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众多、层出不穷，有“批评世纪”(ageofcriticism)之称；与此同时，相应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是百花齐放、斗丽争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的教材是拉曼•塞尔登等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RamanSelden,PeterWiddowson,PeterBrooker,eds.AReader’sGuidetoContemporaryLiter-aryTheory）（以下简称《导读》)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以下简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自1983年问世以来，风靡全球，单中文译本就达五种（1）；而塞尔登的《导读》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成为一版再版的好教材，共出过五版（1985，1991，1993，1997，2005），前三版出自塞尔登一人之手，第四版开始联袂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两位学者，扩充了近20年来的最新文论的论述，其中后四章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与酷儿理论，尽占一半篇幅。第五版除了对各章进行修订之外，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后理论》一章。《导读》第五版由刘象愚先生于2006年译为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两本教材在2004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同时引进影印本，《导读》引进的是第四版，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引进的是第二版。笔者就对这两本教材的特点作一个比较。首先，两本教材的著者都是本方向重量级的学者，论述多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作者是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公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影响深远；《导读》的作者是拉曼•塞尔登，曾参与世界权威著作《剑桥文学批评史》(TheCambridge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的撰写（2），主编其中的第八卷《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Vol.8FromFormalismtoPoststructuralism)，其西方文论选本《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TheoryOfCriticism:FromPlatotothePresentAReader)是该领域内最好的选本之一，（3）在英美高校有着广泛的影响《，导读》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经久不衰。两本教材论述多为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但也有稍稍的不同。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里，伊格尔顿从“什么是文学”开始论述，追溯“文学”观念的变化，再到英语的兴起，主要论述文学的观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然后才是20世纪的新批评理论、现象学理论、阐释学理论、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符号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时间上已逸出20世纪的范围。而塞尔登的《导读》从新批评开始，论述的理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读者导向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同性恋和怪异理论等，除了最后一章后理论稍稍涉及新世纪外，其余基本上属于20世纪文学理论。就范围而言，《导读》对20世纪文学理论几乎是一网打尽，而且增加了一些在同类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如：新批评章节部分中的芝加哥学派，形式主义中的穆卡洛夫斯基理论，结构主义中雅可布森对隐喻与转喻的分析，读者导向理论别增加了相对比较陌生的利法代尔、布莱奇理论，后结构主义的德路兹与瓜塔里的理论以及物质文化主义理论等，这些在《导读》中都有详细地阐述。而在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前面提到的理论都几乎没有涉及，即使有，也是轻轻一笔带过，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更不用说像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殖民、同性恋和怪异理论、后理论等章节，《导读》都特设章节来进行论述，而这些理论在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都一笔带过，个中原因颇值玩味。这或许是伊格尔顿自己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之故，无需现身；而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理论，在对现实的批判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不提，后者也就干脆省略，这也在情理之中。
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论述的范围虽没有塞尔顿《导读》全面，但另一方面，那就是在理论阐释的深度上，有自己的优势，如现象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章节里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理论，分析都比较充分。而在《导论》里，这些理论塞尔顿把它作为读者导向理论的背景来描述，并没有充分展开。而素有法国的弗洛伊德之称的拉康，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导读》里着重的是介绍，阐释相对比较少，读者看了之后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里，伊格尔顿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不仅是对拉康的思想感兴趣的初学者提供一份导读，而且也为拉康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很显然，通过上面简单的举要，我们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较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导读》论述的范围比较全面，后者几乎囊括20世纪西方的重要理论和流派。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就没有涉及，如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物质主义、后理论等。而《导读》在某些理论的阐释上，如现象学、阐释学、心理分析等，就没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论述得那么透彻。
其次，两本教材都有一个统摄性的纲领。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伊格尔顿想要说明的是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提倡的是政治批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20世纪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等重要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认为那种纯而又纯的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大有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自负。而塞尔顿的《导读》则主要借鉴雅各布森语言学交流模式，来建构20世纪文学理论，也不失我注六经、不偏不倚的潜沉。对于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读者不妨先看最后一章，然后再回头看第一章。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或许更能体会到作者的一种写作思路。伊格尔顿在“结论：政治的批评”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时代政治气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世界上有6000多核弹头，许多比毁灭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大1000倍。这些武器的费用一年大约要5000亿美元，或者说一天要13亿美元。这个总数的5%——250亿美元——可以大幅度地、基本上缓和第三世界严重的贫困问题。”（4）因此，伊格尔顿在这本书里试图说明，现代文学理论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一个部分，文学理论与政治信仰和思想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他把这本书最后部分标题为“结论：政治的批评”并不是想说：“最后，一种政治的选择。”其意思是说：“结论是，我们考察过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的。”（5）在伊格尔顿看来，“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这就是说，“不纯”或“政治性”是文学理论的固有属性，尽管“远离污浊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些批评家，但他们远离的只是某些文化形态中的“官方”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伊格尔顿所谓的“政治”。伊格尔顿认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6）有学者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主张的：“‘政治’是对社会功利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福祉的关怀和介入，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批评’的政治性，这种宏大追求所表现的是对现实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据此‘，批评’根本无法摆脱它所带的政治的‘不纯’，那些反对批评的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7）基于此，伊格尔顿主张把目前称作“文学”的东西，放到更广更深的文化领域中去，把莎士比亚和普鲁斯特从狭隘的文学批评控制下解放出来，当然，这有可能会引起文学的死亡，但它也可能是它们的复活。伊格尔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用了一个比喻结束全书：“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者更有力量，而且驯狮者也知道这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点，很可能文学的死亡会有助于狮子的觉醒。”（8）当我们从结论处了解了伊格尔顿的理论观点和立论基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阐述的经历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在这本理论著作中，尽管伊格尔顿主要是想论述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主要批评理论，但作者却从“什么是文学？”开始他的阐述。他认为既然存在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就显然会存在这种理论所依据的被称作文学的某种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通过对文学的解释作各种尝试，特别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的定义的梳理，伊格尔顿得出结论：“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9）对于新批评，伊格尔顿认为“它是一种被逐的、处于守势的知识分子大的思想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学里重新创造了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东西。诗是一种新宗教，是一种摆脱工业资本主义异化的怀旧的避风港。”（10）在“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这一章节，伊格尔顿明显遵循着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的德国传统。他认为，1918年，由于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蹂躏，欧洲变成了废墟。而原先秩序通常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它借以统治的文化价值也出现了深刻的动荡。正是在这种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的意识危机的背景当中，德国哲学家艾蒙•胡塞尔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为分裂中的文明提供了绝对的肯定。伽达默尔最主要的著作是《真理与方法》。阐释学把历史看作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活的对话，并且耐心地寻求搬开达到这种无止境的互相交流的障碍。但总的看来，阐释学似乎是一种中立的方法论，忽略从政治历史角度去进行联系，并且对过去关注过多，而对未来和理想有所忽略。而对赫施为作者意识的辩护，伊格尔顿认为“像那些对领主头衔的辩护，这种辩护开始是追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合法继承的过程，而结束则是承认如果你把那个过程追溯到它的起始阶段，那么这些头衔的赢得靠的是与他人斗争。”（11）对于接受理论，伊格尔顿认为“它不同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它不是完全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因此是一个全新的发展。”（12）伊格尔顿认为接受理论和其他当代文学理论一样，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读者参与整个文学过程，同20世纪60年代要求民主和参与各种政治的运动是相互呼应的，其最终目的都是少数人的垄断地位。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一章节，伊格尔顿还是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结构主义关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体现在结构之中的做法，有助于消除文学作品原有的神秘性；结构主义将意义置于象征和逻辑的结构上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结构主义有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意识理论的种子，但总的看来，他们不能够生根发芽。”（13）说到底，结构主义绝不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具体地论述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论述文学作品的历史差异和美学差异；结构主义陷入了一个虚构的、封闭的符号世界，脱离了社会现实；结构主义把文学的概念变成了写作的概念，因而文学作品变成了符号学的“文本世界”。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企图用现代的科学信仰来代替宗教式的信仰，它是已经异化的科学实践理论的翻版。在对“后结构主义”的论述中，伊格尔顿重点论述了以雅克•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还有罗兰•巴特的著作。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至少，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敲你的脑袋。学生运动在街道上被冲垮了，被迫进入了反传统的叙述。因此，后结构主义在本质上是激进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它企图破坏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赖以保持自己力量的逻辑”（14）。在“精神分析”这一章中，伊格尔顿从叙述弗洛伊德的原始理论开始，结合文学作品论述了精神分析的运用。自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创立以来，他对20世纪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伊格尔顿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是“一门致力于使人类摆脱羁绊达到满足和幸福的科学。它是服务于某种改革实践的理论，与激进的政治有些相似”（15）。
