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1

二、广泛宣传，全民共进

在结对认亲乡、村，结合群众工作，悬挂宣传标语，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宣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活动内容。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提高了各族干部群众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了解和掌握。

三、深入基层，狠抓落实

一是按照《县开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宣传发动阶段相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局认真开展各项规定内容，同时将创建活动覆盖到结对村、结对户。二是积极主动为群众办实事，我局结对认亲乡为孔玉乡。今年以来，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到该乡各村实地了解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党建工作和平安建设等情况。与村两委共同研讨流动人口管理，矛盾纠纷排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维稳等工作。并逐户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根据各户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帮扶措施。三是开展“法律八进”活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八进”活动，教育广大干部职工及群众自觉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进一步增强公民宪法意识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权利、责任、义务对等观念。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并在干部职工中大力开展学法、考法活动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四、结合本职，贡献力量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2

按照州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要求，我办积极响应，及时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副主任为副组长为副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活动领导小组，结合外事工作实际拟定了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实施方案和任务分工方案，严格按照工作目标开展工作。领导小组每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民族团结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州委、州政府有关部署，按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的要求，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机关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统筹兼顾，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有序开展

我办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倡导民族团结进步精神。

（一）加强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学习。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到工作中，做到有计划、有领导、有布置，使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依计划而行。组织开展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树立“三个不离开”的思想，不断增强“四个认同”和“五个维护”的自觉性，使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外事接待工作中，我们有意识安排外宾到巍山“东莲花村”、洱源“藏族村”、大理“南五里桥村”参观考察，组织外宾参加“大理三月街民族节”开幕式，展示我州民族团结、区域自治工作的优越性，坚决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使民族团结教育更加深入人心，为建设繁荣稳定和谐大理贡献力量。

（二）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宣传月”活动。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共创团结进步”为主题，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结合外事工作实际，把开展民族团结工作与“扶贫攻坚”、“洱海保护”、“三清洁”、“创城”、“党员义务奉献”等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实践。

（三）认真做好涉外维稳工作，促进社会的和谐。为确保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我办结合实际建立健全了涉外维稳工作机制，不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一是不定期分析民族宗教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和解决新时期、新阶段的民族宗教工作热点、难点问题，达到了加强沟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认真做好涉外信访工作，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热情接待上访外籍人士。妥善处理了洱海环保治理拆迁工作涉港“米云客栈”、“沐心客栈”的补偿事件和洱海流域关停非煤矿山涉外（美国）涉稳问题。做到热情耐心，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做好了协调、服务和管理工作，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3

2005年在个县范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举措，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载体。我单位在搞好创建活动中，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团结、进步、发展”为主题，以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为总目标，最大限度的调动—切可用财力，促使自治县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力争在5年内把县财政局创建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单位做了不懈的努力。

二、开展创建活动的主要作法与措施

2005年我局本着“活动要搞实，实事要办好”的原则，坚持长期规划与年度安排相结合，突出重点与注重实效相结合，年终考核与平时检查相结合。主要采取了以下作法：

一是坚持以宣传教育为先导。采取多种形式，在全局干部职工中深入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法制的宣传教育活动。

二是把创建活动贯穿于平时工作的始终，与日常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总结。

三是坚持以树立典型为载体，推动创建活动不断深入丁卜展。根据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总体要求，本单位的创建活动每月两次在全局职工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会上学习宣传，使全局职工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受教育面达到了100％。

四是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在创建活动中，教育全局干部职工要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牢固树立各民族—律平等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巩固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五是进—步加强宗教工作。在建活动中，我局在单位内部深入宣传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依法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保护合法，制止违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做到了及时防范，及时处理。

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2005年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的优势和有利条件，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保护和支持民族特色产业，做强民族工业为重点，增加经济总量，维护民族群众利益，促进财政收入逐年增长，稳定自治县社会和谐进步。

三、开展创建活动取得的成效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4

刚刚结束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是一个团结的盛会，在这次盛会上，我县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县委书记__*同志代表全县5万多博湖儿女光荣出席了大会，并接受了颁奖。为庆祝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胜利召开，大力宣传我县20多年来涌现出的民族团结先进典型,把我县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不断引向深入。经县委研究，决定专门组织88县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宣讲报告团开展系列宣讲活动，今天，是我们88县民族团结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的第9场报告会，各党委要高度重视此次宣讲活动，切实组织好所属人员，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喧哗，共同保持一个良好的大会秩序。

下面，88民族团结先进事迹报告会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县委副书记__*同志为我们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融合发展结硕果博湖遍开团结花》，大家欢迎！

下面由县政协副主席__*同志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党和群众心连心各族人民一家亲》，大家欢迎！

下面，由县人大副主任__*同志作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民族团结促发展　社会和谐万象新》，大家欢迎！

下面，由县团委副书记__*同志宣讲，她宣讲的题目是《公仆心民族情--记自治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艾仁恰拉同志先进事迹》，大家欢迎！

下面，由查干诺尔乡教师__同志宣讲，她宣的题目是《民族团结领路人--记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那斯尔·托呼提同志先进事迹》，大家欢迎！

下面，由塔乡教师__*同志宣讲，她宣讲的题目是《民族情赤子心团结歌--记自治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王胜利同志先进事迹》，大家欢迎！

下面，由乌兰再格乡教师__*同志宣讲，她宣讲的题目是《西海湖畔的领头雁--记全国劳模阿·甫尔加拉同志先进事迹》，大家欢迎！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5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在学校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坚持教育为先、打防并举，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落实防范宗教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各项措施，坚决做到两个不得、五个严禁，严防广大学生、教职工被蛊惑利用，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二、具体教育活动安排：

结合教育厅集中教育活动，学校党委于9月9日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学校领导动员讲话，对集中教育和去极端宗教化专项活动进行安排部署。

具体时间安排：自20XX年9月9日起至12月31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一)开展专项理论集中教育学习阶段：(9月9日至-12月15日)

1、营造宣传氛围。坚持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加强抵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教育充分 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微博微信等载体，通过政治学习、法制讲堂、校园论坛等形式，教育引导在校学生和教职工正确区分民族与宗教信仰、合法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充分认识宗教极端思想、暴力恐怖活动的现实危害和具体表现，帮助在校学生、教职工明辨是非、抵御渗透。团委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宣传栏、LED电子屏的作用，宣传各项法律、法规，民族团结基础知识。

2、理论学习：由学校政治处组织教职工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基础知识》、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在学校禁止宗教活动的规定》、《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关于共产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规定》、《自治区教育系统宣讲提纲》、《关于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的意见》、《民族团结基础知识》等法律法规，采取个人自学、集中培训、专题辅导讲座、各科室组织讨论、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进一步调动教职工参与去极端化专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化认识，提高教职工明辨是非和进行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能力。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和新疆三史等主题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在校学生、教职工牢固树立民族团结和新疆精神，不断提高大家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抵制宗教极端的主动性、自觉性，不信谣、不传谣。

(二)全面摸排梳理阶段(20XX年9月9日-12月15日 )

1.自查阶段。(20XX年9月9日-11月30日)由属地公安机关负责，政治处密切配合，按照不漏一人的原则，对全校在教职工进行全面梳理，先由各科室对照宗教极端思想15种表现、婚姻邻域13种违法行为或非法宗教活动26种表现，进行自查，并于规定时间内的及时上报自查情况。针对自查情况保卫科、政治处要对有问题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摸底，切实了解其基本情况、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

2.加强物品、信息网络和周边环境的管控。(20XX年10月8日-12月15日 )

由学生科、保卫科对在校学生、教职工的手机、电脑、U盘等移动存储介质和书籍、报刊等进行自查，信息教研室对校园网络做好监控。由属地公安机关、政治处、保卫科、学生科组成联合检查组，定期进行抽查，及时封堵有害信息，依法查处违法人员。保卫科加大对非法音像制品、宣传品、书籍、报刊的清理、查处，一经发现，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严防宗教极端思想渗透，有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对教职工中有从事非法宗教活动、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参与、协助、支持、配合宗教极端团伙组织活动的，一律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由纪检委、政治处及时在校内予以通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三)建章立制，完善提高阶段。(20XX年12月15日-12月31日)

