快乐。”[15]可见,很多科学家是自觉依据审美价值尺度,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
科学即选择。“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由科学上的美感所支配。”我们知道,科学始于观察,基于实验,成于理论建树。仅就观察而言,科学家首先必须对观察什么做出选择,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各种事实无计其数且变化无穷,一个人绝不能毫无选择地观察这一切。那么科学家进行选择性观察的机缘又是什么呢?选择的对象必须是非常诱入、令人感兴趣的,而“指导选择的原则必定是非常好,令人很愉快”。(彭家勒语)不少科学家都谈到,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粗略的选择,往往是通过审美直觉来完成的。
科学追求“简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团乱麻似的客观事实或现象是不美的,科学不也满足于对世界混沌表象的描述,对各种经验现象的罗列。事实分解或约化得越简单、越清晰,人们越能从总体上、规律上把握自然,而那些能使人“从无序中见出有序”的科学理论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美的(普里戈金语)。自然事物与现象总是纷繁复杂的,而其背后的规律与本质总是相对简单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致力于追求“简单性”。“简单性”是科学家谱写科学理论“诗篇”的一条红线,它在科学家的心目中总是美的。当然,科学家们不仅仅追求“简化”,彭家勒毕生追求“简单与宏远”,爱因斯坦更加看重宇宙的“统一与和谐”,而扬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则致力于辩证地描绘“宇称守恒”的世界图景。
科学就是“美的组合”。科学家总是试图向人们提供对于世界及其各部分规律的正确认识,并把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和谐的世界图景贡献给人类。科学家在构思、描述世界图景时,不仅依赖于逻辑思维,而且借助于形象思维。贝弗里奇指出:“有相当部分的科学思想并无足够的可靠知识作为有效推理的根据,而且势必只能凭借鉴赏力的作用来作出判断。”[17]有的科学家把科学构思看作类似于艺术概括的典型组合,并认为“最有用的组合,也是最美的组合”。
科学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是人的本质的确证。马克思曾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高级形式,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直觉与想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审美意识水平都在科学活动中得到充分表现。而科学活动的物化成果,即科学的理论、公式、发明等,成为人的自由创造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由于伟大科学成果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因此成为“科学的艺术品”,成为一种“艺术杰作”。
四
由于科学美建立于自然美之上,并体现了人的自由本质,所以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谓社会性,是指人类的自由本性。科学作品是自然和谐图景的呈现,亦是人类自由境界的表现,它因此和艺术作品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寻味无尽的审美感受。
美感是人对美的一种主观经验。美感过程是人对美的事物的一种感受、体悟、认识过程。无论艺术美感,还是科学美感,都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不过,科学美感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科学美感过程中,抽象思维处优势地位。而在艺术术美感过程中,则是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不截然分开,往往彼此渗透,相互补充。只不过,在科学观照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而在艺术观照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其二,科学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前者有灵感是科学直觉,而后者的灵感是艺术直觉。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根源于人的天性,但科学直觉更多地受到理智的浸染,而艺术直觉更多地受到情感的陶冶。其三、科学美感是理智获得自由的愉悦的体验,而艺术美感则是情感获得解放的愉悦体验。审美是心灵的一种解放,美感是一种自由的主观体验。科学美感所体验到的是理性的自由、智慧的幸福。席勒曾讲“思维啊,幸福!”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美感的最简洁的界说。
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艺术美感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对科学美感问题则很少涉猎。而科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科学理论大厦或认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对科学美感作过许多描述、阐发和界说。将它们加以整理和概括,可从中引申出如下观点:
(1)科学美感是理智观照自然,思维切近自然,而对自然界产生的一种亲近感或亲切感。
(2)科学美感是人们深入宇宙堂奥,发现自然之秘,而对大自然产生的一种惊讶感和神奇感。
(3)科学美感是人们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探索、认识和征服自然,悠然产生的一种人类崇高感和自我超越感。
(4)科学美感是我们从科学作品和谐统一的自然图景,而产生的那种无比愉悦和无限自由的心理体验。
(5)科学美感蕴籍着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这种直觉和灵感往往成为科学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观察、分析、判断和综合整理的一种价值尺度。
面对“科学的艺术品”,有的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美感,而有的人却不能。这就涉及科学鉴赏力问题。科学鉴赏力是欣赏科学作品尤其纯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审美力。它实际上是对于科学美的感受、理解、评判的一种本领。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就象存在着文学鉴赏力和艺术鉴赏力一样,也存在着一种科学鉴赏力。一个人如果缺乏科学鉴赏力,那就不可能领略到科学美的魅力。一个人的科学鉴赏力绝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与科学鉴赏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因此,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可从牛顿力学中“感受到数学完美性”;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可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可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数学形式的美”中发现了“物理世界的真”;而划时代的物理大师、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从实验大师迈克尔逊那里感到了“实验本身的优美”。法国物理学爱德布罗认为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现象的“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无可争辩的”[18];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觉得爱因斯坦“有点象艺术领域中的达·芬奇或者贝多芬”[19];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合作者,美国物理学家费尔德,深感“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优美、深邃和逻辑的合理性方面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20]。科学家们所以能够从科学作品中获得比平常人更多、更深入、更强烈的美感体验,是因为他们比平常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和审美力。
美学分析论文篇2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美学分析论文篇3
英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悠久,经历了文艺复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写实主义、实验主义等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点和艺术价值。不同时期涌现了创作风格不同的着名的大作家,如莎士比亚、萧伯纳、拜伦等。英国文学做早的时候多以诗歌形式展现,以后逐渐发展成小说、散文等多样化的形式,慢慢的英国文学逐渐发展出一种浪漫理性的风格。英国文学作品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世界文化艺术这座大山中屹立不倒的一座傲人的山峰。
美国文学史主要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个时期,各个时期分别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家,主要有马克吐温、狄金森、爱默生、惠特曼、海明威、庞德等人。美国文学因早期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原因,曾深受英国文学的影响并一直致力于模仿英国文学,但是随着美国文学的不断发展何美国独自自主意识的增强,美国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开始脱离于英国文学。美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独立意识被激发,再加上大批优秀文学家和作品的出现,让美国文学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学分支并开始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独立革命是美国民族文学诞生的背景。
二、英式与美式英语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的影响
语言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基石,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思想是文学作品的心脏,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躯干。语言这一载体能够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展现的淋漓尽致。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都是英语,英语能够在英美文学作品中以艺术性和象征性表达出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是一种极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但是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英美两国的英语在某些方面略有不同,这些不同所具有的内在意义是除其自身外的其他国家都无法真正理解的。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其创作所用的语言是作者精心的提炼、汇聚而成的,英式与美式语言的差异无疑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巨大影响。通过分析文学评论家在进行文学作品评论时所使用语言特点、风格的差异,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式英语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可以说它击沉了传统英国文化的遗产,是英语正宗。一直以来英式英语在文学评论中呈现出一种中规中矩的状态,很多评论家在进行文学评论时显得小心翼翼。究其原因,可能是顾忌其英语正宗的地位和对传统语言神圣性的膜拜,害怕过于锋利和大胆会亵渎了英式英语的传统地位。
众所周知美式英语是从英国语言中衍生而来的,但是由于美国这个新生国家本身文化、制度、思想等的全新性,虽然语言的核心没有改变但是美式英语充满了创新和不同。与英国语言不同,美国在历史、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处处充满了创新精神。1930年以后,美国文坛呈现出一片百家争鸣的景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有人才。相比英国文学评论的保守而言,美国的文学评论则更为自由、大胆、创新。美国文学评论的这种特点无形中激发了作家的激情,促进了整个文坛思想的开化与前进,为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后来后来居上打下了基础。
三、文化内涵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的文学评论可以说是挣扎在接受传统文化影响和挣脱传统文化影响之间。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从具有宗教主义到逐渐荒诞的创作手法,都体现了该阶段英国文学评论家们在传统与挣脱传统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莎士比亚的经典代表作《哈姆雷特》似乎就无形中展现了这一时期英国文学评论的性格特点,文中的主角哈姆雷特苦苦的挣扎在复仇的道路上,对于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很好的展现出哈姆雷特那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性格。到了二十世纪以后,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自身及其文学评论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种走出现状的全新的审视与反思使英国文学评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文学评论的发展是朝着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方向前进的。
文学评论是建立在文学基础上的,对于美国文学评论的研究也要建立在对美国文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受其殖民地历史因素影响,其文学受到欧洲大陆文学的极大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学仍有其特性,不然也不会逐渐发展成独特的一支。美国文学评论也是特立独行的完整个体,其虽携带英国文学的基因,却结出了全新的果实。
四、文化历史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英国文学的历史文化传统特色是相对于禁欲主义和神权主义而言的人本主义。英国文学评论中的人本主义比较保守,究其原因与英国资产阶级自身在文化历史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分不开的。大文豪莎士比亚在说到自己的文学作品时认为其更多的是在多人本主义进行一种宣传,人本主义是要实现人类的和谐、自由、与爱,消除了人和人之间的阶级束缚。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观点的作品的评论可以说是英国文学评论中的典型,对英国后续文学评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观点逐渐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人们认为社会要快速发展是离不开革命的催化作用的,创新是完善社会的必要条件,人本主义观随着社会发展已经显得太过于保守,而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刻才会发挥其作用。
美学分析论文篇4
一、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和贯穿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1.在物理教学中，要帮助学生学习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电荷间，磁体间的相互作用，因表面上与中介物无关，被称为超距作用；法拉第提出电荷，磁体周围存在着电场，磁场；赫兹用实验法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得出“场”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引力与斥力”、“波粒二象形”等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对立统一”的物理事实。物质的三态，全反射中的临界角，光电效应中的极限频率等体现了自然界中的量变引起质变……这些丰富的素材对培养学生的科学世界观的作用不可忽视。
2.我国在科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一卷爱国主义教育的诗篇。物理学史是一部科学发展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素材。在教学中，要不失时机地介绍我国古代科学家取得的科技成果，以及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绩，激发其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从而形成正确的立场和观点。
二、物理学知识体系中的形式美
物理教育中更多的美学因素存在与物理本身的知识体系里，物理学反映的是科学的真，科学的真又表现出科学的美。物理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因而物理知识首先便体现出与之相对应的自然美，如力学中的回音、共鸣、天体运动规律、波的图像；热学中的结晶体的多样化，水在不同温度下呈现出的水蒸气、水纹、雪花、冰块；光学中的光的色散、干涉和衍射图样，给人以美的享受。由于大自然的美妙神奇和物理学家对美的不断追求，物理知识体系中充满了形式美的因素，不胜枚举，先就其中主要形式叙述如下。
1.简洁美
简洁，给人以简单、明了、深远、有序的美感。例如，运动和力的关系，曾经困惑人类几千年，但一旦揭开其面纱，呈现出的关系却是“F=ma”，如此明了如此简单。又如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形式十分简单但是内容却是极其丰富——用最精练的语言最少的符号，揭示了奥秘无比的自然规律，所表达的简洁美令人叹为观止。
2.和谐美
作为客观物质世界反映的物理学理论也是和谐的、内在自洽的。物理学中的经典牛顿力学就体现出一种高度统一的和谐。牛顿用归纳法获得了力学的有关基本概念和三大定律，又用演绎法从这些基本概念和定律出发，构建起整座和谐的科学大厦。而物理学中由物理概念、规律、公式这些抽象的方法去描述一个完整的、有序的、有规律的物理世界的完美和谐的图景，如振动图像、波动图像、气体性质图像、导体的伏安特性曲线、交流电的图像等，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3.对称美
对称美是指整体各部分之间的相称和对应，如空间上的和谐布局，时间上的节律协和。对称之所以令人产生美感，是因为对称中存在着某种“重复”、“均衡”、“有序”的东西。由于物理学揭示了自然界物质的存在、构成、运动极其转化等规律的对称性而产生的美感，称为物理学的对称美。传统美学中的对称美仅仅指人们感性认识中的三维空间的对称，而物理中的对称美感既有物理现象的对称美，比如引力与斥力，“电生磁”与“磁生电”，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反物质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包含各种数学空间的对称美，那是一种理性范畴的对称。这种对称性虽然不直接显示，但却更受到物理学家的推崇。在现代物理学中，对称性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即对称性指导物理学的研究。如果说麦克斯韦是从直接可见的关于电和磁的对称性以及数学形式的对称性方面建立了电磁学理论的话，那么爱因斯坦则是通过对深层的直接经验无法观察的对称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建立了他的狭义的相对论。
对称是美的，但是不对称在物理学中也绝非一定是丑的。破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给人以美的感受，现代物理学同样爱好它们。
4.多样统一美
“多样”是指整体中所包含的各部分在形式上相互区别的差异性，体现了各个事物个性的千姿百态和丰富变化；“统一”是指整体中所包含的各个部分在形式上的某种共同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呼应和衬托关系，体现了各个事物共同和整体联系。在物理学发展史上，物理学家在感受自然界多样性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统一性，并执着地追求自身理论的统一。例如牛顿力学把天上、地上的所有物体的机械运动规律都统一起来；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的运动统一起来；德布罗意的物质波假设和量子力学理论又把粒子运动和波动在新的层次上统一起来；能量沟通了力学、热学、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等领域；质能关系把物质的质量和能量统一起来；各种守恒定律找到了各种运动变化的统一等。
美学分析论文篇5
理性主义与科学联系到一起对欧洲的发展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映到经济、政治、艺术、哲学的各个领域。但由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得宗教失去的仅仅是教条、狂热和蒙昧，正因为“宗教像火一样是人类文化中所固有的某种东西”，（2）理性的批判并没有能威胁到宗教自身的存在。
十九世纪的法国科学和社会都在进步，各种各样的进化论思想让人们变得足够乐观，人们象傅立叶和圣西门一样构造着未来理论世界，陶醉在科学的梦幻之中。然而历史并没有为人类精神的权威引导人们进入必然的王国，与科学同时俱来的不仅有财富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各种各样的矛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理性主义的锋芒开始引退了，人们在正视科学的同时，有返回来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在叔本华和尼采之后，各种人本主义或者说存在主义有空前发展起来。
1882年11月18日，马利坦出生在巴黎的一个笃信新教的律师家庭，幼小的心灵种上了宗教的种子。
青年时代的马利坦进入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在这期间深深吸引他的是哪个时代感觉的一部分柏格森生命和直觉主义哲学。尽管畈依了罗马天主教后的马利坦转过来有反对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但在后来的马利坦的思想和著作中，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到柏格森的某些影子。
1905年，马利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06年他同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成为诗人的拉依撒.奥曼索夫（RaissaOumansoff）共同改信天主教，也许正像一些资料上所说的，这是因为他们受了法国诗人L。布户瓦（LeonBloy）的影响。再后来1908年，马利坦潜心研究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拖马斯。阿奎纳的著作，在这位13世纪意大利修道士的思想面前，他被深深的打动了。
拖马斯.阿奎纳是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教信仰结合成为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信仰与理性的最初的调和，这一点或许不仅是马利坦所需要，还是那个时代的法国所需要的。
