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论文篇1
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向农村地域的延伸，是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每次变迁的结果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这既体现了农村公共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供给制度本身的一般困境，也反映了作为我国三农问题复杂性的冰山一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本文试图从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变迁入手，剖析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是在时期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受农村土地制度因素变迁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都是由集体统一组织、安排。政府作为惟一的供给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担当了号召者、组织者的角色。在当时重工轻农战略及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正常运转所需的公共产品支出不得不主要依靠制度外供给，实际中采用的则是以劳动力代替资本的方法，由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组织劳动力承担土壤改良、水利建设、道路修建等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扩大了灌溉面积8018万亩，并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缩小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同时对一些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开始了全流域的根本治理，长江、黄河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有效的措施，以解除洪水的威胁。根据统计资料，从二五时期开始到1979年，国家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全部基建投资的比重从9.8％升至17.7％，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在解放后30年有了较大的改观。
1978年之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拥有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财产分配权。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的体制激励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激励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地解决，反而大大弱化了。从1980年到1988年，我国用于农业的基建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原来的9.3％下降至3.0％，表现为一些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不但没有满足，而且原有的供给水平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道路年久失修、水利设施淤塞，导致抗灾能力减弱，影响了农业的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1985年我国财税制度改革之后，原来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被打破，中央政府下放了事权，却没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权，地方政府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尤其是分税制之后，各农户缴纳的农业税收和乡镇企业税收成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税长期的轻税政策和某些地区乡镇企业的停滞使地方税收极其有限，公共财政的预算内低收入导致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在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情况下，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外溢现象十分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资金的短缺。如1991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渠道净流出629亿元，所占比重为77.2％；通过金融渠道流出186亿元，占22.8％。三是农民缺乏对公共产品进行投资的激励。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不可能由农民私人来提供，每个人都希望由别人来提供，自己能成为“免费搭车者”。在农地制度改革初期，农民只拥有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土地的频繁调整造成的经营期限的不稳定导致农民预期的短期性，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从而没有任何激励。四是在资金紧张的状况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恶化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生产性大型公共产品的供给不同，基层政府一般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较强的激励，这些产品主要为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仅1993年国务院授权农业部宣布取消的农村达标升级活动就有43项，由于这些达标升级活动关系乡镇领导的政绩，因此尽管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不大，其供给仍是富有激励的。可见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及滥用性，造成了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恶性膨胀并最终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来源。
总之，改革的负面后果是农业总投资的下降，公共财政力量薄弱，金融信贷支持不足，私人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向转移，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表现在公共项目建设趋缓，如1980～1986年乡村办水电站数量连年下降。与此同时旧的公共产品不断折旧，目前全国43万座水库中，约有1/3属病险库，水库容量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4500亿立方米，下降到目前只占30～50％。水利设施抗灾能力的减弱，使受灾面积由1970～1979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388万人km[2]上升到1980～1992年间的4500万人km[2]（张军，1996）。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困境
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变迁过程来看，无论是时期，还是农业改革推行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而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它既体现了公共产品供给本身的一般困境，也反映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矛盾。
从公共产品供给的一般性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消费的共同性、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公共产品属于“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方面，如果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免费搭车者”，从而导致“公共地的悲剧”；另一方面，外部效应的存在，使私人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也会造成其供给不足。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缺陷”。时期，政府掌握有收益索取权和资源分配权，承担了提供大部分公共产品的责任。解体之后，设立了乡（镇）政府，乡政府取代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并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这在我国的1982年《宪法》中也给予了明确的认定。《宪法》规定，乡级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由政府作为惟一的供给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具体来说，表现为：第一，供给的任意性。在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什么时间提供及提供多少的数量问题上，由政府根据多种因素来决定；第二，供给的强制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权力由政府垄断，以政府的偏好为原则，较少考虑需求方的意愿。
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特殊性来看，由于其所处的地域性（广大农村地区）和分布的分散性，决定着政府必须具备雄厚的财力和完善的决策及监督机制。然而我国农村产品供给的变迁过程表明，无论是在供给资金的筹集，还是供给资金的使用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无不体现出了一种体制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集的体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划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而履行与农民收入增长及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完全负担。由于农业税的轻税政策，因此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县、乡政府财政力量十分薄弱，财政缺口大。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职责，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因此通过制度外筹集公共资源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目前乡镇制度外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有四项，即乡镇企业上缴的利润和管理费、乡镇统筹资金、罚没收入及各种集资、捐赠收入。而村级组织的收入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公共财政的范围，主要通过向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方式来获得，其中公积金主要用于修建农田水利设施、购置农用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困难户的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支出等；管理费用于村委会干部的工资和管理支出。第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外特征。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带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局限性，加上大部分公共产品投资周期长、见效慢，从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行为的短期性和体制外特征。农村基层政府作为一级组织具有独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标可能与农民的要求并不相同。为了达到基层政府的目标，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就不是由农村社区的农民自下而上来决定的，而是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做出决策，供求之间并不对称，供求矛盾突出。第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扭曲。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不同，它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来反映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从而对供给者形成激励和约束。在目前村民自治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尚缺乏能够正确表达自身意愿的机制和渠道，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制性供给无法进行“硬”性约束。同时，受当前行政体制的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也不是来自于真正的消费者农民的需求，而是基层政府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目标。这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扭曲，最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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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配套改革措施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体制外供给，而导致体制外供给的原因又是错综复杂的，所以在进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时，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就农民谈农民，要结合农村发展的背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一）区分公共产品的层次，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根据在消费过程中的性质不同，农村公共产品又可区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的产品，如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等。农村纯公共产品同其它纯公共产品一样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然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与非排它性。具体来说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排它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该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还是由私人提供主要考虑该项产品收费管理的难易程度以及它的需求弹性，难度越大，弹性越大就越适合于采用政府提供的方式，相反则应采用市场提供的方式。另一类是具有非排它性和竞争性的公共资源，如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这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取决于该类产品的收益的外溢性程度，如果产品的内部收益较小，外部收益大，则适合于政府提供，反之则适合于由市场提供。目前鉴于县级财政的巨大压力，中央、省级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加快融资机制的创新。各级政府是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体，但决不意味着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进入这一领域。据公共财政理论，依据农村公共产品中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采用政府与市场（私人）混合的方式来提供。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和“量力而行”的原则，采用“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方式，充分调动各类主体投资农村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即实行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发展。目前已有的研究也表明，部分农村公共服务，如小型水利设施，由私营部门提供是有效的；部分农村良种的提供，专用品种的栽培技术，市场信息可由“龙头”企业提供服务（王小林，2003）。另外，政府也可以利用市场融资和捐赠等形式吸引资金，发展农村社区公益事业。以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近三年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为例，市场和社会的资金投入总额已经占到了整个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总投资额已经突破2000万元。这些资金的注入在节省政府的公共支出，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推动办学主体的良性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积极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大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乡级政府是现有行政体制中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在现有的国家制度框架内，向所辖社区提供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几乎所有公共产品是乡级政府的重要职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之后，赋予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事权，却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权，权责不相对称，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大国家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具体包括：一是合理划分事权，以事权定财权，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一般来说，纯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全部负担，而准公共产品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和省级以上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二是增加财政投入，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的稳定增长，要求各级预算的支农支出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三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与农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投入。四是调整支农资金投入方式。财政支农资金要尽量减少间接的和对中间环节的补贴，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支持的各种有效补贴办法，逐步建立起以收入补贴、生产补贴、救补贴为主的财政支农资金直接补贴方式。
（四）实现村民自治，完善决策机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法》（1998）第三条规定，作为社区自治性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其职责之一是提供社区内人们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目前由于乡镇政府职能向村级组织的渗透，村民委员会部分地失去了应有的自治色彩，变成了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供给决策的执行机构，扭曲了农民的意愿（吴士健，2002）。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就要从农民自身需求出发，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给予农民充分的民利，形成由内部需求决定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首先，必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充分实行村民自治，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表决，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其次，加快农村基层政府的组织建设，改变农村基层领导人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的形式，把主动权交给农民，由农民直接选举出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对农民负责的社区领导人。再次，建立有效的农村公共资源使用监督机制，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将收支状况公之于民。