1.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要做好信息简报报送工作，正常情况每天报，特殊情况随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天及时将学习教育情况公布在校园网上，相互学习借鉴好的经验做法，提高学习教育质量。由学校具体负责，成立专项工作办事机构，指派专人作为联络员，

2.建立督导检查制度。由纪检监察室牵头，不定期对学校开展去极端化专项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予以限期整改。

3.完善专群制度。由市公安局、学校负责充分利用教职工党员干部和学生社团等群体优势，积极发展一批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的学生和教职工，随时关注、发现校园内外异常情况，全面掌握动态。

三、开展去极端宗教化活动的要求

组织好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学习活动，是我校当前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科室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去宗教极端化教育学习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1、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校党委要站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高度认真对待，把此次活动摆在突出位置，专题研究、认真谋划，精心组织。按照《新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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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学校进一步加强去宗教极端化专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结合学校的实际，使教育活动做到全面覆盖、不留空白、不留死角。要全员参与，教育学习期间所有教职工原则上不得请假，如遇特殊事由不能参加集中教育的教职工，各科室和班级要进行统计备案，在开学后专门安排时间进行学习，坚决杜绝敷衍塞责，走形式、做表面文章。

2.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在学习教育、模范履行公民职责、维护民族团结和校园稳定中党员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敢于碰硬，对师生员工中存在的错误认识要理直气壮地纠正。对于政治态度暧昧、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不能承担领导责任、不能担负维护稳定工作任务的干部，要坚决予以调整。对于政治态度暧昧、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不敢亮明态度的教职工，要重点教育，对于拒不纠正错误观点特别是从事非法活动及利用讲台散布错误言论、鼓吹反动思想、传播谣言者，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3、要大力宣传我校涌现出的民族团结事迹典型，特别是在维护校园稳定、勇敢站在反分裂斗争第一线的优秀集体和个人，通过校报、广播、横幅、橱窗、宣传板等方式，积极营造团结、和谐的校园氛围。

学校去极端化自查报告二： 

 一、突出管理，落实工作职责，不断提高教职工去极端化思想认识

一是学校不断加强管理，强化领导，明确责任，完善运行机制，在工作中，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对民族团结教育和去极端化思想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加强全面协调，促进落实。二是健全工作制度。制定并完善了《教职工政治学习制度》、《学校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责任

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形成了责任明确化、工作具体化、校长亲自抓、分管副校长具体抓的良好工作格局，有效促进了学校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将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列入学校计划，同时，专门出台了《***中学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学校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目标任务、主要内容、实施办法与途径，对开展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工作进行统一安排。在师生中形成了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抵御和防范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的思想基础。

二、以课堂为主渠道、以活动为载体，丰富教育内涵、提升教育成效

一是充分利用民族团结教材。学校根据课程要求分别在七、八、九年级开设了《新疆地方史》、《中国新疆历史篇》、《中国新疆民族篇》、《新疆民族团结》、《新疆精神》等地方课程，每周2课时，由专任教师进行授课，按时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发挥了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二是学科教学注重渗透。在各学科教学过程中，采取积极渗透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的方法实施教育。教研组根据各学科的特点，组织专题研讨，深入发掘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渗透点，将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三是挖掘校报校刊。针对学生的认知特点，学校组织编写了校园刊物《奔流》，内容主要包括学生的优秀作文、学习感悟、民族团结好人好事、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去极端化思想认识等。校刊从创刊以来，有效促进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起到了较为明显效果。四是开展五个一活动。充分发挥文体活动的德育载体功能，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了会说一句民族语言，会画一幅民族题材画，会唱一首民族歌曲，会跳一个民族舞蹈，会讲一个民族故事等五个一活动。五是开展系列评比活动。在各年级举行民族团结教育系列评比活动：民族团结小标兵评比、民族团结模范科室评比、民族团结征文比赛、民族团结手抄报比赛、民族团结宿舍评选等。六是开展家长教育活动。利用家长学校、家长会向家长宣传民族政策法规，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增强家长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大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力度，拓宽民族团结教育范围。七是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感恩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确区分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夯实基础。八是开展民族团结结对帮扶活动。实行三级结对，即校领导与学生结对、班主任与学生结对、班干部与学生结对，使学生时时处处都能得到大家的关心，真正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三、加强宣传、多措并举,营造浓厚氛围，让教育无处不在为使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思想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使学生身处不同的位置，受到不同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让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红色教育、去极端化思想教育基地。三是坚持每天的升国旗、唱国歌制度，充分利用每周一国旗下讲话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正面教育，强化思想认识，引导师生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勉励他们勇做现代文化的引领者、传播者、实践者，抵御极端，维护团结，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四是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演讲比赛、书画展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在教研活动中，开展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比赛、民族团结手抄报比赛、书画大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表现舞台，展现了学生的个性特长;确立每年5月为体育节，10月为艺术节，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展现自我、展示特长的平台，不断增强各族师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筑牢抑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防线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意识。五是充分使用班班通等教学资源，在小周末、晚自习等时间，向学生播放爱国主义影片、焦点访谈、时事新闻等内容，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社会、了解我们的家乡，知道家乡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努力学习，为祖国和家乡贡献力量的信心。

学校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教育工作。一是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成果展示等活动，宣传党的强国富民政策、民族团结知识***的发展变化：在教育篇章中介绍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服饰、民族文化等内容，使师生了解和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风俗习惯;在措施篇章中紧紧围绕十个一的内容，加强民族团结去极端化教育，体现了张春贤书记的三个在一起在成效篇章中，通过家校联动、爱心妈妈捐助、民族团结标兵评选等方式，在各族师生中构筑起抵御渗透的防火墙，强化师生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二是打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在行政楼一楼打造以五德、五常为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忠、孝、节、勇、和、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传统美德;在二楼打造以中国梦-团结梦为主题的民族传统化，通过宣传少数民族优秀人物、展示少数民族书法、少数民族歌舞、乐器及正常的宗教活动，引领师生辨别和抑制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思想;在三楼打造以红色教育梦为主题的红色文化，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四楼打造中国梦-体育梦，通过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在五楼打造中国梦-艺术梦，通过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少数民族艺术，使师生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情感的陶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及蕴含的民族智慧和人生哲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在教学楼开辟作品栏、特长展示区，展示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作品，张挂名人名言及警句，体现严谨治学、勇攀高峰的文化主题。

四、存在问题和不足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6

3、积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各民族经济发展情况，认真撰写调查报告和编制民族脱贫发展规划。年度内至少完成1—2篇调查报告或工作总结。

4、服从领导安排、团结同事，做到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7

二、业务方面

1.精准扶贫工作方面

制订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帮扶计划、调研报告、工作总结,整理收集精准扶贫方面的材料。

2.意识形态工作方面

完成实施方案的制定、学习安排计划表、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季度汇报和半年全年总结等相关材料的撰写，并做好阶段性验收资料的整理工作和创建市级文明标兵单位资料整理工作。

3.民族团结工作方面

收集整理补全2016年至2019年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相关资料，报送县民宗局迎接全市检查。补齐了2016—2020年实施方案、2016年至2019年分解任务方案、实施意见、阶段性总结、典型案例、自查报告、宣传活动方案、汇报等，定期报送民族团结相关信息、按时参加每年一期的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

4.双拥工作方面

年初，按照双拥办文件要求，整理报送2017年至2019年双拥工作方面的资料。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补齐各年度的安排意见、工作计划、总结、自查报告、宣传活动画册等相关资料的报送工作。

5.信息编辑报送方面

按时上报上级部门要求的信息任务数。至目前，报送信息93期。

6.宣传活动方面

更新交通文化长廊展板6块、局微信公众平台信息90余条。积极组织本系统各类节庆文体活动的举办、筹划及各类宣传活动。利用单位电子屏、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大力宣传精神、作风建设、扫黑除恶、禁毒、民族团结、法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传内容。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8

9月4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专程来到乌鲁木齐,检查指导维护稳定工作,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并实地查看社会治安秩序。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把维护稳定作为当前新疆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新疆和全国社会大局稳定,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创造安宁的社会环境。

