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1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02-0019-03
情绪和情绪管理，是近来年心理学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要帮助学生“学习调节和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能够承受挫折和压力”。在中小学，随着心理辅导活动课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心理教师设计和开展情绪辅导活动，引导学生认识情绪、察觉情绪并学习情绪调节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情绪调节辅导是情绪辅导中的重要内容。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情绪体验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开展这一主题的辅导时，一般都会引导学生通过对某个场景或故事的讨论，交流产生的情绪，并讨论、学习情绪调节的种种方法。笔者在观课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现象，引发了一些思考。
一、调节，还是不调节？
现象：
在一次心理课上，教师讲解了情绪ABC理论后，让学生练习运用“改变想法、调节情绪”的方法对自己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和情绪进行调节。
有个学生站起来发言说：“上次我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超市里的东西。我一开始很愤怒，但是转念一想：幸亏小偷没有偷我妈妈的钱啊。我就高兴起来了。”
班上的学生哄堂大笑。上课的教师愕然，不知道怎么办好，就让学生坐下去了。听课的教师议论纷纷：“还不如不调节呢。”还有的教师说：“就是呀，这么调整下去，跟阿Q一样嘛！”
思考：
情绪ABC理论是心理学中一个十分著名并得到公认的理论，怎么在这里就出错了？学生之所以会举这个例子，可能是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情绪是从负面的情绪“愤怒”转变为正面的情绪“高兴”了，效果很明显；教师之所以不知道如何辅导，可能是因为学生举的这个例子的确运用了“改变想法、改变情绪”的方法，如果不是这个例子涉及到了道德问题（偷窃），这也许是个调整情绪的好例子；听课的教师之所以议论纷纷，可能是觉得学生的情绪是不应该这样调节的，与常理不符，教师应该有所指导。
其实，情绪ABC理论用法没有错，只是用错了地方。因为，进行情绪调节的前提是情绪需要调节。这个现象看上去是情绪ABC理论的运用是否合适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需要调节”的问题。
哪些情绪是需要调节的？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合理的需要调节，而不是不愉悦的都需要调节。有些“高兴”的情绪，虽然是让人愉悦的，但如果是报复了别人而产生的，那就是不合理的，有些“悲伤”的情绪，虽然让人不够愉悦，但如果是因为亲人的去世而产生的，那就是合理的；二是强烈影响身心健康的情绪需要调节。范进中举了，原本产生高兴的情绪合情合理，但是范进的高兴情绪太过强烈，如果当时就进行调节的话，可能就不会疯癫；愿望没有实现，人产生悲伤失落的情绪合情合理，但是太过强烈以致抑郁的话，那就是需要调节的。
那么，学生认为偷盗是不对的而产生的愤怒情绪，是否需要调节呢？这明显是合理的，也不是需要调节的情绪。可惜，我们在讲述介绍情绪的影响和调节情绪的必要性时，由于没有讲清楚这个前提，而容易被人诟病：那不就是在培养阿Q吗？其实，情绪辅导要培养的并不是阿Q，相反，阿Q是需要情绪辅导的对象：因为阿Q虽然让自己快乐了，但获得快乐情绪的方法并不合理。
二、指导，还是不指导？
现象：
在情绪调节的指导课上，笔者发现，教师对情绪调节方法的引导，有这样几种做法：
第一种：全盘肯定式——当学生说出各种各样调节自己烦恼的方法时，教师都会反馈说：哦，你用这样的方法啊，很不错！
第二种：不置可否式——当学生说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后，教师将学生所说的方法写在黑板上，但不进行评价；
第三种：各取所需式——当学生说出各种各样的方法后，教师进行总结，并建议学生：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第四种：合理选择式——学生一边交流情绪调节的方法，教师一边加以指导，如果有学生提到发泄法，教师提醒学生注意不要造成物品的损坏和人身的伤害；如果有学生提到听音乐，要注意听什么样的音乐……当学生说完以后，教师加以总结，提醒学生注意情绪调节方法的使用和场合的选择等原则，比如利己利人原则。
思考：
教师的指导为什么会出现这几种不同的做法？有些教师可能认为心理辅导活动课中教师要保持“价值中立”，所以都肯定、或者不予指导；有些教师意识到情绪调节的方法因人而异，所以认为要合理选择，而不作统一要求；也有一些教师认为需要遵循一些原则……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
究竟哪种指导学生情绪调节的方法更为合适呢？也许我们能从情绪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根据拉扎勒斯（Lazarus）等的研究，情绪调节有两种应对模型：一种是以问题为中心，也就是个体通过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者去除引起紧张的威胁，如重新定义问题，考虑替代解决方案等。个体面对问题情境时，如果经过努力问题获得解决，就能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程度或压力。另一种是以情绪为中心，个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采用行为或者认知调节策略，如转移注意力、换个角度看问题。个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
哪种类型的情绪调节更有助于心理健康呢？研究发现，过多使用情绪为中心应对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而过多使用以问题为中心应对的个体，在任务不可控的情况下，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
依据这个理论，如果把学生常用的情绪调节方法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学生常用的一些方法，例如“大叫”“打枕头”“听音乐”等是一种以情绪为中心的解决办法，更适合于那些个体无法掌控和解决的事件（如考试失利了）；而有一些方法，比如“主动道歉”“和××交流”等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解决办法，更适合用于个体能够解决的事件（如和好朋友发生了争执）。
在辅导过程中，教师的确不必强求学生采用哪种情绪调节的方法，但可以根据这样的原则进行指导：当引绪的事件是可以解决的，最好积极面对事件并解决问题，这样能够解除情绪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当情绪情境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事件时，以情绪为中心应对，通过改变认识或行为而降低情境对情绪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心理健康。
三、“睡觉”，还是“说出来”？
现象：
在一节情绪辅导课上，Z老师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应对愤怒情绪。Z老师请学生说一说愤怒的时候人们会怎么表达，并且讨论这些表达的方式带来的影响。经过小组讨论以后，学生们分别讲述了小组讨论的意见：
有学生说，有些人用“埋头写字”“心里暗暗诅咒”“面无表情，保持平静”等方法。人们用这些办法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没什么反应，但实际上内心排山倒海啊。
又有学生说，有些人用“摔门而出”“找东西摔”“把键盘按键拔下来”“大叫”“打球”“打人”等方法。这些做法使情绪像雷阵雨一样来得快去得快，愤怒发泄出来就好了。
还有学生说，有些人用“转身离开”“狂吃东西”“睡觉去”这些方法让自己忘记生气的事情，开心起来。
在学生们说出了各种情绪表达方式的影响之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这些方式是否能够有助于情绪宣泄、问题解决。最后，教师推荐了一种既有助于表达情绪、又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的讯息”的表达式。
课后，有位教师走上前去，问Z老师：你所推荐的方法有用吗？我觉得有些情绪，说出来并不见得是一种好方法，也许不说出来，比如睡一觉，明天起来问题就没有了；但说出来这种方法，对我们中国人好像蛮难的，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
思考：
“睡觉”好还是“说出来”好？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合适的问题，还暴露了另一个问题：情绪和情绪表达尽管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有着许多共通性，但也存在着文化差异。
在西方，人们认为情绪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自身感受，重视将行为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情绪体验相联系，认为情绪的存在对个体有着重要的价值，比如痛苦意味着危险的迫近，悲伤意味着需求的未满足，因此每种情绪的出现都是合理并且有价值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对情绪的认识有着其他约定俗成的认识和态度。比如愤怒有时候在中国的文化中被认为是鲁莽、野蛮的代名词，中国文化提倡面对被侮辱或伤害时要忍耐；焦虑则被认为是积极进取的表现而被鼓励，比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理学家克兰伯格（Klineberg）曾研究中国人的情绪，根据他的观点，中国人相信情绪是“危险的”，为了保持个人健康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人重视中庸和谐，不鼓吹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
在西方社会，人们更加看重情绪的积极方面，他们鼓励情绪体验和表达，帮助人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并接受它们；但是在东方文化的背景里，个体表达自己的情绪，主要是为了表达对特定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一种认同，而不是体现自己此时此刻的内心真实感受。而且，人们要求压抑负面情绪的表达，也压抑对他人的负面情绪，这样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因此，作为学校心理辅导教师，我们在介绍情绪调节方式的时候，要考虑到调节方法是否被我们所在的文化情境所接受，可以推荐、建议学生们尝试运用并体验这种方式带来的效果，但不必要求学生一定这么做，更要在实践的过程中，让学生讨论、选择、总结出一些有效的、符合中国人习惯的面对情绪的方法。
情绪表达方式不仅存在文化差异，还存在着性别差异，这也需要引起心理教师的关注。在生活实际中，我们也会感觉到，男性和女性在情绪的觉察和表达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就言语表情或者面部表情来说，对于不同的情绪，女性均比男性表达得更好，而男性则倾向以肢体语言和行动来表达情绪。在对他人的情绪的察觉方面，女性也比男性更能够、并更擅长准确地解读别人的情绪。在情绪的觉察上，邓丽芳、郑日昌的研究也指出，男生和女生体会到更多的消极情感，他们的情绪表达性明显低于女生。
所以，我们在设计和实施相关的辅导活动时，要注意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也可以在辅导过程中借助这种性别差异，用女生的敏感带动男生对情绪的察觉与表达，还要在辅导目标上注意不强求男女两性达到同样的水平，在辅导重点上也要注意性别差异的不同。
参考文献：
[1]石丹理. “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概念构架及课程设计手册[M]. 上海：雪林出版社，2007.
[2]乔建中等. 文化和性别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的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2002.
[3]樊召锋等. 自动情绪调节：基于社会文化与神经科学的考量[J]. 心理科学进展，2009.
[4]侯瑞鹤等. 情绪调节理论：心理健康角度的考察[J]. 心理科学进展，2006（3）.
[5]Edwards D.，Hunt M.H.， Meyers J.， Grogg K.R.&Jarrett O.，Acceptability and Student Outcomes of a Violence Prevention Cumculum？ [J].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2005，5.
[6] Ling yan lai.， Ethnographic evaluation of Second Step：a violence-prevention curriculum[M]. The universit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1.
[7]刘宣文，梁一波． 理性情绪教育对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的作用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1）.
[8]王滨，李燕． 培养高中学生积极情绪的认知行为干预，中国临床康复[J]．2006，10（46）.
[9]蒋巧君． 小学生情绪教育活动课程的实验研究[J]． 教育学报，2005，1（6）：69-76.
[10]寇或，徐华女，倪霞玲，唐玲玲，马来祥． 提高小学四年级学生情绪胜任力的干预研究[J]． 发展心理与教育，2006，（2）.
[11]郭德俊，田宝，陈艳玲，周鸿兵. 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5）.
[12]刘启刚. 青少年情绪调节：结构、影响因素及对学校适应的意义[D]. 吉林大学，2009.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2
情绪是现在社会相对较受关注的探讨对象，而情绪调节也成为了关注的对象之一，情绪调节策略是在情绪调节这一概念上引发出来的，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不同的情绪需要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调节。每个不同的个体也会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调节自身的情绪，个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调节自身情绪会影响他的日常行为及心理健康，不同的群体调节自身情绪的方法也是有差异的。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赣南地区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回收有效率90%。270份调查对象中，男生有87人，占总人数的32.2%， 女生182人，占总人数的67.8%。此外独生子女70人，占总比26%，，非独生子女200人，占总比74%。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刘红梅自编（2010），20道题目，10个题目和调节积极情绪有关，10个题目和调节消极情绪有关。该问卷，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包含五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情感分享、改变认知、压抑、转移注意、情绪表达。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包含出五个因素，分别命名为：寻求帮助、改变认知、压抑、转移注意、情绪表达。该问卷进行的信度效度分析结果（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9，各个因子的信度在0.70―0.763之间，）都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20.0 for Windows 处理数据。
三、研究结果
（一）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的总体特点分析
表1 大学生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及标准差
情感分享 改变认知 压抑 转移注意 情感表达 总计
M 3.07 3.29 2.42 3.24 3.96 3.19
SD 1.132 1.188 1.185 1.186 1.019 1.243
从表1可知，大学生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得分从小到大依次为：压抑、情感分享、转移注意、改变认知、情感表达。换言之，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会通过情绪表达来调节自身的积极情绪，而较少使用压抑等策略来调节自身积极情绪。
表2 大学生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及标准差
寻求帮助 改变认知 压抑 转移注意 情感表达 总数
M 2.24 3.62 3.06 3.52 2.04 2.90
SD 1.282 1.107 1.147 1.269 1.236 1.37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学生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平均分从小到大依次为：情感表达，寻求帮助、压抑、转移注意、改变认知。也就是说，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采用改变认知的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消极情绪，而较少使用情感表达等策略。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在调节自己的情绪时，通常会使用多种情绪调节策略。积极情绪调节主要的策略由大到小依次是：情感表达、改变认知、转移注意、情感分享和压抑。消极情绪调节主要的策略由大到小依次是：改变认知、转移注意、压抑、寻求帮助和情感表达。该结果与王春花等人的针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其研究也是积极情绪最常使用是情绪表达与分享，消极情绪最常使用改变认知策略;而本研究中其他使用程度的策略与其都不相同。大学生基本上已经成年，所以他们懂得怎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这表明大学生都更习惯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大家，以此来获得同伴的友谊并扩大自己在大学的社交圈;而当他们产生消极情绪时，他们会都擅长采取比较成熟的方式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五、结论和建议
1.大学生在调节自身的不同情绪时，大多数会使用多种方法来调节情绪。
2.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给予其关爱和支持。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3
Research of Status of Emotion Regulation of Undergrates
QI Yuan
(Education and Science College, Xinyang Normal College, Xinyang, He'nan 464000)
AbstractEmotion regulation as a way to cope with a very important form of promoting individual self-development，control individuals in the behavior of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order tofurther understand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reparation of this paper, Gross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Three Universities in Xinyang City，emotion regulation college students conducted a survey and results are analyzed.
