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升值论文篇1
一、促成日元升值而升息阶段
1985年9月22日达成的广场协定在一些日本人的眼里是继幕府开国与战后占领政策下开国之后的第三次开国。但是，这种观点是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经济出现危机后才有的。事实上，广场协定确定的日元对美元的适度升值最初是符合日本的意愿，并且是在日本的主动要求下进行的。当时日本的态度是，通过各国政府的协同干预促使日元（马克）升值以改善日（德）美贸易不平衡的状况，防止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1985年1月17日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G5会议上，美国极不情愿地同意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美元被高估的状况。[1]而当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英镑进一步下跌。里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势美元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必须由国外的投机资金购买美国的国债来填补。美元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机资金流向美国的国债、股票、债券及不动产，而这些资金必须兑换成美元才能进行投机。这样，就推高了美元的汇率。因此，可以说高利率、强势美元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高财政赤字。为了降低贸易赤字就必须改变美元被高估的状况，这可以有两种政策取向。一个是对内：削减美国的财政赤字，从而降低利率上升的压力，减小投机美元的动力；另一个是对外：要求外国政府进行减税、扩大内需、放松管制，以提高经济增长，从而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府实际上选择了第二种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害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1983年春起，日本财界人士便频频向美方示意，要求纠正美元被高估的状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达成的广场协定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日本的意愿。例如，在广场饭店举行的会议中，时任日本大藏大臣的竹下登主动提出，“日元，我们可以接受升值10%至20%的幅度”，让与会者大跌眼镜。[2]
广场协定确定的介入方式与以往迥异。以往的干预是为了阻止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而进行的，而这次的协同干预却是为了迫使美元下跌一定的幅度，且不许回弹。美元的下跌幅度确定为10%-12.3%，干预时期为6周，规模为180亿美元。在干预资金的分配上，日、美、欧的比率大致为3:3:4，使用的货币主要为美元、日元与西德马克。[3]当时，对干预的效果谁都心中没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且与会者中除了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之外，普遍认为美元强势难改，使之贬值10%并非易事。事实上最初的干预也的确困难重重。9月24日日本第一天的干预资金就达到了10亿美元，可是也只是让日元上升了1日元，达到230日元。无奈，只得通过暗示（将促使日元升至200比1的水准）来诱导市场。这一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元一度上涨到了216日元。此时西德开始犹豫观望，不愿进一步升值，致使日元也在215一线踏足不前，盘整了三周。这让日本央行总裁澄田焦虑不安。本来日本打算下调法定利率以扩大内需，增加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的，而此时如果降息又担心美元恢复强势，前功尽弃。所以，无论如何要先让日元升值到可以放心降息的安全区域才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央行决定通过提高市场利率来加速日元升值，目标点位200日元。但是升息必定为大藏省所反对。为了显示自身的独立性，日本央行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于10月25日诱导市场利率往上攀升了0.5625%，达到7.125%。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上升到了6.8125%。得知这一情况后美方大怒，认为日方破坏了广场协定达成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协调。而日本央行的解释是，为了使日元升值的基调确定下来才放任市场利率上升的，这是符合广场协定的精神的。当然，从惯例上讲利率的变动应该事先向美方通报。可是，一旦通报必定招致反对。因为美国最怕日美间的息差缩小，使得本来流向美国金融市场的资金回流日本。而且美国当时为了提振经济有必要下调法定利率，如果这时日本央行加息，就会让美国想减息却减不下去。生怕一旦减息，美国国债无人购买，美元暴跌。美国虽然希望日元升值，但这是有掌控的升值，绝不是美元失去控制的暴跌。不管怎么说，日本央行的这一战术非常成功。一周后美元下跌至210日元，11月17日跌至202日元。短期利率在高位维持了50天，于12月28日日元上升至200日元后解除。在解除前，无条件隔夜拆借利率上升至8.4%。
为了使日元进一步升值，大藏省及日本央行还频频通过口头干预，暗示日元将上涨至160日元。当时美方有一个计算：在1美元兑190日元的水平上，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70亿美元。而1985年的顺差大约是400亿美元，所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对日本来说，只要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同时又不影响财政再建就行。而对美国来说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在为减少贸易逆差而促使美元贬值的同时，又要让填补财政赤字的财政部证券顺利卖出去。如果市场明确知道美元将大幅度贬值的话，就没有哪个国外投资者会把即将大幅升值的本国货币兑换成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了。[4]区区息差收益将远远弥补不了汇率的巨大损失。所以，贬值必须隐蔽地进行。降息是最好的贬值手段，同时美国当时必须降息的另一大原因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债台高筑，连利息都支付不起了。如果不降息，会导致美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增大，引发金融恐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只能走钢丝般小心翼翼地促使美元贬值。为避免市场对美元失去信心，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少动手，让日本为自己火中取栗。
二、恐惧日元升值而降息阶段
在汇率问题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利率了。为了能够在日元降息的同时不使美元出现反弹，大藏大臣竹下登进行口头干预，暗示日元还将升值。这一招很有效，日元很快突破了200日元的大关，从201日元涨至195日元。于是，日本央行放心大胆地把法定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4.5%。自广场协定达成过去了4个多月，美元对日元贬值了20%左右。但是，日美贸易的不平衡非但没有消解，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在1986年2月3日跌破了190日元，2月14日又逼近180日元的关口。这时，日本产业界开始担心日元的过度升值会导致经济出现下滑，要求进一步降息的呼声更加强烈。日本央行开始考虑第二次降息，一致同意若美元跌破180日元关口就降息。就在这时，美国财长贝克发表谈话，暗示美国欢迎美元进一步下跌。于是，美元轻松跌破180日元关口，并且没有止跌的迹象。本来日本预计当美元跌破180日元时美国会出面干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美联储反倒决定降息。为避免息差缩小导致美元进一步下跌，日本央行率先于3月7日降息至4.0%，一天后美联储降息50个基点至7.0%。结果美元还是跌跌不休，3月17日跌至175日元，日元创下战后最高值。日元暴涨使得降息效果大打折扣，迫使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第三次降息。
当时日本方面有个统计，当1美元兑200日元时，13个出口行业出现赤字；超过190日元时，连汽车、计算机等行业也亏损了。而眼下超过了180日元，产业界的恐慌可想而知。由于面临大选，对自民党来说防止日元进一步升值成了燃眉之急。于是，日本要求美国合作把汇率维持在180日元一线，却遭到美方的冷落。4月18、19日两天美日各降息50个基点，分别达到6.5%与3.5%。美元还是一路下跌，日本国内一片恐慌。为避免美元无休止地下跌，日本央行在短期内三次下调利率，可是每次下调反而招致日元的进一步上涨。个中原因在于随着法定利率的下调，企业把从出口中赚取的利润不再存入银行，而是转用于外汇投机。另一方面，银行因为宽松的银根而持有大量的货币，短期内也找不到合适的贷款对象，于是也把富余的资金用到外汇投机上去了。1986年3月东京外汇市场上一天的交易额就高达48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纽约市场585亿美元的交易额了。1985年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为616亿美元，外汇储备为279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当时都被认为是令人吃惊的天文数字，可是与外汇市场的交易金额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美国在日本央行第三次降息后不久又开始压日本降息，遭到了日本央行的抵制。可是面临大选的自民党，以及期望通过汇率及金融调整来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的大藏省却与美国相呼应，要求央行第四次降息。7月10日，美国在没有日本配合的情况下单独降息50个基点后，继续给日本施加降息压力。而日本央行总裁澄田在向中曾根首相汇报时称：“银根已足够宽松，东京中心区域的地价上涨已开始出现向地方上蔓延的迹象。更进一步的放松银根恐怕弊大于利。……降息已接近极限，这次如果继续陪着美国一起降的话，以后再要降息就会缺乏空间，万一经济出现问题时就没有有效的金融手段可用了。”在阻止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央行向市场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1986年4月21日为了死守170日元大关，一天就买入了15亿美元，等于向市场投放了等量的日元基础货币。同时，随着美元的不断降息，由于害怕日美间息差的不断缩小导致日元暴涨，日本央行迫不得已地降息，金融政策为日元汇率所挟持。10月3日日本央行副行长三重野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现在不是降息的时候。目前货币供应量增加，有潜在的通胀萌芽，就好像处于干柴之上。修正贸易不平衡固然重要，但是若因此引发通胀，那什么都没了。”这便是日本经济在泡沫形成之初央行提出的有名的“干柴”说的出处。然而，形势比人强，10月30日日本央行突然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3.0%。这次降息依然是迫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当时要求日本既要增加预算、扩大内需，又要降息。可是日本只是降了息，在补充预算上耍了些花头。三万六千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只不过是把下一年度预算的一部分提前拿过来而已，而1987年度的预算实际上是个紧缩预算。这让美国财长贝克大为不满，一怒之下发表了放任美元继续下跌的言论。此时日本政府只能孤军奋战，不惜代价地入市干预。为死守158日元，1月9、10、11日连续三天的干预金额都超过了10亿美元。为干预准备的“外汇资金证券”的发行额1987年度达到了16万亿日元，比1986年度扩大了3万亿。当时政府规定的日元纸币发行限额是26.8万亿日元，可见数额之巨。当时具体投入的干预资金不详，但是，从外汇储备的增加额上可略窥大概。1987年第一季度的外汇储备增加了约161亿美元，而在没有干预的1986年的第四季度只增加了7.83亿美元，其差额可大致认定为干预所致。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挡日元的升势。1月19日日元冲破150大关，一度触及149日元的点位。
在日美的外交博弈中，美国总体上处于强势地位，处处压日本，迫使日本只能时不时地耍些小花招来应付美国。究其原因，除了因为战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始终从属于美国外，还因为在双边贸易中日本是大量顺差的一方，而贸易顺差又似乎是得了便宜，必须给对方以补偿才行。这样，日本在对美交涉中潜在地认为自己“理亏”，所以，往往是美国压一压，日本就退一退，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其实，就日美贸易摩擦问题来看，更多的责任应在美国身上。可是，由于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错误的认识，[5]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与美国交涉。而这是外交斗争之大忌。
三、卢浮宫协定与黑色星期一
很显然，没有美国的配合，日本自身是无法阻挡日元升值的步伐的。因为降息最合美国的胃口，所以日本把再次降息作为一张要求美国配合的牌来打。从理论上来说，降息可以扩大内需，增加进口，同时对缓减本币升值压力也有好处。而美国此时也担心美元贬值过快会影响到预定于2月初进行的10年及30年期国债的招标，于是建议召开G7来共同商讨对策。2月21、22日两天在位于卢浮宫的法国财政部举行了由7国财长参加的会议，商讨稳定汇率的问题。投桃报李，日本央行在美国公开宣布召开这一会议的同时宣布第五次降息，把法定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的2.5%（于23日起执行）。这一利率水平结果维持了2年零3个月，被公认为是造成泡沫经济的罪魁祸首。日本央行的这一政策失误在泡沫破灭后便不断地被人所诟病。超低利率的实行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1987年2月的货币供应量同比上涨了三倍，但这还只是泡沫经济的开始。卢浮宫会议中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经过讨价还价，对日本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在发表的声明中写入了“（各国）为使汇率稳定在当前的水平范围而紧密合作”这句话。可是没过多久，3月中旬公布的美国1986年的贸易收支赤字继续扩大，达到了1478.8亿美元，外债为2635.64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元持续下跌已一年有余，可是贸易赤字却不见缩小，债务更是倍增，这让市场对美元失去了信心，开始试探卢浮宫协定的强度。事实上，美国、西德等国虽然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在会议公报里写入了稳定汇率的字句，但是并不太在意美元的进一步下跌，只要跌势不是太猛就行。当市场慢慢参透这点后，很快冲破了日本央行的防线，4月27日触及137日元的高点。整个4月份日本央行的干预金额高达102亿美元，相当于1986年全年干预资金的三分之一。美国同期也花费了39.64亿美元进行干预，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顺利完成5月上旬的国债招标。
美国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不仅一再要求日本降息，而且还要求日本减税、扩大预算。在法定利率降到2.5%之后，虽然美国还是不断要求日本降息，但是日本再也没有答应。但在扩大预算方面，5月末日本出台了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其实，这时的日本经济已经从日元升值的恐慌中缓过劲来，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扩大开支的经济对策了。所以，这一举措也被学界认为是助长泡沫经济的一大败笔。
至此，日元升值总算告一段落。7月8日，时隔三个半月之后日元又回复到150日元一线，国内景气的好转也愈加鲜明。这时日本央行内部开始考虑加息的问题。加息总比减息难：除了政府和财界不欢迎加息外，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可是，1987年8月29日日经平均股价飙升到了两万六千点的新高（1986年春是一万三千点，翻了一番），地价也不断高涨，只有加息才能抑制资产泡沫的不断扩大。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都不计入CPI，加上日元升值导致进口品价格下跌，消费者物价指数波澜不惊，批发物价指数甚至还出现了下降。因此，日本央行的加息计划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持。更重要的是随后发生的股市“黑色星期一”，使得加息计划最终没能付诸实施，错过了抑制泡沫的时机。可是，9月4日美国却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主持下，为抑制通胀时隔3年零5个月后加息50个基点。西德也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加了息。这让美国财长贝克大为光火，一怒之下在10月17日CNN的采访中说出了“如果西德不答应协调降息的话，就不得不对我们迄今达成的协定进行修正”这样的话。这一发言像一颗重磅炸弹，让市场担心卢浮宫协定以来好不容易维持的美日德三国的协调体制崩溃，导致美元暴跌。当时因为美元贬值招致的汇率损失，仅日本的7家人寿保险公司就达到了1.7万亿日元。据估算，随着日元的加速升值，1986年的汇率损失接近4万亿日元，1987年为6万多亿日元，1988年更是高达9万亿日元。[6]为避免美元暴跌导致汇率损失，外国投资者开始争相抛售美元资产，结果就出现了1月19日（星期一）的美国股市大暴跌。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下跌了508美元，跌幅达26%，史称“黑色星期一”。暴跌迅速蔓延到东京、伦敦、巴黎等世界各大金融市场。暴跌的发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贝克的轻率言论无疑是导火索。之后，贝克收回了问题言论，加上格林斯潘的及时应对，暴跌没有演变成大的金融风暴。但是，日本央行的加息议题也因此被无限期地搁置了下来。经过股市的巨大波动之后，市场对美元开始失去了信心。10月28日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出现了全面下跌。29日，日本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短期金融市场注入了2千亿日元的资金，意图是下调市场实际利率以扩大日美间的息差，阻止美元下跌。1987年的货币供应量（M2+CD）从8%增长至12%。其中，基础货币的增长率从1986年的5%上升至1987年的15%。[7]这对于经济增长率5%左右的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过高了。为阻止日元升值而急剧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促成泡沫经济的又一大原因。即便如此，美元依然下跌，但已接近尾声。1987年12月31日美元跌至122日元，之后继续下跌，1988年1月4日一度跌至120.45日元后触底回升。日元在1988年11月25日重新到达过120日元这一水平，但是直到泡沫经济破灭为止没有跌破过120日元的大关，与广场协定前相比差不多上涨了一倍。
货币升值论文篇2