通过文本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伊格尔顿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并不是具体地与政治活动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去配合特定的政治斗争，为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而是指文学批评在对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分析时，所确立的话语是具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权力话语。这就使得任何美学理论、文学理论都成了政治学。毫无疑问，伊格尔顿这本理论著作，既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回顾性的理论梳理之作，同时也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美学观念开始确定成型之作。正是从这里开始，伊格尔顿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批评观念，而且开始确立了他坚定的美学立场：审美话语以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介入了一定的政治现实，审美话语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在一种基本的联系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的驱使下“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与伊格尔顿主张“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不同的是，塞尔顿的《导读》是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交流模式理论出发，来梳理20世纪西方文论史的。该模式为：语境信息发送者〉信息〉信息接受者接触符码信息发送者向信息接受者发送信息，信息要使用符码，信息有一个语境，并且通过一种接触方式发送。如果讨论的是文学，接触方式通常是印刷的文字。这样，上面的图示就可以调整为：语境作家〉写作〉读者符码或者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读者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取向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理论强调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生平和精神，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体现；读者理论批评把强调的重点放在读者或是感受的体验上；形式主义理论集中讨论写作本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社会和历史的语境看作是根本的；结构主义诗学注意的却是我们通常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不过，这样来描述，是从总体倾向而言，这些理论方法没有一种会无视其他方面的维度。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坚持严格的参照的视点，作家、听众和文本都被包含在那个全面的社会学的全面观点。（16）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概括西方文论的流程，确实比较新颖，与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来总结西方文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同性恋和酷儿等理论，图示却无法有效地纳入。这也说明自从文化研究兴起以来，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步进入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理论研究已非文学作品本身。在这样一种“大文化”范围里，以性别、阶级、种族、权力等视角切入，渐入正途，大获研究者的青睐，时尚、通俗文学等浮出地表，雅俗对立趋于瓦解。《导读》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明这种变化，但全书还是明显地分成两半，前半部如前所述，以雅各布森理论为基础，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后半部则是以文化研究为基点，以社会、种族、性别等视角切入，早已逸出文学作品了。
塞尔曼的《导读》在行文过程中，处处谨慎、落笔小心，论述精简，表现出了一流学者的深厚学养。如：在论述“美国新批评家”章节时，作者论述道：在论述美国新批评的兴起时，第一，出现了几个关键人物，他们是所谓的南方重农派或逃逸者集团部分，属于传统的、保守的、倾向南方精神的运动，这种南方的传统和精神对当时美国北方主宰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个关键人物与阿诺德、艾略特和后来反对现代无机文明的利维斯有一种同源血亲关系。第二，新批评的产生很大影响的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随后的冷战时期，它赋予文学文体特权，强调通过非个人化的分析，使文学文本成为伟大的艺术品，这些理论主张为那些异化的知识分子和几代淡薄无为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逃避的可靠港湾。第三，这段时期，美国学生人数大增，新批评由于以实用批评为根基，在教育界立即显示出了它经济实惠的价值短小的文本可以便宜地复印，平等地发散给每一个学生，从而满足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第二代产品的需要，也是应付那些没有共同历史的知识大众的一条出路。换句话说，新批评那种无历史的、不偏不倚的性质，即只学习书页上的字句的做法，显然与新的美国经验相适应的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活动。（16）看了之后，读者是否以为塞尔曼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是不是有伊格尔顿的影子呢，不知君以为如何？概言之，面对纷杂的20世纪文学理论，《导读》的作者能做到行文简明、精确，要言不烦，言简意赅，足见作者的功力；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虽说没有《导读》那样面面俱到，然就部分章节而言，作者论述得比较精深、独到，整部作品行文老辣、笔健词锋，一气呵成，且不失机趣。可以说，两部著作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2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关于调节货币价值问题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缪尔达尔.货币均衡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3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4
艺术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主题。在西方文论中“诗”的含义近似于中国文论中“狭义”的文学的涵义，而“诗”或“文学”又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在神话的源头，“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本文将通过对西方文论中艺术的形态分类进行梳理，来理清艺术和文学的关系。
一、“艺术”概念的历史变迁
“艺术”这个概念原来在古希腊是非常宽泛的，最初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在早期的神话中只讲到诗人们通常乞援的唯一一位缪斯：《伊利亚特》的起首“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这位女神在古代地府神教中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化身，而且体现着所有一般深入到存在的深邃奥秘之中的认识活动。亚里士多德见解的涵义就在于：“因此，如前所述，艺术是遵从真正理性的创作习惯。”
在希腊时代，“缪斯”艺术远未包括艺术的所有样式，其中既没有绘画也没有雕刻和建筑的席位。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科学知识形式、而不是艺术创作形式的历史和天文学也包括在这类艺术中。人的活动形式的分类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精神活动和物质实践之间开始出现的差别而产生。但这种分工没有硬性规定。以前的手工艺、技术都被称为艺术，如雕塑、耕地、炒菜。但人们对艺术世界的疆界，缪斯艺术和应用艺术的同源关系认识愈来愈明确，对缪斯艺术同科学的区别和应用艺术同手工技艺的区别的认识也愈益清楚。艺术的结合和它们同手工技艺的分离更加显著。柏拉图将它们对立起来，因为手工技艺是对理式的和物体的神的原型的“模仿”而摹仿性的艺术则是对摹仿的摹仿。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涵义，但他使用较狭窄的涵义，即审美涵义，他在艺术的范围内使诸如音乐和雕刻或者是建筑师和音乐家的活动接近起来。亚里士多德系统对比了各种缪斯艺术，如诗和音乐。
到中世纪的时候。艺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劳动的艺术即机械化艺术，艺人地位低。一类是动心智的艺术即自由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变更，开始把人世的快乐当做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发家致富不再是罪恶而成为侍奉上帝的表现。经济上富足的画家、雕塑家们不再甘心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从事的不是机械艺术也是自由艺术。为了挤进自由艺术的范围，他们重新想办法给建筑、雕塑等命名，最初被称为“七种艺术”。最后人们接受十八世纪巴多提出的“美的艺术”这个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建筑、雕刻、绘画等凑合在一起的。起源是这些艺术家们为了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和其他知识分子平等的地位才把这些艺术放在一起的，而不是发现这些艺术有共同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一定是美的。
二、“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但“语言艺术”是比文学术语包含更广泛的一组艺术现象的概念。它表示通过语言实现的一切艺术创作形式。它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在口头文学的范围内，艺术作品不脱离于艺术演诵，而书面文学则分解了“第一性”创作和“第二性”创作的这种历史上原初的统一，导致了两类新型的语言艺术家的出现：一种获得作家的称号，另一种获得朗诵演员的称号。这两种语言艺术样式之间的区别，归根到它们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中。口头的文学是以情绪、精神状态、感情趋向和思想趋向的一致性联合人们团结人们。但有声语言只能作用于给定时间和给定地位能够集合在一起的有限听众。书面文学较之口头文学在无可比拟地大的程度上诉诸作为个性的人，要求他的所有的个性性质，而不仅仅是他的意识中把他变成某种社会集体的一部分的那些方面参与到知觉中来。书面文学的发展和它对口头文学的排斥，不仅仅是与这些外在的状况相联系：如文字的发明，书籍的出版，文化的传播，而且与这些深刻的社会过程相联系，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学艺术价值消费者的范围内个性性质的形成和发展。
三、艺术品和非艺术品德界限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5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6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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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7
《周易》『坤卦之六二爻曰:“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周易》『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讲述了坤卦顺应干卦的大生之德，由此生成的所有万物便无不端正和方。既然其根本为如此，就算未努力顺应干卦之道理，并无大碍。即，坤道只要顺应干道即可使得万物生长繁荣，因此使得坤道更加耀眼。在坤卦《文言传》中，敬和义已转移至社会价值的世界。《大象传》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思维框架，卦所象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之结构意思予以分析，接着，君子将其转化成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从而联系社会成员的生活，作为反省的契机。即，将阴和阳符号重叠的卦分析称结构的官阶，将其意思予以说明时，比照认识可能的事务现象或人类之生活方式予以描述。此时，将比喻的事物之本质得到较好实现的状况设定为理想状态。换言之，《周易》的事物观不管是自然现象还是事件，多数情况下在价值的观点里予以评价和记述并登场，从而起到人类生活良好的里程标之作用。这不是给对象赋予价值后又将其作为生活指标的循环论证过程，而是自然现象和许多事物存在的关系结构自身意味着认识到在追求本质实现方面属于价值和道德的存在这一点。并非由人类赋予价值并成为人类生活指标。坤卦《文言传》的“直”是毫无歪曲天道而予以遵从，因此只要天理正确，其结果也总会正确。进而，符合存在法则的是正确的生活态度，其结果也总是在与周边的关系中适宜。如事物因直而方正，人类要反过来不断使得直，并且始终致力于达到方正。《文言传》作为这一人类实践之德目的即为敬和义。“敬”为朱子学学者非常重视的无间断和注意集中的生活态度，要求保存天理和消灭人欲，并要求时刻反省的生活。“敬”属于较为个人层次的自觉和实践的价值，相比较而言，“义”意味着理想的关系生活态度。因此，要通过内心之敬工夫使得显露在外的行动举止得以方正，作为社会价值基准的义之尺度得以内面化，从而持续性地纠正自身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以义将外部变得方正。《文言传》所完成的时期，即已开始将自然世界重新理解成道德的价值。③不将事物现象解体，以存在本身予以经验、观察并抽象化，从而认识本质，相较将事物解体和分离后经过整理构成新的假想，并把其说成是该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认识态度相比，是不具可比性的高难度认识方法。因为，前者是在以事物多样性和个体性为前提的根本基础上，以共同性的观点展望该事物的认识态度，其最终目的是要考虑事物本质和个别现象以及时空上与周边的关系等构成该事物的一体。所以，不仅无法严密和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将如此构成的认识予以客观传达也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这种认识所具有的价值是，其与现实和实在处于最接近。中国哲学整体所展现出来的这一特征在正义之问题上也并不例外。“正”为“一”和“止”的意思合二为一的合意字。“一”意味着，所有事物在整个宇宙或社会经营中被均等地赋予各自的位置和功能，所发挥的结果在个体间或个体与整体间达到调和与平衡。“止”代表单纯到某一地步的意思，与一结合后，便具有了既不超过也不及于，并不偏向左右任何一侧，而处于最中心的意思。“正”是具有走向“一”之意思的“乏”之相对字，构成其目标和“本”。因此，“正”是所有一切的大本，是中庸和中和之状态，处于与均衡达到调和的最善良状态，是所有一切之最理想的追求对象，构成最理想之成就内容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榜样。“义”曾用于指示人类容貌和行动举止的仪，后发展成该容貌和行动举止最适合的宜之当为规范，具有了行动举止适宜当为规范时予以评价的“善”之概念，具有了当为规范的规制力，从而也具有了调解行为符合规范的“格”之功能。如此看来，“正”与“义”分别具有自我完成和自他共成的一面，且具有了最善与最良的价值。若“正”具有自然内在的意思，“义”则具有较强的人为外在的意思。因此，作为规范基准的义应树立在自然的、本来的正为基础之上。④即，意味着伴随时代和场所引发的正、不正之偏差而言，义、不义的偏差要大些。结果，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是在各自缘起结构中经营生活的各个生命将其真面目充实发挥的时空里的存在构造。因此，中国哲学中的社会正义观具有自然主义的、经验的、历史的、关系的要素，具有尽可能向往不干涉主义⑤，并意图将人为操作性最小化的特性。这通过越接近以“大同社会”、“无为而治”、“以政去政”、“以刑去刑”或“止于至善”等来表现的理想社会状态时礼法制度和国家组织存在意义逐渐减少的反比例关系来看，可得以证实。
