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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问卷调查主要从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及认同层面来分析他们对云南的印象。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共有25个，这些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习俗、饮食服饰及文化特点，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云南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沟通，从而汇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的印象在问及“来中国之前，提起云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次数最多的是昆明，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香烟”、“民族服饰”、“过桥米线”、“石林”、“茶”。这说明，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的最初认识是从地理概念开始，最先了解的是省会昆明；其次由于调查对象为学生，他们来云南之前，查询了解更多的是云南的高校，而云南高校最集中的地方是昆明，所以“昆明”这个词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三由于诸多国际航班直飞云南的到达站均为昆明，它是连接东南亚留学生从本国到中国的第一站，因此，留学生们对昆明的熟悉程度较高。此外，由于云南跨境民族较多，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少数民族提及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为调查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共设计了“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含中国民间艺术等）”、“云南城市”、“云南饮食”、“云南旅游景点”及“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传统节日）”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在这五个方面，他们最为了解的是“云南城市”和“云南旅游景点”，100%的学生都能列出一到两个云南城市或景点，其次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最不了解的是“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结合调查结果，排在每个层面前五位的分别是：云南城市：昆明（99%）、大理（99%）、西双版纳（99%）、香格里拉（99%）、丽江（99%）云南旅游景点：石林（95%）、大理古城（88%）、云南民族村（87%）、恐龙谷（84%）、玉龙雪山（80%）；云南饮食：过桥米线（90%）、饵块（88%）、炸土豆（84%）、臭豆腐（81%）、火腿（70%）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中秋节（86%）、春节（82%）、端午节（77%）、火把节（75%）、泼水节（68%）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京剧（72%）、书法（70%）、太极（63%）、剪纸（53%）、功夫茶（49%）为了了解东南亚留学生来云南学习的同时，是否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问卷中还提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吗？”，83%的学生表示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很多有趣的民族，他们愿意了解更多的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但是也有8%的学生表示不愿意，还有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而问及“你最想了解云南或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时，选择“中国饮食”和“中文”的比较多，选择“经济”和“建筑”方面的比较少。这可能与被调查的身份有关，他们大多是学生，来云南主要学习的是中文，要适应当地文化，和中国学生交流，语言是基本沟通工具，虽然部分学生可以使用英文，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中文来交流。为此，选择想要了解“中文”的学生比较多。同时由于在学校，学生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是饮食，当地食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口味，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来昆明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了解中国饮食。
（三）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上学期间，了解云南的主要途径有：云南当地的数字媒体，包括互联网、广播节目、电视和报纸；学生所在学校学习的有关文化的课程、身边的中国同学及老师；还有他们在云南的旅游经历及来云南之前在本国的一些媒体资源等。同时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观看中文电影、参观会展中心的文化活动或展览、阅读相关图书、观看歌舞或者节目表演等来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去云南各地旅游或参加文化体验也能了解到部分民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学习期间，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是否方便，问卷中还问到“你觉得你能很方便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或者知识吗？”，73%的学生反映他们不能便捷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虽然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但是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不多，双语对照的涉及云南民族文化主题的教材或著作也几乎没有。同时互联网介绍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是中文网页，个别有英文介绍，但是用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对照的网站基本没有。同时还向调查对象了解“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云南民族文化吗？”，88%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自己国家基本没有专门介绍云南文化的节目，也鲜有网页或者杂志谈及云南文化。
三、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昆明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内容认识相对比较清楚，但是了解和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美妙绝伦的旅游景点，五彩绚丽的少数民族，美味可口的当地小吃构成了他们对云南的基本印象。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舞蹈、歌曲及民族节日等了解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这方面的文化体验。同时，因为被调查者中间大多是汉语专业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含云南民族文化）及中文都有极高的认可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表示不愿意继续了解云南文化。这一现象值得深究，我们需要提升来昆留学生对云南本土民族文化的关注度；如何构建适合他们语言水平的涉及云南文化主题的汉语材料及他们本国语言材料也值得分析。为此，为了进一步加大云南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云南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可以依托在云南的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增强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并将之培养成为学成归国后宣扬云南文化的主力军。具体建议有三：
（1）加大信息资源建设，构建多语种的外宣网络平台。云南省现有不少推广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相关网站，但是网站语言大多局限于汉语，还有少量提供了英语语种界面，但是涉及东南亚语种的网页目前还比较匮乏。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过程中，对外宣传的主要受众是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为此，在外宣网络平台建设中，应将东南亚国家语种列入网站语言，这样更方便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感知云南民族文化，也能促进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2）依托留学生课堂教学，设置云南本土文化系列课程。昆明高校的东南亚留学生今后将是他们自己国家汉语教学或者其他岗位的优秀人才，也将是对他们国家民众宣扬云南民族文化的主力军，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地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构建良好的云南印象值得探究。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校园，充分依托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增加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途径。如：开设与云南民族文化，摩梭族文化或者云南旅游景点赏析等课程；同时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课程学习，或者将云南民族文化传说或者民俗改编为本国语言，进行再创作等。此外，还可以在云南民族文化课程中加入一些民族服饰展览、服装设计或者昆明饮食文化等内容提升留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要求学生们分组，选取云南的某一个民族为主题对象，对其服饰、饮食、民俗、语言等内容进行搜集汇总，并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全班分享，如此一来，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某些细节或者特色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促进他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2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而此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留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且还要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和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可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地运用汉语，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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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3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求同存异、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4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已经成为维系国家之间稳定关系的重要保证。今天许多的政策误读、地区冲突和摩擦对抗，都能够找到文化上的因素。政治体制可能变动，经济份额可能涨跌，但是文化关系却是惟一能够长期影响两国彼此看法和交往途径的因素。推动文化关系上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政治和经济交往的重要补充，而且这种补充会更加稳定。