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车(0)
媒体管理论文篇1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开始放松共产党国家对媒体的传统管制。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参与制订的前苏联《出版和其它大众传播新闻媒体法》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在法律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该法律承认新闻工作团体有成立媒体公司的权利，并宣布每个编辑部都是独立的法人，这意味着那时新闻传播媒体已经获得了部份的自由和权利。该法律的缺点在于没有明确规范新闻媒体在经济发展中所应负的义务和如何利用来自国外的投资，以及国家如何管理媒体的金融运作[1]。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1991年前苏联通过的《出版和传媒法》。俄罗斯联邦于1992年成立了“印刷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管理印刷媒体和广播电视媒体。
在上述《出版和传媒法》尚未通过的1990年，叶利钦的媒体改革总顾问波尔托拉宁在有关“办人民的电视”的文件中就提到：为了适应民主改革，俄罗斯需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电视公司，其设想是要与苏联民众熟悉的苏联国家电视台竞争。叶利钦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两次电视采访中解释道：它应当是另一种电视，它应当维护社会的利益，对政府进行批评，并对政府及最高层官员的事件进行公开的报导[2]。叶利钦一直认为，报刊、电视对于自己的忠实是某种客观事实，他认为媒体的忠诚是对他在1991年8月所作的贡献的自然回报。但叶利钦不信任一些有影响的著名记者，叶利钦认为他们曾经为戈尔巴乔夫卖过力，疑心重重和猜忌心强明显害了叶利钦，但他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3]。
在俄罗斯政府高层争夺最高权力与扩充政治版图的竞赛中，控制媒体经营权或限制媒体活动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手段。俄罗斯传播研究者亚仙.扎苏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媒体是叶利钦登上权力高峰的主要工具，而争取一个属于他权力掌控之下的电视频道是叶利钦长久以来所希望达成的愿望[4]。1991年5月，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与当时的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进行了激烈谈判之后，叶利钦终于成功地为俄罗斯联邦争取到开播第二频道《俄罗斯广播电视台》(俄文简称PTP)的权利，这立刻扭转了苏联时期《奥斯坦丁》广播电视公司一家独大的媒体垄断局面[5]。
1991年8月之前，在民主派中间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把电视、广播、报纸给我们，我们就能提高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度。苏共发动的“八月”失败后，大众新闻媒体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奢侈安乐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情绪。前苏联出版部部长米.费多托夫在自己的回忆中谈到：在那个时期，中央政府为减少保守的州和边疆区地方报纸的影响，出版部曾说服叶利钦计划出版几十种到地方发行的报纸，并准备与新闻工作者团体一起合作创办这些报纸。但许多报纸在初创时期行事草率仓促，既未做市场调查，也没有制定经营计划，结果一两年之后这类报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事实上，长期习惯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官办媒体从业者往往只会完成上级的政治任务，而在经济管理上毫无头绪。
1993年3月20日叶利钦签署了第377号《关于保障新闻稳定和对电视广播要求》的总统令，总统令对于新闻市场、自由观点、新闻平衡、职业责任、电子生态、信息保护等分别提出具体要求。总统令中还强调：大众新闻媒体和权力机关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大众新闻媒体和人权宣言》（欧洲委员会宪法大会1970年第428号决议）、《广播电视管理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75年第748号建议）、《大众新闻媒体与议会关系原则》（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1984年第820号决议）。这一总统令的签署主要是叶利钦与最高苏维埃之间在电视问题上激烈斗争的反映。该命令加强了电子媒体获得独立的法律基础。
当时，叶利钦理想的媒体模式是美国式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但前苏联出版部部长费多托夫认为，民主派的政治领导人对媒体依然有很多旧式思维。例如，叶利钦本人受的是前苏联制度的教育，并接受了带有旧官僚式的新闻观念，即新闻就是集体鼓动者、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叶利钦担任过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非常清楚如何让新闻记者扮演“党的助手”的角色。他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对报界的态度就是，必须由他决定在莫斯科的媒体上刊登什么，而且只能登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民主化之后，叶利钦对于大众传播媒体仍然会表现出家长式的态度，确切地说是父亲式的态度。普金担任总统以后的媒体政策也明显地有管制操纵新闻报导的痕迹。
由于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的债务，又未能从西方国家获得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巨额资金，政府无法在财务上支撑媒体的转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化过程中崛起的新型金融寡头趁虚而入、经营媒体，并开始干预政府政策的制订，使《出版和传媒法》无法正常执行。
二、媒体民营寡头的兴起和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
全球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成长。跨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通常采用建立卡特尔的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媒体由于受限于反垄断法，普遍采用隐蔽式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由于前苏联的解体而提前进入卡特尔垄断时期，这属于非商业性质的卡特尔，俄罗斯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获得其自身所需要的政治利益；中国媒体则由于缺乏类似的法律限制，媒体之间普遍采用公开性质的卡特尔[6]。
寡头媒体之间建立卡特尔形式以获取利润或资源的前提条件为：
1．寡头媒体建立的卡特尔必须有能力不致引起来自其他媒体的挑战。寡头媒体在建立卡特尔之后，由于资源的集中而使成本及广告费上升，其他竞争对手可借机趁势而入，使大家的竞争壁垒普遍降低。
2．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之后，媒体市场的整体需求面的弹性降低。寡头媒体建立卡特尔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控制市场，当市场需求下降时，卡特尔可以增加向受众出售广告信息的数量，此时媒体市场的弹性空间往往变得更加脆弱，媒体卡特尔的收入反而下降。
3．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出于保护媒体竞争的考虑，往往对卡特尔实行严厉惩罚，只有当政府的惩罚门坎相对较低时，寡头媒体才会试图建立卡特尔。
4．相对于所得利润来讲，寡头媒体组织和执行卡特尔协议的成本必须较低。如果组织成本和执行协议的成果过高的话，卡特尔显然难以形成，市场中的媒介数量越多，新建立的卡特尔越难获得预期利益。
5．寡头媒体所达成的卡特尔协议、包括卡特尔之间的非公开性协议必须易于执行。媒体卡特尔通常对市场生产、传播信息产品数量或价格进行限制。任何一个卡特尔中的媒体如果要秘密执行非协议的商业行为，就会破坏卡特尔整体的利润获得，同时卡特尔之间的竞争经常会触犯国家利益，这会招引政府对卡特尔的整顿。
前苏联解体后，国家与传媒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俄罗斯联邦的媒体由国家一手控制的局面不复存在，大众传媒开始正式走向自由化、股份化、私有化、财团化和卡特尔化，政府则通过立法为媒体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
在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的3年间，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间接导致俄罗斯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撤出媒体。在报纸方面，属于政府的报纸仅剩下《俄罗斯报》和另一份仅在内部发行、属于总统办公厅的《俄罗斯讯息报》。原有的两大中央电视台“社会电视台”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中，仅剩下后者仍归政府管理，但由于政府拨款不足，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许多节目质量欠佳，收视率经常落后于“社会电视台”和一些商业电视台如“独立电视台”和“第六电视台”等。在广播电台中，国家仅控制着3个广播电台，即俄罗斯台、俄罗斯一台及灯塔台。俄罗斯台的收听率为23.7％，俄罗斯一台为2.3%，灯塔台不到1个百分点。
政府全面退出大众传媒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源，媒体经过了一段短暂的阵痛期，这段阵痛期大约从1992年底一直持续到1994年底。1995年后俄罗斯的媒体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代表过去的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集团与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为一方，另一方为支持莫斯科市政府的“桥媒体集团”，最后一派就是自成一体的别列佐夫斯基所拥有的媒体。
别列佐夫斯基1993年投资《独立报》时，该报正陷于严重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面临停刊的窘境。别列佐夫斯基联合当时《独立报》的总编辑特里基雅科夫，把一些《独立报》的记者派到欧洲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再把足够的资金注入《独立报》，于是这份报纸又重新以崭新的面貌站立起来，基本上仍然坚持其一贯的前卫、辛辣的作风。在俄罗斯具有百年历史的《星火》杂志同样也有别列佐夫斯基的投资。该杂志同样在1993年遇到危机，叶利钦总统办公室主任由马舍夫曾任该杂志编辑。通过注入大量资金，别列佐夫斯基开始进入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社会电视台”。最初，别列佐夫斯基金仅拥有该电视台2％的股份，但他成功地登上了该电视台董事会主席的宝座。此后，他通过自己手下的财团不断冲抵电视台的亏空，到1995年，别列佐夫斯基已基本控制了这家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
“桥媒体集团”主要是由“桥银行”老板古辛斯基一手创办。古辛斯基完全以美国的传媒经营模式来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虽然“桥媒体”在1996年总统大选后得到叶利钦的大力支持，但其立场与2000年新任总统普京的强国政策相去甚远，这也是“桥媒体”后来走向灭亡的原因。由于古辛斯基与当时主管俄罗斯新闻事物和政策的波尔托拉宁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于1994年将国家电视台的第四频道让给古辛斯基经营的“独立电视台”，开始了“独立电视台””与第四频道的教育电视台共用频道的局面。起初，“独立电视台”只在晚上7点之后播出约3小时的节目，其创办人基辛廖夫所主办的“总结”节目，最初是在圣彼得堡第五电视台播出，每天也只有1个小时。“独立电视台”后来逐渐成为俄国一个颇受欢迎的媒体。
[page_break]1993年，古辛斯基创办了一份综合政论型报纸──《今日报》。《今日报》最初的报业人员都来自《独立报》，这使得《今日报》声名显赫，但由于主编奥斯塔尔斯基一直无法突破集团利益的障碍，《今日报》一直无法突破发行量10万份的大关。接任的总编辑别尔戈尔将《今日报》的内容、风格转向经济方面，《今日报》的从业人员也换成《每日商报》的编辑，发行状况有所改善。1996年，古辛斯基又联合美国的《新闻周刊》创办了《总结》杂志，《总结》杂志以丰富的内容、精美的画面和便宜的价格迅速占领了俄罗斯一部分杂志市场。但由于该杂志的文章中用了过多的西式语言，使得读者产生了不适应的感觉，最后《总结》的影响力一直停留在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范围内。古辛斯基还一手创建了对俄罗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回声电台”，至今“回声电台”还是莫斯科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
代表国营企业的国家天然气工业集团也逐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1997年以前，国家天然气集团总裁韦辛列夫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前政府总理切尔纳梅尔金。国家天然气集团控制着俄罗斯的第一大报《消息报》，以及《劳动报》、《先锋真理报》等。在言论上，该媒体集团一般都倾向于为政府的政策“保驾护航”，在经营上则重投资而疏于管理，这与前两派媒体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企业改革派的欧耐克希姆银行集团基本上是将媒体作为进入政府的垫脚石。该集团总裁波塔宁在成功地经营《专家》杂志和《每日商报》等媒体后，便跻身政府，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副总理的银行家。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发生后，该派媒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
民营媒体的兴起也带来了媒体运营模式的转变。以电视业为例，它在90年代的转型期间凸显了4个特点：
首先，节目内容多元化。“独立电视台”率先采用SNG（卫星直播转播车），对重要新闻采取直播方式。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也采用多种方式来培养学生在现场新闻采写直播中的各种应付能力。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黑与白”节目的摄影棚就设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二楼，学生下课后可直接参加节目的录制。笔者就曾以观众的身份观看了该节目，当时节目主要是采访新闻系系主任扎束尔斯基。卫星电视台的出现使电视节目变得丰富多彩。例如，俄罗斯与美国成立的“宇宙电视台”属合资媒体，该台主要转播西方的新闻台与电影台的节目；1996年“独立电视台”开设了4个卫星电视台，它们分别为电影台、俄罗斯老电影台、体育台、新闻台，其中新闻台的影响面最大，该台可以在美国、以色列及西欧各国同步收看。
其次，制作方式多元化。俄罗斯各大电视台普遍改用制片人制度，整个节目的制作与发行都由制片人主持。
再次，观众分布多元化。俄罗斯的电视观众逐渐分化，因此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开始面向不同的观众群体，有面向全国观众的节目，有面向特定地区观众的节目（如靠近高加索地区的观众所收看的节目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有面向本地观众的地方性节目（这批观众以看有线电视为主）。
最后，电视台所有制多元化。国家、民营电视台同时存在，非国家经营的电视台主要包括私营、社会合资的有限公司及无限公司等形式，还有如“绿色和平组织”、以研究性质为主的媒体组织（如“公开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媒体。
三、普京整肃媒体寡头并建立“国有公共服务体制”
苏联解体之后，媒体寡头通过与政治领导人的合作曾一度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古辛斯基。叶利钦在执政的后半期才认识到寡头控制媒体对国家的影响。1998年5月8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方式宣布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为基础成立以国家股份为基础的媒体国家垄断集团，它包括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俄罗斯通讯社新闻”和遍及88个行政区、自治共和国的地方电视、技术转播中心。这一总统令的颁布表明，俄罗斯联邦政府开始逐渐收回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各大电视台获得的新闻自由权利，中央与地方共同建设新闻媒体的构想逐渐形成，而民营的媒体如“独立电视台”、“第六电视台”等则继续独立运营。
以1996年为分水岭，古辛斯基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从苏联解体后到1996年，古辛斯基与其它合伙人一起创办了“桥银行”，又与莫斯科市市长鲁日科夫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得“桥银行”的业务得以迅速遍及全莫斯科市。与此同时，古辛斯基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银行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桥银行”再上一个台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银行，古辛斯基也成为持有俄罗斯及以色列两本护照的银行家。1996年，古辛斯基以渐进的方式开始参与俄罗斯的政治。由于俄罗斯人对俄裔犹太人的印象不太好，古辛斯基起初隐藏在政坛的幕后，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争执。待时机成熟后，他于1996年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犹太人代表大会”，亲自出任代表大会的主席。他成立这个“代表大会”的主要意图是为了团结俄罗斯境内零散居住的犹太人，同时也可与海外的犹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
自1996年到2000年，古辛斯基把“桥银行”的管理权交予他人，开始筹组他的媒体帝国”。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既控制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又发挥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样，无论谁当总统或谁想当总统，古辛斯基的话将会有一言九鼎的作用。到2000年，古辛斯基已建立了一个涵盖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互联网的媒体“帝国”。在他的媒体“帝国”中，电视以“独立电视台”、“独立卫星电视台”为主，虽然这两个台的信号发射面不能象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及“社会电视台”那样，远达全俄偏远地带，但“独立电视台”与“独立卫星电视台”以精采的电视节目吸引了主要都市将近2千万观众，他们遍布各阶层。此外，古辛斯基的“莫斯科回声电台”也是一个莫斯科市民必收听的政论广播台。他的《总结》杂志与《今日报》也得到俄罗斯白领阶级的青睐。在俄国传媒界，“桥媒体”职员敬业的精神成了其它媒体学习与竞争的对象。
2000年，古辛斯基曾出席克林顿夫妇为美国所举办的筹款餐会，坐在克林顿夫妇的斜对面，并且在克林顿致词后也发表了讲话。由此可见古辛斯基在美国的知名度，“桥媒体集团”一度成为美国影响俄国政坛的一个桥梁。然而，正当古辛斯基一步一步地走近自己的目标，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时，这位从叶利钦时代开始，一直是克林姆林宫好夥伴的犹太裔媒体寡头大亨却遭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彻底清算。
普京登上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之后，一方面以司法诉讼的手段来对付媒体寡头，另一方面让国营工业能源财团兼并大型商业媒体，这一兼并最后演变成为电视媒体营业执照权的争斗。
普京对媒体的整顿从2000年5月份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法律追诉与调查令人眼花缭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俄罗斯政界整人的特性：稳步展开，但力道会越来越猛，直至对手投降为止。
2000年5月11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的第三天，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以偷税漏税为名，搜查了古辛斯基所拥有的俄国最大媒体垄断集团之一的“桥媒体”总部的4个机构，并于5月13日逮捕了担任该集团总裁的古辛斯基。这是普京整顿寡头媒体计划的开始，具有投石问路的味道。6月12日，俄罗斯最高检察院扣留了古辛斯基，此举在俄罗斯引起了巨大反弹。尽管不久之后古辛斯基被释放，但对“桥媒体”涉嫌经济违法的指控并未撤销。后来普京发现，俄罗斯社会上站出来保护“桥媒体”的只是一些右翼人士而已，于是他对俄国的犹太裔群体采取了一拉一打的两手策略，把古辛斯基与一般犹太裔区分开来，对俄国的犹太人采取开明政策，不反对犹太人的，但对已参政的古辛斯基则采取坚决依法处理的作法。
普京之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处理古辛斯基，是因为他认为古辛斯基的媒体在俄罗斯已严重地威胁到政府及政策的制定。而身为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的普京深知，这些靠前苏联解体而发家的寡头们的淘金史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古辛斯基以前在莫斯科周边城市图拉开计程车，能在短短的几年内一跃而成为媒体大亨，自然有种种把柄，整肃他并非难事。俄国总检察院因古辛斯基于当年11月受传讯而未出庭，对他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结果古辛斯基于2001年12月在西班牙遭当地警方拘捕。
归结起来，古辛斯基受到的指控共有3条。其一，“桥媒体”未按时足额缴纳税款；其二，“桥媒体”下属的“独立电视台”未按时归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其三，古辛斯基非法取得以色列护照[7]。
前两点主要是“桥媒体”作为跨国企业与俄罗斯法律的矛盾所造成的。1998年“桥媒体”收购了以色列的地方性电视台马特夫电视台，还购买了以色列的著名报纸《马利夫报》25%的控股权，成为该报最大的股东。2000年初，“桥媒体”又在美国设立了“独立电视台”的美国分台，为自己万一沦为俄国政坛权力斗争的祭品时预留一条后路。1999年末，古辛斯基把“桥媒体”分解为2个机构，即在直布罗陀（英属殖民地）注册、拥有大量美国资本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以及在俄罗斯运营的“桥媒体集团”，前者主要负责古辛斯基媒体帝国在全世界的统筹运营和资金管理，而后者则只从事在俄国的传播业务，以维持古辛斯基在俄国的经济利益。“桥媒体”之所以未按时向天然气工业公司偿还2亿6千万美元的债务，并非古辛斯基无钱偿还，而是“独立电视台”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古辛斯基控制的现金都在“欧洲媒体中心集团”手里；根据俄罗斯的经济法规，“欧洲媒体中心集团”属于外国公司，在俄国对外汇的出入境实施严格管制的情形下，古辛斯基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从国外调入2亿6千万美元的现金去还债。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成功地达到了政治目的，但也为俄国经济埋下了潜在的危机。寡头们担心再遭整肃，纷纷将金融资产转移到国外，使俄国经济大量“失血”，而普京只好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出售军火武器来维持经济运转，这一策略相当冒险。
普京整肃媒体寡头之后，俄罗斯的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开始转型为“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国家部分所有的公共服务体制”的具体特点是：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领域，并以广播电视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份出现；广播电视公司的管理原则是以专业人士实行专业管理，国家政府人员及政党人士绝不参与。这种管理形式的优点是，在媒体经营仍然离不开金融机构投资的情况下，既可以减少金融寡头干预政策制定的机会，又不至于让政府为媒体的亏损担负过重的责任。
当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基本确定以后，1999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出版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委员会”合并升格为新闻部，“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则成为国家媒体的专业管理机构，对各大电视公司调整分配资源。同时，俄罗斯各大电视台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主持人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将自己准备讲话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交给“全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这样一道新闻检查屏障就形成了。“广播电视公司”对合资、私营或国家的电视台有不同的要求。比如，为了让合资或私营电视台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对这些电视台的侧重提高收视率的节目一般会放松要求；而对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则要求它每个星期播出1小时的“国会”节目，政府对此给予补助。
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电视业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家媒体居主导地位的格局，私营电视台以及莫斯科市政府的电视台仅侧重于娱乐体育等节目，而政府丑闻则一般会被禁止报导。
普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学生和教授座谈时谈到，如果新闻受控于“两三个”钱袋子，新闻媒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任何自由，媒体反而会成为利益集团的保护者，新闻媒体只有在确定自己的基础之后，才能实现新闻自由。他的观点是，所谓“自由”就是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此同时公民要受到用民主方式通过的法律限制，否则，“自由”就成了为所欲为处于失控状态的无政府主义[8]。他认为，俄罗斯媒体有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而这只有在媒体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下才能实现。
【注释】
[1]吴非，《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4期。
[2]O.波普佐夫：《沙皇侍从惊醒》，莫斯科，2000年版，第101-102页。
[3]格·萨塔罗夫、雅·利夫希茨、米·巴图林、格·皮霍亚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2000年版，第607页至608页。
[4]ЗАСУРСКИЙИ.Я.МАСС-МЕДИАВТОРОЙРЕСПУВЛИКА,МОСКВА:МГУ,p.141.