马利坦很快接受了拖马斯.阿奎纳的理论体系。并从此开始了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应用到现代生活中终生尝试。“他是拖马斯。阿奎纳的门徒或诠释者，和阿奎纳一样，他不仅关心查的合理性，而且也关心生存和存在以及充斥着上帝的时间的重要性。”（3）
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宗教如何适应现展的社会是许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候拖马斯。阿奎纳的哲学和神学被重新发现不是马利坦个人的事而是涉及到整个欧洲社会。这也许是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在《永恒之父》通谕中正式宣布阿奎纳的哲学为天主教官方哲学之后，新拖马斯主义的影响能够日渐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1912年，马利坦受聘在尼斯拉公学任哲学教授。1914年以后在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哲学。1913年他发表论《柏格森哲学》，1920年，他发表了《艺术一经院哲学》，在着本书中开始对“美”进行讨论。1984年，马利坦应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直到1950年退休为止。在美国执教期间，他用英文写下了《艺术一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这是又一部也是他主要一部对“艺术哲学”进行反思的专著。在书中他对“艺术”和“诗”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对“创造性直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对智性和想象以及诗与美的关系等内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马利坦在对哲学问题发表看法的同时，对艺术阐发的见解和意见给人们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使得在美学上的马利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与其他对文艺发表看法的哲学家一样，马利坦的美学思想建立在他自身的哲学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土壤之上，这一点在本文第二部分对其美学思想简单把握的同时再给予粗浅的分析。
马利坦一生推动新拖马斯主义的传播，勤于著述。他的著作有五十多种，涉及艺术的还有《诗的境界及其他》（1935），《艺术家的责任》（1960）等几种。
二、马利坦的基本美学思想
<一>美的本质
什么是美，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对“艺术哲学”表现出兴趣的人所乐意讨论的问题，马利坦也是如此。
正象拖马斯。阿奎纳所论述过的：“在任何事物中，美和善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相符的，因为它们正是建立在同一形式的基础上，所以善被我们颂扬为美。”（4）
马利坦同样看到了美与善的联系，他认为一件事物能满足“善”的欲望的同时，又能让人对其理解过程中领悟到愉悦，也就是“美”的感觉。“如果事物以其被提供给心灵直觉的存在这一简单事实来提高心灵和给心灵以，那么理解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善，这事物就是美的。”（5）为了使艺术更能充分地表现“美”，人们往往赋予艺术更强的象征性的“善”。马利坦把对美的本质的分析放在美善统一的基础上，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
并不是说美就等同与善，这一点似乎更关键。马利坦用更多的笔墨把美与善在认识的角度上做了区分。尽管美与善同样可以提供、满足或喜悦，但美的事物在“美”的方面提供的喜悦，“这种喜悦不是任何一种喜悦，而是认识中的喜悦。”（6）把对没的感悟与认识过程联系起来，使得马利坦对待感觉没的方式上，更加偏爱视觉和听觉。他认为美丽的色彩能够娱目，同样气味浓烈的香水味能够刺激嗅觉，但在这两种“形式”或性质中，只有色彩可以被成为“美的”。这是因为在马利坦看来，香水味仅仅使欲望得到满足，而色彩可以在认识方面被领悟，在直接的关照中带来愉快。
怎么样的一件事物就是“美”的，或者说一件事物具有哪些因素让人感到“美”呢？在这一点上，马利坦开始明显地表现理性与信仰的协调。他复述了圣拖马斯给美规定的三个条件，我们不管这三个条件本身是否合理或全面，意义在于马利坦对之所以美的三个条件做的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完整性，因为理性喜欢存在；匀称性，因为理性喜欢秩序和统一；最后，也就是主要一条，明确性和鲜明性，因为理性喜欢光亮和明白易懂。”（7）事物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他本身物质的安排是有序的，是合理的，这样才能被理性所接受，才能让理性感受到喜悦，感受到美。既然美是理性的对象，美也只有在符合理性的形式中产生出来。
这些还仅仅是美的基础或规定美的条件，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呢？马利坦开始神秘起来。他借助经院哲学家的说法，认为“美就是闪耀在物质匀称部分的形式之光”，（8）（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或许正像人有灵魂一样，事物之所以表现出美，是因为它自身闪耀着一种闪电般的光彩，当然这种光彩是在符合理性的形式中显现出来的。“形式之光”是事物美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美的实质。接下来马利坦对形式之光来源的进一步分析终于走向神的怀抱。他认为不论是舞姿合理的鲜明性还是韵律或音响的和谐，合乎理性的事物之间闪烁的形式之光，首先来自人类的“喷薄欲出的深刻的心灵之光”，（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而心灵是生命和动物能量的开始形式或精神生活的基础，痛苦和激情的基础。”（9）再就是形式之光直接来自更加崇高的“神赐之光”。（作者加）
当马利坦这种解释正是迎合了他的“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观。他承认理性，甚至鼓吹科学，但同时承认人的超理性的部分，结果是一方面为理性所鼓舞，另一方面对神性的降临敞开了胸怀。马利坦在对美的本质上尽管对这种调和做了进可能的努力，但看起来总还是让人感觉有些牵强。这也许不是他个人和单就美的本质做出论述方面的问题，它关系到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信仰以及人在某些范围内认识的乐观性和在某些方面充满困惑的事实。从整个哲学史或美学史上来说，这种调和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的完美。这种做法的意义不在于做的怎么样，而在于做的本身。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或者说形式之光是怎样被把握和领悟的。首先是感觉获得形式之光，感觉对于领悟美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而且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个人身上只有借助感觉所获得的知识才充分具备了领悟美而必要的直觉。”（10）形式之光被感觉领悟之后就可以使感觉产生最初的，就像鹿在泉边，不用花很大力气就享受到了水的鲜明性。不过这种也仅仅是感性的，真正的没最终要、进入理性的领域，给理性以喜悦，感觉是为最终的理性认识服务的。感性认识的对象是具体的和个别的，理性的对象才是本质和一般。那么对于美的领悟如何由感性进入理性呢？马利坦又给人设定了一种高级的能动的主体，也就是“理智之光”。理智之光冲感觉提供的影响中，抽取潜藏在里面的精神性实质，使得事物中符合理性的安排即完整性、匀称性和鲜明性被理性真正把握的同时，美也使理性领会到喜悦。这就表明了审美与认识是怎么样的关系，就像“面部的江晕说明年轻”一样，是认识的范畴，同样也是的范畴。
马利坦没有贬低感性和理性任何一种认识方式的意思，他认为形式之光是通过感觉而渗透到理性中去的，马利坦还企图通过理智之光把两个过程联系起来。也许他做的努力不够，这两个过程掺杂了对“符合理性的属性”和“形式之光”的不同领悟的内容之后，调和起来有些杂乱无力，连马利坦自己也承认，“艺术美的直觉和科学真理的抽象是处在对立的两极之中。”（11）
<二>艺术与诗
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的开篇，马利坦这么写道：“艺术和诗——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弄清这两个神奇的伙伴相互间的区别和不可分割的联系。”（12）我们来看一下“艺术”与“诗”在马利坦书中的特殊意义所指。
“谈判艺术，我指的是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13）对于马利坦，“艺术”并非艺术品或其他人们普遍所指的意义，而是一种过程，一种作为人类精神现象的创造艺术品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又被限定到一定范围内来理解，马利坦把对艺术的理解指向使用和制作。就其是艺术而言，实用艺术中最有可能发现艺术最显著和最典型的特点。艺术从人类生活制造各种工具开始，在其起源上与“艺术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艺术与“制作”有关，但不是指“制作”这一事实，它是一种精神现象，这种精神的目的就是使其作品的制作成为可能。艺术存在与灵魂之中，之所以艺术使得制作朝向一个给定的目的，是因为它是“一种在人中发展的内在力量。”“就人的行动方式而言，它们使他完美并使他——就他使用它的程度而言——不偏离给定活动。”（14）艺术是实践智性的善，这种特殊的智性使得艺术给人以正确的行动方式完成要创造的对象。
“诗”作为贯穿马利坦美学思想始终的一个重要概念，把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一点可以肯定的：“诗”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诗歌这种指定的艺术形式。“诗”对于“艺术”来说是一种更普遍更原始的精神过程。“谈到诗，即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一种预言。”（15）
作为“精神的创造性”这一点，“诗”与“艺术”是相同的。前面说过，在艺术中，精神的创造性为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被限定在特定的目标上；在诗中，这种释放是自由的，对于创造性来说它是从灵魂的深处指向无数可能的实现和可能的选择。它不可能从未存在的事物中得到任何启示，因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与诗人的主观性。因为诗是要见出事物内在存在与人自身内在存在之间的相通，这种相通不可能通过实践获得，那么也只有通过神的启示了。因而在创造的等级上，马利坦认为“诗超脱艺术”。
;我们再来看一下诗与艺术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因为“灵魂的种种活力”是相互包容的，使得在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中，诗自然而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依附与艺术。因为艺术有对象，而诗中的精神创造性没有对象，诗的自由冲动只有自然的趋向艺术的趋向。“诗被支付给艺术的生产性活动；它作为动因的精神而命定去唤醒艺术的作用是不可能回避的，它为终止在发表和制作中而认识。”（16）另一方面，艺术有赖于诗赋予创造性的灵魂而存在。诗以它自己的方式支配着艺术。因为艺术渴望美，诗倾向与美，因而诗能够并且要求赋予艺术以美的活力。
诗倾向于美，但美并不是诗的目的——没有任何指定的对象对诗行使指挥和控制权。那么诗与美之间该是怎样的关系呢？马利坦认为，在诗的驱动过程中，美并不是要追求的，而是随之而来的。美是诗的“必要的关联物”，是目的之外的“超越任何目的的目的。”因而诗不以属于美，美与诗是平等同一的。但是，诗因为缺乏了美就会欠缺，就会无所依据；而美也离不开诗，这样的话，在无任何从属性和目的性的基础上，诗与美互相羡慕。
与智性相联系，马利坦对艺术与诗又做了尽可能的讨论。尽管意志和智性在艺术中共同起作用，但艺术的本质是智性的。智性在艺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智者的不同特性来说，艺术是实践的智性的善。而诗是超越智性的，诗源于灵魂诸力量处在活跃之中的本源生命，诗是智性的潜意识生命，因而想象和智性同为诗的精髓。诗做为精神无意识中原始的光源以非逻辑的方式起作用。然而像我们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在想一样，这种原始的创造之光存在与我们灵魂之中，却不能为我们所知悉。诗的直觉来源与上帝，在这一点上，诗人在继续着上帝对世界的创造。
诗是人类灵魂最高处的原始动因，它只能来自上帝的启示。这样，马利坦把人性和神性巧妙的在观念的精神现象中融为一体。而艺术是指向制作的人类智性的精神创造活动，透过艺术与诗之间的微妙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马利坦在艺术创造的精神领域继续着新拖马斯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工作：寻找理性与上帝的交汇点。
<三>创造性直觉
在关于创造性直觉的论述中，马利坦作乐最细微的经营，使得这部分内容构成他对人类创造活动的精神过程做详尽分析的核心部分。
首先一点要澄清的是：尽管马利坦与柏格森以至克罗齐在思想渊源上有着或多或少的牵连，但马利坦有关创造性直觉的论述即不同于克罗齐“艺术即直觉”的论述又与柏格森“洞察绵延的神秘认识”有着很大甚至是本质的差异。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创造性直觉的特质产生和其功用之后，也许可以认为马利坦从柏拉图和阿奎纳那儿得到了更多的启发。
马利坦把创造性直觉的引出与“自动的无意识”和“精神的无意识”的区分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两大类无意识，两大类把对于意识的把握分割开的心理活动领域：处在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自由体、本能、倾向、情绪、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造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潜意识。”（17）
马利坦认为，第二类的自动的无意识是与佛罗依德论述过的无意识相一致的，这种无意识是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没有太多联系的外在的无意识，它与前一类无意识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完全排斥智性，是一种无意识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在讨论创造性知觉时所要依赖的，马利坦将其称为精神的无意识。他认为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无意识在古代智者柏拉图那儿已经知之甚深了，而且因为柏拉图的缘故，马利坦还把这种无意识称为“音乐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与“智性的动因”是不可分割的。在人的灵魂深处，最初的智性与灵魂的因子一起起作用，构成一种参与创造的精神之光，成为智性活动的原始动力和活跃的源泉。这种无意识的活动结果，使得我们所有的观念从观念的胚芽中逐渐产生出来，使得被马利坦成为创造性直觉的一种内在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在马利坦看来，对自己主观进行把握是诗人字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先决条件，不然他无法进行创造性活动。然而这种认识只能是一种神秘而又模糊的，同此相连的是，诗人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把握不是通过概念和概念化的方法，而是一种通过情感契合的隐约性认识。“上帝的知觉，创造性直觉，是一种在认识中通过契合或通过同一性对他自己的自我和事物的隐约把握。这种契合或统一性出自精神的无意识之中，它们只在工作中结果实。”（18）这种直觉即是对人类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上帝创造世界采取的另一种巧妙方式里的部分内容。
在论及“同一性”的认识方法时，马利坦用了这么一个例子，比如对属于道德的善“刚毅”的事物的评价上有两种方式：一种属于对善的“刚毅”的概念和理性的认识，另一种则是通过我们的意志和欲望的力量，通过一种倾向性，具体通过查看我们的为人，爱好和特征而获得的一种认识。在第二种方式即所谓的“同一性”的认识中，智性与情感的倾向和意志的意向一起起作用。而其中带有倾向性的情感便是与创造直觉融为一体的，这种作为形式的情感把灵魂所体验到的实在带入灵魂的最深地带和智性的精神的无意识深处。正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创造性直觉中，智性的形式与人类灵魂的神秘力量，客观实在与主观性，物质世界和灵魂的全部，不可分割的同时存在。
“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阐明包含在诗性直觉概念中的主要方面和含义），得作出的第一个区分与这么一个事实有关：诗性直觉，它既是创造性的有是认识性的，或则可特别的视为创造性的，从而同被它所把握的东西有关。”（19）随着马利坦的思路，我们来看一下创造直觉即诗性直觉在其被看作是认识性方面的特征。
要讨论的问题是：创造性直觉的对象是什么？马利坦认为概念化的事物并非其所把握的客体，而且正因为如此，创造性直觉的对象是倾向并开放到无限的。它既包括诗人主观性中的单一存在又包括对于存在的丰富性无限开放的所有其它存在。事物一旦进入创造性直觉，便逐渐生动精致起来，它各个方面第一因的驱动之流所渗透，因此永不停息地超越自我，不断给出比自身所有的含义要丰富的含义。创造性直觉使得诗人在自我的幽夜中不断把握未被认识的认识。
另一方面，因为诗人的主观与事物一起被创造性所把握，因而就诗人最后成就的作品而言，既是一种在广大世界中被捕获到的关于世界的真的符号，不是诗人自我凡响的隐约展现。就这样，诗把两中意义进入一种即将形成的作
品之中，使得作品通过这种基础上的复合意义而存在。
诗性直觉的另一特制是其创造性。作为创造性的诗性直觉一旦存在就作为智性的非概念生命的幽深中的一种创造冲动而朝向工作。将要产生的作品的完行已经潜伏在创造性直觉之中，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作品在创作冲动的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来。就已形成的作品而言，处在自然而原始状态中的诗性直觉使得作品构成成分的美为光彩，当作客观化的自我进入行动或主题中的特性直觉使得作品构成成分的美为完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能缺少了创造性直觉而存在；一件艺术品具有了创造性直觉的参与，即使其形式是残缺不全的，同样可以投射出存在之光。
关于创造性直觉的产生和源泉，马利坦从为诗性直觉是天生的，它取决于灵魂的某种自由和想象力，取决于智性的天生的力量。它直接来源与上帝，不可能通过运用和训练而获得。人们只有服从它。马利坦还说，创造精神在人的灵魂中是不同层次的，诗人越成熟，渗入其灵魂中的创造性直觉密度就越高。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认为，马利坦对创造性知觉详尽细致的论述，是为了将上帝对世界的创造与诗人个体的自由创造活动在微观上紧密联系起来。在精神的无意识区域，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概念的和前意识的、清晰的和隐约的精神之诸力融合为一起有相继发源出来，其中智性与情感倾向相互渗透成马利坦神秘的包容一切的儿女市和创造的精神形式。马利坦一方面以崇尚理性自居，另一方面又使创造性直觉这中精神形式神秘化，连他自己都说，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宗教的。
<四>诗性经验和诗性意义
与诗性直觉相比，马利坦认为诗性经验多少有点不同，它具有更复杂更广泛的心理学意义。“诗性经验涉及灵魂的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我交流使我们思想的一般性的交流暂时中止，而且它与特别强烈的诗性直觉联系在一起。”（20）在这种状态下，主观性聚集在灵魂的隐秘处，期待着创造性的到来。在精神的无意识的界限上浮现出一种隐约的、无法表达而又动人的认识，事物的内在的必然性已潜藏在这种认识之中。
在马利坦看来，诗性经验包含了两个阶段：关于收缩的第一阶段和关于舒张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在平静中聚集在一起的灵魂的全部力量处于一种实质性状态和休眠的活力状态。在第二阶段，聚集在灵魂中心的精神，力量开始喘息，通过这种喘息，事物在从容或激烈中被给出，逐渐澄清，得以清晰，并被表现出来。在整个过程中，诗性经验与诗性直觉的关系在与：诗性直觉又因诗性经验而得以增强。在诗性经验的第一阶段，诗性直觉以催眠的方式起作用；在诗性经验的第二阶段，诗性直觉以催化剂的方式起作用，诗性直觉将聚集在自己周围的种种实质性活力传递给行动。我们初步了解了马利坦有关诗性经验的论述之后不难发现，“马利坦在这里企图用他的诗性经验说，来解释为千百年来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谈滥了但又未能真正阐述清楚的灵感。”（21）
马利坦把灵感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作为诗性直觉的灵感或处在诗性知觉幼芽中的灵感，这种灵感永远是必要的；另一种是作为充分显露的，或普遍渗透的运动的灵感，这种灵感永远是最吸引人的。马利坦认为这种区分有助于调和表示上的矛盾的两个真理：一方面一首完整的长诗不可能完全出自灵感——运动的充分显露的灵感；另一方面诗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赖于那种处在诗性直觉萌芽状态的灵感。
在处理诗性经验与理性的微妙关系时，马利坦显得十分谨慎。他认为诗人和他的作品不能缺乏了激情而存在，但激动、狂喜、狂暴也并非就是灵感的本质。灵感失去了理智也仅是兽性情感和感情的简单释放，灵感不能超越理性并且也只有依赖于艺术的善的劳动才能给出形式。“主张让灵感排除智力而单独左右作品是与神秘主义者的种类中的启发相类似的一种错误观念。”（22）
诗性经验最终要通过某中形式表现出来，马利坦认为诗人中的诗性经验相对应的是在作品中的诗性意义。诗性意义对于诗就像灵魂对于人，主观性通过诗性直觉传达给作品。作为诗的内在旋律的诗性意义是如何在作品中表现的呢？马利坦把诗性意义剖析成由诸因素在不同层次上构成的复合意义，使我们对被作品把握的诗性意义游乐一种启发意义的了解。而且使得诗性意义与逻辑意义的关系似乎更符合事实。“对于诗性意义，它不过是一种易变而掺杂之物。因而诗性意义是一种由数种含义所构成的内在含义：词语的概念意义，词语的想象性含义，以及更其神秘的含义即词语之间和词语所承载的意义内涵之间的隐约关系。”（23）通过这种剖析，马利坦调和了构成形式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概念意义完全从属于诗性意义，而不是相互对立。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一下构成作品形式诸因素的诗性和相互关系，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的“美”的看法：或许我们可以以更细微的层次上隐约理解“形式之光”对理性的包容。甚至可以进一步理解“美”与“善”之间微妙的关系。但要找出诗性意义和其中的要素与“善”与“美”在某种关系上的对应，也是模糊很困难的。因为马利坦这种分析虽然是理性的工作，但就他作为诗人构思他的美学思想本身，无处不充满着诗性经验和诗性直觉。
因为诗（诗歌）不可能完全的脱离词语的概念意义而存在，因而没有诗可能是完全朦胧的，词样，因为诗不可能完全依赖词语的概念意义而获得他的生命，所以也没有一首诗能够绝对清晰。从这种意义上，马利坦用具体的艺术形式诗歌为阐明了作品对感觉和智性同时的需要。也只有依靠工作的理性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可能创造出能唤醒我们感情共鸣、愉悦和挚爱的完美的艺术作品。
三、对马利坦美学思想简要评论
在本文第二部分阐明了马利坦基本美学思想的同时，已经零零碎碎的作了一些简单的议论，因为马利坦对艺术哲学所作的努力给人带来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还有一些内容值得说明、强调和探讨。
首先值得注意的应该是贯穿马利坦美学思想始终的那种“调和”。这个词字面意思好象还不能临如其分的表达出马利坦在艺术哲学的不同曾面上细微的经营。事实的一方面是，正如马利坦主义者标榜的那样，马利坦推崇理性并以智性自居：在美的本质中，美是理性的对象；在艺术与诗中，智性甚至起着根本的作用；在创造性直觉中，如果没有了智性，则它只能是愚昧的疯狂；而诗性意义又依赖于逻辑意义而存在。而事实的另一个方面是，在马利坦灵魂的深处，隐隐约约回响着上帝的
声音：在美的本质中，形式之光或者说神赐之光才是美的实质；在艺术与诗中，充满着意志和欲望；对于创造性直觉，“他（诗人）更有强烈地感到有一只无情的、而且比他自身更有力的手在左右自己”；（24）而诗性经验本身就是以内在的必然性出自灵魂之内的动人的认识状态。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倾向被马利坦调和在一起，他所做的努力使得他的这种调和并非简单的拉扯而是非常精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充满了说服力。例如他对形式内涵的剖析把诗性意义和逻辑意义的关系处理的更容易让人接受，对与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意的启示。
