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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如何定位民族伦理,是研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出发点。樊和平探讨了现代伦理形态下的民族伦理,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伦理”不仅面临繁重的文明任务,而且面临被分裂和自我分裂的危险。在现实中,尤其当“民族伦理”与“应用伦理”结合时,必须特别警惕由文明霸权演绎为伦理霸权,进而演绎为伦理帝国主义。伦理觉悟是人类的终极觉悟!“21世纪伦理觉悟”的根本乃是告别韦伯,在民族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中开创一个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开创一个人类伦理的新时代!
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伦理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冯庆旭对民族作为伦理实体作了探讨,认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伦理精神,亦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共同构成民族伦理实体。
孙春晨提出以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民族伦理学,认为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二)民族伦理文化的形成规律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和反思民族伦理的前提。徐嘉对“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与传统伦理之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伦理的转型,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伦理的重要基础。
郑维铭、郑丹凌对民族大融合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发展中,经历过不断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对于促进民族和谐共处、巩固民族融合成果、协调民族矛盾、奠定民族融合基础、加强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赵庆杰对民族伦理的路径选择作了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人本”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路,是与民族童年时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而非“神本”的伦理型走向;西周时期周公的“维新”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地位。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有何交互影响和意义?关健英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说明,民族共同体不仅表现为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是文化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共同体。在魏晋隋唐时期,民族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民族融合不仅是血统融合,更是道德与文化融合。
(三)民族伦理与多元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之问的复杂关系?李伟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民族伦理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对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现代性中的核心价值与世界各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之间的碰撞以及世界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伦理文化冲突加剧,从而使得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的对话显得更加迫切;二是总结人类历史上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对话实践,和而不同、理解尊重、互爱合作、正义团结应成为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对话的基本原则。
田海平、张轶瑶对“伦理”的异域与世界主义的民族伦理观作了阐释,认为为了避免世界主义伦理和民族伦理两种伦理的“暴力”,世界主义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有置于多元民族伦理文化的“异域”,才可能具备一种使“他者成为他者”的文化理解。这是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应当具备的民族性内涵。同样,民族伦理的价值承诺与文化守望,必须兼具一种合理的世界主义的伦理观——一种将“伦理”不仅带回到“民族家园”,而且带回到“人类家园”的价值关切,应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的人类性内涵。
晏辉对现代性与伦理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以家庭、家族、村社为基本交往空间的社会结构中,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便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相互间的承认和尊重问题。当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置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之下时,伦理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也必须重视的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承认和尊重相异的伦理体系就成了应用伦理学和民族伦理学不得不重视的课题。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承认和尊重各种伦理文化体系的正当性是这种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
(四)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潘忠宇对社会转型期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任务作了分析,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现代化趋向使民族伦理文化面临向主流伦理文化趋同、被边缘化、被湮没的三重困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现代性的积极适应、对自身传统的主动扬弃、在新条件下的创新是民族伦理文化消解冲突并获得发展创新活力的基本途径。创建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伦理文化将是未来民族伦理文化领域的客观需要和艰巨任务。
习俗文化是以风俗习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闫平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道德功能及当代传承作了探讨,认为习俗文化是民族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与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的礼仪、信仰、饮食、服饰、居住等习俗文化蕴含着重要的道德功能。面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必须通过综合创新寻找有利于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出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健康发展?郭春霞、于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提供了精神导向和动力支持,而中国各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和谐发展又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具体实践行为的转化。
