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论文篇1
如：一架直升机在赤道附近某地四十公里高处停止飞行，这时飞机和某地地面、地心三点垂直的。一小时后又如何呢？
已知地球自转一周24小时，地球半径6378.1公里。那么地球自转一小时是360°÷24=15°地面一小时运动6378.1×2×3.14÷24=1668.9（公里）。
飞机一小时运动（6378.1+40）×2×3.14÷24=1679.4（公里）。
一小时后地球转动角15度，地面运动1668.9公里，飞机就必须随气流运动1679.4公里，只有这样飞机一小时后仍停在某地40公里高处。假如飞机不随气流运动，一小时后将在原来地面以西1668.9公里的上空出现。飞机要往西去，只需停在上空就能到达，要往东去，飞行速度一小时不超过1679.4公里，是永远到达不了地点的。之所以没有这种现象，是大气旋转的作用，是物体随气流运动的作用。通过以上运算不难看出大气和地球转成一体，地球的核心就是大气的旋转核心，所以说大气和地球是整体运动。
二、大气的运动力
大气的运动速度是非常快的，任何物体都要随气流运动以上我们把直升飞机当作空中停留物体，因为直升机借助机械力能在空中停留，如果没有机械力的作用，直升机将是个落体，会像地面下落，直升机在空中借助机械力停留时，没有飞行的状况下，每小时能随气流运行1679.4公里，可见大气的运动力是很大的。
其实物体随气流运动不需很大的力，因为地球和大气这个旋转体是在宇宙空间运行的。假设这架飞机的地方没有滚动的地球，也没有旋转的大气，它将是个失重物体，失重物体稍加一点力就会运动，所以大气的运动足可以使一个失重物体随之而动。任何物体都是一样，不在大气的旋转体内都是失重物体，如果进入了大气的旋转体，都会随大气的运动速度而运动。
假如你站在赤道地面上，双脚用力向高跳，跳得很高很高，当你落到地面已经是一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地面已经运动了1668.9公里，可你仍然落到了原地。原因是你跳在空中时，身体也在随气流运动，因为大气和地球又是同一个旋转体，所以你在空中无论停多长时间还会落到原地的。
三、旋转向心力
无论你在地球的哪个地方，核心都在你的垂直下方，上方在旋转的周围，任何物体进入了大气的旋转体内，都会向核心运动，物体从外到内的过程就是人感觉从上到下的现象。物体的下落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做一个试验：用一个盆子，里面盛半盆水，把一些轻重不同的颗粒洒入水中，这时，这些物质在盆底的各个地方。使水旋转，你将发现这些物质向核心运动。当达到一定效果时，轻重不同的物质又有明显分层。类似地球的各个圈层。如果你把水胡乱搅动，不使水旋转，水中的物质不会全部进入考核心的，水的旋转能使比水重的物体向核心运动，同样道理，大气多的旋转也能使比大气中的物体向核心运动。
有一物体从旋转向核心运动，人的感觉这一物体是从上向下坠落。假如这一落体正好落进通向地球另一面的孔里，这一落体会不会从地球的另一面冲出去呢？
物体进入核心，旋转过程中产生的力已经结束。如果物体借惯力继续运动，已经是向上运动的形式，旋转中又从相反的方向产生了力，所以物体到了核心就到了终点，不会从另一面冲出去。这就是旋转过程产生向心力的作用。
四、旋转离心力
物体的轻重是由密度来确定的，同体积的物体密度大的向心力就大，物体就重，密度小的向心力就小，物体就轻，密度的大小就是向心力的大小。
从密度表上查出：氦气的向心力是每立方米0.18千克，近地面空气向心力每立方米1.29千克，铅每立方米2100千克
把1立方米空气放进水里，它将产生的离心力是1000-1.29=998.71千克。在造船上已得到了应用，排开了1立方米的水就能看到998.71千克的离心力，也就是水中的浮力。
把1立方米的铅放进水里产生的向心力是2100-1000=1100千克。铅比水的密度大，在水里就产生了向心力，因为1立方米的铅放进水里排开了1立方米的水产生了1000千克的离心力，所以铅的向心力在水里每立方米只有1100千克。
大气论文篇2
大学生文气的体现，首先表现在文学素养方面，一个满嘴脏话的人必是文气不足之人。现当代文学以其丰富的知识内容和人文内涵，培养了大学生的书卷气质，使他们能出口成章，满腹才华。文学修养的提高能促进文化素养的提升，使大学生在文学创作、思想水平、语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同时还能培养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
2.现当代文学能提升大学生的气质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便是饱读诗书，学有所成，才华横溢之人。人的气质的培养需要知识的涵养，特别是文学的熏陶。现当代文学以其简明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使大学生能更方便地进行阅读，提高阅读效率，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吸纳作品的文气，增强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从而提升气质，培养大学生成为儒雅、得体、智慧之人。
3.现当代文学能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提高其对社会道德的认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大学生应吸纳文学作品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思想，提高对社会的认识。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富含多样而生动的人文主题，书写了现当代人的人性、思想和个性追求，表达了对社会苦难、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积极进取等内容的关注，同时，作品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或高尚，或勇敢，或坚毅，或狡诈，或软弱，或虚伪……不论是作品中的思想主题还是人物形象，都将引发大学生对人性的思考，对真理的追寻，对社会生活的反思，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正能量，提高其人文情怀，促使其成为一个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
4.现当代文学能助力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文学的审美与其他学科相比，更富大众化，其影响也更深、更广。而现当代文学则体现了当下社会的审美情趣，与大学生的生活体验同步，更能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和认知感悟。经典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情节跌宕起伏，内容丰富饱满，语言生动凝练，主旨含义深刻，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感受，使其获得审美体验，陶冶情操，锻炼创造力，丰富想象力，促使其追求美好、和谐之事物，提升他们的精神层面。同时，现当代文学通俗易懂的语言，作家独特的表达风格，既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也能提升其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其用语词汇，提升个人魅力。
二、利用现当代文学培养大学生文气的方法
从古至今，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文学之于人的价值，文学在培养人的学识、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情感、规范人的德行等方面皆具重要作用。文学作品以及作家本身，都是很好的教育资源。可以说，文学是培养人的利器，更是培养大学生文气的法宝。现当代文学与现今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是对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的反映，其所负载的思想和文化信息均能成为大学生的精神食粮，滋养大学生的文气，洗涤他们的身心。
1.阅读现当代文学经典著作，吸取文学精华
经典是人们在长期反复大量阅读鉴赏之后挑选出来的文学名著，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和艺术表现力，其思想深度必能引起人们心灵的触动，使人有所启迪，有所感悟。文学经典，体现了社会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和道德理念，以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感染读者，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读沈从文的小说能使人感受人性之淳朴，阅余秋雨的散文能使人体会历史之厚重，诵徐志摩的诗歌能使人品味真、善、美之纯净……阅读经典，并使大学生读懂经典，深刻感受经典中的人文情怀、思想魅力、审美情趣，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品味和个人修为大有助益。大量经典作品的阅读，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诗书气质，丰富其心灵，滋养其精神，提高其语言表达和文学鉴赏能力，使其顺畅地直抒胸臆、下笔成文，成为文气味十足的天之骄子。
2.举办现当代文学欣赏读书会，增强大学生的文学交流，深化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
文学观照着社会现实，大学生在作品阅读中往往会有着不同的感悟，其思想和情感体验也将不同。通过读书会，大学生可增强阅读体验的交流，探讨作品中的主旨和深刻内涵，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在这样的交流中，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将得到提升，在思维方式获得拓展之余，情感体验也将更为丰富。读书会既是对读书心得的交流，也是大学生情感的交流，更是对知识的交流。文学的对话，艺术的交流，对于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开阔视野、加强人文情怀都十分有益。让大学生沉浸在文学的熏染下，能促进其文气的提升。
