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

一、国际安全的界定

（一）安全在需求的定位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则是考虑冲突与合作问题。无论涉及到哪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会重视安全问题的地位。其内涵与目的皆在探求安全，以便在安全的基础上，能求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人的需求分为五种层次：

第一层次是生理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需求；第三层次是爱与隶属需求；第四层次是尊重需求；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需求。当某一层次于实质上获得满足后，下一个层次需求即成为主要支配力量。②就国际社会而言，第一层次的生理需求是个体存在的最基本需求，而安全是在满足需求后，作为激励、支配个体向上一层次发展的力量，因而安全对个体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若将国家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则涉及国家层次的安全，可从四个方面检验：③1、指涉对象：不同层次的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国际、全球，并以威胁涵盖的范围，归纳于其中的层次探讨。2、核心价值：追求个体存在，获得依赖与保障，社会隶属，相互尊重，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目标。3、威胁类型：源于国内外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环境等威胁。4、获致安全的途径：权力平衡、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人类安全等。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安全可以界定为：“安全”是指不同层次的主体，为维护其核心价值，因应不同型态威胁，采取保护措施，形成一种避免危害之相对性、变动性的态势，及其对此一态势的主观认知。而无论是核心价值、威胁、保护措施、态势及主观认知的认定，都会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导引。

二、三大流派对安全的观点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首先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定义，基本上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在国际体系出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体系中成员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或根本问题就是它们的生存问题。2、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主导行为体。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现在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不会消亡的，仍将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3、国家的第一关切是生存关切。由于现实主义者将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自然丛林，在丛林中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所以在无政府的，无强制性的权威存在的国际体系当中，对于每一个个体国家而言，最高的利益就是生存。4、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是军事实力。现实主义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自救-权力-安全困境-权力平衡。意即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这个最重要且唯一的行为主体，主要通过自救来谋求与维护由权力定义的国家利益。

由于自救是国家唯一的行为方式，国家不得不追求权力的极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国家间的合作只是追求权力的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军事力量的竞逐势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战争的军事威胁亦如影随形。

面对无政府状态与战争威胁的情势，生存与安全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必须追求权力极大化，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然亦形成相互竞逐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无法根除，只能缓解，缓解的办法是权力平衡。现实主义认为权力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总是谋求自身权力或安全的极大化。但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危险，在紧要关头时，国家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在国际关系仍呈现无政府状态的特质下，权力平衡或两极体系结构下依赖大国形成的集体安全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得不实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自由主义也涉及到几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当然呈现无政府状态，但并非没有秩序。也即有没有政府不是有无秩序的必要条件。2、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但其他行为体日趋重要。自由主义除了承认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之外，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3、国家关注生存，但国家不仅仅关注生存，甚至首先不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个人自由及社会经济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家利益会顺应国际制度运作而决定，亦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成为团体一份子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社会需求及尊重自己与需要受人尊重的尊重需求的利益。4、国际规范、机制、制度维护国际秩序。如果没有政府，那要靠什么来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呢？靠的就是国际规范、机制和制度。现实主义认为它们只是强者的一种工具或是无用的摆设，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它们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约束。

自由主义是以合作与互赖为基础，它在安全观上有三种观点，即相互依存、民主和平与机制稳定。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将阻止各国彼此使用武力，因为战争将威吓各方的繁荣；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比独裁国家天生更和平，民主的扩展是世界和平的关键；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能源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通过鼓励各国为更大的持久合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从而有助于克服国家的自私行为。

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它认为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国家是有理性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合乎规则，一致且有秩序，并能权衡将要选择行为的得与失，以最大化其实际效用。自由主义相信，有了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使整个合作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国家不是追求权力的极大化，概念及规范具有补充权力互动的解释作用，国家会追求群体的绝对获利，进行合作，军事力量不是唯一的权力与目标。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合作可以长久维持、运作，并可以减少战争发生，军事安全不是唯一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受到重视。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它将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概而言之，就是强调人的作用、人的观念和能动性对于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建构主义也有一系列的假设：1、国际体系是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有着不同的逻辑，可以是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这些逻辑都是由人创造的。人可以创造丛林原则主导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创造友善主导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又形成不同的角色类型，即敌人、竞争对手、朋友。国家根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因而可能面对不同类型的威胁，但也可经由规范的作用解决争执，或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2、国家虽是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但是从个人、国际组织甚至全人类都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国家与其他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处于互动之中。3、国家关注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是社会建构的。比如朝鲜核危机对美国的巨大刺激，原因即在于朝鲜与美国现在相互抱有敌意，这样一种安全观念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4、国际体系文化界定国家安全的意义。应该说，在当今的世界当中，大国之间还没有产生强烈冲突的意愿。现在，美国的霸权的维持主要依靠的是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如果缺失了中国，可以吗？肯定不行。美国现在已经逐步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不要去抗衡美国，即便将来我们强大了也不要去抗衡。因为，如果大家现在都强化了这种抗衡的思想，那么这种抗衡思想慢慢的就极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文化的一部分。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正因为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成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结构不仅仅涉及物质能力的分配，还有社会关系。当国家相互仇视时，它们习惯于从坏处猜测对方；当关系友善时，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合作。这一切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力量分配。建构主义结构中的物质因素，但认为它是有限的。因为物质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

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离这种结构，并建立新的、由不同观念造就的结构。比如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高度相信，那么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综合安全或人类安全。

三、获致安全的实践途径

受到国际关系三大流派的引导，各国在寻求获致安全的作为上，大致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通过权力平衡安全机制和体系来实现国家的安全。在权力平衡安全体系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维持各力量中心的均衡，制约潜在和现实的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

（二）集体安全。集体安全是建立同盟关系与联合军事力量，透过集体效应来共同协助受威胁的国家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并进一步维系同盟之军事安全。④摩根索认为：在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安全问题不再是个别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无须由军备和其他国家权力的要素来解决；安全成为所有国家关心的问题，他们将像他们自己的安全受到威吓似的集体保障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的安全。

（三）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透过国际机制之建立与各国之自我约束来稳定国际情势。更进一步而言：以国家间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安全。安全不是零和赛局，安全涉及所有国家，各国都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寻求建设性解决安全的进程，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各国可透过军备控制及促进联合国的安全职能，来实现共同的安全。

（四）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指透过将军事安全与非军事安全相互结合的渐进过程，国家得以透过合作、对话来维持国际安全。意即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往以权力平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合作，它强调增加互信而非猜忌，包容而非排他，多边而非单边，非军事方式而非纯军事方式，协商而非对抗，再确认而非吓阻，军事透明而非秘密，事前防制而非事后矫正，互赖而非片面行动。

（五）综合安全。综合安全是指尝试将安全所囊括的范围扩及其他非传统军事安全的面向上，并且透过这些面向的强化互动与合作，区域安全稳定得以维持。它不仅包括军事性因素，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议题。

（六）人类安全。人类安全是指所有与“人”相关的议题，其形式多变且对人类安全有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简言之，人类安全是一种本质上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观，像移民问题、跨国经济与网络犯罪、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生态环境破坏威胁、疾病感染问题、对人权压迫等多元多变之新型安全威胁，都将对人类之安全有更直接且更为深远之影响。

四、三大流派安全观点异同之比较

（一）安全的指涉对象。三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重要的行为者，自由主义则认为除了国家外，个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是体系中的行为者，建构主义更纳涵至全人类，然而国家在体系中行为体的角色与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涵盖范围上，以建构主义之行为体互动所产生三种无政府文化，由国家扩展至个人与全人类层次之范围最为宽广；其次为自由主义藉由相互依赖与合作所形成之个人至国际层次；最后，则是以国家为最重要且唯一行为者的现实主义。

（二）安全的核心价值。三者都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生存与安全是国家重要的利益与需求，国家必须追求权力，发展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现实主义追求权力最大化与国家的相对利益；自由主义除以生存与安全为国家的利益外，个人自由与社会福祉都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国际制度会影响国家利益，国家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强调安全的内涵随着文化结构的不同有不同的认定，从个体自身存在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都可成为安全的核心价值，全视国家如何认定。

（三）威胁考虑层面。三者皆认为国际体系存有冲突与战争发生的可能，军事威胁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之国家间，合作有一定的作用，现实主义认为战争是常态不可避免，合作是短暂权宜之计，唯有追求权力极大化，才能保障安全，因之，军事威胁如影随形；自由主义认为经由互赖与国际建制及国际制度的合作，可减少战争发生，且其重视国际政治经济，对经济层面的威胁亦较为着重；建构主义认为安全的内涵随着不同的文化结构有不同认定，因行动体互动所产生之三种无政府文化，着重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面向威胁，可经由文化的建立，产生规范性作用，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

（四）获致安全的途径。三者都认为可透过合作手段追求安全，然现实主义强调安全困境，认为保护与扩大权力成为保障安全的唯一手段，因而权力平衡与集体安全即符合其效用；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生存不是唯一考虑，亦应考虑共同追求群体的共同利益，可经由，互赖与国际制度等的合作追求安全，因而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符合其需求；建构主义认为经由行为体互动的文化建立，可产生规范性作用，促进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综合安全与人类安全正符合其作用。

五、结语

经由对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主流流派安全观点的比较之后，可以了解国际环境变迁造成不同理论的建构，以及面对国际环境变化采取适当途径，尤其在安全方面，虽然三者之间各有相同与相异之处，然皆以国家为主要指涉对象，向个人或向全球发展；其次，在核心价值方面，则在求得最基本之生存与保护需求后，逐渐谋求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再次，在威胁方面，传统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之情势，因全球化之影响，已为非传统之经济安全取代或并列之；最后，获致安全的途径是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亦朝向多面向之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与综合安全发展之势，在全球化冲击下，人类安全已渐获重视并扩大影响。唯有适切运用合宜的安全观点以及安全战略，认清国际现势的演变，才能深切认知安全的内涵，促使并维持国家间的合作与安全。（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部）

注解：

①倪世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②维基百科http：///wiki/%E9%A9%AC%E6%96%AF%E6%B4%9B

③陈欣之.国际安全研究之理论变迁与挑战[M].第2页.

