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1
本文对指标的数据处理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设有P个指标X1,X2,X3,……xp,反映了观察对象的个别特性(样本值),表现为P维的向量,并用矩阵表示。在已知数据矩阵X中,需要通过建立反映P个指标(X1,X2,X3……xp)的线性函数,才能恰当地反映P个变量在N个样本上的差异。用这个线性函数算出的指标值,即为矩阵X中N个变量的主要成分。其计算过程为:
(1)求出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
(2)求V的最大特征根λ和相应的特征向量α,于是,a1x1+a2x2+…apxp(即aTx)。就是分析所需要的主成分分量;
(3)用主成分来反映P个变量变化的程度,即用最大特征根λ和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之比表示。其中,P个变量总的变化状况是各个变量方差之和,即为变量P的方差,i=,l2,…,P),则主成分对各个变量的反映程度为。这个比值称为主成分atx的贡献率,其比率越大就表明aTx的“综合性”越强。
对样本的协方差矩阵V的计算的特征方程va=λa具有多个解,因此除了算出最大特征值外,还需要计算其它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为此,需要对协方差矩阵V的P个特征根按大小排序,即λ1≥λ2≥…pn≥0。由于V为非负定值,其相应的特征向量用r1,r2,…rp表示,于是有:vri=λiri,i=1,2,…,p,且riri=1,rirj=0(i≠,j,ij=1,2,…p),则:
I
另则y1,y2,…yp是互不相关的,且yi的方差是λi,并从根与系数的关系得到:
这表示y1,y2,…yp的全部方差正好是原始指标变量r1,r2,…rp的全部方差,所以,y1,y2,…yp解为r1,r2,…rp的主成分分量。由于y1,y2,…yp的前几个分量集中了r1,r2,…rp方差的80%或90%以上,所以,只需讨论少数几个主成分就可以得出原始指标值。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如果第一主成分综合因子所反映的变量变化程度足够大,则可用ri的多个分量作为系数,从而得到综合评价因子y,即:
y=r11x1+r12x2+r1pxp
其中,r1=(r11x12,…r1p)T,以此算出各个样本的y值,再按照y值的大小对样本做出评价的排序。如果第一主成分分量方差的比例(即贡献率)不是足够大,需要个别分量加总才能占到足够大比例(85%以上),就要考虑采用因子分析法。
三、西部各地区综合实力评价
根据原始数据,论文首先利用SPSS10·0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具有同一性,故计算出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其次,以此为依据得出综合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并按照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90%的原则确定公因子个数。
第三,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25次旋转)得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用于分析综合因子所反映的投资环境信息。最后,用回归法计算出西部各省级区域综合因子得分值。令各省级区域综合得分为F,Fi=∑fij·Rij其中,fij为第i省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得分,Rij为第i级区域第j项综合因子的权重。依据计算结果,对各省级区域投资环境得分排序并进行综合评价(如表1)。
根据表1所列数据,从因子分析法提取的公因子来看,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一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量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都在30%左右,其中突出因素为人力资源、经济总量、金融和交通运输等;二是人均社会经济水平,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6%左右,其中以经济结构、城市化、信息化、卫生医疗条件尤为突出;三是人居环境,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在15%左右,其中影响较为突出的是城市公共设施、居住条件和收入水平。以上三项综合因子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达到50%以上。
再以表1所列数据作为投资环境现状评估的基础,可以得出以下评价:
(1)西部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是四川省,以后依次排序为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和贵州。
(2)西部各省级区域的得分都不高,只有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得分值大于0。这说明西部的投资环境整体状况不理想。
(3)西部各省级区域间的投资环境状况差异较大。如排在第一位的四川(0·73121)与排在靠后的贵州(-0·56648)得分差距达到了12倍。
(4)从综合得分与因子之间的关系看,排名前列的四川、陕西、新疆、云南、广西,重庆在社会经济总体状况,人均水平和人均环境等方面得分较高。而其他地区得分较低则是由于上述因子的得分较低所导致。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一类区域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在于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
川陕两省投资环境成为西部一类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省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总体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是最为主要的原因(见图1)。
而川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关键是人力资源丰富,尤其是高校在成都和西安的集中度较高,显示出强劲的科技实力,劳动生产率高,工业化速度快。从上面可以看出,1997~2003年期间,西部的川渝与陕西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工业发展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川渝的工业增长速度不及陕西,但从工业潜力来看,重庆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5·9%,远远高于陕西8·2%的水平。四川新产品总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14·7%,也高于陕西省的水平,说明川渝经济创新能力在西部首屈一指。
投资环境决定经济效率,因此,西部深度开发,需要培育以川渝和陕西为中心的西南、西北经济增长极,走工业快速发展之路。四川资源丰富、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科技实力雄厚,因此,可以通过传统产业、资源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工业化进程;陕西历史文化悠久,科研实力雄厚,因此,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等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而一个区域产业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资本能否有金融资本的强力支持。研究表明,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资本是技术与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金融是区域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因此,西部投资环境改善的最关键环节之一,是建立西部金融中心。笔者认为,迄今为止,西部区域开发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融资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节奏不相吻合。因此,西部开发离不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而西安与成都,尤其是成都是西部金融环境最好的城市。2003年末成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240·8亿元,增长23·1%。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587·9亿元,增长19·2%。个人消费贷款余额328·2亿元,增加96·6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64·2亿元,增加68·4亿元。全年金融机构现金收入6781·7亿元,现金支出6658·2亿元,现金净回笼123·5亿元。证券市场继续发展。2003年推荐1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在证券市场融资6·6亿元。年末有证券营业部91家,全年证券成交额2263亿元,比上年增长35·7%。保险业务发展迅速。全年保费收入62·5亿元,比上年增长41·8%。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19·3亿元,增长41·8%;人身险保费收入43·2亿元,增长41·8%。各类保险赔偿与给付支出12·8亿元,增长5%。其中,财产险赔付支出7·3亿元,人身险赔付支出5·5亿元,分别增长7·4%和2·1%。年末全市共有保险公司15家。另据统计,2003年,存贷款差额,四川占全国的比重为18%,四川的融资能力主要集中于成都。因此,成都要担当建立西部现代金融中心的重任,为改善西部投资环境,促进西部深度开发服务。
(二)二三类区域投资环境改善的关键在于采用差异性策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如前所述,一个区域投资环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既受投资环境的制约,其本身又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基础,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西部改善投资环境,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至关重要。
首先,新疆、云南、广西、内蒙古四省区需要坚持“以开放促进开发”的发展战略。因为四省区均为边疆地区,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有地缘优势。因此,四省区要以开放为突破口,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以发展促边贸,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形成多元化投资体系,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另外,政府投资重点应着力于建设中心城市,提高城市化和工业化整体水平;并在城市基础设施,对外口岸建设,农村结构调整,科技和教育,以及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其次,重庆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需要通过“一体化战略”改善投资环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呈加速趋势。我国东部正在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湾”等“经济板块”。但迄今为止,西部一体化进程十分缓慢,显然,如果呈现东部“经济板块”与西部“散兵游勇”之间的竞争,东西差距不但不能缩小,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西部一体化进程的“示范区域”主要依赖于川渝。因为其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可以互补。另外,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其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了主城区的规模扩张,且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源的贫乏更是成为其发展的短板。重庆虽受益于直辖建市的政策优惠,在主城区改造、基础结构和交通运输等方面走在了西部大城市的前列,但如果不解决好主城区扩容的方向和发展模式,不处理好二元结构和邻近大
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就难于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因此,重庆的发展不能不与四川合作,这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形成以成渝为核心的川渝经济区,是日后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重庆投资环境改善的重点区域应是与四川紧邻的“渝西经济走廊”,这也是川渝合作的重点区域所在。
最后,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改善投资环境路径需要政府推动。甘肃、宁夏、青海、贵州是西部最落后的区域。四省区突出的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都很低,且自然环境条件较差,投资环境的改善十分困难。如果完全依赖“自救”,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也就是说,由于西部三类地区经济落后、产业竞争力弱、人才外流严重、科技不发达,基础设施差,需要国家“推动”其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国家要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大资金,促进其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其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郭利平,2001:西部十一省(市,自治区)经济实力评价,《经济地理》第5期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2
2投资环境创新。提高比较优势，加速产业集群发展
与中部六省的其他省相比，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等，但在全国范围来看，中部六省的投资环境水平总体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其中河南、湖南、湖北属中偏上水平，山西、安徽、江西属中偏下水平，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是中部六省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湖北省只有突破投资环境限制的瓶颈，努力进行投资环境的创新，提高其比较优势，才能在在中部六省中脱颖而出。
投资环境的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般情况下，投资主体行为的产生主要基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两方面的考虑，其中成本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交易成本则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市场因索则包括市场的规模、市场的集中度以及市场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显然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以及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投资主体选择的理想对象。
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初步发展正满足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来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加速了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的汇聚，降低了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同时产业集群通过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所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资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能有效带动区域产业规模的扩张。规模扩张优势远优于单个企业，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目前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人才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人才流失严重。湖北省作为中部腹地和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省份，全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是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科技实力比较雄厚，但是由于没有好的人才机制，高端人才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作用，更多的则是流失到沿海等发达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2)政府职能缺失，服务水平不高，法治建设有待完善。尽管湖北省的软环境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但与投资环境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缺乏整合完善，同时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互相协调，直接导致行政审批的繁琐、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责任等现象时有发生。(3)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自然资源浪费严重。在中部六省中，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土地资源、水电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等优势，但是普遍存在资源合理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4)区域形象不佳，诚信度有待提高。全民信用意识淡化，企业信用水平较差，由于信用欠缺，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湖北区域信用环境的建设。