3.编演作品，亲历人物，感受作品的深层魅力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往往通过典型人物形象体现作品的主旨和深刻内涵。因此，编演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或作品中的经典段落，能加深大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大学生可组建成小的表演团队，挑选出喜欢的作品，并在自己的理解上对作品进行加工再创造，进而进入角色体验。例如，可将曹禺戏剧作品中的经典桥段进行表演再现，实践体验剧本中人物的真实情感，深刻理解作品。这种体验式的文本阅读，能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感知，助益于大学生文气的培养。
4.朗读作品，体验语言的魅力
现当代文学中不乏精美的诗章和优美的散文，朗读这些作品，动用全部感官来体验作品中的语言，能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如，在阅读艾青的诗歌《我爱这土地》时，默读定比不上大声的朗读来得畅快淋漓，作品中的爱国之情也只有在朗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宣泄，也就在这读中，读者的爱国激情才能尽情迸发。因此，朗读作品对于增强大学生的情感体验十分有益，对于学生“文气”的养成大有裨益。
5.抄写作品中的经典段落，记录阅读体会
摘抄经典句段，不仅能积累文学素材，还能加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记忆，提升大学生的审美涵养和文学修养。而记录阅读体会，既是大学生的文学创作行为，也是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对于提升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有帮助。现当代文学中富有许多思想极深刻、语言极精妙的诗歌、散文，摘录这些句段，书写阅读体会，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和精神气质都具积极意义，长此以往，大学生的“文气”必会得到提升。
大气论文篇3
1.2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教学要“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在教学工作中也常说要给学生以猎枪,而不是给学生以猎物。说来容易,但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进行必要的教学研究,而且非要下一番工夫不可,来不得半点的弄虚作假。我们提倡研究性教学,更热衷于研究性教学,所以应该对教学研究工作给予特别的关注。可以说,教研水平有多高,教学及教学管理水平就会有多高。没有对教学问题的深入研究,教学就会处于徘徊状态,就没有办法提高教学质量与水平,更谈不上有特色。反过来说,加强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是改变我们目前教学现状的最有效的途径与方法。高等教育教学具有内在的教育教学规律。既然是规律性的东西,那就需要去发现与认识,这样才能避免一些背离教育教学规律的现象的发生。大学总要做一些像大学一样的事情,教师总要做出一些像教师一样的事情,这样大学的教育教学才像其本真的样子。如果我们做出不懂得教育教学的事情来,那倒令人十分纳闷了,大学也就不再像是一所高水平的教育机构,而是混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组织,也就可能失去了大学的品质、水平与品位。教育部举办各种各样的中外教育教学论坛、进行各种教育教学研究立项,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应当认识到,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3教师职业要求做好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人们往往会受一些经验性的结论所迷惑,误以为从事某种职业的人肯定懂得这个职业涉及的领域。其实并不尽然。这就好似凭直观判断来自孔子故乡的人就肯定深知孔子一样荒谬,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孔子为何许人也。依此做出这样的逻辑推理:虽然有些人从事教育教学职业,但由于从来没有做有关教育教学的思考,更谈不上进行教育教学的研究,那么只能认为他们是在教书,但还不能说他们懂得了教育教学。教师的职业要求我们起码要研究两个方面的学问:一是与教授的课程内容相关联的学问,另一个就是教育教学方面的学问。这两门学问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就是称谓教师,而不是工程师的缘由之一吧。教学是行动哲学,它部分是艺术,部分是科学。我们只有潜心地去研究,才能更科学更艺术地从事这个职业。一位大学毕业生刚走上讲台,只能说他获得了走上讲坛的机会。严格地讲,他还不能称为大学教师。因为他能够教书但未必懂得教育教学,教育教学是一门学问,是值得研究的一门学问。如果不懂得教学,就不知道如何教学,又怎能知道其教学的方式方法是否落后于时代呢?怎能说他是一位称职的教师呢?倘若背离教学的一些基本规律越远,那只能将教学工作搞得越糟糕,最终不是事倍功半才怪呢!马克思说过一句话:“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高校是一个探究的场所,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地通过学习、思考、研究来实现一种自我教育,而不是被动地总结一些感性的经验。因为缺乏思考的教学肯定会显得苍白无力。
2管理视觉:教育教学研究的能级
2.1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学管理的一种现实需要
做好教学管理工作是离不开教育教学研究的,否则教学管理工作就会成了盲人摸象。教学的效率如何?简单地讲,主要考察三个方面:设置什么课程,教师如何教授,学生接受如何。首先要研究课程设置得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就等于跑错了道,跑得再快,又有什么用呢?要想知道所设课程是否科学,就需要做一番研究。教授如何,重要的是看学生接受教学内容如何。学生不接受,怎么能够说教学效果好呢?现代教学讲究逻辑和理性、效率和效用。教授的课程效率如何?课堂效果如何?这都需要思考与研究。思考我们做了多少有用功,又做了多少无用功。无用功越多证明我们越需要加强教育教学研究。不开展研究,就不可能成为教学管理的内行,对于教学中很多简单而基本的道理就有可能不知道,甚至违反了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自己都不知道。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教学研究是不可小视的,否则,我们的教学就会受到惩罚的。
2.2教育教学研究是学校教学管理的一项战略需要
教学管理不同于常规管理,常规管理一般具有按部就班、简单重复的特点。应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教学研究,而不是仅从战术的角度。从长远来看,教育教学研究具备战略管理的一些特点,如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未来性、长期性、相对稳定性、适应性、激励性等等。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如何提高教育教学的适应性,答案只能从教育教学研究中得来。如何规划教育教学的未来,答案也只能从教育教学研究中得来。不思考、不研究,就无法与时俱进,也无法与外界环境保持和谐发展。社会要成为学习型社会,企业要通过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成为学习型企业,大学又怎能作壁上观呢?教学组织就应该成为学习型组织。让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深刻认识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且积极地投入到教育教学研究中去,那么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会大有裨益。因为教学研究会蕴积更多的能量去启动更好的教学,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的简单道理。
2.3教育教学研究是一种柔性教学管理的手段
如何能够激励教师将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依靠激励,而激励又分正激励与负激励,即俗话说“大棒子加胡箩卜”。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激励只是一种外因,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而教育教学研究就可以使内因自觉而主动地发挥效应。教育教学研究可谓是一种软管理,而软管理往往可以产生一种硬管理达不到的力量,况且硬管理也需要软管理去提升。教学管理不是为了更强有力的控制和操纵,而是赋予教师与学生更深刻的洞察。通过教育教学研究就会更加关注教学工作,从而对教学工作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因为思考什么就会关注什么,研究什么就会兴趣什么。兴趣是内在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感兴趣,就不可能将本职工作做好。从管理心理学角度说,只有对工作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才有可能追求一种超越,因为心态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心态不同,结果就会不同。工作的意义是靠自己去发现的,如果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了解得太少,那不也是一种遗憾吗?