[5]ibid.,p.142.
媒体管理论文篇2
2.特征
关于新媒体的具体特征，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互动性。互动性指的是媒体和用户之间信息的传输具有双向性，用户和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互相的表达、沟通和信息交流。二是随时性。这主要是针对信息的者而言，信息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在新媒体上即时发表心情、言论，而且随时可以获取新信息。三是多样性。网络新媒体的表现形式种类繁多，而且整个表现过程也十分丰富，视频、图片、文字以及音频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让新媒体的特征展露无疑。四是无形性。以网络媒体技术为主的新媒体，它所代表的世界是虚拟的，而且其媒体形式大多都是无形的，只能是将电子文本作为自己存在的形式。五是共用性。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个体差异，在信息主体的对待上秉持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将信息最大程度地传播给了每一位接受主体，达到了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使得信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共用效果。六是多量性。就目前现状来说，网络多媒体基本囊括了各类资讯、社会信息以及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自由表达或者的多量讯息，极大地丰富了网络新媒体的资讯信息库。
二、网络新媒体给学生管理工作带来的利弊
1“.利”
（1）增进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沟通
现下网络新媒体的沟通渠道多种多样，微信、微博、QQ、MSN、飞信等沟通渠道是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良好选择，或者可以建立QQ群进行多人讨论、多人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彰显了网络新媒体的强大优势。与此同时，这种沟通交流的方法还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班级的决策也更加民主、公开，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呈现出一片大好态势，班级的整体荣誉感、凝聚力都大大提升。
（2）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
网络新媒体将信息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快速和高效，达到了一种信息即时性传播的状态，为学生的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利用新媒体工具，学生管理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内容，对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捕捉，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管理工作的预见性，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为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3）提供给学生信息获取的大平台
这点优势主要体现了新媒体的多样性特点，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多样性，才使得交流的平台更大、更有效。传统媒体时代的学生工作开展，基本上都是通过文本传达或者通过一些组织群体传递信息，而如今的网络新媒体时代完全摆脱了传统媒体传播的局限性。微博、微信等多种新媒体方式的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学生之间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使得信息的了解更加直观、形象、生动。
2“.弊”
（1）错误引导学生产生信息迷茫选择
网络新媒体每天都会更新大量的资讯，新媒体的强大触角伸展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海量信息的感染，极为容易在这些信息中迷失自我，产生一些迷茫选择的现象。学生相对于社会上的人民团体来说，他们的思想认知水平较低，不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规则和条件，所以在面对一些是非问题时难以做出有效抉择。与此同时，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十分浓厚，所以学生在大量信息世界中丧失自我、迷茫选择的现象并不少见，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容易引发学生价值观的多样改变
处于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每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新鲜资讯，虽然说这么多的新鲜资讯广为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于某件事情的关注和认知，但是对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好事。学生辨认是非的能力较弱，而且自身的意志不够坚强，在新媒体的广大平台下容易遭受错误思想的干扰，学生的价值观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认可、赞成甚至推崇某些歪曲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3）直接造成学生生活空间的虚拟化
网络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世界，间接给学生展示了另一个虚拟世界的各类事物，将学生放在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两种环境中，间接地影响了学生的生活空间的真实性。在虚拟世界中，学生个人的言谈、行为不受任何规范的限制，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使得某些学生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严重者会影响到学生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有些学生变得紧张孤僻、丧失自我，有些学生傲视他人、自大狂妄，甚至出现了一些人格问题。这就是学生过多接触网络新媒体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是学生生活空间虚拟化最直接的表达。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的具体工作策略
1.有效利用新媒体的渠道，发挥网络沟通平台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日渐扩延和成熟，与新媒体相关的渠道和平台也变得十分丰富，类似QQ、微信、易信、微博、论坛等等即时性新媒体沟通形式已经渗透到学校生活的角角落落，学生也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此种交流工具的使用方法，从上文第33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内容就可以直观理解这一点。所以，学生管理工作者万不可小觑新媒体渠道和平台的强大作用，反而更应该将这种渠道和平台归为己用，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有效应用，以此促进管理工作的良好开展。在平时的学生工作管理过程中，工作者可以尝试建立属于自己校园的网络平台，设置专门的公告处和意见建议窗口，第一时间通知最新的校园管理工作形态，及时高效地传达管理工作的相关内容和通告，再者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专门的提意见的窗口，这对于师生管理工作的完善与监督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助于学生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全面展现新媒体互动性
上文已经提及到，互动性是网络新媒体的一大显著特征，尤其在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以后，网络新媒体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媒体也日益朝向中心化的方向发展，每一个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用户都是一个信息的者和传播者，形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线上交流的态势。与此同时，智能手机和IT技术的日渐普及和发展，线上和线下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迅捷。因此学校也应该结合时势，鼓动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园新媒体活动中来，提升学生和老师、管理工作者、学校之间的互动，全面展现新媒体的互动性。比如，学生管理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开设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等公众账号，随时更新与学生联系紧密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直接传达给学生，便于学生能够有效反馈；也可以设置在线讨论、在线问答的方式，及时并快速解决学生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再者，班主任老师也可以配合管理工作者设置班级QQ群，增强与学生的互动，辅助管理工作者完成高质量的管理工作。
3.管理者尽快适应新环境，确保新媒体环境的高质
媒体管理论文篇3
(二)在自媒体的运营上制度呆板，信息滞后
管理员怕说错话，信息不能摆脱公文习惯，层层报批的形式又导致信息不及时，与网络用户互动少，必然不能吸引网络用户的关注，导致自媒体传播范围增长速度低，影响力低于其他政法机关运营的自媒体。
(三)经自媒体的信息形式单一，文字冗长
大多检察机关通过自媒体的信息主要以文字为主，形式单一，而且不注重信息短小精炼的特点，不能引起网络用户的兴趣，甚至造成曾经关注的用户失去信心，不再关注，最后导致用户数目增长缓慢。
二、检察机关需要应用自媒体信息工具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维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需要社会结构进行调整转型、体制机制进行深化改革、社会管理提高科学效率，以应对利益多元化状态下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与尖锐。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司法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履行检察权的过程就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的过程，所以检察机关肩负着社会管理的职能，其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责，同时检察机关本身也是需要创新的对象。检察机关履行检察权也需要创新理念和方式，以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要。微博、微信等新信息传播介质、网络软件应用的出现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也对检察机关创新管理理念、提高自身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依据社会发展态势，运用法律监督权及新的社会管理理念、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改进或者改革，不断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的过程，以期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检察机关主要在执法办案中行使检察权，所以检察机关必须根据执法办案的需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社会管理职能是检察职能的延伸，但不能脱离执法办案的根基。检察机关属于广义的社会管理主体，其执法办案活动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活动，检察机关不能超出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检察权，随意插手社会管理。
三、自媒体信息工具对检察机关的作用
以微博、微信、陌陌这三种自媒体信息工具为例。微博是同一时间向所有用户信息进行互动，微信是同一时间向好友用户信息进行互动，陌陌是同一时间向区域用户信息进行互动。当然这三种应用可以通过具体操作实现对方的功能，但与直接使用相应应用实现相应功能相比，各具优势。通过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引导规范社会行为是促使社会大众遵法守法的重要手段。
(一)减少成本，扩大法律宣传范围
自媒体信息工具的应用不单扩大检察机关在网民中进行法律宣传的范围，而且针对不同上网群体的倾向性特点，利用不同的网络信息工具可以实现对特定群体的宣传教育。如微信的朋友圈功能、陌陌上的群功能等都是相近人群组成的小团体，这种小团体的信息传播与微博这种同一时间面对所有微博用户信息不同，影响的范围小了，但是沟通的效果更显著。这种通过网上对目标性人群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的手段，大大减少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和集中目标群体的时间成本和人为成本。而且现实生活中有些群体是不容易接触到的，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记录的吸毒者和潜在吸毒者分布分散又不易甄别，常规的法律宣讲难以接触到这些人以实现针对性法制教育。通过信息网络工具可以大范围的宣传涉毒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这种人群的覆盖面是传统法律宣讲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对网络信息工具的管控，可以发现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人员甚至团体，进行重点追踪教育，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且通过检察信息、在线解答咨询，能扩大检务宣传工作，拉近检民关系。
(二)发现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
目前很多应用程序都有GPS定位功能，如“陌陌”应用程序中，只要设定为非隐身模式，即所有人可见，则查到对方的“陌陌”号码，就可以定位对方与自己的具体距离信息。只要嫌疑人使用手机登陆“陌陌”，开启了定位功能，就可以实现对其位置的锁定。微信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同时微信具有通过网络快速发送语音、视频、图片的功能，而且这一功能在类似的应用中堪称翘楚，最适合建立快速信息反应平台，报送、案情。如建立微信举报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接收报案材料、照片，甚至视频。进行线索征集，可以快速组织人员开展调查，立案侦查。2010年10月重庆市丰都县检察院开通全国首个官方“防腐微博”，半年时间吸引了11．3多万名粉丝关注。而且通过粉丝在微博上跟贴评论中的信息获取了一条线索，成功侦获当地一家医院包括副院长在内的两名贪腐人员。
(三)维护稳定，及时反馈涉案信息
目前，对于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案件，要及时处理、及时反馈，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打消人民群众的疑虑，提高群众满意度，树立司法权威。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司法正义不仅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而且要以可接受的速度尽快实现。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自媒体及时案件处理阶段和结果，公开庭审过程和审判结果，让当事人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达到打击预防犯罪目的的同时，安稳民心，维持稳定。
(四)应对危机，及时掌握网络舆情
使用自媒体信息工具可以让检察机关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并保持持续关注，了解社情民意、应对舆情危机。通过自媒体信息工具的突发事件新闻，比电视等传统媒体更早、更快。通过对特定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舆情，与网络用户对话，澄清事实、以正视听，引导舆论导向回归理性。
(五)交流业务，丰富检察官知识体系
检察官可以通过自媒体信息工具建立相应的业务“群”开展业务交流，还可以关注、吸纳法学专家学者、其他法律同行相互交流学习，丰富法律知识、增强实践本领。检察官在应用自媒体工具的过程中学习了网络知识，优化了知识结构，增强了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联系，锻炼了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
四、提高检察机关使用自媒体信息工具的能力
自媒体信息工具能够在社会上迅速普及的根本原因，一是其具有便捷性和有趣性，二是其具有易操作性。自媒体信息工具的使用不需要具有相应专业知识，功能简单实用，易于操作，普通人通过了解都能掌握。参与自媒体的设备要求低，只要有一台电脑、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自由浏览发表信息。所以检察机关只要提高认识，积极参与，建立自己的自媒体品牌并不难。检察机关在自媒体信息工具的应用上亦有成功的案例。北京检察类微博数量在全国检察类微博排名第一，与北京检察机关对自媒体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与运营上的方法技巧密不可分。归纳起来，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使用自媒体信息工具的能力。
(一)掌握自媒体信息工具功能，熟悉应用自媒体信息工具
掌握自媒体信息工具的主要功能，根据情况熟悉、灵活的应用自媒体信息工具，增强与网络用户间的互动，提高关注度，增大影响范围，对不适宜的信息及时更正，避免不良影响的发生和扩大。主动关注有利于确定目标人群，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宣传、舆情控制和相互学习，提高关注度和影响力。和转发有真知灼见的信息及与检察工作性质相关的信息，是吸引关注、扩大影响力的根本。私信、私聊可以在接受控告举报时和涉及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事项时使用。
(二)丰富信息形式，完善信息制度
利用自媒体信息工具信息应形式丰富，易于被网络用户接受。可以采用视频短片、直播案件事件、典型案例讲解、热门话题讨论等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全面宣传检察职能，释法析理，吸引用户的关注。选择喜爱从事自媒体管理的检察人员担当管理员，管理员信息言论与网络用语接轨，言之有物的同时要时尚风趣。鼓励检察人员关注自媒体，使用自媒体信息工具，积极参与信息。避免使用自媒体信息工具过程中盲目跟风、误发误转敏感信息和言论，避免自媒体信息流于形式，表面响应，实际应付。
(三)提供物力人力保障，激励参与人员热情
管理员大多是兼职从事自媒体的运营，办公时间还有本职工作要完成，压力较大，如果没有积极的工作热情去从事自媒体的运营，而是仅在空闲时偶尔发一、两条信息，必然造成自媒体活力不足，活跃度不足的结果。自媒体的运营不能仅靠个人单打独斗，它离不开团队的力量，也离不开物质保障。为运营团队提供基本办公设备，可激发工作热情。
媒体管理论文篇4
今年四月，笔者参加了一次中美可视电话讨论会，由美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处组织。讨论会主要有关新闻自由，中方参加者是近二十名媒体记者和高校学者，美方主要是倡导新闻自由民间机构的两名负责人。这场二小时的讨论会后来演变成了一场中西方有关新闻自由的争论，因为双方各执一词，相互都无法说服对方。
这样的争论大概已不是第一次，而且也不限于讨论会的形式。不过，争论的焦点一般都包括以下两方面：
（1）如何看待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的新闻媒体自由？西方人士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指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中一些不符合西方新闻自由的做法,并认为中国新闻媒体没有新闻自由，因为中国媒体是受政府控制的。按照他们的传统观点，只有完全脱离政府控制的新闻自由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
（2）中方人士则指出在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尽管在所有制上不受政府直接控制，但他们也不享有绝对的自由，只是新闻自由的受控制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概言之，就目前来说，西方学者往往把新闻自由问题当作靶子，试图通过指出中国媒体新闻的“不自由”的状况，攻击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这一点已昭然若揭；而我国学者当然也不甘示弱，要揭示出西方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等。在这样的争论中，双方往往针锋相对而且有时会变得较情绪化，一般不可能达成共识，最后通常不了了之，较难达到东西方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目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都是与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自由观以及中西方之间不同社会背景产生的对新闻自由的不同理解相关。正因为如此，上述这样的讨论从一开始就缺乏交流的基础，最后不欢而散也就不足为怪。
本篇论文试图从以社会平衡发展的观点出发，本着实事就是的精神，来分析中西方新闻媒体自由现状，探讨产生中西方新闻自由异同的原因，期望能从讨论中得到一些可供我国借鉴的启示，同时也使中西方能对新闻自由等问题能更好相互理解。
一、中西方新闻自由的现状
中西方在新闻媒体自由的认识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讲，新闻自由是一个政治命题。”[1]要求新闻自由似乎是全世界的共识。然而，给谁自由，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却决不是纯粹个人的或抽象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方面等密切关联的。
1．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
首先，应该承认，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讲，历来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比较重视以法律的形式来处理涉及新闻自由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保障一切自由的前提。另外，西方国家的现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及其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等因素也使新闻自由这样的观念能在整个社会中普遍接受。大多数人（包括多数政府）都认为新闻自由应在尽可能范围内得到尊重，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和个人的总体发展，这些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新闻自由观念在西方国家的普及过程也是曲折的，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也是残酷的。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步把这种观念正在变成为一种政府和国民的自觉行为，并逐步深入人心。事实上，新闻自由概念的形成和实践在美国远不如某些美国政客、媒体精英鼓吹的那么悠久、牢固，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变化过程。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一味地否定中国的新闻自由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新闻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很多西方学者的这种偏见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同时应该看到，西方国家也存在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只是控制手段、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随着政府与媒体集团利益的不断磨合，现在的西方国家媒体和其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会表现出惊人的默契，而且这种默契由于是通过市场规律而取得的，同时在表面上政府和媒体之间又不存在所有关系，使得政府和媒体之间这样的默契变得无可挑剔。这也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标榜新闻自由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政府地应声虫和传话筒；解释好了这个问题也许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新闻自由会有所帮助。
前一两年，西方国家对南联盟轰炸的报道便是一例。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那段时间里，北约对新闻的调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面对北约的新闻调控，一向标榜完全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的宣传步调和北约极其一致。西方媒体当时扮演的角色甚至引起了本国读者的质疑，法国的一期《快报》周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说，“法国媒体怎么能够把南斯拉夫形式说得象牛仔片中那样不是黑就是白呢？难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媒体还要由北约来控制吗？”[2]
事实上，只要我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略加分析，我们就大可不必对西方媒体表里不一的做法大惊小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新闻事业的本质差别主要在于媒体的所有制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讲由私人所有，为大集团所控制，为垄断集团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若要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新闻媒体生存基础就没有了，也无从谈新闻自由。因此，在西方国家里，新闻自由尽管被标榜为一切自由的保障，但必须服从于生存和发展这个大前提。换言之，在理论上讲，新闻自由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成为实现某一目标的工具的。