表面上看，人民币升值论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中国因素）而起，但实际上是与特定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波人民币升值论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来由于美元对西方和亚洲主要货币贬值，而人民币钉住美元，也随美元出现了相对贬值，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价格竞争力的提高。一些人忘记了自1997年以来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持续升值的历史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而抓住人民币短期内的相对贬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币升值论是“中国”升温的新表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最新一波的“中国”，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面临重重难题，而中国经济贸易表现良好的背景下出现的。近两年来，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复苏遥遥无期。为了转移矛盾，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极力喧染或随声附和“中国”；更多的人则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患上了“红眼病”。正如罗奇所说的，西方一直错怪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西方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币升值论的急先锋
除了媒体和经济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台，制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去年1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内阁金融会议上率先发难，声称日本通缩长期难以克服，是因自中国进口大量低价商品缘故，人民币应该升值。这一声明得到了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附和。日本财务次相黑田东彦也四处兜售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种种论调。特别是日本企图与其他发达国家联手通过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重大阴谋。
日本制造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其国内经济深陷泥潭有一定关系。由于日本对外贸易长期失衡，受到了美国的不断敲打。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引发了日元的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出现了日元升值综合症，诱发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陷入衰落，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仍无起色。而且大量银行坏帐和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使日本经济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等生跌落，严重挫伤了其国民民族自尊心，导致国民情绪急剧右转。一般国民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服，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国内视线。再加上历史矛盾，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对中国的发展如坐针毡，恨不得搞垮中国经济而后快。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演变趋势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正面临类似日元曾经遭遇的升值压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来，中国对外经济与日本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相似之处：对外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汇储备日趋庞大，并认为中国与日本一样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和市场保护，经济都高度依赖出口。而且，中国还实行固定汇制和资本管制。中国出口扩张十分迅猛，正在步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后尘，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轻纺和机电产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场份额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某些目标市场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兴IT产品迅速崛起，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国；按美方统计，已成为美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按照欧盟统计，已成为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都存在顺差。这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地位迅速提高的情形十分类似。随着我国贸易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和对外竞争一面的凸现，日本和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像当初美国借贸易不平衡打压日本一样，寻找种种借口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企图不仅不会罢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澜，使事态不断升级。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可能性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事后很多分析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以减轻对自身威胁的重大阴谋。日本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已昭然若揭，其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日本在中国缺席情况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交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在增加。尽管日本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未来态度不会改变。借贸易逆差问题对外施压是美国的一贯伎俩，现在日本这个对手的威胁减小了，中国将逐步成为其打压的目标。美国一些团体和企业一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颇有微辞，美国某些政界人士也攻击我现行汇制。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反恐，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或减少中国的反对，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议。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一旦时机合适，美国附和日本主张直至带头向我施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已受到美国产业界和国会的压力，如美制造商协会认为人民币低估约40%，建议美政府采取措施，说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提升至由市场决定的水平，并使货币定价市场化。如果美国跳到前台，国际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与我有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很可能会加入到美国的阵营。
另外，虽然欧盟与美国近来有矛盾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欧盟与中国贸易也存在较大逆差，加上其经济复苏受欧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欧盟也不见得会反对美、日的主张。因此，搞得不好，未来几年美、日、欧联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对此我们不能不做好足够的准备，并早谋对策。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风险和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危害
人民币升值论一旦多边化并被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必将使人民币升值或升值预期成为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带来重大风险。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旦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将会对我国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带来重大危害。
第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削弱，我国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初步积累的竞争优势会受到重大损害。在我国目前出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非价格竞争力提高仍需假以时日的情况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必然是出口严重受阻，国外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减慢，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减缓，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将会大大延迟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重就业压力，使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从战后年均增长10%以上跌落为1990～1995年年均增长0.4%，就说明本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使我国具备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防止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第二，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了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态势。本来，世界性价格下降就会通过进出口渠道等对国内价格产生重大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使国内物价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体系背负天文数字的呆坏账，出现了持续的信贷收缩，明显加重了日本的通缩。
持续的本币升值和升值预期一旦固化，还会对消费、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带来一系列干扰，形成不良的心理预期，搞得不好会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国面临有效社会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情况下，使民间投资和消费更加疲软；二是使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日益加重，不仅政策效应会逐步降低，而且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三是伴随本币升值与通货紧缩的循环，货币政策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些都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日益缩小，调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币持续升值还会带来人们收人的虚涨和资产的虚增，极易诱发泡沫经济，刺激虚拟经济的非理性膨胀，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本国货币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乃至货币危机固然会对一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样，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或者旷日持久的升值预期，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如果说以本币持续大幅贬值为标志的货币危机是一枚重磅炸弹，那么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毫无疑问就是一副慢性毒药。前者虽危害剧烈，但容易引起内外高度重视和防范；后者虽短期影响不显，甚至还会出现一时由“升值泡沫”支撑的虚假繁荣，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慢性中毒，反而会毫无警惕地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长期升值压力或预期必须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视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持续升值问题
我国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呈现温和升值的走势，虽然给宏观经济特别是物价也带来一定压力，一段时间还曾对我国出口和吸收外资造成冲击，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加上我国及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来自内外部的通缩压力，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这说明，目前阶段的应对总的看是成功的，但潜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未来我们有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和难度可能将显著加大。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扩大，我国可能进一步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同样的难题，即大规模资本流人加大本币升值压力，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大麻烦；二是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一旦宏观经济不稳定，资本外逃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双顺差格局可能进一步加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外部贸易摩擦乃至金融汇率摩擦，外部对我汇率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压日益升级；四是在上述外部压力下，我国现行汇制和汇率政策有可能束缚宏观调控的手脚，降低宏观政策的效率，并易诱发各种宏观陷阱。
货币升值论文篇3
对于我国现在面对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分析我国的人民币是否真正的被低估；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持人民币的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是不是真正的“良币”。如果我国放开汇率浮动空间，人民币肯定会升值，这就给大量的国际投机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冲击我国货币，我国人民币在被高估情况下将很快就会面对贬值风险，引发大量资本外流。当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很多国家经济状况也很良好，就是因为对本币价值的认识不足，高估本国货币，放开资本帐户，顶住美元。结果在巨大投机资金的冲击下发生货币危机。
我国经济基本面分析：
一）经济增长
我国GDP的增长这几年保持在8％左右，但是从表一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投资拉动。数据显示我国近3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91％，而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平均为15％。投资大小容易受国家政策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波动性很大，投资占GDP的比例大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波动，这种经济增长结构很难支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消费具有粘性，能够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保持稳定。产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注意提高消费水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必定很快会陷入产品供过于求，经济产生萎缩，工人失业，工厂倒闭，通过金融系统又会引起银行坏账增加。
二）我国外债
短期外债与全部外债之比主要用于说明一国外债期限结构是否合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5％以下。超过这一指标，说明当前还债压力较大。该指标迅速上升，往往被认为是债务危机的先兆。从表三中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三国看，泰国和韩国远远超过这一警戒线。表二显示从2001年开始，中国短期外债余额占比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近两年这一指标更加恶化。
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一国现实的对外支付能力。该指标国际警戒区间为70％-100％，一旦超这警戒线，表明该国存在极大的偿债风险。从表三中可以看出，1996年，印尼和泰国分别达到了176.6％和99.69％，而韩国更是高达195.6％，尽管韩国前三个指标都在安全线之内，但由于外汇储备相对较少，不足以应付国际炒家的冲击。从表二中看我国2003年这一指标为19.1％，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对付短期外债有一定的清偿能力，但是我们不能调以轻心，如果我国发生资本大量流出，这一指标会迅速恶化。
三）金融机构情况
我国现在的金融机构状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国家的状况非常相似。我国的银行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民营银行极少。因为是国有银行，有政府在背后提供隐含担保，那么道德风险在我国银行领域蔓延，我国的国有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薄弱，有些企业更是通过黑箱操作套取银行大量贷款。我国的银行坏账一直局高不下，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差不多在26％－27％。