2.4教育教学研究也是大学所需要的一种形象大学
需要一种大学必须的教学文化精神,要显得有底蕴而不是肤浅、有气象而不是委琐。而教育教学研究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培育一种特色的教学文化精神,形成一种新的教学传统。大学倘若缺乏教育教学研究,就会不知道教学理念是什么,共同的教学心理是什么,用何种制度体系去规范我们的教学行为,最终也就很难说清楚学校有价值的教学传统到底是什么。如果教学落后,那就是教学研究水平不高,如果教学管理水平落后,那就说明研究还没有到位。大学需要养成一种教育教学研究的习惯,这样方能沉潜精微,防止教学管理工作中出现浮躁情绪。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大学教育教学工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危险的。因为,谁在这种大学扩张时期能够稳扎稳打,谁就是将来的赢家;谁在这个时期马虎应付,以便取得短期的利益,谁就会输掉未来,就会在形式好看的泡沫中垮掉,最终沦落为“垮掉的一代”。这才值得我们大家警醒啊!支撑一所大学,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大厦,更重要的还需要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同理,支撑起一所大学的教学,不但需要有形的物质,更需要一种无形的教学文化。
3愿景:教育教学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3.1转变观念,重新审视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同志说:“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要转变对教育教学研究这种软件建设投资的看法。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改变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再不能认为只有投资于硬件建设才是必要或是优先的,而投资于软件建设就觉得没有必要,甚至还认为是一种浪费。其实,投资于教育教学研究的软件建设不但十分必要,而且正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那才叫花小钱办大事呢!不能瞧不起软件建设,不能瞧不起理论的研究,要确保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就需要创造适合于研究工作的外部舆论环境。
大气论文篇4
1.2实验分析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蜡烛在玻璃杯中不断燃烧时，杯中空气受热膨胀，当玻璃杯被倒扣入盘中后，空气的缺少导致蜡烛熄灭，此时空气温度也会慢慢降低，在杯中空气体积不变、重力加速度也不变的情况下，空气密度降低，由初中物理计算液体压强的公式P=ρgv可知，杯内大气压强会逐渐减小，由于大气压平衡，要维持杯内杯外压强相等，所以杯内液面上升以达到杯内空气体积减小，空气密度上升，增加杯内压强的目的，所以盘中水被吸收到玻璃杯中，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都是大气压强存在的表现。
2总结
大气论文篇5
2方法
2.1用物准备
规格为7～8号的一次性气管套管，一次性10ml注射器1付，手套1付，石蜡油少许，保鲜袋1只。
2.2插管方法
病人洗净后取侧卧位。检查气囊不漏气后，拔出内套管，外套管末端系住一次性齐口不漏气保鲜袋，戴手套用石蜡油套管前端，凹面向上，经缓慢插入，见粪便排出，再继续插入3～5cm后向气囊内充入10～15ml气体，并向外牵拉至有阻力为止。
3护理
(1)病人每日用温水擦洗肛周2次，一旦出现大便溢出，及时用温水擦洗干净，并外涂金霉素或红霉素软膏以保护皮肤。(2)留置套管气囊每日放气1～2次，每次10～15min。气囊定时放气，可防止气囊长时间压迫肠壁，引起肠壁缺血坏死等。(3)根据大便量及时更换保鲜袋。(4)注意观察。①观察套管气囊有无漏气、导管是否滑出、大便有否自管周溢出等现象。一旦发生，应及时处理。②观察周围皮肤情况，如周围皮肤有无潮湿、瘙痒、破溃等。③观察患者面部表情等情况。
4讨论
4.1直肠横壁有支持粪便，防止堆挤在直肠的作用，并使粪便呈螺旋形活动，保持直肠压力均衡［1］
因为给患者使用的为一次性气管套管，由于导管材料组织相容性好，使留管时间可相对延长，有2例患者留管时间均在30天以上；又因管腔直径大，利于稀便的流出，不易造成管腔阻塞；导管前有一大容量低压气囊，它能有效地阻止大便溢出，并对肠壁的局部压力小，不易导致肠壁缺血坏死；透明性好有利于观察大便的颜色和量，以及大便流动情况，及时发现有无阻塞。
4.2导管引流大便可减少肛周皮肤的感染坏死
由于溢出的大便为弱酸或弱碱性物质和含有较多病菌，极易刺激周围的皮肤引起发红、水肿、水泡或脓肿等炎症改变。如果持续大便溢出，擦洗不当或经常擦洗，很容易导致皮肤破溃引起感染。上述4例患者，由于大便失禁呈不间断性溢出，需反复擦洗肛周，导致肛周皮肤破溃感染，均引起不同程度的炎症改变及尿道炎、阴道炎。经插管留置后，既保持了病人肛周皮肤清洁、干燥，又利于药物治疗，有效地防止肛周皮肤感染加重，从而减轻病人的痛苦，经2周～1个多月的有效治疗，痊愈出院。
4.3插管有利于危重病人的抢救及观察
大便失禁多发生于危重期，一旦大便失禁，病情不允许过多地翻抬病人，短时间内，由于大便的腐蚀作用，易引起难免性接触性皮炎或疱疹。插管后，可避免因大便溢出而反复翻动病人擦洗更单，所致病情加重或直接危及生命，从而保证了病人的安全。
4.4有利于健康的恢复
因为4例患者均神志清醒，对自己大便失禁的状况会产生悲观心理。同时，由于自己身患慢性疾病，已经给家人及照顾者带来极大不便，因此，他们会有意识地减少进食量甚至拒绝进食。这样，反而会引起营养失调、电解质紊乱，不利于健康的恢复。通过导管引流排便及心理护理，能使患者减轻顾虑，放心进食。
4.4预防并发症
因为大便持续地从溢出，既污染周围皮肤，同时也增加了护理工作量。导管引流排便可减轻护理工作量。由于大便不自主地从溢出，布垫渗漏，易弄脏被服，从而增加护理工作量及难度，使用留置导管排便后，护士可根据大便量及时更换便袋即可，极大地减轻了护理工作量，节省护理用物，减少经济开支，减轻病房不良气味，有利于创造一个好的工作、住院环境。
5小结
大气论文篇6
气候变化作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既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又攸关中美两国现实经济利益。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是两国双边事务，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强鼎立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以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将是决定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 今、明两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的首轮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气候变化和相关的能源合作将首次作为中美高层对话的重要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是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后对布什任期内“战略经济对话”（SED）和“战略对话”机制的重组和升级。将关系两国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与经济问题合并在同一个机制下，而对话的组织又采用经济和战略两个领域分别开会、平行推进的方式，有分有合，可谓用意深刻。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既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又攸关两国现实经济利益。尤其随着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的临近，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的突出位置，可以说恰逢其时。 早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多家智库就为新政府准备好了加强中美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路线图。例如，中美关系亚洲协会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报告《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美国能源部长斯蒂文在任命前就参加了该报告的起草。另一份由布鲁金斯研究发表的《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则由负责亚洲事务的前白宫顾问李侃如参与其中。他们一致认为，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亮点，提出加强双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领域和关键技术，如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贮存技术（CCS）等，并建议召开有关清洁能源的中美峰会。这些智库与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决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实际上，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已有相当基础，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已开始。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将能源与环境列为六大关键合作领域之一。2008年6月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五大领域：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2008年12月的第五次对话又将能源效率合作作为第六个领域，并针对这些领域陆续制定了分项目和子项目以及分阶段实施的路线图。从2003年起，中美召开双边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2005年美国倡导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和2007年起美国主导召开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会议”等多边国际气候机制，中国都参与其中。 中美进一步加强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对稳定和发展新型中美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首先，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他提出要实施绿色复苏计划，将新能源技术作为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节能减排，并利用这一契机，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保障能源安全也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第三，中美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总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40％。