④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392-393页.

参考文献：

[1]郑端耀.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评析.美欧季刊.2001（2）：199.

[2]刘复国.综合性安全与国家安全：亚太安全概念适用性之探讨.问题与研究.1999（2）：24.

[3]莫大华.“安全研究”之趋势.问题与研究.1996（7）：70.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2

中国新安全观不仅是一种政治战略，更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既是我国国家安全思想的最新理论创新，也是当今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种新思路、新路径和新观念。

一、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往前发展的，理论的创立和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做出相应的理论总结。建国之初我国百废俱兴，西方国家不断进行政治武力封锁，企图颠覆新中国的政权，因此，我国确立了军事武力为主，同时积极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交流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一再强调各国应坚持平等尊重的合作原则。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虽然没有变，但各种发展态势继续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国际安全形势复杂化，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但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传统安全思想观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始终把国家的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时刻警惕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危险，但也要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主旋律，和平、发展、合作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主张以经济合作来最大限度减小国家间矛盾与冲突，积极扩大各领域共识。同志在多次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新安全观的实质不是单方面安全，而是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这是我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系统地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理论和指导思想，实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策略的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进入21世纪，同志在继承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战略政策基础上，结合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对外开放经验，深刻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中的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发展是增进人民幸福，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因此，“世界各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安全威胁，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在此基础上，从客观存在的国际外交和国家安全现实出发，提出“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②和谐世界理论丰富发展了新安全观理论的内涵，为新安全观的与时俱进注入了新鲜血液。

十后，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倡导树立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注重强调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

二、国际合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模式

现代国家安全理论大致有三种，现实主义安全理论，自由主义安全理论和建构主义安全理论。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长期占据着国家安全思想研究的主导地位，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最广泛的应用方法。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流派较多，这些流派都是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本恶论出发，普遍认为自私贪婪是人类的本性，认为国家之间是零和博弈，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要靠战争解决。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突出强调政治受到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把权力作为判断国家利益的唯一标准，之后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修改和补充了现实主义安全观核心观点，认为国家追求的是安全而不仅仅是权力，竞争和冲突时不可避免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理论基点恰恰相反。自由主义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消除国家之间的误会，追求长期的和平与安全才是国家安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世界组织，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组织和公众舆论来保障国家安全。认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可以协调，国际社会中制度的缺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主要原因，积极倡导建立通过集体力量威慑阻止内部个别国家出现侵略和被侵略可能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战略同盟，积极合作。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新安全观的萌芽，为解决国家间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但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以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本质，没有从现实主义理论的本质中完全剥离，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建构主义国家安全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特别关注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流规则和秩序而不是经济结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完全有可能，国家可以培养一种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以和平友谊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政治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之间的冲突。

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领域，西方三大国际合作思想流派相继占据世界国家安全研究主流地位，各个时期各主要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三大主流国家安全学术思潮的影响，但从实质上讲，无论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安全学说、建构主义国家安全学说都是建立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利益基础之上的，都是为西方资产阶级强国剥削压迫其他发展中弱国精心编制的“道德外衣”、“正义外衣”，其目的就是在国家安全学术领域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一套言之凿凿的理论学说，以便变本加厉的渗透影响世界广大弱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新安全观是冷战之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伟大创举，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先进性，蕴含着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为贵”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民真正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反映，其价值取向是谋求双方共同利益。新安全观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政策和方针，更是一种向往和平，反对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压迫，呼吁各国互利共赢的无产阶级国家合作的理论宣言，是当今国际合作领域的最新范式，这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国家第一次提出的系统的、真正合理平等的、旨在维护各国真正互利共赢的和平国家安全观，对世界国家安全研究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作者单位：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5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98

参考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

[2].树立开放思维，实现合作共赢[J].人民日报，2005.11.20

[3]李晓敏.中国的新安全观[J].和平与发展，2002（2）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3

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

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论析

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当代影响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国际冲突的要素与宏观层次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洋战略

中东欧国家转型与欧盟软实力

塞西尔·罗得斯与南部非洲政治格局的形成

外语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形态与对策建议

征稿启事

中亚国家的语言政策论析

汉语习语英译与英语名著

电子书促使传统纸书回归静态深阅读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英国学派人道主义干预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及其关系

经典现实主义与公众舆论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食洋不想化”

国际机制有效性透析

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简论均势的稀缺性

拉美历史上反美主义的演进及特点与根源分析

论“一条线”外交中的精神和物质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国政府职能定位

论外资并购中国家经济安全审查机制的构建

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

俄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政策博弈

从国际刑警组织和欧洲刑警组织看国际警务合作组织的角色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从哥本哈根会议看全球气候合作前景

“西方媒体跟踪”课程建设与教学

“意识提高”活动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体现

修昔底德复杂现实主义思想的理论启示《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比较研究》出版

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试析国家让渡概念的界定

中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其意义

缅甸华人的政治地位及其前景

西方国家制裁缅甸的目的及其效用评析

经济体制转型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的思考

从碳循环与政策周期的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太极推手与日本相扑体育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国家安全概览(2005～2007)》出版

范妮·伯尼的叙事狂想

日本80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论外语教师由讲解者向致能者转变的能力要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法的研究与实践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 ：网络空间；国家安全；网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1-0161-03

21世纪初，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威胁给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挑战，并增加了自20世纪以来业已被理解的威胁的范围.网络安全威胁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挑战之一，可以说，网络空间所带来的威胁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时代话题.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战略等的构建是基于19世纪至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验，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及国家间的协议有助于减少潜在的冲突与暴力等.传统的观点尊重国家边界和领土完整，并在现实世界中给予其清晰的概念界定与物理界定.但是，网络空间的特性，使得其与以上传统的国家体制、国家参与国际事务和冲突的常规方式并不相符.可以说，网络空间创造了新的加剧全球紧张局势的途径和新的基于互联网的冲突模式，从网络间谍、跨国犯罪到扰乱军事系统、攻击政府服务器的网络战争，这些已构成新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把握网络空间的内在运行机理，探究互联网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分析互联网时代国际关系领域的危机与应对，都是与网络空间、国际政治紧密相关而又亟待探索的理论命题.

1 互联网时代国际环境的特点

所谓网络空间，是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播新空间，它是信息环境内的全球领域，由独立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网组成，包括因特网、计算机系统以及重要行业的嵌入式处理器和控制器.[1]网络空间具有全球性、开放性、信息高度共享性、无政府状态等特征.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无国界”和“超越领土”的虚拟空间而存在，并且已经逐渐渗透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构成了国家安全的“无形疆界”.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网络空间俨然已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在该虚拟战场上进行博弈和竞争.网络的传播迅速、即时互动、隐秘难控、传播无界的特性使得互联网成为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也伴随着威胁以及迷失.人们常用“狂野西部”来形容当前国际网络安全环境的混乱无序，可以说，网络空间在国际政治领域制造了一种“迷失”现象，即虚拟网络空间由于缺乏合理、规范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网络制约和法律规制，使得国际政治领域中行为体的行为活动因缺少相应的指导与规约而陷入“无轨”、不可控、难以预测的状态.这种“迷失”现象无形中也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基于新的互联网空间多级维度下的国际关系理论超越了传统上自二战以来作为国家安全政策基石的“威慑”理论.在20世纪，即前互联网时代的“威慑”背景下，美国和苏联主导并产生了“两级化”的国际关系体系.相比之下，21世纪的国际环境，是一种处于互联网之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它以不对称性、模糊性、具有较少共同的诉求与偏好以及多样化的难以确定的目标为特征，在此背景下的国际舞台上则活跃着大量冷战之后所卷入国际体系的新国家以及大范围的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

与此同时，网络的进步使得信息的传播源头趋向于个体化、多样化，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国家行为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存在着扰乱网络系统以及妨碍国家安全的可能性而相对不容易也不必担心被发现.在网络空间，很难辨别一条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也很难准确地发现和理解一个特殊事件背后所隐含的讯息，同时，一个地方性或区域性事件也可以有像“蝴蝶效应”那样的威力从而对全世界产生波动与影响.

2 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国家安全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李普曼1943年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它是指一个国家既没有外部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网络空间下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一国网络空间的安全以及原有国家安全议题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简单地说，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包括：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增多、扩展了国家安全的空间、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等.本文基于互联网时代的国际特征以及网络空间的特点，主要从改变国家安全环境和威胁国家主权两个方面来研究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主要是指与传统国际环境相比，网络时代下的国际环境存在更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复杂因素，从而使得国家安全环境面临更多有形和无形的挑战.互联网的进步改变国家安全环境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震网”的部署，其中，“震网”是一种复杂的恶性软件系统，据称其可以破坏伊朗核计划中的铀浓缩设施.美国和以色列都因是病毒的制造者而倍受谴责，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互联网的本质特征，该软件的来源仍存在争议.国际关系中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7年的爱沙尼亚网络攻击事件，这次网络攻击破坏了爱沙尼亚共和国重要组织机构的网站，包括公共部门机构、银行等，爱沙尼亚的一些官员谴责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攻击，但这也无从证明.不过这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直接影响.