西部地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王永和对中华“和合”文化与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一脉相承;“和合”文化是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二、应用伦理研究
(一)政治伦理
当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全面启动。如何实现中国梦?道德何为?陈少峰认为,诚信与爱是中国梦的基础。他认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信任和五个文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没有爱就不会扭转诚信危机的现状。我们第一个中国梦是建立诚信,但是建立诚信不是靠提倡诚信,也不光靠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慈善和公益。
公正是应用伦理中的基本原则。马永庆对应用伦理中的公正原则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应用伦理的视阈中,公正是其内在属性,是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整体的夙愿。公正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实现社会公正,既需要完善社会机制,让社会成为“公正的社会”,也需要加强公正意识的培养与教育,使个人成为“公正的个人”。在公正社会和公正个人的相互作用中,普遍提高社会的公正水平。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诉求。
詹世友对政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作了探讨,认为传统社会把政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政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政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故政治领域中,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政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二)行政伦理
行政道德文化是指直接影响行政道德活动与行政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鄯爱红对当代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现状作了深入分析,从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围绕行政道德原则、道德评价标准和道德行为习惯三个方面,对当代行政道德文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建设当代中国行政道德文化的思路与对策。
王莹、景枫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路径作了探讨,认为伦理是人的内在软约束力量,它在管理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社会管理的领域来看,伦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职业生活、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三个领域。伦理要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形成伦理与制度的整合与互动。
节约行政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廖小平、孙欢对节约行政进行道德考量,认为节约行政的核心价值观是节约为民,它与效率、公平、服务、责任等价值观具有内容上的交集。节约行政的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履行节约之德的基本要求,包括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规范两个维度。
(三)生态伦理
曾建平、黄以胜对“生态人”何以可能作了探讨,认为“生态人”是基于人性的自我反思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产生的,融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行为于一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为准则,以人的生态性存在为目标的一种新的人的范式。她是一种对接生态时代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具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功利主义的渗透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给“生态人”的培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此要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生态思维;要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
路日亮、提出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认为生态伦理必须通过具有生态理性的人才能发挥作用。他们从“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诉求、理性的偏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培育理性生态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剖析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在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时所导致的理性偏失和道德缺失,阐述了生态理性人培育的具体内容,论述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关系。
(四)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和难点问题。龙静云提出,道德治理是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她以为,道德治理是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携手合作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克服和消除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转换为人们的行为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从价值实践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引领的层面,共同推进我国社会秩序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创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周中之、王亚娟对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思路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中国要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必须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从现实生活看,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是治理根本之道,为此,必须建立事实的记录和跟踪档案。规范伦理可以通过相应程序,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而德性伦理难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规范来支持德性伦理。法律治理必须体现道德的原则和精神,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支持行善的行为和当事人,
(五)社会伦理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交往关系?柴艳萍对社会交往的利益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着多种身份和角色,经常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与之相对就应该坚持不同的利益原则。经济生活中要进行等价交换,集体生活中要坚持集体主义,私人生活中要遵循礼尚往来,公共生活中要热心公益慈善。总之,不同的领域就要运用不同的利益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实现我国公民由传统慈善意识向现代慈善意识的转型。单玉华对中国公民慈善意识转型的利弊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沉积、现代慈善意识的提升、西方慈善意识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有关立法的出台,构成推动我国慈善意识转型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某些特质的制约、慈善事业负面事件的影响、慈善立法不健全,成为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制约因素。