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表现出强大的应变力和再生力，具有稳定的持续性，它不但孕育了中国灿烂的历史，而且也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目前中国对外的文化传播，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和蕴力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赵启正，2006）。文化的共通、相融和理解可以促进民族之间政治、经济、贸易诸方面的共同发展；反之，文化的差异、误解和冲突则会引起民族之间的政治封锁、经贸壁垒乃至国家间的战争。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汉语学习热潮，例如“孔子学院”在国外已成立了155所；在美国，汉语已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韩国政府2005年2月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识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汉字和汉字标记，并规定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2007年11月28日韩国第一份中文日报《亚洲日报》正式创刊，以满足在韩国的30万～40万华侨和200万学习中文的韩国人；在越南，以越南著名法学家范维义为代表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已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从现在起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在日本，每年举办的汉字检定考试，参加的受测人数已超过200万，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
因此，越过文化障碍，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当前世界正是多事之秋，一旦紧张局势平静，中国目前的经济顺差和文化逆差的矛盾如果不加改变将有爆炸性危险”（赵启光，2006）。如何越过国际文化间障碍，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成为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
二、翻译视阈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营销策略分析
中译外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的研究要从当前中译外现状出发，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石，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为探索视角，来研究翻译和翻译策略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原理和规律、中译外当下翻译策略的转变，以及中国文化彰显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中国文化彰显的必要性、中国文化彰显的适时性、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文化在国内的认同与普及、中国文化外译的方法策略、中国文化外译的队伍建设、中国文化彰显与国际市场的开拓等子课题，以求从理论上唤起中外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策略上探索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找到译介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市场，最终实现在国际上成功地传播先进中国民族文化的目标。部分问题作以下的论述：
1.探索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研究测定营销效果的客观指标
文化的对外传播涉及到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会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所以要加强对文化对外传播规律的研究。传播中要注意目标文化中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的不同价值取向；传播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不同的认知偏差；要研究接收心理的差异带来的主观评价的多义性等等；与此同时，还要多关注西方国家近年来推行其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进一步借鉴其方法。在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寻找文化对外传播的规律，反过来进一步指导实践，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
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当既立于全球化的文化高度，又注重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是民族文化的简单语言转换或求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做到“和而不同”，应有足够的自信心来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勤劳奋发的现状，以及建设一个和谐世界的愿望，同时，在传播中要注重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对外传播以展示中国人民具有的勤劳、勇敢、智慧、正义的优点或传统，塑造完美的国家形象，克服消极因素的传播，不能以媚取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或在国际上获奖等作为传播成功与否的标准。因此有必要研究测定传播效果的客观指标，作为指导文化传播的最佳方法，也作为文化对外传播中营销效果的标尺。
2.研究翻译在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策略，寻求文化营销的最佳途径
翻译学要和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对外翻译在强调“内外有别”的同时，也要注意“外外有别”，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翻译时要考虑引起文化对外传播的障碍例如寻求共性、不确定性、畏缩情绪、刻板形象、种族主义、偏见、权利、文化休克和民族优越感等因素；要寻求在不同场合不同翻译策略的应用，例如：寻找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不同之处，充分挖掘源语文化中的异域特色，借助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示源语文化中别具一格的魅力，以便迅速引起目标文化受众兴趣的文化吸引策略；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却并不互相排斥，反而互为补充，要隐去双方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之间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部分的文化相融策略；既保留着强烈的源语文化特点，又与目标文化环境相适应，既不同于源语文化，又不同于目标文化，是两种文化的有机整合，从而体现源语文化竞争优势的文化创新策略；当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要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不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信仰的文化规避策略；基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目标文化接受源语文化，而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对于目标文化进行逐步渗透的文化渗透策略；由于源语文化和目标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采用一种比较中性的，与源语文化己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目标文化进行输出，以避免源语文化与目标文化发生直接冲突的借助第三方文化策略等。总之，在文化的对外传播时，要理解文化差异、尊重对方习俗、规避民族情绪、寻找恰当的传播策略，从而使不同的文化达到最佳的结合，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彰显自己的文化。
3.研究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及翻译与营销的有效关联
对外传播中的中国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民族特色，这是成功文化产品的魅力所在；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市场化行为，有市场才有前景，因此必须研究国际市场需求，设计并实施各种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中国文化无所不在、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特性，在经济合作、学术交流、体育赛事、政府活动、国际访问等等场合中进行民族文化的国际营销，才能彰显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翻译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做到积极主动，抓住翻译材料的要旨，以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和寻求成功的营销为目的，在最大的允许范围内进行创造性的翻译。例如在CNN电视有一个名为《书法壁毯》新闻短片，汉语解说词如下：
赵老先生现在已经开始编织他的第二张书法壁毯：中国北宋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原稿是用行书书写的。在此之前，他编织了用隶书书写的中国宋代诗人范仲淹的文章——《岳阳楼记》。
译文为：Zhang is now weaving his second “calligraphy tapestry”. He is weaving a verse by Yue Fei, a gener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o his tapestry. He has finished weaving into his first “calligraphy tapestry” a prose by Fan Zhongyan, a renowned poet and statesma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吴自选，2004，30）
吴先生在《中国翻译》上撰文并讲，片长3分钟左右的译文，需要解释的文化因素太多，时间短难以说清，所以对上述文化因素进行了大胆、也是无奈的删节。他说“译者努力的目标是在 ‘沟通’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减少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流失。”吴先生的翻译和传播文化的思路值得肯定，需要商榷的是，体现书法壁毯的价值应该是壁毯的质量和书法。如果要引起国外观众对这个壁毯的兴趣，或者说这个壁毯的卖点，应该是重点彰显书法——行书和隶书（这在电视画面上可以显而易见）——所承载和沉淀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也符合市场营销的原理和策略。电视片3分钟时间瞬间即逝，所以“让对中国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电视观众了解、欣赏、热爱中国或其某一城市、地区的文化，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同上）；同样在记忆中瞬间即逝的东西也许还有翻译解说词中Yue Fei, Northern Song Dynasty, Fan Zhongyan这些他们不熟悉的名词（这些名词当然应该翻译出来），但是如果翻译中能加入对于行书和隶书的介绍，并简要指出这两种古老字体所包含的文化，应该可以给国外观众留下相对较深的印象，同时也突出了书法壁毯的价值，在可能成功营销壁毯的同时，也成功地营销了中国文化。
中译外在中国文化国际市场的开拓中如何与营销策略做到有效关联，这是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又如作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一项准备工作，北京出台了《北京市餐饮业英文译法标准》的讨论稿。其中比如过桥米线，翻译成“加鸡肉的鸡汤粉丝”。民族文化特色如何彰显？如果翻译将过桥米线“油覆汤上无热烟，虽过桥而汤不凉”的妙处表达出来，不仅可以使外国朋友品尝到中国独特的风味，还会领略到其中蕴藏的文化特色，加深对食物和文化的印象，岂不一举两得！