三、“律”的意思
“律”作为法的意思得以使用起于秦朝的商鞅。⑥虽然对此有不少争议，但重要的是律开始使用于战国时期，固定于秦朝。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百花齐放从而导致治国策略多样化的时期。⑦其中，法家大体上通过从事现实政治的政治家或行政家确立理论，在一方面处于能够将其实质进行验证的特殊地位。改法为律发生在秦代，这分明是法家的作品。那么法家为何改法为律呢?当时具有法之意思的用语除了律外还有很多。宪、典、模、范、型、刑、命、令等等都部分地具有规范或命令、原则、根本等意思。律原先是音乐用语。⑧在古代，按照用竹或铜制作的管之长短确定音之高低和作为基准音。将长度各不相同的12个管予以排列，其中奇数的管称为律，偶数的管则称为吕。六律和六吕合称为律吕。“律吕不易”意味着这已经是得以确定的基准音，无法予以更换的基准性或根本性。⑨音“乐”是通过各自确定的音予以协调，从而达到整体调和，并给予乐趣。即，从“律吕既和”中可看出“律”本来的目的是达到“和”。⑩如同“礼之用，和为贵”，与在不丧失多样性和个体性活力的同时整体上达成和谐的根源性原则具有同一的哲学性。瑏瑡从言语始于具体事物的形象和作用，提升为抽象观念性来看，规范意味的律可称为是在后续发展中意思得以扩张而成。律被使用于法的意思，也可以同样的脉络予以理解。“师出以律”的律即为法的意思。《国语》『周语下“律吕不易，无奸物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瑏瑢《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意味着将参差不齐的分成类，再把相同的聚集后，在各类设定基准，并以此为规范，作出一律的归一。因此，律的均布性将多样化的现象分类为“类”，并确立其体系，在各等级内作出一律处理，而不是对全体予以划一处理的武断的绝对平等主义。在彻底经验和现实的中国思想中将实际多样化的事物现象以划一的方式予以认识和处理的可能性起初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依据既存现实和本质追求最适合关系的智慧便是中国思想的卓越面貌。存在事实和道德善恶之相关问题在近百年来持续于新康德学派的存在和当为价值应予区别之大前提上的现代法学来说是无法冒失讨论的难题。虽然，西欧法学所讲的道德善之问题是在当为价值领域提出来的，但在判断对象为依人类行为所展开的存在事实这一点上，存在与价值的关系经常成为问题。现代法学的价值并不能够在因果上由存在事实予以正当化，仅依据之前的规范判断。即，依据既存现行法律，在价值领域内予以评价。存在并不能成为指向未来的当为之正当化根据，这一现代法学的确立信念是:道德价值评价的最后根据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上位价值。就这一点来看，《周易》的存在和价值的关系展示了非常有特征的面貌。瑏瑣
四、正名论与社会正义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社会现象，正名思想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而开始呈现。若对管子一书中阐述的真伪存在疑问，那么春秋初期最早并直接提出正名论的思想家则是孔子与老子。孔子的主张是正名，而老子的主张则是无名。由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象，名称与实质呈现出不一致。实际上这主要是因为体系的混乱或者封建政治制度的瓦解而导致等级秩序的崩溃以及权力的滥用等。在严格的身份体制一直持续的西周时期，随着各种制度的整合性崩溃，权力关系的行使与名称上的等级无关，价值体系崩溃，因此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言语严重地被瓦解，作为表象符号的言语或者名称而产生，这与实质的关系受到质疑，当时的混乱状况原样地被呈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定命论。孔子直接主张的正名则在对子路问答中，即“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最后，孔子的正名则是通过政治行为(为政)而实现。即，他认为政治的中心环节是所有的事物应当按照原样彻底地体现，而不是根据安排、调整来进行。孔子所谓的“正名”，从语法的构造来看，与把其定位于“名”相比，则应当把其定位于符合名称的实际。这是由于“名”不是由某个特定人制定，而是根据共同体成员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持续。在这里，前提是根据民心事物法则进行正确的理解并命名。“名”是由“夕”与“口”而构成的会意字，这意味着冥冥之中通过言语来说明自身存在而形成的文字。因此，通过发达的语言，形成可以反映事物内在机能本质等含蓄性、象征性的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只有人间才接受这一内在价值的象征。在东洋各国中，避讳直接叫他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名的意义在学界中一直备受争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意义。正名意味着正确地进行命名。即，具有正文字的意义，郑玄的主张就相当于此。同时也可以解释为纠正错误的命名。瑏瑤并且，正名也可以解释为正确地确立名分。尤其是，孔子在其论语中严厉地斥责诸侯自封天子的各种形态，要求遵守符合自己身份的礼仪。瑏瑥这种情形下，可以解释为试图正确地确立政治性等级的名分。因生活的变化，事物的实质也在变化，名称不能反映其实质时，正名也会成为问题。这种情形下，虽然孔子以“名”为基准，试图控制“实”，但是不应只把孔子的思想视为陈旧、保守的思想。实际上孔子的正名思想包含着上述三种立场。孔子的定命论则是通过为政(即，政治行为)而形成的。这在当时的社会构造上，是为了与一切都是通过国家的统治行为而展开的社会经济环境相衔接。孔子说:“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正”不光是针对所有的人，甚至于连接人与人媒介的事物也应当在其位置上构建所有生命可以共存、最佳的状态。这不是人为地通过制度可以形成的，而是通过各种生命所具有的自然生命现象，自然地形成并维持其相互间可以共存的最佳关系，这种相互间的协调与均衡构成了社会。孔子把这称为充满道德价值的社会，并且没有任意规制与要求的状态，即“大同社会”。这意味着是牧歌式的社会，与故意使用立法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小康社会不同。构成小康社会的统制体制若是王道政治的话，那么构成大同社会的原理就是无为而治的状态。最后，正名只要可能，人的自然本性即使没有以上的规制与滥用，也会自然而然地呈现，相互间也可以达到共存的状态。在《大学》中，这样的状态以“至于至善”的形式而呈现。正名中的“名”在悠久的人类历史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得以形成，也可以称为“实”，与之相对应的是言命。孔子的“仁”即是根据人类生命的本性而形成的社会构成原理。而仁政是可以完全实现这一点的政治行为，并且达到所有社会构成人员可以和谐共存的最佳政治状态。因此，为了实行仁政，必要时可以严厉地执行刑罚，相反，也强调用刑慎重不滥。总而言之，仁政不是任何时候都需要以仁爱的方式抚慰百姓的统治。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后，最先作出的就是对当时体制的批判，少正卯被处以死刑即证明了这一点。在孔子与子路的问答中，孔子从言、事与政治层面谈论了正名，正名最终只有通过为政才可以达到。上述引文中孔子的正名未被达成的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言、事、礼乐以及刑政来说明，结果礼乐与刑政的不合理正在警示动摇百姓生活基础状态的危险性。最后，正名的实现决定了通过政治行为谋求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可以自然呈现的状态。这不是单纯地通过法制制度或者社会制度可以达成的，人类只有把世间的存在理解为道德性价值才可以明确地认识。《中庸》把构成人类社会的圣人功德称为“配天”。即，天地完美存在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具体地得以体现。而正名由于是在同样社会状态下所呈现的事物名称，因此这通过所谓仁政的为政而达成。孔子直到最后还坚持的“一以贯之”之道，即，忠恕之道也是仁思想具体化的规范现象之一。因此，对于孔子的正名思想，不能单纯地理解，并且也不能以社会中很容易确认的习惯性形态或者阶层性等级分工原理等方式狭隘地理解。最后，人类的生活在天地自然界中与其他万物一样，根据天道的存在原理应当共存地生活，并且这样的现象是以充满崇高道德价值的生活为前提，这一事实是定命论最重要的根据。
五、儒家与法家的社会正义
社会由相互关系构成，关系伴随组织，组织以规范为手段得以存续，规范强制力的永久性产生制度化。法家明确认识到:人类历史中，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经历这些过程而得以形成之事实。人类生来即有的特性上，生活手段发生分业化，这导致社会的阶层分化，相互间的行为模式确立为行为规范。法家以“分”的思想对其进行说明，这又被荀子接受，成为礼的依据。因此，不管是在道德观点强调礼之身份制社会制度的荀子，还是基于“平如水”的法之平等性强调法治的法家，并未对社会的身份阶层分化表露出极度的否定。问题是，分化的社会阶层和各身份的社会责任如何才能使得基于社会结构之本来性质的弹力不至于丧失。即，留有如何确保阶层间上下移动和使得其变为可能的源泉性根据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阶层分化与由此引发的身份制结构包含有“分配正义”之实质正当化的客观指标是必要的。儒家认为分配的正义存在的理由是统治阶级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人格之开放性瑏瑧，而法家则认为是法律之纯粹和大公无私的开放性。瑏瑨因此，接近社会构成原理之真面目的法制度在遇到运用主体之大公无私的灭私奉公人格时才能得以完善。这一点就是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阳儒阴法之不可分关系持续的理由。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在从人类原本的人性出发，刻画出理想化的人类面貌、社会面貌和国家观。但，前者将人类和社会以主体之内在道德心的观点审视，而后者从平均的人类面貌出发，重视制度的功效，在这一部分，两者存在差异。
六、中国的传统正义观与韩国的传统国家制度
中国的哲学是通过人类普遍的感性与理性的思维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能与原理的沉淀物，而绝不是设定像神一样的抽象存在试图判定、评价现实。中国的哲学认为人类的智慧可以被共有，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实施的行为。中国的哲学由于是通过人类的一般经验而形成的生活智慧，因此，对于国家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无论谁都可以接受，并具有可以实践的价值标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幕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事物法则渗透着我们的生活，无论何物、无论何地、无论何时，都离不开这样的法则。因此，不管什么时候都应当考虑到他人。这正是意味着人间不是绝对的自我与独立主体性的存在。即，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间的社会存在性。《中庸》云:“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基于百姓的国家制度是详细地审视并把握人类的一般共同生活面貌后，根据中庸而形成的。这意味着国家制度应该在人人可以活动的范围内形成。如此，融入中庸原理的中国国家制度在以后的过程中广泛地传播到东洋各国，由此而形成了普遍的东洋文化圈。韩国自6－7世纪的三国时代以来就开始吸纳中央统治机构与律令制度，在10世纪的高丽王朝时代，引进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同时也借鉴了必要的唐律。如此，更进一步认识了在中国已经形成的国家制度的合理性，在把儒教作为国家统治学的朝鲜王朝时代，完全地把明律作为朝鲜王朝的基本刑律而使用。中国的儒教哲学深深地渗透进韩国社会的国民生活中，至今韩国的国民仍具有这样的意思构造。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06
自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诞生以来，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成了理不清、扯不断的复杂关系，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争论也贯穿了整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史。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百年历史发现，由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不断改写和重写，也由于文学边界不断地扩展和越界，加之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者的理论基础、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不同，对马克思经典著作及文艺思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选读、误读、臆解甚至背叛，导致文艺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变得异常的复杂，在西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谱系中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20世纪分化为三个各具特色的文艺理论论域，即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苏联及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文将梳理西方世界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对文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归纳总结其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
一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简称《导言》中这段论述，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及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文艺理论对文学定义的基本依据，西方世界持续百年的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也都依据于此。
前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的论证逻辑一般是这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艺属于上层建筑，与法律、政治、宗教或哲学同属观念的上层建筑，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文艺是一种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文艺的本质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在《导言》中，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分析是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也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重要方法。结合马克思前后的论述看，马克思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其中虽然提到艺术，但马克思只是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指明了艺术的社会性质和艺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在给艺术下定义，更不能由此界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恩格斯指出，有人“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他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2]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定义是用一个僵化概念去描绘一个变动或变化的事物或现象，它不但无法描述事物的变化，反而使事物的变化在僵化的论述中被扭曲，因此，他认为定义的方式是不科学的。研究者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在重要的地方都不下定义，他只是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分析、举例或作批判的证明。在马克思反对下定义的地方寻找文学的定义，并由此得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结论，这是对马克思曲解。