尽管许多人认为宗教和神学是应该批判的，但从另一方面，它又能使人对人类自身的存在产生更多的反思。马利坦在论述诗性经验是引用了兰波的陈述：“我是另一个”（Jeestunattre）接着又引用了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Lantreamont)的一句话：“如果我存在，我不是另一个。”(Sijexiste,junesuispasunautve)看起来意思相反的两句话却描述了人作为存在而存在的同一状态。也许在马利坦那里，“上帝”不代表宗教而代表宗教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其它存在的更高境界。马利坦用他自己的方式阐述了“上帝”通过人对世界的创造，并透漏了神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内容，还是值得讨论的。
美学分析论文篇6
一、审美与剪纸艺术
（一）审美。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在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是一种实践活动形态，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相比古人，现代人更加需要审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通过审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则是在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二）剪纸艺术。剪纸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东北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当中的一个类别。任何艺术品都是人们按照自身审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将自身情感和信念融入其中，表达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人文性和民族意蕴，见证和传承着深厚的中华文明。
二、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
（一）东北剪纸艺术。东北剪纸艺术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代表，题材上有满族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即旗装马靴的“姥媳人（神）”。萨满教中，“萨满”即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其所供奉的神即为姥妮人，也就是老太太神。东北剪纸艺术与民间信仰萨满教关系密切，满族祖先很早便用鱼皮、兽皮等剪刻成神偶用于祭祀，这只是东北剪纸当中的一类题材，此外还涉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常见龟、蛙、人参等，剪纸人物人神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审美意象。审美意象，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就是艺术的本体。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角度看，它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家用某种媒介物构建出意象，表达感情，就是艺术。也就是把情感融入某个符号化的“意象”，人物、动物等元素构成实物剪纸，而在审美当中，审的不是剪纸本身，而是其蕴含的意蕴，也就是“象”。东北剪纸中，娃娃、莲花、葫芦等象征着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等象征着吉祥幸福。每当重大节日，人们就会用剪纸来布置环境，操办喜事也惯用喜字剪纸等。这种方式将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将人们心中的意象用实物传达给其他人。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表现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需求。东北剪纸艺术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剪纸作品，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和美感，并获得不同的身心感受。
（三）审美价值。首先是题材美。东北剪纸艺术可以说是东北老百姓自己的艺术。一般剪纸艺人多集中在农村，闲暇时，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将生活的感受融入剪纸当中。剪纸作品通常歌颂正面和积极的情感，表现对生命的热爱。鸟兽虫鱼、花木、粮食、人物等元素构成有趣而精巧的剪纸造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图1所示，该作品蕴含多子多福、望子成龙之意。其次是寓意美。剪纸一般用于纳吉祝福、劝勉警诫、祛邪除恶。这些内涵表达着人们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一种内在精神品质。第三是构图美。一把剪刀就能剪出龙凤、剪出人物、剪出鸟兽虫鱼，具有鲜明的构图美感。第四是含蓄美。剪纸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用简洁朴实的图案表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够发现剪纸艺术巧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抽象且含而不露的形象，让人联想和思考，耐人寻味。第五是教化之美。剪纸中蕴含的意象有吉祥造型、神话传说等，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黑土地文化的传承，教化了一代代的东北人。
三、结语
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来看，东北剪纸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细细品味鉴赏。其所表达的美学意蕴，深含当地的文化特性。剪纸来源于民间，映射着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美学观念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灌注进剪纸艺术当中，发挥着强大的魅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尚一墨.当代文化中的“总体艺术观”现象——瓦格纳美学理论评析[J].美术观察，2016,(11):135-141.
美学分析论文篇7
一
科学美是否存在,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正象在是否存在艺术美的问题上艺术家最有发言权一样,在是否存在科学美的问题上科学家也最有发言权。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体验和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誉为“科学史上的艺术品”,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罗素都曾将它作为神奇的艺术品来阅读欣赏[1]。爱因斯坦曾称赞玻尔所提出的原子中的电子壳层模型及其定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2],曾惊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使用方法的精湛”和“实验本身的优美”[3]。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不少科学家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一个理论,玻恩说它“象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艺术作品”[4]。玻尔兹曼曾经把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当作神奇壮美的交响乐来欣赏[5]。对近现代科学创造史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缺乏系统的,但他们对科学美的肯定则是不容怀疑的。
如果说科学家体验到的主要是科学创造本身的美和科学理论蕴涵的美,那么不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感受到物化形态的科学设施和科学产品的美,譬如化学实验室赏心悦目的各种器具,现代天文台令人神怡的观测仪器,火箭发射场气势宏大的动力装置等等。我们在观赏这些试验器具、观测仪器、发射装置时,会产生类似欣赏音乐、绘画和其它艺术品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感和美感。只要不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个对科学(包括理论形态和物化形态)稍有涉猎和接触的正常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科学美的存在和对科学美有过的美感体验。
尽管科学美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美学家们和美学教科书的编著者们却对科学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极少数美学论著即使谈到科学美,也是象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一方面,现代生活已使科学美逐渐分化出来,成为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平分秋色的相对独立的第四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科学美明显地被美学家们忽视和冷落了,尤其一些现代西方美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揭露和抨击现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病时,也将科学进步连同科学美作为牺牲品搭了进去。造成上述这种审美事实和审美理论“背反”与冲突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传统美学理论局限了人们审美认识的视野和美学的思维空间。从古希腊美学到德国古典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对艺术研究的极端重视,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界定为艺术。在亚理斯多德那里,“诗学”便是美学的代名词。亚理斯多德以后的不少美学家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黑格尔就公开声称真正的美只存在于艺术中,因此,“我们对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6]就连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论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对象问题上也未能挣脱西方传统美学的窠臼,他说:“美学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一般艺术,特别是诗的原则的体系吗?”[7]就整个西方古典美学来看,重视艺术美的研究是它的优良传统,然而这一传统的确立却是以牺牲对现实美的研究为代价的。19世纪以前,就总体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尚未完全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科学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也尚未完全从社会美中分化出来。西方古典美学对现实美尤其是对社会美的忽视,本身就意味对科学美的忽视。传统审美理论严重地阻碍了美学思维空间向科学领域拓展,因此美学家们死死抱住这种观点不放:艺术创造审美价值,而科学则创造使用价值,科学与美无缘。
其次,经院式的研究方法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丰富多采、异态纷呈的科学美现象进行研究归纳。美学研究者们只重视已有定评的美学经典论著,而忽视近现代科学家们“猜想录”式的谈美片论,更无意对人们的科学审美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也就很难从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中抽象出“科学美”这一范畴来。从西方古典美学家那里,是很难找到科学美是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这一现成结论的。例如,哈奇生将美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狄德罗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美,只有这样两种美:“实在的美”和“相对的美”;康德则认为美不存在于事物的实在,而只有“自由美”与“依存美”之分[8]。黑格尔在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前提下承认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美)生活美的客观存在[9]。把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在美学经典中是找不着“出处”的。然而,对科学美及科学美感的论述却常散见于现代科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们的论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对美学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阻碍人们将思维触觉伸向跟科学有关的理论领域。
二
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如果从形态学角度作静态考察,可分为科学理论美(包括科学公式美)和科学产品美;如果从创造学角度作动态考察,又可分为科学理论创造之美和科学实验之美。科学美不仅体现于科学研究成果,而且显现在科学创造过程。
关于科学美的本质特征,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简述过[10]。这里稍加展开论述。
科学美是来源于自然美并能为我们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
科学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见出自然的真貌,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在外观上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但在实质上和谐统一,具有规律可寻。形式的多样性与本质的统一性,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单纯性,构成了自然界的基本特点。换言之,自然是统一的、单纯的,即和谐的。宇观世界如此,微观世界亦然。科学研究就是要力图把握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一种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这种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史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品”,看来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美是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独特性。科学美决不是“自在之物”,它是科学家的理智对大自然的感知、领悟和发现。科学美所显现的固然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但它不是外在的、表层的、纯感官即可享有的美,而是内在的、深奥的、凭理智方可领会的美。对这一问题,著名法国科学家彭家勒作过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彭家勒看来,科学家并非因为自然界有用才进行研究,而是因为自然界美才进行研究。他说:“如果自然不美没有了解的价值,人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那种触动感官的美,那种属性美与外表美。虽然,我决非轻视这种美,但这种美和科学毫无联系。我所指的是一种内在(深奥的)的美,它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能为纯粹的理智所领会。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在美给了满足我们感官的五彩缤纷美景的躯体、骨架,没有这一支持,这种易逝如梦的美景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是动摇不定的,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相反,理智美是自我完善的。”[11]彭家勒认为科学美源于自然美,美的科学大厦建筑于美的自然界基础上,但这种美不是直接打动感官的自然景色(外在之美),而是打动理智的自然和谐(内在之美)。
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客观性。由于科学活动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创造性活动,是主体能动性、自由性的集中表现,因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也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一些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科学与科学美看作脱离自然与自然界的“人类理性的自然创造”,而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总是强调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地位。非欧几何学的创建者罗巴切夫斯基说:“人们不依赖世界的事物而试图从理性本身去引出数学的一切原理,对数学是没有用处的,而往往也不会被数学所证实。”[12]在罗巴切夫斯基看来,数学的概念、符号、公式并不象某些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科学(科学实验、理论、公式)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爱因斯坦曾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如果忽视或否认了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那么就必然会忽视或否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最终陷入唯心论泥潭难以自拔。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与统一,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之美。
三
科学美与艺术美一样建筑于自然美的基础之上,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成果。承认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并把科学美理解为对自然和谐的一种反映,这并非意味着否认科学美的审美本性。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把人对客观实在反映形式划分为三种:日常反映、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他认为日常反映是一种较低级的、被动型的反映,而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则是高级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说“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科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一样,都要遵循和服从美的规律,那种认为科学贵真贱美、重真轻美,甚至认为科学与美无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不断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内在奥秘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愈来愈广阔的前途。因此科学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创造。
科学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结晶。它是在人类审美心理、审美意识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理论思维与审美意识交融、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中,它是人类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或形式。
科学是发现,但又不仅仅是发现,它还是创造,是重构。科学要求真,但又不只求真,它还求美,求艺术性。仅就揭示自然奥秘、发现自然规律而言,它无疑是真的;而就其理论创造、思维方式而言,它无疑又是美的。一切伟大的科学杰作,不仅让人见出自然之真,而且使人觉出自然之美。
“美是真理的光辉”。而“探索者最初是借助于这种光辉,借助于它的照耀来认识真理的。”[13]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真与美的统一。在科学史上,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同时求真求美,甚至由美求真。物理学家韦尔曾经对人说:“我的工作总是力图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总是选择美。”[14]数学家霍姆斯直接把数学比作艺术:“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创造了新概念;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象艺术家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工作,一样地思索;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这样对待它。”[15]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这样评价数学家们的工作:“数学家导出方程式或公式,就如同看到雕塑、美丽的风景、听到优美的曲调等等一样而感到充分的快乐。”[15]可见,很多科学家是自觉依据审美价值尺度,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
科学即选择。“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由科学上的美感所支配。”我们知道,科学始于观察,基于实验,成于理论建树。仅就观察而言,科学家首先必须对观察什么做出选择,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各种事实无计其数且变化无穷,一个人绝不能毫无选择地观察这一切。那么科学家进行选择性观察的机缘又是什么呢?选择的对象必须是非常诱入、令人感兴趣的,而“指导选择的原则必定是非常好,令人很愉快”。(彭家勒语)不少科学家都谈到,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粗略的选择,往往是通过审美直觉来完成的。
科学追求“简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团乱麻似的客观事实或现象是不美的,科学不也满足于对世界混沌表象的描述,对各种经验现象的罗列。事实分解或约化得越简单、越清晰,人们越能从总体上、规律上把握自然,而那些能使人“从无序中见出有序”的科学理论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美的(普里戈金语)。自然事物与现象总是纷繁复杂的,而其背后的规律与本质总是相对简单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致力于追求“简单性”。“简单性”是科学家谱写科学理论“诗篇”的一条红线,它在科学家的心目中总是美的。当然,科学家们不仅仅追求“简化”,彭家勒毕生追求“简单与宏远”,爱因斯坦更加看重宇宙的“统一与和谐”,而扬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则致力于辩证地描绘“宇称守恒”的世界图景。
