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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摘要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美国梦 和合共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自2012年5月3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再被高调推出并不断发酵。这是中方继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切实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针对中美关系。不仅要防止中美之间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带来的硬冲突，也要防止中美间的三大“软冲突”：
其一，世俗与宗教的社会对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这在基督教国家中引发“中国”泛滥于世，本质上即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信念下的新教国家，也是当今宗教化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大国，如何接受一个世俗国家的崛起，事关美国的立国之本。
其二，伟大复兴与决不屈居第二的对立。秉承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美国扩张为全球性霸权。有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挑战了美国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身份冲突，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绝不肯屈居第二的信念间能否找到中间地带，或者相互调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检验。美国有传统，反对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和无神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国给新中国贴上了“共产党中国”标签。如今，美国人要重新定位中国。
一个相当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这增加了中美之间需要认真理顺彼此关系，防止战略误读误判的紧迫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针对中美间存在的三大软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首先是超越“文明冲突”。中美是东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能否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到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文明型国家，而美国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共和党美国人更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秉持“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理念，很难从理念上认可中国。不过，由于共和党在美国不接地气、思想僵化，可能较长时期执政，这为充分展示美国制度韧性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与中国携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超越零和博弈，也就是要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②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大国扩张，而是文明复兴、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理念上的“互利共赢”不会挑战“美国例外论”。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超越冷战模式。中美在21世纪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都难以想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上的这两种硬、软对抗模式，实现包容共存、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看待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已宣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梦构成挑战，甚至排斥美国梦的实现，抵消其影响，使其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梦，就其性质而言是包容梦，通过实现中国梦来实现世界梦，不仅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甚至会帮助实现美国梦。就其内涵而言，中国梦也与美国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主席强调，中国梦鼓励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与美国梦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毋庸讳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不同国情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梦想，区别是自然的。但是挖掘其共通性，将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未来、对21世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是包容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体现。包容性崛起的三大支柱是实现文化、体制与环境的三包容：
其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战略文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知识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必须倡导文明的兼收并蓄，强调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发展包容西方的战略文化。包容西方，并非意味着锁定改革的方向，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的包容性战略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日益不可分。为此，外交应超越内政制约，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二分法，建构统筹内政―外交、权力―价值、利我―利他的包容性战略体制。
其三，宽松和谐的包容性战略环境。要建构包容性战略环境关键是超越现代化的赶超思维，确认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厘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与全局意义。夸大自身实力、看低美国实力会酿成历史的悲剧。
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需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矛盾、权力竞争、责任纠纷与价值冲突，具体内涵包括：
首先，利益共赢。中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有效、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贸易投资、网络安全与亚太秩序等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关切或共同责任。这是中美利益共赢的基础。
其次，权力共生。中美不仅利益而且权力高度相互依存，因此指望打造排斥对方的权力架构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是不现实的。在亚太地区，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
再次，责任共担。中美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问题上共担责任，肩负共同大国义务。在探索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上担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价值共享。抛开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认真梳理中美价值观，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找到不少共享、共通之处。近日，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就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诸多共通之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论――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
笔者在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提出，“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③
美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与美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也是包容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切实迈进。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由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实现超越。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这种理论超越提供了紧迫感。
2012年国际关系协会（ISA）设立大会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我们的理论自信做了很好的注脚。中国文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理论贡献，又是我们理论自觉的重要来源。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中国外交更直接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实践贡献，概括起来有：
相互尊重：定调新型大国关系风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合作共赢：规范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肩负着特殊使命，这就要求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从而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努力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对于如何通过合作共赢规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有其独到认识。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⑤
平等互信：夯实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秉承平等理念，相互信任。美国方面开始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太平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不断承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为增进中美平等互信，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建议，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⑥
包容互鉴：提升新型大国关系层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就是希望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从人类需要文艺复兴的文明高度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深入阐释：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⑦
按照这一逻辑，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捉襟见肘之时，我们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
注释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研讨会由一个主旨发言和两个专题研讨组成，下面将此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概述。
一、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院长黄仁伟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主旨发言。他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利益和价值的重构。例如，“中国梦”、“新型大国关系”、“社会和谐”都需要解决利益和价值的重构问题。总的说来，中国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以及国际体系转型等问题都需要进行价值和利益的重构。将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利益等利益重构组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新的国家利益重构，国家利益不再仅仅是由制度是否被颠覆，是否被侵犯，领土是否完整等几类核心利益构成。上述几类核心利益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利益的重构中将发生变形，而变形的这部分利益就是大国之间真正的利益重合部分。变形的部分越大，大国之间的利益重合就越多；相反，变形的部分越少，即越是坚守传统的核心利益时，大国之间重合的利益就越少。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找到大国问利益重构的生长点，找到大国间利益重构的空间。此外，黄仁伟教授还从利益的依存、利益的渗透、利益的让渡、利益的生成、利益的妥协等五个方面提出利益重构的路径。
