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
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双边贸易额近116亿新元。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虽然新西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直接影响着其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协定》的签署，两国贸易将如何发展，对于参与贸易的企业来说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更好利用《协定》提供的优惠条件。本文从新西兰和中国两国2000—2010年的贸易数据入手，分析目前两国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基于“钻石”理论和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提出在《协定》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对策。
一、理论基础
对于双边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新贸易理论，从自由竞争到保护再到管理贸易，经济学家针对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政策。本文将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作为目前新中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1、波特“钻石”模型——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1990年，波特出版了其影响众多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巨著《国家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其著名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波特认为：如何将一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般来讲，取决于四个基本决定因素（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生产要素）和两个附加因素（机会和政府）。波特指出，四个基本决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直接影响着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而机会作为附加因素，它会改变四个基本决定因素进而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对于政府来讲，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四个基本决定因素进而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影响，反过来，四个基本决定因素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作为一种新贸易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投资和创新对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性。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来讲，所涉及企业的创造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及意愿非常重要，这需要企业在研发、学习等方面进行投资。
2、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
牛君、韩民春（2007，2008，2010）认为，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引入自主创新后所扩展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寡头市场结构下，政府通过自主创新政策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其干预的目的是改变市场结构或环境，进而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战略性”指的是政府和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各自所实施的策略。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自主创新政策时要考虑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以及国外政府的反应，而国内企业在实施自主创新时也要考虑本国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国外企业和国外政府的策略影响。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途径是：国家通过制定自主创新政策，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进行扶持，或对一些风险很大的高科技产业和特殊行业进行扶持，使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腾飞，使这些被扶持产业或行业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一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
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的重点在于强调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到创新的结果，进而影响企业或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
无论从波特的“钻石”理论还是从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来看，创新是企业、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的驱动器，创新作用的发挥在于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和战略的制定。作为企业来讲，参与国际竞争可以采取的战略主要是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作为政府来讲，必须通过创新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以便参与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战略，进而强化国家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与新西兰贸易现状
1、从总量来看
从表1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中贸易总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2000年的不足30亿新元增加到2010年的近116亿新元。新中贸易在新西兰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由2000年的4.76%上升到2010年的13.49%，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尤其是在2008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后，两国贸易从总量和所占份额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和中国的贸易比重已经超过新西兰贸易总量的10%，说明中国已经在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为了能够对新中商品贸易分析更加准确，本文采取国际贸易商品分类（HS）对贸易商品分为21大类（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简化起见，采用了序号表示并对第21类商品不做比较）：01活动物；动物产品；02植物产品；03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04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05矿产品；06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07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08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制品；09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10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11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12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13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14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15贱金属及其制品；16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17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18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19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杂项制品；21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从表2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可以看出，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动物产品，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09和11类三大类产品；而在2000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11和06类三大类产品，在2006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09和10类三大类产品。从表3新西兰从中国进口商品分类可以看出，2010年新西兰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16、11和20三大类产品，从各年度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这种进口商品结构的格局多年都没有多大变化。
从进出口商品比较来看，有意思的是两国贸易中第11类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在两国的进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表4、表5可以看出，新西兰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51类产品，也就是集中于羊毛的出口，而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61、62、63类商品，这些商品主要集中于服装类制成品及其他一些纺织制成品。
从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这种贸易形态基本符合传统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的解释范围。新西兰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国家，故在农牧业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服装业、制造加工业等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三、中国与新西兰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中新两国对外贸易随着《协定》的签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对新西兰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长，但两国贸易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新中贸易多年来逆差不利于两国贸易发展
从图2可以看出，新中贸易多年来一直处于新西兰逆差、中国顺差的状况。自2000年以来，新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到2008年达到逆差的最大值，2009年开始，逆差开始缩小。从理论上来说，长期的贸易逆差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关系，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今后两国在贸易中要重视进口，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贸易基本实现平衡，促进两国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2、新中贸易中工业品贸易层次低
从表6、表7可以看出，虽然新西兰从中国进口工业品不管从绝对量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从具体进口的商品来看，新西兰从中国主要进口的商品是低层次或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84、85类工业品，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或高附加值产品如汽车、航空航天产品等进口量非常低。
3、新中贸易商品结构有待改善
从表2可以看出，新西兰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产品较少，从中国进口的珠宝首饰类产品量也不大；另外，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12、13类产品的进口量也不是很大。一方面，新西兰本国由于气候原因，农产品产量和品种等都满足不了本国市场的需求而需要大量进口；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要出口的农产品量也很大。但是，目前的贸易商品结构还没有真正发挥两国竞争优势，实现经济互补。