3产业集群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投资环境创新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是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就促使了大批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产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和主要力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利于节约成本，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有利于开拓市场，有利于规模扩张。而由竞争优势带来的利润前景，会进一步吸引资金、人才，形成良性循环。能否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此，湖北应做好规划，明确支持重点，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形成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推动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结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产业优势来看，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已经逐渐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以及船舶制造业等，同时还有一些拥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工业激光业、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业等。这些产业通过逐渐的数量积聚和质量提高，已经形成了大量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目前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产业关联度偏低，缺乏专业协作。各城市产业有趋同的弱势，特色不明显，缺乏合理的分工和互补性。同时上、下游产业配套和协作不够密切，未能形成较好的互补性较强产业链，使产业集群未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乘数效应的作用。例如：湖北省的襄樊市和十堰市，汽车零部件企业存在集中度相对较低、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营销能力弱的问题，这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形成产业链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能力低。湖北省的制造业虽有一定程度的集群效应，但是整体的科技产出率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的科研转化率低。(3)品牌优势不明显，整体实力不强。
4促进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对策
针对以上进行的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机制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提出以下战略对策：(1)政府要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的作用，做好相关的协调服务工作，要增强服务投资者的意识，提高服务质量。(2)要下大力气发挥科教优势，推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营造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3)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4)通过对外宣传以及积极的自身完善，为区域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5)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提高加工深度和调整产品结构来改善经济效益和增强产业素质，进一步巩固工业基础。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3
近年来,西安市投融资体制建设取得很大成效,各级政府已先后成立城建类投融资平台26个。其中,市级4个(主要包括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城市改造建设有限公司和西安市投资公司),区县级平台14个、“四区两基地一港”8个。在市级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西安市各区县及“四区两基地一港”共组建成立政府融资平台22个,并已陆续为本区县城建、环境综合治理、新农村建设等开展融资工作。截止2009年6月,西安市各融资平台与开发银行签订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中小企业贷款、社区小额贷款等领域的贷款合同78项,合同总金额395.91亿元,到位资金187.46亿元。
西安市各政府融资平台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为城市建设、公共交通发展、以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筹集了大量建设资金,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使西安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西安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财政收入规模较小,财政投入不足
西安市财政收入总量偏小,且增长速度远低于城市发展的投资增速,特别是在前些年国家稳健的财政政策取向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上级财政专项拨款和国债等预算投资所占投资资金比重不断下降,导致西安财政资金供给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面临较大缺口。目前,西安市财政收入大抵只能保证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无力向城市建设发展投入大量资金,是典型的吃饭财政。2008年,西安市财政收入145.61亿元,财政支出226.99亿元。理论上讲,是入不敷出。这种情况下,财政基本上是无力对城市建设进行大量投资。
2.融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银行投资
从目前各个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情况看,多数平台公司仅仅实现了银行贷款的承接功能,而且多是只承接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贷款,而与国家开发银行以外的其他银行机构的合作不够多、联系不紧密,限制了融资平台公司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因此,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背景下,西安市固定资产投资中,平均21%的比例直接来源自银行贷款,在企业自筹资金中,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达70-80%.总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中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贷款的比例超过60%。
3.融资平台规模小,融资能力较弱
西安市融资平台数量较多,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融资能力较弱,因此融资能力较弱。
4.融资平台以“融资”为主,“投资”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目前,西安市融资平台一般主要依托于政府信用,贷款的还款责任主要由各级政府来负担,未来还贷压力较大,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
二、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的建议
当前,西安市的投融资状况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特征是靠银行贷款,靠土地盘活,用这种方式转化资产,变成投入。这是一个“输血”的过程,本身很难实现自我平衡。因此,借鉴建议由以下方面加快西安投融资体制建设。
1.整合资源,加快专业性集团融资平台建设
从目前全国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运作搞城市建设,缺乏持续的资本注入机制和动态平衡的债务偿还机制,被称为只有输血功能的平台,这是最低层次的平台。二是建立具有引血和输血功能的两个机制和平台,实现项目平衡操作,这是属于第二个层次。三是建立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城投体制和机制,介入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上市、并购操作,这个平台不仅输血功能,而且还具有引血和造血功能,是具有血液循环功能的平台,可成为西安投融资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样本。
为此,以外地投融资平台建设的经验,对西安市各类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政府注资、划拨资产、增值收益返还等增信方式,推动现有的四个市级投融资平台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现金流建设和信用建设,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集团性融资平台。要将现有的投融资平台,打造成为强有力的龙头企业,使之成为按照市场机制经营资产、运作资本、筹集资金的平台,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投资融资和项目市场化运作的平台。并且要通过平台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城市的实力、活力、竞争力。
2.创新机制,实现投融资平台的“造血”功能
首先,要将城市基础设施“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区别的“有偿使用”,将城市资产由政府“独家管理”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其次,要将城市建设“筹钱开发”转变为“借力开发”,实现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监管法制化。
再次,要改变财政投入方式,积极推行财政资金的拨改投。坚持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搭建平台、盘活存量、创造环境,积极将原来直接投入项目转向为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金,即拨改投。
3.不断探索,切实提高融资工作成效
一方面积极推行融资顾问行、中介顾问制度,引导各金融机构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投融资平台包装项目、进行财务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把握好贷款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要积极推进多元化融资。融资渠道单一是影响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在充分利用好银行信贷资金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和项目通过试借壳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以及商业信用、留存收益再投资、租赁融资、信托融资、结汇、出口退税、风险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实现产权换资产、以市场换资金、以资金换项目、以存量换增量、以政策换投入的市场机制,加快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循环速度,增强地方经济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邹晓云.“农地”如何入市[J].财经,2010,(1):93-93.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4
中国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资第二大国。今天的世界，一方面是存在着巨额资金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依然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各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又处于激烈的吸引资金的竞争中。这样，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就成为备受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从我国地区来看，东中部地区投资快于西部地区，地区不平衡矛盾有所加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还无法和沿海相比。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物质条件，投资者是不可能到一个能源供应短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进行投资的。例如，在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传统产业中的五成、高科技产业中的八成是加工装配出口型的，一定要在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这是一个制约因素。
今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谈到西部投资提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国债投资对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是逐年加大的。以国债投资为例，2000、2001、2002和去年，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22%、41%、42%和43%。去年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确实比东部地区要慢一些，不是因为西部地区投资增长慢了，而是因为东部地区增长得更快。由于东部地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较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的投入更多地流向东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盛九元指出：随着祖国大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台商投资方向也将逐渐向大陆中西部进发，2005年可望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台商进入西部地区发展将在大陆广阔的内销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行销渠道。这是推动台商投资中西部的最大动力。另外，西部地区的西安等城市拥有非常雄厚的科研实力。把台湾企业行销能力和生产能力与当地雄厚的基础研发能力结合，使中国大陆成为市场进入标准的制定者，将为台商进入内地带来可观的利益。
所以，首先要改善西部的投资硬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综合全面的市场体系，为投资者提供广泛的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渠道。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设施系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国家还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也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创造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努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多种途径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简而言之，今后要双管齐下，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广开资金道，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但是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一状况会有较快的改善。
2、进一步完善"软环境"建设
"软环境"是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政策、法规、文化社会风俗、优惠政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三年以来，中国西部各地在转变观念、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让投资者尴尬、使项目搁浅的事件仍屡见不鲜。西部大开发是与改革同步进行的，必然要与旧的思想观念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发生直接碰撞。大开发实际上是对旧秩序的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中国西部大开发须先“软开发”。
有投资商感叹，在西部跑不审批不仅要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要“车跑烂，腿跑断”。政府太过强大而市场功能有限，官员地位膨胀而企业及企业家缺乏尊严，正是西部地区错乱的综合表现。