马克思的《导言》中提到，文艺是不同于理论的另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认为，理论掌握世界的方式是理性的证明，而文艺则诉诸情感，形象性是其特征，因此文艺是以形象性和情感性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美在艺术作品中的产生和存在，是与作品内容在意识形态方面正确倾向性、作品内容在认识上的客观性不可分的，由此文艺还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但这个逻辑有一个问题，艺术是表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并力图克服这些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些冲突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只不过用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形式表现时才具备意识形态性。这里涉及到认识问题和价值取向，詹姆逊认为，“关于错误意识的理论便包含着理性认识的可能性，而理性在马克思理论的传统中往往以科学的形式出现”，[3]马克思认为，科学认识是可以避免意识形态出现的。其实马克思在《导言》中的那段话是要提醒注意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一种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这些变革可以用科学来指明，另一种则是反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冲突的并“力图克服”的以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为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里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但并不是要将科学与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对立起来，他只是将科学与那些以“意识形态形式”来表现冲突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对立起来，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对马克思解读时容易忽视的地方。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正是马克思提醒人们一定要“意识到”并力图克服的。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在提醒人们必须注意这些法律、文艺或哲学等体现出来的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虚假性的意识，而不是从本质上将这些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界定为意识形态。这是第一个误解。
再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界定上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意识形态是法国思想家特拉西给一门专门研究观念和感知系统的新型学科的命名，由于拿破仑的使用，意识形态成为空想与虚假的代名词。马克思在接受了拿破仑意义上的空想和虚假的含义之后将其引进德语并运用到他的一系列批判之中，用以揭露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虚伪性和隐蔽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仍然带有拿破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痕迹。马克思认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6各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呈现出其虚假性的一面，关键在于它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以为幻想可以改变现实，观念能够替代现实。从意识形态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文艺就是一种虚假意识的反映，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显出了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荒谬性。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4]98许多研究者认为，马克思这一段话预示着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概念”发展阶段，曼海姆认为，“马克思是把意识形态的特定概念过渡到总体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5]西方世界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中性的定义，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或者是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或者是作为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最集中的体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新的指向。
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选读、误读甚至臆解为后世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界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埋下伏笔。
二
“明确文学的本质和定义似乎预先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定义成为一种先在的条件，文学定义的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概念界定的合法性之上”，[6]这似乎是所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走过的弯路。但就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来说，西方世界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和扩展。
西方世界的马克思文艺研究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和后马克思主义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卢卡奇。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出发探讨了意识形态的起源。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来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使人们整个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都陷入了物化状态。他在晚年所著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把异化这一范畴的本质特征之一界定为意识形态性，认为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詹姆逊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可以用“限定的策略”来解释，意即不可能认识整体。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结构上受到限制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到了曼海姆那里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改写。曼海姆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曼海姆认为，存在着特定意识形态和总体意识形态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观。特定意识形态是指思想或表征或多或少对现实进行有意的掩饰和欺骗，而总体意识形态则指特定的社会历史集团或阶级的意识形态。曼海姆实际上开启了人们用意识形态来指称世界观的先河。
在葛兰西这里，意识形态出现了新的转向。其实，葛兰西著述讨论的是霸权或者领导权的问题，其概念比意识形态更为宽泛。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或统治方式，一种表现为政治领导权，另一种为文化领导权，前者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而后者则通过传输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文化的方式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合理化证明。詹姆斯・罗尔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是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意识间的连接机制，它通过日常的社会互动将文化与意识形态表征联系起来，将“意识形态的观念变成不言而喻的文化预设”。[7]伊格尔顿认为，“霸权不仅仅是某种成功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被区分为形形意识形态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方方面面。意识形态特别指权力斗争在意义层面展开的方式。”[8]87因此，伊格尔顿认为，葛兰西将意识形态与政治集团或者权力结合在一起。葛兰西之后，意识形态不但从观念扩展到实践，而且与权力和宰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葛兰西的理论启发了阿尔都塞，他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阿尔都塞认为，只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但却有多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包括宗教、教育、法律、政治、传媒、文化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起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意识和信念，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个想象的构造，其地位完全和梦的理论在弗洛伊德之前的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一样”。他解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后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虚幻的，并且没有自己的历史，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永远以不变的形式存在于历史等于包含社会阶级的社会形态的历史之始终”。[8]6后世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先在的社会存在，包括詹姆逊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无意识”，都可以看到阿尔都塞的痕迹。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表征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因为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之间关系的关系，是第二层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想象性本质，成了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整体中观察到的如果我们没有生活在其真实中所有的想象性扭曲的基础”。[8]8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结构，它不是一种知识，也不关乎真假问题。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交往过程中的扭曲现象。由于权力和金钱等“非语言的驾驭机制”贯穿于社会系统之中，成为生活世界中交往的手段，使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语言交往受到侵犯和干预，语言的沟通成了利益交换，价值共识为可操纵的媒介所扭曲，交往系统扭曲变形，意识形态由此产生并不可避免。
伊格尔顿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吸收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观点基础上，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出批判性的总结。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意识结构，意识形态建构了主体，“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的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碍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虚假观念”的思想，同时又将意识形态定义为话语与权力连接的产物，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权力特征。
在《意识形态导论》中，伊格尔顿说，没有一种意识形态概念获得该领域理论家们的普遍认同，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他梳理了学术史上较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归纳出意识形态的6种定义。汤普森提出意识形态运行五种模式即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总结出了人们使用意识形态的7种模式：错误意识、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物化、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上的异化。詹姆逊的这7种模式，可以说基本概括了卢卡奇之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看法。[3]206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贯穿了某种思想体系的文化现象即政治无意识，在他看来，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文化之中，隐性而非显性地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人们很难发现它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都没有像我们自己的社会这样在如此众多的方面被神秘化，像它这样渗透着情报和信息，这些都是神秘化的工具。如果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不可能的了，任何统治也是不可能的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境遇。”[0]49应该看到的是，从卢卡奇开始，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或回归黑格尔，或借鉴弗洛伊德，或借助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从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不同形式的“重写”或“改写”，意识形态的外延也扩展到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工具理性、科学技术等。
与意识形态泛化相反的是，一部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同时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如曾经的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以研究消费社会意识形态著称的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其前期还秉承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思路，认为消费社会消费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消费逻辑渗透到整个社会和人的心理结构中，人被彻底“异化”。但其后期，则认为后现代仿真时代到来，使真假之间的差异消失，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内爆，确定的意义彻底消失。没有真实，没有真理，意识形态消失了。而撰写《马克思的幽灵》、“为马克思辩护”的法国哲学家、“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①理论家德里达，在解构形而上学的同时也解构了真理，他与鲍德里亚殊途同归，也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概念上的错综复杂导致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上看法纷争不断。