（五）加快乡镇行政机构的改革，精简机构。我国从1982年开始撤销，到1999年全国共建有县、乡两级政府近3万个，乡镇数量达到44741个。其中有些乡镇的规模非常小，不超过2万人，但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并没有减少，从而导致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上升。据有关资料分析，在乡级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及人员离退休经费三项共占支出比重的67.83％，“吃饭财政”的表现愈益突出，致使乡级财政日益陷于困境（樊利明，2001）。为加快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撤并乡镇，减少一部分财政供养人员，增强乡镇驻地的区域中心作用；另一方面，理顺县乡关系，明确划分县乡两级政府的职能范围，将本来属于乡镇政府的权力还给乡镇，使其真正成为一级功能完备的政权组织，担负起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应尽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吴士健，等。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2002，（7）。
[2]张军，何寒熙。中国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改革后的变迁[J].改革，1996，（5）。
[3]王国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
供给管理论文篇2
二、制度创新需要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纯公共品并非无处不在。
自萨缪尔森以典型的公共品——灯塔为例给出公共品的经典定义后（萨缪尔森，1954），按物品的消费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标准，将全部物品划分为私人品与公共品，并据以将经济活动区分为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的理念，就逐步为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纯公共品是指那些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都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用公式表示就是：
这意味着，（1）公共品的效用具有完全不可分割性，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打包”在一组消费者之间共同消费或使用。（2）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竞争性的，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其边际成本为零。（3）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的消费或使用中是非排他性的，即用价格机制或产权界定排他消费要么在技术上不可能，要么排他的成本要大于排他后所带来的收益。
萨缪尔森的公共品定义，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制度安排上的“公域”与“私域”的分工，倒不如说是纯理论研究。
（二）即使是纯公共品，其政府供给行为也需要市场调整。
居民（包括居民企业）所消费的安全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纯粹的公共品。然而，在居民所消费的全部安全中，公共安全却只不过是一部分，尽管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占有水平不同，不同的人对安全的来求数量与质量也就不尽相同。公共安全只能按照中位选民的需求水平来决定。
从理论上讲，由于政府生产的安全，其成本也是由纳税人负担的，因此，政府生产与市场生产也就存在着一个成本与效益的比较问题。如果把政府生产提供公共安全的机构，看作是一个产业部门或生产“企业”，那么，按照科斯的“企业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的理论，公共生产的安全客观上也有一个最佳供给量问题，当公共生产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增加公共生产的安全量不再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时，那么，就应该选择市场。
（三）公共提供并不等于非由公共生产不可。
公共提供并不等于公共生产。因为任何一种公共品，其效用都是由可分割的各种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公共安全就是警察、警车、通讯、监狱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里，不仅警车、通讯、监狱等可以交给私人生产、政府采购，而且就连警察也大都是由“私人生产”（私立高等学校培养）、政府购买的。
按照奥斯特罗姆的分析，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出效率，生产各种公共品的各个公共部门都应该借助于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分工，通过专业化机构协作进行生产，而不必由一个公共部门垄断一种公共品的所有生产环节。中国各个公共事业单位都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办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分工协作的效率损失，是不言而喻的。
（四）公共品的生产权可否分割以及分割程度、消费可否排他以及排他程度，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
公共品能否通过市场制度以及私人部门实现其供给效率，原因往往不是或主要不是因为市场制度内部的缺陷，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公共品的消费在技术上不能排他，而主要是在市场以及私人部门以外的人为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从公共商品理论分析中最为抽象的“灯塔”世界，回到丰富多彩的公共商品的现实世界，那么，我们甚至可断言：几乎没有多少公共商品是不可以排他的，而且排他的交易费用也可能并不一定要高得非用政府制度来替代不可。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通过垄断、集权、政府规制等各种强制性机制和政治程序来实现公共品供给的比较效率。因为一方面现实经济世界中象灯塔这类公共品毕竟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如果阿罗不可能定理是正确的，那么，面对规模庞大、品种由多。结构复杂、公众需求不一的公共品，政府能否得到集体需求的准确信息并据以作出科学决策，以及即便是决策正确，能否保证决策很好地加以实施，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问题，况且，如同科斯所言，政府的活动也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有时它所花费的成本还大得惊人。
（五）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
私人品的效率解与公共品的效率解，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条件基础上的，是相对于其各自的效率条件而言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严格假定的条件，那么，私人品的市场配置也不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出现所谓的市场失灵问题加果一个社会能够满足或部分地满足市场和私人部门供给公共品的效率条件，那么，市场和私人部门也许会有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或次化效率解。制约公共品政府效率解与非政府效率解的各种条件，如通过产权界定、产权交易机制、价格机制等手段来分割公共品的产权和效用以及排他消费和竞争消费的经济技术条件，都会随着经济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也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变化，才使得原来一些属于纳公共品的物品，逐渐“蜕化”为“准公共品”，而原来属于“准公共品”的物品则“蜕化”为私人品。从长期的视觉看，私人品与公共品以及公共品的“公共”程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是说，私人品/公共品的两分法，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划分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效率边界的理由。换句话说，在公共品的供给中，所谓的政府职能或市场职能、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都是相对于各自的效率条件满足的程度而言的。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政府，其存在的经济理由是为了增进人民的集体福利，而公共品则是集体福利的载体。集体福利以及实现集体福利的载体——公共品，是一个外延极为丰富的系统。在人们“一揽子”的集体福利或公共品的实现中，某项福利或某种公共品，究竟是通过“货币投票”来分散抉择，还是通过“政治投票”来集中抉择，抑或由这两种投票机制来混合抉择，或者说在“一揽子”公共品中，哪些选择“税收价格一一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税收价格——私人部门生产——公共提供——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哪些选择“混合价格——混合生产——混合供给——公共品”的供给制度，取决于这些技术选择或制度安排的比较效率。
三、基本结论
1.中国现行公共品供给制度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其显著特征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在这一规模庞大的领域，市场和私人部门的效率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近年来，虽然中国向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逐渐开放了一些生产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政府垄断行业或公共事业市场，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在这些开放的市场中的竞争格局也已初得端倪，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部门规模过大、税费负担过重、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效率低下乃至寻租腐败等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2.制度创新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公”“私”配比关系。由于各种公共品的“公共”程度、受益范围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单一的政府垄断或市场垄断，在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上的失灵都是客观存在，理性和现实的效率制度安排或选择，应当是根据不同公共品的具体经济属性实行政府供给行为的市场调整，以及市场供给行为的政府调整互补、混合的模式。具体到一种特定的公共品，如教育，还应该细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基础教育应以政府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居民户、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的调整；从发展趋势看，高等教育应该逐步过渡到以市场供给为主，同时辅之以政府调整。
供给管理论文篇3
一、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述评
从理论上来说，以供给主体为标准，公共物品至少存在三种供给机制：单中心、多中心和本文所要建构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每一种供给机制都是上一种供给机制的发展和演变。
1.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背景
在多中心供给机制出现之前，政府常采用单中心机制供给公共物品。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征。在单中心供给机制中，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具有最高权威，政府既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即提供资金，又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即组织生产。因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总结出传统的单中心政治体制是“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对任何特定的大城市地区进行排他性管辖的充分一体化的体制”。{1}
2.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理论特征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随着居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化，单中心供给机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如存在“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2}的问题，也可能带来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3}为了弥补传统单中心机制的缺陷，学者们提出多中心供给机制。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
第一，分权。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查尔斯・蒂博特和罗伯特・瓦伦提出大城市可以实行多中心治理，{4}并认为“多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许多官员和决策结构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5}第二，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多中心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存在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6}第三，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麦金尼斯指出多中心机制“重要的是公益物品不必由向社群成员提供物品或服务的同一个行为者或者组织来生产”。{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进一步明确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区分为提供和生产，他说，“在公共经济中组织消费事务有别于组织生产事务。我们把前者称为提供，把后者称为生产”。生产是指物理过程，据此公益物品或者服务得以成为存在物，提供则是消费者得到产品的过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进一步系统的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8}他们所率领的制度分析学派在研究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时，将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产分开研究。公共物品的供应和生产相互分离，这是研究公共物品多元供给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多中心供给、合作化供给{9}、柔性组织网络机制{10}和“可抉择服务供给机制”（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 Mechanism）{11}，还有学者提出统治型的社会治理遵循权力机制，管理型的社会治理遵循契约机制，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则遵循合作机制。{12}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都是多中心供给理论。
在此基础上，格里・斯托克在研究城市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提出机制理论。机制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合作联盟有很多形式，例如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跨越界限的合作，城市政府与其他利益体的合作。机制理论对“城市公共物品多元供给”议题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他们集中探讨了“能够达成公共目的的有效而长期的联盟会出现的条件”{13}。斯托恩（Stone）认为，处于优势的利益方提供一系列激励机制，他们需要统筹和更大的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14}斯托恩在对亚特兰大的市区商业精英和黑人市长的联盟进行研究时，发现，“两方通过市民合作网络积极调动资源，创造了一种能够推动对双方都有益的发展议程的机制”。{15}沃尔（Orr）和斯托克（Stoker）对20世纪90年代底特律的机制研究发现，潜在联盟伙伴的本质、市民组织力量的大小是影响城市联盟达成的重要条件。{16}但是，在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机制理论关于达成联盟的条件无法回应下面这种现象：X街道的社会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的达成。在社会组织力量弱小的约束条件下，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是斯托恩所说的处于优势的利益方，即政府提供了一系列激励机制所致呢？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联盟有没有负面影响呢？如果有的话，这种影响如何被克服？它使X街道公共物品供给联盟具有哪些特征呢？
3. 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研究空间
多中心理论为研究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机制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但是，多中心供给理论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第一，研究对象上，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分析对象是自来水、公共交通这样的一般性的公共物品，而较少分析治安外包。治安外包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17}其后在吉林、内蒙古、河南、湖南、浙江和广东等地多次出现。治安外包是指政府将某一特定区域的公共治安管理任务有偿承包给市场或社会组织，承包人协助政府维护公共治安的过程。{18}已有研究要么从法学的视角讨论治安外包的合法性问题，{19}要么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治安外包的边界、治安外包的绩效等问题，{20}较少学者从多中心供给的理论视角下，探讨治安外包的运行机制。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是治安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治安服务的生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治安外包是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机制。由于治安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强制性，因此，已有的多中心供给理论不足以分析治安外包过程中各种特性。例如，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奥斯特罗姆认为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可以显著地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但是，在治安外包过程中，政府单纯地促使生产者和供给者相互分离，并不能保证治安服务的供给绩效。在治安外包的过程中，多中心供给具有哪些特征？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多中心理论没有考察生产者的内部分工。政府购买公共物品后，生产者内部是否存在分工？各个生产者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本文尝试提出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二、现实问题倒逼：依附式协作供给的动力