在谈到价值重构时，黄仁伟教授指出利益的重构必然导致价值的重构，因为价值是利益的长远判断，利益上升为精神状态就变为价值，所以价值（value）就是利益（interest）。没有interest作为基础的value是不存在的，所以价值具有深层次的物质基础。对利益的重构也反映了价值重构的必然性。国际关系中的价值重构主要包括对世界体系的价值再判断、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价值判断、对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价值标准是多元还是一元的判断。最后，黄仁伟教授总结道，如果利益和价值重构问题不解决，新型大国关系也就建立不起来。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和价值重构的相关思考对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主持了第一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的专题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俞正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钱皓教授担任评论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做了题为“中美欧三边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发言。他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丰富，既包括大国与大国的新型关系，也包括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还包括大国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他以中欧关系为例，指出中欧之间不是世界大战中的敌对关系，不是冷战时期的对手关系，也不是盟友关系，而是一种“选手”式的、偏向合作的竞争关系和共同体内的成员关系。其中，后三种元素是构建中欧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方面。面对当前欧洲不健康的竞争心态，他提出中国应该采取防御性的竞争策略，将欧洲拉回健康的竞争轨道，使其认识到有更好的互动方式。谈到中美关系时，陈志敏教授指出，在东亚地区，中美不是完全对抗。中国对美日都很重要，它不是美日问的“第三者”，中美关系的调整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契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在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必须把握世界发展的规律，而认识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则显得极为重要。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共同利益上升；二是全球性问题带来的威胁增多；三是国际体系正处在转型和调整阶段。他提出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新思维，应该构建新的“观”和“国家利益观”。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要从中国概念做起”的发言。他的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首先、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实践过程与过去的亚洲国际关系理论实践是不一样的。如果用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理论生搬硬套地解释东亚国际关系，会存在很大局限性。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从较为同质的国内政治实践引发而来，但是在面对当今世界各国较为丰富的国内政治实践时出现了困境。因为所有的外交理论、国际政治理论的根都必须落在其国内政治实践上。第二、有关理论创新和机遇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介绍和大规模引进理论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引进的理论中以美国特色的理论居多，对印度、俄罗斯、伊斯兰世界，以及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理论非常少。其次、在做理论创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别人的体系之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由于没有体系，很容易被别人收编。辛辛苦苦做的案例分析，成果却被别人拿走。虽然在别人的逻辑基础上创新也可以，但是一方面会很难；另一方面在自己逻辑体系下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三、挖掘中国概念形成我们自己的概念体系。苏长和以“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大一统”和“均势原理”、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为例，说明了中国与西方的概念差异。第四，通过留学生教育来推广中国价值观。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朱杰进副教授做了题为“G20视角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发言。他指出，G20正在从一个短期的危机应对机制走向长期应对机制，但是其议题明显都是短期议题，反而是G8开始从事长期机制的制定。因此，对于G20而言，现阶段正面临着艰难的转型压力，特别是制订长效机制方面还处在比较困难的阶段。在G20框架内，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化方式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论”的专题研讨，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副会长郭树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李明明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做了题为“国际体系转型中安全规范认识的变化”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和身份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战略方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挑战美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机制上面，中国模式所带来的规范挑战。他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国际体系中的某些规范开始不认同了，至少在执行当中会产生很多摩擦。现存的规则，更多地反映了体系内发达国的历史烙印和主导国的文化价值观。中国的对现结构下规范的不认同，会引发国际上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忧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郭学堂教授做了题为“大国协调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言。他认为，中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一个误区，即凡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渐渐有了理论自觉意识，国内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和建设自己的理论，但在建设“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认为，学者们在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两个凡是”：第一、“凡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第二、“凡是还在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经验或者还在继续发展西方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好的研究”。他提出，理论研究应该注意三方面：理论要活学活用；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理论一定要大众化或通俗化。最后，他以大国协调为分析视角，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可能产生的启发作了论述。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刘宏松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的发言。他指出，规则的制定以及规则的执行是全球治理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一个国家要想影响规则的制定，首先就要提出倡议。一般而言，单个国家提出倡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因此，国家在提出倡议时往往选择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谈判集团或者说倡议联盟。这样的谈判集团或倡议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进攻性的，即主动寻求设置对自己有利的议程；另外一种是防御性的，即防止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倡议联盟设置对自己不利的议程。在阐明了谈判集团或议题联盟的相关概念问题之后，刘宏松副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如何参与和组建倡议联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春副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与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说，自己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问题而产生的理论思考。国内方面，中共十明确了发展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要求；国际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讨论后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他以此为背景，首先分析了传统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线性发展思维，即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程度要强于非西方国家；二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三是发展的条件而非发展的目的成了发展的主要内容；四是发展更多讲求技术性而不是全面性。随后，他又分析了中非新兴伙伴关系的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启示。一是理念启示，具体包括怎样看待发展落后国、非西方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区别及南南合作的意义；二是方法启示，主要是资源政治经济学的启示；三是新的平台，例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峰会等；四是新的动力，这方面主要指资金动力，即中国在援助非洲国家时提供的大量资金。
总结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了全面而精彩的总结，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首先，要明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思考的基础是什么。他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沿的思考应该放在整个世界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总体框架下，同时还要突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点。
第二，对中国国际关系前沿问题一定要有理论的思考，并且应该包括从理论创建，到对理论架构的深化等一系列完整的理论思考顺序。例如在本次研讨会第一个议题“新兴大国关系的逻辑原生性”中，俞正棵教授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发展和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发展之间的关系；苏长和教授提出的几对“中国概念”等，都属于对理论有一定的创建。在理论创新的时候，既需要有对理论创新的勇气，也需要有理论创新的恒心与耐心。
第三，关于理论的应用。这里也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要有战略性思维；二是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思考；三是要实现理论对实践的贯彻。
此外，杨洁勉教授还解释了在理论研究中“思想要快一步，行动要慢半拍”的道理，勉励上海的国际关系学人开拓创新，提高学术水准，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做出上海学人应有的贡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2}唐晓云.产业升级研究综述[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156-160
{3}王海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2013（6）：113-116
{4}杨丹辉.全球化、服务外包与后起国家产业升级路径的变化：印度的经验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166-171
{5}陈羽，邝国良.产业转移如何带动产业升级――台湾的经验[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25-128
{6}刘艳艳.洛杉矶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经验及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13（4）：56-64
{7}盛朝迅.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与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4（6）：60-61
{8}唐永伟等.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4（5）：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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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程骅，黄南.新产业体系驱动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14（2）：82-89
{12}李程骅，黄南.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审视及对中国的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41-48
{13}黄南，李程骅.产业发展范式创新、空间形态调整与城市功能变迁―基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城市转型研究[J].江海学刊，2015（1）：78-84，239
{14}张贤，张志伟.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城市转型――国际经验与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08（8）：83-87
{15}张飞相，陈敬良.国外城市转型的趋势及经验借鉴[J].企业经济，2011（5）：139-141
{16}唐子来，王兰文.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J].国际城市规划，2013（6）：5-9
{17}王德，吴德刚，张冠增.东京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应对[J].国际城市规划，2013（6）：10-16
{18}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J].国际城市规划，2013（12）：23-28
{19}[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译国际经济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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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蔡丽，闫华清.竞争性、互补性与区域经济合作综述[J].经营与管理，2012（11）：79-81
{27}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
{28}金泽虎，张红.区域经济合作：混合型是否已成趋势――基于一体化组织形态的模型验证与逻辑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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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黎鹏，杨宏昌，王勇.区位理论视阈下中国―东盟沿边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4（9）：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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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张彦.亚太主要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势――以TPP和RCEP为例的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4（8）：80-84
{38}于鹏.主要国家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进展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4（11）：88-92
{39}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11）：32-40
{40}张庆霖.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演化：边境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以我国西南边境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85-9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理工文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理学与工学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按2个培养人才的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即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本科生则尽量按“准融合模式”培养。前3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本科生课程设置按一级学科设置，第4年，环境科学课程设置稍偏向理科，环境工程课程设置稍偏向工科。再兼及一系列人文素养训练，使学生充分理解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权利、义务、责任、价值与尊严如何去实现，建立起道德底线与价值底线，使学生成才欲望更加强烈，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理工文融合——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加强了学生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更加激发了学生成才的欲望，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2教学和科研结合
