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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合作篇1
（一）加强同国际慈善组织的联系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本国的慈善事业，逐步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现阶段，全球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已经构成一个庞杂的大体系。在这个庞杂的体系内，各国的慈善组织在形式上是自主的，通过各具特色的公益活动达到慈善的目的；同时，各国慈善组织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是自愿和平等的，都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公益性目标而联系在一起。
纵观全球慈善体系，在各个慈善组织之间，具有同样活动目标的组织往往都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各个慈善组织通过相互间进行信息交流、共同举办研讨会、进行技术和经验的交流等方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可以说，这种关系网是全球性的，只要各慈善组织有共同的公益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就奠定了合作的基础。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未来慈善组织有可能形成新的更多的国际大联合体。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加强同国际慈善组织的联系，与从事不同活动、具有不同作用和有着不同特点的各国慈善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国际范围的慈善网络，致力于共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长期目标。
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对于慈善组织来讲，由于经验的缺乏和物质基础的薄弱，在开展公益性的慈善活动中仅仅依靠本国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同国际慈善组织加强联系，借鉴经验，取得帮助。慈善事业不是某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完成的，公益性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联合世界各国慈善组织，加强联系，互通有无，共同迎接挑战。
（二）采取多种方式与国际慈善组织接轨
慈善组织全球性体系是通过网络、联盟、论坛以及各种国际会议等方式结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本国慈善事业的同时，开辟多种渠道，利用现代的技术与手段与国际慈善组织接轨；对于慈善组织来讲，学习国际慈善组织的管理方式、开展慈善活动的经验、发展慈善组织的理念等，把中国的慈善组织逐渐置于国际慈善体系之中。
要使本国的慈善事业与国际接轨，就要树立新的慈善理念，科学、合理、有效地挖掘社会慈善资源，拓宽慈善工作领域，推进国内外慈善工作交流，主动与国际慈善机构和组织联系、沟通情况。另外，在与国际慈善组织联系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合作、引资和开发一些新的慈善公益项目，争取国际、国内慈善组织对我国慈善事业的支持。
与国际慈善组织接轨，可以利用媒体、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加强同国外的联系。二十世纪末电脑的普及，使互联网成为了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是个很好的传播渠道，不仅成本低，而且高度开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及时的通过网络了解。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更高的国际关注率，电视媒体当然也不能少。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是通过电视和报纸来关注新闻动态，电视和报纸的宣传可以起到内部交流和外部传播的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蔓延，我国同国外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在逐渐增多。慈善组织要与世界接轨，可以拓宽渠道，与世界各国慈善组织组成慈善联盟，通过定期开展慈善论坛和国际慈善会议的方式来加强联系和往来，沟通信息，使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世界同步。
（三）形成全球互动的慈善网络
进入二十一世纪，慈善组织全球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这使得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共存于同一国际组织网络之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积极吸收发展中国家的慈善组织加入其慈善网络，共同开展国际慈善活动，形成全球互动的慈善局面。
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与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共同处于全球性慈善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慈善组织可以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慈善组织人员提供教育和培训，把先进的慈善理念和慈善工作方法传授给对方，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慈善组织开展倡议活动，传授进行现代慈善活动所需要的技能，如怎么动员公众观点和利用大众媒介，以及引导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参与国际生活等等。反过来，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则可以为发达国家慈善组织提供实际发展经验和直接接近发展中国家贫民的渠道。使发达国家慈善组织能有效地运用由发展中国家慈善组织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充分利用资料和数据，在促进全球性慈善网络发展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突飞猛进。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还比较落后，需要与发达国家共同形成全球互动的慈善网络，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同时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料和数据，共同为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二、学习国外的理念与合作经验
（一）学习先进理念
“先进理念”是指位于前列，可以成为表率的思想、观念。慈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给政府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有效地调剂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其自身发展而言，应当学习国际上关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先进理念，提高慈善工作的认识。
1、鼓励民间慈善团体成立
国际的学者对现代第三部门的兴起十分重视，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在研究中发现，近些年世界各国民间组织蓬勃兴起，各种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当民间团体蓬勃发展的时候，不仅社会中的弱势团体得到了帮助，而且社会的凝聚力也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社会气氛变得更加和谐。
（1）推动社会慈善风气，大力鼓励民间慈善团体成立。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当社会有需要时，如果单靠个人的捐赠，往往达不到慈善的公益目的，所以，慈善捐赠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捐赠，更多的是动员社会的关系网络，结集民间力量，组织慈善社团。这些公益性的慈善团体一般都能延续多年，成为社会中弘扬慈善的重大推动力。以香港为例，东华三院、保良局、宗亲会、街坊福利会等例子比比皆是。这些社团，不仅为社会带来了慈善捐款，也成为了政府与民间沟通的桥梁，为社会带来了祥和稳定。
（2）倡导慈善文化，呼吁民间慈善团体参与。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慈善文化在各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无论各国的慈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异域色彩，中心都表现为“乐善好施”。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条例》对慈善组织的定义，“慈善组织主要包括扶贫、教育、宗教和一般社区福利四方面的内容。此外，推进科学发展、减轻政府负担，以及其他一些增进社会福利的内容，也属于慈善的范畴”[①]。在我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出现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守望相助，为善不甘后人的文化传承千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语几乎尽人皆知。当看见有人在困境之中，而自己有能力帮助时，就会挺身而出，倾囊相助。在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更应该大力倡导先进的慈善文化理念，呼吁民间慈善团体积极的参与到慈善工作中来。
（3）政府推动为主，官方、民间企业携手合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慈善广为大众所接受。但现今中国社会之中，民间慈善组织虽有发展但速度较慢，捐赠也多以政府搞慈善活动为主，自发的捐献力量远低于国际水平。这是中国二十世纪计划经济的产物，政府独自承担救济保障，没有注意到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慈善工作。“从1993年到2001年的8年时间，全国一共出现了172家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在产生方式和运作逻辑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们绝大部分直接依托于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建立，和民政部门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有的慈善组织刚刚从民政部门分化出来，绝大部分慈善组织与民政部门还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于政府部门，它们以一种与政府相类似的逻辑在运作”[②]。西方在此问题上历来把慈善施救看作是自己无可推卸的天然义务和责任。不管有钱无钱，不管是否和政府部门挂钩，也不管经济发达或欠发达，都要以民间企业捐赠或者个体捐赠等各种不同形式体现慈善和施救精神。现阶段，如果能由政府推动，让社会人士广为参与，官方，民间企业携手合作，将动员更巨大的力量，掀起自发捐赠的浪潮，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及贫苦大众。
2、推广义务工作，组织志愿者活动
要鼓励广大公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除了向民间募捐以外，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在慈善工作之中。当然，这里所讲的参与，不单只捐赠一些款物，主要是指亲身的体验：例如参与慈善项目工作，探望贫苦社区灾民，成为志愿者等等。这些经历可以为广大参与者带来很大的启发。一方面可以使公民在捐赠的同时知道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可以使公民亲身体验助人带来的快乐，加强整个国家的精神文明进程。
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推广义务工作，组织志愿者活动。国际慈善机构组织的义工曾经探访过很多贫困地区，包括我国较为落后的省份，也包括了非洲及南亚地区的国家。义工通过亲身的经历，可以对贫困的成因有较深入的理解，也可以在工作中，认识很多志同道合，关怀受助人群的慈善工作者。义务工作和志愿者活动可以给慈善对象需要的切实帮助，也能够使参加义工的广大公民对自身的意识和今后的慈善活动有所启发。
个人亲身的感受，积极的参与，是推动慈善的重要途径。政府及慈善团体不应单单注重募集善款，应当在意识上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慈善工作中来，推广义务工作，组织志愿者活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增添力量。
3、设立法规，加快慈善团体审批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也将会迎来崭新的时期。这需要我们与国际理念接轨，适应经济的发展速度，设立慈善的相关法规，规范慈善团体管理，加快慈善团体审批。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慈善事业中都设立了简明法规，法规中明确了慈善团体成立的程序以及慈善工作的相关规定。其中加快审批速度，鼓励慈善团体正式登记，成为大多数国家慈善法规的侧重点。加快审批速度，鼓励慈善团体正式登记不仅可以规范慈善团体的管理，而且简化了繁冗复杂的审批程序，避免了许多慈善团体面对登记望而却步的局面。与此同时，法规还应规定，在捐赠中，订立税务优惠，鼓励企业及个人捐献。订立行业规范，加强监管，严肃处理借慈善之名进行的不法活动，或从中谋利的害群之马。
慈善团体的审批速度过缓，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不但打消慈善团体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社会从总体上管理慈善事业。虽然严格审批可以避免虚假慈善团体的成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制约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速度，延缓了慈善工作与国际接轨的速度。现阶段，应该设立明确法规，规定慈善团体审批的法定程序，加快审批速度，明确慈善工作的管理章程，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二）推广合作经验
1、扩大交往，拓宽渠道，加强国际合作
发展慈善事业，不应把慈善仅仅局限于本国，要扩大交往，拓宽渠道，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我们应当向全世界介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介绍本组织的业务领导与合作意向、条件，赢得世界慈善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慈善活动，与相关的国际慈善组织、国外慈善机构举办慈善论坛、形成慈善网络、举行慈善国际会议等活动。
在慈善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可以安排国际慈善机构的相关人员赴贫困地区和慈善项目实施地进行考察，增进对慈善项目的了解，拓宽慈善合作的渠道，为进一步吸引国际援助打下基础。还可以聘请国外知名大学的教授和国际慈善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慈善工作者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培训班，讲解国际慈善的先进理念，传播国际慈善工作发展的概况，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拓宽思路。
2、完善慈善机构自身建设
慈善机构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慈善事业的成败从根本上说，决定于慈善机构自身的建设及能否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强化机构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公信度是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拓宽交流空间的根本所在。
完善慈善机构自身建设，才能更好地进行慈善合作。一是应当强化内部规范管理，内部管理不规范、机构效益不高是当前制约慈善事业自身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实现慈善组织结构合理、运行规范，才能真正赢得社会的认同、国际社会的认同。二是要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对慈善资金的运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三是应当重视队伍建设，加强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和知识更新。只有建立运转高效的慈善机构，完善自身建设，才能不断地把慈善事业推向世界。
3、积极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运行规范方面都已经趋于成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际经验。我国在发展慈善事业和完善慈善机构方面也应当积极借鉴。例如，我们在开展慈善募捐活动中，适应市场经济规则并树立市场观念，将募捐与慈善项目实施相分离、在慈善工作中建立科学的社会评估体系和严格的自律机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争取更多的慈善资源、确立慈善工作职业资格制，等等，这些都是慈善事业走上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之路所需要借鉴的经验。
在借鉴国外慈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应加强国际慈善合作。加强慈善组织合作可以通过建立某些协会或组织来支持和促进具体的慈善工作。慈善协会可以是会员制组织，也可以是服务型组织。这种合作可以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例如，美国的基金会理事会拥有很多会员，其目的是交流经验、讨论组织管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互通信息，制定慈善管理的标准。成为协会的会员是一个慈善组织对其工作和水平树立公众信任的一种方式。合作也可以在地区间进行。例如，亚洲的亚太慈善联合会，总部设在马尼拉，其目的是在亚太地区推行良好的标准和分享经验，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国际董事。另外，合作还可以在全球层面上进行合作。例如，全球拨款支持项目（WINGS）等等。
总之，发展慈善事业单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与世界接轨的，必须积极的学习并推广与世界各慈善组织的交流和学习经验，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本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拓宽获取国外资源的渠道
中国慈善组织要增强与国际间的交往，首要的是拓宽开展国际合作、获取国外知识、技术与援助资金的渠道。外国慈善组织迄今主要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开展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捐赠由以往的政府慈善组织出面逐渐转向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一）积极促进民间组织合作
