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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论文实用13篇

民族心理学论文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2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独立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3]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4]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独立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二)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态哲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进而采用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健康应该是心理系统整体功能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说心理作为一个整体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功能,不断向内部与外部平衡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心理的某个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个部分发展的暂时滞后并不一定意味会破坏整体功能。因此“问题”并不意味着不健康。因为当心理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体发展趋势自然会对部分进行调整或修复,从而使得整体的功能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在确定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心理的某个部分的健康状况进行界定,而必须有整体层次的把握,对心理整体机能的状态加以评定。同时,在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教师要注重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审慎地对待和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适应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不可轻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结论。其次,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着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决于心理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因此,评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必须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入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苗族人养成了封闭收敛的心理定势,形成了自律内敛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过着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习俗已经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开放、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体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有所不同。如果不从民族文化背景来考量,只用静止、孤立、统一的标准来认识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极其有害的。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3

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未来及希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如何。良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可以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未来有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差的心理素质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大力开展活动增强人际关系为了大力拓展少数民族的人际关系,则需要经常开展一些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使得学生们可以在活动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相互促进,并为学生创造相应的机会使其更多的接触社会。如此,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在某些方面锻炼了学生们心理承受能力,也对其心理健康起到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

(二)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关怀若高校想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提升,则需要对其进行了解,并通过解决实际困难使得大学生可以得到自身所需要的东西。同时应及时在校园成立一个心理特别服务中心,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遭受一些烦闷的事情时可以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并教会其合理的运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应该具有针对性的来为大学生们解除烦恼以及内心的忧虑。如此,便可以更好的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们心里状态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创造良好校园氛围良好的校园氛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也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了一定影响。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是我国为缓解民族关系的重要条件。因此,校园中应积极培养乐观、开朗的校园气氛,进而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只有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才可以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广阔的空间中尽情的与人交流,并在某些方面培养其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得少数民族大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进而提升高校中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3]。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4

由于民族心理学是舶来品,所以我国对民族心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民族心理学概念主要指对共同心理素质的界定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各民族受自己本民族历史发展,社会风气、语言文字、等影响,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性格、品行等民族烙印。

二、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现状分析

1、民族心理学的发展概况

民族心理学最早起源于德国,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起源也很早,很多学者在20世纪10年代就发表了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的相关文章,陈大齐在1919年发表了《民族心理学的意义》,1924年李子光发表了《论民族的意识》等。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的基本领域之一,中国民族学界对于民族学概念的研究主要受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的界定,“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学者主要研究的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

2、民族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于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定位不明确。民族心理学是民族学与心理学相互交叉的一门学科,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是一直是学术界所讨论的问题。在民族心理学最早的研究中,被认为为是侧重于心理学科,认为民族心理学归属于心理学范畴。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于心理学,但是他的的研究对象是以民族为基础的,认为民族心理学属于民族学的范畴。对于其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研究内容上侧重点不同。民族学学者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方面来看的,主要重视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仍然是研究者讨论的热门话题,这说明斯大林对民族概念界定中属于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的心理的素质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心理学研究者对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是从微光方面来看的,主要重视的是个体心理与个体成员之间的研究。

第三、研究缺乏现实实际。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出现了研究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事实。大部分研究者只是纯理论的研究,只是为了研究而去研究,并没有考虑到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深入到实际的地区进行实地的调查。而对于研究的模式,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是照本宣书式的采用了普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因此理论研究的结果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三、解决问题的出路

1、立足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要紧跟实际,充分的去了解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现状、问题、习惯、信仰等各方面,更好深入的进行理论与实际方面的研究。如果研究的论题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那么论题是毫无意义的,各种努力都是徒劳的。

2、加强民族心理学与心理学的联系交流

民族心理学既属于民族学的范畴,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制定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时,必须了解民族成员的心理特点,才能更好的摸透他的行为,较好的预防不好的行为的产生,制定有效的对策。加强民族心理须与心理学的联系交流,深入地区进行民族研究,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的产生和民族的心理活动都是分不开的,因此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3、加强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实践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做指导,实践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理论又是对实践进一步的检验。这方面民族学的前辈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但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还是相当的薄弱的,对与民族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内容等方面都没有较系统的理论支持,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分布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我们既要参照外国的理论又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体系,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结论:其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中国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民族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以普通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为主导,参照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不仅研究民族成员的行为还研究民族成员的心理,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预测作用。(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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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万明钢,赵国军,杨俊龙.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2000-2005.心理科学进展, 2007,15(10):185-191.

[2] 孙东方,常永才.民族心理研究中文化偏差的克服:向文化人类学借鉴.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1(2):8-12.

[3] 李静.民族心理学研究教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9.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5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 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 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 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6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着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7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要以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实现高度认同。民族院校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主渠道,加强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理论思维不仅对国家还是民族都很重要。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让他们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年龄阶段,也是他们良好社会公德、行为习惯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多种文化正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影响。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认同的教育,并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

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已取得成效,但同时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等。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少数民族大学生,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他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他们,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要使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保持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融合少数民族大学生,使他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三)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注重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国主义精神,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要引导大学生在法治轨道上表达爱国热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让他们学会科学分析、全面思考,积极引导他们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态度上认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的积极性。其次,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广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相结合。高校尤其是民族院校可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节庆日,各民族自身所特有的重要节日及学校所开展的特色重大庆典日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各种主题活动、学生的社团活动、各种文艺演出及相关的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等载体贯穿其中,在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多元性”的中华文化特点,与此同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又都同属于中华文化,也就是“一体性”。因此,在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中,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当前高校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民族院校要通过民族理论与政策课,构建大学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一)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被打上时代的民族烙印,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各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该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为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不同民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自己具有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成员的感情寄托,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各民族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及民族素质,共同的文化是维系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精神纽带,也是维系各民族关系的情感依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各少数民族在加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尊重和认同“共性”的文化。

(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

无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必然要根植于包括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流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对于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要做到“美人之美”。

(三)加强民族文化政策的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从1984年到2009年期间,政府相继出台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这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从而为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营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校园文化

民族院校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为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润物细无声”的环境。

(一)在校园建设中融进中华文化元素。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添加中华文化的元素,如修建中华文化墙,展示优秀的中华文化;在教室或图书馆悬挂经典诗歌等。把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资金投入,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及各项载体的建设都要依靠一定的经费支持,确保民族文化进大学校园的必要资金投入。

(二)开展丰富的中华文化方面的活印

社团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院校要通过社团活动将中华文化浸润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心中,如邀请专家开展中华文化主题讲座,开展古诗词朗诵比赛,组织经典原著读书活动,或利用中华传统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利用学校校报、广播、电视、校园网等多种媒体,让各民族学生相互了解民族文化,加强对彼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全力营造既能有效弘扬主旋律又能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加强信息管理,优化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在网络化时代,由于传教者和受教者所具有的广泛性和主动性,使得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面临新的问题。在网络世界中,文化的多重界限正在慢慢消失,由此带来的各种具有自身模糊性的亚文化。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高校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大学校园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手段和日益丰富的信息存储。另一方面使得负面信息有了市场。加强校园文化主体网站建设,用正确地、健康的文化占领校园网络阵地,加强主旋律在互联网上的正面宣传。同时,加强对学校党报、广播、电子公告牌、校园网、校园论坛、学校沙龙等学校主流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搞好网络载体建设,充分利用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积极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

(四)加强人文关怀,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自己的个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出现了某些影响大学生健康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学生的心理压力在加大。由于他们过去成长、生活在本民族地区,在当地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大多继承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文化传统,有自己较稳定的民族意识。进入高校后,随着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层次和个人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本民族意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民族心理会使他们特别关注本民族的语言、传统习俗等能否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因此,民族院校要营造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和民族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亲身感受到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坚力量。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徐柏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徐杰舜.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金炳镐.民族理论前沿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

[5]徐柏才,姚上海.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管理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6][8]陈达云.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创新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7]徐建军.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9]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10][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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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 F0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146-005

The Thinking of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Ethnoeconomic Research

WangJianhong

Abstract: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ethno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he “cold” and “hot” points in its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in development of ethnoeconomics roo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asons. However, the essential reasons are those that there are no research model, no widely accepted distinctiv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Therefore, the basic approach of developing ethnoeconomics lies in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re concepts, and then the form of its own research model.