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教学要发展，提高科研水平是关键。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教师科研水平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科研，就没有学科发展，对本科生就没有吸引力，也没有高质量本科生；没有高水平科研，教师的水平提不高，也就没有高水平教学；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精神人才，一定要以一流的科研为背景，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渗透，通过高水平教师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起点的科研促进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要。目前我院已形成一支以高学历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85%，法国、德国、加拿大博士后各2名，德国、加拿大、日本博士各2名，俄罗斯博士1名。目前，已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中德、中加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100个。由于项目数量较多、级别较高、影响较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全部能够真题实做。硕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5篇以上论文，博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10篇以上论文(至少3篇SCI、EI、ISTP论文)。培养的博士生已有多名在国内大学任教授，部分在国外高校任教。杨春平博士荣获2001年、2002年美国俄亥俄水环境学会第75届、第76届年会研究生科研论文竞赛奖第2名、第3名；硕士生秦肖生、李海英、杨麒、苏小康荣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98级本科生汤琳荣获2001年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全国约1225万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仅有100余名生学获此殊荣)；98级本科生汤琳、钟华荣获2001年诺基亚全国大学生“实现可能”创意大赛一等奖；贺迅、李辉、藏津津荣获2004年全国生物多样性最有价值建议奖。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而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3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教师创新研究水平、创新教学能力、发表高水平SCI论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创新研究和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激发、拓宽和提高。学院1997年获环境工程博士点后，开始借助国际合作平台。1997年建成中德环境技术中心，1998年承担荷兰政府UWEP项目，1999年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2000年建立中加能源环境生态中心。2002年建成环境科学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表了较多高水平SCI论文。近5年600余篇，SCI收录156篇，SCI引用267次；EI收录128篇；ISTP收录129篇。《SCIENCE》VOL301的Highlights对谢争教授等发表在System.Biol.52，283(2003)的论文“Sequenceandstructure”给予高度评价。为了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的交流，近5年邀请国际能源协会主席PeterCatania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JamesJ·Heckman教授、德国Karlsruhe大学Hahn教授(德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刘鸿亮院士等国内外著名专家举办了20多次讲座。
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ino-GermanySymposiumontheWetlandsRegionalizationofEcosystemServicesintheYangtzeRiverBa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I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na-CanadaWorkshoponWatershedManage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CIDATier2Project：098/S4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IEF及IS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r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并与加拿大Regina大学、德国Hannover大学、美国UniversityofCincinnati等20家国际著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4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1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人才培养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本科生按“准融合模式培养”的办学思路。明确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4.2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路。明确了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4.3教学和国际接轨的关系
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教师科研的创新研究水平、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进而提高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学生与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在与国内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过程中，创新研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激发、拓宽和提高。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
5成果应用情况
5.1与国内著名大学共同研讨
为了做好理工文融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研究工作，湖南大学虚心向国内各高校学习，目前约与国内30所高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昌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长沙电力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在如何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办学理念，提高了人才培养模式成果。
5.2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通过实践本项目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及国际影响显著提高。曾光明教授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4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03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年)；黄国和教授获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刘云国教授荣获湖南大学师德标兵(2006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湖南大学教学标兵(2004)等。已经培养本科生1700名、硕士生500名、博士生48名，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5.3与企业和政府合作
与企业和政府合作，建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示范基地4个：长沙固体废物资源化示范基地、佳宇大气污染控制示范基地、长沙水污染控制示范基地、洞庭湖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2个：中德环境技术中心、中加能源生态环境中心。
5.4主办国际大会
近5年主办国际大会5次：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ino-GermanySymposiumontheWetlandsRegionalizationofEcosystemServicesintheYangtzeRiverBa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I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na-CanadaWorkshoponWatershedManagementandEcologicalProtection(CIDATier2Project：098/S4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IEF及IS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r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
5.5与国际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跨越国界寻求新的市场或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企业国际化理论。过去，当我们提到国际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规模庞大的跨国企业利用其资源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理论界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大型跨国企业上。然而，理论和实践的背离使得上述想法受到了根本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球经济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国际企业，它在创业的初期或创业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涉入国际市场，而且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这些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展示了一条快速国际化的路径，形成了新创企业国际化这一特殊的现象。它们在建立的早期阶段从多国资源中寻求竞争优势，并在多国进行产品销售，此现象同时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化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却能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和设立很久的大型公司竞争，其背后必然存在着值得深入探讨的东西。许多文献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以前关于新创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阐述技术知识、技能、资源、学习、进入模式、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重要性等方面。另外，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国外新创企业，尚缺乏对我国新创企业的具体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国际新创企业的特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其绩效的关系。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新创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我国新创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竞争优势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1 理论模型
图1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模型。本文重点研究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的两个方面：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我们认为，国际多元化和国际市场进人模式可以影响企业的组织学习，组织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新创企业的国际扩张也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国际多元化程度不同，企业也会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
2 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组织学习的关系
(1)国际多元化与组织学习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Johanson等(1990)的研究表明，企业的国际化实质上是一系列经验学习的过程，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参与不同国外市场阶段来进行持续性学习。同时，国际经营的多元化可以促进企业的组织学习。企业的国际化促使了组织学习的发展，企业一旦作出国际化经营的决策，为了减少不确定性，通常都会通过出口贸易来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而这显然是一种学习过程。这些观点说明：
假设H1：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2)国际化进入模式与组织学习
尽管国际化阶段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扩张呈现一种演进模式，但是，一些创业型企业会放弃某些阶段，直接采用较高的控制易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而这些交易要求企业与多个国际市场的主体建立密切的联系。新创企业采用较高的进入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组织学习的能力。这类进入模式通常要求企业与市场、客户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就增加了企业接触不同信息来源的机会。同时，较高的国际化控制模式和较快的国际化推行速度，要求新创企业加强与市场、客户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有助于企业的快速学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H2：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人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3)新创企业国际扩张与国际化绩效
以往的研究表明，从事国际经营的新创企业的绩效通常要比没有从事国际经营的企业更好。Feeser等(1990)发现，增陡幅度较大的新创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得的收入比增长幅度较小的企业要高。Bloodgood等(1996)指出，企业的国际化强度与其经营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随着企业进入更多的国家，它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方向上运用其技能和产品，从而提高其增长幅度与盈利能力。国际扩张使企业与各个市场的重要客户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它们能够较经济地获得关键资源。国际多元化可以使新创企业进入市场网络，并从中受益(Hitt et al，1997；Weerawardena et al。2007)。所以。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多元化和国际进入模式，都应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由此可得：
