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经济论文篇1
桥梁的经济性
进入21世纪，由于对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和全寿命设计理念的重视，桥梁设计中遵循的“安全、适应、经济、美观、耐久、环保”六项原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7］。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投入的增加，经济性原则在中国桥梁界似乎越来越被忽视。一些不经济和不合理的大跨度方案，常常因业主的“好大喜功”和设计者的盲目追求大跨度，追求世界第一而被采用，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认为跨度的突破就是“创新”，并为此付出成倍的代价，甚至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跨径越大，造价越高。经济性作为判定一个桥梁设计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决定了我们必须将造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如果一座桥梁的价值大于其造价，那么就可以认为这座桥的经济效益是合理的。通常桥梁的价值有以下几个要素构成：功能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桥梁的功能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它跨越障碍、沟壑，使交通运输便利，节约了时间，尤其在当代信息时代，时间就是金钱，节约了时间也就相当于创造了财富。桥梁的社会价值不局限于某种表现形式，通常桥梁象征着和谐、统一、友谊和交流沟通，这种象征的价值很难用具体的数字来量化，但在某些情况下意义重大。如位于南美洲的巴拉圭－巴西友谊大桥（图7）就象征着两国的交流沟通，友谊长存，同时中国也与周边国家建造了不少类似的桥梁，如中越友谊大桥、中朝友谊大桥等。桥梁的美学价值也不能用数字来量化，但却极具价值，类似于衣食住行，为了更高的美学享受，我们愿意为美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为了追求美，我们不一定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时，我们只需在细节问题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就能让结构物的外形大为改观。真正美丽的桥梁是生动而有气势的，同时也是优雅而有诗意的，能够超越时间和潮流的。通过正确理解桥梁功能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一定可以建造出经济美观的桥梁。
桥梁美学设计和经济性的关系
美学经济论文篇2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17-03
经济活动中是否包含有美的因素？经济学的发展是否受美学的指导？罗宾斯就有“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的论断。人们普遍认为，功利的经济学与超功利的美学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人们在反思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的同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即为经济学在功利的层面上添加了超功利的内涵。而近些年出现的诸如“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娱乐经济”、“情感消费”、“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词汇，强调了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对于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背景。而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齐终其毕生的研究，提出了美学与经济学是现代“两门卓越的世俗科学”的论断，认为经济学与美学是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的重要学科。
一、经济美学何以可能
伴随着“艺术终结”的呼声，美学的重构也是美学的重大课题。实践美学、实用主义美学与生活美学的盛行，打破了美学主客二分的传统，使得美学从遥不可及的精神世界转向了熙熙攘攘的平常生活，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而“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得经济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表现为商品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逐渐超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成为主导价值。人们的消费不全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是更多地购买文化艺术，购买精神享受，购买审美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质上乃是通过商品消费来产生感性体验的愉悦。”“审美体验本身的精神性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正在转化为感官的快适和满足，它进一步体现为感官对物品和环境的挑剔，从味觉对饮料、菜肴的要求，到眼光对形象、服饰、环境和高清电视画面的要求，到听觉对立体声、环绕声等视听器材的要求，到触觉对种种日常器具材质和质感的苛刻要求等等，不一而足。体验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构成了审美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是感官的感受，同时它又包含着精神的、文化的内涵，它是生理、美感以及某种精神的复合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把实用的东西升华为审美的东西，或者说，是物质的东西中增添一个精神的层面，在实用功利的东西中增添一个超功利的层面。
对于“研究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地反思。罗宾斯批判了“美学是一经济因素”的观点，认为这个观点在用意良好，但是在逻辑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为了美学上或道德上的价值而牺牲物质享受，不一定会得到物质上的补偿。”“经济学并不假设各种目的和谐一致，而是正视各种选择之间的冲突。”所以说，“经济学与美学不能相提并论。”罗宾斯认为“美就是一种目的，它与其他目的相竞争供人选择。经济学则根本不关心目的本身。”“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可以看出，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不关心目的，即经济学是价值无涉的。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学绝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观察的道德和政治观点，往往同提出的问题，甚至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集一身的科学。”盛洪在《经济学精神》别强调：“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所以，经济学应该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生最高境界“真善美”的追求，科学偏重的是“真”，而人文偏重的是“善”和“美”。所以，经济学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统一。
关于经济学与美学的关系，克罗齐认为，两门学科所需求的是“感觉”，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里正当具有的“”和“功利欲”。美学与经济学的共同使命是使现代人的“感觉的心灵化”和“心灵的感觉化”，即实现感觉和心灵的“完整与和谐”的统一。“感觉的心灵化”，是指物质的生活上升到一种高水准的精神境界；所谓“心灵的感觉化”，就是要使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获得高水平的现代经济的支持与保障。从而共同实现现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上的协调发展。两门学科的共同使命使得经济学与美学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应该是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经济美学是完成两门学科融合、贯通、促进的最好的途径。
二、关于经济美学的探讨
1.经济美学的发展阶段。在谷鹏飞的《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文中指出，经济美学是一门研究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结合的学科，而西方经济美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这里，对经济学的美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论述与整理，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标准则是从实用与审美以及精神与物质的结合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样使得经济学的分析超越了纯粹的功利层面，加入了审美体验等内容。
2.经济学理论的美。萨缪尔森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物理学和纯数学中存在着数学美，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美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我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Shackle曾经这样评论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美，“如果我们问：什么时代经济理论达到其最大的美，可以毫无疑问地回答：它的伯利克里辉煌时代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这一时代的最后，通过瓦尔拉斯种植，帕累托的工作使得这颗树达到了完全的、最后的繁荣……该理论具有一个完整性，是一个兼容性的整体，以及其逻辑的严格性和简单性，在科学上，可以与古典天文学和化学的原子量表相媲美。”而哈恩关于经济学中美的资源的阐述是比较清晰的。他认为：“在读到阿罗——德布鲁的核心理论而不是阿罗——德布鲁均衡的明显角色时，没有人不会为其中的美而感到震惊和喜悦的。”
3.美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关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美的指导作用，德布鲁与阿罗都有明确的认识。德布鲁认为，“数学的简洁美——一个充满魅力的主题，在我进行的研究中，对我的科学研究生涯进行了无意识的批评。”在《美与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中美学的作用》一文中，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在自然科学与数学中的作用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同样，在促进理论的构成或者是成为理论的证据方面，美学在经济学中发挥着一样的作用。关于美的作用，Cassey Lee and Peter L. Lloyd认为，美的第一个作用是提供动力，第二个作用是帮助发现。“在评论工作时，克鲁格曼强调经济动力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因此对美的追求和经济上的成功是可以并存的。如果有较少的例子作为代表，经济理论中的美主要是在模型、原理也可能在理论里，但是不在证据、定义和方程式中。”尽管经济学在真实世界的现象和检验假设理论的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关系，在某些方面，经济学是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不同。在这里认为经济学中存在着美，与自然科学的美不同的是，经济学的美没有人去探究，同时，虽然肯定了经济学的工具美以及美学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学中的价值美以及价值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涉猎较少。
4.经济活动中的审美追求。（1）消费活动中的审美追求。阿尔文·托夫勒曾指出：现代经济继服务业繁荣之后，正在向体验经济迈进。另外，在派恩二世和吉尔摩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在对人类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区分时，认为当代经济由于体验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发生了转型。这里，托夫勒、派恩二世和吉尔摩等都意识到了人们消费的需求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而需要更高层次的需求，即精神需求与审美需求。这里关于经济美学的意识具有偶然性和不系统性。2002年，深入研究经济审美化的内在动因的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快乐正是经济审美化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活动与审美活动的纽带，所以要把快乐作为经济研究的源头。这里把满足人的需求而达到的快乐作为经济美学的起点，对人的心理需求倾注了更多的关注。但是，这里的快乐并没有区分感官的快乐与精神快乐的界限，而这种快乐更多地停留在物质享受的层面。大卫·罗勃兹的《只有幻想是神圣的：从文化工业到审美经济》与戈洛特·保波米发表的《审美经济批判》把经济美学从人的意识、需求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2）生产活动中的审美追求。范正美在他的《经济美学》一书中，对经济美学进行了分析，对于经济美学的概念，他认为，“经济美学是研究经济生活（生产、流通和消费以及由此生成的生活环境）中关于美和审美的发生、发展的理论。它以经济生活中实用审美客体与实用审美主体的矛盾运动及其变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里的经济美学更多地着眼于经济活动，更多的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美。范正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阐明了经济美学研究的目的，美学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生产活动规律的解释，所以他的经济美学理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
同时研究经济活动中的技术美学，金易等的《实用美学——技术美学》是把技术美学应用于生产活动之中，而范玉刚在《技术美学的哲学阐释》则是更加关注技术美学对于人性的关怀，并上升到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化。
5.经济学中的审美关怀。首先是通过美学对经济学的范式进行反思。在江虹、卓俏青的《均衡、演化与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美学解读》一文中，通过对“均衡”与“演化”两种不同的经济范式的演进进行美学剖析，来分析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思想对经济学的指引，以及演化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分析模式的超越，尝试以“中和美”中的“度”的思想来弥补西方“和谐美”二元对立指导的经济研究的不足。而程恩富所阐述的经济美学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也就是经济学的审美关怀，关于这一点，可以体现在“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和“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的论述中。
（1）经济美学建立的客观基础。在这一部分，他分别从古代“美”字的含义、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实践来分析美的产生，然后讨论了美学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我国的汉字“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蓄主给膳。美在善同意。”羊成为美的对象和社会生活中畜牧业的出现是分不开的。从“美”字可以看出，美是与经济实践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是“自在之物”，它们作为物质虽然亘古存在，但由于构成审美关系主体一方尚未产生，所以这时的自然是无所谓美丑的，马克思曾经说，人类社会生活是一天也离不开物质财富的创造的。其次，由于实践中的创造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再次，在创造中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勇敢、灵巧、力量等品质。在艰苦的劳动中孕育着成功时的巨大喜悦。所以在实践是连接主客观的重要渠道，而在实践中的人的自由创造是属人的特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而人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因其充斥着人的感情与创造力，所以，这里的自由是美的。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美”，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中的一句话，总结了美的产生。美是在劳动中，在实践中自由创造的结果。
马克思在说明动物的生产与人类的生产根本不同时还指出：动物也生产，但动物只是片面的生产，是为了直接的肉体的需要才进行生产。这种动物的生产是为了自身的物质需求，或者是种的繁衍，这种生产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人的生产不同，人可以通过自身的思想意识，为生产赋予了精神层面的东西，即在合规律的同时，做到合目的，从而达到美的标准与要求。
（2）经济美及其在财富分配中的表现。首先，程恩富分析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概念，接下来特别说明了“和谐为美”的内容和层次。认为“和谐为美并不是一个仅偏于形式的范畴，和谐当然包括形式的因素，但绝不止于形式，它比形式要深刻丰富得多。和谐为美，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真与善的和谐，是主体实践自由地符合着客观规律。”和谐包括以下的层次：形式和谐、内容和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和谐，上述所说的和谐又被决定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又集中体现在完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身上。只有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能创造和谐的对象，也才能创造和谐的美。美的规律即是客观的必要性和主体的社会性和谐统一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结果规定着美的本质。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进行了经济美与经济丑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丑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较低层次的美，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是美的。
这里肯定了经济学中的价值美问题，如美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美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等，另外，着重谈到了分配等领域涉及到伦理道德与制度所表现出的关于“善”的问题所涉及到的美，这些对经济美学理论的探讨都具有创新的意义。