“软件”问题：一是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一方面政府办事程序多，一方面背离市场秩序的“潜规则”、“人情规则”等人为因素重，这些均加大了交易成本，滞缓了发展节奏；二是“官”的意识强，权力更多的是与管、卡划等号，而不是服务；三是局部眼光和短期行为普遍存在，或许是因为发展的迫切，对于投资者更多竭泽而渔，却很少放水养鱼。市场机制下的西部大开发，生产要素的流动不是靠政府调拨，也不是靠一个倡导或号令就能“应者云集”。哪里有利润，哪里有效率，资金和人才才会流向哪里。另外，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出资金缺乏仍是目前制约西部经济发展主要瓶颈之一。西部地区目前在吸引投资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西部地区产业聚集度严重不足，缺乏产业发展的配套能力，这无形中加大了外来企业投资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软环境"建设，我们要做的是：(1)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要有健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健全的外汇市场，健全的资本市场，帮助外商投资企业解决外汇平衡问题。投资环境的差距就是现状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差距，改善投资环境就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习惯、方式。(2)完善法律环境。曾有外国投资者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认为绝对不要把尖端技术带到中国去，这将极大地阻碍我国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保护投资者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我国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需要形成和完善一个尽可能综合的政府监督机制，以及对触犯法律者有效的惩罚手段。我国一定要创造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规范的法律环境。(3)改善政府管理。在原有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政策招商的基础上，我们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透明、稳定、高效的投资环境。简化办事程序，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引资机制。(4)西部地区需建立融资新机制。要吸引外来投资，就必须要优化地方投资环境，完善西部投资机制。投资环境需要适应跨国投资的新形势，努力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因为投资的软环境成为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最后，要使投资软环境、硬环境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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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51-04 收稿日期：2008-03-17
一、引言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和中国税务杂志社2005年9月10日联合的2004年度中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显示：2004年度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为627.77亿元，与2003年的纳税627.65亿元持平，增长率为零。而2004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35.48％，上市公司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40.21％。在其他类型企业纳税额大幅增长的同时，为什么惟独外资企业纳税额增长率为零?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606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而另一项数据反映了更明显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 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 075亿元，不升反降3.5％；但是，据商务部外资快报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4％。一方面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规模却在增长，这是我国的“外商投资悖论”。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真亏损；二是隐瞒利润，形成假亏损。哪一种原因是主要的原因呢?
“外商投资悖论”这一现实经济问题实质上和以下问题相关：外资企业如何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本文拟从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的角度对上面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并采用2003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大陆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但至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若从研究视角分类，可以分为宏观研究视角和微观研究视角。
宏观视角的研究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的影响因素。Tatoglu和Gaister(1998)的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Coughlin(1991)对美国不同州的资本报酬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等因素对跨国投资进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Chen(1996)的研究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结果显示外资偏爱西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与外资的分布无关，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资的分布影响较大。
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外商投资区位分布问题也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工作。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的研究发现，廉价的劳动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邻近的目标市场等是外资企业选址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张长春(2002年)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FDI的年际变动主要受现实的市场规模和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个地区当年和累计FDI主要由各地区经济外向度、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和通信设施状况决定。鲁明泓、潘镇(2002)利用计量分析，选取了8个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劳动力成本，国有企业零售总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占这个地区进口总额的比重，政策变量。鲁明泓(1997)采用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相关因素对该地区外商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回归结果计算该地区的投资环境指数。
微观视角的研究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过程。Dollar等(2003)通过研究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四国制衣行业企业的投资环境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产出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认为投资环境对企业的上述指标有正的影响。Bastos和Nasir(2004)考察了投资环境和企业层面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数据来自在东欧与中亚五个国家进行的服装与食品加工企业投资环境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竞争压力是投资环境中对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关键的因素。
国内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企业。崔新健(2001)首次提出分析FDI决策的微观理论：OL模型，该模型指出影响一个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变量有两组，一组是企业优势；另一组是当地的区位优势，即投资环境。然而，这项研究只进行了理论分析，没有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白重恩等(2004)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中国内地44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对台资企业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的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该项研究只考察了投资环境指数的总体效应，而没有分析各具体区位因素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外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的现实。仲济垠(1998)利用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发现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亏损的比例高于内资企业，而且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出口比例高的利润水平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真亏损；二是隐瞒利润，形成假亏损。国内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隐瞒利润问题。Liu和Xiao(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大中型企业数据库(1995～2002)分析中国企业隐瞒利润的问题，发现隐瞒利润程度从低到高分别是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国有企业、混合型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白重恩等(2004)实证研究的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利润增长效应观点，只对利润隐瞒效应观点提供了部分支持。
三、基于OL模型的理论框架
(一)外商投资决策微观模式――OL模型
20世纪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1980)提出并不断发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完备、被人们广为接受的FDI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代表了FDI理论的发展趋势。OLI范式包容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要素变量，以这三个要素的组合情况判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模式的条件。张汉亚，张长春
(2005)指出：Dunning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时所用的区位，是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所在地的各种因素，与投资环境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针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区位就是投资环境，所以区位优势就是投资环境优势。
崔新健(2001)在OLI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FDI决策的微观理论：OL模型。折衷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决定FDI的三维变量：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之间存在重叠或冲突，三个变量并非属于同层次并列的、性质相同的变量。突破折衷理论缺失的关键在于对内部化变量的恰当定位，因此，崔新健(2001)将内部化变量作为企业的内生变量，以企业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构成了OL模型。OL模型继续沿用了折衷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条件，OL模型表明FDI是由0和L所决定的，两个决定因素对跨国公司的FDI决策同样重要，有时L也会处于关键位置。OL模型保持了与邓宁的OLI范式的内在一致性，它不但没有影响OLI范式的说服力，而且还简化了对问题的分析。
为了分析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区位决策的过程中，投资环境、投资规模、投资效益三者的相互关系，本文拟参考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参见图1)，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设。
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OL模型如图1所示，横轴L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变量，即当地的投资环境；纵轴O表示某个公司的企业变量。U U、U1u1、U2U2表示一个公司在当地投资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即投资的利润率，代表这个公司在当地的投资效益，且u u＜u1u1
企业进行FDI区位决策的内在决定因素如行为方程组所示。在t时刻，企业的FDI规模和结构是由OL结构和企业基于目标G对OL结构的策略反应之间的连续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具体表示式为
FDIt=f(OLt，Gt)
OLt=f(Ot，Lt)
(二)基于OL模型的理论假设
1．投资环境与投资效益的关系
OL模型将区位变量和企业变量对投资效益的决定作用放在了同等位置，和以前的理论相比，强调了区位变量的重要性，突出了投资环境的作用。根据OL模型，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当企业变量O一定时，企业的投资效益取决于投资环境L，投资环境L越好，投资效益也越大。
2．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的关系
随着外资企业在当地投资规模的扩大，其投资效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根据OL模型，同样的FDI规模，由于其结构不同，所实现的收益是不同的，以F2为例，如果采用B、C、D三种投资组合，其投资收益分别为u2、u1和u。现假设原来投资规模为F1，且企业处于最优的投资组合点，即点A，当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规模扩大到F2时，企业的投资效益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1)规模收益递增。企业到达最优的投资组合点，即点B，投资效益由u1上升到u2。然而，在某一特定时刻t，跨国公司所能够投入的O要素是相对稀缺的，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充分利用更多的L要素以实现其特定的收益目标，从而以单项投资收益衡量有可能作出满意选择而非最优选择。因此，由于企业目标的不同，投资收益的变化还可能出现另外两种可能。(2)规模收益不变。企业选择投资组合点c，投资效益还是u1。(3)规模收益递减。企业选择投资组合点D，投资效益由u1下降到u。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本文根据企业投资目标的差异，将外资企业分成两种：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利润获取型投资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适当借助当地资源，拓展在当地乃至全世界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企业期望的利润。资源获取型投资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在当地获取利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母国根本就得不到或只能以高价取得的某些特定资源。
3．研究假设
由OL模型可知，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时，首先根据企业的投资目标，综合考虑某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和企业自身的优势，才决定企业在这个地区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命题。
研究命题1：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有正向影响。
研究命题2：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呈正相关(利润获取型)。
研究命题3：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呈负相关(资源获取型)。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从2000年开始进行大陆地区投资环境及风险调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让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环境进行评分，反映了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环境的主观评价。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投资环境的调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评分采取5分制，得分越高，表示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在该项指标表现越好。每个影响因素的权重由专家打分确定，2003年各项影响因素所占的权重如表1所示。