凌晨一下飞机,孟建柱就立即在驻地召开会议,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稳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维护新疆稳定工作,希望新疆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高度,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帜,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对参与烧,以各种手段捣乱破坏公共秩序、破坏民族团结的,不管属于哪个民族,都要依法惩处,决不姑息。

随后,孟建柱来到天山区小西门执勤点、国际大巴扎执勤点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亲切慰问执行维稳任务的部队官兵、公安民警和援疆特警,并来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看望接受救治的受伤官兵。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天山区新华北路街道办事处、和平路街道办事处固原巷社区,孟建柱实地查看了社会面治安情况,亲切看望了社区干部群众。他指出,近日连续发生的“针刺伤害”案件,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继续,是在民族分裂势力煽动下,一些不法分子预谋、策划、制造的,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新疆各族同胞一定要识破不法分子卑劣伎俩,保持高度警惕、擦亮眼睛,绝不上民族分裂分子的当,绝不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强调,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要从社区做起,坚持群防群治,充分发挥社区在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打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维吾尔族居民米娜瓦尔和阿伊努尔家里,孟建柱与他们聊起了家常。孟建柱说,我们要珍惜新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倍加珍惜民族团结,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做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模范。在乌鲁木齐街头,孟建柱与群众进行交谈。他说,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目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广大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希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配合。群众纷纷表示,我们拥护共产党,相信人民政府。

孟建柱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依照司法程序,抓紧审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深挖幕后策划者,严惩杀人凶手。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维护稳定的第一责任,深入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引导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受挑拨煽动,不参加违法活动。对因工作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严肃处理。

孟建柱强调,稳定是福,动乱是祸。不法分子制造混乱,就是要破坏稳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是一场分裂与、破坏民族团结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严肃政治斗争。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充分认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复杂性,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新疆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前一阶段工作成果,确保新疆和全国社会大局稳定。

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召开会,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通报了乌鲁木齐处理“针扎”无辜群众案件的相关情况。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吾提库尔・阿不都热合曼介绍了3起案情:8月29日,穆胡塔尔江・土尔地和艾曼尼沙・古丽两名犯罪嫌疑人,用事先准备好的注射器威胁出租车司机,抢得现金710元。至9月1日,二人归案;8月28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伊力盘・在一名女受害人买水果时用大头针扎其臀部,警方仅用4小时就将其抓获;8月31日,根据群众举报,公安机关在乌鲁木齐市头宫二巷抓捕犯罪嫌疑人艾克拜尔・伊明时,艾手持针管拒捕,并刺伤民警,随后被抓获。

9月12日,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针刺伤害群众和以针刺伤害相威胁劫取他人财物案件,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依力盘・被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木乎塔尔江・吐尔迪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阿曼尼萨古丽・卡迪尔(女)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专家、研究员钱军介绍,由6名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总医院两家医院接诊的217例既往针扎病例分析,以及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乌鲁木齐总医院初筛的22例自述被针刺、且有明显体征者的针刺部位做观测,初步判断,上述“针扎”案例中,排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炭疽等烈性病原微生物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人民日报北京9月5日讯,经中央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免去栗智同志乌鲁木齐市委书记职务,朱海仑同志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

当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议案,决定任命朱昌杰为自治区公安厅厅长,免去柳耀华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职务。

当天,新任乌鲁木齐市市委书记朱海仑在全市干部大会上表示,要在困难面前勇于进取,在责任面前敢于担当,始终把“民所恨,除之;民所想,予之”作为座右铭和行为准则,动员一切力量,维护全市的社会稳定。

9月6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联合“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针刺伤害群众等犯罪活动的通告”。

通告说,对使用有毒害性物质的注射器或吸食后废弃的注射器扎刺他人的,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依法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使用无毒害性物质的注射器扎刺、喷射他人的,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造成群众恐慌等严重后果的,依法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大头针等其他针状物扎刺无辜群众,制造恐怖气氛的,依照刑法规定,以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论处。

通告说,对于故意编造、散布扎刺无辜群众的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策划、教唆、指使他人用针状物扎刺无辜群众的,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传授犯罪方法罪或共同犯罪,从重处罚。

通告说,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或者正在被追捕的,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至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于借机滋事、从事打砸、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不分民族、性别、身份、,一律依法惩处。

通告说,实施上述犯罪的人员,应当立即向公安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对于投案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可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顶风作案的,坚决依法严惩。

9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公告,公告称:为了有效防范、依法打击“针刺”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特公告。

公告指出:无论使用何种工具,针刺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秩序,都是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故意谎称被针刺,制造恐怖气氛,扰乱社会秩序,属违法犯罪行为,也应依法惩处。

公告要求各单位、社区、经营场所等要加强管理及内部防范,教育所属人员自觉承担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遵守社会主义法制,发现“针刺”犯罪活动和可疑情况,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或执勤武警报告。各级公安机关要协同武装警察部队,公秘结合,多措并举,切实强化防范、打击措施。

公告明确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针刺”犯罪活动,对于正在实施犯罪或犯罪后逃跑的,任何公民都可以将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任何人不得谎报警情,不得在涉案现场围观滋事、煽动民族对立,不得妨碍公安民警、武警依法执行公务,严禁殴打违法犯罪嫌疑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惩处。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8日讯,为消除“针扎事件”产生的恐慌气氛、恢复社会秩序,连日来新疆多个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大信息透明度、加强安保力量、最大限度地提供就诊条件等,努力为乌鲁木齐市民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9月13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召开会,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在会上介绍了“针扎事件”送检样本检测结果及就诊人员复(会)诊情况。

专家组组长钱军通报,经军事医学科学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中心实验室对前一段时间发生的“针扎事件”送检样本的分析检测,未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物质,未检测出炭疽杆菌、鼠疫菌、土拉热菌、布鲁氏菌、鼻疽菌、类鼻疽菌和肉毒毒素,亦未检测出艾滋病病毒。

此外,在自治区卫生厅的统一组织下,军地联合专家组对前期“针扎事件”就诊人员的就诊信息资料进行了全面分析,并随访了138人,复(会)诊110人,均未发现针扎部位有明显病损,亦未发现有其他严重并发症,部分就诊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建议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与服务工作。

9月15日,通过全疆各级公安机关、武警官兵的不懈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已抓获犯罪嫌疑人75人,打掉针刺犯罪团伙7个,破获针刺案件36起,其中乌鲁木齐16起,和田13起,吐鲁番、喀什各2起,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克苏、阿勒泰各1起。除了已于9月12日被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两案3人,其他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已经交代的一批案件在深入侦查和核实中。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9

1．省报二级市场的新闻困境

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迁延至今，期间，中国报业市场呈现令人紧张的跌荡起伏。在中国政府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两年后，2011年中国报刊广告年增幅约为13%，其中贡献最大的依然是房地产广告。[1]但全年广告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与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步调一致，显示报业经营对相关行业的高度依赖。与之比对的美国同业更不容乐观。美国报业协会（NAA）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报纸行业广告总收入为239亿美元，同比下降19亿美元，降幅7.3%，其中印刷广告收入同比下降9.2%。[2]

一面是新媒体的快速成长分食一杯羹，一面是传统报业在经济整体低迷下的广告欠收，中国各省级报业集团纷寻出路，要么上市融资，要么拓展疆土。2011年9月，浙江日报传媒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国内报业集团中率先实现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也有坚定报业本行，继续在二级市场拓宽深挖者，如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整体吸纳亳州报业集团，梅州日报加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但在完成强势二级市场收并后，经济与文化实力较弱的次二级市场拓展明显与前者不同，一是经济实力明显较弱，二是文化积淀不足，使得省报集团在二级市场的深耕出现差异。其中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在二级市场的多年拓展经历比较典型。2005年12月，该集团全资收购了宜昌市《三峡晚报》，迈出了向地市州战略扩张的第一步；2009年3月在襄樊创办了《楚天都市报·襄樊新闻》，后更名为《楚天快报》。在完成对宜昌、襄樊等两个副中心城市的布局后，该集团继续深耕市场，于2010年12月在黄石市创办《楚天时报》，又于2012年2月在荆州创办了《楚天民报》，完成了集团在宜昌、襄樊、黄石、荆州的战略布局。