科学就是“美的组合”。科学家总是试图向人们提供对于世界及其各部分规律的正确认识,并把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和谐的世界图景贡献给人类。科学家在构思、描述世界图景时,不仅依赖于逻辑思维,而且借助于形象思维。贝弗里奇指出:“有相当部分的科学思想并无足够的可靠知识作为有效推理的根据,而且势必只能凭借鉴赏力的作用来作出判断。”[17]有的科学家把科学构思看作类似于艺术概括的典型组合,并认为“最有用的组合,也是最美的组合”。
科学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是人的本质的确证。马克思曾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高级形式,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直觉与想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审美意识水平都在科学活动中得到充分表现。而科学活动的物化成果,即科学的理论、公式、发明等,成为人的自由创造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由于伟大科学成果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因此成为“科学的艺术品”,成为一种“艺术杰作”。
四
由于科学美建立于自然美之上,并体现了人的自由本质,所以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谓社会性,是指人类的自由本性。科学作品是自然和谐图景的呈现,亦是人类自由境界的表现,它因此和艺术作品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寻味无尽的审美感受。
美感是人对美的一种主观经验。美感过程是人对美的事物的一种感受、体悟、认识过程。无论艺术美感,还是科学美感,都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不过,科学美感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科学美感过程中,抽象思维处优势地位。而在艺术术美感过程中,则是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不截然分开,往往彼此渗透,相互补充。只不过,在科学观照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而在艺术观照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其二,科学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前者有灵感是科学直觉,而后者的灵感是艺术直觉。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根源于人的天性,但科学直觉更多地受到理智的浸染,而艺术直觉更多地受到情感的陶冶。其三、科学美感是理智获得自由的愉悦的体验,而艺术美感则是情感获得解放的愉悦体验。审美是心灵的一种解放,美感是一种自由的主观体验。科学美感所体验到的是理性的自由、智慧的幸福。席勒曾讲“思维啊,幸福!”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美感的最简洁的界说。
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艺术美感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对科学美感问题则很少涉猎。而科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科学理论大厦或认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对科学美感作过许多描述、阐发和界说。将它们加以整理和概括,可从中引申出如下观点:
(1)科学美感是理智观照自然,思维切近自然,而对自然界产生的一种亲近感或亲切感。
(2)科学美感是人们深入宇宙堂奥,发现自然之秘,而对大自然产生的一种惊讶感和神奇感。
(3)科学美感是人们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探索、认识和征服自然,悠然产生的一种人类崇高感和自我超越感。
(4)科学美感是我们从科学作品和谐统一的自然图景,而产生的那种无比愉悦和无限自由的心理体验。
(5)科学美感蕴籍着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这种直觉和灵感往往成为科学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观察、分析、判断和综合整理的一种价值尺度。
面对“科学的艺术品”,有的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美感,而有的人却不能。这就涉及科学鉴赏力问题。科学鉴赏力是欣赏科学作品尤其纯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审美力。它实际上是对于科学美的感受、理解、评判的一种本领。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就象存在着文学鉴赏力和艺术鉴赏力一样,也存在着一种科学鉴赏力。一个人如果缺乏科学鉴赏力,那就不可能领略到科学美的魅力。一个人的科学鉴赏力绝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与科学鉴赏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因此,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可从牛顿力学中“感受到数学完美性”;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可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可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数学形式的美”中发现了“物理世界的真”;而划时代的物理大师、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从实验大师迈克尔逊那里感到了“实验本身的优美”。法国物理学爱德布罗认为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现象的“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无可争辩的”[18];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觉得爱因斯坦“有点象艺术领域中的达·芬奇或者贝多芬”[19];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合作者,美国物理学家费尔德,深感“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优美、深邃和逻辑的合理性方面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20]。科学家们所以能够从科学作品中获得比平常人更多、更深入、更强烈的美感体验,是因为他们比平常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和审美力。
美学分析论文篇8
所谓“人生态度-一一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一情趣一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魂灵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的”②。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一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发光，可望而不可及矣！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的实证)一一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一一艺术”关系（艺术形而土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一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的，艺术生理的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一情趣一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机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的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沦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我们以上的看法是想当然，还是根据事实的？
根据之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家学说，曾经像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或朱光潜－唯心主义)那样，充当众人的“靶子”曾受到随心所欲的人的批判，任何人都敢于批判朱光潜，都以批判朱光潜为荣，甚至可以导出一个公式：凡能批判朱光潜的人，都是唯物的、进步的、爱党爱国的。中国的极左思潮裹夹着“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恶浪，点燃了熊熊大火，企图把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朱光潜－唯心主义)及其论著的一切“遗毒”烧掉，……然而，朱光潜其人、其书、其事……却是“烈火金钢”。他犹如一位身经百战谙熟一切套路的老拳师，任从对手拳打脚踢他都轻轻一挡让对方自讨苦吃，翻了筋斗之后默认出手幼稚、低劣，败下阵来。愿意回头的，便拜他为师，不愿意回头的，便终生吃亏。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很难一打就倒，一批就臭（准确地说，应是打不倒，批不臭）。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正如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有四个宽阔而结实的维度，面临四面八方，吹风刮雨，只能飘洒其中的一面(一维)。因而，它总是光照四方，风吹雨打不动摇。朱光潜理论体系所经受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谨严与合理，它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低能理论家的虚构或胡说八道。
根据之二，是另一位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认定。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对该书作了精僻的评论(推而广之，也可看作对朱光潜体系的评论)，择其要点如下：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先例”。二、学术情趣化。“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人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三、超群卓尔的叙述方法与语言表达。“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象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象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灰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综观以上三点即可看出，那正是针对朱光潜的四维理论体系而引发出来的金玉良言。朱自清当年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石破天惊。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师和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他和朱光潜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一般。他对朱光潜的学说体系，体察入微，领悟深切，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这为后人读朱光潜的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然而十分可惜，此一大师对彼一大师的“拳术套路”、“魔法变形”的珍贵告诫，却被后来的人们忽略了，或被极左思潮所淹没了。人们只能束缚于伦理、意志上的评判，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了。请看50年代一位著名理论家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评价：“朱先生的学问，骤看起来好像是很渊博，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先生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一些见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③。这是50年代对朱光潜美学体系带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也并不否认当年有许多问题实属学术探讨)。当年大批判(大辩论)的共同特点是：一、调子很高，吓唬人的大话很多；唱来唱去的大调基本相同。二、“如果认真地把他所有著作研读一下”，却很少有人做得到，“认真”不起来，至于能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者，谈何容易？例如你没有全面研究过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你怎么去评价直觉说的得失？你要评价朱光潜的“出世一入世”说，你没有研读过尼采的哲学美学著作，又能谈出多少见解？就是那本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中国恐怕也很难觅到，所以谈“认真”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的话，不是谎言，也是大话。且听朱光潜当年的灵魂感受：“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懂得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人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④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根本对不上口径。50年代对朱光潜的大批判(“大辩论”)之后，历史证明：朱光潜前期的学说体系，是很难做到一打即倒，一批即臭的。道理很明显，批判者所面对的是四维体系中的一维——哲人学说(而且又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其余三维(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生理学/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根本无法交锋，即使是对其一维中的哲人学说，也仅能划分一下唯物、唯心，指指点点而已。原因在于批判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库存与批判对象相比，实在难以相称，怪不得朱光潜在80年代的回忆中说：“五十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是可笑的”⑤。其实，“可笑”的事还多着呢！朱光潜回忆中的评价，我以为是很有份量的。
“打打杀杀”的学术史早已过去！真正的学术沉思，早该来临！面对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四维体系，应谈具有怎样的视界，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这是本书写作的总契机。
其次，面对朱光潜七百余万字的论著、译著，如何去评论它？采取何种评论方式为最佳方式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未动笔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
评论一部著作或一个理论家，应该说是一个探险过程。“评”无定式，允许多种多样，方向相反，往往异道同归。但结合目前情况，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型的评点方式，或者说是变形的扩大了的评点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走到哪里，评论者也追踪到哪里，作对应性的评论；或者把作者的论著内容作大体上的分门别类，适当归纳，再作对应性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缺少相对独立的解释框架，不能把“芜杂”的对象重新铸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这种评论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是，细致周到，密而不漏。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似是在所难免。其缺陷是，要处处跟着作者走，作者说了什么，也要随之评论什么。这样，势必造成两种难堪情况：一是大量重复作者的原话难以避免，离开作者原话就会失去评论的依据，这样则会话语重叠、篇幅冗长，对不熟悉原著的读者，尚可读下去；但对已熟悉原著的读者，则会感到异常疲备。尤其是论述朱光潜，如果评论者的文笔欠佳，与朱氏距离太远，则难以卒读。二是难于从原著中超，自行布局、构筑，作出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论者下了较深的功夫，对原著十分熟悉，掌握了不少材料，论之有据，言之确凿，亦间有智慧的火花闪烁，但终未能燃成熊熊大火，失去融成一体的良机。把这种评论方式称之为评点式评论，似属冤枉，因为它多少也越出了传统评点的限度与范围(如归类、醒题，使用了不少现当代美学的新范畴概念与方法等等)，但由于原著“磁力”效应太大，致使评论者难以拉开距离，所以在其大脑中也难以形成对应于原著意蕴闭限的简括解释框架，只好如此“就范”了。
第二种方式，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熔铸新的解释框架，超越评点方式，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也许这种说法很不妥善，只取其主观统一性而己)。按照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读者对文本的诠释，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只要遵循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则可以作出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抓住其深层的脉络走向、各类关节点，及其对应张力，像面包师做面包过程一样，水泼粉上，又拌又搓，弄成意向中新的一团(马克思叫做“先验结构”)。这样，便能做到“纲举目张”，说长道短，“不似其人而胜似其人”矣。
如果说，第一种评论方式近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研究”方式，那么，第二种评论方式则近似于“逻辑的研究”方式。历史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顺序、层次一目了然，“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但是这种“历史”方式又有突出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这就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式，则是一种排除了历史偶然事件的理性结构，或理性运演系统，“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⑥。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就是评论的“原著”，但却有比较合理的类同性。至于“逻辑”方式，则更具有与“解释框架”的类同性。因此，笔者认为，评论一部作品、一派学说、一个理论家(作家)，也可大别为两种方式：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所谓历史方式，就是按照原著的历史顺序、层次，遵循其“自然线索”进行评论，既不压缩，也不跳跃。所谓逻辑方式，是一种对原著充分把握的“思想进程”，摆脱了各种“偶然性”的干扰，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典范形式”。
本书的主观愿望是企图采用逻辑方式，在适当的地方结合历史方式。当然，采用逻辑方式(抽象为一种解释框架)，会有一贯性的“思想进程”，但也难免有些地方过于粗疏、乃至于个别内容的遗漏。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然而，“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也不必顾虑什么了。
2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当代意义
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匆匆巡礼，使笔者感到阵阵乐趣。以上五章所论述的问题，无疑地，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大厦，但是掩映、衬托这个庞大体系的，还有许多灿烂的背景、银幕，园林亭阁。一个体系，就是一片生机。
本书即将告一个段落，但是心有余音，不绝于耳，然而篇幅又不能拖得太长，只好把“余音”以提要的形式向读者交待一下，待以后有机会，再作论述了。1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四维特性
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体系（尤其前期体系），是颇具特色的。其建构体系的路向是：以“出世一一入世”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和现代多学科的实证知识(心理、生理、文学、历史-一一艺术生理学)去融汇西方哲人学说（康德、克罗齐、尼采、叔木华、布洛、立普斯、谷鲁斯，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纵横交织，层次分明，使之成为一个五彩缤纷、斑谰驳杂的理论体系。它像磁石一样，吸摄着当年年轻一代的心。即使是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个体系的磁力效应，也并不减色当年《文艺心理学》《诗论》，仍是难以匹比的美学入门书。几十年来，不管是怎样的风云变幻，其读者群有增无减，这证明了这个五彩缤纷、斑斓驳杂的理论体系确是一个“谜”。
朱光潜建构体系的独特心灵历程，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一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为了追逐人生与学术之谜，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呵！翻开中国现代史，有谁曾不辞劳苦，从东方的香港到英伦三岛、巴黎、意大利，乃至莱茵河畔，前后度过十四年的大学生活？有谁能从飘缈的哲学玄思到精确的鲨鱼解剖.和用熏烟鼓和电气反应机测试心理反应，进行过张力距如此遥远的大脑训练？有谁曾有如此多种多样的兴趣，从中国的儒道释哲学到西方哲学(理性与非理性)、文学、艺术、心理、生理、符号逻辑，从中国诗学到西方诗学，最后用美学范式把以上万花筒式的学术成果统摄起来，成为以“情趣”为焦点的一家之言？有谁能以少年的身份熟练地使用非母语系统进入西方学术之林，并以自己的力作（《悲剧心理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凡此种种，只能使人惊讶、叹绝这种用西方的“火”煮自己的“肉”的学术胆识和规范，和用中国人的“灵”去灌输西方焦土的精神超度，从及二者的结合，令我们叹为观止。因此，朱光潜当年寻求人生出路的这种艰难卓绝的尝试，不管是在现代思想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学术、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探险一与解答！我们必须把朱光潜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放到这个高度上，才能拨开历史的乌云，客观地展示它的光辉。
朱光潜早期的文艺思想、美学体系(以《文艺心理学》《诗论》为象征)，不是一维的单一结构的学说，而是多维的理论体系，其间错纵地交织着：深刻而玄妙的哲人学说，严肃而豁达执着而超脱的人生态度，渊博而多向的学科知识，精当入微的叙述方法与行云流水式的语言表达。这里的哲人学说——二极性人生态度(艺术形而上学)——多学科的实证知识(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构成四维度的多面体的理论体系。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妙。
