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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
2.1庐山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2.1.1法律不健全。虽然200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说明了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法律高度。另外关于江西省下达的关于文物保护的文件，没有制定详细的符合当地现状和地方特点的措施，《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内也没有具体指出文化遗产的损坏惩罚及处理办法。
2.1.2管理体制混乱。从古至今，庐山在直属管辖范围方面一直比较混乱，近代以来，前前后后调整多达20次。“一山多治”的尴尬局面，把庐山从一个整体变得支离破碎，导致资源浪费，并且损害了人们对庐山的地理认知。
2.1.3人口压力问题。山上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和游客，给庐山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且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薄弱，使得资源上的损耗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都不容小视。庐山周边区域的城市化发展也在逐年提高，山上和周边人口数量带来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人们生活用地比如农田菜地的开垦，工业上工厂的建立及污染物的排放都不同程度地给庐山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
2.1.4旅游业的影响。旅游虽然在很多方面能为城市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但是旅游业对于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游客对于文物的直接破坏表现在：攀爬拍照、乱写乱涂鸦乱刻字、乱扔垃圾、折损植物等等方面；间接破坏表现在：汽车尾气污染、白色污染、水污染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等。
2.1.5自然因素影响。如2005年9月受台风影响，庐山出现百年难得一遇的大暴雨，使得多处景点遭到洪水、泥石流的破坏。对于自然界来说一些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风化现象、微生物的生长、温度的变化、风雨、湿度等等，但对于文化遗产而言可能是慢性毒药。
2.2庐山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针对上面谈到的关于遗产保护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对策：
2.2.1普查文化遗产。关于庐山世界文化遗产普查，是由主管部门组织对庐山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一次全面的大调查运动。这样不仅能系统地认知，更可能深入发掘一些未知的文化遗产，甚至还能更加详细地获悉每个资源每件遗产的说明，统筹规划，查漏补缺。庐山遗产种类繁多，这样能使我们对它有一个通透的了解。
2.2.2完善法律法规。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意大利，一直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早就颁布了许多法令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学习。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立法体系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两方面问题。首先国家层面上，我国对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相对落后，至今连一套完整的“国家文化遗产登录法”都没有定制。其次在地方层面上，可效仿四川省颁布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针对庐山区，江西省也可颁布类似“江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对庐山风景区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保护。
2.2.3平衡各主体利益。文化遗产保护中利益相关群体很多，从政府各部门到当地居民、企业、个体经营户、游客等等，都是风景名胜区的利益关系者。各利益主体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他们有的注重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有的是关注旅游业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有的是关注自然风光，如何权衡各关系之间与文化遗产的利益关系，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2.2.4优化管理体制。庐山的管理是“一山多治”的混乱局面，必须统筹规划。从上级到下级系统的管理，从大局出发，摒弃私念，加大政府部门的管理力度，多方配合，一起共同创建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和庐山风景区现状的合理的管理制度及体系，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2.2.5研究保护技术。不光是从立法和管理体制上说，我们还应加强技术层面上的保护措施。技术保护的话我们主要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利用教育资源优势，多方位培养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科技学科专业人才；其次要运用传统保护技术的同时开发新型现代的保护技术，比如在遗产保存方面互联网、3D立体模型、数字图像技术等等。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2
一、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有关论述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有关规定，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需要在空间上进行一个圈层结构的划分，一般划分为三个区，即遗产核心区、遗产保护区、遗产缓冲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遗产建筑、遗址或地区的环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扩展的，也是遗产本身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去或现在的社会和精神活动、习俗、传统知识、用途或活动，以及其他无形的文化遗产形式，它们创造并形成了环境空间以及当下的、动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经济背景。也有学者将遗产地周边环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指向，主要是指遗产地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二是内容指向，主要是体现并保持遗产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要素资源，如土地、水、植被、矿产以及当地的民风民俗等。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性区别。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在UNESCO相关的建议和《世界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早已有共识：周边环境是体现其真实性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来加以保护。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会发表的《西安宣言》发展了这一认识，从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转向对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共同保护，反映出对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重视。它承认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重要性和独特性的贡献，呼吁要理解、记录、展陈不同条件下的周边环境，通过规划手段和实践来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监控和管理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改变，要与当地和国际社会进行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增强保护和管理周边环境的意识。
二、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中国实践
国外关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了制度性的发展。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西方国家也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英国将文化遗产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相关理念理解的不断深入，对遗产地周边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其中涉及本体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处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为了加强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的环境整治，国家计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准建设秦始皇陵遗址公园。2005年陕西省公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明确指出：秦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是指对秦始皇陵保护对象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实现彻底“保护陵区、另辟新区、移民建镇”的整治工程，体现了对保护秦始皇陵整体风貌和历史格局的充分认识。
再以丝绸之路申遗为例，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陕西丝绸之路7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汉长安城未央官遗址、张骞墓、唐长安城大明官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其中彬县大佛寺石窟创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地处古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上，是目前陕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丝绸之路申遗中，彬县大佛寺周边环境的整治规划设计秉承“大佛寺环境要好，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进行整治规划。城固县张骞博物馆及张骞墓遗址的保护项目不仅使张骞墓园本体得到了有效保护，还使张骞墓园周边群众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总体来看，我国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保护和展现历史遗址和历史文物。第二，在保护好本体的前提之下，让周边的环境体现出与历史文化资源相协调的整体风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区。第三、在各历史文化资源所在的具体地段内，通过环境整治，形成系统地展示历史文化风貌的整体历史文化环境。
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着遗产保护负担巨大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遗产地周边各种本体资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资源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的问题与事件。究其原因，还是对世界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外部经济的制约、产权设置重叠、缺乏有效的环境质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国家住建部及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借鉴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来加强世界遗产的保护。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在对这类具有特殊价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时，要充分认识到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的意义
世界遗产周边环境是遗产价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遗产存在的基础、背景和条件。为此，各遗产缔约国在承担起保护、保存、有效展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后代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起有效保护遗产地周边环境的重任，使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真实完整地传给后代。因此，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遗产价值的标尺，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遗产地周边环境的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展示问题也同样需要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法律依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有明确规定：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遗产非常重要的原则。完整性，意味着未经触动的原始条件，最初主要用于评价自然遗产。而文化遗产同样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围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问题，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有景观，也是经过很长时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综合体。遗产周边的区域文化体现、延续和发展了遗产本身的传统历史文化，遗产地周边的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都能从一定意义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读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对于任何一个遗产地的保护，都应当有意识地将真实性原则与完整性原则相结合，使遗产不仅要部分真实，而且要全部真实;不仅要总体真实，而且要细节真实;不仅要遗产本身真实，而且要遗产周边环境和氛围真实。
(二)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可持续发展，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所提出了一个定义：“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孙后代为满足他们的要求而进行发展的能力”。在当代，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必须强调“代际均等性”，即后代有权利享受与当代同样的真实完整的遗产。因此，当代就有责任完好的把遗产保存下去。这是“保障民族历史连续性和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的前提之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就是其周边环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遗产资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个环境当中，它必须与其所处的周边环境相关联、互动，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才能协调发展。遗产地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到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诉求。因此，世界遗产周边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这些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对世界遗产不分范围的进行任意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损坏，可能会换得一地、一时的经济利益，但必定会把遗产的生态效益、综合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利益牺牲掉。这种经济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短视行为。只有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研究，才是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我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吸引力，成为当地优秀旅游资源。自从1987年中国首批“世界遗产”问世以来，“遗产旅游”成为我国旅游新的热点，世界遗产地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世界文化遗产因其自身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内涵，体现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们所呈现出的城市环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的烙印。
以“丝绸之路”为例，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全长5000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中的一部分。它从西安出发，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为止，项目共涉及33个遗产点。其中，我国22个遗产点，分布在河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遗韵为宣传重点，甘肃段以石窟画廊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边塞重镇为宣传基点。丝绸之路蕴含着享誉世界的资源品位和厚重久远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继性的主题积累与线性资源区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旅游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在正确认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和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以旅游开发为手段，不仅能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3
