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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论文篇1
1.2交往中容易抱团，但渴望生活丰富
少数民族学生受到原生环境和自身民族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加之语言、文化、信仰、饮食习惯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明显差异，除了一些民汉考、内高班汉化程度较高的学生，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更喜欢和本民族的学生聚集活动而形成较为固定的活动群体。但他们在主观上还是渴望能和汉族同学有更多交往，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2探索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新模式
2.1树立“一个榜样”，加强示范的引导性
少数民族大学生正处于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树立典型和榜样，发挥示范教育作用，既是他们自身成长的需要，也是调动他们学习、工作、生活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一条重要途径。高校可从少数民族学生中遴选出优秀分子，通过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积极宣传他们的优秀事迹，使少数民族学生亲身受到感染，激发自身前进的动力。同时，积极发挥少数民族学生党员的模范作用，鼓励他们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加强沟通和联系，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结对子，从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予帮助。
2.2落实“一项关怀”，尊重文化的多元性
少数民族族别多，人数众必然带来多元文化的并存。因此，高校应充分尊重、认可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在遵从学校校纪校规基础上关照各民族学生。每逢藏历新年、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可组织汉族学生为少数民族学生送上节日问候，让少数民族学生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关怀和温暖。同时，还可以举办如“少数民族文化节”等活动，鼓励少数民族学生通过活动展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与汉族学生间的交流，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2.3开展“一项实践”，实现专业的延伸性
医药类高校要结合学科、专业特点，开展实践性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提供少数民族学生接触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作者所在学校针对此特点，精心组建了一支特色社会实践团队，团队以“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为主题，探访少数民族医生、了解和宣传少数民族医药历史和文化，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参与其中，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少数民族学生在此实践中充分锻炼能力，强化所学，实现了专业知识在课堂外的有力延伸和拓展。
2.4采取“一套措施”，提高服务的全面性
2.4.1全面关注，助力学业发展高校针对不同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开展针对性教育，如对少数民族新生开展新生入学教育，走好大学生活第一步；针对毕业班少数民族学生开展职业导航教育活动；针对较高年级少数民族学生开展专业思想教育以及优秀校友讲坛系列活动。此外，在各年级成立学习小组，帮助少数民族团员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2.4.2全面覆盖，解决生活困难高校在困难补助和奖学金、助学金方面对少数民族学生给予倾斜，让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100%获得各类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安排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同时在资助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资助、育人相结合，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改变他们对学校的依赖意识，激励学生自强、自信、自立，在助困的同时，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民族医学论文篇2
关键词 民族医药；湘西；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5-0034-02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湖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13%。其聚居区主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然没有文字，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文化近三十年来研究者较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医药属于古代留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民族医从业人员较少，游离于规范化医疗体系之外，后继乏人，没有得到大力的扶持，因而湘西民族医药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与困境。我们认为，湘西民族医药应该从文化研究、政策扶持、资源保护、制度建设等多个角度入手，制定战略性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全方位地挖掘、保护，才能使民族医药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在医药现代化的今天销声匿迹。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
1人类学方法研究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
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它在西方兴起之初曾大量研究世界各地的所谓原始文化或野蛮人文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人类学开始复兴。期间我国人类学者进行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1.1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作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人类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人类的生活方式，研究全球不同的文化，揭示文化的多样性，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化整体观强调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是相互整合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人类学有比较的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比较，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差异性，也可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端正我们的文化观，自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去除文化自卑感。
因而，人类方法适合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人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是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又有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异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称为“民族学”，因而不同族群文化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热点。
1.2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常用的人类学方法进行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者，他们最本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深入各民族生活，参与、体验、观察、访谈，从而获得真实客观的第一手资料。文化资料的调查需注重整体性，即对族群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等进行全方位调查，在分析资料时重视定性分析，通过跨文化比较，寻求文化的普通性或差异性。
另外，也有医学人类学者进行民族医学的研究。医学人类学研究健康、疾病、苦痛、医药与治疗的关系。重视民间疗法，生物与文化的交互作用［2］。是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民族医学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概念，民族医学取向的医学人类学，研究疾病与病征的社会文化脉络及意涵。民族医疗牵涉到信仰、风俗和特殊的技术，它不同于现代医疗体系。医学人类学对民族医药的研究可以提供一系列文化比较和批判思维，从而提高我们的现代医疗理念。
2人类学方法研究湘西民族医药文化取得的成果
2.1各民族医药文化起源问题研究田华咏从苗族原始神话中探寻远古苗族医药文化，认为苗族医药具有“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特殊形态，其医药起源可追溯到“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祝融传熟食、药王传医方等神话阶段［3］。田华咏在侗族医学史考察过程中重视侗族神话故事《玛麻妹与贯贡》，萨岁的故事，蜥婶的故事等［4］。这些研究都表明，湘西民族医药起源源远流长，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融合交汇的痕迹明显。
2.2民族医药神话、歌谣研究田华咏在苗族医药学发展中通过神农、蚩尤、祝融、欢兜、药王神话故事分析苗药文化特征，包括巫医一家，冷热两因，三生万物等［5］。田华咏对土家族“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梯玛神歌对土家族医药文化的贡献进行了阐述，认为梯玛神歌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6］。人类学重视族群中口传神话故事的研究，认为它们反应了早期人类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湘西的医药神话与歌谣体现了先民积极的保健防病意识，并且深受先秦巫医文化影响。
2.3医药民俗研究李芸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研究湘西苗族赶秋节，对赶秋节源流嬗变、结构组成、和谐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赶秋节是人神共娱的大型活动，极具聚合功能，同时也有娱神和驱邪作用［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湘西少数民族多没有文字，民俗礼仪是研究文化的重要载体。
2.4民族养生保健理念研究刘超祥对土家族卫生保健习俗进行了医学人类学探析，分析了土家族保健习俗的特点，如注重环境卫生，顺和自然环境，讲究生活规律，劳动文体健身，饮食定量均衡，注意食疗等。这些习俗对土家人的健康长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有良莠并存现象［9］。莫代山总结了医学人类学方法研究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成果，认为医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尚处于初期阶段，田野工作有待加强［10］。萧成纹认为侗族人民饮食文化中喜吃糯米、酸食、油茶、苦酒，居住防潮吊脚楼，饮水清洁，有月令驱魔习俗，都是养生保健的措施［11］。湘西民族地区长寿现象得益于世代传承的强烈卫生保健意识，生活习俗、保健礼俗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
2.5疾病理论研究目前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疾病理论整理初具规模，土家族、苗族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疾病诊疗体系，不同于汉族传统医学。比较有特色的是土家毒气学说等。彭芳胜对毒气的病因病机，毒气病症候和毒气疗法进行了研究［12］，总结了土家医治毒药物的分类整理研究成果［13］。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民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具有一定价值。
3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
人类学方法在湘西民族医药研究领域的开展只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尽管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性考察和分析的深度都有待加强。相关的人类学研究方向拓展可考虑以下几点：
3.1湘西巫医文化的深层次解读湘西处于古代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刻的巫医文化色彩。应该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待此类文化，只有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心理内涵、医疗效果，广泛运用田野调查法、历史梳理法、跨文化比较法等，才能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3.2“神药两解”文化现象研究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
3.3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与疾病观念研究湘西各民族医药文化中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与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有一定的差异性，民族医药由于脱胎于自然哲学时代，注重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疾病调治方面土家族重视服侍技术，苗族、侗族都有独特养生调理观念。在这些方面进行跨文化研究可以更深挖掘民族医药的合理内核，为现代医疗提供有益的补充。
3.4民族医药的哲学观念研究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做出了卓越成效，《湖南世居少数民族医药宝典》、《土家医方剂学》、《苗家实用药方》、《苗家养生秘录》、《湘西土家族医药调查与临床研究》等民族医药专著陆续出版，为保存、研究湘西民族医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的文献研究以梳理总结民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为主，保护传承的侧重点在医疗技术方面。对各民族医药文化的哲学观念研究较少，湘西民族医药形成历史较早，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于地域封闭，医药理论变化小，还普遍带有早期自然哲学的观念。如苗族医药三界学说、土家族医药三元理论等。哲学思维是民族医药理论的核心基础，只有理解民族医药的哲学内核，才能更好从根基和整体上把握其特色。
3.5民俗医药文化尚需大力挖掘湘西的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其文化精神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习俗等传承下来的，因此民俗礼仪节日非常多。虽然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总体来说还是极少数。湘西五溪地区的盘瓠文化，祭祀时的“椎牛”、“接龙”等仪式，苗族的催生仪式，击猪祭祝融等仪式都值得深度挖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还原文化核心精神，更好地再现民族医药的精神源流。
总之，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发展，湘西民族医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但是目前民族医药的发展还没有走出低谷，急需加大在文化、资源、制度等方面的保护和建设。湘西民族医药不仅是湖湘医学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植根民间的医药宝库，值得有识之士积极努力，将其妥善保护、传承，造福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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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莫代山.医学人类学与土家族疾病处置的文化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14（5）：59.