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是指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主权国家置身于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虚拟信息世界之中，使得国家在维护传统的边界安全的同时要考虑到互联网主权边界的安全问题，这就产生了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具体来看，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国家主权在国家传统的地缘边界之外出现了新的延伸，即网络主权；同时从关注陆、海、空、天“四维安全”扩展到领土、领空、领海、领天、网络的“五维安全”.关于互联网对国家主权影响的模拟实验和量化分析还比较不成熟，所以无从提供可供分析的实例.但从理论角度来说，在虚拟网络空间下，不仅国家主权的边界难以界定，而且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领域还对国家主权进行着一定程度的侵蚀.有学者指出，要把握互联网时代国家的主权问题，必须突破对传统意义上固化的国家边界的理解，并将其置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来考量.同时，国家需要不断向其网络空间注入能量以维持已有的网路疆域的存在，其中能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成正相关.

3 基于国家安全的网络治理的新兴尝试

21世纪以来，关于互联网的治理尝试不断出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治理问题的日益突出，不断涌现出新的网络治理尝试.为了更好地把握基于国家安全而展开的网络治理，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简单梳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网络治理尝试：

3.1 基于组织研究的网络治理尝试

为应对网络威胁，国际上一些主要的研究机构试图通过理解和分析国际政治领域中的网络革命来寻求网络治理的新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尝试体现在互联网犯罪领域以及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简称CERT)的创立.其中，CERT作为在国际层面支持全球网络安全的新的制度性机制设计，最初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设计，CERT协调中心于1988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设立，接着CERT系统开始向全世界扩展，与此相伴随的是超过250个处理互联网安全问题的组织.CERT协调中心认为这些组织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对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提升有效的安全技术、保护网络的连续性.不过，由于政策反应常滞后于虚拟领域的发展以及网络空间发展的特点，网络的良性互动、网络威胁潜在的规模和范围并不能被很好地理解.另外，该尝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那些在定义上很难达成一致或缺乏测量实践的网络威胁数据的收集.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与MIT合作的“探究互联网时代的国际关系”项目,旨在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学科，将网络整合到国际事务的体系构造中去，并使之一体化.这显然超越了网络和国际事务为两个明显平行领域这一认知.它旨在寻求提供理论、数据、分析工具以服务于21世纪的复杂性、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以及网络时代的国际关系.

3.2 基于公约制定的网络治理尝试

Richard Clarke，在他最近关于互联网战争的书中指出，国际社会应发展合作策略以应对国际网络事务的新状态，在此，他强调了条约制定的重要性，要求把秩序带入到混乱的互联网环境中.欧洲委员会于2001年批准了关于互联网犯罪的国际公约，并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倡议.这项公约专注于侵犯版权、违反网络安全和网络间谍活动，同时，它试图通过协调刑事法律和司法程序来促进国际合作.到2012年，已有32个国际开始执行这项公约，另外还有15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可以说，该公约确实代表了在网络犯罪方面未曾存在过的一种正式水平的合作.

3.3 基于国家主导层面的网络治理尝试

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网络治理包括为网络空间的自身运作以及基于网络互动提供制度化支持的机制设计，促进网络安全，减少网络中断和破坏，有效利用网络渠道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例如成立于2001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认为各国有权依法管理互联网组织，并且为应对网络犯罪而提出“互联网警察机构”的设想①.而中国政府也及时成立了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来处理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问题.美国政府为应对国际网络威胁，于2009年完成了一项对其网络安全政策的评估，并成立了备受瞩目的网络司令部，将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整合为一体，以防御自身网络和制定对敌攻击策略；2011年，美国白宫美国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该战略被称为美国在21世纪的“历史性政策文件”，该战略文件着重强调了“应对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挑战，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及全球社会安全”，全方位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以及积极抢占国际网络空间控制权；而自2011年起，美国国防部展开了其网络战略的部署.

4 互联网时代的国际网络治理研究困境

4.1 网络治理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口

毫无疑问，今天的网络现实与20世纪的国际政治理论之间存在巨大的脱节，这些理论显然已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理论需求，例如，对国际关系中国家体系的强调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新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互动行为体所检验.理论上来说，需要探求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互动中的机遇与漏洞，以及互动的方式与效果.然而我们对网络世界互动的了解却缺乏系统的知识.例如，不知道谁或者什么掌握着网络世界控制权，即到底是什么样的实体在什么样的指令下保证了信息的流通，以及如何保证信息流在各个环节的流动.这些在目前的国际政治领域是无法寻求理论论证以及理论支持的，即理论支撑上的不足阻碍着当前对国际网络治理的研究，也因此，创建一个整合网络空间以及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的框架就迫在眉睫.

4.2 网络治理在实证数据方面存在缺失

网络活动与其他国际活动在数据质量以及整合、分析数据的能力方面存在差距.从技术的角度看，为实现国际网络治理，我们需要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现有分析方法可以移植到网络领域使用，以及是否有能力根据现实作出调整甚至制定新的分析方法.这就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包括谁将引领网络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如何引领，今天的互联网是否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模型，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些都需要基于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作出预测.而数据的缺失显然影响了我们对这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为了缩减上述差距，就需要收集并整理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相关网络数据集，提出数据的新用途并整合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应用.另外，还必须寻求基于不同视角下的大规模数据分析的方法以及寻求必要的分析工具.

4.3 网络治理在政策分析中存在不足

传统政策的分析模式与当前分析互联网对国际政治领域的威胁所需要的分析模式之间存在一个现实的差距.按照传统分析模式，国家领导人在应对新的挑战时会转向已经存在的基于过去的现实所制定的政策.在一些领域，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策制定模式，且符合制度制定和官僚选择的逻辑，但在网络空间，却没有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为其提供政策上的先例以供参考.政策上所面临的挑战是提供政策反应的一整套工具包，以适应现实网络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在外交层面也需要形成新的协商模式和工具以管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互动，在国际层面上寻求制定国际网络治理机制的共识，这些都有助于弥补互联网在政策分析中的缺口.

5 结论

基于网络空间所营造的“迷失现象”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挑战着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并威胁着国家安全.针对上述的治理研究困境，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积极尝试，例如寻求国际网络安全合作、充分利用非正式治理集团（如G8, IBSA，BRICs）的大国协调作用等.本人认为网络治理的中心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以理解和应对21世纪的国际网络现实，即通过创建一个集网络和现实国际政治于一体的分析框架，和一个新的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来调整国际关系的基础理论和政策与网络空间的新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在国际层面上形成一种国际网络安全机制，用制度化的国际机制从多轨道、多领域来协调空间网络中的国家安全，从而达成在网络治理领域的国际共识.

与此同时，中国应借势而为，积极构建自身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加紧宏观战略谋划，务实有效地推进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确保自身的网络安全和话语权以及国际网络空间控制权.另外，中国要高度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加大网络外交力度，多头并进，有效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利益，确保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同时，我们还要理解互联网的内在运行逻辑，从根本上把握互联网的特性以使其更好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服务.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相信中国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网络治理方面将更进一步.

注 释：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5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ious Symb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

[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6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1986、1987、1992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和讲学。1996年至1997年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新估计》、《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中国对外关系》、《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今时代特征》等。

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如何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10月28-29日召开了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战略以及中国外交的实践分析与理论思考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

自199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有关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的讨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责任者、“现状国”，还是做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革者、“修正国”？[2]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这些问题都成为此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的角色定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牛海彬认为，走出权力转移安全困境的方法是相对清晰地界定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中国运用权力的真正意图，优化国际形象；目前仍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上海政法学院陈剑峰认为，当前中国重现状、轻变革，应把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目前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虽给中国安全造成一定压力，但客观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稳定以及能源通道安全。

复旦大学潘忠岐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探讨了中国在目前国际体系中应有的角色定位。他分析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意象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等。他认为，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新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和缩小化；中国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已经由修正国的受动型转变为准现状国的互赖型。

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Camilla Soerensen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界定为修正国。她从情境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政策。她认为，单极体系下的中国安全政策并未体现为连贯的安全战略，而是混杂着修正导向和现状导向双重特征，具有高度的反应性。在冷战后的单极结构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究竟采取何种导向的安全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安全环境，尤其是地区均势的变化；二是国内政治环境，尤其是民族主义与经济考虑之间的相对变动。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论述不丰。虽然布尔( Hedley Bull) 曾经指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3]但关于大国责任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明确而一致的判断，似乎只有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才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共识。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清华大学邢悦和詹奕嘉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在他们看来，“负责任大国”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拥有高效率的国家制度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负责任”的基本条件是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并愿为此承担义务，付出代价。

复旦大学张家栋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当代国际体系，但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方面仍然是一个体系外国家；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但在反映国家实力的经济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势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强国。中国应该在发展国际地位、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强调外交战略，把它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辅手段。

复旦大学蒋昌建认为，在对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这一问题上，要处理好八对关系：国际责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集体责任和个体角色的关系、责任与能力的关系、责任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关系、权力授让与权力置换的关系、功利型责任与伦理型责任的关系、持续性责任与脉冲性责任的关系、有条件行使责任与无条件行使责任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志敏认为，从历史实践和当前中国的外交行为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美国对“负责任大国”的界定有自己的话语霸权成分，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

尽管不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激烈辩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的涵义是什么？各国对“负责任大国”的共识有多少？“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距离“负责人大国”还有多远？要对国家还是国际负责？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应怎样减少国际压力和猜忌？“大国责任”由什么决定？角色定位与国家目标的关系是什么？“负责任大国”是外交辞令还是真正追求？“负责任大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是否要考虑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变化？“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2001年10月31日，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曾强调要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4]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和线性方法来看待战略能力问题，认识到构建结构型战略能力的重要性。深入研究结构型战略能力对于更准确地判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态势、更全面地运用各种资源与力量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与会的几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唐永胜着重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及其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依据战略实力来源的不同，把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与结构型战略能力。他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战略能力的运用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国家结构型战略能力的最主要变量是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置与态势。要增强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就必须改进观念，更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领域的协调发展，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5]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倍受重视。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必然包含“非物质领域”的发展和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提高对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影响着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与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国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软实力”也日益进入对外政策的议程；“软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纳入到中国国家战略中。中国要想扩大自己在世界的影响，成为世界大国、强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规划“软实力”的提高。