彼时《楚天时报》定位，是“肩负在鄂东地区巩固和拓展影响力、谋求发展新空间的任务”。但与经济实力强大的宜昌、襄樊两市不同，立足于黄石的《楚天时报》发行实际面向黄石、黄冈、鄂州三地，是“金三角”中经济实力最弱的一角，同时这三地在经济实力和文化上又有明显差异。2011年，宜昌、襄樊市的GDP都超过2100亿元，而同期黄冈GDP为1045.11亿元，黄石为926.96亿元，鄂州为490.89亿元，三市人口分别为616.21万，242.93万，和104.87万。[3]单个城市都无法与两个副中心城市相比，同时，黄石与黄冈GDP总量接近，但黄石不仅人口只是黄冈的三分之一，而且城镇化程度远高于下辖一区九县的黄冈。

经济总量小意味着购买力弱，社会活跃度低，反映在报纸经营上就是重大新闻事件少，发行难度大，广告收入低。同时，一份编辑部在黄石的报纸，如何能在覆盖三地的情况下，兼顾各城特色，也是个相当困难的任务。《楚天时报》负责人表示，报纸虽辐射鄂东三地，但主要战场在黄石。黄石市总人口200多万，城区人口才60多万，新闻大事件较少。该报2011年的新闻热线统计数据显示，全年平均一周的报料线索是60条左右，平均每天不足10条，其中重大突发新闻线索有时一个月也难得有几条。新闻资源匮乏，带来报纸的出刊周期多次调整。创刊之初，楚天时报在黄石、鄂州一周出7刊；此后出于成本等综合考虑，2011年春节后暂停了鄂州的周六刊和周日刊，改为一周5期，黄石地区仍是一周7期。 此后，在新闻纸涨价、周末广告贫淡等因素影响下，楚天时报间歇暂停了黄石的周日出刊，变成周六刊。

《楚天时报》的新闻困境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报业自1949年以来经历了多轮扩张与整顿，最近的整顿在2004年，彼时，国家要求县市报一律停办，这带来省报报业集团对暂现空白的二级市场的迅速补白和填充。但本地原有的地市级机关报亦有实力，就出现了省、地两级报纸的市场竞争。本土媒体不仅拥有当地政府资源优势，而且有乡土亲切感。省报集团如何能兼顾宏观与微观，在有限的新闻资源中增加自己的吸引力，赢取本地居民信任，是需要创新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如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先前已有宜昌、襄樊的成功经验在先，黄石要走出新路，确须费思量。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10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考察云南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紧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坚持以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的维护者、促进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基本原则

坚持把示范学校创建活动纳入学校工作的总体规划，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以往各类创建活动的经验，认真借鉴、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性地谋划和推进创建工作，既做好规定动作，又做好自选动作，既体现统一标准和要求，又彰显民族和地域特色，增强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三、目标任务

按照“面上全覆盖，点上有特色”的要求，凝心聚力，尽心竭力打造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

四、主要工作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坚持不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深入推进民族团结教育进课堂、进头脑，把不同学段的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与学科教学内容有机地整合起来，统筹安排。每学年至少要保证10—12个学时的教学活动时间。要紧紧依托课堂教学主渠道，扎实开展好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教学工作。

（二）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教育，促进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以民族团结宣传日、宣传周、传宣月为契机，开展以“十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即：读一本民族团结题材的书籍、唱一首民族团结歌曲、了解一位民族团结英模、讲一个民族团结故事、举办一次民族团结演讲比赛、观看一部民族英雄电影、举办一次民族团结教育征文比赛、做一期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文化宣传报、举办一次民族团结文艺节目展演、开展一系列主题教育。把民族团结、爱我中华、热爱中国共产党的种子埋入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每名学生。

（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中，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开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与传承活动，聘请民族技艺大师、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开设民族艺术和民族体育选修课程。校园文化建设应迅速将当地民族特色文化元素提炼并融入其中，让少年儿童更多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知道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掌握了解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让广大师生做到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四）提升义务教育办学水平，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大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以提高教学质量为重点，深化课程和教学改革，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开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不断增强学校吸引力。依法履行控辍保学职责，确保适龄儿童除身体原因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五）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因地制宜地推行双语教学。依据法律，遵循规律，结合本地实际，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学校各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民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各民族学生语言文字水平。在学前和低年级，开展民汉双语教学模式。鼓励师生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各少数民族师生之间相互学习语言文字。

（五）加快推进民族团结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创建示范学校应达到“十有”标准：一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二是有一个科学可行的创建工作方案；三是有一张挂牌督战的任务清单；四是有一个重点突出的汇报材料；五是有一批讲解得好的解说员；六是有一条亮点纷呈的检查验收路线；七是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典型示范点；八是有一组宣传标语，一份精美的宣传折页；九是有一份对标对表、实事求是的自检自查报告；十是有一套规范完整的档案资料。我村创建示范学校至少达到“七有”：一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二是有一个科学可行的创建工作方案；三是有一张挂牌督战的任务清单；四是有一个重点突出的汇报材料；五是有一组宣传标语；六是有一份对标对表、实事求是的自检自查报告；七是有一套规范完整的档案资料。

五、方法步骤

按照“面上全覆盖，点上有特色”的要求，从2021年3月份开始，稳步向“七有”目标推进，努力向“十有”目标奋进，确保7月底前完成创建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为保证创建工作的顺利实施，黑马村完小成立以校长杨文科为组长，教导主任胡学胜为副组长，其他人员为成员的我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完小办公室，由胡学胜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工作日常事务收集、整理、汇总工作。规范做好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工作台账。

（二）健全保障机制。健全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坚持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创建活动纳入年初工作计划与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结合示范学校创建时限和要求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对照“示范学校测评指标”要求，制定创建工作方案，每年都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总结；健全检查考核、跟踪管理等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及时梳理总结工作进展情况，每月24日前将创建工作推进情况报珠街中心学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进学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强化宣传引导。学校要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核心，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示范学校”“民族特色文化学校”等为抓手，围绕党建示范引领、融入教育教学、民族文化传承等重点，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特点，紧密结合师生的实际，注重贴近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到区别对象、区分层次、落到一线、不搞一刀切，持续推进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学校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普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规、民族基本知识。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工作进展、经验和先进典型，每月至少向珠街中心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1条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报道信息。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11

Key words： 20th century；Chinese anthropology；development direction

20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20世纪初～ 1937年，1938～ 1949年，1950 ～ 1979年，1980年至今(注：人类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狭义人类学等于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英美学术界大都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以法、德和俄罗斯为代表，研究人类文化与社会的那一部分学问归为民族学。本文是从狭义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历史进行综述。关于中国内地人类学发展的分期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有分为3个阶段，如周大鸣在“中国人类学的世纪回眸”(出自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一文中，持三段论观点；有分为4个阶段，如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一书和陈国强在《中国人类学发展史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主张分为4个阶段；有分为6个阶段，如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建民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下)(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均持这个观点。 我的分期也是4个阶段，但与陈国强先生和顾定国先生的不同：陈国强先生分为20世纪20年代以前传入传播阶段、30～40年代初步发展阶段、50～70年代分科发展阶段、80年代后宣传提倡这4个阶段；顾定国先生的4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全盘接受西方人类学理论、50年代初苏联模式取代西方理论、毛泽东化、80年代后强调中国模式。)。笔者如此划分是因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连，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走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和国民政府的重视，出现了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8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了人们去研究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人类学的复兴成为可能。1949年以前，中国人类学深受西方传统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术界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至深，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和文化发展的繁荣，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恢复和重建的阶段。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论述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

抗日战争之前，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年)、陶孟和等翻译的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部。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著作加以编译，写出一些早期的人类学作品，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3年)、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顾寿白《人类学大意》(1924年)。林惠祥编译的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人类学最初把“原始落后的民族”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类学家最初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1928年夏，杨成志克服了诸多困难，首次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成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1]，后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一系列论著。1929年4月底开始，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开展调查，编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中国人类学家编著的第一部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1934年10月，凌纯声、陶云逵还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了调查。1935年，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佤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此外，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