由于有些省份调查的样本数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样本数大的十六个省份作为样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
投资效益的指标采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资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其计算方法是利润总额除以成本费用总额，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资工业企业员工人数，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投资环境、投资规模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模型1以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主要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和企业投资规模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检验OL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考察企业税负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
模型1：PRO=β1+β2IC+β3LNLAB+β4TAX+ε
PRO：成本费用利润率；IC：投资环境综合得分；LAB：三资企业员工人数；TAX：每元利润缴纳的增值税。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
1．投资环境对三资企业的企业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自变量IC的系数为6.150，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越高，那么这个地区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与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对提高三资工业企业的企业绩效有重要的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与OL模型的结论相一致，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越高，越有利于该地区的三资企业提高企业绩效。正如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观点：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企业(无论是微型企业还是跨国公司)提供了各种机会，激励他们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扩大规模，并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发挥核心作用。投资环境可以影响企业的在当地经营成本、经营风险和进入壁垒，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效益。因此，研究命题1得到验证。
2．外资企业投资规模越大，企业利润率越低
当地三资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与三资企业员工人数呈负相关。自变量lnLAB的系数为-1.33，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效益随着企业在当地投资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这一现象可以由OL模型得到解释，由于企业目标的差异，外资企业的投资可以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利润获取型的企业的投资效益在增加，而资源获取型的企业的投资效益不变或降低。本研究表明，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多数属于资源获取型的企业，其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在当地获取最大利润，而是通过投资获取各种廉价的资源。据一项研究显示，到2001年劳动力寻找型投资在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大体上应该处在70％的水平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附加值较低，因此，虽然一个地区外商投资规模较大，但是其利润率却比较低。因此，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研究命题3得到验证，研究命题2没有得到支持。
(三)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模型1检验了投资环境对投资绩效有正面影响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投资环境中的哪些影响因素对投资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模型2以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以七个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考察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找出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的因素，本文拟采用Backward(向后筛选法)的方式筛选变量。Backward是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不断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直到新建回归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
模型2：PRO=β1+β2LCl+β3 LC2+β3 LC3+β5 LC4+β6LC5+β7 LC6+β8 LCβ7+ε
PRO：成本费用利润率；LC1：自然环境；LC2：基础设施；LC3：公共设施；LC4：社会环境。
LC5：法制环境，LC6：经济环境，LC7：经营环境
回归结果显示，对成本费用利润率具有重要影响的显著变量是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
自变量LC2的系数为6.215，为正值，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自变量LC7的系数为4.282，为正值，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得分和经营环境得分越高，那么这个地区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基础环境得分和经营环境得分与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基础环境和经营环境对提高三资工业企业的企业绩效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企业层面来说，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直接影响三资企业的企业绩效。
(四)运用实证研究结果分析我国的“外商投资悖论”
利用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分析我国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和外资企业利润率下降两者并存的悖论。本文认为。要解释“外商投资悖论”，需要考虑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根据OL模型，按企业目标分类，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这些企业的目标并不是直接在我国获取利润，而是攫取各种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由于初级产品的低附加值性，这些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利润率比较低就很容易理解了；然而，利用在我国获取的廉价资源，这些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必然扩大在我国的投资规模，这个悖论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外资企业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利润下降。有一项调查也支持了上面的结论，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跨国企业避税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约为300亿元，而转让定价实现的避税总额在跨国公司避税总额中约占60％。
当前我国许多地区为了争取外资，过度给予外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降低环保要求，许多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也被引进，所有的本地优质资源都在为外资服务，以廉价方式送给外资，导致本土资源被过度消耗，虽然会产生短时繁荣，但长期看这绝对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我国要制定相应政策，避免过度的优惠政策。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6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到2020年，旅游总收入预计达到36000亿元人民币，旅游业将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而旅游投资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关键所在。目前，我国旅游业投资尚存在结构不合理、决策不科学、投资具有盲目性和短视性以及投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限制了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造成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对我国各地区旅游投资环境的分析和评价不足。旅游投资环境是指围绕投资主体和地点在一定时间、区域内的自然、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环境中诸多因素的有机统一体，对旅游投资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各区域差异较大，因此，准确评价我国各地的旅游投资环境对促进旅游投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投资环境分析与评价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工作相对起步较早，侧重于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国内研究方面，邓宏兵研究了投资与投资环境的关联问题；肖泽炎和李平分别研究了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和优化问题；潘霞等和应望江等则进行了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工作；吴晓春等完成了陕西、辽宁、长三角地区、湖南、江苏、湖北、福建、山西等地区的旅游投资环境评价问题的研究工作。目前国内研究较多侧重投资环境理论性分析，研究范围限于各省行政区划内，从全国范围对各区域旅游投资环境的分析与评价研究相对较少。此外，现有研究工作大都在旅游投资环境评价研究的基础上给出研究区域的分类并进行相关类别(如环境评价级别)的说明，没有与旅游投资空缺分析相结合，导致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直观性和实际指导意义。
本文尝试构建我国旅游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资环境进行定量分析、综合评价以及排序，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区旅游投资现状进行空缺分析，为投资者选择投资区域、受资区域改善旅游投资环境、优化投资政策，最终促进旅游投资健康、快速发展做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旅游投资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
对于旅游投资环境的分析和评价，评价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直接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基于全面性、科学性、差异性、系统性、简单性、可比性、综合性和可量化的原则，选取了经济环境、区位条件、政治环境、产业发展和社会环境5个方面共27个指标，构建我国旅游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旅游投资环境评价
(一)原始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作为因子分析的观测样本。选取的反映旅游投资环境的27个量化指标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2009)》。
(二)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因子分析法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一种重要的特征提取方法。通过因子分析法可以将原始的多个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从而便于分析问题的关键。本文所述的因子分析过程采用SPSSl 7.0统计分析软件实现。
计算主因子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选取前4个主因子作为旅游投资环境评价的主因子，如表2所示。累计信息含量为87.968％，说明前4个主因子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的信息总量。
由初始因子载荷矩阵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4个主因子的含义为：第一主因子主要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人口比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铁路网密度、职工平均工资、人口密度以及每10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等变量决定，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环境对旅游投资的影响，因此，第一主因子定义为经济和社会因子；第二主因子主要由私人汽车拥有量、邮电业务总量、互联网上网人数、客运总量、入境旅游者人天数、旅游外汇收入、星级饭店床位数、星级饭店固定资产投资、旅行社总数、景区营业收入、景区固定资产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等变量决定，分别反映区位条件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因此，第二主因子可以定义为区位和产业因子；第三主因子主要由资源品味变量决定，定义为资源因子；第四主因子主要由资金来源非国家预算比重变量决定，定义为政策因子。
计算各主因子得分，以各主因子的特征值占4个主因子特征值总和的比值分别作为各主因子的权重，通过加权求和获得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依据计算结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进行排序，计算和排序结果如表3所示。因子分析后得到的综合得分排序反映了各省、市、自治区旅游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为后续的旅游投资空缺分析奠定了基础。
根据综合得分情况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投资环境分为3级：
第一级：得分大于0。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福建和河北。以上省市旅游投资环境相对较优，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是国家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较高，资源较好，旅游投资政策相对宽松，投资积极性高，是目前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力最高的地区。
第二级：得分大于-40。包括四川，湖北、河南、湖南、吉林、内蒙古、重庆、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陕西、云南、广西以及海南。以上省、市、自治区旅游投资环境相对一般，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无显著优势，相关产业促进作用不突出，资源实力相对雄厚，开发程度不高，政策相对投资鼓励的倾向性不够，是目前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力较高的地区。
第三级：得分小于-40。包括宁夏、新疆、贵州、甘肃、青海和，以上省市相对旅游投资环境较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相关产业缺乏支撑作用，资源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需要制定更具鼓励性的投资政策，促进旅游投资的发展。
三、旅游投资空缺分析
所谓的旅游投资空缺是指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力较高而旅游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旅游投入)较低，而旅游投资就是解决针对投资空缺投入相应的投资要素的过程。旅游投资的空缺分析是指分析和比较不
同地区旅游投资的空缺程度，从而提高旅游投资决策的针对性、合理性和科学性。长期看，持续的空缺分析可以作为旅游投资的动态检测方法，可以有效防止投资过程中的盲目性和短视性。通过旅游投资环境评价结果表征我国各地区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力水平，采用旅游业固定资产增加描述投资现状，叠加分析环境吸引力和投资现状之间的差别，可以反映旅游投资吸引力水平与现有投资水平的空缺。
为便于结合国家对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部署和投资导向，按照分区(东、中、西、东北)进行旅游投资空缺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各地旅游固定资产原值的分布来看，东部固定资产的增加较多，其它地区相对较少。从具体省市来看，东部投资水平较高的省有河北、上海、江苏，中部有河南、湖北、安徽，西部有四川、贵州、青海，东北有辽宁。
对比固定资产增加与旅游投资环境吸引力区内排名，可以分析得到旅游投资的空缺省市(忽略东部发达地区省市)：
高度空缺区域：在该区域内，投资吸引力排名前1／3，投资水平排名后1／3，西部的内蒙古和重庆。
中度空缺区域：投资吸引力排名前2／3，投资水平排名后2／3，扣除高度空缺省市，中部的湖南和山西；西部的陕西，广西，宁夏以及新疆；东北的吉林。