关于经济美学的范畴，程恩富在马克思实践美学的基础上，专门论述了“和谐为美”在经济中的表现，认为“和谐为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表现，还需要内在的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又体现在自由发展的人的身上。这些都为经济美学的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但是，程恩富的经济美学在为我们研究经济美学提供思路的同时，由于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谈，因此并没有大量的篇幅进行系统的论述。所以，在他的论文中，没有从经济学学科性质的角度入手，来区分经济活动中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而经济活动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息息相关，联系密切，但两者是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的美主要是从经济活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的角度来说明，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主要体现着经济学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美，我们知道，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所以经济学理论中的美又分为工具美与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更多地局限于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表现在表述形式上的结构美、表述过程中的语言美（包括实证经济学的数学语言以及规范经济学的日常生活用语）、表述中体现的理性思维智慧的方法美；而经济学的价值美则更多地探讨经济学对人的终极关怀，确定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就曾经论述过。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赋予经济学以美学的内涵，并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此外，王柯平的《旅游美学纲要》中，认为，存在着一些“直接关乎现实生活的”美学，如服装美学、烹饪美学、旅游美学以及一些“直接涉及物质生产的各种专门性技术美学”。卢世林的《人口经济美学浅论》一文中，认为，美学在人口经济学中的作用表现为：利用美的规律来调节人口经济运动；利用人口美学形成人口经济价值系统，即研究与人口相关的价值观念，促进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念的形成；而人口经济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评判人口工程的合理性，并提出有建设性的人口规划和建议。祁聿民的《商品美学》，只是从商品的角度来探究经济美学的；章斌的《劳动美学》，陈明的《公关美学》，庄志民与乔修业分别著述的《旅游美学》等，都是从经济活动的某一角度来阐述的。因此，从目前经济美学的研究来看，大多停留在经济美学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多一些，虽然存在着对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思想的探讨，但是缺乏系统性研究。经济美学试图弥补这种缺憾，在肯定经济美学包括着经济活动中的美学和经济学思想中的美学的同时，梳理了经济活动中的美的外延，同时研究了经济学思想的美学，本文力图从整体性、系统性方面，对经济美学的研究有所创新与突破。
三、经济美学的含义
杜威认为，对于一种真正的审美文化来说，实践科学和审美欣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没有实践科学，人将是自然力的和牺牲者；没有审美欣赏，人类将变成奇怪的经济怪物，永无止歇地陷入与自然和其他人类的讨价还价之中。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理解为实践科学，在经济学中，美学因素是必不可少的。萨缪尔森曾经肯定过经济学中美学因素的存在，“过去我常常认为，纯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本质上是美的，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的美是次要的，但是，我想这种观点是错的。简单的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是美的，而数学家是无法让你信服这一点的。”我们试图建立这样的学科，即把经济学与美学结合起来，就是本文所说的经济美学，通过这一学科的建立，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贫困，对于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生态恶化、社会不平等、金融危机、道德的缺失等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文认为，经济美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讲，经济美学是指研究经济活动（生产、消费、交换、流通）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活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思想又是来源于活动的。经济活动的美与经济学思想中的美是息息相关、一脉相承的，经济活动中对美的理想追求正是需要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予以指导的，而经济学中的美的思想也正是经济活动中的美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体现。例如，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就是源于“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指导。
狭义上讲，经济美学仅指研究经济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主要是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形式、结构、语言、方法中的美，特别是经济学学科性质所体现的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终极关怀，所以经济学思想的美包括经济学的工具美和价值美。经济学的工具美主要体现手段的美，是形式美；经济学的价值美主要是探讨体现深厚的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亦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
经济学的工具美与价值美的划分是以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为依据的。经济学不仅仅具有科学特质，同时，作为一种人学，经济学的人文特质不容忽视。经济学是科学特质与人文特质的统一。而经济学的科学特质呈现出来的美是一种科学美，是经济学的工具美；而经济学的人文特质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文美，是经济学的价值美。经济学中的工具美属于科学美范畴，表现为对称美、简洁美、和谐美等，这些美的范畴主要表现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美，即结构美、语言美和方法美。这些美更多地体现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中。经济学的价值美则通过探讨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体现了经济学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主要范畴有：自由美与和谐美等，这里的自由是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经济学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以人为本”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实现的。如果说经济学的工具美体现着经济学的科学特质，那么经济学的价值美则体现着经济学的人文特质。经济学的价值美更多地体现在规范分析方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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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论文篇3
“文化创意”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在1998年正式使用“文化创意产业”一词中提出的。而“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审美经济、体验经济崛起，消费日趋审美化的背景下逐步提出来的，它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具有浓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工业”。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视为文化工业的转型与升级。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中曾预言将出现一种“体验工业”：“大部分‘文化工业’致力于创造和上演特殊心理体验。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以艺术为基础的‘体验工业’，都方兴未艾。娱乐活动也如此，大批娱乐场所、教育机构，还有某些精神病治疗机构，都参与可称为生产体验的活动”①，而文化创意产业何尝不就是“以艺术为基础”、注重审美体验呢？换言之，当下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全可以视为托夫勒所预言的“体验工业”，而“重体验”的要求也赋予了文化创意以内在的审美冲动。
与文化工业时期文化产品之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尖锐对立不同，文化创意中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对立程度趋于缓和、甚至相互依存。同时，由于现代消费的飞速发展，美感、审美趣味等已经成为消费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旨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审美需求的生产方式，不应再局限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理应更为注重审美价值的塑造、审美趣味的满足和培养，更为注重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精神满足等。
那么，从美学的理论高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它要在大审美经济中获得蓬勃发展，便需要从三个维度准确地把握文化创意相关的审美问题：首先是内在层面，即文化创意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其次是外在层面，即文化创意与大众审美需求的对接；最后是理论层面，即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的互动。而当前文化创意在发展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审美中的传承保护与产业开发、影视创意中作品在银幕与荧屏之间的转换、高新技术运用与内容创新的融合，等等，恰恰是这三个维度所要关注的问题。可见，能否有效深化文化创意审美三个维度的研究，将直接影响文化创意的发展。
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文化创意，是以生产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产品为目的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需要充分发挥创意主体的审美想象力、审美创造力等，借以实现对感性“最辉煌”、“最灿烂”的呈现，最终凭借超功利的审美创造来实现功利性的经济利益追求。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文化创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三种规律：一是美的规律，文化创意要凭借审美创造力给予创意以美的形式和内容，给人们带来美的体验并满足其感官与精神的双重审美需求，就必选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二是文化规律，文化创意以文化素材作为创意的基础，以创造新文化产品作为目的，是一种文化行为，只有遵循文化规律才能恰当运用文化素材、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等，进而顺应文化发展的潮流并推动文化发展；三是经济规律，文化创意向现实形态的转换及产业化发展，直接受到资本、人才、技术等经济要素的影响，因而必须依据经济规律进行投资、生产与营销等以谋求利润最大化。
相应地，遵循美的规律，可使文化创意拥有积极丰富的审美价值；遵循文化规律，将赋予文化创意以较高的文化价值；遵循经济规律，便有助于提升与发掘创意自身的经济价值。对于优秀的文化创意而言，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三者是有机统一于一体的。但目前相当多的文化创意，因对文化创意发展规律缺乏充分认识与把握，以致在实践中出现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不足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升与发展。概言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相辅相成，但审美价值处于核心性地位。文化创意，顾名思义，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文化价值乃是其内在属性。基于此，人们给予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以较高地位，如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创意产业学院教授贾斯汀·奥康纳认为，在“创意产业”中“文化价值是经济价值（使用价值）的基石”②。这一论断虽然强调了文化价值之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审美价值的地位与作用。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满足，审美需求已经成为人们寻求满足的重点所在。诚如托夫勒所预判的：“由于消费者对基本物质的需求日益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会有更多的经济力量转向满足消费者对美和气派、个人爱好和感官享受等方面变化无常、五花八门和因人而异的需要。制造部门将投入更大的财力、物力有意识地设计心理优势和心理满足。”③文化创意之所以能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获得产业化发展，关键在于其审美形式与内容能够给人们的感官、情感、心理等带来愉悦的体验，其审美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多元化审美需求。而文化创意的文化价值，更为注重的是文化产品带给人们的文化体验，强调的是文化产品在相应创意门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审美价值才是文化创意的核心性价值。但这并非要贬低或否定文化价值之于文化创意的重要性，事实上，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在文化创意中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以优秀创意产品的形式为例，在审美创造过程中往往要选择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文化符号为基础，熔铸成为创意的现实形态，从而赋予创意以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审美形式；而这种审美形式由于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同时还依托人们对审美形式的接受进而推动了形式元素中潜藏的文化价值的传播。
第二，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共同构成了经济价值的基础。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得到大众认可接受的结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客观上就是文化创意产品潜在经济价值向现实经济效益的转化。换言之，文化创意的经济价值是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而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也的确在两个根本层面决定着经济价值的现实转化。
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综合影响着经济价值的大小。一般而言，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越高，其对大众获得感官、情感、心理、文化、精神等需要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就会得到大众更高程度的认可，促使他们进行相应创意的直接消费甚至是持续消费，创意的经济价值自然就越高。反之，创意产品无法满足大众对产品消费的多元期待，其经济价值自然就越小。但由于文化消费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文化创意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在其经济价值转化中的影响并不均衡，这就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的文化产品依然可以发掘出较大的经济价值等现象。如《变形金刚》、《星际迷航》等好莱坞电影，内容中并无深刻、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它们通过高新技术所打造的令人震撼的视听效果，但它们却凭借着对视听感官审美需求的满足而赚取了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可接受性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文化创意潜在消费群体的性别、年龄阶段、教育程度、职业、民族、、文化传统等，共同形成了他们对文化创意审美的前理解，进而影响到对文化创意审美的接受。而文化创意，受创意主体的审美观念与文化观念、创意素材的文化特质等的制约，又必然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美学与文化特征，展现出相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那么，文化创意能否在审美与文化方面彰显独特性的同时拥有较大的共通性，赢得更大范围内受众的认同与接受，将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转化程度与范围。如同是“木兰从军”的素材，国内所打造的影视动漫类创意产品却难以超越文化屏障实现跨文化传播，而美国的动漫电影《花木兰》却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电影市场。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我们在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发掘与赋予过程中，没有充分评估文化创意在异域文化中传播的障碍程度与超越难度。
第三，文化创意潜在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追求，是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提升的现实动因。在经济利润最大化追求的驱动下，文化创意都致力于实现自身的大众化、跨区域、跨文化传播，而其前提则是作为潜在经济价值基础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提高及其可接受性的增强。这就要求在文化创意过程中，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和文化规律：在准确把握当代审美风尚、审美价值取向、审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准确评估文化创意素材自身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高低及其与当代审美趣味、文化取向对接的可能性，并充分发挥以审美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创造力，赋予文化创意具有时代特征并为时代所认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即是说，文化创意不仅要在创意形式上能够满足当前大众对感官审美的追求，而且要在创意内容上能够满足大众的精神审美追求，甚至于能够引导大众审美理想的提升。