Key words: ethnoeconomics; research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自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学规划会议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列为当时经济科学的第27个分支学科算起,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已逾三十年。从最早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一门学科构想的提出到现在,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早就指出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陷(王文长,1999)。有人甚至担心地指出,如果不能完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不能在宏观上把握现实世界,在微观上又无所作为,那么,这门学科离消逝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李忠斌,2004)。回顾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审视民族经济学中的“冷”与“热”,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民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理清思路。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史中的“冷”与“热”

1979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召开的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施正一先生正式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并在会后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材,即《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从那时开始,民族经济学就开始了其艰难的成长历程。施琳把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截止2002年):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0年,是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91年起至2002年,是向广义发展和理论深化时期(施琳,2002)。也有人把类似的时期,以五年为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王燕祥,1998;古玲,2001)。但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不长的学科而言,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不但没必要,而且其阶段特征注定是不明显的。因此,承接施琳的阶段划分,我们把2002年至今的民族经济学的历史称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民族经济学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思路,并且一批新研究思路主导下的民族经济学新著陆续出版。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龙远蔚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李忠斌著《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王文长著《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相对于一些成熟的学科,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成长时期,严格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冷”、“热”时期。但是,梳理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民族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有人认为,在80年代的中期民族经济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这一高潮主要是因为初期的探索引起的兴奋导致的(王文长,1999)。初期的以调查资料整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高潮之后是一个理论酝酿期,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小低潮。之后,伴随着国家对西部开发的重视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1999年底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社科院系统,在高校主要是民族高校系统和民委系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和教学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周兴维,2005)。在既有的理论体系受到质疑时,民族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研究思路的反思期,反思过后,便会有学者开始依据新的思路展开新一轮的大量研究。目前的民族经济学应该说尚处于新研究思路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有些新思路探索的成果已经出版,但是尚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只有当某一个新思路得到多数人认同后,广大民族经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集聚在同一思路下,迎来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新高潮。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新学科被最初提出时,是列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但几年后,在另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却将这一新学科调整为民族学的分支学科。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现行研究生教育学科分类中,民族学作为法学类一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如果说,这种学科划分让人费解的话,更让人费解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竟然没有自己的本科教育。虽然,从1982年起,中央民族大学即开始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招生和培养工作,并于1994年开始进行博士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但是至今也仍旧没有自己的本科生教育。教育部1998年7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就根本没有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在硕士、博士教育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也有自己的困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1997年6月联署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被归属为“法学”门类下“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最后授予的是“法学学位”。这种安排使得以经济学为学习目标和主要内容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就业中,要求法学背景的工作不承认你的法学文凭,要求经济学背景的工作也不承认你的经济学学历。

基于上述原因,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明显的“冷”、“热”不均的现象。冷的是,本科教育中竟没有相应的专业招生,缺少学科发展基础和后劲;热的是,由于现实对少数民族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少数民族经济学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在民族相关专业中出现了较“热”的现象。初步统计,目前开设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博士生教育的大学和机构有5家,而开设相应硕士生教育的多达23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面对西部民族地区紧迫的实际经济问题表现出热切的学习热情时,却要面对就业时的冷遇。

虽然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有着天然的“可民族学,可经济学”的归属问题,但是,在民族经济学发展多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乃至民族经济学归为经济学实属应当(沈道权,2004;黄健英,2005;孙秀君,2006),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归为民族学的现状目前看来似乎没有丝毫改动的迹象。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与以下两点有关:一是掌握着规制权的官方管理层并不认为有一个“民族经济学”;二是控制着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也不承认有一个“民族经济学”(周兴维,2005)。不过,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中,已把“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分支学科专门设置了类目。表明民族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作为一门拥有大量著述与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建立自身独立图书类目的学科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民族经济学从民族学中分离出来,纳入经济学范围之内将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必然结果。

三、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冷”与“热”

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是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主流,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占多数(龙远蔚,1998)。王文长在总结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时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路径基本上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科基础性研究。二是专题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与学科基础性研究相比,专题性研究更加活跃和广泛,并且认为,专题性研究基本上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前20年研究的主导地位,所取得的成果也较基础性研究更为显著(王文长,1999)。邓艾和李辉在统计了1994至2002年国内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民族经济方面的论文情况后发现,在总共6200多篇相关论文中,应用性研究成果占论文总数80%以上,而主要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问题的论文仅有50篇,占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足1%,而且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邓艾,李辉,2005)。这些分析说明,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基础性研究较“冷”,应用性研究较“热”。虽然说“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龙远蔚,1998)是对的,但基础理论的缺乏不能不说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是民族经济学始终遭人诟病的根源。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直接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的刺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中,自然与此有关的应用性研究成果会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民族经济学的初创性和交叉性,使得学科研究队伍具有严重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都是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等领域转战而来,很多高校的民族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大多是嫁接在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等“大树”上(周兴维,2005),因此,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往往是来自于经济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从而忽视了本学科的理论基础的研究;此外,民族经济学创设的初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就决定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应用性研究,而且推动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相关专门机构出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就少数民族经济的某些方面开展专题研究(龙远蔚,1998)。

但是上述原因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民族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主导不是错误,这是其学科发展的根基,错误在于其研究者不应该在重视应用性研究的同时,忽略掉基础理论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伴随着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究和探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从早期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到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以及刘永佶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这些论著都提出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都对民族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正如王文长指出的,民族经济学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王文长,2008),也即没有完善的学科理论所致。换句话说,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乏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理论没有找到根本的突破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找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口?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出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周兴维,2005),或者说,民族经济学也必须以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依据(庄万禄,陈敏,马秀琴,2005);也有人认为,成熟的学科 “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其中要有一个核心概念”(刘永佶,2008)。换个角度看,也就是说,整个民族经济学理论目前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其应有的核心概念,从而不能形成以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概念运动。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找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的研究也有助于探索正确的逻辑起点。只要找到民族经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才会有一个根本的突破。

四、民族经济学体系建构中的“冷”与“热”

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会涉及到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但二者还不完全就是一回事。基础理论的研究可以是就某一理论点的研究,而体系的构建则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系统研究。体系的构建对于新生的民族经济学而言是很重要的,正如李忠斌所说:“体系对于学科而言犹如大厦之骨,没有骨架则大厦难立,没有体系则学科不存,……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民族经济学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李忠斌,2004)也许正因为如此,民族经济学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其体系的构建。前面已经提到,施正一先生在建议创立“民族经济学”不久即组织班子编写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体系性教材――《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随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多是围绕民族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展开的,这就使得民族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从一开始就主要侧重了体系的完整性。此后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等理论著作应该说都构筑了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形成了一股完整体系的构建“热”潮。

然而,从人类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已存在的各学科的理论在没有做出清晰的分野的之前,人们一直注重的是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并不是因为考虑到为创建一门学科而研究,因此往往在一开始并不注重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只是当关于某一领域的主要理论问题得到了系统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综合研究,这时就往往产生出一门系统的理论著作,从而标志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诞生。经济学从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的分散研究,最终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即是如此。据此我们认为,民族经济学虽然从其现实状况来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是不争的事实(黄健英,2005),但这并不能说是建立在了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上的,因为,正如前一节所述,民族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在研究上没有突破,离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瓜熟蒂落”的时机还很远。但是,现在很多理论体系的构建者似乎在热衷于理论框架的构建之时,却“冷”落了促使体系成熟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以各种版本的民族经济学的教材为主要代表,现有的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瓜熟蒂落”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体系构建方法主要就是演绎法。这里的演绎法并不是指在理论上的演绎。这里的演绎法主要是指,我们为了构建民族经济学的体系而从其它学科和一般学科通用的理论体系中,抽出其理论框架,设定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各影响要素、各要素的特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依次设定章节目,将研究内容拓展开来,构成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民族经济学来看,具体而言,往往是把已经存在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体系直接,或拼接之后稍作修改再套用过来构建自己的体系。而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就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嫁接。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一些学术界的人们认为民族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着大面积的交叉,没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实质是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学或者是仅仅加上了“民族”字眼的经济学,“给人的印象就是经济学理论加民族地区数据资料”(李忠斌,2004),从而对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

当然,对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过多的苛求并不是爱护的态度”(王文长,1999),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黄健英,2005)。解决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问题的根本思路和上一节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对民族经济学的正确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这种思路下的研究成果,龙远蔚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和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都注意了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注意了对逻辑起点的探讨,只是对其核心概念的关注和研究有待加强。