低度空缺地区：扣除高度和中度空缺省市，中部的河南、江西、安徽以及湖北；西部的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以及；东北的辽宁和黑龙江。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7
中国及其大陆31个省级区域（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除得益于国家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外，还与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效果、外部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关联密切。面对新世纪和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重组，研究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环境优劣及其吸引力大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估，为我国及各个区域评价投资环境质量的好坏、吸引力的大小，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决策的实施，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定量化的参考依据，意义非同寻常。
国外关于通过统计指标或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投资环境优劣方法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分析评估法等。中国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大陆各个省市区的投资环境的分析评价，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归功于统计资料的逐步健全和分析工具及技术的支撑。王慧炯、闵建蜀[1]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又叫体制评估法，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主要从体制的角度按照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6种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鲁明泓[2][3]先后分别选择了11项和10项指标对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不包括）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作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郭信昌[4]、张敦富[5]等人也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作了较大贡献，但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的还不够；或者只分析硬环境而忽视软环境；或者选择的因素指标虽然包括了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但其使用的统计资料相对单一，而且总量指标（绝对）指标过多而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嫌少，未能全面地涵盖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因而分析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但结论却前后相差太大，使得这些评估结果未能科学而准确地衡量和反映中国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些结论也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差较大，令人难以接受或让人信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论差别如此大呢？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主要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更没有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从而致使在指标体系选择方面有一个共同缺点，即没有或很少涉及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定性打分代替定量指标过多，把也排除在分析和评估之外。另外，评价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及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头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贸易关税的降低，WTO已经顺利加入，我国整体及大陆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系统，并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以便在新世纪和新环境背景下，对中国各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的优劣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度量和评价，揭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优劣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以期给国家、各个区域及各级部门一个比较清晰和科学正确的认识，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原则
对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分析，指标选择与指标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靠性，关系到能否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及各个地区的区情，根据目前国内外投资理论与影响我国及各个地区投资的因素，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为了便于支撑投资评估研究方法，并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状况和衡量区域投资环境质量优劣及水平的高低，在研究、选取和构建评估指标系统时，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和贯彻以下原则：
1.全面性：投资环境系统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同时又受到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具有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遴选指标时必须尽量全面、完整地选择各级各类的指标，要使得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指标，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去揭示、描述和反映投资环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去衡量投资环境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以免遗漏某些重要的信息，造成片面性，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非科学性。
2.简洁性：如前所述，选择投资环境指标系统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选择指标时必须面面俱到、重复、繁琐。相反，指标的遴选和设置需要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尽量使含义相同或相关性较大的指标不被选入，用尽可能少但信息量尽可能大的指标去反映多方面的问题，把全面性和简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避免重复、繁琐而造成评估时的多重共线或序列相关。
3.科学性：投资环境系统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指标系统的建立应该根据投资环境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依据投资环境评价理论和统计指标系统建立的科学理论和原则，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本质和规律性。
4.系统性：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指标（如政策变量等）；既要有反映和描述投资环境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素质提高的动态指标。同时，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和实际情况的不同，指标系统能够适应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适当调整。
5.可比性：指标系统的构建应该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便于国内各个地区对比，又能经过适当的调整而方便国际比较，同时又可以进行动态对比。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可比性，必须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同时也选用一些总量指标，一方面可以确保因素变量不会因为经济规模、人口多寡或面积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分析结果产生偏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和关联性。
6.可操作性：投资环境系统评估指标应该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三、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
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以创造良好的投资场所，吸引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为中心目标的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而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指标系统则是描述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发展变化的状况，衡量其质量优劣和发展水平高低的。它应该具有所有系统的结构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动态适应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投资环境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所有特征，即同样是一个由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子系统之下的更低层次的子子系统，以及最低层次元素（要素或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依据构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全面、简洁、科学、系统、可比、可操作等原则，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为决策服务的初衷，在参考、学习和吸收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大陆31个区域的具体区情，考虑到指标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交叉、制约以及协调促进的辩证关系，经过反复筛选和相关研究后选择了与投资环境密切相关、代表性大的38项指标，建立了评价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指标系统，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坚实的统计资料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统计指标系统所涉及的数据可以在我国现有最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直接或间接（通过简单换算）获取，只有极少量数据需要从其它统计年鉴或文献上取得。
表1显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可分为投资环境总目标、投资环境目标层、投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四个层次。投资环境目标层系统涵盖了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管理环境、资源环境、文化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等7大子系统，分别从24个次级目标层，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通货膨胀、金融环境、市场规模、分销网点、市场化程度、科技水平、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要素资源、自然地理环境、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知识环境、交通状况、信息化程度、投资水平、生活质量、医疗卫生条件、社会服务水平、治安状况等25个方面的38项统计指标构成的具体指标层来描述和度量中国及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劣。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层次系统相互依存又互相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估指标系统；而且一个具体指标虽然不一定属于某一子系统，但它可描述一个子系统的某一方面，又能反映另一子系统的其它方面。因此，本文对重要的变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投资、人口素质、市场化和生活质量等），选择了多项指标，以体现投资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影响、制约的辩证关系；而且，所有的指标，按照功能分为描述性、解释性指标（以基础指标为主）的评价、监测和预警性的评价性指标（以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为主）。这样作的目的就是期望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来全面、准确、科学地刻画、描述、度量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质量的优劣和发展水平的高低。
四、投资环境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建立以后，以之作为支撑，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判和区域差异划分。如引言所述，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评估方法可供选择，如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成熟可供选择的投资环境评估方法有（专家）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素）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信息熵法、聚类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具特色，有定性的主观赋权法（如综合评分法），也有定量的客观评估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实际的研究中，仅用单一方法去评估投资环境的优劣，其结果并不一定科学、可靠，也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可行的做法是同时选用多种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种定量方法相结合（如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组合评价与区域差异划分（如聚类分析）。
本文的思路也正基于此。即通过上述构建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它各种统计年鉴和文献资料，建立投资环境评估数据库，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如因子分析法、综合评分法进行组合式的综合集成评价，对各种结果进行几何平均、简单加权平均（或采用其他可行方法）得到一个综合值，然后再利用评估指标体系和数据库采用聚类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类型差异划分和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划分，从而对各个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重新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研究，以便相互验证。如果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且互相补充，则证明综合评价结果科学可靠，可以揭示和反映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大小、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区域差异程度的大小，并使综合评判结果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实现对客观投资环境现实的科学认识。
【参考文献】
[1]王慧炯，闵建罗.中国的投资环境[M].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出版社.1987.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4(2).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8