［11］萧成纹.论侗族医药民俗文化与养生保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3（11）：60.
民族医学论文篇3
1中医学与云南传统民族医药融合
中医学的发展历来都不是孤立，与自然科学、人文哲学存在广泛交叉，同时与其他民族医药彼此渗透，中医药影响云南民族医药发展，民族医药不断丰富中医学理论，只有通过彼此的理论融合、技术互补、优势整合，才能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和多途径多渠道的研究方法。中医学与民族医药的交叉渗透，具体体现在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医学术语，以及药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用，解释学术问题时的相互资鉴启发的取类比象思维模式。由于中医学与各民族医学相邻学科间无法割裂、在交叉搭界之处往往多产生亮点。中医学与民族医药都有共同目的，相互间在边缘处又都交叉搭界，那么，深入考察边缘处的学术细节，往往能发现潜藏着的规律。
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医药、宗教、文化能也存在融合现象，有学者指出：民族医药与中医学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2]。“大同”指的是哲学观点相同，基础理论相似。“小异”指的是基于民族分布存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情况，认为不同地域民族的基础理论、用药经验具有本民族特色。
据查云南历史上曾经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汉族移民入滇，即：汉、唐、明三朝时期[3]。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加速了云南的发展。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修建拉开了中原与云南交流的开端，随着贡品(贵重药材)、书籍(医药书籍)、教育(医学私塾)的不断输入，云南民族医药在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巨大冲击。其中，明朝中医药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最具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该书是第一次将云南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地方性药物性典籍。许多常见的中药都始载于该著作，如：仙鹤草、灯盏花、川牛膝、草乌、贝母等，同时该著作中也记载了不少民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各民族用药普遍存在交叉现象，如：竹叶兰一药，傣族称为“文尚海”，药用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食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气管炎。据统计，汉藏共用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80余种。
中医药与民族在基础理论及哲学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均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采用“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构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健康与疾病、各类要素的平衡制约密不可分。如：傣医学的“四塔五蕴”学说认为自然界万物均归属于“四塔五蕴”四塔即“风、水、火、土”五蕴指“色、识、受、想、行”，其中“色蕴”指物质现象，“识蕴、受蕴、想蕴、行蕴”指精神现象，物质和精神共同构成人体。“四塔五蕴”应用于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表现。藏医学认为人体内的“龙”、“赤巴”、“培根”三者失调构成疾病。纳西东巴医药中的“卢”“色”是纳西先民用于表达阴阳的常用字，体现了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精威五行”类似于中医的“五行学说”，用于说明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佤族医药认为自然界由“天、地、风、水、木、火、石、气”八种物质，当八种物质发生改变将导致各物质与人体的平衡失调进而产生疾病。
另外，研究也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学及民族医药。当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内化，佛教中的医药文化对佛教医药文化圈所涉及的中医药学、藏医药学、傣医药学等传统医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中医、藏医、傣医离不开佛教医药文化，同样研究佛教医药文化也离不开上述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佛教医药文化圈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渗透力，对我国传统医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医的基本理论体系形成得比较早且较为完备，在一定时期内作为一种优势医学广泛影响了各个民族医学的发展，当然民族医学的发展反过来也丰富了中医学。中医和民族医都宏观地把人体生理分成若干个功能部分，建立在基本相似的哲学观点之上。治疗上基本上都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治则，并以此建立了相应的药物观念和方剂观念。中医和民族医都充分利用了祖国大地上以植物药为主的自然药物，其中很大一部分药物相互通用，共同建设了中国的本草药物学。
中国的中医学和民族医学并无质的差别和量的鸿沟。但从各个民族医学的个性来说，它们确有特色，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的一门医学，有必要重视它、发掘它，采取必要的政策保护、扶持、研究和发展，以便为各族人民造福，为中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2云南民族医药的优势及发展策略
云南25个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乃至医药理论。其中，仅傣族医药、藏族医药和彝族医药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学典籍，如：傣医的《档哈雅龙》、《竹楼医述》；彝族的《双柏彝医书》、《元阳彝医书》、《启谷署》；藏族的《藏医精要》、《迪庆藏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等[4]。
历史上的医药流通，使得云南贵重药材、医药理论充实于中医学体系中。“槟榔、琥珀、犀牛角、象牙、麝香”等由云南传入的药物至今仍然运用于中医药。以“云南白药”、“拨云锭”为代表的品牌民族药享誉中外。目前，许多民族医学中的新药，如：苗药“灯盏细辛”、傣药“傣肌松”、彝药“青叶胆”、纳西药“竹红菌”、白族药“青阳参”等也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少数民族还具有丰富独特的疾病诊疗方法和手段。如傣医的摸法、数理诊断法、睡药疗法、薰蒸疗法；纳西医的放血疗法；彝医的扎针、放血疗法；藏医的尿诊法、泻下疗法等，这些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为拓展和丰富诊疗技术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尽管近年来云南民族医药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药强医弱、特色不浓”的问题。还存在着亟待整理的大量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口头文献。加强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及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加强口承民族医药知识的抢救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在对民族医药传承培养方面，应重视对古代医籍的学习，重视医古文、训诂学、古医籍等方面的课程设置，结合师承教育模式培养真正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另外，民族医药有其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应加强对少数民族民间医药的文化土壤、人才队伍、文献文物和药物资源的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小结
民族医学论文篇4
1、文化背景不同。根据其文化源流或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学科可分为若干类系：
(1)受佛教文化影响，特别是受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结合青藏高原的疾病防治经验和药物资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藏医学、蒙医学。而傣医学则具有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文化的背景。
(2)受阿拉伯文化影响，特别是受阿维森纳《医典》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医学实践而发展出了维吾尔医药、回回医药、哈萨克医药等。
(3)受朝鲜古典医学影响，并融合中朝古代医学特点，发展出朝鲜族医药。
(4)受汉文化影响，但又具有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从南方地区医疗实践中发展出苗、壮、瑶、彝、侗、土家、黎等医药知识体系。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所植根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与中医药并非源和流、主干和分支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同于中医药的多元的、复杂的、独立的文化体系。
2、理论体系不同。文化背景、哲学理念的不同，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大差异。中医学以天人相应和阴阳学说为哲理观，以脏腑、气血、经络为生理观，以四气五味为药理观，以四诊八纲为诊疗观，从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核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天人相应”为一般规律的整体衡动观；二是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构架的功能生理学；三是以阴阳为基础的矛盾平衡说；四是以四诊、八纲为内容的诊断学；五是以天然药物和方剂为主的治疗学。而蒙医基础理论主要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以及治疗方法等，对临床各科具有指导意义的一门学科。
蒙医学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又反过来指导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它不仅仅是医疗经验的积累，而且具有从实践中升华出来的一套学术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接受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吸收了印度医学、藏医学、中医学的部分基础理论，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提高。蒙药学是对蒙药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主要研究每味蒙药的来源、形态、产地、品种和真伪的鉴别、性味、功效以及采收、加工、炮制、贮藏等。蒙药学还总结出了一整套用药规律，应用于临床，而达到防病、治病和健身目的。方剂学是以蒙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为防病、治病而研究配制、药物应用的一门学科。内容包括蒙药的配置原则、配方规则、配方剂型、配制工艺、方剂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等。蒙医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温病科、妇科、儿科、传统疗术科、骨伤科、五官科、皮肤科等。都以蒙医基础理论为指导，对疾病进行辩证分析、诊断和治疗的具有独具特色的学科。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加强对民族医药学理论的整理、加工，继承发扬，形成疾病诊疗的理论支撑；少数民族群体疾病表达谱的建立，利于更好的防病、治病。另一方面，采用现代研究技术，加强民族医药的研究开发力度和深度。例如；对民族药材资源分布、生态环境、同功品种、易混品种以及种植加工、特性鉴别、质量标准等系列专项研究；对新开发的药品中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质及药理毒理进行规范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单方或复方制剂进行作用机理的基础研究、剂型研究、制备工艺技术研究、质量标准研究、临床实验研究等等，为民族医药的开发提供科学严谨的数据，改变过去经验性的标准和手工作坊式的药品生产方式，推进资源转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大民族药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学科的飞跃。
民族医学论文篇5
1 民族医药的保护现状
1．1 中医药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衍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医学科学体系，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体系。