结语

通过对民族经济学发展的简略回顾和其中的诸多“冷”、“热”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基本勾画出目前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了。纵观这些分析,简单来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困境的成因,既有发展历史短和外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更有内部的研究者主观方面的不足。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们在无力改变客观事实的情况下,应该主动“自我否定自我退出……冷静、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学’遭遇的尴尬”(周兴维,2005),加强对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有了自己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民族经济学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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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 ,3: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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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玲.《中国图书分类法》(第四版)增设民族经济学类目及思考[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5:22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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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忠斌.民族经济学发展新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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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永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13] 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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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94-02

1.民族心理学理论概述

民族心理学是以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定条件下某一民族群体的生活、情感、行为、心理等方面的学科。它是以普通心理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作为基础,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资料作为参考,不仅研究特定民族群体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也研究人们内心活动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具体要涉及特定民族集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民族集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民族心理的特点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各种文化现象得以表现,比如生活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交往行为以及艺术活动、体育活动等。

2.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及与民族舞蹈的关系

我国各民族为何会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民族舞蹈呢?原因在于各民族不同的民族心理。民族心理是特定的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心理生成不同形式的民族舞蹈,下面通过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民族心理的因素:

2.1民族信念

民族信念是指本民族按照所确信的观点、原则和理论去行动的民族倾向,民族信念的内在表现是对世界观的信仰。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而产生的是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主宰者――“神灵”的志愿顺从,宗教作为人类和民族精神的支柱,有净化个体心灵、凝聚人民意志、提升社会道德的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大自然的崇拜表现为多神信仰和自然信仰。比如跳“祈雨舞”的一系列仪式都是为了向神灵祈求降雨。仪式作为文化原动力的“窗户”,人们通过它可以认识和创造世界。而舞蹈就存在配合民族信仰而进行的实际的、感性的、明确的仪式活动的功能。再如土家族的毛谷斯、傩舞、摆手舞、丧鼓舞、八宝铜铃舞都是包含对神灵的崇拜,从队形变换所形成的图案、动作的动律可以看出对龙、鹰、水、土地、白虎以及马的敬畏。人们通过舞蹈来娱神,来倾诉对神灵、祖先、图腾形象的崇敬,实现让神灵庇护村寨、祈求丰收的朴素愿望。舞蹈加入宗教仪式,扮演着所崇拜对象的角色。它凝聚着民族成员的情感、信仰以及愿望,抒发了民族成员崇拜神鬼、祷求平安、期待美好的情感。

2.2 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主要表现为民族的每个个体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心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民族自我意识非常稳定、非常强大极具生命力,是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如侗族地区曾被誉为“没有国王的王国”。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极强的民族自我意识。侗族祭祀舞蹈“多耶”,侗语意思为“团歌”,这不仅是一种歌舞形式,更寓意团圆,领唱先开始唱引子“呀罗耶”,大家接“呀罗嗨”,然后逐渐绕成圆圈,按照音乐节奏,拍手跺脚,边歌边舞。引子过后众人重复领唱的后半句。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加入到载歌载舞的行列,像他们一样“手相握而歌”,歌舞表演到后面可形成一二百人同时载歌载舞的壮观场面。到结尾部分大家一起高声歌唱,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是大家一起“呀~耶!呀~耶!”的吆喝,在吆喝声中气氛达到最高潮。有时气氛高涨还会把处于中心的人抛起来,也有男子彼此肩搭肩、女子彼此手牵手各围成圆圈,边舞边唱、互相应答。这种集体舞蹈对民族的凝聚、血缘亲情的强化具有极强作用,也显示出了特别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在民族的舞蹈活动中,民族成员能够真切地感受、深刻地把握民族意识的真谛。

2.3民族性格

每个民族的舞蹈都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民族风俗、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呈现和升华,反映着本民族的民族性格。例如生活在北方的朝鲜族人们图腾崇拜的艺术形象是鹤。在他们的心目中鹤是纯洁、善良、长寿的象征。崇拜鹤的心理经过不断升华与长期的艺术加工形成朝鲜族舞蹈最基本的步态,这种飘逸、柔韧的舞步――“鹤步”充分展示出舞者潇洒、优雅、飘逸的风格,营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在朝鲜历史上屡次遭受外敌侵略,长期的斗争历练了朝鲜族人民团结一致、坚忍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民族舞蹈中就形成了外柔内韧、柔中带着刚劲的民族性格。因此,民族舞蹈其实就是“性格舞蹈”,舞蹈中的动作性格正是来源于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不同的民族性格。

3.民族心理学在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应用的途径和方法

在我国“民族心理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发展得飞快,尤其是在学校的教育和民族舞蹈的学习中,民族心理学理论有着重要的用武之地。教师在舞蹈教学中如果可以更好、更清楚地讲解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现象,深层次分析舞蹈动作背后的一些心理活动,这会对教学效果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学生在舞蹈学习中也会更加理解所学习的民族舞蹈的文化属性,从而更加贴合这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因此,民族心理学应用到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开设或增加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课程

准确的把控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表达其动作背后的内涵是民族舞蹈学习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对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自身生活体验的欠缺,是高校舞蹈专业学生存在的问题。在学习民族舞蹈之前需要首先了解学习该民族的历史文化,揣摩该民族人民的民族心理特征,感受该民族的地域特色风格特征,这样才能为后续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目前的民族舞蹈教学中教师也会提到相关知识,但都只是只言片语,不够系统化也不全面。如果可以将这些需要前期学习的知识整合成为一个课程,就可以叫作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课程。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在进行民族舞蹈的学习就会更加理解所学习的民族舞蹈的文化属性,从而更加贴合这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民族舞蹈学习上势必会事半功倍。

3.2 营造课堂氛围

民族舞蹈学习的课堂是老师与学生双向的作用过程,它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进行舞蹈动作的统一与规范。课堂效果不仅取决于教师怎么教授,学生怎么学习,还取决于一定的学习情境。民族舞蹈学习过程中轻松和谐的课堂氛围是辅助学习的软件,音乐、服装与道具等是辅助学习的硬件,巧妙地利用它们能够提高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学习效果。在软件上,营造轻松和谐、积极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想象能力,把自己当作某个民族的人民,运用所学的民族心理学理论,激发自己的民族意识,感受自己的民族性格,为当下的学习设置一个情境。比如学习蒙族舞蹈时可以想象自己是蒙族人从小在草原的环境上长大,拥有勇猛果敢、开阔坦荡、永往无前的性格,骑着骏马疾驰在无边的草原上,那么动作上不由自主的就会带出一些豪迈的雄放的感觉。在硬件上利用道具或者所学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来贴近这个民族,比如学习维族舞蹈时穿上高跟鞋立即就有了抬头挺胸的感觉,配合上立腰拔背维族的基本站姿就成型了。扎起长辫子学习身体上的一些动律时就能够更快地找到身体上的辫子,“旋”的那种感觉。

3.3 主动内化和使用民族心理学理论

当前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有一部分同学平时都只是学习和练习动作本身,哪怕是动作非常到位,动作中还带着所谓的“范”,也不能让观看的人感受到应有的情绪和情感。简单来说就是没有用最好的状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好动作。这样的练习,再多也只是流于表面。俗话说“熟能生巧”,不管是课堂的学习还是课余的练习都应该主动的内化和使用民族心理学理论,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民族舞蹈文化之中,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一遍一遍磨练自己,使自己由内而外的带出一些属于那个民族的东西,更好地用身体语言表现出那个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还能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才是真正学会了那个民族的舞蹈。

3.4 开展采风实践

舞蹈专业的同学们应当多出去采风来感受外面的世界,也可以积极地观看一些相关的现场舞剧、舞蹈比赛、音乐剧、电影、电视剧、书籍等。这些对于学习民族舞蹈的同学来说都很重要,这些可以让大家了解在真实生活中看不到的、经历不到的民族事物,并从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参演大型情景舞剧《边城》中的学生所经历的:他们在排练过程中,编导带领学生们进入凤凰景区,观察当地苗族人民的形象,亲身体验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还跟苗族同胞一起过端午节,真正体会了小说里描写的过节场景。并且组织他们认真研读了《边城》一书,书中的一幕一幕都深深地刻在了学生们的心里。这一切的一切都对最后舞剧的成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结论