2011年，我国一些经济大省市，如江苏、广东、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天津等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这表明这些省（市）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与经济增长对区域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很大影响，所以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部份，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把环境保护作为它积极追求实现的最基本目的之一。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本了如下探讨：首先，国内外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的文献综述。其次，建立了一个环境保护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型。再次，进行了实证分析：用Moran I 散点图来说明环境保护投入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对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结果进行检验，选出最优模型SLM并解释了环境保护投入是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以及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对结论进行简述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综述
英国学者Perman （2002）在其《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一书中解释了可持续问题的由来，他认为可持续问题的起因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和消费水平。这三个指标的不断上升加剧了对耕地、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带来了环境的变化，包括森林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水资源利用的不可持续等。而在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评价方面，Murgai（2005）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污染排放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存在着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尤其要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国内也有很多关于环保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文献：王红、杨文杰（2008）利用协整检验考察了我国环保投资总额和相应年份GDP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利用向量误差模型研究了GDP和环保投资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环保投资的短期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环保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测。实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能够拉动我国经济，我国GDP不是引起环保投资的原因。
虽然国内外有很多关于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的文献，但这些文献中所采用的方法都有一些缺陷，即假设区域间相互独立，不存在任何空间作用，基于这种假设前提下很难得出区域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握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引入空间计量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来分析江苏省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演变过程，空间自相关方法通过定义空间权重矩阵较好地解决了区域的空间关系问题，为分析区域单元要素变化提供了基础，进而为有效测度区域单元经济差异提供理论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2000～2011年江苏省4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鉴于环境保护投入到可持续发展（即经济的增长）需要经过一定的滞后时间，本文按照两年滞后期来进行实证研究。对于环境保护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为2000～2009年的数据，可持续发展指标（GDP）采用的是2002～2011年的数据，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
三、研究方法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者属性值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各区域之间的数据和时间序列存在相对应的空间相关。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和计量分析中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
以上已证明江苏省各县（市）可持续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仅基于空间自相关指数所进行的相关分析不能明确显示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其贡献大小。前面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表明，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回归模型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下面对人均GDP、环境保护资本投入K、环境保护劳动力投入L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以估计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大小。
在上表的检验结果中，空间滞后模型（SEM）的拟合优度最高（89.9%），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 16.9288）最大，AIC（-25.8577）和SC（-18.2904）最小，从而证明了纳入反映空间效应的空间权重矩阵K的SLM是可取的模型，现重点讨论空间滞后模型（SLM）。
上表的回归结果均来源于Geoda095i软件。从结果具体来看：大多数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较为一致。关注两变量的影响系数可以发现，环境保护资本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4871，且达到1%显著水平，这表明环境保护资本每提高1%，有助于提高人均GDP0.4871个百分点，同样可以说明环境保护劳动力的投入。本文研究得出江苏省49个县（市）的可持续发展符合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说明我们所研究的空间依赖性更多是依赖于空间之后被解释变量。某县（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多的是受到邻近县（市）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溢出影响，对本地区的一些其他隐性因素影响的溢出效应不是很强。通过空间溢出模型分析可知：本（县）市的可持续发展与相邻县（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很强的相关性，大部分县市分布在“高-高”区域和“低-低”区域。
四、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1年江苏省4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到以下结论：环境保护投入对可持续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通过OLS可以看出，相关系数都比较大，虽然通过莫兰散点图可以看出环境保护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在空间上也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通过对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可以发现，某地区的环境保护投入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很强的影响，同时该对邻近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Roger Perman. Yue Ma. James McGilvray， Michael Common.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economics [M]. Economics Publishing House ， 2002.
[2]Rinku Murgai.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evidence from the India Punjab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5（25）.
[3]王红，杨文杰.中国环保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J].经济管理，2008（15）.
[4]曹芳东，吴江，徐敏.基于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 （06）.
[5]刘湘云，马尚国.空间效应与空间计量：理论述评及应用前景[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 （01）.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9
Key words： Guanzhong-Tianshui economic zone；county investment environment；factor analysis；DEA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2-0159-03
0 引言
县域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内整个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发展县域经济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投资，要对县域进行投资，首先就要评价其投资环境，因为县域投资环境既是县域为了吸引外来投资所能动员和可创造条件的有机总和，又是投资者和引资者进行合作的客观媒介。因此，对区内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刘小鹏等（2006）基于SPSS 11.0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对样本地区县域农业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宁夏县域农业投资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1]。庄军等（200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湖北省75个县级行政区进行了投资环境竞争力定量分析评估[2]。汪峰（2010）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76个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从空间角度分析了其投资环境的差异[3]。李勇等（201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周口市县域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提出了优化思路[4]。Xu Gang（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5]。
目前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的研究尚少，更没有对于其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而且以往对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都是用主成分分析法，但是主成分分析有其局限性，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DEA相结合的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1 区内县域投资环境评价
1.1 评价方法 已有研究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或DEA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投资环境评价是要对各方面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在综合评价多指标时，因子分析和DEA两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劣势。DEA方法可以通过规模报酬分析来评价投资潜力，但它对评价指标的个数有限制。根据经验，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个数不多于决策单元数的一半。在决策单元较少的情况下，为满足评价方法的要求，要减少评价指标的数量，造成大量信息丢失。而因子分子虽然不能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投资潜力，但可以在信息损失最少的情况下对原始数据指标进行合理简化，使指标数量减少。基于此，本文将因子分析与DEA两种方法相结合，两种方法结合以后主要具有的优势是通过因子分析压缩后的评价指标能够尽量保持原有信息的完整性，各综合指标之间互不相关，不会造成信息冗余，满足了DEA方法对投入产出指标个数的要求。
该方法大体的思路是，在不影响DEA方法使用的情况下，先运用因子分析分析对评价体系中的所有指标进行分类和简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压缩后的综合指标利用DEA方法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评价。这样既发挥了因子分析法的优势，降低了信息损失，更不会影响DEA评价的质量。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结合关中天水经济区县域投资环境的发展情况，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量化性，以区内43个县为研究对象构成区内县域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数据来源于2011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3 综合评价分析 构建好指标体系后，运用因子分析和DEA相结合的方法思路对区内投资环境进行评价。首先进行因子分析，运用SPSS17.0软件对已收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因子得分的情况，选取3个输入公共因子和3个输出公共因子，得出压缩后的综合指标，再采用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即因子得分）运用DEAP2.1软件进行DEA评价，结果见表2。
可以看出，43个县中有14个县的综合得分为1，说明它们的投资环境已经达到最优，但是需要维持最优。然后以得分0.9为标准（低于0.9为低效率，高于0.9为高效率），按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大小和规模报酬情况对区内其余县域投资情况进行分类。
第一类：高纯技术效率和高规模效率，有眉县、乾县、大荔县、澄城县、扶风县、武功县、礼泉县、泾阳县，若想达到最优环境就需要增加投资，但泾阳县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还需要对县域投资制度进行创新；第二类：高纯技术效率和低规模效率，有周至县、旬邑县、洛南县、陇县、永寿县、麟游县、合阳县、白水县，它们的规模报酬都是递增的，需要扩大投资，尤其是需要引进外来投资以形成规模经济；第三类：低纯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有潼关县、千阳县、淳化县、长武县，要想达到环境最优就需要提高投资资金的管理水平；第四类：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有柞水县、太白县、宜君县、丹凤县，这些县既需要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有需要扩大投资；第五类：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但是规模报酬递增，有甘谷县、秦安县、武山县、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优化这些县的投资环境时，不仅需要提高资金管理水平，还需要考虑其投资制度，因为规模报酬递减，只扩大投资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要想真正改善投资环境就必须对投资制度进行创新改革。
另外，分类后发现地域性特别明显，综合得分高的县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天水的县都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而关中的县基本上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由于经济区跨两个省，两省的县域投资制度不同。
2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因子分析和DEA结合的方法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得出结论：第一，区内县域投资环境较好，但各县之间的差距较大，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其投资环境也较好，且关中各县域的整体投资环境优于天水。第二，根据区内各县域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的县域其投资环境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使其达到最优。
由此提出建议：首先，对于投资环境最优的县，鼓励其保持水平、继续发展；其次，对于要改善投资环境的县需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对策，低纯技术效率和高规模效率的县应该重视其资金管理水平，高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的县应该专注于扩大投资，尤其是要努力引进外来投资，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增的县资金管理水平和投资量都需要提高，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规模报酬递减的县最需要对其县域的投资制度进行创新；最后还应重视区内各县域的投资环境差距。
参考文献：
[1]刘小鹏，李建华，王亚娟.宁夏县域农业投资环境综合评价[J].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4）：365-368.