所谓“哲人学说”，指这个体系的哲学一美学构架、逻辑起点的从属和继承关系。其前期的哲人学说，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核心，一方面渗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诸派学说，如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等，另一方面，又渗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哲学精神和中国古典诗文的神韵、意蕴，具有转型时代中多向吸纳、兼容并包的大师心态，其焦点集中在审美认识论(心一物关系)上。其后期的哲人学说，则在扬弃前期哲人学说的基础上(也许有人怀疑这里的“扬弃”关系，详情下文展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即原生形态)，为后期追求的目标，同时吸取黑格尔、歌德、维柯等人的哲学美学观点，完成了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美学体系，其焦点由审美认识论移向审美实践论(主体论或人学本体论)，成为一代美学宗师。
所谓“人生态度-一一艺术形而上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艺术特质。朱光潜一生都在追求艺术的性灵，提倡“人生艺术化”和“艺术人生化”，并且认为：在人生与艺术之间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情趣化”。人生的情趣化，就是人生的艺术化(宇宙人情化)；艺术的情趣化，就是艺术的人生化(艺术植根于人生)。这便构成一种“人生一情趣一艺术”三一式结构的宇宙论模式。朱光潜早期深受尼采的影响，把人生的魂灵抬到艺术的祭坛上：“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①，“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有充足理由的”②。在前期哲人学说中，他以“艺术人生化”去消解“孤立绝缘”的直觉说，使他营造的美感内在结构在“直觉说”线上得到伸延和完善。在后期哲人学说体系中(主客观统一说中)，一切均以“艺术”为中介环节，完成“人一自然”的双向过渡。艺术形而上学，把他的人生追求与哲人学说融合起来，于是他便成为：既是青年的导师，又是现代学术泰斗，一身二任，熠熠发光，可望而不可及矣！
所谓“审美感受(多学科的实证)一一艺术生理学”，是指这个体系的近代审美倾向(审美筋肉论)，它把玄奥的哲人学说，灵妙的“人生一一艺术”关系（艺术形而土学），落实于实证的心理——生理特征上，同时又把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广泛应用于诗学理论中，开创了美学——诗学的全新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艺术生理学既是朱光潜美学与诗学的交汇点，又是他学贯中西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关于这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下文专章论述），在中国美学一诗学史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和朱光潜相比的，艺术生理的领域至今都是他独占的高峰。
哲人学说，构成这个庞大体系(前期与后期)的轴心，艺术形而上学(“人生一情趣一艺术”宇宙论模式)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上观照，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成为这个体系的形下实证，它同时突破这个体系的界限，伸延至诗学领域，完成了独特的诗学理论建构。以上可说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三个不同维度。但是由于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各种论著)，超越纯学术线性思维，处处是妙语机珠、情趣横生，渗透着语言和方法论的神奇魔力，令人爱不释手，这便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第四维。因此，我们姑且把朱光潜的庞大理论体系称之为四维理论体系。面对多面体的理沦体系，必须具备相应的多面视角，否则便是“盲人摸象”了。
我们以上的看法是想当然，还是根据事实的？
根据之一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家学说，曾经像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或朱光潜－唯心主义)那样，充当众人的“靶子”曾受到随心所欲的人的批判，任何人都敢于批判朱光潜，都以批判朱光潜为荣，甚至可以导出一个公式：凡能批判朱光潜的人，都是唯物的、进步的、爱党爱国的。中国的极左思潮裹夹着“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的恶浪，点燃了熊熊大火，企图把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朱光潜－唯心主义)及其论著的一切“遗毒”烧掉，……然而，朱光潜其人、其书、其事……却是“烈火金钢”。他犹如一位身经百战谙熟一切套路的老拳师，任从对手拳打脚踢他都轻轻一挡让对方自讨苦吃，翻了筋斗之后默认出手幼稚、低劣，败下阵来。愿意回头的，便拜他为师，不愿意回头的，便终生吃亏。直截了当的说，就是：朱光潜的理论体系，很难一打就倒，一批就臭（准确地说，应是打不倒，批不臭）。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就在于这个理论体系正如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有四个宽阔而结实的维度，面临四面八方，吹风刮雨，只能飘洒其中的一面(一维)。因而，它总是光照四方，风吹雨打不动摇。朱光潜理论体系所经受的严峻的历史考验，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谨严与合理，它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不是低能理论家的虚构或胡说八道。
根据之二，是另一位大师朱自清先生的认定。朱自清在《文艺心理学》序言中对该书作了精僻的评论(推而广之，也可看作对朱光潜体系的评论)，择其要点如下：一、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先例”。二、学术情趣化。“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人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三、超群卓尔的叙述方法与语言表达。“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象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象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灰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综观以上三点即可看出，那正是针对朱光潜的四维理论体系而引发出来的金玉良言。朱自清当年的见解，可谓一语中的，石破天惊。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散文大师和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家。他和朱光潜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一般。他对朱光潜的学说体系，体察入微，领悟深切，作出了极为准确的评价，这为后人读朱光潜的书指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然而十分可惜，此一大师对彼一大师的“拳术套路”、“魔法变形”的珍贵告诫，却被后来的人们忽略了，或被极左思潮所淹没了。人们只能束缚于伦理、意志上的评判，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了。请看50年代一位著名理论家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评价：“朱先生的学问，骤看起来好像是很渊博，他兼收并蓄了诸家的学说，他旁征博引了许多东西，似乎也能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认真地把他的所有著作研读一下，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学说像用许多破烂的碎布勉强联缀成的破布片”，“当然，我们也承认，朱先生在过去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还算是比较用功的一个，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也相当广泛，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也有一些见解。但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③。这是50年代对朱光潜美学体系带有代表性的评价(当然也并不否认当年有许多问题实属学术探讨)。当年大批判(大辩论)的共同特点是：一、调子很高，吓唬人的大话很多；唱来唱去的大调基本相同。二、“如果认真地把他所有著作研读一下”，却很少有人做得到，“认真”不起来，至于能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者，谈何容易？例如你没有全面研究过克罗齐的心灵哲学，你怎么去评价直觉说的得失？你要评价朱光潜的“出世一入世”说，你没有研读过尼采的哲学美学著作，又能谈出多少见解？就是那本用英文写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在中国恐怕也很难觅到，所以谈“认真”研读朱光潜的“所有著作”的话，不是谎言，也是大话。且听朱光潜当年的灵魂感受：“人家要封闭我的唯心主义，我自己也就非尽力封闭唯心主义不可……我自己咧，口是封住了，心里却是不服。在美学上要说服我的人就得自己懂得美学，就得拿我所懂得的道理说服我。单是替我扣一个帽子，尽管这个帽子非常合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单是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的口气来吓唬我，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我心里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还只是研究美学的人们奋斗的目标，还是待建立的科学；现在每人都挂起这面堂哉皇哉的招牌，可是每人葫芦里所卖的药都不一样。”④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根本对不上口径。50年代对朱光潜的大批判(“大辩论”)之后，历史证明：朱光潜前期的学说体系，是很难做到一打即倒，一批即臭的。道理很明显，批判者所面对的是四维体系中的一维——哲人学说(而且又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其余三维(艺术形而上学/艺术生理学/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根本无法交锋，即使是对其一维中的哲人学说，也仅能划分一下唯物、唯心，指指点点而已。原因在于批判者的知识结构、理论库存与批判对象相比，实在难以相称，怪不得朱光潜在80年代的回忆中说：“五十年代的那场大辩论，有些题目（即范畴概念）是可笑的”⑤。其实，“可笑”的事还多着呢！朱光潜回忆中的评价，我以为是很有份量的。
“打打杀杀”的学术史早已过去！真正的学术沉思，早该来临！面对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四维体系，应谈具有怎样的视界，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或隔靴搔痒？这是本书写作的总契机。
其次，面对朱光潜七百余万字的论著、译著，如何去评论它？采取何种评论方式为最佳方式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本书未动笔之前苦苦思索的问题。
评论一部著作或一个理论家，应该说是一个探险过程。“评”无定式，允许多种多样，方向相反，往往异道同归。但结合目前情况，似乎也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型的评点方式，或者说是变形的扩大了的评点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者走到哪里，评论者也追踪到哪里，作对应性的评论；或者把作者的论著内容作大体上的分门别类，适当归纳，再作对应性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缺少相对独立的解释框架，不能把“芜杂”的对象重新铸造一遍，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存在物。这种评论方式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其优点是，细致周到，密而不漏。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这种研究方式的存在，似是在所难免。其缺陷是，要处处跟着作者走，作者说了什么，也要随之评论什么。这样，势必造成两种难堪情况：一是大量重复作者的原话难以避免，离开作者原话就会失去评论的依据，这样则会话语重叠、篇幅冗长，对不熟悉原著的读者，尚可读下去；但对已熟悉原著的读者，则会感到异常疲备。尤其是论述朱光潜，如果评论者的文笔欠佳，与朱氏距离太远，则难以卒读。二是难于从原著中超，自行布局、构筑，作出评论者的“一家之言”。尽管评论者下了较深的功夫，对原著十分熟悉，掌握了不少材料，论之有据，言之确凿，亦间有智慧的火花闪烁，但终未能燃成熊熊大火，失去融成一体的良机。把这种评论方式称之为评点式评论，似属冤枉，因为它多少也越出了传统评点的限度与范围(如归类、醒题，使用了不少现当代美学的新范畴概念与方法等等)，但由于原著“磁力”效应太大，致使评论者难以拉开距离，所以在其大脑中也难以形成对应于原著意蕴闭限的简括解释框架，只好如此“就范”了。
第二种方式，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熔铸新的解释框架，超越评点方式，从“我注六经”，走向“六经注我”(也许这种说法很不妥善，只取其主观统一性而己)。按照现代诠释学的观点，读者对文本的诠释，是有相当自由度的。只要遵循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则可以作出不同历史时代的“客观”评论。评论者在充分熟悉原著的基础上，抓住其深层的脉络走向、各类关节点，及其对应张力，像面包师做面包过程一样，水泼粉上，又拌又搓，弄成意向中新的一团(马克思叫做“先验结构”)。这样，便能做到“纲举目张”，说长道短，“不似其人而胜似其人”矣。
如果说，第一种评论方式近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研究”方式，那么，第二种评论方式则近似于“逻辑的研究”方式。历史方式的好处是：它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线索”，顺序、层次一目了然，“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但是这种“历史”方式又有突出的缺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这就使工作漫无止境”。逻辑方式，则是一种排除了历史偶然事件的理性结构，或理性运演系统，“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⑥。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就是评论的“原著”，但却有比较合理的类同性。至于“逻辑”方式，则更具有与“解释框架”的类同性。因此，笔者认为，评论一部作品、一派学说、一个理论家(作家)，也可大别为两种方式：历史方式与逻辑方式。所谓历史方式，就是按照原著的历史顺序、层次，遵循其“自然线索”进行评论，既不压缩，也不跳跃。所谓逻辑方式，是一种对原著充分把握的“思想进程”，摆脱了各种“偶然性”的干扰，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典范形式”。
本书的主观愿望是企图采用逻辑方式，在适当的地方结合历史方式。当然，采用逻辑方式(抽象为一种解释框架)，会有一贯性的“思想进程”，但也难免有些地方过于粗疏、乃至于个别内容的遗漏。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然而，“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因此我也不必顾虑什么了。
2朱光潜美学体系的当代意义
对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匆匆巡礼，使笔者感到阵阵乐趣。以上五章所论述的问题，无疑地，是朱光潜理论体系的大厦，但是掩映、衬托这个庞大体系的，还有许多灿烂的背景、银幕，园林亭阁。一个体系，就是一片生机。
本书即将告一个段落，但是心有余音，不绝于耳，然而篇幅又不能拖得太长，只好把“余音”以提要的形式向读者交待一下，待以后有机会，再作论述了。
2•1本书尚未论及的部分
本书尚未论及的有两大方面，一是《西方美学史》的意义与价值，二是译作的意义与价值。
《西方美学史》，学界一律称之为巨著，是填补国内空白之作。笔者以为其最突出的贡献有二，一是对原始材料的“摸爬滚打”功夫，确凿、真实、可靠，不依靠第二手材料，不道听途说。这是使“奠基石”坚固、耐磨，永垂不朽，对后来“建筑者”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二是“以论带史”、“以史证论”。《西方美学史》的写作，起步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批判、大辩论的结束，朱光潜的后期理论体系也由过渡阶段的结束而转向体系的定型。理论体系由突破认识论局限向人学本体论方面转移，前期体系的四维度特性向“全面发展的人”、“自由的人”凝聚汇焦，理论体系的“夜航灯”高高悬起。《西方美学史》中的灿烂光辉，都由于“夜航灯”投射的结果，否则，这些“读书笔记”式的篇章则难以贯珠。《西方美学史》中指点了许多路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学本体论的路向、自然科学的路向……。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西方美学史》的指点、预示，很难会有80年代的“主体性”繁荣，和对“反映论”的质疑、扬弃。任何理论家建构体系的难点，最终的考验，是把自己的那套理论，移入严酷的历史事实之中，这是“逻辑”与“历史”的融合、一致。凡是没有经过历史“证伪”的理论，都仅是一个初步的假设。而《西方美学史》则是朱光潜把他的理论体系移入”逻辑—历史”框架中的一种尝试、如果《西方美学史》有什么缺陷的话，诚如作者自己在《序论》中之所言：“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笔者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话要弄通“史”的内在逻辑线索，不是短时间的事；尤其是阐述历史的理论框架，如果不是由成熟体系中引出，那也只是一种随机性凑合没有历史价值。因此，《西方美学史》的重要意义是开拓性的工作及其启示，而不是完善体系的完成。
本书尚未论及的第二个方面是朱光潜的大量.经典性译作。要正面直接展开每部译作的内容、意义，是不可能的，一是容量太大，二是原作者的思想尚不等于译者的思想。最佳的切入视角，是译作在国内此时此地的影响，这既需要一番调查研究的工作，也需要概括性的宏观视野。笔者以为，中国现代美学界如果失去朱光潜大量美学译作的滋养，那无疑地是温室中的小苗。十多年前便有人风趣地说，中国现代美学的进展，是以朱光潜的美学翻译为标尺的：他翻译到那里，中国美学便进展到那里。这是一种庆幸，但也是一种悲哀。庆幸者，我们有这样一位“身经百战”不甘落后的旗手与大师；悲哀者先生仙逝，谁人补上?（更大的悲哀，是“自力更生”能力的贫乏，既缺少传统文化的奶汁，也缺乏西方文化的奶汁）
笔者持这样的基本观点：朱光潜自己的论著体系，展示两种类型的美感结构，即美感内在结构(前期)和美感的外在网络结构(后期)、两者构成一个跨度辽远的美感结构体系。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对“美感结构”的把握撇开“美感结构”的“高大难‘’性质.巧取捷经去侈谈时髦，充当“流行歌手”“影坛明星”实属不足取。认真阅读朱光潜的书，是中国美学起步的第一关。什么是逻辑起点？什么是理论框架?什么是高远视野？什么是方法论和语言表现？朱光潜的理论体系足可为范矣！
朱光潜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大师，一手抓写作，一手抓翻译。他的翻译比自己的论著还多，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到《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直至马克思《手稿》(片断)和维柯《新科学》，都是欧洲美学的峰巅这些连绵起伏的峰巅，连成欧洲美学的一片“风景线”……中国现当代美学，要开拓境界，要扎根深远，能离开以上的“风景线”么？朱光潜的翻译既为我们提供理论视野，又提供丰富多彩的“建筑”材料，成为学人建构体系取之不尽的源泉。
朱光潜的“论著一一译作”二者构成一个辽阔的理论圈，我把它称之为“泛理论体系”，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泛理论体系”的轨迹去运转，则完全可以培育出高水平的美学理论家。中国美学要走向世界，应该首先超越朱光潜，但如果企图跳过朱光潜走向世界，那只能使自己吃亏、落后。笔者这个观点，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当今许多“走向世界”的人，不是对朱光潜的“泛理论体系”知之不多么？
朱光潜如果还活着，我想中国当代美学的路向一定有所偏移，就是按维柯《新科学》的底蕴阐发开去。维柯的《新科学》随着朱光潜的逝世，在学术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发生过像翻译黑格尔《美学》那样的广泛影响，这是十分遗憾的！其实《新科学》给我们的营养，比当今搬弄的时髦要好百倍，这正如饮料矿泉水怎能比稻麦粮！
2•2人生观与学术观双重变革的历史意义
“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纷纷谋求出路，鲁迅所引屈原诗“吾将上下而求索”确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船坚炮利”轰开了国门，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不平凡的事件。
政治之途与学术之路的良好结合在“五四”后的现代中国，是极难兼而有之的，也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成为历史的普遍性(也许搞文学创作的例外)。左派理论家，在学术上一般无建树；在学术上有造就者，又多是“洋奴”或“国粹”。中国1949年解放后，无疑地给知识分子展示了新的路向，能留在中国大陆而不跟随潜逃者，都可说是经受过炼狱的人，都可说是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的人(尽管仍在怀疑中)。光是这一点，历史所作的评价仍是不充分的。就朱光潜来说，他抗日避难四川，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时，逼于形势而就范，加人了为所利用过。应该说，这不是光荣的事，但朱光潜还想过到延安去过新的生活，与1949年毅然留在大陆，这是人生选择，两相比较，应该怎么去评说才公允？“我们都在大陆，你留在大陆，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不加入，而你则加入，这才是永远的污陷”。这种极左逻辑有损于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准确评价。
1956年中共会议上，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学习，接受新的世界观，走向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不宜提倡空头政治。朱光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迈开了大步，向马克思主义之路奋进。他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统一起来。30年代他提倡“人生艺术化”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我自己”。现在，他面临的仍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如何完成“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的艰难历程。他果断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于是为之奋斗终身。80年代到香港讲学时，他回答记者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者，朱光潜是光辉的范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人。光是这一点，中国现代思想史就能添上不朽的一页。朱光潜的奋斗之路是有基础的，在方法论上说，他早就作出成功的尝试。30年代他引进克罗齐唯心主义直觉说，但他在人生观上，则执着于“人生艺术化”，突破直觉说，走到“艺术形而上学”的通途。人生观与学术观的结合，使他能以儒家实践理性哲学去突破抽象唯心主义。那时，他便深深体会到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人生观的变革与学术观的变革结合起来，将会开辟新的境界，带来新的生活情趣。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信仰儒家哲学，倡导实践理性的一种胜利。