南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我国又一项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线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通过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从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库容从而实现向华北地区调水。根据工程设计，中线工程建成后，水库水位上涨，将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造成影响，其中位于武当山下的遇真宫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必须对其实施抢救性保护。
二、武当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宫的遗产价值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武当山古建筑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渐形成现有规模，包括9宫、9观、36庵堂、72岩庙。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建筑规模大、等级高，构造严谨，装饰精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当山的古建筑对宗教、民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筑类型多样，用材广泛，各项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陈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武当山以道教为中心的宗教体系，对区域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武当山建筑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别下谕要求对山体不要有分毫修动，这也是武当道教建筑群的又一个特点。
武当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国近千年最高的艺术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的（i）、（ii）、（vi）条评估标准，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遇真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武当山山麓，海拔高度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水磨河从宫前向东绕行。明初著名道士、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在此结庵修行，名日“会仙馆”。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为纪念张三丰，以“遇真”为名敕建道观，历时5年建成，主体建筑由周长857米的宫墙环绕的中宫、西宫和东宫三部分构成。现存东、西宫遗址和中宫宫门、宫墙、龙虎殿、配殿等建筑30间，建筑面积1 459平方米，总占地面积56780平方米。
根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文物价值的论述，遇真宫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四个方面：遇真宫是武当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宝贵实物遗存，是明代道教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遇真宫建筑院落宽敞，优雅静穆，早在明代就被誉为“香霭亲霞楼，仙乐空中流”的“灵境”；遇真宫选址严格按照古代堪舆理论选址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朴实的规划理论，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实物；遇真宫是道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在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论证
遇真宫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因工程建设的影响涉及到的保护级别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第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工程建设的影响，实施重大保护措施的一次实践，对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慎重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多方面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以确保遇真宫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实的保护。
（一）保护原则和策略
遇真宫是南水北中线工程涉及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为尽可能地保持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国际、国内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等机构编制了《遇真宫保护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遇真宫保护工程的原则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改变文物原状，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保护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并以此为标准，通过对遇真宫文物价值的分析，明确了遇真宫保护工程的策略：一是对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续的保存，通过各类工程技术手段，保证文物本体不会受到可预见影响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以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考证为依据对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认定，尽量保存现有建筑及遗存构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复原方案，并在设计中考虑新旧构筑物的可识别性；三是尽可能保持现状文物本体及环境的整体性，对遇真宫周边山形水势等地理环境应尽量保持，尽可能避免施工对文物建筑本体、考古遗址以及潜在文物要素的损害；四是保护方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工程费用、相关技术及施工组织难度以及后期运营、日常维护管理的相关费用和难度等各个方面。
（二）遇真宫保护方案的编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立项后，为科学做好遇真宫保护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组织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对遇真宫的保护初步提出了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随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根据前期确定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组织并委托具有相关工程资质和实践经验的单位制定了围堰、抬升、搬迁三个保护方案。
为了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对遇真宫保护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记录遇真宫的历史原貌，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意见》（文物保函[2005]1187号），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先后对遇真宫西宫、东宫、中宫及山门前的附属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大面积考古调查、清理和发掘，总面积达1.95万平方米，系统掌握了遇真宫内外的建筑布局和详细的基础数据，进一步明确了遇真宫的保护内容、范围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时期遇真宫的建筑规模及兴废过程，为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提供了考古依据。在此基础上，组织方案编制单位先后对围堰、垫高、搬迁三个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设计文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制定的围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种，其中围堰方案通过在遇真宫前方200米处，建立自西南向东北的隔水围堰以确保文物安全，围堰由防护堤、排水闸、泵站、截洪沟、排水沟组成，防护堤设计堤型为粘土心墙，砂卵石层采用塑性砼防渗墙进行垂直防渗，透水性较大的岩层采用灌浆处理。在高程171米附近开挖截洪沟，拦截汛后来水，以减小泵站装机容量。在防护堤后顺堤轴线方向开挖排水沟，汇集区内来水，通过闸、站排出区外。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编制的顶升方案，通过将遇真宫由原址向上顶升约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保护方法有两种：原地顶升和原地垫高、复建。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的搬迁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则，将遇真宫搬迁至其西侧2.6公里处。工程内容包括施工建档、文物解体、搬迁、文物复建等。
（三）遇真官保护方案的比选确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再次就三个方案方案的比选召开论证会，专家从对文物价值的影响，对武当山整体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施工技术的难度及可行陛，投资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
工程防护（围堰）方案，不改变武当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关系，可以对遇真宫小范围环境原状保存，对文物本体破坏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宫建筑的空间位置及周边环境，但存在堤坝对武当山整体环境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堰内积水外排及环境潮湿等问题。
搬迁方案，改变了遇真宫建筑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群规划布局及风水格局中的位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颠覆性的破坏，且解体、构件运输和复建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损失。
顶升方案，只在三维空间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遇真宫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将成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宫殿区，该区域原有的景观、生态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关系不变，可以完好地保留武当山总体布局乃至风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工程内容多，组织实施复杂，一次性投资大。
与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工程防护方案在保护建筑与环境方面优点更为突出，符合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标准要求。会后，湖北省文物局将专家意见上报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关于报送南水北调工程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的请示》，鄂文物发[2006]58号）。2006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湖北省文物局上报的三种保护方案进行评审后做出批复，同意采取工程防护的思路对遇真宫进行保护（《关于武当山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06]789号），要求湖北对工程防护方案进行充分研究，确保实施方案对遇真宫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调整完善及最终确定
在采取防护的思路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对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时，很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防护（围堰）方案技术是可行，但综合考虑仍存在潜在的较大风险，如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后防护体内内涝、潮湿环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护工程如遇极端天气和事件，无法保证遇真宫万无一失，且后期维护经费无法估算等。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经充分沟通协商，为确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对遇真宫的保护做到万无一失，双方同意对按工程防护（围堰）思路编制的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风险评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分别接受委托，就遇真宫防护方案运行管理风险、超标准洪水淹没及汛期排涝风险、物理环境变化影响风险等方面对防护（围堰）方案分别开展论证评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武当山遇真宫防护方案风险评估论证会”。会上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水库蓄水后遇真宫处于周边高内部低的“盆”状地形底部，常年处于雨水和山体坡面流水汇聚的低洼地内，必须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就将产生100多万元（每年随着物价指数递增）的费用；围堰后形成潮湿的小环境，将对古建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更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围堰设防或暴雨产生的内涝将使遇真宫面临灭顶之灾，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考虑到建成后项目运行管理的难度和费用，建议该方案不宜采纳。会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汇总编制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有关方面专家和文物部门的综合论证意见，就遇真官防护工程技术及管理运行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议放弃防护，重点研究采用垫高或顶升保护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将论证会专家组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意见和武当山特区管委会提出的抬高复原保护遇真宫的请求一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经充分论证，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保护工程的意见》，同意采取原地垫高方案保护遇真宫，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资质单位制订切实可靠的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开“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施工设计专家咨询会”，广泛听取古建、考古、水利、顶升工程等方面专家关于原地垫高保护施工设计方案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原地垫高保护方案设计，制定科学、规范的施工蓝图。
原地垫高保护遇真宫的保护方案，保护内容包括基础垫高、局部顶升（山门及东西宫门明代砖石建筑）、修缮、环境工程、保护与展示设施设计等。垫高保护中的局部顶升，虽然顶升体积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从逻辑上推论其技术难度在可操作范围。相对防护（围堰）及搬迁方案而言，顶升方案虽然投资较大，但对文物价值的改变和影响较小，特别是对体现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灵魂之所在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总体规划理念、布局和风水格局没有改变，对最难以原状保护与传承的砖木结构的三个门实施顶升，体现了对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原真性保护的原则。顶升方案，技术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维护简单，不会产生过多的日常维护的经费负担和运行管理风险。
2010年10月，在对遇真宫原地垫高工程范围内地质进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以及垫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储量、质量、开采和运输条件的基础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委托开展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
2011年4月，经过专题论证，最终垫高保护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正式确定遇真宫现存地面建筑、东西官遗址、宫墙将整体拆除，待垫高工程竣工后原样复原，其中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整体顶升。7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下发《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武当山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核定遇真宫保护工程概算投资18524.11万元。
四、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的实施
为确保高质量做好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工程，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宫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责任主体单位武当山特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目标，保护遇真宫的真实性为最高标准，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启动了各项具体工作。
（一）文物资料信息全面留取