文化创意，只有在实践中真正切实提升了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且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文化诉求，才能在当下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赢得主动位置。如果依靠迎合文化消费的某些趣味来盲目追求经济价值，而忽视对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的主动提升，最终结果自然是难以达到预期，甚至是直接为市场所淘汰。可以说，没有丰富的“内涵”——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创意”根本无从谈起；而没有“创意”的文化制造，生产的只能是文化垃圾。
二、文化创意审美与大众审美需求
有学者认为：“所谓大审美经济，就是超越以产品的实用功能、物质价值和一般服务为重心的传统经济，代之以大力倡导和推动实用与审美、产品与体验、物品与人品、现实与虚拟、生活与艺术、物质性价值与精神性价值、经济提供物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一切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审美互动与人格生成有机统一的经济。”④在大审美经济背景下，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得到一种愉悦的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寻求审美、文化、心理的满足。那么，无论是立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着眼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创意产业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与大众日益多元、日趋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不断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文化创意要实现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就必须在遵循美的规律、文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认清人才、技术、文化资源和资本这四大基本要素在文化创意审美创造与提升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促使它们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文化创意人才的审美素养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审美素养的优秀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审美根本无从谈起。文化创意人才敏锐的审美发现力，有助于发现内涵丰富、价值较高、有现实转化空间的创意素材，为创造优秀创意奠定素材基础；丰富的审美想象力是审美创造力的核心，缺乏想象力的创意作品将会苍白无力、毫无美感可言，根本无法吸引并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良好的审美传达力则影响着优秀的内容创意能否诉诸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的表达方式。而审美发现力、想象力、创造力与传达力等的高低，均受制于文化创意人才自身的综合审美素养水平。由于高水平创意人才匮乏，当前国内文化创意整体审美水平不高，以至于拥有巨大创意开发空间的素材被忽视，如河南南阳侏罗纪恐龙蛋化石发现后，在国内影视领域并未受到关注，好莱坞创意人才却借机演绎出电影《侏罗纪公园》；或是面对价值内涵丰富的素材难以创造出优秀的原创创意，如由于缺乏高超的审美想象力，功夫与熊猫两个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文化符号在国内始终处于平行状态，而好莱坞却以超凡的审美想象力对二者进行创意组合，演绎出风靡全球的《功夫熊猫》；或是局限于创意的低水平开发、重复开发，如2013年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创意中《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中国偶像》的撞车便是明证，等等。
其次，文化创意技术的持续革新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关键性因素。文化创意与高新技术的融合发展，能够促使文化创意审美在内容、形式与载体三个层面与日趋提升的大众审美需求相对接。从内容来看，电脑合成、特效等高新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内容创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创新力，如电影《阿凡达》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赚取高额票房，根本原因在于成功运用3D技术而打造出的影像奇观和视听盛宴，可以极大地满足受众的视听感官审美欲求。从形式来看，高新技术催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创意形式，自然也造就了全新的文化创意审美对象，如新媒体艺术、数字影像艺术、大型实景演出等，形成了全新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等。从载体来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视等新媒介，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审美传播的新平台，既加快了文化创意的传播速度又拓宽了文化创意的传播范围，从而赋予文化创意审美以日常性、生活性甚至即时性。但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创意审美的提升而言，高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创意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手段与能力，又容易陷入迎合受众对感官刺激的过分追逐而忽视应有的内容创意。对此，叶朗先生明确指出：“文化产品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例如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晰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⑤
再次，文化创意素材的丰富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由于文化创意的素材主要是非物质性文化资源，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又具有“非专属性”，那么，文化创意主体只要具有相应的创意能力，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文化素材。以好莱坞为例，近年来之所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资源代替开发，便是如此。但由于大多创意主体受自身文化素养、价值观念、资源熟悉程度等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做到所有的资源都为其所用，主要使用的创意素材依然大多是本地区、本民族、本文化系统内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在高水平创意人才紧缺，原创性优秀创意匮乏的当下，文化创意所拥有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了文化创意审美的水平。以我国当前文化创意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例：有些直接以经典小说、经典剧本以及民间故事等为蓝本进行转化开发，如对“赵氏孤儿”以电影、歌剧、话剧、戏剧、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所进行的创意改编；有些依托著名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进行现代演绎，如电影《孔子》；还有些是利用知名文化资源符号进行整合创意，如动漫《少林海宝》、《十二生肖》等。
最后，文化创意资金的充裕程度是影响文化创意审美水平的保障性因素。培养和招揽优秀的文化创意人才，获取原创性创意的知识产权，持续革新文化创意的技术手段等，都离不开强大的资金支持。据报道，卡梅隆为在《阿凡达》中制造出影像奇观，采用3D技术的费用便高达5亿美元；张艺谋团队为打造出如梦如幻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再现原生态的生活场景，整个项目投资7000多万元，每场演出成本也高达3万元。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高额投资就必然带来创意审美效果的大幅提升，《关云长》、《战国》、《画壁》、《金陵十三钗》等所谓的“巨资大片”，在明星效应、技术运用、营销炒作等方面虽花费颇高，但由于缺乏优秀的内容创意，不能满足多元的精神审美需求，出现既不“叫座”又不“叫好”的结果自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则又会对创意审美的提升产生直接阻力。以当前火爆的动漫市场为例，优质精美的动漫画面仅制作费用每分钟就达到1万多元，很多动漫企业因为无力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而放弃使用高新技术，结果动漫产品往往由于画面粗糙、视听效果不佳等原因而被拒播。充裕的资金，可以说已经成为文化创意实现审美全方位提升的现实保障。
文化创意审美在与大众审美需求的主动对接过程中，除了发挥创意人才、技术手段、素材资源和资本的积极作用以实现自身的美学提升外，还必须对大众审美需求在当下所呈现出的娱乐性、多元性、层级性与精神性等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对当前的审美时尚和审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预判，为文化创意的美学提升提供方向。但是，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方向，决不能停留在如何满足受众之注重视听、强调“身体性”参与的感性审美欲求层面，而应以满足并引导大众的精神性审美需求和提升大众综合审美素养为目标，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对此，叶朗先生给予了高度重视：“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有一个娱乐消遣的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的人性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⑥
三、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受文化创意审美的强力推动，当下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审美进一步泛化；艺术与文化、生活之间的界限日趋消融；技术在审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等等。同时，文化创意审美自身亦暴露出审美想象力匮乏、形式审美与内容审美失衡、审美价值弱化、审美趣味世俗化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审美实践在现实展开过程中，向美学学科提出了强烈的理论诉求，亟待美学理论的有效介入。但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在后现代文化消费境遇中却难以对文化创意审美实践所引发的美学问题进行有效阐释，甚至处于缺位、失语状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僵化、滞后问题被充分暴露出来。而美学理论要实现当展，显然需要对文化创意审美的理论诉求进行积极回应。如同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柯提斯·卡特在论及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时所言：“美学研究领域将随着艺术世界中的实践的变化，以及这种实践的所处的文化的变化而继续发展。为了反映和阐释在具体文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中的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力量，理论的变化是必要的。”⑦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艺术实践的深刻变革，而且影响了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发展状态，更是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美学理论也理应据此进行积极调整。而从理论维度来审视文化创意审美与美学理论，二者乃是一种互动性的理论关联。就文化创意审美对美学理论研究的推动而言，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创意审美引发了当代审美实践的深层变革。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审美对象的拓展。文化创意推动了景观美与环境美的发展，拓展了自然美的表现范围；文化创意凸显了民俗风情、节庆狂欢、休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丰富了社会美的内涵；传统的“美的艺术”借助文化创意获得审美再发现，影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成为大众化审美对象，拓宽了艺术美的表现领域；技术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提升了美感在技术审美中的比重，完善了技术美的表现空间。二是审美观念的革新。文化创意对“感性形式”的无限拓展，致使“美”与“艺术”的边界被打破甚至消失；文化创意审美的经济功能，致使审美功利性被过度张扬；文化创意的大众化、娱乐化，则推动了“审美理想”的世俗化、多元化。三是审美活动的变革。审美参与感官由“视听”为主转向以“身体”去验；审美依托载体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与传播媒介因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审美态度由超功利性转变为与功利性并存；审美趣味由个性化转变为与标准化、模式化并存；审美追求由强调精神审美转化为优先满足感官欲求。
第二，美学理论对文化创意审美阐释的有效性不足，彰显出研究的僵化与滞后。当代美学仍然是以现代美学为主体的理论体系，而现代美学的建构，却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上升时期的现代文化作为背景的。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美学理论在现实境遇中的文化背景、艺术状况、传播媒介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情况下，丧失应有的理论阐释能力、批判能力与引导能力。如优美、崇高、荒诞等经典美学范畴，在后现代文化创意审美中，不仅无法对恶搞、媚俗等审美现象进行有效批判，反而遭到后现代文化的消解甚至重构；建立在视听审美感官基础上的审美心理理论，在数字审美、虚拟审美等新兴审美体验中必然阐释力不足。同时，文化创意审美发展所引发的审美对象、审美观念与审美活动变革，凸显出多个美学基本理论问题：如美的泛化、艺术概念的敞开，引发了审美对象的内在规定性问题；文化创意自身超功利性与功利性的交融，在现实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审美的有无利害性问题；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以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为基础谋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促使审美价值评估问题引发关注，等等。显然，在原有美学理论框架内，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回答，美学的理论建构已经严重滞后于纷繁复杂的审美实践。反过来，这必将促使美学理论研究进行调整与拓展。
第三，文化创意所引发的审美实践变革为美学理论拓展提供了契机。首先，审美对象的有效拓展，有助于美学学科的转型。在文化创意的推动下，艺术向文化、向生活日趋敞开，新媒体艺术、日常生活、民俗风情、休闲娱乐、节庆狂欢等均已成为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在先前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理论架构中，这些审美对象根本不具有纳入美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对此，韦尔施在《重构美学·序》中就明确认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⑧如果美学重回“感性学”的学科定位，赋予新媒体艺术等以研究对象的合法地位，那么，这必将有力推动美学由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型发展。其次，审美活动的深层变革，有助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当代建构。文化创意审美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美与艺术的泛化，要求对何谓“艺术”、何谓“感性”等基本问题进行厘清；文化创意的审美功利性问题，向审美无利害原则提出了挑战；文化创意所造成的审美标准化、迟钝化等问题，凸显了消极审美价值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有待于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与重建。最后，创意审美的发展诉求，有助于新兴美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虚拟审美、数字审美、景观审美、民俗审美等新兴审美形式，受网络、景观规划、休闲旅游等创意产业形态的推动，亟须系统的美学理论进行介入与规范，从而为数字美学、网络美学、景观美学、休闲美学等新理论的建构提供动力。
美学经济论文篇4
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筹办
“”结束后，中国逐渐修复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抓紧进行外交“补课”。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就在这一年，罗伯特・克莱因（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率领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就中美经济问题进行广泛交流。作为对这次来访的回访，1980年11月12日至12月12日，以许涤新为团长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访美。代表团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复三、徐绳武、董辅i、项启源、梁文森，国家计委的柳随年，南开大学的滕维藻，武汉大学的曾启贤，广东社会科学院的廖建祥。
代表团主要承担四项任务：（一）参加为期四天的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了解美国和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二）了解美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情况，为改进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学教学取得一些借鉴。（三）了解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特别是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发生的变化，并结合对美国经济情况的考察，了解美国经济理论的变化。同时，从对美国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中尽可能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一些借鉴。（四）参加中美经济学家工作联络会议，讨论1981年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问题，并在访问中建立和扩大同美国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有关部门的联系，以发展两国经济学家的交流。其中，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代表团这次访美的第一个议题。