韩国徐圭善教授对体育运动商业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体育运动商业化的伦理困境。
(六)道德教育
何为道德?如何教育?王露璐、李明建对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及其资源意义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涂尔干提出了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思想,他以社会为基点,阐述了道德三要素,分析了学校对儿童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他们认为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对转型期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篇2
前言
地名的形成不仅仅是为了对某一地点进行命名,还包含了该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很多地名在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更名、雅化等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也能够反映出当地在某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这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下面笔者就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一、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1.能够发现蕴含在地名中的历史故事
民族语言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和地名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人们寻找出当地历史文化。例如新疆中的呼图壁,该地名不是新疆范围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也不是汉语,而是满语。呼图在满语中的含义为鬼,而壁在满语中所表达的意思为有,该地方主要是指有鬼的地方[1]。该名字的由来要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叶,锡伯人本身所使用的语言为满语,其奉旨来到新疆伊犁驻守,当途径乌鲁木齐西部较为荒凉的地带时,由于当地风大、坟多,并伴随着很多动物的鸣叫,使锡伯官兵彻夜未眠,所以便给此地命名为呼图壁,主要是指该地有鬼。而在军队离开之后,当地人们并不了解满语所表达的含义,便也将此地一直呼作为呼图壁。该地名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但其不仅反映了锡伯族西迁的历史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当地在当时的生态信息,对于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此外,除了呼图壁,还有很多城市的地名都与民族语言有关,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呼和浩特,其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是蓝色的城,也可以称之为青城,该名字的由来主要是指当时该地位于大青山,表明从最初该地一直为蒙古人的游牧之地。
2.能够反应出当地的自然生态情况
地名的由来有很多种形式,根据当地的自然情况给所在地起名也是地名重要的起源方式之一,人们通常会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对其所生活的地方进行命名,通过利用民族语言对地名进行研究,能够清楚了解到当时该地的自然生态情况。例如乌鲁木齐,该名字在蒙古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主要是指肥沃的牧场,虽然在现在其已经成为了新疆的省会,发展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在几百年前该地还依然是一片草原[2]。还比如吉林省的和龙,该名字在满语中的含义为山谷,由此能够推断出当初和龙是位于长白山中的山谷。除了这些地名能够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翻译之外,还有一些地名如果想要明确其在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应当熟悉并掌握相关的音韵知识,才能够破译出来。如鲁克沁、吐鲁番等,鲁克沁应被称为鲁陈,而吐鲁番则被称为吐蕃,这些地名的读音主要是因为音节入声尾发生了脱落,导致音节变短而使读音发生了变化,转音成为了其他地名。因此,在翻译这些地名时应当以音韵学为基础,才能够了解到其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民族语言对历史文化和地名研究的启示
1.民族语言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启示
很多地名经过民族语言表述以后,在含义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人们所熟知的宁古塔,宁古在满语中所表达的含义为六,而其本身地名单词为ninggute,该词所表达的含义为六个,而汉族利用自身的语言将其音转译成为宁古塔。虽然最开始此地的含义为六个塔,但实则没有,其相传清皇族有六人来到此地居住而得此名。因此,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地理文化时应当先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才能够使地理的研究和考证更为精准。很多地名除了是少数民族语言直接音译过来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少数民族自身独有的特殊文化而产生的。这种形式地名多见于北京,如、XX营等。
研究地名领域的学者,不仅要重视民族语言和地名之间的关系,还应当将其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口语和语言学等领域当中。语言不仅是人们用来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还能够反映出民族文化,甚至保存有一个地方在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事件等,利用民族语言对其进行解释能够充分反映地名背后的故事,对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
2.民族语言对地名工作的启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便需要对新开发的城区和街道进行命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历史地名进行保护,对地名工作所产生的启示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应当重视民族语言所形成的地名。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当中应当重视利用民族所产生的地名,特别是在一些各民族混杂居住的地区如北京,该地中的地名由民族语言而形成的地名已经很少了,但就是这些具有特色的地名体现出了北京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特点。其次,地名不应该随便被改变而失去其原本的含义[3]。对地名进行更改主要是为了能够对其进行简化和雅化,其应当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而发生改变,而不是根据人们的意愿随意对其进行更改,否则将会使其失去地名原本的含义。因此,相关工作人员在日后进行地名工作时,应当尽量保留地名所表达的本身含义,不应对其进行过多的更改。
总结
总之,在我国辽阔的疆土之上生活着很多民族,不同民族语言都能够对地名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人们要想能够对地名有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先了解当地民族的语言,根据民族语言中所表达的含义研究地名形成的历程和其所表达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当地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并且了解我国历史地名形成的规律,还有利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地名工作,使所产生的地名符合我国民族文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篇3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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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篇5