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艺属于上层建筑，与法律、政治、宗教或哲学同属观念的上层建筑，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文艺的本质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这是前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证基本逻辑，前苏联文艺理论体系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意识形态”论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最具制约力的元理论”。而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则走上了与前苏联及中国体系不同的道路。
卢卡奇认为，物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要克服物化，消除这些意识形态，就必须坚持一种总体性的原则，即从总体角度认识社会。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能够从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力求描绘社会总体。他认为真正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认为一种“物化”的形象是真正的现实，现实主义者马上就会把这一切拜物假象和现象转到真正的实质上来，转到人们中间具体的关系和联系上来。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立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这种艺术只描写现象，不再反映社会关系，是物化的产物，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能够克服这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与文学的问题在卢卡奇这里表现为创作方法选择上的问题。
阿多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体系就是在同一性这种强制逻辑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等级式的概念体系，是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哲学根源，是意识形态的“原初形式”。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同一性原则导致了人与社会的同一，主体与客体和谐这种虚假幻象，艺术成为“顺从的艺术”。他提出用“否定的辩证法”来反抗同一性逻辑，利用事物的自我否定功能和概念的相对性来否定对事物的把握及其意义，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和马尔克塞类似，阿多诺认为艺术的语言和结构是艺术与意识形态的结合点，现代派艺术正是通过这个支点刺破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
马尔库塞亦反对同一性，张扬否定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魔术似的、专横的、礼仪的要素充斥了言语和语言之中，话语的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发展阶段的那些中间环节被剥夺”，[2]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语言割断了言语和语言的中间环节，使语言失去了超越和批评的功能，成为一种具有操作主义特征的语言，这些操作性的语言必然表达和促进了理性与事实、真理与被认定的真理、本质与实存、事实与它的功能之间的直接等同。资本主义社会将语言演变成单向度的语言，语言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文艺与意识形态的联接点就在语言。艺术要挣脱或者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从语言下手，必须挖掘思维方式中的否定性思维模式。马尔库塞不但纠正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将形式与内容割裂、将形式理解为反映意识形态的手段的僵化教条的观点，而且将艺术革命的重点转移到了形式因素上来，艺术的自律性和革命性成为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键。在这里，马尔库塞重新界定了文学和意识形态，他这里的文学艺术具有自己的自主性，可以摆脱社会既定规则的束缚，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将虚假性作为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马尔库塞一定意义上回归到了马克思早期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在他看来，文艺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自由与爱的象征，它承担着人类实现救赎的希望。
阿尔都塞指出，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要特征，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但并不表明文学就是意识形态，他拒绝把艺术简单地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并不给我们以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的那种意识形态。”[3]在这里，阿尔都塞所指的真正艺术是不以逻辑概念的方式，而是以感性的、直觉的形式呈现现实。这种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艺术从意识形态中诞生并沉浸其中，而又与之分离，超越意识形态的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对意识形态的表现不是显现的，而是隐性的，它并不以工具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出现。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左右着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意识还会出现在文字的缝隙中、空白处。文艺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但文艺能超越意识形态并“与之分离”，可以不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工具，不做显性的意识形态表白，尽量将其意识形态因素压制到文字的缝隙，让其作为隐性的意义埋藏起来。我们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但可以通过文字的断裂、空白、沉默，在公开意义与作者的实际意图之间造成一个裂缝，从而让整个文本的意识形态表述出现矛盾和不和谐，瓦解和整个文本的既定逻辑，让文艺从意识形态的笼罩中逃逸。“症候式阅读”是阿尔都塞揭露文学意识形态的手段。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建构起来的主体间的互动，交流就是互为主体间的对话、沟通，交往的核心是“理解”，而语言是理解的“沟通媒介”。作为文学的语言符号是公共的，但如何使用符号以及符号指涉什么却具有私人性，因此，文学语言中就会出现大众理解的符号指涉与作者意图之间的断裂，是交往过程中的扭曲，有了扭曲，意识形态就不可避免。哈贝马斯也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联结点放在了语言上：语言既是传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同时也可扮演颠覆意识形态的工具。和阿尔都塞相似，齐泽克认为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也隐藏在文本的缝隙之中，这种文本“在秘而不宣的如控制，等等社会利益影响下，其‘官方的’、公开的意义与其实际意图之间存在着裂隙――也就是说，在这种文本中我们所涉及的是文本直接表述的内容与其实践前提之间的一种未经思考的张力”。[8]9即是说，在文本的公开的表述与实际的意图存在着断裂，而这些断裂之处恰好是暴露了隐藏其中的意识形态。
伊格尔顿从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艺术是社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中的一部分，这种知觉结构作为一种无意识确保某一社会阶级对其它阶级的统治。因此，文学与观察世界的主导方式即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或意识形态有关。作为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意识形态是体验那些社会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和永久化的方式。意识形态所反映出的这些社会关系不仅出现在“主题”和“中心思想”中，而且也出现在风格、韵律、形象、质量以及形式中。伊格尔顿梳理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的基本逻辑脉络：文学研究的关键是意识形态，而要理解意识形态，就必须将意识形态放在社会整体中去观察，考察它怎样由特定的、与历史相关的、巩固特定社会阶级权力的知觉结构所组成。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有两种极端的、对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是那个时代具有一定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能够挑战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文学作品既是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同时文学作品又以自己的艺术改变了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形式结构是理解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伊格尔顿拒绝接受阿尔都塞关于文学能够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观点，认为文学是对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话语一个复杂的再生产。批评所关注的不只是文学形式的规律或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规律”。[4]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就是通过显性思维与隐性思维的矛盾性，破解这些掩盖潜在内容的形式框架和抑制策略。文本作为研究或者阐释的客体被理解为个别性的文学作品，但与普通的文本阐释或者个别解释不同，这个“个别作品”被看作是一种“象征行为”。在社会视域中，文本作为研究的客体不再被看作是个别作品，“将被作为那个更大体系”，“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或阶级话语”，“或阶级话语、或语言的个别表达，也就是言语而重被视为焦点”，[5]文本不过是这些阶级话语的一种个别言语或表达。在社会视域中，文本从“个别作品”转换为集体或阶级话语的一种言语表达形式，传达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詹姆逊认为，这种言语形式就是“意识形态素”，即社会阶级在本质上不相容的集体话语的最小可读单位。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有着各自的话语表达方式和策略，这些话语代表着各自阶级的机制体系，是各个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而意识形态素则是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的具体言语表现，但阶级话语并不是以显性的话语形式表现，而是以隐性的意识形态素表现。
詹姆逊认为，文学素材或潜在内容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在原初就是有形式的，并且开始就具有了意义，“艺术作品并不赋予这些成分以意义，而是把它们的原初意义转变为某种新的、提高了的意义建构”，詹姆逊认为，内容是不需要释义的，因为内容本身从本质上说就直接具备了意义。“批评过程与其说是对内容的释义，不如说是对它的揭示，是对隐匿在曾经作用于它的种种稽查的歪曲之下的原初信息、原初经验的一种暴露、一种恢复；这种揭示采取说明内容何以如此受到歪曲的那种形式。”[6]阐释的任务只能落到形式上，就是考察形式如何对原初意义进行“稽查”、如何“歪曲”或者“隐匿”原初意义，形式如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四
卢卡奇之后，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他们都把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连接点聚焦在语言上，都十分重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文学语言怎样发挥意识形态功能并制造出意识形态，二是这些意识形态掩盖或遮蔽了哪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或者这些权力如何通过文学发挥作用。从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到詹姆逊，他们都是认为文学作品中文字的断裂、空白，沉默之处，恰好是意识形态的藏身之处，文学批评就是要从这些断裂和空白处去窥视意识形态的痕迹，尽管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他们揭示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研究文学，而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种族、身份、地位以及权力上的平等和自由，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如伊格尔顿所说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文学批评就是将关注点放在“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规律”上，放在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制度”上，其目的就是要将隐藏在其中的维持统治系统的权力结构暴露出来，文学研究的目标是要实现马克思的总目标，即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之后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基本上沿着这一思路，透过文本挖掘其隐含的内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暴力及一切不平等关系。文学研究成为他们政治研究、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不同的是，虽然他们都把人的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上，但马尔库塞、阿多诺等法兰克福一派认为文学本身具有反意识形态的因素，文学不但不是意识形态，而且能挑战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到伊格尔顿及詹姆逊，则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先在的结构，是文学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显性与隐性策略之间的张力去破解意识形态。
在西方世界的马克思文论家那里，文学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改变，伊格尔顿的“文学”已经不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而是话语形式，“是表示社会中有价值的写作的总和：哲学、历史、杂文、书信以及诗歌等等”，[7]他所谓的文学涵盖了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一般文化文本形态。德里达甚至提出文本之外无他物、一切都是文本的观点。他一方面认为，一切文本都可能是文学性的文本，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学“几乎没有”。因为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实质或实在。因为文学性已蔓延到了所有的文本。文学泛化到一切文本，德里达无疑于宣告了文学的消亡。鲍德里亚认为后现代社会只有拟像，真实性、意义和社会性都成为能指符号的狂欢，没有内容，也没有形式，一切文化形式和语言都被吸收到这个纯粹符号操作的模型中，“艺术就无处不在。所以说艺术死了，不仅仅是因为对艺术卓越超凡的批评已经消逝，而且还是因为现实本身已完全为一种与自己的结构无法分离的审美所侵润，现实已经与它的影像混淆在一起了。”[8]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以及政治形式均已穷尽。在他宣告意识形态终结之后，他同时宣告历史终结、艺术终结。意识形态消失了，艺术消失了，文学和意识形态从此不再有任何关系。