为使遇真宫的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详实数据，将垫高工程对文物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继2006年对西宫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遇真宫东宫、中宫及宫外附属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宫的整体布局和结构；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数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对遇真官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采用数字激光扫描仪对遇真官正门、中宫、东宫、西宫及宫墙等现有建筑进行精密扫描，同时采用全息相机拍摄遇真宫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绘制了2D图纸，为恢复重建提供详细的点位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数字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遇真宫考古清理后展现出来的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精密扫描测绘记录，这些工作为遇真宫及其建筑遗址的真实性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前期准备工作
1.高标准确定保护工程实施单位。2011年9月，经公开招标，确定文物解体及复原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担，山门及东西宫门顶升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垫高工程由土石方垫高和建筑施工双一级资质单位湖北新七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2.完成了文物库房及项目部建设。为保证解体文物建筑构件安全合理堆放，经过平整、碾压和排水渠道建设，开辟了一块70亩的场地，作为临时文物库房和砖石构件的分类堆放场地，并在此场地内修建了工程项目部的生活和办公用房以及两栋临时文物库房，库房总面积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体的木质构件和砖石雕刻构件。
（三）有序推进保护工程的实施
1.精密实施文物解体
文物解体工程是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2011年10月10日动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建筑学和考古学结合的方法，按建筑学方法测绘记录，确定空间尺度关系，再结合考古学方法对遗址进行分块划分，用定位坐标确定各块范围及周边关系，再测绘拍照记录，确保复原遗址的过程中在坐标系中进行分块放样并精确复原。整个过程按照复核一测绘一编号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运输一存放的工作顺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东西宫遗址、宫墙、中宫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台、地墁金砖等各类砖石木构件的解体工程，并按编号顺序运往料场，分类堆放入库。为确保各类构件安全以及复原施工时的原位恢复，工程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每个单体构件测绘编号、构件写号、挂牌编号、原件拍照的方法，详细记录了文物信息，建立数字化资料库，所有信息录入计算机便于管理查询。同时，积极筹备文物复原工程，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体的文物构件，对拆除的各类砖、石、木构件进行了排查，对现有木构件进行了挖补、粘接加固，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构件进行防白蚁处理，对残损的砖、石构件进行了粘接。同时对需要补配的材料及构件，按照质量要求进行前期准备。
2.科学推进顶升工程
顶升工程是对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的原位整体顶升，采用密布孔桩、箱梁贯穿、浇筑预应力混凝土，形成基础托盘，设置钢筋混凝土防倾柱的方式实施，顶升高度为15米。2011年12月进场前期准备，首先对选择的山门和东西宫门进行全面测绘记录，对文物本体进行加固，确保施工过程中建筑本体的绝对稳定性。
三座门均为砖石结构，其山门底层面积分别为520平方米，宫门底层面积为154平方米，三门的基础部分用大城砖铺作，基础上部均采用整体大型青条石砌筑，地面上部为青石须弥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阳雕卷草纹饰。墙体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圆、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门屋面与屋脊设计出流动性效果，看上去十分优美，具有较好的韵律，使人赏心悦目，它们是武当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顶升前，为确保文物的绝对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在建筑本体外部采用型钢加固三道，型钢与文物本体接触部位采用橡胶皮垫固定，使文物在加固过程中不遭受到破坏。建筑顶部屋面部分用尼龙网包裹，预防顶升过高，使原来环境改变，或受风力影响，防止屋面松动造成瓦面脱落等。
遇真宫山门重量近5000吨，东西宫门重量为1400余吨。整个门分别用122个液压千斤顶互换顶升，其中48个供临时互换使用，50个永久安装在门下。每个千斤顶可顶重为200吨，顶下分别用直径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种钢墩垂直上升；遇真宫三座门顶升工作自2011年12月开工，历时14个月完成。分别采用了地勘、井点降水、设冲击桩（73根，直径80厘米，深1 8米）、顶进箱梁、掏梁、浇筑、预应力张拉、安全柱、防倾柱、连梁、地下土回填与密实度夯实等多道工序。为了保证三座门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仪器进行纠偏，最终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线上，以山门为基准点，均由监控仪器和全站仪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宫山门顶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顶升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全面复查墙体没有裂纹，歪闪，瓦面没有出现脱落和松动，意味着顶升成功。
3.高质量实施垫高工程
在施工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顶升区域外的设计垫高区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严格的土石方配比实施土石方铺垫、逐层碾压到设计高程；在顶升工作进行到一定高度后，对顶升区域开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墙内人工回填夯实，确保夯实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在垫高区域东西两侧设3个排水箱涵，护坡基础用毛石砌筑，护坡表面采用特殊设计的植生块铺设。
五、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影响评估
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是基础垫高加局部顶升的方案，就是通过把遇真宫及与其有关的周边地区在原高程基础上垫高15米，对三座独立的砖木结构建筑（山门及东西宫门）原状垂直顶升15米，其它现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拆除后，在垫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完成复建和复原归安，工程对文物的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并尽可能降到最低。
（一）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官文物价值的影响
当年张三丰在遇真宫所在地修炼，明成祖为纪念他，在原址以“遇真”为名建造道观，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时，在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规划格局中，遇真宫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临武当山进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经的第一宫，因此遇真宫所在位置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见证和载体。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组群中的平面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对其文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遇真宫选址按照我国传统的堪舆理论，周围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垫高保护工程虽然在立面层次，局部改变了建筑与周边山形的相对关系，但从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间位置，复建后的遇真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与文化景观的互动关系没有遭到破坏和产生不利影响，将保护工程建设对文物价值的影响降低至较小程度。
（二）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工程实施过程中，虽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建筑构件造成损害，但遇真宫中宫现有建筑拆解严格按国家有关古建筑保护的规定，做好文物的实测与各种文物构件的记录、编号、存放，并将按照文物修缮的原则进行复原修缮；对于东、西宫建筑遗址和宫外与其相关的建筑遗迹等，则按照三维定位、分区分类编号、单独包装、清理加固、原位复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确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结构、工艺、材料，将工程实施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影响降至最小。
特别是针对最能反映文物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特色的山门和东、西宫三栋砖石结构建筑的保护，在现有最高技术水平条件下，克服自然地质等不利影响，采用整体顶升保护，在顶升前对本体进行加固，顶升过程中进行全程检测，已经安全顶升到15米的设计高度，施工中没有对本体造成影响，确保了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在垫高的设计中最大程度地考虑了遇真宫门前的视线关系，保持了120米的开阔区域，而且对遇真宫周边与其相关的泰山庙、神路、遇仙桥等建筑同时进行了垫高保护，充分考虑和保持了遇真宫的完整性。
（三）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周边环境的影响
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的抬升，遇真宫垫高并按原状复建，复原后建筑群及其周边垫高区域将会形成一个占地达8.5万平方米面向水库的自然台地与遇真宫后的山地相连。为减缓保护工程建设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台地迎水坡将采用亲环境植生块护面，并采用互补的图案形式进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优化遇真宫区域的景观格局。
垫高工程两个料场距离遇真宫较远，且处于隐蔽处，周边没有文物。取土实行分片开挖方式，取土时先将表层土临时堆放在料场附近，并采取相应的拦挡措施；取土完毕后及时平整土地，并将原表层土覆盖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绿化。因此，对武当山整体环境影响较小。
六、余论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以遇真宫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为原则，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审慎和认真，可谓一波三折。这项工程的充分论证与顺利实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技术手段、文物保护管理、复杂文物保护工程协调组织实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阅。目前这项工程的基础垫高和三个山门的顶升工程已经完成阶段性验收，文物建筑的复建和考古遗址的复原已经启动，预计2016年底完成，虽然全面评判该工程的效果和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论证和有效实施而言，确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前，文物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对接，提前开展对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开展预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立项后，在开展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即对工程涉及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进行预研究，提出三种保护思路，做好引导和应对，引起工程规划和涉及部门的关注，为保护方案的充分论证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确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护为第一要务，以把对文物本体、环境风貌、历史及文化价值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对可能实施的保护措施进行综合、慎重比选论证。我们对遇真官进行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都进行一定深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面比选，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遇真宫的保护，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对遇真宫本体真实性的保护，而是要综合考虑，对其采取的保护方式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带来什么影响。在论证中我们首先放弃的是搬迁保护的方式，我国三峡水利工程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的保护，就是采取搬迁的方式，在总体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和再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迁后建筑选址等无法再现原山地格局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后期存在滑坡风险等。遇真宫的保护级别更高，对其采取搬迁方式，且不说武当山下很难再找到一处有这么大面积的平地安置，仅从搬迁遇真宫将造成武当山建筑群总体布局被改变这一点就应该合弃，搬迁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产生的将是颠覆性的破坏；而围堰方案如仅从一般方面考虑，看似对遇真宫没有任何的扰动，但从周边景观和微环境方面看，壮观的挡水围堰坝体破坏了遇真宫前面开敞平坦的山水空间，使其变成看不见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体上改变了遇真宫原有环境的真实性，更为严重的是水利部门和工程业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围堰工程无法保证遇真宫在围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影响，围堰工程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种潜在风险后，我们建议放弃防护思路，再次论证。
三是大胆设想、慎重论证、科学决策至关重要。遇真宫的保护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护思路的过程中，各方可谓集思广益大胆设想，三种保护思路中除搬迁方案只有一种外，围堰方案还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种子方案，三个子方案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利弊，选择弊端最小的进行深入设计。垫高方案中也提出对所有地面建筑进行大顶升的方案和垫高与局部顶升结合的方案，此外清华大学还针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提出了三个比选方案。其一是新建一个地下空间，中宫建筑地下空间作为阐释遗址的博物馆，东西宫将地处海拔160米的考古遗存不做任何扰动、原状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间体的顶部地面上复制遗址的台基和矮墙体，原遗存和模拟展示共存，同时可避免真实的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其二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同时在其上方分别搭建防护棚。其三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并补配缺失砖石构件，露天展示。后经组织专家论证比较，认为方案一、方案二虽然可以保护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价都非常大，且东宫、西宫与中宫的相对高度将永久改变，方案二的多个保护棚对整体景观环境有不利影响，最终决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遗存。
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我们对遇真宫保护论证是审慎的，但由于过程相对较长加之地方经验不足，这个论证过程和选择确定的保护方式，没有及时向世界遗产报备，引起了世界遗产的担心和关注，将武当山纳入反应性监测对象。此外，目前对东西宫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间展示应该是相对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我们不能不说对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是相对最慎重的，论证中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也确实存在理想的保护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施工周期、保护经费等方面的制约，这确实是一种无奈，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4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提出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特别保护，世界遗产因其世界性、杰出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明被世人公认的影响和贡献，因而越来越成为世界性保护运动和潮流，世界遗产也成为一个国家向全世界展示“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以“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为主题，发挥文化服务社会，弘扬主旋律的杨心精神，全面宣传展示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世界遗产文化和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努力打造中国文化品牌，塑造中国形象，实现我国从遗产大国到遗产强国的飞跃。同期举办的世遗高峰论坛将放眼传承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邀请3000多位来自政府、国际组织、协会、非遗企业、文化企业和民间团体在内的文化官员、商界领袖、传媒领袖、专家学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大师、书画艺术家、等社会精英，围绕共同关注的世界遗产文化和世界传统文化，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拓眼界、增进共识，在共享发展中实现文化交流共享，世界大同。
