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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心理学篇1
本书第三章在分析物我同一这个美感经验的问题时，朱先生提出“移情作用”按照它字面的意思就是“感到里面去”，也就是“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里去分享物的生命”。第二章谈论心与物的距离，朱先生又认为情感是“切身的”，在美感的经验中，“情感专注在物的形象上面，所以我忘其为我”。综合二者来说，所谓“移情作用”， “它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感情、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2]，又是“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3]。更是“我们心中除开所观照的对象，别无所有，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物我两忘进入到物我同一的境界”[4]。也就是说，朱先生认为“移情作用”包含了以下两大要点：一是要把我的感情外射出去，移之于物，进而“分享物的生命”；二是在极端的凝神注视的状态下，由忘却自我，进而进入物我同一的状态。
这让我很快便联想到朱先生的那篇名为《诗的隐与显》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朱先生提出了他那有名的恰与王国维相背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说法。朱先生认为王氏所说的“有我之境”，恰恰就是在极端地凝神观照事物之时，将我的感情移之于物，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是经历了美学里的移情作用，而物我两忘时创作的主体是无我无物的，因此王氏所说的“有我之境”恰恰就是“无我之境”。而由于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没有经历移情作用，则创作的主体必然没有忘却自我，因此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恰恰就都是“有我之境”[5]。
我以为王氏与朱先生二人的理解各有道理，都无可厚非，王氏所谓的“有我”与“无我”，是自“物”的角度来说的；而朱先生所谓的“无我”与“有我”，则恰是自“我”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自“物”的角度来说，移我之情于物性，物中处处可见我之性情，则物中有“我”，必然是“有我之境”。而自“我”的角度来看，移我之情于物性，在此过程之中经历了移情作用，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我”遂与“物”一起“消失”，因此无我无物，恰恰就是“无我之境”。而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则是“以物观物”，是不执情强以就物，我的感情不伤物性之分毫，事物得以保全它的本性；“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恰似草木见寒波白鸟，不见诗家行迹，怡然陶醉其间，而“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而朱先生以为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没有经过移情作用则必然有我有物，把我和物看都得清清楚楚，因此都是“有我之境”。然而我所关心的是，何以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呢？在我看来，王氏所谓的“无我之境”，恰恰就是经历过移情作用的明证。
朱先生认为王氏所谓的“无我之境”，之所以没有经过移情作用，就在于它们“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除此之外，朱先生没有再作任何其他的解释。我因此立即联想到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那句名言：“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在朱先生的《谈文学》一书里，他对这句话加以解释道：“在沉静中加过一番回味，情感才由主观的感触变成客观的关照对象，才能受思想的洗炼与润色，思想才能为依稀隐约不易捉摸的情感造出一个完整的可捉摸的形式和生命。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 [6]在《诗论》里，他又重申道：“诗的情趣都从沉静中回味得来。感受情感是能入，回味情感是能出。诗人于情趣都要能入能出。”[7]在感佩朱先生精微的论述的同时，我们发现朱先生既认为“诗起于在沉静中回味过来的情绪”，“这个诗的原理可以应用于一切文学作品”，何以又单单只拿它来衡量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而并不应用于“有我之境”，并据此而否认了“无我之境”都没有经过移情作用呢？
经过如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朱先生在这里犯下的矛盾是何其地尖锐，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对朱先生为何认为“无我之境”没有经历移情作用，寻找出更多的解释的可能，并对移情作用的定义另做一番细密的审视。根据移情作用的两个要点，我们先假设朱先生认为王氏所谓的“无我之境”没有经过移情作用，一是因为“无我之境”没有外射出去的情感，因此也无由分享物的生命；二是因为“无我之境”不可能极端地凝神注视，因此就不能忘却自我，进入物我同一的境界。第一个问题，我们毋须多言，因为凡是读过朱先生著作的人，大概都会记得朱先生的那几句警句，如“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8]，如“诗和其他的艺术都是情感的流露”[9]，如“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10]等等，并且王国维也有过“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说法，否认王氏所说的“无我之境”没有表现情感，毋宁说这些千古名句都不是艺术，因此第一个理由也就无法成立。
本书第一章朱先生认为物我两忘的结果就是物我同一，而同一的方式则是审美主客体的往复交流，即在无意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以为朱先生的说法颇有可取之处，但在讨论王氏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时，又各自有所偏重。具体来说，“有我之境”侧重于“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物中处处可见我性情；而“无我之境”则偏重于“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是换物性为我情，我失却自我的感情，我与物化为一个整体，在此过程中分不清我是我还是物，亦即达到了朱先生所说的物我同一的境界，它既是更深层次地分享了物的生命，又是更高层次地忘却了自我。因此以朱先生自己的理论来推断，一切“有我之境”也都是“无我之境”，而一切“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又无不伴随着审美的移情作用。
以上二者之间的关联竟是如此地幽微要眇，而朱先生为移情作用所下的定义又是如此地难以把握，以致朱先生自己都难以掌控，竟失去了去取的标准。不过我们宁愿相信，朱先生是有意为之，他原不想将审美的移情作用应用到如此宽广的范围，在他看来，“把客观情调吸收到主体中来的倾向”是属于谷鲁斯“内模仿”的学说，而只有“把主观感情投射到客体中去的倾向”才属于“移情说”的范畴[11]。然而朱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无论是自主体移情至客体，还是自客体吸收情调至主体，只要表现了情感，并同时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就都是经历了移情的作用。因此，我斗胆为移情作用作了如下定义：即所谓移情作用，就是当我们在观照外界事物之时，极端地凝神注视，设身处在被审视的一方的境地，由物我两忘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在审视的过程之中或多或少地发现了自己的“影子”，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同情与共鸣，仿佛我们要去看镜子，却在镜子里面发现了自己。
我们每把画家比作镜子，把写作比作画画，像达・芬奇所说的那样，“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12]，经过一番加工整理，剪裁润色，而成为我们理想中的艺术品。名义上是我们选择了材料，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征服世间的万事万物，实际上是材料选择了我们，我们反为材料所征服！好比男女间的恋爱，我们嘴上说着要征服对方，其实内心早被对方征服了去。同样的道理，一首意象优美的诗，一阙情感幽婉的词，一幅意境清远的画，一首音符动人的歌曲，大凡世间的艺术品，在我们创造它们的同时，恰恰就经历了它们创造我们的过程；在我们欣赏到美感的同时，我们的情感也恰为它们所表现。因此，我认为一切艺术的创造与欣赏，无不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当我们站在被审视的一方去体会其中的情趣，以致忘却了自我，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境界，就必然根植着审美的移情作用，而经历了移情作用的创造与欣赏将会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我们回过头去看移情作用的理论演变，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西方人的“移情说”源自于“同情说”，而“同情说”所强调的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乃是“有情”之人对“无情”之物的一种“同情”，也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法国巴黎大学的巴希教授对“同情”所下的定义，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说：“灌注生命给无生命的事物，把它们人格化，使它变成活的，这就是和它们同情，因为同情正是跳开自己，把自己交给旁人或旁物。”[13] 因此，“同情”的对象首先要是“无生命的”事物，而他所谓的“旁人”自然也是指“无生命的”人。然而我所疑惑不解的是：人既然能够称之为人，何以就没有“生命”了呢？那些正儿八经写作的文学巨匠们，笔下总不至于全是毫无生气的“死人”吧？将人体物，花鸟遂有了悲喜，是经历了移情作用；将人体人，共人物之喜忧，难道就没有经历移情作用吗？换句话说，假使小说家站在花鸟的角度，体会自然事物的本性，进而将我的感情移之于他所观照的对象，是经历了移情作用；何以当他站在小说中人物的角度，体会每个人物理当拥有的感情，并模拟他们的言行举止，以致完全忘却了自我，就没有经历移情作用呢？再进一步说，假使小说家站在小说中人物的角度，以致凝神注视到完全忘却了自我，是经历了移情作用；那么读者在欣赏作者抒发自我感情时，站在作者的角度，想作者之所想，思作者之所思，产生了我就是作者的错觉，从而达到了我与作者在情感上的同一境界，是否也经历了移情作用呢？假使我的一系列的疑问都得到肯定的答案，即小说家写花鸟人物，读者品读作者等等，都经历了移情作用，而这三者经历移情作用的条件又都完全相同，即作为观照的一方总能站在被观照的一方的境地，由设身悬想至物我两忘，在被观照的一方中“发现了自我” ，从而产生了一种同情与共鸣，则被观照的一方是死物还是活物，是有情抑或是无情，都将已不再成为经历移情作用的必要条件。
假使我以上的推论可以成立，毫无疑问将会大大地扩展“移情说”的应用范围，把对自然事物的观照扩展到艺术成品上来，把对无情的事物扩展到有情的那一部分。这样一来，许多审美经验上的问题，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不过假使我们愿意用一点接受美学方面的知识，即把一切艺术的东西看成一个客体，这个客体本身虽然具有艺术的某些特质，但却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虽表现了艺术家的某些情感，但它本身却并不具有情感，不待读者欣赏的与融合，则无以表现它的生趣与生命[14]。而读者每一次的审视与观照，则无不是对这一客体的再次创造，按照克罗齐美学来说就是“再造”出作者所“创造”的东西[15]。在朱先生看来，“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所再造的都是一首新鲜的诗”[16]，这一观点恰与接受美学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对艺术成品的欣赏与观照，实际上就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譬诸欣赏一首优美的诗，观摩一幅漂亮的画，聆听一段动人的旋律，表面上是我们在欣赏诗、观摩画、聆听旋律，毋宁说是诗画和曲子在“欣赏”、“观摩”、“聆听”我，我们在极端凝神注视的状态下，将我的感情外射出去，多少与艺术家的情感产生同情与共鸣，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艺术成品之中“发现”了“自我”。而一切这个在物我同一的状态下“发现自我”的过程，都无不经历了审美的移情作用。
或许我的这些疑问与推论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我以为我的思考的过程却有着存在的理由，因为朱先生与西方的这些美学家们在讨论审美的移情作用之时，对“无情”事物与“有情”事物之间的界定，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假如审视的对象一定要是“无情”的事物，那么本书第十五章在引述斯宾塞关于旁人临险时，我们也感觉到战栗，这种“同情作用”同属于第三章所讨论的“移情作用”的观点，便与移情作用的定义产生了矛盾；假如审视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无情”的事物，则我以为我们对于经历在“有情”事物之上的移情作用，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与讨论，对移情作用的定义另作一番细密的审视，并要试着把这种隶属于移情作用的同情作用，应用到对悲剧的喜感的分析上去，看它能否解决更多的问题。本书第十四章在讨论艺术创造的“人力”问题上，似稍嫌不足，《谈艺录》第六一则对黄仲则“我手写吾口”的诘难，阐明艺术的创造是一个由心及手的过程的精辟见解，颇可以弥漏补阙。而对美感是直觉的显现不能经过判断的问题，王充《论衡》里“血流浮杵”的例子，也值得征引。此外，本书在《全集》里的几处错误，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它们的原样，如《全集》第一卷第二九六页、本书第八八页里的“重”字，应作“着”字；《全集》第三九七页、本书第一八四页里的“详”字，其后皆脱一“见”字；《全集》第三八一页的“另创意造世界”，虽在第一六九页改为“另创臆造世界”，似仍嫌不通，疑当作“另创造一世界”。至于《全集》第一卷之外的其它各卷，虽也有很多错别字，但鉴于笔者既非出版社的校对，亦非此书的编辑排版人员，这里就不越俎代庖，免费地给他们“送货上门”了。
(作者单位：杭州繁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西方美学史下卷[M].朱光潜全集.第七卷.第262～26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诗论[M].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6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4]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233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5]我与文学及其他[M].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35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6]谈文学[M].朱光潜全集.第四卷.第27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7]诗论[M].第三章.朱光潜全集.第三卷.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8]谈美[M].朱光潜全集.第二卷.第1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9]谈美[M].朱光潜全集.第二卷.第75页.同上。
[10]谈文学[M].朱光潜全集.第四卷.第269页.同[6]。
[11]悲剧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二卷.第2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2]西方美学史资料附编上[M].朱光潜全集.第六卷.第4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13]西方美学史下卷[M].朱光潜全集.第七卷.第291页.同[2]。
文艺心理学篇2
一.《文艺心理学》的写作背景
根据朱光潜先生《作者自白》中所说，这部书作为讲稿使用，在很多所大学里面讲过很多次。理解这一点对理解本书的体例和行文风格很有必要。《文艺心理学》一书文风平易通俗，这和它作为“讲稿”不无关系。
从本书的《作者自白》以及附录中的《作者自传》里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做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或者说是知识储备。作者自述：“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可是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
这种知识积累对朱光潜先生能够展开专业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无疑大有裨益。文艺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是一门交叉学科，不仅要有文艺知识，同样需要有专门的心理学知识背景，朱光潜先生的写作背景在这方面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作者自传》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朱光潜先生所受的教育。朱先生从小受的是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对四书五经以及传统诗文、历史以及必须的科举策论的学习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后来朱先生辗转异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到长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国主义教育”。朱光潜先生其时说这句话无疑是很诚恳的，但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基和纯正的欧洲文化的熏陶。朱光潜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乡，他所就读的桐城中学就是由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创办的，因此特别注重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教学所用的课本即是桐城大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提倡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桐城派先驱戴名世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已卯行书小题序》），奠基者方苞树立起“义法”说的大旗，要求文章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我们看桐城派的理论和创作，就会发现朱光潜先生在行文上有着很重的桐城色彩。
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其成书的时代环境。这一点在第八章的“作者补注”里有清晰的证明。朱光潜先生在第八章讨论完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之后，补充说这两章“是在北洋军阀和专制时的，其中‘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偌大一个中国放一下一张书桌”的年代。
二.《文艺心理学》的核心理论
前面已经说过，这部《文艺心理学》并不是一部很具体系的理论著作，而更多可以看作是论文汇编性质。但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是一部很散乱的“穿珠式”作品，相反，虽然没有清晰的理论架构，但有一个核心的“元理论”，本书中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出发点和落脚地都是很一致的，就是因为基本理论立场稳固且鲜明。笔者认为，这个基本理论就是作者前五章里用大量篇幅、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美感经验”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前五章是本书的“文之枢纽”，后面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对这个基本理论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展开。
前五章分别从五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分析，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提出观点：“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经验的特点是意象的孤立绝缘，物我一气。同时作者指出，“形象的直觉”中的所谓“形象”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所以作者又说，“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