将民族心理学融入到高校民族舞蹈学习当中,通过对民族心理学理论的学习以及影响民族心理学因素的分析来充分肯定民族心理学在高校民族舞蹈学习中的价值,不仅能有效发挥高校传承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功能,使高校成为重要载体,有利于舞蹈编导专业课程体系的科学构建,增强专业的办学特色;还有助于同学们的编创与舞台表演艺术实践,有效培养同学们的创新能力和表演水平、掌握艺术表演的创作规律,丰富艺术素养、为该将来的编创与表演实践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0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重点课题“生活化与知识性相统一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编号2013MSZ012)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是一个民族根深蒂固的精魂,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都是在与中国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中不断推进的。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转型期,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价值取向多变、思想文化多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在强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作用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可操作性对策。

一、民族文化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根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民族”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传播,是一种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创新的过程。“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P658),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内容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色,要强化民族自信心,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些指导思想对今天言必称西方的大学校园来说显得异常重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可以很好地通过民族文化路径展开。首先,民族文化可聚拢民众、凝炼人心,夯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文化是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历史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科技,会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厚重文化传统和精神积淀,则会不打自垮。当下高校校园,学生思想独立而多元,丰富的物质生活掩盖了思想的贫乏,物化意识代替了精神追求,带来的是对本真文化的压抑和对历史人文的漠视,接踵而来的是思想道德滑坡和人心涣散,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因此,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应重返民族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真正精神家园,才能聚拢民众,凝炼人心。民众和、人心齐才有利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畅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其次,民族文化是当代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梦理想的重要途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中国梦的提出是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为基础的。因此,要引导大学生发展地、辩证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使他们立足中国特性,弘扬中国精神,这是大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要途径。再次,民族文化可增强传播实效性,是大学生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增强实效性,即如何让大学生认同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接受理论认为,教育过程中,接受者在接受教育时受到接受图式的重大影响,解释学重要代表海德格尔认为,对任何文本的理解总是受到接受者的“前者”(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预先有的概念系统)和“前设”(预先有的假定)组成的“前结构”的制约和引导。可见,这里的“前结构”就是我们说的“接受图式”,即接受者原有文化习惯及概念系统制约和引导他的接受情况,当接触的知识和观念与接受图式越相关联时,接受欲望和效果越好,尤其是体现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进而追问“前结构”或“接受图式”的渊源,那就要考量人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即我们千百年来客观存在的民族文化的影响。

二、当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步履艰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任务,大学校园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阵地,高校教育不能简单灌输,应该首先确立起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思想语境,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对当前政治思想理解和接受,而选择民族文化路径不失为理想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依然步履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漠视我国民族文化大众化特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行之有限。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众化特质,民族文化蕴含浓重的民本思想和大众情怀,从大禹的“民惟邦本”到周公的“保民”思想,再到儒家的“民贵君轻”等;民族文化形态多样,可以是经史典籍、道德规范,也可以是谚语警句、民间故事,满足不同时期的受众群体;其大众化特质还体现在其明显的生活化特征,这就决定了民族文化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有效途径。但是,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却存在不少漠视民族文化大众化特质的现象,以及有意无意疏离大众生活的情况,有的是笼统冗长的“权威”体系,有的是纯学术的执着追求,有的是艰涩难懂的玄妙语言,这样的理论传播是一种远离大众现实,远离文化生活的自说自话,或许少数精英能够认同,但民众很难看懂,甚至“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2](P521)。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缺失。

2.轻视民族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的继承和重构,致使民族文化话语权缺失。中华民族文化中蕴藏的科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是老祖宗们历经千百年的思想结晶和实践总结,需要我们后辈去继承和发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受到重大冲击,但其强大的生命根基仍在,同时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价值取向多样,精神生活日益进入到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体的时代,物质生活的浮华逐渐遮蔽了精神人文的光芒,人们从敬仰传统转向追逐时尚,从崇尚流行走向拒绝经典,人们言必称西方,而缺失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缺失对民族文化精魂的敬仰和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感悟。不夸张地讲,上述现象确实弥漫在大学校园中,看似开放,其实却隐藏危机,危机即支撑中华民族屹立千年的传统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难以继承和重构,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在当代接班人心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严重缺失。

3.忽视民族文化的时代转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步履艰难。不了解历史,难以创造未来,不立足时代,就不能延续历史,中华民族文化迫切需要随时展而不断创新。毕竟,中华民族文化源自于农业社会,固守原有的内容和形式,将不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它的魅力终不会长久,也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捷径。说过:“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P191)历任领导集体都能以开放的思维挖掘民族文化中适合时展的成分,赋予其时代特色,如从“礼法结合,德刑相参”演化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和”的民族文化主旨创新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从中华自古“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提炼出“中国梦”思想等,而以上所述正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过程中缺乏的。面对思维活跃、时尚前卫的大学生,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很难在民族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间搭起一座时代性、现代化的桥梁,以有效地传播当代最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可操作对策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思想文化频繁交流、交锋的背景,也有我国改革发展的影响,既有当代大学生思想独立、价值观多元的现状,也有教育者民族文化素养缺乏的局限。越是在复杂困惑的情形下,越需要继往开来,探寻拓展民族文化路径可操作的、有效的对策,让人们在文化的传承中获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1.要重视培育民族情感,这是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有效的引导。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4](P117)接受理论也提出,情感是接受调控系统的基本要素。尤其对于思想道德理论传播,主体接受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但更多是以情感为开端的,有情感,才有愉悦的心理,才有内心的接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我们最不缺广泛而深刻的民族情感,尤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情感。面对近代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屈辱,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一穷二白,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心心相印,艰苦奋斗,取得了今天的辉煌,点点滴滴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情感。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要让大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尤其是一些代表民族精魂的人物、事件,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情感,唤起他们对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的认同,从而催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思想的理解和践行。十以来,我们日益重视此问题,比如首次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又如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这些做法得到了人民广泛的认同,不仅有利于提升民族公共文化,也契合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无疑对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是绝好的引导。

2.要弘扬民族文化大众话语的传统,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渗透力。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实效性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让人们能够听得明白,这就必然关涉到话语交流的问题。对于专家学者来说,精英表达、专业术语是必要的,但对于多数普通大学生来说,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更具有渗透力。大众特质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特征之一,明显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大众话语方面,中国民族文化流传至今的经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话语的大众化取向,语体通俗,便于传播。中国哲学一般采取格言形式,具象性十足,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如以对话文本为主的《论语》,再如至今传诵不息的典故、寓言等。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中,若我们能够熟谙这些民族语言文化,游刃有余地运用它们开展工作,将巧妙地拉近彼此的情感和心理,让受众感觉亲切、易懂。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5](P851)领导人在这方面是大师,形容主观主义的狼狈用的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形容文章长短要依需求而定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外交方针既“不信鬼,不怕邪”,又“不扛旗,不当头”等,这些话语来自生活和民众,人们听得懂。当然,民族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必须关注民族语言创新,当代大学生生长在信息时代,他们经常使用有网络特征的语言,这也是大众话语的重要表现,要引起重视。近年来,使用的“打拼”“不折腾”,主流媒体使用的“给力”,使用的“有权不可任性”、“创客”“创族”等引起民众巨大反响,于不觉中把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民众中,这正是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要学习的。

3.要增加民族文化内容在师生教育培训中的份量,提升民族文化的话语权。近代以来,我国民族文化受到冲击,在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甚至受到人们的排斥,只是到了新世纪,尤其是面对现实发展中的种种困惑,人们重新意识到民族文化的价值,民族文化才获得了比较宽松的传承创新的氛围。也因此,思想理论教育者存在民族文化素养较缺乏的问题,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对我国民族价值体系没有深入了解,缺乏认同。这两方面现实成为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民族文化路径拓展的瓶颈,警示我们一定要坚持理性,弘扬传统,增加民族文化内容在师生教育培训中的份量,张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其在大学生中的话语权。对学生,民族文化教育要以十以来党的文化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整体设计,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特点,结合民族优秀文化具体内容,分层设计,协调推进,提升学生民族文化涵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而言,除了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功外,还应对我国民族文化有全面的理解,因此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师队伍进行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提升其民族文化素养,他们才能将自身所体验到的文化理念融贯于教育过程中,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谱写新篇章。