Key wordsemotion; emotion regulation; collage students
情绪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①情绪调节研究是研究较晚的一个领域，也是使情绪理论更具应用价值的领域。②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理调节、情绪体验调节、表情动作调节、认知调节和人际调节等方面。③个体的情绪调节贯穿于情绪的整个过程。④情绪调节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上:第一种水平是“输入调节水平”，第二种水平是“中央处理水平”，第三种水平是通过选择和修正个人行为反应进行情绪调节。⑤大学阶段是从学生角色过渡到成人角色的关键阶段，研究大学生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以大学生为样本，采用G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对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进行了调查，试图了解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的特点，以便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他们情绪调节方式的对策。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信阳市3所高校随机抽取320名被试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306份，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剔除未完成及明显不认真作答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9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1.88%。其中男生148人，女生146人，大一学生66人，大二学生73人，大三学生85人，大四学生70人。被试分布情况见表1。
1.2 方法
根据本研究的主题和目的，笔者选择了定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全部数据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1.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是Gross编制的《情绪调节方式问卷》。
2 研究结果
表2不同被试特征在情绪调节各维度上平均分与标准差（n = 294）
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的基本特征，分别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以情绪调节方式节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和表3。
表3不同被试特征在情绪调节方式各维度上的MANOVA分析（n = 294）
从表2与表3可以看出：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在认知重评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在表达抑制方面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认知重评维度上女大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男大学生；从年级上看，大一得分最高，其次是大二、大三，而分值最低的是大四。在表达抑制方面，男女大学生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只有年级差异，大一得分最高，其次是大四、大三，最低的是大二。
3 讨论
从前面表2与表3可以得知，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在认知重评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认知重评上女大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男大学生，女大学生更少的使用认知重评方式。这与男女大学生日常生活表现出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男生通常对待事物态度较为理智和乐观，愿意调整思考的方式和角度从而使自身情绪处于更为积极的状态。而女生常常不能调整自己的思考角度和方式，使得人际关系紧张，相互间容易发生摩擦。
从年级上看，情绪表达方式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认知重评维度，大一得分最高，其次是大二、大三，而分值最低的是大四；在表达抑制方面，大三得分最高，其次是大四，最低的是大二。这可能与大一学生刚刚由中学跨进大学，其所处的环境是陌生的，因而在情绪表达方式更多一些深思和认知成分；而大三对于大学生活而言是一个转折期，面对着继续深造和就业的双向选择，对于大部分同学而言可能就是双趋双避冲突，因而大三学生更多采用的是表达抑制的方式。
4 建议与对策
情绪虽然是人格的组分之一，却是可以培养和调控的，尤其对于具有较高知识和文化水平的大学生而言，掌握合理的情绪调节方式是自我发展完善的内容之一。理性的情绪调节方式有利于个体的成功和发展，而不良的情绪调节方式则会影响个体生活的质量和工作学习的效率，因而培养理性的情绪调节方式是达到个体自我实现的手段之一。
那么，应该如何培养大学生理性调节情绪的方式呢？首先，要建立正确的自我意识。一般选择表达抑制情绪调节方式的个体多是性格内向、有自卑心理的学生，他们或迫于自身的自卑而不敢坦率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或迫于生活的环境而习惯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总之，多是根源于不良的自我意识。要想培养他们理性的情绪调节方式就必须调整他们对于自我的评价和认知，引导他们正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发现自己的长处，而不是一味放大自身的缺点。
其次，要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一个人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接受教育以后要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工作之后要受到单位环境的影响，无论何时，人总是一个环境中的人，所以他所生活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所以要想培养一个人的理性的情绪表达方式应当考虑到他所生活的环境。只有宽松民主的生活环境才能产生理性自由的表达方式。
最后，要建立系统便捷的帮助机构。对于不懂得如何自我表达自己真实情绪、不能很好驾驭自我的个体，一个正规系统的帮助机构是很必要的。这也是学校心理咨询机构的重要作用之一。如何让这些帮助机构更加便捷、有效，应该是社会共同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55-356.
②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词典[M].台北:华东书局,1992:195.
③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85-386.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4
（一）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涵义
“情绪调节教学模式”是指教师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目标，在课堂教学情境下通过对学生的情绪的管理与调节，使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要情绪对教学产生积极的作用，并把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情绪调节到最佳水平，从而实现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并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关于课堂中的主要情绪，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好奇、兴趣、愉快和焦虑。这四种主要情绪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过程。
（二）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
人本主义学习观认为行为主义的程序教学和行为矫正忽视了人的主观需要；认为认知心理学虽重视了人类的认知结构，但也忽视了人类情感、价值和态度等方面对学习的影响。因此，他们关注个人的情感、感觉、信念和意图对学习的作用，指出在学习情景中应该是学生中心和过程定向，学习应该包括新信息的获得和信息的个人化。人本主义学习观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以下几位。
罗杰斯（Rogers C，1968）强调人类有先天学习的愿望。他认为当学生理解到学习与自身的关系时，就会自我启动学习，在无威胁的环境下更好地学习。他还指出，教师如果能真正体谅学生，信任学生，在师生相互交流中有同情和理解，就能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马斯洛（Maslow.A.H，1969）强调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教师是指导者，学生是主体和主人。康布斯（Combs.A.W，1981）认为教育目的绝不只限于教学生知识或获得技能，更主要的是要符合学生的情意需要，使他们在知、情、意三方面均衡发展，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学生各方面的需求，结合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设计教学，使学生的潜能得到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开始研究情绪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实验研究表明：认知活动受情绪的驱动，情绪对认知活动起到组织或瓦解的作用。正情绪协调、组织认知活动，负情绪破坏、瓦解和阻断认知活动。如鲍维尔（Bower，1981）在心境对记忆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愉快情绪下学习单词比在悲伤情绪下回忆量要大。霍夫曼（Hoffman，1986）提出了情绪对认知的作用表现为：发动、结束、干扰信息加工；进行选择性加工；组织回忆；促进丰富情绪的分类和图式的形成影响决策和问题解决。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心理调节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情绪调节是个体对情绪及其相互联系的行为进行调整和动作的过程，也就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情绪调节有具体情绪的调节、情绪动力特征的调节（如强度、范围和持续性）。情绪调节可以帮助人们发挥正情绪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情绪的负面影响。
二、情绪调节教学模式对英语教学效果的影响
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外语教学中的情绪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课堂四种主要情绪因素是影响英语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课堂是学生和教师进行活动和交流的场所。课堂中形成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课堂氛围对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好奇
好奇是由新异刺激引起的一种生理唤醒水平或认知冲突的探究倾向。一般认为好奇是认知冲突的结果，个体有一种“发现的渴望”，当人的认知预期与现实相反时就会产生认知冲突，引起认知不平衡，造成为恢复认知平衡的探究行为。一起好奇的三种变量是：变化、不一致和不确定性。
（二）兴趣
兴趣是求知的前提、学习的动机、成才的起点。爱因斯坦说：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使各种感官、大脑处于最活跃状态，能够最佳地接受教学信息：浓厚的学习兴趣，能促使学生自觉地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于学习活动；浓厚的学习兴趣，能使学生在繁重刻苦的学习过程中抑制疲劳、产生愉悦的体验。可以说，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活跃、最现实、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的因素，是推动学生学习最实际的内部动力。学习兴趣促进了学习成功，学习上的成功又会提高学习兴趣，这是良性循环；反之，缺乏兴趣，学习必定失败，学习失败又加剧学习上的厌腻感，形成恶性循环。
（三）愉快
愉快是人或事物符合个体当前优势需要的一种主观体验。愉快主要来源于对需求的满足和个体实现的体验；特定的、可辨别的活动结构为个体体验愉快提供背景。当人们知道任务提供的挑战与他的相关技能相匹配时，能体验到最大的愉快，从而激起高的学习动机。在英语教学中当老师安排难度适当的任务给学生时，学生感到任务既能胜任又不是轻而易举地经过探索而获得成功的，使他们体验到自我能力的肯定和自信心的增加，这样愉快的体验将使他们获得学习的内动力。
（四）焦虑
情绪调节教学模式中四大情绪之一的焦虑被认为是最关键的情感变量之一。因此研究焦虑与英语学习的关系，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有效调节英语课堂中的焦虑，对英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者（如Horwitz et al，1986；Aida，1994）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LCAS）对二语课堂语言焦虑进行研究。他们分别以不同语言的二语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但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语言焦虑对学生的二语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在英语课堂中，只有针对性地调节学生的焦虑情绪，才能达到教学双赢的目的。对焦虑过高的学生，教师应本着保护其自尊心、培养其自信心的原则，帮助他们削除退缩性焦虑，降低过高焦虑。而对焦虑过低的学生，教师应设法营造出一种必要适当的紧张气氛，以提高其焦虑水平，帮助他们形成促进性焦虑。过高语言焦虑和过低语言焦虑都不利于二语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适度焦虑才能使教与学达到最佳效果。
三、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情绪调节教学模式的指导下，创设愉快的情境，使学生在良好的心境中学习；教师通过探究解疑可使学生产生适度的焦虑和兴趣，进行积极的艰苦的认知活动，获得新知识并诱导创新；教师通过适度的检测评价可使学生产生成功感、满足感和自豪感并体会学习的艰苦和乐趣。因此可以说，情绪调节教学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
参考文献：
［1］Dodge K.A，Garder J.Domains of emotion regulation［A］.In J.Garder and K.A.Dodge （Eds.），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Rogers C.On Becoming a Pers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1；Freedom to Learn：A View of What Education Might Become Colum2bus，Ohio：Charles E.Merrill，1969.