第二章中，作者提出了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的距离。这个概念并非是朱先生原创，而是他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那里借鉴而来。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朱光潜先生所用的很多例子和布洛的原始论文都是一样的，而且从论述顺序上看来也有诸多相似。但就此得出朱光潜先生就是忠实地再现布洛的思想还太草率。仔细推究一下可以发现，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和布洛的“psychical distance”是很着较大差异的。布洛所强调的距离作用有着很大复杂性，布洛认为，心理距离同时具有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在先，积极作用是在消极作用的基础上生成的，两者之间有着清楚的先后关系。在朱光潜先生这里，他把距离的消极作用和积极作用看作了问题的两个方面，将布洛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置换成了并列关系。布洛实际上是为位审美无利害说寻找论据，是把“心理距离”即“对于经验的某种特殊的内心态度与看法”，当作审美“静观才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提出来的。朱光潜先生则把布洛的这种冲突观念“移花接木”到了中国的传统“逍遥游”精神上来。当然，这并非是说朱先生译介错误。恰恰相反，理论的旅行本来就要“入乡随俗”，西方学说的中国化是必要而且十分重要的，正是在朱光潜的阐发中，距离说的意义得以扩展。朱光潜先生所标举的经过其消化的“心理距离”说后来得到广泛流传和运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提法的价值。
第三章讲物我同一，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这里更进一步阐明。朱光潜先生区分了美感与，并指出那些在看戏时最起劲、叫得最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把艺术当艺术看，得到是只是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欣赏。在第五章“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中作者亦首先对这种混淆“”与“美感”的成见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说，前四章分别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美感与生理”四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既有欣赏者的角度，又有创作者的角度，既有文艺理论的论说，又有实验科学的证明。第五章反面着笔，从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着手来巩固前四章的论述，并作出结论。因此，前五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是本书的理论核心，其中前两章可看作是核心中的核心，“形象的直觉”和“心理的距离”是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的分析的两根基柱，这在后面的章节可以清晰地看出。
三.学理方法的反思及细节指瑕
朱光潜先生在本书的前言中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说明，“做学问持成见最误事。有意要调和折衷，和有意要偏，同样地是持成见。我本来不是有意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这也许是我过于谨慎，不敢轻信片面学说和片面事实的结果。”简言之，就是“调和折衷”这四个字。
这当然是一个很严谨也很切合实际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往往是能够导向一个合理的结论的。例如第八章讨论艺术与道德的问题，作者在例证分析之后认为“为道德而艺术”和“艺术独立自主”这两个相反的主张“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毛病”。朱光潜先生做出的选择是朝向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拿实际的以往的艺术作品来进行分析，看看它们和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研究路向无疑是明智且有效的。但笔者在此想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言说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势必掩盖论证的锋芒，调和出来的结果往往淡乎寡味，虽看起来四平八稳、无懈可击，但正应如此，反而往往起不到任何言说的效果，难称之为真正的“学术建树”。很多时候，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偏颇之处
另外需要指出的，任何一部著作无论如何精雕细琢总难免存在一些细节上瑕疵，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文艺心理学》这部著作当中。例如第十章讨论“什么叫做美”时批评“哲学家讨论问题往往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我们常人虽无方法辩驳他们，心里却很知道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一回事。”这个批评难免有些武断了，很多哲学家本身也是文学家，像书中所提及的歌德、席勒等人，其哲学思想很多都蕴涵于文学作品或谈话书信之中，绝非“架空立论”。
四.结语
“头头是道，有味”，这是朱自清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下的八字评语，确实精当。“头头是道”，言本书之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求真法理；“有味”，言本书之平易畅达、凝练朴实、说理透辟。
文艺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旧书不厌百回读”，作为文艺心理学方面的理论经典，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不仅是要学习其中所涉的具体理论，更要学习朱光潜先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不仅将其看作一本理论著作，更要把它实际地运用到对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艺事实的分析评论之中。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文艺心理学篇3
德国作家雨果说：“开启人类智慧的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文字，一把是数字，一把是音符。”谈及艺术教育的功利价值时，益智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从莫扎特效应的研究可见一斑。早在1993年，拉舍尔（FrancesH.Rauscher）等人在国际核心期刊《自然》上发表报告，提出莫扎特效应。研究者让36名大学生聆听莫扎特作品K448双钢琴奏鸣曲。实验结束后，用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测试，发现这36名大学生在被动听莫扎特乐曲后的十分钟内，空间认知能力显著提高。由此，拉舍尔等人认为，聆听莫扎特音乐能够提高人的空间推理能力。该研究结果引起了教育界及各领域的广泛关注。人们似乎看到了音乐教育给人带来的可见的和潜在的价值。这个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对政策和商业的影响很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大多数人而言，听音乐的动机主要在于情绪诱发，即为了唤起或放大某种情绪。已有研究也发现，积极情绪能促进认知功能的发挥，而消极的情绪状态，如焦虑或倦怠感则会降低认知功能。于是，研究者们大胆猜想，之所以出现莫扎特效应很可能并非音乐训练直接导致认知功能的提高，而可能是由于被试者的情绪状态和唤醒状态受到音乐的影响，进而提高了认知功能。据此，研究者们开始重复并改进莫扎特效应实验的研究范式进行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当用舒伯特音乐作为对照组时，被试者出现了舒伯特效应；而用趣味性强的史蒂芬•金的小说做对照时，也发现和听莫扎特音乐的实验组在空间任务测试中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实验结束后，在对被试者进行访谈时发现，在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被试者中，喜欢听莫扎特音乐的人和喜欢听故事的被试人数相当。有趣的是，几乎出现莫扎特效应的大多是喜欢莫扎特音乐的被试者，而喜欢史蒂芬•金小说的被试者则更可能出现史蒂芬•金效应。虽然在实验中研究者并未直接测量情绪和唤醒状态，但以上实验结果说明，音乐训练很可能是通过情绪和唤醒状态而影响认知功能发挥的。随后Thompson等进一步改进实验方法。他们选择直接测量情绪和唤醒状态。采用的方式是用快节奏和大调旋律唤起快乐情绪，慢节奏和小调旋律唤起悲伤情绪，分别选用莫扎特D大调和阿尔比诺尼小调柔版。结果快节奏的大调旋律组被试者在空间能力测试的得分上显著高于慢节奏小调旋律组被试者。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情绪与唤醒状态在音乐训练和认知功能之间起中介作用。据此有研究者提出，莫扎特效应本质上是醒酒药效应，音乐刺激带来了个体的情绪唤醒，促进了智力测验任务表现。打个比方：有两个人喝醉后去参加智力测验。其中一个人提前吃了醒酒药，另一个人没吃。结果吃醒酒药的人智力测验水平比没吃的人高。这个结果不能说醒酒药开发了他的智力，醒酒药仅仅改善了当时做智力测验时的情绪状态。那么，莫扎特效应也是一样的道理，受了音乐的刺激后，个体得到提高的不是智力，而是做智力测验时的情绪状态。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醒酒药效应从心理机制上证明了莫扎特效应的存在。音乐教育的效应要得以发挥，其中，音乐刺激或音乐教育对个体内在情绪的影响是个关键过程。音乐刺激通过改变情绪这个中介变量，对智力、学业成绩等产生影响。虽然这个效应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有点像醒酒药，大概持续20分钟左右；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经常反复地接受音乐刺激，逐渐影响大脑皮层及认知能力，短期效应会产生长期影响。
三、本位价值
文艺心理学篇4
美国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曾提出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从这方面看，对花间词派词人创作的历史阶段特征，词人创作的过程规律，花间词作构成因素及相互关系，后代读者接受过程与成长这些角度与美学研究密切相关。
2世界：花间词派的衍生
谈及文艺创作，文艺美学思想家主张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要“身入闾阎，目击其事”，且认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只有善于体察，博闻多取，才能“胸中备万物”。在生活积累基础之上，应该善于立意构思，“神与物游”，“虚兼实用”，然后展开想象，“综物为象”，“以少总多”。创造出优美的意象与意境典型，力求达成情景交融，形神具备与美善相兼的高度，不仅是人人笔下所无，还是人人心中所有，具有相当的新颖性、独特性和普遍性。
晚唐五代时期政治衰乱，一般的文化学术日渐萎弱，但是适应女乐声伎的词在部分地区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却能够获得了繁衍的机遇。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形成几个比较安定的割据政权势力，割据者无统一全国的实力和雄心，也没有励精图治长远的打算，苟且以求偷安，慰藉声色和艳词来消遣。西蜀和南唐成为两个词的中心，但西蜀立国较早，收容了很多北方避乱文人，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因此词坛兴盛也早于南唐，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花间词自衍成一派，并风行一时。
《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深度确立，把其作为词的集合体和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如欧阳炯《花间集序》中所述：“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花间词就是这种颓靡世风的产物。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已经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但是他们的才气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并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从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专以用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宫能感受与内心体验。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等人的部分诗歌，又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为花间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借鉴。词在晚唐五代成了文人才子填写，供君臣宴乐时歌伎乐工演唱的曲子：“绮宴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戕，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饶之态。”这决定了花间词的题材风格，以“绮罗香泽”为主，“花间词人”也由《花间集》而得名。
把社会生活为反应对象的美学艺术，一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新的社会生活要求美学艺术赋予新的表现，过去时代创作的文艺学基础和应用理论，不适用或不够用了，要求必须突破与创新。清代学者许印芳在《与李先生论诗书跋》中曾引用“精华”与“糟粕”这一中国古代文化中一常见术语谈及创作过程，说：“凡我见闻所及，有与古人雷同者，人有佳语，即当搁笔，或另构思，切忌拾人牙慧;人无佳语，我当运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处，吐糟而取精华，略形貌而取神骨，此陶洗之功也。”这里指，在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对创作材料或是词语表达，都要剔除那些陈旧、粗糙、无用的东西，提取新鲜、精粹的东西。唯有作者本人作如此淘洗琢磨的功夫，才能创造出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作品。
2.1作家：诗人韦庄的文学创作
韦庄与温庭筠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其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后期为仕蜀时期。他在蜀时，曾以成都杜甫旧居重建草堂作为住所，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词，今存韦词大部分作于后期。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无外乎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如此。
情感上，韦词注重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五首，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用终老异乡的“誓”，更深层地抒发思乡之苦。风格上，不像温词那样浓艳华美，而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来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决绝之语，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和“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也是从这点着眼的。
2.2作品：《女冠子》内容结构赏析
《女冠子》
（一）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二）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译文：今天是四月十七，去年这个日子，正是与你离别的时候。忍住泪水假装着低下脸，含羞皱着眉头。自别后我魂销肠断，如今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我的相思之情，除了天边的月亮，还有谁知道呢？
昨天深夜里，你在我的梦里翩然出现了。我们说了好多的话，发现你依旧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就如同从前一样面若桃花，频频低垂的眼睑，细长的柳叶眉。看上去好像有些羞涩，又有些欢喜。该走时却又频频回首，恋恋不舍。直到醒来才觉知大梦一场，依然身边空空，自己仍形单影只一个人，心中难以逃脱孤独惆怅。
诗（一）在《草堂诗余别集》中题作《闺情》，是女子追忆与情人的相别以及别后相思，抒发了闺中少女的相思之情。词句质朴率真，哀惋动人，历来是广为传诵的名篇。上阕回忆与郎君相别。“四月十七，正式去年今日。”连用记载日期二句，在整个词史上少见。似乎是脱口而出，又似乎是沉醉之中的惊呼。“正是”二字传神表现出记忆之深，让人如闻其声。“别君时”直接地点明让这个少女如此痴迷的原因，原来是与郎君分别了，痴迷沉醉于苦苦的相思不仅忘了时间的飞逝，忘了四季的轮回，甚至忘了身在何处。好像只是在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别离已一年，相思也一年了。然而，这一年快是指别离太快，相聚太短，慢是蕴涵了无数煎熬和牵挂。“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佯”是掩饰，却不是故意做作，而是基于感情的真挚的流淌。害怕郎君发现脸上的泪水，而牵挂担心假装低头，“含羞”是别时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欲说还休难于启齿。这两句通过白描手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送别时女子玲珑剔透的面部表情，以及细腻真实的心理活动。
下阕写抒别后眷念。“不知魂已断”，是过片。“魂断”紧扣上片“别君时”承上，只好“空有梦相随”启下，过渡自然且不留痕迹。“不知”故作糊涂，指知，却比知更深更悲。知是当时，还是如今，还是这一年，仍又不知。事实上，三者已融于一起，无从分别，也无需人分别。君去人不随，只好梦相随。日有所思，得以夜有所梦，但梦却是凄苦的，是不得不选择聊以慰藉的方式，可见相思之深，苦，无奈。“除却天边月，无人知。”“天边月”与首句“四月十七”时间上相应。“无人知”是不知，重复上文，加强凄苦。魂销梦断都无法派遣相思之苦，便就只有对月倾诉了，这是古人常用的寄托方式，没有人知道，但明月知道，不仅知，还理解记住，作为见证。在少女的心目中，月竟成了她在人间的唯一知己，这是十分无奈的选择，更见其孤独寂寞。况且明月的“知”，本是子虚乌有，想要寄托相思，相思却更浓，想要排遣相思，相思却更深。真是令人欲哭无泪，又欲罢不能。少女所受相思折磨，为相思煎熬而楚楚动人，越发憔悴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动容流泪。
诗（二）写男子对女子的相思而成梦，梦后而悲的情况。恋人在梦中相见，有情人把臂欷[便是说不尽的离愁别苦。“语多时”，明写千言万语，但又暗扣山高水长。“依旧桃花面”，特别是“频低柳叶眉”“欲去又依依”的神态音容宛在眼前。然而，夜长梦短梦醒之后，更令人不胜伤悲。
2.3 读者：文学接受的过程与成长
受先秦道家美学“道”论所提出的“道”为原初构成域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认为，“文”是“道”的显现，是与天地同构并生的，因此“文”的“通”与“变”是相依相成，相生相和，合二为一的。换句话可以说，“文”是构成的，它的发生构成是自然而然的，基于“天道”与“自然之道”。这类自然而然发生构成的“文”，即是所谓的“天文”，“地文”，“万物之文”，是“道之文”作为“道”之显现的文，既在场又不在场，既体现出“道”的无限性与永恒性，又可以体现出“道”的生成性与变化性;作为“道”之显现的“文”虽变化无穷又不离其宗，次即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构成体现为“道原为始”。
在中国文艺美学里，全部审美活动的过程是审美创作内缘己心，外参群意，随着大化氤氲而转，和宇宙生命息息相通，随着心中物物中心的相互交织，最终能趋于天地古今，群体自我一体贯融以实现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合。因此中国美学强调“目击道存”，要求审美者走进自然山水之中，于“此在”中，以自然万物为撞击自己心灵，是激发审美创作欲望和冲动的重要契机，为产生灵感兴会的渊源，去心游目想而缘在构成，寓目入用才即事兴怀。由此，遂形成中国文艺美学的缘在构成论，推崇境域构成论的自由自在的态势，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精神。
诗歌中，“共鸣”现象的产生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作品本身具有其深刻丰富的思想情感以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再者是读者期待视野中必须包含有与作品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见解和情感体验。中方文学讲究潜入式般的柔美，追求一种永恒，至真至善形成的美，这也是读者与作家作品间在某一个切入点中达到的高度统一和融合。“爱情”是自古以来人类未曾避免的永恒话题，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各种职业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他们的观点，诗歌只是其中一种，而也是最能传颂与保存的珍品。现实和历史也并不是不相关的直线发展关系，我们当今在文学或者其他艺术作品中与古人达到的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完美结合。
由此我们能理解，事实上，万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可能只在世界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里就有永恒，诗人也许并不曾想去追寻虚无缥缈的永恒，因为永恒已经存在于生命之中。永恒是一种感觉，也是生命的波动。稍纵即逝而把握不住的感觉，无可名状也不能用任何概念得以表达的感觉。在时间的流程中，它终于会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深深地埋在人的心底。人类无法去解释它，因为人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也就有了永恒的意义，永恒是寓在瞬息中的。所以，“别君时”的那一刹那间的感觉，压缩了人类亘古以来的经验，是作者的情感体验，是读者与作品的强烈共鸣，也是一瞬间“爱”的永恒拥有。
3结语