同时，有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对汉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在吴文藻、许仕廉、步济时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他们的调查成果由黄迪综合整理为《清河村镇社区》。李景汉主持了长达7年的定县社会调查，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3]57-58。

1936年，费孝通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后来题名为《江村经济》出版，被认为是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林耀华根据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和对福建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仍然以福建调查为基础，以两个农人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用小说形式写成了人类学作品《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再版)，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江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早期中国人类学另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利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家乡山东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著名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认为它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而且也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3]59。

1927年七八月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内分4组，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成员有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3组。人类学研究最初放在考古学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

1934年12月，由何子星、黄文山、孙本文、凌纯声、商承祖、胡鉴民、徐益棠、何联奎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这是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学会创办了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年，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司长陈念中主持了“全国风俗普查”，他邀凌纯声、卫惠林、徐益棠3人负责筹划此事[4]。他们拟定了3年计划，调查项目包括人生礼俗、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岁时风俗、职业制度、宗教迷信、神话故事、道德观念与制裁。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土化”的研究统一起来，既重视少数民族，也关注汉人社区，这与西方人类学最初纯以“原始族群”和“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

第二，中国人类学是在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传入的基础上创立的，受欧美人类学影响较大。最早传入的是进化人类学派，学者们主要应用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观点，对汉族的古代历史进行解释，但没有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现状进行研究。德奥民族学派、美国历史人类学派、法国民族学社会学派传入较晚，中国学术界除了广泛介绍这些学派的理论之外，着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做了不少实地调查。英国功能学派的传入是更晚的事情，但由于学术界的广泛介绍，并曾深入到几个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其影响较大[5]。可以说当时西方出现的前沿学术理论均先后在中国得到传播，中国人类学界紧跟国际学术潮流，与国际学术界亲密接触。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处于引用和模仿西方理论方法的阶段。

第三，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大特色是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主要方法，由于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的同时，注重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相互印证。如凌纯声在调查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之前，先对古代东北民族和赫哲族的资料进行详细考证，以弄清其发展脉络，“已发今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声”[3]55。

二

1938～1949年，中国人类学获得了长足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先后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国民政府先后迁都武汉、重庆，西部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西部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作准备，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最多，政府亟须了解他们的状况。抗战中，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重心向西部转移，学者们就地取材，更大规模地投入田野调查，中国人类学发展达到了高潮，其重要标志是开展大量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有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调查，也有学者个人的调查，其中政府的调查活动最多。

国民政府组织的调查开始于1929年，大规模调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查区域主要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与西北地区相比，西南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如火如荼，盛况空前。可将政府进行的诸多调查分为3类：一是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组织自上而下的调查；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的调查。

政府通过发放调查表进行调查从1929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这类调查规模最大，积累的资料最多，一般是由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属蒙藏委员会)或行政院发文给西南几省地方政府，令各省民政厅负责，民政厅再令各县县长负责，认真调查情况，填表上报。方法是通过对调查表进行汇总，掌握西南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情况。其中，云南方面主要有云南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和云南傣族调查5类。贵州、四川和西康方面有少数民族基本情况调查、土司调查、少数民族人口调查、少数民族生活状况调查4类。

蒙藏委员会是民国时期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对云南、四川、西康等西南地区开展调查，出版了《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1年)、《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丽德大道调查报告》(1944年)、《中甸调查报告》(1945年)等[6]238-239。1941年，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组织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对川西进行调查，出版了《川西调查记》(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1944年编印)。同时，蒙藏委员会对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组织了调查，刊印了《马鬃山调查报告》(1938年)、《伊克昭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1941年)、《伊克昭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1941年)、《青海玉树、囊谦、称多三县调查报告》(1941年)、《祁连山北麓调查报告》(1942年)、《果洛调查报告》(1942年)等。

云南省的边政机构——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1943年成立)，聘请民族学家江应梁为主任委员，该机构积极地开展边疆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设计和开发工作，撰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专题论文，制定了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先后写出了《边疆行政人员手册》、《大小凉山开发方案》、《腾龙边区开发方案》、《思普沿边开发方案》、《云南全省边民分布册》(上、下篇)、《云南民族人种之概况》、《云南沿边各县土民分布今昔比较研究》、《边民生活今昔比较研究》、《滇越边境设治概况》、《中维德区开发方案》、《云南边民种属分布》、《云南边疆建设首要问题》、《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征集边疆文物办法》等。这些调查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并设计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方案，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贵州省的边政机构——贵州边胞文化研究会(1945年成立)，发行《边铎旬刊》、《边铎月刊》等刊物，定期辑印边疆文化丛书，并组织了对贵州各县市边胞概况的调查，其调查成果发表在《边铎月刊》上。

国民政府还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对西部地区进行调查。1938年，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滇西考察团，其中有李景汉、江应梁等学者，其综合考察报告中，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7]。同年冬，云南省政府组织人员调查普洱、思茅傣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状况，事后，调查成员姚荷生写成了《水摆夷风土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938年，教育部组织了拉卜楞藏族巡回施教团，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了西北垦区调查队和西南垦区调查队，四川省政府组织了松(潘)理(番)茂(县)边区施教团。1939年，教育部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对云南、贵州、广西开展调查。同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对四川和西康进行调查，后来送交了视察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川康建设方案》(四川省档案馆藏：民54全宗7729卷)。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了四川边区施教团，以柯象峰、徐益棠担任正副团长，他们的考察研究成果汇编成《雷马屏峨纪略》，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6]238。1941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遣康昌旅行团和青康考察团对西康进行调查，康昌旅行团成员朱契写成了《康昌考察记》(大时代书局1942年版)。 中央大学地理系受国民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的委托，考察西北地区的水利和移民垦殖等问题，重点调查甘肃和新疆等地，事后发表了许多著作，丁实存还整理出版了《新疆书目》[6]226。

在政府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同时，学术机构和团体也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调查研究。1938年，吴文藻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这个机构后来搬迁到昆明近郊呈贡的一个古建筑“魁星阁”，因此人们称这一机构为“魁阁”。先由吴文藻先生负责，1940年后由费孝通接任站长，先后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林耀华、李有义、许烺光等人在此工作。

抗战时期，魁阁学者选择云南禄劝、易门、玉溪、呈贡、大理西镇(又称喜洲)、个旧等地开展调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费孝通先生与张之毅先生合著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和《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和《个旧矿工》是代表作。其中《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点睛之笔，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我在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开辟了道路”[8]。费孝通抗战胜利后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出版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著作。许烺光的《祖荫下》，其影响力与《江村经济》、《金翼》和《山东台头》不相上下，在国外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云南大学还建立了方国瑜等人参加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和《大理古代文化史》、张印堂的《滇西经济地理》、方树梅的《明清滇人著述书目》、李田意的《缅甸史纲》、李拂一的《泐史》和《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等11种有关西南民族文化的丛书。

1938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及中华平民教育基金会在贵州定番合办定番乡政学院，以定番为实验县，试图对当地少数民族做详细调查，但是未见调查报告发表。1939年，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苗族考察团先后到贵州考察[3]86。1940~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派李桂芳、吴定良到贵州调查苗族和仲家的语言，测量体质[9]。对贵州调查研究规模较大的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夏大学许多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张少微等曾协助政府对境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1939年春，内政部委托大夏大学调查安顺、定番、炉山(今贵州凯里)等县，最后编成《安顺县苗夷调查报告书》、《定番县苗夷调查报告书》、《炉山县苗夷调查报告书》3种，每种约20万字。1940年春，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贵州省民政厅委托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派人参加，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经过5个月调查，最终向民政厅上报了调查报告[6]234。