其他问题比如：对于中译外时策略的局限性、受众分析、传播效果，以及中译外队伍建设、中国优秀文化的遴选标准和传播次序、中国优秀文化在国内的传播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论述。
三、结语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巨大的国际市场价值。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全球营销策略，加大对外文化传播力度，中国文化在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将会产生宏大的经济效益，具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前景，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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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5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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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6
传播是一切交流活动存在的基础，企业文化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5W模式由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其认为构成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即传者、渠道、信息、受众以及传播效果。以5W模式的角度分析企业文化，深入到传播学的广度，有益于了解企业文化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通过针对性的改善，提升企业文化传播效果。 一、 理论概述
1. 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理论是美国与日本管理之间比较的直接结果，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美国。1982年出版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最早创立了企业文化理论体系。企业文化理论侧重于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管理，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弥补了以往理论的不足，在强调硬性管理的同时，注重软件管理建设，将两者有机结合，为管理科学注入新的活力。
关于企业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霍夫斯坦特的“文化四指标说”、特雷斯・E・迪尔和阿伦・A・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五因四类型说、威廉・大内的 Z 理论、《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中的7S框架，以及托马斯・J・彼得斯和小罗伯特・H・沃特曼的“革新性文化八种品质说”。企业文化理论著作出版思潮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企业家本人的经验之谈、理论家对本国企业研究概括的理论形态以及从整个企业文化的宏观视角探讨企业管理科学。这种从经验之谈到理论概括，再到整个学科建构的宏观视角，意味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愈发系统化。
2. 企业文化。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学者们拥有不同的观点。威廉・大内认为，一个公司的价值观就是企业文化，它是公司员工行为的规范。彼得斯[4]认为，企业文化是公司为企业员工构建的一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环境氛围。魏杰和赵俊超认为，企业文化指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陈亭楠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内部文化。 二、 传播与5W模式
人类活动无时无刻不处于传播中，关于传播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库利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传播是人的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施拉姆看来，传播至少要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在胡正荣的观点中，传播是信息流动的过剩。
组织传播是指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是组织成员交换信息的行为。传播是组织的基本属性，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的传播过程。陈春花认为，企业文化传播是指企业或个人通过各种媒介将有关本组织的文化信息有计划、有目的的向内或向外传递的一种活动。
国外对企业文化传播的研究，更注重企业管理的实际操作方法，主要从现实应用方面来阐述。国内对企业文化传播的关注较少，鲜有相关论著。最早的应为1998年吕舟雷在《企业文化传播刍论》中，正式将“企业文化传播”作为整体概念提出，阐释了企业文化传播概念的内涵。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5W”模式（图1）。该模式的五个要素具有同样的首字母“W”，因此称为“5W模式”。
拉斯维尔是最早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对传播活动进行分析的人，这五个要素后来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及效果分析。在5W模式中，复杂的传播过程被肢解成5个主要组成要素，清晰的呈现出传播的内在过程。企业文化传播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我们使用5W模式进行分析，力图通过对各个要素的具体呈现，探讨出提高企业文化传播的路径。 三、 以5W模式对企业文化传播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1. 企业文化传播主客体分析。传播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出者，处于传播行为的初始环节。传播主体又称传播者，位于传播活动的起点，对整个传播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传播者的分析也称为控制分析，传播者具有控制整个传播过程的作用。传播客体是传播行为的接受者，又称受众，处于传播活动的末端环节。
（1）企业文化中的传播主体。根据传播范围的不同，企业文化传播可分为内传播和外传播。因此，将传播主体分为企业文化内传播主体和企业文化外传播主体。
企业文化的内传播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企业领导者制定并影响着企业文化，是企业价值观形成的主要因素。②企业中层管理者及负责企业文化宣传的部门。中层管理者和宣传部门负责传播企业文化的实际执行，他们既需要了解领导者的意图，又要根据所在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部门的文化传播策略。③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的普通员工。企业内部的普通员工，只要对企业文化充分了解并认同，同样也能成为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主体。
企业文化的外传播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①企业管理者。由于工作需要，企业管理者不可避免的会与其他公司甚至是大众媒体打交道，代表着公司领导层的形象。②企业的专职宣传部门。企业专业宣传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外宣传，包括日常的广告宣传工作以及对外公关活动。③企业内的普通员工。
（2）企业文化传受主客体间的双重性。在企业文化传播中，传受主客体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企业文化的主动传播者，承担着传播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时刻接受着他人对自己的传播，属于接受者。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企业中层管理者及负责企业文化宣传的部门、企业的普通员工，既是传播主体也是受众。此外，与企业有联系的顾客，以及有可能接触企业的社会普通大众，都是企业文化的受众。
（3）在企业文化传播中，通过对传播主体的改善，来提升企业文化传播效率。企业文化主体对整个传播过程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控制着传播的进程。因此，对企业文化传播者的改进和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①改善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从顶级建设企业文化传播力。企业领导者和高级管理层要对企业的发展和整体规划了然于胸，建立适合本企业发展，且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设立相关的制度规章，以正式的手段鼓励企业文化的传播。此外，健康的企业文化传播环境、有意识的塑造专属本企业的“企业人”对企业文化传播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②提高对中层管理者的企业文化认同度，将企业文化建设落到实处。①通过培训等方式，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企业教化，使之了解企业文化内涵的实质，更好的将领导者对企业文化的真正观点传达下去。②对员工中出现的意见领袖加以利用，使之为有利的企业文化传播所用。③充分重视员工的反馈，赋予员工话语权，并及时将下面的意见传达给领导阶层。
③提高企业专职宣传部门水平，更好的为企业文化传播做出贡献。宣传部门负责企业的对外宣传工作，其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外界对企业文化的看法。在提升企业文化传播的建设上，宣传部门应当掌握方法，抓住时机，配合企业文化，借势营销，使企业文化传播更深更广。
④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A.对员工定期进行培训，定期进行考核，使之充分了解公司企业文化。B.对积极传播企业文化的优秀员工进行物质精神方面的奖励，估计更多人加入企业文化传播的建设中。C.鼓励新老员工混合交流，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传播，也能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新的观点。D.提高普通员工的整体素质，在与顾客的接触中，更好的展现企业文化。
（4）建立以顾客为主体的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更好的传播给受众。
①企业员工要树立虚心学习的意识，真正掌握企业文化的实质。②企业应建立以顾客为主体的企业文化，真正为顾客的利益着想，更好的抓住顾客，使其成为自己长期客户的同时，主动提企业传播。③扩大企业文化的宣传力度，吸引可能成为客户的潜在受众，通过加大力度的宣传，吸引其他顾客的兴趣。
2. 企业文化传播内容分析。
（1）企业文化传播中的信息。根据狄尔和肯尼迪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精神支柱》中的观点，我们将企业文化的内容分为五个方面。①企业环境（见图2）。根据企业所在系统的不同，将企业环境分为“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两个部分。企业宏观环境包括五个方面：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技术环境。产业环境即供应商、竞争者、顾客、监管部门和利益集团。②价值观。价值观是企业的核心和基石。企业价值观不是凭空而来，是企业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③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企业文化的人格化，是企业价值观的化身，是员工模仿的典范。④习俗和仪式。习俗和仪式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属于非正规的企业教化。⑤文化网络。文化网络指公司内部传递信息的非正式渠道，通常在公司内部以逸闻轶事、故事、猜测等形式传播消息。
（2）积极塑造有益传播企业文化的信息。①根据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选择适合的企业文化进行建设，既要独具特色，又要贴合实际。②将企业文化的实质浓缩为清楚易懂的价值观体系，使员工对企业文化有直接明了的认识，更好的传播企业文化。③有意识的树立企业英雄人物，将企业价值观人格化，使其对企业文化更好的认同。④经常举办非正式的聚会活动等，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习俗环境，使员工在非正式交往的轻松环境中，充分认识企业文化的实质。此外，还可以利用仪式来巩固企业价值观。⑤灵活利用员工交往的非正式渠道，有意识的支持员工私下的文化网络建设，加强管理者与员工间的交流，通过人际交往传播企业文化。