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创意策划于2010年，历经6年的成长，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首届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采取公益论坛与文化产业展示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开创了文化展会的许多纪录：一、知识产权品牌保护，展会前组委会向国家知识版权局申请品牌、标识、名称著名权保护；二、首届世遗博览会开设面积创文化展会世界第一。同期举办的高峰论坛中心会议区域面积将达9000平方米，一带一路世界遗产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世界遗产文化论坛，文化可持续发展论坛，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论坛，中国世界遗产工艺美术“会狮奖”，中国世界遗产书画艺术“会狮奖”，“中国文化之光”民族文艺晚会等活动。世遗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将达12万6千平方米，设置国际标准展位6500多个，分设十大主题展馆及中华美食街：（1号馆）中国世界遗产高峰论坛文化艺术馆、（2号馆）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馆、（3号馆）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文化艺术馆、（4号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艺术馆、（5号馆）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论坛艺术馆、（6号馆）世界遗产・佛教文化艺术馆、（7号馆）中国海峡两岸世界遗产文化艺术馆、（8号馆）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艺术馆、（9号馆）中国茶文化艺术馆、（10号馆）中国古典工艺家具文化艺术馆，首届世遗博览会将刷新国内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展览的历史记录，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届时，将汇聚国内外逾千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品牌企业，顶级工艺美术作品，艺术大师集中宣传展示，预计将吸引海内外参观观众超过20万人次。
福州峰会：让“中国文化声音”炫起来
在文化时代，文化已成为国际新的角力场，中国要想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并成为真正负责任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就不能忽视文化的主导权和全球话语权。
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联合国《保护世界X4t和自然遗产公约》是目前加入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自1975公约正式生效后，在全球范围内，迄今共有193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缔约国。目前，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052处，其中包括814处文化遗产，203处自然遗产723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中国1985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16年随着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和中国湖北神农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已经拥有第50处世界遗产，成为全球第二大世界遗产大国。2017年，“福建鼓浪屿”和“青海可可西里”正式申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世界遗产大国。世界遗产催生的“文化遗产热”燃遍神州大地，世界遗产不再是远离民众，没有生命的化石，它所具有的广泛社会意义得到全新审视。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它还有现代的、未来的意义。人们不但有了“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清晰认知，而且把文化z产看做历史的见证，更把它当做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财富，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取得辉煌成就，我国也成为推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从一个专业的话题变成了公共话题。作为全球世界遗产大国的中国，需要一个展示中国世界遗产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平台，在当前国家实力从政治、经济扩展到“文化领域”的背景下，中国世界遗产高峰论坛，中国世界遗产主题文化博览会必将见证中国文化成为全球文化重要大国的历史进程。世遗高峰论坛拟旨在传承与保护世界遗产文化为主题的《福州宣言》。当然，作为中国目前举办规模最大的世界遗产文化大会，福州论坛以“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为主题构建文化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必然能够加强全球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遗产文化的健康发展。
世遗博览会：传递海峡两岸和谐的“文化乐章”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重要传承区域，从2002年开始，台湾文化部门陆续评选出具备登录世界遗产条件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它们分布在台湾本岛，金门，马祖与澎湖之间。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5
引言
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文明史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积累和沉淀。截至目前，中国共有世界遗产41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6处，世界自然遗产8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文化景观3处。近年来，国内兴起世界遗产旅游的热潮，遗产价值、遗产开发、遗产保护、遗产管理等一系列与世界遗产相关的话题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世界遗产相关的课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本文以1994年以来国内学者对世界遗产地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通过中国知网对“世界遗产”和“旅游”作为关键字进行核心文献的检索，共搜索出相关文献459篇，文献研究内容涉及世界遗产开发、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世界遗产经营管理、世界遗产旅游者行为四大领域。
一、世界遗产开发
遗产开发是世界遗产价值凸显的有效方式，世界遗产开发模式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梁学成（2006）指出，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开发不能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向旅游产品方向转变，不然会造成旅游价值取代遗产价值的后果，引起世界遗产核心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丧失，遗产资源应进行多方面的价值挖掘，并提出以基于旅游价值的五种开发模式。傅才武、陈庚（2010）指出，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有博物馆式保护与产业开发模式、大遗址保护与整体开发模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城市历史街区开发模式、村落开发模式五种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有民俗博物馆保护与开发模式、节庆文化保护与开发、特色餐饮开发模式、演艺开发模式、主题公园开发模式、物化产品开发模式、影视开发模式七种类型。
世界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也是世界遗产开发的重点内容之一，陈金华等（2006）以世界遗产——武夷山为例，分析其旅游线路现状，指出旅游线路及经营所出现的问题，并根据旅游线路设计的原则，提出创新的旅游线路方案。梁学成（2010）认为，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是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必然选择。周永振（2010）将内蒙古文化旅游产品按照客观真实旅游体验、结构性真实旅游体验、舞台化真实旅游体验、存在性真实旅游体验四类划分，并描述了内蒙古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提出提升草原文化品牌建设、注意文化产品组合、注重文化真实性与旅游者真实体验相结合的开发策略。
二、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世界遗产保护是世界遗产管理和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内学者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展开如下相关研究：杨慧（2002）论述了丽江旅游业发展的现状以及为古城风貌所带来的弊端，从古城原始居民、古城建设投资、古城监管机制和法规等角度提出保护丽江古城的相关建议。毛历辛（2004）陈述了世界遗产保护的必要性，指出我国世界遗产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世界遗产保护对策。章剑华（2006）指出，保护是对待文化遗产的首要态度，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是加以利用，开展文化遗产旅游是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孙九霞（2010）认为，旅游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
保护和走可持续发展路径是世界遗产发展和管理的必然选择，将有效增强世界遗产地的生命力，延长世界遗产地的生命周期。杨云仙（2010）以世界遗产地庐山为例，根据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法相结合的方法，得出庐山的资源条件要重要于开发条件，并分别从资源条件、自然开发环境条件及社会经济开发环境条件三方面入手提出一系列对策保护庐山的生态环境，促进庐山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同样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卢松等（2010）建立了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模型。该模型从人文系统和生态系统两大角度（分别包括社会文化发展等和总体环境感知等8个维度）入手，对宏村现阶段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状况作相关评价。文举（2010）指出地震灾后四川各世界遗产地的损害情况，提出通过黑色旅游的结合等有效手段实现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张辉、袁俊、张萌（2010）认为，实现遗产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仅有科学规划并不够，还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及各种管理措施作保障，政府通常可采取经济、教育、法律三方面的手段，展开澳门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协调、澳门遗产旅游规划、澳门遗产旅游管理三方面的分析。
三、世界遗产经营与管理
世界遗产的经营管理一直是学者探寻的热点。白宇飞（2010）以美国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管理模式为例，分析国内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特许经营现状，并提出改善特许经营现状的建议。刘长生、简玉峰（2010）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以中国四大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的数据为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建立相关模型。建立旅游产业发展与环境质量的模型。并分析得出，在中国的世界遗产旅游景区中，当生态环境质量较差时，生态环境质量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生态环境质量较好时，生态环境质量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建立政府环境管理与环境质量关系的模型，并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征收较高的排污费时才能产生优化排污的效果。建立环保部门的污染管制程度与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型。并得出关于不同投资主题的投资行为差异及其政府行为方式对旅游业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的结论。张辉等（2010）提出建立权威高效的“澳门文化遗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协调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加强遗产地旅游环境容量规划和服务设施规划、引入经济管理手段和旅游者教育手段以深化遗产旅游管理。
四、世界遗产旅游者行为及感知
旅游者的行为与世界遗产地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不少学者从旅游者行为与感知的角度对世界遗产展开研究，以期实现世界遗产的保护及世界遗产管理水平的提升。卢松等（2004）以实地调研为基础，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为例，分别得出古村落以季节性、一般周、黄金周、客流周以及客流日等时间节点的旅游流的特征，从社会自然等因素、遗产景区的管理体制及经营管理水平等角度分析影响客流时间变化的原因。李涛等（2010）以故宫等13处世界遗产旅游地的实地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对应分析法，分析了受访者年龄、学历等因素对经济影响、社会影响、环境影响、文化影响的差异感知。蔡彩云等（2011）从游客的满意度入手，以民居类遗产福建永定土楼为例，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建立目标层和要素层细化评价指标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IPA法分析得出游客对永定土楼的满意程度感知。邹统钎等（2011）分析游客对于贵州荔波的价值取向及游客需求，提出适合荔波发展的建议。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6
“可持续发展”一词，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提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构成威胁的发展”，体现了代际公平原则。
放眼世界，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见诸于《世界遗产公约》；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进一步明确“保护、保存自然和文化遗产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2002年在纪念《公约》30周年的《布达佩斯宣言》中提出，应“寻求世界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以正确处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公约》诞生35周年之际，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世界遗产战略”从“4C”（可信度／Credibility，保护／Conservation，能力建设／Capacity-buiding，宣传／Communication）上升为“5C”，增加了“社区”（community）概念，强调当地民众对世界遗产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2002年，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确定“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第四大支柱”（前三大支柱是社会、环境、经济），而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物质体现和存在基础，在发展中扮演重要的精神、知识和情感层面的角色。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去年在巴黎召开的第17届大会，通过了《巴黎宣言——遗产作为发展的驱动力》，提出在发展进程中把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作用。而《国际文化旅游》、《文化线路》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为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指导意见。
概括起来，世界文化遗产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是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保护好文化遗产，使之永续传承，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状况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拥有第一批世界遗产，到现在共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特点：一是种类丰富，包括了《世界遗产公约》规定的所有类型。二是分布地域广，分布在平原、山区、沙漠、海岛、高原。三是时间跨度大。四是文化多元。有汉文化为主导的遗产地，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
中国政府始终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健全法律体系
为切实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2006年出台了《长城保护条例》，这是中国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颁布的专项法规，为开展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立法工作做出有益尝试。此后，中国陆续出台了针对单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条例，如《云冈石窟保护条例》等。据初步统计，目前，在国家层面世界文化遗产可以依据的法律2部，行政法规3个，部门规章1个，规范性文件7个。各地根据遗产地自身特点和保护需求“量体裁衣”定制法律规章和政府规范性文件，其中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分别达到30多个，初步构建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法规体系。
（二）完善管理机构