在实践中，西方国家政府确实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自由的控制，有些国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一旦新闻媒体的自由状态伤及到了国家安全，政府也就会撕下平日温和的面纱，毫不犹豫地执行起新闻控制的功能。英国就规定在战争状态下，政府有权取消新闻自由，实行军事管制[3]，只是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这倒不是英国政府不想动用，而是没有这个必要。这说明两点：（1）新闻自由有可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国家的发展和利益构成威胁，所以要授权英国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权取消新闻自由；（2）历届英国政府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动用过这样的权力说明英国现有的新闻自由体制能较好地适应其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其新闻自由体制没有对国家发展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实行紧急管制。这在客观上给人没有侵犯新闻自由的感觉，但是这并不表明新闻自由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是绝对的。
此外，在近20年中，尤其在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在倡导新闻自由同时已带上明显的政治目的，开始作为影响和干涉他国的一种手段。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成了这种做法的积极推行者。他们以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相对较高为由，要求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东方国家（例如中国）也要按照他们的新闻自由模式推行西方式的新闻自由。
由于目前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基本上是西强东弱的态势，东方国家要求按照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来实行符合其本国的新闻自由体制的呼声基本上听不到，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东方国家不尊重新闻自由的不公平现象。
2．如何看待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
中国的新闻媒体自由现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时代的发展使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正确的新闻自由观已成为任何社会不断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此外，中国大陆经济上取得的重大成功也带动了媒体的发展。如果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当今中国大陆媒体的发展，他们也许还是能够提出诸多不足。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今天大陆媒体的现状，那么，应该承认大陆媒体的变化是巨大的[4]。这无疑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自由度的扩展。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特别在当前，新闻自由言说逐步被新闻法治言说所取代，新闻自由言说正实现从对新闻自由为言说中心向其制度化形式-----新闻法为言说中心的转向。”[5]但在这样一个转向的过程中，国人会面对诸多的问题。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我国只是在近代才逐步开始从西方引入的，说到底新闻自由是一种舶来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这五千年底蕴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对于新闻自由这样一个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的概念，在其引进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能否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问题。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出现过为了引进新闻自由概念而引进的现象，或是为了改变社会现状而引进的局面，或只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已。总之，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社会整体上还缺乏对新闻自由尊重的传统习惯，法制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有时，即便有法可依，但无法较好执行。有时，尽管国家对新闻自由概念已达成共识，也认为从长远来讲这样的理念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复。这里具体可以表现为：新闻自由的稳定性相对较差，政府对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较敏感，把媒体的作用会看得太大，因此不太愿意受众接受多源信息，害怕这样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受众中往往会产生一种所谓的“温室效应”，由于受众对多源信息认同度较差，受众在心理上有时会经不起多源信息的冲击，或者说，对于多源信息所造成的信息冲击波抵御能力相对较差。
就我国新闻媒体近二十年的新闻自由度而言，应该说是在不断扩大而且在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6]。但总体而言，我国新闻媒体尚处在一种高度自律的模式下运行，有时会考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成分偏多，会牺牲一些新闻自由，更多强调宣传价值，较注重在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有时，这种自律模式是必要的，但有时则会走向保守，把新闻自由流于形式。这里一个度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二、对新闻自由观的理论思考：中西方不同的新闻自由观源于中西方各不相同社会环境
1．新闻自由是全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是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7]，因为这种理想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总要打一定的折扣。在现实生活中，其相对的程度以各个社会的总体环境而定。中西方对新闻自由的不同表述就与他们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新闻自由观的社会整体性是较理想的、无形的，但其个体的操作性却是看得见的，必须为人们所接受。理想的整体性在哲学层面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到具体操作层面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人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意见，而且这些不同的人们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新闻自由观并决定新闻自由的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
对于这个问题，很多明智的外国学者也有相同的意见。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资深教授约翰.梅里尔就认为，每个国家的新闻制度都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制定。梅里尔教授说，按照欧洲自由主义学派的传统观点，个人意志应该超越国家和集体的意志，美国的新闻自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的。但在中国，按照孔子的观点，集体比个人更为重要，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上建立的新闻制度，当然应该有别于西方。新加坡实行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和运用，也应该视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而定。[8]
2．同新闻媒体一样，新闻自由也具有双重性，即自由和制约两方面。笔者认为其理论源头源于新闻媒体的双重性，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决定了新闻自由的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新闻媒体本身是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要适应市场的需要，新闻媒体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由；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的无上特权”。[9]新闻媒体与其出资者的所属关系决定了新闻媒体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由。这一点与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埃弗里特.丹尼斯不谋而合。丹尼斯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当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10]
可以这样说，自由和制约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伴随而发展的。新闻自由一方面保障行为主体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也设定了自由所不可逾越的边界。“在任何时候的自由系统总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限制或控制系统。”[11]所以，新闻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新闻自由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不存在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新闻自由的提出不但没有损伤到新闻自由，反而是对新闻自由的理性尊重，也不会导致绝对新闻自由的丧失。
3.上文谈及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在中西方都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控制手段、范围和方法而已。就控制手段而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李良荣教授认为主要有法律、行政手段、经济和暴力等四种模式：
（1）法律控制模式是看得见的，但程度有大小，目前主要包括隐私、侵权、保密法规等。这种模式有一定规则，往往经营权和编辑权分离。西方国家多数实现这种模式，由于其在新闻自由方面有着良好的历史渊源，在法律控制过程中往往运作良好，这使得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体制显得有规可循，有较强的法制性。此外，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自由的法制性与其整个社会的法制化相得益彰，成为整个社会法制版本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2）行政控制模式也是看得见的。其特点是政府或老板可以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对新闻媒体运作进行干涉。我国现行新闻自由体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模式进行。行政手段模式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在程度和范围以及手段上有较大的随意性，经营权和编辑权往往不分离。有时这种控制的氛围是无形的，会促使媒体单位产生一种过分的自律感（或恐惧感），使得新闻自由的理念不能达到一种在法制化的规范程度。但是不应忽略的一点是，行政控制手段并不仅仅在中国存在，在新加坡（本文在后还有详论），甚至在自诩完全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行政手段也并没有完全绝迹。在很多西方国家，行政手段对新闻媒体自由的干预往往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的保护上。美国学者沃伦.布里德说，“在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大众媒体有时为了尊重社会习俗、公众行为和秩序安定而牺牲了重大事件报道的准确性。”布里德进一步解释说，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12]
（3）经济控制模式：主要通过广告和投资方式来控制，控制手段也看得见，但规模往往较小，主要看经济实力。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较流行。目前，随着资本渗入媒体的趋势日趋强烈，经济控制模式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巨大的作用。尤其在中国入世后，这种模式会更加凸现出来。
[page_break]
（4）暴力控制模式：主要通过恐吓记者来达到控制新闻的报道内容，或使批评性报道很难开展。有时，也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多为黑社会势力所为。这种控制模式不同社会环境中都会出现。[13]
从上述对这四种新闻自由的控制模式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社会在对待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时都不可能光采取一种单一手段。通常来讲，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往往是多种控制手段并存的局面。
4．新闻自由的两方面（自由与控制）正好与媒体合政府密切相关：与新闻自由相对应的是媒体；与新闻制约相对应的是政府。政府的本能是要控制新闻自由，使其成为相对的新闻自由；而媒体的本能是要获得绝对的新闻自由，希望不受任何的控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政府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不同需求达到的和谐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达到和谐的标准要看新闻自由能否“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即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一说法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原则之一不谋而合：“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4]
三、社会平衡发展原则对新闻自由观的启示：新闻自由观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
1．新闻自由的发展不应该以破坏社会次序为前提。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整体。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不和谐则表现为社会冲突。因此，社会秩序是社会最基本的整体性特征[15]。正如前文提到过的，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和社会内聚力。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整体的子系统，也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事实上，社会稳定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且也是西方“丰裕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对于新闻自由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可以套用邓小平同志谈到民主时的一段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16]
因此，笔者认为衡量新闻自由的标准主要看其对社会平衡发展是否有利，即社会平衡发展原则：自由与制约两方面的平衡，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的平衡，市场和法律的平衡，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总之，只有当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适合于社会总体平衡发展原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本身发展，当然反过来，也会促进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
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力（媒体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作用）都脱离不了社会的整个运作体系。媒体本身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也必须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取得发展，必须在社会整个体系正常运作之时中才能发挥其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反之，就有为了获取新闻自由而获取其形之嫌，流于形式。
说到底，新闻自由的发展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环境的历史发展进程、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民族和国家利益。任何为了偏袒新闻自由而忽视其他社会体系子系统的做法都将违背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到头来，“新闻自由”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自由。真所谓“皮（社会环境）之不存，毛（新闻自由）将焉附”！
2．鉴于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因此在新闻自由观本土化的过程中会有阶段性和反复性，这一点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得到证实。但从反正的角度讲，笔者认为这种阶段性和反复性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在排斥新闻自由理念，而是在根据自己的本土环境是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正好也吻合了笔者上述提出的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作为对于这一原理的验证和阐释，本文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分析加以说明。
个案一：新加坡尽管在经济上完全实行自由化，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但是在政治上却相对“保守”，确保新闻自由的理念能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国民教育水平能有机结合。新加坡议会最近通过的反对外国电视媒体报道本国事件的议案便是一例。即使是对于新加坡国内的媒体，政府控制也相当严格，要求各个媒体与政府步调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新加坡在其相对的新闻自由观之后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独有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一直较为平稳。新加坡的新闻控制的成功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学者的认可。毕竟，以社会动荡的代价去换取不切合本国实际的所谓新闻自由是得不偿失的。
个案二：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完全实行“民主化”，新闻自由也在一夜之间完全实行全面西化。现在的俄罗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制度转型国家，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并按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改造整个经济体系的艰难进程中，社会的震荡与冲突此起彼伏，矛盾与危机接连不断，而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俄罗斯新闻事业也在国家转型期谋求生存、痛苦探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俄罗斯新闻业完全西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是“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这可能和它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目前俄罗斯新闻业面临巨大的危机，新闻秩序极其糟糕，“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在面对各种困难的同时，还被无情地置于恐怖氛围之中，要时刻警惕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威胁，甚至于暗杀。”[17]非常可悲的是，俄罗斯新闻“突进”并没有赢得西方的青睐和认可，相反，西方国家还在各个方面不断挤压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
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个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新闻自由是一个绝对相对的概念。它既要受到时展的限制，也要受到空间的限制。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会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本国的特色，也只有保持适当的本国特色才能保证新闻自由在当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使得这个国家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反之，则必然会使本国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道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是有启迪意义的。
四、结束语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尽管源于西方，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不同社会体制国家的共同追求。但是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本土化过程中，新闻自由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不过，凡是在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能促进这个国家的更好发展，而且也会使新闻自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和国民的自觉行为，使新闻媒体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中已经得到验证。
因此在共同追求新闻自由这一大前提下，新闻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会表现出多样性，这样才符合这个多样世界的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被贴上一个统一化整的标签。无论是用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去衡量西方，还是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观来衡量中国，都会有失公允。新闻自由这一特性决定其必定是一个有棱有角的本土产物。
对西方国家而言，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在他们国家被普遍认同是因为新闻自由有助于他们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这种“有助”状态本身也还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任何企图用新闻自由为借口从事政治性目的的活动都会妨碍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无助于中西方之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能尊重各自的本土性。
对现实中国而言，应该承认我们的新闻媒体自由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现实的新闻自由观念。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重视新闻自由在我国平稳适度的发展，这既是现实的要求，更是历史的呼唤，同时也符合长治久安的国策。新闻自由的恰当发展也必定会给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带来更大的活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WTO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入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影响一定会涉及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像对新闻媒体自由这样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冲击将会超越人们的想象，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目前无法估计的。不过，只要能遵循社会平衡发展这一原则并大胆探索，我们相信WTO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在推动力，将中国的新闻自由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会使中西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不再出现本文开头提及的没有结局的争论。
注释：
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5，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2．《文汇报》99/04/21
3．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RobertStevenson,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1994，P.151-152
4．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
5．《新闻传播学》，黄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6．MediaDevelopmentinChinaSince1978,GuoKe,JournalofDevelopmentCommunication,1999
7．《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
8．《宣传通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11卷；179页
10．EveretteE.DennisandJohn.Merill,MediaDebates:IssuesinMassCommunication(NewYork:kongman,1991，pp5-6.