4、新中贸易中各自企业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
通过表2—7贸易数据可以发现，虽然新西兰和中国近年来贸易发展迅速并遵循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形态，但是从贸易量和贸易范围来看，两国的比较优势都还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其主要表现为新西兰作为主要的畜牧产品出口国，向中国的出口量不是很大，而中国作为工业品加工大国，新西兰从中国的进口量也不是很大。
四、进一步发展中新贸易的对策
2008年，随着《协定》的签订，新中贸易从量上和所占新西兰贸易的比重方面都产生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新西兰国内经济的衰退，如何发展新中贸易，这将直接影响两国相关企业的发展，也会直接影响《协定》的实施，这也是新中贸易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
1、进一步发挥新中两国的比较优势
从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来看，新中两国的对外贸易基本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优势。但是新西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其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新西兰的国家优势来看，新西兰政府严格的农产品标准使该国的农产品质量非常好，这就需要两国政府更进一步加强市场信息建设，在《协议》的基础上扩大新西兰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满足中国国内市场对更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从中国在新西兰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来看，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在纺织品、小家电等产品方面的市场份额，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2、中国的中小企业要加强对新西兰市场的开拓
在市场开拓方面，由于新西兰国内消费市场相对比较小，所以比较适合中小企业的市场对外开拓。在《协定》的基础上，我国相关中小企业应加强对新西兰市场的研究和信息的获取，掌握新西兰国内的法律法规要求，通过驻新西兰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华人组织等机构，扩大对新西兰市场的开拓。
3、构建两国中小企业的企业竞争优势
波特（1990）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备条件，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求企业在国家竞争优势背景下通过R&D和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竞争力。作为中小企业来说，提高竞争力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研究自身的价值链，找准提高竞争优势的角度。一般来讲，这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商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方面。比如在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就必须将创新的重点放在品牌的提升、产品品种的开拓，进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上。故此，在《协定》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的自由贸易，实现企业之间的交流和竞争，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各自竞争优势上的投入，进而构建两国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4、在《协定》基础上加强信息的共享
为了进一步促进新中两国贸易的发展，在《协定》的基础上加强信息的共享是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有效手段。比较实际的做法是两国首先在各自政府网站上开辟专门窗口，用中英文介绍两国贸易政策、产品需求及供给等，使两国有贸易倾向的企业能够轻松获取贸易信息，实现两国对外贸易信息的共享。
5、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新中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协定》的基础上，两国要进一步合作，加强高新技术产品、汽车产品等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扩大两国服务贸易的范围（比如说旅游业：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风光差异巨大，又地处南北两半球，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要求两国政府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措施来促进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两国贸易的互补，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尤其中国方面要进一步扩大从新西兰的商品进口，努力改变新西兰的逆差状况，逐步实现两国贸易的平衡。
五、结论
综上所述，自新中两国《协定》签订以来，新中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新中两国贸易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只要两国政府和企业按照《协定》的规定，相互了解和信任，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指导下，新中两国的对外贸易将会在各自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各自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注：本文为作者在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做博士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牛君、韩民春：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2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新贸易理论主要代表，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虽有一些相似的观点，但基本观点却是不同的。本文将环绕这两种理论在政府作用上的不同定位展开论述，以求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会带来竞争优势，而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是进行政府干预，政府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战略性”部门进行扶持。所谓“战略性”部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存在“经济租”的部门，通过政府的扶持政策使某个国内部门能够从国外竞争者手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租”，亦即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超额垄断利润，这样的部门可以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Brander and Spencer,1981,1985)；另一种情况是存在较大的“外部经济”的部门，通过对该部门的政策扶持，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外部性，这样的部门也可认为是战略性部门(Ethier,198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对形成静态和动态规模经济具有积极作用(Krugman,1984)。
1.政府干预形成静态规模经济(Static Economies of Scale)
在不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递增的前提假设下，政府通过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或扶持可以提高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从而达到增加本国福利水平的目的。其中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古诺寡头垄断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政府通过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或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可以使本国厂商的反应曲线外移，从而使本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增加、外国厂商的产量和利润减少。在古诺模型中，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产量达到纳什均衡，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双方都不愿改变产量。政府对本国厂商的扶持政策无疑打破了原先的均衡，使本国厂商扩大生产变得有利可图。
2.政府干预形成动态规模经济(Dynamic Economies of Scale)
静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厂商边际生产成本递减，而动态规模经济是指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曲线整个下移。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技术是动态规模经济形成的内生因素，而政府的干预对技术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两种主要途径实现企业的动态规模经济，达到扩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份额和利润份额的目的。一种是政府对企业的R&D进行扶持，提高其技术水平；另一种是政府对具有“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效应（注：“边干边学”效应是指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企业的累积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企业进行保护或扶持，使其边际生产成本曲线下移，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
将政府干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对政府作用重新诠释，并将其作用内生化，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进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得出的政府干预可以增进一国的福利水平的结论假说，与现实更接近。传统贸易理论的政府干预造成国民福利损失的结论无法很好说明，为什么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传统在实践中长盛不衰。
在实践中要成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以下几个难题：(1)政府能否成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政府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要能够识别出“战略性”部门。(2)政府能否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政府扶持某个部门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它部门，政策的整体效果难以评估预测；二是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扶持政策对被扶持部门的影响也难以评估和预测。(3)外国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战略性贸易政策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实施这种政策往往会导致外国政府的报复，其结果使战略性政策归于无效，甚至诱发毁灭性的贸易战。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政府的定位
由波特(Michael E.Porter)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机遇和政府的作用）。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个要素是创造一国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因素，而政府可以通过其行为和政策对这四个基本要素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 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章。）
附图
图1
(1)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教育投资和资金市场等政策影响到生产要素。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特别强调政府在提供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和专业化生产要素(Specialized Factor)中的重要作用。