3. 企业文化传播渠道分析。企业文化传播渠道，是指企业文化从传播主体到达传播受体所要经过的各种渠道。在企业文化传播中，传播渠道非常复杂多样。根据企业文化的传播范围不同，将企业文化的传播渠道分为内部传播渠道和外部传播渠道。曲庆将企业文化的内部传播渠道总结为十个方面的内容。即象征物、制度、组织结构、故事、仪式和活动、沟通英雄人物与故事、宣传媒体、领导者、同事。企业文化的外部传播渠道一般为作为正式宣传的大众媒体和与顾客接触的人际传播。
（1）正式传播渠道与非正式传播渠道。根据信息在企业组织结构系统中传播途径的不同，将企业文化传播分为正式的传播渠道和非正式的传播渠道。正式传播通过企业间正式的组织结构来运行，传播的信息来自于官方，准确性较高。常见的正式传播类型有信息由高到低流动的下行传播、信息由低向高反馈的上行传播以及同层级员工间的横向传播。非正式传播渠道是通过系统以外的传播途径进行的，传播的信息主要出自成员间各自的需求，是基于企业成员社交需要而发展的传播模式，通常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信息多为猜测性质，准确性难以测量。
（2）改善传播渠道，提升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传播渠道，疏通传播渠道，对企业文化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企业文化对外传播中，打好与大众媒体间的关系，提高宣传人员及基层员工的素质，有益于企业文化对外更好的传播。在企业文化内部传播中，鼓励员工间通过正式渠道沟通，尤其重视上行渠道的畅通，及时获得下面的反馈信息，同时兼顾横向传播渠道，使员工充分沟通。对非正式传播渠道不应一味禁止，要积极引导，使其为正面的企业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4. 企业文化传播效果分析。传播效果是指传播最终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即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主体的意图或目的。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环节，根据效果的不同程度，传播效果可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态度层面以及行为层面。企业文化传播效果是指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将企业文化理念有针对性传播出来，为企业内外部所认知、认同，达到影响其态度或行为的结果。
塑造有益于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传播效果，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1）传播主体应当在传播的源头上做好把关，保证所传播的内容真正符合企业文化精神。（2）针对不同受众利用多种渠道进行传播，使其达到最佳效果。如针对企业外部传播的大众媒介、户外广告，针对企业内部传播的内刊、仪式等。（3）建设以受众为主体的企业文化，重视受众反馈。（4）传播内容通俗易懂，易于传播。
企业文化传播效果是传播的最终环节，其目的是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企业领导人应重视企业文化传播的各个环节，以求最佳效果的实现。 四、 结论
企业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已经有些时日，但与企业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较少。与企业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企业文化内部传播渠道方面，对企业文化外部传播涉及较少。企业文化只有打通传播的各个环节，才能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达到发展企业的最终目的。通过5W模式的视角分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未来对企业文化理论和企业文化传播的研究，可以着重在两个方面：
1. 重视企业文化的外部传播。通过系统研究各类传播途径，找到适合不同类型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渠道。使企业文化不仅影响内部员工，也能对广大顾客及潜在顾客产生积极的影响，构建良好的企业形象。
2. 对企业文化传播的具体方式、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何种方式、内容更适宜企业文化的传播。通过对企业文化传播方式、内容的分析，得出针对不同文化的适宜传播渠道及传播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正周.管理激励[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 韩文辉，吴威威.国外企业文化理论主要流派述评[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4）：121-125.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7
目前，纵然武术国际交流实践频繁，但拘于语言交流的现实障碍，武术学界缺乏更多的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不过，仍有学者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调研成果，季建成(2000)对英国武术爱好者的习武目的和练习模式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18］。季建成、邬燕红和王晓东(2006)对美国的武术练习者、运动员、教练员所做的问卷调研和统计分析表明，西方了解武术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功夫片和英特网等途径［19］。于翠兰和吴晓红(2005)则对在华留学生、外籍教师、企业外籍员工和社区外籍人士就武术国际传播的基本状况，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20］。刘雅媚和郭强(2007)调查国外民众，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结果表明中国武术在国际上已有较大知名度，但也存在着普及程度低，知晓渠道单一化等问题［21］。严志钢(2011)在加拿大开馆教拳，通过个人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调查，总结出加拿大武术传播的社会习惯［22］。另外，罗玲娜(Roblitschka)(2006)、李艳君(2011)、孟涛和周庆杰等(2012)分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国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缺乏实证性和深度化的调研分析，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难免流于表面化、对策性和自我揣测型。因此，武术调查和研究亦须推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对武术国际传播进行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联合研究［23］(朱东Theeboom等，2010)，在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中顺利实现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持续化、规模化和机制化。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评论
跨文化传播是通过对相关文化、社会和语言等变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交际和传播结果进行预测的过程，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对意义归因的象征性的互动过程［24］。武术跨文化传播是指在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对影响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差异(如“中国形象”和“自我东方化”等跨文化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强化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意识，深入关注武术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跨文化理解与认同;采取长远、系统、双向、针对性强的武术国际传播战略，以实现武术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身份认同。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非常注重武术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分析和实证实地调查研究，着眼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反馈，致力于推动武术国际形象构筑及传播机制、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武术跨文化传播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等现实课题。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外学者已就武术跨文化传播进行了积极有益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极具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阶段性成果。但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跨文化的视角与理论已运用于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但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不系统深入。武术国际传播正遭遇文化误读的跨文化障碍。国内学者集中探讨了武术跨文化传播时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兼容、衔接、契合，乃至融合。然而，目前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尚显零碎，主观性较强，尚未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挖掘;同时，研究仍未深入至文化纵深，未能通过跨文化的测量指标和理论概念进行调研和剖析。
(2)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学者也研究了文化差异、文化身份、“自我东方化”等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国内武术学界对武术国际形象的现实价值和影响因素已做了深入探讨，但面对李小龙和国内外功夫影视对武术国际艺术形象所做的生动刻画或偏差演绎。武术界未能在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主动跟进，未能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形象这一课题的理论构成、形象构筑和实证调研。
(3)武术术语翻译研究过热，武术跨文化译介研究尚未拓展。武术翻译不规范引起了翻译学界和武术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持续研究。虽然国内诸多学者对武术术语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文本等方面展开讨论，但是目前武术翻译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对翻译实践未形成实际指导作用。翻译只是武术译介过程的开端，对于跨文化译介这一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此类研究未能延伸至武术译介的实践译介现状、涉及产业体系和对外传播成效［25］，尚未能提出武术跨文化译介的可行机制和合理措施。
(4)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不足，且缺乏系统的跨文化测量与分析。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够，尤其是实证性缺乏［26］。缺乏个案的受众群体的个体感知与传播效果。“武术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忽略了反馈机制，造成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基本上是一种单向传播”［27］。总体而言，目前武术国际传播实证研究有明显的顺便性、零星化和偶发性。调查内容仅限于基本的武术认知和传播途径。武术国际传播调查研究缺乏跨文化的测量与分析，更未能实现持续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系统调研。针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和个案，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力图突破描述和设想的现状窘境，着眼于文化传播的质量、过程和双向性，更注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整合理论体系、微观文化剖析和实地实证调研，旨在凸显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系统性、深度性和科学性。