复旦大学陈玉刚从分析全球化与软实力的关系、软实力的工具和价值涵义入手，探讨了中国软实力在构建过程中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陈玉刚认为，软实力具有价值意义和工具性意义，两种意义可以互相转化。当把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转化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时，软实力具有普世性价值意义的核心就可能会受损，甚至影响其硬实力。软实力的价值意义主要来自于其包含的某些普世性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一国软实力与其历史和传统所包含的价值的共享性和普世性成正比。在陈玉刚看来，中国软实力构建应该重视其价值意义。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两种普世性不足的路径下，剔除其糟粕性，挖掘其普世性价值，中国仅有吸引力还不够，要使拥有的软实力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相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中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辨证统一的价值体系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含有普世性意义，应该列入人类共享价值的体系之中，这些价值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充分挖掘、深化这些价值，并使它们系统化、体系化，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正如郭树勇所指出的，中国“软实力”的构建与提高，应该提升文化成长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内容。[6]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随着世界海军的发展和海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海洋生命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海洋战略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综合国内、国际视角，分析了中国海洋战略发展面临的十大推动因素与十大不利因素。他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海外贸易、能源通道和外资外贸核心地带、专属经济区等权益的保护，应对地区海权大国挑战和维护国家统一，提升国内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士气，国家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和中国成长等因素对战国海洋战略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海洋人才储备的不足，传统文化对海洋战略转型取向的制约，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之间的竞争，海外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各职能部门和战略协调不充足，以及相对不利的海洋地缘政治格局，政治中心与海权中心的错位等因素对中国海洋战略发展来说却是不利的。在分析正反两反面因素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要加快走向海洋大国的步伐，在中国民众战略意识中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时形成一种宏观的海洋战略领导与协调机制。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权意识和“领海”观念是必要的，但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当、周围国家的猜忌和怀疑、中美竞争、“海洋”的界定分歧等。但支持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学者坚持认为，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发展核武器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国际恐惧，甚至受到部分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恰恰证明，中国有迫切必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不能因为害怕猜忌和面临不利因素而放弃加强海军力量。有学者还认为，我国不仅有必要加强“海权意识”，而且还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由海上转移到太空，中国甚至需要思考“太空战略”。

三、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与理论思考

中国外交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焦点。国内外学者既从中国的主要对外关系、地区主义政策和外交谈判与政策制定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又围绕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余万里提出了一个分析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他把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概括为大国性、差异性、不确定性三个恒量以及地缘战略、经济全球化、国内政治三个变量，并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国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决定中美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华东师范大学刘军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中苏联盟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曾经充当过中苏共同威胁、中苏分裂的楔子和中苏平衡的维持者三种角色。在他看来，中国应该以史为鉴，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负责任的正常大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机制的稳定。香港大学王庆新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建构主义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美国战后依靠物质力量和软实力培植日本大众的亲美反战文化来看，中国应重视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善意和情感认同化解安全困境的逻辑，并以此化解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对中国的牵制。复旦大学包霞琴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探讨中日关系问题，一是深入了解两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探寻适当的外交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二是中国在外交上要区别对待日本和美国，特别要注意日本具有“大国愿望、小国心态”的特点。[7]

韩国仁川大学李镐铁（Hochul Lee）、瑞典阿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Mikael Weissmann、复旦大学蔡建、国际关系学院孙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卢国学等从中国参与地区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李镐铁认为，实力政治或均势政治、经济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主义和政治领导四个关键因素塑造了冷战后中国的东北亚政策，适应性或合作性的路线更加可能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常规路线。Weissmann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地区化、经济一体化与相互依赖、跨国界的微观地区化以及非正式网络等四个地区化的表现形式以不同方式在东亚地区起到了预防冲突的作用，东亚应在现有对话平台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互信，实现东亚稳定。孙学峰认为，由于中国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8]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卢国学探讨了APEC合作议题不断增多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区域合作政策所造成的冲击。蔡建则以六方会谈机制为例，分析了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及其构建的可行性。

在中国外交实践方面，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中国的谈判行为和影响因素。外交学院张清敏认为，中国外交谈判行为中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强调原则，强调私人友谊，高层领导主管谈判；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国际考虑、外交谈判和官僚政治相交织、外交谈判成为双层互动博弈。复旦大学蒋昌建和沈逸深入探讨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媒体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媒体外交”已成为新的外交范式。[9]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具有五大功能。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田野利用“PEW全球态度项目”中关于中国六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情况，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积极态度。

关于中国的外交新思维和外交转型，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认为，中国重进世界舞台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要有自己的外交哲学。复旦大学赵可金对中国外交新思维的转型进行了概括：从革命外交转变为发展外交；从独立自主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变为参与国际社会、寻求多边合作；从外交以国家为重日益转变为外交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从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大棋局转变为大国总体外交的大棋局。他指出，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应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国内社会发育程度、中国外交制度的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动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邢悦和詹奕嘉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新外交”，认为中国新外交主要表现在：从利用国际机制到承担国际责任；从以大国为主的经济外交到周边与大国并重的全方位外交；从强调自身建设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来自广州市共赢经济学研究所的马国书认为，中国的外交须超越现代国家之间无利益共同体之三大零和体系的“国际外交”，转向全球货币利益共同体之人类共赢体系的“全球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范式曾假设，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是相分离的，并且不能相互渗透。章百家曾提出，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10]复旦大学俞沂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她从现代国家转型的对外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密切联系。她认为，把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外交研究的归属，须把现代国家转型看作进行时，看作能够不断接纳、融合新标准、新要求的过程，建立一种环境变化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演变的双重动态模式。她还提出“外交即内政”，从根本上说，外交与内政不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中的两个互相支撑的方面。

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决定中国只能在外交观念或外交思维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中国外交因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11]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外交哲学，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大国。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12]

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外交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在本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还就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并用理论指导中国外交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两个焦点分别是安全概念和国际关系理论性。

复旦大学任晓从“概念史”的角度剖析了“安全”概念的源流与发展，并阐发了“安全”概念发展变化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安全概念的衍化、安全议程的深化、安全范式的变化要求我们应更多地从主体的角度关注安全问题和安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认为，安全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还是政治、社会问题，关键是要对“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有自己的界定和看法，要深入思考“安全”的主体有哪些，研究“安全”的同时是否要注重“公平、正义”等问题。

复旦大学王义桅就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出现终结和庸俗化倾向，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追根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迫切性。他从“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他还认为，中国外交从实践上诠释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它既不会推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也不应该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相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有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不必刻意追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应当注意“人”的主体因素，但我们不能总是“感性”地看问题，要有一定的理性。苏长和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的文献资料，但对中文文献资料的重视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无足够信心的表现。

对于是否应该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很多与会学者持商榷态度。在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上，余万里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引进阶段；理论研究的现状运用阶段；创新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郭树勇和复旦大学宋国有等人认为，我们对西方理论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应跳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模式的窠臼，进行理论创新。复旦大学沈丁立和潘锐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需要借鉴其他成熟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同时加强元理论的探讨。蒋昌建提出，我们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又不能就理论而理论，而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外交需要理论界的支持。如果中国能提出符合自身需要且国际接受的理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我们就需要熟悉、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在话语权被西方主导的时代能与国际沟通、较量。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试图在规范理论和经验分析理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13]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中国所突出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历史逻辑有着巨大差异。虽然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地方性的一面，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外交行为，以三大主流范式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弘扬的是西方理念，展现的是西方理想，既不能够解释或不能充分解释，也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这既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和适用性的欠缺，又使我们感受到了立足于中国外交，在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使命。

注释：

［1］ Rex Li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Rex Li,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43-476; 另参见，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7/98), pp. 36-73;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2］很多学者对“现状国”和“修正国”进行过理论区分，如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另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3］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4］ “《文选》第三卷主要篇目介绍”，《人民日报》2006年8月13日，第1版。

［5］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6］转引自秦亚青：“中国大战略：问题与思路”，载《学术界》2006年第2期。

［7］ 管克江：“大国愿望和小国心态”，载《人民日报》2006年9月7日。

［8］ 关于“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参见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张海平：“论开放式地区主义”，载《亚太经济》1998年第5期。

［9］ 钱皓：“媒介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新外交范式”，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10］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11］ 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12］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7

传统国际关系的主流学者常常理性地将价值排除于自己的研究之外，以获得科学结论和立足于学术之林。但是价值问题犹如幽灵一般，总是潜在地包含于研究的对象之中。这种矛盾现象经常被学者们所提起并进行诘难，但是学者们却没能给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而使它继续地影响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

李开盛博士在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透视》一文中认为“在国际关系领域，价值一词常遭贬斥，体现价值判断的规范理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这可能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这段看似不长的话语，密集性地描述了国际关系中有关价值问题的全景。第一，价值研究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地位；第二，规范理论的处境反映了这种地位；第三，价值研究的这种地位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有关。但是李博士就在他文章的同一个段落中，提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从广义上讲，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一种规范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理论建构者有意或无意掺杂进去的价值倾向。”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现象，在李博士看来是由于现实主义研究工作者追求客观严谨的“虚伪”造成的。只有虚伪，才能够一方面贬斥价值，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包含价值。