文艺心理学角度中，中方文学讲究潜入式般的柔美，追求一种至真至善形成的美，这也是读者与作家作品间在某一个切入点中达到的高度统一和融合。“爱情”是自古以来人类未曾避免的永恒话题。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各种职业的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他们的观点，诗词只是其中一种，也是最能传颂与保存的珍品。现实和历史不是不相关的直线发展关系，我们当今在文学或者其他艺术作品中与古人达到的共同的情感体验也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完美结合。
中国美学的意蕴广泛而深邃，不论文学，哲学，都存在著丰盈的美感触发，文学和美学之间的联系初步由文学创作的基本要素展开。文艺心理学是文艺学或美学的一个分支，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和文艺接受中的问题，所以从文学要素走进文艺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学是不冲突并且能够互相包容得以深入的。
参考文献：
[1]李天道.《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现代转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
[2][五代]韦庄.《韦庄集笺注》.上海古籍，2002.
文艺心理学篇5
一.《文艺心理学》的创作背景与由来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1925年朱光潜留学英法德，其间，广泛涉猎哲学、文学、心理学、美学，并形成他文学批评的思想和理路，此间主要著述有《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诗论》等，其主要文艺美学思想在《文艺心理学》中有充分表现，这部写于1931 年《文艺心理学》堪称中国文艺心理学的经典之作。
首先，朱光潜在《作者自白》中说，这部书是作为大学讲稿之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本书的行文风格。《文艺心理学》的行文挥洒自如，文字平易通俗，既展现了作者高人一筹的文艺素养，也充分说明本书适合做讲稿的特点。
其次，朱光潜早年间接受正统的封建私塾教育，他就读的桐城中学，注重桐城派古文的学习，而作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派，提倡义法说和雅洁的审美标准。与此同时，在若干大学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广泛积累的知识储备对朱光潜深入展开文艺心理学提供必要帮助。朱光潜能做到如朱自清所赞的“头头是道，有味的谈美的书”[1]，以其博深的见解和广远的学养为后辈文艺研究者提供裨益和启发。
再次，朱光潜所处的时代背景，北洋军阀和专制时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无孔不入，因此《文艺心理学》也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具有启发民智和启蒙色彩的文艺理论著作。
二.《文艺心理学》核心理论――美感经验分析
从《文艺心理学》的章节体例来看，第一章到第八章是集中探讨审美活动中的美感经验问题，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则聚焦什么是美：分析美的对象和美的本质，第十二章到第十七章则关注艺术论：介绍艺术的起源，考察艺术的创作和归类艺术美的形态。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美论、艺术论离美学更近。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更适合以“美学”来命名，朱光潜也在“作者自白”中解释说：“它的对象是文艺的创造与欣赏，它的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所以我不用《美学》的名目，把它叫《文艺心理学》。这两个名称现代都有人用过，分别也不很大，我们可以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
前五章分别从五个侧面对美感经验进行分析，第一章：直觉说。
直觉说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感经验的特点是意象的孤立绝缘。“美感经验是一种凝神的境界”。不论是在艺术中或自然中，美的事物能在你心中呈现一幅有趣的画面，你的眼界在欣赏玩味的刹那，势必这种情境所占据，使你聚精会神地领略它的情趣和意味，而除它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暂时忘掉。这种在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时的心理活动，就是美感经验。在这个经验中，心所以接触事物的是直觉，而物所以呈现于心的是形象。因此美感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形象的直觉。
第二章 ：距离说。此处作者提出了关于美感经验的一个重要概念：心理的距离。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那里借鉴而来。朱光潜很多例子和布洛的原始论文相似。布洛是为审美无利害说寻找论据，把“心理距离”即“对于经验的某种特殊的内心态度与看法[2]”，当作审美“静观才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朱光潜先生则把布洛的这种冲突观念以“移花接木”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融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传统文艺实际到中国古代文论中。这是朱光潜西方学说的中国化的一次成功尝试，朱光潜改良后的“心理距离”说也得到广泛流传。
距离说的要义在于，适当的心理距离可以把人与物之间由实用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使人们虽然置身于实用世界里，却可以用非实用的眼光，把现实生活当做审美对象去欣赏。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所说：“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3]”
克罗齐认为：人都有直觉能力，因而“人是天生的诗人[4]”。每当人直觉形象和意象时，他是一个“审美的人”，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无关。朱光潜则认为这三者不可分割，只不过是人的三个面，审美的人这一面其实是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审美态度，即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它。朱光潜用“距离说”去补充“直觉说”，，既引申了直觉说，也充实了距离说，使审美经验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层次。
第三章：移情说。讲物我同一，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这里更进一步阐明。
美学家立普斯认为移情作用是一种外射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觉和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物具有某种“人格化的解释”。朱光潜对其进行批判，移情作用是“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另一方面又吸收外物的姿态和精神。
德国学者谷鲁斯提出“内摹仿”，即人在观赏外物时，用内心的意念活动去摹仿对方的姿态或运动。“最终将审美的个体直觉性和社会性结合联合起来，将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沟通起来，使被克罗齐抽象化片面化了的‘直觉’说，重新回到整体生活之中。”[5]
第四章 ，美感经验与生理运动相关。在移情作用中，不但我们的情感移注于物，物的情趣移注于我，而且我们的“筋肉”“呼吸”等生理器官发生特殊的生理变化，似乎也模仿着运动，只是这种生理的模仿的运动大半隐在内而不发出来，这里感觉中的生理运动可称为“内模仿”，“内模仿”会影响美感经验。朱光潜区分美感与，并指出那些在看戏时最起劲、叫得最响的人们往往并没有把艺术当艺术看，得到是只是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欣赏。
第五章 在“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中，作者亦首先对这种混淆“”与“美感”的成见进行指正。并对迷途的现代学派和艺术作品的疑问进行分析。
三. 结语
整体而言，朱光潜美感经验论创新性有三：
（1） 前四章分别从“形象的直觉”、“心理的距离”、“物我同一”、“美感与生理”，即形成了直觉心理距离移情生理基础的推动关系。四者概念不再是孤立冰冷的概念，朱光潜将美感经验理论的四个部分贯通为相互连接的整体。
（2） 四个方面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兼顾欣赏者和创作者的角度，既有文艺理论的论说，又有实验科学的证明。朱光潜融合西方美学思想于己用，我们在阅读中感受移花接木、西为中用的作品，说理透彻、脉络明晰，展示出作品吸纳西方美学理论后的中国化特色。
（3） 朱光潜 20 世纪早期的心理学美学成果，是以直觉――心理距离这一核心观念为主线建立起来。他以自身学识和切身经验去体察经典，以及探索中国20世纪美学现状，自由融贯中西美学，并成就其美学体系，从而成功的为艺术分析和文学批评提供理论依据和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主编：《美学译文》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文艺心理学篇6
一个符合生态心理学的环境艺术作品的完成，并不是设计师个人创造活动的完结，而是另外一个创造性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的开始。因为它存在于自然生态的开放空间中，它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觉艺术展示，来激活它所存在的环境中的其他创意元素。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设计作品将是一个带动城市复兴的新举动。在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逐渐被植入到了应对城市环境缺失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当中，并己被许多环境规划和环境艺术工程项目所广泛接受。环境艺术设计中的生态心理学是一种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它追求社会的意义，它希望在社会公众的参与中进入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一切看似很重要的艺术技巧、手法和材料、样式等等问题，其实都是在为表达某种观念服务。设计师们在充分研究了公众的多种需求后，应该以历史与当代的文化背景作为基本的框架，以便从中找出最合理的因素加以创造性的发挥，然后再使用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艺术表达方案去积极地影响公众。
文艺心理学篇7
艺术高职院校女生在躯体化、焦虑、抑郁、恐怖等方面与男生有差异显著（T检验结果P小于0．05，见表3），其余因子与男生没有明显差异（T检验结果P大于0．05）。通过后续的访谈了解到，很多女生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身材，多有节食的经历，以致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女生之间由于学艺时间长短不一，专业和生活上攀比之风渐长，导致内心焦虑、恐惧，经常失眠，不敢面对现实。还有一些女生的时尚靓丽、活泼开朗的外在，与内心苦闷、目标茫然的心理表现很不一致。
3讨论
3．1结论
通过对1069名被试的调查分析，在本研究的范围内发现：第一，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检出率为17．6％，即有35．5％的学生存在着各种轻度的不良心理反应，有17．6％的学生存在着各种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第二，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水平。第三，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敌对、焦虑、抑郁等症状，在这些症状中，女生的焦虑、抑郁症状显著地高于男生。
3．2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分析
通过测评，发现这个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主要表现在强迫、人际关系、敌对、焦虑、抑郁、偏执、恐怖等方面，且男女生比较，女生的心理问题出现概率高于男生。究其根本，艺术类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是内因与外因，生理和心理，家庭、学校和社会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细数原因，一是宏观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价值观的多元化、生活节奏的加速化、顶礼膜拜的个性化，使得现在大学、大专学生普遍面临学业、情感、就业、人际关系、环境适应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普遍文化素质不高的艺术类高职学生而言更棘手，若应对处理方式不当，或长期压抑得不到舒缓，他们就会是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二是学校与家庭特殊因素的诱发。在艺术高职校园里，女生比例一般较大，缺少男生关注的优越感，容易攀比外在条件；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自于单亲家庭，他们存在孤独、偏激、渴望爱等心理问题。三是艺术专业的行业特殊性影响。伴随着高校扩招、生源质量滑坡，很大一部分外形和专业条件较差的学生，他们面对学业压力和就业困惑，有更多的压抑、自卑感，更易出现心理问题［3］。
3．3艺术类高职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在艺术类高职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文化基础偏弱、个性张扬，对心理评估持有抵触、怀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SCL－90量表作为心理问题的筛查工具，要避免将“检出率”等同于“发生率”，因为经过进一步的鉴定和测查，发现真正有心理疾病的一类学生会远远低于检出率［4］。
文艺心理学篇8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它能产生一种迷人的力量，假如上课没有教学艺术，学生上课的兴趣就减去了一半;学生也处于一种被动而僵化的状态。那么语文教学效果就会很差。
常听人们说，听一堂好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正是对执教者“教学艺术”的褒奖，对执教者来说，课之所以上得好，其“秘诀”就在于成功地运用了“教学艺术”。
那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运用教学艺术从而使我们的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呢?我认为沟通学生心理的艺术除了包括沟通学生的智力因素外，还包括沟通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如何沟通小学生非智力心理呢?下面是我的粗浅认识
文艺心理学篇9
（一）弗洛伊德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观点就是文艺创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愿望要想得到表现和满足，一是通过各种无意识过程如梦巧妙地表现出来，二是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使其得以升华，表现出来。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与梦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两者都巧妙地伪装了那些被压抑的愿望，使之能够表现出来。他认为释梦的方法也同样能够解释文艺作品，探讨其中的“真正涵义”。它对许多文艺作品的分析就是应用释梦的方法，如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和德国作家詹森的《格拉迪瓦》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前者着重于研究作家与作品的关系，后者注重作品心理分析。分析结果，前者是作家把对父亲的憎恨投射到作品的人物中去，他无意地表现出伊谛普斯情结；后者中的主人公的行动。始终受到幼儿时性欲的无意识支配。
（二）作家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这一观点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阐述得淋漓尽致。首先，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和儿童的玩耍和游戏如出一辙。创造性的作家正像游戏中的儿童一样，他会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并非常认真的加以对待。
其次，他认为幻想有以下几个特点：（1）幻想的内在动因是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愿望有两类，一些是野心勃勃的愿望。一些是爱欲的愿望。他说：“我们可以断定，一个幸福的人决不会幻想，只有感到不满足的人才会幻想。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一个未满足的现实的校正。这些起激励作用的幻想是根据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而变化的；但是他们自然地就分成了两大类。它们或者是一些野心勃勃的愿望，用来提高幻想者的人格或者是一些爱欲的愿望……”[1]。（2）幻想是时代的产物。他还认为，幻想是“随着主体对生活印象的改变而变化，并从每一种新的积极印象中获得所谓“时代的印记”。（3）幻想是愿望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串连起来而形成的，并包含了“最近的诱因场合”、“从前的记忆”和“未来的情境”三个因素。他说：“幻想和时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在三段时间之间徘徊，即指我们的幻想作用于三段时间。心理活动和当前的某一印象有关，而这种印象则同目前足够引起人的强烈愿望的一种诱发场合有关，由此它重新回忆起使这种愿望得到满足的早期经验（通常是婴幼儿时期的经验）。接着，它现在又会创造出一种与未来有关的，能代表这种愿望满足的情境。心理活动所创造出的东西就是白日梦或幻想，客观存在既带着当时产生场合的踪迹，又有着某些过去记忆的印痕。因此可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串连在这条愿望之线上。”[2]（4）艺术家的幻想与神经症患者的幻想不同在于：艺术家能主宰自己的幻想，而神经症患者则被自己的幻想迷住了心窍而不能自拔，他说：“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来，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艺术家“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3]。（5）艺术家的幻想与平常人的幻想也不相同，主要在于艺术家能应用艺术的技巧来克服观众或听众对白日梦的厌恶之感。“做白日梦者往往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幻想隐藏着，而不让其他人知道，因为他觉得他有理由为此而感到羞愧……即使他打算把幻想告诉我们，他也不能由此而使我们快乐。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幻想时，我们会感到厌恶，或至少无动于衷。但是，当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这种快乐可能来源于很多方面”。“诗歌艺术的诀窍在于克服我们的厌恶感的技巧……。其一，作家通过转换使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日梦的特点不那么明显、突出：其二，他在表达其幻想时向我们提* 纯粹形式（即美学的）乐趣，从而取悦于我们”[4]。（6）艺术家的幻想之作能使观众或听众释放快感，解脱心灵紧张状态。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深层的精神世界的更大快感得以释放”，他把这种快感称为“刺激的额外酬谢”或“前快乐”，并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美学的快乐都有这种前快乐的性质，一部富于想象的作品给予我们的真正乐趣产生于我们的心灵紧张的解脱”，只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作家能使我们毫无自责或自愧地欣赏我们自己的白日梦”[5]。在这里弗洛伊德涉及到了作家与观众或听众之间产生的心理共鸣。
（三）“伊谛普斯情结”是使文艺创作感动观众的万能钥匙，他指出，奥托·兰克“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伊谛普斯情结作为他们创作的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形式”[6]。弗洛伊德还分析了“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即索福克勒斯的《伊谛普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发现它们“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杀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这样他认为，伊谛普斯情结便成了文学中的普遍的主题，而这种情结中杀父娶母的愿望，便成了人们在艺术活动所要求得到满足的主要东西。
他也用伊谛普斯情结来解释观众受到感动的秘密。认为是由于观众与剧中人共同具有的伊谛普斯情结，才使得观众被剧情的内容所深深打动。弗洛伊德写道：“如果《伊谛普斯王》感动一位现代观众不亚于感动一位当时的希腊观众，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它的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的冲突，而在于表现这一冲突的题材的特征。在我们内心一定有某种能引起震动的东西，与《伊谛普斯王》中的命运——那使人确信的力量，是一拍即合……他的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因为在我们诞生之前。神谕把同样的咒语加在了我们的头上。正如加在他的头上一样。”[7]这样艺术的创作不但使作家的潜意识深层的性的愿望得到满足，观众也从中得到了同样的满足，因此作家深深地感动了观众的心。
（四）艺术家的艺术人格中的两个主要特征。