假设H3：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假设H4：新创企业的国际化进入模式对其组织学习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4)新创企业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
当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它虽然会面临不确定性和一定的危机，但这会促使他们加强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别是由于动态能力的加强和技术的深化，借助国际扩张，新创企业还可以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和能力来实现增长和盈利收益。组织学习是一个知识收集的过程，通过知识的收集加工和再吸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创新，还可以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国际扩张过程中绩效的提高。新创企业的国际化扩张。促进了组织学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的提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假设H5：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对其国际化绩效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5)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与国际化进入模式
在国际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一般具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较为雄厚的技术力量，这种能力会促使这些企业倾向于在国外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而不是收购当地的企业。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开展业务的企业，要面临各国的市场差异，要应对不同的需求特点、竞争对手、供应商和合伙人。除此之外，通过与当地知识库的互动以及不断面对新的创新系统，国际经营环境的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增强其知识储备。这可以促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时候选择更高的进入模式和更快的速度。国际化多元化程度较高，企业掌握比较多的国外市场知识，在选择较高的进入模式时将面临较小的投资风险。可见，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企业将倾向于选择较快的国际化进程。
假设H6：新创企业的国际多元化对其国际化进入模式存在着正向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1 变量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1)国际多元化
新创企业国际多元化说明企业逐步依赖国外市场作为增长和提高绩效的手段。本文中是指企业在国外经营的范围。国际多元化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见图1)。
关于新创企业从事国外经营所在的国家数量的测量，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不可能得到较详细的数据，我们在问卷中采用较模糊的问法，然后得到一个平均数据；国外市场的技术多元化在本文中将参考世界经济论坛(WEF)编制的世界技术报告(06－07)中各个国家的技术分数进行衡量。在问卷中通过提问“目前公司的主要国际化业务集中在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将填写的国家技术评分平均化，作为考核技术多元化的指标；文化多元化的衡量参考Hofstede(1993)的国家文化划分法。主要通过问卷评分来调查；地理多元化一般是通过熵标准来衡量的，这个熵标准是根据本国市场以外的国际上市场的收入比例确定的。
(2)国际化进入模式
关于国际化进入模式，本文主要从控制程度和推行速度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控制程度将根据出易、许可协议(包括许可证协议、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或管理合同)、合资企业、直接收购当地企业和新建企业的顺序，控制程度从低到高的顺序。推行速度将通过问卷调查，为问卷第二部分6个题项。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3)组织学习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尚未形成共识，而对衡量一个组织或团队组织学习的程度，各研究对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也并不一致。组织学习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总体上是由研究者依实际研究情境来加以诠释的。其中。由Sinkula等(1997)所发展的量表对组织学习内容的衡量较为完整和全面。本研究采用他们的量表并加以修正，其中包含3个构面。该量表将组织学习视为由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和开放心智等3个构面所组成。
(4)国际化绩效
Murphy等(1996)将国际化绩效定义为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达成特定目标的程度。本研究采用这一定义，并分为两个方面来衡量。第一部分为财务绩效，衡量的是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营运净利率、投资回报率、运营成本和产品利润率；第二部分为非财务绩效，衡量的是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共有8个题项，也是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衡量方法与其他指标一样。
2 研究对象与问卷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国际多元化、国际化进入模式、组织学习和国际化绩效等概念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方法，主要采用国外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成熟的量表，同时根据研究内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做部分适当修改，成为初步的问卷。
本文以我国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关于国际新创企业，国际国内都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中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调研的经验，认为新创企业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从成立之初6年内，开始进行相关的国际化业务；目前国际化的业务比例至少占公司总业务量的10％以上。
(2)问卷设计
本文根据以上的变量和操作性定义，结合国内外已经成熟的量表，制作出研究的调查问卷。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重点选择四个地区进行调研，分别是河南、广东、江苏和东北地区。主要采用走访、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各种类型问卷320份，回收142份，其中有效问卷114份。按照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有效记录个数必须达到变量个数的10倍，基本满足条件，因此可以认为本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基本满意。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设立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EM)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对我国新创企业同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关系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大部分。根据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将各变量分解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并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如表1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解释
1 模型的估计评价
本次调研的行业分布比较分散。通过对企业成立至开始国际化进程的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成立3―5年内开始国际化的企业占到54.4％。为了更好地了解有效问卷的基本情况，本部分将对有效样本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包括平均数和标准差等。对于变量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α系数值来进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值均大于0.35的最小标准，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可以接受。
本部分在利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分析后。将采用AMOS16.0对整个模型进行验证。
利用AMOS16.0对模型Ml(本文的初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与评价。X2/df>5，且GFI小于0.9，所以模型MI拟合得不太好，需要对模型M1进行修正。
2 模型的修正
本文通过对模型Ml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进行研究，发现e8和e10的修正指数最大，两者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度。e8表示Y12(分享愿景)的残差，e10是Y22(非财务绩效)的残差。分享愿景指的是组织中的主管会将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与员工互相分享，而非财务绩效主要包括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能力。从理论上可以发现，如果主管不太愿意跟下属进行沟通，那么员工很难会对市场开拓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e8和e10具有某种相关性。
对模型M1进行修正以后，得到模型M2。计算表明，国际化绩效与组织学习(p>0.05)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中潜变量组织学习对潜变量国际化绩效的路径系数与零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对于采集的有效样本数据，这两个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并不存在。因此，应继续修正模型M2，删除组织学习与国际化绩效的路径，得到修正模型M3。可以看出，模型的X2/df=3.992
前面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没有经过标准化，称作非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存在依赖于有关变量的测量单位，在比较路径系数(或因子载荷)无法直接使用，采用标准化系数，可以直接比较不同系数作用的大小。由此，给出最终修正模型M3的标准化系数表和标准化整体结构图(图2)。
3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通过图2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各个路径系数达到了显著的水平，由此可知假设H1，H2，H3，H4，H6都获得了证实。由于在模型M2中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在本文模型中可以认为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绩效没有影响。最终修正模型M3删除了两者的联系，重新计算各个变量的影响关系，且各个拟合指标符合预先设定的要求，因此模型M3符合要求。
表2给出了本文中各个假设的检验情况。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新创企业国际扩张、组织学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我国国际新创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发展迅速。通过大量的问卷调研，发现国际新创企业分布范围很广，大多在成立3～5年内就开始了国际化经营，且国际化销售比率多数超过总业务量的10％。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且现代化的信息沟通技术日新月异，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创企业国际化的进程。此外，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很多国际新创企业的创始人都有一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许多原来国有外贸企业或外贸部门的员工纷纷下海创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新创企业的发展。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基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下简称“文章”）由作者车、罗成发表在2014年第5期的《国际金融研究》，主要研究中美关系的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从财富权力转化角度思考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两者关系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具有创新意义。
1、摘要、关键词、文献综述叙述
摘要点出主旨，结合精当的关键词高度概括了文章的分析过程，即将中美关系的演变视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运行的结果，选定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中美关系友好度四个指标，实证检验出这四个指标与人民币汇率的关联性显著，证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的运行有效、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的演变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先说明财富和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如何双向转化，并命名其为财富权力转化机制，结合“汇率是有效地财富分配工具和权力分配工具”，解释美国二战后取得美元霸权的地位和美国汇率对全球的分配作用。再介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动态收敛模型的建模依据，以及研究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作用的意义。
在文献综述中，文章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可见作者得出文章中心的思考过程。首先，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分别列举了对人民币汇率研究的观点，如易纲、范敏（1997）多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其走势，巴曙松等（2007，2009）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I）测算其对中国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并提出对人民币汇率的批评观点，从而使其具有贸易竞争优势。其次，对于国际关系因素，作者列举了Robert Keohane&Joseph Nye（1979）（2010）、Robert Gilpin（1987）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财富权力具有转化关系、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结论：财富权力是双向转化的，经济实力的消长引致两国的国际行动能力与国际影响力发生变化；财富转化为权力可用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等指标来测度，而中美关系友好度则可以测度权力转化为财富。此后，作者又引用了Helen Miliner（2009）、Edward Mansfield（1998）、Robert Keohane&Joseph Nye（2001）、张宇燕（2010）、王湘穗（2011）等学者的观点，说明权力转化财富的基本框架、人民币汇率是中美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等，并以此作为文章研究的基础理论支撑。最后提出文章中心：分析中美关系演变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相互影响，并探究人民币汇率在财富权力转化机制中的双向联系作用。