(2)政府对需求条件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制定本地产品规格标准，影响到客户的需求状态；另一方面，政府本身通过政府采购影响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
(3)政府可以通过规范媒体的广告形式或产品的销售活动方式等来影响相关和支撑产业。
(4)政府可以通过运用金融市场规范、税收、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政策工具影响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
波特认为政府在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是从属性的。政府政策仅在那些决定国家优势的四个基本因素业已存在的产业中才能保持有效。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这意味着政府在有些方面（比如贸易壁垒、定价等）应该是尽量不干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诸如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扮演积极的角色。
政府可以用许多方式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但切不可限制竞争，或者人为地降低安全和环境标准。因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帮助 ”实际只能阻碍公司创造，延缓生产率的改进，从而也影响到竞争力的提升。
波特认为“健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工作，对生产率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十分强调一国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诸如大学、中学等教育机构，标准制定机构，消费者协会，职业协会或者法律系统等，对本国的竞争力的提升扮演着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角色。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提高生产率或多或少地创造了条件。因此，国家在这类制度创新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两种新贸易理论的政府作用定位的比较和综合
为更好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家摈弃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市场结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认为政府和厂商都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战略性博弈的主体，使国际贸易理论更接近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贸易理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特运用一种归纳的方法，建立起一套分析一国竞争力的复杂的基准体系。这两种理论的出现使人们更加确信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不容怀疑的“最佳政策”。
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虽然有一些相似点，但是总的来说存在较大的差异。相比较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更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在一国竞争力的创造和培养上处于主导地位；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更强调企业和市场的作用，认为政府作用的只是辅的。两个理论对政府定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参与国际竞争，干预国际贸易，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通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增强一国的竞争力。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则国际竞争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事情，不是国家间的，所以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来促进环境的改善，这种环境能够产生竞争机会并对持续的发明创造形成一种压力。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实施直接的关税、国内市场保护、补贴等政策。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实施直接的干预行动，也不应该采取那些导致短期的静态优势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削弱了产生发明和创新的基础。“政府如果降低通信和交通的成本，减少关税壁垒，提高国际竞争程度，有助于当地产业的创新，因为本地企业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出对外界市场的渗透力。”（迈克尔·波特，1990）
(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创造出来。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不是钻石模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只是一个辅助要素。政府政策通过对四个基本要素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竞争优势。在没有其他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政府政策缺少创造优势的力量，而且政府的政策效果是双向的，既有可能加速也有可能延缓一国竞争优势的确立。
(4)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通过暂时性的，适当的保护政策，受保护产业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国际竞争力。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要经过几十年，而不是一两年的商业循环周期就可以产生。因而，最有益的政策应该着眼于长期计划，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
(5)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优势，因此认为扶持政策的对象应该是少数几个企业或者是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的产业。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内部规模经济只是一种价格优势，但是在国际竞争中创新才是重要的，规模经济不重要。波特所强调的企业竞争优势一个重要来源是企业所在的区域的产业集群（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 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章。）效应。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区域品牌的树立、区域内公共物品的建设、区域内专业化服务的提供上下功夫。（注：波特认为“对一些强调比较优势的产业，规模经济理论确实有它的重要性。然而，这个理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关心的国家竞争优势问题：哪些国家的企业能发展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产业上？”（参见迈克尔·波特著(1990)，国家竞争优势，第15页），所以波特的结论是规模经济也行不通。但是实际上波特强调的集群效应则是外部规模经济的体现。）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分别反映了当前国际贸易中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理论虽然政策主张不一，但是它们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体现了从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对外贸易为本国实现最大利益的愿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者相信政府不仅能够正确识别“战略性”部门，而且能够成功实施“战略性”政策。而且他们认为战略性政策不会引起外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和实施相应的报复措施。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政府的决策常常是错误的，最能把握市场、对市场机遇最敏感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
从现实来看，大多数国家“战略性”政策的实施效率是低下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多直接干预还可能产生许多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况且政府政策的运用需要大量的微观信息，由于并没有单一的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贸易干预的标准也就没有简单的拇指法则，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政策会比企业更多地了解这些复杂的信息（盛斌，2001）。因此，尽管这一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能永久地影响贸易格局，使国家福利水平优于自由贸易时福利水平，但该理论的大多数创始人只把他们的成果作为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不是具有某种政策含义的经验事实（保罗·克鲁格曼，1986）。即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也认为一个国家应该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借口国家竞争力而妨碍自由贸易的做法是一个“危险的偏执”（保罗·克鲁格曼，1996）。
如果我们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结合起来，对政府的作用进行重新的定位，可能会得出一些更具说服力和更有现实意义的结论：
第一，在有关政府作用的定位中，下列两种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创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是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参与者，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正如刘易斯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概括：“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致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刘易斯，1994年）我们既要认识到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所在，又能够将政府作用界定在适宜的范围内。
第二，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竞争和创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企业竞争和创新，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政府应积极提供各类公共物品，包括完善的市场 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方便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中介机构、大中专以及各类职业培训教育等，创造一个有利于提升一国生产率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政策来矫正市场的不完善。对于关键产业或具有巨大外部效应的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或扶持措施，实现某些关键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再通过技术自身的外溢性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但这种保护必须是暂时的，必须与促进企业竞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结合起来，而且这些保护措施应在其他国家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1990)，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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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盛斌.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文献综述.世界经济，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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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ander,J.A.and B.J.Spencer.Tariffs and Extraction of Foreign Monopoly Rents
under Potential Entry.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14(3):371～389.