11．《新闻传播学》，黄旦P106，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12．《新闻知识》2000年第9期，9页
13．李良荣教授访谈，2001年4月20日
14．《报刊文摘》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第1546期，2001年5月24日
媒体管理论文篇5
新世纪的阳光已经普照地球的各个角落。在21世纪的早晨，我们就中国网络媒体在20世纪最后6年从产生到发展的风雨历程，提供一个完全报告，旨在让参与或关注中国网络媒体的每一个人记住它走向灿烂辉煌之途前的艰辛序幕。
什么是网络媒体？中国的网络媒体至今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它有哪几种运营模式？在新闻传播上它有哪些特征？它的传播学意义何在？对传统媒体已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目前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问题？它的未来之路又在何方？对这些追问的阐释，将构成本文的基本框架。
中国网络媒体初成规模
所谓网络媒体，简言之，就是媒体意义上的网络，恰如媒体意义上的报纸、广播与电视。它是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新闻和进行新闻等信息服务的一种传播媒体。①与传统的报纸、广播与电视三大媒体相比，它是一种“第四媒体”，是一种“新媒体”。②
中国网络媒体的产生，主要有三大背景：第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日常应用层面的快速拓展。1969年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正式面世。1974年，计算机网络互联的核心技术网际协议（IP）和传输控制协议（TCP）诞生，这使全球的电脑联为一体成为可能。1991年，时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戈尔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正式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并在1994年投入启动资金5400万美元。这一宏大计划的展开，使互联网受到全世界的热切关注。从1994年开始，互联网开始由科研教育服务为主向商业性计算机网络转变，一批以提供搜索引擎为主要服务内容的公司，如Yahoo等应运而生。1994年11月，美国网景公司推出互联网浏览器NetscapeNavigator1.0，这极大方便了人们在网上的搜索和浏览，激起了用户上网的高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1995年宣布不再向互联网提供资金，互联网完全走上商业化的道路。1996年以后，由于各国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加大，互联网在全球迅猛拓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成为连通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网际网。目前世界范围的网络用户已达4亿多。美国一调查机构认为，到2001年7月全球的网络用户将达到6.99亿。
第二，互联网自身的功能使网络媒体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所谓互联网的功能，就是指它的各种用途。互联网从产生至今已开发出十多种功能。但从目前的应用看，它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它的交流功能，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ICQ、OICQ等）、网络寻呼、网络讨论（BBS）、网络聚会（同学录）等；二是它的信息传播（与接受）功能，即网络提供了一个信息与接受的平台，如个人主页、个人帖子、信息查询与浏览、新闻定制等；三是它的商务功能，即网络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易的商务平台，如电子商场、网络拍卖、网络股票交易、网上保险等。除此，网络还有着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民意与市场调查等等方面的功能。由于传播新闻信息是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它被称为一种媒介，也就自然而然了。
第三，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媒体的网络化风潮对中国网络媒体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启示。1987年，美国硅谷的《圣何塞信使报》首先将本报内容送上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互联网，从而开创了电子报刊和网络媒体的新纪元。从此，国际新闻界开始关注网络，并认为它将给新闻传播事业带来划时代的革命。随着互联网的成熟和迅速扩展，尤其是90年代初期万维网和浏览器的推出，美国报刊上网的热情空前高涨。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到地方性小报，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上网浪潮。1994年底，美国上网的报刊不过几十家，全世界也不超过100家，但到1995年底，因特网上的电子报刊迅速增长到1000多家。从那以后，美国报纸差不多以每年60%的增长率在网上抢摊设点。据美国报协的统计，到1998年3月1日，全美1520家日报中，已经有500多家在因特网上出版了网络版，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伴随着报纸上网的热潮，世界各地的通讯社也纷纷上网。著名的通讯社，如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合众社、俄通社-塔斯社等，也都在互联网上开辟了自己的网站，文字、图片以及声像新闻，同时向外界介绍自己的业务情况。在电台和电视台的网络新闻站点中，美国的ABC、CNN和英国的BBC等大型广播电视公司都已迈开大步，在网上提供丰富全面的新闻服务。同时，大量的门户新闻站点和独立新闻站点（如美国在线等）也加入了网络媒体的行列。它们虽然没有自己的记者和新闻机构，但通过与通讯社、电台以及其他新闻机构进行合作，这些门户网站同样在向它们的用户提供相当全面而及时的新闻服务。由于网络媒体的编排传输完全不同于印刷报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已开始出现多媒体新闻媒介的状态。只要有一定程度的计算机软件水平，任何单位或个人都能使用现在丰富多彩的各种软件进行电子报刊的创意设计，创办出有特色、有个性的电子报刊来。在克林顿性丑闻披露前后，曾有一个重要角色引起很大轰动，那就是德拉吉。31岁的德拉吉主持了一个名为“德拉吉报道”的网站，专门披露有关克林顿性绯闻的有关情况。③
中国新闻传播媒体的网络化进程，虽然可以追溯到1993年12月6日的《杭州日报》电子版，但真正拉开序幕的是1995年中国公用计算机因特网的开通。自1995年1月12日《神州学人》杂志开中国出版刊物上网之先河后，同年12月20日，《中国贸易报》首先开通网络版，成为新闻上网的先行者。到1995年底，中国第一批网络媒体的总数达到七八家，其中包括《中国计算机报》。
1996年是中国互联网商业化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中国网络媒体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的一年。1月2日，《广州日报·电子版》和《中国证券报·电子版》在网上正式发行。1月13日，《人民日报》综合数据库国际平台经过3个月的调试，开始正常运行，读者可以在互联网上阅读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市场报》的全文和部分图片。到1996年底，有30多家报纸在互联网上发行了电子版，另外，有20多家杂志也上了网。在广播、电视以及通讯社方面，1996年10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建立自己的网站，1996年12月中央电视台建立自己的网站，同时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也上了网。
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开通了在互联网上的网站，定名为《人民日报·网络版》。中国新闻社的《华声月报》社于1997年4月申请了自己的独立域名，随即制作了五个专栏共10多万字的网络版，正式定名为“《华声报》电子版”，于5月25日亮相互联网。新华社于1997年11月7日正式开通自己的网站。
1998年，报纸上网掀起了新的热潮。据中国记协报纸电子网络版调研会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电子报刊总数为127家。到1999年底，全国上网报纸近1000多家，上网的广播电视机构近200家。到2000年底，在全国总共一万多家传播媒体中，共有2000多家媒体上了网。
此外，还有一些非传统媒体兴办的网络媒体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门户网站“网易”与“搜狐”在1998年开通了新闻频道，与国内的多家著名媒体建立了合作。新浪网于1998年12月成立后，在1999年4月改版成功，推出了大型的新闻中心。这些网站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每天并随时更新国际、国内、社会、体育、娱乐、财经等各种新闻信息，页面浏览量迅速增长。此类网络媒体还有FM365、263首都在线等。
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5月，还诞生了两家由某一地方的各传统媒体联合而成并试图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的网络新闻媒体：北京的千龙新闻网和上海东方网。它们至今虽仅运作了7个多月，但已经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新闻页面的浏览量直线上升。据悉，还有不少类似的网络新闻媒体正在组建之中(如北方网等)。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见出，中国网络媒体经过短短6年的发展，已初成规模，它在整个中国媒体形态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对网络媒体管理，也在短短的6年中，从无序逐渐走向有序。为了很好地对我国的网络媒体进行管理，国务院新闻办专门成立了网络新闻管理局，负责对网络新闻传播相关事宜的管理。2000年10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从而初步实现了对我国网络媒体的规范化管理。2000年12月底，一些商业性门户网站如新浪网、搜狐网、263首都在线等取得了登载新闻业务的许可证。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运营模式与传播特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中心主任约翰·帕维里克曾将网络新闻传播分为拷贝借鉴、用户化和网络原创阶段。参照这一划分，我们认为，从1995年开始的报纸等单一传统媒体上网，正是把原来媒体上的新闻信息搬到了网络上，是一个拷贝与借鉴阶段。1998年商业性的门户网站开通新闻频道，使自己带有一种媒体意味，这标志着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进入到用户化阶段，因为它们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受众的服务功能的开发与拓展，当然，它们在新闻的原创方面，是最遭人诟病的。2000年5月，千龙新闻网与东方网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的网络新闻传播试图在新闻原创方面做一番努力（2001年2月24日，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结束对北京的考察之际举行的新闻会上，千龙新闻网派出了自己的采访记者，并当场向评估团官员进行了提问）。尽管受到各方面的制约，目前在原创的深广程度上还很有限。当然，一个阶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另一个阶段的结束，它们都以各具个性的方式向前发展着。
[page_break]
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对应，目前中国的网络新闻媒体大体以三种模式并行向前发展着。第一种是《人民日报》网络版模式，即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模式。这一模式早先只是简单地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拷贝到互联网上，而很少顾及互联网自身的特性。现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它们尽可能地摘掉“网络版”的帽子，如《人民日报》网络版现改称为人民网，新华社网络版改称为新华网等。第二种是新浪网模式，即以新浪网为代表的商业性网络新闻传播媒体。第三种是千龙新闻网模式，即以千龙新闻网、上海东方网为代表的网络新闻传播媒体。这类互联网媒体，依托于联合而成的地方性传统媒体，并试图按现代企业的规则运营。
可以说，这三种模式构成了中国目前网络媒体传播的主流。除此之外，一定数量的具有商业意味的专业网络媒体如焦点新闻网以及一些传播新闻信息的个人主页、个人网站，也是中国整个中国网络媒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络媒体已受到社会上各方的热切关注。那么，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具有怎样的传播优势？即具有哪些传播特点？
网络媒体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从它所传播的信息角度看，其特征有：1，信息的丰富多样性与无限性：即在信息量上具有一种无限的丰富性，在形态上，具有纷繁的多样性；2，可存储性、易检索性、易复制性与多媒体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指出：信息社会，其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他又说到：“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被称作多媒体，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不过是指混合的比特罢了。”④正是在这方面，网络媒体综合了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体的优势，真正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传播符号和手段的有机结合。二、从它的传播方式上看，其特征有：1，迅捷性：即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如电子邮件等。就网络新闻传播而言，就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签订协议以及新浪网对悉尼奥运会的报道等。因此，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上，又表现出一种实时传播的特征。2，全球性：就范围而言，与传统媒体的传播相比，网络传播的范围更广，具有一种全球性。这种全球性，实际上也表明了网络的传播具有一种开放性的特征。网络媒体的这一特征，著名学者洛特非·马赫兹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上作了分析。他说到：“世界正面对一个几年前开始的新进程，其特征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建立。它象征着市场经济取得世界性的胜利及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从基层看来，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广泛使用卫星和其他全球网络所带来的全球化挑战和国际机遇。由于空间失去了连接和边界，失去了灰色地带，这一进程开始之时，恰是国界消失之日。人的思想在穿越这些辽阔的现在可以接触的空间时，不再留意边界，并无视垄断。”⑤于是，空间、边界、国界等词在网络传播中，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3，交互性：这一特征指称了网络媒体传播是一种传者与受者双向的互动式传播。受众可以实时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传者。三、从受众角度看，其特征有：1，自由性，指受众可以在自己许可的时间与地点上网，接受信息，消化信息；2，个体性，即指网络媒体的传播，是一种真正个性化的传播，它的内容的设计，大多是出于受众的个体需要。如网易的新闻频道已开发出29种免费电子杂志，目前拥有368万多份在线订阅。这就是一种在线的个性化服务。因此，有人说互联网媒体的传播，最温馨，最具有人情味。
网络媒体开启了深层的传播学意义
网络新闻传播是人类新闻传播发展史上一种全新的形态，技术的进步为它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契机与活力。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它作为媒体的新内涵也日渐凸现出来。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媒体开启了诸多深层次的意义。
首先，网络媒体带来了传播主体的变化。传统媒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是一种大众传播机构，如通讯社、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等。而网络媒体的传播主体既包含利用网络进行新闻传播的传统媒体，也包括从事新闻传播的非专门性机构（如综合性网站、专门化的电子商务网站、政府机关网站、民间团体网站、企业网站等），除此，它还包括利用网络新闻信息的个人。
第二，网络媒体带来了传播载体与传播模式的变化。报纸媒体传播以纸质为载体，广播媒体传播以无线电为载体，电视媒体传播以电视机为载体，而网络媒体传播则以国际互联网为载体。从传播模式方面看，传统媒体的传播主要是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借用传播学者波斯特的术语，是一种播放型传播，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除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⑥
第三，网络媒体传播的互动性特点给传统传播理论中的传受关系理论带来了重大变化。在传统媒体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传播者占据主导性地位，受传者相对被动；而网络媒体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不平衡关系。与此相关，在网络传播语境中，重新审视“把关人”的角色与地位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在传统媒体传播中，“把关人”的角色是较为明晰的，其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网络传播中，在“把关人”的角色变得模糊的同时，其地位与作用也变得难以决断了。
第四，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在新闻的采访方式、写作样式、报道与编辑方式以及发行与传送方式上，带来了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正符合了信息社会环境中人多元化的个体性需求。
第五，由于网络媒体在提供完善而全面的信息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受众个体的周到服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欲。如中国不少新闻媒体的网站已不是将自己的“母体”内容如报刊印刷版的内容照搬上网，而是在信息内容和形态上办出特色，提供网络多种功能的服务。如《人民日报》网络版，不仅在新闻提供方面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知的权利”，而且开设了BBS论坛——“强国论坛”，让用户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有“表达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为中国平民新闻话语体系的建立拉开了序幕。
那么，网络媒体传播所带来的这些新变化，给传统媒体的传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与挑战？
我们认为，网络媒体传播虽然还没有真正撼动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但也给传统媒体传播带来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与挑战。概括言之，主要有：1、中国网民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根据最新统计，到2000年12月底，中国的网民已达到2250万。）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分割中国传统媒体的受众市场。一些调查机构的资料显示，中国网民的年龄大多在30以下，这批人花在报纸、广播与电视上的时间已越来越少。而且，随着网络带宽技术的迅速改进，互联网、电话网与有线电视网三网趋于合一，这一分割将会更加厉害。2、网络媒体的广告收入的相对数量（与传统媒体相比）虽然不大，但其增长率也是几何级数。中国目前广告收入年度超过千万的网站已有10家之多。我们知道，传统媒体的生存根基是广告。因此，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广告市场的分割，对传统媒体而言，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3、网络媒体传播具有互动性、多媒体性、极强的时效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它的传播优势，而传统媒体由于自身条件（包括技术）的限制，而很难同时具备或者发展这样一些传播条件，因此，伴随着网络传播技术与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传统媒体在新闻的时效性以及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方面，会倍感压力之大。
困难与希望同在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其中既有不同运营模式之间的个体困难，也有整个中国网络媒体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传统媒体衍生的网络媒体，一方面有着原创新闻信息资源、新闻信息的权威与真实可靠、传统媒体几十年发展中的品牌形象以及精良新闻采编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它运行观念陈旧，运行机制不够灵活，同时在资金与网络技术方面，也处于相对劣势。综合性的门户网络媒体，在运行观念、机制以及资金与技术方面，已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它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权威的原创新闻信息，虽然新浪网、搜狐网已经取得了登载新闻的许可证，并与许多传统媒体在信息资源方面签定了合作协议，但它毕竟没有自己的记者队伍，没有新闻采访权，而且与传统媒体合作的稳固性与长期性，实在是一个未知数。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网络媒体，尽管具有一定的资金与技术优势，但直面一个十分残酷的竞争环境，生存的压力也异常之大。迫于这种生存压力，一些商业网络媒体，铤而走险，制造一些虚假新闻，这无疑是杀鸡取蛋。千龙新闻网模式的网络媒体，表面上似乎是整合了前两种类型的优点，而规避了它们的缺点，但实际上问题依然。从他们的运营实践看，其运行的观念特别是对互联网特点与功能的理解，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前瞻性，其内部的管理机制与体制，也依然不够灵活，同时在与自己的多家“母体”的合作方面，也充满了矛盾与艰辛。以千龙新闻网为例，假如《北京青年报》抑或是《北京晨报》把所有的好新闻都给了千龙新闻网，那它们自己“吃”什么？