一、阿坝州具备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北邻青甘紧挨绵德,东切成都,南接雅安,与省触壤,区位优势明显。境内居住着藏、羌、回、汉等15个民族,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大多的少数民族文化是通过体育艺术为载体进行传承的,所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也意味着其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阿坝州实施“基础驱动”拓宽体育文化活动场馆设施,加强相应的管理和维护,为城乡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文化休闲和健身娱乐环境,重点抓好汶川地震灾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在北京奥运会后,阿坝州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州文化体育广场、州体育馆等,并提供体育健身特别是藏羌传统体育项目的服务,逐步恢复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突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产业标志。2011年,总投资20亿元的茂县九顶山国际滑雪场一期工程顺利开展。近年来,汶川、茂县、小金、黑水等县开展了登山、滑雪、攀冰、山地越野、自行车等山地户外运动,增加体育产业附加值。探索户外运动规范有序的管理方式,认真受理攀登山峰活动行政许可,加强登山等高危体育运动监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科学规范发展[1]。
二、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交流保持社会稳定
阿坝州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有利净化社会风气,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抵制不健康文化的侵袭。通过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和比赛,能增强人们顽强拼搏的意志、协作精神、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使人们的责任心、使命感和集体主义观念得到加强,从而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起源、发展同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经文教等融为一体,并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延绵不绝,表现在民族共同的国家、信念与心理等认知上。精神范畴的民族体育文化依附于肢体语言和其它载体形成一种促进内部同化的合力,为族群成员的、人生价值、美丑善恶等意识形态涂上相似的底色观点、理念,大致相同的思维习惯为族群的认同、趋同提供了内环境条件,有利于调和民族关系。共同利益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的整合与凝聚,基于是平等互助、团结求同理念的中华文化思想是民族融合的调和器,一直到今天都表现着强大的力量和积极的意义。
三、根据阿坝州实际情况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业有利于经济发展
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符合阿坝州实际,也是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具体体现。辖区内有着大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民族式摔跤、草球、押加、珍珠球、马术、推杆、锅庄等项目。居住在辖区内的居民往往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庆日,开展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如藏族的民族体育项目马术运动对于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和壤塘县的藏族群众尤为喜爱,他们通常利用在一些传统民族节庆日,举行一些官方或民间的比赛[1]。羌族的民族体育常与宗教祭祀活动相伴而行,有教导本族人了解、遵循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功能,而后来演变成在传统庙会或宗教活动举行当中,使参与民族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达到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作用。开展民族体育,充分体现了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能把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加强本地区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发展社会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2]。
四、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近年来,体育旅游以其内涵丰富、生动趣味、体验刺激的特点在满足现代人多层面旅游需求,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紧邻成都平原,辖13县。境内有九寨沟、黄龙、卧龙、四姑娘山、大草原、达古冰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结合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游和浓郁的藏羌民族风情,是自驾游、陡步、登山、滑雪、探险、攀冰等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上佳去处。适当开发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挖掘其中的商业价值,驱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会体育文化体系构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社会活动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寻求纯粹的精神需求,后者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依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应该尊重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通过合理开发民族体育的商业价值,努力改造民生。
五、发展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利于阿坝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我国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经文化发展也取得了良好成绩,这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复兴梦想实现的进程,当地各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具有丰富内涵的藏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其广泛的社会功能和鲜明时代感,振奋着各族人民积极开拓创新的优秀精神,同时,也起着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儒、道、释等多种文化思想的结合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通过各民族间相互交流、沟通和了解,从而加深、增进感情,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实现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与自然的竞争意识很强,因居住分散,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相对缺乏,而民族体育活动作为少数民族集会的主要内容,在“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方式下展示优秀的原生态民族体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区域性品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尺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倡导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体育竞争公平,在竞技比赛中,要求将诚信,反对弄虚作假,零容忍于欺骗诈骗行为[2]。
六、结语