根据2003年底出版的《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截止到2002年底，我国卫生机构总数为85705个，人员总数为4808640人，卫生技术专业人员总数为3840340人。其中，中医医疗机构仅有3801家，职工435082人，卫生技术专业人员349274人。据统计，在全国县级医院及县级以上的医疗单位中，中医医院的比例仅占12．94 ％。全国的行政县并不是都有中医医院，中医医院覆盖面只有66．145 ％。中国西部地区，纳入国家西部开发计划的12个省、自治区中，地方级中医医院仅占西部地区市级数的31 ％。近年来，通过政府机构和民间人士的努力，中医药国际合作气氛日益融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和亚洲的孟加拉、格鲁吉亚、韩国、蒙古、巴基斯坦、泰国、新加坡，非洲的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欧洲的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意大利、摩尔多瓦、俄罗斯，美洲的秘鲁，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专门签订了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备忘录。并分别和意大利、克罗地亚、摩尔多瓦等国卫生部就中医药领域的合作签署了协议，与54个国家的卫生合作协定中有中医药合作条款，这标志着中医药和海外政府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中医药国际化走向了新阶段［3］。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医疗机构目前有5万多家，针灸师超过1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名，每年约30 ％的当地人、超过70 ％的华人接受过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全球四个主要中药市场为东南亚及华裔市场、日韩市场、西方市场、非洲及阿拉伯市场［4］。
目前，在中医药传承人的教育方面，以中医药高等教育机构为培养后继人才的主要模式，同时，以名医“师带徒”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已成为适应中医成才规律的教育制度。
1．2 少数民族医药
各个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其不同的自然地域、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医药。主要包括蒙古族医药、藏族医药、维吾尔族医药、壮族医药、傣族医药、彝族医药、朝鲜族医药、苗族医药、鄂伦春族医药、拉祜族医药等。
1．2．1 少数民族医药机构与人员队伍
目前，现有少数民族医院165所，其中藏医医院57所，蒙医医院43所，维吾尔医医院37所，傣医医院1所，瑶医医院2所，哈萨克医医院1所，壮医医院1所，其他民族医医院17所。2003年在北京成立了综合性的北京民族医院，全国各地还有一批民族医药的门诊部和科室。、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湖南、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都建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开展了社会调查、文献整理、临床观察和药物研究。全国现有的民族医药专业人员约13000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分散在民间。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壮族、瑶族、彝族、侗族、土家族医生，基本上是一支民间医生队伍。有的民族建立了医学典籍和理论体系，如藏族医学、蒙古族医学、维吾尔族医学、朝鲜族医学、傣族医学、彝族医学等；有的民族虽然没有文字，但医药资源丰富，近几十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用汉文编纂出版了医学著作，梳理出了固有的理论并使之系统化，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建树，如壮族、瑶族、侗族、土家族医学等［5］。
1．2．2 少数民族的医药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起，藏医、蒙医、维吾尔医都建立了专科学校，并在甘肃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云南中医学院内设立了藏医专业，广西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专业，中央民族大学也于2002年设立了藏医系［5］。
1．2．3 少数民族医药资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少数民族药现代生产企业，尤其是一批民营企业涉足少数民族医药生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医药的成药生产。截止2002年底，少数民族药成药的国家标准共906个，涉及9个省区的156个生产企业，其中藏药322个，蒙药216个，苗药154个，维吾尔药98个，彝药81个，傣药34个，景颇药1个，另外还有蒙药材57种。从目前情况来看，藏药、苗药的开发较好［5］。
1．2．4 少数民族医药的临床优势
少数民族医药在临床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具有内涵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特的理论。它不但对疾病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疾病的未病先防和即病防变等方面皆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蒙古族医学的防治方法，除了药物以外，还有传统的灸疗、针刺、正骨、冷热敷、马奶酒疗法、饮食疗法、正脑术、药浴、天然温泉疗法等；藏医对疾病的预防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除了药物防治之外，还有灸法、搽涂外敷法、药浴、药膳等防治疾病的方法；维吾尔族医学将治疗方法在形式上分为4大类：即护理疗法、饮食疗法、药物疗法、手治疗法；壮族医学、朝鲜族医学、傣族医学、彝族医学以及苗族、鄂伦春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医学也各有其独特的医疗方法和特效方药。
2 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中医药将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保护和发扬我国珍贵的传统中医药文化。目前，该局正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部门进行申报文化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申请报告的初稿已经完成，正进一步完善，计划在年内提出申报。此次申报的中医药将包括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等内容，申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6］（现已经申报）。这表明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已从理念乃至行动上将民族医药的传承与发展，纳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轨迹之中并加以重视。这也是形成民族医药保护与传承的新开端的大好契机。
2．1 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
就民族医药保护与传承现状而言，各民族的医药状况，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各自发展显得不平衡。有些民族医药资源丰富，通过发掘整理工作，编纂出版了医学著作，有其较完整的医学典籍和理论体系；有些民族，虽然医药资源丰富，但尚未收集、整理或刚刚起步；有些民族医药零星散落在民间而未成体系。
就目前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规范化形势而言，非常令人担忧的是，民族医药文化遗产被无情地轻视或舍弃。尽管长期以来，民族医药有“中医政策”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但对整体民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全面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2．2 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措施
2．2．1 积极开展民族医药的普查工作，使民族医药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普查是对民族医药进行有效保护、对濒危民族医药项目进行抢救的基础。民族医药普查的目的在于：
（1）通过普查摸清一个地区流传的民族医药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流布地区、传承范围、传承脉络、衍变情况以及采集的历史。（2）通过普查发现承载民族医药的传承者、采集者，采集有代表性的民族医药的医书、采药经验等。 （3）通过普查记录或录制各民族医药的原真形态与现状等。
2．2．2 保护民族医药传承人，建立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机制
保护传承人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重要内容。培养“传习人”是传承机制的另一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性”集中表现在“传承危机”，而解决传承危机的关键是“传承人”的保护。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习得、接受、掌握民族医药遗产的技能，并有可能成为新的传承骨干的人即“传习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加上“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意味着“教育”是“传承机制”的重要手段7。在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齐抓保护“传承人”与培养“传习人”，才有可能使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2．2．3 保持民族医药的原真性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押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民族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传承，需要提高认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申报地区级、部级以及联合国的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要把握好保持民族医药的原真性的原则。原真性是国际公认的文化遗产评估、保护和监控的基本因素。在民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中贯彻原真性的原则，不仅有助于提高对民族医药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改进保护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也有助于在符合国际保护理论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医药文化特征的保护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M． 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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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伯君． 我国中医医疗机构生存状况调查［N］． 中国中 医药报． 转引康易网． 2005－10－25．
［4］左言富． 中医药在国外发展现状［N］． 中国中医药报． 转引康易网． 2005－10－25．
民族医学论文篇6
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形成过程深受中医学传统医德的影响,因此,其内容和中医学传统医德的一些方面是相互交融、共通的,但是,由于壮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壮族医学医德思想有其独特的内容。
(一)医德基础———持身正直。医德思想基础是持身正直。壮族医家的重要品格之一是为人正直。在壮医的心中,能为本族人祛病健身是神圣的工作,将此项工作作为谋财敛财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壮医看病,并不注重诊金,而看重内心的满足和幸福感,因此,壮医深受群众的尊敬,是社会道德的模范践行者。
(二)医德原则———仁术爱人。中医学传统医德思想推崇“医乃仁术”,行医目的在于为民解厄除疾,壮族医学医德思想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孟子“仁者爱人”、“民为贵”的思想在壮医身上得到了体现。“仁”不仅包含了壮医仁爱、仁慈的品格修养内容,也蕴涵着医者救死扶伤的仁义道德观,这就使得“仁术爱人”的医德原则薪火相承,世代流传,因此,历代壮医都躬亲推行“仁术爱人”原则。
(三)以德治学,精研医理。壮族医学理论吸收中医学的一些内容,并加入了壮族先民的医疗实践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并用于指导临床。将壮族医学理论发扬光大使之造福壮族人民是历代壮医的心愿,因此,壮族医家普遍都精研医理,治学态度严谨,是良好医德的重要体现。
(四)德行合一,尊重生命。壮族医家以高尚的医德思想指导自己的医疗行为,做到德艺双馨、德行合一。在诊病过程中关心患者,一视同仁,对于不能救治的患者,也如实以告,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此外,壮族医家之间也相互尊重,以谦和慎言为处理同道之间的道德原则。壮族医家的这种道德操守,使这一群体在社会上始终享有良好的声誉。
三、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
现代医学奉行“技术至上”,但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感到单纯的医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们的疾苦,医学面临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断冲击,医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医学的内涵,在认同医学技术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医学的人文社会属性。因此,要在医学教育中重视塑造医学的精神价值,培育医学人文主义价值观,建立医学教育的精神家园。下文以右江民族医学院为例,探讨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方法,以期对其他医学院校(特别是民族医学院校)有所启发。