2、理论分析与数据检验、合理预测简述
文章的核心部分就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假设并得出人民币汇率、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推测。
（1）理论分析简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相互影响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中美关系演变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美关系演变即财富权力的转化过程，人民币汇率通过财富权力转化在不同国际关系下动态收敛于不同均衡区间，运用均衡、以牙还牙和讨价还价三个策略，结合我国1949―2030年的中美关系变化过程、美国经济更强拥有转化能力优势的事实，进行模型的初始构建和扩展。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关系的反作用”。这一方面主要基于对194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轨迹的考察，以1979年、1994年为划分点，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以及中美关系友好度的影响情况。
（2）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在数据选择和处理上，文章采集了间接标价法下1949―2012年的数据，建立1、2两个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关系演变的单向或双向影响，并据此讨论如何发挥人民币汇率的战略工具作用。
数据分析围绕美中GDP比值（GDPRC）、中美贸易强度（TS）和美国对华投资力度（IS）、中美关系友好度（SAF）四个指标展开，解释每个指标的选择理由及各指标在1949―2012年间的具体变化，并发现1979年后，各指标有明显的向好增长，这与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有密切关系，即财富转化为权力，中美关系常态化促使中国在世界市场权力转化为财富。
文章选用格兰杰检验进行变量间的因果检验，具体分为1949―2012年的模型1和1978―2012年的模型2分别进行，运用软件计算得到回归结果。作者根据模型1的结果分析解释，制作以下简图：
结合文章及图1，可以将结论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是在模型1中，美中GDP比值、中美贸易强度与美国对华投资力度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美关系友好度作为原因与这三个关系指标之间则存在间接单向因果关系，又直接作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则直接影响美对华投资力度，间接影响美中GDP比值。
二是模型2区别于模型1，数据的时间跨度变为1979―2012年且检测方法有补充改动。因为当值法和购买力评价法下的GDP比值在1949―1978年间无明显趋势，无法判断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是否明显，故剔除并重新进行五个变量间的格兰杰检验；囿于格兰杰检验的局限性，文章选用聚类稳健标准差法进行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强度、美国对华投资力度的回归检验，得到显著相关性。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美关系友好度对GDP比值有单项因果关系、人民币汇率与GDP比值之间有双向因果关系，其他结论均与模型1相同。
综合模型1、模型2的实验结论，可知1949―2012年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确为相互影响，且通过财富权利转化机制实现，人民币汇率变动增强了该机制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1978年后中美政治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影响明显弱化。
（3）合理预期简述。基于前文，文章对2013―2030年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做出合理的预测。在新型大国关系条件下，由历史数据推测得到2013―2030年的人民币年均升值速度3.0%，经过当值法和PPP法下美中GDP比值进入均衡区间的测算，得到人民币汇率动态收敛到均衡区间的时间在2020年前后；而预测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十分显著，这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摩擦，降低对美贸易依赖，总体有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3、结论简述
基于以上一系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及预测，文章得出最后的研究结论。1949―1978年中美关系单向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动，此时人民币汇率的人为高估和固化导致其与财富权力转化机制联系不紧密；1979―2012年，人民币汇率变动“权力转化为财富”，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改善了中美关系中中国的被动局面。
二、文章简评
该文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对中美关系和人民币汇率相互影响的视角的创新，将两个变量与财富和权力的转化机制挂钩，量化抽象变量，选取的指标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能够充分说明中美关系的实际变化。论点明确，理论基础坚实，将思考建立在前人对国际关系、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观点之上，经过重新整理、升华得出新的结论，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意义。
从结构来看，该文行文严谨，逻辑清晰。首先从引言部分的概念介绍、写作背景和目的的介绍，到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并重的优秀文献的经典观点作理论支撑、推导出该文中心，再到中美关系与人民币汇率变动正反两方面的理论分析、数据处理、指标选定，进行实证检验，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检验五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并根据数据特征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测，最后作结。
两国相交，只有永恒的利益。例如，1992―2005年中美贸易强度明显上升，可将原因归结为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编制，使得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经常项目盈余不断增长为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外汇储备又用来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支持，帮助其弥补贸易赤字。归根结底，只有经济实力够强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贸易关系，只有对双方都有利才能保证国家关系的稳定。
201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年，人民币汇率短期内贬值，但从长期来看仍呈现升值趋势。而未来，中国将会越来越多的掌握国际外汇市场弈的主动权，中国财富转化为权力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朝更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会因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渐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化均衡。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伴随着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主要指的是人才应该具备以下四种特质：
1.良好的语言能力
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是对所有外语专业人才的共同要求。如果不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无论是“国际”化还是“创新型”人才都是空谈。
2.扎实的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的具备也是对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要求之一。当然，这个专业知识不仅仅是指外语专业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还包括了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形势的掌握。
3.创新思维能力
作为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外语人才，必须要具备创新思维，并且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创新思维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4.国际化视野
所谓的国际化视野就是要求外语人才必须要了解国际规则，并且参与到国际事务以及国际竞争当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外语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化与政治素养，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国际事务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
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在外语教育当中，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对于外语教学来说，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不单单是服务于教学，帮助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能够进行较为完整、系统的课堂教学安排，同时还可以起到语言输入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由于教师本身的专业水平和技能不同所带来的教学效果不一的问题，保障了教学的质量。我国当前的外语教材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相关的组织机构也颁布了一些文件，指出了外语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比如《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就明确表示了外语教材体系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三、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在进行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时，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培养目标。而根据当前《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认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基础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应该要明确以下几个培养目标：
（1）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之后，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为将来在大学中的外语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
（2）学生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学习时，也需要培养他们国际化的视野，并且让学生对于不同的文化、种族都能具备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当中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3）学生在基础教育的学习中，必须要进行创新思维能力的培训，并且要培养独立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学生将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有所帮助。
2.课程与教材建设
在进行基础教育的时候，除了要明确教学培养目标以外，对课程的建设也要格外重视，要积极地调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培养。
而在教材建设当中，首先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课程设计的特色等，将教材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系列和品种。对于主干教材而言，一定要按照《英语课程标准》的要求来进行建设。其中包括学生语言技能、知识的掌握、学生情感和文化意识的培养，这些都是在教材建设中需要格外注意的。除此之外，其他品种教材的建设也一定要充分体现国际化与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特色。《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当中就明确提到：“建立灵活的课程目标体系，使之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英语教学更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开设不同选修课程，对国际化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更有帮助。
四、关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体系建设
1.培养目标
按照当前《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的培养目标包括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包括外语学习中各式各样的训练课程，技能的掌握包括听说读写等基础能力，而专业知识则包括外语语言以及相关的文学、历史等方面。在外语学习当中，只有当学生了解一门语言背后的文化和历史，才能帮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更好地应用该门语言。除此之外，在进行外语学习的时候，必定要进行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学习，比如外交、法律、经济等。而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对于高等教育中各个阶段的学习任务也有着明确的要求。
在大学前两年的学习中，不仅要重视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并且要让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应用能力，这样才能为接下来的语言学习打下基础。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除了要不断地加强外语基础知识以及能力的培养以外，还需要进行相关课程的教学，这样才可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从各个方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一门语言，以便未来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更好地应用。
2.学术技能的培养
相比基础教育的外语学习，高等教育中的外语学习更加深奥，除了掌握基础知识技能以外，还需要将外语应用在不同专业学科的学习上。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对学生学术技能的培养。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可以适量地削减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技能课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削减外语教学当中的技能课程并不是说要减少相关知识的学习，而是要对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进行优化，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专业技能的提升当中。