1．强烈宣泄被压抑的愿望的冲动。
首先艺术家是从痛苦中磨炼出来的。弗洛伊德写道：“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意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8]
其次，艺术家对其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愿望体验极为丰富而又深刻。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和神经病患者是很相似的，“艺术家也具有一种内向的性格，他与一个神经病患者相差无几。他是一个被过分嚣张的本能需要所驱策前进的人”[9]。弗洛伊德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梵高、尼采、卡夫卡等艺术家。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癫痫”病人，当他沉浸于创作时，各种神经症症状都消失了。弗洛伊德由此认定：艺术家的创作是神经症的转机，艺术家的创作对其神经症有补偿与替代的作用，所以，神经症是艺术创作的心理基础。梵高、尼采、卡夫卡都有类似的情况[10]。
弗洛伊德认为，作家对潜意识和幻想必须倾注于自己丰富的感情。他写道：“作家正像做游戏的儿童一样，他创造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并认真对待之。这便是说，他倾注了丰富的感情。”[11]弗洛伊德在同歌德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候，歌德自述其年轻时，爱上了少女夏洛蒂，但此时，他已和格斯特订婚，因此他痛不欲生。后来，他的好友叶沙雷因爱上了上司的太太而自杀，而叶沙雷死时所用的手枪是格斯特借给他的。歌德听后非常激动，他突然灵感闪，就涌现出了《少年维德之烦恼》的蓝图。弗洛伊德听了歌德叙述其构思过程后，就在《梦的解析》中，指出歌德等大作家是以潜意识活动来构思作品的，认为歌德心中早已积累的冲动——性的火焰或“爱的冲动”，终于“变形”表现为伟大的文艺作品。弗洛伊德还分析了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帕克尼的《魔鬼的颤音》，指出这是帕克尼做了一场恶梦后创作出来的，在梦中，帕克尼把灵魂卖给魔鬼后，抓起小堤琴，以高超的技巧，演奏了一首极为美妙的鸣奏曲。他醒后，立即写出他记的部分，题名为《魔鬼的颤音》．弗洛伊德说，“如果梦中继续进行着白天的心理活动，完成它，而且还带来了具有价值的新观念”。
最后，艺术家要有一种强烈的宣泄冲动的激情。弗洛伊德在谈到戏剧时说：“戏剧的目的在于打开我们情感生活中快乐和享受的源泉，……揭开这样的源泉却是理性的活动所达不到的。……在这一方面，基本因素是通过发泄强烈的情感来摆脱一个人自己的情感的过程。”[12]他还说，在艺术活动中，“毫不犹豫地释放那些被压抑的冲动，纵情向往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事件中的自由，在各种辉煌场面中的每一方面发泄强烈的感情”[13]。
本来，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潜意识就是人的精神活动中异常活跃的因素，它总是要寻找各种机会得以宣泄，就像弗洛伊德所说：“人的性本能是生命的原动力，在人类生活中是异常活跃，像地下奔腾的岩浆，无时无刻不在蒸腾、冲动、寻求着爆发。”[14]艺术家的激情就是这种潜意识宣泄动机的表现。
2．艺术家的艺术升华能力。弗洛伊德着重揭示了艺术人格的“升华”能力。艺术家“从现实转开，并把他的全部兴趣、全部本能冲动转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创造中去。……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知道怎样苦心经营他的昼梦，使之失去那种刺人耳朵的个人音调，变得对客人来说也是可供欣赏的”[15]。作家们正是通过这种“升华”的作用，使他的作品失去个人的色彩，使不道德的根源不为人所识破，从而使社会可以接受：同时，又可以在幻想的观念中表现出作者要求得到满足的愿望，并引起与之相应的快乐（虽然是一种潜意识的快乐）。这样，由于经过作家的“升华”作用，作家和他的读者们就可以不受责备地享受这种潜意识中性的满足。
弗洛伊德还从文学史上的三部名著一一《伊谛普斯王》、《哈姆雷特》、《卡拉玛佐夫兄弟》的艺术技巧上来具体地分析作者是如何来升华“伊谛普斯情结”的。他认为，三部杰作所涉及的主题是同样的，但表现方法上是不同的。他们都经过了作家的升华作用，使这一为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主题以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升华的手段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前进的。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升华能力是艺术家所特有的，它的“弱点是不能普遍地施用于人的，它只能为少数人所用，它以人的特殊的气质和天赋在实践中是远不够普遍的”[16]。正是由于这种升华能力，使艺术家可以在幻想中无限地享受自己的愿望的满足。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人们由于缺乏这种升华能力，在残酷的压抑作用之下。他们得自幻想的满足就非常之有限。而且，由于艺术家的工作，他还可以使自己的观众和读者们从自己作品的欣赏中享受这种幻想的满足，引起他们的快乐和感戴，艺术家由此也为社会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贡献。
（五）艺术的职能。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脱离现实的。“它所追求的仅仅是幻想，除了产生一些据说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以外，艺术决不试图侵入现实领域”。“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17]。按弗洛伊德对艺术的这种不侵入现实，无害有益的作用的看法，艺术的作用有以下两点：
1．艺术是对痛苦的补偿。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乃是人类为了忍受生活的困苦而提供的缓冲措施之一。人类的生活是太艰难了，其中的痛苦极多而欢愉甚少。为了使人能够生活下去，就不能没有缓冲措施，而艺术就是这种措施之一。由于艺术可以在幻想中提供欲望的满足，这种“替代的满足”就可以为人们所受的痛苦的威胁提供大量的补偿，使人得以生活下去。因此，艺术虽然“没有明显的用处”，“但文明不能没有它”。艺术的这种对痛苦的补偿作用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观众身上都是存在的。艺术家可以凭自己的升华作用，在创作中实现他幻想中得到的快乐。从而减轻现实所给他带来的痛苦，而那些自己没有创造力的人们，也可以从艺术作品的欣赏中得到美的享受。观众们虽然不能把艺术品当做快乐安慰的源泉并从而忘却现实的痛苦，但却可以在他们身上“引起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求上的压仰”[18]。
2．艺术的审美价值就在于作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即作者和观众共同“分享”快乐。弗洛伊德把普通人的幻想与作家的幻想进行比较，指出：前者即使要把幻想告诉人们，人们也不会感到快乐，只会产生厌恶。而作家则不同，作家在叙述他们的幻想（即创作）时，充分运用了“升华”的能力，于是人们便享受到一次巨大的乐趣，得到精神上的快慰。即作家能够把自己野蛮的、原始的、淫荡的欲望充分加以“净化”，变可怕的东西为美的东西，使读者头脑中的“紧张状态开始解除”，能够欣赏他的幻想。
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家在创作时，由于宣泄了压抑在潜意识的欲望，从而感到极大的快乐，而观赏者也分享了作家的幻想，暂时“回到自己舒服而又安逸、快乐的无意识的根源去”[19]。
弗洛伊德还认为，美是来自于性欲的满足，没有这种满足，无从谈美。他写道：“美的享受，产生于一种非常迷人的感觉”，“不可否认，它来自性欲……”[20]可见弗洛伊德把审美感受看成是性的感受，认为作品传达的意义和读者欣赏的真正的东西，以及作家和读者之间通过作品进行的感情交流，都是因为性的因素而引起共鸣的，
总之，作家把他的无意识愿望投射到他创作的文艺作品中，而读者则把他的无意识愿望投射到欣赏的作品中去。于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一种无意识活动，在读者身上引起了一种类似于作者的活动，从而得到了满足和享受。
二 新精神分析学派对弗洛伊德文艺创作观的审视
1．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以本能的性的要求作为作家创作动力的源泉，并以伊谛普斯情结来解释美感的起源。新精神分析学派正是抛弃了他的这一观点而自成一体的，他们主张应从社会环境中去寻找人类行为动机的根源，也就是说，作家创作动力的源泉来源于社会文化因素。至于“恋母仇父”现象，更是不被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们所赞同。霍妮认为，“恋母仇父”现象不是幼儿的性欲所致。而是父亲教管太严、母亲宽慈溺爱的结果。以“文化观点”著称的卡丁纳亲自到一些原始土著部族地区考察了文化制度对人的心理机能的影响，描述了主要制度和次要制度的构成及其对形成基本人格的作用，结果否定了“恋母情结”存在的普遍性。
2．弗洛伊德认为，文艺创作是作家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而这种被压抑的愿望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潜意识（即本我）在人格结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它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而新弗洛伊德主义则强调自我的价值，自我具有自己的能量来源和它的动机与目的，而且是一个理智指导的系统。由此看来，新弗洛伊德主义者认为，作家的创作不是被原始冲动所驱使、控制，而是受自我的“理智指导”，作家的创作品体现着作家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不是来自先天的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是来自作家对生活的亲身体验和对社会的观察和了解。
3．弗洛伊德认为，作家是不幸的人，因为作家的幻想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体现，而愿望被压抑是痛苦的。这是弗洛伊德先天生物决定论悲观主义态度在文艺创作观中的具体体现，而新弗洛伊德主义则强调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主张人的发展有弹性，相信有能力克服冲突与挫折，不断地向积极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家完全可以克服愿望受压抑的痛苦，其创作是积极主动的表现过程，而不是被动地释放内心紧张的原因。
以上表明，新精神分析学派超越了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文艺观，比弗洛伊德的文艺观显得更加合理、客观。
三 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弗洛伊德文学创作观的审视
如果说，新精神分析学派是对古典精神分析学派的超越，那么，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是对精神分析学派的超越。
1．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来源于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分析和研究，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对健康人的研究，因此，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用人本主义理论来解释文艺创作的问题，具有更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2．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按层次划分为五个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性欲望仅仅是其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的一个部分，因此其以性欲为基础的文艺观也是极其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按照马斯洛的理论，文艺创作的动力还来自其它更高层次的需要，如爱的需要，对名誉、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和赞赏以及成就、责任等方面的欲望，而并不仅仅是性的欲望或生理的需要。
3．弗洛伊德认为文艺创作是作家未满足的愿望在幻想中的满足，而作家的这种特殊的幻想是靠其对潜意识的愿望进行升华的能力。而马斯洛则认为，文艺创作是自我实现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他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个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21]由此可见，马斯洛认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因是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潜能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人的社会性需要。这就更加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性欲望论。马斯洛还认为，在所有自我实现的人身上，都可以发现创造性，与其相适应的特点是灵活、自发、有勇气、不怕犯错误，坦率和谦虚。而不是什么“升华”。马斯洛还明确指出“伟大的人同时也是勤奋的人”。“灵感一角钱可以买一打。。但是，从灵感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样最终的产品之间，还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严格的自律，大量的训练……导致产生实际的作品，如伟大的绘画、小说、桥梁、新发明的那种创造，既依赖于个性的创造性，又依赖于其他的品质——如执著、耐心、勤奋等等”[22]。可见，文艺创作必须具备创造性的个性和执著、耐心、勤奋等意志特征，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靠作家的自由联想或幻想。
4．弗洛伊德认为，创作者类似于精神病患者。这在人本主义者看来也是十分荒谬的，马斯洛认为，作家是自我实现者，而自我实现的人不但不同于精神病，而且是自我完善的人，自我完善的人在马斯洛看来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较少受到欲望、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干扰，较少存有暗淡心理。他们有一个更和谐的个性，内心总是统一的，当面临挑战或威胁，挑战万分危急的时候，他们十分沉着，他能控制自己，感到自己有力量，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毫不畏惧，不自惭或为自己的过失而沮丧。他们较少焦虑、仇视，较少感到不安等。这就和弗洛伊德“精神病似的创作者”相去甚远了。
5．弗洛伊德将伊谛普斯情结作为欣赏者在欣赏文艺作品时，被创作唤起的潜意识愿望的释放。而马斯洛则认为，审美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认为，音乐、舞蹈及至诗歌等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源于人们对美的需要，审美需要的满足，可以使人的感情生活更丰富。并且指出，每一种文化中可以找到人类审美需要的证据。总之，审美需要会使一个人的价值观改进，趣味性提高，身心的发展更加健康。可见弗洛伊德的美的源泉——伊谛普斯情结是多么地低级和荒谬。
以上，我们用新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想对弗洛伊德文艺创作观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当然新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本主义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们毕竟比弗洛伊德主义要前进一步，用他们的理论来审规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弗洛伊德的文艺观的局限和错误也可见一斑。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思想是我们认识、分析、评价弗洛伊德文艺观的科学依据。
1．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不但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也是有规律的，即人类需要与人类历史同步发展的，特别是与生产发展的历史直接相关的；人类需要的满足是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紧密相联的，即人的本性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人类的生活实践中，不断产生着新的需要。同时又强调，人类的需要既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同时它又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弗洛伊德将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仅仅归于人的性的欲望，全然不顾需要的复杂性，更加否定创作的动力和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无视需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更加否定了它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必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2．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精神需要表现为：“人作为主体为发展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是对文化成果的享用”[23]，又说：“无论是为了发展自己的才能，还是享用文化成果，都必须通过具体的物质来实现，不管人的需要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都要靠商品（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作为物的属性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它的范围和程度由客观发展过程决定的，幻想和想象都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产生。”[24]］由此可见，作家的创作是精神需要的表现，是作家自由地施展自己才能的体现，同时又享用已有的文化成果的过程，作家的想象也只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产生，这就彻底否定了弗洛伊德的作家创作的动因来源于力比多的压抑，作家的幻想通过升华释放被压抑的力比多的论调。由此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创作来源于现实，而不是本能驱使的方向。
3．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同时又可以反映社会存在，改造现实。文艺作品是作家通过对现实生活体验而产生的思维的结晶，是作家的精神产品，它必然要反作用于现实，干预、指导现实。这就鞭挞了弗洛伊德的艺术“不侵人现实”并“总是有益无害”的错误观点。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不但能给人以乐趣，而且还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改造人的价值观；相反，充满色情、凶杀的文艺作品，会使性犯罪暴力犯罪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干扰社会的安定，使人们产生不安全感，现实生活已经证明了艺术具有其社会性的职能。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文艺创造观也有其积极的因素，他对文学艺术进行心理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开创性工作；他对文学艺术创作中潜意识领域的挖掘，关于幻想的三个组成因素，即：幻想是“最近的诱因场合”、“从前的记忆”和“未来的情境”是组成幻想的因素的论述等都对艺术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总之，弗洛伊德的文艺创作观在扩大心理学艺术的表现范围、深入作者和读者的内心世界以及沟通文艺和心理学的联系等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2][4][5][8][11]弗洛伊德著，孙恺祥译：《创作家与白日梦》，载《弗洛伊德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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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9]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14。
[10]李璞民主编：《心理学与艺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p75。
[12][13]弗洛伊德：《戏剧中的精神变态人物》，载《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p20～21。
[14]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原著选辑》（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63．
[16][18]弗洛伊德：《论升华》，载《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p171。
[17]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p171。
[20]弗洛伊德：《文明和它的不满》第2章，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原著选辑》（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文艺心理学篇10