(一)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医学的发展使专业更细,但研究成果的获得强调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因此,对个人的要求更高。医学专业的教师要精通专业并具备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在重视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还要涉猎壮族医学知识、医学伦理学和医学人文学科新知识等,这是右江民族医学院医学教育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前提。尽管对教师的要求比较高,但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培养一支合格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队伍,有助于壮族医学医德思想的教育和传播。
(二)将壮族医学医德思想融入人文学科。现代网络信息资源丰富,关于壮族的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可先让医学生通过网络进行收集,引导学生进行思索,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学生在教师正式介绍前对壮族医药理论和医德思想有一个认识,又能让学生学会如何整理和总结文献并提炼观点。人文学科包含许多研究方向,可以结合人类学和医学伦理学形成伦理人类学,因此,可在讲述人类学或医学伦理学或伦理人类学等内容时引入壮族医学医德思想,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民族医学论文篇7
一、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涵义
（一）民族医药古籍的界定
少数民族医药简称民族医药，该名词出现的时间并不太长。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指中国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古代书册、文献典籍和口碑古籍及碑刻铭文等医药文献。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籍存世情况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少数民族古籍的含义比汉族古籍要宽泛，界定的时间范围也有所不同。1984年，国务院对少数民族古籍范围作了详细的界定：少数民族古籍，包括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其时间范畴与汉文古籍一样以1911年为下限，但“因族而异”，部分可延伸到1949年。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和现代文献的划分，其时间范围的界定可参照此标准执行，也就是说，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有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可以定到1949年以前。
（二）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分类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各少数民族医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从目前发掘整理的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其一，有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这类民族医药文献相当多。它们有的刻于戈兰树的叶片上，被称为贝叶经；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又出现了纸板经、手抄本、印刷本等载体形式。
其二，没有文字记载的口碑古籍。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如侗族歌谣所唱“古人讲，老人谈，一代一代往下传。”这些口传史料就成为少数民族丰厚的口碑文献，即口碑古籍，也有人称之为“口承民族医药学”。这些民族的医药学虽无典籍可循，但民间多有流传。然而这些口碑古籍正在不断流失和消亡。近几年来经过不断的抢救、发掘，我们用汉文表述其医药学理论和经验，整理出版了一些民族医药学的奠基性著作。
二、开展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的必要性
（一）开展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的背景条件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为保护、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007年12月，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了发展民族医药的重要性和指导性，为民族医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进一步实施，民族医药研究渐成热点，民族医药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春天，民族医药的发展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民族医药的学术发展不能抛开文献，而且必须依赖文献的支持。由于受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损毁现象比较普遍，再加上流失、流传错漏以及持有人秘而不传等原因，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存世数量较少。并且，随着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变迁和现代医药的迅速推广，为数不多的传统名老民族医相继逝世，后继无人情况日益严重，如不及时开展和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将更多的成为“研究者构想的影像”，而不是它本身。
（二）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现状和前景
民族医药事业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80年代初，国家民委成立了第一个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在其领导下中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地、盟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先后建立了古籍研究所。作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抢救了大量的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还公开出版一些有价值、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医药文献精品。2010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广西召开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适宜技术筛选推广项目启动会，国家将投入7480万元建成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基础数据库、《全国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总目》、出版150部民族医药文献、筛选推广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这是迄今为止中央财政投入经费强度最大、直接用于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及适宜技术筛选推广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
进入新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电子、计算机、通讯、复印、声像、光学、视听等技术以及图书的各种保护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了古籍文献的永久性保存问题。例如我们可以采用复印、拍摄、电脑照排等现代化手段，把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尽快抢救、保护起来。为了更好地发挥民族医药古籍的作用，我们应借助现代化信息服务的主体――计算机数据库强大的网络功能，对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建设，从而达到资源共知、共建、共享的目的。
三、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研究价值
（一）总结历史经验，弘扬民族文化
民族医药文化深深植根于该民族的文化土壤，有其独特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并与本地特有的哲学、宗教、教育、风俗民情、民族迁徙、地理沿革和气候特点等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医药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发展史的缩影，对于了解本地区民族发展沿革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民族医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只是研究医药本身，同时也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根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
（二）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发展民族医药，深入发掘和整理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和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保护民族自尊、尊重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政治问题，这种影响比任何理论宣传显得更直接、深刻而持久。
（三）加快整理步伐，提高学术水平
根据现阶段民族医药古籍发掘整理的情况看，有些有文字记载的民族医药，上升到了学科的水平，建立了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如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和壮医药等。有些民族医药虽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和一定的理论体系，但理论体系尚不够完整，需通过进一步整理使其完整化，将来能上升到学科水平，属于这一类型的有苗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医药和朝医药等。通过对这些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对其内涵做更深入的研究，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理论化的、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并将最新研究成果以现代出版物的形式呈现给世人，从而使民族医药学术理论水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四）发扬民族医技，维护人类健康
随着现代医药学的发展，一个回归自然、热衷传统疗法、崇尚天然药物的潮流给我国民族医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良机。民族传统医药以其对某些疾病确切的疗效、独特的诊疗技法和众多的验方秘方，受到人们的信赖，逐渐成为医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对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进行发掘利用，是当前振兴民族医药的大势所需，是人类追求更自然、更健康、更和谐的医疗保健所需。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中记录了大量医药资源、诊疗技法、用药经验，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不仅能为人类健康谋福祉，还可以促进祖国的医疗保健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五）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地方产业经济发展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作为一种可开发的资源，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具备了可供市场开发的经济要素，具有经济价值。目前一些民族院校和民族药物研究所等相关机构，从民族医药古籍文献，包括口碑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发现了一些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剂和药物，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将其开发出来，投入市场，不仅能广泛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还能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方剂和新药的研发已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成为某些地区的支柱产业，这都离不开民族古籍文献资源的有力支撑，从而证明了民族医药古籍文献资源有较强的经济增值优势，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必能带动地方医药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民族医药古籍的开发利用，不但为民族医药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依据，而且能够凭此借鉴古代少数民族医术，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保健水平。对民族医药古籍的进一步研究开发，还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民族医药古籍文献都有其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贾春光.民族古籍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2]张新红.我国西部民族古籍的开发利用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3.