举办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1979年10月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商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与美国代表团会晤时提出，可否在美国召开一次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会议，由中美双方的经济学者参加。美方表示同意，并确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埃德曼负责筹备。此后，双方多次通信洽谈，在会议的参加者、内容、时间等方面逐渐取得一致意见。
1980年11月21日至24日，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根据事先商定的会议议程，主要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即农业、工业平衡，消费、投资的平衡和宏观经济战略，平等、增长和基本需要，工业化、外贸，技术、环境和技术转让，就业、人力资源，制度方案的选择，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中的计划。这八个方面的议题，主要是由美方设计的。中国经济学家对此表示赞赏，在事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汇报中也认为考虑比较全面，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妥善考虑的问题。
中方对美方关于讨论会的筹备和安排比较满意，认为“美方很重视这次会议，态度是善意的”。参加讨论会的西方经济学家一共有19人，一半以上是知名经学家，其中包括2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17人，还有2位来自荷兰和英国。美方经济学家来自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及世界银行等，在美国经济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和刘易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埃德曼、刘遵义、王尔德教授和助理教授泰森，来自世界银行的顾问巴拉萨、威斯特法尔、休斯和经济学家罗宾逊、斯蒂格利茨，来自哈佛大学的多夫曼教授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来自耶鲁大学的伦那斯和蒙蒂斯教授，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斯特里顿教授，来自艾瑟克斯大学的希尔教授以及海牙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埃莫累吉、日内瓦国际劳动组织经济学家霍普金斯等。这些经济学家在讨论会上态度比较好，在文章中尽量少用数学公式，以便中国经济学家了解其基本观点。在讨论台湾地区经济时，也比较注意分寸。中国经济学家满意的还有同声传译，水平很高。据他们了解，担任同声传译的是邓小平访美时的翻译人员。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参与讨论，得到锻炼和启发，中方除了代表团一行10人参与讨论，还通知在美国进修、访问和讲学的5位经济学家列席会议。
中美经济学家的发言及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中国经济学家梁文森、董辅i、项启源、滕维藻、廖建祥、曾启贤、柳随年分别做了题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的平衡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收入分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外贸形式》《中国工业企业的大中小并举方针与技术方法选择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问题》的发言。中方事先提供7篇论文的英文译本，于10月寄给美方。198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许涤新在开幕和闭幕时的发言以及这7篇文章编辑成《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报告文集》一书出版发行。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划分阶段介绍新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二是阐述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三是总结经验教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情况，中国经济学家一般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时期、1977年到1980年。这五个阶段的划分，确实能够基本体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进程。关于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国情和现实依据，各位经济学家花了很大心思做阐释。
董辅i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中都遇到一个困难，即一方面要有大量的资金、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用于积累以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收入用于消费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资金从哪里来？中国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的掠夺殖民地的老路，也不能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靠向外国借款或者靠外国资本到本国投资来获取发展资金，因为这条路潜伏着使本国的经济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危险，所以中国主要只能靠自己的内部积累来满足建设的需要。当时中国曾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以便用自己生产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去替代进口，并用来装备和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另一条路是从优先发展轻工业入手，用轻工业产品的出口换取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中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因此也带来了消费和积累的一些问题。
滕维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0亿人口而经济又比较落后的大国，因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只能是把立足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而难以采取某些工业发达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方针，或者像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所倡导、近年来若干亚洲和拉美国家所实行的把扩大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理论和做法，但是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外贸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随年指出，实行对国民经济的有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比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要好得多。但是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实现真正的科学的计划管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保证计划的科学性，使计划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实际情况。二是要使国家计划同企业计划密切结合，做到既有基层经济单位的积极性，又有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三是实现国家计划的办法要灵活，做到一方面国家对国民经济大的方面能有所控制，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过多干涉基层单位的具体经济事务。
关于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学家主要从宏观方面进行总结，现在看来比较抽象和拘谨，但在当时应该还是有所突破。
与以往相比，中国经济学家的发言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实在，少有空谈，对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承认和分析，得到美方的赞许。但是代表团也承认，提交的论文阐述政策比较多，利用大量统计资料进行具体分析少，从理论高度上进行概括不够。
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
虽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国经济学家思想上的束缚还不少，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已有相对理性的态度。许涤新在开幕词中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并不相同，在经济理论上，也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这种不相同，并不妨碍两国经济学家认真协作。求同存异是保持友谊、增进友谊的原则，也是搞好经济理论、把经济理论向深入发展的原则。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学家在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学界十分重视。
1981年7月，《经济研究》编辑部将参与讨论会的经济学家的9篇文章汇集一起，编辑出版了《国外经济学者论中国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这9篇文章依次是帕金斯的《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埃德曼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比较观》、阿罗的《计划工作与不确定性》、多夫曼的《欠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计划的利益-费用分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计划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概要》、休斯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发展趋势》、斯蒂格利茨的《资料、计划和刺激》、泰森的《南斯拉夫经济的结构与概况》、波士顿大学教授斯特里顿的《基本需要》。在出版前言中，《经济研究》编辑部说明，这9篇文章大部分选自在这次会议上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一部分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外国学者为刊物撰写的专稿，并倡Я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有分析地阅读这些文章，从中汲取可资借鉴的内容，增进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了解。
虽然这些文章并不是讨论会发言的全部，但是通过这9篇文章也能略窥美国经济学家讨论问题之一斑。
帕金斯坦诚地指出，一个从局外观察中国的外国人，要想充分了解情况，提出政策方面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发挥局外人的优势，不受个人经验的局限，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主要从问题出发阐述他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多大？什么人会在这一增长中获利、什么人会被抛在后面？这两个问题又引申出第三个问题：经济改革可能会搞到什么程度？它对经济增长和利益的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的答案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形势保持稳定，除非出现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不大可能低于每年4.5%。如果没有这些阻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定能加速达到6%或者更多。1977年至1980年所发生的经济改革可能会加深不平等，但也不一定如此，甚至可能性不大。鼓励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增加轻工业投资，对于农业以外就业的增长会起促进作用。这既有利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有利于继续留在农村的人，因为农村需要养活的人也减少了。而且，如果政策的改变加速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有更多的钱来救济最贫困地区的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前景，他认为中国有朝一日成为一个收入很高的工业大国，这不是会不会实现的问题，而是何时实现的问题。现在执行的某些政策无疑会失败，不过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情况。只有在领导害怕改革的情况下，失败的政策才会导致停滞。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整个影响，会加速八九十年代国民收入的增长。增长能加快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着手改革时有多大胆略。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对于备受关注的经济计划，阿罗谈了他的认识。他认为计划工作试图控制并调节未来。对未来的预测是计划工作的基础。但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未来。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计划工作必须遵循三条原则：折中性、多样性和适应性。
虽然美国经济学家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是都有其深奥的理论分析模式和比较分析范式，甚至是计量经济学分析模型。这些文章除少数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外，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应
针对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建议，许涤新在闭幕发言中做了回应。他表示，美国的朋友们很关心中国会不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这种好意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永远保持警惕的。按劳分配原则固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会调动人们对劳动、对工作的积极性，这个原则本身限制着贫富悬殊的产生。如果出现了贫富悬殊，非法的收入要由国法制裁，合法的收入将由税收处理。美国有的朋友认为中国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他们的好意，我们感谢。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本国的国内市场。我很同意帕金斯教授的意见，中国不能跟某些小国一样，以外贸为立国之道。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拥有近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有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只有扩大在本国国内市场的条件下，才能稳步地发展对外贸易，才能在发展经济的战略中占据主动地位。有几位美国朋友，通过经济模式和数量经济的计算，对中国经济发展表达了比较乐观的看法。我们感谢朋友们的好意，并且在看法上大体表示同意。经济模式计算出来的前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计划的参考。客观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发生作用，所以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制订比较合乎实际的计划。为了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些朋友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西方化。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吸收西方友好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西方国家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优良经验，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除了许涤新的当场回应，《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美国经济学家的发言也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美方论文都包含有‘市场万能’的前提，这是需要看到的，但是，其中提出的有些问题值得我们今后进行研究，例如，人力开发的经济效果、人口流动的利弊、人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关系、计划工作中的不确定问题、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价格的结合问题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及认识
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肩负“向西取经”的使命，是中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别重视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重视总结研究出国考察的观感和收获。回国后，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按照规定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了详细而深入的汇报。
分报告
在分报告《关于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中，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认为，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有三方面大的收获：