[8] Brander,J.A.and B.J.Spencer.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国际贸易的发展令传统的主流贸易理论陷于窘境时，又是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才使产业内贸易这一现代的主流贸易形态获得了科学的诠释。战略性贸易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且科学地揭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优势的来源，明确提出了应通过转移利润和外部经济两个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新思路，改变了贸易政策选择的思维方式，使贸易政策的制定走出了比较优势的误区，从而为贸易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新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符合国家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们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别于传统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不是自由贸易就是保护贸易的政策建议，导致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出现了战略性运用的新趋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厂商所占有，这些厂商可能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等奖出限入措施，对现在的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企业）进行支持和资助，增强其竞争能力，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最终实现增加本国福利的目的。
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理所当然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重新定位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其主张可以看出政府被赋予的新的使命，政府的作用获得了新的定位，国际贸易成了政府应积极参与的世界性博弈，贸易利益的取得更多的依靠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政府干预论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我国政府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将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但是贸易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避免引起别国的报复。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在进行政府干预时，要重视利用对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发挥政府在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要使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政府战略性干预国际贸易的关键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产业或大企业的发展，而是要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不同政策环境会对产业生产要素中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产业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向产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高效率的法律体系、制定竞争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政企分开要贯彻到底，使政府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有力、有效；不断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战略性地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要特别注意让一般生产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者公平竞争的权利，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平合法的国民权利，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适度保护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在当今，关税保护措施日益受到限制，所以要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手段来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度的保护。
培育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是由于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专业化于产业内的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形成。范围经济主要来源于具有不完全可分性的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和多功能性。比如在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里，生产设备的多功能性和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以及技术的外部型等都十分突出，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的增强可以对一国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员素质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种匮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为了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采取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潜在的竞争，突显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就显得十分必要。
提高政府战略干预贸易的效果。政府战略性干预的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政府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保护不是无限制的保护，而是一定范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一定时期的保护。即只对那些具有发展前途而目前尚不成熟的少数产品如汽车、电子计算机等进行保护；保护度的设置以其免受国外产品的强大攻击和围困而又能充分感受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从而激发其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动力为准则，逐渐通过自身努力培育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做到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将国际交流和国际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1.张谦，吴一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及其体系.上海经济研究，1998(2)
2.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7)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4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转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5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
理顺我国外贸政策任务非常艰巨
日元升值的经验、原因和影响
中非贸易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
正确把握形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涉及更深层次问题
审视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研究经济发展方向
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思考
构建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企业商业领域跨国经营模式及商业企业海外投资分析
危机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与挑战
后危机时代全球直接投资新动向及我国的对策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及影响
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低碳经济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探析
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制度评述与借鉴
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思考北京会展业的发展
第18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圆满闭幕
北京全力推动商务科学发展再上新台阶
四川努力保持商务工作快速增长
《区域贸易协定概论》简介
2010中国国际商务文化节暨中国（南宁）国际时尚博览会成功举办
“2010年中国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论坛”在九江举办
“国际贸易从业技能综合实训”项目正式启动
不懈努力开拓创新
中国对外经贸2010夏季形势分析会在京举行
2009年“中国外经贸改革与发展”征文评选揭晓
新中国外经贸六十年巨变（1949--2009）
关于世界贸易的短期走势及中长期趋势分析
《形势与对策》2009年版问世
世界经济趋稳回暖但短期内快速增长不可期
首届“中日企业家论坛”在宁举办
)近期世界贸易格局变化趋势
日本经济，黎明前的黑暗？
江苏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五届四次理事会召开
我国国际竞争力动态分析与提升战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机遇与对策——兼论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的创新
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1％
中国对外贸易技术水平变化分析
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与中国的反思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全球资本扩张型增长与我国财政政策调整
转变技术引进方式增强再创新竞争力
东北亚边境贸易中心奠基仪式在珲春市举行
用好外汇储备应尽快开放外汇市场
《标准化与国际贸易》出版发行
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对广东外经贸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2009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GDP增长统计
资本主义进化的五大思维模式转换
两次危机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2009年征文评选总评会议圆满结束
2009年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一级）顺利举行