1938年夏季，第一次西康科学调查团对西康进行调查，社会学家柯象峰、民族学家徐益棠等人参加了西康科学调查团，参与西康民族调查。柯象峰后来写出《西康纪行》，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11月)和第7、8期合刊(1942年3月)上。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馆合组西南文化考察团调查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川康边境地区[4]。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由凌纯声任团长。他们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搜集相关物品标本，马长寿根据调查资料写了《钵教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等论文[6]229-230。1941年夏，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带领10名学生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地区考察，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专家学者个人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中。江应梁于1937年9月到1938年5月间，到云南考察滇西傣族(旧时称摆夷)，写成调查报告《云南西部的摆夷研究》，获得了硕士学位[10]。1937年至1946年，在多次调查傣族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摆夷的生活文化》(中华书局1950年版)、《摆夷的经济生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50年印)等著作。1941年，江应梁前往四川马边、雷波和云南彝族地区调查，写成《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珠海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他的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1948年由珠海大学印行。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学者在贵州开展民族调查，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收入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再版)。另外，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出版有《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入了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成果。

民国时期凉山彝族(当时称夷族、罗罗或倮罗)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调查研究成果较多。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著成《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长寿先后两次深入大小凉山地区，写成数十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但至今仍具有科学价值。有关凉山彝族的研究还有任映沧的《大小凉山倮族通考》(西南夷务丛书社1947年版)、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4年版)等。

1938年，李安宅和夫人于式玉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研究。他们的调查长达3年之久，创下了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间之最。通过这些考察，李安宅写成了《拉卜楞寺调查报告》(又名《藏族宗教史之实地考察》)。

1938年冬，任乃强曾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聚居或杂居地区进行调查，撰有《泸定导游》(《康导月刊》第2卷第2～9期连载)。1944年，他随华西大学考察团第三次赴西康北部调查，着重进行寺庙和土司研究，后来发表了《德格土司世谱》和《喇嘛教与西康政治》等文。1944年夏，林耀华在暑假期间赴西康北部考察。1945年夏，他又带领自己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地区的嘉戎(今藏族的一支)进行调查，写出《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和《四川嘉戎》等作品。陈永龄根据此次调查资料，完成硕士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燕京大学出版社1947年印)。

抗战期间，全国对边疆民族问题更加重视。1941年9月，成立了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的中国边政学会，由吴忠信任理事长。学会“以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11]。本着此宗旨，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出版刊物《边政公论》。重庆成立了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和中国边疆学会；南开大学迁到昆明后，成立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华西协和大学建立华西边疆文化研究所。此外还有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中国边疆建设协会、中国边疆教育委员会、边事学会、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机构。总之，“民族研究之团体在此时期内极发达，重庆一地即有8个单位，其他大都市间，每处必有一、二团体之组织”[12]。

抗战时期，登载人类学文章的刊物增加，除了《民族学研究集刊》外，还有《人类学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5]。同时，在大后方兴起了“边疆学”和“边政学”，出版了一批与边疆有关的刊物，较著名的有蒙藏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蒙藏月报》。中国边疆学会出版有《中国边疆》、《边疆月刊》、《边疆周刊》。中国民族学会(成都)编辑了《西南边疆》、《边疆研究周刊》，还有《边疆人文》、《边事研究》、《边疆》、《边疆研究通讯》和《西南边疆》等。这些刊物也登载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的定期刊物有近30种[13]。

抗战及战后，西部地区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盛极一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调查。国民政府对西部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些调查，突破了以往国内人类学调查中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系统搜集全面的民族资料，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这种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的运作机制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直接观察、典型调查等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民族调查提供了某些借鉴。同时，政府调查又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

第二，调查种类齐全。其中，既有官方调查，又有学术团体调查和学者个人调查，形成政府调查为主，学术团体及个人调查为辅的局面，并明显带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

第三，人类学调查研究与边疆问题结合，形成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边政学。1942年，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成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他提出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是边疆民族的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等问题，其宗旨在于“以边政学为根据，来奠定新边政的基础，进而辅助新边政的推行。在中国，人类学的应用在于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14]。吴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的具体尝试。

第四，在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阶段中国人类学“达到一个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度”，被国外同行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3]6。

三

1950～1979年，是中国人类学曲折发展的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政权的建立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因为在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基本理论框架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学科体系受苏联影响较大，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结果，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以民族学取而代之，全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民族学系或被停办或被取消，相关研究人员被并到其他科系。

这一阶段，开展了一些少数民族调查，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有所忽视，而且为了现实的需要，民族研究又长期定格在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划分等方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是曲折的。同时也应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5]，突出体现在新中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面。

民族识别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0～1954年，将自报登记的400多个民族名称进行识别和归并，确定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彝族等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1954～1964年，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新确认了土家、畲、达斡尔、仡佬、布朗、阿昌、普米、怒族等15个少数民族，并将一些不同的族群归并到全国53个少数民族中，识别工作基本解决；第三阶段是1964～1978年，于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第四阶段是1978～1990年，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同时对约500万人口的民族成分做了恢复和更改，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作了归并，至此形成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结一体的格局。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世界民族学史上仅有的先例，总体上是成功的。通过民族识别，历来不被承认的一批少数民族取得单一民族的资格，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识别的成果，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自治县(旗)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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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各民族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于是民族学界闻风而起。1956年春，为准备进行调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一些专家起草了《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

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开始，先派出内蒙古、东北、新疆、两广(广东和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8个组，最初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蒙古、藏族、维吾尔、壮、苗、傣、景颇、佤族等20个少数民族。后来调查组增加到16个，调查对象扩大到全国少数民族。调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注：调查分期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42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以调查社会形态为核心。调查工作仅两年时间，就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资料1 500万字，其中作为内部资料铅印成的调查报告有400万字，公开发表的有《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形态》、《云南西盟卡瓦族(后改为佤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些问题》等5篇调查报告。第二阶段是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由于种种原因，编写丛书的工作推延到“文革”以后继续进行。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历时8年，搜集到大量文献资料、访谈资料、实物(文物)资料，同时利用电影手段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从1958年开始，各个调查组开始编撰“民族问题三种丛书”，后增加为5种，编纂工作历经30年，到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齐。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1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总计400多本，约8 000万字(其中包括辑录的文献史料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一些补充调查报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在中央、各省地方政府领导下，由专家学者组成调查组，对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进行的调查。1958年以前，各调查组往往在调查地待很长的时间，与当地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参与他们的活动，直接观察他们的生活，所得资料又经过当地领导机关的审核，所以比较准确。但从1958 年起，“收集到的资料与前期相比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16]218，原因是“由于调查工作被规定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很多值得调查的问题被忽视或禁止调查；调查报告中充满了政治术语和套话，有用的资料很少；由于各种干扰，即便是可以调查的有限问题，亦常为了诠释经典著作、领袖言论或现行政策而不惜曲解实际问题”[17]。

笔者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国家投入充足的资金，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调查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资料比较准确。只是因为1958年后的政治空气紧张，调查报告的编写有了许多顾虑和规定，出现了调查报告中充满政治术语和套话等现象，但有用的资料还是不少的。

这一阶段的中国人类学有以下特点：

第一，调查范围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野调查主要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派出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对所有少数民族开展广泛调查，调查材料的字数逾千万，这样大规模的田野实践为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提供了特殊的经验。

第二，调查研究种类单一。政府组织的调查成为唯一调查类型，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调查几乎绝迹。由于这时人类学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学说”，人类学是以民族学的名义存在，而当时中国民族学是在“少数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旗帜下进行的，民族学被片面认为就是少数民族调查，因此忽视了对汉民族的调查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主要是前苏联民族学的方法成为新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影响较大。这一阶段的指导思想主要是社会进化论，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18]。

第四，调查方法与过去不同。采用组队的方法，除民族学家外，调查组还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文艺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这是综合性的调查方法。萨尔茨曼认为：人类学调查在“西方学者是孤独的冒险者的方式，而中国学者是‘组队研究，集体写作和联名发表’的方式”，这是中国用自己的田野调查工作经验丰富全球人类学的知识库[16]334。

四

198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进入重建和兴盛阶段。80年代开始，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一些大学恢复和建立了人类学系，并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是这一阶段的特征。