而从整个中国网络媒体这一整体看，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虽然目前全国的网民数量已达到2250万(据CNNIC于2001年1月17日公布截止到2000年底的数据)，但它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率不到2%。因此网络媒体要真正成为大众传播媒体，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这一基础性形势的必然后果是中国网络媒体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实践角度看，目前各网络媒体最大的困惑与难点就是如何尽快寻求一个较为清晰的赢利模式，从而使巨大的投入与新闻的免费阅读以及微小的广告收入所形成一个巨大反差有一个全新改观。2，目前，国内的传统媒体纷纷上网所出现的一个不良后果是重复建设、资源资金浪费严重。每一家媒体建一个网站，几家媒体联合又建一个网站，一个省一个市甚至是一个县也要建一个综合的媒体网站，而网站建成后，其浏览数有多大？能发挥怎样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很少有人问津。昂贵的成本投入的结果只是把有限的钱白白在自己身上烧掉。⑦有关部门对此现象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网络媒体的发展还面临着如下矛盾：1，传媒市场环境与传媒运营体制、运营理念的矛盾；2，新闻传播最大化快捷与确保新闻真实可靠的矛盾；3，网络传播泡沫与非泡沫的矛盾；4，个性化互动性传播与控制性议题设置传播的矛盾；5，精英新闻话语传播与平民新闻话语传播的矛盾；6，网络新闻信息的浩瀚无垠与有限高质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真正解决，确实有一个长远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这些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网络媒体才能更好地前行。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过去的所有一切只是一个序幕。同样地，20世纪的中国网络媒体，相对于它在21世纪的漫漫行程来说，也只是一个序幕。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类网络媒体，尽管谁也不知道它们能走多远，但我们认为，它们所进行的各种探索，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网络媒体，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有人根据目前所看到的现象以及世界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认为，未来的中国网络媒体将会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联合+资本运作模式，即把中国现有的报刊、出版社、电视台等按市场规律联合起来，并在绝对控股的条件下引入公众股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二是融合+资本运作，即由国家拥有或控股的网络公司来收购或兼并在传媒业有竞争优势的媒体，然后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这两种模式是否可能？现在下结论，也许为时尚早。不过，我们确实殷切期待，中国的网络媒体，在新世纪曙光的照耀下，能一路走好。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媒体与网络新闻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关于网络新闻的概念，可参照闵大洪先生的界定：“网络新闻是指通过因特网、传播的新闻，其途径可以是万维网网站、新闻组、邮件列表、公告板、网络寻呼等手段的单一使用或复合使用，其者、转发者可以是任何机构也可以是任何人。”（见闵大洪：《网络新闻之我见》）
②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1998年5月的年会上，提出了“第四媒体”这一概念，在具体的运用中，又出现了“新媒体”这一概念。根据笔者的理解，“第四媒体”这一概念在内涵与外延方面都并不是很准确，而“新媒体”则除了网络之外，还包括光盘、移动电话等信息传播载体。因此，我们专以“网络媒体”指称与传统媒体相对的这种新兴媒体。
③许榕生主编：《网络媒体》，第6-7页，五洲传播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④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第29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
媒体管理论文篇6
Keywords: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MassMedia,Re-valuation
信息技术和多元竞争正在给现代社会带来一次前所未有的蜕变，反映在营销传播领域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营销传播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而随着媒体管道的充分多元化甚至趋于过剩，受众的信息获得可能越来越多，因此通过整合营销传播建立与受众的信息接触成为一个必然选择。整合传播是一种把构建稳定关系作为核心价值的传播形态，因此追求互动交流是衡量媒体价值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在营销传播中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在新的信息传播背景下各种媒体面临着一次全面的价值重估。显然对于大众传媒而言，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适应新的挑战，就必须对自己的传播行为和传播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传统营销传播对大众传媒的依赖
传统营销传播是相对于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营销传播而言的，它代表了营销传播领域的一种信息传播惯性。其本质就是以往所说的促销（Promotion），而广告和公关宣传则是传统营销传播的主体。传统营销传播通过大众传媒相关信息，依赖大众传媒作为主要途径实现其价值效果。可以说大众传媒是传统营销传播的基本传播管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媒的缺位完全可能导致营销传播的流产。因此在营销传播的作用模式中，作为信源的营销传播者和作为信息管道的大众传媒，往往出于共同的利益追求达成某种默契，然后向作为接收者的市场对象发送经过特别设计的信息，而信宿方向则相应的处于被动接收状态。
传统营销传播得以盛行的一个前提是，由于营销和营销传播的主导权主要控制在制造商和中间商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它们对市场营销和营销传播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从而形成了营销和营销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所谓营销和营销传播的主导权，这里主要是指的营销中的四大基础：数字化、信息技术、知识产权和传播系统，这些基本上都掌握在市场上游的卖方手中。他们控制着数字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并决定何时何地何种背景下在产品和服务中运用这种技术；知识产权本身也掌握在制造商手中，他们利用这种所有者权益开发新产品、获取专利并行成独特的技术优势，从而转化为无法抗拒的销售能量；至于传播系统则更大情况下是受到制造商影响或者操纵的，大众媒体的结构本身就是为了迎合营销机构的需求，它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目的就是为了将其转租或者卖给营销组织以获得利润。在这种背景下，处在市场下游的受众往往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在上游信息的驱动下表现出相应的信息追随。而生产商和销售商则总是利用大众媒体告知客户相关信息，表现出对大众媒体极大的依赖性。
在这种营销传播模式中，大众传媒的特点表现的淋漓尽致。首先，它具有其他任何传媒形态所不具备的广泛性特征，这使得它可以尽量多的保持营销传播对受众在数量上的要求。因为传统营销传播很大意义上追求的是规模效应，不论是无差别营销还是差异化营销，都试图通过受众总量的增加实现营销传播效果；其次，大众传媒在长期的信息渗透过程中通过对受众的信息统治，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信息影响力，伴随着这种影响力而来的是其超出一般传播手段的公信力。而这点又正是营销传播的基本目标之一；其三，由于大众化传播模式所具有的公众性特点，相对于它所带来的影响而言，营销传播的发起者使用媒体的相对成本并不高，在平均概率之下通常送达信息给一个受众的绝对成本要远远低于其他传播途径。除此之外，相对于大众媒体而言，营销传播者对受众的了解程度也有一定的欠缺，这些或可看作是传统营销中，以大众媒体作为主要形式的广告成为营销传播主体的基本原因所在，可以说长期以来，正是这种必然性关系导致了传统营销传播模式受到极大追捧。
通常情况下所说的传统营销沟通主要就是促销组合模式，它一般包含四个主要构成：广告、公关宣传、销售促进以及人员推销。而广告在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无论是就广告传播模式和传播方法而言，还是就广告在传统营销传播中间所占的比重来看，它都具有相应的代表意义。公关宣传也不例外，虽然公关宣传无法像广告那样可以通过媒体购买，达成比较自由灵活的媒体操作，但是它对大众媒体的依赖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广告。而正是这种契合与依赖，进一步凸现了传统营销传播在运用大众传媒过程中的传播特征。简单的说，这些促销手段在运用过程中强调的是单向度的对销售对象的促销，注重于“推”（push）。表面上看传统营销沟通方式分属于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它们的特点和应用特征也各不相同的，同时每一种方法也都有自己相应的特色和天然的局限。但是如果对这些传统手段加以普遍性抽绎，从其依赖大众传媒的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统一关注的地方。简单地加以归结，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一些共性因素：
其一，直线沟通。这是传统营销传播运用大众传媒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所有的传统营销传播在以大众传媒作为工具的传播过程中，都表现为一种直线型传播。所谓直线型传播在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其信息传达中信息目标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它毫不回避自己所包含的利益追求，一切信息传播的目标都是为了影响受众的态度或行为；另一方面是指在传播环境的设定中，把信息与信息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垂直对应关系。这种垂直关系实际上也是媒体现实所决定的，因为大众传媒本身并不具备多重性的互动特征，它只能够简单地对既定信息性传播。
其二，行为第一。传统营销传播在衡量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中，一个显著的指标就是促成目标对象的行为反应，因此它也成为媒介选择和媒介使用的基本取舍标准。建立在这种追求基础上的营销传播侧重于对象的直接行为反应，把促成交易达成作为单纯目的，简单地以目标顾客的购买行为考量营销传播和大众传媒的价值。简而言之，行为第一的营销传播建立在简单的交易关系之上，忽略了品牌与顾客之间的更进一步关系，其假设的前提是“信息促成顾客反应”，而不是“顾客选择性的评价各种信息”。
其三，信息单纯。由于营销传播对大众传媒的有偿使用这一特征，决定了它要充分考虑大众媒体信息传达的使用成本。因此在运用大众媒体过程中，为了能够突出信息的价值，并减少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影响，把传播重点放在了信息本身的设计之上。这一点在传统营销传播中格外突出，可以说传统营销传播的许多经典理论都多少与此相关。比如罗斯·瑞夫斯所倡导的“独特的销售说辞”理论，就着力于为产品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诉求点。而各种创意理论也基本上都是围绕这点进行的。
二、大众传媒营销传播的局限与极限
当然，建立在大众传媒传播基础上的营销传播理论，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效。但是随着媒体世界的变化，仅仅依赖这些在整合营销传播中却远远不够。同时我们也很容易就可以发现，以大众媒体作为营销传播主要依托，其间存在着某种天然不足，简而言之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点：即单向度、强制性和把传播与营销相互割裂。所谓单向度是因为运用大众媒体信息传达，没有考虑到营销传播是公司及其产品、品牌与顾客之间的一种交流和对话，任何单纯的诉说完全可能只是对牛弹琴；强制性是因为在适应于大众媒体的信息设计过程中，主要是以公司自身利益作为考虑的前提，各种为消费者设计的利益点其实都是一种变相诱惑消费者接受的强销说辞；与此同时由于营销传播过程中，传者与受者处在不接触状态，而媒体虽然是可以通达的管道，但是仍旧只能承担简单的信息传达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营销与传播是相互割裂的，传播只是整个营销过程中的一种促销手段，而忽视了整个营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沟通传播。
可以说传统营销传播依赖大众传媒进行信息传达过程中，在突出大众传媒强大的营销传播动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在新型营销传播环境中，其达成新的传播目标的缺陷和不足。以广告所代表的传统营销沟通方式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正日趋加速。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事实便是，依赖大众传媒的传统营销沟通在新的市场背景和信息环境下，其功能模式由于某种不适应性而受到了严峻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具有一种深刻的普遍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了对大众传媒营销传播的怀疑。有关大众传媒效果的怀疑，最重要的当首推“有限效果模式”。早在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的先驱卡尔·霍夫兰就已经已经发现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在信息传递上非常有效，但是却未能改变人们的态度。[1]其后在60年代由传播学家克拉伯正式提出的有限效果理论，他的主要观点是：
大众传播通常不作为受众效果的必要且充分的原因而发生作用……由于存在着中介的各种因素，大众传播在强化现存各种条件的过程中，不是唯一的原因，而往往是构成促进的作用原因之一……作为促进作用因素、或者直接产生效果的作用因素的大众传播，其效力受到来自媒介和传播自身以及传播状况的各种层面的影响。[2]
由此可见，在运用大众传媒实施营销传播过程中，传播的中介因素和媒体的自身因素是限制传播效果充分发挥的基本原因。这表明了营销传播中大众传播的极限所在，即它最多只可能是促进传播效果达成的众多原因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在营销传播中，运用大众传媒形式所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传播局限，我们把这种传播局限概括为几个方面：
其一，营销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延伸限度的局限。所谓大众传媒的营销传播延伸限度，在这里指的是处于信源方和接收方之间的大众传媒，在送达信息过程中由于双方互联间存在着某种广泛性和特殊性，由其大众化特性所必然导致的特别受众的媒介可得性差异。
其二，营销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稳定程度的局限。所谓稳定程度这里是指由于大众传媒的普遍性质，使得它在营销传播过程中很难保证与公司或者品牌的目标顾客或者相关利益者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进而使这种联系达成一种稳定关系。
其三，营销传播过程中的大众传媒完整性的局限。完整性考虑的是一种传播形式是否准确地全面地把营销传播信息送达目标接收者，显然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局限十分明显，通常由于信息资源的限制，信源方向只能够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编码，而接收方也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选择性态度，这就导致了原本并不全面的信息受到更大程度上的损失。
其四，营销传播过程中大众传媒信息可靠性局限。正如克拉伯所指出的那样，大众传播通常并不是受众效果的充分条件，往往只是构成影响的众多原因之一。在营销传播过程中，通常顾客和利益相关者所接受的信息，除了媒体信息之外还有非媒体信息，一般情况下大众媒体信息是经过信息发送方精心设计的信息，虽然具有概括力但是并非同样具有可信度。很多情况下，顾客和相关利益者还会接触到来自其他方向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受公司方面控制，但是他们却往往对此表现得更加信任。
[page_break]
这种现状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在营销传播过程中，如何全面把握可以影响客户和相关利益者的信息接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着重于大众传媒并不能取得良好的营销传播效果，因为客户和相关利益者的信息接触并不主要来自大众传媒，而且大众传媒在营销传播过程中，本身也存在着上面所说的各种传播局限。结论是：要想达到合理的营销传播效果，必须从客户与相关利益者的现实出发，分析各种传播接触，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实施接触点管理。在营销传播现实中，从接触意义上看，客户和相关利益者得到的很多关于品牌的信息并不是来自大众传媒，很多情况下它来自于非媒体形式或者是其他意义上的媒体。非媒体接触通常是指的品牌与客户和相关利益者之间，通过一种非常规的甚至是偶然性的关联实现了信息接触，这种接触的中介形式往往不是固定的管道，也不具备某种普遍性。比如，某一个品牌不经意间被其消费者的亲友提起，也许说者无意，但是听者却十分有心，往往随便一句话就很可能改变后者对品牌的态度。这种传播接触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也不具备固定性和公众性，几乎不包含任何技术性质，但是其影响力却毋庸置疑。
三、传播转型与大众媒体价值重估
从广义上说接触当然也具有媒体性质，任何传播都是通过媒体作为中转的。只是这种对媒体的宽泛理解，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麦克卢汉在他令世界为之震撼的著作《理解媒介》中，曾经天才性地断言“媒介即信息”，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一切媒介在把经验转化为新形式的能力中，都是积极的比喻”，“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3]麦克卢汉的理论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不同的阐释，但是他这种对媒介延伸人体且本身包含信息的论断，从营销传播角度有利于我们解读不同形式接触状态。从中我们显然可以发现，在营销传播的信息接触中大众传媒的绝对优势正在不断丧失。一切正如传播学家沃纳·赛佛林（WernaerJ.Severn）和小詹姆斯·坦卡德（JamesW.Tankard,Jr.）所说的：
我们正在从将传播内容灌输给大众的泛传播转变为针对群体或者个人的需求设计传播的窄传播。我们正在从单向的（one-way）传播媒介转变为互动的（interactive）传播媒介。……至少三个方面传播思路发生了变化：自变量由说服变量（比如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向表述概念（即所用语言的本质）和结构概念（在媒介中事件是怎样包装和表现的）转变。因变量由态度（对一个对象或反对或支持的评价）向认知（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转变。对传播效果的强调重点由改变（比如态度改变和行为改变）转向重构（包括建构关于事件的图解或模型，或者对真实的社会建构）。[4]
媒体和传播形态的变化来自于信息技术以及市场的转型。市场的转型是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转换，实际上它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市场结构转换，也是社会结构和技术手段发生转换的一种反映。可以说营销传播的转型与市场的转型是相伴随着发生的，市场的转型在本质上表现为市场控制力量的转移。营销系统的复杂化和不断裂变，使得传统的制造商驱动的市场逐渐发展为分销商驱动的市场，并且进一步趋向于由市场的需求终端即消费者驱动市场。相对而言渠道商不仅承担制造商的任务，而且原由制造商所扮演的角色很大一部分转由渠道商扮演，在整个市场结构中渠道商在直接向消费者兜售的同时，又把自己所拥有的对消费者的兜售能力转卖给制造商。在大多数比较成熟的市场上，形形的中间商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诸如大卖场、加盟连锁、各种专业市场等等，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市场控制体系，这些体系不但进行营销控制，而且也进行营销传播，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使营销和传播相互统一。
显然在这里传播管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制造商在传播管道上主要依赖的是大众传媒，这种传播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在渠道商驱动的市场传播中有所改变，一些有效的更加有利渠道商的传播手段开始受到注意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诸如直邮、服务电话、会员制等等。渠道商为此做了大量投入，在信息技术支持下一些相应的数据库和目标传播管理模式开始建立，于是随着市场格局的演变，新的市场传播体系也逐渐形成。这个新型市场传播体系打破了大众传媒的传统垄断控制，它建立在市场中各个部分对信息资源的共享之上的，因此各方在市场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平等的和对话式的。
虽然制造商仍旧一如既往般地依旧保持着与消费者的交流，并且运用多种方法试图增加这种交流，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它们惯于运用的大众传媒方式，在交流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艰难，而本来就缺少反馈的线性传播又因为渠道商的介入效果进一步衰减。可以肯定的是，新型市场体系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上的。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大规模介入，使以往市场的基本构架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以传播手段作为代表的。随着市场控制权力的下移，原来由制造商和渠道商所垄断的市场控制力量，分散为市场各个部分共有的权利，而处于市场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要一种权利平衡，并且也因此而形成了相应的全方位的信息交换流向。对此舒尔茨教授的看法是：“所谓交互式就是指：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流在整个系统中无所不至，而不只是输出系统，就像制造商驱动的市场和分销商驱动的市场那样仅向一个方向输出。信息是基于各种成员的需求流动、组合、分拆”。[5]毫无疑问，这种控制权的变化也彻底导致了营销传播的革命。如果说以往的营销沟通都是单向的线性传播，那么现在则是一种双向的沟通，其间包含着各种沟通层面的互动式交流。
市场转化也导致了营销商的传播角色转化。对于原始的传播者制造商来说，它已经不只是单纯承担商品生产者角色，它也负有向消费者进行直接沟通交流的任务；渠道商也不能简单地控制上下游沟通连接，它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多重需求和可以实现这种需求的多重选择中的一个角色。过去它们只是简单的制造信息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这些信息加以输出，现在它还必须学会聆听除了制造信息也要接受信息。也就是说在信息传输系统中，大家互为信源同时也互相接收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个新的营销传播体系中，来自消费者的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信息。因为传统的线性营销由于其封闭特征，只要开发出有价值的产品将其信息传达给消费者即可以实现营销目的，但现在却必须首先学会在聆听中发现需求，根据需求进行开发然后在将其传达给消费者，这样才有可能获得反馈。所以新的交互式市场中的传播流是双向沟通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大众传媒在与新兴的互动媒体和各种接触方式比较中，表现出了它的天然不足。无论是从媒体的有效性、适应性，或者是媒体本身使用的成本价值来看，大众传媒的优势都不复存在，这必然导致营销传播中对媒体价值的重新评价。所谓媒体价值评价，在这里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媒体的任务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要实现与顾客或者相关利益者对话和交流。
这就使营销传播中的媒体观念也发生了彻底改变。因此整合传播既包含着对各种媒体的综合运用和发挥集合影响，也不排除在营销沟通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传播沟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媒体传播运作未必是最佳手段，对于很多产品很可能还是效益成本最高的一种手段。因此整合营销传播在保持各种沟通渠道协调一致过程中，都在选择属于自己的最佳传播沟通手段，这一点很多卓有成效的公司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经验，比如位居世界500强的物流行业的沃尔玛公司，以及新技术领域的微软公司、日化行业的安利公司等，它们的基本沟通传播渠道显然就不是大众传媒和广告。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沟通传播形式，以此为主导并与其他沟通传播形式完整结合，进而达成与消费者稳定的关系，实现营销中传播，传播中营销，这才是整合营销传播的根本所在。
注释：
[1]参见[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396页
[2][美]约瑟夫·克拉伯著：《大众传播的效果》，见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332页
媒体管理论文篇7
新闻；传播；媒体；新闻教育