2009年全国外贸业务员考试成功举行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6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相关文献
张亚斌(2000)从耦合的角度将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国民经济结构运动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1]。王岳平(2007)从实质、动因机制等方面剖析其对技术进步继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指出产业结构总体上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2]。蒋昭侠(2005)指出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原毅军(2008)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4]。吴颖(2005)、赵东(2006)认为在产业间贸易下,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产业结构决定一国外贸结构水平,而外贸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5～6]。
(二)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的相关文献
国内学者肖云(1994)、谭清文(1997)认为,在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不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成长,而往往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7～8]。黄晓玲(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静态的比较优势具有强化、凝固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倾向[9]。陈元(2007)也同样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可贸易程度较高的工业品应该和对外贸易结构比较相近,国内产业比重较高的部门也应该是出口较多的产业部门;相反,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则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偏离程度越大[10]。
综上,二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只是后者站在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对立的一面。但需指出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中的规律性论断已经难以反映当前的现实。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联动机理
(一)产业间分工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按照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产品生命周期是“生产—出口—进口”;而按照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品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趋势。显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林氏逻辑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关于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要数以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称为“林氏逻辑”)。该战略指出: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中具有自身能力;通过资本积累速度的的加快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11]。显然林氏逻辑下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扩散效应,使一国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实现蛙跳型跨越。
(三)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联动机理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转移基本呈现同类产业整体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依次梯度转移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朗,国际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梯度转移。
1.外贸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外贸结构通过提升要素察赋的途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中开放部门的增长。首先,外贸结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改变各产业的要素供给弹性,从而使那些受制于国内要素察赋的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次,外贸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各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进而使受制于国内市场容量的产业得到规模经济效应。(2)外贸结构通过国际产业联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国际产业关联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结构瓶颈,促进结构合理化;二是强化结构转换能力,促进结构高级化。在这个过程中,外贸结构既可通过产业中间需求,也可通过产品最终需求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投入产出关系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所以,外贸结构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12]。
2.产业结构作用于外贸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获取比较利益。在国际交换中,一国出口的是国际价值大于国内价值、本国具有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而进口的是国际价值小于国内价值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劣势产业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符合本国比较利益的外贸结构。(2)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反映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出口额及其比例表现出来。产业竞争力越强,其出口结构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高;而产业竞争力越弱,其进口结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产业竞争能力变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是一致的。
3.fdi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fdi的流动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母国和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一方面会强化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积累。因此,fdi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贸易结构。对于母国来说,将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用进口来代替出口,可以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外因素尤其是fdi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4.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作为一国外生变量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是贸易结构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指一国或地区运用关税、补贴、进口商品价格或数量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本国贸易或经济利益。从性质和作用角度看,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贸易结构一般会遵循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相反,在保护贸易政策下,由于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出口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贸易结构与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可能发生背离。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产业素质、调整产品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既定的目标。常见的政策方式有,在一定的时期内,支持某些重点产业的发展,或对某些弱小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或帮助衰退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等等。而这些方法措施的使用,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或者干预过度,都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畸形,降低结构效率。
三、结论
综上,按照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结构;在开发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在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现状时,必须考虑fdi和相关贸易、产业政策等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研究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就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亚斌.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80.
[2]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
[3]蒋昭侠.产业组织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5.
[4]原毅军.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39-140.
[5]吴颖.吉林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15.
[6]赵东.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7]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9
[8]谭清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7,(4):67-72.