沿袭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学术传统，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类学专家对少数民族继续进行调查。其中主要有：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东南部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的综合调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省民族学会对该省“六山六水” (注：贵州省的“六山六水”是指乌蒙山、云雾山、霄公山、武陵山、大小麻山、月亮山和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流域地区，是苗、布依、侗、水、彝等族的聚居区。)地区的综合调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怒江地区的调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的雅砻江下游及川西北地区有关民族的调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西藏牧区的综合调查和工商业专题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开展的对萨满教等原始宗教的专题调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90年展战略研究和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专题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等。

云南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调查表现突出。为了解云南少数民族现状，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2000～2001年，云南大学组织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这次民族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指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19]。其成果是“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7本)。2003年，由云南大学牵头，联合全国14所大学百余名专家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这是为全面了解新中国50余年来各民族发展变化情况，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一项创举。整个调查历时近两年，省内外专家学者组成32个调查组，对全国15个省区32个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且主体民族占80%以上的1个村寨，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调查，内容包括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文化艺术、宗教、遗传、生态环境等。调查成果是出版了“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34本)，文字总量1 000余万字[20]。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调查以县、区、乡为主要调查单位，鲜有以单个村寨为对象。云南大学组织和牵头的这两次民族村寨调查，力图超越过去“广泛的面上调查”，而转入以“典型”、“代表”的村寨为对象进行的“综合调查”，是一种新的尝试，至于调查所得资料的价值，将留待学术史的评断。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和再研究形成热点。

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对这个农村社区先后进行了20余次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先后发表了《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和《江村五十年》等文章，探讨了江村几十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作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1986～1989年，庄孔韶5次访问林耀华先生《金翼》中的原型福建黄村，并出版了《金翼》的续篇《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对华北村落的再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戴瑙玛重访40年代杨懋春所著《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的台头村，写出了《重访台头：社区再研究的前景》和《模范村与乡村真实》两篇文章。20年后，潘守永再次走入台头村，发表了《重返中国人类学的“古典时代”——重访台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和《“一个中国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日本“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曾在20世纪40年代对河北、山东的6个村落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汇编为《中国农村惯行调查》6卷。依此资料，黄宗智完成了对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杜赞奇(PrasenjitDuara)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2001年七八月，兰林友在考察了华北6个村之后，入住后夏寨村进行调查， 在反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性社会关系解说模式与残缺宗族分析概念，从而对黄宗智(他认为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由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他认为村落政治是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所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了《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研究取向的探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对华南名村的再研究主要有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对广东潮州凤凰村(注：1918年、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美籍教授葛学溥对广东潮州的凤凰村进行调查，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社会学、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境内，葛学溥是最早的一位，而且他还进行了体质的测量。)进行的追踪调查。对凤凰村的追踪调查，使周大鸣对“乡村未来发展有进一步思考，对人民的关注使他很自然从村落聚焦到农民工、乡村都市化”[21]。他对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展现了华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孙庆忠对广州南景镇(注：1948～1951年，杨庆堃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对广州近郊的南景村进行了调查，1959年出版了《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的追踪研究，描述了南景镇半个世纪以来从深受广州影响的近郊村落到都市村庄的演进过程。周大鸣和孙庆忠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乡村都市化的代表。

从2000年起，北京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进行“省校合作”，几位青年学人组成研究小组，对费孝通主持“魁阁”时期云南的3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进行重访和再研究[22]，其成果有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禇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出版)。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云南大理的西镇成为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张华志从西镇商帮、家族关系和家族企业等方面对西镇进行了延伸性的研究[23]。另外，段伟菊重访西镇，从族群认同角度研究了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24]。

对汉族社会和乡村(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以福建和广东为代表。对福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惠东地区，1984年，蒋炳钊对福建惠东地区的惠东女风俗进行调查。1986年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多次带领学生在惠东地区开展人类学社区调查。1990年，《崇武研究》、《崇武大岞村调查》、《崇武人类学调查》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其中《崇武大岞村调查》(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第一部有关汉人社区的民族志著作。1992年，两岸惠东人协作研讨会论文集《惠东人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闽台惠东人》。同时，开展对福建客家人的研究，成果有《长汀涂坊客家》、《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等代表性著作。

1992~1995年间，王铭铭对家乡福建泉州先后进行了1年多调查，之后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两部著作。前者以国家社会作为分析框架，以福建溪村陈氏家族社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演变史作为叙述架构，力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变迁。后者是基于闽台3个村落的实地考察素材而展开的理论思考。同时，王铭铭先后写了《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文化格局和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学思潮评介》、《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等，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和普及有一定意义。

广东地区的调查研究主要有黄淑娉主持的课题“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对17个市县进行调查，1999年写出了近百万字的研究成果《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和《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报告集》。

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朱晓阳的《罪过与惩罚——下村故事(1931-1997)》(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等，都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逐步形成了与都市人类学不同的乡村(乡土)人类学。

近年来，中国乡村、农人、乡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对汉族农村社会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家的专利，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史专家也开始重视对此的研究。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在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就比较关注具有典型性的乡村个案，其学生的博士论文有张学强的《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叶扬兵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莫宏伟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钟霞的《集体化与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等，其中多数已经收入“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出版。他们注重档案资料的利用，同时又注意田野调查，重视口述史料，以实证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族社会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内地人类学研究的主流。汉族社会研究在承袭传统、拓展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一方面将田野调查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相结合，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另一方面紧紧把握社会文化变迁这一主脉，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类学的应用价值[25]。但是也应看到，对汉族社区的调查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南、华北、华东地区，而东北、西北、西南的汉人社区则比较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

五

中国文化人类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目前正在走向兴盛，但是，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并未解决。人类学和民族学是同一学科，还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科，近年来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从国际学术界来看，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有变化，早期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以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则正好相反，早期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将民族学包括在人类学中。近10多年来，一些国家的学者都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因此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26]。

中国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也是变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人类学被称为民族学，学科含义是广义的，既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也研究体质。当时的学者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只是同一学科的两种不同叫法，文化人类学等于民族学，两个学科没有严格的区分，当时的许多人类学家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同时是民族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学科名称被取消，体质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保留了民族学的名称，这时的民族学含义则是狭义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忽视了汉族。从学科名称看，中国文化人类学前70年几乎都被民族学所替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学名称才逐渐恢复。人类学与民族学尽管关系非常密切，但重建后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中国民族学学会和人类学学会的建立就可见一斑。近十多年来，国外学者比较喜欢用人类学这一名称，人类学有逐步取代民族学的趋势，但是中国学者认为，从历史和目前的具体情况看，中国民族学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又由于中国民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把民族学置于人类学下面显然是不合适的”[26]，所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目前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人类学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汉族的研究上，放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海外华侨的研究上，摈弃少数民族研究，不与民族学争地盘”[27]，民族学则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定位不统一，形成了人类学学科归属的混乱。目前，国内有3家权威单位对学科进行分类并定位。首先是教育部的分类和定位。在1990年正式公布，1997年调整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广义的民族学)被归入法学类，是一级学科，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5个二级学科，把人类学归入社会学类。其次，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和定位。1992年11月批准、1993年7月实施的《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民族学(广义)为一级学科，包括7个二级学科，即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史学、蒙古学、藏学、文化人类学与名俗学、世界民族研究、民族学其他问题。这里的文化人类学是指狭义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作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体质人类学则分在生物学的二级学科。再其次，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分类。1994年3月颁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数据代码表》，规定民族问题研究为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列在二级学科，社会人类学则分在社会学下面作为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作为一级学科的广义民族学，往往是“民族研究”的同义词，而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狭义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地位是漂浮不定的。

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正确的学科定位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得到突出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人类学则时而附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被放在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要求成为与民族学、社会学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至今学科定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建议把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级学科，以“民族学/人类学”或“民族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作为学科名称，其下分若干二级学科[26]。这种建议笔者非常赞同，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学科分类标准，做出合理的学科定位。

对于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应分3个圈子：第一就是核心圈，即中国汉族的乡土人类学；第二圈是少数民族研究，即民族学；第三圈是海外研究(注：参考徐杰舜、王铭铭：《我想象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三十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和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2期)。)。前面两个研究圈，是对中国文化人类学传统研究对象的继承，第三个研究圈体现了中国人类学家在21世纪走向世界的梦想，对未来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至关重要。