民族医学论文篇8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从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历代名医探索了湖湘中医文化的渊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誉，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数千年来，湖湘文化之发展可谓大儒迭起，书院崛兴，承前启后。荆楚之域，历代名医更是迭起不穷。初有炎帝神农尝百草；汉·苏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话；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医书14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者毕具，可谓中国医学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者不乏其人，汇聚成浩瀚的湖湘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因其做过长沙太守，故亦有称“张长沙”者，其方亦被称为“长沙方”；药王孙思邈与湖湘中医之缘结于涟源龙山，他长期居住于龙山采药、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综观历代湖湘医家所著，医经、伤寒、金匮和养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医文化体系；何清湖还总结了医德为先、心忧天下，思变求新、敢为人先，执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举、中西汇通的湖湘中医精神特质；阐述了湖湘中医的历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医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打造现代湖湘名医、建立湖湘名医俱乐部的发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药材的研究
道地药材的研究与推广应用是湖湘中医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为东、西、南三面山地围绕，中部丘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优越的地势气候蕴藏了丰富大量的药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编的《湖南药物志》该书收集药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药2077种，动物药256种，矿物药51种，道地特色药材有玉竹、吴茱萸、湘莲、栀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内全部植物、动物和矿物药，全面系统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药资源，总结近40年来湖南本草学的发展情况，突出湖南特色，系统地总结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传于民间颇有疗效的单方、验方。葛晓舒等也对湖南中医药单验方收集整理情况进行述评。
4 湖湘民族医药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55个，近700万人口，湖南省民族医药资源丰富，省内四大主要世居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即土家族医学、苗族医学、侗族医学、瑶族医学，是我国民族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欧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或报道有关湘西苗族医药研究成果。欧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药汇编》，获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奖，拉开我国苗族医药研究的序幕。此后周卫华探索了湘西苗药治疗妇科病资源。
同时湖南土家族、瑶族、侗族医药研究不断兴起，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建树。田华咏等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特色，医学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与治疗方法，卫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药物，在临床证治上重点介绍了土家族医药的命名与分类，还编撰了《土家族医药研究新论》选录论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医药论述”、“土家族医药发展史略”、“土家医脉学简析”等。在湖南瑶族和侗族医药方面，刘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传的瑶族“庞桶药浴”及药浴植物，湖南瑶族传统端午药市调查与比较研究等内容。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通过对湖南省境内侗族聚居地的实地调查，共考证侗药689种，整理医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种，病症453种。而诸国本则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土家族医药和苗族医药的历史、现状做了调查，总结了对当前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开业和职称评审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田华咏编纂的《湖南民族医学史》，共十章，25万字，分别介绍了湖南少数民族概况、南土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侗族医药发展史、湖南瑶族医药发展史、湖南民族药资源、湖南省民族医药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等。
民族医学论文篇9
关键词 民族医药；巫医文化；湘西；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资助：湘西民族医药资源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传承开发策略（编号：2012ZK3014）。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没有文字做载体，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都带有浓郁的巫医文化色彩，在医学强调循证、科技、理性的今天，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非常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研究和保护。我们认为，民族医药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它的文化性非常强，抛开特殊的文化内涵后，民族医药研究将是无水之源、空中楼阁。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1湘西少数民族巫医文化的源流
1.1中国先秦两汉巫医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巫术是人类对自身力量在幻想形式下的一种想象的补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早于宗教，对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全世界性的信仰，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先秦是中国巫术的兴盛期，巫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3］，他们掌握天文、历法、医药等，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巫在祈祷禁咒治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最早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巫咸”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能沟通人神而用药治病。《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一般认为巫彭为商代巫医。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之名屡见，风疾、痛疾、疟疾等病名丰富。先秦是巫文化的兴盛期，但是到秦汉时期巫文化式微。
中国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经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当时的“六不治”之一，说明战国时医学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独立的科学。汉代《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理性科学时代，但在书中还残留有一些巫术观念，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篇》和《灵枢·淫邪发梦篇》都有占梦色彩，以梦论病。《移精变气论》更是推崇类似禁咒巫术的“祝由”法治病［4］。但秦汉时巫医文化已经迅速衰落，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可见一斑。
1.2巴楚巫文化对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影响湘西自古毗邻巴国、楚地，湖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苗”、“九黎”及后来的“荆蛮”，包括楚族和苗、瑶等民族。巴楚文化充满巫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一直到《旧唐书·刘禹锡传》仍提到刘禹锡在任朗州（湖南常德一带）司马时，当地“蛮俗好巫，每淫祀鼓舞，必歌俚辞”。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记载苗人“病不服药，祷鬼而已”。近代学者龙长顺认为湘西神巫文化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崇拜，至今侗族、苗族、土家族等百姓家里供奉的神龛仍然五花八门，巫医一体现象很常见，如花垣县著名苗族医师龙玉六老人就是几代相传的巫师。湘西神巫文化是湘西人民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虚幻的外衣下内含科学文化的某种属性和些许真理色彩［5］。湘西土家族巫师有“梯玛”、“端公”等，土家人凡遇精神恍惚、久病不愈则请梯玛杀羊为祭，作法解邪［6］。田华咏研究了土家族歌谣“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梯玛神歌保存了土家族医药文化，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
2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形态
巫术曾是一切原始民族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原始人知识、力量的不足产生生存的恐惧和困扰，因此巫术作为替代行为可以令紧张的情感发泄，巫术体现人类思维早期情感因素往往压倒理智因素［9］。
2.1巫术形态分类法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三章“交感巫术”中将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触染律。模拟巫术认为“同类相生”，类似中国人的取象比类思维。接触巫术认为物体一经接触，中断联系后仍能远距离起作用。另外巫术也可以分为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湘西巫医文化这几种分类模式都有所体现。
2.2湘西巫医文化的几种形态①祭祀：如湘西苗族每隔几年都要椎牛祭祀，“吃牯脏”，目的是乞求祖先保佑子孙昌盛发达，祭典中有崇拜泥土或面粉捏成的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属于模仿巫术。②占卜：苗巫占卜的方式很多，铜钱卦、木棍卦、水卦、蛋卦、鸡卦、蜘蛛卦等五花八门，蛋卜是将煮熟的鸡蛋在人身上滚动，最后切开鸡蛋去除蛋黄，看蛋白上是否有黑色阴影，以判断病人是否被鬼祟缠住，后来发展成民间疗法中的“蛋滚疗法”；土家梯玛占卜有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占卜法，用的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广泛用于丧葬、驱鬼等仪式中。③驱邪：湘西土家人认为最凶恶的邪鬼是“麻阳鬼”，麻阳鬼缠身则神魂颠倒，哭笑无常，即“中邪”“失魂”，需请梯玛巫师施法捉鬼，保靖县一带通常请梯玛杀猪宰羊，驱邪除恶。规模大的需踩“地刀”或上“天刀”，小规模的仅杀羊为祭品。④克毒：湘西苗族放蛊之说盛行，因而有相应的克毒疗法，放蛊属于黑巫术，接触巫术，苗女养蛊害人之说自古就有，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即记载了百余毒虫相啖存一的造蛊之法，近人研究湘西蛊毒病后认为克毒药物为止血、止泻、利水、解毒等药物，咒语法解毒为心理、精神疗法，克毒是利用物物相克之理治病，如苗医治疗蚂蚁症（蚁毒侵体）时用穿山甲粉末酒服，因为穿山甲是蚂蚁的克星［10］。
3湘西巫医文化的当代价值审视