大力推进和扶助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必然需要,也是构建“和谐体育・健康阿坝”的需要。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底蕴的体育文化形态,民族体育的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而且,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关系的剂,是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助推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剂。(作者单位:四川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社科类重点科研项目(编号09SA003),阿坝师专校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SA09-11)。
篇6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篇7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篇8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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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论文题是近几年高考,特别是新课改之后出现频率很高的题型之一。高考中的历史小论文一般是通过对某段给定的材料谈谈个人的观点看法,从而考查学生论由史出、史论结合的批判、分析能力,体现了历史新课程改革后的教学导向。当然,它的命题特点也是以自主研究性学习为方向,以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为答题的原则,以开放性的答题形式,对学生的历史能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查。历史小论文一般没有标准答案,言之成理即可,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自由作答。
自从2001年在上海高考历史试卷中首次出现小论文题型之后,其有效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素养、“以考促教”、促进自主学习、引领教学改革、助推课程改革及其保持试题必要的区分度等考查功能的优势逐渐更多地被考试命题者所认同,并逐步成为越来越多省份历史高考试题的必选题型。然而,对于该题型,学生们的答题却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既有思想认识的不够重视,更有对该类题型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而导致针对性复习举措的无力、低效使然。为攻克这一复习难题,我认为历史教师必须客观审视小论文题型的考查意义及其命题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解题方法。
二、日常训练
在历年高考试卷中,历史小论文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史论题,要求考生论证说明某一历史观点,另一种是史料题,要求考生从给出的史料中提炼文章的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正常来说,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可以反映出学生历史基本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水平,与大学历史专业课考试题型接近,对高中学生而言,具有较高的挑战度。
历史小论文写作既要符合写“论文”的正常要求,又要体现“历史”的固有特点。所谓“正常要求”,就是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所谓“历史特点”,即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论点要尊重史实,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的判断;论据要务实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来说明论点的过程。
在日常历史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小论文的写作,就像语文作文的写作一样,把它当成长期性的一个学习任务来完成,让学生熟悉这一题型,在规范化的训练之后,能够有效运用所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中肯地表达个人的观点。
教学生写历史论文,要让学生能透过历史事物的现象看到历史人物或者事物的本质。比如评价秦始皇,我会首先让学生思考、讨论这几个问题:有人评价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秦始皇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劳盖世,你赞同这种观点吗?同时,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这一浩大工程?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大秦帝国到了二世就亡国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没有实现……由上述问题,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通过一系列的问题分析使学生懂得这样的道理:历史发展自有其所属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样,学生写起论文来就会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篇10
二、观看影片
形象生动的情节必将加深你对事件的印象,为了让学生了解特定历史情况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展走向,我多次带学生到电教室观看有重大影响的影片,如反映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片《》,反映的影片,《我的一九一九》,反映二战时期苏德战场的影片《世纪的悲剧》等,这些影片以故事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剧中人物个性鲜明,爱憎分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贯穿其中,通过让学生观看,可以加深他们对课本的了解与理解,同时有助于培养他们完善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三、写作论文
记得第一次让学生在历史课上写论文,要求论文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同学们表现得很惊讶,他们想象不出历史论文与现实有什么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很快就喜欢上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写的题目《从唐朝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联想到今天的环境保护》,这是个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的问题,你可以任思维驰聘,联系今天的水土流失,乱砍乱伐,沙尘暴,全球气温变暖,汽车尾汽排放,工业废水污染等来写作,这样由于取材广泛,同学们思维非常活跃,通过写论文,我们既达到了历史学习的要求,又树立了每位同学环保的意识,还提高了他们写作的能力。此后我多次布置这种论文,我选择的都是一些社会热点和社会焦点问题,只求论文短小精悍,说明问题,不求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每次我都把其中的优秀论文挑选出来在全校展出,让全校师生一览他们的风采,这也将更加激励学生们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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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强调渗透德育,是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夯实基础。进行德育,不仅仅要进行政治信仰教育,更多的则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教育;是文明礼貌的教育;是科学态度、敬业精神的教育;是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的培养等等。