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经济的往来衍生出了民间组织等第三部门的诞生。1984年，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代表的孔雷飒先生向外经贸部国际局提出建议，即中国政府在接受国际组织援助的同时，是否能够接受国外民间组织的援助。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1984年，第一个开展国际民间组织合作的工作小组出访了欧洲四国，寻求合作渠道和可行性研究，时至1985年，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成立了国际民间组织联络处，这标志着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事业的开始，1986年由第一批交流中心与欧洲援华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协议正式生效后第一批合作项目在我国的4个省的8个贫困县展开。
民间组织的兴起给慈善事业的发展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我国在发展慈善事业中，争取与国外民间组织的合作，可以拓宽获取国外资金和各种援助的渠道，更有利地加快本国慈善事业的进程。
（二）开展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活动
开展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活动，可以给慈善事业带来合作的机会。改革开放至今，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八十多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二十多万人。留学生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组织合作活动的开展，以及城市之间的交流、大学为主的校际交流、医疗、卫生、文化交流、科技交流、体育交流等，这都不同程度地给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事业带来机会，取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合作成果。民间组织的合作给国际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与中国侨联“侨心工程”联手，2006年6月17日在凯宾斯基饭店举办了第三届慈善晚宴舞会暨“2006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会”活动。活动所筹集的善款将用于捐建一个希望小学。这不仅会支持更多的贫困学童完成学业，同时，活动也为社会各界人士联谊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可见，多样化的国际交流活动不但获取了国际慈善资源，而且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
（三）推动华人社会和港澳台的合作
华人社会和港澳台的合作渠道。至目前为止，全世界拥有5000万的海外华人，海外华人与大陆的交流迅速增加，尤其是近十年来海外华侨为国内开展慈善救助活动做出突出的贡献。以中国侨联系统通过倡导侨心工程为例：从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共接受侨界捐款5.6亿人民币资金用于支持西部及贫困地区建设侨心小学等扶贫事业。
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祖国，使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实力增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民间组织主动与大陆的民间组织开展合作，为民间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后，推动华人社会和港澳台的合作是拓宽国外资源的重要渠道。
（四）争取国际机构与基金会的支持
通过争取国际机构与基金会的支持来获得国外资源，也是拓宽获取国外资源渠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不但可以推动民间组织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慈善事业的普及。例如美国的福特基金，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是一个私人慈善性机构，创始于1936年。总部设在纽约，目前在全球25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宗旨是“强化民主价值观，减少贫困和不公、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进步”。1988年1月，福特基金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中国项目的确定由该办事处负责。基金会主要从事政策研究项目，支持中国国内的大型的研讨会，例如1999年11月福特基金会支持召开“希望工程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研讨会”；亚洲基金会也在1999年7月支持召开“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会议”；2000年10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民间组织合作研讨会”；2001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召开的“中国NGO扶贫国际会议”；2003年11月，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支持召开的“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以上活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国际民间组织与慈善事业的发展。[③]
四、我国在国际慈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慈善活动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大潮中，中国的慈善组织在国际慈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扮演的应当包括决策和操作两个层面的角色。
近些年来，国外的慈善组织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美国和西欧的慈善组织非常活跃，中国也在争取发挥有效的影响力，通过民间有组织的努力使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进而使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得到满足。中国慈善组织应争取参加各种政府间国际会议与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担当积极活动的角色，更多地开展国际意义上的慈善活动。
慈善活动包括决策和操作两个层面，我国在国际慈善活动中应该针对自身的特点，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一些弱势群体时，慈善组织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保证慈善组织正确决策，如何更有效地组织慈善活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解决的好，会给困难群体带来光明，解决的不好，会影响中国慈善组织在国际慈善活动中的形象。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应该意识到自身应承担的不断增加的国际责任，不仅应该对各种国际慈善活动有更多的关注，而且应该号召更多的国际慈善团体直接参与各种国际慈善操作性活动。例如由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发起，近百个相关国家部委、新闻单位、民间组织联名支持的“121联合行动计划”将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国际各国的科学家们对“121联合行动计划”的呼吁，使社会对艾滋病的中国国情更加关注。
世纪之初，中国慈善事业逐步向国际化迈进。一方面要发挥本身的优势，弘扬沿袭几千年的道德文化；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国际慈善组织学习，不断改进中国慈善工作的方式方法。在慈善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我们将会面临对自身工作的挑战，但同时，我们也坚信能够冷静应对，制定与国际慈善组织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工作发展计划。
四、慈善工作国际交流合作中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
冷战之后，国际政治格局日趋缓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国际政治架构中依然存在诸多变数。例如，在冷战后期，七国首脑峰会的形成，打破了联合国决定国际安全和政治格局的局面，而对中国的影响仍然不能忽视。通常我们说到的富国俱乐部（OECD）的结构、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机制形成、等等，都会涉及到民间组织参与国际合作事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慈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治大环境影响了慈善组织工作的正常工作，也制约了国际慈善组织间合作项目的开展。
（二）资金来源及对政府的依赖
相对于国外的慈善组织，我国慈善组织对政府的资金依赖性更强。国内的许多慈善组织都依赖于政府的资助，如各种类型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社科基金会等。有些脱胎于政府部门的非政府组织由于跟政府之间还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可利用这种资源采取政府的行政命令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活动时大都依赖于各级党团部门。反过来，一些因为得不到这种内部资源的纯粹民间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在开展有关活动时显得举步维艰。[④]可以说，我国现阶段能够真正开展国际慈善合作的机构较少，这对我们今后开展国际慈善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比较大障碍。
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追溯到慈善组织成立的初始阶段。我国大多数慈善组织都是靠政府的政策成立，或者依附于某一个政府。国际慈善组织活动中，越来越重视政社分离，政府于社会各司其职，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的作用。然而，我国现阶段大多数的慈善组织还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援和资金支持，对国际合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专业人才不足
慈善组织中开展国际合作的专业人才不足，阻碍了国际慈善交流与合作的进程。一方面，由于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在待遇和经济收入方面偏低，难以吸收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从事国际合作工作。往往来一批年轻的研究生、本科生作为解决户口和积累工作经验的过程，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即离开慈善组织，到收入较高的单位就业。慈善组织成了为其他政府机构培养人才资源的基地。
另一方面，慈善机构内的工作人员结构不尽合理，有一部分从政府机关工作转入慈善组织，他们对慈善不甚了解，缺乏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有部分人理论只是丰富，但缺乏实际经验，因此，客观地制约专业人才的参与和发展。
（四）理论研究与宣传滞后
现阶段，我国参与慈善组织大多还仅限于共同合作慈善救援项目，开展交流工作，缺乏研究和分工明确的实施机构的系统，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从事研究国际慈善组织合作的理论、经验和教训。[⑤]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理念作为基础，我们要搞好国际慈善的交流与合作，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做透彻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避免一些国际慈善合作项目由于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全面的考虑等因素造成活动的失败。
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慈善理论的指导。当前我们慈善事业面临与国际接轨的形势，必须抓住机遇，搞好理论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慈善与其他社会公共事业一样，需要宣传。目前，慈善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致使许多人因为不了解慈善机构和慈善活动宗旨而不愿意捐赠。宣传慈善不仅应该宣传慈善的意义，更应该宣传我国慈善机构的发展状况，让人们清楚的了解慈善事业，了解慈善捐赠的程序及慈善捐赠款物的去向。
（五）捐赠成为高难度的投资
对于慈善基金会的运作者而言，如何衡量捐出去的钱的投资回报率，这是一门比证券投资还要高深的学问，因为慈善捐赠所指向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隐性的社会效益。如何把款物捐赠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如何完成对一些草根组织几千元的捐助到公共慈善项目上亿元的资助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在国内外，基金会因为自身运作效率或诚信等问题而受到指责的例子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要把钱高效地花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当这笔钱的数量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捐赠就成了高难度的投资。
五、解决的途径
（一）把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为慈善组织活动的宗旨和目标
慈善是一项全球性事业，单靠某一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是很难将慈善事业深入推广的，需要我们在搞好自身慈善工作的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把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为慈善组织的宗旨和目标。了解国际慈善组织运作的模式，设立旨在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与机构，用国际的眼光来看待慈善事业。
1、了解国际慈善组织运作模式
了解国际慈善组织运作模式对我们增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非常有帮助。例如：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扎根于某个社区，他们宗旨和服务对象非常明确，他们并不从事跨地区或跨国家的业务。“当我们寻求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时，需要认真地研究各个慈善组织的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区域和规则。不少慈善组织有从事国际业务的任务。例如，美国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和创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是20世纪上半叶在海外工作中单项出资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项目。目前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劝募大会，中国的慈善工作者近年来均参加了此项会议。中华慈善总会近几年做了资金来源的年度分析，有的年度50％慈善项目资金来自国际，有的年度70％的慈善项目资金来自国际。2003年，中华慈善总会等十余家中外民间组织和国际机构联合召开了‘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暨展示会’，这次会议是建立与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关系的一个契机，也表明了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创中国的文明社会、为全面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做出贡献的意愿”。[⑥]
2、国内设立专门旨在促进合作交流的组织
把国际交流与合作确立为慈善组织活动的宗旨和目标，必须在国内设立专门旨在促进合作交流的组织，使这样的国内慈善组织成为与国际慈善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认识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性，全国性的慈善组织大多注意到了与国际慈善的接轨，目前，国内设立了一批诸如中华慈善总会这样的慈善组织，在国际慈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都是近些年国内成立的专门旨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草根组织。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自1994年成立后，不断加强对外联络工作，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许多公益慈善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共同实施了多项合作项目，得到了国际慈善组织的普遍认同。1998年，慈善总会加入了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为该组织中唯一的中国会员。中华慈善总会加强同世界各国及国际公益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为在我国兴办慈善事业的人士、企业及各种机构提供帮助和服务。
3、慈善组织内部设立机构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慈善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视，不但成立了相关的慈善组织，各组织内部都设立了专门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机构。这些机构负责联系国际慈善项目的合作、组织国际慈善会议、向国际慈善组织推广中国的慈善项目。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善启慈善基金会等一些国内的慈善组织，在内部机构设置上，都设置了对外联络部，有些比较大的慈善组织，例如中华慈善总会，除了组织内部设立对外联络部，负责外事接待和对外联络事务。还下设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慈国际交流中心，专门负责进行慈善国际交流。
（二）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逐步缩小中外文化差异
1、文化差异的具体体现
2005年中国电视媒体曾经报道，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是两千六百万。在进行国际慈善交流合作中，发达国家的慈善组织所面对和接触到的是中国最贫穷的人们，可想而知，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当这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时，各种差异就会裸的暴露出来。