3.1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基础巫术的基本文化功能是强化主体的自我价值，赋予主体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巫医禁咒治病的方式是对患者进行祛病意识的强化，这是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意识不发达的时代或群体中，以强化情感思维的方式增强对病愈结果的期待。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和知识永远存在，人总是面临某种自然力量的压迫，因而巫术有抚慰人类心灵的心理功能。这也是巫医现象尽管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依然存在的原因。
3.2湘西巫医文化的合理内涵
3.2.1巫医文化的精神核心是珍惜现实，积极求生湘西地势险峻，秦汉以来人口很少迁徙，与世隔绝，少数民族自古生存条件恶劣，因此往往性格剽悍，富于求实精神。湘西人民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没有受到佛教来世说、道教降神驱魔等思想的影响，对神鬼不是一味的顺从敬畏而是积极掌控，充满斗争精神。现代疾病治疗理论也认为患者积极的求生意志对疾病的向愈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3.2.2巫医的神秘色彩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巫医现象存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些民族医师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治病方法，其间也有用所谓巫术的时候。如土家族医生治疗骨鲠卡喉的化水疗法，看似神秘，效果却得到当地百姓肯定，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巫医的神秘性越强，老百姓对他的崇拜感、信任感越强，客观上加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治疗的开展。
3.2.3巫医文化背后心理疗法的辅助作用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例如湘西苗族巴代文化认为“巴代”是善用草药、起死回生的人物，巴代有巫医的职能，治病时不仅治身，也注重治心，跌打损伤、咽喉梗阻等小病小伤用神咒法水，严重的疾病用草药医治［11］。应该说神药两解是民族医药中心理-药理疗法的综合运用。
3.2.4巫医治疗方法背后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湘西土家医在治疗惊症时，对乌鸦惊（患者双手伸直颤动，口张如鸦叫，眼睛直视）的治法是用火枪中的火硝末冲开水服用［12］。火枪能射鸟，表面看是模拟巫术，有相似律意味，实际上《本草纲目》里已有火药、硝石作为治病药物的记载。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与科学精神最为接近，因为它们都相信自然是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的，因此原始巫术包含后世科学的发端。
3.3巫医文化的未来湘西巫医文化是在先秦两汉中国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秦汉之后湘西人民迁徙较少，文化闭塞，中医、西医文化也是在晚清时才传入湘西。巫医文化形成后长时间内变化很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发现的重要步骤，巫术仪式有强大的聚众效果，能有效组织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巫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作用。湘西巫医文化是湘西民族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我们应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巫医现象存在的原因，客观宽容地对待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部分。随着医学科学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医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可能长期局部存在。予以理解，顺其自然，是目前对待湘西巫医现象、神药两解现象的最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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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论文篇10
彝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药物资源极为丰富的凉山、金沙江、乌蒙山、哀牢山和无量山一带，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彝族医药。彝族医药是根据彝族先民所创制的先天八卦太阳周天历法测度日月运行规律，结合气候时节推算生物的首萌长遍退藏，在此基础上形成以阴阳疗疾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保留着中华上古医药理论的源头，对中国传统医药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价值[1]。然而，这个几千年来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至今的医药文化遗产，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正面临现代化的转型与重塑。
1彝族医药传承模式的现代变迁
1.1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正在弱化彝族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在历史上虽历经兵燹，依然是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主要的卫生资源，名医辈出，名方名药享誉国内外。然而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口传身授为主的族内传承方式一直以来是我国彝族地区人民传承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曲焕章的“万应百宝丹”、侯怀仁的“黑药”和王子荣的“无敌药膏”都是在家族传承的基础上，在彝医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当地乡土医用药经验，遴选验证，不断改进用药配伍，提升临床疗效，从而创制成功的彝药品种，是云南历史上的三大名药。与此同时，有些彝族乡土医以师承方式培养后继人才。“元江县洼侄区罗侄村李仕甲，精于内、外、妇、儿诸科。民国二十九年，招收本村李长生和白村的李开文、白佑三等人为徒，传授彝医技术，一代一代的延续[2]。云南彝医名老专家王正坤师从玉溪峨山彝医董怀兴，将师传口授的知识系统整理，收录入《彝医揽要》一书。张之道先生四处拜访彝族名医，收集各种彝药的用药经验并加以实践，培养了大批门人弟子，使彝医药代代相传。
然而，彝族传统医药在现代传承中面临诸多问题。①彝族医药文化传统传承模式比较封闭，往往限制在本支系、本地区、本家族内部，没有交流、不利于发展。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彝族社会内部形成了较多支系，分为六大方言区，文字复杂各具特点。彝族医药文化同彝族社会的发展一样，因地域不同而呈现一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3]。传统传承方法强调记忆与体验，文字记录较少，“秘而不宣”、“传内不传外”等的封建思想又使得宝贵的家族用药经验、治疗技术由于没有“适合”的继承人而失传。②现代医疗体系林立，对彝族医药文化形成强大冲击。省级甲等医院、县级乙等医院、乡镇卫生院及各种诊所使本就被贴上“科学性”标签的西医触手可得。随着国家“新农合”的进一步推进，老百姓到正规医院、卫生院所（室）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许多人不再找民族医生就诊[4]。③彝族乡土医面临非法行医的身份困境。目前的执业医师认定考试要求考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是与彝族医药文化完全不同的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以至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彝族乡土医被阻隔在认证考试之外，更加无法进入国家医疗体系中行医。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管理文件，对经多年实践“确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民族医药人员进行集中考核认定与规范管理，解决其合法执业资格问题，但彝族乡土医合法行医问题仍得不到解决。④彝族年轻人宁愿选择进入城市打拼，也不愿承习传统医技医术。当一名彝族乡土医由于认知度仅限于当地群众，对外界没有任何宣传，本就收入微薄，有时还需对生活艰难的同乡贴钱治病救人，这样的营生方式，不再为现代年轻人所向往。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的城市化进程，以极大的引力吸引着彝族年轻人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外来人口。彝族医药随社会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现代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速度，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方式处于不断弱化状态。
宝贵的彝族医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会由于后继乏人、保管不善等诸多原因而流失，其速度之快，始料不及。目前，彝医诊疗方法的掌握者大多年事已高，且普遍没有继承者，潜在传承人数量极少[5]。医术、秘方、经验、思想正在因长者的离世而失传。云南省个旧市保和镇李仲芳毕摩收藏有一部《彝药书》，具有较高的医药研究和实用价值，但他去世时被作为随葬品烧毁[6]。
1.2现代传承模式的重塑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使中华大地发生了从物质生产到观念文化的重大改变，这也涉及到广大少得褡迳缁幔即广大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获得了重塑和发展，并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7]。文化传承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生活的转型、变革必然带来文化传承的转型、变革。彝族社会生活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彝族医药的传承模式也正经历着现代化的重塑。
建国初期，在当地各级人民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彝族医药得到抢救性保护与传承。云南省楚雄州从20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对彝族医药资源进行三次大规模调查，分别始于1970年、1978年和1984年。其中，197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掘和继承彝族医药遗产，组织了一百余人的专业队伍，在州内广泛开展彝族医药普查工作，除发掘出彝文医药书籍28本外，还系统整理鉴定彝药标本1013种，出版我国解放以来的第一部彝药专书《彝药志》。该书既有彝药名也有汉药名，以笔画为序，共收录103味药物[8]。1984年5月，四川省卫生厅、凉山彝族自治州科学委员会组织召开彝医动物药的科学鉴定会，来自天津、内蒙、湖南、云南、四川等地的医药专家、教授和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一致肯定彝医动物药的用药经验及其新药发展的价值，论证了其科研依据。此次鉴定会对我国现代彝族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云南省玉溪地区药检所、峨山彝族自治县药检所经过两年多的调查、采集、鉴定，精心筛选彝族药物23种，共同编写出版《峨山彝族药》，介绍当地人民喜用的彝族药。近年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当地省卫生计生委等相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彝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进一步推进。2016年4月云南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彝医药古籍文献及名老专家学术经验整理研究启动会，提出举全省之力完善彝医药理论体系，推进彝医药学科体系建设，为临床、科研、教学、产业等方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创新源泉。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医药，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民族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1951年12月1日实施的《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对于用草药土方治病之民族医，应尽量团结与提高。”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支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等指导性规划，对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具体部署，为民族医药的发展规划了蓝图。正是在当地政府政策上保护、资金上支持的大背景下，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彝族医药传承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王正坤与弟子共同完成彝族医药领域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挖掘整理与传承研究》，该成果否定了“彝族医药理论体系不完善”的错误观点，梳理了彝族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揭示了彝族传统医药理论的学术内涵，获首届民族医药科学技术奖民族医药传承贡献一等奖，是彝医药领域唯一的一等奖；罗艳秋、徐士奎等我国第一批彝族医药学博士，作为彝医名老专家张之道和王正坤学术思想的整理者和继承者，经云南省卫计委批准，开展了首批彝医名老专家学术思想的整理研究工作；并获得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分别从文献典籍、文化遗产、发展历史三个方面对彝族传统医药开展系统研究。