［3］Williams M.，Burden R.L.Psychology for Language Teacher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4］Maslow，A.H.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jing［M］.New York：Van vostrand，1968.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5
1 引言
随着工作倦怠研究的深入，其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性也日益得到证实。Sehaufeli，Leiter和Maslaeh(2008)在对各个国家的工作倦怠研究进行回顾以后指出，工作倦怠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工作倦怠会损害员工的健康，并且导致工作上的退缩行为，影响组织的绩效；因此，工作倦怠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工作倦怠的形成原因和预测变量，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Maslach & Leiter,2008)。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应该与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有关。在研究的初期，工作倦怠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在服务性工作中，由于长期的情绪和人际压力而导致员工出现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现象。然而，在对工作倦怠前因变量的探讨中，研究发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如工作负荷、角色冲突和时间压力等)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而与顾客有关的压力源(如与顾客交往的频率)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果不佳(Maslach，Sehaufeli & Leiter,2001)。因此，其后工作倦怠的量化研究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忽视了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
另一方面，工作倦怠的研究也激发了情绪工作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情绪工作的角度来看，在员工一顾客关系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了组织规范的制约。为了满足组织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员工只有努力去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调节行为虽然可以提高员工一顾客关系的质量，但是也会导致员工的情绪压力。Brotheridge和Grandey(2002)指出，工作倦怠以往的研究仅仅从数量方面(如与顾客接触的频率)考虑了员工一顾客关系可能导致的压力，没有考虑为了提高员工―顾客关系质量而进行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研究证实，组织对情绪表现的要求和员工调节情绪表现的行为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同时，Naring，BriAt和Brouwers(2006)和Maslach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除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以外，情绪调节能够解释更多的工作倦怠的变异。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的一个独特的预测变量，情绪工作领域的研究弥补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在情绪压力源上的缺失。
受到情绪工作研究的影响，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无论从工作倦怠领域还是情绪工作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从工作倦怠研究的角度，由于情绪表现规范和情绪调节行为在组织中普遍存在，除了员工与顾客的服务接触过程，员工与同事、员工与上司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都存在情绪调节行为(Diefendorff & Greguras，2008，)，因而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遭遇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Gardner,Fischer & Hunt，2009)。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一个相当重要的预测变量。其次，从情绪工作研究的角度，工作倦怠能够解释情绪调节行为对一些负面后果的作用机制。Grandey(2003)的研究表明，情绪耗竭是表面表演与情绪偏离行为的中介变量，揭示了工作倦怠是员工放弃遵守情绪表达规则，对顾客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Chau-Dahling，Levy和Diefendorff(2009)发现，表面表演通过情绪耗竭，导致员工产生离职意向，并最终出现离职行为。因此，研究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价值和管理实践意义。
那么，情绪调节是如何影响工作倦怠的?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有哪些调节变量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尽管相关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是无论在情绪工作研究领域还是工作倦怠研究领域，均鲜见相应的文献对此进行总结和梳理。本文拟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2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及其理论解释
2.1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
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情绪表现规范的限制，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组织的期望或者源于职业规范，也可能是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文化。当员工真实的情绪体验与这些规范不符时，就会采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情绪体验或者情绪表现，使之与规范相符。从情绪调节的目标来说，通常组织要求员工尽可能地展现正面情绪，并且压抑负面情绪；另一方面，从情绪调节的策略来说，员工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即表面表演和深层表演。其中，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调节内心的情绪体验。从而使其外在的情绪表现满足组织的要求；而表面表演是指员工调节公众可见的情绪表现来满足组织的要求，但其内心的情绪体验并未改变。不同的调节目标和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员工的影响各不相同，因而情绪调节行为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压抑负面情绪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无关：而展现正面情绪与个人成就感正相关，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无关(Brotheridge & Grandey，2002；Brotheridge & Lee，2003；Zapf & Holz，2006)
其次，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当员工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时，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较为一致；而如果采用表面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于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的背离，则容易产生情绪失调由此导致工作倦怠。众多的研究证实，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正相关，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汪纯孝，刘义趁，张秀娟，2007；Brotheridge & Grandey,2002；Chau et al.，2009；Goldberg &
Grandey,2007；Grandey,2003；Grandey,Fisk & Steiner,2005；Johnson & Spector,2007)。
由此可见，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其是否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情绪调节的目标和情绪调节的方式。其中，压抑负面情绪和表面表演是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而深层表演与工作倦怠无关，展现正面情绪甚至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 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同样是进行情绪调节，不同的调节目标或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从表面上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还不足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进行有效的干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解释。
2.2.1 基于面部表情理论的分析
在情绪工作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Schaubroeek和Jonesl(2000)及Grandey(2000)引用了情绪心理学理论，认为压抑自然的情绪体验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因此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情绪耗竭；而展现正面情绪可以使个体通过面部反馈唤起或者增强相似的情绪体验，从而能够减轻其情绪压力。
从情绪的本质上来说，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具有先天一致性，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而不表现出来，意味着正常的的外导通路被阻断，会给神经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并加重这种负面的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因而，经常性的压抑负面情绪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
另一方面，根据面部表情理论，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之间，不但存在有从情绪体验到外显表情的外导通路，而且外显的表情对于情绪表现者还会提供本体的、皮肤的或者内脏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会影响到情绪体验的发生，这就是面部反馈假设(孟昭兰，2005)。依据面部反馈假设，如果员工按照规范通过情绪调节展现了正面情绪，那么这种正面的情绪表现会进一步触发或者增强员工内心正面的情绪体验，使员工能够更为自然的展现正面情绪，减轻了情绪调节带来的压力，因此展现正面情绪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分析
Brotheridge和Lee(2002)应用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为了应对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工作需求)，员工必须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正是资源的逐步丧失导致员工产生情绪耗竭；为了维持现有的资源，员工在工作中就会减少情感资源的投入，冷漠地对待服务对象，从而出现去人性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员工会尽可能地从身边寻求相应的资源，如主管和同伴的支持，相应的物质回报等等，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丧失。情绪调节是否会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失去和获得的资源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在资源失衡的情况下，情绪调节就有可能导致工作倦怠。
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深层表演和表面表演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改变对情景的认知而改变情绪体验，从而表现出符合规范的情绪；表面表演是指员工不改变内心的情绪体验，仅改变情绪表现以使其符合规范。依据Gross(1998)的情绪调节理论。深层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表面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后。Cote(2005)指出，表面表演时，情绪反应已经或正在形成，员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来阻止情绪反应，不将其表现出来。因此，表面表演消耗的资源更多，更易引起资源失衡，也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怠。
2.2.3 基于情绪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无论面部表情理论或者资源保存理论都是从员工个体内部的角度来探讨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Cote (2005)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尝试将视角扩展到了员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情绪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际互动中，情绪表现传递着丰富和重要的信息，人们在表达情绪的同时，也在监控和解释着对方的情绪，当然对方也是如此(Strongman，2006)。因此，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员工的情绪表现会影响到互动对象的情绪体验，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情绪表现，而互动对象的情绪表现又会反馈给员工，反过来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上的互动现象。
Cote(2005)运用情绪互动现象来分析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她指出，同样是展现正面情绪，由于员工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互动对象感受到的情绪表现的真实性会有所差异。深层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较为一致，此时的情绪表现更有真实性；而表面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不一致，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研究表明，互动对象能够通过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到员工情绪表现的真伪，并且只会对真实的情绪表现做出积极地回应(Grandey et al.，2005)。在互动过程中，互动对象的积极回应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表现，会增强员工的自我价值，从而减轻员工情绪压力；而互动对象的消极回应作为一种人际冲突，却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因此，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其情绪表现的真实感不同，通过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绪反馈，对员工的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不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表面表演导致情绪耗竭，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的现象。Martinez-inigo，Totterdell，Aleover和Holman(2007)在社区医疗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病人对医生服务的满意度是医生的表面表演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部分地证实了Cote(2005)提出的理论模型。
3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一些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的调节。研究这些调节变量对于解释研究结论，开发相应的干预措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1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相关的研究也较多。因而Bono和Vey(2005)对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产生了疑问，他们提出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准确地区分个体因素到底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还是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起调节效应。迄今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一方面通过对情绪调节目标和方式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工作倦怠；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个体因素可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3.1.1 性别
Simpson和Stroh(2004)的研究发现，即使在
同一种工作中，女性和男性的情绪表现规范也不一样，女性倾向于伪装正面情绪并压抑负面情绪，男性倾向于伪装负面情绪并压抑正面情绪，而女性的这种情绪规范更容易使其产生不真实感，从而导致情绪失调。更进一步，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研究证实，性别是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变量，在运用表面表演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耗竭。
3.1.2 个人特质
众多的研究表明，个人特质会影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目标的感知。其中，自我监控和神经质(neurotieism)能够显著地预测表面表演，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外倾性(extraversion)与表面表演负相关，而宜人性(agreeableness)能够显著地预测深层表演(Austin，2008；Brotheridge & Lee，2002；Diefendorff，Croyle， & Gosscrand，2005)；此外，外倾性对于展现正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于压抑负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Diefendorff & Richard，2003)。
但是，个人特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很少能够得到证实。Zapf和Holz(2006)的研究发现，对于在服务业抽取的样本，神经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着微弱的调节作用，而在普遍抽取的代表性样本中，这一调节效果则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环境的客观因素，而非个体的主观因素。Judge，Woolf和Hurst(2009)证实了外倾性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
3.1.3 情绪智力
由于情绪智力表征了个体在社会情景中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因此在情绪工作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比较多的关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情绪智力是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调节变量，高情绪智力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在实际的研究中，Prati(2004)系统地分析了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发现高情绪智力确实能够减轻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然而，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而是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倦怠负相关。他们分析认为，高情绪智力的人由于具备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因而在情绪调节中所花费的精力更少，其情绪压力也越小，相应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较低。另外，Brotheridge(2006)发现情绪智力与深层表演正相关，Austin (2008)发现情绪智力与表面表演负相关，Liu，Prati，Perrewe和Ferris(2008)也认为情绪智力代表了个体所拥有的情绪资源，高情绪智力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此可以推断其工作倦怠水平也应该较低，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结论。
总的来说，高情绪智力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应对情绪调节所带来的情绪压力，降低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水平。因此，培训员工掌握一定的情绪调节技能是管理实践中有效的干预方法。Richard(2006)进行了针对服务业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了认知重评技巧培训’的员工，在培训前后的情绪耗竭水平有显著的下降，而与只接受一般服务培训的控制组员工相对照，其情绪调节时的自我真实感更强，去人性化的水平也有显著的下降。
3.2 组织因素