[9]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33.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7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相关文献
张亚斌(2000)从耦合的角度将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国民经济结构运动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1]。王岳平(2007)从实质、动因机制等方面剖析其对技术进步继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指出产业结构总体上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2]。蒋昭侠(2005)指出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原毅军(2008)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4]。吴颖(2005)、赵东(2006)认为在产业间贸易下，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产业结构决定一国外贸结构水平，而外贸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5～6]。
(二)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的相关文献
国内学者肖云(1994)、谭清文(1997)认为，在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不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成长，而往往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7～8]。黄晓玲(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静态的比较优势具有强化、凝固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倾向[9]。陈元(2007)也同样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可贸易程度较高的工业品应该和对外贸易结构比较相近，国内产业比重较高的部门也应该是出口较多的产业部门;相反，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则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偏离程度越大[10]。
综上，二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只是后者站在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对立的一面。但需指出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中的规律性论断已经难以反映当前的现实。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联动机理
(一)产业间分工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按照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产品生命周期是“生产—出口—进口”;而按照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品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趋势。显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林氏逻辑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关于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要数以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称为“林氏逻辑”)。该战略指出: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中具有自身能力;通过资本积累速度的的加快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11]。显然林氏逻辑下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扩散效应，使一国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实现蛙跳型跨越。
(三)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联动机理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转移基本呈现同类产业整体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依次梯度转移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朗，国际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梯度转移。
1.外贸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外贸结构通过提升要素察赋的途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中开放部门的增长。首先，外贸结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改变各产业的要素供给弹性，从而使那些受制于国内要素察赋的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次，外贸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各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进而使受制于国内市场容量的产业得到规模经济效应。(2)外贸结构通过国际产业联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国际产业关联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结构瓶颈，促进结构合理化;二是强化结构转换能力，促进结构高级化。在这个过程中，外贸结构既可通过产业中间需求，也可通过产品最终需求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投入产出关系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所以，外贸结构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12]。
2.产业结构作用于外贸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获取比较利益。在国际交换中，一国出口的是国际价值大于国内价值、本国具有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而进口的是国际价值小于国内价值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劣势产业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符合本国比较利益的外贸结构。(2)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反映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出口额及其比例表现出来。产业竞争力越强，其出口结构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高;而产业竞争力越弱，其进口结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产业竞争能力变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是一致的。
3.FDI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FDI的流动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母国和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一方面会强化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积累。因此，FDI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贸易结构。对于母国来说，将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用进口来代替出口，可以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外因素尤其是FDI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4.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作为一国外生变量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是贸易结构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指一国或地区运用关税、补贴、进口商品价格或数量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本国贸易或经济利益。从性质和作用角度看，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贸易结构一般会遵循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相反，在保护贸易政策下，由于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出口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贸易结构与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可能发生背离。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产业素质、调整产品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既定的目标。常见的政策方式有，在一定的时期内，支持某些重点产业的发展，或对某些弱小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或帮助衰退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等等。而这些方法措施的使用，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或者干预过度，都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畸形，降低结构效率。
三、结论
综上，按照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结构;在开发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在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现状时，必须考虑FDI和相关贸易、产业政策等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研究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就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亚斌.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80.
[2]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
[3]蒋昭侠.产业组织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5.
[4]原毅军.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39-140.
[5]吴颖.吉林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15.
[6]赵东.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7]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9
[8]谭清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7，(4):67-72.
[9]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33.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8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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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珏，《战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6.强永昌，《战后日本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9