武术跨文化传播学研究走势
武术跨文化传播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文化外交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武术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之一，其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亟待提升。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既需要武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理论整合，更必须建立在武术国际传播实践及其跨文化调研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研究。
1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体系研究
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为武术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学科领域。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应该把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武术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整合跨文化传播学、武术传播学和营销学等理论，建立包括武术国际形象、武术跨文化译介、武术跨文化传播等概念在内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探索、调查和验证武术跨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与影响评估，构建并完善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还必须深入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模式和体系，提出理论设想，构建跨学科的武术跨文化传播学。整理、分析实地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理论设想，完善理论构建，提出武术跨文化传播相关主题的战略规划和实践措施。
2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研究
作为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首要议题，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与传播至关重要。通过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的理论探讨、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和武术国际形象的测量与调研，构筑最有益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科学合理的武术国际形象。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构筑及传播机制主要研究武术形象识别系统理论构想、武术国际形象的跨文化设计方案、武术国际形象测量、武术国际形象传播机制等问题。
3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研究
武术跨文化译介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文化系统工程，其进度取决于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成效，但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和创新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武术跨文化译介机制与系统主要研究包括武术翻译的规模整理和系统研究、规范和统一武术翻译的可行方案、武术跨文化译介现状及问题分析、武术对外编译、出版、传播的运行机制和译介系统。
4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国际调研与实证研究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8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 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四、对外传播媒介维度：从传统媒体影响到新兴媒介运用
在对外传播媒介不同类型层面，研究者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中国对外传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媒介传播形态方面，苗棣认为，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27在对外媒体传播策略方面，黄廓、姜飞认为，中国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下，进行“去政府色彩化”处理，变直接传播为巧妙传播，通过主流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来提升国际形象。28韦路等认为，传统媒体使用比新媒体使用更能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水平，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29在国际舆论环境方面，相德宝等认为，在2013年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经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环境问题、社会民生新闻、中美关系成为了这年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30从以上论述可知，当前全球各种类型的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国媒介正在日益自觉、自信地在这个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对外传播理论维度：从传播理论创新到未来研究趋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总体策略等重大问题。在传播理念方面，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应当跳出现有的国际传播既定格局，在传播思想、传播议题和传播主体上构建未来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31在传播战略方面，孟建等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32付玉辉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应该从战略传播高度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复调性现象予以特别关注。33在理论创新层面，胡正荣等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更新媒介理念、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等支点加以创新。34张昆等认为，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地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地高度关注。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35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走过了充满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对外传播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外传播主题的进一步明确，对外传播方式的持续创新，对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将获得新的发展，并为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彭兰：《网络传播环境的深层变革对外宣媒体的影响》，《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12-14页。
②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第36页。
③姬德强：《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9页。
④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7版。
⑤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第47页。
⑥陈力丹、潘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微探》，《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下），第24-26页。
⑦李继东、胡正荣：《超越与回归：谈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4期，第6页。
⑧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94页。
⑨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9页。
⑩程曼丽：《强国梦与强国话语》，《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6页。
11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页。
12于运全、孙敬鑫：《做好“中国梦”的中国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2页。
13史安斌：《“中国梦”：提升对外传播内容与效果的新契机》，《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3-14页。
14寇立研：《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7-9页。
15钟沈军、李莉芹：《中国梦与新型核心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10-11页。
16孟威：《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36页。
17钱立勇：《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与成因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第38页。
18贾钊、袁全：《“海洋强国”战略的多角度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第46页。
19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征》，《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第31页。
20石锋：《给西方视野一个真实生动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20-123页。
21周德仓：《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页。
22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页。
2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年第4期，第39页。
24胡文涛、招春袖：《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一种文化维度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6页。
25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2页。
26钟新、黄超：《软实力的三种评估框架及其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27苗棣、刘文、胡智锋：《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3页。
28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50页。
2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页。
30相德宝、张人文：《2013年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第12期，第9-11页。