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奥巴马政府调整气候政策，也有意争夺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全球利益，也必须承担更多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但不可否认，中美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战略利益的不同，加强能源和气候合作也不可避免面临一些障碍。美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承担减排义务，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了就业机会，使近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美国期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承担更多的“全球性责任”。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是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美之间存在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微妙关系，必须小心平衡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 不仅如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是中美双边事务，也牵动国际社会敏感的神经。当前，国际气候谈判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强鼎立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以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将是决定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中美之间达成的任何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协议，不仅会引起欧盟的担心，连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也难免紧张。实际上，过分强调中美合作重要性的想法是
大气论文篇7
计算机设备和I/O接口是数字化测量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气环境检测数据采集工作的重点。通过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满足获取、放大和转换大气环境数据的功能，其中多台组合虚拟仪器的监测系统使用的I/O接口设备属于总线，而单独的虚拟仪器监测系统使用的I/O接口设备属于数据采集卡，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有VISA总线和RS232，可以结合相关部门计算机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数字化客户服务功能在大气环境数据的数字化采集过程完成后，通常需要将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处理之后的数据才可以储存到系统当中，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提取相关信息为客户呈现数据结果，因此作为大气环境数据信息终端的数字化客户服务功能，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数据信息的搜索功能。另外，不同等级的客户对处理后数据的精度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区别，数字化客户服务功能可以从客户的实际以及基本要求出发，为客户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数据，使得大气环境检测结果更加直观、全面，从而为不同客户的不同研究方向提供便利。服务器功能数字化服务器功能是数字化测量技术顺利应用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客户功能的重要保障环节。它在大气环境检测中的作用在于为数字化测量的结果提供储存的空间、运算分析等关键功能，另外为了确保服务器功能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以对服务器的系统进行人工录入和参数修改，使其适应实际测量过程中的不同要求。
大气论文篇8
2、设计说明
用三条等压面分别表示出低、中、高三个不同高度气压分布（如图1）。当受热不均时，热的地方空气膨胀上升，冷的地方空气冷却下沉，产生垂直运动；与此同时，上升的地方近地面形成低压，等压面下凹，高空形成高压，等压面上凸；下沉的地方近地面形成高压，等压面上凸，高空形成低压，等压面下凹（如图2）。由于高低压产生，使得同一水平面产生气压差，进而产生气压梯度力，促使空气由高压向低压的水平运动，遂形成闭合的大气环流——热力环流（如图3）。
3、设计目的
通过设计，能使课本插图更加简化明了，环流形式更加形象直观。用等压面表示出的高低压分布状况，更加突出，使环流与气压分布融为一体，有利于学生真正掌握热力环流产生的真正原因。
二、气旋与反气旋
1、板图设计（以北半球为例）
（附图{图}）
2、设计说明
气旋：气压分布状况中心气压低，四周气压高，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气流由四周向中心运动，产生了水平运动，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北半球呈逆时针方向流动，由于气流从四面流入气旋中心，使得中心空气被迫上升，产生垂直运动。空气在上升过程中，温度降低，所含水汽凝结成雨（如图4）。
反气旋：气压分布状况中心气压高，四周气压低，在水平气压梯度力的作用下，气流由中心向四周流动，产生水平运动。由于受地转偏向力影响，在北半球呈顺时针流动，由于气流从中心向四周外流，高层空气下沉补充，产生垂直运动，空气在下沉过程中，温度升高，水汽不易凝结，天气晴朗（如图5）。
3、设计目的：
经复合设计，形象地把气旋、反气旋、气压分布、水平运动、垂直运动、天气状况合为一体，有利于学生对这一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三、大气环流
1、板图设计
（附图{图}）
2、设计说明
假如仅考虑地球形状——球体，对太阳辐射在地球表面的分布影响，即仅考虑极地与赤道之间的冷热差，则全球大气环流形式为闭合单圈环流（如图6）。假如考虑地球形状和地球自转的地转偏向力影响，则单圈环流破坏进而形成三圈环流，全球近地面形成七个气压带、六个风带（如图7）。假如再考虑公转造成太阳直射点移动和海陆分布造成的热力差异。以亚欧大陆为例：冬季太阳直射点南移，气压带、风带南移，受副极地低气压带控制，由于大陆形成的蒙古、西伯利亚高压切断了副极地低气压带，使副极地低气压带只保留在海洋上，形成阿留申和冰岛低压（如图8）。夏季，太阳直射点北移，气压带风带北移，受副热带高气压控制，由于大陆形成的热低压（印度低压），切断了副热带高气压带，使副高只保留在海洋上，分别形成夏威夷和亚速尔高压（如图9）。
3、设计目的
通过这样一系列板图显示，把从表面上看似乎不联系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象展示了不同因素作用下，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同时，也对后面季风的教学埋下伏笔。
四、季风的形成
1、板图设计
（附图{图}）
2、设计说明
大气论文篇9
目前我国天然气产业还面临着三个更为现实、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这就是—— 下游该不该无条件承受进口高气价 2008年，中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3.8%。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这个数字在2010年将达到5.3%。今后10年是中国天然气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天然气需求量年均增长量将超过100亿立方米。为满足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从2006年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营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进口天然气的时代。2008年，国内天然气总产量为775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44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5.57%。2009年11月，国内“气荒”导致液化天然气紧急进口。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1月进口液化天然气由10月的433946吨增至588439吨，同比增长近35%。 出于对中国天然气产业发展态势的积极判断，近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三大石油公司在天然气业务上投资巨大，与国外签署了多项天然气进口合同。其中，中国海油广东大鹏、福建莆田、上海等3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落实的气源，因签约比较早而价格低廉。随着200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天然气供需偏紧，天然气价格开始走高。到了油价飙升的2008年，天然气的长期合同和现货价格都达到近年的峰值。而这一年中，中石油和中国海油都签署了几项重要的长协合同。 然而，随着2009年以来国际天然气市场供需关系的整体变化，天然气价格大幅回落，中国的天然气进口陷入尴尬：早先签署的卡塔尔、澳大利亚高更等气源价格比现在的国际市场现货价格都高太多，下游用户失去履行合同的动力。去年卡塔尔天然气在南方市场遭到拒绝，就是矛盾显现的开始。 国际能源机构(IEA)称，未来几年，全球天然气供应将会过剩。这将对亚太地区天然气市场结构和天然气定价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分析人士称，这至少表明中国签署天然气进口的合同“踏错了时点”(这与两年前中国企业大量进口硫黄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尽管从中长期看国内天然气肯定是紧缺的，国际能源价格可能也看涨，但未来几年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价格可能“恰好”是偏高的。 一位中石油的相关人士无奈地表示：“谁能预料到2008年能源产品价格有那样的走势！中国天然气如此紧缺，为了满足需求必须加快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气源的落实。谁都想买在低点上，谈判都很艰苦。如果今天国际气价还在上涨，大家还会庆幸当初买得早、买得对。” 参与进口谈判的人士认为，三大石油公司进口天然气除了出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考虑外，还是一种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就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因此，无论是三大石油公司还是下游用户都应该承担风险。 