首先，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无论物质资料是否丰富，生存永远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当一个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不会关心到如何保持环境或者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两千六百万贫困人口大多仅仅想到的是增加自己的收入，解决基本的饮水需求，至于把钱用于孩子的教育更是天方夜谈了。而西方的价值观念则大多体现在注重儿童保护、妇女权益，环境资源不受破坏等等。可见，生活水平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
其次，资金流向的差异。中国的政府采取层级管理模式，一般来讲，政府所提供的扶贫基金是逐级下拨，拨到基层恐怕只能剩零头了。而国外的一些慈善组织很关心将钱用到农户身上，主张援助资金用于培养当地人的创造能力，经常会进行财务审计、终期评估或项目结束后的评估。这样就导致了资金利用的不统一。
2、逐步缩小文化差异
处理东西方文化差异，不能简单地批评和盲目的消化不属于我们文化范畴的不合理的部分。实践证明，应学习、提炼、吸收西方文化中合理的成分。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多关注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将有限的慈善基金用到百姓身上，用到社会公共事业上。应当从不同文化范畴中提炼出合理的部分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国际慈善交流合作中的一些教训，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更好的利用国际慈善资源。
3、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案
要使本国的慈善组织与国际慈善事业接轨，就要认清自身，寻求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案。
首先，应该提高从事国际慈善项目合作人员的素质，加强业务培训，通过实践和学习，研究国外慈善组织的特点和领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其次，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注意积累项目管理的资料，总结项目成果，在周围地区适当推广，产生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再次，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有限的资金如果用在原始的扶贫上，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问题。如果利用援助资金来实施项目，从而带来观念的改变和素质的提高，这样会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⑦]
（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式的多样性
国际慈善组织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慈善事业，要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走向世界，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可以组织并参加各种国际慈善会议，可以与世界各国搞合作的慈善项目，还可以与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合作，争取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慈善活动。
1、组织与参加各种会议
中国在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过程中，经常组织并参加各种国际慈善会议。组织慈善会议，可以以主办者的身份，向一些国际慈善组织介绍中国的现实情况，使国外的慈善机构在开展慈善活动时能够更好地尊重中国国情，避免中外文化差异可能会造成的误会，使中外慈善组织之间的合作更加顺利。参加国际慈善会议，可以使中国的慈善组织掌握更多的慈善信息，知道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寻找支持者，以及如何从国际社会中获取信息与资源。同时，还可以向国外的一些慈善组织学习先进的慈善理念，学习如何加强慈善组织建设、组织管理，以便于联合开展项目。
目前，中国已经组织了很多大型的国际慈善会议，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例如，2004年，在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十年之际，中华慈善总会和人民政协报社以及北京慈善事业研究所于2004年8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华慈善宣传年”大会。此次大会吸引了很多国际慈善组织参加，突出宣传慈善事业，组织相关慈善活动，倡导全民参与，以推动我国慈善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另外，“国际慈善论坛”于2004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上海举行。论坛邀请了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慈善机构、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政府主管非盈利机构的官员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参与，论坛的主题是“慈善：关爱与和谐”，论坛的研究课题分4组：慈善事业的历史与现状，慈善事业与政府，慈善事业与社会，慈善机构的建设与管理。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爱尔兰、墨西哥、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30个机构约50名嘉宾与会，共同探索慈善健康发展之路。
除了组织各种国际慈善会议让世界了解中国之外，为了促进国际慈善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还积极参加了各种国际慈善会议。例如，2002年5月8－10日，世界各个国家首脑、政府领导人、非政府组织代表、热心儿童事业者以及青少年自己的代表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聚集一堂。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要改变全世界对儿童的观念和行为。中国慈善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深入了解了国际慈善组织的发展趋势。
2、合作搞慈善项目
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式还可以表现为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搞慈善项目。通过合作，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先进的理念。一些国际资助者除了将慈善组织作为提供服务的者予以支持外，还通过各种项目对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他们倡议改善非营利部门的财政与规制框架、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建立全国性的资料库和信息处理库等等。
我国目前与世界国际慈善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许多慈善项目都得到了一些国际慈善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合作的慈善项目越来越多。例如：
广东省“光明之行”慈善项目，是由广东省华侨华人投诉咨询服务中心、澳大利亚“光明之行”眼科慈善医疗队、暨南大学医学院华侨医院、广州医学院共同携手展开的一项公益慈善医疗扶贫活动，以“慈善义诊、医疗扶贫、播撒光明”为宗旨，致力于解除广大饱受白内障疾病困扰的贫困患者的病痛，帮助他们重见光明、重建生活。预计会有三千余名贫困患者受惠。
中华慈善总会于1999年与葛瑞丝儿童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个注册于美国纽约的慈善组织，长期致力于为中国的孤残儿童以及儿童福利院提供援助。几年来，总会已经接受了该基金会捐助的价值605,860.54美元的儿童衣物及用品，并通过各地的会员单位，把他们发放到了安徽、湖北、吉林、江西等省的10多个儿童福利院。身穿来自大洋彼岸的新衣，福利院的孩子们深深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朋友的那份爱心。中华慈善总会将与葛瑞丝儿童基金会继续合作，帮助更多的孤残儿童。[⑧]
3、与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
慈善事业的发展水映着社会的发展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社会问题的多少，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又反映这个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和应对困难的能力。慈善组织作为一个公益性的中介组织，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应当争取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参与多种形式的国际慈善活动，增强社会自身的调节力。
（1）与政府合作
中国的慈善组织主要是由政府创建的，或者是由政府体系内的一些组织派生而来的。因此，在慈善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往往离不开政府的作用，需要政府出面来解决一些国际交往问题。所以，虽然慈善从广义来讲是一个没有国界的范畴，但是，狭义上的慈善仍然需要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的合作与往来。慈善组织在开展活动中，要注意与本国及国外政府合作，争取有效的资源，发展慈善事业。
从慈善组织与本国政府合作而言，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的预见性和理性化的决策。中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向法治国家过渡。在慈善组织建设上，首先需要政府确立依法治理的指导思想。国家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在尽快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关慈善法律法规，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法律的规定下开展慈善活动。其次，慈善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政府设立特定的机构负责对慈善组织进行管理。现阶段，民政部门可全面和综合处理慈善组织的相关事宜。对慈善活动予以指导，进行行政、财会和审计等形式的监督，以及协调政府其他部门、外国政府同慈善组织的联系。[⑨]
当然，政社分开是各国在管理本国事务时不断追求的理念。但是，现阶段，中国的很多慈善组织还在不同程度地依附于政府，所以，政社分开的目标需要政府和慈善组织双方共同的努力。
慈善组织与政府合作在另一个层次上表现为与国外政府合作。虽然世界的慈善活动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但是一些大型的慈善项目仍然需要政府来出面支持。例如我们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开展扶贫开发项目的合作、环境保护项目的合作、农村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合作、新型健康项目的合作等等活动时，需要积极的与各国政府沟通，借助政府的力量，为慈善项目争取更多的支援和更多的资金。
（2）与国际组织合作
中国的慈善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既是指在中国境外从事各种国际活动，也是指在境内从事与国外有联系的事业，如得到国外资助的扶贫项目等。与国际组织合作是中国慈善组织自身发展的一个巨大资源，中国应当成为国际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争取同国际组织合作，加入国际慈善组织网络。通过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和开展交流活动，不仅可以在技术、资金、组织建设上得到支持，而且可以对国际慈善组织施加影响。
中国与国际组织合作并不是简单的参与。首先，应重视同各国的国际组织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其次，争取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拥有正式咨询与对话的地位。再次，积极参与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论坛，从中吸取好的经验。[⑩]
国际慈善组织从成立之初，始终致力于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慈善活动，帮助落后国家需要受助的人民。国际慈善活动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被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广泛认可，同样地，很多国家的慈善组织也在更灵活、更有效率地实施一些特殊援助项目而寻求国际慈善组织的支持。这些都将有利于国际慈善活动朝着更有利于受助者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较缓，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慈善事业之中，加强慈善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使中国在国际慈善事业中发挥独特、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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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法指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②]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行——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04（5）。
[③]参见黄浩明《发动慈善募捐增进国际交流—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NGO论坛之五，2006。
[④]参见李毅东：《美国公共行政部门与市场经济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NPO组织》，载自山东省济南外国专家局网站，2005。
[⑤]参见黄浩明：《发动慈善募捐增进国际交流—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国际合作》，NGO论坛之五，2006。
[⑥]《中国慈善组织的现状和发展》，NPO《纵横》杂志内部资料电子版，发展交流网，2006。
[⑦]参见赵黎青主编：《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292－297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2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23-01
科学的发展思路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先导。学校要根据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国际交流与合作作为关系到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来抓，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重点建设与统筹发展相结合，构建有重点、有层次、全方位推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格局\[1\]。
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心必须要下移
科学发展观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要逐步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心下移，形成学校为主导，学院为主体，学科、为基础、教师、专家、学生为主角的全方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体系。学院是高校教学科研的前沿阵地，学科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点，教师、专家、学生是学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没有学院、学科以及教授、专家和学生的参与，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两层皮”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就无法实现\[2\]。因此，高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应该形成学校为主导，学院为主体，学科为基础、教师、专家、学生为主角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立体格局。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改革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一）要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思想作风好、业务能力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队伍。1、外事工作要从基层单位着眼，鼓励和支持各学院、研究所，平台、基地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设立专职外事工作岗位，具体负责本学科、学院、平台的对外交流合作事务;2、要切实加强海外合作与交流管理队伍的建设，通过实施各类海外培训项目，增强各学院、部门管理干部的国际交流能力\[3\];3、要整合包括海外校友在内的各种交流与合作的资源，聘任海外顾问，担任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头堡”，切实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海外合作与交流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二）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国际交流与合作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从政策法规到具体实施等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有明确的规定或制度，使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轨道。
（三）要明确职责。外事工作需要各部门及有关院系在学校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作战，有效处理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
三、国际交流合作需要一定的留学生规模和层次
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是加快学校国际化进程、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提升学校的国际声誉、增强学校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4\]。高质量的外国留学生教育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发展外国留学生教育，关键是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提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和在学校优势学科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比例。为此，要遵循科学发展思路，依托学院这一基层组织，加强宣传。
四、国际交流合作需要广泛的学生国际交流