援引罗纳德·麦金农的说法，中国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也缺乏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真实供求的外汇市场，此之谓中国金融的“原罪”，这种原罪一日不能有效解脱，那么采取更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就会缺乏基石，目前的稳定汇率可以理解为国内金融改革换取宝贵时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今年3月初也曾指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可能会削弱中国的银行系统，对世界经济造成威胁。
四）对外贸易
从表四数据来看我们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来自美国，一直在37％的高位徘徊，而对其他国家我国很多是逆差。这说明我国的出口对美国的依赖性非常大，贸易状况和美国相关性显著，如果贸然升值那么我国将会发生进口增加出口减少，顺差状况很快消失，有跌入持续贸易逆差的危险。
我国的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如表五加工贸易占出口额平均为55%，加工是附加值很低的产业，受诸如劳动力成本，汇率影响很大。很多跨国企业来我国投资建厂就是考虑到我国的劳动了成本低，如果汇率升值将会影响这些外资企业的成本。如果升值幅度过大，这些外资企业可能发生亏损，就会发生资金撤走的后果。我国国内企业产品的出口也主要是加工品，附加值很低，价格弹性很大，低价是我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优势。汇率升值将会直接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少我国产品的出口。这样会引起外向型企业投资减少，由于扩散效应也会引起其他企业投资减少。
通过上面对我国人民币支撑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持人民币的升值，如果升值将引起大量投机资金套利成功，迅速流出。更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将引起的投资的减少，使原本的一些生产性资本也发生流出，人民币在升值之后将很快面对急剧贬值压力。
货币危机发生因素分析：
一）房地产泡沫引发经济泡沫
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很多投机资金是投资于房地产等高风险项目，除了外资对房地产进行炒作外，很多国内资金由于投资渠道狭窄也投资于房地产进行炒作。如有名的温州炒房团，他们炒作房地产一般是通过银行购房信贷，这样就将几倍于炒作资金的银行资金拖入这个炒作黑洞，由于炒作使房价升高，产生错误的价格信号，这时房地产投资就会增加，这些投资又会拉入大量银行贷款于是产生了房地产泡沫。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而且银行的贷款很多都是短期贷款，确被用来长期投资，蕴含了很大的偿债风险。
而房地产业对经济有“放大反馈”的作用，当经济增长时，房地产价格和对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都超出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并通过财富效应使人们产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幻觉，于是和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产业产品价格上涨，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增加，这种投资热潮就会迅速蔓延，即产生了“泡沫经济”。我国今年年初的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引发因素就是因为我国房地产投资增加。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上次危机爆发的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出现了房地产投资热潮，将大量的银行资本拖入房地产泡沫。
二）银行道德风险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提出道德风险论。道德风险论认为危机发展首先由金融机构引起，金融机构由于存在政府的隐含担保，进行大量的高风险和扭曲的投资决策，引起“金融泡沫”，融资成本提高，然后投资者从国际市场进行融资，将风险扩散到国际市场。如果国家还维持者固定利率制，局高不下的利率会使外资大量的向国内流入。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出现漏洞，泡沫开始破裂，金融机构经营陷入危机，外资大量撤出，金融恐慌产生，银行挤兑，金融体系崩溃。
我国的金融状况和这些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状况非常相似，我国的银行主要以国有银行为主，民营银行极少。因为是国有银行，有政府在背后提供隐含担保，那么道德风险在我国银行领域蔓延，我国的国有银行风险控制能力薄弱，有些企业更是[
通过黑箱操作套取银行大量贷款。由于前面提到的房地产投资和投资的“放大反馈”效应。从2003年底到2004年上半年我国投资出现过热使银行投资于大量增加，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才使投资得以降低，由于很多工程临时停下，致使很多坏账立即产生。而一旦经济泡沫破裂，将会有更多的坏账产生，银行就会面临危机。
货币升值论文篇4
1 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人民币升值终于成为现实。进入2011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成关注焦点，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4990，一举突破6.50的重要关口，人民币对美元月平均汇率更是逐月稳步攀升。数据显示，进入4月后，人民币升值幅度明显加快，2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3月升值幅度.29%，而4月仅前20天升值幅度就达到.41%，可见，这与3月CPI数据攀升到5.4%，并且与创了32个月来的新高存在一定关联。
2 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与国内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做了广泛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研究汇率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其中刘思跃，袁美子（2010）使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内，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效应较低。张成思（2009）从中国通货膨胀动态传导过程和可能的通胀驱动因素分析入手，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研究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国内通胀不存在显著传导效应，因此以升值遏制通胀的观点不宜推广。刘亚等（2008）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DRL）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传递是不完全的且存在明显的时滞。
第二类主要是通过分析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来研究人民币升值是否会起到抑制通过膨胀的作用。陈涤非，李红玲（2011）等通过建立SVAR模型，对居民通胀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研究表明短期内汇率波动对居民通胀预期形成正向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汇率对通胀预期的冲击符合利率平价理论，即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名义利率和国内通货紧缩，从而抵御通胀预期。刘煜辉（2011）通过分析当前我国通胀的原因，认为将目前国内的通胀归于输入性的通胀是不正确的，他根据汇率理论中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是投资和消费内部失衡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
第三类主要是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其中齐珊（2010）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问题分析中认为人民币合理升值可以起到部分抑制通胀的作用，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只有当汇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否则会进一步刺激通胀的发生。蔡祖劲，刘纪显（2009）运用计量模型，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方法得出由于我国的外汇机制和汇率预期等原因导致了人民币升值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悖论，而且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较大。贝多广，朱晓莉（2007）分析了2002年以来目前的通货膨胀，不能单纯的要求人民币升值来抵御，认为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还是货币供应量较多的结果，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不让资产价格的上升的太高。
3 人民币汇率与国内物价水平的理论分析
从表面上看，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均是货币现象”的结论似乎收到了现实的挑战，但事实上，以人民币升值调控通胀的观点忽视了经济变量彼此之间的联动关系，即货币供给到通货膨胀需要一定时间，货币供给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变化（即流动性过剩指标），很可能会动态反映在通胀起伏上面。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能够抑制国内通胀，那么自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至少应该具有显著统计性，所以本文第四部分的计量模型将汇率因素与货币总量因素考虑到通货膨胀动态传导模型以验证这一点。
4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
本文是要研究人民币升值是否会抑制通胀，由于人民币升值是从2005年7月汇改之后，因而我们选用2005年6月―2011年3月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的月度数据代表即时汇率Et，同时也采用同期即2005年6月―2011年3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表示通货膨胀的程度。文中选取2005年6月―2011年3月的货币供应量的月度数据作为我们研究该问题的一个变量，这里我们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表示。最后我们采用X-11季节性调整方法对其上述所有的变量进行季节性调整，以消除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为了减小数据的波动和消除异方差性，我们对这些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即LNCPIt、LNEt、LNM2t。该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
4.2 数据检验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中根据各个序列的性质对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灵活选择，滞后阶数由Eviews默认的SC准则自动选取。
根据ADF检验的原理，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原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然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所有序列的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原序列属于一阶单整序列I（1）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下面我们利用Enger-Granger两步法对LNCPIt、LNERt和LNM2t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LNCPIt与LNERt和LNM2t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方程为：
LNCPIt=-.598237LNERt + .032954LNM2t+5458617
（.057972）（.014115）
t=（-1.31942）（2.334117）
且拟合系数R-squared=.950877，F统计量=6485940
注：括号中是相应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以上结果表明，消费者物价指数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当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个百分点，带来消费者物价指数即通货膨胀率下降.598239个百分点。这与汇率传递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即人民币汇率升值，进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进而引起国内物价水平下降，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而货币供应量增长10%，消费者物价指数即通货膨胀率提高.329541%，说明货币供应量对于通货膨胀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通过计算，2005年6月至2011年3月我国货币供应量从275785.53亿元增长到75813.98亿元，相比2005年3月，增长了大约1.75倍，而我国的人民币在此期间却升值了大约21%，相比较而言，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因此，实证分析证明以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并不具说服力。
（3）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反应的是长期均衡成立的条件下，模型发生短期偏离的程度，在各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各个变量之间的短期均衡关系，以反映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的程度。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后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为：
LNCPIt=-.386835LNERt + .090011LNM2t + .022903ECMt-1
（-2.755329）（2.153622）
注意：括号中是相应变量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其中，ECMt=LNCPIt + .598237LNERt-.032954LNM2t-5.458617
从上述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的方向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升值都会对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且实证结果表明，LNERt和LNERt的系数分别为-.598237和-.386835，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要小于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长期影响，也就是说要保证人民币长期内升值才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汇改以来2005年6月至2011年3月的月度数据，在开放宏观经济的框架下，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国内通货膨胀程度的抑制作用的大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根据上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要小于长期影响，要保证人民币长期内升值才能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而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不可能长期内一直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也是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2）通货膨胀不仅与人民币是升值有关，而且更大程度上与货币供应量（M2）有关，从误差修正模型来的回归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对CPI的短期影响系数为.090011，即短期内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0%，CPI将上升.90011%，这说明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极易导致通货膨胀。
（3）基于以上结论，当前的通胀压力应该既有需求拉动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动的原因。首先在需求方面，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我国近几年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原因主要是外汇流入过多）。其次，国内的通胀更多的可能是与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而引起的结构性通胀或成本上升所诱发的成本通货膨胀。因此，根据上面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寄希望于人民币的升值来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是不明智的，所以要治理国内的通胀最根本的还应该着眼于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应该积极探索利用外汇储备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实现由“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和“藏汇于企”的转变，及解决企业海外投资外汇资金短缺的问题，又可减轻“外汇占款”引起的通胀压力。
参考文献
［1］刘思跃，袁美子. 人民币汇率对国内物价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0，（4）：14-18.
［2］齐珊. 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0，（25）44-46.
［3］张成思.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动态走势［J］.国际金融研究，2009，（5）：87-96.
［4］苏剑.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特点、原因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1，（4）.
［5］陈涤非，李红玲，等. 通货膨胀形成机理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1，（3）.