(一)履行“办文化”职责>！<，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文管中心作为履行市委、市政府“办文化”的责任主体，只有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办好国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正确思路，转化为办好国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实际能力，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才能切实有效地履行好政府“办文化”的职责。
(二) 推进“办文化”实践，必须始终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所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重在实践。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努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我市国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发展。
(三) 抓住“办文化”核心，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市国有文化事业和产业健康发展必须始终追求的价值取向。发展国有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确保文化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于民，让市委、市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四)体现“办文化”效能，必须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我们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发展原则，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确立精品意识、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服务、拓展文化产业，充分体现国有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大市、强市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五) 探索“办文化”思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勇于创新，永不停滞。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办文化”才能有活力。
二、切实履行“办文化”工作职责
自文管中心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履行“办文化“工作职责，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积极推进改革，实施分类管理。文管中心所属单位的单位性质、规模均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按照不同单位的性质，实施分类管理、考核，是推进国有文化单位深化改革的必要前提。我们按照“分类管理、综合考核、注重发展、激励创新”的原则，制定了《直属单位目标管理实施办法》，基本理顺了管理工作关系。积极探索艺术生产、创作、教育资源整合的有效途径，组建了__歌舞剧院，增强了文艺院团的发展活力。我们还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改革，目前，文管中心所属单位已全面落实了全员聘用制度，部分单位实行了竞争上岗制度，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事业单位专项改革也已在文管中心全面推开。
二是加强基础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保障广大市民的文化权益，提供优质的社会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是文管中心的重要职责。我们积极推进文化基础建设工作，先后建成开放了碑刻陈列馆、顾毓琇纪念馆、锡剧博物馆、__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薛福成故居西花园和__博物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举办“激情周末”广场文艺演出220场，专业院团举办公益性文艺演出近200场；各类文化设施单位免费接待市民参观近200万人次；组织主题读书活动、举办各类公益性讲座、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活动接近300场次；举办各主题性公益展览近200场次；放映公益专场电影1000多场次，送电影下乡500余场次；举办cctv戏苑百家“走进__，唱响锡剧”大型晚会、“蠡湖一号杯”中国蠡湖摄影大赛、“我们和你在一起”——“情系灾区”赈灾义演文艺晚会等大型文化活动；引进了近50个国内外高雅艺术团体来锡演出。
三是注重精品生产，繁荣艺术创作。我们以精品创作为先导，抓住重点，创出特色，着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舞剧《红河谷》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20__-20__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等多个奖项，囊括了国家舞台艺术的所有最高奖项；舞剧《西施》荣获20__—20__年度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最近又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锡剧院创作演出了锡剧《江南雨》、《工会主席》等原创剧目，《江南雨》荣获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工会主席》获世界戏剧节“创新剧目奖”；滑稽剧团创作演出了大型滑稽戏《亲亲一家人》、《开开心心》，《亲亲一家人》获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剧目奖；文化艺校创排儿童剧《今天我是升旗手》，已公演52场次；市书画院入选部级美展作品的数量及获奖等次均创出历史最好水平，书法家穆棣获全国书法最高奖“兰亭理论奖”；在全国群星奖、省五星工程奖评选、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江苏省新人新作大奖赛等专业比赛中，市艺校、歌舞团、文化馆均取得优异成绩，获奖成绩列全省首位。积极探索实践“文企联姻”等合作模式，吸纳社会资金共办文化事业，歌舞团、阿炳乐团、锡剧院、滑稽剧团分别与企业签约，在艺术创作投入和企业文化服务上实现双赢；“激情周末”以品牌效应吸引社会资金投入，“__市少年儿童流动图书馆”、“盲人图书馆”项目争取国外公益基金资助建设，促使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部分公益性文化品牌活动。
四是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产业发展。我们紧紧依靠既有文化产业资源，实行优化配置，构建产业发展平台，发展文化产业项目，增强国有文化企业的发展能力。对和平电影院、大世界影城进行了升级改造，实现电影放映收入52 64万元，大世界影城跻身全国影院票房收入五十强；市文物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继续保持在我省文物购销行业的领先地位，发挥了在我市文物经营行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组建了文苑艺术品拍卖公司，实现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融合，使文物经销业从传统销售向门市与拍卖两条腿走路转变，积极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专业院团经营性演出共1967场，收入3100余万元。
三、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我们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衡量，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和不足。通过反复调研、分析、排查，我们认为，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放思想的力度还不够，存在“四重四轻”现象。
经过广泛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目前文管中心系统，特别在各级干部中还存在着制约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四重四轻”现象。一是重管轻办。实行“管办分离”已经三年，但不少同志在思想和行动上所体现出来的依然是用管的思路来办文化。习惯于管，而没有潜心于办，对管轻车熟路，对办缺少钻研。二是重奖轻演。艺术生产创作的出发点依然集中在如何获取各种奖项上，在一奖百利，一奖百俊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出现叫好难叫座，卖座靠赞助的情况，或者是大奖到手，偃旗息鼓，忽视了对文化市场特别是群众对文化需求的研究，轻视了对市场的自我拓展。三是重硬轻软。文化发展的着眼点往往容易集中在关注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或配套上，而对文化生产者的思想品行、综合素养、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上跟进不足。四是重守轻拓。满足于已有业绩、既得利益，习惯于老套路老框架，工作的重心放在尽力保持原有的东西，对艺术生产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拓展性的思考和规划，缺少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
（二）机制改革的推进力度还不大，对改革的紧迫感不够。
“管办分离”以来，我们坚持将改革贯穿工作始终，在积极探索市属国有文化单位新的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等方面作了许多尝试和探索，但横向与先进地区部门比较，根据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的力度有待加大，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完善工作有待加强，以建立事业单位理事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文化产业壮大发展的艺术生产机制、市场运作机制、分配激励机制等尚未有效建立。
（三）文化创新的能力还不强，文化产业发展乏力。
与以往相比，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市委市政府对文化主流力量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和文管中心拥有的文化资源的市场可利用潜能来看，我们目前已建立的一些文化产业业态规模小、体量轻、投资少、实力弱、效益不均衡，在全市文化增加值中的比重还不高，在全市文化市场中的影响还很有限。特别是利用自身独特资源进行文化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还不强。在统筹现有文化资源，巩固培育品牌优势文化资源，拓展新的文化资源，综合利用社会资本和借助社会文化软资源等方面还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四）文化人才储备不足，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通过调研，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文管中心科学发展的“瓶颈”，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水平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不相适应。在艺术创作、文化管理、文化经营、文化科技等方面缺乏领军型人物和创新型人才，一些单位的关键岗位、关键专业已面临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人才培养、选拔和奖励的长效机制尚不完善。
从主观上看，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还不够深入，平时多忙于处理具体业务工作，统筹兼顾、科学合理安排、处理好工学矛盾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对科学发展观理论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管理等知识的学习缺乏深入性、系统性，故而对一些重要工作研究不够透彻，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仍显不足。二是引领国有文化科学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科学研判形势、研究问题、谋划工作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运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还不强，对科学发展观指导作用的认识还不深刻，从科学发展观高度去认识和把握文化工作的自觉性有待进一步增强。三是机关工作效率、工作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转变；服务基层、服务群众、顺应市场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增强。
从客观上看，这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改革中的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与市属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性欠账太多，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不到位；公共文化投入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地位及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人才特别是领军型人才的引进、培养还需要争取更多的外部配套政策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四、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和工作措施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市国有文化事业、产业的科学发展，我们将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管办分离”、“政事、政企分开”的战略构想，着眼于__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围绕主题、突出主线、抢抓机遇、奋力开拓，努力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举措，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 “办文化”的动力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文化科学发展扫除思想障碍。要大胆破除旧的、妨碍科学发展的老框框、老经验、老思路，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全球视野、前瞻思维，着力形成积极、宽容、创新、进取的思想环境和良好氛围。在“办文化”实践中，要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和把握新形势下文化发展的地位、作用、方向、动力、思路和目的，确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切实解决影响和制约国有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努力以中央和省、市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激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办文化”的原动力。将经过实践证明积极有效的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转化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具体措施，转化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实际行动。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增强“办文化”的活力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统一部署和进度要求，结合文管中心及所属单位的自身规律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指导，强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实际成效。一是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对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以理事会制度、岗位设置、管理及公共服务绩效考核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制度改革；二是以完善制度、创新机制为目标，进一步加强经营性文化单位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三是以资源整合、提升效益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歌舞剧院运作机制，加大资源整合、开发力度，充分发挥在艺术生产、人才培养、演出营销、艺术培训等诸方面优势，积极创建 “国家重点艺术表演院（团）”和 “全国舞剧创作基地”。近期，要在所属事业单位中全面建立和完善理事会制度，制定和完善《文管中心直属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实施方案》，着力构建以公共服务目标管理为导向，内部激励机制完善、外部监管制度健全、规范合理的运作机制，为最终形成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现代 管理新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三）进一步培育精品、繁荣舞台，增强艺术生产的创新力
要形成有利于艺术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要继续加大对重大艺术活动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力度。要重点关注锡剧改革及原创剧目创作，保持锡剧在新形势下的旺盛生命力。要继续加大对既有原创剧目的加工提高，做好舞剧《西施》、锡剧《江南雨》、滑稽戏《开开心心》等剧目的深化加工打磨，力求使艺术作品成为精品、成为名符其实的传世佳作。要花大力气加强艺术精品的市场营销，以期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今年要重点推进和落实的主要工作：一是要完成民族舞剧《红河谷》电影拍摄工作，积极推进民族舞剧《绣娘》创排和舞剧《茉莉花》的剧本创作工作，积极参与“吴文化节”、“世界佛教论坛”、“太博会”等重大活动的艺术创作和演出；二是围绕建国60周年和__解放60周年主题，组织举办全市群众歌咏比赛、“祖国60我欢庆”演出周专题系列活动、“锦绣山河”（暂名）“书画艺术精品展”及专题研讨会；三是年内组织各类专业演出1000场次，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进一步完善设施、提升效能，增强公共文化的服务力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导向，坚持办文化的正确方向，完善设施建设、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水平、培育服务品牌，切实增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切实发挥文化设施单位的社会教育功能，努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当前，要积极参与“__大剧院”建设的各项前期工作，确保5月1日前开工，为我市再添一处标志性的文化设施；继续加快博物院科技展览项目的推进，努力建设一流“科技馆”，确保5月1日前完成“集成电路馆”的陈列布展工作，科技馆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完成图书馆报告厅建设和功能完善的盲人图书馆建设；完成博物院、民族工商博物馆、东林书院 “4a级”旅游景区申报工作。年内举办“激情周末”广场文艺演出不少于60场次，“朗朗诵读在东林”少儿经典诵读活动不少于100场次，“怡情周末”市民古玩收藏鉴赏沙龙活动不少于20场次；围绕建国60周年和__解放60周年主题，组织举办全市“梁溪之春”美术书法摄影大展、第三届“太湖读书月”系列活动、“我和祖国同成长”——《__名人故事会》系列活动、公益电影60场免费放映活动等。
（五）进一步壮大实力、拓展市场，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要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整合市属国有文化资源，盘活文化存量资产，努力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转化。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文化投融资机制，积极打造市属国有文化投融资平台，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努力培育文化品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开拓。要大力发挥国有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做大做强文物购销、电影放映等优势产业，着力构筑演出营销、艺术培训、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新高地，推动文化产业实现突破性发展。近期，要做强文苑艺术品拍卖公司，力争通过几年努力，使之成为华东地区颇具影响的文物拍卖公司；要抢抓机遇、转危为机，做强市属国有电影放映企业，通过保地盘、争市场、扩份额、拓经营等多种方式，确保其在本市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要整合演出营销、艺术培训资源，打造本市国有演出营销及艺术培训龙头企业；要整合名人故居及文博景点资源，创新机制，积极参与我市大文化旅游的开发，培养文化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六）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积聚人才，增强文化发展的持续力