国家文物局于2002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处，于2011年2月在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正式加挂世界文化遗产司牌子，负责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和管理等工作。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政府也建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保护、管理、监测等工作。国家、省、遗产地各级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并重视人员培养、队伍建设，从根本上提高遗产地的保护实力。
（三）建立监管体系
逐步制定了文化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审核管理规定》等制度，基本完善了世界遗产从申报到保护、管理、监测等的完整监管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严格实行遗产区和缓冲区的保护方案和建设项目审核制度，有效保护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本体和环境。
（四）实施保护工程
对世界文化遗产实施本体保护时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规划先行、原址保护、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保护遗产环境、不在原址重建等原则。
中央财政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确保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环境的安全。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高水平科研机构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科研，重点推进全面排除遗产险情的重大保护工程，指导各地实施了拉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历史建筑群、北京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等一系列重点工程，并从中培育、发现最佳做法范例，以促进全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同时，中国政府自2006年来组织实施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对地跨16省、市、自治区、长达2万多公里的各时代长城进行全面调查和认定。
（五）重视研究宣传
国家文物局鼓励多学科、跨领域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综合研究，逐步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先后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修订、“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地与经济社会”，“遗产地保护区划”、“遗产地与社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研究，为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
世界遗产保护应当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中国同行重视世界遗产保护的公众参与，尤其关注对青少年开展世界遗产的宣传教育工作。2012年无锡论坛，精心筹划了面向广大民众的巡回图片展：“世界遗产进社区”。
（六）注重国际交流
国家文物局与相关国际组织共同主办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第15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大会、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等，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增进国际同行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传统理念、方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有一定影响的国际文件。近年，中国还举办了“大地与水：景观美的认知”，“世界遗产监测管理”等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研讨会，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
面对旅游发展的巨大压力，为探讨世界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应对措施，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有关国际组织在莫高窟主办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成果对第3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决议做出贡献。
在中外合作开展世界遗产保护和研究方面，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同行在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茶胶寺等实施的援助保护项目，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进展。
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尖锐的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巨大挑战。
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对中国世界遗产造成很大影响。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就对世界遗产青城山都江堰的古建筑群造成了很大破坏。越来越频繁的台风裹挟暴雨，对福建、广东等地的遗产本体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以及旧城改造是我们面临的又一挑战。一些不当的新农村建设破坏了历史村落的格局、环境和风貌，割裂了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和谐关系。城镇化迅速吞噬城市周边的文化景观，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迫使历史城镇的街巷尺度、交通吞吐量、建筑密度及基础设施因扩容而面目全非，国际社会关注的历史城市景观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历史村落人去屋空，历史建筑因缺乏维护而损毁。错误观念指导下的旧城改造常常造成历史街区被打造为“假古董”的仿古一条街或成为焕然一新的街区，失去其遗产价值。
世界遗产地面临着巨大的旅游压力。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议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时，越来越关注遗产地是否就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实施了科学防范。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遗产地面临的旅游压力尤其突出。
加强保护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除做好常规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还应进一步提高“5C”战略的实施水平，促进世界遗产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应在以下方面提升理念：
（一）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
在合理利用世界遗产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尤其应重视对世界遗产价值的保护。世界遗产因其具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和价值，即“突出普遍价值”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遗产的价值是所有保护工作的基础。
近年来，基于价值的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不论是保护管理规划的制定、修改，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和预防性保护的开展，还是具体保护工程方案的编制、审核，遗产阐释和展示、环境整治方案的设计、实施等，始终注重所有决策都以价值评估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把价值评估工作做深、做细，分清每个组成部分具体支撑了哪些遗产价值。这样才能判定哪些干预是允许的，可以干预到什么程度，而哪些干预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而科学规划，合理分配资源，达到保护与发展共生共济的目的。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保护
可持续发展不应片面理解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应包括社会、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发展宣言》（2001年）论述了遗产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的层面，也是获得更多知识、情感、道德、精神等方面满足的途径。”因此，考核遗产地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应只看遗产地挣了多少钱，更要看遗产地对当地居民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的贡献；要看对青少年的启迪、教育作用；要看遗产地作为精神家园，满足了在社会关系和人文环境迅速变迁的现今社会中人们的怀旧情结和追求内心平和的渴望。
在可持续发展中，发展是核心，可持续是前提。在此语境中，保护与发展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文物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其中“合理利用”就是指保护前提下的可持续利用。众多实例证明，那些基于可持续发展实施保护管理的遗产地，特别是在制定规划时就充分倾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将发展作为规划的一个重要专项统筹考虑，其保护状况往往是最好的，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而且还能通过合理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总之，在世界遗产保护中，我们应着眼发展，促进合理利用，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世界遗产保护事业，让遗产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基于预防为先的保护
在庆祝《世界遗产公约》颁布4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总结成绩，同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世界遗产保护正日益复杂化、艰巨化，因此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求实践全球战略、制定可行性对策的有效途径。及早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积极主动的预防性保护。
“十二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将重点开展两项工作，一是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加强动态管理，一是建设覆盖全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前者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份“具有可信性、代表性和平衡性的”预备名录，将中国境内具有潜在世界遗产价值的储备项目纳入国际和国家的最严格保护范畴，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要求，对其实施预防性保护，不断完善法规、行政、专业和社会层面的综合保护。后一项工作则致力于形成国家、省和遗产地三级互联的动态信息监测和预警管理，将世界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有机结合。通过对可能影响遗产OUV的各种自然和人为变化因素的全面和实时监测，及时掌握信息，迅速察觉和处置遗产面临的威胁，做到提前预警，防患于未然。
（四）基于惠及民生的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7
[1]Ashworth G，J P Larkham（eds）.Building a new Europe：tourism，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M].Routledge，London.199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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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凌云，郑皓.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与旅游发展[J].规划师论坛，2003（6）.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8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并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截止到2012年7月，按其标准，世界上共评出世界遗产962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745项，世界自然遗产188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9项。其中中国共有世界遗产43项，世界文化遗产29项，世界自然遗产8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居世界第三位。此外，我国还有昆曲、中国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医针灸、京剧等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遗产教育问题是伴随着世界遗产的产生和发展而提出的，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和重视。1972年诞生的《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教育计划”第27条也强调“本公约的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1和第2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实施指南也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学习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伯恩德·冯·德罗斯特曾说过：“人类不可再生的世界遗产的未来掌握在今天和明天的年轻人手中[1]。
在高校开设世界遗产相关的课程，广泛开展世界遗产教育，是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的有效途径。目前，关于世界遗产教育的研究很多[2-6]，但是关于世界遗产方面的课程教学研究较为缺乏[7-9]。开展世界遗产教学是为了加强公众对遗产保护的教育，提高对世界遗产的认识，开发世界遗产教育资源，提高社会公众的基本素质，探究人类智慧与文明，为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对世界遗产课程教学方面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开设世界遗产相关方面课程的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都率先开设了世界遗产相关课程。而西南林业大学目前只有一门关于世界遗产方面的公选课《世界遗产赏析》，学校没有相应的本科专业及研究生专业。因此，西南林业大学在世界遗产教学方面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就是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更好地在西南林业大学开展公共选修课，进而开展必修课，推动西南林业大学世界遗产教育的发展，更好地开设此课程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调查对象与问卷统计
调查对象为近两个学期选修此课程的学生，每个学期都有80名学生选课，共160名同学，基本涉及到全校所有院系的学生。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60份，回收16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56份，有效率97.5%。在有效问卷中，男女生分别占40.6%和59.4%（图1）；理工科的学生与文科的学生所占比例分别为60.6%和39.4%（图2）；由于大一学生不能选此课程，而大四的学生学分都已经修够，所以大一和大四的学生为0人，选课的学生基本为大二和大三的，其所占比例分别为41.2%和58.8%。
？摇二、调查结果分析
1.选择世界遗产赏析课的原因。从图3可知，学生选课的原因主要是对世界遗产感兴趣，其比例为45.6%，仅有5.1%的学生表示由于感兴趣的课程选不上，被迫选择此课程。因此，选择此课程的学生以对世界遗产或相关知识感兴趣为主。
2.对世界遗产知识的了解。从学生的世界遗产基本知识上来看（表1），知道我国有几项世界遗产以及中国的世界遗产从何时开始的学生比例不足15%，而知道世界遗产有几种类型的学生也才达到44.1%。由此可知，学生关于世界遗产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
目前，云南有丽江古城、石林、三江并流、澄江化石地遗址等4项世界遗产。西南林业大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因此专门设置了此问题，来考察学生对于周边世界遗产的了解程度。从统计结果（图4）来看，知道有4项世界遗产的学生仅占12.5%，其他三个选项的比例基本差不多。因此，学生对于周边的世界遗产了解得并不是很清楚。
3.课程获得的收获。学生希望从此课程中获得内容来看（图5），为了获得2个学分、世界遗产的相关知识、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以及获得旅游的信息的学生比重分别占到了20.8%、47.6%、18.9%、12.7%。因此，学生对此门课程的期望还是比较大的。
4.了解的世界遗产的途径。关于学生了解世界遗产的途径的调查中（图6），学生了解世界遗产主要是通过网络的占33.1%，通过电视、书籍和报刊等途径的学生比重都在15%～20%之间，通过广播的途径最小为5.2%，这与学生平时很少听广播有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通过课堂了解世界遗产知识的比重仅有8.9%。因此，学校要加强学生的世界遗产课堂教育。
另外，对学生课堂上喜欢了解中国的世界遗产还是国外的世界遗产呢？以及哪种类型的世界遗产等，我也进行了调查。简而言之，遗产课程设置的内容以什么为主，较为符合学生意愿。其中大部分学生喜欢中国的世界遗产，大部分学生希望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双重遗产等。因此，在教学的时候，着重从这几种类型的世界遗产展开，增加一些相应的内容，将学生的兴趣提高到最高点。
三、对于课程教学的探索
根据以上对学生的调查，有针对性地对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进行设置，并进一步改进教学实施过程。