李博士的观点与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看来，每一种理论都体现了一种国际体系的价值追求。现实主义理论一直追求的最大价值是安全；自由主义理论追求的价值是自由和进步；国际社会理论追求的价值是秩序和正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追求的是福利和财富的价值。正是根据价值这根主线，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重新归纳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没有提到国际关系中存在贬低价值问题这一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必定包含着价值取向，但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贬低价值的倾向呢?李博士的“虚伪论”显然不能构成为一种解释。英国社会学派大师马丁・怀特曾经间接指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理论和法律的巨大不同之处在于“政治理论和法律是在正常关系以及可预测结果的领域内的行为指南或行动规则，是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论，而国际关系理论是有关生存的理论。对政治理论而言是极端的事例(如革命或内战)，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却是正常的现象”。在此，国际关系只涉及生存这样一种最低要求，而与美好的生活无关。然而这一答案并没有触及到价值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边缘化的基本逻辑。因为生存是一种状态，涉及到生存的质量、秩序和安全等基本价值问题，显然它没有给出这一问题产生的基本逻辑。而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正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价值问题的学科根源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关系要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致力于两个基本的目标：第一，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它需要获得实践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它要把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区别开来。在这个目标上，国际关系学科得到了来自实践领域的巨大支持。国家间关系密集度的提高不仅需要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巨大支持，也帮助确立了国际关系独特领域的研究价值。第二，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和逻辑认同。这对国际关系学者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同，其他社会科学将会瓜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空壳”。

为了快速摆脱这种困境，有志于使国际关系成为一门学科的早期学者的最佳选择就是“拿来主义”。汉斯・摩根索被誉为是将国际关系学科学化的第一人，他将国际关系等同于国际政治，从而使得政治学的原理和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这种观点至今仍被广泛采用。在我国，国际关系也被当作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成为一种学科建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被国际关系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成果都是对其他学科成功理论的伟大移植。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强势源于其对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方法和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沃尔兹将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和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运用到国际关系的领域之中，成功地创立了新现实主义学派。其他的如新自由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后实证主义学派等，无不带有其他学科的巨大影响，甚至连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强势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也被成功地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国际关系学科成了一切成功理论的演练场和试验基地。

本文不对这种拿来主义做任何实质性评价，但是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却与这种“拿来主义”密切相关。除政治学外，哲学的发展对国际关系领域施加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每一次哲学的发展和反思都体现在国际关系的辩论之中。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问题就是哲学中价值与事实二分法的集中体现。

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休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它不但长期困扰着哲学界，让许多著名哲学家为此殚精竭虑，而且它也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伴随并困扰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休谟来说，价值与事实构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事实存在于对象之中，是一种“是什么”的研究，它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而价值依赖于人的情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由于价值不是对象本身的性质，因而它不是理性可以把握的，它借助于“应该”这个联系动词而获得人们在情感上的认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性质完全不同，人们不可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价值判断来。在休谟那里，事实和价值被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或“二歧鸿沟”。

休谟问题被康德提出后成为了哲学上的难题，甚至被人视为“哲学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并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继承了休谟的这一立场，试图发动一场针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将价值完全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价值判断只不过是情感的表达，或改变他人情感的尝试，因此完全是处于理性讨论的领域之外的”。此后，价值判断成了主观的代名词而与理性无缘，“价值中立”成为西方任何主流学科或者学者立足学术领域的基本立场。

当一战后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提升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性以后，并没有自动生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权威性和独特性。而休谟问题却非常强势的成为了横亘在一切哲学和社会科学面前无法避开的选择题。从以往的经验看，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知识领域的巨大成功，意味着在知识的领域里，只有事实和方法才是重要的。只有基于事实，

我们才能够借助于人的理性而获得一种确定性的知识；也只有实证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发现和解释事实中所隐含的真理。在这样一种学科背景下，为了创建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知识的权威性，远离“价值”这一被当时哲人们贴上“主观标签”的领域，就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理性自觉。

二、权力对安全的重要性及其与道德的矛盾

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有两个基本来源：经验领域的累积和知识领域的建构。一部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国家谋求自己生存的历史。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历史地存在，源于人类的创建，因而，获得了自主性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意志，它受到了两种基本的威胁：一是内部的威胁，它是国内政治的研究对象，其在当代占优势的理论是社会契约论，即人们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得国家成为一个“有机体”。但是一直以来，一定的权力关系是维持国家存在的基本力量。二是外部的威胁。这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对象。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它一直无法摆脱的梦魇就是在其周围始终存在着的类同组织，这些组织有能力消灭其他国家的存在本身。国家成了国家本身的威胁来源。只要国家还存在着它的同类，它就无法消除被威胁的现实。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一直在警告着国家：国家不断地产生和消亡，国家数量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国家经常在没有获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被外部力量即其他国家的力量所消灭。

马基雅维里直截了当的指出国家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尽可能多地获取权力。为了获取权力，君主可以不择手段，既要具备狮子般的凶猛，又要具有狐狸般的狡猾。马基雅维里在理论上确立了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两条基本主线：第一，国家生存与国家权力的基本逻辑关系。国家如果要在国际上生存，就必须要以最大化的权力为目标。国际权力的核心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成了保护自己和威胁他国的基本手段，由此“安全困境”构成了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环境。第二，把道德与权力分离开来。道德蕴含着服务于他人福利的基本属性，而权力则使得他人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二者着力的方向是相反的。只要国家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就必定弃置道德对国家获取权力的羁绊。

由于权力对国家生存的基础性作用，摩根索在将国际关系学科化的努力中，直截了当地宣称国际政治就是获取权力的斗争。国际关系中生存的问题于是为权力的问题所替代，权力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焦点。这一替代决定性地确立了国际关系中价值问题研究的边缘地位。权力与生存不一样，生存始终是一切组织单位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权力则不然，它只是追求价值目标的手段。权力这一手段具有这样一种独特性，它的履行必然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它所确立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关系。因而它本质上是与人类的基本道德价值相违背的，比如它对基本公平的损害。如果国际关系研究是以权力为中心，价值就必然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和摩根索是从人性和经验的角度论述了权力的重要性，而这中间包含着国家的主观选择性和策略的话，那么肯尼思・沃尔兹则从逻辑上论证了国家不得不选择权力的历史宿命。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助”，获取权力就是国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国家关系中对权力的追求获得了理论上的完美解释。由于安全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权力追求本身成了国家的最有价值的目标。但是这种价值目标追求包含着对他者利益和平等的预期损害，它自身也就构成了人类道德本质的对立物，它与人类的普世价值存在着根本性冲突。

三、价值的拓展与国际关系学科的隐忧

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借助于人性、历史和逻辑，因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如果人类只是重复历史和环境的被动接受者，如果国家时刻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安全问题和权力对自己的损害，那么，现实主义就是对的。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8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国际经济体系与制度的总和，是使世界经济作为有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进行有规律地发展与变化的运行机制；其建立和变迁，取决于国际社会各类成员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对比。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收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34页；其修订文本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3-18页。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建立起来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工业国家的利益和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 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却没有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改革，发达国家继续掌控着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竭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被严重地边缘化。

长期以来，陈安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高度关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陈安教授于2008年八十大寿之际，出版大型学术专著《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共分五卷；其后又在2009年和2010年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等系列论文四篇（简称《四论》）《四论》指陈安教授的四篇系列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简称《一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简称《二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简称《三论》），发表于《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4期；《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简称《四论》），发表于《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特点，指出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南北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实质，是全球财富的国际再分配，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分野，则在于全球财富国际再分配之公平与否。参见：陈安教授所著《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我国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地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变法图强”,“通过BRICSM类型的‘南南联合’群体”［1］， 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陈安教授一系列独特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喊出了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最强音，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严重的缺陷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体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有关协定和组织管理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成为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操控者和经营者，享受着特殊的权利和利益［2］。 在过去的60多年中，国际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国际经济管理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西方国家主导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本质没有改变，体现为发达国家的“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发达国家“制度霸权”最明显也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人事权和决策权，美欧国家不仅始终控制着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职位，而且在决策程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IMF为例，IMF实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和一定份额的加权投票权。因为基本投票权各国都一样，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最近几年，虽然IMF酝酿改革，希望增加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但是美国仍然占有约17%的投票权。按照IMF，重大议题表决需要85％以上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具有绝对否决权。陈安教授将此等制度设计评价为“它使寥寥几个西方发达大国和强国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纵全球性重大经济事务的决策……，众多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决策体制下，往往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选择：一是被迫签字‘画押’，吞下苦果；另一是被迫退出困境，自行孤立。”［3］

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发达国家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2004年，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约瑟夫·奈发表了《软实力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认为“软实力”的核心为一国文化的吸引力、价值观念和政策，并指出“当我们［美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时，我们的软实力就会得到加强”［4］，其实质即为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软实力是一种隐形力量，其作用是潜在的，但危害不可小视。陈安教授在其《一论》中，对这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其实，这种价值观念的输出在西方早就存在，在美国战略界，如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取决于一个占绝对优势的霸权国的存在［5］；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提出了由美国操控的国际制度能降低合作成本、促进合作的观点［6］，等等。由于美国占据学术研究的中心，这些思想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非常大。这些思想的潜台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愿”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借用陈安教授的话，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自觉“守法”而不去“变法图强”。在国际经济领域，此类思想更是层出不穷，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有益思考，却也造成了某些新的思想混乱。”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0页。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为例，它突出宣扬的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的，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奉行的教条是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21页。，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华盛顿共识”曾在拉美国家盛行，以阿根廷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自由化与市场开放，结果在国际游资和国内问题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崩溃，政府，社会动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制造的悲剧，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缄默了。”［7］