3.人文素质的培养
在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当中，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也需要格外重视。这是因为，人文素质的培养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除了开设专业课程以外，还需要开设相关的人文课程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结语
随着当前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于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培养出符合国际形势要求的高素质外语人才，就必须要对教材体系的建设进行优化和改良。然而，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无论是基础知识技能的培养，还是相关技能的培养都有所不同。在基A教育阶段，笔者认为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技能是最重要的，对于高等教育的外语知识和技能培养，还需要注重相关专业知识以及人文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并且拥有较为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参考文献：
[1]庄智象，韩天霖，谢宇，等.试论国际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的教材体系建设[J].外语界，2013（5）：45-50.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8C-0044-02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及东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显，发展与东盟国家的新型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周边对外战略的重点。东南亚研究是东盟国家及东盟组织为研究对象，探究东盟十国内政外交、社会文化及东盟组织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国家及政府了解近邻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咨询。东南亚专业人才培养有助于夯实我国东南亚及东盟组织等领域的科研队伍，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对增强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探究国际关系专业东南亚研究方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技巧，以提升后继人才的研究能力。
一、完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研究生驾驭外文文献的能力
东南亚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强调以基础性知识积累和写作能力的夯实为导向，注重学术研究型硕士的知识培养与思维创新。在治学方面，它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促使其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因东南亚研究的对象性与特殊地域的特性，在知识结构与研究对象上有独特性，首先，在知识结构上，要求研究生具备在该领域的最基本历史知识与概念的储备，能对东南亚国家的国际与区域形势的演变及该区域的东盟组织由来与发展趋势有总体性的认识；能够对独具特色的东南亚文明及东西方与东南亚政治、文化、经济交流关系和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形成知识体系，对东南亚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次，要求学生必须了解当前国内外东南亚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熟悉国内外在该领域研究的主要机构、学者及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把握领域内研究的学术热点与难点问题。再次，要求研究生必须熟练掌握英语或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外语技能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工具，只有掌握了一门外语才能广泛涉猎外文图书及文献资料，增加获取资料与信息的渠道，具备资料的鉴别与处理能力。研究生的外语应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他们涉猎研究课题的视野、学术交流的效果、阅读专业文献的能力、学术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深度，影响科研水平的层次。如果研究生放松英语学习，导师又忽视对其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则会大大降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总之，东南亚研究是区域研究，也是国际问题研究，鼓励研究生熟练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语技能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或学习非常重要的技能和工具。
二、重视研究生参与教学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以激发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思辨思维
与灌输知识为主的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教育不同，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师发挥导向的作用，重点是在研究方法上的传授。因此，国际关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课堂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学会独立思考、激发问题意识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有意识地营造教学课堂的开放而活跃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学生自发性参与教学讨论，进行思想交流和信息的互换。同时，教师在课堂上根据授课对象的知识结构而采用合理而科学的教学方法，注意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做到既能将讲授东南亚方面的知识与研究生课前阅读、课题提问、讨论相结合，又能善于利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完善教学课件，课件做到图文并茂及运用音频资料，使教学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在教学中，注意将传递知识与培养研究生的创造性相结合，引导研究生参与课题教学，营造学生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自由发言的宽松环境，实现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思想交流与碰撞。组织学生自主地开展学术交流，营造知识、信息、思想与观念交流的自由氛围，活跃学识思想，形成思想的碰撞，以有利于相互借鉴、产生互补效应，提高创新性。研究生能积极思考，自主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课后能对问题开展调查和研究是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此外，提供给研究生学习的学术期刊论文、经典著作的目录，要求研究生撰写读书笔记，导师定期检查。在选题范围内给研究生布置适量的课程课论文作业，检查和了解研究生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认真批阅学生的课程论文是导师了解学生课后学习情况、关注兴趣点及掌握知识、理论水平、写作功底的有效途径，导师需要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在结构框架、语言措辞、论证推理等方面做出点评，并一一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及时反馈给学生。此外，东南亚研究是研究型专业，没有本科阶段的专业设置，因此，研究生本科阶段专业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有英语、历史、政治学、文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甚至还有教育学、新闻学和物理与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需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相结合，力图将本科所学知识与东南亚研究的技巧相融合，培养其重新组合知识的能力和思辨能力。
三、提升研究生的资料与信息收集能力，就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
对于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要传授研究方法、写作技巧等方面的知识，还要传授收集信息与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研究更为讲究资料与信息的时效性。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在学术研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东南亚研究需要在大量的数据、案例和材料基础之上加以判断、佐证、分析和论证，对各种中外文资料进行加工、筛选，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因此，东南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需要学会科研资料的收集和积累，如资料收集与整理、田野调查、社会调研。在资料收集方面，应开阔视野，有关东南亚研究的图书资料、报刊、档案、文宪、网络信息、电子图书、田野调查甚至口述历史资料都属于研究收集的范围，内容多样性决定了收集资料的渠道和方式多样性。导师指导研究生收集资料时应注重资料的准确性、客观性，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同时力求资料的完整与全面。对收集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是学术写作必备的前提工作，要求研究生做到两个原则，一是将相同内容和专业资料按问题、专题、项目分门别类地存放，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以便及时、准确地查找。二是要注记清晰，即注明资料的出处、作者、时间、页数，以便日后查找、核对和判断资料的新旧。田野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切身感受研究对象的重要途径，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和信息采集。培养东南亚研究方向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的特殊性还在于让学生能在研究东南亚的对象国就研究目标进行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直接面对研究对象，切身感受它，并与国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生的视野，实现认识的升华。
四、培养研究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专研精神
除研究生广泛涉猎东南亚方面学术知识、挖掘新资料，鼓励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外，还要注意帮助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从事研究工作最基本的素养，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导师课程教学和严谨的治学让学生认识到研究是一份神圣的工作，尤其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上要严格把关，杜绝学术抄袭、剽窃行为。首先，让研究生认识到学术抄袭问题的严重性，从思想上加强研究生对该问题的重视。其次，鼓励学生课题申请和学术论文的独立创作，科学开发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对于学生的课程论文大纲与思路不恰当的地方当面给予指正和修改，就论文初稿不合理之处进行调整，指出论文中知识性的错误、语病、逻辑混乱之处，确保学生论文写作进度的顺利完成，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树立学生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对于成果，导师明确个人的态度和立场，对于不是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能贸然将学生论文挂上自己的名字；鼓励研究生独立发表学术论文，积极引导他们申请学术创新项目和研究生课题项目，通过课题的申请与撰写强化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学生申请和完成课题研究的最大益处在于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完成课题的基础上，帮助研究生完善论文框架结构，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国际关系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自主意识与创新能力。再次，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写作习惯的培养，将知识转化为研究的能力与素养。在教学实践中，导师需要不断学习教学理论知识，总结教学经验和方法，探索特色的教学技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关心学生、了解学生的思维，重视教学，科研与教学互补；树立高度负责的导师职业精神，增强科研能力，丰富学识，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而杰出的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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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1
金融市场收益序列方差的时变性或异方差性已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具体可根据相关统计量进行检验），也因如此，本文所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将建立在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理论基础上。对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的建模，容易想到Bollerslev提出的异 方差GARCH模 型 和Taylor提出的SV模型，根据Joans［18］与余素红和张世英［19］对两类模型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比较可知，包含随机波动变化的SV类模型在样本拟合和随机模拟上均优于GARCH类模型，故本文选用SV类模型为基本的均值溢出与波动溢出度量模型，并参考多元GRACH过程把SV模型扩展为多元随机波动模型，引入波动传染项，也称风险传染项，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具体模型构建过程如下：首先，结合市场间均值溢出效应和SV模型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均值方程为：考虑到i市场第t期价格收益yi，t的波动hii，t主要受前期市场波动hii，t－l、该市场微观结构Mi，t－1（Jun［20］对SV模型中微观变量与波动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证明了提前一期的微观变量更具备理论价值）及其他市场前期风险传染项hji，t－1影响，其中j≠i，据此构建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波动方程为：笔者认为影响市场间风险传染大小的因素主要有前期风险传染大小和风险传染对应两个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原因是：风险传染类似波动存在集聚效应（该结论在实证部分能得到验证），故与风险传染前期大小有关；风险传染发生是源于其他市场收益的波动，因此与该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有关；而与被传染市场已实现波动有关是因为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大小将影响风险传染效果的强弱，所以存在以上关系，即风险传染项hji，t受前期风险传染hji，t－1以及风险传染中两市场前期已实现波动yii，t－1和yjj，t－1影响。考虑风险传染的随机效应，引入风险传染新息项ηji，t，进而构成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风险传染方程为：根据模型构建可知，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共存在三类新息项，即均值方程新息项、波动方程新息项以及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结合SV模型和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对其假设如下：假设1 相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与波动新息项间相关系数，以及不同市场的均值新息项和波动新息 项 间 相 关 系 数 均 为0，即cor（εi，t，ηii，t）＝ 0，cor（εi，t，εj，t）＝0，cor（ηii，t，ηjj，t）＝0。假设2 风险传染方程新息项与均值方程新息项及波动方程新息项相关系数为0，即cor（εi，t，ηji，t）＝0，cor（ηji，t，ηii，t）＝0，cor（ηji，t，ηjj，t）＝0。结合以上均值方程（1）、波动方程（2）以及风险传染方程（3）就构成了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考虑一般两市场情形，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如下：对于一般的随机波动（SV）模型由于存在双随机变量，经典的极大似然方法无法求解，而本文为了对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染进行有效测度，又引入了一个属于潜变量的风险传染项，故用于求解SV模型的伪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都无法一次性对其有效求解。因此，文中将选用对模型设定要求不强，并能有效求解潜变量的方法———基于贝叶斯推断的马尔可夫蒙特卡罗（MCMC）方法对新模型进行参数求解，具体见第3节。