1.课程教学目标。本课程的开设，旨在提高学生对世界遗产的认识，使学生懂得人与自然的那种相依相存的关系，让学生了解世界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瑰宝和财富，从而增强学生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这门公选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世界遗产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深入理解世界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扩大他们的知识面、拓宽视野。把世界遗产知识和观念潜移默化到他们的专业知识中，有助于他们将来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另外，使学生拥有保护世界遗产的知识与能力。
2.课程教学内容。本课程教学内容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世界遗产的基础知识；第二章世界文化遗产；第三章世界自然遗产；第四章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第五章文化景观；第六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七章濒危遗产；第八章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第一章侧重于世界遗产的基本知识，分类，世界遗产全球分布、中国世界遗产的特征、的世界遗产的来源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的申报、目前世界遗产的研究现状，世界遗产存在的问题。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以及第六章等，侧重于各种类型遗产的概念，提名标准，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并分类型介绍相应的遗产，介绍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年代，所符合的提名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其的评价，再通过相关图片或相应的视频向学生介绍，使其加深印象。第七章介绍濒危遗产的概念内涵，成为濒危遗产的原因，以及向学生介绍如何保护濒危遗产。最后一章主要介绍当前世界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讨论了世界遗产的管理、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3.课程教学实施。（1）通过播放相关类别的世界遗产的影像资料，如世界遗产在中国、美国Discovery频道拍摄的国外遗产地等，将理论知识融于实践教学之中。同时，将在国内外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自己收集的资料、撰写的文章和拍摄的图片、自己亲身考察的经历，以及实地考察成果应用于教学中，同时利用世界遗产知识的多元性，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一个情景教学的教学环境。（2）鉴于在上课的过程中，前面的学过的内容，后面涉及到的时候，再问学生，知道并不是很多，所以，每次上课之前对上节所学知识内容进行简单梳理，有助于帮助学生加深印象。每次在视频播放的过程中，遇到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有遗产价值的内容稍作停顿，以问题的形式向学生发问，这样可以加深视频印象，不会看完就完了。（3）让学生多了解遗产的一些最新信息，让学生课下主动的去阅读一些关于世界遗产的书籍、文章以及浏览相关的网站，如世界遗产中心http：//、中国世界遗产网http：//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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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9
随着人们对遗产的认识的加深，遗产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不断的得到扩展和深化，如从考古遗址、文物古迹、纪念物、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到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工业遗产、遗产廊道、文化线路、无形遗产等。文化遗产在时间限制上逐渐变得宽松，年长日久的历史的积淀，已经不是衡量是否为遗产的唯一标准，时间上的松弛，为这两种遗产概念的类型争取了更为广泛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被认知和认可的遗产，如往日里熟悉的街头的非文物建筑，此时有可能以全新的身份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历史的长河里流淌的古代遗产、近现代遗产、晚近遗产、20世纪遗产，共同组成了人类遗产的重要部分，不仅延续了历史，充实了遗产的内容，防止了人们所在年代里的记忆被忽略，更有助于处于当代的人们能更好的认知所在的城市，也是人们对遗产认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代”是个动态的、具有时间属性的即时词，不同历史时期的“当代”都代表着不同的时间段落。人们对于历史，常常会有盖棺定论的定式和说法，可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常常处于彼消此长的认识期，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对当代做出适宜的评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代是混沌的、庞杂的，也是一个正在认识和实践的历史阶段。
当代遗产是指不足三十年，能够反映重大历史信息、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关，或能反映城市规划及建设水平，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构筑物、景观、场所等地方。
2 当代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1）现代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上一致认为，现代遗产（modern heritage）保护至关重要，它们是我们的历史建筑遗产结构中的关键元素，却又往往被忽视。现代遗产有很多功能用途，如可以提高公众对现代运动的价值的和已经产生了建筑系的认识，可以教育城市和个人，可以在实践中保存这些结构，可以为现代和当代的设计提供宣传，可以参与本世纪和现代社会促进其发展等。
在2001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DOCOMOMO(国际现代运动古迹遗址记录与保护委员会)发起了一个现代遗产计划，该计划包括对19世纪20世纪文物建筑的鉴定、记录和推广。由荷兰政府的财政支持，该聚焦于提高公众对于建筑遗产、现代区域的城镇规划及景观设计的认识，并使人们关注这个领域，因为这些通常是由于法律保护过于薄弱，公众也难以发现其魅力。
现代遗产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在其关键意义的概念思维的一个框架，包括其保存和有关识别等。这个框架在现代遗产的各个区域会议上得到发展，由世界遗产中心执行，并应与有关缔约国之间促进更多、更具体的研究和演习。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2年12月11号 到02年12月13日在拉丁美洲召开，会议由来自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DOCOMOMO和墨西哥国家研究所（INAH）的50多位成员参与，大多数人是有19世纪和20世纪遗产保护经验和文物建筑领域的专家，他们关注的问题是鉴定、保护和保存拉丁美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规划和建成的遗产。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第二次会议于2003年2月27日至 2003年2月28日召开，由世界遗产中心举办，并与昌迪加尔市政府和昌迪加尔的建筑学院合作，由三十名来自该地区的专家参加。个别专家陈述了当代遗产的性质职能和位置，其中包括孟买的椭圆形的迈丹和马林德莱夫、印度的昌迪加尔、中国的上海外滩、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日本的东京国立综合体育馆和西爪哇的万隆。
现代遗产第三次区域会议于2004年3月4日现代文物至2004年3月7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世界遗产中心主办，与厄立特里亚政府和非洲2009（ICCROM, UNESCO-WHC, CraTerre-EAG, African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作为对口政府合作。会议聚集了来自非洲国家的20名专家， 他们以来自自己国家的个案研究，如肯尼亚文化中心和国家剧院，坦桑尼亚的历史园林，莫桑比克的伊尼扬巴内，南非的乡系列现代遗产地，现代文化在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混合镇。
现代遗产第四次区域会议于2004年11月10日至2004年11月1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佛罗里达大学主办，20名专家中有10个来自美国，9个来自加拿大，1个来自巴西。会议讨论鉴定、保护、养护和性能与现代在北美遗产潜力提名。主办作为个案研究，除其他外，在加拿大最北段的远程预警线站网络、迈阿密的海滩文物及艺术装饰区、蒙特利尔的人居、芝加哥的滨海城、萨斯喀彻温省的粮仓、葛底斯堡国家军事中心公园的客访中心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现代遗产区域会议与2005年3月29至31在地中海盆地埃及召开，本次会议的设置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会议，因为它是现有的欧洲委员会资助的研究有关保护和管理的叙利亚和埃及文物19和20世纪建筑遗产的一部分，旨在介绍和讨论与地中海地区更广泛的合作的研究方案的结果。会议内容包括对涉及保护和在更广泛的地中海区域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共同遗产管理方面的大量案件的各种研究。其中，被提及的阿拉伯国家有：亚历山大市中心、阿加密度假村、开罗市、曼苏拉城、埃及的库塞尔市、约旦的里比特城、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的阿勒颇市城、叙利亚的大马斯革斯、贝鲁特市中心、黎巴嫩的黎波里城。
目前，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出版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的成果和建议。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一览表
研究现代遗产可以为本文的当代遗产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关于现代遗产的各种理论、观点和看法在各种会议的讨论和探索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保护框架和管理模式。
（2）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1995年6月18日，芬兰赫尔辛基会议，有ICOMOS、ICCOROM和UNESCO
合作主办，该研讨会的宗旨是，由于考虑到目前对文化遗产的当解很薄弱的情况，需要包括直到现在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类型的遗产。考虑到近期遗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成为遗产的潜力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遗产，必须特别注意维护和关注20世纪遗产。其目标是以国际化视角看待艺术的状态，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该背景下20世纪遗产价值评估的关键过程的方法，并探索其途径和手段，得出有关定义的结论和普遍应用的优秀鉴别性能，以确立是否有潜力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的方法论。
包括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景观遗产的20世纪遗产，在国际水平上是由思想的交流、交叉的影响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融合。这种融合丰富了遗产的内容，并反映出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该会议认为，20世纪遗产的界定不应只依据其建筑形式和材料，还有考虑到更广范围的生态、社会、人类学、经济和文化的框架以便形成整体。保护原则是维护和关注近期近遗的有效基础。虽然20世纪遗产有一些特殊的特点，它区别于早期建筑，它的结果实质上是指文物的连续性，这就要求识别和保护定期更新。在系统性方面，20世纪遗产的文件需要考虑新的记录方法所提供的潜力。同时也要注意建筑的新技术、新材料和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人们认识到人造环境中的生命周期，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和功能方面的考虑，这就要求做一些关键的选择，以指导对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文化财产。
考虑到了二十世纪的遗产的国际特性，应特别加强有关身份识别和保存，教育和培训与现有的倡议进行合作。为了促进交流和提高公众意识，媒体应该特别强调20世纪遗产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年轻人。未来的会议如果是关于20世纪遗产的组织，它应该是开放给其他学科和决策者，并应考虑其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
继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后，专家在1994年6月会议上全球战略的建议“从一个纯粹的建筑文化遗产的意见朝着人类学、多功能和普及的方向发展”，赫尔辛基研讨会强调融合是20世纪遗产的表情。这些与传统的形式和表现一样，体现了本世纪的变化和创新。
ICOMOS、DOCOMOMO和WHC协商以便定义20世纪遗产，为其制定识别方法，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低于25年的遗产作结论，以便为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分析留有足够的时间。
3 对当代遗产的启示
无论是现代遗产的保护还是20世纪遗产的保护，都在极力试图探索新时期的遗产保护体系，现今进入了保护工作者的工作视野之中，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识。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0
一、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对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不清。世界遗产具有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和审美等价值，而往往各级领导和企业只认识到世界遗产申报成功后旅游开发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即经济价值，而没有认识到世界级的科研、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或把这些价值置于次于经济价值的地位;对世界遗产的所属认识不清（世界遗产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财富，而且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利用世界遗产的权力，更有保护世界遗产的义务）。因而，往往把世界遗产资源等同于一般的旅游资源，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后给世界遗产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存在的问题
(1)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设计只注重市场需求，而忽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
固然，旅游产品开发后要投向市场，但作为世界遗产，旅游产品的设计更要注重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目前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产品开发设计过于注重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忽视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2001年,东方佛都旅游公司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的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风景区，按1∶1的比例设计建造了巴米扬大佛。巴米扬大佛是阿富汗境内的文化遗产，将之复制到乐山大佛附近，极不和谐，破坏了乐山大佛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旅游产品开发设计的空间错位
空间开发错位是指在世界遗产不适当的位置和区域进行旅游设施的建设、开展旅游活动等。我国的很多世界遗产都存在错位开发现象。如：在世界自然遗产景区内举行攀岩表演活动。攀岩活动虽能迎合旅游者的需求，但对岩体和植物有一定的破坏。在世界遗产景区内建造大量的宾馆、饭店等旅游接待设施，导致景区城市化严重和环境质量下降，也不利于世界遗产的保护。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单一、产品层次低
我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品位高。但是，目前世界遗产地开发的旅游产品主要是较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而缺乏提高层次和专门层次的旅游产品。低层次的观光旅游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旅游产品单一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平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对世界遗产保护不利的问题。
3.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仍然存在“三化”等现象，只是各个遗产景区出现的“三化”现象程度不同而已。武陵源在天子山顶、锣鼓塔、水绕四门等地建设了大量的旅游接待设施和商业设施，在黄石寨和天子山顶建了索道、在十里画廊修建了观光电车，武陵源的“三化”现象破坏了自然遗产原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而，在1998年，世界遗产监测专家对其检查后给了一张黄牌警告。武陵源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将景区内的旅游设施拆除，但在锣鼓塔等地仍有部分接待设施没有拆迁，甚至还有个别地方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另外，在进行大拆迁之时，水绕四门的山体中又修建了亚洲最高的室外观光电梯，虽然几经停运和专家讨论等周折，最后还是“合法”运营。
自然遗产景区“三化”现象得到缓解,然而文化遗产景区的商业化现象仍然很严重。特别是在与社区融合在一起的文化遗产内，商业化现象非常严重。如：在丽江古城,仍集聚了1500户商铺。这些店铺分布在古城不到0.6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古城浓郁的商业化气息,破坏了文化遗产原有文化氛围的真实性。
二、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管理体制不顺
我国的世界遗产根据资源状况分属于多个不同的管理部门。因而，世界遗产名义上属于国家，实际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能出面操作。不同的部门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往往会产生分歧甚至是冲突。在世界遗产地景区内，各部门曾经建设过的培训和疗养机构等，就是管理体制不顺带来的恶果。
2.在世界遗产管理与保护理念上，我国与国际存在差距
《世界遗产公约》不仅要求设立管理机构，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人员及配套设施。而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只要求设立管理机构,对管理人员没有做相应的规定，《文物保护法》也没有对其做相应的规定。而我国世界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以二者做依据的，从而导致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出现由一些不懂世界遗产的人员来管理。