货币升值论文篇5
一、货币流动性概念阐释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流动性是指某种资产快速变现的能力，某种资产快速变现能力越强，则流动性越强。对于货币流动性的概念，学术界没有给出权威的定义，综合研究多家观点，笔者认为货币流动性主要分为狭义和广义的角度，从狭义上来讲，货币流动性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数量，央行发行的货币数量越多，流动性则越大；从广义上来讲，货币流动性是指一国的利率水平，利率水平越高，货币流动性越大。在理论分析中，货币流动性指标主要采用M/GDP指标来度量，即货币供应量与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二、流动性理论概述
主流经济学对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传导论，这些理论选取某经济体货币供应量作为衡量货币流动性的指标。由于数据选择的不同，计算方法存在的差异，不同的理论得到的结论也不大相同。下面本文就流动性理论进行简要概述。
（一）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以费雪方程式为理论基础，其基本内容为货币供应量对物价起决定性作用，在货币流动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物价水平上升；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物价水平下降。费雪方程的基本表达式为：MV=PT，其中M代指货币供应量；V代指货币流通速度；P代指物价水平；T代指交易量。综上，该公式可以表达为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物价水平与交易量的乘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费雪方程越来越难以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修正。修正如下，货币不仅能够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也能够满足资产交易的需求，因此经济学家在费雪方程式中加入新的代表资本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变量，即MV=PT+S，其中S代指除商品以外的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我们称其为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将货币供需分为两个部分，商品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和资本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根据修正后的费雪方程式，当V和T不变时，M增加，如果P保持既定水平，那么S必然增加。这就表明，当商品价格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会流向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反之，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
（二）货币传导论
1.托宾Q理论。在研究理论变化和国民收入变化关系时，经济学家托宾将参数“q”引入研究中，q代指企业资本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在参数q计算中，分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分母为企业的基本价值，即其重置成本。当q值大于1时，表示企业重置成本比资本市场价值低，当q值小于1时，表示企业重置成本币资本市场价值高，等于1时，则二者相等。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实体经济运行中对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利率则上升，投资者对股票的需求下降，股市资本会流向银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q值进一步减小，进而导致投资进一步减小，产出下降。
2.生命周期理论和财富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是由其一生的收入所决定，而不是由短期的收入所决定，所以其消费均匀地分布在其一生中。金融资产是消费者一生财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其一生的消费决策。因此，当货币供应量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从而对资产需求增加时，资产价值上涨，资产价值上升影响着消费者的财富收入，消费者的财富收入相对增加，使得其消费增加，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增加。
3.单纯相关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同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一样，只是资产的一种形式，由于金融资产具有可替代性，所以超额的货币供给可以用适当的方法予以完全消除。作为资产的一种，货币可以被投资到实际资产市场中，当利率下降时，货币投资收益相对下降，资本会流入实际资产市场中，导致实际资产价格上升，资产收益上升，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在新的产出水平下达到均衡。
三、货币流动性对国际黄金价格的影响分析
（一）货币理论解释
货币理论持有者认为货币政策从本质上决定了货币流动性，通过货币传导机制影响着货币流动性。当经济体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量增加，对货币的需求相对减少，短期利率水平下降，进而长期利率水平下降。利率水平下降导致货币投资收益下降，资产投资收益则相对上涨，进而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资产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上涨，黄金作为一种资产，其价格也随之出现上涨；反之，货币供给量减少，利率水平上升，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货币投资收益相对上升，资产投资收益相对下降，黄金价格则下降。
（二）S―LM理论解释
从IS―LM理论模型来看，价格水平由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决定，当代表货币市场的LM曲线向右移动时，利率水平势必会呈现下降趋势，由于资产价格与利率水平成反比，理论下降，资产价格必然会呈现上升趋势，即货币流动性增加导致资产价格出现上涨，黄金作为投资资产，其价格必然同样会出现上涨趋势。反之，若LM曲线向左移动，利率水平出现上升趋势，资产价格相反会出现下降趋势，即货币流动性减少导致资产价格出现下降，黄金价格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三）货币数量论解释
修正后的费雪方程MV=PT+S表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受到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即货币供应量同时影响着两个市场。货币不仅需要满足商品市场需求，还需要满足资本市场需求。实体经济价格水平保持不变时，当货币流动性高于经济发展需求时，资产价格就会上升，国际黄金价格势必会呈现上升趋势；当货币流动性低于经济发展需求时，资产价格就会下降，国际黄金价格势必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从近百年来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情况来看，多次经济危机都出现了物价相对稳定而资产价格飞速增长的状况。
货币升值论文篇6
一、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简述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一国金融市场供求存量失衡后,市场均衡不仅可以通过国内商品市场的调整来恢复,在各国资产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条件下,还能通过国外(金融)资产市场的调整来恢复。汇率作为两国资产的相对价格,其变动有助于资产市场恢复均衡,消除资产市场的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弹性价格货币模型是现代汇率理论中最早建立、最基础的汇率决定模型。其基本思想就是,汇率水平主要由货币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而并非由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1、模型的假设前提
稳定的货币需求方程,即货币需求同某些经济变量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购买力平价成立;总供给曲线垂直,即产出与价格水平不相关;资本在各国间完全自由流动;商品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即当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将引起价格水平迅速调整,而利率和实际国民收入与货币供给无关;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可以完全替代,两国利率为内生变量。
2、模型的基本形式
(lnet+1)及三组长期因素:两国相对实际收入lny?鄢-lny、相对利息率lni?鄢-lni和相对货币供给量lnMs-就短期因素来看,当人们预期本币贬值,即et+1增大,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和公共支出的减少,进而引起本国价格水平下降,由于购买力平价短期成立,因此,价格水平的下降会带来本国货币升值。因此,预期本币贬值,即汇率Et(lnet+1)增大,会引起当期本币升值,即e减小。就长期因素来看:第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国民收入y增加,会导致货币需求增加和公共支出减少。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由于货币供给没有相应增加,支出减少使本国价格水平下降,因购买力平价成立,本币升值。即本国国民收入增加,导致汇率减小,本币升值。第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利率i增加,会导致货币需求减少和公共支出增加,导致本国价格水平提高,因购买力平价成立,价格水平的提高会引起汇率增大、本币贬值,即本国利率增加时,会引起汇率增大、本币贬值。第三,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本国货币供给量Ms增加,导致公共支出增加,进而引起本国价格水平提高,因购买力平价成立,价格水平的提高会引起汇率升高,本币贬值。即本国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汇率增大,本币贬值。
3、模型的缺陷
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缺陷主要在其两个基本假定:其一,购买力平价。因为购买力平价在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来一般不成立。其二,货币需求函数。许多研究显示,西方国家的货币需求极不稳定,以收入和利率为基础的需求函数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的货币需求变化。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本文通过中美两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对象是弹性价格货币模型中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影响的三个长期因素,即中美两国相对国民收入(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国民收入),中美两国相对利率和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检验这三个长期因素对中美汇率的影响是否符合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技术,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lne=c+?琢(lny?鄢-lny)+?茁(lni?鄢-lni)+?酌(lnMs-lnMs?鄢)+?着,?着为随机扰动项。然后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因果分析,进一步检验数据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美联储官方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世界统计年鉴,选取2005年7月到2009年6月47个月的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数据,美国利率使用联邦基金每月最后一日的利率,中国利率选取每月底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汇率使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GDP月度数据使用季度数据的平均数。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两国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数据比值取自然对数。带?鄢号数据为美国的,得到相对GDPlny?鄢-lny,相对利率lni?鄢-lni和相对货币供给量lnMs-lnMs?鄢,再对汇率取自然对数,得到lne。
三、基于中美汇率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实证检验
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对lne,lny?鄢-lny,lni?鄢-lni和lnMs-lnMs?鄢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得到有常数项和没有常数项的OLS回归结果,最后使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进行补充检验。
1、有常数项的OLS回归
根据回归结果R2=0.916,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中美两国的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是正向的,相对利率对汇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是反向的。该回归结果与理论并不完全相符,只有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与理论相同,中国GDP增加或美国GDP减少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即人民币相对升值,美元相对贬值。而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与理论相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相对升值,美元相对贬值;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上升也会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相对升值。而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则认为本国利率和本国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即本国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都会导致汇率上升,本币贬值。
三个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1.889,2.803和-8.515,可以看出,lny?鄢-lny在置信度高于95%时不能拒绝H0∶?琢=0,H1∶?琢>0的假设,但在置信度90%时可以拒绝该假设,因此中美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而lni?鄢-lni和lnMs-
lnMs?鄢在置信度95%时分别可以拒绝?茁=0和?酌=0的假设,即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存在显著影响。而该模型的F统计量为159.55,即在95%置信水平下,可以拒绝假设?琢=?茁=?酌=0,也就是说,lny?鄢-lny,lni?鄢-lni和lnMs-lnMs?鄢对lne有显著的联合影响。
2、无常数项的OLS回归
传统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中没有常数项,因此我们再做一个无常数项的回归分析,建立模型lne=?琢(lny?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两国的相对GDP,相对利率以及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其中相对GDP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影响符合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即中国GDP减少或者美国GDP增加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或美国货币供给量减少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但是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率对汇率的影响与模型的结论并不一致,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当中国利率下降或美国利率上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
三个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分别为0.597,11.23和31.60,可以看出,lny?鄢-lny不能拒绝H0∶?琢=0,H1∶?琢≠0的假设,因此两国相对GDP对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lni?鄢-lni和lnMs-lnMs?鄢在置信度95%时分别可以拒绝?茁=0和?酌=0的假设,即两国相对利率和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存在显著性影响。
3、格兰杰因果检验
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由检验结果可知,两国利率之比的自然对数和汇率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两国相对GDP和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汇率的因果影响并不显著。
四、结论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GDP、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对汇率有显著的联合影响。中美两国GDP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影响在有常数项和无常数项的模型中均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相符,两国的货币供给量在无常数项模型中也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相符,而利率对汇率的影响却与弹性价格货币模型的结论相悖。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利率上升或美国利率下降会引起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这一结果虽然与现代货币学派的观点相左,但是却支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汇率的利率平价说理论和国际收支说。