相比个体因素，目前对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的研究还有不足。Grandey(2000)提出，工作自主和主管支持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其后，工作自主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证实，但是主管支持的调节效应还未能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目前对其他组织因素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3.2.1工作自主
由于表面表演是导致情绪耗竭的主要原因，Grandey等人(2005)着重探讨了表面表演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工作自主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他们认为，工作自主虽然不会降低工作中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但是，由于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工作时的内部动机水平更高，并且在工作中也更为自信，因此工作自主使员工能够获得资源来弥补情绪调节所导致的资源丧失。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也发现，工作自主不但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而且在深层表演时，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
3.2.2 主管支持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遭遇到情绪调节所带来的资源损失以后，会在工作环境中寻找支持性资源。吴宗佑(1995)对服务业一线员工进行访谈，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证实，员工通常会通过向同事倾吐，向主管求援，自我调适等方式来宣泄情绪，释放由于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的研究提示主管和同事的支持可以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情绪压力。然而，这一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依据，又被质化研究所支持的结果却还未在量化研究中得到证实。
Chau(2007)试图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实证研究数据却未能支持这一假设。相反，Wilk和Moynihan(2005)的研究表明，上司越是重视工作中的情绪表现规范，那么员工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越高。从这些研究结果分析，上司的态度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情绪调节行为，再间接的作用于工作倦怠。例如，现有的研究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下属的角色外行为有正向作用(任孝鹏，王辉，2005)，而在情绪工作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深层表演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角色外行为(Grandey etal.，2005)，因此，领导成员交换质量较好的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低。而上司越重视情绪表现规范，员工越倾向于采用表面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高。
4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及其应用
综上所述，迄今的研究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和相关调节变量的探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最后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1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综合视角的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面部表情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面部表情理论仅仅
局限于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资源保存理论关注的是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的损耗与弥补，情绪的社会功能着眼于员工与互动对象之间的情绪互动过程。同时，对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它们的解释力也各不相同，运用面部表情理论可以说明不同的情绪表现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而运用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则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
由此可见，从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综合上述三种理论的观点，系统地分析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员工与互动对象的情绪互动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我们建立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见图1)。
综合模型描述了员工情绪调节过程与情绪互动过程的全貌。首先是情绪的外导路径，员工通过情绪调节，展现出与情绪体验不一致的外显表情，并通过情绪互动将其呈现给互动对象：其次是情绪的两条反馈路径，一条是自身的面部反馈路径，员工的外显表情通过自身的面部表情反馈机制影响到自身的情绪体验，另一条是互动反馈路径，互动对象的回应也会通过情绪互动机制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依据面部表情理论，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工作倦怠；而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表面表演消耗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息。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弥补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有效的缓冲员工的情绪压力，降低工作倦怠水平；而导致资源损失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使工作倦怠水平升高。在面部反馈路径中，员工所展现的正面情绪通过反馈会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在互动反馈路径中，由于深层表演的真实性较高，因而能够通过情绪的互动反馈降低工作倦怠水平；反之，表面表演则会导致工作倦怠水平升高。
通过综合模型，我们既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来解释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理论上，这种全面的阐释有助于理解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也有利于系统地研究针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而进行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2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组织因素与文化因素
从上述综合模型可以看到，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资源失衡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之一。因而，影响情绪调节过程中员工资源平衡的各种因素，也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因素，对于预防与干预工作倦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均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因此对影响资源平衡的个体因素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情绪调节的主要动因即来自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或者社会的情感文化规范，因此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于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平衡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4.2.1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
如前所述，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分析，组织支持应该能够弥补员工因情绪调节而丧失的资源，从而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但是，迄今相关的量化研究开展较少，这一假设还未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由于组织公平、主管支持、奖励和工作条件是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三个重要因素(李锐，凌文辁，2008)，可以推断，组织公平感、主管支持、合理的物质回报应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除了组织政策以外，领导行为也会影响到员工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资源平衡。一方面，领导的支持行为对下属来说是一种支持性的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应对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压力，Bono，Foldes，Vinson和Muros(2007)证实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使下属更多的体验到正面情绪，但是其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一方面，领导的不当行为也会加重员工的情绪调节工作负荷。吴宗佑(2008)的研究发现，不当督导会使下属产生不公平感，并且增加其情绪调节的负荷，进而产生情绪耗竭。因此，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不同的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
4.2.2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将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表现规范的认知，及其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个人控制感。Gordon(1989)指出情感文化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强，个体倾向于完全控制自我的情绪体验和表现，以符合社会的情绪规范；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弱，个体倾向于自由地、非抑制地表现自己的情绪体验(Turner,2007)。
Grandey等人(2005)分析了不同类型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他们认为，在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下，员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个人控制感，因而也更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压力。在对美、法两国的员工进行比较分析后，他们发现，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能够增强情绪调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能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不同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方向。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目前大多数的研究结论均是在西方的情感文化导向下获得，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度型情感文化导向，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调节的工作负荷是否会更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规范的认知是否会有不同?这些变化会否导致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强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值得探讨的方向。
4.3 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6
1 前言
自从William Morgan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对情绪和体育运动的关系做出研究后，运动心理学领域里对此方面的研究热情就从未衰减过。如今运动竞赛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因素对体育运动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在1984年奥林匹克科学大会上，美国格鲁波先生发表论中提到：“低中级运动员心理因素对技能影响占20%，生物力学占80%，而优秀运动员正好相反，心理因素影响占80%，生物力学占20%”。可见在高水平的比赛、突破更高运动成绩中，心理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运动员良好的情绪状态是成功的心理特征。了解体育运动中的情绪特征，控制情绪状态变化，克服过度紧张，排除消极情绪，取得理想的运动效果的科学的方法，以调节运动员的不良情绪是极其必要的。
2 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本文查阅了大量有关情绪对体育运动、竞赛的影响的运动心理学科书籍、资料，并通过网上搜集和图书馆查阅进行全面具体地研究。
2.2访谈法：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员进行访谈，了解情绪调节在运动中的具体应用。
3研究结果与分析
情绪是一种具有动机和知觉作用的积极力量，它组织、维持并指导行为。，影响因素。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凡是能满足自已激起的需求或促进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事物便可引起积极的情绪状态，反之，就引起消极的情绪状态。大量研究、实践表明，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经历着丰富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体验。运动中的情绪是随着当时环境情况变化而产生某种生理状态，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和人体运动器官，这一生理反应不会因人的主观愿望而发生迅速的逆转。
3.1 运动过程中的情绪表现
3.1.1 运动情绪的兴奋与振奋状态。运动员感到精神饱满、渴望显示力量的意向，整个生理、心理活动过程进行得协调和谐，能使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充分得到发挥；振奋状态大都是在运动比赛激烈时产生，情绪强度接近于激情状态，但又能控制自己的行动，头脑清楚、判断准确、注意力集中。
3.1.2 运动员情绪陶醉状态表现为：全神贯注在过程当中，不觉得劳累，受伤也不觉得疼痛，能适时采取相应行动，这种情绪状态在球类比赛中显而易见。
3.1.3 运动情绪的竞争状态。运动竞争情绪状态的结构主要有三种：一是在一对一的项目中直接指向对手；二是自身竞争，如赛跑、滑冰、游泳、射击等。，影响因素。三是自我的竞争，表现为渴望打破自己的记录，战胜自己。运动竞争情绪对发挥运动员潜力，夺取优异成绩有重要作用。
3.1.4 运动荣誉感、自豪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作为一名运动员，这是运动竞赛最深刻、最复杂的高级社会情感，是战胜困难，克服内外障碍，战胜消极情绪的动力。通常在激烈比赛中感受更加强烈。
3.2 影响运动中情绪的因素分析
人的情绪体验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个人情况以及时期、赛次的不同，影响运动员情绪体验的因素也有所不同。分析其影响情绪体验的各种因素，可归纳为刺激因素、生理因素、认知因素三个方面。人的情绪体验往往是这三种因素的整合作用。
3.2.1 刺激因素
各种外界刺激对运动员情绪体验的影响起着直接的作用。如体育运动中面临的任务及竞赛规模。通常面临任务愈重要，竞赛规模愈大，运动员这样的情绪体验就愈强烈、深刻；大量的观众所造成的特殊的刺激气氛；遇到强手或对方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媒介制造出的压力刺激；比赛场地器械新异；气候自然条件差异；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教练员的呵斥等都会引起运动员情绪的波动。
3.2.2生理因素
生理因素对于运动员情绪体验的影响起着内在的作用。它主要是由于人体内部植物性神经系统的机能活动变化，骨骼肌的紧张度以及有机体内环境的平衡与否等，都会引起情绪体验的变化在运动员过度疲劳时，骨骼肌长期处在紧张僵硬状态，或是在运动员伤病不愈的情况下，情绪也往往消极低沉，容易烦躁不安。
3.2.3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对于人的情绪体验起着主导作用。由刺激因素或生理因素所引起的情绪变化，往往可以通过认知作用来控制和调节。有些运动员在外界环境条件适宜，身体机能状况也较好的情况下也会由于出现负性思维（如焦虑、烦躁、患得患失等），使情绪变得消极而精神紧张，情绪波动、思维混乱，最终导致失败。
3.3 情绪
3.3.1 积极的情绪。
积极的情绪可提高人的活动能力，驱使人积极地行动，叫增力情绪。，影响因素。在运动过程中，积极的情绪能引起运动中枢处于最佳兴奋状态，使身体内部机能增强，内脏器官的工作效率提高等生理机能方面的一系列良好的变化，身体内部各方面表现出来敏锐、清晰、精确、高度的感知能力。
3.3.2 消极的情绪。，影响因素。
消极情绪减力的作用，有削弱人的活动能力，大脑皮层常常达不到足够的兴奋程度，从而使机体动员，调节控制能力减弱，动作显得软弱无力，困倦而无热情，此时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身体各种知觉反映失真，减弱了有意识地控制动作的能力。
3.3.3 体育运动中的情绪特点
体育运动中情绪的多样性。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会有多种多样的情绪体会。，影响因素。由于情绪变化极为迅速，有时甚至转变为性质相反的情绪，在球类竞赛中表现尤为明显。在一些耐力的项目上，运动员的情绪体验就更加复杂多样了，从刚开始的兴奋精神到途中的增力情绪，直到出现“极点”产生的消极情绪，最后临近终点时的强有力的兴奋情绪。运动时的剧烈活动，增强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提高有机体机能，并引起精神兴奋、愉快、情绪高涨，而且成功与失败经常转换，比赛情绪错综复杂等，都使运动中的情绪外观鲜明而强烈。
4 结论
4.1 调节情绪的手段和方法
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措施达到消除、缓解不良情绪的问题。
4.1.1 呼吸调节法
调节呼吸频率及深度是改善运动员情绪的有效方法。，影响因素。因为情绪状态与呼吸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它能促进神经系统迅速地恢复平衡状态，保持血液流通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平衡。使呼吸逐渐平衡而有节奏，起到稳定情绪状态的作用 。
4.1.2 表情调节法
就是运动员有意识地改变其面部和体态情态，从而相应地改变情绪状态，因为情绪状态与人的情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情绪地变化会引起一系列的生理过程的变化。
4.1.3 按摩调节法
按摩具有舒经活络，改善血液循环，放松肌肉，提高皮肤和肌肉的温度，调节感觉神经，稳定情绪状态，克服过度紧张、焦虑的情绪，恢复活动的能力，提高效力的作用。
4.1.4 暗示调节法
即以自我为主观的方式对个体施加心理影响的方法。它是调节运动员比赛情绪状态的一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它运用代表体内外环境的一切事物或现象的外在信息载体对心理过程施加影响，通过心理评价系统对来自外界的多种信息进行科学的处理，使运动员产生积极性联想和増力性情绪，增加取得佳绩的信心，达到调节情绪状态的目的。
4.1.5 表象调节法
运动员产生过度不良情绪时，可采用表象法调节。运动心理的实验证明，表象可迅速有效地提高注意力对动作的指向性，消除消极的心理情绪，增加信心，能起到强化动作、调节情绪的作用。
控制调节情绪的方法和手段还有很多。例如情绪转移法、沉思法、反馈调节法、放松法、念动法、语言法等等，有针对性的灵活掌握，都能有效的控制调节情绪。
总之，只有全面分析并认识产生不良情绪的因素，才能有效地采取措施，利于运动员技术、战术水平的发挥，从而有效提高训练水平，在竞赛中更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4.2 随着运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同层次的运动员之间在技术和身体素质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很大程度还决定于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在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运动情境中，影响情绪反应的因素很多，有意的与无意的，内部的与外部的原因，有些因素带有偶然性。运动员强大的精神力是情绪稳定的根本保证。体育运动的过程也是自我体现意志品质、道德修养的过程。运动员具有坚强意志品质、顽强、机敏、灵活的性格特征、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在竞争情况下，以振奋、自信的积极情绪状态，动员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培养运动员的个性特征、意志品质、道德修养对情绪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教练员与运动员在心理上密切联系，也能够帮助解决运动中的不良情绪。
参考文献：
[1]章淑慧.运动竞赛中的情绪控制[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1999.12.(4)25-27.
[2]梅正宗.体育运动中的情绪特征及心理调节[J].安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07(3)43-45.
[3]周小敏.运动中的思维过程及情绪[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1999.07(1)100-102.
[4]左从现,王树明.运动中情绪反应的研究与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12.(4)471-473.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7
一、问题提出
当今社会，对大学生学历层次的不断提高，大学生想找到理想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很大一部分学生选择考研。面对考试的紧张压力和激烈的竞争形式，考研学生容易产生焦虑。考研焦虑影响身心健康，因为过度焦虑可以导致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容易产生失眠、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和抑郁等情绪反应，此时的情绪调节非常重要。