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边缘学科，改革以来，人们试图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人类学研究出现了自觉的学科整合，形成了诸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如历史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等专业学会。20世纪90年代后，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这种“学科互涉”将给中国人类学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开拓更宽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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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12

会议审议的xxxx工作报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状况，确定了下一年工作任务目标，希望大家在审议中，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从我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客观评价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指出工作中不足之处，使我们确定的年度发展目标更加科学合理。自治条例和两个规划涉及我县长远发展，事关全县人民根本利益，希望代表们集中民意，献计献策，使通过的决议决定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选举工作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依法办事有机统一起来，确保选举成功。

因为会期安排较紧，议程和审议内容多，按照省市县委关于改进会风、讲求实效的原则，今年的人代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是这次会议只安排听取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四项报告和“十一五”规划、自治条例说明，计划、财政预算报告和代表议案、意见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不再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报告，而是将这三个报告书面印发大会，请代表们结合其它报告一并审议。这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可以使代表们有更多的时间对各种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审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审议质量和效率。

二是列席人员只列席四次大会，除乡镇领导外，不再编入各团参加分团会议。审议各项报告时，分别由报告单位安排人员到各代表团听取审议意见，回答代表的询问。

三是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只表明对各项报告是否批准和通过，不再展开论述。但报告单位要安排专人认真听取吸收代表审议意见，对报告内容认真修改，重要的修改情况要向大会主席团汇报，大会通过和批准的报告要严格执行。

四是按照法律规定认真按时提交议案、意见和建议，大会期间再不另行安排填写议案、建议意见时间。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议案必须在法定时间内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不受时间限制，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都可以提出。希望代表们认真学习印发的酒泉市代表议案和建议方面的两个参阅资料，依法按时把准备好的议案和建议意见送大会秘书组，以便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

这次会议会期只有4天，议题多、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各位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精力开好会议，依法履行各项职责。列席人员要认真听取各项报告，学习宣传贯彻好会议精神。大会工作人员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坚守点击查看本资料原创网站更多文章岗位，恪尽职守，密切配合，热情主动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为各位代表提供良好的服务。所有与会人员都要积极努力，尽职尽责，自觉遵守大会纪律和规定，保证大会的各项任务完成。

民族团结自查报告篇13

第一小组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任务下达后，他与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从香港和统治区来解放区参加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触，商谈新政协的有关事宜，特别是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问题。

新政协筹备工作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件团体的和个人的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在会上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他说：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同时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于是，他带领小组成员，拟定了具体要求：一是这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派别和团体中，有些虽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份复杂；有些则是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总的说，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参加新政协的标准，因此，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二是对他们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们的政治派别或团体宣告结束以后，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三是对他们中的一般成员，只要不是反动分子，都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四是对于当时同美帝和反动政权关系密切，并仍为他们服务的团体，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则予以解散。但对他们举办的事业，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为人民服务。其中的工作人员，酌情分配适当工作。总之，既要坚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又要实现团结的广泛性，扩大统一战线的团结面。

在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确立后，最后还确定一条最重要的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这样，就为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

确定参会人员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同志出力最大。

与派搞好合作共事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要从头做起，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临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任务极其繁重。李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协助同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提出让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务院和各部委担任领导职务，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产生了良好影响。

当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共党内不少同志产生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轻视统一战线，不愿意安排派和民主人士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表现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50年3月，李在中央领导下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他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开始转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为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时期，转到为巩固人民民主的政权，肃清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以及反动派的残余，恢复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新时期。

他针对会上暴露出来要求提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方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要实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要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在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的基础上，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他针对要使派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忽视派作用的思想，阐明了党对派的基本方针。他指出，各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阶级联盟的性质。过去，中共争取了各派的合作，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壮大人民阵营，孤立革命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继续巩固这种合作，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和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还具体阐明了其他方面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这篇报告经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性文件。

开国之初，大批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同时，各地协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如何搞好政府机关中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和如何开展协商机关的工作，成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问题。为着解决好这个问题，李于1951年4月，以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名义，分别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和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讨论了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他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阐明了政权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共产党如何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问题。他提出，必须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有责；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创议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少数民族工作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增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李担任统战部长后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中国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征求过李的意见。李根据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特点，建议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他提出：“不论是马克思或者列宁，都从来没有要求各个国家脱离自己的具体条件，一律采取什么具体制度”。苏联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由于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苏联采取了联邦制，中国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为什么苏联采用联邦制，而中国不能采用联邦制，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呢？对此，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根据分析，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消灭民族压迫制度，在各民族一切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联合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确定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并且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基本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李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他在1950年亲自起草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了大量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同时起草了《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并且规定各种民族干部培训班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辅。这两个试行方案的实施，取得很好成果。到1953年已培养出各少数民族干部10万多人，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2年，李在总结建国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他还针对急于实行民族融合，忽视民族特点的倾向，说明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有民族融合的因素，但是总的说来，它不是民族融合的阶段，而是各民族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阶段，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社会主义民族和民族关系充分发展的阶段。1962年5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阐发了这些理论政策问题。

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订的首席代表

1951年4月，李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地方政府的代表商谈和平解放问题。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事宜的谈判，在御河桥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主持了首轮谈判，他说：“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把事情办好”，并建议大家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西南军区颁布的“十条公约”。

第一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双方代表仅就谈判程序、步骤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具体问题以后谈。因“五一”国际劳动节临近，李提出休息两天，会上研究了请阿沛等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纪念活动，上主席台等问题。确定了参加天安门观礼的代表名单。第一次会谈后，代表在一起，对十条公约进行认真研究，最后，决定请示噶厦作为谈判的基础。

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了盛大纪念活动。此时此刻惦记着正在北京参加谈判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沛，握着阿沛的手说：“谢谢你，你们长途跋涉到这里，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

5月2日下午，进行第二轮谈判，主要议题商谈人民进驻的问题。这是谈判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谈判的基石。双方首席代表阐述了各自的立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耐心细致地向代表介绍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

李在发言中，概括地阐述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央政权对的管辖没有发生过变化。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挑拨，地方政府同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使这样，并没有改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事实，为保卫祖国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必须进驻。

阿沛在发言中提出，地方政府承认是中国领土，这一点已经没有问题，不赞成进驻，并没有不承认属于中国的意思，而是有两点重要理由：一是地大人少，物产贫乏，进去大批，在粮食供应等许多方面有很大困难，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二是的东部和北部都同内地连接在一起，只有西部和南部有印度、尼泊尔等外国为邻，万一边境上发生外国侵扰等情况，再请进去抵御；同时还可以把藏军扩充改编成的一部分，这样在也就有了部队。

李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就侵入了的事实是不可否定的。英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手段在取得的种种特权，现在由印度继承下来了。这个问题还有待将来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边境有事，很难及时开进来，岂不误事。至于把藏军改编成为人民，在十条中已经有了，不成问题，那是今后的事。你们既然承认是中国领土，却不愿意要人民去保卫国防，岂不自相矛盾，请代表考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是不是担心进藏后欺压老百姓，我可以在这里讲清楚，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自己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这一点，昌都来的代表应该亲眼所见，是了解的。不需要有所顾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进驻，就是去保卫国防安全，不是去干涉内部的事情。至于进驻的的供应问题，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这一条意见。

以后又进行了5轮谈判，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一致，终于在5月25日顺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议得到肯定

1952年6月，在全国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的形势下，李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派的工作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曾经出现一种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一面，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一面，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应该实行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应以马列主义而不是《共同纲领》为标准的“左”的情绪，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作了纠正。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就是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派问题上贯彻中央纠“左”精神的。当时，在全国范围已经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中间阶级。李当时对这个变化在思想上不够明确。他在主持起草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文件稿中，曾把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称作中间阶级。审阅此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李根据的批示，修改了文件稿的提法。他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讲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并且提出，今后要把的这个批示，作为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起来。同时，他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变化了，但是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今后对资产阶级仍应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主要是把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改造成为不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把违法改造成为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他说，对派的改造，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改造成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地位的变化，纠正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派的“左”的情绪，使统战工作继续保持了正确的方向。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如何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当时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李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