导致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不符的原因可能有:数据不够准确,如本文利用的月度GDP是季度GDP的平均数,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美数据的差异,文章中使用的美国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的,而中国的数据并没有经过季节调整,导致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替国民收入,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现实情况与模型假设并不相符,比如现实中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成立,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也不能完全替代,现实的货币需求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不稳定;弹性价格货币模型本身也不完全准确,在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这个问题上,现代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持有相反的观点。不过,就现实情况来看,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本国利率上升会引起本币升值的观点更符合现实。比如中国面对2007年年底的通货膨胀时,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胀的方案遇到困难,正是因为当时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降息措施,如果中国提高利率会导致中美利率出现倒挂,人民币会面临更严峻的升值压力,进而拖累中国的对外贸易。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货币升值论文篇7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56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并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及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2014年人民币即期汇率贬值27%，这是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机制改革以来首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年度贬值。从供求面来看，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减少和商业银行结售汇出现逆差，均表明人民币外汇市场供求格局正在出现深刻变化：市场对于人民币需求在不断下降，而持汇意愿随之上升。当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已初步完善，人民币已经逐渐告别长期以来单边升值预期模式，进入了双向波动预期的“新常态”。未来随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度的提升，当人民币面临贬值预期压力时，容易导致人民币大规模被美元替代，造成人民币国际化逆转并引发货币危机。因此，基于“新常态”背景来进行人民币货币替代研究，对于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防范货币替代风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关于人民币货币替代（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的研究大多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货币替代的动因研究。这类研究多是从交易成本、汇率及汇率贬值预期、国民收入、通货膨胀、货币和金融资产利差等因素来研究对货币替代的影响，如范从来和卞志村[1]认为，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以及本外币利差等。李富国和任鑫[2]认为，人民币货币被美元替代的决定因素还包括国民收入水平和一些制度性因素。岳意定和张琦[3]基于Koyck适应性预期理论构建了人民币货币替代模型，研究了国民收入水平、本外币名义利差、本币实际汇率水平以及制度性因素等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影响机制。第二，货币替代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大多集中于货币替代对人民币有效汇率及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两方面，如巴曙松和吴博[4]，张荔和张庆君[5]等认为货币替代率会显著影响着当地货币的有效汇率及其波动率，造成本币贬值并容易引发货币危机。还有学者如陶士贵[6]，何国华和袁仕陈[7]等认为货币替代容易造成国际通货膨胀传递至国内，从而显著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实施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现有人民币货币替代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缺陷。第一，缺乏人民币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的理论研究。第二，缺乏人民币货币替代趋势研究。国外关于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的研究相对成熟，代表性研究包括货币服务理论（Money Services Approach）和资产组合理论（Portfolio Balance Approach），这两种方法基于不同的假设前提来构建货币需求函数。其中，货币服务理论认为，货币替代的产生通常由于公众出于交易支付和结算等目的将持有的本币置换为外币，从而外币在货币职能方面部分地取代本币，如Corrado[8]基于货币服务理论构建了小型美元化开放型经济中的货币替代模型，研究了乌拉圭和柬埔寨美元化趋势及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投资者抵抗当地通货膨胀风险，货币服务水平也就越高；但是高货币替代程度导致公众对于持有本币的信心不足从而容易导致汇率风险。Heimonen[9]基于CES货币服务模型研究了爱沙尼亚地区欧元替代美元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在货币网络外部性和棘轮效应（Ratcheting Effect）等因素，短期欧元对于美元的替代存在刚性；而从长期来看，欧元对美元的替代进程是可逆的。而资产组合理论将货币作为公众手中持有的一种资产，认为公众为了使自身财富或效用最大化，对持有的本外币货币资产进行组合从而引发货币替代，如Civcir [10]基于资产组合理论构建了实际货币需求函数，研究了土耳其利率、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和预期汇率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实际货币需求方程中，通货膨胀率及实际收入对于实际货币需求的短期影响小于长期影响，而汇率预期对于实际货币需求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土耳其市场存在明显的货币替代问题。Freitas等[11]基于个人投资者不能持有外币债券的假定，构建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了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现象，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难以区分，因此在本币实际货币需求函数中，汇率贬值预期的符号为检验货币替代存在与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检验方法，其研究结果表明，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等国存在显著的货币替代现象，而巴西和智利的货币替代则不明显。Adom等[12]同时考虑到了资本流动和货币替代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基于资产组合理论通过构建实际货币需求协整方程研究了非洲八个国家的货币替代现象，并通过检验协整方程中汇率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来判断货币替代是否显著存在。
在上述货币替代机制的研究基础之上，一些学者通过测算货币和其他流动性资产（准货币或外币）的替代弹性来研究价格对于货币替代的影响机制，如石建勋和易萍等 [13]、石建勋等[14]分别基于贸易和投资视角将人民币作为强势货币，估计了东亚地区的人民币货币Allen替代弹性（AES），比较了人民币在不同国家之间货币替代程度的差异，从货币替代视角就人民币区域化战略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 Blackorby和Russell [15]认为，AES不能明确解释货币需求比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因此基于AES测算货币净替代弹性时往往显得不足。Koetse等[16]认为，Morishima替代弹性（MES）能够有效考察单一要素价格变动所导致的相对要素需求的变化，属于单价格两要素弹性，而Sharma等[17]将MES应用于货币替代的研究，通过构建McFadden函数测算了亚洲六国货币、准货币与美元的MES，研究认为MES可以充分描述货币需求比对货币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可同时从质与量两方面评估货币价格比变化所导致的货币需求份额的变化，其研究结果表明，亚洲六国的本外币存在Morishima互替关系，并且本外币价格变动对于本外币相对需求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波动造成了货币替代程度的上升。同样，Sharma等[18]测算了瑞士货币和准货币的MES，研究表明，瑞士的货币和准货币资产存在互替关系。类似的研究还包括Drake和Fleissig [19]基于傅里叶灵活函数（Fourier Flexible Form）并采用半非参数（Semi-Nonparametric）方法估计了欧元区公众持有的欧元货币、准货币资产和英镑之间的MES。其研究结果表明，下降的交易成本和欧元区政策趋同是导致货币替代的重要原因。Jones等[20]测算了美国货币市场上各种货币资产的MES，其研究结果表明，联邦基准利率的调整会显著改变公众对于各货币资产的使用成本，而受到联邦基准利率变动的影响，交易型货币资产及储蓄存款对于定期存款的替代程度要高于其对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替代程度。Serletis和Feng [21]采用半非参数方法估计了加拿大货币市场中美元和加元的MES，其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市场上美元和加元是MES互补关系，并且加拿大应当继续实行浮动汇率机制，而不是和美国形成一个货币区。Fleissig和Jones [22]研究了1991―2012年美国商业扩张计划（Retail and Commercial Sweeping Program）对于各货币资产的MES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基于扩张计划会调整货币存款的类型，而基于调整过后的数据得到的货币、活期存款和支票存款之间的货币替代弹性要远高于调整前的替代弹性。
本文借鉴Sharma等[17]和石建勋和易萍 [13]、石建勋等[14]的研究思路，根据流动性不同将人民币分为货币和准货币，对2001―2014年人民币货币、准货币和美元的货币替代弹性进行测算，并基于替代弹性对人民币货币替代趋势进行研究。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货币替代弹性的影响机制有着更加清晰的理解，有助于制定针对性政策，积极预防和监控人民币货币替代风险，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测算货币替代弹性对人民币货币替代趋势进行研究，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指标法难以对境内实际外币需求做出精确估计这一难题，大大提高货币替代趋势研究的精确度。第二，根据货币流动性不同将研究样本扩大为人民币货币和准货币，研究了不同流动性的人民币和美元相对价格变动对货币相对需求变动的影响机制，其研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同时也是对当前人民币货币替代的研究进行了验证和补充。第三，本文在估计系数矩阵时采用了特征值限定，保证了货币成本函数对于价格的全局凹性，这种方法更加简洁并便于操作。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货币服务理论，通过构建人民币和美元货币需求函数对人民币货币替代弹性进行测算，研究货币价格对于货币替代弹性的影响机制，并对人民币货币替代趋势进行研究。
首先，根据货币资产流动性的不同，将人民币分为货币和准货币，其目的在于研究具有不同流动性的货币资产的替代机制及替代趋势。假定境内货币服务y是货币资产mi和交易技术指数T的函数：
y=f（m1，m2，m3，T）（1）
其中，m1表示人民币货币，m2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m3表示人民币准货币。T表示交易技术指数，以反映货币交易的制度性成本。货币使用量越大（mi越高），交易制度性成本越低（T越高），货币提供的货币服务也就越高。由于要素成本函数对偶于支出函数，根据Shephard引理，货币成本函数对货币价格求偏导可以得到货币需求函数。本文借鉴Diewert和Wales[23]的研究结论，假定货币成本函数采用广义对称McFadden函数形式：
C（P，y，T）=12×P′SPθ′Py+y∑3i=1biipi+∑3i=1bipi+∑3i=1biipi+Ty∑3i=1bitpi+btT∑3i=1αipi+byyy2∑3i=1βipi+bttT2y∑3i=1γipi （2）
其中，货币成本C是价格向量P、货币服务y和交易技术指数T的函数；价格向量P=（p1，p2，p3）′，pi表示货币资产mi的价格；系数矩阵S=（sij）3×3是一个对称半负定矩阵，且对于S任意第j列（j=1，2，3），∑3i=1sij=0，这样的限定是确保成本函数对于货币资产价格是一个全局凹函数。对货币成本函数关于价格求偏导，可以得到各个货币资产的需求函数：
mi=C（p，y，T）pi
=12[（∑3i，j=1pipjsij）（yw）]/pi+ybii+bi+Tybit+btTαi+byyy2βi+bttT2yγi（3）
其中，w（θ，P）=θ′P=θ1p1+θ2p2+θ3p3。由于矩阵S=（sij）3×3是一个3×3的对称半负定矩阵，可改写为：
S3×3=s11s12s13s21s22s23s31s32s33
=s11s12-s11-s12s12s22-s12-s22-s11-s12-s12-s22s11+2s12+s22（4）
借鉴Sharma等[17]的研究结论，假定bt=btt=byy=1，因此人民币货币、准货币和美元的需求方程组可以简化为：
m1={s11[p1-p3w-θ12（p1-p3w）2]+s12[p2-p3w-θ1w2（p1-p3）（p2-p3）]
-s22[θ12（p2-p3w）2]}y+b11y+b1+
b1tTy+α1T+β1y2+γ1T2y（5）
m2={-s11[θ22（p1-p3w）2]+s12[p1-p3w-θ2w2（p1-p3）（p2-p3）]
+s22[p2-p3w-θ22（p2-p3w）2]}y+b22y+b2+b2tTy+α2T+β2y2+γ2T2y（6）
m3={-s11[p1-p3w-θ32（p1-p3w）2]-s12[p1+p2-2p3w+θ3w2（p1-p3）（p2-p3）]
-s22[p2-p3w-θ32（p2-p3w）2]}y+b33y+b3+b3tTy+α3T+β3y2+γ3T2y（7）
其中，w（θ，P）=θ′P=θ1p1+θ2p2+θ3p3，表示价格向量和伴随向量的内积；m1，m2，m3分别是三种货币的货币需求方程。基于货币需求方程组可以估计出三种货币需求的MES：
MESij（y，p）=ln（mi/mj）ln（pj/pi）
=eij（y，p）-ejj（y，p）（8）
其中，eii为货币资产mi的自价格弹性，eij为mi和mj的交叉价格弹性。当eij0时，mi和mj互替。MESij为资产mi和mj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当MESij>0时，说明mi和mj存在Morishima 互替关系，即mj的价格变动使得mi和mj的相对价格pi/pj上升，导致mi和mj的相对需求mi/mj下降。同样，如果MESij
2数据说明
本文收集了境内外相关季度数据和月度数据，时间跨度是从2000年1月至2015年6月。数据来源为央行数据库、iFind数据和美国财政部网站等。具体来看：
（1）使用GDP当季值（单位：万亿人民币）来表示货币服务y。由于GDP当季值存在较为严重的季节性因素，本文采用X12季节调整法消除GDP序列的季节要素。此外，GDP当季值只有季度数据，由于自由度的原因，本文对GDP序列进行Quadratic-Match-Average处理将其变成月度数据。
（2）使用狭义货币供给M1来表示人民币货币m1；使用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表示中国对于美元的需求m2；采用广义货币供给和狭义货币供给之差M2-M1来表示人民币准货币m3。其中，使用外汇储备表示美元需求是因为中国采用强制结售汇制度，外汇储备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币外汇市场上对外币的需求，而且美元占了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比例，因此，笔者认为外汇储备变动可以有效反映中国对美元的实际需求。m1、m2和m3的单位均为万亿人民币。
（3）使用趋势项来反映交易技术指数T。交易技术指数越高，货币在持有和使用过程中的制度性成本也就越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制度易成本会逐渐降低，因此用趋势项反映技术指数是合理的。
（4）使用货币名义利率来反映货币资产的价格：
pit=11+rit（9）
其中，rit是货币资产mi在t期的名义利率（单位：%）。r1为隔夜浮息基准利率，反映人民币货币名义利率；r2为经过汇率调整的3个月美债平均收益率；r3为3个月浮息基准利率，反映人民币准货币的名义利率。名义利率越高，货币资产价格越低，因此，pit还可以看成持有货币mi在第t期的机会成本。
（5）伴随向量θ=（θ1，θ2，θ3）可看成是货币需求方程中三种货币资产的比重，本文假定伴随向量中的元素θi为货币资产mi的样本均值E（mi）。
综上，相关变量具体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统计信息
变 量均 值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差偏 度峰 度
y7940 18568 2128 4649 0479 1845
e7335 8267 6038 0870 -0146 1302
m117030 35610 4468 10050 0390 1635
m211518 24822 1290 8125 0176 1500
m335307 97730 7465 26047 0841 2449
r12264 6641 0814 0794 1158 7506
r21805 6356 0011 2004 0849 2305
r33697 6454 1380 1214 0157 2151
三、经验分析
1货币需求方程组系数估计
由于方程组各方程间的残差可能会存在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的问题，所以本文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UR）来估计方程组的系数。SUR将所有变量全部作为内生性变量进行联合估计，一定程度克服了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保证了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而对于系数矩阵S对称半负定的限定，Sharma等[17]的做法是对估计出的系数矩阵进行检验，对不满足半负定条件的矩阵做Cholesky分解，并重新估计系数矩阵，处理过程相对繁琐。本文在估计方程组系数的同时加入了特征值限定，使矩阵S满足半负定的要求，从而保证货币成本函数对于货币价格全局凹性，这种方法相对简洁并便于操作。用特征值限定系数矩阵，采用SUR可以估计出货币需求方程组的系数及标准差，具体如表2所示。
基于方程组的估计结果可以测算出人民币货币、准货币和美元的货币需求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下文列出了三种货币需求自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的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信息，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2001―2014年m1、m2和m3三种货币资产的自价格弹性均为负且绝对值小于1，说明三种货币均缺乏弹性：货币价格上升1%导致货币需求下降的幅度小于1%。从弹性均值来看，|e11|=0062说明人民币货币对于价格变动缺乏弹性，这可能是因为狭义货币M1的变动主要是因为企事业单位存款变动所致，而中国实行利率管制，因此压制了真实的人民币货币价格，使得货币需求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不敏感。|e22|=0036，说明美元价格变动对中国持有美元的需求影响很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由于内需不足，国内生产不能被国内货币消费能力吸收，导致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引发了中国对于外汇有着持续的需求，因此，中国持有美元的需求对于美元名义利率变动的反应很迟缓；|e33|=0012，弹性近似为0，说明人民币准货币对于其价格变动不敏感，这可能是因为央行广义货币投放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态势，从2001年13750万亿元增长到2015年13334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近10倍，存在一定的货币超发现象，导致广义货币需求持续增长。
本文还估计了三种货币资产的交叉价格弹性。从弹性均值来看：e12=0041，e21=0055，说明m1和m2是互替关系，m1价格上升会导致m2的需求量上升，反之对于m2也是一样；从绝对值来看，|e12|
2Morishima替代弹性分析
本文对于三种货币需求的MES进行了估计。如果货币资产mi和mj的MESij>0，则mi和mj是Morishima互替关系，说明mj与mi的相对价格上升，导致mi与mj的相对需求上升；如果MESij
从MES均值上看，MES12和MES21的值最高，分别为0077和0117；MES13和MES31的值略低，分别为0033和0078；而MES23和MES32值最小，分别为-0007和-0031。MES的均值说明m1与m2，m1与m3都是Morishima替代关系，且m1与m2的替代程度最高；而不同的货币价格变动导致m2与m3产生不同的替代关系：p3变动导致m2与m3是Morishima互补关系，而p2变动导致m2与m3是Morishima替代关系。下面将对人民币货币、准货币及美元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及替代趋势进行逐一分析。
（1）m1与m2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及替代趋势分析
从图1可以看到，MES12和MES21的值均为正，说明m1与m2是Morishima互替关系。从2000―2010年12月间MES12MES21，说明2010年12月后，美元价格（美元利率，人民币汇率）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影响起主要作用，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提升，人民币货币替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市场上冲击（美元利率、汇率等因素的变动）的影响，并将冲击传输给国内货币需求。当国内货币市场存在持续的不稳定的货币需求时，容易增加货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图1 人民币货币和美元的MES趋势图
此外，从图1中m1与m2的MES趋势可以看出，2001―2015年间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第一，2001―2015年间MES12先减小后增大，从2000年1月的0090下降到2005年11月的0033，再上升到2015年6月的0110，说明由美元价格变动导致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MES12上升迅速，意味着由于2013年下半年的美元加息预期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原因，人民币被美元替代趋势上升迅速。第二，2001―2015年间MES21也是先减小后增大，说明人民币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先下降后上升，并且同样从2013年6月起人民币被美元替代趋势上升迅速。第三，MES12变化的拐点出现在2005年11月，说明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可能对于美元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变化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冲击，导致同样条件下（美元价格变动等因素）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的程度越高；而MES21变化拐点出现在2013年6月，说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于人民币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变化的影响不明显。
（2）m1与m3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及替代趋势分析
从图2可以看到，2011年6月前MES31和MES13的值为正，说明m1和m3是Morishima互替关系。而2011年6月之后，MES13的值由正变负且保持在0附近，而MES31的值仍然为正，说明2011年6月开始，货币价格变动导致m1和m3是Morishima互替关系，而准货币价格变动导致m1和m3的Morishima替代弹性为0，即当p3下降，导致m1和m3的需求同比例上升，所以m1和m3相对需求没有变化。从2001―2015年，MES13
图2 人民币货币和准货币的MES趋势图
（3）m2与m3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及替代趋势分析