与人才引进和培养一样，学生国际交流的开展同样需要充分发挥学院、学科的积极性，依靠处于教学、研究第一线、同时又有海外交流人脉的教师落实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国际交流项目。在学生国际交流中，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政策和措施应有所区别。在本科生层面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出国出境交流项目的支持力度，争取出国出境交流的学生比例有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要营造本校国际化教学氛围，引进国际化教育理念，建立国际化教育的制度环境。在研究生层面上，一方面，要实现研究生国际化，继续做好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另一方面，要加强研究生教学国际化，增强研究生的国际学术竞争力。并且要争取高水平访问学者、优质外国学生资源，以增强学科国际竞争力、扩大外国留学生教育规模、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外国留学生办学层次。
五、结论
研究型大学位于高等教育系统的顶层，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中坚力量，肩负着为社会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的历史使命，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科教进步和文化繁荣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研究型大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科技高速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性趋势。国际交流与合作使得研究型大学始终拥有新生力量的加入、新思想的冲击，对促进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必须要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走国际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杨庚宇,贾树江,邹小青.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3,(3):1-3.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3
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起始,主要是中外双方互派留学生,我们把它理解为继续教育中外交流与合作派遣与接收期,是继续教育中外交流与合作发展初期。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派遣与接收留学生的主体是国家,对方学校以承担国家任务的形式对留学生进行培养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吸收主要依靠留学生个体进行。虽然这个阶段中后期国家加大自费留学生出国和接收力度,下放了留学生招生的管理权限,学校成为留学生教育的主体。但是国内外高校交流与合作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教学理念交流还停留在留学生之间发生。
(二)吸收与融合期
随着留学生学成回国,带回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理念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外高校的合作和交流,继续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进入到吸收与融合期,是继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繁荣发展期。在这一阶段,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体是国内外高校,在国内外高校的推动下,优质教育资源不断相互吸收和融合。这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交流生和交换生项目、中外合作项目以及一些高校与国外培训机构开展的非学历培训工作蓬勃开展。各承办高校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不断学习外国教育机构的继续教育特色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在师资、教材、课程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融合。
1.国际化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初步形成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下,管理人员“走出去”“引进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强,留学归国人员特别是具有国外同类高校管理经验的人员参与学校管理,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教师到国外进修与讲学、参加国际交流与科研合作和访问考察,以及外国专家到中国学习、执教,这些都让我国教师学习和吸取了新知识、新理念。
2.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得到初步建立从国际化角度出发,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设置观念,以国际通行的教育质量标准为基准设计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先进、优秀的教材,及时补充了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采用现代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学生进行传授,加强对学生实际国际交往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加大英语教学力度,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得到初步建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得到落实。各高校采取灵活的政策和措施,以“吸收、融合”的方式坚持合作开设课程,支持互派教师,互认学分,互认学历,进而提高继续教育国际竞争力。
3.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逐渐加强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体现。我国高校积极争取机会主办或承办各类国际学术会议,鼓励教师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交流会,进行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和切磋,取长补短,不断提高;高等院校搭建了科研协作平台,拓展国际科研合作的渠道,积极鼓励教师参加跨国合作研究,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科研合作;还与国内外政府、学术界和产业部门共同建立产学研基地。
(三)创新与发展期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上教育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院校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日益注重创新。只有不断消化吸收、不断创新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最终提高自身的整体水平,继续教育国际合作事业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发展。继续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日益重视“强强”合作。我们的目标是发挥合作双方自身优势,打通国内外不同学习方式间的屏障,构建学分互认、转换的平台,并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外课程、教学法与本国课程、教学法的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中国的自主教育,消除高等院校国别差距,实现国际化人才自主培养,并得到国外高校和跨国企业的高度认可。
二、继续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途径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
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是继续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标志,是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学校良好的对外形象的重要渠道。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在来华留学人员教育工作上做了许多有益探索。来自尼泊尔、俄罗斯、芬兰等11个国家超过100名留学生来华学习,2004-2006年学历留学生数占全省高校前3名,总数占全省高校前10名。2009、2010、2011年获得省政府奖学金资助各2人。已有16名留学生通过HSK汉语言考试。学校成立全省第一个留学生艺术代表团,经常被企业邀请去联欢。
(二)出国留学生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留学生被选派到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学习是开启新中国出国留学教育的标志;改革开放后,我国公派留学人数较前一阶段大幅增加,同时,自费留学队伍也迅速壮大;加入WTO后,中国的继续教育市场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市场。近几年,国外大学、企业和教育联合体都看好中国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来华招生。这使众多的中国年轻人有机会选择去国外接受大学教育。随着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和高校办学自的增加,中国高校应抓住机会,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开拓输出渠道,实现跨国培养人才。高校要有效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的教育资源办学的途径,通过扩大输出中国留学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搭建交流生和交换生项目平台,合作培养国际型人才
交流生和交换生项目就是中方院校与国外高校签署国际交流生培养协议书,学生经过申请,可以去与学校合作的国外的学校进行为期几个月或者一年的交流学习,了解那里的文化、生活习俗,接受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全外语环境下学习国外优质课程的人才培养模式。国外高校也可以互相交换学生到中方的学校进行学习。有效实施交流生和交换生项目,是继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有效推进和进一步深化。交流生和交换生项目的开展能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自2006年以来,开展了与芬兰交换生项目。送到芬兰留学5批次共20人,芬兰方送到我校留学生来了三批次7人,教师3人;与埃及坦塔大学、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开展了交流生项目。与新加坡开展的交换生项目最具特色,新方老师到中方授课,采用全英语或双语授课方式,对学校引进外方教材,改造或对接中方课程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四)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提升继续教育国际水平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以不设立教育机构的方式,在学科、专业、课程等方面,合作开展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2004年就开始开展中外合作项目,先后与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合作举办护理专业高等专科教育项目,与美国卡普兰大学合作举办会计专业高等专科教育,与加拿大皇家路大学合作举办酒店管理专业高等专科教育,与澳大利亚中央技术学院合作举办建筑设计技术专业高等专科教育。现正申报重点专业与国外知名高校合作项目,争取在应用阿拉伯语、机械、建筑等专业的中外合作办学有新进展。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校应秉着学习、借鉴国外先进办学理念、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根本宗旨,重点加强与办学水平高、办学声誉好、学科特色鲜明的大学合作办学,切实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水平。学校应积极开展面向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外语培训活动,着力提高管理人员和教师的专业外语水平和语言交际能力。进一步改进外语教学,努力营造学生主动学习外语的大环境,增加学生实践机会,提高学生外语应用能力。高等院校应以项目为抓手,整合中外合作办学资源,条件成熟时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更好的开展中外合作项目,提升学校国际竞争力。
(五)做大做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非学历培训项目
继续教育在学历与非学历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已出现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格局。目前,我国高校继续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短期培训项目五花八门:各类语言培训;针对有意到国外留学的高中生、大专生或本科生开展以学术英语、基础课程为主的留学预科项目;提高领导力、执行力项目,企业管理,工程管理,项目管理,工商管理,教育管理,公共管理等管理类教育培训项目;获取健康管理资质证书、知识产权管理资质证书、产业链管理职业资格认证、PMI资质认证、CFO资质认证、国际会计资质认证等职业认证培训项目;针对西方国家的学生及部分在职人士,开展汉语培训课程、汉语水平考试课程、汉语文化夏令营、中国国情与文化研修项目、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及水平认证等项目。非学历培训项目更注重培训内容和质量,对促进继续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推动。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4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人才培养与储备越来越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各国教育管理部门和运行机构都在向国际社会开放，在教育开放中彼此合作，互相借鉴，共同发展。频繁的国际交流促使研究生教育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当前高校研究生教育领域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一. 加强研究生教育对外开放的意义
1.有利于加快引进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深化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学科水平的重要途径，国际化的真谛是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1]。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引进新的研究生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2.有利于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全球性经济竞争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国际交流和人才需求，如需要熟悉他国文化、精通国际事务的人才；需要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等。社会对人才的这些要求必然要反馈到人才培养模式之中，促使现阶段研究生教育增强国际意识，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人才。
3.有利于推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通过引进国内、国外两方面的优质研究生教育资源，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开放进程，缩小研究生教育与国内一流高校乃至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大的促进国内大学的专业、学科、科研条件、教师队伍建设、国际科学技术研究与合作，促使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质量的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与提高。
二. 研究生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中的主要问题
1.整体规模较小，实施范围较窄
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与国内合作交流仅限于部分学科、部分学者、某些科研项目，层次较低，缺乏统一规划、总体目标、宏观政策调控与引导，实施方案尚未完善，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与国内合作交流限于零星的、自发性的。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举办研究生教育的项目不多，与我国研究生教育自身发展速度不尽相称。
2.层次不高
我国高校与国外一流高校或一流学科举办的合作交流项目相对较少；在这类项目里我国高校只能提供低层次的工作，核心层次的科研合作和教育交流开展较少。
3.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教育规模较小
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现实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规模较小，与通常认为达到对外开放要求的大学国际学生比例应在10% 以上有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留学生教育中本科生教育占主体，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相对较少。
三. 扩大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建议与措施
1.建立符合国际、国家标准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从开放的国际视野角度、从竞争的角度、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我国研究生教育，如果缺乏有效的质量评估和监控机制，最终会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声誉和竞争力，也会影响我国日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此，需要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估体系，评估指标要与国际、国家标准相似或一致，这样才能促进培养质量的提高、对外吸引生源以及抵制质量不高的教育资源进入，提高合作与交流的层次，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
2.加快研究生层次的留学生教育