一般而言，政府选择外包的方式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治安外包并不能节约成本。与此同时，治安外包面临三层合法性压力：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既然治安外包未必能节约成本，也没有法律支持，还面临政治压力，为何很多城市基层政府仍然选择治安外包。基层政府治安外包的动力何在？基层政府选择治安外包，这是现实问题倒逼所致。
1. 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基层政府面临公共物品供给失败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剧。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X街道户籍人口不足7.5万，但是居住人口110多万，常住人口至少有80万。{21}另一方面，政府以户籍人口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基础。以X街道执法队为例，2009年，X有执法公务人员30余名，协管员117人。一个执法人员平均要管5 000多人。政府面临社会管理的事务不断增加，但是管理人员缺少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越多的地区，社会治安和秩序越紊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层政府的治安供给失效。
2. 在上级考核的压力与基层政府管治失败的矛盾下，城市基层政府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
上级政府设定严格的考核指标，“我们必须给区和街道下点指标，不然他们不听我们的”。（广州市城管委座谈会，2011年12月30日）如果基层城市政府治理不力，就可能被行政问责，有的甚至实行一票否决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必须想办法解决辖区的治安问题。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要解决如上问题的有效方式是增加人手。协管员制度是一种创新，但是，协管员制度仍然无法满足政府人手不够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基层政府通过治安外包，向社会借人手。
从2007年开始，X街道办迫于城市治安管理的压力，开始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治安管理。这包括两个过程：首先，X街道办通过购买公共物品的方式，让物业公司协助参与治安管理。但是，物业公司没有处罚权，只有协助权。其次，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外包给一个名叫“人生驿站”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但是，该社会组织已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是独立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政府将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让渡给了物业公司，而物业公司又把部分“生产过程”让渡给社会组织，由此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中心供给机制。{22}在治安服务的多中心供给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的关系如何？
三、依附式协作供给的过程
恩里格斯指出：“‘依附性’这个名称包含着形形的论点，因此讨论它的时候必须小心区分不同的用语，否则就会使目前已经含糊不清的辩论进一步增加混乱。”{23}依附理论至少在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两个领域得到使用。本文所讲的依附理论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依附论，而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经历了几次变化。第一代学者（50～60年代）大多采用“极权主义”或“全能主义”的分析框架，解释体制的产生根源。{24}第二代学者（70～80年代）在不改变已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研究主题转向中国的，开始考察精英政治内部矛盾及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80年代以后，新一代的学者使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合作主义、组合主义）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结构关系。{25}在以上三种理论的基础上，依附理论强调不同位置和阶层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26}故也有学者把这种关系称为庇护与交换关系。沃尔德研究了工人对单位的依附，{27}戴慕珍分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基层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对农民实行控制，并认为改革以后，农民对干部的依附关系并没有改变。{28}徐湘林研究中国80年代以后的精英转换，认为这一时期的“党政精英除了从党和党所控制的国家获取其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之外，并没有任何独立于党和国家之外的政治经济力量可以作为其权力、利益和地位的社会基础”，{29}他把这种官僚称为依附性技术官僚，其实质是官僚对政党和国家的依附。在社会组织的研究中，康晓光提出“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认为社会组织还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其命运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3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组织依附的外部力量是政府。{31}
在借鉴已有学者对依附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概念以此回应已有的理论。一是对多中心供给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多中心供给理论认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合作提供公共物品，三者是伙伴关系，但是，在本案例中，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而是依附式协作供给的关系。二是对依附理论的回应和修正。已有的依附理论只强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干部与政党的关系，但是，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依附关系存在于三元主体之间：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企业依附于政府、社会组织又依附于企业，这使得三者的关系异常复杂。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有哪些具体体现？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作供给关系通过如下三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是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企业和社会组织不享有自主决策权。二是企业出现类科层化，变相成为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形成对政府的依附性协作关系。三是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出现两个生产者：企业协助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助服务，社会组织的资金、人员来自企业，形成对企业的依附性协作关系。
1. 政府掌握垄断性权威
第一，权力的运行主体：单中心，而非多中心。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多元主体都能参与决策。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形式上存在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如既有政府，又有企业，还有社会组织，但是，政府高度垄断决策权，企业并无决策权。X街道办成立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政府购买服务的协调和决策工作。管委会共有24名成员。从成员构成来看，“管委会”有三类成员，第一类是原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有12名，占总成员人数的50%。第二类是市民委员会主任1名，占总成员的4.1%。第三类是物业公司负责人，只有2人，仅占总成员的8.3%。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只能象征性参与，对决策的影响很小。
第二，权力的运行方式：垂直控制，而非自主治理。多中心供给机制彻底颠覆了权力的单向度，“每一个要素都能作为相互独立的要素行动”。{32}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权力运行方式强调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政府通过命令要求企业执行政策。政府下发的命令既包括合同规定的内容，也包括突发任务。
第三，信息的传递方式：线性结构，而非网状结构。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购买公共物品后，信息的传递方式是网状结构，即不仅有上下的信息沟通，也有平行的信息共享。{33}但是，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信息的传递方式是线性结构。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明确规定 “乙方（企业―笔者注）应对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事故进行记录备案，对重大的突发事故的处理应进行备案，并定期上报给甲方”。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企业的巡逻队员碰到突况，他们一般会把情况报告给队长，队长把情况直接反映给政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政府出面执法。（A企业部门负责人b的访谈，2009年8月5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发挥的是信息收集的作用，所有的信息汇总最终上传给政府。因此，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是网状结构，而是从下到上的线性结构。
2. 企业的类科层制
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生产，这是一种契约制。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承接公共物品的企业没有按照市场合同制运作，而是按照类科层制的方式运作。类科层制是指企业按照类似政府组织的方式进行运作的一种机制。企业的类科层制主要通过合作组织、合作动机、合作事项和合作过程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重构科层组织。企业类科层制的第一个表现在于重构科层制的组织。一方面，企业负责人嵌入了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中属于少数，对决策的影响较小，但是，我们仍然发现企业已经嵌入了政府的组织体系中，成为科层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企业成立对口部门，专门负责政府的业务。该部门专门和政府打交道，并为工作人员下达任务，几乎按照科层制的方式管理员工。
第二，以声誉而不是利益作为合作目标。一般而言，企业作为赢利性组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在X案例中，我们发现企业不了解承接的公共物品的成本，也不知道和政府合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我们做好了亏本的准备。”（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6日）既然这个项目不一定给企业带来收益，甚至需要企业倒贴成本，企业为何愿意和政府合作呢？“我们看重的主要是和政府合作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声誉。”（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6日）企业负责人所提的“声誉”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收益，也可以理解为长期收益。企业和政府合作，一方面有利于获得体制内的承认，可能有和政府合作的潜在机会，未来也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府有人，企业好办事”。另一方面，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一个企业能和政府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向其他市场主体彰显了企业的能力，其他市场主体猜测这个企业也许和政府有某些“关系”，也有利于该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不断壮大。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企业和政府合作并未考虑经济利益，他们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因素。
第三，以政府任务而不是合同为导向。按照多中心供给理论，政府向企业购买服务，企业按照合同进行生产，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任务，而不是以合同作为合作依据。2007年，X街道办开始推进物业进街区的项目，最初有5家物业公司前来应标。在招聘时，街道办负责人问，“如果出了事，你们打算怎么办”？回答“依法办”的企业没被录用，相反，回答“政府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被录用。（政府负责人E的访谈，2009年10月8日）从这个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听命于政府，以政府的任务，而不是法律契约作为合作依据。这种情况在具体的生产过程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不仅要完成合同上要求的日常巡查工作，也要完成合同上没有写的突发性任务。访谈中，政府的负责人说，“每当有大的突发性事件，我们都要求企业全员参加，加班加点突击完成任务”。（政府负责人F的访谈，2009年10月9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实质上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执行部门。
第四，借助类似公权力的符号。企业在协作执法的过程中，穿着类似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服装，带了类似的徽章，借助政府公权力部门的某些符号，提高协助执法的合法性。
3. 双层依附式协作生产者
阿尔奇安指出，在协作生产是可行的条件下，协作双方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相互替代式协作关系，这是指协作双方的投入可以相互替代。例如，收集城市垃圾的个人和环卫工人，两者可以相互替代；二是，相互依赖式协作生产，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协作双方的投入相互依赖，不可替代。{34}但是，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依赖式协作供给方式既不同于相互替代式协作生产，也不同于相互依赖式协作生产，而是一种依附式协作生产方式。
在依附式协作生产中，生产者出现两次分工。按照两次分工后，生产者的生产内容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协作生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同质性两次分工。这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具有同一性。例如，在郁建兴所考察的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市民建立的“81890”求助服务中心的案例中，求助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满足市民需求。其中，求助服务中心是一级生产者，市场和社会是二级生产者，两级生产者提供的都是求助服务类公共物品。郁建兴将这种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概括为复合供给模型。从本质上来说，复合供给模型是一种同质性两次分工。二是异质性两次分工。异质性两次分工是指两次分工后，两级生产者生产的公共物品的类型不一样。在X街道办的案例中，企业生产的是治安类公共物品，但是，社会组织生产的却是社会救助型公共物品，它是对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受损者的一种救济方式。同质性两次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精致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异质性两次分工是公共物品供给内容的扩展。
为什么会出现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呢？异质性的双层生产者的出现是基层城市政府对企业进行严格的考核和企业策略性应对的结果。（1）政府聘请企业共同生产公共物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政府要求企业协助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政府对企业设定了层层考核标准。具体来说，若月考评发现一宗“城市道路上有流浪乞讨人员行乞”，则扣0.2分，则当月考评费损失：107425×0.002=214.85元。据企业管理人员介绍，企业承包“花园街区”，利润主要来源于考评费。（A企业负责人a的访谈，2009年8月25日）若扣除全部考评费，则企业难以获利。（2）现有流浪人口疏导机制失效。依据现有的流浪人口管理机制，物业公司对不同的流浪人群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当发现残疾人、麻风病人时，物业公司将其送到民政部门的救助站；当发现不明身份者，包括智障、弃婴等，物业公司巡查人员将其送到派出所；当发现病人，如垂危弃婴、精神病人等，巡查人员将其送到医院，包括精神病院；当发现迷失的儿童、老人时，巡查人员问明情况，送其回家。但是，当发现暂时落难者，如找工作身无分文者、被窃的外地人、投靠亲属但遭窃，且一时无法联系上亲属者，当碰到这类人群时，巡查人员在现有体制下，找不到对应的接受机构和解决办法。（3）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承接流浪人群的社会救助服务。既然政府要求企业化解街面的流浪人口，但是，目前并无体制内的化解渠道。社会组织的创办成本低于政府的惩罚成本，故企业愿意创办社会组织，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企业对社会组织实行部门化管理，提供社会组织的运行资金，聘请工作人员并支付薪酬等。由于社会组织由企业创办，并由企业主导其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组织依附于企业。
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具有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附式协作供给关系用下图表示。
一是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不是伙伴关系，相反，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通过掌握决策权、垂直控制、线性的信息交流控制企业的生产过程。二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企业不是按市场的契约原则进行生产，而是依附于政府，出现类科层化的倾向。三是公共物品外包出去后，出现两个层级的生产者，即，政府向物业公司购买公共物品；在承接公共物品的过程中，物业公司将承接的部分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而这个社会组织由该物业公司创建，并按照企业的部门化管理。因此，一级生产者和二级生产者之间呈现一种依附性协作生产的关系。由于社会组织产生于企业，这使其成为公共物品多元供给中最弱的一方，但它提供的公共物品弥补了政府和企业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具有特殊性。
四、讨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的发展