但国内不同意见认为，过去三大石油公司签下什么价格，都可以转移给下游用户。价格风险更多地由没有议价能力的下游用户来埋单。这不公平。因为天然气进口是个垄断行业，用户没有选择权。 民营企业能不能参与投资管网建设 去年11月以来“气荒”的出现，还折射出全国性天然气管网和接收站等硬件设施的规划出了问题。 硬件建设投入巨大是能源行业的普遍特点，发展初期的中国天然气产业更是如此。除了下游城市燃气业务外，无论是上游天然气开发、中游长输管道建设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都是由三大石油公司垄断建设和运营。外资曾有意参股西气东输一线，后也撤出。而民营资本的踪迹更是难觅。 分析人士指出，三大石油公司独立发展管道和接收站，有利于提高积极性、各自发展自己的区域市场。不过，因此而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各自为战可能导致重复建设或者考虑不全面。规避建设中投资过大而回报相对较低的环节，比如储气库的建设成为短板。其次，天然气毕竟不是三大石油公司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他们会根据自身当年主营业务的业绩、现金流等情况调整对天然气业务的投资，控制开发进度。再次，三大石油公司对上游和中游的过度垄断，对原本放开的下游市场造成打压。 特别突出的表现是，三大石油公司在沿海已经规划了十几个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北至大连，南至海南，几乎沿海各省市无一例外，仅在广东就有5个项目已建、在建或规划中。三大石油公司各自独立规划，独立海外找气，独立为气源寻找下游用户、建设相关管网，一些地区出现重叠。中石化2003年就开始在山东省布局天然气管
大气论文篇10
现代学术在“气”“文气”面前犯“糊涂”“犯愁”的现象，其实早就开始了，比如当年严复就曾经困惑“元气二字，到底是何物事”，“与梦呓又何以异乎”[1]？而陈独秀则干脆贬斥“气”“文气”为“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2]。这说明，在受到西方认识论、知识论以及进化论、科学主义熏陶的近现代学者眼中，说清楚“气”“文气”是什么，的确是一件大费周章的事情。但是，在古人眼里，“气是什么”，却并不是一个问题，无论是“气象”“气韵”“气体”“气力”“气格”“气骨”“气调”“元气”“体气”“生气”“清气”“风气”“逸气”等概念术语，或是孟子的“知言养气”和“浩然之气”、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刘勰的“文辞气力”，还是韩愈的“气盛言宜”、王世贞的“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刘大的“气随神转”、曾国藩的“为文全在气盛”等命题，当古人在言说它们的时候，既不“糊涂”，也不“犯愁”，根本不存在什么为了神秘而故弄玄虚的问题，而且他们的意义指向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古代诗文评家非常明了“气”“文气”的知识渊源（当然这个“知识”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而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而读者对于“气”“文气”的公共理解也不成问题，因此言说者可以畅说无碍，达到出神入化、圆融自洽之境，而听者当然也不会“糊涂”“犯愁”。古代诗文评家言说“气”“文气”，以及以“气”论文，不是对文章进行单纯的知识性认知，而更多的是倾向于发表对于文章的整体性感受，以及在思想、价值层面对文章、作者提出意蕴、精神气质方面的主张和评价性意见。对于古代诗文评家而言，将作者饱满贯通的情怀思致和文章圆融深厚的义理至境归结于“气（道）”，是颇为常见的做法，“气”“文气”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批评术语的使用，在古人那里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方法论、终极性追问的意义。然而，对于经过知识大切换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在中西学术的比堪会通与旧学新知的交汇融通中，理解并阐释诸如“气”“文气”一类的传统概念、范畴，本身也就成为一件颇具学术挑战性的工作。
二
即如前面所言，“文气”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域，在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始终受到重视，一直属于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当代学者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和解决的方式、方法来看，大致可以归列为三种情况：一是历代文气研究的资料整理、归类，如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文气・风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胡经之主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是对于“文气”说演变的历时性梳理以及“文气”说发展史上的重点个案分析，如朱荣智的《文气论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张立文主编《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三是文气研究体系的建构及其与思想文化的关联性研究，如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涂光社的《原创在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环宁的《气势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赵树功的《气与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夏静的《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等等。就“文气”说的资料整理现状来看，在文献材料的收集、梳理、汇编方面，均可以说相对已经较为充分、系统了；以史论形式书写的文气发展演变史以及标志性人物的专论，是目前“文气”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论文、论著数量均极为可观；至于文气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基本上是在各种各样西方文艺学体系的刺激下，研究者们试图梳理、建构出关于传统“文气”论的理论体系，并且努力使之具有中国文论的话语特色。应该说，与前辈学者相比，当代学者在“文气”论研究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理论自觉、自信和方法创新意识。而就当下“文气”论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大体走向来说，重点工作应该是从史料的挖掘爬梳与整理汇编转向对于史料的创造性诠释，在目前业已积累的相当数量的史料整理基础上，深究历代文论家围绕“文气”问题提出的解释、争辩、推衍、发挥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史意义与诠释学内涵，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气阐释方法和解释学原则，以及贴近历史原境的“文气”说理论、话语体系。
以往的“文气”说研究，受现代纯文学观念以及文艺学知识框架和理论分析工具的牵制，更多地局限于仅仅挑选传统“文气”说话语中与现代文艺学话语相投契的内容进行比附性的阐述，而过滤掉了传统“文气”说中大量的与现代文艺学知识不相兼容的内容。同时，以往的“文气”说研究，比较隔绝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气论”研究，互通声气不够，在使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气”论研究与中国诗文评研究中的“文气”说研究两者一体化方面，缺乏必要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念方面的自觉。然而，“气”论、“文气”说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母体中之生成与演变，几乎与经、史、子、集四部全有关涉，因此必须超越出现代文艺学的知识范围，必须克服现代文艺学眼光和阐述方法的单一使用，而回到古人“气”论、“文气”说的知识、思想原点上来，将一种笔者曾经阐述过的与传统“国学”所代表的学术理念和方法相称符的“大文论”视野付诸研究实践，追求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格局，如此而行事，庶几可以取得研究上的一些突破，获得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理论建树。
就当前中国文论的研究状况而言，对于整体性、系统性乃至民族性的诉求，恐怕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话题。“文气”说乃华夏文学、美学之精粹所在，围绕“文气”说的诠释，历代思想家之价值立场、政教理念及其美学思想和时代审美感受等，均能够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说，考察古代文艺思想史，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文气”这样的具有本源性、涵括性、灵动性与贯穿性的范畴了。我们还可以说，古人围绕“文气”所建立的一套话语系统，可以有效地诠释文学（当然还包括书、画、乐等艺术）领域的一切活动。因此，古人对于“文气”的认识与阐述，实际上影响制约和拓展了古人对于文学本体、特征、规律及其功能等根本问题的认识，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大文论”的特质。笔者认为，通过对于以“文气”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古代文论研究视域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也有利于重新建构中国故有的贯通文、史、哲的文学义理和学术文化脉络，因而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值得展望、期待的方向。就“文气”说研究的现状而言，若要深入下去，紧要的功夫就是进一步拆除现代学科划分所带来的文、史、哲互相阻隔的樊篱，相互打通、彼此涵括，培养国学视野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将“文气”说的发生发展视为古人形上之思的一部分，寻找其间的知识共识与精神共享，恢复并重新搭建人文话语系统。简言之，在文化通观视野中走综合创新之路，应该是今天阐释“文气”问题的不二选择。
三