那么,我们在日常教学中应该如何去加以实践呢?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重视课堂教学,深入挖掘历史学科内在的德育功能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要认真做好课堂教学,在传授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学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做好德育教育工作,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首先,要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本很好的德育素材。譬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这一单元讲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老师在讲解过程中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同时,能够加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当我们在讲述中日战争的历史时,让学生观看电影《》中日军的暴行,必然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为中国不断复兴伟业的决心。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体现德育
1.比较教学法
将明清以来中国三百多年的科技落后状况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增强学生为祖国振兴而发奋读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要求学生归纳近百年来中国各阶级的救国道路及其结果,在培养学生归纳问题能力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认清中国的国情。
2.情感教学法
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历史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学生的情感态度在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习,对历史课学习的影响则更明显。教师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要重视情感因素,只有重视学生情感,加强情感教学,通过多种途径激感的要素功能,才能使课堂教学变得生动活泼起来;充分利用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完善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从而使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情感素质得以和谐发展。
3.直观讲述法
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把英雄人物、壮阔的历史场面再现出来,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历史的真实,使之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最有效的教学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学形式。如:讲我们古代先进的科技时,语言要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满怀自豪之情,以激发学生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讲中国近代屈辱史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语言悲愤、深沉、有力,让学生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必须与时俱进,富国强兵,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历史学科课外教学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
活动:
1.开展“演讲比赛”
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自身的能力,提高对历史的热爱,陶冶个人情操,同时还能加强学生对历史的感悟,能使学生更好地走进历史,以史为鉴。
2.开展历史教具小论文撰写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撰写一些简单的历史小论文,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论文的撰写,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在组建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撰写多篇高质量的历史论文。
3.研究本地地方志,培养热爱家乡、回报家乡意识
每个地方的地方志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教导学生学习本地历史,研究本地风俗、名人等能够加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能够更好培养学生回报家乡的热情。近些年来我们学校组织了靖江汤包文化社团、靖江讲经文化社团等一系列社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历史学科是一门非常注重德育的学科,对历史教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在日常的教学中必须渗透品德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深入思考,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德智兼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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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知道民族的历史,才能够增加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我们常说,文史不分家,但是相对于文学而言,历史又是文学家所钻研不透的,很少有人可以两面精通,因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包括地理、人文、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等,这样广阔的学科涵盖量,是任何一门学科也无法比拟的。但是历史又是极为简单的学科,相比于数理化等不断发展的学科,历史的内容相对固定,它是不断学习过去的文化,因而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直到考古有新的发现。因此初中历史教学应该深刻遵循这两点特点进行教学模式的创建,贴切教学内容,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而不是和其他学科一样,否则就没有任何可以彰显本学科特质的形式,也就无法提高初中历史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水平,实现教学目标。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就新课改下初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究,希望对教师的教学有所帮助。
一、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
就教师的层面而言,主要是教师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的落后。传统的教学方法能够流传这么久,一定有其支撑发展的力量,那就是不断地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注入新鲜的教学力量与教学理念,使其适应现在的学生观念与教育理念。有的教师会问,为什么一定要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式,传统的教学不也教出了优秀的历史人才吗?之所以出现这样教学质量低下的情况,不仅有教师的问题,还有现代学生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教师的教学符合学生的口味,何愁学生不喜欢历史呢?但在当下的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模式占大多数。首先传统的教学可以减轻教师的教学任务,教师的任务主要是授业,只要完成了教学的内容,教师就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教师不需要准备更多的教学形式,只需简单的备课就好,如果是多年的老教师,甚至可以将以前的教案稍作修改就可以完成教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更喜欢年轻教师的讲课形式,因为老教师在他们看来就是无趣的代言人,呆板固执,不可理喻。