3 基于MCMC方法的模型一次性求解
Meyer［21］对 利 用 贝 叶 斯 马 尔 可 夫 蒙 特 卡 罗（MCMC）方法求解SV模型进行了详细阐述，证明了该方法相比伪极大似然估计和矩估计方法在稳定性和精确度上均有所提高。其后，Jun［20］进一步完善和扩展了SV模型的MCMC迭代求解方法。结合上述文献中MCMC算法的求解原理以及卢斌和华仁海［22］用MCMC方法求解潜变量的启示，本文提出以下基于MCMC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参数求解方法，方法以两市场风险传染为例，多市场风险传染模型的MCMC方法求解类似，仅复杂程度不同。首先，把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均值方程，波动方程以及风险传染方程转变为如下形式：根据首期无风险传染假设，则有：h12，1＝h21，1＝0，进一步可计算两市场波动初始值满足：根据上文对均值新息、波动新息以及风险传染新息的相关系数假设有：通过以上联合分布的构建和先验分布的设置，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的参数及潜变量就可以在贝叶斯分析框架下使用Gibbs抽样器从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 ［θ，Y｜X］中进行抽样和推断。因为Gibbs抽样是一种迭代抽样方法，当迭代次数趋于无穷时能确保抽出样本就是原来待估参数和潜变量的联合后验分布，具体计算可使用BUGS进行。限于篇幅，模型后验分布推导以及算法迭代步骤文中没有详细给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当然，利用BUGS软件进行编程和计算上述分析也足够了。以上构建了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其基于MCMC算法的参数一次性求解方法。当存在多个市场时风险传染模型可类似构建，同时MCMC求解步骤不变，但完全条件概率和后验密度分析存在一定差异。
4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
4．1 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的期铜为研究对象，运用本文构建的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对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进行实证，原因在于：沪铜上市早（1993年）、成熟度高、国际影响力强（交易量居世界前列，亚洲最大期铜交易中心，其中2009年成交量超LME期铜居世界首位）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用SHFE期铝和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的测度和实证，原因在于：我国金属期货均于SHFE市场交易，影响沪铜价格的金属期货可能有铝、锌、黄金、螺纹钢、线材与铅，但后五种金属期 货 上 市 时 间 较 晚 （2007年 后 上 市），无论市场规模、交易量以及流动性都较小，对沪铜影响小，因此本文仅选用沪铝进行场内风险传染 实 证；其 次，LME交 易 所 拥 有 国 际 期 铜 定 价权，交易量长期居世界首位，故选择LME期铜进行沪铜场外风险传染实证。可同理引入其他期货交易所期铜与SHFE交易所其他金属期货进行沪铜场外与场内风险传染实证，其多元随机风险传染模型及MCMC求解方法不变。数据选自2003年1月2日至2010年12月16日沪铜连三、沪铝连三与LME期铜三月连续价格收益对数差分形成的复合收益率序列，及其成交量为研究对象，目的是保 持与LME市场 三月期连 续 数 据 一 致，剔 除 两 市 场 节 假 日 交 易 数据，其中成交量为微观结构，最后得到1817笔同日期的交易 数 据 （虽 然 两 市 日 交 易 时 间 完 全 错开，但笔者认为其对长时间跨度的低频数据分析影响不大）。三个对数收益率时间序列经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序列，基本统计数据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可知：沪铜、沪铝与LME期铜的对数收益率序列均不为标准正态分布，存在一定的尖峰厚尾特征（可把均值新息项的正态分布变为学生T分布进行厚尾处理），三个时间序列滞后一阶自回归残差平方的Ling－Box Q统计表明均存在ARCH效应，合适异方差的GRACH和SV建模；由均值和方差大小可知，三个期货市场收益和风险正比关系明显，其中来自收益波动的非随机风险LME期铜最大。根据表2和表3的交叉相关系数可知：SHFE市场1期领先沪铜与当前沪铝的相关系数显著；SHFE市场当期沪铜与LME市场滞后1期期铜的相关系数显著，由此可知：沪铜场内和场外存在均值溢出现象，其滞后期为1，故均值方程可设定为滞后1阶的VAR形式。
4．2 沪铜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与分析
分别对沪铜和沪铝以及沪铜和LME期铜构建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进行沪铜的场内外风险传染实证。模型求解采用文中构建的MCMC迭代算法，迭代过程由Gibbs抽样实现，分别进行5000次迭代，直到每个系数的迭代结果都趋于稳定，再由最后1000个迭代数据均值进行贝叶斯推断，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
由上表可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均值方程系数可知，市场均值溢出中沪铝对沪铜以及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很小，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影响关系正负不定，沪铜对沪铝以及LME铜对沪铜均存在均值溢出的风险传染，但后者数值较小仅为0．0536，该结论与交叉相关系数结果正好相符，同时也验证了市场间风险传染主要来自随机波动溢出而不是非随机均值溢出效应的结论［14］，而沪铜对沪铝均值溢出影响大的原因与我国期货市场形成及投资者背景有主要关系。（2）根据波动方程系数可知，沪铜市场受沪铝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小且为负值（－0．0259，其原因将在后文结合图形进行解释），沪铝市场受沪铜市场风险传染的影响相对较大（0．0670）；沪铜受LME期铜风险传染影响系数高达0．1258，而LME期铜受沪铜风险传染的影响仅为0．0653，这反映了沪铜在国际期铜定价中影响还相对较小。根据波动新息项方差系数可知，沪铝随机波动性最大，沪铜次之，LME期铜最小（可见图1和图3），这恰恰与非随机收益的波动相反，具体原因笔者认为与市场成熟度、市场参与者构成以及政府政策出台有一定关系，如国内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成分高、政策出台机制不够完善等，这些都能导致期货市场较大的随机波动。（3）根据风险传染方程系数可知，风险传染项主要受波动源市场的影响 （c122和c211值相对较大），受前期风险传染影响 （c12和c21）较小。风险传染项与被传染市场收益的已实现波动关系在沪铜和沪铝的场内传染中呈正相关（和c222），而在沪铜收益的已实现波 动 与LME期 铜 的 风 险 传 染 中 呈 负 相 关（－0．1166），笔者认为这与沪铜和LME期铜之间替代性、沪铜与沪铝的同宏观环境变动有一定关系。但其中沪铜对LME期铜的风险传染受LME期铜收益波动影响较大（0．5786）以及与其他场内风险传染不一致的现象还有待深入探讨。根据MCMC方法的求解结果能进一步得到两市场随机风险传染模型中时变波动项和时变风险传染项，具体如图1—图4所示，图中实（粗）线和虚（细）线分别对应y1，t和y2，t的时变波动与时变风险传染，其刻度分别为左边坐标轴和右边坐标轴。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2
21世纪，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二是经济增长方式已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因为高技术产业具有高知识密集型、高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特性，有别于传统产业。因此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确保有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各国都通过大量的科技研发投入来提高其经济发展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据科技部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研发投入达到3125亿美元，日本也将近1500亿美元。同时，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对研发投入也相当重视，韩国2004年的研发投入194亿美元，占GDP的2.85％，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美国(2.68％)、德国(2.49％)、英国(1.88％)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2003年我国R&D经费投入为1539.6亿元，占GDP比率为1.31。2004年增至为1966.3亿元，占GDP比率为1.23。2005年猛增为2450亿元，占GDP1.34％。
随着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各国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大力促进本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在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中，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整个世界该产品出口的23.8％，日本为23.5％，欧盟为21.4％。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出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仅2000年印度软件出口就高达64亿美元。与此同时，在内需不足与投资过旺的情况下我国也大力增加外贸出口来拉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成为了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仅2003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全年出口额首次迈上千亿元的台阶，达到1103.2亿美元，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猛增至2182.5亿元，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6％。
近年来随着我国R&D投入的增加，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出口呈现高速增长态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带动力量，从而研究我国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这一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基辛于1967年提出“研究与开发要素理论”用以分析研发投入与贸易结构优化和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格鲁勃、梅达在基辛等西方经济学家注重技术要素作用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推动技术进步的形式和途径及其与贸易的关系，提出了“研究开发要素论”。他们认为，投入研究与开发的数量的多少可以改变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产生新的贸易利益。他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和该种产品中的研究与开发要素密集度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如果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出口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该国的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口竞争力越强。近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主流动态贸易理论认为，加大知识技术及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使其增长速度快于实物资本及劳动力一般要素，就会将该国的比较劣势部门产业变成比较优势产业，进而提升其贸易结构。因此，研究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贡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关于研发投入与产品竞争力方面的国外研究中，PafickGustavsson等人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技术、资源察赋、要素价格和规模经济对OECD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他们指出知识储备完全是由日益累积的R&D投入获得的。其研究结果表明R&D在技术密集度高产业的影响力要大于其对密集度低产业的影响。同时也证明了R&D对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就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作用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彭中文(2006)从R&D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作用角度阐明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一定推动作用。同时指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即R&D投入总量较大但人均很少，基础研发不足缺少核心技术，经济微观主体研发投入不足，政府政策支持不足。杨波(2006)论证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与R&D经费投入之间的关系，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R&D投入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R&D经费每增加1亿元可带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加0.8315亿美元。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相关政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主张大力加强科技兴贸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大R&D投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开发提高产业化程度，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理论逻辑阐述方面，即使使用了数量分析，也都是简单的统计数据列举，缺少现代计量分析手段。杨波(2006)应用OLS对高技术产业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仅对长期进行了研究且仅用OLS法进行简单的回归。本文将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单位根，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与短期角度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定量分析。