从卢卡奇开始，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经历了对马克思文学思想的重新发现、重新修正，到对马克思文学思想的人本主义的重新恢复、积极补充，再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解构、超越，甚至背叛，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者也经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德里达坚决反对将自己“固定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于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法’或者‘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之中”。德里达等后现论家解构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解构了总体性，也解构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继承马克思的旗帜下抛弃了马克思。但正如他的著作所言，马克思是一个幽灵，是无法摆脱的幽灵。因此，德里达、鲍德里亚他们在宣告文学和意识形态消失之后，好像为西方世界这场百年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正如拉雷恩所言，“后现代主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进攻姿态没有彻底根除它希望抛弃的整体视角――反而暗中假定它的存在，从而最终自相矛盾。它拒绝意识形态批评，但在攻击元叙述，以及分析各种似乎掩盖了深层现实的社会现象时，又引入了一种意识形态批评。”[9]因此，意识形态和文学终结之时，无疑将是又一场新争论的开始。这场争论或许还将持续百年。
注释：
①复旦大学俞吾金、陈学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中认为，德里达是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后马克思主义四大派别之一。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70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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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詹姆逊文集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ZK]
[6][詹姆逊文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0-82[ZK]
[7][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987∶236[ZK]
[8][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00[ZK]
[9][JORGELARRAIN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6[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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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德等国其是侦查权的行使主体，直接领导警察进行刑事侦查，从案件的启动到终结，都在检察官的控制之下，并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因而这些国家能够保证侦查行为符合法律要求。从目前的立法状况和改革难度上看，我们还很难达到检警一体化的监督程度和效果，但我们可以从机制入手，逐步地改变检察机关对于侦查行为监督的滞后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将侦查行为直接置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地、主动地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而不是因举报才介入监督。即将公安机关线索受理、立案、侦查措施运用以及侦查终结处理等过程都通过专网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使检察机关在案件受理时就能监控到案件的横向运行情况，将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当然，考虑到侦查秘密问题，可以通过权限设置的方式将具体案情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避免案情完全暴露，从技术上讲，实现这一措施的难度并不大。
最后，要适当赋予检察机关实体处分权。目前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就是纠正违法通知和检察建议，至于公安机关是否良好地纠正，完全取决于公安机关。没有实质的处分权，建议权是无法达到监督效果的，侦查行为要得到约束，就必须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侦查权。从公安、法院等部门的成功经验来看，只有以实体处分权取代建议权，才可能从根本上强化法律监督效果。具体而言，针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可以视情节轻重给予建议纠正、撤销、责令改正、建议上级追责等处分。同时，完善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具体细则，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对于违法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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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6505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西方正典》中把莎士比亚与但丁置于西方经典的中心，指出莎士比亚的洞察力超群出众，思想的深刻新颖无人能比，把握语言的能力驾轻就熟，远远胜过但丁在内的所有人。莎士比亚居于西方经典的核心地位是无人撼动的[1]。因此，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起始对莎士比亚戏剧（以下简称莎剧）的研究长久不衰。
一、现代文学理论对莎剧的解读
二十世纪是理论狂欢的世纪，各种精心打造的理论从各个侧面不停地解析这个世界。这些理论引导着人们来审视自身和观照世界。文学领域更是如此，毕竟文学本身就是在关照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诸多西方文学理论如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不约而同地聚焦莎剧作品。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在莎剧中的解读与阐释，旨在展示莎剧的全面而深邃。从而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光照百代的巨匠风范。重读其经典剧作带给人们的一种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感受内在变化的冲击力。在莎士比亚去世五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之际，再一次感受莎剧经典魅力。
（一）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由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而其影响远超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西方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均意义深远，甚至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上，弗洛伊德首创采用俄狄浦斯情结对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深入分析，成为《哈姆雷特》研究新亮点。在我国，西华大学陈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再现―― 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分析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文再一次应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哈姆雷特性格的形成作了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哈姆雷特》戏剧中的任何偶然性的后面都受到必然性的支配，都是哈姆雷特这个主人翁无意识动机与意识的控制相互冲突的结果，是哈姆雷特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暴露。哈姆雷特的母亲再次嫁人这个外部刺激使得俄狄浦斯情结再现，是哈姆雷特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复仇成了里比多满足的代替物。而苏州大学方汉文的《哈姆雷特之谜新解：拉康的后精神分析批评》一文对哈姆雷特的性格做了深入的研讨，文章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哈姆雷特行动延宕，不能实施报仇行为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处于一个心理―语言的结构之中，他没有本人行为的自由，只能遵守“他人”的规则。该文指出拉康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结合，用后精神分析理论为争论已久的“哈姆雷特行动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
（二）女权主义理论
西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女权主义比滥觞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实际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实施批判。由此形成了女权主义批评，改写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重新发现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体制中女性作家作品价值以及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刻画的分析批评。
就十六、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而言，文艺复兴的功绩是把依附在基督教权威下人的价值重新定位放大，把人的理性与上帝的精神支撑并置。然而，数千年传统所导致的男权中心社会体系，人的价值的开掘很大程度上倾向于男性，女性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因此，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很容易发现以男性价值为判断的两种终极性格的女性形象，即，要么是天真美丽、善良聪慧、贤淑温雅的天使化身，如《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娅、《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暴风雨》中的米兰达以及《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或者是恶毒刁钻、贪婪自私、蛮横的恶妇形象，如《李尔王》中的考狄利亚的两个姐姐贡纳利和瑞甘、《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对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妇》进行女权主义解读发现。仅从题目可以看出，在以男权为中心社会中，对于同男性抗衡的女性最终象驯服动物一样被驯服为男性的依附。书中进一步指出莎士比亚以男性为尊的性别歧视出发，对女性形象进行丑化与贬抑，体现了莎士比亚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
（三）存在主义理论
与其说存在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学理论。它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从研究人的存在为开端进一步探讨本体论。存在主义警示世人，人的存在是一种被抛状态，从本真的状态渐渐地沉沦到非本真的状态，大千世界是瞬息万变，是纯粹偶然的，是混乱不符合逻辑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的存在毫无意义。但若有人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终极目标，并坚持下去，那么他的人生将不是荒诞的。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使人类无法确定自己的终极目标，对生存的追问得不到答案，世界充满了不和谐与不合理，是荒诞的。
重读《李尔王》，会发现存在主义理论在该剧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悲剧开端，葛罗斯特发出预示，整个世界乾坤颠倒、不分、秩序混乱。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自己的生存目的，一切都淹没于荒诞之中。此时，清醒的国王李尔是非不分，而疯癫的李尔却悟出人生真谛。他清醒时一派胡言，疯话里却充满道理。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个创作手法，更是戏剧大师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再度追问。国内已有莎学研究者就此展开论述，如内江师范学院翁礼明的《对李尔王发疯意义的重新解读》一文，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对神（上帝）的反叛与颠覆使人性堕落，走向价值虚无。因此，在缺乏信仰的时代里，人的丑恶与卑污全都展露出来。李尔以自己的发疯承担起人类反叛上帝带来的人性灾难与价值虚无，以唤醒人类对自身的反思，希望重建信仰，启明人类。另外，湖南师范大学蒋丽霞的《生存的悖谬与虚无的拯救――〈李尔王〉的一种解读》一文通过分析指出，李尔与葛罗斯特的生存状态暗示人的存在的荒诞与虚无性，该剧通过鲜活淋漓的死亡画面，昭示着生命主体在生存的本真意义上的价值维度，而剧中所有人物的遭遇和最终的结局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影射，各自在虚无的时空中完成了对自己的生存价值的体认和拯救。
（四）原型批评
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之为原型（archetype），指人类原始祖先潜藏记忆的储存库 ，是人类据以做出特定反映的先天遗传倾向，是最深层的无意识。文学艺术评论家通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重构这种原始意象，进而分析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在荣格原型理论的基础上，诺思罗普・弗莱创建了原型批评理论，其核心是文学原型。他把心理学或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转移到文学领域，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通过这种转移，弗莱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由意象组建的叙述表层和一个由原型组建的深层结构。这样就使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及深层两个层次的内涵，在此前提下的文学批评去追问文学作品潜在内涵[2]。
对于西方文学艺术的分析研究自然地要溯源到基督教及圣经的本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亦如此。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参看的是莎士比亚生平历史和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从有据可考的资料来看，莎士比亚出生在瓦立克郡斯特拉福小镇，该镇的圣三一教堂有他受洗的记载是1564年4月26日。按当时惯例，婴儿在出生三天之内要接受洗礼，故可推测莎士比亚应是生于同年4月23日。十七世纪初，英国国教（The Anglican）确立，形成一整套教规礼仪。莎士比亚作为普通国民必然要接受这种教规礼仪，尽管缺乏足够的历史证据来确认莎士比亚属于天主教、清教或新教，但可断定他是个虔敬的基督徒。这是解析其作品的一个有力支撑点。
在莎剧中存在诸多意象，特别是与基督教及圣经有关的母题（motif），比如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自然是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反映，其剧作给人们了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着力于博爱、正义、宽容、救赎、复活等基督教教义与《圣经》理念如何引导剧中人物行动并展开剧情。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多数人物具有鲜明的基督徒色彩，甚至某些情节直接参照《圣经》编排而成。Van Dyke 说：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语就在于道德律的尊严，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向世人来表现这个真理[3]。在此方面，我国河南大学的李伟做了许多拓展性研究。