[2]庄军，邓宏兵，李俊杰，李雪平.湖北省县域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J].统计与决策，2007，（03）：75-76.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10
会计信息是反映价值运动的经济信息，是对经济事项的价值反映和对资金运动的过程监控。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信息使用者（在本文指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还要为投资获取预期报酬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随着会计理论的发展，决策有用观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挑战原有的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从信息使用者的立场出发，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受到利益相关者的重视。对投资者而言，决策有用观下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比受托责任观下更多的价值含量是理论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使投资者保护相关研究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人们更关注投资者保护对于股票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沈艺峰，2004，2005），或分析制度安排对于投资者免受公司内部人的掠夺的重要性（许小青等，2008）。为针对性地分析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本文从会计信息效用的内涵出发，分析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的实现过程，找出影响会计信息效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会计信息给投资者在决策时带来的效用，从信息运用的角度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及实现过程分析
（一）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
在经济学中，效用是用来衡量消费者从一组商品和服务之中获得的幸福或者满足的尺度。借鉴经济学的定义，陈建龙（1996）指出信息效用是指用户使用信息所取得的效果，它是信息消费的效益尺度、问题解决的结果表征和信息用户的价值目标之总称。本文结合经济学中的效用以及信息效用的定义，将会计信息效用定义为会计信息使用者可感知的信息价值的衡量尺度、信息需要被满足的程度，且这种感知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使用者主观心理感觉。对投资者而言，将会计信息效用分为过程效用和目标效用。过程效用是指信息活动过程中所带来的效用，其实现是以投资者个体获取自身利益为基本前提的。会计信息目标效用分为会计信息服务消费效用和会计信息创造消费效用。所谓信息服务消费效用是以实现投资者为追求投资回报为目标的消费行为，而信息的创造消费是以提高市场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信息消费模式，这是信息目标效用的关键所在。
（二）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实现过程
信息使用者在活动的各个方面和阶段都可能得到不同表现的信息效用。对投资者而言，会计信息效用实现过程与其决策过程密切相关，结合Tversky和Kahneman（1979）提出的分析投资者决策过程的“前景理论”，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的实现过程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的存在是伴随投资决策过程而产生的，信息效用的实现过程以信息需要的满足为基础，表现为信息需要的满足过程，通过信息编辑阶段和评价阶段，最终实现会计信息的目标效用，其效用会及时反馈给投资者，循环往复，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用。
三、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影响因素分析
从会计信息效用实现图来看，投资者个体因素以及相关环境因素是会计信息过程效用实现的初始阶段，其决定整个过程效用的形成过程。投资者个体因素是投资者存在的认知不同所导致的，主要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相关环境因素指的是投资者所处的投资环境、与投资决策相关的外界环境，包括会计信息系统环境和会计信息产生的企业内部环境。会计信息系统环境主要包括会计准则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本文主要分析会计准则环境对投资者会计信息效用的影响；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则主要是行为经济学角度的管理者行为引起的会计信息偏差。
（一）投资者个体因素分析——认知心理学角度
认知是人们获得、储存、转换、运用以及沟通信息的心理过程。根据加洛蒂（2005）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对于信息受众来说，在接受和理解信息时，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这些因素进行剖析：一是认知限度。认知限度主要表现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处理能力上。个人对信息的接受有被动、消极地接受和积极、有选择地接受两种方式。对于会计信息而言，虽然信息使用者是积极、主动地接受，但信息接受者并不能对接收到的所有信息“充分消化”，一旦出现“消化不良”，则会导致会计信息传递失效，影响会计信息效用。二是认知偏差。认知偏差是指信息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传播者或对传播信息的误解，从而导致其对传播者意图的理解偏差，其存在会影响信息受众对信息的接收与认同。对会计信息而言，信息使用者的判断与决策过程会不由自主地受认知过程、情绪过程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认知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损失厌恶的认知偏差和模糊趋势认知偏差。存在认知偏差会使信息受众在信息处理上出现一定程度偏差，如存在模糊趋势的认知偏差，当市场异动时，非理性的冲动战胜模糊趋势进行非理性的投资，而不关心实际信息披露情况。
（二）相关环境因素分析——系统论和行为经济学角度
1.系统论角度——会计信息系统环境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11
一、引言
环境污染防治的方法之一是环境保护投资（简称“环保投资”），它作为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是针对防治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我国企业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虽然，有学者认为环保投入是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颉茂华，2009 等），但是如果没有较好的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仅有环保投入的增加，产生好的环境效益是很困难的。
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否会带来较好的企业业绩呢？在国内外文献中，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现有的文献里，学者也未对此得出一致的结论，那么，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的业绩之间究竟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为此，本文选取2009~2011 年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后文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相关文献中直接采用环保投资效率概念的较少，其他相近的概念有环境绩效、生态效率、环境效率、环保投资效益等。
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公司特征、环境信息披露等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与环保投资效率。杨俊等（2010）研究发现，人均GDP对提高环境效率具有积极影响，而工业比重上升、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以及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胡海青等（2008）研究发现GDP增量是环保投资增量的原因。而王金南等（2009）则认为环保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缺乏关联性。
二是公司特征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何丽梅、侯涛（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规模与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安树民、张世秋（2004）认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的低效率问题是由技术水平低、工艺质量差和设施运行管理方式的不合理所造成的。
三是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投资效率之间的互相影响。许多学者发现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Cormier 和Magnan，1999；Hughes 等，2001；王建明，2008），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Ingram 和Frazier，1980 ；Uchida，2007）。
四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如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影响（Liu 和Wu，2009）、环保法规的影响（毛如柏，2010；李卫宁、陈桂东，2010）、环保信息沟通渠道的影响（张雪梅、万骞，2010）等。
（二）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
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企业承担环保责任、追求高效率的环保投资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这也有助于其构建良好的声誉（Fombrun & Shanley，1990 ；Linthicum et al.，2010；Verschoor，2005），从而为它带来丰厚的声誉效益，进一步对企业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从环境战略角度来看，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从长期来看，不仅可以确保企业高效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保护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塑造环境管理能力、加大环境科技投入与研发的力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差异化程度、降低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业绩（Porter，1991）。
从风险角度来看，企业环保投资力度和效率的水平不同，其环境风险的大小也有所不同。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它所承担的环境负债与环境成本越低、产生的环境收益越高，从而影响资本市场对企业的定价，影响企业价值和企业的业绩（田翠香，2010）。
然而，由于环保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往往缺乏环保投资的主动性和热情（Dasgupta 和Laplante，2001）。从传统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企业对环保事业的投资完全不符合经济利益最大的财务管理目标，因为企业对环境治理与环保项目的投入，会迫使其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污染的预防与治理，从而挤占了其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资金，增加了企业环境治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对企业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企业的环保投入效应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高效的环保投资所产生的声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技术补偿效应以及环境能力的提升对企业业绩的积极影响等都需要经过一定时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因此，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环保投资其实是企业的一种额外费用，会挤占企业对其他营利性项目或经济性项目的投资，降低企业业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1A：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好。
假设1B：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越高，企业的业绩越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1 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我国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作如下剔除：（1 ）剔除了ST公司；（2）剔除了金融行业公司；（3）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2009~2011三年共541 家样本公司。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以下几种途径：（1 ）企业环保投资额的初始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书，经过手工收集和整理而来。（2）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 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所有涉及的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数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实证模型：perf=α0+α1EPIE+ΣαkControlvariable+ε