这两种对立的贸易政策几个世纪以来或交替或同时出现在世界贸易史中。一类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萌芽于重商主义，形成于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继而体现在战略贸易理论政策、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战后新贸易理论中；另一类则是自由贸易政策，其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与将其更进一步发展的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基础上，其后又经俄林-赫克歇尔的H-O理论不断完善使之更符合当今贸易实际。然而，上述两种政策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当今的国家大都秉承实用主义观点，采用居中的安排，即在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与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两个端点间中庸选择 Free trade with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带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理解：1）一些理论是对贸易实践中出现的与已建立学说相悖的新现象的探讨以补充原有理论或形成新理论。2）其经济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受所处的环境及经济学家个人因素（如）的影响，从今看来，他们的理论有为政府已实施的行为正名之意（政府的声音），或为政府即将实施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根基。
二、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
与以商品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当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商品也日渐成为具有“多重国籍”的全球化结晶。
（1）国家利益1：政治边界存在以下是从coursera网站Analysing Global Trends课程中Mauro F.Guillén教授的讲义中摘录的一段：Why so Fascinating?Because it puts two kinds of liberalism on a collision course：―Liberalism of the market，which is boundary-transgressing.“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Liberalism of citizenship，which seek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boundaries.“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a state，with associated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可见经济上生产交换的“鼠标加车轮”式无阻碍贸易，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心理上要求界限的矛盾使得全球化的“度”成为一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这在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部贸易便利的不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一点来说，以GDP差距和地理距离为衡量尺度的“贸易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解释《什么是国际商务》一书中引用的关于当今跨国公司多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论断。［1］
（2）既得利益集团。《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一书论证了在要素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以阶级为基础的分化相对于以行业为基础的分化要重要得多。即当要素流动程度不够时，行业联盟间的冲突更为明显，各种寻求经济租的Lobby（游说）便会导致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politically powerful groups）向政策制定者施压，需要时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当要素流动充分时，各阶级会游说以维护阶层利益。［2］例如，代表的奥巴马政府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服务产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为改善失业状况、得到劳工阶层支持实施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区域贸易合作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贸易带来总的国民福利的Net gain（净收益）同时，存在国别地区、行业阶层间具体福利分配不均现象。由此引发各种正当、不正当的贸易投资壁垒。西方大肆宣扬的所谓的“中国”也正是其为贸易保护正当化的借口。
三、全球化的另一面
保护主义复辟，还源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1）经济：国别、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加大；经济风险加剧：次贷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更是金融市场一体化非均衡传导的表现。
（2）文化、宗教：全球化正在颠覆一些事物。有时一些看似“进步”的（至少在某些人眼中）改变是危险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冲突不断，“9・11”更是全球化被别有心机的“劫持”作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可见，当日的全球化，更是理念的全球化碰撞。
（3）环保：经济的发展给生态带来了不利影响。全球变暖各国都造成了明显的极端天气。作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一国对水资源和大气的污染会产生负的经济外部效应。
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
正如商业模式中本地化or标准化（全球整合-当地响应框架）的抉择一样，当今世界各国也面临全球化、一体化or多元化的抉择。与第一个决策组合相似，后者也非黑白分明，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约翰邓宁的OLI（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取两者精华，有机结合（Eclectic & Holistic）。说到底，当今的国际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Game）。zero-sum （零和博弈）――positive-sum（正和博弈）――win-win（双赢）的模式转变，预示不同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关系趋势。全球化、自由贸易之路势在必行。科技进步其实也在限制着我们的选择，放弃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3］各国的协调合作会带来共同利益。然而现实中却存在“囚徒困境”，即各国在博弈中缺乏信任、一方行动会引起其他方采取制裁、报复措施（follow suit）。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应在利国基础上构建和谐外部贸易环境，立己后立人，利己后利人，帮助消除极贫现象，而这“善良的利己主义”最终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化是Somewhere between the two ends of the scope(两极端间的某处)，我们需要strike a balance（找到平衡）。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作为有思想的人类在国家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应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自由是以一定约束为前提的。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亦如此。
参考文献：
［1］ 巴克利（Peter J Buckley）.什么是国际商务［M］.赵忠秀，王炜瀚，
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0
16世纪，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提出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即重商主义。其核心在于追求贸易顺差，政策主张是国家应干预贸易。
18世纪，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以国际分工为基础进行专业化生产，通过自由贸易进行交换，对所有交换国都有利。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创立了自由放任的经济贸易理论，政策主张则是实行自由贸易，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其后，大卫・李嘉图指出了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比较优势，进而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一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优势或劣势，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不可能在所有产品上都相同，只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贸易双方均可获利。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来阐述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核心就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即H-O理论。后来，萨缪尔森进一步发展了H-O理论，形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完整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断出现许多新倾向。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又进一步提出规模经济理论，用以解释资源储备相似国家之间和同类工业产品之间的双向贸易。
以上简要回顾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一般来讲，自由贸易理论侧重于贸易产生的基础、现有贸易现象的解释以及贸易对贸易国福利水平的影响。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一些国家为解决国内经济运行压力，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政府干预来解决就业等问题，实现内部均衡。如何有效分析新形势下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提高经济的预见性，为贸易实务提供指导，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下文试图从开放经济视角来研究各国政府干预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开放经济中的政府干预
一般认为，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是宏观调控的目标。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罗伯特・蒙代尔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解决内部均衡问题，汇率政策解决外部均衡问题。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因为国际收支失衡时政府有义务通过调节国际储备从而影响货币供给，并最终维持固定汇率，但财政政策一般有效；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一般有效，因为政府没有维持汇率水平不变的义务，可以独立实行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一般低效。
经验表明，在多数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们往往都只会关注内部均衡，人们更倾向于按照非开放经济的规则来行事。另一方面，即使宏观调控态度积极，但是外部均衡问题毕竟不是一国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加之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资本的流动加强，往往使得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相互影响或干扰更加复杂。
3、中美贸易展望