但是，莎士比亚处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大潮，这种时代大潮震撼着其深层思想，所以其作品不仅体现基督教的神本主义思想，同样也具有人本主义理想（基督教理性的反叛）。因此，单纯地着眼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神本主义精神就无法形成全面的莎学研究。
（五）接受美学理论
该理论认为，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者，是文学研究中必要组成。由于读者不同时代背景、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知识水平、认知程度、观察角度、文学爱好、审美情趣、联想思维等，对同一作品的反应千差万别。即便同一个读者，对同一部作品多次阅读，每次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与内涵绝非一成不变地固定于作品之中，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接受美学以文本为对象，以读者为主体，力求把握文本深层意蕴积极能动地阅读与再创造，是读者在其审美经验基础上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属性和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扬弃。因此，接受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读者，打破了文本中心的封闭语言系统，肯定了读者在接受文学作品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从而确立了读者在文学接受的中心地位[4]。
对于《哈姆雷特》的阅读接受历史久远，“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仅仅哈姆雷特为何迟迟不肯下手除掉仇敌这一主题，人们采取各种方式去解读，有认为哈姆雷特太脆弱，无法承担此任务；也有坚持哈姆雷特过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外界；还有主张是哈姆雷特的犹豫导致了他的一再延误；另外也有认为哈姆雷特是精神裂变之人，因而也不能完成此任务；当然弗洛伊德的观点也是一种解读，认为哈姆雷特具有恋母情结。无论怎样解释，都是读者依据各自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做出的分析。反过来讲，莎士比亚在创作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时也不会有太多的现代意味，但正是他的创新使得哈姆雷特这一文学艺术形象成为世界艺术长廊中不朽杰作，给人们留下无限的解释空间。
（六）后殖民主义批评
后殖民主义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改观，尽管其根本仍然是一强势文化对一弱势文化所采取的居高临下、自我高傲的支配者心理，但后殖民主义在表现方式上发生巨大转变，不再是以往的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而是主观上的话语权力以及心理状态上在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上强者之态的外显。这种支配者心理的形成来自于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是西方对非西方的权力关系、霸权关系、支配关系，在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形成过程中非西方世界被潜在地界定为“他者”形象，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而西方就是“我者”，是中心[5]。
前文提到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一书专门开辟章节：人文主义还是殖民主义――《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作者从四个方面解读普洛斯帕罗与凯列班各自蕴含的象征，指出普洛斯帕罗是虚伪的人文主义，实质上他代表了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霸权。凯列班则是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的被西方殖民主义压抑、扭曲的东方世界里的一个形象。最后作者批判地指出对《暴风雨》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揭穿了普洛斯帕罗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的强盗逻辑以及人文主义的虚伪，同时也转达了在殖民主义过程中受到压抑扭曲的非西方民族的呼声。
（七）生态批评理论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的二十世纪一个理论派别。它直接把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突破自然为人类所用的传统观念，旨在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空间。因此，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厘定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生态批评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扩大了莎学研究领域，使人们加深理解莎士比亚作品内涵的包容性。兰州大学的徐晓霞在《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李尔王〉》便是应用生态批评来剖析《李尔王》中蕴涵的生态学意义，指出作品中蕴藉的两种荒野意象（即道德荒野与精神荒野）是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揭示了荒野被文化符号化而自身失去价值的实质。呼吁人们将关注的日光重新投向自然，让自然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八）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拇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概括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四个基本审美特征：主体消失、深度消失、历史感消失和距离消失。这种理解是在宣扬在现代社会里人的精神状态的异形，旧有的理性已经不能作为坐标划定人生的轨迹，突破传统成了人们的唯一选择，事实上，这是人的精神家园的虚无性所致。这一点正迎合了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李尔的“疯”和葛洛斯特的“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整个剧情展示给人们的是，神智正常时人却失去了理智，黑白颠倒；生理健康完整时人却不能观察事情的全貌，鼠目寸光，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常态，透视出人灵魂深处的暗影，使观众在欣赏该戏时也随着剧情的展开进入到深层的思考之中。这种表现手法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形式所追求的，而莎士比亚在十七世纪初创作的《李尔王》却隐含着四百年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困境，这不是一种巧合，是戏剧大师对人性的深度关怀与认知。
（九）新历史主义理论
新历史主义是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驳中形成的，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到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再传统的理解方式，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不再是文本赖以产生的背景，文学与历史形成一种互动，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记述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融入了历史编写者的意志、态度和叙事方式，这种历史记述已经和文学文本等同了，因而历史不再是用于解释文学作品的客观知识，也不再是作品的背景，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表现历史知识的中介，它诱导人们接受某些观念和价值，并塑造人们的社会意识，此时，文学变成了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于是历史与文学形成了无法分割的血肉关系。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路易・A・孟酬士指出，历史与文学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和叙事方式与文学所采用的方法十分雷同，两者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6]。
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生存状态正与目前的较为类似，自然就成了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希望从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解读来把握与理解当今时代。新历史主义主要研究的正是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其中以格林布拉特的《莎士比亚的协商》一书突出表达了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在书中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具魅力是因为他把社会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和策略挪用到戏剧文本，剧本不仅仅涉及具体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经济事件，而且进入到深层的权力运作机制中。该书还对《一报还一报》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十六世纪一位英国清教徒的轶事与《一报还一报》的情节颇多类似，因为，该剧中维也纳公爵被塑造成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公爵在拯救别人时采用了一些手段，即他首先让几个主要的人物相信正在面临可怕的惩罚，或使他们感到一种绝望，在他们悔过自新后，然后公爵赦免了他们。这种方式与修・拉迪摩尔拯救一位蒙冤入狱的孕妇如出一辙。
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莎士比亚在编写剧本时是否采用一些不入文学正统的社会文献。但却不能说它们之间就没有某种联系，不能相互解释。某种程度上，文学可以是历史记载的参考书。
二、结语
一般的研究方法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好比从一大锅原料中提炼出最后的几粒晶体，这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是“吝啬律”。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遵循的是“丰富律”，是要从几粒结构奇特的晶体中演化出一个个大千世界。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属于后者。因此，以上简述的几种理论不是在说明一种理论只用来解析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或者说他的一部戏剧只能符合一种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和立场，同一事物展现给人们的也绝不是一个侧面。所以同一部《李尔王》，从本质论、认识论再到语言层面，然后再扩大到文化层面，从宗教观、存在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理论都有足够解释空间。在我国由华泉坤、洪增流和田朝绪合著的《莎士比亚新论――新世纪，新莎士比亚》也回顾了莎士比亚戏剧评论的历史，概括为二十世纪以前的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莎评，二十世纪莎评的不同流派有历史评论、“新”评论、心理分析评论、神话评论等，最后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的各种莎评理论。该书没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宗教因素，这并不是一个疏忽，实际上是侧重不同。这些使我们认识到，莎士比亚戏剧永久的经典性、仁和的宽容性和巨大的陌生性使其数百年来光辉依然，璀璨夺目，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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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0
本文拟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探讨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里程碑似的转折点，期间，西方文化大量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翻译界、文学界、甚至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流派，自1997年由道格拉斯.罗宾逊提出后，长期备受关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后殖民翻译理论将翻译与政治相联系，强调外部的权力关系或强弱对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探讨译者、翻译活动和译作如何受权力关系制约，以及译者、翻译活动和译文如何塑造或解构权力关系。
当今社会，全球化不可逆转，而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西方科技和西方大众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的进行和文化的多样性。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成文化趋同，也可以促成文化多元。而这个度的掌握则在于各国的理论学者和众多翻译家的实际操作和具体应用。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国内外研究概述
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多与对等、意义、技巧等概念相联系，受词、句、篇的束缚。所以传统翻译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以忠实于原文、不带译者感情的方式，将意思从原文文本传递到目的文本的过程。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一个研究翻译的全新角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将翻译与帝国相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诞生根源。道格拉斯・罗宾逊在他的专著《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中将翻译解为帝国主义理论服务的有效工具，作用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进行调节。因此后殖民翻译理论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其核心内容就是权力关系。罗宾逊详细论述了和梳理了相关理论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随后有几部重要作品相继问世继续完善了这一理论，它们依次是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编辑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1999），韦努蒂编辑的《翻译研究读本》（2000），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修订版（2001），吉里米・芒代的《翻译研究概论―理论与应用》（2001），以及蒂莫志科和根茨勒合编的论文集《翻译与权力》（2002）。
中国国内对于后殖民翻译的研究虽然热烈，但多集中于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西方理论的介绍、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反思等，或是对某一外国文学著作进行后殖民翻译理论方面的剖析，较少触及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
赵文静所著的《翻译的文化操控―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以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为框架，以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要论著和翻译为案例，论证这些作品是如何受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因素的操控。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涉及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内容；朱双一的《鲁迅作品中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等文章，主要批判鲁迅提出的国民劣根性。