公共物品的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既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单中心供给机制具有唯一的权威、垄断性供给、提供者和生产者重合的三重特征。多中心供给机制的特点是分权、多个自主而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不同于单中心供给，也不同于多中心供给，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它既具有单中心供给机制的一些特征，又具有多中心供给机制的一些特征。第一，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垄断性权威。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政府是唯一的决策主体，始终垄断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过程。企业和社会组织不是独立的生产主体，没有生产的决策权，而是依附于政府的主体。第二，供给者和生产者的分离，并且出现了二级生产者，具有多中心协作的特质。总之，依附式协作供给是一种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具有唯一的权威或垄断性的权威、多个但不独立的主体、提供者和生产者分离的机制，是一种介于单中心和多中心之间的机制，也是一种介于垄断与分权之间的机制。
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具有哪些功能呢？本文认为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户籍管理体制下警力不足而带来的治安混乱的困境，弥补了现有权威主义体制的不足，是基层政府的一种创新形式。更近一步来说，这种创新能否如一些学者所提到的，中国通过基层政府的创新，逐渐突破权威主义垄断体制，慢慢形成社会监督的力量，增加政治合法性呢？{35}通过对X案例的研究，我们质疑了以上判断。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基层政府通过创新形成了一种介于垄断和分权之间的独特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昭示政府逐步放权，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垄断性权力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是通过政府牢牢掌握决策权，并促使企业的类科层化运作得以实现。
由于缺乏上层法律制度的支持，依附式协作供给的机制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至少要面临如下困境。第一，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企业如何得到成长？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机制强调竞争，并明确提出“竞争和半市场的条件是多中心的人工制品（附属品：笔者注）”。{36}这就是说承接方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扩大政府的选择面，也有利于降低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政府挑选的企业是依附于自身的企业，并没有给市场中其他企业竞争的空间。如果长时间由一个企业和政府合作，不利于其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社会组织如何进一步发展？在多中心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按照自治机制运行，但是，在依附式协作供给机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它成为企业的一个部门。社会组织面临角色定位和持续发展的困境。从角色定位上来说，社会组织到底应该服务于企业、让企业满意，还是服务于公众，让公众满意。从成立背景和管理方式上来看，社会组织应该服务于企业，是企业的二级生产者，社会组织的发展依附于企业。社会组织的这种产生方式制约了其发展的持续性。如果政府停止向企业购买公共物品，企业还会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吗？社会组织的业务会因此停止吗？若社会组织不依托企业，它面临融资不足无法生存的问题。因此，在依附式协作供给中，如何避免社会组织成为临时性、昙花一现的组织，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成长，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注 释：
①{2}{3}{5}{6}{32}{36}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多中心》，载迈克尔.卖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70页，第70页，第78页，第73页，第69页，第95页，第93页。
④Ostrom V，C Tiebout，R Warren：“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5，1961.
⑦迈克尔.麦金尼斯：《导言》，载迈克尔.卖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
⑧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页。
⑨何艳玲：《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⑩刘智勇：《柔性组织网络建构：基于政府、企业、NPO、市民之间参与与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公共管理研究》2008年第6期。
{11}蔡晶晶：《西方可抉择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经验透视》，《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
{12}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7-62页。
{13}格里・斯托克：《机制理论与城市政治》，载（英）戴维・贾奇、（英）格里・斯托克、（美）哈罗德・沃尔曼：《城市政治学理论》，刘晔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67页。
{14}Stone C：“Pre-emptive Power：Floyd Hunter’s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Reconsidered”，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2，1988.
{15}Stone C：“Regime Politics：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9，pp.20-28.
{16}Orr M，Stoker G：“Urban Regimes and Leadership”，Urban Affairs Quarterly，Vol.30，No.1，1994.
{17}蔡金荣：《治安承包再思考：法理阐释、制度依托与行为规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8}王庆艳：《政府职能合同外包边界研究：以治安承包为观察对象》，《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5期。
{19}郑孟望：《治安承包的理论依据及其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0}邹东升、胡术鄂：《治安承包的绩效优势与边界限度：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证分析》，《理论探索》2006年第6期。
{21}X街道办事处：《花园街区》2009年，第1页。
{22}王清、琚泽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科学决策》2010年第4期。
{23}（智利）P.恩里格斯：《关于依附论及其发展》，高、李和译，《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24}Nina P. Halpern：“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in David Shambangh 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Woodrew：Wilson Center Press，1993，pp.126-131.
{25}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6}Ma Shu-Yun：“Clientelism：Foreign Attention，and Chinese Intellectual Autonomy”，Modern China，Vol.24，No.4，1998.
{27}Walder，Andrew G：“Communist Neo- 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0-30.
{28}Jean Oi C：“Peasant Households Between Plan and Market：Cadre Control Over Agricultural Inputs”，Modern China，No.12，1986.
{29}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30}康晓光等：《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31}郭占锋：《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 NGO 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3}王帧帧：《科层制治理与合同制治理：模式比较与策略选择》，《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
供给管理论文篇4
一、发达国家研究动向
发达国家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起步早，理论架构已经成熟，政策实务重视创新。考察其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理论建设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19世纪后半叶德国政策学派，代表学者瓦格纳主张：“通过公共财政的社会政策作用，拓宽政府服务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文化和公共福利的责任。”西方公共经济学代表学者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布坎南等从公共物品的公共性角度解读社会公共服务含义，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人民为主导性质、公民为对象性质、集体公益性质做了理论分析，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义务。
第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出现了质的飞跃，理论架构不但宏大，而且纵深，日趋精细，产生了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为现当代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提供了深厚理论奠基。
第三，当前的研究动向分为：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研究；把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研究服务供给的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倾向；对政府直接供给或政府主导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局限性研究，主张公共服务社会化；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能进行研究，设计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评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文化统计新框架、欧盟建立了文化统计体系，英国的文化管理评估标准化工作走在国际前列。
可见，发达国家在此领域了经历了长期的理论摸索，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学理性强。
（二）践探索
第一，不同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不同，反映为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目前有三种类型：一是集权式，即政府主导型，以法国、日本为代表。二是民权式，即市场主导型，又称民间主导型或市场分散型，美国最为典型。三是分权式，即“一臂间距”型，分为“垂直分权”和“水平分权”，前者即政府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关于文化管理的纵向分权关系，后者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之间关于文化管理的横向分权关系，简言之就是政府和社会的分权关系。这种模式在英国已经历了较长时期广度和深度的实践，澳大利亚、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以及芬兰、瑞士、瑞典北欧多国等在其制定的文化政策中纷纷声明采用这一原则。
第二，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上大胆地进行了多元化实践，如基金会制、项目托管制、招投标制、有限责任公司制等。这一系列机制创新举措，反映了发达国家重视机制建设，敢于做开拓性尝试，政府勇于承担实验风险，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应借鉴学习这些经验。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理论为基，先于实践、高于实践，发挥了强有力的先导作用；然而，实践并不限于理论，不断革新创新，政府对于实践失败的风险能够承受，有抗风险机制。
二是政府与社会联合，形成“共同治理”结构。重要意义有二：打破政府垄断，引入市场竞争，使治理更有效率；依托市场分工，体现治理的现代化专业化。其中，私人和私有企业赞助公共文化事业的意愿强烈、渠道广泛、形式多样。再者，“志愿治理”“社区自治”已经历较长时期发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境遇。
三是高效且适度发挥政府应有作用，“应有”是关键词。政府要进行有战略高度的集中统一规划，进行宏观调控，调控引导价值观、价格、社会化程度、社会效益等；制定政策要体现不越权的原则，不僭越市场权力、社会和人民权力。因此，政府主要负责在市场外管导向、建标准、进行评估和制度化保障，服务于市场。
四是高度体现公共性。公共文化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社会化共享，扭转优势资源集中化倾向，破解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使分散化的均衡分布；公共文化权力的必然性分化、必要性下行，打破权力垄断，体现基于法理的治理现代化趋向。
五是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基于民主化程序和专业化水平，有效地保证公民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对于公共权力的共享，最终达到对于公共供给的共享。
六是重制度、强机制，形成了保障有力、运行高效的治理体系。首先是法理化、制度化保障，基于此，形成现代法治体系和层层细化的治理网络。整个系统有条不紊，不但有建章建制，更有抗风险和防危机的“自愈”机制。
二、我国研究现状
我国这方面研究是在国家方针指导下，与文化政策的研究制定同步发展的。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概念首次见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后，一系列规划和政策相继出台。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此后，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2012年十报告中都复述了这一提法。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出现关键性变化，要求实现现代化，较之以往提升了一个台阶。2015年是公共文化发展里程碑式的一年，国家层面密集了多项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关的政策，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稿）》《关于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等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的相关建议等，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理论建设
国内学者的理论研究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研究方向大致分两类：一是对“文化惠民”的“普惠”意义和内容的研究，主要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覆盖范围、标准化和均等化程度，如基层、农村、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菜单”等；二是对“文化惠民”方法和机制的研究，主要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公众参与与反馈机制、财政投入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等。
国内学者对于国外管理学理论借鉴不少，几乎是在追随，于是和国外情形一样，理论架设点有三：一是“公共”，关注公益性、免费性、标准化和均等化问题；二是“服务”，理论发源点在国外近代“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政府改革”论等，探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问题；三是“供给”，研究供给模式问题，在2015年5月《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出台后，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研究的越来越多。
（二）实践探索
2003年提出“文化体制改革”，2005年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越来越深入。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重大飞跃在于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系列探索，越来越准确地回答“谁来买？向谁买？买什么？怎么买？买得值？”这几个关键问题。2015年5月《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以改革的思维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创新进行了专门部署。在政策引导下，PPP（公私合营/政企合作）模式、SC（服务协议）模式、建立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实践探索越来越多。
（三）对比国外研究的差距
第一，我国该领域研究方兴未艾，理论起步晚，积淀不足。相对于已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创新实践，理论建设明显滞后。缺乏开创性、先导性理论。
第二，附会国外理论，引述转述多。有些借鉴未理解透彻和解释到位，产生歧义，学术严谨性欠缺。
第三，由于大量借鉴国外理论、经验，提出的很多策略、建议并不适用于我国具体国情、现实民情，体现不出“中国特色”。
第四，理论创新力弱，同质化。特别是学者不善挑战、不够大胆，理论建设多“折中式”取向，缺乏力度和锐度。
三、国内外当前研究的局限
虽然国外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在理论上已完备成熟，在实践上也创新不断，仍不能说已经尽善；而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才刚刚形成政策体系，理论架构尚浅。因此，国内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局限，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理论建构，轻实践应用
大量研究的理论推演性强、实战性弱，脱离文化部门实际工作，形不成政策工具，停留于“经典式”“学院派”“精英话语”的理论建构层面，应用转化性欠佳。这点局限性在国内尤甚，甚至反映椤懊嫦蚓典，背对现实”，重文献研究，轻调查研究。虽然显得学理深奥，但很难起到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的作用。研究成果无法成为具有操作性的工作“抓手”，仍属“圈外人”做的“看热闹”式的研究。
（二）缺乏艺术学的研究角度
无论国内国外，学者多具有管理学学术背景，多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角度出发，而站在艺术学角度研究的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上述可知，目前理论架设点有三：一是“公共”，二是“服务”，三是“供给”。奇怪的是，似乎没有以“文化”作为理论立足点的，艺术学角度的理论研究有很大空缺。由于多数学者不在文化领域，对于文化建设现状无把握、对于文化发展规律不理解、对于实际文化工作没经验，致使研究缺乏文化向度，缺乏人文关怀，成果与宣传文化部门的需求的相去甚远。并且，由于少有艺术学视角的研究，现有研究多重数据分析，轻现象描述，有理性依据，却无感性支撑，对于现状和问题的论述不直观、不具体；而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容易造成认识误区。
（三）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与社会文化治理研究分离
国内大多学者将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建设乃至文化治理二分化。认为前者属于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文化管理分支，后者属于宣传导向领域，虽有关联，但习惯于割裂开来研究，认为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就是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眼界狭隘。有必要将公共文化服务引入文化治理领域来探讨，从文化治理的视角来看待公共文化服务之于公共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自治的意义。