高校国际化，就是培养的学生应该具有国际意识和竞争力。接受研究生层次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就成为高校国际化的必要内容。研究生层次留学生与本科留学生相比，学识更为宽广，基础更为深厚，研究更具创新力，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国际舞台上来。我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在全球化条件下将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教育是未来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2]，因此，要在优势学科上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更积极和主动的措施，吸引国外生源，提高留学生数量与层次。
3.多渠道开展研究生的合作培养
我们还应该积极争取与一些知名高校、学科水平达到国际领先的学科领域间的合作培养，拓宽研究生的合作培养渠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合作方式，在国外联合培养研究生。通过公派研究生出国攻读学位或进修访学、支持研究生参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办学与科研合作、聘请国外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指导研究生等方式，大力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努力缩小研究生培养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努力使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通过多种途径具有接受国外优质教育的经历。支持、鼓励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鼓励学校间导师、学生的互访、互派，广泛合作，开展学术活动和科学研究。
4.建立基于研究生教育平台上的网络教育学院
充分利用国际信息化、网络化资源，实施研究生层次的国际远程教育或选派研究生到国外国内著名高校短期学习、交流。利用网络平台，充分调查国际、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前沿动态，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5.重视已接收的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工作
研究生层次的外国留学生作为从世界上不同国度来的外国留学生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模式，这就给现有师资水平和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应当在进行师资培训，推进师资、导师队伍多元化建设，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探索有效管理模式，加强管理质量建设。愉快的留学生涯使他们收获专业知识的同时，在感情上对中国会有更多的认同感，自然而然会成为我国的“宣传名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研究生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增强，努力推进研究生教育理念、体制、质量观的变化，增强研究生教育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升研究生教育的学术声誉，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5
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运行基础是加强师资建设。民办高校要想应对国际化趋势，就应该在吸引创新人才、优化教师队伍上下工夫。由于优化师资队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师持续发展计划，建立有助于教师发展的培训体系。就教师个人而言，要更新教育理念，要具有国际意识和现代知识，转变自己在传递知识方面的角色和行为方式，重新锤炼自身的素养。民办高校在把本校教师送出去的同时，还要把国外一流教师请进来。这也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知名度和国际化程度的有力措施。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6
会谈后，两位部长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关于承认高等教育学位的协议。除上述协议外，两位部长还签署了关于教育合作的联合公报以及关于实施相关项目的备忘录等三个文件。双方还出席了国家汉办与罗马大学关于合作建设孔子学院框架协议的签字仪式。
(供稿／国家汉办 摄影／高海涛)
国家留学基金委与以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
前不久，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张秀琴秘书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拉赫曼主席共同签署了C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奖学金来华研究生项目谅解备忘录入据此，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将在未来五年中(2005～2009)，选拔派遣1000名大学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来华攻读博士学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该项目学生的招生录取和在华事务管理。
此次签署的《备忘录》，作为中巴两国教育交流合作协议框架下一具体合作成果，已由教育部周济部长与巴基斯坦教育部长正式交换文本。
(供稿／国家留学基金委)
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设立协议举行签字仪式
6月28日，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设立协议的签字仪式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驻日大使和日本学校法人立命馆理事长川本八郎、立命馆大学校校长田丰臣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致词。驻日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李东翔受国家汉办的委托和川本八郎理事长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大使在致词中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期待着“立命馆孔子学院”的建成能够成为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新起点，希望中日双方共同努力，把“立命馆孔子学院”这一共同事业办好，并能有更多的孔子学院在日本成立。
川本八郎理事长和长田丰臣校长在致词中对中国教育部、国家汉办和中国驻日使馆对学校法人立命馆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谈到，中国是日本的邻居、好朋友，为了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有必要学习汉语。并表示，愿意通过开展孔子学院的各项事业，使其发挥好中日友好桥梁的作用。“立命馆孔子学院”计划今年7月正式挂牌成立，10月份开始招生授课。
(供稿／驻日使馆教育处)
中美大学校长论坛在西雅图举行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7
20世纪80年代，从全球进入经济一体化开始，高校教育便向着国际化发展，各高校把教育教学的理念、教学的目标、教学的方向都放在了世界的舞台上，参考世界各国的教学方法，结合本国国情和学校自身情况，引进新的教学模式，积极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与国家重点高校相比，民办高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但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为了使学校可以更好的发展，跟得上社会的步伐，输出的人才可以具备国际视野，具备长期可雇佣能力，民办高校都要积极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1 民办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
民办高校具有的性质之一就是它具有“企业”性，所以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要想在社会环境下发展，首先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接受社会的上新的理念，还要想办法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是其提高自身实力的办法之一。民办高校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民办高校要想输出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就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与国际接轨，可以了解最新的科技知识，接受到国际上的教育。所以，民办学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现实情况的需要也其发展的必要。
2 民办高校如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民办高校要想做好国际交流与合作首先必须要树立教育教学国际化的意识，还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提供在国际舞台上深造的机会，让教师先接受国际上的最新理念和学术上的最新信息，然后分享给学生，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采取对外开放的教育教学模式，根据自身情况为学生引进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学习环境，除此之外，民办高校还要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拓展经费来源、自主开发培训项目、学会运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开展网络教育，可以实时的了解新的信息，使教师、学生的教学与学习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3 民办高校在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3.1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落后，对教学国际化认识不够
目前，有些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方式还停留在“迎来送往”“礼仪接待”的事务性和普通管理型工作上，学校领导与外事人员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参观和简报，在学术上并没有深入的进行交流，缺少以学术交流为主体的学术氛围，对于在交流中学习到可以实践的内容也并未付诸实践，交流访问的工作过于形式化。学校对教学国际化认识不深入，认为为教师安排出国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接收外来学生和教师在学校进行学习和授课就是开展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
3.2 参与人员受限与师资力量的制约
许多民办高校的管理模式还停留在外事管理的模式下，就是校级以下的部门很少有机会可以参与到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中来，学校认为这样性质的工作与师生的联系不大，教师与学生的参加是没有必要的。民办学校的一线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资历的不多，师资力量较弱，教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还只是以完成教学内容为主，教师缺少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和主动性，并且还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
3.3 经费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
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不像国家重点高校那样其经费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民办高校的所有经费都是靠教育经费来支撑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必然会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近年来，各民办高校在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又在进行着校园物质文化的建设，由此涉外专项经费就更加紧张。经费的不足导致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没有专门的涉外活动场所，缺乏相应的实验设施，致使有些课题无法进行实践。
4 民办高校做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实践工作的具体措施
4.1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加强对国际化的认识
对于国家重点高校来说，其在国际上、社会上的享誉程度是非常高的，许多外国学校会主动的与这些学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重点高校开展涉外工作是相当容易的，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就需要积极主动的去与外国学校建立联系，领导要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学校教学及人才培养中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涉外工作不能只拘于形式化，要将符合学校发展、符合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案付诸实践。
4.2 改变管理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学校外事体制，在今后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中，学校应为学生和教师提供良好的参与机会，让教师和学生可以更直接的参与到其中，因为，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学生，教师和学生是接受知识的主体，教育教学的实施是由教师来完成的。除此之外，学校还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涉外人员的综合素质，聘请更多的一线教师、外国教师参与到学校的教育工作中来，还要为教师提供学术交流的活动，鼓励教师开展学术研究项目，并为教师创造与外国学者探讨交流的机会。
4.3 拓展经费来源，完善基础设施
外事的工作是需要很大资金的，要想使外事得以发展，更好地服务高校的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必然要增加经费的投入，所以民办高校要与国家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寻求地方政府的资助，与社会上的教育机构、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争取到的资金一定要做到专款专用，尽快的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所用到的实验设施，还要将完善网络教学的内容，是学生可以实时的了解国际信息，更好的学习。
5 结语
为适应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受到国际化的教育，还可以成为适应国际社会的人才。但民办高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困难也是巨大的，所面临的问题也来自多个方面，所以，这就要求民办高校要不断克服困难，提高自身实力，做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工作。
参考文献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8
姚安县与北京昌平区教委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本刊讯 近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北京市昌平区教委与姚安县人民政府教育合作洽谈暨签订框架协议会在姚安举行，北京市昌平区教委主任李成旺和姚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雷波代表双方在《北京市昌平区教委 姚安县人民政府教育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此外，会上还签订了《姚安一中校长聘任协议》，姚安县教育局将聘请中国政法大学附属学校副校长游刚担任姚安一中校长，聘任期为3年。
盈江县三大举措提升学生思想道德水平
本刊讯（通讯员 陈 鹞） 近年来，盈江县教育局从细节入手，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道德教育落细、落小、落实，引导中小学生讲道德、明事理、行善举，做到知行合一，收到了显著效果。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9
梅拉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中国人民尤其是总政治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起有意识的加强对于《国际人道法》的训练和学习。”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开展的地域，包括海地、黎巴嫩、刚果(金)、利比里亚和苏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的军方和警方人员都发生过频繁的和积极的联系。从2006年开始，我们经常从维和行动中国民事警察训练中心定期收到提前部署行动的简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为提供维和部队做出贡献的国家，中国也是一个能对未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做出重要影响的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于与中国有关方面就此话题开展政策性对话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梅拉评价说。
谈到与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情况，蒂埃里・梅拉介绍说，“我们与研究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还没有建立工作联系。因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国际人道法。中国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包括人民在内的政府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的合作机制。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和施行《国际人道法》。在这个机制成立的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被邀请就这一机制的功能和结构提出建议。从2008年起，我们被邀请参加了几次以国际人道法国家委员会为主题的会议，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在这个委员会的良好运作下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虽然出，于不同的视角，但《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都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两者的实质是一样的。比如这两种法律的目标都是保护人的生命，都禁止拷打和虐待，保障进入司法审判程序的人享有基本的权利，禁止种族歧视，都有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特殊规定，都关注食品和健康的权利等等。从另一方面讲，《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也关注《国际人权法》范围之外的情况。比如敌对的行为、战斗人员和战俘的境遇以及红十字、红新月和红水晶标志的保护。”