读了《国际新闻界》今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Jamesw．Caxey)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以及同期刊载的当时正在香港做访问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回应文章《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文中谈到的美国和香港地区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这里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以笔者之见，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存在歧见。
我很欣赏卡莱教授提出的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新闻教育内涵及目标的独到概括，也是对新闻学学科本质及特征的深刻表述。联系到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卡莱教授的这三条原则作认真的解读和思考。下面是我对卡莱教授文章及其所提三条原则的一些思考和回应。
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卡莱教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煞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那么，“新闻学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它应当是一种能代表和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几个基本问题、基本理念还没弄清楚，弄明白，那么，新闻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当作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搞“有偿新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作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有许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新闻教育也有一定关系。近些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广告、公关、传播等课程和内容，而放松或减弱了对一些传统新闻学课程和内容的教学，致使有些学生混淆了新闻与广告、公关、传播等的界限，同时忽视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当然，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为了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开设一些与新闻学相关的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课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因此混淆它们同新闻的区别，特别是不能用某一门学科知识来代替新闻学。例如，在处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已成为与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正是在这种冲击和影响下，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
卡莱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无启示。他指出：“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根据多年来一些院校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中，还是应当坚持上好传统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当然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实际需要加以充实和创新，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反映和代表最新新闻传播知识和现代新闻传播科技的内容，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直相关的传播学的知识和方法。至于传播学及其它一些相关课程，可以通过“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方法，因为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媒体输送热爱新闻事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熟悉新闻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新闻教育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专业理念，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悟性，具有献身新闻事业的道德理想和敬业精神。
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卡莱教授用“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来比喻“新闻”与“媒体”和“传播”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应当是“鱼的故事”，而媒体和传播则是“鱼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不能将新闻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行为，或是一种传播媒体。卡莱教授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新闻当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体，借助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发挥其社会功用。但新闻的内涵及本质决不是“传播”和“媒体”所能简单代表和体现的。
按卡莱教授的解释，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教育的任务在于要在新闻与政治和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
[page_break]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这些应当是新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关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新闻同媒体和传播的密切联系，但如果因此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便成了卡莱教授所说的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李欧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反映出当前新闻界的一种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报纸“内容愈见贫乏”，“世界新闻少”，“评论文字不足”；一些报纸“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这些情况在大陆新闻界也不难见到。如果我们将新闻简单地与媒体组织、媒体机构和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传播知识”等职责，忽视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用，那么，新闻同广告、公关和一般的传播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成为一种有灵有肉的东西，成为一种有情有感的东西，成为一种有人有物的东西。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
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从新闻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上看待新闻传播，指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于民主，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民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应当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卡莱教授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用西方学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提出并解释新闻与民主关系这一命题的。他所说的“民主”和“新闻”具有一些特定的涵义。特别是他对前苏联社会与新闻传播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的一种立场和倾向。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卡莱教授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表述，揭示了新闻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民主政治对促进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
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形式。
无产阶级同样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新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当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争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内容和政治目标写在自己的斗争旗帜上。当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方面把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民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民主和新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新闻，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将被窒息，将被扼杀，将无法生存。即使能苟且存在，也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这是有着不同政治内涵和本质的两种民主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资产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国家赋予公民运用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作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新闻媒介本身也具有了民主的内涵，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内涵体现在，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利。而人民群众这些民利的实现，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的决策、施政和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国家和政府实现民主的渠道和形式很多，扩大新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其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
新闻和民主、政治如此紧密相联，如此相互依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体现的十分明显，尽管它们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也有着许多差异。
媒体管理论文篇8
具体做法如下：
1．继续发挥传统教具的作用。如进行元素符号教学，为了帮助学生记忆，把元素符号制成双面书写的卡片，正面写拉丁文字母符号，背面写汉字名称，用“钅”旁、“石”旁、“气”旁、“水”底、“氵”旁区分金属元素（固态金属）、非金属元素、气态元素、液态元素。其使用方便，帮助记忆效果好，是其它教学媒体所不可取代的。
2．充分发挥各种实验器材的作用。化学本来就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没有实验就失去化学课的学科特点。我们还尽量把教师的演示实验、验证性实验改变为学生分组实验和探索性实验，使学生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机会，发展他们的创造思维。
3．恰当运用投影媒体，帮助学生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化学实验中的瞬间反应稍纵即逝。我们把这种反应现象绘制成投影图片，在实验之后映出，让学生再观察模拟的实验现象。通过覆盖片上的文字说明和给出的符号与数据，帮助学生进行理性分析，实现认识上的飞跃，效果很好。投影字幕片可以节省课堂板书板图时间。
4．化学实验装置零件组合叠映投影片可以随时复习化学实验装置的合理组装，不仅可以在投影仪上放映，学生在白纸上也可随处进行复习，兼有学具功能。
5．有关化学实验的教学录像，因我校每间教室都装有声像辅助教学系统的大彩电，事先登记，定时由主控室发送播映，配合教学十分方便。
6．由我们化学教师自行设计，电脑专职人员编程制作电脑动画辅助教学。如化学实验由于装置不合理或违反操作程序会造成试管爆裂、有害气体溢出等现象，现场实验不安全，而这部分内容又必须让学生掌握，电脑动画的演示效果极好。
7．运用“五色反应卡”（《多媒体教学的研究与实验》王时一、王志平主编，天津科技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书中有详细介绍，本文不详述）进行即时反馈调节，使化学课堂切实实现了教与学信息的双向交流，做到每一个学生都全程参与，教学效果不仅优于一般传统教学，而且效果比一般电化教学还显著。
通过上述“多种媒体教学”实验，使我校的化学教学向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扎实的一步，由于它初步克服了单纯“应试教育”的弊端（如忽视实验，竟在纸上做实验），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要把“德、智、体、美、劳、心”六项指标落实到每一堂课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中小学要由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我校很快在“多种媒体教学”实验的基础上进入到素质教育的实验阶段，到1994年就被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评为素质教育示范校。近二年来，国家教委、市区教育局又不断地发出推进“转轨”的指示，我们学校领导也不断地组织我们学习素质教育的理论，使我们提高了认识。
实施素质教育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属于德育范畴；提高文化科学素质（文化素质中应包括美素质）属于智育和美育范畴；提高劳动技能素质（包括体务劳动技能与脑力劳动技能）属于劳动技术教育范畴；提高身体心理素质，其中身体素质属体育范畴。可见教育方针中只没有提高心理素质的心理素质教育。而这恰是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的方面。现在许多教育理论专家提出了“六育”的主张（在原“五育”的基础上增加“心育”）。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主张要把素质教育的这六项指标一一落实到化学学科的每一堂课中去。
一、德育：化学是德育的隐性课程。但是认真挖掘起来，每一章每一节化学知识中都不乏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因素，如我国在化学科学研究、化学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重大贡献、成果，都是向学生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天津将建成现代化海洋化工城市，我们学习的化学知识、技能，与实际生产、生活相联系，就是生动的学习目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化学知识本身渗透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二、智育：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化学学科的智育内容，也是“六育”之重点。这里的关键是克服“考什么就教什么，不考什么就不教什么”的单纯应试倾向，真正在落实化学“双基”的基础上启发学生的智力，发展学生的能力。
三、体育：从表面看，好象化学课与体育没有联系。其实广义的体育包括卫生教育在内。化学课的课堂（教室）空气是否流通？教室采光状况如何？我校搞“多种媒体教学”，投影、录像的亮度是否有利于学生的视觉卫生？进行化学实验时，确保学生的安全等这都是体育范畴。此外，有些化学知识本身直接关系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安全，更是化学教学中体育教育的因素。
四、美育：所有学科教学中都蕴含美育，化学也不例外。观察化学实验的反应现象，各种教学媒体的演示，老师的板书、板图和教学语言等无时无处不存在审美的因素。老师应有意识地自然渗透审美教育。
五、劳育：化学学科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意随时联系生产生活实际，不仅是学习目的教育和培养学习化学兴趣之必需，也是培养学生将来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技能的必要手段。重不重视劳育也是单纯“应试教育”与全面素质教育的分水岭。
媒体管理论文篇9
1、运作的独立性
当今网络媒体，无论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抑或是美国的，它的运作，包括新闻资源，人力资源都依靠某一个或多个传统媒体，如台湾的联合日报社推出的联合新闻网，中国时报社推出的全球资讯网。大陆有依托于新华社的新华网，依托于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依托于上海90多家媒体的东方网和依托于北京市9家媒体的“千龙网”。就连网络最为发达的美国，其网络媒体也是靠在传统媒体上的，如就依托NBC和《华盛顿邮报》。但台湾的《明日报》则不同。虽然它是由PChome集团和《新新闻》共同创办，但并没有从那里得到新闻资源和人力资源。《明日报》运作独立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资源的独立。《明日报》不是文摘类网络报，不照抄其它媒体的新闻，也没有传统媒体为其提供新闻，而是通过自己的采编队伍采编新闻，新闻报道具有独家性。二是媒体经营的独立性。许多依托于传统媒体的网络媒体经营不独立，财务与传统媒体不分，经营收入入不敷出时有传统媒体给它补给，生存压力小。而《明日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PChome和《新新闻》给了其1.5亿便由其自行经营运作。也正因为这，经营亏损，又没有资本追加，而不得不停刊。
2、有与传统媒体相匹敌的人才资源。
《明日报》最不缺乏的就是人才。董事长詹宏志，媒体经验丰富，是台湾新闻界的知名人士。总编辑陈裕鑫有着在传统新闻媒体工作20年的资历，熟悉新闻业务。发引人王健壮，在中国时报工作多年，在经营上有自己的理念。而其他的编辑记者原先也大都在各大新闻媒体，如中国时报报系等干过多年。在媒体业务上不输于传统媒体，他们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以及言论的指导性、公正性等基本原则引入《明日报》，通过强有力的采编报道来树立其权威性和公信力。
《明日报》不仅人才质量高，而且数量上保证了媒体的正常，快速运转，报社人员总计300人，其中记者200人，编辑40人，工程师15人。《明日报》240人的采编队伍也许是其他网络媒体所没有的。大部分的网络媒体只有编辑没有记者，虽然新浪网的新闻网站有自己的记者，但人数不多，新闻报道多是复制粘贴传统媒体的新闻。
《明日报》停刊后，以《壹周刊》而闻名的香港传媒集团主席黎英直接从《明日报》引入了150名采编人员，从中也可看出这支从《明日报》出来的采编队伍的实力。
[page_break]
二《明日报》停刊的原因
《明日报》拥有300人的采编队伍，拥有1.2亿台币的资金，运作了一年零五天之后却被迫停刊，其中缘由是多方面的。董事长詹宏志把其归因为“投入时机尚未成熟，以及启用规模较大。”很多业界人士认为《明日报》没有一个好的获利模式是其失败的关键，该媒体的发行人王健壮也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到底那些因素使得《明日报》没有明日了呢？
1、网络广告市场远未成熟。
网络是泡沫。最近纳斯达克的网络股大幅下跌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看法。新浪网每股已跌至不到1美元。网络世界的普遍不景气和它的新生儿身份使得许多人对网络媒体的发展持观态度，虽然网民在大速度增加，但相比于传统媒体的收视（听）率和阅读率，其点击率还是不高，再加上网络广告手段的局限性（主要形式有旗帜、点击、漂移等），把广告投放到网络媒体的广告主不多。就台湾而言，网络广告收入仅占广告总额的1%左右，1999年其网络广告金额为3.5亿元新台币，2000年为8.7亿元。网络广告不多，但却有许多网站分食，造成大家都吃不饱的状况。这些网络广告的分布更是差异巨大。70%的网络广告主将网络广告放在大型入口网站上，其次是社群网站，主题式网站等而新闻网站所分到的比率不到1%。众多的新闻网站再来瓜分网络广告总额不到1%的广告收入，可见其生存的窘境。
就《明日报》而言，每月收入在300-400万之间，90%依靠网络广告，这对一个有着300人的大型媒体来说，这收入肯定是捉襟见肘。
2、经营成本过大
依托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因其新闻资源来自传统媒体，不需要在记者聘请，采访报道上投入巨资，通常只需十几个或几十个编辑和技术师，所以经营成本并不高。像内地的新华网，因其母体是新华通讯社，所以其新闻资源异常丰富且不需要有自己的记者。新华网在新闻信息的原创量上，在图片的上网量上，在国内外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首播率上都是国内第一，国为它有新华社分布在国内外的几千名记者和全国40多家行业报纸记者为其提供新闻，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
《明日报》不同。它不仅要发给300人的工资、奖金，它还得花费大笔资金保证记者的顺利采访。据称，《明日报》每月支出大致是2000多万（又说是4000-5000万），经营成本之高令人瞠目结舌。而每月300-400万的收入使得其每月出现近两千万（又说四千万）的亏损。董事长詹宏志花费4个多月的时间也未能找到足够的资金来源。创建时的1.5亿台币也就不足为继。
3、资金来源单一，难赢利
《明日报》每月收入是300-400万元，其中网络广告占了90%。如果网络广告市场非常看好，网络广告总额收入很大的话，其广告收入高到能维持运转，资金来源的单一倒不是致命伤，但目前的网络广告并不景气，所以它过分地依赖广告的经营方式把它带上了绝路，犹如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一样。《联合晚报》的报道认为，明日报的营收来自网络广告，而现今台湾的网络广告费用偏低，在广告主还未将网络广告成本纳入预算之中的情况下，要光以网络广告维持生存并不容易。
作为一家独立经营的报纸，资金来源单一是一种潜在威胁，而长时间不能赢利则是直接威胁。《明日报》从开创之初到关闭的一年多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虽然在台湾一份印刷报纸，通常每年亏5000万，而且要连续亏损5年之后才能赢利，但《明日报》的1.5亿元的资金显然无法支撑它继续亏损下去。
三网络媒体的明天
媒体管理论文篇10
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记录笔记的速度一般高于教师板书的速度，因而教师写完一段板书，学生即完成相应的笔记，两者基本同步。多媒体教学中，由于多媒体课件可以瞬间呈现大量信息，这种同步性被打破，课堂上经常出现教师对知识点的讲解已经完成，学生犹自奋笔疾书，赶记笔记的场面。此时，教师如果直接将课件更新到后续章节，学生就只能留下残缺的课堂笔记，如果等待学生抄完笔记，则会浪费较多时间，如果为了避免这种两难选择，将课件交付学生，学生又会对电子课件产生依赖，从而完全不记笔记。学生在课堂笔记方面过度的忙碌和闲暇，都不利于他们集中注意力听讲和思考，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1.2教室布局带来的影响
南通大学的教室，按照黑板和多媒体投影屏幕的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无多媒体、投影屏幕居中、投影屏幕居于一侧。在三种布局中，第一种以文字向学生传递信息的功能完全由板书承担。在第二种布局中，黑板通常是一整块，当投影屏幕放下后，投影屏幕居于正中位置，黑板未被遮蔽的剩余面积被分为两块，这两块残余的黑板面积偏小，承载板书的能力大大减弱，只能起少量辅助作用。第三种布局中，整个黑板通常是由分为两组的四块黑板组成，每组的两块黑板均可沿垂直导轨上下移动，居于黑板一侧的投影屏幕放下后，会遮蔽两组黑板中的一组；在这种布局中，未被遮蔽的一组黑板，即使用于传统教学形式下的板书承载，亦堪使用。第二和第三种布局条件下，都可以开展多媒体教学，但在使用多媒体课件的同时，板书的表达能力有较大差距，在目前的多媒体教学中，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未将这方面的差异考虑进去，因而通常是制作一个课件，在所有多媒体教室中都使用这一课件。这种做法，只考虑到授课的内容，而对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较少顾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佳教学效果的获得。