另外，有的学者一提及文化治理，就联想到“中文化”“小文化”层面的文化市场治理和文化法规工作。“中文化”工作指文化部门各项工作，“小文化”工作指文化部门具体工作和基层文化工作。这两个层面的研究，均是从行政管理者的管理具体事项的角度出发，见解片面，缺乏宏观视角，没有站在“大文化”高度来认识问题。
（四）孤立地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少有结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探讨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我国多数学者将公共文化服务等同于文化事业，认为公益性、准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存在明显分野，这是当前的一个认识误区。事实上，完全可以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诸多结合点上，研究公共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要认识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可以互补互生、耦合融合，公共文化服务正处于两者的交集地带。这是当今跨界大融合趋势下“文化+”的内部融合，这种融合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界线消弭，合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能促进两者结构更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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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妍.文化体制改革视域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
供给管理论文篇5
公共产品泛指公共行政组织或国家行政组织所提供的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即公共产品是指使用和消费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产品,是一种共享性的产品。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的产品,私人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所有个人的消费量总和,在公共产品上,个人消费等于集体消费。”[1]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那些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一般由政府来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准公共产品可分为自然产品,如水、电、煤、气等;以及优质产品,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准公共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之一,而另一个却表现不充分。在我国,自然产品的供给几乎被政府垄断,但其效率却不高,而对于优质产品的提供,政府却很少作为。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应该限定在核心公共领域,为整个社会提供导向功能和服务功能。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有三种: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即第三部门)、私人部门。新公共管理重新划定了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作用。严格划分了公共领域、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政府不能干预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活动,政府的活动要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的范围内;政府的职能应是提供纯粹的公共物品;市场的失灵要由市场来解决,政府应该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的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
二、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扮演的角色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阐释,伴随着第三部门的出现及发展,第三部门越来越成为市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必要补充,因此,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多元化趋势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借鉴西方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中国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应调整自己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在制度安排上的重大调整是收缩政府与公共部门活动的范围和规模,改进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并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引下,将市场和第三部门引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然而,某些公共产品由市场和民间组织供给决不意味着要完全脱离政府,相反,政府在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
大力推行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市场化,将私人和社会资本引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首先,政府要对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明确市场准入制度。明确私人投资公共产品的领域,逐步扩大准入范围,诱导市场参与,强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其次,政府要对市场提供公共产品进行必要的价格管制和利润管制。私人取得某一公共产品的产权后,可形成某种垄断优势,不利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政府有责任对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进行必要的规制,在保障投资者获取一般正常利润的基础上,规定公共产品的收费限价和合理的利润水平,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入多个竞争者,减少垄断,以切实保护公众的权益。第三,政府要对政府部门、第三部门、私人部门的公共产品供给范围进行调控,有效地分配角色、任务,并激励他们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充分发挥自身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2、政府作为生产、提供者
首先,要科学地界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范围。政府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不仅要根据社会需求,还要充分考虑政府的可支配资源即财政资金的供给能力,并非有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就必须提供,应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作用。例如,水、电、煤、气等自然产品,政府可以将生产、供应权利下放给第三部门或者私人企业,可以降低政府支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其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还必须与政府的管理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应主要提供那些需要凭借强制力才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法制规章等;还有私人资本不愿意进入或进入不足的领域,如科教文卫、大型基础设施和其他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建设项目及大型不可再生资源建设,以及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开发、高风险资本支出项目。而对于这些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了提高供给效率,有必要在生产提供过程中引入竞争、激励和监督机制,适时进行市场调整。再次,在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政府有必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者给予某种支持。因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一般是分散的,而且同样由于理性经济人的原因,消费者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不太可能形成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同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者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为消费者提供信息以及其他必要的支持。如组织消费者成立关于该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协会等,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加大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者谈判的筹码,促使私人提高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品质。
3、 政府作为支持者
首先,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支持引导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我国现阶段对于一些准公共产品,例如基础科学、高科技、教育、环保等公共产品,由于政府财力有限、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等原因,往往供给不足。加上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资金严重短缺,力量弱小;而私人资本的力量也仍然较小。如果政府对他们在这些领域供给公共产品给予一定的资助,显然可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民间力量在提供科研、技术开发以及教育等这些公共产品方面发挥作用。其次,政府要扶持、培育第三部门的发展。一般说来,在西方发达市场化条件下,劳务、资本等资源都由市场来调节,而第三部门的作用是针对这种调节的弊病即“市场失灵”的。但在中国,第一、第二部门发展恰恰要得力于第三部门的发展,“市场有效”“民主国家”要以第三部门的发展为条件。我国的民间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工作的领导,重视、支持民间组织开展工作。
4、政府作为监管者
由于政府和公共部门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必然会造成公共产品攻讦的寻租腐败,按照布坎南的寻租理论,放松甚至取消政府管制,提高经济的自由化水平、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是消除寻租的好办法。但是,只要有公共领域存在,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就会存在,因此腐败现象必然发生。但是政府作为监管者,可以把自己管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有条件地实行民营化,更加完善法律规章,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从而降低腐败,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此外,无论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公众需要,实现某种公共利益,因而具有公益性质。而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者,由于理性经纪人的特点,可能会做出某些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同样会存在低效率等情况。因此,出于公益的目的,政府的干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三、 总结
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以及考虑社会公平、公正等问题,导致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存在着失灵现象,加之公共产品的思想起源于对政府职能的讨论,所以传统的观点认为政府是公共产品最好的提供者,公共产品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新福利经济学家还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必然性。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接受了上述观点并把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当然提供者,但是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出现许多问题,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效率底下。在我国政府转型期间,政府应如何转变职能,从而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发挥导向作用、领导作用和服务作用,合理地分配政府、第三部门以及私人部门的职责,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众需要。
参考文献:
[1] 保罗.A・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载《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54
[2]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 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 2000, (10).
[4] 顾丽梅:《信息社会的政府治理》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 彭和平:《公共行政管理(第2版)》,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供给管理论文篇6
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经济政策主要从需求端入手，依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民收入均衡公式Y=C+I+G+NX，认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使经济中的C、I、G和NX的需求增加来实现。
而供给经济学遵循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Y=F（A，K，L），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依靠A、K、L，不过在长期中增加K与L并不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因为K会达到稳态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也是不变的。所以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在于A（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旨在提高生产力，也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产出水平。
二、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看供给侧管理的发展
（一）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演变
20世纪是“宏观经济学”不平凡的100年，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及政策的演变过程，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争为主线，大体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30年代之前，主要强调供给决定需求、政府不应干预，这时是供给管理。
（2）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政府干预消费和投资等需求。这是需求管理。尽管在短期它可以解决一定的经济衰退问题，但长期看会产生滞胀的后果。由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除了对需求端分析外，还必须对供给端进行分析。这就是供给需求综合管理。
（3）70-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大部分时间能够调节好经济，然而供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供给也会提高。这就是供给管理。
（4）80年代到20世纪结束，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这两大学派之间，以他们的理论在当时的地位来体现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二）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三大转换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倾向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换，这就是：从供给管理倾向需求管理的转换；从需求管理再向供给管理的转换；从供给管理向供给需求综合管理转换。任何单独看重短期发展的需求管理而不注重长期发展的供给管理都是有失偏颇的，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因时度势的方法。
三、供给侧改革的中国选择
（一）出口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出口额从12451.8亿元增加到了143883.8亿元，出口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20.36%，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06年的35.65%，在2006-2014年之间出口占比下降，2014年的出口占比为22.63%。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我国出口占比减少了，出口再想大幅度增加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图一）
（二）消费占比变化
1995年到2014年这20年的消费总额从23613.8亿元增加到了271896.1亿元，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38.63%，中间有波动的增加到最高点---2014年的42.76%，在2001-2007年之间消费占比下降，从2001年的39.05%到2007年下降到的最低点，其消费占比为34.91%，但随后占比又上升。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对消费的刺激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等原因，我国消费水平大幅上升，但同时这也就说明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小了很多。（图二）
（三）供需不匹配
我国既出现了“产能过剩”又出现了“供给跟不上需求”，这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供需不匹配”，需要供给改革。这里的供给跟不上需求与产能过剩并不冲突，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产业而言，比如在钢铁业和水泥等行业上的大量投资，但消费又是既定的，这就造成其产量过剩；在高科技产业上投资不足，他们购买了大量的国外商品，这些产品在外形上和质量上都存在优胜于我国产品的地方，导致其供给跟不上需求。
四、结论
当出现产能过剩时，需求侧管理的刺激社会需求与供给侧管理的“过剩”本身就是不合理应该调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那现今究竟应该采取什么管理制度呢？我们发现，因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核心区别在于市场是否出清，当短期经济并未达到市场出清状态时，采取需求侧管理；当长期经济达到市场均衡时，采取供给侧管理。当“三驾马车”在需求侧难以自我实现的时候，就需要供给的作用。当然，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供给需求综合管理才是政府管理经济更好的方法，具体时间段的管理应该以侧重点不同而加以区分。
参考文献：
[1]曹国亮.供给侧管理在中国的推出及国际经验[J].品牌营销，2015.