从图3可以看到，2008年2月之前MES32的值为正而MES23的值为负，说明美元价格变动导致m2和m3是Morishima互替关系，而人民币准货币价格变动导致m2和m3转为Morishima互补关系：当美元名义利率上升时，则p2下降，导致m2需求上升，m3需求下降；当人民币准货币收益率上升，则p3下降，导致m2和m3需求同时上升，且m2需求的上升程度高于m3，准货币利率上升不足以降低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的程度。图3中2008年2月之后，MES23和MES32值均为正，说明m2和m3是Morishima互替关系。此外，2001―2015年间MES23
图3 人民币准货币和美元的MES趋势图
从图3中人民币货币和美元的MES趋势还可以看出：第一，从2000―2014年，MES23存在逐渐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1月的-0050上升到2015年6月的0002，说明由人民币准货币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由Morishima互补变为Morishima互替，并且替代程度逐年上升。第二，从2000―2015年，MES32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由于美元价格变动导致的人民币和美元的替代趋势先下降后上升，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MES32有一个明显大幅度的上升，意味着由于美元加息和人民币汇率贬值等原因，引发了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程度大幅上升的现象。第三，MES32变化的拐点出现在2005年11月，说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可能对于美元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变化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而汇率政策变化对于人民币价格变动导致的货币替代趋势变化影响则不明显。
四、结 论
本文基于货币服务理论，通过构建货币需求函数估计了2000―2015年人民币货币、准货币和美元的Morishima替代弹性，并根据货币替代弹性的测算结果对人民币货币替代的趋势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货币替代弹性可以视为经济下行甚至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面临经济下滑压力，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弹性值上升迅速，上升的货币替代趋势会扩大经济下行的严重性与持续性，加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其次，2008年之后，境内人民币货币、准货币与美元存在Morishima互替关系，且相较于人民币价格，美元价格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变动起主要作用，人民币货币替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于国际市场冲击的影响。从2000年开始到2015年，人民币被美元替代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美元走强及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人民币被美元替代程度上升迅速。最后，2011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货币价格变动导致人民币货币和准货币存在Morishima互替关系，而准货币价格变动导致货币和准货币的Morishima替代弹性近似于0，这是因为准货币价格变动导致了货币和准货币的变化程度相同，其相对需求变动不明显所致。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保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当前美元强势，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可以借此契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着力用好汇率中间价的调节功能。由于外汇价格（外汇利率，人民币汇率等因素）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变动起主要作用，所以随着人民币汇率步入双向波动预期的“新常态”，稳定的汇率波动预期有助于减小跨境资金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从而有效抑制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造成的货币替代趋势大幅上升出现的可能性，从而降低货币替代风险。
第二，将货币替代纳入货币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当前人民币货币替代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于国际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当面临较大外部冲击时，人民币货币替代程度极有加剧可能，从而影响央行对于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降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央行应当从人民币货币替代弹性及趋势的分析中考虑政策取向，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随时考察境内外经济金融领域中结构性变化对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影响，引导货币替代朝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提高货币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为宏观经济转型与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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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值论文篇8
在当前我国CPI一直高企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0年、1984－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5年以及2007－2008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这几次通货膨胀有着不同的含义。对这几次大的通货膨胀进行总结，它们的相同点主要有：第一，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第二，历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上升；第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猛，金融环境不稳定等。它们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政策强度不同，虽然每次通货膨胀发生时，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是执行力度有较大的差异，这不仅取决与政策制定者对降低通货膨胀的决心，也与金融环境的敏感度有关，随着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业对政策的反映也越来越敏感，保证金融业的稳定成为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点；第二，成因不同，例如1987－1989年的通货膨胀与1984－1985年紧缩政策没有被彻底执行有关；第三，环境、形势有很大差异，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在人民币升值、其他大部分国家普遍通胀、次贷危机、原油和粮食价格高涨等环境下发生的，这在之前几次通胀中是没有的，这给我们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献回顾
（一）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
经典通货膨胀理论依据通货膨胀的原因将其分区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而现代通货膨胀理论又将中央银行过度的货币供给和预期因素作为通货膨胀发生上涨的重要因素。在通货膨胀的成因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货币供给方面，不同学者之间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Friedman(1968)认为，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效果。此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了一系列“政策无效”的命题，并指出积极的货币政策经常是反生产的，它会将经济推离其均衡位置，特别是当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或立场已为社会公众所知时，货币政策就难以减少产出与失业的波动而只会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李力、杨柳（2006）通过对1996至2005年我国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环境变化的分析，建立通货膨胀率的ARMAX模型，分析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通过对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后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也并不是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以上学者和机构的研究结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难解释我国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变化。
（二）通货膨胀与汇率
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说，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如果一国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又不愿让货币升值，就会因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并最终回复国际收支平衡。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2007）认为，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在自由浮动和固定汇率下，汇率都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可以人为调整。此时汇率政策主要是一种贸易政策工具，汇率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正确的政策反应，应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维持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更加重要。
汇率变化对国内价格传导效应的大小亦是一个重要问题。过去20年间，出现了大批讨论汇率传导效应的经济文献，传统文献的重点是微观经济因素，如市场力量的作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歧视等。泰勒则于2000年提出了一种新视角。他认为，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传导效应的大小，因为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通货膨胀预期。梁红，乔红（2007）运用1992年―2007年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中国的汇率传导效应进行了估算。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如果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 O％，在1年内将导致以消费价格衡量的通胀率下降1.2个百分点，而2年和3年内的通胀率累计降幅将分别为1．5和1.6个百分点。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及处理（1999－2008）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其中，数据MO、M1、M2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pbc.省略），来衡量货币供给和汇率变动；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来源于数据库wind资讯，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变动。本文对MO、M1、M2进行处理，在介绍处理思路之前，有必要对MO、M1、M2进行简短的阐述。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是：
M0=流通中现金；
M1（狭义货币）＝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广义货币）＝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本文对数据进行处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从以上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依据来看，简单的使用MO、M1、M2来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回归的准确度；第二，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是用同比增长率来衡量的，是一个相对数，而MO、M1、M2和汇率是绝对数，有必要对其进行处理。本文的处理方法是：（1）将M0、M1转化为同比增长率；（2）在第一次回归中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对M0, M1与M0的差（M1M0）, M2与M1的差(M2M1)，汇率取对数进行回归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这在之前的研究是没有体现的，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
相关度检验与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最小二乘法
模型①：
其中，cindex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增长率，M0表示MO的同比增长率，M1M0表示M1与M0差的同比增长率，M2M1表示M2与M1差的同比增长率，erate表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RMB/$），T表示回归模型为时间序列模型，为回归误差。采用1999－2008的月度数据，对上述时间序列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Cindex＝1.338616+0.051662 M0 +0.076796 M1M0 - 0.188895 M2M1
(0.186587) (0.037649)(0.037462) (0.050709)
－0.124611 log(erate) + 0.000396 T
(0.080780)(0.000115)
R2=0.608769, S.E.=0.014727, D.W.=0.288926, F=25.20775
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的出以下结论：（1）对MO进行t检验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零假设，MO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即社会上流通现金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在下文的实证回归中，本文将MO从模型中删除，不予考虑；（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汇率对通货膨胀也没有直接的影响。（3）M1M0的系数为正，这是本文的新发现。M1M0表示M1减去MO的差，即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等活期或短期存款之和，其回归系数为正，而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拒绝零假设，说明该类存款每增加1％，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会增加0.076％，因此，该类存款的增加不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相反，该类存款增加会增加通货膨胀的程度，这与通常的直觉是不同的。
通过对模型①的分析，接下来对模型①进行修正，得到模型②，与模型①不同在于：（1）模型②不包括M0,因为M0在10％，甚至1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但包括erate,因为erate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为了更加准确的检验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对汇率进行了进一步的检验；（2）模型②，将M1的同比增长率放进回归模型，同时将M1M0从模型中移除，重点考察M1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以来多重共线的程度会大大的降低。
至此，本文对不同层次的货币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讨，结合现实的政策建议，例如储蓄保值计划（GID）等，本文将在第五部分政策建议中予以讨论。学者王少平（1996）运用granger检验，验证了M1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使用的数据过少，本文在数据采集方面更为充分，准确度方面有较大提高。另外，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准货币（M2与M1的差）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这是本文的又一创新。
（三）实证小结
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实证检验与分析，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M0和汇率的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相关性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与通货膨胀负相关。
（2）准货币（M2与M1的差）的同比增长率与通货膨胀显著负相关，经因果检验后，准货币增长率下降是通货膨胀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3）M1同比增长率上升是通货膨胀上升的原因，通货膨胀上升进而导致准货币同比增长率的下降，此时M2的减少转换为M1的增加，进而又刺激通货膨胀的上升，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四、政策分析
本文重点探讨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有关货币政策及汇率政策方面的政策。结合上述第四部分的实证研究，具体论证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给出本文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些观点。
（一）GID计划
结合本文研究，通货膨胀的上升将导致准货币增长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就是通货膨胀的上升会使准货币同比减少，即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存款等定期类存款减少。适当的实行储蓄保值（GID）计划，不仅有利与抑制通货膨胀上升对准货币的影响，而且能够通过阻止准货币的下降，进而防止M1的同比增长，从而对抑制了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至于GID计划是否昂贵的问题，本文认为GID计划并非针对所有的存款，其所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会很高，是可行的。
（二）紧缩政策
以上讨论的GID计划是以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最为直接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是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研究结论，M1同比增长率的上升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因此如何通过通货紧缩的方式来治理通货膨胀应成为政策考虑的重点。在引言部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货币政策更加关注如何反对通货膨胀，这将是治理通货通货膨胀最重要的工具；财政部于5月26日起发行280亿记账式国债这一点同样显示出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我国的政策取向。
（三）汇率政策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汇率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治理通胀方面，汇率政策不应成为考虑的重点，这与余永定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汇率政策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政府不应靠汇率升值来抑制由经济过热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参考文献：
货币升值论文篇9
一、货币反替代的理论研究
所谓货币反替代是指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在本币坚挺且存在升值趋势下，普遍看好本币的币值或在本币货币资产收益率明显高于外国货币资产收益率时，改变原来对外币的偏好，从而抛售外币资产，持有本币资产，使外币过分集中于中央银行的行为和现象。