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是巨大的历史课题。朱光潜的奋斗之路，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足可借鉴。笔者近年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不要滥用“马克思主义”一语。按科学史惯例，任何学说在历史上的发展都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其创始人建立学说阶段(原生形态，或经典形态)，二是后来续承人按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加以选择、整合的续承阶段(次生形态，或传统形态)，三是在现当代社会中的保持与应用阶段(再生形态，或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大阶段：经典形态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学说阶段）传统形态阶段(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继承阶段)当代形态阶段(“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在现当代社会中，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此一来，问题就会弄得非常复杂，本来一个学说从创始人的经典形态到承继者的传统形态，便已经发生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再走向“当代形态”那就更加纷纭复杂了。打倒后，学术界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回到马克思”，但后来却没有贯彻到底。如果不划分历史阶段，分别把三种形态的内涵弄清楚，尤其是把创始人的经典形态的内涵弄清楚，要准确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大可能。在学术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政治指导思想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必须从三分形态中寻求其内在发展线索，而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形态应该首先是研究对象。没有弄懂经典形态，而去侈谈其他形态，甚至连自己也轻易地摆进去(学术界这样人不少，在50年代批判朱光潜时，他就非常反感那些动不动就以“马列主义认为”的和口号)。认真而仔细地读过朱光潜著作的人，将会十分明白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他所说的，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主要是针对其创始人的哲学体系而言的。50年代人们指责朱光潜歪曲了列宁的“反映论”，或者说是贬低了列宁的反映论。但朱光潜一直到逝世前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点功夫，我比从前更坚信大吹被动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⑦。1983年在香港讲学回答记者采访时，也毫不讳言，“经过研究马克思一系列原著，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⑧。“反映论”在国内学术界是被等同于“认识论”的。从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过程看，认识论都有局限性，必须突破它才能有新的发展，难道“反映论”（因为从属于列宁）就没有局限，不在突破之列么？很明显，这是政治干扰了学术，把学术置于奴婢的地位，这一点是朱光潜晚年所力争纠正的，1979年他修改《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意图即此。他在“序论”中说：“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要落脚到“政治≠学术”的观点上来。
话又得说回来，以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应当认真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弄清是非。但朱光潜所信奉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主要是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其中尤以马克思哲学为要。今天的青年人一听说“马克思主义”便大为摇头。这责任谁来负？一是青年人本身，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不知道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底蕴、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而是道听途说、因而被时髦的浪潮所掩盖住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被不忠实的信徒败坏了，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愤怒地宣布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在现当代中国，要谈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要做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朱光潜所走过的路，确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把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统一起来，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选择。就是今天的年轻学人，也回避不了这艰难的历史选择。无可否认，现当代西方文化、哲学以领先的姿态在人类面前炫耀发光，拒绝它无疑地是不明智的；也无可否认，在西方文化、哲学与东方文化、哲学对比较量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显示了新的生机，新的锋芒，一味沉醉于“文化自我”之中，也不是聪明的选择。当前，思维的套路是：中西结合。至于怎样结合？突破口在哪里，这是相当渺茫的。笔者认为，还是从“基底”部开始，这个“基底”部不必拉得太远，例如回到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地方，但有一个巅峰是不能跳过的，那便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而其合法继承人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所谓中西结合，我以为首先是选择结合的时段、对象。如果浮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哲学的喧闹声中，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学派林立，色彩斑斓，但归根到底都由康德—黑格尔主宰着，“不是康德，便是黑格尔”。此话有相当的道理。许多评论朱光潜的人，也深深觉得遗憾，时至80年代，西方思潮、方法论如洪水一般向中国境内泼过来，怎么朱光潜老是无动于衷，还在不断地讲“人性论”，不断的赶译《新科学》。道理很清楚，我们80年代所追赶的时髦，朱光潜在30年代便追赶过了，甚至赶过了头，成为“惊弓之鸟”。80年代人们热衷什么？可归结为一句话：埋葬绝对理性主义，把非理性主义抬上历史舞台。一切的新思潮、新方法都围此旋转，甚至连人的生命存在，也一并塞进“非理性主义”的货篮中。这一切“眼花缭乱”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真可谓“司空见惯”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依德—荣格，等等，变态心理学，深层心理学，鳌鱼解剖，符号逻辑……无不功夫到家，成为国内的先行者。就心理学论著来说，连国内心理学的权威高觉敷教授都赞口不绝，认为朱光潜心理学方面的论著是国内第一流的，甚至是最好的。非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时髦是朱光潜胸有成竹而暂时“按下来”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扩而大之，对中国现当代美学来说)，大力宣扬非理性主义，拒斥理性主义尚为时过早。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弱不禁风”和“中气不足”，并不是起于非理性主义的缺乏，而是起于“理性主义”尚未直起腰来！我们的悲哀，是离柏格森—尼采太近，离康德、黑格尔太远。朱光潜所追求的，是重新扶正理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不懂人性论，不知共同美；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世界之所以为世界”，何谈哲学与美学？不说别的，朱光潜光是对马克思“论劳动过程”的考察和思考，那慧眼、那深度就足以令我辈学人深思与反省了！人活在世界上，就要和世界发生关系，世界来到人的面前，就要在人的面前展现自身。“人—世界(自然)”的复杂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竭力揭示的关系，否则，人就不能活下去，世界也不能“合理地”存在下去。这首先就是理性主义所要解决的难题，非理性主义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历史难题的。也无庸讳言，人类的非理性主义在历史上也有巨大的作用，但它只仅是作为绝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与补充时，才显出它的历史作用。抛开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孤立地提倡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标新立异”之说，尚属允许，但对于历史，却是“不负责任”。不理解这个思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光潜晚年之所作所为。如果我们责怪朱光潜“守旧”、“落后”，面对现代思潮无动于衷，那实在是太不理解朱光潜了。
朱光潜的人生观变革与学术观变革的艰难历程，及其深刻的内涵，我以为是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光潜一生最爱朱熹这首诗，其中尤以“源头活水”令他神往。对朱光潜来说，不管是人生观的变革，还是学术观的变革，其“源头活水”，都是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对正确地评价朱光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
(1)这里抽出来发表的两节文章是笔者最近完成的新著《朱光潜论纲》中的“引言”和“余论”两部分。此书稿即收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2)全书共五章，22万字。第一章：四维理论体系的聚焦点——情趣化；第二章：哲人学说——美感内在结构及其网络结构；第三章：艺术形而上学——人生艺术化；第四章：艺术生理学——审美筋肉论；第五章：语言表现与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变革。“引言”是全书的开头部分，“余论”是全书的结尾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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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80、534、648－649。
美学分析论文篇9
学会分析评论英语文学作品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陶冶情操，涵养心灵，在品味语言的同时，领悟文学作品中蕴含的丰富意义，体会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并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生活，及西方人的情感世界。
大多数学生倾向于把文学批评分析看成非常棘手的问题和对自己的巨大挑战，他们会把文学评论作为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当他们在教师的要求下不得不对某部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分析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恐惧和迷惑，他们总是认为做文学评论就是要对一整部作品进行批评性分析。但其实不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作者通常会首先确定主题，然后进行局部创作，再以各个局部统一构成整个作品，据此作品的局部既有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又与其它局部发生联系，共同表达同一主题，因此，学生完成整部作品的阅读后，可根据某一局部确定分析主题，一旦确定了分析主题，即找好了适当的切入点，以点带面，就可以毫不费力的着手对某部文学作品做评论了，因为切入点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找到适合的分析评论方向。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在进行文学评论分析的时候需要做些什么呢？在阅读某部英语文学作品之前，教师应鼓励学生了解该文学作品的作者，了解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身份地位、思想状态，以及创作动机，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作品，同时学生需要熟悉该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多数文学作品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文化特征，可以表明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意见，因此了解当时的时代文化特征背景有助于学生理解作品的内涵；此外，学生还应对作品中人物形象、情节、背景、主题等一系列因素加以了解，根据作品所体现的含义，寻找出恰当的切入点进行分析和评论；教师的任务则是要通过简化对该部作品的分析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更加吸引人，来帮助学生更加顺利的完成文学作品分析任务。
首先，因为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的含蓄型和多义性，人们往往会因个人背景经历的差异，在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上产生不同的理解观点，因此，教师在英美文学课教学中，应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运用有效的分析方法，愉快的进行文学作品分析评论。
其次，要做好阅读强化工作。英美文学阅读对于学生来说难度较大，学生经常会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阅读，因此阅读量不足，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感悟和自身的文化积淀也不够，所以要让学生扩展思维，加强想象力，就要强化学生阅读，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以加强文化积淀。通过广泛的阅读，使学生逐渐大学扎实的人文底蕴，正所谓广泛的阅读是文化积淀的基础，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对于分析评论文学作品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再次，在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提供与文学作品相关的且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插图和事例，以使文学作品中的情景和内容对于学生来说显得更加真实。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事实上许多教师选择直接提供给学生已经准备好的批评分析，这就是使学生在独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的能力上缺乏了锻炼。我们不反对为学生提供类似的帮助，但是长期如此，学生会对这种现成的评论分析有所依赖，从而失去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来取代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是极为重要的，教师在第一次课上就应该向学生详细的介绍课程学习方法、教学目标及教学要求，以避免造成学生对本课程的模糊认识，导致无法达到最终的课程教学目标，然后根据参与课堂的学生人数，将所有学生分成小组，给每个小组的每名学生分配一定的文学作品阅读任务，阅读完成后，让一个小组的每名学生到教室前面做口头阐述，其它小组的同学则准备问题进行提问，教师对整个课堂进行监控和指导。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打破恐惧的障碍，而且学生也有机会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来积极的参与课堂讨论。
美学分析论文篇10
1.1自然元素与传统空间特色的塑造
安藤忠雄是一位情感空间塑造大师，他仔细研究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对静谧的、带僧院特色的严肃、简朴、冥思的空间特色，并用光、水、风等自然元素加以表现。光之教堂（图1），表现的正是光这种自然元素的建筑化和抽象化。空间几乎完全被坚实的混凝土墙所围合。内部是真正的黑暗。在那样的黑暗中飘浮着一道十字架的光线，这就是全部。为了使几何空间更具有生命力，改变墙壁的冰冷感，将光线引进制造阴影，在这空间里有各式各样光的表情，有从上方洒下来，有从侧面射进来更有从隙缝渗透进来，产生各种变化，所以让其设计的建筑变成是光的容器。建筑内部尽可能减少门窗洞口，把重点集中在对自然要素“光”的表现上。他也利用水体的镜面效果来软化建筑的几何特性和材料的硬度，倒影的虚像呈现出空间的静谧。教堂设计极端抽象简洁,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内部却是极富宗教意义的空间，呈现出一种静寂的美,与日本枯山水庭园有着相同的气氛。
1.2现代材料与日本传统材料质感
材料表现是利用建筑材料本身的特性与材料之间的构成效果来表达建筑的情感。安藤发现日本人习惯于在建筑中运用天然木材和纸，如弯曲带皮的木柱，有节疤的更好；带树皮的木板；糊有土泥巴的篱笆墙；质地松软、剪切整齐的草屋顶；纸糊的格子门；还有不加斧凿的毛石做的踏步或茶炉架；用竹子做的窗棂、天花；粗糙的芦苇席做的隔断等等，有一种追求材料的温和感和轻柔感的倾向。而混凝土作为现代建筑材料的一种,它所具有的朴实无华的特质正好符合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因此在现代建筑中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为了使混凝土在视觉上和触觉上符合日本人的传统感觉以及对美的认识，安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无数次的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带圆孔的清水混凝土。安藤在原本粗糙的混凝土材料掺入了日本传统手工技术，将其转化为一种细腻精致的细纹，呈现出一种符合日本传统的绵密、近乎均质的质感。安藤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图2）中，其出色的混凝土材料的运用得到了世人高度的赞扬“混凝土在得到矫正后与数寄屋建筑中的木材极为相似，但混凝土增加了内部空间的尊严感和坚强感。从20世纪初，日本建筑师就力求使混凝土表现‘日本话’。但是只有安藤第一次成功地运用混凝土创造出与数寄屋建筑相媲美的具有广泛而敏锐的空间感的作品。”
1.3与自然的对话——日本传统庭园空间的继承
崇尚自然是日本的传统观念，在日本的传统建筑中就重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在引进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上，日本创造了一种表现其审美倾向及哲学观念的庭园空间。在京都中有很多有名的庭园，如南禅寺、龙安寺、西芳寺、银阁寺等。日本建筑庭园的特色是：通过墙的作用使人感觉到墙外的景色。如龙安寺的苦山水庭园就是通过矮墙的存在表现出前外的空间。近代日本大师设计的高水平住宅建筑几乎都以庭园为中心进行空间构成。安藤忠雄也把这一传统空间设计方法应用到他的建筑设计甚至是城市设计中。他设计的TIME''''S（图3）就位于京都市中心区高濑川和三条大街交叉处。安藤在年轻时就经常到京都去考察古建筑，京都在他脑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庭园。因此在他眼中，将高濑川也看成是一个庭园，想在这设计一个能感知水的庭园。在TIME''''S设计中，安藤以文化性地视点解读了东京的庭园为中心的建筑，继承了京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沿街建筑的手法，将小河融入建筑中，地上两层地下一层，从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河水。
1.4传统空间层次与秩序的应用
日本传统建筑受中国园林建筑的影响，也强调空间的序列感及“可游性”的特点，游走于建筑空间的过程是一种静心的体会，是发现与心灵感悟的过程。为了强调这一心理体会和暗示，日本传统建筑通常通过设计有意创造空间上的层次与秩序，“庭园深深深几许”讲的既是空间深度，也是心理深度。安藤继承了传统建筑中空间序列的处理方法，在有限的空间内采用阻隔的设计手法，从用目标的模糊化来达到小中见大的空间效果。有时为了避免柱子对空间单调性的干扰，安藤把墙柱加厚。安藤在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图4)在设计上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设计方法。水之教堂建在经过修整的水边，用树木和墙体围合出一片水院空间，为教堂创造出一个僻静的独用空间。安藤为观者设计了一条游走路线，沿着一堵L型的墙体前行，此时只能听到墙内的流水声；继续往前走，空间由小到大，由高到低，最终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苍茫水院中的十字架立方体；绕过立方体，走过一段弧形楼梯进入下面的教堂，此时映入眼帘的是隔着大片玻璃墙的水面及远处的山峦，一个钢十字架静静地伫立在水面，室外四季的景色变化也都成了教堂的一部分。
1.5注重建筑与地理环境的融合
安藤忠雄的设计总是从对建筑周围的物质环境思考开始的。考察现场一直是安藤做设计的第一步。他通过考察现场确定周围有哪些建筑或自然元素可以作为作品的“伙伴”，建筑如何与环境“对话”，周边需要什么体量的建筑，使用什么材料，即建筑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用地上。日本的直岛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岛，约有400人左右，安藤受委托在此设计了直岛美术馆。（图5）安藤到当地看了之后就有一种感觉“应该让濑户内海的美丽景色保持下去”。因此安藤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使整个岛屿成为环境优美的美术馆，通过建筑设计发挥环境的优势，使人们涌现出在这里进行艺术表现的欲望。安藤将环境做成可以布展的场所，而将美术馆的主体部分埋入地下。外部环境渐渐被苔藓所遮挡，看不到了石墙，整座建筑被埋在绿色之中。优美的外部环境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吸引他们来此进行艺术创作。而地下有大的空间作为美术馆，并且在美术馆中设置了圆形的天窗，从外面射进的光线水者太阳的移动而不断发生变化，创造出非常有趣的空间。
2结语
安藤忠雄的建筑在形式、材料上完全属于现代主义，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他独特与巧妙的设计手法，使他的建筑虽然没有使用任何传统元件，却成功地用现代手法体现出了日本传统建筑的精神气质。
在当今社会林林总总“主义”的攻击下，我国的建筑市场有点迷失方向了。说到现代主义，人们就往国际式的形式跑；而说到地域主义，则不顾一切地搬用传统元素，“大屋顶”到处都是。在这一方面，安藤忠雄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国的建筑师，我们应该在立足于现代建筑的情况下，努力研究我国传统建筑中具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及审美哲学，如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混沌空间、四维空间等，将它们在现代建筑中加以抽象化和建筑化，设计出融合我国传统特色并适应当代社会的现代主义新建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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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分析论文篇11