在鼓吹和推行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同时，发达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攻击发展中国家的自我保护措施，将其贬斥为“经济民族主义乱序”。“‘经济民族主义乱序’论的实质和效应则在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参见：《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130页。其实，南方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北方发达国家试图以各种“迷惑人心的口号”冲破限制和掠夺财富时，完全有理由保护自己，这一点是理直气壮和合情合理的，在西方发达大国的强势话语影响之下，切不可自先气短、自乱阵脚。陈安教授明确指出，“全球弱势群体对此类含有精神鸦片或精神枷锁毒素的理论，亟宜全面深入剖析，不宜贸然全盘接受。”［1］79-80

国际贸易领域的情况完全与此类似。长期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虽然在规范和稳定国际贸易秩序、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严重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制定的，首先体现的必然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后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关贸总协定增加了一些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或优惠的条款。可是这些条款有些是有名无实，有些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主要受益者仍然是发达国家，那些看似平等的贸易条款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是不平等的。那么，多哈回合是不是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答案仍然是“NO”。许多专家学者都怀疑多哈回合究竟是把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谈判的实质内容，还是作为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诱饵。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经说过，“把多哈回合说成是‘发展回合’，只是一种乔装打扮而已。”［8］

面对拥有“制度霸权”和“话语优势”的发达国家，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弱势国家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韬光养晦”，去满足于“搭乘全球化的便车”实现一定程度的发展，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陈安教授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人理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理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1］80。

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当务之急与必然选择。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条件，主要表现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发达国家却面临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当今国际经济格局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一些新兴经济国家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开始发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声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虽然在经济总量上仍然占有显著优势，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高盛公司曾经预测，“到2018 年‘金砖四国’和美国占全球GDP 的比例将同为25%；而到2050 年四国将一同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之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10］ 有些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最大特点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路径。”［10］

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等种种危机。西方G7国家的债务持续走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出3到4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1.美国2011年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累计债务高达14.8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国家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相继出现债务危机，不仅威胁着欧元区的经济稳定，而且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全球性问题仅靠西方国家早已不能解决，诸如国际能源安全、全球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7首脑峰会转为G20峰会，就是对这种情况变化的调整，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最近G20戛纳峰会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解决经济失衡、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进全球监管治理等，都涉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进。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充分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继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finance.省略/2011/11/04054211487860.shtml；访问日期：2011-11-23）。

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过程中，既得利益的大国与贫弱的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和规则制定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斗争的焦点是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全球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分工还是交换，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这正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问题。“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发展，使世界范围内有效需求增长未能跟上生产力发展步伐。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占有失衡，财富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均，形成‘越不发展越落后，越落后就越难发展’的恶性循环，最终制约了世界经济持久稳定增长。”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11-11/04/c_122235131.htm；访问日期：2011-11-03）。

面对不合理的旧秩序及其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问题，思变求新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发达国家占据技术优势、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向它们争取平等合理的发展机会，难度很大。面对当代国际社会“南弱北强”、实力悬殊的战略态势，面对国际强权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的“霸业”格局和“反变法”阻力，国际弱势群体要求“变法”图强，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1］66-67。只有不断争取，才会获得权益，而不是靠施舍。陈安教授通过分析南北关系，总结为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或“6C律”表明，这一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成果还是显著的。陈安教授对南北经济谈判过程与效果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参见：《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479-506页。 “6C轨迹”是指在南北合作曲折行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破旧立新、新旧更替，势必循着螺旋式上升，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逐步实现［11］。 弱势国家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当然，机会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也面临很多国内外的问题和挑战。首先，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很难撼动，“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12］。其次，发达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这又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权安全与金融风险。美国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且是全球持有美债的债权人所担心的问题，必须警惕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风险。当然，还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问题，危机带来机遇，但危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我们也须时刻加以注意。

G20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陈安教授通过对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前后的重要国际会议的分析，认为“‘匹兹堡发轫之路’之‘新’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强调和指定历时整整10年的G20南北对话机制，应当从非正式机制开始转轨成为正式的、常规的、主要的机制，从而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南南联合自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新转折和新起点。”［13］ 但是，“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看，全球公众却同时理应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预测‘匹兹堡发轫之路’今后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前景：时过境迁，强权发达国家之‘信誓旦旦’迅即转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头支票”［13］1-29，而这个“空头支票”却有可能为发达国家换来大量的利益。

三、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事务中，我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不仅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体系中有些条款本身就是用来牵制或限制中国发展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全面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动因和趋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不仅是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国际环境的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需要。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五分之一。人人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贫困，说明当今世界是不公平、不和谐的，也注定是不稳定的。”《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资料来源：news.省略/world/2008-09/26/content_10112612.htm；访问日期：2011-12-23）。物不平则鸣，人亦然。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面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既是全球弱势群体的一员，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属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80

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流行也最为荒谬的说法，是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即中国享受了美国霸权提供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发展机遇，享受了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搭了美国的便车”［14］。因此，中国现在不是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而是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为现行国际体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帮助美国维持现状。事实上，中国不是“搭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便车”，而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陈安教授提出，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势所趋，“中国的自我战略定位理应一如既往，继续是旗帜鲜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者之一。不宜只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改良者’、南北矛盾的‘协调者’。”［1］80为此，必须处理好“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处理好“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

首先，“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陈安教授明确提出应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并且批评了中国只应明哲保身、自顾自己发展、不顾外部是非的倾向。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直坚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坚持要“有所作为”。陈安教授也批评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式微，而中国应融入“蓬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于美国学界，目的是“瓦解南南合作的坚定信心和不懈实践，从而步步为营，维护少数经济强权国家在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经济现有‘游戏规则’下的既得利益。”［1］67陈安教授的分析鞭辟入里，引人深思，事实也正是如此。“韬光养晦”不是目的，坚持“韬光养晦”是为了“有所作为”，决不能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能无原则地“软弱退让”，更不能掉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结果被洗脑而跟着西方的战略走。在奉行“强者为王”原则且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领域，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通过争取才会得到保障，而不是简单地去追随强者，靠施舍绝不会自主，更不会长久。

其次，“守法适法”与“变法图强”的关系。陈安教授认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力行法治，但是从法理角度看，在当代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过程中，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公。强者拥有 “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必然造成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严重不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是巩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变革旧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求改变、改革现存的有关“立法”，就是要求“变法”［3］116。当然，“变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先“适应”和“守法”，在“适应”和“守法”的实践检验中，不断加深认识。熟悉游戏规则，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立足于国际弱势群体的共同权益，进行检验和判断，明辨其是非臧否，思考其变革方向。”［3］119当然，向强势国家争取“变法图强”，免不了道路曲折反复，“但势必与时俱进，前景光明。”［3］12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更加迫切。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呼唤中国的调整，这里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的更新，还包括观念的转变和角色的转换。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思维方式，研究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不断提高国际谈判艺术和经济外交能力。特别是在国际谈判中，不能过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不宜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底线，否则会处于被动局面，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和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目前我国的一举一动，与任何国家的谈判口径或合作行动，都将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第三，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需要大量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和对有关专题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选拔最合适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为国际组织培养输送管理人才，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

第四，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我国需要角色的转换——从过去强调熟悉和接受国际规则，开始转向修订、完善现有国际规则，并积极参与制定新的规则。现行规则往往具有发达国家的烙印，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国际规则。中国具有独特的经济体制，在世界上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自己站出来，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和而不同，与时俱进：我们学习的楷模五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以下简称《五卷本》）是一部巨著，全书分五卷共310多万字，全面汇集了陈安教授30多年来潜心国际经济法学教学和研究的经历、思想和成果。该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国际经济法学的前沿理论和动态，回顾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的成长、实践和发展，展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实践意义。拜读《五卷本》与《四论》以后，深切地体会到陈安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在独树中华一帜，跻身国际前驱方面的许多独到之处。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和流派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第一，对待世界上各种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非常重视，但不迷信。陈安教授非常重视研究世界上有关国际经济法学的理论和流派，但是从不迷信。陈安教授研究和引进国际经济法学的现有成果只是一种手段，而博采众长、消化吸收、开拓创新、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体系才是目的。陈安教授一贯主张，“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既要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和吸收有益的新知，切忌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又要敢于对外来的种种‘权威’理论，根据国情和世情，深入探讨，独立思考，加以鉴别，乃至质疑，切忌妄自菲薄，盲目附和。”孔子《论语》中倡导的“和而不同”精神，在陈安教授的治学实践中随处可见。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陈安教授的教学研究工作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致力于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法律支持。国际经济法学是规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的学科，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参与得不是很多，或者可以说很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越来越复杂，亟需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陈安教授的研究成果涵盖了有关国际贸易和投资、双边协定和多边公约、相关国际组织和管理体制的多个方面，为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国际经济法律问题，为保护我国有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大量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坚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关于中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南南合作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陈安教授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致力于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在国际经贸大政问题方面争取平等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五卷本》在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规律和路径方面，旁征博引，史论结合，提出了螺旋式上升的“6C轨迹”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其中，《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一文，为促进南南合作、丰富第三世界思想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晚近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三大回合》一文在美国杂志发表以后，被认为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最引人入胜和最有创见的”文章；专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将其收辑为中心的专题出版物——《贸易发展与公平》专题议程的系列工作文件之一，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如何才能继续维持并进一步开创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的国际环境，全面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经济全球化管理，正在成为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和借鉴陈安教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于我国更深入、更广泛和更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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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9

胡帮达的论文《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通过考察国际核安全法律文件和各国的核安全立法实践，在梳理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体系关于核安全基本原则规定的现状和问题。论文认为，我国《核安全法(草案)》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存在着规定不全面和原则虚置问题，应当在下一步修改时确立“全过程控制原则”和“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原则”，并通过整合分散的核安全监管职能和建立职能统一、组织地位独立的核安全监管机关来保障“核安全独立监管原则”确实得到贯彻。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0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并非完全对立，两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呈现出混合叠加的状态。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巴西，南非等国）践行结伴体系，并不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内就不存在有关结盟选项的讨论，但新兴大国将结伴作为主导型的政策选择，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为首的守成集团内部，也存在合作主义的和平发展思潮，况且，在美欧之间，美国与其非盟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结伴行为。在共生思维中，世界的解决结局并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一直宣扬的那样，最终以善恶力量的大对决表现出来。共生思维给出的答案是，善恶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义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容忍恶与邪较小的生存空间未必是件坏事。

所以中美之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在共生的国家社会下，以及中国一直奉行着具有共生思维的结伴战略，中美必将能共存在一个地球上。

参考文献

[1]由于拉美地区欧洲移民较多，语言文化差异较大，但经过几百年发展，也形成了拉美地区的独特文化，与传统东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存在差异。可以参见：李德恩：《拉美文化与文学》载《外国文学》，1992年03起；靳呈伟：《拉美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成因及维护》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五期等.