中美两国的贸易一直都是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8亿美元，而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由1979年的23.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092.5亿美元。尽管两国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但双方的统计数据都表明，两国的贸易在迅速增长，中美两国在双方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据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为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但在两国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中美贸易之间出现了不平衡，这也成为两国贸易发展的不和谐音符，美国就大幅贸易逆差上不断指责中国。这种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而且在整个行业结构和企业性质都有很大的不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先后在 2009年3月至2010年4月推出QE1，2010年8月底至2012年6月，美联储推出QE2。2012年9月，美联储再次推出QE3，包括每月买入4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加上“扭转操作”和到期收益再投资，预计到今年年底，美联储将每月买入850亿美元的长期证券。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并未给此次的资产收购计划设定具体的期限。2012年11月7日，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其执政理念将持续。其在中美商会杂志上发表的对华政策文章中指出，“中美若要实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均衡发展，中心问题是中国必须改变其汇率政策。由于中国人为制定低货币汇率政策，使中国保持有巨大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这不利于美国企业和雇员，也不利于世界的发展，并最终可能造成中国国内的通胀问题。”意在表明，中国的人民币将继续升值。从近期汇率来看，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我国出口压力不断增大。
在贸易平衡方面，任何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能永远处于顺差地位，也不可能永远处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最终趋势应该是走向双边平衡。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走向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我国而言，增加贸易顺差的因素都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和已经存在的，这些因素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大，而且时间会持续很长。而减少我国贸易逆差的因素，则更多的是预测未来，这些因素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尚未有明显的表现，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中美巨额贸易顺差仍将在长时间内持续存在。要想扩大贸易顺差，则应考虑下面几个因素，包括我国的整体贸易因素，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素，还有我国过剩产能的释放等。
4、结语
当没有世界的中央银行时，有效实施国际经济均衡调节的可能性很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收支平衡进人了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外部均衡问题的出现使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也使政府宏观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
中美贸易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利益关系，这些关系不可避免的带来冲突，而这种冲突会阻碍贸易的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美贸易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顺应这种变化，正确处理好各种摩擦问题，才能获得贸易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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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1
一、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当前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方面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内容陈旧，理论更新较慢，并且过多强调对国际贸易流程的学习
打开当前流行的《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等教程可以发现，除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之外，其他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贸易流程，其中填写各种单据和文件（如合同）又是最多的内容。尽管很多学校对此都在实验室中给予了模拟，但由于毕竟不是实际工作且内容过于陈旧，很难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
（二） 落后于当前形势，缺乏贸易政策运用方面的学习
学习贸易流程并不是本项目的重点，我们认为掌握和运用贸易政策更有难度且更有意义。具体地讲，正确的运用各种贸易规则是应对复杂性形势的最优策略，将给企业在出口和进口中带来巨大利益。而当前的教材并不涉及当前形势与政策运用的内容，亟待补充新鲜的内容。
（三）缺乏实习、实训的机会，无法与国际贸易企业合作进行学生培养
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在表示不知如何运用一些贸易优惠政策，同时表达了对员工进行相关内容进行培训的愿望。这反过来说明，当前的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培养模式中缺乏与企业沟通或合作的内容。而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讲，通过与企业的沟通和合作让学生进入企业参与实际贸易活动对提高学习兴趣和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知识都有很大好处。
（四）争取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学生培养，运用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学生培养
基于当前的外贸形势，实际中的国际贸易实务是个动态的过程。只有随时把握这些动态因素，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减少损失和取得最大的利润，而准确把握这些动态因素的最好途径之一是与科研机构的合作。贸易对象的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是这些动态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关系到贸易活动的利润多少与成败。而与科研机构合作就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学生，从而大大提高学生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很显然，当前的培养模式则让学生缺乏这些能力，因而他们即使进入企业的国际贸易部门也很难为企业争取到应有的利益。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现行的国际贸易实务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缺乏政策运用等与企业国际贸易效益密切相关的知识，因而缺乏相应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变能力，且现有模式也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最终就业受到限制。概括地讲，现行国际贸易实务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内容、学习方式、授课方式、效果评价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应对当前的形势，需要在上述诸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具体改革方法
（一）删除授课内容中过于陈旧的内容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实务》等教程中，理论内容更新较慢，而且介绍各种单据与文件填写的内容占据了很大篇幅，不同的教材之间还有很大的重叠（如《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结算》等都有相关内容）。客观上讲，这些纯理论内容和概念、程式化的内容不利于掌握和记忆，很多学生在学习不久就会遗忘。而事实上，同学们只要从事国际贸易实务，只需稍加提示就完全可以胜任这些程式化工作。
（二）增加政策运用方面的内容
贸易规则、贸易政策和相关的双边、多边协议、外汇业务，包括原产地的认证规则，美国301条款的实施细则、我国双反调查的实施规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业务知识。这些知识的灵活运用在国际贸易中将直接带来企业利润的增加。在当前，世界各国之间贸易优惠政策很多，而各类国际贸易实务教材上对此并不涉及，亟待进行补充。所以，拟改变和创新当前国际贸易实务相关教材的内容，增加国际贸易政策及其运用方面的知识，并加强任课教师在此方面知识结构的完善，以保证在课堂上准确而全面地讲授给学生真正的生存与竞争的本领。
（三）组织学生到企业中去实训实习
这不同于一般的毕业实习，而是作为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贸易实务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只有给学生提供参与实际贸易工作的机会，增长其见识，才能培养其学习国际贸易实务的兴趣和从事国际贸易实务工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利于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同时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员工。
（四）请企业国际贸易部门的业务人员走进课堂
实际工作的案例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激发学生对一般知识和实际差距的思考。所以，请从事实际国际贸易工作的人员走进课堂也是我们倡导的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他们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让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的认识产生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从而加深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并提高对实际贸易工作的处理能力。
（五）请国际贸易方向科研人员走进课堂
为了弥补任课教师的知识局限性，可以邀请国际贸易方向的科研工作者走进课堂。事实上，由于一些任课教师较少从事科研活动，教学工作趋于程式化，对国际贸易方面的知识缺乏动态把握，因而使很多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学习也相对静态化。为了弥补上述不足，就是要让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状况和政策研究的人员走进课堂，增加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动态了解。
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向社会输送合格的毕业生。从而使学生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企业能找到高技能的人才。
参考文献：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2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3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 [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 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 [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 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 E.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 [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 [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 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 [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 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 [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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