所谓电影的商业美学就是以市场需要和经济规则为前提的电影艺术设计和创作体系。商业性制约、规定着电影的题材、主题、故事、风格、类型、场景、视听系统，甚至演员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这种体系首先要符合电影作为一种媒介生产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同时也要符合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所服从的艺术规律。好莱坞是电影商业美学运作的典范。其核心是在电影制作中尊重市场和观众的要求，有机配置电影的创意资源(类型、故事、视听语言、明星、预算成本等)和营销资源(档期、广告、评论等)，寻找艺术与商业的结合点，确立自己的美学惯例，并根据市场和观众的变化不断推出新的惯例。
无论是明星制度，或者是大制片厂制度，无论是类型片策略或是大制作策略，其实都是这种电影商业美学的必然产物。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出现的一种文化产业或者是娱乐工业，正如美国电影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美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关键词，即：制作、发行、放映。而这三个词的核心都是“观众”①。可以说，美国电影在这三方面的所有变化都是为了赢得更大的市场、争取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大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工业运作的过程中，随着美国经济的成熟，好莱坞电影工业也逐渐成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政治考验、电视竞争的文化考验、流行文化过剩的环境考验，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化投资模式、工业化生产模式、商品化发行模式和消费化放映模式的运作体系。好莱坞正是在这种产业化的基础上，寻求艺术规则与经济规则、文化规则与产业规则的融合，形成了富于活力、能够适应时代变化的独特的好莱坞文化产业，创造了如今神话般的美国电影大厦。②
如果说，在欧洲，电影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在美国，电影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种娱乐。美国电影主要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来发展的，而是作为一种娱乐工业来发展的。对于电影，“观众”就是一切。正是在这种观念下，美国电影往往通过展示暴力和性来宣泄观众的无意识冲动，以善恶有报、皆大欢喜来抚慰人的创伤性体验，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灰姑娘”、“灰小伙”的故事来为人们提供集体梦幻，以奇观化的画面、场面和强烈的声音、音响来刺激人们的视听习惯，形成了好莱坞电影特有的梦幻性机制、情节剧结构、奇观化风格、煽情型修辞和通俗性叙事的传统。而在延续这些传统的同时，好莱坞又始终保持了一种开放和创新的机制，不断吸收新的电影人加入电影娱乐工业，不断将世界各地的优秀电影人吸引到好莱坞的娱乐工业体制中，为好莱坞电影提供新的艺术营养和新鲜风味，在坚持基本的大众电影模式的前提下，用艺术电影包装流行电影，用流行电影促进电影流行，这使得好莱坞电影在保持主流性的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创新性。这也是好莱坞虽然很难产生革命性电影，但是却始终能够保持其时尚性和流行性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历史上，从制片厂制度、明星制度、高成本制作等制作方式到早期特技以及后来的电脑高科技的使用等技术手段，从类型电影和电影类型的形成到正反打、短镜头、交叉蒙太奇和限制性视点画面等电影语言特点的形成，其实都与好莱坞电影的商业美学定位息息相关。这正是好莱坞电影一方面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全世界的知识精英的反对，另一方面却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电影产品的根本原因。
好莱坞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商业美学经常因为市场策略的需要而让艺术原则屈从于商业目的，所以一直遭到媒体和学院派的严厉批评。但是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市场的成功和近年来欧洲电影、香港电影、韩国电影、印度电影的效仿却也显示了该审美机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市场环境的差异，各国都在借鉴好莱坞电影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符合自身特点的商业美学。《快跑，罗拉》、《天使爱美丽》、《猜火车》、《两杆大烟枪》等新锐影片虽然与好莱坞经典差异很大，但从故事到叙述，从镜头到结构，从画面到声音，都在追求艺术探索与商业诉求的融合，都体现了商业与美学的一种结合。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电影、作者电影和计划经济等观念和制度的影响，许多人往往将电影的商业与美学对立起来，即便一些人试图消除这种对立，但也无法找到政治、艺术与商业之间的融合规律，出现了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客观上的相互分离局面。而商业电影往往在这种三足鼎立的环境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甚至来自那些喜欢这些影片的观众的习惯性轻视。所以，中国缺乏主流的商业电影传统，实际上这也成为中国电影产业长期陷入低谷、观众流失、市场萎缩的重要原因。商业与美学的对立，严重阻碍了国产电影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方式。
而冯小刚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舆论压力和商业风险中，以自己特殊的平民气质、灵活的市场判断力和良好的艺术感觉，以贺岁片为突破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冯式主流商业电影，为今天终于大张旗鼓地走向产业化的中国电影的商业美学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这也许正是冯小刚电影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应该说，冯小刚是内地较早意识到市场和观众力量的导演。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一再强调“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得有一个市场的概念”，③“更多的时间我是一个观众，我不是一个导演”。④所以，从《甲方乙方》系列起，冯小刚就一直随着电影政策、市场环境、观众审美情趣、社会风尚、预算成本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市场运作方式，主动调整所拍摄电影的类型、叙事和视听风格，以艺术的变化来适应市场、扩大市场，形成了贺岁系列、以《天下无贼》为代表的商业类型片和以《夜宴》为代表的国际化大制作电影三个不同阶段的商业电影美学。
贺岁片：中国式都市喜剧
在今天这种全球化背景中，喜剧是各国电影对抗好莱坞的重要法宝。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国产电影中最能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影片，除了少数历史题材的大制作影片以外，基本上都是喜剧类型的影片，如《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天使爱美丽》、《的士速递》、《快跑，罗拉》等等。而冯小刚也选择了喜剧形态作为国产电影进入和扩大市场的突破口。
从1997年起，冯小刚陆续导演了都市喜剧《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这些影片当年度几乎都是国产影片的市场主角，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当年引进的好莱坞重磅影片。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大多属于中小制作影片，通常是针对中国农历年而定位为贺岁片，喜剧明星+漂亮女性的固定组合、小品似的故事、小悲大喜的通俗样式、小人物狡猾的胜利和命运的无奈构成了这些电影的基本特点。如果说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冯小刚第一次注意到电影档期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的话，那么他之后的贺岁系列片则是有意为之，并把特殊档期观众的观影要求与电影的题材选择、风格特色以至影片的整体策划结合起来，以贺岁的面目见诸观众、营销电影，成为了一个具有“必然性”的产品系列，从而在观众的消费心理中获得了一种定位、一种消费期待、一种可以预计的消费效果，也为冯小刚带来了品牌效应。⑤
冯小刚的贺岁系列喜剧在电影商业美学上形成了几个显著特点：
1、用小人物的悲喜剧来唤起大众认同
在传统的美学观念里，喜剧把无价值的东西展示给人看，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两者泾渭分明。但是在现代喜剧中，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对立已经消失，界限完全打破，代替它的是充分地融会了悲剧因素的喜剧。冯小刚都市喜剧就属于这种悲喜混杂的情况。其核心故事是小人物在转型时代中的夸张而滑稽的挣扎、错位以及不期而遇的一点温情，最终将中国百姓在现实境遇中所感受到的种种无奈、困惑、期盼和愤怒都化作了相逢一笑，以笑来表现悲凉，以戏谑宣泄欲望，既提供娱乐消费，又有一定现实指向，不同于好莱坞喜剧类型片，也区别于国内黄建新等人的荒诞喜剧。
这种悲喜剧的实质是小悲大喜。影片活动着的往往都是观众所熟悉的平凡、普通的都市小人物。他们虽然对境遇不满，有时也会嘲讽现实，但自有一套克服社会矛盾的逻辑模式，经常以游戏化的方式化解悲伤，而且最终个人的愿望或多或少得以实现，结局圆满。在挖掘人物欲望和本能，娱乐观众的同时，冯小刚有时也暴露社会的种种失衡和病态，但绝不触动现存社会秩序，都在主流框架中用嬉笑的方式宣泄被压抑的情绪。这种喜剧观念，一定程度上说，是在电影环境、观众需求和导演艺术个性之间平衡和妥协的结果。
2、用社会互文本引起广泛共鸣
传统的电影喜剧性的建构，通常是依靠形体动作、喜剧情景、语言艺术来完成，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却很少采用夸张的形体表演，主要通过喜剧情景的营造和特色语言来完成喜剧性的建构。其中，折射社会现实的互文本方式是冯小刚建构喜剧情景的新途径。影片通过与国内现实、流行文化的交互指涉，夸张展现当前消费社会种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制造令人捧腹的效果。这一方式使得冯小刚的都市喜剧融入了大量吸引观众入戏的时尚信息。《大腕》的互文本方式最有代表性。影片将近年来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火红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本土现实构成了丰富的喜剧资源，⑥把这样一个从前现代社会窜进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状态的荒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3、用戏仿和反讽态度释放观众情绪
冯小刚都市喜剧系列深受王朔影响，他的影片经常拿中国人熟知的文化、社会经验来调侃，随时套用最流行和最时尚的语汇，并掺杂有庄严的政治语汇，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譬如《大腕》里“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么？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譬如在《不见不散》中，当李清指责刘元的教学方法时，他模仿《南征北战》中经典革命话语“同志，我们今天大踏步地后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地前进”。影片中充斥了很多这样的台词，但为了避免与主流意识冲突，冯小刚的戏仿和反讽已没有王朔消解崇高、颠覆权威的反叛，也没有太多的政治指涉意义，仅仅是制造噱头，以便吸引更多的观众，保障影片的商业利益。
不过，由于中国国内电影市场的狭小，也由于全球化环境的形成，加上各种舆论压力的影响，使冯小刚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不甘心自己的电影被限制在内地的市场空间中，所以，他邀请港台和好莱坞演员加盟，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合作，采用跨国题材等等，试图扩大自己喜剧电影的海外市场，主动为适应海外市场进行了众多美学上的调整。但无论是《不见不散》或是《大腕》，最终都没有能够真正走出国门、走出内地，也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三大A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显然，冯小刚喜剧对社会语境、对语言双关性的依赖，天然地为他的电影带来了商品输出的文化折扣。于是，野心勃勃的冯小刚自觉地开始了为了扩大市场而选择的美学转型。
《天下无贼》：中国式盗匪类型片
2004年斥资3300万元制作的《天下无贼》是冯小刚第一部跨出了中国式“贺岁片”模式，具备好莱坞类型片特点的影片。从投资结构到演员组合，从剧情安排到外景选择，无不显示出出品方和冯小刚兼顾非北方、非内地观众、追求更大的商业效益的良苦用心。
冯小刚过去的都市喜剧系列主要植根于京味文化，向来有着极强的地域性，主要在北方市场流行，而南方观众接受和认同程度却不理想。在《天下无贼》中，冯小刚开始改变这种过度依赖语言的喜剧模式，严格实践商业类型片的美学特征：一个目标(傻根儿和他的人民币)，三组争夺(王薄+王丽情侣盗匪、男女警察和贼老大+女贼+贼群)，一辆封闭的火车、限定的行驶时间、最后的善恶陡转、所有人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报应，这些都是好莱坞最典型的也是永远有市场效果的情节剧模式。
应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成功地借鉴了好莱坞情节剧模式的盗匪类型片。其商业美学显然来自于好莱坞经验。这部影片与他以前的影片相比，明显强化了动作性，大量运用电脑特技，既弥补了都市喜剧系列电影场面奇观不足的缺憾，又尽量减少地域性因素带来的“文化折扣”；故事情节也强调戏剧矛盾与冲突，构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局部高潮连绵不断的叙事节奏；在演员方面，则推出港台明星刘德华和刘若英的正配组合和葛优与李冰冰的反向组合，为影片拓展港台市场奠定了观众人际认同的基础。
当然，影片中也有许多中国内地元素的加入，有冯小刚固有的那种冷幽默和对社会现实那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因素已经不是本影片的娱乐核心了。正是这样一部影片，使冯小刚的电影减少了北方地域性的限制，从而在中国内地甚至香港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创造了他自己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
不过，与科恩兄弟、盖·瑞奇等导演的《冰血暴》、《两杆大烟枪》、《师奶杀手》等新盗匪类型片相比，冯小刚的《天下无贼》似乎与好莱坞主流常规类型片模式过于接近，加上还带有中国国情下的价值观念的必然保守性，注定了它仍然难以走出国门，难以成为具有国际流通可能性的商业电影。于是，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国际路线的刺激下，得到了雄厚资本支持的冯小刚也终于走向了国际化大制作的商业电影路线。这就有了2006年毁誉参半的《夜宴》。
《夜宴》：中国式国际化大制作影片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造了中国国产电影前无古人，至今也无来者的票房纪录。
从那一天起，中国式大片就在媒介的热炒中，在喧嚣的票房中，在无边的漫骂中，在失望与期望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中，走过了四五年。
中国式大片是模仿美国“高概念”电影的产物。所谓“高概念”电影是指以美国好莱坞为典型代表的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电影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部电影从创意概念产生，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再到发行、放映及之后市场运作的全过程被称作是一个商业项目(businessproject)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制作，其美学特征和营销手段直接挂钩，突出视听奇观、明星组合与配方式生产。
而这种“高概念”特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化大制作电影中，主要表现为：古装题材、义侠主题、异恋故事、武打桥段、宏大场面、奇观景致、东方特色(音乐、美术、服装、舞蹈、民俗、人物造型等等)，加上以章子怡、巩俐为代表的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众多一线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明星加盟，还有叶锦添、谭盾、袁和平、朗朗等国际知名的华人制作者的组合。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目前这批中国式大片剑指国际市场的典型性商业美学配方。
这种配方的形成，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实际上，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经过哥伦比亚公司的妙手回春，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创造了一个预期之外的奇迹之后，这种配方模式就已经被建构起来了。显然，这些中国式大片借鉴了“高概念”电影模式，由营销需求来决定电影的创意制作，追求大明星、大场面、大事件，而且考虑到海外市场因素，类型选择倾向于容易跨越文化障碍的动作片，情节和场景方面尽量融合东西方元素，因而除了内地票房，还往往能够以较高价格在北美、亚洲及其他各地发行，再加上内地高价音像版权及后产品，基本上都有丰厚回报。
不过，在商业智慧引导下，这种配方模式变得越来越完整和封闭，以至于逐渐被定型和越来越保守。只要采用这种配方，国际市场就会得到基本保证，甚至影片拍摄尚未完成，就能够以一个“好价钱”成功预售国际市场，而一旦违背这一配方原则，国际发行商都会望而却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电影野心与投资者的商业野心达到了统一。冯小刚再次因市场而在艺术上主动转型，执导制作成本达1300万美元的电影《夜宴》，采用“哈姆雷特”的故事原型、跨国制作的阵容、豪华的场面调度、惊险的打斗动作、与世界杯捆绑在一起的娱乐事件营销，从而成为中国国际化大制作影片的又一代表性作品。
《夜宴》的叙事以一个被阴谋包围、用阴谋求生的女人婉后为中心，一个是“爱”她的厉帝，一个是她“爱”的无鸾，还有一个夹在她与无鸾之间的无辜青女，以复仇与反复仇为动力线索，展开了一个连环故事。影片制作精美艳丽，虽然有不少明显模仿张艺谋风格的痕迹，但是，那种素描般的美术风格、油画式的画面、灵动的场面调度、流畅的剪辑，包括稍嫌泛滥的凄美的音乐，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越地飘逸灵秀的练习场，青女家的封闭而哀怨的空间环境，包括皇宫那硕大的花瓣泳池，都成为其中具有感染力的商业美学元素。而开场，凶客与白衣艺伎们的搏斗，更是将打斗的刚柔融为一体；无鸾导演的那出谋杀现场的“真实再现”，更是巧妙化用京剧名段《三岔口》的创意；而最后青女那曲“越人歌”，伴随白衣伎人的幽怨之舞，也有一种“天鹅之歌”的感伤……
应该说，《夜宴》体现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国际化大制作影片的共同特点：
首先，在题材上，选择了容易被不同社会环境的观众所理解的、脱离了具体历史和现实感的抽象的人性人情故事(哈姆雷特)。古装是一种最好的对现实复杂性的回避，也是一种最好展现抽象故事的假定环境。具体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环境本身是完全不重要的。
其次，在表现上，更多地依赖动作、场面、造型和爆发式的怪异情感而不是贺岁片中的语言的机智、调侃和对现实的指涉、交互。影片更加迷恋场景空间而忽视故事节奏和人物心理的延续性，这样虽然可能牺牲了人物和人物关系的逼真性和细腻性，但却可以减少不同地区观众理解上的差异性。
第三，场面宏大、景观奇异、视听华丽。各种多、大、怪、险的造型和场面，通过极限和极端的展示，为不同观众提供相同的感官刺激。影片希望用“奇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被绚烂、宏大、惊奇、怪异、杂交所动眼动耳。
第四，在西化故事中融合东方元素，让东方观众尝到西方味道，让西方观众感到东方神秘，为西方观众提供陌生的，为东方观众提供认同的。这也是影片选择莎士比亚剧作为原型的重要原因。
第五，为了形成与好莱坞大片的市场差异性，必须脱离好莱坞式大片主流叙事，特别是要用准悲剧的形态来替代好莱坞的情节剧正剧形态。所以，影片从故事到叙述，甚至美术设计、音乐构成，都要与好莱坞套路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如最后厉帝不能死于无鸾之报仇而要设计为出人意料的自杀)，虽然常常成为中国观众出戏的关键，甚至出现所谓的“笑场”，但是却是影片追求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类型电影类型差异的自觉选择。故事太常规，在国外市场就会没有与好莱坞电影的差异性，导致难以被国外市场接受。而如果差异性太明显，中国电影观众的电影经验又可能难以接受这种非好莱坞的叙述方式，一些中国观众会觉得影片的故事缺乏流畅性。第六，演员选择为市场服务。大制作影片中的演员往往都是来自五洲四海，东杂西烩。导演选择演员并不是选择最合适的，而是选择最被市场所认可的。在欧洲、美国、韩国、日本不同市场被认可的演员，都被设计成为角色进入影片，尽管这些演员被配置在一起，往往南腔北调、风格不协调，但影片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艺术的完整性，而是市场的覆盖力。所以，尽管葛优、吴彦祖、黄晓明等未必是影片中最合适的演员，但却是市场配置最优化的阵营。
这种大片模式是投资方式、制片方式与创作人员共同制约的。某种意义上，投资者具有更大的决定性。影片中的场面、人物、动作，包括演员选择，其实都是为了市场而“被迫”选择的结果。在这种钱决定一切的模式中，艺术美学当然要让位于所谓“商业美学”了。不求最好，但求最好卖是大片难以逃避的宿命。
《夜宴》的确是在充分考虑到“中国制造”的市场特点，按照国际性大制作影片的商业美学配方模式形成的。这种模式，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智慧，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智慧，或者说被商业智慧所支配和决定的一种艺术智慧。这种智慧的内在逻辑是受市场所引导的，特别是海外市场引导的。从根本上来讲，所谓大片，就是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其目标必然是大营销、大市场。这“四大”决定了《夜宴》必然要追求制作和营销规模的最大化，必然要降低影片的文化折扣率使之能够进入国际市场。
面向市场的美学模式
拍电视剧起家的冯小刚随着其商业电影意识的逐渐自觉，逐渐开始遵循商业电影美学惯例，形成了自己面向市场的美学模式。
电影经济对电影美学模式的影响不容低估。对于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而言，既节约成本又能有效激发观众情感的常规方式有两种：一是提供包括悬念、欢笑、感情、暴力、性和大团圆结局等富有吸引力的内容元素，二是提供符合观影预设的惯例，在叙事、时空剪辑、演员表演方面套用模式化的经验，便于让观众进入他们期待的情景之中。当然，这种惯例也会随电影技术的推进、制作成本的提高和市场的变化而受到调控。
在冯小刚影片中，这种惯例性首先体现为他善于通过线性叙事、连惯剪辑来降低观影门槛。商业电影中的叙事是电影娱乐来源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让情节合理化，引导观众融入影片所呈现的世界。冯小刚的电影很重视故事的建构和叙事的完整性，多采用中国观众易于接受的线性叙事，基本按符合日常生活的时间顺序发展，鲜有艺术电影的闪回和时空倒错等手段。
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都市喜剧系列，故事非常简单，一般只有一条主情节线，譬如《甲方乙方》“圆你好梦”的线索，《没完没了》韩冬向阮大伟讨债的线索，《大腕》尤优为外国大腕导演办葬礼的线索，主要靠不同的板块组合来连缀事件，结构故事，虽然情节有趣，但各个环节的因果链条并不紧凑，在叙事的流畅性和戏剧冲突的密集度上有所欠缺。