作者:阳倩倩 罗法洋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1

跨境民族研究目前还没有较多的文献积累和高层次研究论文,迄今为止知网收录的有关跨境民族研究论文只有170多篇,且大多是关于中国西南跨境民族的研究,东北跨境民族问题研究基本空缺,较大规模的跨境民族研究会议也只在21世纪初举行过两次。代表性论著方面:方铁、张锦鹏在《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传统》(2004)中,提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众多,本民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并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葛公尚2006年9月出版专著《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主要讨论时代背景与跨界民族发展问题;张兴堂2008年2期撰文《论跨界民族与我国国家安全》认为,加强跨界民族研究,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关于跨境民族文化问题,学界较多的是对西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关注,而东北跨境民族的研究和阐释还多为空白。魏道俊、黄江在《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2011)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多跨境民族的国家,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深入探讨跨境民族问题,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1年3月9日广西新闻网访问周光大教授,以《重视跨境民族发展推进和谐边境建设》为题,指出深入研究广西与东南亚的跨国民族关系,为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边境,是党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精神的体现;2012年6月19日云南网发表《河口县推进中越跨境民族文化建设繁荣边境文化》,关注中越文化交流,认为跨境的民族可以在文化方面实现水融。具体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学术成果,目前极少见到。

当前关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研究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及其作用。曹能秀、王凌(2007)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目标,主要是使学生在了解和掌握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井祥贵(2011)提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民族教育肩负着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双重使命,找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平衡点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少数民族及其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二是从政策角度探讨民族文化传承。汪春燕(2006)认为,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关系为切入点,可以显见出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温开照(2007)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具体要通过寻找文化与经济的契合点促使文化发展,同时加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与宣传来进行;[赵鹏程、徐琴(2005)提出,在认清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应遵循保护、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产业化开发。王欣欣、袁美(2010)提出,需要运用城市化视野去认识和理解对河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唐德彪和卢家鑫(2008)分别论述了民族文化资源化问题、原生态民族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的均衡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旅游开发产生的民族文化变迁因素;张晓宇(2011)认为,要加强旅游业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注重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以特色文化造就和哺育民族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健康发展。综上所述,学界在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尽管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但是关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尤其是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还甚少。

三、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在一个几近空白的领域里展开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文献调研、搜集与整理。因此,系统地总结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收集、整理及研究成果,形成文献资料汇编是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规划和提出实地考察和调研的内容与路线。因此,推进该领域研究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由文献搜集和实地考察、调研搜集到的所有的关于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资料和信息将作为分析对比和进一步实施的基础,在现状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其次,要实现通过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创建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和创新性产业园区;设计并规划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新载体和创新性民族文化产业园区,为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操作性平台,以及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在具体研究上,应该分别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成果集成与文献资料汇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载体创新工程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建设,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五方面研究,通过这五个方面研究的互相支持和整合,最终形成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拟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获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的数据信息、文献资料和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各跨境民族文化资源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展开研究和分析,按照产业竞争力原理、不均衡的要素结构是不利于竞争力系统的持续发展和提升等理论方法,采用竞争力均衡度分析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和量化评价,以此作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然后运用战略学、民族学、旅游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创意产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或体系,以及其他与文化传承相关的理论,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原则、目标、体系和空间布局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进行分层次和分类别的研究,同时进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在具体方法上,将运用文献查阅、搜集和整理,田野调查,统计样本和数据挖掘,以及文化产业战略设计等方法。通过上述的研究设计和构思,可以实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创新与突破。目前,在跨境民族问题处理和文化传承实践方面,国家还没有较大区域的可资借鉴的成功先例,只提出一定的操作原则,即要求尊重相关国家的,维持现有政治疆界,妥善处理两国跨境民族间以及两国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安全。同时,学术界目前还极少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成果,缺少理论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因此,该课题的研究面临着许多需要突破与创新的内容和领域。按照既有的研究原则,即将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战略建立在深入、较全面的文献调研和现状调查及相关数据和相关情况的分析比较基础上提出,在保护和传承东北少数民族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应该通过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和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来实现。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或领域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学术空间,也是一个实践战略课题。通过整合与发掘东北跨境民族文化资源,利用新学科理论和知识方法创制新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从而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是创建跨境民族文化学。

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

研究的平台建构在操作层面,要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目标,科学的方式是搭建独立的研究平台。该平台可以借助2011年教育部号召的“协同创新中心”模式进行构建,称之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从国家发展和战略的层面看,构建该中心首先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意义。2005年,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内乱。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相当活跃,它们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加强东北跨境民族研究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迟缓。由于跨境民族与国境线相连,鉴于这样的特点,跨境民族问题具有更强烈的国际性和政治性。因此,我国边疆跨界民族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关系。它常常与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的跨境民族关系本身就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从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有很多都包含着跨境民族的因素。因而,加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并因此构建较大的研究平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梳理我国周边安全中的跨境民族元素构成,这对于保持和维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为我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对开拓我国周边文化外交新思路意义重大。此外,构建该中心也具有丰富民族理论体系的意义。冷战结束后,跨境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局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东北跨境民族地区正在成为新的国际热点。没有科学的跨境民族理论做指导,不利于对东北跨境民族现象进行分析和解决东北跨境民族问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构建高层次科研平台,认真研究东北跨境民族和跨境民族问题,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理论体系,对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具有很大意义。在具体的平台构建中,应坚持研究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的原则。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2

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是形成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逻辑起点,将中华民族限为汉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各少数民族也把中华民族当作汉族的代名词,是将自身与中华民族割裂开来的重要原因。不管哪个民族(包括汉族),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真正含义,就不会从内心达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前提,才能准确认知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同奋斗、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各民族的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感。

一直以来,伊犁师范学院以各族师生团结奋进为基点,开展新疆地方史教育,以此作为民族团结教育的起点,坚持不懈地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融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中,取得良好效果。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拙,增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方位感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渗透融人进民族团结的具体实践中,实际行动中的民族团结才能理清思想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我国,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民族团结、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争取人心,抓住思想教育是重要途径。为此,伊犁师范学院大力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牢固树一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历史观,更重要的是将正确的民族观和历史观转变成民族团结的具体行为,转变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自觉行动。多年来,结合我校各民族师生的实际情况,首先要突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教育,其次要进一步将理论学习成果融人学生教育中去,形成良好的师生共融的发展态势。每年学校在年度科研项目中设立了两个平台,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专项课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切实推动学校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不断深化,形成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坚实思想基础。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研究贯穿于学校理论学习、组织生活、教职工政治学习、党团校培训等工作中,通过多渠道构建立体化宣传教育平台,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落实到民族团结教育中,具有较强的行动力。

(二)坚持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宗教政策不放松

培育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能建立在空虚的口号之上,要避免出现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思想,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放松,尤其是加强新疆“三史”教育(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从而认识到新疆从来就是多民族的新疆,是中华民族共同努力奋斗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伊犁师范学院是新疆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缩影,更要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理论和宗教政策。为此,学校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建设,坚持将《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各族大学生的必修课。通过新疆历史教育的人脑人心,使各族学生清楚认识到我们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几千年来各族人民相互沟通与交融的成果。此外,学校还充分利用学校新闻网、民族团结主题晚会、校园传播媒介等渠道加强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宣传,引导各族师生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创造各种条件,加深对新疆民族与宗教演变史的认知。通过多渠道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校师生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真实感。

二、提升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民族精神境界的支柱和行动向导,振奋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伊犁师范学院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突出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感染力,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

(一)坚定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立场

新疆社会民族团结的基点在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要求始终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场,将为各民族谋福社作为最终目标,才能坚定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立场。伊犁师范学院是各民族师生共同的家园,以人为本地开展教育,才能更好地为各族师生服务,共同的政治立场,增强同为中华民族的归属。我院定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在各民族师生中树一立榜样的力量,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民族团结的一举一动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学校以少数民族教育及双语教育为重点,以培养服务地方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己任,在教育过程中演绎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并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全校师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立场。

(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要以可操作性强的教育方案为路径

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为了建设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需要以民族团结教育为抓手,将个体的发展追求与“中国梦”的实现相统一。对民族团结教育来说,伊犁师范学院及时掌握各族学生的特征、重视学生的理想信念、性格特征等因素,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突出个性,关注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将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除了及时宣传教育,更重要的在于关注学生需求,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最现实、最直接的切身利益诉求,并通过及时有效的解决,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来自各族师生的关怀,从而形成珍视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和行动自觉。我校新展开推进的“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工作,各族师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民族师生在生活、工作、学习中相互了解、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形成人人讲民族团结、人人维护民族团结、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的良好氛围。通过各种各样的内涵教育、身体力行,使全校师生坚定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意识。