[2]贾康.中国经济需要新供给的“破”与“立”[J].中国发展观察，2015.
[3]王志伟.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供给管理论文篇7
系统方案
人们对办公自动化系统的了解有一定的缺点,认为使用普通的文字管理系统和普通的而简单数据管理系统如(MSaccess,MSword)等软件就得了,本软件的想法是把企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电脑处理,并从了解每个部门的工作来执行相应的处理算法。
21客户管理系统管理客户,对客户进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行信息采集,客户订单要求,管理每个客户的账号,将信息传递给采购,仓库,财务等系统,完成客户管理。
22采购管理是物料在企业内流动的起点,是从客户、销售等系统和本系统获得购货需求信息,与供应商和供货机构签订订单、采购货物,传递给需求系统。
23仓存管理是物流管理的核心,是进行货物流动、循环管理控制的系统。
24员工管理系统管理每个员工的信息采集,工作部门,工资级别等信息,将信息传递给采购,财务等系统,完成员工管理。
25财务系统是系统的重要部分,对整个公司的系统进行基金管理。系统的整体结构图如图1所示:图1
系统各个子模块的功能
31客户管理系统公司的重要业务是对客户进行服务和,所以此部分系统是整体系统的核心部分,要对客户的信息(包括:姓名,公司名,公司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件等信息)采集和保存;对每个客户给一定的代码(该代码在整个系统代替客户),对客户进行客户订单管理,客户账号管理,信用管理等功能综合运用的管理系统,对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跟踪,实现完善的客户信息管理。该系统可以独立执行管理;与制造其他子系统、应收款管理系统等其他系统结合运用,将能提供更完整。
客户管理主要包括:
①订单管理每一个客户下了订单以后要进行的是对每个订单给相应的编码和统计该订单的金额和要求并将信息传递给采购系统,财务系统,仓库系统等,即对订单的情况的记录、跟踪和控制,包括针对销售合同的执行;控制订货价格、数量、业务员信用管理;随时对订单完成情况的跟踪、控制订单的实际执行;进行比较并显示订单执行差异,并通过业务和分析报表进行订单执行情况的反映。
②账号管理每个客户在公司里有他的账号客户下了订单进行以后财务管理,采购管理,以及仓库管理报告此系统并给客户纤细的账号张单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信息。
32采购管理本系统从客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管理系统和其他部分接到订单后要做相应的处理,要指定订单的类型,给出订单的金额,指定供货商,报告客系统和财务处,指定要操作的员工,跟踪订单,指定交货期并将信息传递给仓库管理,客户管理,财务管理的部分系统采购管理主要包括:
①供货商管理要对一般和热常订的货进行一定的准备,要了解每个供货商和厂家的所有信息包括(名称、地址,价格,供货期等),并不断的更新数据库了解市场的变化,对每个订单介绍合适的供货商和厂家。
②货价管理通过一定时间和了解市场的过程对每个产品的价格做一定的了解并留下每个单价的参考价。
33仓存管理系统仓存管理系统是通过入库业务、出库业务、仓存调拨、库存调整、虚仓管理等功能,结合批次管理、物料对应、库存盘点、质检管理、虚仓管理、即时库存管理等功能综合运用的管理系统,对仓存业务的物流和成本管理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跟踪,实现完善的企业仓储信息管理。该系统可以独立执行库存操作;与其他工业系统的单据和凭证等结合使用,将能提供更完整、全面的企业物流业务流程管理和财务管理信息。
仓存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功能:
①批次管理在工业系统中实现业务批次管理,并提供完整的物料批次信息。系统提供完善的批次管理设置、批号编码规则设置、日常业务处理、报表查询、库存管理等综合的批次管理功能,使企业进一步完善批次管理,满足经营管理不同方面的应用需要。保质期管理。系统在批次管理基础上,针对物料提供保质期进行保质期管理,以满足特殊物品如食品、医药行业的保质期管理需求。用户可以对保质期物料进行设置、初始数据录入、日常单据处理、即时库存查询和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表查询、并提供到期存货预警功能。
②质量检验管理工业系统提供比较全面的质量检验管理,包括购货检验、完工检验和库存抽检三种质量检验业务。工业系统为用户提供质量检验功能,将质量管理功能与采购、仓存、生产等环节的相关功能相集成,实现对物料的质量控制。系统在仓存系统提供质量检验模块,综合处理与质量检验业务相关的检验单、质检方案和质检报表,包括质检方案、检验单、质检业务报表等业务资料的设置和处理和质检报表的查询。
③即时库存智能管理即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库存是用来查询当前物料即时库存数量和其他相关信息,系统按库存更新控制来随时更新当前库存数量,其查看方式有多种:查询所有仓库、仓位、物料、批次的数量信息;查询当前物料在仓库、仓位的库存情况;查询当前仓库里物料的库存情况;查询当前物料的各批次在仓库、仓位的库存情况;查询当前仓库、当前仓位里物料的库存情况。
④仓位管理工业系统在仓库中增加仓位属性,同时仓位定义到行上,进行仓位管理,以丰富库存信息、全面提高库存管理质量。主要包括基础资料设置、仓库仓位设置、初始数据录入、日常业务处理和即时库查询等多途径实现。
34员工管理系统
对公司的所有员工要进行以下部分管理:
①员工信息管理:对每个员工建立个人档案包括(姓名,地址,联系人,身份证号码,学位,以前工作单位,爱好,经验等信息)
②员工工资管理:每个员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有不同的基本工资,加班时间,加班费,奖励和扣分。
③员工任务管理:对每个员工,更具他的学位和经验指定他的任务与他的工作部门并对每个员工的工作效力和态度进行调查报告相应的信息传递给工资管理。
④员工需求管理每一定的期间对公司的员工需要进行调查并报告需要性。
35财务系统
传统的财务处理过程力求与商业的快速发展保持一致和及时处理新的业务中产生的大量新数据,不能充分满足企业对动态的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并形成报表的需求。其结果是财务行为建立在企业的历史记录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对企业的未来产生影响。网络为生产经营提供了新的场所。企业可通过互联网不断拓宽自己的生产经营场所,了解最大范围内的客户需求,从最大范围的供应商中挑选出最佳的供应商,通过畅通于客户、企业和供应商间的信息流,减少诸多中间环节,从而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进入市场。因此,网络环境下,财务管理人员须以互联网的速度开展业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并做出决策,这就要求他们随时了解整个业务的状况以保持良好的竞争状态,企业需制定整体财务管理解决方案,以满足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需求。包括制定预算、计划、预测、成本管理、合并和整合、报表和分析等,为业务提供运营管理方法,在此基础上确定业务的发展方向并使经营风险最小化
个人体会
企业办公自动化的发展现状办公自动化(OfficeAutomation)简称(OA),在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到90年代中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办公过程中普遍使用现代办公设备,如传真机、打字机、复印机等;第二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办公过程中普遍使用电脑和打印机,通过电脑和打印机进行文字处理,表格处理、文件排版输出和进行人事财务等信息的管理等;第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办公过程中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这一阶段在办公过程中通过使用网络,实现了文件共享,网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打印共享,网络数据库管理等工作。在我国办公自动化的发展过程中,办公自动化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如投资大、效果不明显、水平低、重复建设多、硬件投入多、软件投入少、模拟手工作业增加管理负担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条,首先对办公自动化的本质作用理解不深,通常只是把办公自动化理解为办公过程中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使用,使用目的为提高效率,实际上,通过实现办公自动化,提高管理机构的决策效能更为重要。其次是忽视了办公自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动化发展的基础,通常只是认为只要有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实现办公自动化,其实,办公自动化发展必需依赖两个基础,一个是管理基础,另一个是信息积累基础,如果脱离了这两个基础,办公自动化就会变成空中楼阁。第三,技术条件的制约,也会使得办公自动化建设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早期的网络技术在信息共享和沟通方面的支持就显得明显不足。自90年代中期至今,互联网技术在我国迅速发展和普及,引出了Intranet、Extranet、Internet、政府上网工程、企业上网工程、电子政府、电子商务、电子管理、政府内部网、企业网、数字神经系统和数字化办公等一系列新概念,这一个阶段的主要标志应为互连网技术的普遍使用。
办公自动化建设的本质是提高决策效能为目的的。通过实现办公自动化,或者说实现数字化办公,可以优化现有的管理组织结构,调整管理体制,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协同办公能力,强化决策的一致性,最后实现提高决策效能的目的。办公自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动化的基础是对管理的理解和对信息的积累。技术只是办公自动化的手段。只有对管理及管理业务有着深刻的理解,才会使办公自动化有用武之地,只有将办公过程中生成的信息进行有序化积累,沉淀,办公自动化才能发挥作用。办公自动化的灵魂是软件,硬件只是实现办公自动化的环境保障。
除次之外，我们在大力发展办公自动化的同时，另一个制约着企业发展的因素也不能够忽视，那就是网络技术。世纪是一个以网络技术为核心技术的信息时代。我们必须全面、深刻地分析和研究网络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采取正确的措施应对网络技术的挑战,把握网络技术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才能及时更新观念,迅速适应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的全球经济,使我国经济能够获得健康的发展,早日实现强国之梦。计算机已由专家的工具变成了平凡百姓的钟爱之物。然而,在这10年中计算机领域发展最快的技术,不仅在于单台计算机本身技术的发展,更在于连结多台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前谁曾想到:今天,远在异地他乡的厂家、企业、公司甚至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人,竟能方便、快捷、廉价地进行商务经营、谈判和协作呢?这一切都归功于正在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网络技术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挑战网络技术带来了新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人们常说的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指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多媒体信息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新经济潮流和形态。网络经济是全球一体化经济,它打破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地理空间的限制,通过网络技术,各种信息能够进行全球性的信息传播,使得全球性的交易再也没有地理位置的限制,网络技术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结论
当今社会是资讯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现代企业必须拥有正确的资讯观念、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集成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业务规范,优化了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流程,提出并推行完善的“数据信息决策控制考核”的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全方位提升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明天,汪文勇TCP/IP网络原理与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2]胡道元.计算机局域网设计[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9
供给管理论文篇8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供给管理论文篇9