2004年的《天下无贼》，冯小刚模仿好莱坞类型片，叙事变得连贯、严密，并大大增强了戏剧冲突。影片一波三折，围绕王丽与王薄诈骗宝马车、王丽拜佛、王丽与傻根儿相识、王薄与黎叔集团的较量、警察暗中控制全局、警察追述结局等情节起承转合，一步步达到高潮，包含了商业类型片所必须的巧合、矛盾、裂隙和延宕，而且安排得合情合理，在叙事方式方面为中国商业类型片树立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剪辑也是节省成本、吸引观众、提升影片娱乐价值的重要手段。商业电影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惯例。冯小刚的电影大量采用好莱坞传统的连贯性剪辑，譬如，180度轴线、视线匹配线原则、画框剪辑、交叉剪辑等，与注重因果关系、相对封闭的叙事方式相适应。这种剪辑核心在于“连贯性”，尽可能让一个镜头向另一个镜头的过渡变得舒服自然，控制观众的视点，为故事的发展、场景的娱乐性以及保证观众与银幕虚构世界的互动提供安全的空间。应该说，在《甲方乙方》等冯小刚早期电影里，连贯性剪辑手段还很老套，到了都市喜剧系列后期代表作和《天下无贼》等影片里才运用得更为娴熟，时空切换急速，剪辑节奏加快，更符合观众对现代商业电影的预设。
冯小刚影片也习惯于采用明星组合形成最佳市场影响。
好莱坞商业美学认为，明星作为他或她自身的可识别的表演，比明星所饰演的人物或者情节一致性所要求的心理真实更为重要。在明星为中心的生产中，角色往往根据明星来量身定做，因为他们具有一般演员所不具备的超凡魅力和票房号召力。
冯小刚的电影有一个显著特点：重视明星在影片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保障市场的成功，他习惯使用“成熟”的明星，甚至固定的明星。从《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的葛优、刘蓓、徐帆、吴倩莲到《一声叹息》的张国立，直至《大腕》里的香港美女关之琳、美国的国际大腕唐纳德·萨瑟兰，《夜宴》里具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章子怡，明星组合成为冯小刚电影吸引观众、获得商业成功的重要元素。
葛优，几乎是冯小刚电影的一个明星符号。冯小刚的电影，特别是都市喜剧系列，女演员可以换，但男主角几乎不变，葛优成为叙述中心，女演员刘蓓、徐帆、吴倩莲、关之琳等如走马灯似的调换，为他配戏。“铁打的贺岁片，流水的女演员，不变的葛优”形象地道出了冯小刚电影“因葛而优”的策略。葛优在冯小刚影片中塑造了一系列聪明而幽默、善良而狡黠、率直而真诚、集种种矛盾的东西于一身的小人物形象，那种冷幽默式的表演风格在给观众带来无止的笑声和欢乐的同时，也给自己形成稳定的观众群，构成冯小刚电影最大的卖点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冯小刚电影制作成本的提高和投资商的变化，他也越来越注重明星组合的市场对应性。因为，不同的明星往往拥有不同的固定受众群。一部制作成本高的电影，不仅意味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充分考虑明星的性别、年龄、气质、相貌，甚至国籍的组合，以便通过这种组合带来更广阔的可营销性和更大的市场。譬如有国际合作背景的《大腕》在以葛优为主创的同时，还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唐纳德·萨瑟兰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⑦此外，《天下无贼》里港台明星刘德华、刘若英和葛优、李冰冰等人的搭配，以及《夜宴》里葛优和有国际票房号召力的章子怡、因《玻璃之城》而在韩国人气飙升的吴彦祖等人的组合，也都是适应不同地域和不同口味观众需要的结果。如果说在都市喜剧系列，“因葛而优”的演员选择策略还考虑明星和角色的一致性，而冯小刚后来电影的明星组合则更多显示出市场主导的力量。
创造中国主流电影商业美学
冯小刚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和影响已经无可置疑了。但是，我们对商业电影、对商业电影美学的认知却仍然还很迷惑。实际上，电影的商业美学一方面与传统的艺术美学、政治美学有着种种的冲突和差异，但另一方面，这三者之间其实往往又可能达成相互促进和推动。而冯小刚的电影智慧恰恰体现在他能够将主流意识、商业诉求和艺术个性通过商业美学融合在一起，他的影片不仅能够创造高票房，而且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后现代的喜剧态度、那种对社会现实的敏感发现、那种对现代电影语言的奇观性的重视，都体现了他的电影艺术才华，同时，他影片中所传达的那种小人物的善良、人与人的沟通，乃至他不时会怀念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淳朴的爱情和友情(有时甚至会为他的影视作品带来一点不和谐的“矫情”成分)，也体现了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我甚至以为，199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现实或者中国人的心态，也许在冯小刚的这些所谓的商业电影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某种真实性，而在当时大量的那些或者高度升华或者高度低俗的影片中，真正的中国现实往往被那些更加虚假的影像所隐匿和遮蔽了。
当然，也许冯小刚过于聪明，所以他的一些影片似乎有过多的商业、政治和艺术的多重诉求，他的每一次电影的转型似乎也有太明显的功利性，甚至他对自己商业导演身份的那种内心深处的不认同，都影响到他影片的平和、简洁和沉着。商业美学的关键是商业与美学之间的平衡，当商业破坏了美学的统一性的时候，如何能够说出“不”来，对于冯小刚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创作上的死角和盲区，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一切，但是却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一个因为成功而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的导演来说，更是一种考验。还应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牢笼中的囚徒，作为1960年代前后的一代人，冯小刚那种内心深处的理性主义与当今消费社会的娱乐精神的某些错位，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以后电影商业美学的时尚性。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冯小刚不仅对市场和观众有一种自然的尊重和理解，而且他对社会现实的那种敏感，对人物心理的那种细腻的把握，对喜剧点的那种准确理解，甚至对情节、细节、对话和表演的“自然性”的那种天然的判断能力(只有在他早期的言情电影《永失我爱》和后来的古装大片《夜宴》中，由于类型和形态的陌生，才使他露出了一些难得的“非自然性”表现)，也都是他得天独厚的电影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期待冯小刚能够为中国主流商业电影的形成建构起一种越来越成熟的商业美学，引导更多的中国电影能够伴随观众的成熟、电影艺术的成熟和时代的变迁，达成电影的主流价值与娱乐价值、商业性与艺术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动态平衡。事实上，在今天，真正能够成为杰作的电影，也许越来越多的是那种体现了成熟的商业美学的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带来的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艺术表达的平民化，已经不可避免地过去了。商业与美学的结合，必然会成为电影的主流，甚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新的电影经典，如同过去的《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和现在的《星球大战》、《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这样的大制作电影，也如同科恩兄弟的《冰血暴》、盖·瑞奇的《两杆大烟枪》、让—皮埃尔·儒内的《天使爱美丽》这样的中小制作的影片。这些典型的电影范例，实际上都在证明电影的商业美学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电影会成为没有美学的商业，而可能更意味着电影将显现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美学。
注释：
①JeanineBasinger,AmericanCinema:OneHundredYearsofFilmmaking,NewYork:RizzoliInternationalPublication,Inc.P.278.
②参见尹鸿、萧志伟《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杨君《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④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第62页。
美学分析论文篇12
二.概念隐喻对大学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
1、概念隐喻对词汇教学的影响 词语的发生和成长都具有隐喻性，概念隐喻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具有指导性的意义。隐喻是人类缔造新辞书主要的手段，人类早期的象形文字就是经由隐喻过程发生的。很多复合词和派生词都是通过隐喻产生的，如汉语中：鹅卵石、杏眼、柳眉、面包车、黄金时代等等，同样英美文学作品中也本文由收集整理有很多词汇是由隐喻组成的。如：dog-tired、crystal-clear、knee-deep、shoulder-high等等。词语成长的隐喻性是指词汇的多义性得益于隐喻，隐喻是词义成长、转变和引申的主要手段。在讲解多义词时，老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多义词之间的联系，让他们知道隐喻是词义发展和延伸的重要手段。教师应该把隐喻意义的教学作为英语词汇教学的有机结合起来。
2、概念隐喻对翻译教学的影响
在英美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效果的好坏对整部作品译文效果的影响很大，隐喻翻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教师在隐喻翻译过程中，培养学生转化喻体形象、把隐喻转换为明喻、把喻体形象进行加注、或者省略喻体形象、添加喻体形象等方法进行隐喻的翻译。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用法差异，在汉语中不能一一找到与英语对应的词语。例1. that man is another shylock.那个家伙是又一个夏洛克， 为人吝啬。因为夏洛克是文学作品中吝啬的形象角色。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隐喻的过程中，译者可本着上述“映射对等”原则结合文本具体语境灵活地选择翻译方法，包括音译法、音译加注法、字面直译法、直译加注法、意译法、用译语中的文化意象转换源语喻体以及扩展源文隐喻的喻体以补充喻体的蕴涵等方法。例2.张培基先生所译茅盾的《白杨礼赞》：“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 （茅盾《白杨礼赞》）“white poplars are no ordinary trees. but these common trees in northwest china are as much ignored as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however， like our peasants in the north， they are bursting with vitality and capable of surviving any hardship or oppression. ” （张培基，1999：197～ 201）对整个语篇的隐喻性，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隐喻作为最常见的文学创作手段要求人们更加注重文学作品中隐喻翻译的研究，教师应当在隐喻翻译研究的必要性的前提下，让学生理解好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翻译。
3、概念隐喻对语篇教学的影响
研究中发现，英美文学作品语篇中包含了隐喻性的表达。篇章从一句话，到一整篇著作，都蕴含了大量的隐喻成分。概念隐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篇章内部结构的立足点，使篇章研究与认知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深化了人们在篇章衔接连贯以及篇章理解方面的认识。
美学分析论文篇13
在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景观方面，人们不满足大自然的恩赐，依靠物质力量和聪明才智，挖空心思，大力移植人造景观，收得较好的经济实效本无可厚非。但各地微缩景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什么世界名胜城，民俗文化村以及沦为宣传封建迷信鬼文化之类所谓景观，随处可见。除了暂时的经济效益以外，更无审美教育可言。随着人们审美层次的提高，不久必将被唾弃！此风不宜提倡！尽善也，未必尽美也！这些杜造的伪景观，不真实，美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美的享受和审美教育岂非全落空了吗？
美好的景物只能在真与善的基础上，以其赏心悦目的形象，诉诸人们的感官，唤起令人愉悦的审美感情。当徐霞客登上莲花峰，目睹黄山万峰起伏、云雾奔腾的迷人景色时，他不禁“狂叫欲舞”起来……这就是黄山给霞客带来的强烈美感。旅游美感使人身临其境，具有全方位投入、立体感的特征，只有旅游能给人从游、观、听、嗅、触等多方面获得美的信息量。不难设想人们置身于舞台布景一样的人造景观中会产生什么激动人心的美感啊！
“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到大自然中去，面对祖国的美好河山，可以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今日在长江三峡的崖壁上，尚可看到当年抗日将领的题刻“驱逐倭寇”。祖国锦绣山川，岂容敌蹄蹂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前，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我炎黄子孙为抗击日军入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史绩！淞沪决战，宝山喋血，罗店鏖战，四行仓库八百孤军……今天已经很难寻找当年的遗迹了！笔者日前去浙江南北湖旅游，此处位于杭州湾澉浦附近，正是当年日军登陆点，健忘的人们不肯在此立一块小小的石碑，宁可不惜工本修建子虚乌有的谭仙城！想起苏联卫国战争后，所有战场遗址都建有高大的纪念碑，无名英雄墓地燃烧的火炬终年不息，鲜花花环常年布满四周，人们永远追思英雄的不朽业绩。可是在我们脚下这块以抗战闻名的土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块纪念碑，一座雕像或者一段说明文字！可惜如此真、善、美的旅游资源被历史尘土湮灭了！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都应以真、善、美一致的原则，审慎对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里有一个＠①别问题，各地旅游部门的决策者也有一个提高自身美学素养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蕴藏着无限深厚的美的景观，正待我们眼睛朝下，深入发掘，综合利用。罗丹有一段名言：“美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是在叫喊旅游资源贫乏吗？其实，各地区都有许多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潜在资源，浙江镇海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耗资千万，已经开发和恢复了许多近代反侵略战争的海防遗迹，让历史告诉未来！不久将建成东南沿海颇有特色的新的旅游胜地。
在风景区发展旅游业，千万不可忘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原则，具体地说按照风景美学规律办事，它的核心是保护自然美。要审慎处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关系。一般说，风景区应以风景的自然美为主，人工美可以充实、丰富和强化自然美，力求做到两者和谐的结合。古代画论对此曾经作过非常精采的阐述：“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液，云烟为神采，岚霭为气象，寺观，村落，桥梁为装饰也。”不要为发展旅游，而去炸山填谷，毁林断流，破坏自然景观！众所周知，自然风景的形成，有其漫长的时间过程，一旦破坏，难以补偿。黄山如果没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也就不成其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世界级旅游风景胜地了！
对于各地的旅游饭店建筑来说，要以建筑美学、环境美学和风景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饭店建筑内外环境设计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特别要妥善处理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要以人（旅游宾客）为中心，协调自然——人——建筑三者关系，要从旅游者审美心理、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出发，尊重人，尊重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统一的艺术构思。这里仍然要强调真、善、美相统一的基本美学原则。真，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善，也就是实用性，功利性，引申为经济效益。在实用与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争取将旅游饭店建造得优美舒适，千姿百态，充满迷人的魅力，以吸引中外宾客，远悦近来，宾至如归。当然，从建筑造型、庭园绿化到室内设计，均需精心设计。既要有中国特色和地方色彩，又要有时代精神。饭店建筑和美学问题，也是旅游美学重要的研究范畴。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说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莫过于让旅游者去观赏艺术品。“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盎然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丽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固、积淀下来，留传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情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李泽厚《美的历程》）辉煌的文化艺术是永葆美的魅力的人文景观，中国在此具有巨大的优势。各地旅游部门应充分利用和保护这一大批极其宝贵的旅游资源，让文物古迹直接与游客对话。保持它原有的本色，切忌画蛇添足，整旧如新，以致弄巧成拙！为了更好地向观念介绍各种艺术特色和风格特征，旅游美学工作者有必要对中国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青铜器和陶器等艺术品作深入的研究，充分揭示它的美学特征和时代风格。如被世人赞叹不已，被誉为“世界第八个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引人嘱目，它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究竟何在？最主要的是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时代精神。秦俑的艺术特色是高度的写实性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性，达到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早期雕塑艺术普遍特征，到了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上转向写意，手法更加洗练。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典雕塑艺术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纪念性、象征性和装饰性。它不是单纯为了观赏需要而创作，而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纪念某种功绩和勋业的产物。“托物言志”、“寓意于物，”往往通过某种动物去表现人，象征一定的意念。不以如实模仿自然形态为满足，采取装饰手法，美化作品形象，寄托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
旅游美学与艺术美学关系密切，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和建筑美学等等学科都和旅游美学有多边缘、多渗透的关系。一个称职的旅游工作者，不可不对此有较深的理解。为此，旅游院校必须加强艺术欣赏教学，所有短视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
关于提高旅游工作人员自我审美修养和形象设计，也是旅游美学不可忽视和研究的课题。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它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属于社会美的范畴。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重视。
心灵美是一切美的核心。也就是善。西方美学家对美即善的说法颇多。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宣称：“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亚里斯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正是因为它是善”。孔子也曾提倡美与善并举。他说：“尽美矣，也尽善也”。就善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的道德规范。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如果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那善就美，否则就恶就丑。具体的说要爱国、正直、诚实、真诚而热情，不做有辱国格、人格之事，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也是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
“诚于中而形于外”、“外秀而内美”。旅游工作者是美的使者，故有必要重视自身形象设计。言谈、举止、仪表、仪容、礼节、礼仪和风度等等都要达到美的要求。
素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之称的中华民族，历史强调“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做到“量体裁衣”、“修短合度”，创造了高度的服饰文明。关于仪表美。这里涉及人的形体美、服饰美与发型美的有机结合。应是比例匀称、发育正常的健康美，而不是追求纹身束胸的病态美。“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人的服饰美要求服饰得体，和谐，入时。做到端庄、整洁、大方。不必追求奇装异服，有失仪容。发型要根据职业特点设计，基调是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干净利落。不必追求奇特怪异，披头散发。给人累赘拖沓之感。
语言美的基本要求是，准确精炼，言调悦耳，热情亲切，文明礼貌，若能稍带一点幽默风趣更佳。
谈到风度美，那是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它既反映人的外表，又包含人的内在品质；既表现人的外貌、举止、仪表、仪态，也表现人的思想、精神、学识、修养、性格和气质。所谓风度美也就是人的人格力量之美。是人的外表与内在高度统一的综合表现。我们说某人风度好，决不是仅仅是指他的外表，而是内外结合起来作出评价。大略的说，应该是坚定庄重，高雅大方，潇洒脱俗，不卑不亢。在旅游接待工作中，特别要克服崇洋的心态，给人以质朴美好的印象。
古人云：“人咸知饰其容而不知修其性”，就是说人们往往只注意外表的修饰，而忽视内心修养的自我完善。这确是人们的通病。离开了人的内在美，不论他外表如何漂亮，只能是徒有其表，根本谈不上美。对于旅游接待人员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美的服务和优质文明服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