三、模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包括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等九大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所设计的高新技术产品指的是上述九个技术领域的产品。本文选取1991～2005年为样本期，以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量(R&D)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为变量来分析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原始数据见表1。所有数据均按当年汇率换算而得。为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目的是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同时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短期调整模式，从而提高估计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R&D，EX的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作LRD，LEX。本文采用的是计量软件EVIEWS5.1。
(一)单整(Integratlon)检验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时间序列大多数都属于非平稳序列，由于用非平稳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虚假回归或伪回归，从而导致所建模型毫无意义，因而有必要在建立模型之前对有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在协整
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目的是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单位根过程也是单整过程。一个非平稳过程，如果经过d－1次差分仍然是非平稳过程，但经过d次差分后成为一个平稳的，可逆的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这样的过程是一个d阶单整过程。在双变量模型中只有同阶单整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该检验是通过以下三个模型完成
从表2可以看到，变量LRD和LEX原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都大于10％的临界值，因此这两个数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中，ALRD，ALEX的(C，T，1)检验形式的ADF值小于10％的临界值，可以拒绝原假设，所以两个一阶差分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因此，LRD，LEX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即LRD～I(1)，LEX～I(1)，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Johansen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的方法，选用AIC和s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检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的协整关系。利用Eviews5.1软件对两者进行协整检验可以得到表3中的结果。从表3可看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研发投入量(R&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关系系数为1。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也证明本文的长期均衡关系模型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具有经济意义。从方程(2)可以看出，R&D投入量(自然对数)的系数为1.598，即R&D投入量关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的长期弹性为1.598，说明从长期来看，R&D投入量每增加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就会增加1.598％。R&D投入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EX)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由Engle和Granger提出的误差修正模型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旨在防止时间序列长期均衡关系中出现较大的误差，因为长期均衡关系是在短期波动的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实现的，而误差修正机制可以避免出现较大的误差。上文得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研发投入量(R&D)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1 在短期内，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正相关关系，短期弹性为0.847。
2 长期来看我国研发投入量R&D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在均衡的关系，长期弹性为1.598。
3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本期产品的出口与前期也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二)政策建议
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研发投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很强的正效应，因此：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3
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超越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历史性困境。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形成面临“三五”困境：
（一）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
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世界，天下体系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因为传统的华夏体系是垂直型国际体系，与当今东亚地区流行的平行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迥异。这使得我们用历史上的归宿来确立当今地位时，面临时空体系的纠纷。的确，传统天下观非普世观，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
（二）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现代知识体系是价值附加（value-added）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500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500年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是事实，从西方的普世理论转为世界理论的普世性，尚有可能。问题是，宏大理论难再，只求文化特色理论而已。换言之，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三）50年来未有之困境
现今，中国强调的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世界进入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中国无力独自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也无法简单从西方那里争取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重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其一是大复兴：为应对五千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即恢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时代的多元思想文化，还原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状态，同时挖掘传统中华文化之现代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实时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其二是大和解：为应对五百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
西方价值中有普世性，中国价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其三是大包容：为应对五十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时，我们面临一个悖论：用人家话语表达，失去自我；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表达，人家听不懂，也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盛行的重要认识论原因。证明我们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抗争。如何面对，关系中国精神立国的根本问题。路径一是接轨国际话语体系，这已经被证伪，因为中国梦超越了现代化梦，西方并非中国梦的彼岸。路径二是创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又面临着中国特色
汉字、中国模式
的障碍。路径三是包容创新国际话语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最恰当的选择。
由此决定了打造国际话语体系，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
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工业，全球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工业，全球；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
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价值，同时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化2.0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包容当今西方观念，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话语体系。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智库在打造国际话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也应着眼于打造国际话语体系。
一般认为，智库具有三大作用：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也是智库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渠道。
先说影响政策。智库报告、组织研讨会、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是智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项目主任李侃如合写的中英文报告《中美战略互疑》2012年10月同时在中美，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起到造势、先导作用。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影响政策，也可以解释、推介政策，成为战略沟通的主角之一。
其次说塑造舆论。罗马俱乐部1960年布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成功制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话题，成功塑造了国际舆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各国军费报告，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塑造舆论。皮尤公司不时推出各国调查报告，更是成为舆论风向标。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为政策出台造势、为形象推广鼓劲，塑造友善的舆论环境。
再说培养人才。智库学者是意见领袖的主要来源，在塑造国内外舆论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据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一些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的兼职研究员和智库活动的座上宾。领导人出访，越来越注重在所在国主流智库发表演讲，阐释政策、影响精英、引导媒体。
总之，智库完全称得上是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公共外交是不同国家人民的心理沟通，离不开智库的前期研究、现场造势、事后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鉴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层面，继承并超越了上述领域：
其一是精神立国。中国智库只有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
其二是打造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精神立国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长期以来，新加坡被西方舆论描绘为、家族统治的典型。杜维明先生将新加坡描述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地改变了外国人心目中的新加坡观念，可谓最成功的公共外交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如何打造中国梦，阐明和说服外界“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是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又一重大课题。
其三是国际合作先驱。过去我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公共外交时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巧公共外交恰如太极，借力打力。中国智库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外国专家，开展智库公关，借人家的嘴，利用人家的平台为我说话。为此，智库对公共外交的促进作用十分独特、举足轻重。
上述三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如何完成上述使命，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这是开展有效对外传播的源头。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所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映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China），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研究中国都很时髦，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研究不好自己吗？所以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模仿西方智库发展道路。
为更好地承担起上述公共外交使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转观念、创新模式、接地气、引“外脑”、“走出去”，着力培育、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结语：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事实一再表明，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便无法实现三个自信，因为我们老是趋向于拿今天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衡量标准。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开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3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3年11月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享”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会议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红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出席并分别致辞。海内外嘉宾张维为、成中英、焦雄屏、克利斯朵夫、于丹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