1.3多媒体教学时的照明环境影响
多媒体教学通常使用投影仪播放课件，投影的原理类似于电影播放，要求较为黯淡的光线环境。因此，在上课时，学生为了更好地观看投影屏幕，常常关闭教室内的大部分电灯，拉上前排或全部窗帘，营造出昏暗的教学环境，对于投影设备老化，投影效果较差的教室，尤其如此。这种昏暗的环境，固然有利于多媒体课件的播放，但却使教室环境变得如同电影院，与教学上对“窗明几净”的要求则大异其趣。黯淡的照明条件，不仅不利于学生精神的振奋和注意力的集中，同时使板书成为鸡肋。
1.4教学中存在“为多媒体而多媒体”的倾向
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的某些授课内容，以传统的形式和多媒体的形式都可以很好地展现，但由于多媒体授课形式的普及，不少教师倾向于将全部授课内容都搬上多媒体课件，因而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课件制作。例如，决策树的绘制，以传统形式在黑板上当场画出决策树，其直观性和动态性并不逊于动画形式，绘制过程也并不繁琐，教师绘图所花的时间与学生记录基本同步，从各方面来看，效果都与多媒体形式旗鼓相当，而备课效率则更高。除备课效率外，“为多媒体而多媒体”的更大问题在于，当教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全部教学内容搬上多媒体课件之后，授课的内容和流程便趋于固化，随堂发挥的灵感受到限制。与板书可以依据灵感“随时为变”的特性不同，多媒体课件不大可能在教学现场临时更改，稍纵即逝的灵感可以带来内容风格迥异的板书，却难以撼动高度程式化的课件。对“大而全”的多媒体课件的路径依赖的形成，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完全弃用粉笔，转向键盘和鼠标。至此，课堂进程完全取决于事先的设计，成为数年不变的“固定套路”。这一趋势，对于教师改进其教学技巧是不利的。
2关于改进多媒体教学的对策与建议
2.1正确认识教学目的与教学手段的关系
在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日益认识到，在《管理学原理》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多媒体教学形式与传统教学形式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与融合。实际上，无论多媒体教学形式还是传统教学形式，均为教学的可选手段，而非目标。《管理学原理》教学的目标在于使学生掌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常用方法，了解各种流派的源流、思想、观点和方法，并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设计解决方案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手段的选取应服务于这一目标，即何种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则选用之，否则，替换之。
2.2依据授课需要对课程内容的展示形式加以选择
在授课内容方面，可以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需要以影音资料或动画、图片形式呈现的内容，第二类是涉及企业或事件背景的大篇幅文字内容，第三类是适合较为简短的文字加上口头讲述呈现的内容。第一类中的影音资料只可能以多媒体教学手段呈现，在这里，多媒体服务于教学目标的优越性最为明显，是当然的首选教学手段；动画和图片的展示方面，则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多媒体课件的制作会消耗较多精力，如果其效果优于传统板书，则应采取，如效果相当，则可以考虑优先使用板书。对于第二类内容，多媒体传递信息的效率显著占优，理应成为首选，但鉴于学生笔记方面的困难，教师应事先向学生说明，课件上哪些内容是需要记录的，哪些内容是供当堂阅读的，对于那些对相关材料感兴趣的学生，则可以授以材料出处，供其课后详细了解。第三类内容可在多媒体或传统教学手段中任选，但在目前多媒体教学对课堂照明条件的要求尚未得到改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更多地选用传统教学形式，这不仅有利于课堂氛围的营造，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在授课进程中临时掺入稍纵即逝的灵感。
2.3按照实际情况灵活调节课时比例
在教学中，鼓励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并不等同于追求彻底的“多媒体化”。多媒体教学形式和传统教学形式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宜作简单的预设，无论是从教学管理的规制方面，还是教师本人对教学手段的选用方面，都是如此。高校教师的授课习惯、授课风格、计算机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其教学手段的选择偏好应得到尊重。就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的比例关系而言，至少存在以下影响因素：首先，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导致教授同一课程的两个教师之间，一个较多地选用多媒体形式，另一个则偏重传统形式，对于此类现象，应当视为正常，而不必强求一致。其次，同一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悉程度和应用能力，也存在着与时俱进的现象。大学教师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要，常常会接触到各类工具软件，如SPSS、MATLAB、EXCEL、PHOTOSHOP、GIS等，在掌握和使用这些工具的过程中，其计算机操作水平渐趋熟练，对于多媒体设备的使用和多媒体课件的制作，都有明显促进作用。这种技能方面的进步，通常会导致其使用多媒体教学形式的课时比率上升，因此，长期来看，同一个教师在多媒体教学和传统教学形式的选用比例上，并非一成不变，对于这一变化，应该顺其自然，而非作出硬性规定。第三，在熟练掌握多媒体课件制作技术和多媒体设备使用技能的前提下，教师也有可能因其教学中的摸索，有意识地调整多媒体教学形式与传统教学形式的比例。这一自主调节，通常与多媒体技术掌握程度无关，而是出于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对此应持欢迎态度。
2.4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进及维护
如前文所述，教室的布局和多媒体设施的特性，对于多媒体教学形式的开展及教学效果的达成有较大影响，因此，为改进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改进和维护加以关注，我们对此方面有如下建议：1）对于那些讲台和多媒体控制台相分离的多媒体教室加以改造，使之合一，以便消除因多媒体控制台偏居一隅而造成的师生交流障碍。2）投影屏幕和黑板的布局，以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形式（即投影屏幕居于黑板一侧）为最佳，对传统教室进行多媒体改造时，应优先考虑使用这一形式；对于那些目前为第二种形式（即投影屏幕居于黑板中央）布局的教室，应逐步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第三种形式。3）今后建设新的多媒体教室或对现有多媒体教室投影设备进行更新时，可以考虑尝试以大屏幕平板彩电替代现有投影系统。以平板彩电作为课件的输出设备，可以在正常的照明条件下开展多媒体教学，从而消除多媒体教学形式对昏暗的照明条件的需求，使教室回复到窗明几净的教学氛围中。目前大屏幕平板彩电的价格略显昂贵；但是，由于彩电的使用寿命远高于投影仪，其长期使用成本则大致与投影仪相当。随着大屏幕平板彩电的普及，在未来若干年中，其价格应该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考虑逐步替换现有投影系统。
媒体管理论文篇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趋势：
（1）从“英语广播为主”逐步转向“英语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并重”
新中国的英语广播诞生于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电子媒体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台为主打媒体，并主导着我国的对外广播，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传播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的听众来信多达90万封，代表了约4500万听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不仅是我国拥有海外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宣单位之一，它的广播语种、播出时间、发射功率和听众来信四项指标也均居世界国际广播电台前列。【1】
英语台则一直是国际台的大台。它创办于1947年9月11日，现在每天播出60个小时的新闻、专题、音乐以及其他节目，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国际听众收听英语台的节目，占整个国际台听众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英语台已成为世界上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媒体之一。【2】
我国英语电视媒体起步较晚，是从教育类节目发展起来的，如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节目。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电视节目应该说是1987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新闻”，1988年播出的专题纪实类节目“焦点”的问世代表着英语节目版块的形成。此后推出的娱乐性节目“文化长廊”和“您好，北京！”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英语类节目日趋完整和正规。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上述英语类节目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CCTV-4），主要针对国外华人、华侨和对中国事务有兴趣的外国受众，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语和中文类节目，侧重新闻、时事、经济、娱乐、体育、少儿节目、影视、和电视纪录片。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英语频道CCTV-9，每天播出24小时，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六小时，以保证不同时区的受众都能收看国际频道的节目。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已在美国、北欧洲、英国和法国以及东南亚都已落地。【3】
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的开通开创了我国的英语电视媒体时代，并迅速成为国际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形成了英语电子媒体中广播和电视的鼎足之势，出现了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并重的局面。
（2）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同时得到发展
在我国中央级两大英语电子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得到发展，其发展模式基本与中央级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模式一致：基本都是先创办英语广播节目，然后再创办英语电视节目或频道。
以上海为例，8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人民广播台于1986年9月15日率先开设了广播英语新闻（ShanghaiCalling），1989年到1997年平均每天有6小时的英语节目，95年前后甚至长达13小时。但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英语广播逐步缩减为每日10分钟的英语新闻，2001年起主要是转播国际台英语新闻为主。【4】
上海的电视英语新闻开播较早，1986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后来组建的上海卫视（SBN）频道还专门成立了外语部，开设常设栏目。据上海卫视外语部主任戴骅介绍，预计在3—5年内上海电视台还将成立英语频道。【5】
据了解，目前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也都纷纷创办了或正在创办英语广播或电视节目。
三、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的相对不足
像其他英语媒体一样，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一般都不实行市场化操作。它们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大媒体的资助。目前而言，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台的资金靠国家拨款，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则基本靠央视资助。地方性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则基本都受中文媒体资助。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一般只有投入，少有出产，资金相对不足一直是个困扰着我国英语媒体的问题，而对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电视尤为如此）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广播电视都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体，而技术设备的更新都是以资金因素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讲，资金是决定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2．国际受众定位趋同
这一问题可能适用于我国所有英语媒体。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其受众定位趋同倾向也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这样的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正因如此，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尚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
从长远来讲，这会影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针对性和总体传播效果。例如，目前央视英语9频道用同样的节目向美国、欧洲和南亚地区播放，而这些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爱好肯定会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6】
3．可信度还较低
上文已提及，我国两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并拥有较多的国际受众。但根据在来华外国受众中的一次调查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并不高，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7】
当然，可信度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外国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些与我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受众自然不会完全信任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从而增加了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有效传播的难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以上的三大问题尽管在性质上不相同，但它们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传媒的传播效果，影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实现其最高目标：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思考
鉴于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如要能实现其肩负的使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有效打入、影响和左右国际主流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
但是，要做到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策划、考虑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战略问题。
1．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应具备的特点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创办于战争年代，因此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思维模式很容易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战略问题。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
此外，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由政府和媒体集团资助，因此资金这个重要问题很少在发展战略中提及。我们知道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具有三个特点：（1）必须体现以我为主，其发展模式能符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2）能注重实效，促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3）以提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自我形象为重点，并使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目前国际台英语台节目在能世界大部分地区接收，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也已先后在美国、北欧、英国和法国以及南亚地区落地，因此两台的发展战略应该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重点。
本文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要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要让国际台英语台和央视英语9频道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包括我国国内）英语媒体，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能成为报道中国和世界的地区性权威;第二阶段就是要在我国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广播电视媒体。
本文认为这样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讲，本文认为这符合了新闻传播学中“二段流程”（也叫“二级传播”）理论的原理。“二段流程”理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扎斯费尔德等人提出的一种有关受众中人际传播影响的模式，即受众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意见领袖”，一类被称为“追随者”，前者可以影响后者。
从我国对外传播的角度讲，这里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亚太地区或在华的外国人，包括商人、技术人员、学生、游客、记者和使馆人员等。这些人一般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以上阶层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追随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离开本国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公民，他们基本可以是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渠道有限，而且对中国的了解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他们都是这些国家的舆论主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自然成为较合格的对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回国后对中国的一些评介和描述更容易使他们的“追随者”认同和接受。这是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结果。这种效果是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所无法达到的。
[page_break]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客观地讲，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定位确定为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为主并致力于成为报道中国地区性权威比较符合我国英语媒体的管理水平现状。因为我国的英语媒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和大媒体的支持，其总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一下完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强势媒体竞争，显然不现实。
同时，能定位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作为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受众，积极打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媒体权威对我们而言已极具竞争力，已经体现了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毕竟，我国英语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享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如果我们能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必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兴趣。尤其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和申博成功等，如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就可以树立起来。而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据估计，如果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基本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出现够1－2个具有地区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英语媒体，那已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了。
第二步战略目标须是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这一目标。
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发展实力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到那时，我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虽然这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及西方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我国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中心之一。近代历史发展表明强势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性的信息中心，并造就强势英语和汉语媒体。这是实现我国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外部条件。有了良好的大环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媒体。如果我们不注重战略目标的实施，那么打入国际主流舆论界照样可以变成一句空话。