中美经济学者之间进行了思想碰撞。《情况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抉择，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经过会议，中国经济学家对美国学者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设想有了一定了解。美国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些相同困难。为了加快发展，应当增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并且努力扩大对外销路。这样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也能从外贸中得到大量好处。在城乡人口自由活动的条件下，农民的收入会提高，农村人口过多的局面会逐渐改变。再加上引进外国资本，经过一段时间，国内的重工业也会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最为快速的道路。对此，《情况报告》认为，实质上是要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办法来解决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各种经济矛盾。对于中国，他们也是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他们赞成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改革和把经济搞活的一系列政策。但又觉得还不彻底。他们推荐南朝鲜、新加坡、台湾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心是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对外贸易，并且一再提出中国应当把对外贸易放在举足轻重的地位。美方学者直接或间接对中国经济提出的各项意见，虽然出于善意，而且有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但总的来说是要中国的经济更加市场化、自由化。中国进行的四个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我们采取各种灵活的政策把经济搞活，但绝不能因此就动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美方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看法，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有参考价值。《情况报告》认为，美国学者主张发展中国家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品，努力扩大国外销路；强调教育制度要同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考虑，不但要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初等教育，还要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在落后偏远地区要注意推广中等教育的技工学校、专科学校；要防止个人收入的差别过大和出现贫富悬殊；满足基本需要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控制人口增长很有必要；要研究好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集中经济和分散经济各有利弊等意值得借鉴。
对如何改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有启发。《情况报告》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首先，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分工细，个人在专业范围内钻得比较深，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很广。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则分工很粗，就每个人来说，需要研究的范围比较广，不易深入，相互间往往重复，从总体上看研究领域并不宽，有些应该研究的问题没人研究。其次，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注意搜集大量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世界上各国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再次，西方经济学家十分注意数量分析，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利用数学模型分析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学家则很少注意数量分析，往往从理论得出结论，很少通过科学论证和计算。总之，经过讨论会，打破了一些思想框框，对于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主报告
主报告《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美报告》，对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的总结没有分报告详细，但是对问题的认识层次进了一步，有一些更深远的思考。
关于美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访美报告》认为尽管有些问题的提法和意见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提出来的，不适合或者不尽适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但是“仍不失有参考的价值”。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对过去的一些认识进行了反思，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不同战略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自然首先同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同时在同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下也确实仍然存在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错误地认为同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只能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前我们曾经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和发展经济道路就是出自这种认识。而且，有一段时间还曾错误地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我们是不相容的，从而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持全盘否定态度。例如，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吸收外资、设置加工特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对外贸易等途径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逐步把农业人口转变为工业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由进口替代逐步过渡到出口替代等，这些经验过去我们是加以批判和摒弃的。因此，要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各个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来考虑并服从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切忌出现互不接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
回头看
37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的报告和认识，可以从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理论界的一些状况。
美学经济论文篇5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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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经济论文篇6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著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著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著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学经济论文篇7
文化经济时代;当代美学转向;审美人类学;中国当代审美经验;流动幻象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创意经济报告2013》，①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文化经济时代。在当代社会，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关键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过从工业经济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又过渡到文化经济时代了。那么，什么是文化经济时代?它与知识经济时代在形态和特征上有什么不同?文化经济时代中的文化又应该担负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等等，这诸多的新现象、新文化形态和新问题，都期待着理论作出回答和指引。本文就从这个问题介入，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社会新形态将呈现怎样的变迁和转型?彰显文化重要性的同时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思想变化和观念影响?同时，审美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又该做出怎样的理论回应，以及未来文化发展方向应作什么样的策略性调整等。
一、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和当代美学的转向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中告诉我们的是，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②马克思将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而把经济生产和物质生产划归为经济基础，这绝非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格局，其中蕴藉着可深入发掘的隐喻空间。尽管在此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着这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隐喻性阐释，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伴随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化因素已不断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的趋势日趋显著。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有着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人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在重构文化、艺术、审美的现代内涵的同时，也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在此，我们首先应该明晰文化经济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什么是文化经济?它与之前我们所称的知识经济有何不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先厘清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是指将文化作为资本，从而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手段的介入，文化活动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形成了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先遭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他们认为，文化被工业化、商品化，成为了现代意识形态用以操控人们思想的有效途径。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布尔迪厄则通过对作为资本的文化进行分析，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及其背后的“决定性”统治力量。然而，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却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放出来，因而赋予现代文化和艺术以审美救赎的功用。后来的英国伯明翰学派继承了这一发展方向和理论方向，矫正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产业消极面的过度批判，深入地分析了文化过程中主动与受动的辩证关系。他们不再将文化视为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娱乐，而是从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民众的文化消费，从而将文化工业看成是潜在地具有颠覆性的复杂场域。
“经济文化化”是金元浦在2002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一文中提出的，其基本涵义是指现代经济发展中文化的、科学技术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运行过程中审美因素和文化内涵的作用的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所需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各种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中也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①“从人类实践形态转化的逻辑和趋势来看，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文化经济包含了知识经济，是文化因素对知识经济和体验的全面提升，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同时还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娱乐休闲、艺术感知等精神因素，既包含科学精神，也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②如果说知识经济时代突出的是文化的经济效益，那么，文化经济时代突出的则是文化的人文涵义，将人文精神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经济不再只是以获取效益和利润为根本目标，经济的根本还在于为人类的合理生活服务，回归人类自身。因此，在文化经济时代，人文精神、人性本质、伦理诉求、人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等等问题重新得到思考和弘扬，再一次回归到社会话语关注的中心。
在美学研究中，人性异化和如何回归一直是现代美学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进入到现代社会，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操控下，现代人性遭到严重异化。查尔斯•泰勒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他对现代性产生的隐忧:(1)个人主义。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追求，也不再感觉到有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工具主义理性，一种以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作为成功的度量尺度。(3)在政治层面上，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的政治后果，“一种与工具理性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生活方式是难以维持的”。还有就是“自由的丧失”。③而在此背景下，审美的意义变得日益重要。审美作为一种情感性的想象活动，是可以让现代人仍然体会到自由存在的最后一块飞地。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审美在现代社会中可以“突破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消除现实世界对人的各种理性压抑，使主体体验非功利的审美愉悦，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凡的意义”。④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审美始终是肩负着救赎的任务而存在的。为了捍卫美的神圣性和独特性，浪漫主义率先强调艺术的自律性，强调审美不同于理性、科学、哲学的独特逻辑，追求主体自由创造及其存在形式。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以一种审美和伦理的生活模式来对抗当时的现代性，现代主义则不再是对现代性的单纯否定，而是增加了它的反思维度。它们不再从过去而是从未来汲取源泉，用以指导人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寻找超越现代性的合理存在。
然而，现代主义美学将审美从实际生活中隔离出来，审美表达中只留下纯粹的形式游戏，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文学艺术方面，经过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现代派文学阶段，文学形象和现实生活体验之间的联系断裂了，形成了日常生活经验与文学的自律性世界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分裂为古典的、符号化了的过去与激进的、情感化的当下体验之间的对立。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生存于各种日常生活中，但传统理论往往沉迷于形而上的理性追求，而对形而下的世俗的现实生活世界不屑一顾，视而不见。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碎裂化的特征突显，文化冲突进一步加深，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美学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美学不应仅仅停留于形而上的层面去做乌托邦式的想象性救赎，而应该直接介入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在尼古拉斯•康普瑞德斯的《转向与回归:政治思想中的审美转向》导言中，就提到了这种美学转向:“如果不查阅相当数量的(经常以系统的和出人意料的方式)探讨美学与政治联系的论文，就几乎不可能出席政治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专业会议。更简明地说，从美学角度探讨政治生活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且与日俱增，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并且一以贯之，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看成政治思想之中的审美转向来进行谈论。”①他甚至认为，自从18世纪后期以来，美学与政治已经完全相互浸染纠缠在一块了。②法国学者朗西埃则在他的著作《歧义》中直接宣称，政治在根本上就是审美的。朗西埃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感觉的分配”。朗西埃对“感觉”的理解和其他理论家不同，分别从经验性、认知性、理性或“理据”等三个层面上来理解，而政治通过对感觉的重新分布或划分而发挥作用，从而突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国际美学学会前任会长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最近则强调了“美学的革命”的概念。他以20世纪先锋派艺术为基本对象，讨论了艺术(审美)与现实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形态:审美的革命，即关于社会未来的讨论和变化首先以审美的革命的形式发生，通过先锋派艺术的实践，这种观念中的“未来”在现实中发生和得以实现。阿列西认为，自20世纪先锋派运动产生以来，“审美”已经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审美的革命是社会现实变迁的前奏等等。④这些理论动态和美学观点其实就是对文化经济时代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的理论回应，其共同点在于:强调了美学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结合。因此，当代美学研究有必要更新旧有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走出康德式自律性美学的理论模式，重新握住现实生活的关系，开展与现实的介入性对话。