从学生的层面上而言,学生最为重要的是缺乏学习历史的兴趣,因而没有学习历史的动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学生在历史的课堂上没有展现出强烈的学习欲望,他们的眼中投射出来的是“波澜不惊”。学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学生,他们深受高科技的影响,他们知道如何获取这些“过去”的知识,如果教师一味地照本宣科,就会严重的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加入一些新鲜的,学生不知道的内容,借此激发学生对于历史的好奇心,同时初中学生都有着猎奇的心理,他们对于新事物有着强烈的渴求欲望,教师应该改变过去只写板书的习惯,采用多媒体等多样的现代教学技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初中历史有效教学的意义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教会我们的是如何看待现在的人与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历史的长河中包含着恒河沙数的星星,这些璀璨的明星分散在这历史的天空中,如果学生能够知晓更多相关知识,那么对提高他们的人格魅力就会有很大的助益,当与别人交谈的时候不会显得那么的尴尬与无知,可以尽显自己的才华,这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资本。另外学习历史最为直接的就是对学生升学的作用不可小觑,学好历史不仅可以考出高分,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积累作文素材,从而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总之,历史于学生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新课改下初中历史教学的创新
(一)加强教师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培训
历史教学要求教师有着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对于历史内容脱离教材,侃侃而谈,但又始终围绕着教材的教学内容展开。笔者通过一些调查发现,学生对于史学知识渊博的教师都有浓厚的兴趣,能够专注的听老师滔滔不绝,因此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不仅对于正史有着深入独到的见解,同时对于野史也要有所涉及,因为学生对于野史有着更多的兴趣,但是我们又不能为了学生的兴趣将野史作为教学重点,这不符合我们的教学大纲。因此,为了确保学生能够进行正常的学习成长,这就客观要求教育机构能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初中历史教师队伍,建设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可以有效的提高初中教育的质量和教育业绩,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素养。
(二)教学理念与教学方式的创新
理念是指导教学方法的思想,在正确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历史教学才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因此教师必须对自身的教学观念进行改造。在师范类大学或者学校的教师专业培养中,一定要运用新的教育理论武装教师的思想,确立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式教育理念,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形式,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老师们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技能提供可能。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主要培养历史教师对于搜索历史资料、历史论文等方面的能力,对于历史上的大历史事件进行进一步专业的学习。就教学方式上而言,学生需要的不是照本宣科,他们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就没有其他的知识来源,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遵循课本的基础上抛弃课本,将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融会贯通,拓宽学生的思维与眼界。比如在讲到一位历史人物的时候,教师可以多讲一些他们的逸闻趣事,以此激发学生对于历史人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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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纲式”阅读法。对时间跨度大、教材容量多,学生一时难以把握的教材,为降低难度,便于学生自学掌握,可采用“提纲式”阅读法进行自主学习。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就教材内容精心设计好读书提纲,理出知识要点,为学生阅读指出思路,从而达到降低自学难度的目的。如学习《中华民族的的》这一节,就可以列出这样自学的提纲:(1)列举出1931年到抗战结束时日军侵华的主要事件;(2)列举日军在侵略中国时所犯下的罪行;(3)比较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的表现;(4)分析抗战胜利的原因和意义。采用“提纲式”阅读法就可以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能够抓住教材重点,理清思路,带着目标去看书,并完成一定的要求,然后让学生之间进行交流,最后由在教师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结论。这样,课堂上学生就能真正的动起来,学生主动性的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对重点、难点知识理解得更透彻,掌握的更牢固。
二是“图表式”阅读法。新的初中历史教材一个最新的特点就是有不少精美的图表,这些插图以不同的表现形式,给我们呈现了较为直观、全面的历史信息,是培养学生最鲜活的资料。图表式阅读法就是要求学生在阅读教材的时候,充分重视图表的作用,认真读图,分析图表,从图表中获取历史知识、历史信息,并能够作到图文转换,应用图表说明历史问题,寻求各种历史规律、历史特征和历史因果的答案,也能把图表用语言文字准确的揭示图表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尤其是在经济史模块中,更应该培养学生图表分析的能力。
三是“习题式”阅读法。所谓“习题式”阅读法,就是教师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把教材知识转化为习题,让学生带着习题去看书自学,边阅读边做习题。它适合于知识点较密集,重难点较集中的那部分教材,也适用于复习时。采用这种方法指导学生自学时,选编习题很重要,要求选编的习题要与教材内容紧密联系,主要知识点都应在习题中显示出来,而且题目要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启发性,有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难度适中,大多数学生通过自学都能得出正确答案为宜。
四是“线索式”阅读法。新教材的又一重要变化和鲜明特点就是以专题的方式进行编排,这样就便于在一个专题的学习中抓住主要线索,用线索式阅读方法进行自学。如在学习“前的中国近代史”这一专题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一专题中包含两个线索:一是西方列强侵华不断加深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深化形成;二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不断抗争,寻求强国之路的探索。而这两条线索却又是在同一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相互促进的。这样,就便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专题的内容,形成对历史知识的全面认识。
以上几种阅读自学历史教材的方法,适合于不同的教材内容和不同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灵活运用。总之,立足于教材,建立在自学和课堂教学相配套的教学模式,把阅读作为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来抓,并长期坚持,不断改进,就能让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掌握正确的自学方法,就能做到符合新课标要求,达到全面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二、注重思维培养,提高学生的质疑能力。
在教学中,问题如果不是由学生提出来的,就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更谈不上达到培养学生创造力的目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鼓励学生联想质疑。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教材的过程,已经有了发现问题的萌芽,教师应给予及时的、积极的诱导、表扬,从而激励学生提问的兴趣,培养学生提问的能力。
二是利用讨论质疑问难。尽量做到在每一节历史课中都要展开讨论,要积极利用这些讨论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联想发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