要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坚持育才用才与引才引智并进，加大人才培养使用力度，拓宽柔性引才引智渠道，着力优化人才环境，积聚一流的文化专业人才、一流的文化管理人才。要全面规划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一是要建立健全干部考核任用管理、后备干部后备人才培养管理等机制，积极推行轮岗、换岗、下派、上挂、助理制等，加强现有人员培养，促进优秀人才尽快成才，让优秀青年人才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二是要积极争取政府、企业支持，为各类人才的引进、培养，为优秀人才奖励机制、科研成果转换奖励机制等的建立争取配套政策，获得有力支撑。三是要积极试行高职低聘、低职高聘等制度，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近期，要组织实施“文化人才培养工程”，年内举办全中心中青年骨干培训班、专题培训班、系文秘站:列讲座和专项岗位技能竞赛，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素质，为国有文化单位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五、努力打造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科学决策作用，是推动国有文化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心领导班子将重点突出“五个着力”，努力打造“五型”班子。
一是着力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努力打造学习型班子。坚持中心组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切实增强学习自觉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班子成员的理论素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发展。切实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从工作实际出发，加强文化、法律、经济、管理、科技等相关领域的学习，努力构建起与发展任务要求相适应的知识素质结构，为推动科学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着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努力打造创新型班子。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始终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准确把握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规律，从“勤学习、重实践、深调研”三方面入手，着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抢抓机遇能力和破解难题能力，力争在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求突破、出成效，真正实现创新“办文化”。
文艺心理学篇11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当前，在我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一些关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讨论和科研成果。在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以王文章、于平、王列生、李心峰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以原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大学，以彭吉象、王一川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东南大学，以凌继尧、王廷信、陶思炎、徐子方、谢建明、刘道广、姜耕玉、张燕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陈池瑜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以周星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高建平研究员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艺术学院，以黄惇、刘伟冬、夏燕靖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以曹意强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南京大学，以周宪、康尔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上海大学，以蓝凡、金丹元、林少雄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杭州师范大学，以李荣有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本体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领域及侧重的相关探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目前的现有理论研究中把艺术学理论本身的地位、作用、创新、发展放置在文化建设，特别是当下文化建设的社会语境之下予以考虑、研究的还比较少。以上说明的问题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有相当一批涉及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探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对于艺术学理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较少。其二，现有艺术学理论研究中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关注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论研究较少。其三，停留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深入思考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艺术学理论应该发挥其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命题非常必要。
一、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
1、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当代中国，整个社会对文化和艺术的需求非常迫切。近年来，国家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十七大党中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两大一新”的方针和要求，整个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再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鲜明地要求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建设在全党、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做了更进一步的有力提升，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①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重要论断，提出了推进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提出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等十大要点。《决定》指出：“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地位不仅更加突出，而且成为社会研究热点，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2、艺术学从一级学科升级为学科门类的历史机遇。
在当代社会，文化已经成为国力强盛的主要标志，艺术也进一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而艺术则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艺术都是其中的基础性构件。当前，艺术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金融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大。正是因为文化艺术拥有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艺术一直被设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和门类。
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两大一新”的客观现实和当今时代、当代社会对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殷切期望和热切企盼，以及要求用先进文化全面引领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才把原来的二级学科艺术学推向现在的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同时，在构建各级学科平台体系的过程之中还要面临很多相关的新的问题，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当展也不可能脱离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个客观实际和时代语境。因为有关当前许多重要的当代文化艺术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宏观问题、新的研究课题、综合性文化问题，也只能放在艺术学理论这个领域来研究探讨。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壮大，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升级，迎合了历史的机遇。
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也是我国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以及现实要求的必然选择。艺术学升级为门类符合自身发展规律。艺术学从学科的底层和边缘之间获得了应有的独立的门类地位，回归到了人文学科的理性评价体系之中，就可以在体制上、从根本上促进艺术学学科的顺利发展和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③艺术学学科领域在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审美艺术作品的同时，可以通过交叉创新更广泛地激发我们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创新思维能力，进一步实现艺术学学科门类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作用，切实形成构筑基础、引领创新、推动发展的文化软实力，以更加有力地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使艺术学理论作用凸显。
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理论走向，各种新兴艺术业态的不断更新、涌现，都在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学科走向开放与多元，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也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实践性社会意义和应用性社会价值，并逐步创造出新的中国式话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开展当代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现实问题研究，有着尤其突出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艺术学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紧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努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文化现实问题、开展艺术学理论的现实理论研究应确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包括了对当下文化建设中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急迫的发展建设任务，都在要求以宏观缜密、逻辑严密、活泼而理性、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的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不断创新、发展，以保持自身理论建设的先进性、先觉性和超越性，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艺术学理论注重从整体上把握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应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社会发展、文化民生，密切地关注社会现实中的各类文化状态与精神表现。我们要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发展实际，力争建立起中国历史新时期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后，理论创新，特别是有关当代文化建设现实问题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应当成为本学科的根本任务。艺术学理论的创新是时代的要求，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三贴近”是在当代社会现实中实现艺术理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规律。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受西方影响较大，包括艺术理论在内的中国化的本土理论创新程度远远不够，我们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贴近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艺术门类理论成果的研究，关注美术学、音乐学、戏剧戏曲学、设计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舞蹈学等学科方向的新的理论成果，关注当代各门类艺术创作新的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趋势走向以及新的艺术经验，从中概括和总结出新的艺术规律，提升为新的艺术学理论。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背景下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特别是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确立为现阶段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二、当代开展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时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变化，一直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联系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门类的学科理论建构不断加强，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和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都在不断赋予艺术学理论以新的现实性任务。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丰富的具有独立品格的系统，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更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对中国丰富的各门类艺术理论的宏观规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热潮，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并快速成长为一级学科，有着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一直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道路；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政府买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建成了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守备北京城迎击八国联军的清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枪炮甚至超出对手的强大火力。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拥有了坚船利炮，但还是打不过欧美列强，甚至包括位于东亚的日本，直至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备受列强凌辱。在发现仅仅拥有先进的物质装备还远远不够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从思想上寻求突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开始转向寻求思想文化层面的提升和解放，自觉寻求自身思想和精神的强大，力图从思想、文化上找寻救国救民、民族自强的有效道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体制，而且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再次解放思想，提出“一切向前看”，在短短30年之中使当代中国物质文明的发展达到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的历史高度，直至中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路实施30年之后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并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重新提高到全社会的高度，力图寻求一条得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现实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现存体制的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国家为什么要在当下重新提出文化建设的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是影响中华民族是否得以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国家在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这使我们想到了文化建设在大搞硬件建设，大张旗鼓的开幕、剪彩之后，一定要弥补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这重要一课。在当前的文化工作中，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艺术科研院所的工作者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础科研工作是长线工作，再怎么做也不怎么显眼，是成绩不那么突出的日常工作，但是，如果在文化建设工作中抛弃艺术科研，文化工作就会变得很虚空，都会浮在面上，没有底蕴，甚至找不到深入的抓手。艺术理论科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艺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艺术理论研究的点也很散，特别是艺术学门类之下的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这五个一级学科，各自分门别类，就是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之下的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二级学科，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以至研究方法上都还各自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各自的门类艺术理论上也有着很大的隔阂。艺术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整合作用，这种超越了各自门类艺术本身的宏观上的规律性把握，可以使得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广阔、庞杂的艺术领域能够以清晰、条理的面貌呈现出来，得以成为文化工作中看得见、摸的着的规律性的宏观架构，使得我们的文化视野更加开阔，工作思路更加清晰，更容易找寻到得力的工作抓手。这样，整个文化建设事业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至于为全人类谋福祉。