过去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围绕货币替代展开研究。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是指在开放经济及货币可兑换条件下，一国居民在对本国法偿货币的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相对别国货币资产的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转而大规模地兑换别国货币，从而使得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上全面或部分地替代本币的现象。与货币替代相对的是货币反替代。Chetty在《美国经济评论》的“On measuring the nearness of near moneys”论文开创了货币替代的研究，指出在货币自由兑换条件下，当出现汇率贬值预期，为了降低机会成本，公众会增持外币。[1]Chen对Chetty描述的现象进行了定义，将货币替代描述为大众因预防及投机动机对本币与外币的选择。[2]Miles开始对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的探索，认为人们会根据机会成本灵活调整持币比例，提出了货币服务的生产函数理论。[3]King在Miles理论基础上加入了资产组合因素，被称为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4]Bordo和Choudhri将Miles所提出的货币具体化为便利效用，提出的货币边际需求学说强调了货币需求的交易动机。[5]Macedo将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和边际需求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不随时间改变的资产组合原则”，认为持本外币余额的最佳比例，取决于既定风险偏好程度和货币财富总量约束下消费者效用函数最大化。[6]Thomas进一步考虑到资产价格随机波动，运用随机变量的求解方法，得到了最优本币与外币的比例。[7]Poloz融入了Bamoul“库存现金理论模型”，指出面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风险时，调整资产预防性的货币需求。[8]随着货币替代形成机制理论的完善，货币替代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讨论逐渐展开，其中以Miles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Gartner对本币汇率效应的分析以及Chang对财政税收效应的分析最具代表性。
国内学者对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以姜波克(1999)为最全面、系统，其著有《货币替代研究》一书，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外货币替论，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能够解释我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理论模型。其他国内部分学者通过运用国外的货币替论模型对我国的货币替代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9]杨军(2002)根据迈尔斯的模型测算了1992-2000年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替代弹性，得出结论：中国货币替代现象确实存在，人民币与外币(美元)的长期替代弹性较低，短期弹性不显著。[10]岳意定(2004)采用货币需求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在维持较高的人民币实际收益水平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通过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可以降低货币替代的程度。[11]其他还有大量文献散见于各类期刊，主要是对货币替代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其防范措施进行了分析。
作为货币替代的相对面，关于货币替代的理论仍然适用于货币反替代。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汇率水平逐步提高，人民币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日益增多，我国货币反替代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但并无相关文献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本文将在这方面展开探讨。
二、我国出现货币反替代现象的成因分析
造成我国出现货币反替代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人民币需求增加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现象，包含了经济增长、经济体制、货币内在价值、货币需求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因此，在研究我国货币反替代形成的因素上应该从其本质入手，深入理解它的形成机制。
1.制度因素。制度因素是指外币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被接受的程度以及两个市场之间的自由连通程度。一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调整与变化对本国货币供求的影响是相当大巨大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与世界经济逐步融洽。随着我国汇率体系改革深入和国内各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连通性逐步增加。
2.国民收入水平。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一，它直接表示该国居民所拥有的财富水平及全社会的投资与消费总量。国民收入水平越高，从而对货币的需求越多，不同币种的相对收益和相对机会成本调整的必要性也越高，该国货币的币值会更坚挺，在国内外被接受的程度也越高，发生货币反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日渐提高，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3.国际收支状况及货币汇率稳定程度。国际收支状况是反映一国居民与非居民间经济交易的系统化货币记录。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可以保持一国币值的坚挺。同样，从减少交易风险的角度来看，人们也往往愿意持有那些汇率稳定的货币。原因在于，贬值货币的购买力下降，用同样数量的货币已不能购买贬值前本可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或劳务，这对持有者而言是一种购买力损失，当然愿意持有币值坚挺的另一种替代货币。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规模“双顺差”，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4.国内外的短期利率水平及其差异。利率是连接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主要中介变量之一，是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在西方货币理论中，利率水平被作为货币需求函数的决定因素之一，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指标。在不考虑汇率这一变量及通货膨胀因素的条件下，若本币的短期利率高于外币的短期利率，只可能产生货币反替代。我国仅2007年就6次调高利率，且我国加息期望仍在，而美联储在2008年已经三次降息。
5.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一国若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会影响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造成人们对本币信用的危机，从而引起币值稳定的外币对本币的替代。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是通货紧缩，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本币币值相对外币而言坚挺，可能引发本币对外币的反替代。虽然2007年以来，我国CPI指数有明显上升趋势，但并未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人民币购买力仍然稳健。
6.本币可兑换程度与外汇冲销机制的发挥。本币的完全或有条件可兑换是产生大量货币反替代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实现了这一条件，本外币之间的转换才能得以顺利实现。同时，当央行被迫投放大量本币收购市场上多余的外币头寸时，能否进行冲销，也是货币或货币反替代现象大量产生的基础。
7.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美元贬值的一个负效果就是带动了亚洲货币的升值，带动热钱涌入。人民币资产升值，美元大幅贬值导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其次，欧美各国为了转嫁国内经济矛盾，不断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加政治压力。人民币实际收益率及其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其他货币实际收益率。
8.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国家注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境外上市等方式补充了外汇资本金，同时出于将汇率风险考虑，通常倾向于将外汇资本金结汇为人民币，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空头。此外，2007年以来商业银行柜台远期净结汇增长迅速，特别是1年以上的超远期结汇增长突出。
三、货币反替代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
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对我国经济生活带来较大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国际收支的状况、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我国财富结构和水平的变化、流动性过剩及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较大风险，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影响。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游资流入的愿望仍十分强烈。国际游资进入中国推动了外汇储备增加和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强化人民币升值，由此又吸引更多的游资进入。这样，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由于目前人民币升值速度较慢，必定存在较长的升值周期，因此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几乎不存在任何汇率风险，这无疑对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起到了助长的作用，同时也成为诱发“汇率战”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不利于形成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入我国的外资中，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增加较快，给我国带来一定的清偿风险。由于我国短期外债占比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若这些短期投机资本由于突发事件集中撤离我国，必然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影响。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程度越大，人们对本币升值的预期越高，就会使得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同时，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人们就会越来越多地抛售外币，持有本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增加了央行调控汇率的难度，特别是应对国际投机资本对本币冲击的难度加大。
3.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首先，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自主性受到很大的削弱。由于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出现，国内货币供给就不只局限于我国货币当局的发行行为，而货币需求的变动也包括了对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的需求变化，货币量的衡量发生了困难。货币的反替代作用，使得国内信贷总量和货币总量超出央行的控制范围，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外币会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并通过境内金融系统转化为人民币存款或贷款，这会削弱货币当局对货币总量的调控能力。随着央行票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为了销售这些票据所支付的利息，通常要高于其以外汇储备形式持有美元或欧元金边债务所得到的利息，而且为了吸引金融机构用央行票据置换其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必须在收益率和流动性两个方面为金融机构提供比超额准备金存款更为优惠的条件。这些使得冲销成本十分高昂，因而不具备可持续性。其次，人民币利率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利率市场化改革受阻。由于人民币的反替代效应，造成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在外币(多数是美元)的贷款利率明显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或向境外借入外汇贷款，然后再结汇成人民币使用，外汇贷款到期后再通过银行利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归还。若此时人民币升值，则借款者可得到无风险利润，又可得到美元低利率的好处。再次，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削弱。在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趋势、人民币存款利率高于外币存款利率的情况下，会导致大量外国资本涌入进行套汇套利活动。在国内经济局部过热、全球处于加息时期，人民币利率的提升是可以预期到的。但若人民币利率提高，则会加大人民币与外币间的利差，使得外资的流入更多，这又会导致我国货币供给被动增加，致使原本紧缩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期的外国货币政策，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4.货币反替代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反替代与财政政策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带来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居民对本国经济信心将会促成货币反替代的发生；另一方面，货币反替代的发生将会削弱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反替代通过货币需求和购买力的转移而对国内经济产生膨胀效应，进而产生经济泡沫。政府为了抑制经济运行中不健康的因素，可能被迫实行增加税收政策，虽然这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对经济生活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抑制效果，反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5.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效应，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这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相应的影响。首先，使经常项目的顺差继续扩大。尽管人民币升值趋势可能使贸易收支受到影响，但若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升我国的出口产品档次，出口收汇额受到影响不大，而非贸易收支可能得到改善。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人民币坚挺，投资收益率增加，因此，国内大多数外商投资者会将利润留在国内作为再投资，从而减少利润的汇出，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收益”子项目的逆差逐年减少，并转为顺差额。其次，导致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大量顺差。由于境内货币反替代程度加深，国际资本流入增多。正是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作用，造成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压力，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格局，外汇储备巨幅的增加。同时，由于这些外汇储备又以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和证券投资等形式，将借来的过剩资本倒流回发达国家，一部分可能被发达国家用来对我国的投资，其实质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借入的资金来支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怪圈。对我国而言，这是一种不经济的做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6.对我国财富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在货币反替代出现前，居民所拥有的财富一般包括：本币现金、本币存款、本币有价证券，以及少量的外币现金、外币存款和外币有价证券等。而当人民币对外币的反替代现象出现后，市场预期人民币会升值，外币会相应贬值，人们为了实现财富保值增值、规避风险，会通过各种渠道减持外币或外币金融资产，转而增持人民币资产，这会带来居民的外币储蓄存款下降，外汇黑市受到打击，居民个人的财富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即外汇资产比例大幅下降，人民币资产比例大幅上升。同时，在货币反替代的影响下，居民大量抛售外币会使得本币升值的压力大增，在本币汇率未发生变化前将外币抛出对个人的财富总水平没有影响，但当本币汇率升值后再进行货币反替代，则会造成个人财富的损失。这样，财富水平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四、我国应对货币反替代现象的对策建议
1.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与现行的结售汇制，适当放宽资本项目管制。目前我国资本外流的渠道很不通畅，致使我国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扩大，放宽资本项目管制势在必行。在新的政策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要以支持可兑换汇率的稳定为目标，因此，在近年内仍应坚持银行结售汇制度，但可做些改良。在基本保证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价格控制能力和储备稳定增加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企业和居民对外汇持有的范围和规模，降低货币当局的管理成本。同时，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性，在中央银行控制价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交易商和交易方式，培育坐市商制度和远期外汇以及外汇衍生品交易，使人民币汇率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小幅度上下浮动。进一步放松资本流出的限制，特别是对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日，简化外汇出境的审批程序，方便企业的经营运作。此外，国家应建立储备资产制度，谨慎地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分阶段、有选择地逐步实行资本项目的开放，而不能突然开放，以防止可能出现严重的货币反替代。
2.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督，尤其关注短期资本的异常流动。规模资本内流损害的不仅是汇率稳定性，还包括出口和私人真实投资等实质部门。更有甚者，在游资冲击下，经济稳定可靠的国家反而可能容易发生危机，因为资本自由流动很可能引起东道国资产市场的泡沫，其财富效应导致消费膨胀，从而加大经常项目赤字，提高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不加选择的、过度的吸收外资也会引起危机的产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就提醒我们要注意对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的规模和投向进行必要的管理，鼓励国际直接投资，对需重点发展的产业和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优化外资结构；对证券投资加以限制，但可以考虑引进某些可控制、可预测的资本市场工具。应当鼓励中长期资本流动，限制短期资本流动。