二、当代美学的新问题与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实践
近年来，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的思想正引起学术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巴迪欧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他对“事件”的哲学看法。他认为，各种事件是“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事件不再以“现存”或“已存”的方式而存在，事件乃是变动本身，而且是以完全不可预料的突现形式发挥。鉴于“存在”与“事件”之间的裂缝，真正的哲学不再是始于结构的事实(文化的、语言的、制度的等)，而是仅始于发生的事件。⑤于是，巴迪欧把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古典哲学所聚焦的“存在”转向“事件”，而哲学并不生产真理，它只获取它们，展示它们，为真理确立场所。藉此，艺术就在于寻找新的图示以获得和真理事件的联结，“打破事件”的艺术作品将是现今时代把握真理性的惟一方式。因此，当代美学和艺术逐渐转向了对事件的呈现和场域性研究。此种特殊的场域是如何敞开的?我们不妨先来关注一下当下美学领域和人文学科关注的话题和表现内容。2014年秋，世界人文联合总会(CHCI)在香港召开年度大会，此次会议以“展演人文”为主题，围绕新的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如环境与信仰、世俗主义、政治归属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传统人文学科中，人性问题被认为是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伪问题。随着科学对人文学科的渗透和介入，人文完全可以通过表演、游戏、事件展现等方式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直接去感知、看到或听到。2014年冬，在北京舞蹈学院召开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会议主题为“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与会学者在交流中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艺术研究中的“文化自觉”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提法，而且要求基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地形塑与聚集，这再一次凸显出美学和艺术的学科范式的转换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而2015年的国际美学学会的会议主题为“修正现代美学”，强调要对现代美学进行调整，呈现当下美学研究的视点转移和兴趣转移，逐渐向空间发展，注重表演性和空间性。其讨论的主题包括“现代空间与建筑理论”“当今美学的状况”“当代艺术与中世纪艺术”“景观与媒介时代中的艺术与建筑”。不难发现，如上会议主题的纵深探讨都强调了生活事实的在场与理论跟进的紧迫性。
在艺术方面，以电影艺术为例，其也更注重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过各种技术和技巧的处理，在事件的呈现过程中，将不可呈现的人性、人情等内在的难以描摹的存在充分展现出来，正因如此，原生态呈现式的纪录片电影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艾晓明的《开往家乡的列车》，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2008年的除夕前焦急等待开往家乡列车的朴实而动人的场景。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就是亲人团聚，共聚庆福的日子，不管平时在哪里，干什么，有钱没钱，都得回家过年，因而春运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可是，叙事却在这里转折性地、不可预料地展开。就在春节临近之际，铁路南北大动脉京广线中断、列车停运。在这样的突发性事件中，有政府对民工的体贴关怀，部队士兵和志愿者们的温馨演绎，人的情感寄托、伦理选择、人文关怀甚至悲剧性情感反应都在冷静而客观的叙述中一一衍化开来，带给我们一种直视和震惊的效果。开篇有一段歌曲，来自广州地铁中唱歌的外地男吉他手的弹唱，一个关于想家却不能回家的故事，与影片中的记叙情节遥相呼应，成为影片中所要呈现的主题的生动诠释和场景聚结。在绘画方面，德国画家雅玛士使用“拓遍中国”“以墨洗宅”等中国艺术的基本概念，追求人类学的“在场”。作者自述道:“中国城市的巨大转变带来一种建筑知识与传统的失落，把先前历史的存在抹去了，但这种残存建筑的存在却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历史，往往只是被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我取名为‘德园’的中式挂轴试图以纪录的方法来把‘人类学的现场’转化到我的作品中。拓印刻在石头上的书画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成为引起一种意识的材料，这就是历史本身以及依托于历史的物质文化。历史是活的记忆的过程，对我而言，她塑造与追溯人类的思想、激情以及行为，从而有利于确定我们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①残存建筑的存在提供了先前历史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在特意选择的地图、照片、书籍以及博物馆展览中有所展示。有意的展示呈现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东西，而雅玛士则希望通过“拓”和“洗”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体现一种“人类学的在场”，从而将这些历史经验呈现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以上这些艺术现象让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巴迪欧哲学的有效性，具体而形象地呈现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
审美人类学是一门始终关注人性和伦理情感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在方法上，审美人类学提供了当代美学实践的诸种可能性，例如，引入实证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诸如数量统计与分析、田野调查等实证科学方法，深入到日常生活和审美经验中，并将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呈现为场域，从而可以有效地探讨审美、体验、人性、伦理等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此外，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语境式的研究方法，体现出在对待不同文化时的平等宽容的态度，关注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大多数人们的审美经验，关注他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情感需求和文化表达方式，以探讨他们的文化自觉和伦理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美人类学恰恰站在了当代美学走向敞开现实的入口处。尽管审美人类学是在美学与人类学的契合之处生长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但它同时又在与传统美学和传统人类学的区分中显现其特性，亦即，审美人类学一方面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拓新的探讨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同时又尽可能地避免陷入传统人类学还原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而发掘和秉承人类学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审美人类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审美人类学区分于传统美学，它努力尝试着将美学由一种想象性的学问转变为一门具有其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能够切实地作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关于变革的学科。概言之，传统美学倾向于研究精神层次的问题，传统人类学则倾向于研究“物质基础”层面的问题，然而，这两个层面同构为人类社会存在的两个不可分离且交互共生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探析审美和艺术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问题时，如何恢复这两者的共在关系就是一个首要而关键的结点。富于意味的是，审美人类学恰恰侧重于对处于这两者间的审美与艺术的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即通过对审美与艺术符号在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表现，找出在其背后隐藏着的被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与禁忌。而在审美人类学视域中提出的“审美制度”问题研究更向我们呈现和展示出人们关于“美”和“艺术”的观念与行为是如何被美学思想、艺术教育、惯例观念、政治、权力、文化政策、经济等制度性因素建构的动态性过程。在文化经济时代，审美问题的历史逻辑、表达机制、人类学基础、伦理功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美学问题不再是关于个体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复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让我们清楚“事件”其实并不等于存在，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东西，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个事件的场域展开，通过科学的分析去呈现场域中所有的问题、经验、表达方法和机制因素。当然，科学的分析只能去呈现，却无法进行最终的人文性分析和提升，因此，在我们看来，审美人类学为当下美学和艺术等文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研究的新框架。
三、中国当代审美经验与“审美流动幻象”的解释
2015年，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中国201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惟一项目。这在人类艺术史上可谓又是一个事件。岩画，就是刻画在山洞壁上和山崖上的图画，它们是人类祖先生活情景和思想智慧的反映，是研究民族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据。而广西花山岩画作为骆越文化的历史遗迹，也蕴涵着史书所缺载的壮族先民社会发展面貌与精神象征信息。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来看，花山岩画的现代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审美场域的现实个案，通过审美人类学的介入性研究和审美考察，通过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审美经验和文化内蕴特殊性的深入研究，从中发掘出能够激活当下的文化表达机制和审美经验的原创力。中国的审美经验和文化表达方式是不同于西方的。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经验基础上的中国美学和艺术是一种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外播文化”，它以流动性的声音性形象为基础(乐、诗、词、曲等)，以“韵”和“意境”为核心范畴和表征机制。中国古代艺术特别强调“象”的空灵、无迹可寻，“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象”的最高表达境界，所以，中国的诗歌、音乐、绘画、书法等都强调要将具体的身体和物质性的场景幻化为一种空灵性的存在和流动性的形象。在现代社会，这些古代艺术以现代社会的“余韵”形式袅绕于我们周围，是唤起现代人们与历史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中介。我们认为，“韵”是中国艺术最重要也最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审美表达机制，它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移情”“视觉喻”，是体现中国文化内在的特殊的审美表达机制和情感表达机制。在西方，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复制技术导致了艺术的即时即地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消失，从而导致了传统艺术中所包含的“灵韵”的消失。其随之而来的后果在于，“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场景中，‘影像’作为对现实的复制，在现代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简单的模仿机制被推向无以复回的极端。形象的无节制的膨胀正如货币的膨胀一样，其结果只能是现实感的丧失以及内在自我的萎缩”。①而韵是一种“远出”的声音，其表达机制不同于日常生活，它通过“远出”的声音及其缠绕和回旋机制，把不可表达的历史原级性的东西化为现实生活中一些静默的意象。但这些意象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本雅明将这些过去意象表述为现代社会中的“废墟”时强调的仍是它的视觉效果，中国审美表达机制却以“呼唤”的声音机制，通过学会聆听来自远方的回旋声音，来拉伸和扩容我们的生活空间，展现和把握到历史深处隐蔽的价值和意义。
美学经济论文篇8
纪哲在《探索》2009年第6期发表综述《怎样认识美国学者恩道尔的新著》(以下简称“综述”)，介绍了恩道尔的观点――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统治集团用阴谋“制造”出来的，目的是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叶敏华、陈祥生反对以上观点，以发表于《探索》2010年第2期的文章――《是出于无奈还是有意所为――也评恩道尔的新著》(以下简称“无奈”)，再次提出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不是被策划出来的，是不是一个打击某些对手的阴谋，并且明确表示：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是很无奈的事情，是规律使然，不是有人搞阴谋的结果。“无奈”还认为：美国虽然想称霸，却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美国的经济力量被危机削弱了；特别是，“美国只有注重于自身的发展，才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美国经济的稳定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是有益的。” 本文既开展对“无奈”，又开展对“综述”的商榷。笔者拟先尝试概括一下“无奈”一文的逻辑和假设，然后对比“综述”一文，也谈谈恩道尔为什么会被不少善良的人想象成“阴谋论者”。
一、“无奈”一文的观点与商榷
1.“无奈”认为，次贷危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不是阴谋，是“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一个不完整体现。周期性过剩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所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笔者不知道，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什么东西生产太多而过剩了呢?是房子吗?两位作者并没有确认。在认同周期性过剩这个规律的同时，叶、陈二人也指出“规律说”有片面性，不能全面解释次贷危机，至于是什么样的片面性，文中没有进一步分析，所以也无法进一步评论。
2.“无奈”明确反对次贷危机是策划的观点，同时反对“美国有一个搞垮中俄日欧的阴谋”之说，并讲了三条根据或理由。但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次贷危机也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美国干损人害己的事情与常理相悖，无法理解，所以阴谋策划说不能成立。两位作者用了几个美国经济受损害事实作为根据，但是没有提及金融业。请记住，次贷危机是一个金融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危机。美国的经济是高度金融化和证券化的。而“规律说”(即生产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还是比损人害己的阴谋更让我们的经济学家信服。这只是经济学家接受的理论训练给他们的根据，不是事实的根据。
其二，对“从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到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随后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这一系列事件，是服从美国战略的主动行动，是被美国精英操纵的”等观点，两位作者不同意，并指《霸权背后》的作者恩道尔“没有认真回顾和仔细分析20世纪以来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仅凭个人固有的观点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叶、陈两位这样说话，笔者只能推测他们并没有读过他们评论的这本书。恩道尔对历史事实下的工夫，是一般的想象不出来的。正是挖掘出了历史事件背后深刻的关联，例如长期追踪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关键行为和言论，挖掘到由关键人物导演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等，使他找到了足够做判断的事实根据。美国的确为了拯救一再陷入危机的美元而操纵了一系列国际事件，直至挑起一系列战争。例如，1972年中东的“赎罪日战争”，其实是基辛格“穿梭外交”挑起来的，他竟然为此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石油涨价四倍也是基辛格向石油输出国组织要求的，具体的操作是挑起战争、偏祖一方、火上浇油，然后向关键人物“暗示”实行禁运和提价。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有谁敢不先通报美国，取得谅解甚至批准?如果没有美国的首肯，石油涨价四倍，单凭阿拉伯国家自己是做不到的。没有仔细阅读过恩道尔提供的事实，没有认真思考他分析的逻辑，这样的事谁也不会相信；美国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要创造石油美元。石油交易是从那时候起才全部用美元结算的，而且涨价四倍创造出来的石油收入，正像今天中国几乎全部的外汇储备一样，都是美元，都存在美国指定的银行里!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读过、没有读懂的书，不可以妄评。这是个规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其三，“无奈”特别指出，次贷危机爆发后，“保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经济界人士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挽救，而不是任其蔓延或推波助澜”。次贷危机到此将近两年了，保尔森和美国经济精英一直在干的事情，正是任其蔓延、甚至推波助澜，这连美国人都不否认，中国的学者反而要这样辩护，原因何在?今天外媒正在盯着高盛的希腊阴谋丑闻，美国政府正在“收拾”高盛(立案调查)，撰写“无奈”一文时希腊危机可能还没有浮出，但是保尔森拿美国纳税人的7000亿美元白送给高盛，然后再拿更多的钱让金融衍生品套住的机构再多买“好的”债券，却是2008年9月和11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我们对美国金融精英和主流媒体绝不可以盲信盲从。