31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89页。
32孟建、董军：《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困境与适时转向》，《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34页。
33付玉辉：《中国对外传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变化》，《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12页。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9
1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发展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中国必须增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要与西方跨国传媒展开长期博弈。加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实力，当前要重点抓好一下工作：
积极营造国际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
在经济全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情形下，在涉外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搞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争取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第一，要充分发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对外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和深入宣传，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我们不仅要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宣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念，还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理论创新和实际宣传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充分发掘和依凭自身的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循序渐进，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第二，要谙熟国家对外宣传的策略与技巧，提升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要更加有效地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因为只有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结构，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
因此，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塑造中国充满活力、民主开放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国家形象的策略问题。具体要把握以下几点：
对于价值观冲突，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努力做到既坚持自己的标准，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为了有效、恰当地进行交流，就需要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尽可能多地加以了解，避免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方式，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要合理吸收乃至扬弃，在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求同存异。对于文化竞争，面对文化弱势地位，要面向主流社会主动出击，营造舆论环境，积极利用重大涉外活动搞好文化宣传。文化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对外宣扬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求同存异，增加共识。我们要主动利用各种涉外活动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要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和背景，从而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价值理念，使我国能更广泛和更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影响国际对华舆论。同时，我们也应当抱着虚怀若谷的态度，认识、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华，积极开展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等，增信释疑，为搞好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筑就更坚实广泛的基础。
讲究策略，改进对外宣传的方法，要针对西方主要媒体不断地“妖魔化中国”拿出对策，以有效化解其负面影响要提高宣传技巧，以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的宣传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中国和平崛起的方针政策和发展现状传达到普通大众的心中，以消除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慌心理，逐步压缩“中国”的市场。
另外，在提倡爱国主义的同时，要提倡国际主义，使人民认识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义，支持对外战略和政策。相信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经过现代化的提升，定能走向普遍化，从而为维护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3调整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中国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中国的大众媒介文化产业政策，以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众媒介文化产品作为先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交集，从而突破国际传播“文明的藩篱”呢?
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指能够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书刊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其两个最基本特征。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时展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必然。它不仅为促进文化生产与消费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明显地丰富了文化景观，扩大了文化辐射，活跃了文化生活，实现了文化共享，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性与消费性具有的普世效应，使之更容易被国际传播受众接受，不容易引起文化反感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因此，大力扶持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是扩大中国国际传播影响，在国际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极好切入点。
4提升华文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地位
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中的主导地位，除了积极与世界接轨、采取多语传播这样开放的心态外，加强汉语本身在世界的地位，打破英语媒体垄断性的强势地位，使汉语媒体成为世界主要媒体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正如程曼丽教授谈到的一样。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本国语言的振兴运动，以希打破英语的垄断地位。例如：法国现在正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也在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没有断层过的文明，而作为其传承载体的汉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却并不能算强势语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究其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地区的汉语或中文标准，包括所谓的法律语言本地化等，都是以粤语为主而在国外华人社区，则绝大多数都是以汉语的某种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并作为通用的标准。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这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的融合，也直接影响当地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对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因此，在“汉语热”不断升温的今天，在促进汉语言的标准化、规范化使用，提高汉语的国际声望，实现中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方面，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长远规划，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不断提升汉语以及华文媒体在世界的影响与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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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君宝，上海世博会的文化营销与“软实力”构建[J]，城市规划学刊，2006，(3)：12-18
[4][美]范永茂，帝国和的权历力史的悖论[J]，世界。2006，(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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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一“传播学转向”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框架、实践和方法论。
与传播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为破除这一学术霸权，莫勒菲・阿桑蒂(MolefiKete Asante)和三池贤孝(YoshitakaMiike)等学者相继推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非洲中心”范式和“亚洲中心”范式。简单来说，“人本主义”(personalism)、“精神至上主义”(spiritualism)、“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m)分别是“非洲中心”、“亚洲中心”和“欧洲中心”三大范式的世界观来源。因此，“非洲中心”范式主张“物质”和“精神”不可分，“亚洲中心”范式主张“精神”高于“物质”，“欧洲中心”范式则主张“物质”和“经验”高于“精神”。