蒂埃里・梅拉高度评价了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军队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行动，“中国各级政府，以及中国的武装力量以非常专业的方式和高度重视的态度应对了这场巨大的灾难，他们快速的、不知疲倦的行动拯救了许多生命，这也感染了许多老百姓，促使他们也加入到了救援行动中去。我会经常回忆起这个国家在面对灾难时表现的团结和对遇难同胞表现出的巨大悲伤。”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10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004-02
国际化是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广西南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为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和更广阔的空间。当前正是广西贯彻十精神，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的关键时期，立足当前，认真分析和正视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有开拓性和新亮点的策略，成为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要课题。高职院校相对于本科院校而言，办学历史不长，文化积淀不够，但是这些不足对于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来说并非完全是不利因素。实际上，年轻的高职院校更容易摆脱传统办学思想的约束，通过合理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理念，依据地方市场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能够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创新职业人才培养模式。基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探讨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创新策略。
一、彰显特色，提升优势，打造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
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当前与实际，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开展。广西与东盟各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双方人文关系与文化传统亲近密切，国际交流源远流长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相关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已广泛开展并受到重视，如2013年9月以“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教育部和广西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13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在广西科技馆成功举办，旨在进一步促进广西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全面加快发展广西职业教育。广西各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多个民族有着相近的亲缘关系，在文化认同、生活习惯和风俗信仰方面极为相似。广西同时也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有200 余万广西籍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各个国家，这些条件十分有利于东盟国家学生理解中国的教育文化，接受广西高职教育的服务及产品。而广西背靠大西南，南邻北部湾，面向东南亚，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唯一水陆相交的省区，既有通往东南亚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路线，也有前往东盟各海岛国家的多个港口，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为双方的高职教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广西的地缘优势是一种其他省份无可代替、引人瞩目的地域优势。此外，广西的生活消费水平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与东盟国家十分相近，这对于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东盟各国而言无疑是非常契合的。基于上述优势，广西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应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推出符合东盟各国实践需求的职业教育产品，赢得这一重要消费群体和市场份额。广西高职院校与东盟各国应进一步挖掘各自的职业教育资源，共同开辟新的交流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各自在人才、资金、区位、政策及学术积累等领域的条件，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真正实现“1+1>2”的效果。广西高职院校应借助政府部门牵线搭桥的合作项目开展广泛的对外合作办学，主动联系国外优秀高职院校，全面引进先进的教师、教材、课程计划、课程资源、教学设计、考核标准等，选择有发展潜力与合作条件的优质项目作为载体。如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合理运用网络多媒体技术，科学构建国际对话和合作的规则，重视知识结构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在教学方法、手段、评价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应清醒地看到，无办学特色就难以形成竞争力，特色在高职教育发展中已成为重要的竞争利器与无形资产。广西高职院校在创建高水平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应形成一种比优势、创特色的战略觉醒，以生机和活力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准确定位，立足东盟，主动适应广西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积极探索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策略，打造有竞争力的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
二、优化政策与战略组合，实现规范与扶持并举
政策与战略是高职教育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西高职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在完善的法律规章的范畴内开展，因此，完善合作的法制环境，优化政策组合是广西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需求。即国际交流与合作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具有严谨的法定依据，不能违背国内和国际的相关法律、公约及协定。高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还涉及学历、学位、学分的互相认可，因此，广西高职院校应树立国际性标准观念，全面实现与国际通用标准及惯例的接轨，如各种职业的专业资格标准、职业教育质量准则，等等。参照已有的国际惯例，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各种对外合作项目进行规范管理。深化改革运行机制，集中优势，整合资源，力求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树立长期合作的理念，避免短期化倾向，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以完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管理机制，如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应树立市场观念、开放观念和竞争观念，完善淘汰机制，建立竞争和激励机制，加大外籍教师和专家的引进力度，吸引更多高水平、国际化的教师到广西高职院校任教，促使国际化教师队伍管理新模式的完善。对于本院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的优秀教师给予大力资助，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化师资人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既要严格规范，又要科学扶持，与新变化和新形势相适应，让教师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进程中各尽其才，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团队效应。
三、建立高职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加大国际宣传的力度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提升，高职教育逐渐被视为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出口产业，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提高国际竞争力，是许多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广西高职院校应以先进国家为参照系，通过建设先进的理念机制，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基础，树立“教育是服务”的办学观念，积极探索和建立高职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将学校的各项工作打造成一条完善的服务链。深入分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将学生看做服务的对象，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将最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给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努力将广西逐渐打造成为区域性国际化高职教育服务中心。在引进国际先进教育资源的同时，还要“走出去”，扩大广西高职教育在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例如，与广西毗邻的东盟地区可以作为广西高职教育输出的第一站，并逐渐拓展至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应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加强国际推广，提高知名度，如开展一系列广西职业教育展、汉语考试介绍会、留学说明会，等等，利用各国传媒及华人华侨团体等资源来进行招生宣传。从邻近的东盟各国开始，逐步辐射到世界更广阔的范围。同时，还应充分重视互联网这一经济、有效的途径，加强国际招生宣传网页的建设和维护，为广大国际学生提供了解广西的有效平台，让他们加深对广西高职教育优势的了解，强化学习动机，充分认识到前往广西学习对其人生发展规划的意义和价值。
四、拓宽教育教学合作领域，以国际化高规格人才为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规定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质量和规格，决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与层次。广西高职院校要在新形势下发展壮大，必须在综合考虑广西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人才需求及区域特色基础上，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合作成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发展形式，大力拓宽与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合作管道，如在项目合作、特许（授权）办学、国外分校等层面，增加职业教育产品供给的选择性和多样性，力争在新的机遇期构建广西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新优势。这就要求进一步创新现有的高职教育结构，前瞻性引进国际上新的专业和成熟的学科，优化学科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优化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招生就业体制，转换合作机制，加强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调整和布局领域的探究，以培养面向国际，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市场需要的职业人才为目标。职业教育不只是靠需求驱动的，更是依靠发展需求来驱动的，适应国际化的职业人才是具有全球意识，熟悉WTO规则的人才。因此，除知识技能的培养外，还应重视学生国际意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深刻理解多元文化，增进对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理解。
五、解放思想，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广西高职院校在过去20多年的国际化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各高职院校应从实际出发，发挥地域和行业优势，不断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一些高职院校已经做出了重要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例，从2006年开始，学校通过桂林市政府牵头，申请加入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成为其旅游教育类会员单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通过全球招标，选取香港理工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作为项目执行方，具体协助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开展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改革，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两个项目班，全面引进世界先进酒店管理专业教学模式、课程计划、互动式教学法和评估体系。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相关数据显示，项目班学生在专业水平、外语技能和职场适应性方面全面超越非项目班学生。该国际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全国乃至世界旅游高职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另辟蹊径，通过与世界顶级国际行业组织合作，不仅引进了先进的国际教育资源，还全面提升了学校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充分说明了合作模式的创新可能带来的巨大效益。
综上所述，广西高职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正处在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各高职院校应自觉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对外合作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新，积极拓展教育教学合作领域，加大宣传力度，以国际化高规格人才为培养目标，引进来的同时还要走出去，打造有竞争力的区域性高职院校品牌，全面提升广西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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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缪秋菊.高职院校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对策[J].职业时空，2013（8）
[3]潘小明.高职院校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要素与动因[J].职教论坛，2012（33）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11
1.提升办学水平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职院校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增强竞争能力，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职业教育培训经验，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很有必要。毫无疑问，英、美、澳、德、法等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完善的职业教育模式使得这些国家的高职教育在世界职业教育中处于领先地位。处于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职教育，在高职教育的国际市场中暂时还只是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只有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利用国外职业教育机构在技术、培训、教育信息化和办学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观念、方法和评价体系，才能不断提升我国高职的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增强竞争力，培养符合国际化标准的高职人才。
2.服务地方经济
经济强国必须积累自己的智力资源，因此我国高职教育必须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尽快拉近与发达国家的高职教育的差距，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造能力强的高层次应用人才。21世纪需要知识国际化，有创意力、有国际感觉的人才，需要既懂得国际规范和标准，又充分理解各国文化差异，相互合作的人才。加强国际合作办学，将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全球许多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分支机构当然需要招聘本地员工，尤其是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人才。特别是长江三角与珠江三角地带，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外商投资力度大，周边有众多的跨国公司，他们需要大量国际人才。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意义深远，不仅可以提升学院办学水平，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高职人才。