为什么要在当下提出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以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文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其历史必然性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其二，艺术是文化的主要构件。其三，艺术学理论是艺术学门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提炼，是艺术学发展的引领者，是艺术学理论得以成为整体人文艺术学科的编织者，是艺术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者。
艺术学理论的核心作用直接表现为引领当代艺术创作。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④“要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要以优秀的艺术评论和理论导向引领社会风气，构建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铸就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注重艺术史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发展、繁荣，首先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指导思想、文艺方针和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行程。而梳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知兴替、促发展。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深刻认识到了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关键性。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繁荣发展，可以切实加强对文化艺术发展表象、趋势以及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同时，艺术学理论还要注重加强自身有关研究目的、内容、范畴、方法等方面的内涵建设。
三、当今时代需要艺术学理论
引领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想取得“引领”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关键点是必须突破自身学科理论的小圈子，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现实背景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难点是在社会现实中艺术学理论如何具体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突破点是结合现实对优秀文艺理论和优秀文艺作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总结规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就是“文化自觉”。费老差不多经历了从“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文化建设，他再三思考，将文化建设的根本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⑤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努力和作为就要着力体现“文化自觉”的时代精神。因为在这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要弘扬、发展，要实现凤凰浴火、脱颖而出，要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顺应这个时展方向的艺术精品，就必须由艺术学理论来承担“引领”的职责和功能。
从直接的、表面的功能性的效果和作用来看，艺术创作或艺术生产的直接作用固然明显而重要，但是，艺术学理论却拥有任何创作作品都不可能替代的重要的“引领”功能。虽然单纯的艺术创作或艺术作品可以敏锐地触及到思想的前沿，表达思维末梢对时代的感触，而且感性鲜活的艺术创作大多可以走在理性的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任何感性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提出宏大全面、充满理性、拥有严密逻辑性、纲领性的科学的思想体系。而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严密的理论思维体系。只有艺术学理论天然地具有宏观的视野、严密的逻辑，可以打破艺术领域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研究关于不同艺术门类之下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的问题，寻找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共通规律，从而结合时代文化背景从宏观上来认识艺术现象，并从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原理中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从而引领艺术创作，引领艺术审美需求，最终引领人类社会构建起自身的美好精神家园。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更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重大核心问题。在当代中国，不论是文化建设还是文化发展，核心命题都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⑥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之所以自然地具备了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是因为文化产品（包括艺术创作、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即由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了的，是由不得任何市场或其它社会因素的变化而更改的，也是作为国家执政的基础而毫不动摇的。所以，对艺术现象、艺术创作发展规律做体系性逻辑研究的艺术学理论，成为在文化艺术产品（艺术创作作品）之上，紧密围绕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接近社会文化现实的理论基础。
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以坚强的责任心、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甚至危险，深入思考并以之作为源头活水，担负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时代责任和民族责任。艺术学理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应当研究面对的矛盾突出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并从广阔的社会研究视角，对艺术学理论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⑦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现实问题的精辟概括。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作用问题，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门类艺术学的表现往往比一般艺术学更加明显而抢眼，而且艺术创作的触角一般会远远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前面。例如造型艺术中的美术学方面，有近年来组织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就是通过艺术再现特定时代下的特定文化精神，以及本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用艺术的方式来塑造国家和民族的形象，这一创作工程的首批美术作品已经于2010年在全国各地巡展并引起了较大轰动；关于舞台艺术中的音乐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等等艺术创作，相对应的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每年的评选、评比，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巡演等等，搞得轰轰烈烈，而且该工程国家已经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功用和社会价值，的确可以看到一般艺术学已经渗透到了国家的经济领域，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产品包括艺术学理论已经天然地具备了商业属性，而且，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还因此设有艺术创意与艺术管理二级学科。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艺术创意与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或者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类似艺术哲学的理论研究，空中楼阁式的对社会实践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抽象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前途与出路所在？
毫无疑问，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出路应该是“引领”。艺术学门类中的其他任何门类艺术学学科（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不可能担当这一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所以，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现实条件下，艺术学理论必须坚持创新原则，“引领”文化发展，应该保持超越性、先进性、先觉性，充分发挥自身引领作用，超越其他具象的、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学各门类艺术学科，占领社会思想阵地的制高点，牢牢把握文化发展主动权。
艺术学理论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引领”，就必须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要去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以及一条民族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崛起振兴之路，从而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
四、艺术学理论应积极引领文艺创作发展方向，
引导社会文化价值导向，最终立足于构建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都离不开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紧密。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建设的速度和程度，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政治文明进步的程度和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制定的新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中，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⑧当代，艺术学理论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系统建构和民族文化体系的演化形成中，责无旁贷地处于统领全局、引领发展的重要地位。所以，要进一步推进文化建设，就必须加强艺术学理论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作为偏重于文化概念的理论阐释，必须全面承担起科学地继承过去、解释现在、预见未来的光荣任务。艺术学理论对文化建设应该发挥的是先导作用，提供的是服务职能。艺术学理论是否成为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是否能够具体运用到国家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去，而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理论，不能仅仅作为追求理论的合理及其完美的空中楼阁而存在。
由此，在当前，艺术学理论研究所采取的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理论，而不是跟随理论。艺术学理论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事后的理论阐释层面上，不能仅仅是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不能仅仅做到跟着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艺术问题和文化现象撰写艺术史和艺术评论，而且要成为引领全社会整体艺术发展的鲜明旗帜，以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内在推动力量。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的实质是以中华艺本文由收集整理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
艺术学理论的价值导向及其对艺术创作的引领，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社会价值的大力肯定。温家宝同志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大会报告中强调：“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⑨。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也就是对文化理论研究、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及其所弘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和学术成果，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责任敢于担当的充分肯定。
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是构建“核心价值”，引导形成核心价值体系。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引领”，并非一味迎合政治舆论导向的需要，艺术学理论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引领”，不是单纯的枯燥的说教，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象鼓舞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激发全体人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归属感，继而培育全社会高尚的审美文化情操并引导全体人民普遍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追求，坚定全体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并以中华艺术精神的塑造、形成为旨归，化育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和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应该是中国所有优秀民族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魂灵和场域形象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艺术学理论务必高举“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旗帜，以厚重的中华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就必将能够发挥出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关于艺术学理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社会基本问题。艺术学理论必须主动发挥自身的理论先导作用。艺术学理论如果将自身定位为跟随理论，用跟随各个门类艺术学的具体艺术创作的所谓理论阐释的方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终将难以摆脱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德国诗人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文化界也一直流行着“艺术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理论的落后有诸多原因。目前普遍存在很少有人接触理论著作，特别是逻辑性较强的思辨型基础理论的情况。这反映出艺术学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现实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社会现实中的文化问题和艺术作品而言，理论一般是滞后的。所以，艺术学理论必须实现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这也带来了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艺术创作理论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又的确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总结归纳上升到人文科学的高度，需要艺术学上升到普遍规律进入宏观关照的视角。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要把科学的方法、思维和人文价值取向，也即理性的认识和艺术的创造，融合于对创造人类文明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理论进行提炼升华的过程。这一重要的提升过程在艺术学领域也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总结、创新、发展的过程。
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阐释以及进一步深化、总结、提升，探索艺术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艺术学理论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以至价值观念应该是什么，由艺术学理论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艺术学理论应该在与艺术创作实践的携手共进中，引领和创造艺术实践这片充满人类理想的文化伊甸园，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所以，就艺术学这一学科领域而言，艺术学理论本身就是具有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与独特社会价值的艺术作品或艺术产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伦理的制约，艺术创作也同样需要艺术学理论的倡导和引领。不管是艺术学理论研究还是自身学科建设，一旦落后于艺术社会实践，都会严重制约艺术自身以至文化建设、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五、艺术学理论实现引领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
在于深刻把握社会现实
艺术学理论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国土，但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应该是超越现实的风向标。当前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类娱乐文化现象，艺术创作现实发展的价值趋向，社会大众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社会各阶层审美价值取向的逐渐分化趋势，都给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发展赋予了紧迫而神圣的现实任务。艺术学理论既不能背离社会现实，又不能被社会流行文化和娱乐文化、庸俗文化、低俗文化等同化、收编。艺术学理论应该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在“三贴近”中引领社会文化从“三俗”走向艺术的审美。艺术学理论竖起的风向标就是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的黑夜航程中矗立的灯塔，能够引领民族审美文化思潮走向高尚的审美追求，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摆脱低俗化娱乐倾向，指明当下社会现实中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艺术学理论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艺术学理论应该站在社会时尚思潮的最前端，引领社会文化思潮皈依更高级的艺术审美理想。如果艺术学理论抛弃了自身的引领职责，仅仅停留在诠释现存种种合理、不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滞后层面上，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应有的社会价值。