上述这一本质主义的概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西方范式”中对各种文化的二元划分：即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个人／集体，等等。但基于这种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例如，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论”)能否解释当下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文化身份“杂糅”(hybrid~y)的现状，这些都是学术界在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同样道理，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时，我们应当避免再次陷入“中国／西方”或“中国／其他国家(地区)”的二元对立当中。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为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模式”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产物，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亚洲中心”的二元对立。尽管对“中国模式”、“通三统”等理论模式还可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不应限于“欧洲中心”还是“亚洲中心”的纷争，也不应当仅仅沉缅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复兴，而应当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自实践的强大支撑。“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定势，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开展了“马歇尔计划”、“和平队”、“第三世界发展传播”等许多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这就为美国充当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中国“大国崛起”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的对接?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做什么?学者应该做什么?后一个问题关乎学术体系的构建，前一个则是回应实践的需要。对于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前一个，这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对外传播体系，近年来又进行了令世界无比艳羡的巨大投入，但效果不明显。“三鹿奶粉”丑闻和上海襄阳路大火几乎可以抵消“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智利成功地利用解救圣何塞铜矿39名矿工进行了一次事半功倍的“国家营销”，而山西王家岭矿难成功解救了115名矿工，却由于国内媒体的“颂圣”型报道而导致国际舆论更为负面的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前面提到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忽视传播本位。
在这个传统思维的引领下，我们以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语言、文化、营销、广告，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形象设计，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环节，就是新闻和舆论。我们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外国人在新闻媒体上、在网络上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所以，让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回归“传播学本位”，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变革，尤其是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变革，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上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完成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双重使命，即向国内受众报道国际新闻，向国外受众报道中国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看还要加上一项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世界”――即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国际舆论场中获得首发权、话语权和阐释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新闻和外宣工作者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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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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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传播学的现状
对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可以从本体论（ontology）、方法论（methodology）和价值论（axiology）三个层面展开。
1.本体论：研究什么
首先，从本体论方面，中国的对外传播学主要研究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或文化的“外向流动”（outward flow）及其所产生的多样化“效果”（effects）②。从传播学史的纵向角度，可以说，当下大部分的对外传播研究并未跳出作为经典的“拉斯韦尔模式”。上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经验学派传统在中国新闻学界产生影响，如何建构对外传播学也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拿来”（borrowed）的框架，即虽然有失简单和机械但被后人广泛学习的“拉斯韦尔模式”。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细化，尤其是统计手段的应用，对“五W”模式的分而析之变得更加仔细和科学③。这一模式强调一种单向度和目的性的传播过程——尤其是通过想象对方而作出应对。
然而，对外传播研究在“国家”和“内外”的基本概念层面，存在着标准不甚清晰的分野，这也是当下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何定义“内”，如何区分“外”，以及以何种标准界定“国”之界限等方面。
学者郑永年认为，类比商业推销，“对外传播推销的是国家”④，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国家的界限”。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对外传播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内外有别”，但是内外的界限在哪里？根据现有文献，主要区别在于三个层面：
第一，国家，强调的是领土范围（country）和政治（state）。在这个前提下，部级媒体成为对外传播的主力军，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新兴的补充力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多研究将海外华人华侨纳为传播对象，或者“二级传播”的舆论中介或称舆论领袖。
第二，民族，强调民族性（nation），并不局限于中国公民，而是注重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在这个层面上，前人的研究将其他民族作为传播对象，而不仅仅是中国领土之外。
第三，文化，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大一统中华文化，以世界文化的不同源流和现状作为内外区隔的标准。⑤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地缘政治关系的变迁，以及大量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跨境文化交流，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和民族、文化版图正在发生着变化，这就决定了“内外之别”的界限正在发生位移。在这个意义上，理清对外传播中何为“内”何为“外”就十分重要了。
另外，从概念的层面，对外传播经常与“国际传播”⑥相混淆，实际上显现了国际传播“入超”的历史现实和由此形成的中国的国际传播观念。
2.方法论：怎么研究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对外传播研究以史论和阐释为主，侧重定性的研究路径。
史论方面，研究者站在现代纵论古今，多以时间为主线，将与对外传播有关的事件按照历史阶段（如陈日浓在《中国对外传播史略》一书中按照古代、近代、辛亥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和改革开放进行分段），或者按照性质（如钟馨的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以政策、事业、业务和理念进行划分）分类梳理。
由于所涉研究对象规模大、范围广，难以获得丰富的经验性材料以支撑论述。如沈苏儒所说，在全球范围内调研对外传播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⑦，那么大多数研究多以阐释的方法为主（或者是纯理论的探讨，或者是经验总结），聚焦于对外传播的参与主体、视角、媒介渠道、内容类型和公关技巧等具体议题，从各个层面丰富着对外传播学的知识体系。
在大规模经验材料缺乏的前提下，个案研究就成为创新对外传播理论视野的重要切入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承担外宣职能的报刊媒体等成为被解剖的典型对象。
总体而言，对外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较为单一。由于系统性的经验材料缺乏，从经验上升为理论、创新基于中国本土的对外传播理论任重而道远。
3.价值论：所持立场
和国际关系相似，对外传播学持有鲜明的中国本体主义色彩，强调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本身对于中国国家形象、中华文化、国际关系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积极意义。
根据我们对本体论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价值特征：
首先是国家主义，这一价值观强调国家的统一性和政治集中性，对外传播需要服务于这两个目标。
其次是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体现于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⑧，立足于以“民族”的立场，与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和世界其他民族进行区别。而这一价值观的实践目标是世界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中华民族内部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文化主义，这一价值观基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中，对于文化或者说文明多样性（内含冲突和对话的可能）的认识论前提。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替代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一个逐渐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这一冲突将有可能威胁世界和平，所以“文明的对话”需要得到推进和重视。⑨ 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需要推进的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沟通对话，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塑造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对外传播学的创新背景
学者黄宗智在总结十年国内教学经历后提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⑩ 如果换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表达词组，那就是需要“理论联系实践”，尤其是需要重视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基础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量多样化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可以依据的资源”，来促进对外传播学的创新发展。