其中，Perf为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分别考察了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的影响。其中会计业绩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衡量；市场业绩本文使用Tobin’Q来衡量。EPIE 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具体计算方法见后文；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成长性（Growth）、存货（Inventory）、总资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应收账款占比（Rec）、行业集中度（HHI）、高管持股比例（Mshare）和企业产权性质（Natur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后文。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我们使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和净资产收率（Roe）来衡量会计业绩；使用Tobin’Q 来衡量市场业绩。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环保投资绩效是构成环保投资效率的最主要因素，说明在环保投资效率的构成中环保投资绩效应占据很大的权重。正因如此，本文在探讨企业环保投资效率（EPIE）时，以企业环保投资绩效（EPIP）作为替代指标。
并根据环保投资额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EPIE=EPIP/EPI，其中EPI 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保投资额。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列示了本文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 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Roa、Roe 和Tobin’Q的均值分别为0.061、0.1136和1.6629，表明样本公司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6.1%、净资产收益率为11.36%，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的均值为1.6629。解释变量EPIE的均值为0.0347，中位数为0.0049，标准差为0.107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 和0.8116，说明样本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存在较突出的个体性差异，由于本研究的环保投资效率（EPIE）是由企业的环保投资绩效（EPIP）除以环保投资额（EPI），由此表中数据也反映了总体上企业在环保投资上取得的绩效偏小。
（二）相关系数分析
表3 显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出，环保投资效率（EPIE）与企业会计业绩（Roa、Roe）负相关，与市场业绩（Tobin`Q）正相关，但均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企业成长性（Growth）、存货周转率（Aturn）、流动比率（Liq）、行业集中度（HHI）都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产权性质（Nature）、两职合一（Chair_CEO）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Size）、存货（Inventory）也与企业业绩显著相关。地区（Zone）和资产负债率（Lev）也都与环保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从表中来看，除了流动比率（Liq）和资产负债率（Lev）的相关系数为-0.67 之外，其他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没有超过0.5，而且基本都显著，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但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表4 报告了本节的实证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列（1）和列（2）是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会计业绩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的系数在列（1）和列（2）中均不显著。对市场业绩的影响如列（3）所示，但是环保投资效率（EPIE）在列（3）中也不显著。我们可以发现，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的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当今绿色环保的理念盛行，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意识到环保投入的重要性，开始追求绿色行为。然而，企业作为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其在环保上的投入究竟是否能够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呢？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们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08~2011年披露了环保投资金额的中国A 股上市公式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企业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环保投资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上面，而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环境绩效状况，总体均比较低下，因此，两者不存在很稳健明确的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11BJY13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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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俊,邵汉华,胡军.2010.中国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49～55.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12
（Business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摘要：非洲地区是近年来各国石油海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对于非洲地区石油投资环境的研究，有利于我国选择合适的投资区位，尽可能多的获得经济效益。本文在立足前人对投资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对非洲的石油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并给出了投资环境最优的国家。
Abstract: Africa region is the key area of petroleum investment in recent years among many countries. The study of African petroleum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helpful for our country to select a suitable investment location, and gets economic benefits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redecessors' study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giv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bout African oil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gives the optimal choice.
关键词： 石油投资 非洲 投资环境
Key words: petroleum investment；Africa；investment 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39-02
1我国石油投资环境的模型
1.1 模型的研究方法我国作为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方，为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必然要寻求一个理想的投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这就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以便做出最优的投资区位选择。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和研究两种方法。本文从石油行业的自身特点出发，考虑到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构建了一套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方法的环境综合评价法，以期更好地说明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环境情况。
1.2 模型的构建思路在投资环境模型中，尤其是涉及石油投资环境模型中，政治和法律因素是首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一国的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即使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会对国外的石油投资产生严重的障碍。因此，本文在构建了针对我国石油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闵建蜀教授的多因素评估方法，对非洲石油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这种方法的主要步骤是：在具体评估东道国投资环境时，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做出综合评价，给出权重；然后据此对该类因素做出优、良、中、可、差的判断；最后，在此基础上计算该国投资环境的总分数。其计算公式为：
G=■Wi（5Ai+4Bi+3Ci+2Di+Ei）
式中G为投资环境总分数；Wi为第i类因素的权重；Ai、Bi、Ci、Di、Ei分别为第i类因素被评为优、良、中、可、差的百分比。投资环境总分数的取值在11～55之间，愈接近55，则说明投资环境愈佳；反之愈接近11，则说明投资环境愈差。
1.3 影响因素与目标国的选择我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原则有两个：一是以尽可能低的进入成本占有最大化的东道国石油资源，二是尽可能选择政治法律环境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作者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非洲地区石油储量排名靠前的6个国家，即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尼日利亚、苏丹和利比亚等，较有针对性地选取了12个影响我国石油对外投资环境的因素[1]，如表1所示。
2实证研究
2.1 各影响因素权重的确定首先，在深入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将有关的各个因素按照不同属性自上而下的分解成若干层次，上层受下层影响，层内各元素基本上相对独立，由此建立系统的层次结构模型。目标层为：石油投资环境综合评价，准则层为：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成本因素和预期收益等四大类十二个具体影响因素，方案层则为：可供选择的六个产油国。其次，构造系统判断矩阵。根据层次分析法经典理论[2]，对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给出判断矩阵。表2、表3是各层判断矩阵。
最后，通过对上述五个判断矩阵的计算，可以得出其对应的计算结果如下：
A：WA=（0.206，0.549，0.168，0.132）T，λmax=4.086，
CI=■=0.029，RI=0.90，CR=■=0.032＜0.1，满足一致性检验。
B1：W1=（0.280，0.300，0.053，0.202，0.116）T，CI1=0.046，
CR1=0.042＜0.1；
B2：W2=（0.667，0.333）T，CI2=0.001，CR2=0＜0.1；
B3：W3=（0.689，0.231，0.103）T，CI3=0.043，CR3=0.074＜0.1；
B4：W4=（0.667，0.333）T ，CI4=0.001，CR4=0＜0.1
依据上述特征向量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出各影响因素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 投资环境的评价依据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和打分分值，可以算出各投资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分值，再对各因素的得分进行求和汇总，得出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通过对表5的各投资东道国的综合得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选取的非洲六国中各国的排名顺序，投资环境优劣排名依次为：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安哥拉、刚果、利比亚。按政治环境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按法律环境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按成本因素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按预期收益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在我国对非洲地区进行石油投资时，可以参考上述结论，依据石油投资项目的不同目的进行投资东道国的选择。
3文章的局限性
本文虽然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第一，在运用层次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时，构造的判断矩阵是人为给出的，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理论界尚未找到较好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第二，投资环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概念，而本文采用的仅仅是截面数据,无法完全跟踪动态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时效性较差。
参考文献：
[1]刘明慧，侯仔明．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环境分析――以苏丹为例[J]．经济论坛，2010，（01）．
投资环境分析论文篇13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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