3.目前我国缺乏遗产方面的专门人才
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和旅游产品的设计人员都是非遗产专业人员，这些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世界遗产的专门知识，往往导致世界遗产的管理者和开发设计者“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例如：2002年曲阜“三孔”遭水洗事件，给“三孔”用水进行一次全面的“大扫除”冲洗。结果，由于管理者不懂得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也没有意识到“水洗三孔”的后果，因而给“三孔”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破坏。
4.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关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总法。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只能借助《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等规章，以及省一级关于保护世界遗产的法规。而对于如何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做出任何的规定。因而，对世界遗产建索道、观光电梯、居民大量外迁等问题，管理者因无法律依据而束手无策。其次，有关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约束力不强，没有对世界遗产造成损坏或破坏的责任人进行严格的法律追究。从而，导致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和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等一系列关联问题。
5.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的评价，内涵挖掘不够
由于对遗产地旅游资源缺乏科学评价，对旅游资源内涵挖掘不够，虽然各遗产地也都开发了文化类的旅游产品，但往往浅尝辄止。仅开发一些表演性的节目，而缺乏参与性、体验性的旅游项目。对于自然类旅游产品的开发往往是走马观花式的低层次观光，而缺乏深层次、高品位的专项旅游产品。或者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者忽视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从而出现“一流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是二流、三流的旅游产品”这样的现象。
三、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对策
针对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1.开展遗产教育
首先要让世界遗产管理者、旅游产品开发者等认识到世界遗产不是某个人、某一类人的财产，而是先辈们遗留给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而且属于我们的后辈们。其次，让他们认识到世界遗产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再次，让他们认识了解相关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法规，明白世界遗产受到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保护。
2.培养专门的遗产人才
借鉴西方国家遗产保护教育与培训的先进经验。如：意大利拥有完善的遗产（尤其是文物）教育与培训体系。在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等方面有部级教育培训基地。学员入学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学员毕业时按成绩发给不同级别的证书，如想进国家文物机构，还得经过更严格的资格考试。此外，全国还有十几所国立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开设历史、考古、建筑、修复等科系与专业。借鉴西方国家世界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建立专门的遗产教育体制与体系，加强培养世界遗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旅游产品开发的设计人员，加大对其教育培养的经费投入。
3.加强遗产法律法规的建设,普及遗产法律知识,加大执法力度
法律法规是行动的依据，没有遗产法律法规，就没有遗产管理的依据。目前，我国虽然有33处世界遗产，然而，除了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制定了保护世界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没有一部国家统一的世界遗产法。立法的滞后，既影响了世界遗产资源的保护，也影响了遗产旅游的发展。所以，建议加强立法，要尽快制定颁布一部国家统一的操作性很强的遗产保护法。另外，在颁布遗产法后，还要加强宣传，普及遗产法的知识，并要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4.选择合理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科学设计遗产旅游产品
关于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模式的选择，各世界遗产地因其地理位置、资源状况等方面的差异,有不同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遗产地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旅游产品开发模式。
科学地设计世界遗产旅游产品。世界遗产地在进行旅游产品设计时，一定要忠实于世界遗产对旅游产品开发的特殊性要求即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以保护为先，根据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特色、旅游市场需求，设计出既符合市场需求，又能对世界遗产进行保护的旅游产品。
5.理顺遗产管理体制，协调各方利益
由于我国普遍实行属地管理原则，行政级别制约遗产管理水平，从而使遗产管理水平与遗产品位脱节。世界级的遗产往往面临的是二流、三流的管理，世界遗产地的规划、保护、展示等均与世界级的遗产资源不匹配。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世界遗产地出现的问题，建议实行集权式管理。将世界遗产管理权集中在一部门，建立专门的统一的遗产管理机构，对世界遗产实行专门化的管理，从而改善我国世界遗产管理现状。
参考文献:
[1] 阮仪三肖健莉:寻求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之路”[J].城市规划，2003(6):86～90
[2]彦丽丽:我国世界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武当山为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20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1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申遗行动都在持续加温，截止到2013年11月，《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全球世界遗产数量达981个，而各国政府预备申遗的数量还在不断攀升。据报道中国早在200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就有一个共计64处的预备名单，这还不包括其国内各省已经开始启动而未及到达联合国的近百处申遗项目。一年一次机会，按这一速度，中国的申遗大队已排到下世纪。
不但如此，除了数量，各国政府在申报项目上也是绞尽脑汁，让人大开眼界。比如韩国拟将“泡菜和越冬泡菜文化”提出世遗申请，该国文化财厅在申请书上强调，“腌制过冬泡菜是一种传统，以此为载体形成了各阶层之间、各世代之间的分享文化。”为此韩国还在几年前专门为泡菜设立了国家节日。
无独有偶，墨西哥编辑的一部该国的食品菜单书籍，也曾经作为食品类参加申遗，并且在2010年获得成功。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由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生物学家共同组成的团队，所编辑出版的首部该国烹饪书。该书共180页，对墨西哥传统餐饮经常使用的原料，如鳄梨、可可豆、辛辣调料，该国特殊厨房里的用具，如凹面磨盘（由石杵和石臼组成）等进行了详尽而精确的描述。编辑者认为把该国丰富的传统饮食文化传达给世界，是墨西哥的荣耀。
柬埔寨的皇家舞剧和墨西哥节日土著亡灵节，法国的美食料理和著名的针织花边阿朗松花边也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国曾经提名了马克思的两本著作（《共产党宣言》和 《资本论》）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基本法（金玺诏书）来申遗。值得一提的还有总部位于德国黑森州的巴特阿罗尔森的国际寻人服务局，该服务局寻找纳粹受害者，强迫劳工以及大屠杀受难者，记录并提供历史档案用于研究。德方认为，国际寻人服务局 有着重要的贡献，也应该成为世界遗产。
然而比起下面这种，上述几种远远称不上奇特。拉戈梅拉岛是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那里的居民发明了一种特殊的哨语，这种哨语将岛上常用语言卡斯提尔-西班牙语再造复制为口唇哨音，不同的哨音代表语言中的元音和辅音，借助哨音的高音频，向远在对面山上或海面船只等发送交流信号和进行对话。据悉拉戈梅拉岛哨语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得到全面发展而且形式完善的口哨类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这种独特和历史悠久的哨语，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名册。
各国都拿出自己认为的特长景点和文化项目，而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则会逐项耐心地审核和评比，最终作出“列入名录”，“要求补充信息”或“拒绝列入”的结论。有时候，申请可能持续数年才获成功，前期投入也花费惊人，但仍然不能阻止人们迈向申遗的脚步。
申遗的生意与政治
人们的这种热情高涨当然和申遗成功之后所带来的好处分不开：不但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更有可能获得“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援助。同时也是一种理念的传播，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世界遗产地在吸引外商、扩大旅游的同时也带来其他消费，拉动世界遗产所在地的经济效益。诸多好处让很多项目不惜工本，“不择手段”，加塞的一幕也就出现了。
据有关媒体报道，洛阳龙门石窟“入遗” 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入遗” 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而此次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也让人们对它给予了厚望，它涵盖范围最广，涉及旅游景点非常多，如能很好的整合和开发，将对相关经济的拉升提供难以想象的助力。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14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24
在此之前，我们探讨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空间变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其空间载体记录着人类社会更多的生活经验，同样，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放到全球，那么世界遗产城市地区无疑成为我们所要关注的对象，因此，作为对之前研究的补充，本文同样从土地利用的视角探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
1 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
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涉及到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如关于全球变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对全球鸟类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物质过程关系，如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球碳循环变化模拟研究以及关于人类土地利用对全球过去6000年碳循环的影响研究；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关系，如关于以生物能源为例讨论全球能源系统和土地利用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关于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政策对城市运输系统能源使用的影响评估；关于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如关于高分辨率全球植被和土地利用数据对气候研究的支撑性探讨以及关于近3个世纪全球土地利用变迁、森林采伐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利用方式研究。从对国际科学界关于全球尺度土地利用相关的研究可见：关于全球土地利用特征及其与物质过程关系的研究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也相继开展；近10年来以Yamamoto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土地利用与能量过程的关系。
2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2.1世界遗产城市
本文以世界遗产城市为例进行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世界遗产城市联盟(OWHC)是世界遗产城市自下而上形成的联盟，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遗产城市联盟共拥有242个城市成员，其全球分布如图(见图1)所示。
2.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概述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研究的两个方面，而作为连接两者(生产者与生产要素)的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也可以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大致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主要发展阶段的土地开况包括：在青铜时代，全球土地开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土地开发类型多为非持续农业；在铁器时代，全球土地开发增加并拓展到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中出现了更多的持续农业；在西方的中世纪阶段，全球土地开发拓展到美洲以及澳洲等地区，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而在上世纪末，进入现代以来全球土地开发伴随人口的增加迅速扩张，广泛分布于全世界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土地开发类型多为持续农业。总体来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开发过程是全球历史时期土地开发过程的集中体现，而全球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阶段是在近300年间，因此，这一历史阶段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土地覆盖是如何受人类影响而发生变化将成为后续研究要具体探讨的内容。
3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研究
本次研究同样采用Goldewijk，KK所提供的全球环境历史数据(HYDE)，其由近300年(1700―1990年)全球土地利用相关数据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人口密度和土地覆盖，城市地区研究涉及到的数据包括点和面两种类型，本文涉及到的是点类型数据，采集位置为城市地区中心点。
3.1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断面研究
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近300年来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根据全球人口密度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人口密度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1所示。
与全球人口密度分布历史断面相对应，近300年来全球土地覆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与全球人口增长和迁移相对应的，体现在农业用地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区域扩散，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根据全球土地覆盖分布整理出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覆盖的历史断面，其结果如表2所示。
3.2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历史路径研究
从近300年的变化(见图2)情况来看，农业为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由1700年的53个增加到1990年的96个，而半农业／牧业主导土地覆盖类型的世界遗产城市在此长彼伏中维持了基本平衡，大致在40个左右，最终，大部分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牧业。
近300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具体的转变路径如下表(见表3)所示，在这一阶段的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加拿大，非洲的突尼斯、马里共和国、摩洛哥，欧洲的德国、捷克、意大利、波兰、俄罗斯、西班牙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墨西哥，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南美的秘鲁，欧洲的比利时、德国、俄罗斯、法国、捷克、克罗地亚、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乌兹别克斯坦、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的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非洲的肯尼亚、利比亚、摩洛哥、刚果民主共和
国，南美的巴西、智利，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德国、俄罗斯、捷克、立陶宛、葡萄牙、圣马力诺、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韩国、斯里兰卡、叙利亚、也门、中国等国家或地区，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4 关于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的结论
通过对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尤其是近300年来土地利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从历史时期全球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都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人口发展相对应，全球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也呈现对应的关系，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地区从青铜时期的亚欧大陆逐渐向非洲、美洲以及澳洲扩张，而主要的土地开发类型也由非持续农业向持续农业转变。