就目前这一领域的前沿成果而言，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夏静著《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在对传统“文气”说的理论阐释和话语建构方面，体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意识，在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具有新意之处也颇多，从而将“气”论、“文气”说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在文、史、哲融通的学术大视野中、在中西知识工具的融会贯通中，尝试探索“文气”研究中解释转向、话语重建的可能性，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该著第1章回顾并反思了20世纪学术界有关“气”论、“文气”说研究的相关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气”论、“文气”说研究的解释学转向与新维度问题。第2章通论“气”论、“文气”说研究中诠释学方面的一般性方法论问题，其别强调了传统哲学的体用观及其方法论对于“气”论、“文气”说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3章从知识学的角度，推衍“气”论知识谱系的生成与扩展诸问题，旨在厘清“气”论在中国早期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意义脉络与运思轨迹。第4章从思想史的角度，以“一体三相”来阐释“气”论思想谱系的建构以及艺术活动中的气化问题。第5章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气”系列与“文”系列之共相与殊相，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气”之层级释义与意义关联以及“文气”元范畴意义的确立。第6章通过经典诠释的“隧道效应”视角，梳理、审视了历代论者围绕“文气”结构的三个面向（作者之气、文本之气、文章气象）所展开的论述及其所蕴含的问题意识。第7章从方法论的角度，就“气”论思维的三种基本范型展开探讨，分析整体关联、意会体悟、对待立义在气学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在气学观念史上的价值属性，以及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与影响。第8章从价值论的角度，分析文气价值的实现、文气话语价值体系的奠基、价值理性的形成等问题，探讨文学批评史上主流的文气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态。全书结构缜密，从学术到思想，从知识到价值，从历史到哲学，从文化到文论，从宏观到微观，纵横交错，力图在传统经、史、子、集的贯通中，建构起一套体系完备的“文气”说解释理论。
具体来看，该著的第3、第4章，较为集中地落实了“大文论”的观念与文化通识、通观的视野。第3章“气学知识谱系及其扩展”，从前知识状态、一般知识话语与民间信仰以及知识话语泛化几个方面，进行了逐层深入的分析。著者认为，作为一般认识水准与信仰原则，“气”论的若干范畴、命题及其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包括人文创造之中。春秋战国以降，随着“气”论知识系统的逐渐形成，“气”论与思想文化中的若干核心要素（天人、“三才”、道、阴阳、五行等）不断融合，形成古人最大的解释系统与信仰体系，由此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文化哲学与学术发展的高度、深度与宽度。第4章“气学思想谱系及其艺术阐释”，主旨在于探讨“气”论的本体化、精神化以及在文学艺术领域的衍生问题。本章首先指出，在“气”论思想谱系中，统摄“具象之气”“本体之气”“精神之气”三种品相，这构成气学认知的一般层级。为了避免宏观叙事的粗疏感，本章以两个案例的佐证，来展开“气”之“一体三相”在经典解释者承传中再诠释的历程：首先，以汉学为例，分析了思想史视野中“气”论诠释学的发展、演变。并且指出，汉人的“气”学理论建构，多关注社会、历史、政治等气化形质层面的事物，构思玄妙，气势宏伟，兼顾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奠定了古代“气”论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其次，以艺术活动中的气化以及苏轼的“随物赋形”为例，进一步论述“精神之气”在人文创作中的显现。作者认为“随物赋形”是一个本然而应然、形似而神似的行气、运气过程，这是古人行文运气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神与物游”、道技合一的天地境界。
笔者向来认为，“文气”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认知方式和知识框架，具有事实认知与价值认知、知识论与道德论双重交织、相互缠绕的特点，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展开研究，因此，如何在古今思想系统融通与中西知识工具借鉴中走综合创新之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知识多元时代，在理论上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论，《文气话语形态》一书，在努力坚持国学视野和文化通识观念，运用当代人文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来阐释传统“气”论和“文气”说方面，确实体现出了方法论方面的优长之处，这对于“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笔者个人的认识而言，以为该著在方法论自觉和形态研究两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
其一，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意识。以往的“文气”说研究，鲜有从体与用两个层面来考察和阐释“气”“气论”“文气”问题的，而在该著中，则充分地体现了著者欲从体用分析的角度来认识、阐释研究对象，该著的1、2章，便是从解释学的问题意识入手，在细致地梳理、反思“气”论、“文气”说研究之学术历程的基础之上，就如何以体用分析为方法，以话语形态考察为切入点，对“气”论、“文气”说进行知识学与思想史的研究。该著视文气的发生为古代“气”学体用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次生系统，较为细致深入地考察了文气之知识谱系、思想谱系、话语形态、结构形态、价值论核心与方法论原则。文气之体用义涵盖本体论、知识论、语言论、价值论层面的精义，四者相互界定，基本上可以涵盖以“文气”为元范畴的中国文论的知识特质与精神品格。该著从体用分析的方法入手，从知识、思想、价值、艺术实践、批评方法、话语形态等维度展开，对传统的“气”、“气”论、“文气”说等进行了历时性梳理考察和共时性分析剖判并臻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确实体现出了一种方法论方面的自觉与进步。
其二，话语形态分析为“气”论、“文气”说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该著的6、7、8三章之中，著者对“文气”说的话语结构形态、“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以及“文气”说的话语价值体系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考察与阐述，其中无论是对于作者之气、文本之气以及文章气象之分析，还是对于整体关联、意会体悟以及对待立义等“文气”说的话语言说方式的总结，以及“文气”说的话语批评的价值指向、体系构成、特点呈现等问题的阐述，均体现出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分析角度，一些提法和见解，对于进一步推动“文气”说研究，确实具有开拓、深化、方法启迪的意义。
笔者认为，开拓未来“气”论、“文气”说研究的综合创新之路，除上述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外，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叙事层面的“语境融合”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不同于西方形式文论强调狭义的“文本语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文本语境”（文本）与“情景语境”（论世）、“文化语境”（知人）互动融合与循环相生而形成的整合语境之探究，是人文科学之“人文性”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中具体可行的叙事路径之一。在古代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传统中，“文气”说的话语是如何生成、衍化、完善并自成体系的，经典的后代解释者受制于各自的“历史性”，在历史客观性彰显与现实主体性发挥的两难处境中，如何在时代风云际会的“文化语境”和思想观念衍生的“文本语境”牵引下，通过与时代思想、与经典文本互动形成“语境融合”，从而建构起形态复杂的“气”论、“文气”说解释的历史，这确实是一个极其艰巨而又充满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叙事方法的选择方面，如何避免抽离“文本语境”的望文生义式理解，或者强调“文化语境”而忽视“文化语境”与“本文语境”的“语境融合”，也是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方面。
当然，由于在文化通识视野中阐释“气”、“气”论、“文气”说确实具有相当大的学术难度，由于当下包括笔者在内的从事传统文论研究的学者，全部存在着知识层面的错位性重叠和思想观念层面的缠绕纠结，因此在理论认知方面根本无法做到旧便彻底旧、新便彻底新，故而虽然欲想在古今中外的左右顾盼中达到一种旧学与新知圆融自如、还原与建构俱臻佳境的程度，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恐怕永远是一个过程性追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虽然一直鼓舞着我们的研究信念，但是由于中西知识视野与功底之不逮、功利主义之干扰、文化通识视野之缺失，以致“用”的往往简单、浅表、粗暴，而仅仅流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口号；而“以古释古”则向来被蔑视、被曲解、被丑化，而待到我们今天具体研究到某一个问题而真正需要“以古释古”时，则因学术努力之弱化而找不到“古”了，便只好徒生叹息。因此，《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对于传统“气”论、“文气”说话语形态的研究，亦远远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尽美尽善的地步，而势必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对于传统“文气”说话语批评实践的现象描述还不够全面；对于“文气”说影响下的传统文学创作现象、作家主体心态和精神的体认等的关注也尚嫌不够；对于以“气”“文”为构成要素而形成的传统文论中的“文气”说话语批评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的爬梳、层级分类、语义考释、批评实践考察方面亦尚有遗漏之处；对于“气”论和“文气”说与传统中医学说的关联性、传统医理对“气”论和“文气”说的影响和塑形、“气”论知识共同体中的医理元素等方面问题的爬梳、疏证、揭示，尚付之阙如。甚至书中个别地方，还存在着在行文的最关键时候却出现了因功力不济而气衰的情况，或者存在着需要驻足深究然而却一带而过的痕迹。凡此种种，相信该书著者会在下一步的学术研究之中继续致思于“气”论、“文气”说诸问题，以新的研究心得弥补、修正既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环节，并且在传统文论研究的其他方面取得新的学术成就。言此，亦是提出一个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今后之努力方向，因为中国传统文论所具有的文化魅力，需要我们树立这样的学术信念来探究之。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通史（清代卷）》（12JJD750002）。]