当前彝族医药传承工作取得不菲成绩，这与各级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民众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尚未得到有效建立。
1.3专业化与多元化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初步形成在现代化变迁中，彝族医药正经历着从以族内传承为主的传统传承模式向以专业化与多元化传承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转变。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推动着彝族医药走出族内，为族内外的有识之士研究、运用、开发和创新，经历着以专业化与多元化为特点的现代传承模式的重塑。
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在彝族医药文化的传承模式中得到体现，涉及彝药企业、医疗单位、研究院所、学校教育、药材种植等多个行业。自 1914 年彝族乡土医曲焕章研制出云南白药并产业化以来，云南民族医药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的传承方式得以逐步展开[9]。目前，云南省已经形成部分重要的彝药生产企业集群，彝族医药企业林立，不同规模、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是彝族医药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10]。楚雄州中医医院于1983年成立彝族医药科（民医科）及制剂室，后经云南省卫生厅批准，于2003年组建为云南省彝医医院[11]。全国目前有3家彝族医药研究所，四川西昌彝医药研究所下设有彝医门诊部。西南民族大学2014年招收第一批中药学（彝药学）专业本科生，实现彝族医药现代教育传承零的突破。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西昌彝医药研究所及国内部分彝药企业开展彝族药材种植项目，对濒危彝药、重点彝药种植技术进行研究与推广。
彝族医药现代传承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但当前彝族医药总体却呈现出重药轻医、重应用开发轻理论研究的态势，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彝医临床机构数量少，这与当前彝族人口数量、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不相匹配；②彝族医药基础理论有待阐释，理论体系尚需完善，尚未从源头理清彝医药的发展脉络，阐明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贡献；③彝族医药现代教育结构有待完善，需开办彝族医学等相关专业教育；④彝医执业资格考试亟待开展，以提升彝族医药从业人员的数量与水平，提升彝族医药科研力量；⑤彝药企业数量多，但未形成良好的整体品牌效应，不如“藏医药”、“苗医药”的市场影响力好。以云南省彝药企业为例，虽以形成一些知名品牌，但大多处于低水平重复发展状态，彼此之间条块分割、重复生产、产业链条衔接功能薄弱[12]。总之，彝族医药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其传承模式正从传统向现代专业化、多元化转变。如何构建适应现代与未来发展的彝族医药传承体系是彝医药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2对彝族医药传承模式现代变迁的思考
彝族医药文化不仅是治病强身的技术，还是防病保健的知识；不仅是经济增长点，还是民族精神的再现，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物质与精神财富。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彝族医药已经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发展好将彝族医药，使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光彩和新的魅力，是一项事关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课题。
2.1重点保护彝族医药的核心价值彝族医药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彝族先民在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体质的经验，包括治疗疾病、预防疾病的实用知识，同时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生命观的认知，其核心价值就是医药知识及保健文化。实践证明，彝族医药不仅是地方性疾病的有效医疗保健手段，它还对目前现代医学的各种疑难杂症及高死亡疾病具有独特疗效，如不孕不育症、生殖器疾病、性病、皮肤病、骨、痛风、风湿、类风湿等疾病。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就是要发挥好其治病保健的功用，围绕治病救人这个核心价值深入研究、广泛拓展，使彝族医药在相关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与发展。这就要处理好保护传承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能一味强调彝族医药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传承研究。正确的做法是做好彝族医药文化事业的同时，形成彝族医药文化的经济效益。
2.2增强民众对彝族医药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彝族医药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于临床医疗实践，具有独特学术内涵，保留着中国传统医药上古时期的理论源头，是打开秦汉以前中华上古医药的重要窗口，其理论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不亚于中医药，对中医药具重要的补充和完善作用[13]。彝族医药文化在古天文历法的指导下，运用五生十成、十生五成、青线赤线、气浊、哎哺、宇宙八卦、天地五行、天干地支、六色、八方位年等古代哲学范畴，将生命与疾病放入时间与空间中探究，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把人作为“天人相应”的“人”进行观察。在强调“天人相应”这一整体观念的前提下，根据个人的五行元素、疾病成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用八卦分析疾病的外因，即时间、季节、气候、外部环境、八方位年；用五行分析疾病的内因，即根据病人的属相、年龄、发病时间、致病因素，分析人体五行的盛衰[14]。彝族医药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彝族人民的自觉、自信，还需要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承和弘扬好彝族医药文化，扩大彝医药的服务面和辐射面。当务之急要宣传、传播好彝族医药文化历史遗产和最新发展成果，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形成对彝族医药文化的自觉、自信合力。整合各方力量，引入相关学科人才、方法传承彝族医药文化，把文化传播、人才培养与彝族医药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2.3遵循彝族医药自身特点构建系统传承体系第一，统一思想，合力推进彝族医药文化事业。彝族医药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涉及临床、科研、教学、产业等各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医院、学校、研究院所、质监部门等相关单位，需站在推动国家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弘扬彝族医药文化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整合力量，打破小地方、小F体的利益格局，群策群力、合作协同，共同推进彝族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第二，挖掘潜力，拓展彝医药服务机构。彝族医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产生、积累于彝族人民的生产实践、治疗用药经验，因而彝族医药的现代化传承也始终离不开医疗实践。针对现有彝医临床机构数量少的现实，云南省楚雄州将所有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所同时挂牌成立彝医医院（馆）。这一举措充分挖掘了当地彝族医药文化积淀，在有一定人才基础的当地医院通过培训拓展彝医医疗机构，不仅壮大了彝族医药队伍，而且挽回了彝族医药的群众基础，更有利于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彝族医药。
第三，投入精力，加紧彝族医药学科体系建设。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注重彝族医药基础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使其条理清晰，为彝族医药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培养彝族医药学科学术带头人；②完善彝族医药现代教育体系，通过彝族药学、彝族医学等相关专业的设立，本、专科不同学历层次人才的培养，为彝族医药文化事业的现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层次后继人才；③开设彝医执业资格考试，为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化的准入门槛，也是彝族医药学科体系成熟的标志。
第四，精准定位，打造“彝医药”产业体系。发掘彝族医药的特色与优势，统筹运营，用“彝医药”这个大品牌统摄与培育彝族药产业，提升“彝医药”市场竞争力。加强彝药行业间的交流，在企业间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良好氛围，提升“彝医药”服务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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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医学论文篇11
继两年前召开的首届论坛之后，满族医药国际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和学者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据了解，在上次论坛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上，本次论坛的特点之一，是充分肯定了满族医药项目的重大意义。挖掘、传承、保护、发展满族医药，势在必行。特点之二，专题报告内容丰富，讨论议题颇有新意。实践证明，深藏于民间的偏方验方，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之发扬光大，必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次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和中外同仁。他们有的发来信件表达对满族医药的关注；有的寄来论文，予以发表。参加本次论坛的国外专家、学者有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仲田教授、日本东西药局的猪越教授及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的专家等共计18人，以及来自德国的Ursula Schumacher(舒秀兰)博士，来自孟加拉国的Syed Ahmed Patwart(艾哈迈德)先生及俄国、韩国等5国的专家学者。
记者看到，在本届论坛上，辽宁省经信委蔺晓刚副主任的《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为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宋玉荣高级工程师的发言，从民间满医到满药特点，从满药理论到满药产业化，勾画出了满族医药产业化的宏伟蓝图。邢嵘教授研究复方木鸡颗粒抗肿瘤作用机理多年，她的研究成果，使千百年来民间习惯用药的“土方”，得到了现代科学的认证，为推动了满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仲田教授的论文，从全新角度对复方木鸡颗粒抗癌机理给予验证。猪越教授、尹有宽教授、杨世勇教授、林忠义院长等发表的论文，对民间惯用的复方木鸡颗粒、加味八珍益母膏的疗效，用现代方法给予了验证。这些研究成果，扭转了人们习惯中所说的“传统医药只知治病，不知为什么能治病”的思维定式。这些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医药的研究已经走进了现代化的层面；让我们感觉到了民族医药现代化的进程又前行了一步。