本人自一九八五年至今一直从事给排水专业的技术管理和工程施工等工作，非常热爱本专业工作。特别是在一九九七年以后，随着适应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理论，并用新的管理水平指导自己的工作，现将近几年来从事的主要技术工作总结如下： 专业理论知识 近几年自己坚实的学习专业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对新理论、新技术等科技发展速度同时，在工程质量管理中，系统地学习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对国内外给排水专业工程管理发展动态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充分运用专业理论在给排水工艺的发展趋势及供水系统设备节能技术应用中起到了一定的经济效果。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本人参加全国给排水协会主办的给水水质深度处理研究会第三届学术交流会，对饮用水质深度处理技术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一九九八年国家计委和建设部主办的《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培训班脱产学习，对熟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技术规范、规程、法规、条例及相关专业的国际标准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在坚持专业理论学习和技术知识的掌握不断提高。在一九九九年秋参加讨论“黑龙江省估价表”（市政工程部分）编制方案讨论工作，对我省市政工程定额编制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对给排水管道施工分类进行明确，施工界限清楚。在二一年参加了“继续教育培训证书”的五个月理论基础学习。在以后工作还要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提高协调各专业技术难题的能力，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二、工作经历和能力 一九九七年三月份起，负责哈尔滨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量8万吨/日的供水加压站工程。其中：水库工艺、泵站工艺、加氯间工艺、厂区给排水及热力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工程内业，报建手续等资料。独立完成各项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并协调该项目相关专业决算的汇总工作，把工程投资额度控制在8400万元的市政府计划指标内，在市政府投资缺少3300万元的情况下，组织各施工单位完成了供水加压站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现已达到设计供水8万吨/日的能力，并通过了有关部门进行的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行阶段。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集团公司新阳路办公用房改为职工住宅工程，本人承担全部土建、室内外给排水及采暖工程。从方案讨论到技术论证及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间墙上，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自重荷载，满足了设计要求，使这项改造工程节省资金30万元，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集团公司承建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和给水管道dn500全长20公里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工作，在短短的二个月时间全部竣工，并在年底达到送水2万吨/日的能力，解决了延寿县吃水难的问题，为集团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一九九八年四月为配合哈尔滨市路桥改造重点工程，组织各施工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保质量、资金紧的情况下，完成了dn200~dn900的给水管线1500米施工任务，提前工期十五天，工程总造价700万元，为新建路桥工程提前顺利开工创造了必要条件，受到了哈市路桥指挥部及领导的表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土建及工艺管道收尾工程和内业资料整理验收及决算审定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先后负责外资企业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专用给水管线dn300全长XX米及专用煤气管线φ300全长2200米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为哈市招商引资做出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八年七月配合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局京哈公路指挥部改造给水管线dn1000,全长6公里，投资1300万元的施工、技术方案论证、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省、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市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总投资1.8亿元，改造、新建给水管线dn200~dn1000的30公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解决技术难题20处，如过排水方渠、铁路道口、地下水位太高等。改进和采用新的施工方法7处，处理现场各种管线、电缆交叉点无数处。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的力度，有部分工程达到优质工程，使该项工程达到预期目标，改善了城市供水管网条件，顺利地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交付生产部门使用，为我市供水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哈市公用事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聘为给排水专业教师。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承担国家债券投资1.3亿元，完成城市给水管线19公里，配合哈市路桥重点工程，先后负责道里区新阳路给水管线dn600,全长2公里；道外区北环路给水管线dn500,全长2.4公里；南岗区建设街给水管线dn700,全长600米；花园街给水管线dn300,全长1.1公里。为市政路桥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部分工程被质检部门评为优质工程。 四、二年完成了二年国债投资2500万元的城市管网15公里的改造工程，配合市政路桥工程和位移给水管线5公里，投资1000万元。在哈市应急供水工程中，参加前期可研报告的技术资料整理，技术方案的论证，现场勘察河床和水文地质勘察共2页,当前第1页1等大量技术工作。在二年新建城市给水管网工程中，先后负责十余条街的工程编制标底、招标等工作。 二一年二月新建哈市应急供水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提出技术问题十九项，其中一、二厂水塔工艺、室内配套项目技术问题采纳八项。三月份开始办理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开工手续十八项。四月份对一、二水厂取水塔进行江面勘察钻探工作，新设二水厂至三水厂输水管线dn1600施工图审查、会签招标工作，在审查施工图纸中，对二水厂大坝恢复，地势在18米坡差的地方需设挡土墙采用毛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确保此处管道复土符合设计，穿越大坝管道设计方案，过河沟顶管及穿越铁路四处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完善了施工图的不足之处，当时就被专家采纳，提高了设计施工图纸的水平。五月份至十一月份输水管线dn1600开始施工，全长10公里，主要负责现场技术、前期障碍物处理（其中动迁42家，节省资金2600万元）、技术内业资料、管线穿越四处铁路涵洞及工作管安装工作。如哈尔滨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公司施工的dn1600过河家沟顶管中，当顶进8m时，遇到有毒气体影响人身安全和施工进度，经过大气检测必须采取防毒措施进行施工，本人先后走访哈市大气检测中心、哈市消防支队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最后研制出顶管防毒新技术施工方法，使该段施工按计划完成。防止了安全和毒气事故的发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在九月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城市给水管网八条街的编制标底及招标工作，十月份又新建一水厂至二水厂输电线路联络线工程和二水厂至城乡路一次变输电线路工程现场技术调查、地域情况调查、“三通一平”、前期施工手续。其中，动迁临时占用企业12家，节省资金300万元。这次哈市应急供水工程总投资2.8亿元及二一年市区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此项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均属于部级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哈市供水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三、业绩与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给排水技术交流会上“浅谈不断水施工技术应用”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同年刊登在“黑龙江土木建筑”杂志上发表，举办单位是黑龙江省给排水情报网。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评为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提高铸件工艺出品率，降低防寒井盖成本课题”被评为哈尔滨市优秀qc成果证书。 二年三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城镇供水技术》一书中编写在“聚合铁铝与其它净水剂净水效果比较”第一章中的第九节。 二一年二月研制“卡子三通”给水管件获哈尔滨市科技成果证书。 二一年四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编制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环评报告，主要负责原始资料调查，技术数据提供，现场技术情况勘察等技术工作。 二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论文“有关含铁地下取水构筑物问题分析”在二二年《黑龙江水利科技》杂志第一期发表。 二一年十二月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合作论文“环境水样中砷的化学形态分析”在二二年《吉林大学》（地球科学板）杂志第二期发表。 二二年一月参加哈尔滨市qc成果大会上宣读“降低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造价qc成果报告”课题被评为哈市优秀qc成果奖。 二二年三月撰写的论文“石灰碱化法在除铁锰降低水的总硬度中的应用”一文，在《黑龙江地质》杂志第一期发表。 四、其它 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一年六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员。 二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更快、更好地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业务能力，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自己在各方面能力都有提高和进步，这就是近几年来所做的专业技术工作的小结。今后，我要不断地学习各方面专业知识，继续开展给排水领域中的课题研究与探讨，决心在今后工作中为供水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共2页,当前第2页2
供给管理论文篇10
二、工作经历和能力
一九九七年三月份起，负责哈尔滨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供水量8万吨/日的供水加压站工程。其中：水库工艺、泵站工艺、加氯间工艺、厂区给排水及热力管道工程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的管理工作，完善了各项工程内业，报建手续等资料。独立完成各项工程决算的审核工作，并协调该项目相关专业决算的汇总工作，把工程投资额度控制在8400万元的市政府计划指标内，在市政府投资缺少3300万元的情况下，组织各施工单位完成了供水加压站全部建设工程任务，现已达到设计供水8万吨/日的能力，并通过了有关部门进行的工程预验收和试运行阶段。
一九九七年八月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集团公司新阳路办公用房改为职工住宅工程，本人承担全部土建、室内外给排水及采暖工程。从方案讨论到技术论证及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都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间墙上，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自重荷载，满足了设计要求，使这项改造工程节省资金30万元，受到主管领导的好评。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集团公司承建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和给水管道DN500全长20公里工程的现场技术负责工作，在短短的二个月时间全部竣工，并在年底达到送水2万吨/日的能力，解决了延寿县吃水难的问题，为集团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