[2]摘自陈志敏、苏长和主编：《2014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第24页-27页.

[3]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75.

[4]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J].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22-33页.

[5]也有学者也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理解为准联盟外交，参见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二期.

[6]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24页.

[7]金应忠.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J].国际观察，2014年第4期，第46页.

[8]王柏松.中国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第34-36页.

[9]CR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p. 23-26.

[10]Keohane Robert， O.， & Nye， J. S.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 259.

[11]Wendt A.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55.

[12]Ye Qing， "The Concept of the Time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Jiemian Yang， ed.， China's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Shanghai：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p. 5-10.

[1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罗清，赵忠强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第283页.

[14]Ye Qing， "The Concept of the Time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in Jiemian Yang， ed.， China's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Shanghai： World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p. 13.

[15]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J].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24页.

[16]石家铸.论中国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发展[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2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1

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传播等手段来调动、挖掘、协调、整合各种战略资源来追求和塑造国家理想形象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形象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属于国家软权力的范畴，是国家的文化表现形态，代表着国家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国家形象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其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表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盛衰都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密切相关。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已将在国际社会建设、塑造和推销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项战略选择。”[1]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实现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国家之间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较量，国家形象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变量，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 [2]国家形象战略不只是对国家政治、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对国家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国家形象的树立对于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意识形态的维护、民族文化的保护、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对于国家安全利益、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维护也有着特殊意义。良好的国家形象在特定条件下既能胜于军事和国防手段来维护传统安全，也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本国的非传统安全。国家形象战略实施与国家利益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家形象战略实施首先是要对战略资源有整体把握；其次要有国家身份的明确定位；再次是确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目标――国家利益；最后是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手段，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战略实施，最终达到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内外局势来规划和制定国家形象战略，竞相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国家形象传播，积极进行国际对话，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力求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寻求利益，谋求发展。那么，国家形象战略对国家利益的实现到底是如何作用的？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国家形象战略以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这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文采纳学术界对国家利益划分常用的方法，分别探讨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关系。

一、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政治利益

国家的政治利益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国家形象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是实现国家形象战略政治目标的基础。国家形象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吸引力，糟糕的国家形象会遭到世界人民的抵触和反对，以至于失去政治独立甚至丧失国家。因此，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有效实现国家的政治利益。

（一）国家形象战略是维护和巩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政治合法性早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起初诸多关于合法性的讨论是就国家内部而言的，而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探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合法性理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分析的重要工具。“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政治权力的体现者也主要是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所以，政治合法性问题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对一定国家政治权力认同的情况。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就是指一定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根据国际社会中一定的标准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3]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对外使用实力、不断地影响他国的行为”的方式已经变得复杂化，不再是单纯停留在追求军事、经济等硬权力上，而是日益增加了对软权力的推崇和重视。作为一种软权力，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拓展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特点就是排斥暴力，强调非强制性；提倡合作，注重吸引力。而国家形象战略就是在国际竞争中通过国家形象的博弈来提高非强制性的吸引力以维护和拓展国家的政治利益。换言之，国家形象战略所追求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力。

国际政治中的合法性，是以同意或不反对为特征的，这与国家形象战略所强调的非强制性和吸引力是一致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提高和获取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社会化；第二，国家的权力运作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规则和程序；第三，国家应使自己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增强自己的有效性。[4] 这三种途径与国家形象战略具有一致性。

这是因为：其一，形象好的国家，容易在国际社会中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反之，该国的意识形态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抵触或反对，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另外，国家形象战略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宣传和美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其二，国家形象战略的另一政治手段是在国际机制与规范的博弈中树立良好形象来获取政治利益。原则、规则和程序是国际制度的体现和核心，体现了有关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在多边外交中只有遵循这些规则和程序，才能树立良好形象，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其三，责任外交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与政治合法性所要求的“政治产品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有很强的一致性。各国都早已意识到了树立负责任国家形象的政治意义，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注重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国家在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产品能够满足多数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二）国家形象战略是国家赢得国际威望的重要手段

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利益的基础，而国际威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拓展，国家形象战略的政治目标除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以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威望和国际尊重，提高国际地位。

美国学者傅立民认为，“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外形象）”[5] 。

国际威望是国家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而国际威望的树立和国家形象战略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就是由于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导致了国际威望的降低。原因何在？问题不在于它的传播能力和综合实力。根本问题是出在其国家意图和国家行为上。美国对伊战争虽然展示了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权力的强大，但作为软权力的国家形象却一再下滑。美国这种国家形象软实力的“内伤”短期内虽然不会撼动美国霸权，却是对其世界领导地位长期、无形地侵蚀，大大降低了它的国际威望。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与国际威望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发生有损于国家形象的行为，必然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威望，动摇其原有的国际地位。所以，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把国家形象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运筹，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合适手段来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增强政治权力，赢得国际威望，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经济利益的范围很广，但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维护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维护本国领土和领海的资源和能源，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实现国富民强；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应地位，保障对外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关系的稳定发展。”[6]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经济利益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良好的国家形象会增强其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从而提升自己的国际经济地位。国家形象战略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

（一）国家形象战略通过树立国家品牌形象来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品牌形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良好的整体形象，树立国家品牌形象，就是把国家当作产品的品牌来塑造和宣传，它与总体国家形象战略内容是重合的；狭义的国家品牌形象是与国家的知名企业和产品密切相关的。因此，可以把国际公众对某个国家的产品形成的总体印象称为国家品牌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一个国家产品的品牌就代表着该国的国家品牌形象。所以一个国家一旦某一产品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品牌，自然会带动国际消费者对这个国家其他产品的接受和认可，从而促进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即使后来有了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果以前国家品牌形象不理想或很糟糕，产品的出口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必然会使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即产品的好坏和服务质量是国家品牌形象树立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也影响着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和销售，从而对一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历史和现实证明，国家品牌形象的好坏决定着一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的成败。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不惜成本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来宣传和打造国家品牌形象，目的是以此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品牌”作为一种公共外交战略，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就使用过。英国品牌专家西蒙•安霍尔特被公认为是推广“国家品牌”的先驱。他把早年为可口可乐和雀巢公司开展全球商业宣传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一些国家客户身上，帮助其树立“国家品牌”。[7]

如今国家品牌形象的意义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8]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地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改变这个国家的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民众心中的印象开始。

（二）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投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虽依然依托于母国，但他们却日益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采购与销售。对一个国家来说，吸引外资或对外投资能促进其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投资不仅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也是国际经济力量新重心出现的催化剂。

国家形象战略可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投资。投资环境，又称投资气候。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它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信心度；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关系着资本职能能否充分发挥，资本能否最大限度地增值。因此，投资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9]

国家形象不仅会影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质量。改善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相关的形象）有利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投资质量也会同步得到提高。最优质的投资通常更愿意投向那些商业环境口碑好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商业环境廉洁、可靠，商业氛围通过法律法规得以规范，而不是依靠严重腐败的人际关系网络。[10]

国家形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环境的优劣。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自然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国家肯定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从制度层面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优越，民主法制健全，机构精干，富有效率，社会稳定，这样的国家形象，就有利于打消投资者的疑虑和戒备，必然会带来投资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从文化层面来看，如果一国国民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国民素质得到提升，也就代表了该国高度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必定会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因为该国能够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目前，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方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必定会降低投资风险，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促进国家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拓展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反过来，通过投资者的成功和亲身体验也必然会促进国际社会对该国国家形象的正向认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三、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文化利益

国家文化利益的核心是文化、文化权力或文化软权力。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视文化为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渠道和特殊领域，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也是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因为，国家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国向国际社会自我价值的展示。国家形象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途径塑造和形成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为了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都积极实施文化战略来树立国家文化形象以维护和拓展本国的文化利益。

（一）通过塑造国家文化形象以提高国家文化的吸引力

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一个国家如有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能有助于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驰骋。

通过文化手段塑造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来提高文化吸引力，是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手段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是加强本国文化建设，通过制定和实施文化政策来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政府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对外是加强文化输出，扩大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它通过三种途径来展示和塑造本国文化形象。第一，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政府间签订各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洽谈文化业务、召集和参与各项国际文化会议等；第二，一国政府面向国际公众展开的文化活动。这个途径主要是借助国际传播手段来完成的，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传播手段来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以达到树立良好国家文化形象的目的；第三、民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民众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如学术团体或协会组织的国际会议、比赛、展览，高等学校间组织的学术交流、交换留学生、民众自发组织的国际旅游等等，都属于这一途径。通过本途径塑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前提是要提高国民的文化道德素质。