三、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

最终,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要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和努力,从而超越“直自的历史层面”和“强硬的政治层面”,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只有不断传承和创新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才能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工作的思想基础,也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前提。

文化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稳定的关键核心。一个民族、团结和家庭长期一起共同生活,形成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化,人们之间无法沟通,就不能共同生活。民族团结不是强制力实施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显示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稳定性、连续性、凝聚力和生命力。文化认同并不是消除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反而是保障各民族文化丰富性和自由发展的重要方面。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团结,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

伊犁师范学院以培养多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为己任,注重思想教育,在民族团结、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奠定牢固基础,利用多渠道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最终达成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一)充分利用资源,发掘教育素材

民族心理学论文篇13

【中图分类号】D633;C9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25-009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theory study in new China

――Research series one: To constructio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ethnic theory

HuangZhongying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logy theory, such as the exotic suppose, the localization and the sinicize. However, all of them consider the Western ethnology as the starting-point and foothold of Chinese ethnology study theory, which would result in a research dilemma, for example, to annotate the reality with the classic, to apply mechanically the antiquities to nowadays, to lead the domestic by the external.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ethnic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adhere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thnology theory, which means that it must begin from the reading and research of the thousands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rom the history of our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trunk-thought of the Chinese ethnology theory study must be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all the ethnics in China, Chinese doctrine is dominated and the Western is a reference.

Key words: Ethnic theo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ral 12 tiao; Development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学理论研究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某些学者习惯于站在西方的理论视角来阐释和研究我国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片面地把西方的源头作为我国民族学的唯一来源,从而忽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敢与西方思潮争锋,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颠覆本土的文化,在与西方的对话中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中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在具体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因此,提倡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论,不是要树立世界话语霸权,而是提倡从我国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研究出发,实事求是,将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史作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出发点,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发展道路。

一、几种学术观点的解读

“欧美中心论”的思想是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对外开放相生相伴的。这里有两个概念必须要阐释清楚,一个是“中心论”,这就涉及到“欧美中心论”的另一个对立面,即“中华世界秩序论”(为了便于比较,亦或称为“中国中心论”),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必然要求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的伦理关系:中国像一个母亲,而周围的国家就像儿女一样,表现出绝对的尊重和服从。①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原则集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权威性和不容侵犯性,反映到学术上也是如此。“中华世界秩序论”的这种封闭性和伦理性导致了在文化的交流上,同样表现出一种“君臣”的关系,只能以“我”的正统观去阐释“彼”的文化形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和文化只能是旁流,既不影响也不能融入“我”的文化主流中,体现出的是主体文化的强势性和沟通的不自觉性。而两种“中心论”的分界线就是以下所要谈到的另一个概念:“对外开放”。严格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对外开放,但是,这是一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础上的“勉为其难”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这是在西方外来文化作为一种强势力量的前提下,封建统治者被迫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既无力维持我国封建社会一切保持原样,但也不是要改变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具有的特点就是“彼”的强制性和“我”的抵制性,体现了内外交流和沟通的不顺畅,譬如洋务派官僚进行的“洋务运动”;另一方面是在面临帝国主义文化强势的压力下,封建统治阶层一些官员和社会有识之士所寻求的一种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自主的突破,要求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进行改良,以适应西方强势势力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譬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各种主张和措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使得我国在对一些文化现象的阐释上,更多地烙印上了西方文化的痕迹。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我国在对外文化的交流上由主动变为了被动,而西方文化的强劲不仅在很大的程度上映射出了我国封建文化体制的保守性、软弱性和腐朽性,而且也给当时的国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只有不断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才能为处在困境中挣扎的中国文化发展寻找到新的出路。这种思想表现在如何对待我国的文化现象上,就容易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阐释,以西方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存的文化体系,从而也导致了我国在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上出现了纷争。

综合以上阐释,回归到民族学的理论上,“舶来说”、“本土化”、“中国化”等一系列的学术观点就衍生于我国的学术由“中国中心论”到“欧美中心论”的演变过程中。鸦片战争击碎的不仅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上朝天国”的美梦,同时也将国人的思维由“天下主义”转向了面向全世界“自我”与“他者”的思辨中。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专制与禁锢以及清王朝的腐败与懦弱,底蕴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时代气息,主张“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体系相比,在当时的许多专家学者看来,已然显得有些陈旧与落后。在梁启超等人提倡“少年中国”的思想号召下,在文化上要求突破“死板的模型”,进行“自由的创造”,②就成为了当时学人以学术救国,以思想塑民的主要思维转向。在目睹了封建文化专制的千疮百孔之后,选择随着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一拥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作为启民救国的举措也成了当时一些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的首选之举,这样,在民族学学科理论上,各种“说”和“化”的观点与主张也因而兴盛起来。

相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全盘照搬的“舶来说”而言,“化”的含义更多的是专注于“自由的创造”,所以“中国化”、“本土化”的观点和主张更加受专家学者的青睐和推崇。“中国化”一词的出现,应该追溯到20世纪20~40年代我国近代科学的西学东渐运动中,在当时,就是要将“西洋的科学变为中国的科学”。对此,我国学术界早期就有过以下阐释: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这种工作,我们替他立一个名称,谓之“科学的中国化”。③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当时的一些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翟同祖、李安宅、黄石、田汝康等人就力图以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和理论来阐释中国的社会现象,并深入社区,通过实地调查,撰写了大量的实证性的专著,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林耀华的《福建的一个民族》、《金翼》,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李有义的《山西的土地制度》,等等,这些专著,“夯实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④而“本土化”的思想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提倡学术研究自由的发展和深入,由台湾、香港等地传入大陆的。对于学科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多数专家学者通过以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为例,重点阐释了如何“化”的问题。周大鸣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的独立地位和保持本土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化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作出贡献。”⑤王庆仁也指出,本土化或中国化实际上首先是建立在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化”的对象是国外来的理论或方法,而不是本土固有的东西。⑥李亦园的观点则更具代表性,其要求“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修正西方的理论以适应吾国的文化,而且应该更进一步创建我们的理论。”⑦这就诞生了一批以探讨学科本土化为主旨的学术专著,较具代表性的就是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等所著的《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等。民族理论研究

提倡民族学学科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这恐怕是深受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的影响。我们不否认在学习西方变革图强的角度上,这种“拿来主义”的思想与方法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但也有如王庆仁所说的,其理论或方法从来就不是“本土固有的东西”,而是从国外来的,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又陷入了我们颇为尴尬的“舶来说”中,即使再怎么“修正”、“适应”、“创建”,我们都无法避免的事实就是:中国民族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产生怎样的认识论,其学科特征再怎么依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变异,都不能摆脱西方祖源说的束缚,有片面地以西方民族学作为我国民族学理论的唯一源头,注重西方理论指导的趋向,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从而不符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发展。