3.促进学生发展
交换项目和留学项目是院校间国际合作的常见项目。他们的具体实施对学生个人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眼界决定境界。20岁就能走出国门，去看看不同的世界，这对学生的一生意义重大。大学时代正是逐步清晰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了解不同的文化，学会用另一种思维来考虑问题，看待事物，对于学生形成正确成熟的世界观有巨大的作用。通过接触不同文化，学生能以更开放的态度获取新知识，亦能从不同角度了解事物。当与不同国籍的学生分享经验时，交换生和留学生将有无穷的新发现，对自身的文化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并且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学生会变得更为独立、成熟。当他们在挫折中学会总结经验，就会变得越来越睿智和自信。另外，出国学习能最高效地提高外语水平。学习外语最好的方法，就是置于纯外语环境下。交换生和留学生项目都可以充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被安排住在国外大学的宿舍楼或生活馆里，与外国学生在同一大楼，有时在同一教室学习相应课程。学生完全在纯外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其外语听、说、读、写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自然会获得极大提高，大多数交换生与留学生在项目结束后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基本上所有的交换生和留学生认为出国对口语的提高是最快的，不但语音标准，而且容易培养外语语言思维。科学的课程设置、精心安排的文化体验、中外学生结对子等活动，往往使得中国学生的外语水平突飞猛进。
4.改善师资结构
“办学之道，教师为本”。只有具备国际意识和世界视野，掌握现代教育思想和相关领域前沿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相应要求的人才。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借鉴他们现代化的教育水平所积淀出来的人文精神、教育理念、学术思想、科技水平对于改善师资队伍有着积极的作用，不但可以培养教师的国际思维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学术、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使高职教师特别是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成为“国际教师”。
促进教师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出国进修、考察访问、交换教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合作科研等。教师是高等教育的具体实施者，走出国门可达到引进吸收促创新、开拓教师国际视野的目的，使他们尽快掌握国际上最新的学术动态和学术信息，了解处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和最新进展，开阔研究领域和学术视野。同时还可尽快提高外语应用水平，掌握双语教学技能。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把不同学校、不同体系的人员汇集在一起，不但可避免知识的同化、僵化和老化，而且可以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形成专业思想和科技研究上的新的增长点，产生新的优势，形成教学、科研和开发的良性循环。
5.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
国外高水平大学的课程体系较完善，很多地方值得学习。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学生结构国际化、教师队伍国际化及课程国际化。学生结构的国际化观测点有留学生数与在校生数的比例、留学生来源国分布、留学生专业分布及本校学生到国外进行交流学习与研究的数量。教师结构国际化，可以从本校教师中外籍教师、留学归国人员及在知名跨国公司的技术或管理骨干的比例来衡量。课程国际化，可以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管理、教材建设和外语教学等多个方面来衡量。在上述方面我国的高职教育还刚刚起步，差距很大。很多方面无法照搬照抄，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其思想、体系和做法，并与我国国情、本院实际有机结合。努力做到既有利于交流，又形成自身特色，为国际化高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服务。
6.结语
国际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衡量高职院校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的是观念的更新和视野的拓展，能有效利用国（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学术竞争力，从而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这是培养具有社会竞争力乃至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高职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高职院校应从长远发展出发，确立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学院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在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施行中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力度。
参考文献：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12
抗战文献资源建设是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建设的核心工作，也是推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的文献保障。为落实《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规划纲要（ 2008—2015）》精神，按照“中国一流、世界水平”要求建设“中心”，大力推进海外抗战文献的调查征集工作，开展抗战文献的海外交流合作，必将成为抗战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常态工作。因此，“中心”有必要在强力推进海外抗战文献的调查、征集和利用工作的同时，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渐探索出抗战文献海外交流合作的新机制和新模式，以顺利推进抗战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1海外抗战文献的初步调查
2010—2012年，“中心”利用各种对外交流机会、各层级学术交流以及互联网检索等平台渠道，对台湾地区的中国党史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的防卫省战史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国士馆大学图书馆及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等海外抗战文献的重点典藏机构进行了初步调查工作，基本了解了上述机构抗战文献的收藏规模及特色，为征集工作做了前期准备。
调查数据表明，海外现存抗战文献规模庞大，分布于台湾地区及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各具特色。在台湾地区，中国党史馆集中典藏自该党成立以来的党务文献资料，包括其“中央”各组织机构文件超过300万件，大致分为沿革档案、党务会议记录及组织专档、特种档案、重要人物档案和图书资料等五类［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则以外交档案、经济档案为主要典藏对象，其中，该馆已经整理、开放的16 150件［2］抗战以来“中央”政府各种经济建设与管理机构的档案，以及诸如朱家骅、翁文灏、王子壮、徐永昌等人物专档，这是其特色，也是“中心”收集的重点；“国史馆”则以历任总统、副总统文物史料为主，其中以“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大溪档案”）最为丰富，最受瞩目。这批档案侧重政治、军事两方面，包括筹笔、革命文献、蒋氏宗谱、家书、照片、文物图书、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和其他等10个全宗。该馆另有抗战人物专档及国防部情报局档案，如“阎锡山档案”“戴笠档案”等，是“中心”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The Fairbank Center Library）收藏了30余万册近现代中国文献，其中以各类档案、政府文献、名人档案为特色［3］。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东亚部（The East Asia Library of Stanford University）及胡佛研究中心图书馆（the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收藏54万册（件）、缩微品2万余卷民国文献，其中以“日记（1917—1972）”（76盒装）和“宋子文个人档案”为特色［4］，尤其是“日记”第36—51盒（1932—1955）是“中心”关注的重点。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亚洲部藏有5 000余种抗战文献，包括1937—1945年出版发行的中、英、日文文献1 499种①［5］；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最全的东京审判资料等。
在日本，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所收藏陆、海军公文约151 000册，其中陆军史料约58 000册，海军史料36 000册，战史相关图书57 000册，以《陆军省大日记》、《海军省公文备考》、《（陆、海军）阵中日志》、《（陆、海军）战斗详报》、《战史丛书》（102卷）［6］为特色。另外，关于东京审判的档案文献，在日本有专门机构收藏，如其国会图书馆收藏216箱又763册“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国家档案馆收藏6 000册战犯审判资料，主要由辩护方资料、日本政府对策和部分战犯个人资料组成；国士馆大学收藏161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相关资料”，包括法庭采用的控辩双方日文证据、英文审判速记录和判决书，以及法官个人的意见书等专题档案文献［7］。
以上数据，仅仅是对部分海外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的初步调查所得。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及调查程度的深入，文献数据将会不断被刷新。
2海外抗战文献征集、利用工作的初步实践
2008—2010年，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关怀下，在市委宣传部及“抗战办”的具体指导下，“中心”联合市内相关单位启动了抗战文献的海外征集工作，并取得较显著的成就。如2009年，“中心”率先与台湾地区的“国史馆”“党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抗战文献收藏重镇，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将上述三个机构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的300余种，5 000余册二次文献购回重庆，分别典藏于西南大学、重庆图书馆、三峡博物馆等单位；2011年年底，“中心”与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于2012年初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购回殖民部、海军部、外交部档案（数字化件）21个全宗，近150卷，计18 379页。至此，中心正式拉开抗战文献海外交流合作的序幕。
但是，随着抗战文献的海外调查、征集和利用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却层出不穷。诸如海外各典藏机构所属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尽相同；对于交流形式和合作模式的要求各异；关于文献版权的出让条件或程度也各不相同等问题先后凸现出来，制约了“中心”抗战文献的海外征集和利用工作。
为顺利推进抗战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建设名副其实的部级抗战文献中心。“中心”已经意识到，首先必须翔实地调查海外现存抗战文献基本状况，了解各典藏机构的文献规模及特色，确定重点征集对象；其次应该精心研究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将文献交流合作纳入法制轨道；最后必须切实加强与原典藏机构的沟通协调，并参照已有成熟的国际合作模式，设计切实可行的交流机制与合作模式。
3抗战文献的国际交流机制与合作模式的初步设计
通过前期抗战文献的海外调查、征集和利用等初步实践，我们发现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三大问题，即文献进、出境的法律条文及文献开发利用的权利与义务不甚明确，缺乏健全的交流机制和成熟的合作模式。因此，理清法律条文、健全交流机制和构建合作模式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制约或促进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步伐。
3．1关于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的法律问题
深入研究国内外与文献出入境、版权和使用等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是开展抗战文献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基本前提。据调查分析，海外抗战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战后各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档案资料汇编等形式的二次文献；二是战时国内外出版的相关著述、各机构发行的内部资料等形式的一次文献；三是战时各国家机构、各机关团体相互来往的文件、公文、函电等原始档案文献。
针对这三类不同文献，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有不同规定，如对英国政府编《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等二次文献，只需遵照国际版权法、各国关于文献出入境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实施购买和使用即可。但对一次文献和原始档案的购买、交换、使用等法律问题，则需要深入研究，如一次文献原作者版权年限，原始档案的使用权限等；我国部分或定级为文物的档案文献的出让或交换的法律规定，既要遵照国际通用版权法，如《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也要研究各国特有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美国著作权法》《欧盟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和相关权某些方面的指令》等。
3.2关于抗战文献国际交流的机制问题
建构合理的体制机制是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保障。如前所述，海外现存的抗战文献数量十分庞大，文献原藏机构相对分散，且相关法律法规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抗战文献的调查、征集工作将是一个十分艰辛和漫长的过程，它不是某一个单位或某一机构所能胜任的，必将涉及众多的单位和大量专业人员，必将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此项工作。因此，必要的机制设计，是解决当前海外文献征集工作因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财力资助和专业人员而导致的相关工作呈现分散、盲目、无序等现实困难的有效途径。
在海外抗战文献的调查工作中，国内要建立行政主管部门与各业务单位之间的联动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市委宣传部、“抗战办”与文献中心、研究中心及档案中心，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充分利用上述机构人员对外交流的机会，与海外典藏机构和人员疏通交流渠道，搭建合作平台，并在市内上述单位间，实现渠道和平台共建、信息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在海外抗战文献的征集与开发、利用工作中，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以确保专项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稳定等。
在国外，要与海外典藏机构建立相应的双边谈判机制、多边学术研讨机制、人员互访机制、文献交流机制等，以保证获取准确的国内外抗战文献基本信息，了解各典藏机构真实的合作意愿和条件，为“中心”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3．3关于抗战文献国际合作的模式问题
与海外抗战文献各典藏机构建立可行的合作模式，是实现抗战文献国际交流合作的基本途径。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合作意愿问卷调查数据表明，抗战文献的国际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参考模式：
（1）购买模式，这是针对公开出版发行的二次文献汇编、或数字化一次文献、原始档案所采取的最佳方式。如“中心”前期大量购买台湾地区的二次文献、英国国家档案馆数字化档案文献等。
（2）交换模式，这是针对尚未数字化，但典藏机构尚存复本的一次文献，而且明确提出用其与我方文献复本交换，以补其缺藏文献；或明确提出双方用一次文献、原始档案的数字化资源互换缺藏。如海外某典藏机构相关人员明确告知，他们希望采取文献互换的模式进行合作。
（3）共建共享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主要出现在海外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我国尚未有采用先例。2009—2010年，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先后与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进行古籍善本数字化合作，就是典型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模式。
（4）项目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具体项目合作的方式，实行抗战文献的交流与合作。如目前“中心”正与牛津大学中日战争研究中心、英国国家档案馆合作编辑《抗战时期英驻华大使馆档案资料汇编》，就顺利地将其相关档案文献征集回国。
另外，还有专家建议与海外典藏机构尝试建设“抗战文献目录交换，共建联合目录”；设立“海外抗战文献托（代）管中心”“海外抗战文献捐赠中心”等模式，促进“中心”海外民间抗战文献的交流与合作。
综上所述，海外抗战文献的交流与合作工作刚刚起步，目前学界对此尚未进行系统地研究。因此，征集和利用工作缺乏理论支撑和案例参照，“中心”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在遵循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原则下，逐步构建起合理的机制和模式，切实加强与海外的交流合作，推进抗战文献资源建设工作。
［注释］
①重庆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抗战文献寻访”课题组成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目录检索平台（.