1.全球权力转移与中国的位置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而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21世纪以来，始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之“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都预示了一个正在变迁中的全球秩序。
在这个秩序中，中国的位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开放的大门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尤其是欧美市场紧密互联，以致产生了有关“中美国”（Chinamerica）的讨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日本和东盟的经济依附关系已经成为决定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变量。在这个“世界结构”中，中国需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原则与外界对话沟通。另一方面，拥有独特历史轨迹与革命、建国和建设传统的中国还必须在国际交往中与自己的传统实现有效对话，否则将迷失于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和利益关系中，而失去未来发展的方向甚至维持当下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系统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从哪里来”的问题，并决定了“往哪里去”。
2.国内建设与改革开放
如文首所述，对外传播是一个“in-outside”的过程。因此，在思考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中国国内的整体社会变迁。这里解决的是“说什么”的问题。
新中国六十余年“绝非割裂”11 的历史大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梳理：
首先，在国家（state）层面，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国际和国内问题，而且以“独立自主”为指针先后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国际关系领域的制度化建设。虽经“”等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建制化的国家政权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被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国家开始扮演更多角色，也面临更多挑战。一方面，对部分经济空间的放权使得维持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和可持续发展更为困难，需要更加专业和复杂的“技术专家”群体协助；另一方面，市场化的经济环境所诱发的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化现实亟需国家扮演“协调者”12，以平衡分配不均和协调利益冲突。除此之外，国家还需要在巩固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和维护文化多样化之间维持平衡；需要容纳权力多样化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诉求；需要在“和谐发展观”的指引下统筹人、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如此等等。
其次，市场化（marketization）是近三十年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主要逻辑。市场逻辑的引入不仅解放了生产力，充分发挥各生产要素和参与主体（包括国有经济部门）的盈利潜能，而且通过以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规则与处于变动中的世界市场实现了有效对接，从而塑造了中国经济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市场逻辑还进一步影响（甚至侵蚀）了非市场部门——比如政府、教育、医疗、社保等——的运作机制，从而带来诸多的负面作用，比如政府企业化、教育和医疗市场化等等，引起了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和其他保障性条件的社会的“反向运动”13。
第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核心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领域被统和在国家的“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体系之内，由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然而，伴随市场化扩张，国家一方面“放权让利”促使了经济领域的权力多样化，另一方面也释放了社会空间，使得在国家政权和经济市场之外存在公民组织的可能。21世纪初以来，从宏观的国家发展政策到微观的土地、住房、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劳动用工等议题上，社会个体和组织都积极地参与，或发表声音，或参与变革。
简而言之，崭新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是当下中国国内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对外传播需要深刻把握这一内部特征，才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反应，尤其是质疑。
3.媒介融合与新媒介传播生态
传统上，对外传播多以组织化的媒介机构为研究对象，如三大台和新华社。但是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持续演进，崭新的媒介生态正在形成，这一生态系统以多元化的媒介平台/渠道和扁平化的传播结构为主要特征。
媒介传播渠道及功能的融合是数字化和互联网时代的首要议题。旧媒介基于介质/物理载体的天壤之别被“0、1”代码轻松跨越，新的媒介生态系统则因此涵盖了在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上安家落户的传统媒体，以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丛生的新媒介应用（APP）。印刷、广电与互联网的技术差异，广电与电信的利益藩篱存在消弭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上，虽然仍旧存在着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媒介组织，更广泛的传播参与者和内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群体正在崛起。因此，基于媒介的传播结构正在呈现出从“金字塔”型等级结构转型为扁平结构的演化趋势。
对外传播研究需要关照这一传播媒介领域的结构性变化，重塑“媒介观”。
三、对外传播学的创新支点
基于国际、国内和技术背景，我们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以下支点加以创新：
1.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
对外传播不需要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定义。因此，从形式上寻求对外传播学或对外传播研究的内部一致是徒劳的。未来的理论创新需要首先明确当下对外传播研究中所贯彻的基本范式及其所界定的基本概念，才可以寻求创新点。那就是，在深入检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范式的基础上，思考其各自的适用情境，并对比当下的国内外社会变迁和多样化的对外传播实践，寻求“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结合点。
2.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
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传播学者赖利夫妇就提出了传播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一部分的“系统模式”14。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行政学派的结构功能导向研究，还是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学者所从事的社会整体批判分析，都强调传播系统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科技和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研究需要敞开视野，将对外传播政策、制度和实践过程看作是更大的社会进程的一部分，从而寻求与更广泛的社会部门进行对话的可能。
3.更新媒介理念
媒介技术革命自身不会直接导致某种社会变迁，但其与政治经济利益和多种文化形式的结合，必将不断刷新我们的视野，正如围绕着微博和微信正在引发的讨论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传播需要密切关注新媒介生态环境下传播结构的变化，将类似“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这样的新形态纳入研究范围，思考“微博”与Facebook这样的“关系”传播平台是如何参与重构对外传播秩序的。
不管参与者是谁，对外传播整体而言是效果导向的。新的媒介生态中，有关效果评估的标准也在发生着革新。简言之，这一革新是从主观到客观，从阐释到数据。数据化时代的到来，为提高我们认识复杂事物的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搜集和分析技术将成为未来评估对外传播效果优劣的重要参照。
4.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学科建制化”为主要功能性目标。不可否认，缺乏制度化的资源支持，一个领域的创立与发展必会先天不足；然而，单纯追求建制化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学术创新的动力在高度等级化的结构中难以维持；另一方面，缺乏与其他学术和实践传统的交流，从而导致闭门造车，有碍未来的学术交流与创新。因此，跨领域的对外传播研究值得格外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2&ZD017。）
「注释
①有关中国媒体“走出去”的分析，请见Zhengrong Hu & Deqiang Ji （2012）， Ambiguities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the “Going-out” policy of China’s media and its multilayered context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5， Issue 1.
②参见王帆，《“对外传播”概念的探讨和辨析》，《新闻传播》，2012年第6期，第188页。
③参见柯惠新、陈旭辉、李海春、田卉，《我国对外传播效果评估的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法》，《对外传播》，2009年第12期，第11-12页。
④王眉，《把中国模式解释好——郑永年谈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外传播》，2011年第1期，第20页。
⑤本文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文化”与“文明”，两者可以互换。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独立与交融，后者偏向强制性整合。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曹卫东著，《文化与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⑥沈苏儒所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封面英文标题是“C h i n 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武汉大学钟馨的博士论文《1976-2001年中国对外传播史研究》，也以“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1976 to 2000”为英文题目。
⑦李彬、王芳，《建构我国对外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读沈苏儒》，《新闻战线》，2004年第11期，第52页。
⑧[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⑩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72页。
11张意轩，《“中国路”的清醒（“中国路”系列述评④）——抬头看路：“前后两个三十年”绝非割裂》，《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2月20日，第01版。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3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