一九九八年四月为配合哈尔滨市路桥改造重点工程，组织各施工单位在时间紧、任务重、保质量、资金紧的情况下，完成了DN200~DN900的给水管线1500米施工任务，提前工期十五天，工程总造价700万元，为新建路桥工程提前顺利开工创造了必要条件，受到了哈市路桥指挥部及领导的表扬。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完成了黑龙江省延寿县自来水公司净水厂土建及工艺管道收尾工程和内业资料整理验收及决算审定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先后负责外资企业哈尔滨香格里拉大酒店专用给水管线DN300全长2000米及专用煤气管线φ300全长2200米现场技术管理工作。为哈市招商引资做出了一份工作。一九九八年七月配合黑龙江高速公路管理局京哈公路指挥部改造给水管线DN1000,全长6公里，投资1300万元的施工、技术方案论证、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在一九九八年九月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省、市重点工程之一的哈尔滨市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该项工程总投资1.8亿元，改造、新建给水管线DN200~DN1000的30公里施工技术、质量管理，解决技术难题20处，如过排水方渠、铁路道口、地下水位太高等。改进和采用新的施工方法7处，处理现场各种管线、电缆交叉点无数处。保证了工程质量、进度、投资三大控制的力度，有部分工程达到优质工程，使该项工程达到预期目标，改善了城市供水管网条件，顺利地通过有关部门验收和交付生产部门使用，为我市供水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哈市公用事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聘为给排水专业教师。
一九九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承担国家债券投资1.3亿元，完成城市给水管线19公里，配合哈市路桥重点工程，先后负责道里区新阳路给水管线DN600,全长2公里；道外区北环路给水管线DN500,全长2.4公里；南岗区建设街给水管线DN700,全长600米；花园街给水管线DN300,全长1.1公里。为市政路桥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部分工程被质检部门评为优质工程。
四、二年完成了二年国债投资2500万元的城市管网15公里的改造工程，配合市政路桥工程和位移给水管线5公里，投资1000万元。在哈市应急供水工程中，参加前期可研报告的技术资料整理，技术方案的论证，现场勘察河床和水文地质勘察等大量技术工作。在二年新建城市给水管网工程中，先后负责十余条街的工程编制标底、招标等工作。
二一年二月新建哈市应急供水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工作，提出技术问题十九项，其中一、二厂水塔工艺、室内配套项目技术问题采纳八项。三月份开始办理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开工手续十八项。四月份对一、二水厂取水塔进行江面勘察钻探工作，新设二水厂至三水厂输水管线DN1600施工图审查、会签招标工作，在审查施工图纸中，对二水厂大坝恢复，地势在18米坡差的地方需设挡土墙采用毛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确保此处管道复土符合设计，穿越大坝管道设计方案，过河沟顶管及穿越铁路四处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完善了施工图的不足之处，当时就被专家采纳，提高了设计施工图纸的水平。五月份至十一月份输水管线DN1600开始施工，全长10公里，主要负责现场技术、前期障碍物处理（其中动迁42家，节省资金2600万元）、技术内业资料、管线穿越四处铁路涵洞及工作管安装工作。如哈尔滨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公司施工的DN1600过河家沟顶管中，当顶进8m时，遇到有毒气体影响人身安全和施工进度，经过大气检测必须采取防毒措施进行施工，本人先后走访哈市大气检测中心、哈市消防支队和查阅有关技术资料，最后研制出顶管防毒新技术施工方法，使该段施工按计划完成。防止了安全和毒气事故的发生，受到了主管领导的好评。在九月份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城市给水管网八条街的编制标底及招标工作，十月份又新建一水厂至二水厂输电线路联络线工程和二水厂至城乡路一次变输电线路工程现场技术调查、地域情况调查、“三通一平”、前期施工手续。其中，动迁临时占用企业12家，节省资金300万元。这次哈市应急供水工程总投资2.8亿元及二一年市区管网改造工程总投资2500万元，此项哈市应急供水工程均属于部级大型建设项目工程，为哈市供水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三、业绩与成果
一九九九年三月在黑龙江省给排水技术交流会上“浅谈不断水施工技术应用”论文被评为省级优秀论文。同年刊登在“黑龙江土木建筑”杂志上发表，举办单位是黑龙江省给排水情报网。
一九九九年七月被评为哈尔滨市市政公用建设管理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提高铸件工艺出品率，降低防寒井盖成本课题”被评为哈尔滨市优秀QC成果证书。
二年三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城镇供水技术》一书中编写在“聚合铁铝与其它净水剂净水效果比较”第一章中的第九节。
二一年二月研制“卡子三通”给水管件获哈尔滨市科技成果证书。
二一年四月，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编制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环评报告，主要负责原始资料调查，技术数据提供，现场技术情况勘察等技术工作。
二一年十二月撰写的论文“有关含铁地下取水构筑物问题分析”在二二年《黑龙江水利科技》杂志第一期发表。
二一年十二月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合作论文“环境水样中砷的化学形态分析”在二二年《吉林大学》（地球科学板）杂志第二期发表。
二二年一月参加哈尔滨市QC成果大会上宣读“降低哈尔滨市应急供水工程造价QC成果报告”课题被评为哈市优秀QC成果奖。
二二年三月撰写的论文“石灰碱化法在除铁锰降低水的总硬度中的应用”一文，在《黑龙江地质》杂志第一期发表。
四、其它
二年七月被评为中共哈尔滨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优秀中国共产党党员。
供给管理论文篇11
一、理论基础
1.马尔可夫过程
一个随机过程｛Xn，n＝0，1，2，…｝就是一族随机变量，而Xn能取的各个不同的值，则称为状态。如果一个随机过程｛Xn，n＝0，1，2，…｝，由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的转移概率只与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有关，而与在这时刻之前所处的状态完全无关，即如果过程｛Xn，n＝0，1，2，…｝中，Xn+1的条件概率分布只依赖于Xn的值，而与所有更前面的值相互独立，则该过程就是所谓马尔可夫(Markov)过程。
2.齐次马尔可夫链、转移概率
马尔可夫链是指时间离散，状态也离散的马尔可夫过程。一个马尔可夫链，若从u时刻处于状态i，转移到t＋u时刻处于状态j的转移概率与转移的起始时间u无关，则称之为齐次马尔可夫链，简称齐次马氏链。
如果把从状态i到状态j的一步转移概率记为pij，则pij＝P｛Xn+1＝j｜Xn＝i｝，i，j＝0，1，2，…，且有转移概率矩阵P，
由齐次马氏链性质知道，第i状态的行向量Ai与第i＋1状态的行向量Ai+1之间存在着关系式：Ai+1＝AiP。
二、齐次马氏链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中的应用
1.模型假设
从企业人力资源变动的特点来看,人员变动与否只与近期的工作绩效状态有关,而与过去的状态无关。因此,企业人力资源变动情况可以被近似地看成一个马尔可夫链。本文利用马尔可夫链的性质及特点建立人力资源供给预测模型。
2.确定人力资源供给状态空间
为确定企业人力资源供给状态空间，本文拟对某公司管理人员变动情况样本划分为四种变动状态。具体如下：
某公司有三类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已知2007年初其三类人员分别为20人、50人和150人；假设三类人员每年的流动情况为：高级管理人员有60%留下，其余的离职；中层管理人员有50%留下、20%成为高级管理人员，有30%离职；一般管理人员有70%的人留下、20%成为中层管理人员，有10%离职。并假定公司每年分别补充3、7和25名高层、中层和一般管理人员。预测今后2年的这三类人员供给情况。
3.建立人力资源供给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
在建立齐次马氏链预测模型过程中，将各级管理人员和离职人员人数，作为状态变量，并用向量表示之。即
R(t)＝(X1(t)，X2(t)，X3(t)，X4(t))这里t表示时刻，
由于齐次马氏链与t时刻前的状态无关(呈无后效性)，可以研究当t变化时，状态向量R(t)的变化规律，从而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预测。2007年初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和离职人数分别为，则状态向量称作初始向量。其值为，转移矩阵为
最后一列为各类人员每年流出的比率；最后一行为各类人员的补充率，为.
一次转移后，得:
则一年后三类人员分别为：25、62和130人，总人数为217人，流出人员为38人。
按此规律，
即二年后三类人员分别为：31、65和118人，总人数为214人，流出人员为41人。
三、结论
企业人力资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与随机性,利用马尔可夫链构建的预测模型只需要当前的资料,不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数据就能对人力资源供给情况进行预测，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当然，本文建立的人力资源供给预测模型还将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笔者将继续深入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供给管理论文篇12
当事人称
签10年保密协议不到一年就泄密
今天上午，本报记者联系上事件当事人鞠川阳子女士，据她介绍，她之前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并在2009年10月1日完成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民营养老院的商业模式研究——以上海为例》，同复旦大学签订了10年保密期限的《保密协议》——属于“绝密”级论文。
按照学校要求，鞠川阳子将论文提交给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以下简称“复旦管院”)。
然而，今年7月27日下午，她在网上搜索信息时发现，Google、Yahoo、Baidu 等各大搜索引擎上都有中国知网、论文天下、经理人文库、管理资源网等网站销售(付费下载)该论文的链接。她才知道自己的保密论文被泄露并且被公开销售。
鞠川阳子介绍，商学院的论文要求是将所学的理论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来写作，所以大都会涉及自己的专业、企业、客户的商业信息，一般学生都会要求保密。
特别是MBA、EMBA在读的学生都是企业的高管、领导，直接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写作中大都会使用一些数据、核心技术、知识等等。所以一般学生都是不愿公开的。这就是商业论文同纯学术论文或者文学作品的最大区别。
复旦大学回应
承认论文提供给网站
曾经给阳子发过邮件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回应本报称，他确实给阳子发过邮件，承认阳子的论文确实是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提供给中国知网的。
但他表示，该学生签的保密协议只是和图书馆签订的，如果按照程序走，必须要通过学校保密办公室签订才能完全保证论文的“保密性”。
今天上午，记者在复旦大学的网站上，查到了“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与使用”的规定，规定“涉密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图书馆将另辟存放地点，妥善保管，在保密期限内不提供读者服务。涉密学位论文的电子版在其保密期限内不提供网上服务。”
律师说法
供给管理论文篇1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W （2）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参考文献：
[1] 中国经贸导刊评论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的新走向[J].中国经贸导刊，2015，（11）：1.
[2] 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07，（2）：4-14.
[3]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J].财政研究，2014，（8）：2-16.
[4] 沈坤荣，刘东皇.是何因素制约着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学家，2012，（1）：5-14.
[5] 贺铿.应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J].全球化，2013，（11）：2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