鉴于此，本文研究考研焦虑与情绪调节的关系，力图通过考研学生考研前良好的情绪调节以改善考研学生考研前的焦虑状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某农业大学大四考研学生为被试。发放问卷120份，收回问卷104份，问卷回收率为86.7%。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回答完整性和真实性的检查，根据如下两个原则剔除无效问卷：一是问卷有漏答项目；二是问卷答案出现规律性作答。依此准则删除无效问卷24份，得到有效问卷80份。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76.9%。总体分布情况：性别：男24人，女46人，总数80人；专业：文科30人，理科50人，总数80人。
（二）研究工具
将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调查问卷组成一个问卷发给被试，明确写清指导语，让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在被试填写完毕后统一收回并进行处理。所得数据通过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考研焦虑的研究
1.考研学生焦虑总体水平的分析。
状态焦虑：80人，平均数2.13，标准差0.48；特质焦虑：80人，平均数2.10，标准差0.46。
2.考研学生焦虑在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whether for only children
由结果可见，考研学生状态特质焦虑在性别、专业上没有明显差异
（二）考研学生情绪调节的研究
1.考研学生情绪调节各维度在性别上差异T检验。
由结果可见，考研学生情绪调节各维度在性别上没有明显差异。
2.考研学生情绪调节各维度在专业上差异比较。
（三）大学生考研焦虑与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
由结果可见，考研学生状态焦虑与情绪调节（r=-0.485，p0.01）、“情绪评价”维度（r=-0.294，p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r=-0.478，p0.01）、“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r=-0.471，p0.01）、“情绪控制”维度（r=-0.431，p0.01）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知觉”维度（r=-0.249，p0.05）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特质焦虑与情绪调节（r=-0.395，p0.01）、“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r=-0.368，p0.01）、“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r=-0.432，p0.01）、“情绪控制”维度（r=-0.397，p0.01）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评价”维度（r=-0.243，p0.05）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某高校考研学生考研焦虑与情绪调节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状态焦虑与情绪调节、“情绪评价”维度、“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情绪控制”维度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知觉”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2.特质焦虑与情绪调节、“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维度、“应用情绪调节策略”维度、“情绪控制”维度存在极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情绪评价”维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参考文献】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8
【作者简介】王斐（1989-），女，上海人，上海南西幼儿园教师，硕士；李燕（1967-），女，吉林通化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博士；王悦敏（1988-），女，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
情绪作为个体心理体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个体自身能良好地发展和与外界能建立良好关系的功能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消极情绪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心理健康，还可能转换为外在的行为问题表现影响人际交往等社会关系，如由于愤怒的消极情绪引发的外化型的攻击行为；害怕恐惧的消极情绪转化为内化性的退缩行为等。有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出现频率高的幼儿比其他幼儿同伴接受性差，在幼儿期和青少年期出现的问题行为多（Kopp C.，1989）。研究还表明同为消极情绪的愤怒和伤心对其社会适应性产生不同的影响，表现出愤怒倾向的儿童比伤心倾向的儿童更容易遭到同伴的拒绝（Eisenberg，2001；Hubbad，2001；何洁，2007）。因为愤怒是一种自我中心情绪，与责备他人的归因相联系，容易对他人产生威胁，而伤心则引发他人较多的目标恢复、趋近等亲社会行为（Jenkins，2000）。因此提升幼儿对愤怒情绪的调控能力对孩子日后的学业发展和社会适应等方面有重要帮助。
对于容易冲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频率较高的愤怒情绪甚至经常会表现出攻击行为的幼儿，国外已有一些相关的干预和纠正的项目，如加拿大的SNAP（Stop Now and Plan）训练法从认知策略上指导儿童正确的思考方式，克服容易愤怒和冲动的弱点，并有效地降低了攻击发生的概率（Leena K.， Margaret&Nicola，2011）。而国内的相关研究鲜少，且已有的研究是从成人的角度出发，针对幼儿的愤怒提出成人的应对策略和建议。本研究立足于幼儿，建构一套符合大班幼儿年龄特点以及发展需要的幼儿园情绪教育课程方案，提升幼儿自身对愤怒情绪的感知、理解，帮助幼儿学习愤怒的控制方法和与此相关的问题解决策略，进而提高幼儿对愤怒控制的能力。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提升幼儿的愤怒控制能力，帮助其在面对冲突时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增进他们的同伴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提供可借鉴的情绪教育课程帮助教师和家长提升教育能力，有意识并能运用恰当的教育行为改善幼儿的情绪问题，更好地为他们的发展成长提供支持与服务。
二、 研究过程
（一） 研究方法
1. 调查法
改编《儿童行为问卷――教师评定调查表》，了解幼儿的个性气质及日常的行为表现，筛选出容易产生愤怒情绪且做出不恰当行为表现的幼儿，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2. 观察法
设计《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愤怒情绪事件及行为表现观察记录表》和《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对被试幼儿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幼儿产生愤怒情绪的原因、愤怒时对他人做出的行为表现如对愤怒调节方式、策略的使用等，收集情绪教育活动前后的数据，比对活动实施前后的效果。
3. 实验法
以情绪智力理论、已有情绪教育实践研究为基础，结合被试幼儿在日常活动及冲突情境实验中的行为表现，从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过程和活动反思四个部分，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的形式构建一套提升幼儿控制愤怒能力的情绪教育活动。
（二） 研究步骤
1. 筛选被试幼儿
运用《儿童行为问卷――教师评定调查表》与愤怒相关的冲动性、易怒性、抑制控制性以及攻击性四个维度筛选出被试幼儿，共计24名。将被试幼儿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各12名。
2. 收集前期观察数据
设置冲突情境实验，在无人的环境下，提供幼儿熟悉且经常操作的乐高积木、小积木，积木数量少于实际人数应配备的数量，以引发冲突情境。参考研究者陆芳等（2004）提出的六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建、问题解决、自我安慰、替代活动、发泄和被动应付，以及姚瑞维等（2004）提出的建构性、破坏性、回避性和释放性四种策略。根据《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将幼儿在实验情境中的行为表现编码分为积极策略、消极策略、无策略三大类。
3. 开展愤怒控制的情绪教育课程
对实验组12名幼儿开展为期6周、一周3次、一次45分钟的愤怒控制的情绪教育活动。
4. 收集后期观察数据，整理分析研究结果
再次设置冲突情境实验，运用《冲突情境实验观察记录表》观察两组幼儿在后测情境实验中的策略表现。比对、分析前后测的观察数据，得出结论，总结活动对提升幼儿愤怒控制的效果，为今后幼儿园开展此类情绪教育活动提出建议。
（三） 课程设计
1. 愤怒控制的课程理念
根据情绪智力理论和相关的情绪教育文献，愤怒而导致的冲动和易激惹，与幼儿的情绪自我认知、自我理解和有意识的自我控制有关。“我们的愤怒”课程（图1），通过图画书与角色扮演两个活动形式的结合应用，帮助幼儿感知、理解愤怒，学习并练习愤怒的调节方法和亲社会技能，从而提高幼儿控制愤怒和由此导致的冲动行为的能力，并帮助幼儿提高面对冲突情境时的问题解决能力。
2. 愤怒控制的课程实施
每次活动（图2）由情绪小游戏、图画书解析和角色扮演三个部分组成。
（1）准备部分――情绪小游戏
在活动中把情绪小游戏这个环节置于首，作为整个干预活动的准备阶段。通过设置与情绪知识相关的小游戏，使幼儿每次在参与干预活动前有个预热准备或复习巩固的过程，让幼儿更好地投入后续的活动环节。比如在第一和第二课时中开展了“情绪猜猜乐”的小游戏，让幼儿仔细观察愤怒情绪的脸部表情并用语言具体描述脸部五官的变化，还鼓励幼儿尝试表演图片中人物的表情。一方面在猜猜玩玩说说的过程中，让教师了解幼儿情绪识别的已有程度，更好地帮助幼儿从脸部表情方面识别情绪；另一方面，为讨论部分和体验部分做准备，尤其是讨论部分的图画书解析，需要幼儿从图画中清楚地分解人物表情含义的能力，为情绪理解做准备。
（2）讨论部分――图画书解析
讨论部分是以图画书为媒介对幼儿开展相对静态的集体活动，通过幼儿“看”图画书，教师“讲”图画书的形式，与幼儿共同欣赏阅读、思考及讨论，引导幼儿和教师与图画书的文本产生对话，一同探索与情绪相关的知识，学习社会技能，从而帮助幼儿增进对自我及他人情绪的了解，找到解决情绪困扰的方法，进一步解决同伴间相处的冲突矛盾。
①以图为主，图文结合，引导幼儿读图
对于大班的幼儿而言，已开始识认一些简单的字词，因此在解析图画的过程中，以图为主，结合文字，引导并鼓励幼儿从图片中寻找相关线索。
A 读图识别情绪外部特征
图画书的封面通常是整个故事的精华体现，作者往往会挑选最具代表性的图片。因此，笔者在开展与“愤怒情绪”相关的图画书活动时，选取了每一本图画书的封面作为导入部分，并刻意去除标题部分的文字信息，以避免文字对幼儿识别情绪的影响，引导幼儿对图片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展开充分地语言描述，帮助幼儿从外部特征识别情绪。此外，也借由封面中人物情绪的表现引起幼儿对故事的好奇与猜测，引出后续与情绪相关的内容和知识。
B 读图体验情绪感受
幼儿能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言识别出情绪的外部特征，但对于情绪产生时内心的情感体验却很难用具体的语言表述出来。当问及幼儿愤怒时心里的感受时，大部分大班幼儿会用“心里很难受”“不舒服”等笼统的词汇加以表述，而教师也很难用具体精确的词汇描述这些抽象的内心体验。图画书中的图片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生动的系列画面，结合精准简单的文字，将幼儿内心的情感体验形象地表述出来。
②结合文本和幼儿已有经验，引导幼儿互动讨论
图画书讨论是图画书解析的主要且重要的教学策略，幼儿对图画书的内容已有一定的熟悉与了解，对图画书中人物的情绪有一定感触，所以鼓励幼儿进一步思考，循序渐进引导其互动讨论，在过程中促进幼儿的情绪经验和问题解决策略。引导幼儿互动讨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围绕图画书的内容开展；二是将内容拓展延伸至幼儿自身经验，融合已有经验讨论，其中笔者会事先拟定预设问题协助幼儿进行讨论，凸显重点讨论的问题。
A 围绕图画书内容开展讨论
围绕图画书内容展开讨论是整个互动讨论过程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也是幼儿仔细观察图片后的一个反馈结果。教师以讲述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向幼儿展示图片并讲述文字，根据幼儿的反馈，抛出逐层递进的预设问题，引发幼儿对故事人物的情绪表现、情绪变化以及采用的情绪策略等内容的关注和思考。在讨论的过程中，幼儿在预设的问题下重新回顾并梳理了故事内容，同时也加深并巩固了对主人公愤怒情绪的表现、情绪产生的原因以及情绪调节策略等情绪知识。
B 结合幼儿已有经验开展讨论
在对图画书内容剖析和讨论后，帮助幼儿架起图画书的故事内容与实际生活的桥梁，引幼儿投入其中。鼓励幼儿结合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交流、分享自己的情绪事件或冲突事件，如情绪感受、情绪事件发生的原因、情绪调节策略、解决方法等，再根据图画书中提供的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解决方法，引导幼儿反思自己在情绪事件或冲突事件中采取的措施，从认知层面上有意识地认同、学习积极有效的策略和社会技能。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逐渐将图画书的内容转移到幼儿自身的经历上，引导幼儿自然而然地说出自己的情绪事件，并运用之前图画书中了解学习到的情绪知识分析自己的情绪事件，选取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和问题解决方法。
（3）体验部分――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是图画书解析的延伸、强化，也是整个干预活动的动态过程。幼儿在扮演他人角色的过程中，首先要将所扮演角色的行为图像牢记心中，并需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幼儿有意识地记住并模仿图画书中积极有效的行为策略的过程。其次，角色扮演给幼儿提供了一个学习角色采择的机会，培养幼儿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进行角色扮演时，幼儿有机会了解他人的想法、体验不同角色的行为方式与他人互动的结果，从而增进对自我和他人的了解，思考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与同伴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
由于被试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角色扮演经验的不足以及刚开始对周围环境的不熟悉，幼儿的角色扮演经历了从教师辅助幼儿表演到幼儿能独自自由发挥表演的过程。
①教师辅助幼儿角色扮演
在干预活动的前半段课时中，教师作为角色之一，和部分幼儿一同进行角色扮演。这个过程中，教师集两种角色于一身，既是图画书中的角色之一，也是导演，帮助幼儿根据图画书的故事模仿表演。通过教师的指导，使得整个表演内容变得更连贯、更饱满。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图画书里涉及的情绪知识运用到角色扮演中，例如，如何用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语言表达内心的愤怒情绪、如何用台词将情绪产生的原因和采取的调节策略表述出来。教师参与到幼儿的角色扮演，不仅为幼儿的扮演提供了直接、具体的指导，也为幼儿的扮演做了生动积极的示范，为接下来幼儿独立自主的角色扮演奠定基础。
②幼儿独立自主角色扮演
随着幼儿角色扮演经验的增加以及对整个环境的熟悉，幼儿对角色扮演的兴趣和热情逐步高涨；角色扮演的技巧也越发纯熟，幼儿开始进入独立自主的角色扮演阶段。教师则从处于主导地位的“导演”角色变成了附属的“助理”角色，只起到了引导分析情境、准备道具等协助的作用。幼儿自主自发地完成了情境选择、角色分配、设计台词，并在表演的过程中有意识地表现出之前学习的情绪知识和社会技能。从他们的表演过程中，可以看出之前在图画中习得的对愤怒情绪的识别和表现、对情绪产生的原因、情绪调节的策略以及解决矛盾冲突的技能得到了练习与加强。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两组幼儿在冲突情境前后测的量化考察
1. 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前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1所示，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在实验前测中发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0.05，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前测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两组被试的各项策略发生次数上发现当被试幼儿产生冲突情境时，较少地使用积极策略，而更多地使用消极策略。如当积木数量不够时，被试幼儿更多地会用“抢他人积木”“破坏他人的建构”等破坏性的消极策略，少部分幼儿会用“我们合作搭”“等我用好了你再用”或“我和你交换”等问题解决型的积极策略；当被试幼儿的积木被抢或被破坏时，更多幼儿会采用抢回积木、推打抢积木的幼儿或用语言攻击等伤害性的消极策略。
2. 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后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2，通过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
观察发现，在冲突情境中实验组幼儿最多使用的是“合作”的积极策略，其次使用“问题解决型”积极策略，通过有礼貌地询问他人借得或交换得到积木的方法。此外，实验组幼儿还会使用干预活动中教授的社会技能和情绪调节方法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进行干预，如用暂停的手势告诉正在争抢积木的幼儿停止这个不良的行为；当同组幼儿有人因为得不到想要的积木而生气时，有幼儿采取安慰如“你不要生气，你可以去数数”“你去旁边待一会儿吧”等图画书里涉及的情绪调节策略；主动提出分享积木、合作游戏等亲社会行为。
3. 两组幼儿冲突情境实验前后测的结果与分析
如表3，通过对实验组前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
如表4，通过对控制组前后测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做X2检验，结果p>0.05，表明控制组幼儿前后测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控制组幼儿在前后测冲突情境中统计得到的情绪调节策略发生的频次，可以看出控制组幼儿比起前测，在后测的冲突情境中比前测表现出更少的消极策略和无策略，稍多的积极策略。
通过对实验组幼儿在实验中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的前后测对比以及实验组和控制组幼儿在后测实验中情绪调节策略发生频次的对比发现，实验组幼儿在后测的冲突情境中使用的积极策略次数显著高于实验组前测和控制组后测使用的积极策略，其消极策略和无策略次数显著低于实验组前测和控制组后测的使用策略。因此，可以推测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方式开展的幼儿愤怒情绪干预活动中，通过发挥图画书的传达性和示范性，角色扮演的模仿性和体验性，帮助幼儿感知理解情绪，讨论、分享并练习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会技能，对被试幼儿的愤怒情绪控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实验组幼儿日常行为表现考察的质性分析
1. 幼儿主动表达自己愤怒情绪的意愿增强
活动实施后，一方面通过图画书对幼儿进行愤怒情绪识别、情绪产生的原因等情绪知识进行详尽地剖析，使得幼儿加深了对情绪状态的理解，能较准确且清楚地地归因自己的情绪状态；通过角色扮演则不断鼓励幼儿将内心的体验大胆表述出来，所以幼儿主动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逐步增强。另一方面，经过多次的活动，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教师营造的整个氛围是允许并鼓励幼儿表述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幼儿越来越乐意与教师、与同伴主动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2. 幼儿调节愤怒情绪的策略增多
《我们的愤怒》课程的重点目标之一是帮助被试幼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愤怒情绪，所以当幼儿自身或他人产生情绪问题时，幼儿能提出适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衡量本次活动实施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当被试幼儿发生情绪事件时，他们很少再以不恰当的发泄或求助教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开始尝试主动地为自己、为同伴提供解决策略，给予情感安慰，帮助自己或同伴消除愤怒情绪。同时，图画书里人物运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和角色扮演过程中表现的问题解决策略则成为他们解决问题、调节情绪的有效指导教材，从中寻找相似的情境线索选择恰当的策略来运用。
3. 幼儿亲社会行为增多
幼儿通过有意识地学习与解析“解决问题”相关的图画书，从认知上习得了一些亲社会的社会技能，并在与生活经验相似的模拟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练习并巩固了社会技能，所以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相似的情境时，幼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所学所感，然后无意识地表现出在活动中习得的社会技能。
四、 研究反思与建议
（一） 课程开展的评价与反思
课程实施结束后，对被试幼儿的带班教师进行了正式的半结构式访谈，了解一线教师对该类情绪教育活动在幼儿园开展的想法以及建议。同时，对实验组的被试幼儿开展了对本次课程的喜爱度和喜爱原因的问卷和访谈调查。结合两者的问卷和访谈结果，发现幼儿和教师对本次干预活动一致予以好评，报以喜爱和支持；同时课程的效果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即每次活动开展结束后，被试幼儿表现出更多积极的亲社会行为和较少的情绪事件。因此活动实施的形式和活动开展的时间还需进一步改进。
（二） 研究展望及建议
从研究结果和教师、幼儿的反馈来看，本次研究以图画书和角色扮演的形式开设的情绪课程对提升幼儿愤怒控制的能力确实有一定的作用，对国内的幼儿消极情绪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首先，扩大研究对象，生成适合一般幼儿的消极情绪管理能力课程。
其次，延长活动开展时间，丰富活动形式，如融入幼儿每周一至两次的集体教学活动，并将活动形式拓展至幼儿的一日生活各环节，如角色游戏、区角活动等，设置和集体教学活动相匹配的游戏和剧情脚本，让幼儿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体验感知、练习巩固相关的情绪知识和社会技能等。
再次，建立幼儿园、家园和社区的伙伴关系，联动家长和社区的资源，丰富课程内容，从多方合作加强课程效果。最后，开展长期效果的追踪研究，检验以幼儿园为基础开设的情绪教育课程的长期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何洁，徐琴美，王珏瑜.幼儿对生气和伤心情绪倾向同伴的接受性比较[J].心理科学，2007，（05）：207-210.
[2] 倪慧芳.5-6 岁幼儿消极情绪的特征与成因[J].云梦学刊，2001，（04）：96-99.
[3] 司方超.如何应对幼儿的消极情绪[J].科技信息，2009，（15） ：91，161.
[4] 高晓妹.幼儿愤怒情绪的产生及其应对策略[J].宿州师专学报，2004，（01）：123-124.
[5] 陆芳，陈国鹏.学龄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研究[J].心理科学，2007，（05）：173，180-182.