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努力发挥自身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要努力引领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要以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深邃的艺术精神为依托，在全球化的今天为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做出应有的努力，要通过对优秀艺术作品的内部创作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归纳，鼓舞和重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进而在构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我们必须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三贴近”。在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过程中，我们要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提供社会价值导向，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引领”作用。这是目前以至将来艺术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很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决不仅仅是说好话、谈经验，而是要善于引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当代的艺术学理论除了艺术规律的研究，更要着眼于当下艺术问题的研究。目前，大多数的理论研究、科研课题、艺术评论之中，敢说真话的不多，普遍存在当下好话太多、经验太多、问题太少的不良现象。即使说到有问题存在，可讨论起这些问题来，大多数批评或评论都还是不疼不痒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表扬”。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一定要着力提高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从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艺术学理论研究拥有特定的对象和领域，拥有宏观的视角，科学实证的方法，求实、求是的理论诉求，化育灵魂、浇铸精神的终极目的。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担当的角度，艺术学理论不仅旨在找寻支配艺术现象的根本原因，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共通规律，而且关乎对外文化交流和国家艺术形象，以及国家有关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政策的制定、实施，以至国家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思潮与价值观念的控制和把握。
文艺心理学篇12
一、何谓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
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是指在高校教学独特的环境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在体育活动的各种项目中相互教材交流创造出的高校文化形态之一。
它可以分为体育意识形态文化、体育制度和体育行为文化及体育物质文化三个方面。意识形态文化是校园体育艺术文化的核心，也称为体育的精神文化，占首要位置。它决定了校园体育文化的目标，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是所有体育文化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共同认同的意识形态和内容。体育物质文化是为主流文化服务。例如学校运动会、体育系运动会、体育运动场所和体育项目的各种宣传等，这些都是学校管理层凭借学校资源为主流文化服务的。体育制度层和体育行为文化是联系上述二者之间的媒介层面，包括体育教学、第二课堂体育活动、体育科学研究、体育运动会、体育俱乐部、交流比赛等各方面制度政策的制定确立，是高校体育意识的体现。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映射了体育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因此，多彩的文化层决定了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机整体，它具有全面教育性、时代性、娱乐性、渗透性和创新性等诸多特征。
二、校园体育艺术文化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原因
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开朗、乐观、竞争、积极向上、顽强拼搏、善于与人交往等各种优良品质在高校体育艺术文化的开展中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显著体现，尤其对正迁移优良心理品质有显著效果。大学生正处于第二次“叛逆期”，由于身体、生理学习、生活、同学关系和异往的强烈变化，多半会遭受心理困扰，产生各式各样的心理问题。遇到此类情况，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安慰和尊重。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严重的受挫感，内心苦闷万分，甚至忧郁。高校体育艺术文化恰恰能从这方面提高大学生自尊和自信，满足帮助大学生寻找归属感和满足自尊心的需要。校园体育艺术文化能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特长，在体育活动中发挥自身专长，享受成功的喜悦。当接近目标或者取得成功时，个体会以兴奋信息传递至大脑中枢，从而产生愉快、振奋和成就感，克服自卑、忧郁，促进自尊心、自信心、好胜心、开朗、乐观、竞争、积极向上、顽强拼搏、开拓进取，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高校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育艺术文化之所以能有效调节大学生的情绪控制，恰恰就是因为遵循了这一原理。校园体育文化以其丰富多彩而异同于其他校园文化，例如一场酌畅淋漓的团体项目篮球赛、足球赛或者是排球赛，能造就团结协作的品质；最具宣泄力的拳击与散打等对抗性项目，能造就好强、好胜、勇于拼搏的良好品质。不同的运动项目和体育文化可以造就大学生不同的修养和气质，改善不同的心理调节机能。所以针对不同性格特征的学生在选择运动项目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不同选择，既要体现大学生的个性中的优点，又要照顾其性格上的缺点，帮助选择学生适中的项目，以完善学生的个性，达到身心健康的良好目的。
三、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途径
以校园体育艺术文化中体育风尚、体育生活、运动设施、体育常识和比赛宣传等为载体，发挥体育艺术文化的功能及价值，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施以影响。从长远前景的角度理解，良好的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氛围能健身、健心、释放压力，使人心情愉悦，促进身心全面发展；从教育学理论角度看，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氛围能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提高大学生的运动审美情趣；从社会学角度看，良好的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氛围能提高大学生的交际意识，帮助他们构建群体交流平台，增强他们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学生根据个人的爱好开展适合自己的体育艺术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大学第二课堂生活，而且营造了高校充满活力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从而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一）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教育思想和陈旧观念悄然发生变化，体育也不例外。革新传统的教育面貌，研究和探索未来的教育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要问题之一。发展应以人为本，发展个性，强调全面，人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所以当代体育教育必须遵循和适应目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意识。
（二）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习惯。
处于第二次“叛逆期”这一年龄段的大学学员，本身具备较强的上进心，好奇心和争强好胜的心理特征，乐于参加体育活动，而体育竞赛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可以限制部分惰性，加强其团结互助，敢于担当的良好品德，并在集体中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团队、自由懒散与恪守纪律的关系，培养其集体责任感。运动竞赛还具有鞭策激励作用，鼓励大学生挖掘自己的潜能，发扬拼搏精神，战胜自己，战胜敌人，勇闯胜利；赛后评价则能使大学生认识到自身的努力程度将直接决定整个团队的成绩，影响到集体荣誉。反之，集体荣誉会给个体成员带来正负面影响，所以，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行为习惯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三）学校管理层优化管理理念和手段，勇于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高校要构建自己的学校体育艺术文化，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项体育法规，勇于改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并根据学校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制度和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校园体育艺术文化具有优良的自身特色和鲜活的生命力。大学体育教学课堂应该有别于高初中体育教学一成不变的方式，对于不同年级、不同性别、不同身体素质、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学校管理层应实施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使他们获得不同的锻炼意愿和强度。同时，开展的多种项目，要求学生自行选择，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培养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例如：大四就业的压力相对较大，更渴望释放压力、参与运动，对他们开设一部分体育项目（网球，游泳，台球等），不仅有利于培养他们的体育爱好，而且有助于他们在即将走入社会时掌握一定的社交手段，促进其身心健康全面地发展。
（四）让体育“第二课堂”洒遍校园。
体育“第二课堂”也称体育俱乐部，聚各种能够开设的运动于一身，组织形式灵活多样，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吸引广大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选择地加入“第二课堂”活动，激发他们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体育锻炼的自觉性。“第二课堂”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把众多兴趣相同的大学生联系在一起，不分性别，不分大一或大三，开展各种比赛、娱乐健身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有助于学生之间相互了解，促进大学生之间的学友情谊，同时提高大学生的对体育运动的参与意识和锻炼能力，尤其是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社交能力，所以让体育“第二课堂”洒遍校园，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而且搞活了体育“第二课堂”的运营，让学生受益匪浅。
（五）加大校园体育艺术文化的宣传力度。
举办各类体育知识文化讲座或比赛是丰富学生体育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途径之一。利用报刊、橱窗做好体育知识宣传，与当前体育形势或学校正在开展的各类体育项目相呼应，从而营建良好的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氛围。
（六）开展丰富的体育艺术文化活动。
开展丰富的体育艺术文化活动，可以弥补短暂的体育课堂教学的不足，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精讲多练，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活动的一个独特作用是让大学生身心健康，大学生活之所以令人神往，主要归功于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活动，缓解大学生学习和就业压力过大而产生的负面影响，释放压力，劳逸结合地提高学习和就业效率。它使大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以小憩，缓解疲惫，进而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一天。
总之，校园体育艺术文化是最受大学生喜爱的体育文化之一，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当前高校体育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大学生体育身心愉快，学生自身身体素质、个性和运动天赋也可能导致在体育活动中产生受挫感或焦虑心理，如何把消极的影响降到最低是摆在体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但实践证明，高校体育艺术文化对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能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勇于拼搏的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优良的个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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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心理学篇13
（二）职业院校文化艺术教育制度不是十分健全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我们学校的教育工作和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内教学，轻课外教育；重尖子生培养、轻视后进生的教育；学校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单一，使许多学生对学习感到枯燥，心理恐慌，信心不足，视课堂为牢狱，视学习为苦役。而一些教师忽视学生心理特点，在在文化艺术活动中教育学生时采用不当的方法，如体罚、心罚学生，损害了学生的自尊心，使不少学生产生孤独、自卑的心理，特别是后进生，被教师所嫌弃，失去上进心而每每参加文化艺术活动就自暴自弃。
（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
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学生冲击很大，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深入，难免带来一些精神方面的污染，这些都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青少年由于缺少辨别能力，一味模仿，也造成了一些学生的非正常心理。此外，青少年时期，尤其职业院校这一阶段的年龄，正是学生的“过渡时期”，国外称之为“危险年龄”这时期青少年身高体重迅速增长，性成熟时期开始。由于生理上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打破了生理和心理的独立性、批判性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又有较多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他们精力旺盛，感情充沛，但带有冲动性，不善于克制，行为不易预测，也最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可惜对于一些职业院校家长老师也往往缺乏充分思想准备，没有积极主动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帮助他们渡过“特属时期”和“危险年龄”，致使这时期成为心理问题的多发时期。有的专家通过个案分析指出。2/3的成年人心理产生于中小学时期。小学生心理疾病多与家长教育有关，大中学生疾病的根源多在于教师，这应当引起职业院校家长和教师足够的重视。
二、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素质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教师业务学习，提高教师自身心理素质。要对学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在文化艺术活动中的心理素质，现代化生活日益紧张和繁忙，给人们带来施工心理变化，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及来自社会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一些教师产生心理冲突和压抑感。教师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必然导致不适当的教育行为，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教师要重视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教师的职业特性要求自身要有极强的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教师要用科学知识调整自己心态，使自己始终处于积极乐观、平和、稳定、健康的状态，以旺盛的精力、丰富的情感、健康的情绪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要对教师广泛开展心理学知识的培训，尤其是职业院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师继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使每一位教师都掌握必需的心理健康知识，以利于正确对学生进行指导，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出现甚至少出现失误。培养一支自身心理健康，懂得心理学专业知识，掌握心理辅导技能和心理训练方法的职业院校教师队伍，这是加强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
（二）要在职业院校开设有关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心理素质的教育。目前不少职业院校开设健康教育课，其中也开始涉及心理健康的知识。但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不仅仅是普及心理学有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进行心理训练，进行心理指导。心理健康教育课应该是融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和操作性为一体的，这样才能学以致用，真正提高学生抗挫折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减少心理障碍及其他心理问题。使每个学生都能达到智力正常、情绪健康、意志健全、行为协调、人际关系适应的心理健康标准，全面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三）要建立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职业院校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缺少专业人员是一大问题。在近期内还很难配齐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教育行政部门应考虑尽快培养和培训专业的心理辅导教师队伍，在上级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心理健康服务。要在学校开设心理咨询室，心理阅览室，心理活动室，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定期为师生举办心理健康、心理保健等专题讲座。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生活辅导，职业指导等，并建立健全学生心理档案，并将其作为班主任、任课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依据，从而使职业院校学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的心理健康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职业院校学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健康教育，同时提高学生思想修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是一个同步实施的过程，它对学生高尚品质 、人格和情操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智力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门根据教育要求，遵循教育规律，扎扎实实的开展好职业院校学生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进一步实施素质教育，巩固和提高素质教育成果，为民族的文化艺术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