注释
大气论文篇11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大气论文篇12
刘勰的“以气论文”深受曹丕“文气说”的影响。尽管刘勰以气论文之内容要比曹丕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主要还是建立在“文气说”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曹丕“以气论文说”的胚胎到了刘勰才真正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刘勰笔下之“气”与曹丕所说之“气”,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在《文心雕龙》中,“以气论文”的精神贯串全书。刘耀所言之“气”,既指作家的精神元气和包括气质才性在内的创作个性,也指作品中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所体现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刘勰很重视探讨“气”的特性,注意分析“气”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气”对作品成败得失的影响。无论是在叙述和总结创作理论问题时,还是在分析文体特征、评论具体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刘勰都一再强调“气”的重要性,对“气”从理论上多方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而深化和发展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述,使“以气论文”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气”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之高度来认识,从理论上论证了“气”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出“气”在创作中带规律性的意义。他在《风骨》篇中详细分析作品风骨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结言端直,则风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怒认为,风骨作为文学作品所特具的艺术美,与作家之“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所以要以“气”为主,是因为有气就有风骨,“气是风骨之本。”?因此,要使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享受到刚健有力的风格美,就必须在具体创作中做到“结言端直”和“意气骏爽”,即要求文学语言端庄准确,要有骨力,要求作品表现出高昂爽朗的意志气概。“结言”若不“端直”,“意气”若不“骏爽”,就会损害作品的成就,使之因缺乏风骨这种刚劲、质实的美学特点而成为平庸之作。因此,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唯藻耀而高翔,因文笔之鸣凤”,成为文章中的凤凰,作家必须“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做到文辞刚健,内容充实,这样的作品才能闪发出新颖的艺术光采,获得创作上的成功。反之,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作家的创作个性就会象枯禾一样萎蔽,作家的气质就会象干瘪老头一样枯寂和死气沉沉,其结果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
大气论文篇13
一、朝鲜“奇人吐奇气”
高丽国李奎报（1169-1241）是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他在《书韩愈（云龙杂说）后》中说：“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李奎报借韩愈云龙之感表述了其思想：“人不凭文章才艺，亦无以神其灵也，且乖龙不能兴云，唯神龙然后兴之……庸人不能吐文章词气，唯奇人然后吐之。”这与他“气本乎天，不可学得”的文气观点相同。他认为只有奇人才能使诗文“绚焉为锦绣罗谷，峭焉为高峰绝岸”，达到意深语精、韵险词工的境界。
1.诗人之“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李奎报写有《郁怀有作》：“有时一滴酒沾唇，犹未写千愁万虑填胸中。安得与太白、子美对醉横笔阵，吐出郁气和长虹。”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才能不得施展的郁郁之情，同时又表现出对李杜诗歌超逸、沉郁之气的赞佩。李奎报关于“气”的评论融合了自身实际，并将这种心态切人到李杜的人生经历中，对李白、杜甫仕途起伏引起的情感变化做了更为直观的评说。
李奎报的“奇人吐奇气”深深建构在中国魏晋时期气论基础之上，特别是受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观点的影响。他在这里既承认了气的差异性，又强调了“气”的整体性带来的审美效果。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论极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气理论最为活跃的阶段。由先秦两汉至此，“气”与“韵”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气韵”学说。“气”可理解为画面和作品的元气。“韵”则是借鉴当时人物品藻引出的概念，是就人物形象所表现的个性、情调而言的。“气”是混沌圆融的，是作家与作品二者之气带给观者的整体印象和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将王充的“精气说”引入到文学批评领域，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其代表。《典论・论文》开篇将“文人相轻”归结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不仅说明作家之气各不相同，认为文章之气也有所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而推出结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所论之“气”，强调的是作家由于性格才气的差异导致的作品差异性。差异是由于天性使然，不是通过学识就可以达到的。这与明代公安派所说的“性灵”、李贽的“童心”、汤显祖的“情”是相通的。
李奎报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在肯定诗人的特定性（“奇人”）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诗人的社会经历，并将观者的经历与被观者的经历结合起来。继李奎报之后，一些朝鲜诗评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看法。李算（1752-1776）在《日得录》中说：“陆务观不可但以诗人论。其平生倦倦于恢复大计，……而潦倒不遇，既无以自摅其蕴，则慷慨壹郁之志，卓荦倜傥之气，一发之于吟讽。”这里将陆游的诗词气概与其人生境遇、人格风范联系了起来。
2.诗人之“气”与学习修养的关系
朝鲜诗话家许筠（1569-1618）在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方面有着独到见解。从指导朝鲜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他对“诗如何造极”进行了探索。
许筠在《诗辨》中说：“然则诗何如而可造极耶？日：先趣立意，次格，命语，句活，字圆，音亮，节紧。……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是而出之，则可谓之诗也。”诗怎样才能达到造极的境界呢？许筠认为，应先立意，再讲求格律，然后斟酌用辞，最后考虑音节。他认为好诗应该雅俗互融、“合而雅健”，也要漫溢“豪冲”之气，“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临于脏癖”。许筠同时讨论了诗歌的创作方法：怎样咏象、铺叙、比兴、用事、议论，怎样做到文辞绮丽，才能达到“格见于篇成，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的境界。许筠认为，诗境的显现、手法的运用都是诗歌创作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中国传统将“养气”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即通过作家自身道德和思想的修养使创作主体得到完善。至于怎样将气运用于创作当中则没有详细的表述。许筠从朝鲜文学发展的状况出发，将诗文的立意、格律的安排、言辞的运用、音节的调配等方面融合到“气”当中，从而将创作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另外，许筠在承认诗人之气不可强致的同时，也认为通过一定的学习和修养可以提高个人之气。
二、朝鲜“学诗养气”
1.以唐诗为范本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文论与创作处于低谷。许多朝鲜诗论家开始关注诗人内在修养对文学的重塑作用。自李齐贤（1288-1367）起，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影响日盛。“理”开始介入到传统的诗论当中，与“气”相提而论。徐敬德、李混、李珥都是朝鲜著名的理气论者。到许筠时期，“气”论与“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在李光“主气论”的带动下，朝鲜诗论的养气说得到了发展，并在批评文本上表露出以唐诗为范本的倾向。李植在《学诗准的》中说：“近代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此五山、东岳所教也。石洲虽终学唐律，初亦读韩。崔孤竹末年才涸气萎，亦读韩诗。”朝鲜很多诗论家如崔滋等人都是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近代学诗者亦如此。如南龙翼《壹谷诗评》云：“余思学诗之法，李、杜绝高，不可学，惟当多读吟诵，慕其调响，思其气力。”李在《星湖塞说》中谈论韩愈的诗文：“笔力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朴汉永在《石林随笔》中说：“才气稍裕者，必学假苏诗。”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养气”。养气不仅反映出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其世界观的基础。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义）的修养。之后的论者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一方面，气根于学，养出于学。《礼记・学记》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刘勰认为：“夫才有夫资，学慎始习。”苏轼说：“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另一方面论者主张通过生活体验的方式养气。戴表元《赠曹子贞编修序》中说到：“天地之气，发于山川风土，其雄深、浑厚、平原、钜野、洪河、乔岳之类，往往皆在西北。……岂惟山川风土为然。世之君子，诠量人之才性气质，亦或以相拟。是故有适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硕儒、强志力学之士，则不系于是。”而朝鲜诗论家突出了“以学养气”的层面。