[6] 姚端维，陈英和，赵延芹.3～5岁儿童情绪能力的年龄特征、发展趋势和性别差异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4，（02）：14-18.
[7] Kopp， Claire B. Regulation of distress and negative emotion：A develop-mental view[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9， 25（03）： 343-354.
[8] Denham， S.A.&Kochanoff，A.T.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otion[M]. The Wisdom of Feelings. New York： Guilford， 2002：93-124.
[9] Nancy Eisenberg， Amanda Cumberland， Tracy L. Spinrad， etc.The relations of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to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J]. Child Development ， 2001， 72（04）： 1112- 1134.
[10] Julie A. Hubbard. Emotion expression processed in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the role of peer rejection， aggression， and gender[J].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05）： 1426-1438.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9
〔文章编号〕1671-2684（2012）16-0016-03
一、引言
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近年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由班杜拉（A. Bandura）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次提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能否成功地完成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和推测。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通常在活动中表现出适当的自信，会取得更多的成功，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则表现出较多的自卑，影响其自身能力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取得成功的概率。
近年来，情绪调节已逐步成为情绪研究的前沿。2003年，班杜拉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很好地进行情绪调节所作的主观推测和判断，它是对个人管理自己情绪状态的感知，包括觉察自身情绪状态、理解他人感受的效能感以及管理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达的效能感。卡普拉拉（Caprara）等人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分为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expressing positive affect，POS）和管理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negative affect，NEG)。后来把NEG被进一步细分调节生气/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anger/irritation，ANG）和调节沮丧/痛苦情绪的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in managing despondency/distress，DES)。
国外研究者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压力应对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此外，卡普拉拉（Caprara）等人还编制了测量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量表，并在意大利、美国、玻利维亚三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功能上相似，在结构上略有差异。国内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很少，主要以黄敏儿、李梅、邓丽芳的研究为代表，且只有理论介绍和量表的修订等少量成果。
自我认同感是指个体依据个人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Marcia等心理学家认为自我认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自我结构，是对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和成长史等方面内化了的自我结构组织。如果青少年无法将这些内容进行整合，那么角色混乱就容易发生。他们还把自我认同划分为四种状态，分别是自我认同完成、自我认同延迟、自我认同早闭、自我认同扩散。此外，奥克斯和普拉格（Ochse & Plug）基于埃里克森的理论编制出了自我认同感量表。
情绪自主在青少年早期是稳步上升的，而此时自我认同感也在不断地形成。研究发现初中生比学龄儿童体验到了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多地体验到消极情绪的人会对自我有着更为消极的看法。还有学者发现在追求情绪自主的青少年时期，自我认同完成者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和释放紧张，而自我认同延迟者则难以调节紧张的情绪，原因是他们一直处于一种慢性的高压力状态中。因此，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现状及其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可以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基础，指导青少年更好地进行情绪管理，适应目前的学习和生活。
二、对象与方法
1. 被试
在广东省梅州市随机抽取初二学生214人，高二学生221人，共调查中学生435人，其中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97.93%。
表1 被试描述统计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10
随着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等负面影响螺旋上升，“危机事件”对个人和组织都会产生重大消极影响。以往管理学界更加关注“危机事件”的解决，如提出了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而很少注重“危机事件”的预防。人们开始关注一些积极组织行为学（POB）构念对员工心理状态的影响，并试图对员工的心理状态进行积极干预，使员工更加乐观向上，从而提升员工潜能和绩效。
由于情绪调节是可以改变的，可通过相对简单、高度聚焦的干预措施予以开发。在当今急剧变化的环境中，管理者需要看到结果，而且越快越好，情绪调节正好能满足快节奏工作场所的需要。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个体有意识地和自愿地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一定的调节方式（策略） 和机制， 使情绪在生理反应、主观体验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Gross，1998），从而个体能适应组织文化及其环境的需求。
国内外关于工作绩效的研究主要是从内容结构展开的，国外的研究先后经历了组织公民行为结构模型阶段，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结构模型阶段，及角色和额外角色绩效结构模型阶段。国内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组织雇员绩效评价的三类指标（即特质评价指标、行为评价指标和结果评价指标），管理者工作绩效的三维结构模型（任务绩效、人际绩效和个体特质绩效），及韩翼、廖建桥、龙立荣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的工作绩效四维度模型。该模型包括创新绩效、关系绩效、学习绩效和任务绩效，对于中国背景下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的考察，适合采用该四维度模型。
国内外从管理学的角度关于情绪调节的主要实证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台湾学者徐圣冈对台湾中小企业高级主管的情绪智力、领导能力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经营绩效既有直接影响，同时也通过领导能力这一中介作用于经营绩效，且间接影响效果大于直接效果。张辉华等指出情绪工作与组织中的其它情绪研究（如情绪智力和情感事件理论）是相互联系的，也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Duran和Gerits的研究均显示情绪智力与去人格化、低成就感显著相关。彭正敏等发现情绪智力与倦怠中的情绪耗竭负相关。刘小禹等研究指出情绪智力对情绪衰竭与对去人格化和低成就感的作用机制不完全相同。
2.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前人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于该类问题的研究现状，并以相关文献为基础，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知识型员工情绪调节策略的内容结构是什么？通过观察现实中的现象，结合理论上的不足，提出本文拟解决的问题。用内容分析法、开放式访谈、问卷法、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法编制量表。
其次，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知识型员工其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情绪调节策略的差异。
最后，知识型员工社会支持对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绩效之间关系是否存在中介作用？运用理论分析方法，将情绪调节策略各变量和工作绩效各变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中，探讨二者间存在怎样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各变量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有哪些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运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3.研究启示与意义
从“资本”理论演化的角度看，通过挖掘员工潜力，使其提高工作绩效从而增强组织竞争优势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和最近的情绪调节理论的演进路径。愈来愈多的学者意识到情绪调节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同等重要甚至在某些复杂多变环境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将潜力转化为现实能力的工具。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成长与转型之中，情绪调节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原发性动力。为了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的知识型员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建设和谐社会，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顺应国际学科发展趋势，缩小与国际社会的差距，非常有必要对中国背景下知识型员工的情绪调节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本项目的主要工作思路与设想是从情绪调节理论出发，以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分析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与机制，试图构建知识型员工情绪调节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模式，并提出相关的改革措施。根据本文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研究结论，为我国知识型员工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建议，并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Fredrickson B L， Joiner T. Positive emotions trigger upward spirals toward emotion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2， 13（2）： 172-175
[2]Kim L G， Roemer L.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2004， 26（1）： 41-54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11
近年来，情绪调节已成情绪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许多相关研究均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制约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行为、促进个体自身发展及提升其社会化程度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大学生正处于17～25岁年龄阶段，进入同一性对角色混乱感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在学业、人际及情感等方面产生了许多压力。因此，了解大学生情绪调节相关影响因素，对于其学习和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情绪调节与人格的关系
在人格的特质理论研究中，奥尔波特认为特质是一种内部的神经心理结构，它使个体的行为表现出跨情景的一致性。研究者认为人格系统的核心动力组织者为情绪，每种情绪拥有独特的动力组织特性。同时，从生理基础方面，将人格特质作为影响情绪调节的生理结果变量。例如，人格维度中内向型特质，是通过羞愧、害怕等情绪特点组织整合而成。不同的人格和气质类型的个体，其情绪调节能力和方式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如害羞或内向的个性在人际交往的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伤害。情绪和特质都是生物进行的产物，是进化而来的适应模式，能够组织和调节人际关系。当个体每个及时动态情绪反应，通过长期的物种进化将会沉积某种人格特质，形成一种内在的神经心理结构，因此，情绪调节方式受人格特质的制约，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又以不同情绪表现出来，使个体在情绪反应上呈现差异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黄敏儿研究指出人格特质能够影响自动的、参与意志努力的情绪调节过程。如大学生在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上，不同人格特质存在差异性。高神经质者更多选择宣泄的方式调节对待正性情绪，评价忽视策略是其较少使用的策略；高外倾的个体则更易采用重视和宣泄的方式来对待正性情绪，而很少采用抑制的策略；高神经质被试更重视和宣泄负性情绪，对正性情绪很少重视。
2情绪调节与幸福感的关系
幸福感是指个体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实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状态，它由需要（包括动机、欲望、兴趣）、认知和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发的交互作用而组成的心理状态。情绪是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而情绪调节可以直接调控情绪为目标的。杨芳、郑雪（2007）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与正情绪的自然、增强和宣泄以及负情绪的忽视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主观幸福感与负情绪的增强、重视已经情绪抑制呈显著负相关，此外研究还表明情绪的宣泄调节、正情绪的自然调节、负情绪的重视对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王力、张厚粲等（2002）对成人依恋、情绪调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表达抑制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发现，认知重评是依恋安全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两者直接起着中介作用；表达抑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3情绪调节与学业成绩关系
情绪与学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极情绪对学业的影响，如有关学习焦虑、考试焦虑等的探讨。由于情绪在学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者提出“学业情绪”。在教学或学习过程中，与学生学业活动相关情绪体验包括考前和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等。特别是情绪调节在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往往积极情绪会对学业成绩产生积极促进作用，情绪调节的目标也是将学生消极学业情绪转变为积极的学业情绪。消极的情绪调节会阻碍在课堂上学生有效地分配认知资源（如工作记忆、注意和计划等），这样会抑制学生注意。由此可知，消极情绪对学业产生影响是通过情绪调节的中介过程而发挥作用。当学生能够有效地调节学业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学习效率就会提升，否则会对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李静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不同情绪调节方式会对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评价忽视和评价重视对总体记忆没有影响，表情宣泄对总体记忆产生显著影响，因而间接地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情绪调节策略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
4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不良的情绪调节诱发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而良好的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个体能够主动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能够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较好，而消极应对方式却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消极的影响。从情绪调节过程观来说，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就出现了情绪调节，情绪产生的不同阶段所运用的调节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有关。常使用认知重评方式的个体，幸福感水平、满意度等都较高，而抑郁水平相对较低；而采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随后的研究也发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对消极情绪体验有增强的作用，抑制积极情绪表达对积极情绪体验有阻碍作用。王玲等（2002）的研究发现，采用积极情绪调节方式（如解决问题、求助）的大学生较少出现睡眠障碍问题，而采用如自责、幻想和退避等消极情绪调节方式的学生则其睡眠质量较差，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身心状态。因此，情绪调节与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水平有预测作用。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12