3.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按照IMF外汇储备管理指南，外汇储备达到充足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目标之后，应着重考虑收益性。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明显不足，今后要在保证外汇储备整体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兼顾外汇储备的收益性，增加对高收益资产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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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值论文篇10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货币升值论文篇11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一次性上调2.1%以来，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的通道中。2007年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4%,2008年1月2日至2008年4月24 日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幅达4.3%。至2008年4月24 日，相对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8.11元每美元,人民币对美元累积升值了13.8％，为6.9890元每美元。
依据“一价定理”（law of one price），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去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这是由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同质性和流动性所决定的。然而,在人民币一路升值且有加快趋势的状况下,人民币的对内却在不断贬值。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了近5％，2008年一季度CPI总体涨幅约为8.0%。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 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这种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且两者的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新货币现象”。
二、“新货币现象”的成因
目前人民币对外升值加速的预期依然炙热、对内通胀的压力同样丝毫未减，我国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特征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不符,然而,经过分析发现，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却相互关联。造成人民币“内贬外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外汇占款大幅攀升
在中国经济强势增长的背景下，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度攀升。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料，1999年我国外汇储备为1546.75亿元，而截至2008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增加到16821.77亿美元。
一方面，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分析, 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经济原因，同时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提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也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大, 促使了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巨额的外汇储备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占款。外汇占款是指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比较近年来我国M0、M1、M2的增速和GDP的增速，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货币供应口径下，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比，货币供应量都显得偏高。当过量的货币追逐物品时，物价会上涨。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过大。
2.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的悬殊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形成了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冷战后，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崩溃，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当全球经济体系趋于融合时，市场的力量必然会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扭曲情况进行校正，其基本方向就是通过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发展中国家外部创造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
人民币的“内贬”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因此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在提升，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3.中国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倡导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这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没有做出很好的调整。目前, 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高投资”和“高出口”,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终消费在我国始终处在较弱的地位, 而由此引起的“高储蓄”, 又促使了“高投资”和“高出口”。大量出口产生的顺差使得人民币一直处在对外升值状态, 但由于我国汇率制度改革起步不久，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实际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汇率的调节灵活性较小，这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无法通过调整汇价释放，而升值预期产生的国际游资的大量进入，对内的通胀压力就同步积累，压抑的对外升值加剧了对内贬值。
三、对人民币“新货币现象”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已经成为近几年我国货币领域的一种新现象。这一新货币现象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 同时也给我国的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新的货币现象主要是由经济的外向性质以及派生的顺差导致外汇流入形成的，政策的着重点应该在对外经济方面。一方面，在目前有管理的汇率机制下，加快推进汇率制度改革，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期间，短期内适度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另一方面，应努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可以考虑逐步在周边地区实现有条件的流通，将对人民币的投机冲击和升值预期逐步地分摊到周边地区，用疏而不是堵的方式化解流动性过剩危机。
2.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促进国内经济均衡发展
如上文所述,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必然促使对外经济发展的失衡。经济发展规律表明: 一国过分地强调以出口为导向, 必然加大该国对外的依存度, 长此下去,必然会不断削弱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剧本国产业结构的“洋化”, 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内需潜力很大的大国来说既是不相匹配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我国应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减少对外出口的依赖, 提高国内国民的消费率, 优化本国产业产品结构，促使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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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值论文篇12
二战结束以后，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以固定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两次美元危机，美元贬值，进而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分崩离析，同时也宣告由其一手创立的固定汇率制度被瓦解，转而由浮动汇率制所代替。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各个国家都开始制定、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性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变动将直接导致本国的物价、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随之而变动。自2003年开始，人民币一直面对着主要来自美元升值的压力，这促使了2005年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但是事与愿违，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所面对的升值压力却有增无减，也没有从实际根本上改善中外贸易顺差的情况，这一情况在2007年以后表现的格外明显，人民币的大幅升值直接伴随着贸易顺差的大幅升高以及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这一反常现象违背了国际经济理论，所以，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研究好讨论的热点，也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辩证关系之间的研究还较少，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指数等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为因果关系，也为制约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研究，为我国汇率改革制度提供一些新的方向与参考。
一、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关系现状
人民币汇率制度关系到国内民生及社会和谐，并不能够随意变更，它的改革需要建立长期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实践的基础之上，所以在短期内，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还将存在下述现状。在短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仍然会对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的逆向冲击；在一段较长期限内，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存在着正向协整均衡关系。
（1）在短时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传递效应具有不完整性，所以它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抑制效果有限；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升值只可以缓解部分外来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能真正解决内部本身造成的通货膨胀。
（2）在长时间范围内，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存在着正向协整均衡关系，这就表明人民币升值会促使通货膨胀率的升高，这也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国内的物价指数随着人民币升值而高居不下。一方面，人民币的单一方向升值加速了套利资金的流动，再加上累积长久的巨额贸易顺差，直接提升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样就导致国内物价水平的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频繁，慢慢由低波动向高波动转变。人民币的大幅度展示了显著增强的持续性，进而体现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趋势及升值预期的作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的辩证关系
笔者将基于汇率与通货膨胀理论，结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辩证关系。
1．汇率及通货膨胀理论
（1）购买力平价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主要内容为“两国货币各自在国内的购买力决定了两国之间的汇率水平；在此基础上，考察期汇率等于基期汇率与两国价格指数之币的乘积，数学表达式为：E=E0×(1+i)/(1+i′)，其中i和i′分别是本国与他国的通货膨胀率”。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建立在“一价定律”和完全自由化贸易的条件之下，尽管建立了通货膨胀与汇率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因为它忽略了影响短期内汇率变动的因素，所以这个理论只能定性的说明汇率与通话膨胀之间的联系，并不能定量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
（2）费雪交易方程式
费雪交易方程式为：MV=PT，其中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一定时期的世纪交易量。另外，费雪交易方程式还存在关系式：dP/P+ dT/T =dM/M+dV/V。因为V主要与人们的支付习惯和支付制度有关，所以可以假设V不变，那么假如V的增长速度小于M的增长速度（dT/T
（3）国际收支学说理论
国际收支学说理论认为：汇率是外汇市场上的价格，它主要是通过本身的波动进而影响外汇市场供求的平衡，从而使得国际收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而国际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关系式为：BP=(Y，Y*，P，P*，i，i*，e，Eef)=0。国际收支学说理论可以直观的表征价格水平与汇率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前提是汇率完全自由浮动，所以并不太适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
2．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
汇率变动可以通过间接渠道、直接渠道以及货币渠道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渠道传递的效果决定了汇率升值能否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首先是间接渠道，汇率变动将直接影响净出口总额，进而影响总需求量造成价格的变动压力；其次是直接渠道，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影响进口原材料制成品以及中间品的价格来影响国内的价格，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以国内货币衡量的进口商品价格，进而导致国内物价水平降低；最后是货币渠道，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资本项目顺差来改变货币供应速度的增长，从而影响通货膨胀率。
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的辩证关系
人民币汇率变动包括人民币贬值和升值两个方面，一般来说两者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是相互对立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进口产品生产成本的改变来看
进口产品的价格随着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而变动，人民币升值时随着下降。假如进口产品是中间产品，那么人民币升值会最先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然后降低国内依靠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降低生产者价格，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假如进口产品为消费品，则可以明显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
（2）从进出易来看
人民币升值会降低采用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采用外币表示的出口商品的价格，这样的效果就是进口商品替代了部分国内商品，国内总需求降低，从而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此外，国内进口增加、出口下降会较少贸易顺差，也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三、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善通货膨胀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结合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的辩证关系，笔者提出了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善通货膨胀的几点建议：
（1）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在汇率水平的形成上没有效率，汇率水平不能真实的反映市场供求，这样就削弱了汇率水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而造成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政治及经济问题，所以要根据汇率水平进行汇率制度改革。
（2）当前，国内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此时选择退出对美元汇率的“钉住”制度是相对较合理的时机，对外，国内具有较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内，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属于政治、经济双赢的策略。
（3）尽管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抑制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也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一次性较大幅度的人民币升值，要采取渐进的升值模式，保证企业和金融机构具备相当的承受能力，给予它们一个适当的缓冲期。
四、结论
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是关系国内民生的大计，需要在充分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及实证分析以后才能做出合适的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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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升值论文篇13
在进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接到和金融相关的题材，其中有一个种类就是与人民币有关。人民币贬值也就是货币贬值。货币贬值与货币升值是相对称的，是指一个单位的货币的价值下降，也就是单位的货币价格下降。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货币贬值，主要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个是国内，一个是国际。从我们本国的角度来看，在纸币制度之下，是流通的纸币量超出了所需要的货币总量，这时候纸币的价值会降低。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货币价值表示为与外国货币的兑换能力，这时的货币贬值就是指一个单位的本国货币能兑换国外货币的价值降低。我们经常用汇率的变动来描述货币是贬值还是升值。在开始论文写作之前就需要对这些定义类的问题了解的清楚透彻，只有了解清楚才能对现状做出更好的分析。
以人民币贬值为例，首先就要分析人民币贬值的优缺点，以及与它相对应的人民币升值的优缺点。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一单位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而贬值则恰恰相反。人民币升值的优点是进口行业得到发展，有利于偿还外债，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缺点就是出口贸易受到影响，同时外资的引用量减少。人民币贬值的优点是对出口贸易起促进作用，保护出口就业，改善出口企业的利润状况。而他的缺点就是造成劳动力价格下降，进口行业受到限制。
在论文写作中，点明了人民币贬值的优缺点之后，就应该对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进行分析。原因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为大方向进行分析，然后再在这两个大方面中寻找一些比较突出的原因进行总结和对比。
以上关于金融专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货币贬值由整理所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