五、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实施
1．实施模式
根据上述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结构模式应该可以多样化，其实施过程也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官方媒体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中国国际广播台为主，其报道方针、指导思想和整个运作体系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并代表政府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我国政府的窗口。
由于这类模式媒体性代表着我国政府，因此这种模式的媒体经营无需市场化，其运行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资助，其针对的国际受众群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这是由电台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广播对于听众的要求较低，只要买一个短波收音机即可。
第二种模式为半官方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媒体以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为主，并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这类媒体初创时，由政府或者大媒体投入，但将朝着基本能依靠市场运作方向发展，其主要国际受众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
原则上，这类媒体应尽量以民间或非官方形式出现，其半官方地位主要是指它能介入市场运作的自。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监管主要是指对其媒体总体战略的调控和对媒体运作的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业务运作。此外，这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以用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
要能真正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必须有二个必要条件：（1）政府职能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并决心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实施宏观监管；（2）政府部门要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这两个条件目前看来并非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英语媒体的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主动提出的；（2）由于是主动的改革，政府对可能会出现的失控情况可以制定并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混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强制性措施解决；（3）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改革在英语媒体首先试行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同时可为中文媒体国际化改革积累经验。
2．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的一些重点方面。它们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这些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可信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两种实施模式，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指国际台）主要以塑造代表国家的官方媒体为主，树立的是国家形象，维护是国家的立场。当然，地方性英语广播媒体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确定定位。
半官方模式性质的媒体主要以央视的英语9频道为主。当然，半官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它是我国英语电视频道的事实。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形象，还应该为我国的总体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又可以发挥其电视娱乐化较强的特点融入市场化的轨道，增强其与国际受众的接近性并参与国际竞争，使之能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有效度。
（2）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人才管理体系
当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俨然变成了“对外传播人才输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吸引高素质的对外传播采编人才对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已不光是这些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实行上述战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我国英语媒体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聘请的外籍专家，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外聘专家只能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的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和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的人才管理是相对开放的。
例如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成功的人才管理模式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9·11事件中的报道）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
因此，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我们不光可以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出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的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我国英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缔造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中国国际广播台2001年宣传小册。
媒体管理论文篇12
在新媒体时代，传播的主体、客体、技术、内容、形式，以及传播信息的数量、速度、传播观念等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平等、自由、互动、开放的传播特点使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面对这一变化，学生管理遭遇了双重“洗礼”：一方面，新媒体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新媒体支持点对点和互动性的传播，改善了师生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新媒体使学生工作者的权威受到了摇撼。因为“管理者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他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所以，新媒体对学生工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时代将是学生管理工作不可回避的现在和未来。
一、新媒体时代的学生工作困境
1．搜索引擎——知识易得．权威不在
随着网络信息搜索方式的发展，学生的知识获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的信息意味着更丰富的知识。学生可以轻松地获得比课堂教学更全面、更丰富、更有趣的知识，无论什么作业，问题都可以方便地在网络上找到答案，学生对教师的知识依赖感大大下降了。数字化的媒体内容及其带来的便捷复制和即时传播等特点，使得信息数量远远超出学生的分析处理能力，信息内容大大超出了学生的分辨理解能力。当知识搜索的窗户打开时，知识运用的大门却关上了。学生变得不再认同教师的权威，转而依赖于网络搜索。
2．信息传播——全球同步．随时失控
新媒体使得传播模式由传统的“一对多”变为“多对多”，新媒体的“草根性”还使得人人都可以便捷地运用媒体。学生可以通过发短信、写博客、发起群聊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人”进行信息传播，这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同时，新媒体还使得信息内容与信息主体分离，令信息主体更大胆和随意。在新媒体时代，秘密边界越来越模糊，保密时间越来越短暂。虽然，有的学校想出很多办法来加强信息管控，如禁止配备手机、设置与互联网络分开的内部网络，这些方法或许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但学校管理者们也无奈地发现，大量的“好消息”和“坏消息”在莫名外泄，新媒体时代，坏事快速传千里，好事也会出远门，无事还会乱生非。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北京某艺术学校的学生上课殴打教师，很快就在网上广泛传播，使得校方和学生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
3．师生沟通——渠道很多．效果很差
过去，学生和教师以及学校管理者进行沟通，只有通过书信、电话和面谈等有限的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信息沟通是那么的唾手可得，电子邮件、短信、MSN和QQ等聊天工具使得师生之间的沟通变得随时、随地和随意。这些沟通方式在新媒体时代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但性质却越来越边缘化。这表现为：一方面，新媒体的普及使这些正式沟通方式越来越个人化，传播内容越来越私密化，正式沟通方式成为私人沟通和休闲娱乐冠冕堂皇的掩护：另～方面，新媒体时代媒体之间关联的强化和单个媒体边界的弱化使得学生用于正式沟通的方式多元化，传统的正式沟通在师生沟通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相应的问题是沟通的渠道虽然越来越多，沟通越来越方便，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学生向老师发了一个祝贺教师节快乐的短信，除了表明学生还记得你外，从这个沟通中很难判断出什么其他的信息。就好像有个学生如果提出转学，从那些冠冕堂皇的转学邮件里面似乎并看不出他的动机，最后班主任还是需要亲自沟通。
4．虚拟群体——参加越多，氛围越差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班级开会、学生组织活动、表扬和奖励、学生之间的一些感受交流或者讨论都是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的，比如在黑板上写通知或者告示，下发通知、班级组织活动等。但是现在这些变得越来越快捷和简单，群发邮件、群发短信使用等使内部沟通变得更加实时、透明，信息大大丰富，而且传递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可能10分钟前的事情，你马上就知道了。
不仅如此，班机还有QQ群、同学录、班级博客等，这些新媒体工具改变了班级的氛围，也同样带来问题。比如，学生刚开始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沟通信息，促进学习，久而久之，开始有学生发～些和学习不相关的内容，然后就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学生在QQ群里讨论班主任的长相以及家庭生活，有些学生则通过群发邮件散布小道消息，甚至有一些学生为了取悦大家赢得在同学中的好感，就会花心思在网上闲逛，专门寻找一些休闲娱乐的东西发给大家，还有的班级建有学生的个人主页，可以有BBS论坛、聊天室、建议区、公告栏等。班级的同学分成一派一派的，分别有聊天派、游戏派、论坛派等。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小群体，甚至有各自的网络流行语。总之，弱化了班级正常的团队氛围。
二、新媒体时代学生管理如何应变
无论愿意与否，教师和学生已别无选择地处于新媒体的“围城”之中。站在瞬息万变的新媒体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我们要么调整风帆、顷势而行，要么墨守成规、随波沉沦。哈罗德·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指出，一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新媒体时代中的学生工作必然面临管理思路的调整变化，以适应新媒体导致的新文化，以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
1．少“管”多“理”
学生管理永远需要与时俱进。在新媒体时代，以管冶人将越来越乏力，而以理服人则既是需要也是出路。以“理”服人最重要的是“理解”，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了解、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够找出合理的管理办法。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在更加民主和自由的新媒体时代不仅会效果下降，还可能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过激行为。因此，教师和学生工作者要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其行为，才能找到适宜的管理办法。以网络聊天为例，教师亲身体验就会明了：首先，每个人都有沟通交流的需求，网络聊天就是满足需求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正常人的网络聊天行为是理智的，他们将其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第三，这种工具可以为学习所用，为学习和生活交流提供便利。
2．重“用”轻“有”
从长远的立场看，拥有信息和知识只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复制和再生的：而运用知识和信息是一种能力，这是不可模仿和替代的。在信息获取越来越方便的新媒体时代，帮助学生从信息的海洋中分辨有用的信息并利用它们，才是当务之急。网络上获得的仅仅是知识，但是每个人的实践经历是不一样的，通过大家的讨论，就能把这些间接的冰冷的知识转变为鲜活的题材，成为大家的能力。因此，教师和学生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传统的讨论式学习、兴趣小组、读书会等形式，将网络上的知识和学生的个人经验结合起来，为知识转变为能力搭建通道。
3．以“导”代“禁”
媒体本身只有功能之别而无好坏之分，能为学生所爱同样能为学习所用。因此，教师与学生工作者与其花心思设置屏障，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禁止学生上网，禁止学生玩游戏，不如多考虑如何利用新媒体为学习、为提升能力服务。一些学校利用局域网搭建内部交流的良好平台；许多班级在QQ和MSN上建立各种“群”，为处在相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学生开辟虚拟会议室；通过聊天工具群发信息，已成为许多教师和学生工作者传递资讯的常用方式。也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程序，把枯燥的学习素材整合成音形色兼备的多媒体，变“娱乐软件”为“学习软件”。
4．以“诚”取“信”
媒体管理论文篇13
自媒体传播速度快速便捷、传播方式交互性强，促进了大学生之间、大学生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但与此同时，自媒体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传播内容可信度差，这种点对点的、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很容易让虚假新闻资讯、错误思想在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的思想意识。笔者分析数据时发现，有27.4%的受调查者承认曾经看到过虚假新闻或错误思想，其中有7.2%的学生曾经间接或直接地参与过虚假新闻和错误思想的传播。其中包括“洋小伙碰瓷事件”“、五台山僧人围殴游客”“、军车进京”等消息。这无疑给高校学生工作者当头棒喝。面对这样的现实，应采取什么措施，在有效利用自媒体为广大学生服务的同时，又能杜绝虚假新闻和错误思想的传播，做到净化校园思想环境，坚守校园文化阵地，是一个高校学生工作者必须面对又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一些学生进行了面对面走访，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建议学校介入自媒体的传播过程，对学生舆论进行统一的监督，但并不支持学校对学生所有信息进行监督管理，他们仍希望个人言论自由权得到保障。一些思想觉悟高、意识形态优秀的“精英”学生已自愿承担对自己身边的自媒体舆论监督的责任。这让项目研究者开始思考：是否可以依托于社团管理，让社团中优秀分子（如会长、部长）监督管理、引导和服务会员的自媒体舆论，让自媒体为社团健康成长开辟新的天地。
二、自媒体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1.将自媒体融入学生社团管理的目标
自媒体与社团管理的结合，是利用自媒体本身所带的优势，为高校社团的创新管理提供技术保障、宣传阵地，以社团管理的方式，来监督引导自媒体思想的传播，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促进高校社团文化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目标是突破传统社团管理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所遇到的“瓶颈”，解决自媒体在校园传播不利于思政教育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普及，高校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依赖逐渐增强，传统的管理方法已不再适用新兴的时代。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自媒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自媒体所传播的错误思想和虚假新闻，给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污染，严重扭曲了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2014年五四青年节讲话中指出，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对这一深切的期盼和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更应担负起净化校园的自媒体环境，保障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责任。
2.自媒体在学生社团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自媒体在学生社团管理中的应用，主要是以自媒体技术保障为基础，以社团管理信息化、平台化为切入点，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从而探索出适合高校学生社团发展的创新型管理方法。自媒体平台在大学生群体中的迅速普及，为实施自媒体管理方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依托于某一平台的技术保障，对社团会员信息分类、汇总进行集中管理，然后，通过多平台对社团活动、常规工作事项进行推送。学生日常的信息，也由每一个平台、每一个分级管理者逐一汇总分析，从而构建一个网络与现实双向结合、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上述工作流程是利用自媒体点对点、点对面双重传播方式的结合，能够有效开展学生社团工作的集中管理、分级管理、单个管理，使学生社团的管理方法实现多样化、全方面化。这不仅有利于社团管理的规范化、便捷化，而且对学生日常的思想动态有了总体把握，夯实了校园文化健康、积极、向上的发展基础。
三、本项目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平台建设
1.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国内外各高校学生社团平台化的管理方法，了解当前学生社团管理的特点，形成对平台化管理对社团发展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认识，并对这种理念与方式有所思考。高校学生社团是一个很好地阵地，通过本项目研究，可很好地将自媒体和学生社团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创新管理与服务的新路子。本项目以“利用自媒体创新管理、服务高校学生社团的研究”为主题，研究自媒体在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服务过程中的作用，并汲取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自媒体的研究成果，分析其不足之处。本项目进行大样本的选取范围和类别，采取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进而揭示和勾画出切实可行，又有理论支撑的高校大学生社团管理服务的新方法、新措施和新平台。
2.主要内容
（1）在理论上对自媒体进行定义，概括自媒体在信息传播和品牌推广方面的优势与特点，同时阐述自媒体在当下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媒体，是指一个普通市民或机构组织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访问网络，通过现代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的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一种途径和即时传播方式。
（2）分析传统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服务工作中，在理论和技术上出现了哪些困难、哪些不便之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给我们生活工作带来快捷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效的工作模式、多元化的思想交流，知识和信息的高速传播等等。这些要求同样不可避免地漫延到了大学校园，也影响到了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当中。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满足这些变化和要求，高校校园依托网络和信息化平台提供管理服务的时代已来临，学生社团也应尽快适应这种变化。
（3）自媒体是当前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它不仅是单向的信息传播与接收，而是可以实现多向的思想交流与资源共享。高校学生社团，特别是学术型社团，亟需一个快捷便利的平台来实现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各种想法在一个平台的集中冲击，从而碰撞出创新的火花。而结合学生社团管理工作的特点，创新地延伸自媒体的定位和实际功能，可以实现更加快捷、高效、便利的日常管理与服务。
3.平台建设
浙江财经大学根据本校学生使用自媒体的情况，以利用率最多的微信为基础，自主研发了一套彩园信息门户系统。这套系统作为微信自媒体的后台管理服务平台，将学生社团、会员和信息交互等服务纳入信息平台，通过全方位、多平台地利用自媒体，大幅度提高了学生社团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效率。目前，浙江财经大学利用自媒体对学生社团服务和管理还处于开始阶段，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以后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将学生社团管理和服务提升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学习的高度，为学生提供一个寓教于乐的大平台。
4.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