情绪对个体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情绪调节的作用在于当情绪对个体适应产生不协调时进行干预与调整，从而使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性得到增强。因此，情绪调节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量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的失败会导致情绪与社会心理方面的机能障碍。情绪调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在人际交往情景中采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对人际交往质量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鉴于情绪调节对于个体适应的意义，探索影响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往的研究多是从个体人格特征因素（如控制点）和家庭因素（如亲子依恋、教养方式等）着手，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发现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期待对随后的情绪或与情绪相关的认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情绪期待始终能够预测情绪体验。（ Olasov&Jackson，1987；Catanzaro，1989；Catanzaro & Mearns.1990，1999）。在此基础上，美国心理学家Kirsch，Meams和Catanzaro等人基于罗特的社会学习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消极情绪调节期待（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y，简称NMRE）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对于个体的抑郁、焦虑等消极心境具有预测作用，能够影响个体的应对行为和应对的效果。作为一种类化期待，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具有对行为驱动的动机作用，同时具备和人格特质一样的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性，因此，研究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对于临床更好的干预不良心境的进程和预后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概念及其测量
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概念是在罗特社会学习理论的框架下进行定义的。罗特的行为预测公式为：BP=f（E & RV），也就是说行为潜能（behavior potential，即个体做出某一特定行为的可能性）是强化效价（ reinforcement value）和期待（expectancy.简称E）的函数。如果强化效价和期待都很高，做出相应行为的概率就很高，两者中一个或者两个都很低，则相应行为发生的概率也很低。期待是罗特理论中的一个主要的认知变量，是指“个体所认为的由于在一特定情境中做出了某种行为，从而能使某特定强化发生的可能性。”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问题解决的类化期待是情感性自我调节的重要维度。研究那些应对抑郁心境的个体，发现应对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成功者相信他们自己所做的应对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也就是那些对自己说“我会好起来的”真的就能够更快的恢复。Olasov和Jackson（1987）通过实验操作（增强或者减弱）妇女在经期体验到消极情绪的信念，结果那些相信消极情绪是经期前阶段特征的女性比控制组被试在经期报告更多的消极情绪，并且在随后的40天内，情绪期待与经期和经期前的情绪显著相关。Burn等获得类似结果，抑郁的女性比非抑郁的女性有更低的悲伤应对期待。Franko将情感性类化期待定义为对于能够缓解消极状态或者能够引发积极状态的外显的行为或者认知的期待。受此启发，Mearns与Catanzaro（1990）在罗特期待概念的基础上将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定义为个体对于自己通过一定认知或者行为方式减轻或者终止消极心境的信心。通常，高NMRE的个体相信他们处在消极心境的时候能够努力使自己好起来，低NMRE的个体对自己改变情绪状态的信心则低一些。
Mearns等人根据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概念，编制了消极情绪调节期待量表（NMR-Scale），量表有30个题目，每道题目以“当我感到心烦时，我相信”开头，量表包含消极情绪调节的一般性状况、行为应对期待和认知应对期待三个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单一维度。
对量表的验证研究表明NMR-Scale量表与社会期望和Rotter的控制点量表存在适度相关，与抑郁的构念有较好的区分，与大五人格中神经质和开放性特质存在低水平的相关，与焦虑敏感性存在适度相关。总的来说，NMR-Scale量表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跨情境的测量工具，与社会期望、控制点、抑郁、人格特质和焦虑敏感性具有很高的区分效度。研究还表明NMR-Scale具有较好的增量效度，在控制了和消极情绪相关的其他一些因素（各种应对策略、绝望感、控制点等），NMRE仍能很好地预测消极情绪的状况，说明NMRE和其他一些相关因素在情绪调节过程中有不同的路径和机制，是一种预测抑郁及消极情绪状态的有力变量。
三、消极情绪调节期待与应对、抑郁的相关研究
（一）消极情绪调节期待与应对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NMRE可以对压力应对过程及应对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在引起消极心境的压力事件中，缓解消极心境的状况是一个被期待的结果，相信自己能够缓解目前状况的个体将会使自己进入应对目前状态的行动计划，例如直面问题、寻找社会支持，这些都是应对压力的积极策略。研究表明NMRE和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有关，例如问题指向（计划、积极应对、寻求工具性帮助等），而对于应对成功的消极期待是和回避任务相联系的。对于一些不良行为如药物滥用、酗酒和吸烟（ Thorb。rg&Lyvers，2006；Cohen，Mcchargue&Morrell，2007）的研究也表明，较低水平的NMRE和这些不良行为相关。并且固有的、较差的NMRE水平促使一些个体将物质滥用作为一种情感压力应对策略。
NMRE和应对的纵向研究表明，NMRE不仅直接影响应对进程的情感效果，还与消极心境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有关。Mearns（ 1991）研究NMRE对大学生失恋后应对和抑郁的预测作用，结果表明NMRE可以预测失恋后更多的积极应对行为，在控制了抑郁水平之后，也和积极应对显著相关，NMRE不仅可以预测当下的抑郁水平，还可以预测六个月后的抑郁水平的变化。Cantanzaro和Green―wood（1994）在6-8周之间分别评估了一个大学生样本。他们测量了NMRE、情境性应对、抑郁和躯体症状，两次测量的NMRE的水平变化和抑郁水平的变化相关。那些报告在调节消极情绪能力上更有信心的被试，同时报告更低水平的抑郁。Cantanzaro等（1999）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了随着时间变化NMRE对应对和症状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表明NMRE对于4-6周后的抑郁、焦虑症状的预测作用独立于应对特质倾向和乐观、悲观特质。
对于NMRE的作用机制，Krisch（1985）指出，除非个体相信所做出的应对是有效的，否则解决问题的尝试可能是无效的。根据反应期待理论，NMRE具有自我确证的作用，它也会在压力相关的应对结果中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高NMRE的被试相信“如果努力能使自己感觉好一些，我真的会好一些”，当这些个体通过一些应对行为来缓解不安，最终收到良好的改善效果不仅直接源于积极的应对，还包括对于应对行为的信心-NMRE的作用。即，心境的改善不仅依靠不断地使用有效的应对策略，还要依赖于对这些策略有效性的信念。反之，如果个体不相信自己的应对策略是有效的，那么应对的效果很可能是不良的。多项研究支持这一结果。Krisch等（1990）研究NMRE、压力应对和症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NMRE之后，积极应对和抑郁症状正相关。Brashares和Catanzaro（1994）研究NMRE和应对反应在家庭中有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子女们中的作用时，结果也表明积极应对策略和抑郁症状之间的正相关。他们认为，在压力源不可控制的情况下，一般与症状负相关的积极应对策略的作用可能被削弱。患者子女对控制病情的应对往往证明是无效的，这让他们报告更多的抑郁症状和自我责备。这也说明应对策略是否有效还依赖于应激源的性质。针对这种积极应对反而和不良的症状正相关的现象，Krisch认为有两种可能，首先，对于应对策略缺乏信心，会导致个体从事更多种类的应对。但是由于对多种应对策略的不够专注从而应对结果也不尽人意。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即使个体能够成功挑战生活事件，除非他们相信是自己的应对行为使自己感觉好一点，否则他们的恶劣心境会持续下去。
（二）消极情绪调节期待与抑郁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抑郁是指个体持久的、相对稳定的愉的缺乏。研究表明抑郁高分组往往比低分组体验到更多的羞愧、悲伤、自我敌意等负性情绪，缺少快乐和兴趣。Gross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状较严重的个体较多地使用表达抑制的调节策略。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抑郁高分组对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的感受性及调节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在感受负性情绪时较多地沉浸于负性情绪之中，在调节方式上更多地采取增强型调节和宣泄。不适当的情绪调节方式很可能是加重抑郁的重要原因。
消极情绪调节期待方面的研究发现，抑郁组和正常组的NMRE得分有显著的差异，NMRE对于抑郁和焦虑以及身体症状有预测作用，高NMRE和积极的心境、更少的躯体症状、更少的焦虑特质相关。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NMRE对于缓解抑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交互作用：抑郁的个体更多地关注情绪的消极方面，采取更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情绪状况的恶化导致个体调节情绪的期待水平进一步下降，促使个体更加消极的对待自己的情绪状况，从而陷入抑郁的状态之中不能自拔。而具有较高水平NMRE的个体可以在产生消极情绪后，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一定认知或者行为方式缓解消极情绪状态，从而更快的从消极情绪中恢复过来。因此，NMRE水平的差异很可能是导致个体情感修复差异的重要因素。国内外的研究均发现，高NMRE的个体有较强的消极情感恢复能力，他们认为自己会成功的从消极情感中恢复，并倾向于恢复激活的活力。并且高NMRE的个体在诱导进入消极情绪的条件下，会产生积极的认知来调整自己，产生情绪不一致的记忆效应，而低NMRF的个体则会产生和情绪一致的认知。（Smith&Petty，1995；Rusting&Dehart，2000）
NMRE对于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作用机制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首先，作为反应期待，他们是自我确证的。研究者发现NMRE对抑郁症状的作用独立于应对反应，相信自己能够缓解消极的心境能够减少不良的影响。其次，NMRE通过应对反应的调节作用间接影响情绪。高NMRE能够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对健康有益的积极应对。
NMRF作为一种反应期待，其本身的自我确证效应可以通过情绪对记忆的影响来理解。首先，NMRE可以看作是与积极情绪结果相关的认知偏向。Tulving提出的特异性编码原则认为“存储的内容取决于感知的内容，取决于编码的方式，同样，存储的内容决定了哪些提取存储内容的线索更有效”。NMRE作为一种认知偏向会导致记忆内容更多的存储和提取相应性质的信息，高NMRE的个体更可能存储和提取积极的信息。
其次，根据Bower的记忆网络工作模型，NMRE可以通过一些节点来表征，这些节点与积极应对行为、成功调节情绪的记忆、与积极情绪有关的节点相联系。这些网络节点激活的同时可以抑制与消极情绪有关的网络节点的活动，因此在消极状态下，高NMRE提供了更多的记忆中的积极内容来促进情感恢复，使他们在消极状态中更容易找到积极的内容。
第三，根据资源分配模型，消极情感会消耗资源来限制认知操作（如记忆），由此导致很多人无法克服白己的消极情感体验。经验证，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高NMRE的个体有更多的积极体验和应对努力被激活，具有更多获得情绪调节策略的通道和机会，即产生与消极情绪不一致信息的过程需要更少的认知资源。同时，高NMRE的个体有更多可用的认知资源来执行一个给定的恢复策略。例如，当要求个体来积极的评价一个消极的事件时，那些高NMRE的人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有效的做事方法上，会更多的看到消极事件的积极方面。
四、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研究的趋势与展望（一）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国内外研究趋势1.NMRE测量工具的跨文化发展。测量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测量工具NMR-Scale已开发20多年，有关NMRE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测量工具也得到了跨文化的检验。
首先，通过更加复杂、准确的测量方法验证NMRE量表的测量学特征。Meams等（2009）运用多方法多特质矩阵研究量表的效度，Catanzaro等（200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NMRE对抑郁和焦虑的作用机制，并运用建构模型的方式探索NMRE和其他人格构念（乐观、悲观）的差异性。也有研究者运用实验的方法确定NMRE和记忆、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Backen―strass等在德国使用NMR-Scale量表，并验证了其信度和效度。与大五人格量表的相关表明，NMRE和神经质显著负相关和外向性显著正相关，和其余三个维度不相关。德文版的NMRE量表同样具有较好的增量效度。德国的抑郁组和正常组在NMRE水平上也显示出了显著的差异。与情感调节策略的相关表明，NMRE和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压抑负相关，与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与羞愧、罪责感显著负相关，这些研究结果与英文版的结果相吻合。Eriko Self等翻译并修订了日文版的NMRE量表（NMR -J），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的差异，日文版的量表删除了6条原始题目，增加了与情绪调节相关的社会义务和社会关系的14条题目，最后构成40题的日文版NMR -J量表，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效度分析表明NMRE和社会期待、应对显著相关，和躯体症状、抑郁、焦虑、自我伤害呈显著负相关，并且在社会期望和自我伤害两个变量中存在性别差异。另外日文版量表在不同年龄群体中验证了其信效度（ Kono&Mearns，2013）。
2.NMRE研究领域的拓展。随着NMRE理论的成熟，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对于教师、警察、护士等高职业压力群体的职业倦怠感的研究都表明，NMRE具有缓冲职业倦怠和职业压力的作用，高水平NMRE往往预示着低水平的抑郁和苦恼水平，而低水平的NMRE可能会增加个体的工作压力易感性。另外，对于学生学业成绩、运动员赛场表现方面的研究表明：NMRE的水平会和焦虑产生交互作用来影响考试和赛场表现。
3.NMRE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国内关于NMRE的研究开展得较晚，并且缺少专门的针对本土的测量工具。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NMRE理论。郝建春、赵海涛、周耀红等在研究中都借鉴了NMRE理论，或者直接使用NMR-Scale量表。李改（2008）以情绪诱发后测得的情绪分数为协变量，考察消极条件下情绪增加者与减少者的情绪变化分数与NMRE之间的偏相关，结果发现NMRE与消极情绪减少者的分数变化呈显著负相关，即高NMRE个体消极情绪减少得更快。她的研究中对NMR-Scale进行了简单的翻译和修订，不仅没有增加本土化项目，且在统计之后删除10个项目，获得积极预期和消极预期两因子结构，得出了与原版量表不一致的结构。王国芳与Meams教授合作（王国芳等，2014），采取NMRE量表日文版的修订模式在大陆进行本土化修订。取得了和原量表相似的结果。NMRE中文版量表（简称NMR -C）有32个题目，在大学生群体中测得a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81。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为单维结构。NMRE与抑郁、状态焦虑、回避应对、内外控中的有势力他人和机遇得分均呈显著负相关，而与问题解决应对、情感应对及内控性、社会期望得分呈正相关。王国芳、韩鹏、杨晓辉（2014）将NMR -C用于监狱警察群体，获得的a系数为0.88，表明角色压力会降低监狱警察工作投入，NMRE和前摄应对能够提高工作投入，前摄应对部分中介NMRE对工作投入的作用。
（二）消极青绪调节期待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内学者对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拓展消极情绪调节期待的研究领域和范围。探讨NMRE和其他一些消极情绪的关系，比如内疚、羞愧，厌恶、轻蔑、愤怒等。检验NMRE和其他行为方式（如拖延）或人格特质（灾难化、完美主义）的关系或交互作用方式。确定NMRE和哪些消极情绪、症状或消极行为相关，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NMRE的适用性和应用前景。其次，探讨NMRE发挥作用时的生理机制。Ly-vers等（2010）在研究NMRE和酗酒以及额叶相关功能行为的关系时发现，NMRE和自评的额叶系统行为量表（Frontal Systems Behavior Scale，FrSBe）的三个表示额叶功能障碍的指标冷漠、去抑制和执行功能障碍负相关，并且和抑郁一焦虑压力量表（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DASS）测量的三种消极情绪负相关。研究结果支持了NMRE是额叶的功能。NMRE部分调节了额叶对压力和抑郁的作用。结果也表明额叶机能失调对焦虑的作用机制及对抑郁和压力的作用机制是不一样的。但上述结果还缺少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及数据的支持。再次，更多研究应致力于讨论NMRE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高个体的NMRE水平。NMRE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个体的NMRE水平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最后，NMRE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和生态化，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报告法。可以采取横向研究和追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自我评价结合社会评价，实验室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等等，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全面地考察NMRE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参考文献：
李改，2008：情绪反应的动力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国芳、杨晓辉，MEARNS Jack，2014：消极情绪调节期待量表中文版测评大学生样本的效度和信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第11期，第875 - 879页。
王国芳、韩鹏、杨晓辉，2014：监狱警察角色压力和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对工作投入的影响：前摄应对的中介作川。《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12期，第1095 - 1098页。
Backenstrass， M.，K.Joest&N.Gehrig， et al. ，2010，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 26（1），pp. 28 - 38.
Brashares，H.J.&S.J.Catanzaro，1994，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coping responses， depression， andsense of burden in female caregivers of Alzheimer's patients"，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vol. 182（8）.pp. 437 -442.
Catanzaro，S.J.&G.C.reenwood，1994， "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coping， and dysphoria a―mong 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01. 41（1） ，pp. 34 - 44.
Catanzaro，S.J.&J.Meams，1990， "Measuring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Initial scal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 54（3），pp. 546 - 563.
Catan7.aro，S.J.&J.Mearns，1999，“Mood-related expectancy，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coping behavior"，in1.Kirsch（ ed.），How Expectancies Shape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p.6791.
Catanzaro，S.J.，H.H.Wasch&I.Kirsch， et al. ，2000，“Coping-related expectanaes and dispositions as pro-spective predictors（）{coping responses and symptoms"，Joul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8（4），pp. 757 - 788.