近300年是全球人口发展和土地开发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人口在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由原来主要分布在亚非欧大陆的文明区域向美洲、澳洲等地区扩散，同样，全球土地覆盖也发生了相关的转变，这种转变明显体现在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空间演变之上，并主要发生在最近的100年当中，即20世纪。
在这300年的过程当中，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大部分都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前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中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要分布在北美、非洲、欧洲以及亚洲，转变类型同样也为自然植被向半农业／牧业的转变；后期土地转变的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洲，转变类型主要为自然植被以及半农业／牧业向农业的转变。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其空间变迁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全球的视角更好的理解城市地区发展的历程。
5 世界遗产城市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比较及结语
本文考察了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利用情况以作为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研究的拓展，在对两者各自独立研究基础之上同时也关注两者之间的异同，通过初步比较探悉，得出的一些结论如下：
人文与空间是地区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维度，这种关联体现在全球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对应之上，而我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同样也与土地开发相对应.但与全球相比，两者在同构之中又有差异，总体而言，我国的人地关系更为紧张，人地矛盾也更早出现。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篇13
湖北现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3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以及1项申遗筹备项目。武当山古建筑群于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钟祥明显陵于2000年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咸丰唐崖土司城址于2015年与贵州海龙囤土司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一起作为“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2012年列入），一是中国明清城墙项目，包含湖北省荆州城墙、襄阳城墙；二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包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大冶铁矿西露天采矿旧址、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华新水泥厂旧址等构成；三是鹤峰容美土司遗址。1项申遗筹备项目，即“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该项目是我国继“丝绸之路”、“大运河”之后，又一条计划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线路。该项目于2012年开始筹备，得到了线路沿途8省份的积极响应。2014年，湖北省被推举为8省联合申遗牵头省份，武汉市被推举为牵头城市，现线路沿线8省已基本完成遗产资源调查，目前正有序推进申遗点遴选以及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的编制工作。
二、保护与管理现状
“十二五”以来，为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有效与合理适度利用，发挥遗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实现世界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湖北省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加快开展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逐步完善遗产监测体系，加快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积极争取国家与省级财政资金，实施文物保护工程，广泛采用科技手段与多学科交流，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逐步建立起以法制建设、保护规划、管理机制、保养维修、学术研究为保障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一）稳步推进法制建设
2013年1 2月1日，由湖北省政府公布的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法规（（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该法规在认真研究唐崖土司遗址的内涵价值、保存现状和面临的保护难题的基础上，制定了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保护条款。该管理办法的公布实施，为唐崖土司城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夯实了基础，为开展唐崖土司遗址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具体的操作指南。咸丰县人民政府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制定了（（关于加强唐崖土司城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唐崖土司遗产的地方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细则。为加强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保护，黄石市于2012年公布实施《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保护管理暂行办法》《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办法（试行）》《黄石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性文件，现正积极推动《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片区保护条例》立法。《襄阳城墙保护条例》、《荆州古城保护条例》等明清城墙遗产保护法规也将于近期出台。这些专项法制建设极大的加强了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二）加快开展保护规划编制
保护规划是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长期思路与依据，完备科学的保护规划体系，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湖北省高度重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2009年，《荆州城墙文物保护规划》由湖北省政府公布实施；2012年，明显陵、武当山玉虚宫、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襄阳城墙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公布实施，“唐崖土司城址保护管理规划》也于当年1 2月由湖北省政府公布实施；201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保护与管理规划纲要（2013―2030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复，依照该规划纲要，现已完成《武当山建筑群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5―2030）》的编制工作，提交国家文物局审查； 《华新水泥厂旧址保护总体规划》正按照国家文物局意见修改完善。通过这些年来的工作，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体系正逐步走向完善。
（三）逐步完善遗产监测体系
湖北省当前实施的遗产监测工作重点有三个，一是明显陵影壁监测项目，2013年获得批复，现已开始监测工作，该项目是湖北省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文物建筑单体专项监测项目，拟以此为起点，逐步开展世界遗产各重要文物建筑单体监测工作；二是唐崖土司城址动态信息与监测项目，201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该项目对唐崖土司城址实施全面的环境及文物本体监测，科学分析、评价唐崖土司城遗址的保护效果，指导唐崖土司城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三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边坡预警与监测系统项目，已开始相关建设。此外，武当山金殿游客量及危岩体监测、明显陵动态信息及监测预警等项目正在申报。湖北省通过这些单体、全面的监测项目的建设与实施，点面结合，积累相关技术经验，逐步完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工作，形成完备的全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体系。
（四）积极实施文物保护工程
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以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十二五”期间，国家与省级财政先后总计投入资金近4亿元，实施各项文物保护工程以及安消防工程项目70余项。为加强武当山古建筑群文物安全，实施如玉虚宫文物保护工程、冲虚庵修缮工程、武当山古建筑群消防工程等项目；为改善明显陵保护状况与历史环境风貌，实施明显陵外罗城外明塘修缮工程、明显陵地幔修缮工程、明显陵影壁监测等；为配合世界遗产申报，实施了唐崖土司城址一期保护工程、唐崖土司城址保护与环境整治（一期）、唐崖土司城址动态信息及监测保养维护、华新水泥厂保护展示与利用工程等项目，极大地改善了湖北省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安全及周边历史环境状况，保证了遗产价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五）加强保护管理机制建设
为夯实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基础，湖北省狠抓落实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四有”工作，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公布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规范遗产核心区域缓冲区内的建设项目报批；加强地方保护管理机制建设，指导各遗产地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加快相关人才尤其是基层遗产管理与保护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显陵、唐崖土司城址等单位先后已成立专门的管理处，其中明显陵管理处为钟祥市政府直管单位，唐崖土司城址管理处与咸丰县文物局、咸丰县民族博物馆合署办公，配置专业人员与设施，负责遗产的日常管理与保养维护工作，黄石市于2015年组建黄石市文物局，管理与协调黄石工业遗产片区的保护与利用工作；推动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协调机制建设，每年定期对武当山、明显陵、唐崖土司城址等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协调工作，加强巡查与监督，及时制止、整改违规建设；联络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沿线8省市，成立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公室，协调、推动申遗工作的进展。这些工作为湖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与申报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六）推动科技与多学科交流 湖北省近年力推科技手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中的应用，采用整体顶升技术进行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进行资料记录；在唐崖土司城址、鹤峰容美土司遗址考古工作中积极采用高空高清航拍、三维激光扫描、地理信息系统、现场出土文物保护等技术，采用三维数字化建模与虚拟复原等技术开展遗产数字化展示；推进湖北世界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支持建立湖北省海达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研究院等，为遗产保护、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保护规划编制、信息化管理、合理利用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积极推动武当山与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办唐崖论坛、黄石工业遗产申遗咨询会、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推进会等多项学术交流活动，深化遗产价值研究，为湖北省积极探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与学术支撑体系建设打下了基础。
三、加强申报与保护工作的策略
党的“十”以来，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为新时期文物事业指明了方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个全面”战略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推进，文物事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系列重要论述思想内涵，贯彻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在新形势下履行《世界遗产公约》，严格开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构建完善湖北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充分发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世界知名文化名片的宣传展示作用，弘扬荆楚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合理适度利用，发挥其服务社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作用，深入落实文化扶贫政策，助推湖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加强现有遗产的保护与管理
严格履行《世界遗产公约》，加强现有3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尤其要突出遗产核心价值方面的保护。加强对遗产地的综合性检测，稳步开展遗产监测体系建设，建立湖北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平台；推进各项文物保护工程实施；加强年度督查与巡视工作，规范遗产地管理，加大文物执法力度，严厉查处遗产相关的违规违法活动，强化对遗产地的规范管理，实现遗产的永续保存。
（二）特许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精准把握湖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以及申遗筹备项目的保护管理现状、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等，制定相应申报策略，持续推进世界遗产申报，丰富湖北省世界遗产文化多样性，完善世界遗产传承体系。
“黄石矿冶工业遗产”项目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唯一的工业遗产项目，遗产价值非常突出。湖北省将进一步加强对黄石矿业遗产的考古与学术研究工作，开展多学科交流，深入发掘遗产文化内涵，完善遗产价值的解读和宣传阐释体系，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推动黄石工业遗产保护立法，修改完善保护规划，加快遗产监测体系建设，夯实遗产申报各项基础，加速推动黄石矿冶工业遗产的申报工作。
目前我们积极配合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办公室的申遗部署，推进湖北“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的各项工作。深化湖北明清城墙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加强申遗文本的编制工作，加大湖北明清城墙遗产的文物保护工程实施力度，为联合申遗做好准备。
鹤峰容美土司遗址作为申遗扩展项目，当前湖北省的工作重点是做好容美土司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推进容美土司遗址的保护与管理机制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待时机成熟时予以申报。
同时我们一直积极推动万里茶道联合申遗项目，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牵头省份作用，联合沿线8省实施“万里茶道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申遗工程”，加强茶道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加强预备名单申报文本的编制工作，争取尽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三）积极探索遗产的合理适度利用
我们积极贯彻落实“加大保护力度，推动合理适度利用”重要指示精神，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树立服务群众、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遗产利用理念，发挥世界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文化熏陶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素养；理顺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严格执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避免盲目建设、过度开发，减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人工化、城市化干预；发挥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品牌开发文创产品、培育相关产业；加强系列遗产各遗产地之间的合作，做好与市场的对接，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共同推动遗产资源与社会教育、公共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善鄂西北秦巴山区、鄂西南武陵山区等贫困地区经济状况，助推文化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