2.养天地之正气
南孝温在《秋江冷话》中说：“得天地正气者人，一身之至者心，一人心宣泄于外者言，一人言之最精且清者诗。心正者诗正，心邪者诗邪。”他认为，诗文是人得天地正气而渲泄出的最精且清的言语。孝温所说的“天地正气”同孟子所言“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相通。孟子养气说表现的是儒家上下浑然与天地同体的境界，这样的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将自然生命作为道德宇宙的基石，侧重消解人的内在生理欲望与外在道德规范的冲突。这样的气合于人的本性、合于人伦秩序，也合于天地的精神。孟子这里涉及到三种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人的精神生命、宇宙生命。三者合一惟有“养”而得之。南孝温所说的“诗是性情的显现”，实质是强调诗出于人的道德修养。因此，南孝温认为诗对人有淳化性情的作用。他在《秋江冷话》中说：“古元十二律八音五声，不可生知，故孔子从苌弘而学之，诗功于人亦然，使人清其心，使人虚其怀，使人无邪心，使人养浩然”；“作文之术先广气，作字之法先正心”。南孝温“广气正心”说同中国传统儒家的“集气于义”是相通的，它是对气血的超越，是道德培养下的气状之义的表述。
三、朝鲜“慕圣人气象”
在论述朝鲜“气象”学说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中国的“气象”。“象”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有这样的涵义：第一，作为形神的反映对象出现。《庄子・天地篇》中记载了“象罔”的故事。“象罔”就是“无象”，它与“象”相对而存在，指无形的根本的道。第二，作为“言象意”的组成部分出现。《系辞传》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象也者像也”。由此可以看出，“象”是作为“言不尽意”的补充出现的，它作为对世界形象的表现和反映，与“言”一同起到达意的作用。第三，以“因气成象”的形式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如果第二条说的是“言象尽意”的话，那么第三条则是“因意成象”。这里的“意”专指符合天地正气之“意”，这与孟子通过道义的方式培养浩然之气相仿。孟子的“浩然之气”和“集义养气”奠定了儒家心性说的基础。这不仅成为后来性理学的发端，也是“气象”论的根源。性理学以先秦儒家思想为核心，剔除了汉唐儒学“寻章句”、“求训诂”的阐释方式，直寻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义理精神，并兼容佛道学说，建立起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诗论气象始于唐代皎然。皎然在《诗式》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气象”是宋代学者品评人物道德境界与精神风貌的常用概念。吕祖谦说：“气象者，辞令容止，足以见之矣。”“圣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圣人的言行品德是人效法的榜样，这就要善观“圣人气象”。程子说：“学者不学圣人之道则已，欲学之，须玩味圣人气象”；“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按朱熹解释，“吾与点之气象”就是“胸次悠悠，直与天地同流”的“圣人气象”。吕祖谦评二程的著作时说：“读明道《明状》，可以观圣人气象。”宋学家常将“学至圣贤”作为个人修养的目标，将观“圣人气象”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从上文对“象”的解释来看，“象”是作为“气”的表现意出现的。皎然和严羽都认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文本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是同一的。因此说“象”也就是论“气”。这里的“气”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韵”有所不同，它偏重指透过文本所反映出的作家的精神世界。
朝鲜的“气象”学说根植于中国理学的“气象”论，并将理学崇尚的义理融入到传统的“文气”当中。徐居正、李光、洪万宗和李是这时期朝鲜重要的气象论者。徐居正在《笔苑杂记》中说：“陈给事嘉猷宽平正大，观其气象，知其为大人君子；文章亦平淡。……张御史城有温雅气象，而无奇节。”“大人君子”和“温雅气象”均属中国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标准。李光也是“气象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芝峰集》中说：“《传》曰：‘容貌词气，乃德之符。’先儒云：须要理会气象。所谓气象者，于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不惟君子小人分于此，亦贵贱寿天所由定也。”他又说：“孔门学者，善观圣人气象。故能形容到底，其得于观感者，至矣。”“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气象，可见而不可言。善观于此者，必知道也。’愚谓：‘人能见得不可言处，乃真见道者也。”’他认为，“气象”属于“德”的范畴，是人内在气质、修养、道德、精神的显现；“气象”又指圣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气象”也被用来指宇宙的运行规律。总之，李光所说的“气象”是天、地、人的有关“道体”、义理的本质显现，以及儒家伦理道德、精神面貌的涵养与修行。另外，朝鲜诗论在借鉴中国理学“气象说”的基础上，结合朝鲜文学的实际，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审美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用来鉴赏诗歌的艺术风格或诗歌整体的时代风貌。李光在《芝峰类说》中有：“严沧浪曰：‘大历以来，高者尚人盛唐，下者已入晚唐，晚唐下者已有宋气也，唐与宋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沧浪于此，似有具眼者。”李阵光以“气象”为标准对唐宋诗歌整体风貌进行甄别，表现出“尊唐抑宋”的倾向。他认为，“唐以上人意趣自高，欲卑不得；宋以下人气格自卑，欲高不得。是知天禀自然，不能易也。”“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这种“尊唐抑宋”的气象观与严羽相仿。严羽在《诗辨》中说：“坡、谷诸公之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气象。盛唐诸公之诗……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评盛唐诗歌，将“风骨”淡化，而将“气象”作为核心，表明他淡化了求取功名的意识，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在心胸修养。金昌协虽然不同意李光的观点，认为宋诗亦有其独到之处，但他的评论也是从“气象”角度出发的：“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学问之所蓄积，……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鎏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
第二、从诗歌创作批评论角度出发，朝鲜诗论以“气象”为标准，提出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李光在《芝峰类说》中说：“顷世郑士龙，类抄诸书，盛以大囊。每有制作，必以自随。故其诗，多牵补斧凿之痕，绝无平稳的气象”；“南怡诗曰：‘白头山石磨刀尽，豆满江波饮马无。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语意跋扈，欠平稳底气象”；“孟郊《及第诗》曰：‘春风得意马头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人以为前途不远。……余谓孟诗气象太迫，无复余味，故知其然矣”。李光以晚唐诗人孟郊及朝鲜诗人郑士龙、南怡等人的代表诗作为例，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品评诗歌。他批评郑士龙的诗歌“缺少平稳的气象”；用“欠平稳底气象”来批评南怡诗歌语言过于直露而无深远的意味；以“气象太迫”品评孟郊《及第诗》，认为其意直味短，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境，进而提出诗歌创作要用语平稳而不急迫的艺术要求。李读陶渊明的《四时词》，认为具有气象流动于中、氤氲洋溢于外的意境，并且提出了“生养之气未尝息”的观点。
第三、通过鉴赏诗歌，体味诗人之气。朝鲜诗论家或言“大人君子气象”，或言“东方气象”、“远大气象”，或言“诗禅气象”等，这些都是从对具体诗作的诗语、志意、辞气的解读与体会中得到的，是对诗人和作品的一种整体思考与阐释。其中有的是从诗歌整体意境来窥探诗人性格和思想中的“气象”（如赵文忠公“大人君子气象”和“抑东方之气象”）；有的则是根据诗语来窥探诗人精神面貌和道德修养上的“气象”（如李齐贤的“远大气象”）；有的通过比较诗歌中辞意的差别（平和与躁动的反差）来反映诗人性格、修养上的不同（如李栗谷、郑松江的“气象”）；有的是通过诗歌气势、声势、语势的差别来表现帝王“气象”（如明仁宗的“气象”）；还有的通过诗语达到的境界给予诗人及诗作品评（如马祖“诗禅”气象）。这些以诗中“气象”来体味诗人“气象”的方法，正是中国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以意逆志”的文学阐释的体现。
四、朝鲜“气骨”说
1.“气骨”与“气韵”、“气脉”
朝鲜文论家李光曾对姜夔的作品这样评述：“姜夔曰：‘雕刻伤气，敷演伤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过也；拙而无委曲，不敷演之过也。’余谓：不雕刻不敷演，则不足谓之文也。然雕刻而不伤气，敷演而不伤骨，难矣。是故，文之所贵，气骨而已。”他从批评论的角度提出：“先论才气，次观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骨”在这里指的是诗文中最能体现作者才华、本质的思想与思路。崔滋提出了评价诗歌的标准：“夫诗评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这里“气骨意格”是指诗的内容，“辞语声律”则指诗的形式。他在批评诗的内容时把“气骨”放在首位，可见崔滋对“气骨”的重视。他进一步说：“文以豪迈壮逸为气，劲俊清驶为骨，正直精祥为意，富赡弘肆为辞，简古倔强为体”。这里的“气”指的是文章带给人的整体美感，是充斥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回环的体验，相当于中国的“气韵”；“骨”则主要从文本出发，表明行文内部清晰完整的脉络，这相当于中国的“气脉”。“气韵”与“气脉”都是从“气”的整体性上来说的。
中国气论中气的整体性表述除了“气韵”外还有“气脉”，即强调作品创作和欣赏体验的连贯性。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重视一气流动、一脉相通的气势。之所以达到此种效果，因为“意存笔先”，即以意运笔。《图画见闻志》接引张彦远之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
2.“风神”与“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