民族医学论文篇12
民族医药1般可按民族种别、学术形态、地舆区域及医药属性进行分类。如按民族种别可分为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等;按学术形态分为第1类(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全,具有大量医学历史文献,构成了相对于完美的学科体系)、第2类(理论体系尚不完全,但却累积了丰厚的临床经验)、第3类(累积有医疗技术以及经验,特别在某些病种以及疗法上拥有优势以及特点,但临床经验不够全面,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间流传);按地舆区域可分为西北民族医药、西南民族医药、北方民族医药、南方民族医药等;按医药属性可分为民族医以及民族药。
2、民族医药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最近几年来,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很快。二00二年全国民族药品出产企业超过一七0家,年销售额约二五亿元,其中以藏药以及苗药发展较快。二00六年,自治区一七家通过GMP认证的藏药出产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六.二三亿元人民币,二00七年约为一0亿元人民币,每一年的增长速度约为五0%,利润以及税金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六五%.二0一0年,苗药“银丹心脑通软胶囊”年销量已经过亿,整个苗药产业年产值已经超过六0亿元人民币。
然而目前,我国民族医药发展进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民族医药钻研方面大部份还处在挖掘收拾阶段,对于已经有的药物及临床医疗经验不能深刻钻研;在组织管理以及法律法规方面,缺少健全的民族医药管理体系及专门的国家层面法律法规来保障民族医药的快速健康发展;跟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及中、西医的渗入,民族医药的利用逐步被消弱,少数民族地区应用民族医药防病治病的传统正在被扭转,对于民族医药的传承思想也不断淡化;加上,生态环境的进1步恶化,珍稀民族药用动植物质源濒临灭绝,对于民族医药的可延续发展造成为了巨大的冲击;此外,我国民族医药还存在产业化发展程度低、范围小、营销能力弱等问题。如:二00八年全国药企六五二四个,其中民族医药企业一二0个,只占一.八四%;截止二0一一年一二月,我国民族医疗机构有二0三所,触及一五个民族,远远少于我国保存并至今利用本民族传统医药防病治病的少数民族个数(约三0个)。
3、民族医药营销模式的立异
面对于当前我国民族医药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更好更快的发展民族医药产业,必需不断立异营销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牵头、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为主体、各民族广泛介入的新型模式。
一.政府主导,树立专门的民族医药管理机构;健全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干政策法规,加强执行力度,保障其有效的贯彻落实。
目前,我国民族医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民族药则由国家食物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这类管理体制无益于传统医药的发展。应设立独立的民族医药管理机构,负责民族医药的全面管理,兼顾产业发展。
长时间以来,我国前后出台了1些列政策措施以增进民族医药的发展,主要包含:一九八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以及国宪法》第二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示代医药以及我国传统医药”;一九八四年一一月二三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一九九七年一月一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抉择》;二00三年一0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以及国中医药条例》在附则中规定:“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二00七年三月五日,总理在《政府工作讲演》中强调:“鼎力扶持中医药以及民族医药发展,充沛施展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首要作用。”等。这充沛说明了党以及政府1直高度注重民族医药的发展,但在具体的施行进程中还存在1些问题,咱们应进1步加强执行与监管力度,加强民族医药的知识产权维护,使各种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同时,民族医药是我国的国粹,但我国至今尚无单独制订民族医药管理的法律法规,这也是咱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0一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民族药品种只有二一个,二0O九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民族药只有四五个,为进1步扩展民族医药的利用规模,国家以及各省市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民族药所占的比例。
二.依靠处所院校,鼎力培育民族医药人材;同时,树立师徒传承机制,优化人材结构。
民族医药人材的培育不但要靠正规化的民族医药教育,还要依赖于师徒传承机制的完美。激励少数民族地区的中等职业
学校及高等院校开设本民族医药专业,使学生能系统的学习本民族医药理论知识及临床医疗经验,为发展以及宏扬民族医药奠定基础。 有些民族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通过口传心授将民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医疗经验综合地传承给门徒,是培育实用型人材的传统做法。因为受各种前提的限制,部份民族医药知识未能被及时的挖掘收拾,通过完美师徒传承机制能有效的避免民族医药知识的流失,同时,制订有效的措施、公道的引导传承者服务于当地人民。
三.以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牵头,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为主体,鼎力展开文化营销。
民族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首要组成部份,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可贵财富,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累积的智慧结晶,拥有历史、文化、科学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价值。
民族医药文化营销从关注医药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动身,将文化因素注入到整个营销进程来实现民族医药产品价值的增值以及升华。文化营销是对于消费者需求关注点的不断深化,跟着消费者的糊口水祥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在购物时不但斟酌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讲究消费档次以及文化品尝。民族医药文化营销契合了医药消费者价值判断不断发展的时期趋势。
民族医药的推行必需基于民族医药文化的宣扬普及。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充沛施展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的作用,进1步调动民族医疗机构及民族医药企业的踊跃性,加强文化在营销流动中的渗入功能以及增进作用,鼎力展开文化营销,提高了人们对于民族医药的认识及利用。
四.进行民族医药现代化以及规范化钻研,加强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全面晋升民族医疗机构与民族医药企业的服务水平。
民族医疗机构承当着继承、挖掘、收拾民族医药,知足泛博人民大众对于民族医药服务需求的首要任务。因而,要进1步改善民族医疗机构的基础前提及科研前提,加大政府投入,全面晋升服务水平;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大众对于民族医药服务的需求,在有前提的综合性病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民族医药科,充沛施展民族医药的特点及其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以及作用;进1步加强民族医药专科病院建设,提高诊疗水平;同时,树立全国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展开民族医药标准钻研,制订民族医药名词术语标准、民族医药常见疾病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及指点民族地区树立以及完美民族药药材标准。
民族医药企业要建立现代营销理念,重视品牌建设、鼎力引进优秀的科研及营销人材,不断扩展企业范围、晋升企业竞争力。在采购、研发、出产及服务进程中应施行全面质量管理,不断提高药品质量,凸起药品在医治常见疾病及疑问杂症中的特点及优势。
五.各民族踊跃介入,为我国民族医药事业繁华发展贡献气力。
民族医学论文篇13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民族地区的游牧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牧民饲养的骆驼被中原视为“奇畜”，他们把用骆驼奶作成的“酥”作为补养身体的佳品。蒙医传统方药还有很多“酥制剂”、“酥引子”。另外还有“马乳疗法”等等。唐代，早在公元七世纪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时期，在有位医生，当地人民叫他“苏克布门巴”（藏语，意为蒙古医生）。由于他的医术高明，被人们誉为“起死良医”。元代，是蒙医阐古启新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时，在宫廷里“设掌饮膳太医四人”，专门从事饮食营养卫生的研究。饮膳太医忽思慧，曾编著一部《饮膳正要》（公元1330年），书凡三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营养学专著。 13世纪初，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民族以后，同国内各兄弟民族， 特别是同汉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于是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有了手工业，创造了蒙古文字。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里， 也有"蒙古灸"的记载， 并在《宇妥·元丹贡布传略》一书中提到"蒙古放血疗法"。常年驰骋在广阔草原上的古代蒙古人，经常发生战伤、摔伤、骨折等疾病， 客观要求他们不断摸索克服这些病症的方法。因此，正骨、 正脑疗法也是早期蒙医的重要内容之一。还有对伤口的"烧灼疗法"、重伤者的"腹罨疗法"（即把牛或骆驼的腹腔剖开，将伤者放入，利用其温施疗）。 在元代，饮食疗法得到较为系统的总结和发展。著名的元代宫廷饮膳太医、 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中，记载大量的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的内容。如常用的马奶、牛骨髓、乳酪及营养卫生的内容在该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此书在祖国医学营养学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蒙汉两族医药很早就有交流。随·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就载有很多北方民族的医疗卫生知识。许多北方少数民族医家则致力于研究汉医，并介绍到蒙古地区。如宋《圣济总录》在南宋时即已散失，后由"夷狄"所存的抄本得以保存。辽代的耶律庶成则把一些汉医学的方面的书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传播。还有直鲁古写出《脉诀针灸书》一卷受到中原人民的重视，在明人陈弟编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中仍有著录。元代蒙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成《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书中反映出蒙医学的某些特点，如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较多，该书所载方剂达数百首，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至今仍为医家所乐用，如《八珍散》、《四味香附丸》等方剂，均出自该书。用沙漠中生长的地锦草乳汁治疗创伤的方法，至今仍在应用。森林地带的蒙古人对草药的知识尤为丰富。如14世纪拉西德丁所著的《史集》中记载："兀刺速惕、帖良古惕和客思的迷等这些蒙古部落的人，不但熟悉蒙古药剂，并以蒙古疗法医病之事，颇有盛名。"随着与国内各兄弟民族和阿拉伯、印度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蒙古肉苁蓉和动物性药物传到内地和国外；同时，内地和外国的药物也传入蒙古地区，促进了蒙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