（二）通过塑造国家的文化形象来提高国家文化的“免疫力”

一个国家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都是国家文化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作为外交手段和工具的作用日益突显，文化的软实力作用是其他力量难以比拟和取代的。从文化手段在外交中运用所产生的效果来看，它既可正向促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也可反向行使破坏国家间合作和信任；既可用于国内获得民众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可用于国外腐蚀他国民众的思想。由于文化在数量上的强势与弱势，在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一些国家在对外行为中将借助文化优势而对一些文化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以使之成为颠覆、侵略、奴役他国的工具。[11]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弱势文化国家竭尽全力保护本土文化，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试图同化弱势文化。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是在发达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已司空见惯。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是要避免本国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和侵蚀，保证本国拥有独立完整的文化。文化是一国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免疫力”，必定会招致被侵害和腐蚀的恶果。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发挥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使本国的文化得到很好的维护，是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战略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家文化形象作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展示，其本身就蕴涵着国家的文化实力及“文化免疫力”，形象好的国家必定有着很强的文化实力背景，形象差的国家一般文化实力较弱或者在文化建设方面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可想而知，一个士气涣散缺乏凝聚力的民族、一个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滞后的民族、一个文化产品匮乏和文化产业落后的民族不可能带来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另外，如果一个国家有好的文化形象，那么该国的文化自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被异化和侵蚀的可能性就小，就意味着“文化免疫力”存在。反之，糟糕的国家文化形象必然会给其国家文化带来负面效应，不仅遭到国际社会的拒绝和抵制，而且易被外来文化入侵和同化。

四、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利益

安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其它利益也就无从谈起。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缠绕的背景下，各类国家的安全观念、安全政策以及国际安全体系经历了缓慢却又极其深刻地嬗变。从各国目前奉行的安全观来看，“新安全观”或“新国家安全观”主要涵盖“人类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内容。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下降，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12]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雷默认为，“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将巨大摩擦产生的成本降低到很小，而负面的国家形象则能使小冲突的成本放大好几倍”[13] 。 总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强化并正确实施国家形象战略显得更有现实意义。

（一）国家形象战略有助于构筑国家间安全互信机制缓解安全困境

国家形象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在某种条件下国家形象可成为国际冲突与合作的根源。“国际上的冲突，背后都有一个世界形象的冲突，而大致相近的世界形象则成为沟通合作的基础。”[14] 为什么相近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合作，反之会引发冲突？究其原因就是国家形象对国家间的互信机制有重要影响，它既可能带来友善、亲和、友谊等积极影响促进构筑国家间互信，也可能引发敌意、排斥、竞争等消极影响产生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产生军备竞赛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安全困境的产生，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密不可分。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其他的国家更不安全。如果一个国家增强其实力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国的侵害，那么第二个国家在看见第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后，可能也会增强自己的实力，以防备第一个国家。这样一来，每一方增强自己的实力和确保自身安全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得双方更不安全。 [15]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作用的形式和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如何避免和消除安全困境仍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安全困境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一种形式，从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中可知，安全困境并不决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人有选择的余地，人的抉择有时能够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经过多次博弈，合作还是可以出现的。如果双方相互信任并进行合作，那么可以采取“次优的战略”从而获得“次优结果”的利益。[16]

如何使第二个国家相信第一个国家，正是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与任务。这里存在一个国家形象与国家意图的问题。国际交往中的真理之一是，当你想知道其他国家会采取何种行动时，揣摩对方的利益和真实意图是至关重要的。负面的国家形象不仅难以让其他国家相信你的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们对你的误解，原本值得赞赏的国家利益也会因为可怕的偏见而变得阴暗。[17]

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安全状况息息相关。一个国家判断自己是否安全，一方面是根据本国现有的实力或权力，也就是说本国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何种地位；另一方面，是对其他国家的判定，认为某国的权力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此国的权力上升是否会对本国构成威胁。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国家意图判断的问题，“国家的意图就是指一个国家真实的长远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18] 。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安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如果他国的意图是善意的，本国就处在安全状态。如果他国的意图是邪恶的，本国就会面临威胁。那么，如何判断他国的国家意图？理想的答案之一就是国家形象，因为，从国家形象自然而然就能推断出国家意图。由以上推论可以确信，国家形象战略对增进互信和消除安全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

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经典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二是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阶段，三是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阶段。学者们称后现实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理论。[19]

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还存有争议。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露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20] 。

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现了人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全新认识，与传统的安全理论相比，其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安全主体多元化；第二，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丰富化；第三，国家安全的威胁多样化；第四，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复合化；第五，安全的整体性（或不可分割性）突出化。

之所以说国家形象战略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相辅相成，是因为，首先，国家形象本身就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国家形象是国家安全利益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安全在国家安全利益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国家形象的好与坏会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在对方眼中的形象就影响了各方对外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双方长期的相互威胁。又如冷战后西方国家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歪曲，大肆宣传各种版本的“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安全利益，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利益。

其次，国家形象也是影响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的重要变量，如果国家形象受损或被诋毁，国家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就会受到连带性的威胁。例如，国家形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国家产品的品牌和国家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甚至会增加金融风险。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家形象（尤其是与腐败和稳定性相关的形象）与过去近百年发生的货币危机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另外，银行危机也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21]又如，如果国家形象不佳，必定要影响到该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免疫力”，从而使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再次，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属于非传统安全的范畴。从国家形象战略所涉及的领域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的经济、社会、文化、信息、科技等内容是一致的。从国家形象战略的手段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强调和追求的以合作、对话、协商等渠道来实现安全也有相似性。从国家形象战略的目标来看，与非传统安全所追求的本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安全目标也有很强的一致性。

总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形象成为极重要的国际关系博弈的变量，国家形象战略无疑也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注释：

[1] 吴友富：“构建中国国家品牌形象”，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30日。

[2] 傅新：“综合安全与国家形象”，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 周丕启：“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合法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3期。

[4] 同上。

[5] Chas. W. Freeman, Jr., Arts of Power: Statecraft and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7, P. 41.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6]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7] 杨晴川：“前版批评后版表扬，美报纸大做国家形象广告”，省略/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82，中国公关网，2007年8月28日。

[8]“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载《环球时报》，2007年8月27日。

[9] 唐恬恬：“中芬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载《中国锰业》2007年第1期。

[10]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页。

[11] 张骥等：《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2]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301页。

[13]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25页。

[14] 张剑荆：《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对力量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15] [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6] 同上，第19-21页。

[17] [美]乔舒亚•库珀•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第35页。

[18]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19] 黄金元：《全球化时代大国的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248页。

[20]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286页。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2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各流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学派，主要以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世界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些学者为代表，该流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自苏联时期起开始有大规模的发展。其主要观点延续现实主义的核心，看重实际利益，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为此对内要实施改革，发展经济，对外要有选择地发展外交关系，外交亲密度从高到低应以近邻一前苏联国家一东欧、中东、远东一西方这一顺序为主。俄罗斯现实主义者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世界结构、俄罗斯战略和外交政策等问题，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历史体系方法、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方法、政治哲学与社会学方法、政治心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等。

与现实主义学派相比，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则提倡运用国际制度来提高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着重强调采取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来改造俄罗斯社会。自由主义学派内部分支较多，主要有现代化流派、制度主义流派和国家民主派，三者存在很大的分歧与区别。现代主义者推崇西方文明价值观，对苏联的解体评价积极，鼓励俄罗斯融入西方。制度主义者对当前的国际制度持批判态度，但仍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来参与全球治理，对苏联的解体持消极态度，因此要加快与独联体以及前苏联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国家民主派则强调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以及在世界政治中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的学者间存在很多争论，对于一些重大话题始终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与看法。首先，关于独联体一体化与欧洲安全问题，自由主义者强调独联体是否一体化对于俄罗斯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更重要的应该是完成国内民主与市场的改革。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安全利益应以加强多边机制、避免出现权力政治回归为主，而北约为欧洲安全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北约东扩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不应视为重大威胁。现实主义者则强烈反对北约东扩，这也符合目前俄罗斯主流观点，认为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国土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为防止北约的继续扩大应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其次，关于国际秩序问题，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秩序作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种体系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国际体系的结构是通过权力分配来定义的，这种结构与现存的制度性规范和机制决定了国际秩序的原则、特点及内容。现实主义者主要研究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体系，而自由主义者则把重点放在提高或调整国际秩序的方法上，而关于国际秩序中的行为体，现实主义者仅强调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则将其扩大为多元的。最后，关于国家利益与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逐渐削弱了国家利益，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俄罗斯应该减弱，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而现实主义者则完全否定这种观点。自由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应该认清目前的国际形势，放弃大国幻想，积极向西方靠拢，否则就会处于国际舞台的边缘，但是现实主义者认为仅仅同西方合作对俄罗斯来说弊大于利。

除了经典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外，还存在一些具备俄罗斯本土特色的流派，即大西洋派，欧亚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派。大西洋派认为，俄罗斯的外交对象应主要以西方为主，俄罗斯不能孤立于国际合作的多边进程之外，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与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并融入西方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机制。欧亚派的核心在于强调俄罗斯的特殊性，认为俄罗斯文明从来都不属于欧洲文明，俄罗斯应寻找不同于东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欧亚派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欧亚大陆，强调独联体国家经济、政治与安全的重要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强调国家利益的稳定性，认为国家利益是独立于政治体制与主导意识形态之外的，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基本需要的体现。

[参考文献]

[1][俄]А.П.齐甘科夫，П.А.齐甘科夫：《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国际关系与安全论文篇13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