而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要符合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发展,就不能脱离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这就需要强调:一是必须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发展中国民族学的根与源。我国的典籍著作有汗牛充栋之称,其相关民族研究史料也极为丰富,从《山海经》到《史记》等二十五史,从描写国内各民族的《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蛮书》、《西域图记》、《桂海虞衡志》、《百夷传》、《西南夷风土记》、《蒙古秘史》到描述国外民族的《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异域风土记》、《海国图志》,等等,虽然不及民族学界所推崇的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专著的系统性,但这些都称得上极为重要的民族学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我们在进行中国的民族学理论研究时,在“言必称希腊和西欧”等观点的主导下,一些专家学者往往拒绝将这些史书典籍列入民族学著作的范畴中,最多也只是将它们列为一种研究的“史料”,反而“对于西方某些传教士、商人及殖民官员路过某个孤岛或异国民族(包括对中国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记述了一些风土人情语言文化之类的东西,则一概称之为民族学著作甚至于奉承为民族学世界名著!”⑧,这不能不说受西方思想之“化”之深。二是必须发掘、传承和发展我国民族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体系。对于提倡民族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一些专家学者虽然坚持中国的民族实际,但其所倡导的还是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内在消化,似乎我国的众多民族学典籍、史籍只是重在叙述,而少于研究,不能称之为著作,其中的缘由是缺乏一整套的理论指导和方法操作。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如果说没有一个内在系统的指导和传承的机制,我想就不会形成今天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中国的民族学理论发展也是如此。笔者认为,其实贯穿我国众多民族学、史学典籍的,其中的理论核心就是我们耳详能熟的“有教无类”,观点及其原则就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⑨。但是,这些原则和方法往往被后来的民族研究者所忽略,这其中原因也许是中国民族学和西方民族学所建立的基础不同。既然西方的民族学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那么,殖民主义中的“控制”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民族学,所以,研究殖民地的民族,便于统治该地群众,助资本主义扩张市场,就成为了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而在中国,“大一统”、“中华世界秩序论”的思想则蕴含着很深的“教化”情节。当西方的“控制论”与中国的“教化论”相遇于近代中国,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思潮中,在救民强国的大旗下,思想的教化自然逊于强权的控制,更何况“教化”的思想衍生于几千年来腐朽的封建体制内,这也是当时文人志士所讳忌谈及的。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感召下,学习西方,以西方理论和方法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促进西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也就成为了时人的首选。这在以上已有分析,此不重述。

二、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发展论

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始终受到两股思想潮流的冲击,一是清末国门大开,伴随着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一拥而入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各种民族学著作、民族学学说和方法论;二是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传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相关的民族学著作和民族学理论。这两种民族学的思想体系,本质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起源和区域来讲,都是西方的理论和方法,都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化”的过程,两者在中国的矛盾冲突、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最终都汇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中。

不可否认,科学无国界,学科的发展需要彼此之间的交流、借鉴、乃至融合。鉴于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发展的实际,各种“化”的观点和原则也说明了我国在采纳西方理论思想的惯例:由简单的采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材料起步,发展到综合西方各派学说和方法构成中国理论学说,再到汇合中国化运动的潮流,提出更有系统的中国化、本土化主张。早期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翟同祖、李安宅、凌纯声、杨成志等人所撰写的大量实证性的专著便是基于此出发,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学术环境等,这种学科本土化、中国化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没有能够完成,并且停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于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学科“本土化”思潮,多是以人类学提倡的社区研究、文化研究为主旨的。这种倡导文化回归的理论研究,迎合了时下我国提倡文化研究与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但在一定得程度上又陷入了与中国民族学学科性质“政治化”亦或“学术化”的思辨之中,这方面的集中体现就是90年代后兴起的人类学的“族群”概念和民族学的“民族”概念之间的纷争热潮。就这场纷争而言,欲以一门学科的概念取代另一门学科的概念,并称之为学科的“本土化”、“中国化”之间的衔接不免有过于急躁之嫌,而且也背离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这一场“化”的过程中所持的初衷及其付出的努力。如果说,这一场80年代后兴起的“本土化”的思潮是20~40年代的“中国化”的继续的话,那么,只能是方式的发扬,离思想、性质的继承还有很大的差距,至少从“族群”概念与“民族”概念之争来看,就不是本土理论的“创建”,而是西方理论的“覆盖”,不是要形成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学术理论,而是要以西方学术“唯马首是瞻”。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带来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学著作和民族学理论,而且也将苏联民族学的模式带到了中国的实践中,并且长期地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建设和社会建设。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特别是在50~60年代,我国也开始了苏联民族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具体实践就是民族识别工作,这其中也充满了苏联式的民族定义(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中国式的民族定义(在提倡“名从主人”原则指导下的民族划分)之间的纷争。所幸的是,在这场民族识别工作中,在“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⑩和的“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B11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开始走上了“尊重民族意愿”、“名从主人”的发展道路。

“名从主人”的原则,主要是体现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就是“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在保持族称的科学性与本民族意愿发生矛盾时,应本着耐心说服的精神,使之真正懂得本民族特点与历史真面目,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与决定”。B12实际上,发展到这里,我国民族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已经是显山露水了。虽然,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后,民族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取消,但其研究工作也始终没有停止过。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在这期间,数千万字的民族材料得到了整理,数百种的民族简史、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以及各种专题性的或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得到了出版和发行,这就为后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夯实了基础,也催生了80年代末期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1988年8月,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发表,对我国民族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仅体现了与西方殖民主义民族学完全不同(西方殖民主义民族学研究的目的是“控制”,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的核心是“发展”),也体现出了与苏联民族学理论截然不同(苏联民族学认为中国只有汉族称得上是人们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民族的“优越论”;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指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单元,体现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论”)的崭新的民族学研究与探索之路。其中,首先解决中华民族的具体含义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核心内容,因为既然是民族学研究,既然研究的是民族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就要先弄清民族的含义及其形态。费孝通在其论著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体”,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B13这就让我们明确了这样的观念:一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凝聚核心、少数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的多元格局;二是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虽然各自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同,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在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民族理论研究的探索与发展上,至少有以下两种重要作用:一是强调了民族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指出民族是整体与个体的结合体,既指出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以超越中国各个基本民族单元的族际聚合为主要特征,也点明了各基本民族共生共存、相互联系、融合发展的历史现实。这种观点是绝无仅有的,或者说,在长期要么是西方殖民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强殖入侵,要么是苏联民族学模式的霸权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学理论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发展的根和源。纵观近代以来我们所倡导的各种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之所以有诸多的争议与分歧,其中的原因就是在于民族学学科姓“资”亦或姓“社”的争论上。作为民族理论的“第一块基石”,B14民族概念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性质亦或“文化”,亦或“政治”,都无可避免地触及到学术研究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今天,无论是人类学的“族群”概念与民族学的“民族”概念之争,还是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与中国共产党“和谐而有中国特色”B15的民族概念之间的思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宏观体系当中。这样,在纵向上,多元一体理论既符合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相处的发展格局;在横向上,又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民族感情与爱国主义统一起来。这才是发展中国特色民族学理论的核心所在。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强调了我国在民族学理论及其发展上的话语权。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失语症”与“话语权”的两种抉择,一方面是挣扎的阵痛,一方面是突围的涅,“本土化”、“中国化”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衔接点。前文之所以说“化”的过程不尽如人意,就在于后来的研究者曲解了前辈专家的良苦用心,不是在“借鉴”与“创建”中寻找突破口,而是在“挪用”与“覆盖”中寻求一种自我安慰,诸如现在一些学者就借用人类学的“无国界”性和“纯粹文化研究”性来抨击中国民族学理论发展的“政府行为”性,一遇到现实中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贯以政治性或学术性来验明正身,这不但有害于当前的中国民族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还将会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推进一种瓶颈的发展状态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适时提出,突破了以往西学颠覆本土研究的困境,将中国民族学理论研究的本质、本源及其天生以来所具有的包容性、吸纳性等特征逐一剖析到世人的面前,强调了中华民族是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和文化层面上的民族的相互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核心。这就将中国民族学理论引入了一种正确的、有序的并且倡导多元研究的发展轨道中。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学术价值及理论贡献,争论过多无益,谨以林耀华的评价为证:“依我的浅见,费教授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出并通过论证而确立了‘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在中华民族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我最近反复研读费教授这篇文章并潜心思索,深感‘多元一体’这个概括确实精妙,相信它必将能对我们今后开展的民族和文化研究产生巨大的启迪作用。”B16

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中国民族学界的学术泰斗在多元一体理念上的共识,共同道出了我国在民族理论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上所应坚持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从此,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开始走进了一个健康的、系统的、独具特色的发展时代,特别是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的例证就是:2005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正式用于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之中;同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从12个方面对党长期以来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作了新的总结和归纳(简称中央“12条”);B17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命题,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时候,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已经建立和逐渐完善起来了。

三、学理性与话语权相结合的中央“12条”:我国民族理论研究发展的“中国特色”

要论及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首先离不开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二是“特色”。