3.“无奈”认为，美国是想称霸，也想遏制中国崛起，但是实力有限――所以其实遏制不了；还说道：“美国只有注重于自身的发展，才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美国经济的稳定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增长，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是“战略伙伴”，两国的经济利益是没有冲突的，甚至是互利互补的。如果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死了，当然就看不出大规模利益冲突了。可能是因为其经济模型里没有利益冲突这个变量吧。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具体的事件，所以不能先假定市场是有效的而且是良性的，然后直接否认阴谋或者共谋有存在的可能性，然后下结论：“美国统治集团无时无刻不想制造金融危机”是阴谋论。这样讨论没有意义。本人相信，新自由主义市场有效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也要看到底什么可以被认同为有效。
“有阴谋”是用经验事实支持的，“无阴谋”也需要经验根据，也需要举证。如果没有，就不能直接下判断，说凡是提及了阴谋密谋，就是阴谋论。能遏制还是遏制不了，的确不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但是也不是否认遏制和阴谋就可以躲得开的。
二、“综述”一文的观点与评论
“综述”一文强调了恩道尔的两个重要观点：美国的垄断和控制对手的“软策略”。
1.“综述”指出：垄断存在于全球经济生活中，而且垄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承认的话，其经济学的有效竞争假说就必须放弃了。真相和理论冲突了，于是真相被掩盖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好像还是理论更有用。垄断到底是什么?不就是操纵吗?资本主义垄断的问题早在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时代就被指出来了，但直到现在还在遮遮掩掩，这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对于垄断和竞争的关系，“综述”讲得非常精彩：“我们只有认识到竞争实际上是我们小百姓在竞争，垄断是那帮精英阴谋家在玩垄断这个真相，才会明白，竞争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选择真相还是选择理论”这样的立场问题。
2.“综述”指出：美国霸权战略有软硬两方面手段，特别是美国“软策略”的颠覆、控制是非常厉害的，而我们向来不太警惕；现在全世界需要有对策，最根本的是“整顿”(挑战)美元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要去救美国的债务。“无奈”也同意：“美国的霸权战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霸权、经济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等。”但是因为美国“财力不够”，力不从心，所以它会顾忌到今后干损人的事会不利于己。“无奈”的结论是，美国只有“注重于自身的发展，才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经济稳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益。从同一个事实中――美国的确有霸权战略，两篇文章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综述”的结论是应该整顿现在的货币体系，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就彻底改变成不兑换纸币本位了)，这也是恩道尔的观点；“无奈”的结论是美国应该收敛并且改正错误，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
话说到这里就足够了，剩下的问题是读者的判断。
三、恩道尔是阴谋论者吗
用详尽的事实说明一个大判断，完全没有主观臆测，这是大家公认的公正的方法。事实在哪里呢?在许多新闻的背后，在精英大腕的决定性行动里，在历史事件的缝隙里，实际上就在我们大家的眼前。因为恩道尔的研究题目是霸权和操纵，所以他在很多场合被贴上了一个“阴谋论者”标签。有人就是要造成这个下场：谁敢碰政治操纵谋略问题，谁就是阴谋论者。为什么阴谋论这个标签影响大?因为很多人，包括普通人在内，都要和阴谋论划清界限。学者也在其中：如果接受了阴谋存在这个判断，那么规律就不能存在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曾经发问：这么大的事(金融危机)为什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见到它?过了很长时间后，2009年8月，英国两位学术院院士署名致信女王陛下，信写得很长，说了半天，这是“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是“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根本不是阴谋。
在美英精英圈子里，这当然不是阴谋，这是共识，又是操作。一说阴谋总是让人眼前出现“密室”情景，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这里的阴谋可以只是一个眼色，一个暗示，一个心领神会的配合行动，然后是一个辉煌的胜利和战利品。一次又一次这样做下去，这种共识可以滋长成一种高雅的文化，殖民者的文化，霸权的文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的被压迫者，需要一些时间和阅历去把握这种历史和文化。
美学经济论文篇9
一、教学内容比较
Aˉlevel经济学根据难度分为两个层次：AS和A2，在内容上具有连续性。AS阶段的课程内容涵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包括基本的经济问题、价格机制（市场）、市场失灵和政府调控、国际贸易、劳动力以及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问题等。A2阶段涵盖更深层次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知识，包括厂商理论、市场结构、效率概念、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失业问题、宏观经济目标的相关性和宏观经济政策及政策冲突等问题。
AP经济学根据内容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内容上相互独立，相应的有两门独立的考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同一年中，学生可以只参加一门考试或两门都参加。每门考试都各有一个分数。微观经济学包括经济学基本概念、产品市场、价格机制、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及劳动力市场等。宏观经济学包括商业周期、国际收支账户、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的决定、通货膨胀和失业、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与生产效率、国际贸易和外汇市场等。宏观经济学难度高于微观经济学。
从教学内容来看，Aˉlevel经济学与AP经济学都涵盖了基本经济学知识，通过学习，学生将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只是在个别知识点上存在差异。比如AP经济学中包括收入分配、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而Aˉlevel不涉及这些内容。关于寡头垄断市场结构，AP经济学强调寡头之间的相互依赖，重点介绍博弈论知识，通过博弈论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而Aˉlevel经济学在此部分不涉及博弈论知识，通过介绍弯折的需求曲线说明寡头厂商更愿意进行非价格竞争，殊途同归。
关于宏观经济学，流派林立，同一问题，各方观点不一。AP宏观经济学主要考查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从新凯恩斯主义角度出题。Aˉlevel宏观经济学侧重学习和考查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其次，Aˉlevel经济学以英国经济为背景，涉及英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AP经济学以美国经济为背景，涉及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学生需要了解相关背景知识。
二、考核方式比较
Aˉlevel考试由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每年5-6月和10-11月在全球统一组织，成绩分别在8月和次年2月公布。而AP考试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每年5月份统一组织。
从考试安排来看，Aˉlevel与AP都包括选择题部分和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要求学生在60分钟内完成30道选择题，每道题四个选项，题目相对较难；AP要求学生在70分钟内完成60道选择题，每道题五个选项，题目相对简单，但阅读量很大，常常有学生做不完。关于非选择题部分，Aˉlevel以论文和案例分析形式考核学生，重视学生的英文表达和写作；而AP强调对图表的学习和应用，重视用图表分析和表达观点，辅以语言描述。在实际的模拟中，AP考试题量大、时间紧，学生压力大，获得好成绩很不易。
三、培养目标及对学生的要求
Aˉlevel和AP经济学的培养目标除了介绍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外，Aˉlevel侧重培养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瞬息万变的经济现象，全面辩证的评价能力；并能以恰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利用统计数据或图表等。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在非选择题部分，会出开放性题目，没有唯一的答案，要求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得出不同的结论。AP经济学侧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观察经济现象、提出假说、检验假说、理论化，强调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所以，AP经济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根据A–level和AP经济学不同的培养目标和考核方式，若要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对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逻辑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是学好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此外，A–level要求学生有很好的英文阅读、写作和思辨能力，而AP经济学要求学生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对我的启发
首先，在教学实践中，我发现A–level经济学虽然是英国高中课程，有详细的大纲和推荐教材，但任何一本教材都不能完全涵盖考点，需要教师整合多种资料备课。AP经济学没有详细的大纲，需要教师根据AP考试委员会的要求自己设计大纲，并通过审核。但多数推荐教材能涵盖考点。
其次，在A–level经济学教学中，主动性学习的方法尤为重要。例如小组讨论、辩论、角色表演等，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学经济论文篇10
（一）设计本质：以需为本
广州美术学院一贯秉承“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需求，以产学研相结合的艺术设计教育主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特色。受广东独特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广美设计现象”中的“以需为本”是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限定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构筑了一个物质化的设计世界。消费需求受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关注，“广美设计”影响力打造的起始，是以深度发掘企业所处的竞争性市场状况，充分把握目标受众的各方面需求为主。基于此，广美人对于设计属于经济基础已达成共识，在设计实践和设计教育中，能够自觉的将“限定”与“控制”作为解决设计问题的手段之一。“以需为本”呈现出按照各种限定发展设计；按照经费预算控制设计；按照消费目标约束设计；按照商业法则规范设计。
（二）设计实践：融入市场
设计成果最终需要依靠市场来检验，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得到社会认可，设计的价值才能得以体现。深入市场，重视实践，是广美设计现象的重要特证，广州美术学院也最早最成功地构建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闯出了一条设计教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市场”是基于市场环境、学校背景，将“产学研”进行有机整合；根据产业和企业所处的竞争性产业环境，对设计命题的内容与性质做出科学正确的设计决策；通过与社会、市场的紧密联系，及时掌握相关设计教学的实践变化。涉及到“广美设计实践”这一话题，不少人与广州美术学院结下不解之缘。高永坚、尹定邦和王受之是将学院建成全国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体制机制创新的先行者；林学民、陈向京、韩子定、余希洋等后来者直面市场的竞争，相信市场，接受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并融入其中。广美的口号是“干中学”，在教学、科研的同时，加强专业的社会实践能力，强调师生的社会实践意识，用设计学科为社会的实践来推动教学、科研的发展，使设计教育与时代同步①。
（三）设计成果：社会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广美设计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集美组作为其中的核心代表，二十几年来发展迅速、业绩斐然，已经成为国内顶尖的设计服务机构；白马广告作为改革开放后广告先锋中的一员而享誉业界，曾为300多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广告服务，成为中国第一家销售额过亿的广告公司；到目前为止，“广美设计”从事的设计实践品目繁多，涵盖了几乎所有设计创意产业。如上所述，广美设计在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影响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其早期设计现象体现出了对“需求、市场”等经济价值的关注，而对“精神、艺术”等文化价值的淡漠；对“社会和行业”活动的追求，而对“校园和学术”活动的回避；对“市场意识型”教育者的认可，而对“知识学术型”教育者的不解。目前，广美设计现象在体现设计的物质属性的同时亦努力实现设计的精神属性，因而其设计本身，也就与社会、经济密不可分，促进了设计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增益。
（四）设计理论：客观务实
设计的思想理论来源于设计的实践并提升对设计实践的指导，通过学习得出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再根据实践来丰富理论。以尹定邦为代表的广美设计人以兼具中国国情与经济规律的设计理念，提出了“要站到设计的投资者、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和处理设计问题”“设计首先服务于物质文明”等设计理论观点；以前瞻而务实的治学态度提出了移位论、服务论、目标论、系统论、整合论、运动论和创造论等符合中国国情的设计理论体系；以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文化的设计观念，先后出版了《设计学概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中国当代广告史》《设计学文集》等一系列设计艺术学书籍。客观求解、务实求理与设计实践在逻辑上是统一的，是对设计实践的最好解读。广美设计在学习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代设计发展所处的独特国情，结合广州美术学院长期的设计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密切关联的设计理论观点，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研究。
（五）设计教育：创新意识
设计教育应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需要，能够切实地改善人们的生存处境和提高生活质量。长期以来，在我国现代设计教育的现实中，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学生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弊端严重。因而造就一种实用性、适用性的设计教育仍然是必要的追求。这样的设计教育必然是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和多样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学校拥有更多的自。“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广东精神无疑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设计人的动力源泉，广美设计现象的形成也有赖于广美设计教育体制创新与改革的推波助澜。注重实践，客观务实的教育理念的推行需要革新旧观念，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才能真正实行，发挥作用，为此广美设计人不断地尝试新的设计教育模式，探索富有个性的教育方法，努力形成富有效能的教育实践格局。以设计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逐渐统一为陈旧的设计教育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实践内容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为传统的设计教育体制增加了新的活力，使得广美的设计教育系统形成了“产与学”“盈利与育人”的良性循环的设计教育体制。
二、未来发展之路的探寻
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该更注重现实性和前瞻性。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历史和过去，更要探索未来。21世纪，一场围绕着知识创新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全球展开，设计产业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群的核心，对当今与未来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所展现的设计形态和文化内涵，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并推动者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知识创新等工作，中国设计产业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着重要的推动力量。国家的重视，大众的需求，技术的完善，这些有利因素正促进着我国设计教育的全面发展。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的课程理论研究有必要在根植于传统理论研究的同时在国际文化视野中展开与西方国家的对话，探索新的路径并以此引领设计创新教育。