［7］ 宋志勇.东京审判与日本侵华史料［G］.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讨论稿）.北京大学.西南大学印行.2011（11）：112.
国际交流与合作篇13
本文采取样本分析法作为研究依据。根据usnews国际大学排行榜，从前50名选择10所大学进入a档，从90~100名选择10所大学作为样本另一部分b档。通过样本高校的披露数据，选取合作伙伴数据，包含所在国、合作模式、合作层次等非数值数据（详见附录）。
我们将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本科生比”这三个指标作为本文对“高校国际化”程度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的特性与这三个指标的关系。
一、国际化指标体系详解
一所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是该所高校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一定范围内国际学生越多，其学校的国际影响力越大。但是每所大学由于师资、办学资源等约束条件，学生数量不会永远扩大，总数更倾向于在一个范围内保持稳定，国际上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这点上较为相似，均为30000~50000之间。因此，除了考虑国际学生总数以外，更要关注的是国际学生在全部学生中的比例如何。比例越高，意味着在校学生国别多样性程度越大，标志着该所大学国际化程度。
普遍来说，大学提供的教育包括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倾向于创新性的成果，对学科产生较大的革新和推动作用，本科生教育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学术深度上不及研究生教育。这两种国际学生之间的比例体现着大学国际教育的侧重。我们定义国际学生类别为：
本文定义的“国际教师”特指与大学具有正式合同的长期教师，不包括访问学者或短期客座教师。
招聘国际教师,促进教师的流动性本身就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与国际学生类似，我们既关心大学的国际教师总量，更注意在全部教师中的比例。国际教师对大学的贡献率不仅仅在于新知识、方法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一个人而建立起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进而扩大组织的外部渠道，为再一次的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可能。
二、样本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与国际化指标的关系
1.高校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
我们将样本中的国际大学a\b两档的国际学生比例与合作伙伴数量关系图叠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不规则的相关性的关系。处在不同档次的大学，即使国际合作伙伴数量相近，他们的国际学生比例可能也会有较大的不同。从257到146的区间内，大学的合作伙伴数量与国际学生比例关系较不规则，呈现出起伏较大的形态。随着伙伴数量的减少，a\b两档高校的国际学生比例均呈下降趋势。通过趋势线的添加，我们看到a档大学的下降趋势较为平缓，b档大学的下降趋势相对a档则下降较快。a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1x+0.160；b档大学的线性趋势线公式为y=-0.002x+0.146，从下降速度来看，b档大学是a档大学的2倍，这一情况说明随着高校排名整体下降，其国际学生比例随合作伙伴数量减少而加速降低。由于usnews的排名方法侧重于“学术同行评议”（academic peer review），“同行的评议”既包含学术的水平，更表示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由此可见，对于国际生源的吸引力上，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界的口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水平对于具有不同留学动机的学生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以接受本科教育为目的的国际生源对高校的学术水平的要求会低于研究生。本科生更加关注的是所学专业将来的市场欢迎程度、学费、留学目的地等；而研究生阶段的留学则有别于本科生，研究生留学往往以所学专业的深化为目的，学习阶段往往可以获得奖学金，能够与导师进行深入的接触从而融入到导师的科研网络中。因此，研究生阶段的国际流动的动力往往来源于学术研究。样本中的大学都是国际知名的综合研究型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也以研究生为主，由此可以了解影响国际知名大学吸引国际生源的另外因素是其学术能力和口碑。
2.“研究型”合作模式与研究生/本科生比关系
样本中的国外a档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比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平均为1.19的8所大学（标准差为0.58）和两所数值较大的大学，分别为4.02的杜克大学和6.80的东京大学。说明这10所大学国际学生中的研究生数量高于本科生，有的甚至远远大于本科生数量。这10所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的平均比例为79.2%，标准差为0.09，可见国际知名大学与国际合作伙伴大部分是以共同研究为合作基础，网络中流转的以“创新的知识”为主。由于基于“共同研究”或者“知识创新”导向的合作，势必会衍生出教师和研究生的流动，进行深造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自己导师的推荐与别国的学者共同研究或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研究项目往往配套着研究经费，经费的充足客观上推动了学者、学生间的流动。与a档类似，b档大学的学生成分也以研究生为主。其中有7所大学的研究生/本科比超过1，最高的为伊利诺伊大学的7.19。与东京大学类似，名古屋大学研究生/本科生比例也较高达到了5.14。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和西澳大学的比例小于1，分别为0.85，0.27，0.55和0.75。该组“研究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比例平均为74%，略低于a档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研究生阶段教育采取德语和瑞典语作为教学语言，本科阶段有较多英语授课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科生人数而限制了研究生的数量；诺丁汉大学和西澳大学秉承一贯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学生中本科生比例很多，澳大利亚本身是移民国家，大学往往是移民的第一站；英国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诺丁汉大学在亚洲的两个海外校区为主校区提供了大量的国际本科生源，b档中平均国际学生本科生数为2100（剔除三所100多名本科生的大学），而诺丁汉大学国际本科生为3100，远高于平均水平。
样本中的国外大学的国际学生中研究生比例占多数，有的甚至占绝大多数。这些大学国际交流合作网络中“研究型”的合作模式占到了75%以上，伙伴关系以“共同研究”为主。另外，大学对国际学生授课的语言也是影响国际研究生/本科生比例的因素之一。
3．“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与国际教师比例关系
教师作为大学进行知识传播、创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际教师则是带来国外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能够提高大学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有利于创新。
首尔国立大学、名古屋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三所来自东亚的大学的平均比例为7%，其他国外大学的平均比例为27.47%，标准差为0.02。我们将“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占全部合作模式的比例与国际教师比例联合研究，查看二者相关性。
国外大学两者之间没有表现出具有相关性的特征，比例分布比较混乱，没有呈现出规律性。以初步看出，国外大学在国际教师流动上与合作内容的关系不十分紧密，虽然国际教师的比例较高，但基于合作项目的流动并不是主流渠道。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由于国际知名度、汇率因素和整体社会环境中国引进高水平的国际教师只能通过政府间、校际的合作项目展开，这些项目往往配套经费、实验室等物质保证。学校如果不通过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而自聘高水平专家，则绝大多数大学是无法支付高额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因此中国大学国际教师的引进往往是“项目驱动型”，国际教师数量与“教师交流型”项目的数量、质量息息相关。国外知名大学特别是来自欧美地区的大学，由于同样的文化背景、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宽松的教育机制使得教师流动十分普遍，且大学对教授采取聘用制度，政策十分灵活。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研究需要自发地选择自己理想的研究场所。因此国外大学的国际教师数量与类似的合作项目关系不紧密，虽然合作项目可以向外输送国际教师，但更多的国际教师是通过自荐应聘到校任教。
国际教师是知识在不同势差进行流动的传播者，而国际知名大学往往集中在欧美地区，因此这些大学的教师就成为传播最新知识的人。而目的地则需要学者自行选择，而上文中从统计结果中也能看出，即便是经济发达、科研水平很高的东亚的日、韩一流大学对国际学者的吸引力程度也十分有限，这说明文化也是阻碍学者在不同国度间流动的不可忽视因素之一。
三、总结
国外一流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已经是他们吸收研究生阶段国际生源资的重要渠道，表现在合作网络的特性（度与研究型合作模式）与国际研究生指标较为紧密的相关性；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对国际生源贡献程度有限，二者相关性不明显。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中国以本科生为主。
国外一流大学国际师资比例较高，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数量相关性不高，这与国际人才较高的自发流动和宽松的政策有关；中国大学的国际教师比例与“教师交流型”合作模式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的国际师资的引进主要依靠政府、校方主导。
附录：国外大学样本：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多伦多大学、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普度大学、伯明翰大学、诺丁汉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西澳大学、乌普拉萨大学、kaist。合作数据采集：大学名称。合作对象档次、合作对象排名、合作对象名称、合作对象所在国/地区、合作对象所在洲、合作层次、是否联合研究形式、是否教师流动形式、是否学生流动形式、是否合作协议形式。此研究受天津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52wr40/天津高等学校国际交流网络的创新性研究》资助，系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彭未名.国际教育交流与管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