发展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一个最大的致命硬伤就是“全盘西化”,虽然后来经历了类似“拿来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但在西方强劲的话语霸权的影响下,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还是显得颇为小心翼翼,因而始终摆脱不了“言必欧美、希腊”的深刻影响。我们赞成西方理论在中国有一个逐渐内化的过程,但最终必须要达到“脱胎换骨”、“易筋洗髓”的目的:脱西方的“胎”,换上中国的“骨”,至于“筋髓”,当然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个简单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既然西方有“西方民族学”,苏联有“苏联民族学”,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可以有“中国民族学”?让我们尴尬的一个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却羞于在民族学面前加上“中国”二字,在此问题的探讨上也过于遮遮掩掩,他们愿意谈的更多是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化”的问题,很多时候总冠以“与国际接轨”的理由来搪塞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中国因素,这显然是“西方祖源”情节在作祟。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完全有条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论基础,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各民族虽然聚合无常,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B18;论内容,从封建社会崇尚的教化思想,到近代以来提倡的民族自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施行的民族平等,无一不体现出中国民族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论理论,从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再到本世纪初期倡导的“和谐的民族关系”,B19其中一脉相承的,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谐观”的集中体现;论体系及发展规模,且不论古有“华夷观”、“夷夏论”,近有“五族共和”论,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在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体系。B20所以,在进行民族学研究,发展中国民族理论时,在咄咄逼人的西方话语霸权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扯一杆“中国”的大旗。

关于“特色”,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具情感色彩的一个词语,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正因为“特色”一词总与“中国”、“社会主义”等结合在一起,这就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政治联系起来,如一些主张学术研究应该与国际接轨的专家学者就以此作文章,重提民族理论研究“姓资”亦或“姓社”的问题,认为中国当前的民族理论研究政治性质太浓,不利于与国际学术往来,提倡民族理论研究“去政治化”,回归纯粹的文化研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学者质疑我们现行的民族概念,认为我国的民族单元都是“政府构建的”,是我国政府政治化“思路下设计出来的一套以‘民族’为单元的符号体系”,是打引号的民族。B21恕笔者妄自菲薄,这或许是一些专家学者还对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的国家行动上的民族识别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耿耿于怀,认为学术研究一旦摊上政治这一因素,就失去了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如认为“壮族”就是中国政府的“特色”制造,对“壮族”这一族体是否存在的质疑和激辩就是集中的体现。这实际上是对“特色”一词的误解(关于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的重大意义已有众多阐述,此不重提)。我们提倡中国民族研究及其理论发展应该具有中国的“特色”,就是坚持当前今后的研究应当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以社会主义这一性质“特色”将国外的学术及其理论拒之门外。如果一谈“特色”,就要扯上政治,这不免有戴有色眼镜看问题之嫌。退一步来说,难道西方民族学的研究和发展就真的是远离政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查阅西方民族学的发展我们就容易发现,其发展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殖民主义海外扩张及其殖民政策需要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派遣和支助大量的传教士、军官、商人、学者等到海外殖民地去考察、研究,恐怕今天诸多我们奉为人类学、民族学的经典著作就难以问世。就拿我们熟悉的《与刀》一书来说,你能说里面纯粹的就是文化的研究,而不是为帝国主义服务,为美国日后能更好地占领和控制大和民族服务?这一点就连其作者本尼迪克特在序言中也予以否认。所以,谈“特色”不是谈政治,而是谈适应,谈实际,即要形成根植于我们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方法,进而为促进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服务。

200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与1992年、1999年的两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相比,取得了三个历史性的突破,即颁发了三个文件: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二是国务院颁发了《实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三是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三个文件都开创了我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史上的第一次,如《规定》是“国家第一个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规划》则“以前都没有搞过”,尤其是《决定》,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民族工作的第一个决定,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史上重要的里程碑”,B22而且,还总结和归纳了长期以来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12条”,组成了我们党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础、核心,“创建了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体系”。B23

《决定》、《规定》、《规划》三者的集大成者就是中央“12条”。这“12条”,不但涵盖了以上三个文件的内容,而且构成了我们中国民族理论的新体系。说它新,是因为它不仅突出了以上我们所论述到的发展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应该具有的“中国”与“特色”等因素,而且还实现了学理性与话语权的紧密结合。

“12条”所体现的学理性,实际上在于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突围。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的发展之所以存在着“政治性”与“文化性”之间的激辩,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所遵循的苏联模式的民族理论体系,特别是将以斯大林民族概念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定为“普世性理论模式”B24所留下的后遗症。不可否认,在苏联模式的民族理论体系中,“民族主义”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观”,西方式的“民族――国家”模式也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所取代,这样,民族学学科的发展也被以社会的性质加以区分,所谓的学理性,也因意识形态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姓资”亦或“姓社”,彼此之间有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至于20世纪50年末期我国民族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90年代后其又被一些专家学者抨击为“政治因素”太强,想以人类学的一些概念、理论、方法取而代之。以上两者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对学科的理性认识问题,前者是“堵”,不加以分析就将涉及西方理论方法的学科一致排斥在国门之外;后者是“泛”,没有深究学科的适应性与实际性,虽然意识到了学科之间的渗透性,或者是关注了国际间学术的交融性,但却忽视了学科之间彼此的独立性以及学科各自根植的文化实际。“12条”的出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民族概念的重新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B25这种表述,抛开了以往的定义模式,通过列举若干基本特征的形式,既剔除了西方民族概念较为青睐的血缘、体质等因素,也突破了斯大林民族概念“四要素相统一”的框架,不但符合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实际,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发展过程,就是古今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民族实体,也都可以囊括其中。其他诸如对民族过程漫长性的阐释,对民族问题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理解等,同样可以在中外学术交流中融会贯通,既消除了以往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注重了和国际的接轨与交流。至此,我国的民族理论体系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学说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飞跃”。B26

中央“12条”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中国民族理论发展一贯倡导的“平等”与“和谐”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的话语权。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学科发展就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也不例外,即便后来经历长期的“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有所成效,但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折射了我国在发展民族理论体系上话语权的严重缺失。近代梁启超等人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就带有很浓的西方民族主义情节,即使后来孙中山提出的“五族共和”在维护国家统一、凝聚国民力量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深究起来也不免带有美国“熔炉理论”的烙印之嫌。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之日起,就深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影响,但在苏联的强势压力下,早期的民族工作同样向“社会主义老大哥”看齐,以至于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上还曾一度遵循苏联“联邦制”的模式,所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权衡利弊,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创建,可以说是坚持中国民族理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标志,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里面却很少关注或者是基本没有采纳这一理论贡献,B27直至2005年才正式出现在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至于如此鸿篇巨著因何被中国民族理论的“主流范式”B28所忽略,这除了传统的痼疾之外,联系到“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之间的纷争,其中的“失语症”也不言而喻。以上的遗憾和缺陷在“12条”当中都得到了一一更正。和谐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和谐的民族关系、体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等等,这些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内容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形式进行概括,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价值在于建立了中国民族理论的新体系,意义在于坚持了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话语权。

这样,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其中何谓“中国”,何谓“特色”,论述至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一是充分吸收西方民族学的先进理论及其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二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方法的中国化,将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陈出新,有创新,有发展;三是结合各种民族学理论及其方法,积极创建和形成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研究既面向全世界各民族,更面向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这就是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特色,也是建立和促进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王铁崖:《国际法引证》第3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1919年9月15日。

③ 参见《发刊旨趣》,《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转引自段治文的《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本土化探索及其局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年第6期。

④ 杨健华:《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世纪20~40年代的探索》,《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

⑤转引自荣仕星、徐杰舜主编的《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第7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⑥王庆仁:《人类学本土化探讨中的共识――读随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哲版)2000年第1期。

⑦ 转引自荣仕星、徐杰舜主编的《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第2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

⑧方仁:《走向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⑨陈注:《礼记集说》卷3《王制》,《四书五经》中册,第74页。

⑩参见《全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前苏联曾经将其中比较发展的俄罗斯族等称为民族,把另外一些发育程度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非俄罗斯族称为部族。50年代初,国内有人主张把这一观点移植到中国来,并由此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争论。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由于局限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识别“民族”和“部族”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正是从这一方面出发,提出了以上的观点。

B11 :《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统一战线文选》第339页,人民出版社,1984。

B12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B13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1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B14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B15龚永辉:《论和谐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B16林耀华:《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参见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

B17具体内容详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9~31页。

B18黄铸:《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第33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12月。

B192005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指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

B20如1990年在视察新疆时,从五个方面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从八个方面总结和概括了我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政策;200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又将中央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概括为十方面;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从十二个方面对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作了新的总结和归纳。

B21马戎:《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9日、16日。

B22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3页,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

B23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B24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第241页,民族出版社,2008年5月。

B25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29页,民族出版社,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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