（一）探索艺术、科学和商业高度结合的教育模式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以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浪潮，科技与艺术设计创新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的效益与影响力正日益被世界各国所关注。与此同时，也对设计教育的未来发展表明了新趋向，提出了新要求。当今时代设计学学科应与人文学科、社会学学科、科学学科以及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合作，应逐步走向与创意经济、科技创新结合之路。随着创意产业的深入发展，设计教育通过资源的重组与优化，打通学科之间长久以来的屏障，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运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新的教育模式。从大的规模和大的教育框架当中，把艺术、设计类的大学跟经济类、管理类和理工类大学进行合并，比如，我国的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伦敦的5所拥有百年历史、国际知名的艺术学院合并为伦敦艺术大学；芬兰的阿尔托大学由赫尔辛基的3所大学合并为成。如今，文化创意产业、艺术设计实践面临着日新月异的科技与商业环境，应当确立能够跨越科技、经济与艺术设计这三大领域的资源整合、机构调配的教育模式，逐步增设跨学科整合的新专业与研究中心。
（二）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
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提升教育质量和鼓励教育特色为指向的教育体制。教育规模快速扩张往往会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继1999年扩招之后，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在规模急速膨胀中缺失了教育价值，致使办学条件不足等诸多问题，教育质量下降。改革开放以后设计教育转向为经济服务——广美设计教育一直处于社会发展的从属地位，这是广美设计教育在部分时间里秉承社会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技能本位的培养目标观的根源所在。为此，学校的设计课程要与时俱进，变化而有所更新，在面向市场的同时，亦要保持敏锐地探索意识；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亦要照顾到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展现。全球化时代促使现代设计应以多样性的文化进行国际化的创造性表达，既具本土化元素，又具世界性理念的艺术设计策略。广美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注重本土现实多，关注世界性现实问题和精神经验比较少，设计创作理念缺少国际性视野。广美设计教育研究应当确立自己的生长点，应当立足于广美设计教育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传统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话语体系，又与世界设计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其他话语体系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而探索既体现当今时代精神又适合于中国当今设计教育现实的研究路径。
美学经济论文篇11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着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着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着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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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外语学院陈效卫副教授考察了意识形态与联盟战略的互动关系，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的联盟战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既是打击对手的武器，也是加强和控制盟国的有效手段。
南开大学王晓德教授分析了美国早期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及其影响，指出早期的领导人并没有拘泥于经济自由主义所设定的框架。他们根据美国实际利益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具有保护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动，虽然导致了早期几任政府在内政、外交原则与实践上的矛盾与困境，但是它在美国社会的早期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考察了罗斯福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从孤立主义到开放原则的确立，认为罗斯福开放原则的外交思想及理论在第二次世界战中得到了实践与检验，同时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世界观和开放型的思维模式。
湖南师范大学熊伟民教授对美国30年代和平运动做了尝试性研究，论证了30年代美国和平运动产生的背景、构成、发展状况及影响等问题，指出和平运动的失败正是其理论和现实脱节而造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政府正当的战争准备。
继上届年会后，冷战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就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进行了宏观考察，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实行一种隐蔽行动战略，它与遏制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一起构成了美国对国家的三大战略，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一个强有力的外力因素。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戴超武教授重新界定了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冷战后国内外环境造成了美国国家利益中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外交目标的优先顺序也会时常变动。戴超武认为虽然三者有矛盾与冲突存在，但是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要素地位却不会动摇。他还指出了一些失于规律的偶发事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有关冷战期间核武器的研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南开大学赵学功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在60年代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反应，其中包括是否应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让日本、印度或澳大利亚也发展核武器以保证远东的核战略平衡，以及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他论证了美国最终没有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原因：首先是对中苏关系评估不足；其次国内军方和国务院的意见也不一致；最后正在陷入的越战也产生了一种心理阴影。
南开大学杨令侠副教授分析了冷战后的加美关系，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在下降，处在美国保护下的加拿大开始以独立的积极姿态迈入世界舞台。她通过对美加伙伴关系的分析，重新检讨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论。
跨学科理论导入历史分析常会产生一种新的判断。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考察了经济关系变迁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入手，分析了30年代大萧条期间各国金融和贸易政策的结构性调整，阐述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酝酿、召开直至失败的历史过程，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也做了客观评价。他认为会议没有找到挽救欧洲经济的复兴良药，却给了美国介入欧洲金融市场的机会。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引入经济学的博奕论概念分析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关系，认为美国主导中东和平进程的本质就是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霸权利益。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国际社会制度建设的加强，阿以之间有最终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一些热点地区问题也再次激发了学者的兴趣。郑州大学王琛副教授认为，从1947年到1953年，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再到彻底失望的转变，但始终避免直接介入，在印巴之间采取中立政策。这种状况是美国防止苏联趁机介入南亚事务和南亚非自身利益核心区域的思考而形成的。
（二）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
美国西部开发与经济发展是本届学术讨论会的又一个重点。
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对美国西部开发时期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实施情况及其作用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国有土地私有化是西部开发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政府引导和规范西部开发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土地私有化加快了西部农业开发和经营方式的变革，促成了横贯大陆铁路的铺设，也促进了西部城市化。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投机和宅地法等争议，应该将这些现象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厦门大学博士生苏宁对美国西部开发失误现象进行了初步探析。指出失误主要体现在资源开发缺乏妥善保护以及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上。这种失误是美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人们思想水平、社会心理状况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陕西师范大学马瑞映副教授从美国西部开发的战略着手，探讨了西部开发的成功之处--均衡化发展、开发中的点面结合以及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原则。
华中师范大学李其荣教授通过对劳动力、早期土地资源的开发、引进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知识、种植业和畜牧业两大农业部门等四个层面的分析，阐述了外来移民对美国农业开发所起的影响。厦门大学韩宇博士对洛厄尔这个典型工业城市做了个案研究，从洛厄尔在两个世纪发展历程中的两度沉浮，探讨了美国城市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些启示。认为主导产业多元化是城市经济保持稳定的重要特征，同时还应该正确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的作用和地位。
烟台师范学院高春常教授考察了切萨皮克地区人口因素与奴隶制演变的互动关系。认为烟草经济的成长导致了该地区奴隶人口出现不断增长和扩散的势头，并最终导致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反过来，人口因素的变动提高了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的运行效率，并对法律体制和黑人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副教授整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美国土地制度研究概况，并梳理了美国联邦早期（1785-1862）土地制度演变的轨迹，辨析了我国学者研究时常常容易引起误解和混淆的几组概念，并对印第安人土地权利的变迁作了历史考察。
天津外语学院郝克路副教授考察了19世纪初以前传媒对城市的作用。她认为美国城市传媒与城市经济同步发展，城市之间传媒的相互影响，地域之间的信息循环，又导致了更大范围的区域城市之间的信息流动和经济活动，对美国城市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则侧重分析了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经济，指出新经济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预算平衡的同时实现。造成新经济的原因是克林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突破，他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把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体制。他赞同新经济造成经济周期的重大变化，"频率减少了"，经济衰退到来的时间推迟了，程度减轻了。他同时还指出新经济存在着一些隐性问题，如贫富悬殊、股市过热、公私债务过高、信息技术受经济法则制约以及海外金融市场波动对美国影响较大。
（三）美国政治、军事及社会文化
美国政治是我国学术界传统的研究重点，本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就此提交了论文并展开热烈讨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孟庆龙副研究员探讨了美国两次"红色恐慌"与传统的确立，指出美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两次"红色恐慌"，政府制定形形的政策，使国民接受了国家安全与密不可分的思想观念。意识深深根植入美国社会并成为外交的"遗产"和"传统"。
山东大学白雪峰博士通过对"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的个案研究，论述了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与对基督教信仰有根深蒂固传统的美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并指出最高法院在面对涉及根本性原则的案件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判决才能更确切地符合联邦宪法的精神，而不是盲从社会舆论的压力。
西南师范大学黄贤全副教授分析了克林顿政府的重塑政府运动，认为其核心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引入竞争机制和企业管理模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既要求精兵简政，放松规制，又要求行政官员树立"顾客至上"的服务意识，讲求实效的行政理念，重塑廉洁、高效、快捷的政府形象，以此来改变体制僵化、程序繁琐、反应迟钝和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科层制官僚体制。
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对美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作了深入分析，指出美国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其根源有政府操作性的失误，也滋长于美国政府体制中的矛盾性。作者分别从宪法中的矛盾性、制衡机制中的低效性、联邦制中的分散性、利益分配中的腐败性和官僚机构中的自主性论证了美国政治制度内部存在的问题怎样制约了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效用。
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则探讨了内战后美国的军事建设，认为内战和南方重建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的消失深深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军事建设，首要表现在军事改革实现了军队的职业化，这是美国军事建设上的一次转折；其次美国的战略思想从"大陆主义"转变为扩张性的"海洋主义"，它为后来美国向外扩张作好了准备。但是美西战争还是反映了美军存在机构缺陷、后勤混乱和远洋作战能力的不足。
北京大学何顺果教授在为大会所作题为《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采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探讨新移民社会在北美大陆形成的过程，指出商业移民公司土地的私有化和"共耕制"的废除引起印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和管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一方面在经济上引入自由劳动、白人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引入贵族的或平民的代议制，进而从内容到形式上为一个正在诞生的新社会构建起一种独特的结构。
陕西师范大学王成军副教授运用宗教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文化特质加以剖析，揭示了导致双方冲突的内在文化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文化冲突对美国历史和现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华东师范大学王春来副教授探析了美国文化战争概念的内涵及产生的原因，揭示了其与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
厦门大学胡锦山副教授考察了20世纪后半期美国白人种族态度的变化，指出裸的吉姆*克劳种族主义已经被消极放任无为的种族主义取代，白人抵制政府在取消种族隔离上的努力，听任黑人处境的恶化，将其归咎黑人自身，从而使种族歧视仍然是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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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 -1/rb •drb/dt,re+1/P •dP/dt-1/re •dre/dt,1/P• 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 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 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 ,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 。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