Cohen，I..M.，D.E.Mcchargue&H.E.R.Morre11，2007，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distraction and engagement in pleasurable activities among college smoke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3（8），pp. 1969 - 1979.
Kirsch，I.，J.Mearns & S.J.Catanzaro，1990， "Mood-regulation expectancies as determinants of clysphoria in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37（3），pp. 306 -312.
Kirsch，I.，1985， "Response expectancy as a determinant of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American P3'ychologist，vol.40（11）， pp. 1189 - 1202.
Lyvers，M.，F.A.Thorberg&A.Ellul， et al. ，2010，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frontal Iobe re- lated behaviors and alcohol use" ，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vol. 48（3） ， pp. 332 - 337.
Meams， J. ，1991， "Coping with a breakup：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and depress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togy， vol. 60（2） ， pp. 327 - 334.
Meams， J. ， E. Patchett & S. J. Catanzaro，2009，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validation of the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Scale" ，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vol. 34， pp. 910 -913.
Kono， K. & J. Mearns，2013， "Distress of Japanes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orrelations with age of parent and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expectancies" ，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vol. 55（4） ， pp. 358- 365.
Olasov， B. & J. Jackson，1987， "Effects of expectancies on women's reports of moods during the menstrual cy- cle" ， Psychosomatic Medicine， vol. 49， pp. 65 -78.
大学生情绪调节论文篇13
人类行为的动力本源，一直是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在心理学中，“动力”(dynamic)一词往往含有力、能量、活动等意义，包括所有决定有机体行为的潜在因素。近年来，心理的动力观点和动机研究已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共同取向。情绪的动力性描述了情绪的指向性、稳定性，情绪体验的强度、频率、发动时间、持续时间，情绪恢复和坚持等方面的动力特征。Davidson(1998)提出了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概念，认为可以将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特点作为理解情绪反应及倾向性心境(dispositional mood)的个体差异的一个途径。目前，对情绪反应过程中时间特征的研究，已成为情绪心理学、精神病理学、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热衷探讨的课题。
1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内涵与外延
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the temporal dynamicsofaffective responding)，又称为“情绪计时(affectivechronometry)”，指的是情绪反应在时间方面的动力性质。它反映了情绪反应的时间过程特点，体现在情绪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情绪的持续时间和恢复时间、情绪变化的速度等时间参数上。例如，有些人的情绪反应易唤起，产生得快，而有些人的情绪不易唤起，产生得慢；有些人的情绪易恢复到平静状态，而有些人不容易恢复到平静状态。这些现象反映了个体情绪反应时间上的动力性差异。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是情感风格、情绪调节、情绪恢复等内容的重要特征。
1．1 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与情感风格
人类情绪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于同样的情绪刺激或挑战，不同个体在情绪反应的性质、强度、持续时间等方面是不同的。Davidson(2003)用情感风格(affective style)来解释情绪反应性不同参数中的广泛的个体差异，并将情感风格定义为情绪反应性(emotional reactivity)与情感性应答(affectiveresponding)的特定效价特征(valence-specificfeatures)。情感风格描述的是情绪反应以及情绪调节过程中个体表现出的一贯的差异，既体现了个体情绪情感反应的特定效价特征的不同，又体现了个体稳定性心境、情绪相关的认知加工和调节过程的不同。情感风格包括下列参数：紧张水平、反应阈限、反应峰值或振幅、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恢复时间等。Davidson认为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反应的持续时间、恢复时间等参数反映了情绪的时间动力性。
1．2 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与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能力的差异是情绪系统差异的重要体现，是情感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分，也是影响情绪时间动力性的因素之一。情绪调节(emotionregulation)涉及对情绪的潜伏期、发生时间、持续时间、行为表达、心理体验、生理反应等内容的改变，是一个动态过程。Thompson(1994)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尤其是它们的强度和时间特征)的内在与外在过程。Eisenberg等人(2004)认为，情绪调节是指“发动、避免、抑制、维持或调整内在感受状态的发生、形式、强度或持续时间、与情绪相关的生理过程、与情绪相关的目标以及情绪的行为伴生物的过程，通常服务于完成个体的目标”。Thompson(1990)曾指出，情绪在两个方面是可以被调节的，一是情绪类型，即反映主要心境特点的具体情绪(如快乐、悲伤等)；二是情绪的动力性，表现在情绪的强度、范围、稳定性、潜伏性、发动时间、恢复和坚持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情绪反应时间参数的调节是情绪调节的一个目标。
延长积极情绪的持续时间或增强积极情绪的强度、缩短消极情绪的持续时间或降低消极情绪的强度等情绪调节目标，可以通过直接针对情绪本身的各种认知和行为的策略或者通过修正环境来达到。
1．3 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与情绪恢复
情绪恢复(resilience ofemotion)是心理恢复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的主要方面，是影响情绪时间动力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情绪恢复性是指个体面对负性情绪刺激时能够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或者能够从消极情绪反应中迅速恢复到积极情绪状态的特性。情绪恢复性不保证个体不体验负性情绪，而是保证个体能够从负性情绪体验中很快恢复，尽快回到积极的情绪状态。例如，有的个体容易受到负性情绪刺激的感染而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一旦产生又不容易从负性情绪中摆脱出来，为负性情绪所困扰，表现出差的情绪恢复性；而有的个体不容易受到负性情绪刺激的感染，即使产生了负性情绪也容易从中解脱出来，表现出强的情绪恢复性。
研究表明，积极情绪是心理恢复性中的一个积极成分；心理恢复性越高，个体消极情绪的持续时间就越短。也就是说，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情境时，积极情绪能够帮助其较快地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因此，如果个体在遭遇消极情绪情境时，通过情绪调节策略提高积极情绪体验，就可以缓冲消极情绪所带来的压力，使个体尽快从消极情绪体验中恢复到正常水平。
1．4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参数
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包括情绪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the rise time to the peak of the response)、反应的恢复函数(the recovery function of theresponse)、反应的持续时间(the duration of theresponse)、恢复时间(recovery time)等时间参数。情绪反应峰值出现的早晚、反应的持续时间、恢复时间的不同可能包含了重要的个体差异信息。
在特定的反应系统中，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存在个体差异。例如，一些个体情绪反应峰值快速出现，而另一些个体出现得较慢；一些个体情绪反应恢复较快，而另一些个体恢复缓慢。在不同的反应系统中，同一个体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情况可能是有差异的。例如，一些个体可能在表达行为上快速恢复，而在特定的与自主神经有关的通道恢复缓慢。这种分离的潜在重要性还没有被系统检验。对影响这些个体差异的因素，研究者知之甚少，尚需进一步探讨。这些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的个体
差异，对特定的情绪反应系统是具有特异性还是具有跨情绪的普遍性(例如，恐惧之后的心率恢复与厌恶之后的心率恢复是相似的还是各有特点的)，这些不同的参数是情绪反应的正交特征还是相关特征，这些问题都需要实证研究来回答。
2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理论
2．1 情感风格理论
Davidson(1998)将情感风格中有关时间的参数如反应峰值出现的时间、反应的恢复时间等描述为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他认为，情绪的时间动力性是情感风格的特别重要的特征，情绪反应的时间过程变量在决定精神病理的易感性方面可能起着关键作用。情绪的特定形式以及焦虑障碍，可能与个体不能快速有效地停止某反应或者非正常地过早发动某反应有关。调节消极情绪尤其是缩短消极情绪产生后的持续时间的能力，是情感风格的一个关键成分。前额皮层与杏仁核之间的联结在这种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Davidson等人采用电生理程序、情绪一调控惊跳(emotion-modulated startle)的研究范式，通过在不同的潜伏期，在关键的情绪刺激呈现之前和呈现之后，插入听觉的噪音探测刺激，考察特定效价情绪反应的时间进程，发现前额皮层在调整情绪反应时间尤其是恢复时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2 情感体验多侧面理论
Schimmack等人(2000)提出的情感体验多侧面理论(facets ofaffective experiences)，其中包括对情绪持续时间的论述。Schimmack等人认为特质情感的一般观点太宽泛，于是提出了区分情感相关特质不同侧面的较精练的理论框架。情感体验的侧面框架整合了人格与情绪研究中的最新进展。它区分了情感体验的种类(例如，心境、情绪)、情感体验的性质(如，愉快、不愉快)、情感体验的特征(aspect，如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尤其是，它在框架中提出了以往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时间变量。情感体验的特征之一――持续时间，被界定为情感诱发之后从情感出现到消失的这一段时间。一个人感觉到的情感的时间数量综合了频率与持续时间两个特征而独立于体验的强度。该理论认为，每个侧面都是情感体验的种类、特征与性质的组合。Schimmack等人认为，人们一旦认识到在各个侧面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区分，以前关于愉快特质情感与不愉快特质情感之间关系所得出的不一致结论就会得到澄清。
2．3 积极情绪扩展与构建理论
Fredrickson(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扩展与构建理论(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emotions)，关注情绪延续的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初步探讨了情绪恢复的机制。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扩展了个体的瞬时思维一行动系统资源库，这些可利用的资源又可帮助个体构建或积累从身体、智力到社会和心理的资源。通过该机制，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情境时，积极情绪能够帮助其较快地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积极情绪充当了消极情绪延迟效应的“解药”(antidote)，使个体尽快从消极情绪体验中恢复到正常水平。
3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研究现状
3．1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参数研究
现有的文献已揭示在许多情绪参数上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情绪研究者们还很少关注情绪反应时间参数上的特征。自从Davidson提出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概念之后，这种研究状况已有所改善。
研究表明，恐怖症个体恐惧出现得快。Larson等人(2006)采用事件相关的fMRI研究范式，以血氧水平(BOLD)为指标评估对恐惧刺激的反应中杏仁核的激活，结果发现，恐怖症个体杏仁核的BOLD反应强烈而短暂，非恐怖症个体杏仁核的BOLD反应较弱但更持久：恐怖症个体相对于非恐怖症个体杏仁核的BOLD反应出现得较快并且到达反应峰值也较快。来自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表明，左半球前额皮层的强烈激活预示着接受消极刺激后的快速恢复。左侧前额皮层基线激活水平比右侧基线激活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从负性情绪或紧张状态中恢复过来。
3．2 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表明，神经质、外倾等人格特质、性别、所采用的情绪恢复策略、情绪恢复过程中的意志努力等因素会影响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目前，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影响因素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者已注意到其研究价值。
3．2．1 人格特质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多种人格特质影响着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例如，外倾和神经质可以预测个体的情绪衰退速度。Shulman等人(2006)、Hemenover(2003)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情绪变化速度上的个体差异，发现外倾者和情绪稳定者表现出积极情绪慢速衰退，消极情绪快速衰退；内倾者和神经质者表现出消极情绪慢速衰退，积极情绪快速衰退。Suls等人(1998)采用每天记日记的研究方法，也发现神经质对消极情绪惯性(inertia，即情绪状态滞留的时间段)有预测作用，预测了消极状态的持续时间。Fredrickson等人(2000)研究发现，高特质敌意预测了愤怒情绪产生后较慢的生理恢复。
3．2．2 性别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影响
性别是情绪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受情绪传染或影响，对消极的情绪材料女性比男性更易反应。现有文献中，关于性别因素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影响的研究数量不多，有待更多的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
Fredrickson等人采用实验法考察积极情绪在消极情绪引起的心血管反应恢复中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心血管唤醒的持续时间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持续时间更长。徐景波等人(1995)采用实验法研究正负性情绪的自主生理反应，发现性别对生理指标的基础值有影响。心率(HR)基值，女性高于男性。指端脉搏容积(FPV)基值，女性低于男性。
3．2．3 情绪调节策略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影响情绪的恢复。Shulman等人考察了消极情绪恢复中不同恢复策略的有效性。被试观看消极情绪录像并报告他们的情绪，然后完成5分钟的写作任务。在积极重评、分心恢复策略、两种控制条件(保持关注和想法列举)这4种实验条件下，分心是最有效的恢复策略。在分心条件下，神经质预测了情绪恢复效力，神经质程度最低的个体表现出消极情绪最大程度的下降。在任何一种条件下，外倾都没有预测恢复能力。Nolen-Hoeksema等人(1993)研究发现，沉思反应方式能够延长抑郁情绪。
3．2．4 意志努力对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影响
神经质者和内倾者可能不会尽全力来恢复其消极情绪，因为他们相信那些努力将是无效的，
他们在消极情绪调节预期上是低的。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修复坏情绪的信念。Hemenover研究发现，消极情绪调节预期高的个体表现出积极情绪慢速衰退，消极情绪快速衰退；消极情绪调节预期低的个体表现出消极情绪慢速衰退，积极情绪快速衰退。
4 总结与研究展望
情绪反应的时间特性对人类的适应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研究表明，频繁的、强烈的消极情绪唤醒，可损害心血管系统，削弱免疫功能，增加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唤醒的持续时间似乎是一个关键参数，因为强烈的、频繁的消极情绪可能不是有害的，只要它们持续时间较短，甚至有利于生理韧性。因此，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研究对临床、医学、身心健康等应用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研究，可加深对情绪反应时间这一重要变量的认识，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情绪理论。
综观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本文提出几点展望：
第一，现有的研究往往只考察情绪反应时间动力性的某一个参数，比如只考察情绪的恢复时间，或者单纯考察情绪恢复的速度。综合考察反应峰值出现时间的早晚、情绪恢复的速度、情绪的持续时间等多个参数，能够更综合地说明情绪反应的时间动力性特点，这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