总体来说，国内较少有文章或著作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全面宏观的考察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翻译文学的特征和形成原因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三、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
当我们从后殖民翻译理论看前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时，权力关系对比对于中国当时的翻译文学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选材和翻译技巧上都做了很大的革新。
首先是翻译的选材。五四时期翻译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恋爱自由、妇女解放和人的觉醒这几大类。而这些题材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五四政治运动服务的。不管是五四前期所宣扬的浪漫主义，还是五四后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促进政治运动。韦努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过，译者的现身是一种政治行为。从五四时期翻译的选材我们可以看出，再独立的译者，也会被深深打上时代烙印，不自觉地体现社会和时代的政治意识。
其次是翻译技巧。五四时期的翻译已经大大背离了清末民初的归化式翻译，走向了异化翻译、或者说直译的道路。原先大放异彩的“林译”为启蒙思想家所批判，随意删减、添加、评注的翻译方式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鲁迅提倡的直译、“硬译”等翻译技巧。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弱势文化屈服于西方强势文化的表现。
四、期间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及其成因
在前后，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相比与印度、爱尔兰等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翻译文学还是有自己独特之处。
1.中国翻译文学的特色。五四时期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很强的自主性，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殖民调和的工具。在五四后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具体表现在他们对于翻译题材的选择。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文化人将翻译的重心转向俄国、东欧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宣扬俄国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等。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不完全统计，“五四”以后的八年中，印成单行本的187部翻译作品中，俄国65部，法国31部，英国21部……这种明显的趋向性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企图脱离西方主流文化影响的意愿和努力。中国学者不仅在引入异国文化体系的方面的觉悟有所提高，在重建本土文化的方面也加快了进度。五四后期，新文化人提出了“兼取中西，综合创造”的主张，连主张“全盘西化”的主将胡适也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化”的提议。这反映了中国学者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这种复杂心理直接导向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只是在帝国主义殖民影响与权力对弈的夹缝中生存。
中国的翻译文学还具有不纯性的特征。由于梁启超、周氏兄弟的推介，中国从日本译入的西方思想理论、文学作品数量巨大；同时当时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也加快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输入。这样就使西方的文化在日本就经历了一次东方化的过程，再输入中国就相对容易接受，但其不纯性也有所增加，这就增加了误译的可能性。
中国翻译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模仿与反抗同时进行。由于受殖民话语的影响，殖民地文化以及很多译者多模仿殖民者或按殖民者的意愿进行翻译。等到了殖民地争取独立阶段，殖民地的译者则多会选择反抗殖民文化的翻译策略。纵观爱尔兰和印度，则都经历了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独立后的文化翻译三个阶段。中国与之相比就有较大的区别了。从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的翻译观，到“林译”的特殊技巧，再到五四时期大大小小的翻译论战，中国的译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的抵抗。可以说，模仿和抵抗同时进行是五四时期中国翻译的最大特点。
2.中国翻译文学特点的形成原因。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之所以形成上述三点特点，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民国政府虽然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但仍不失为独立的政权体系。政治上的独立使中国不可能像爱尔兰那样被殖民国强行更换语言等文化基础。第二，中国当时受到了多国的殖民侵略。大部分的前殖民地国家都是受到一国的殖民统治。由于中国是同时受到多国的殖民侵略，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中国同时接受多国思想文化的情况，故选择权在中国。又因为中国有独立的，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向中国完全输入其殖民文化。第三，中国历史悠久，很多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引入西方文化能够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四，中的知识分子觉悟较高。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在引入西学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前后，由翻译文学作为媒介，中国本土文化在翻译、文学和思想文化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殖民影响。这是实际上是西方企图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利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文化表现。这就造成了在五四之后的近几十年内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强势影响下。这种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明显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中国在翻译和文化输出输入方面大大失衡。仅就2015年来说，非译本图书的进口与出口比例大致为9：1，译本引进与输出的比例为7：3.正如张颐武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使得很多小语种和弱势文化岌岌可危，变成了强势文化的影子。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现实意义。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译者可以采取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主义或者韦努蒂的“双向暴力翻译法”，使模仿文化边缘化、同化，为我所用。这样一方面可以弱化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不可能处在和殖民强势话语完全无关的纯净话语中，一味地美化五四之前的过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竭尽全力的在文化殖民的浪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本土特色。这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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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Niranjana，Tejaswini.1992.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 the Colonial Context[M]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1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着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
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
实践'
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参 考 文 献]
[1]吕力。论管理的本体与本体价值[J].商业经济,2010(11):23- 25
[2]吕力。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J].管理学报,2011(4):517- 523
[3]冯天瑜。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2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称呼语。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不仅用在亲属之间，在非亲属之间也经常使用。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在交际的工程中我们称对方“UncleGreen”“Auntie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别扭。在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Tom”。又如“教师”这一词语。在中国的校园中，我们在称呼教师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叫“王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不仅把“教师”这一词语当成是一种称呼，还把它当成一种尊敬的方式。而在西方国家中，“教师”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称呼，所以如果把格林老师叫成“TeacherGreen”，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方听完后．也会感觉非常别扭。在英语中，可以称呼对方“Miss．，Mrs．，Mr．”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对于女士，在不知其婚否的情况下，称对方为“Ms．”是最保险的。
(二)打招呼。
中国人见面喜欢问对方姓名、年龄、单位及收入等。而西方人很讨厌人家问及年龄与收入等个人私事。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打招呼用语。但你若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youhadyourmeal?”“Whereareyougoing?”．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会引起误解。西方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HOWdoyoudo!”“Niceday．isn’tit?”
(三)客套语。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四)隐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总是会涉及到一些个人问题，譬如年龄、婚姻、收入等。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问题是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年龄在西方国家一向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英语国家的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精力充沛、青春永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同样，对于中国人常用的寒暄用语：“去哪啊?”在外国人眼中也是一种对于隐私的窥探．在与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也要避免。
(五)感谢和答谢。
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反而会疏远彼此之间的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问，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hT ank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当别人给自己提供帮助、服务或食物的时候，中国人即使内心很想接受，回答通常也是：“谢谢．不用了。别麻烦了。”这其中表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与委婉。而外国人接受时会直接说“Yes，please．”拒绝时会直接说：“N0，thanks．”这其中体现了外国的人直接和坦诚。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就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人．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中正确运用语言。
二、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方法
(一)注重介绍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英语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意义．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以防学生单纯从词汇本身作主观评价。如：当我们看到英语中“Heisawolf．”这个句子时，还以为是“这个人很凶”，实为“他是个好色之徒”。对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除讲清其概念意义外．还要介绍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有时还可适当扩展知识内容，顺便讲一些相关的外国风俗习惯等。如在老鼠的习性上，英语和汉语的文化附加义大相径庭。在汉语中有“贼眉鼠目”、“鼠目寸光”等成语，用以形容鬼鬼祟祟和目光短浅。而老鼠在英语俚语中可指女人、怕羞的人。在中学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具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应做有心人，随时给予介绍，使学生达到真正地掌握英语的目的。
(二)创设运用英语的情景，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方式
我们的学生虽然水平有限．不可能完全达到运用英语思维，但是作为教师必须进行引导，由易到难，逐步培养这种思维能力。背诵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教师挑选一些有关外国文化的小文章，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背诵，接着教师就文章的内容提出问题，这个时候学生是不需要先把问题和答案翻译成汉语再进行回答的。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来说可以进行复杂的训练活动。如：编排话剧、讲故事等。这些方法既可以让学生初步了解西方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更能有效训练英语思维，运用英语交流，真正达到学习英语的交际目的。
西方文学理论论文篇13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