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语文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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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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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来体现的

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所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的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

(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

(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

(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

(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2.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承系统各要素的质的提高

(1)研究者研究者应该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能固守己见。现在研究者的情况为研究力量比较零散,单兵作战,研究方法较比较单一,视域狭窄,专业性较差,在今后的培养中,应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培育措施,如: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读书报告会等。

(2)大众大众应具备一定的文化自觉性,具有积极参与民族民间体育活动的愿望、动机和兴趣,并具备一定的好奇心,一定的运动经验、能力和运动技能储备,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具有稳定的群众基础,促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3)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要明确、清晰以及具体,以传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为最终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制订相对区间和时期的目的。

(4)传播内容传播内容要宽泛,不能仅局限于身体活动,应当全面地进行传输,在以身体活动为重心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文化引导,发挥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整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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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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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变迁与发展,加之于世界体育文化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代体育文化给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冲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改变了原来单一的民族性,而是实现了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这种变化直接造成了民族体育文化本体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所受到的影响与未来发展趋势已经得到了体育界的广泛关注,加之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态势的推动,我们所肩负的民族体育文化未来发展与走向责任与使命也更加艰巨,在这种局势下的民族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着与现代化体育接轨的重要任务,并逐渐将其推广为新时代人们健身娱乐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增强民族认同感,与此同时,让我们的民族体育项目走向世界范围内更广阔的空间,并成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世界体育文化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体育文明的输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但是并未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所取代,我国传统体育的诸多项目依旧在传承与发展,如武术不仅实现了强身健体的体育运动作用,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内在文化价值,当前,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体育竞技项目仅有几十种,这并不能代表整个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当将体育运动变成多数人的活动,让更多掌握着不同体育技能的人展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区域范围内开展广泛参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真正实现传统体育与国际发展趋势相接轨,将民族传统体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与传承,使其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不失其民族独特性。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体育文化发展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国未来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应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向未来发展,以的现代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中并不是惟一模式,所以,面向未来就成为我国民族体育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的是汲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精华,并总结与吸收现代体育文化优秀成果,从时展的宏观角度出发,准确的把握两者各自的不足与优势,从而掌握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构建新型体育文化体系,具体来讲,还需要做到以下四点:

2.1深刻认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理论基础

摆脱体育视角及民族独特性的狭窄视野的束缚,将研究领域扩充到世界范围内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动态发展。

2.2使其适应现代化体育文化变迁要求

在不改变其原有独特性的基础上,对现代体育文化成果吸收与渗透。

2.3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全民健身意识逐渐增强,当前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点在于开发传统体育项目向群众领域的发展,并结合全球化背景下所提供的广阔空间与机遇,充分利用现代竞技体育的组织制度,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的核心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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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决定着道德教育的内容。道德作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就有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其价值体系是文化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即文化系统制约着道德教育的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往往具有其不同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传统。从世界上看,世界不同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差异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内容和道德精神。西方信仰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道德具有一种追求自由、博爱、民主、平等的道德原则,而又把这种道德归于上帝或神的启示。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其道德内核体现为“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仁”这一道德教育特定内容。所以古代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世界各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也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各民族地域和生产生活差异,各民族内部形成了各自不同道德关系和道德内容。文化传统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人是文化性的存在,语言、神话、宗教、伦理和艺术等文化样式既是少数民族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少数民族自身的生存方式。不同人类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独特的,有时甚至让人难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某一群体把握世界和自身生存的方式与我们有别,更为根本的是这一人类群体在理解和把握世界中蕴含着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一个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是相对定型的,并为这个文化群体共有。因此在道德教育中,需要深入教育对象的文化传统,把握教育对象及其群体的思维方式,只有深刻把握教育对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根据教育对象思维方式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道德教育措施,才能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道德教育包含着道德知识的培养和道德情感的熏陶以及道德意志的磨练,因而贯穿着一定的思维形式与思维方法。在道德教育中,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一群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及其自身生存方式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把握世界的方式对隐藏在这一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的理解。认为,社会的实践活动方式是怎样的,人的思维方式大体也就是怎样的,个体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道德教育需要深入教育对象文化之中,把握教育对象群体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文化传统决定着德育环境。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风俗习惯,为人们设计出道德行为规范,形成道德环境,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个体的道德品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道德教育环境。对少数民族来说,由于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个体道德品质的生成。由于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道德教育环境又决定于一定的文化传统,因此道德教育必须植根于这种文化传统,深入文化传统内部才能把握住道德教育环境的特点以及影响环境的因素,以更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开展道德教育过程中,为实现道德教育目标、传授道德教育内容所采用的与其相适应的方式和手段。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方法去达成,如果只是制定了道德教育的目标,甚至有了科学的教育理论,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就会导致预设目标难以达成。道德教育实践也反复证明道德教育方法直接影响到道德教育的效果,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教育者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形成的道德教育效果完全不同。只有在具体道德教育实践中采用适合教育者、适合教育内容的方法才能使道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总体来说,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教育方法对于消化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效果、促成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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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语境中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对接的实践

高等院校是人们获取科学知识以及其它一些信息的重要中介和落实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重要机构。从民族预科教育的实践来看,民俗文化往往借助或渗透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行,并逐步具体化为校园和课堂中的语言、仪式和规范习惯等,进而隐于日常的教学、生活当中,并把这种影响和结果逐步辐射到社会上。而整体上来看,在民族预科教育实践中,民俗文化和隐性课程的对接主要包含校园文化和课堂文化两个方面,其中课堂文化则是主要表现为:教师依靠其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和谐校园文化的创建民族预科院校“多民族、多层次、多地域”的生源特点,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性。学校作为一个育人的摇篮,既能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代际传递,又能促进异地、异域文化间的不断交流。而和谐校园则是“一个符合人性规律与教育规律构筑的生态系统,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例如江西的南昌工学院,该校已成为一个对多民族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的场域。为了对民族预科生进行全面教育,其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意蕴,并积极开展多项工作。目前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第一,设计具有民族文化意蕴、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的校园物质环境。为了能够保证清真饮食习惯学生的用餐问题,学校投入1000万元兴建了面积为6700平方米,可容纳3000余名学生同时就餐的高标准清真食堂,并且在该食堂全部聘用维族的红、白案厨师。第二,巧妙设计学校的精神环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学校在图书馆,教学楼建立了展示该校多民族文化的文化长廊,并组织预科生们进行集中学习。第三,创造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和谐的文化气氛。第四,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第五,营造多姿多彩的活动氛围,在校内外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著名社会学家布劳认为“各群体之间的隔离阻碍他们之间的交往,而缺乏社会交往的机会会妨碍社会关系的建立;群际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取决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从整体上看,这样的校园氛围为民族预科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教育基础资源。预科生借助于学校提供的交流平台,了解和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增进对异民族和异文化的认同和包容,进而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因此,民族预科生个体与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之间由于共享某种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评价和判断标准,就会在外在象征符号与实践行为中表现出与其他成员的同一性,这种共享的成分又成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纽带建立的来源。

(二)教师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孩提时代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和道德,甚至是祖先留下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你不知不觉地在民俗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能力”[7]而教师作为社会个体的成长经历,也必然要从民俗文化中学得一系列知识、技能或者道德,从而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承担“文化性知识掮客”角色。在理想状态下,教师的这种不曾见诸于教学文本的知识、技能或者道德,具有民俗文化底蕴的课程意义,进而逐步成为一种隐性的课程。具体到民族预科教育教学实践中,由于其教育的特殊性,民族预科的教师作为一种从事社会性教育职业的劳动者,其依靠自身的民俗文化底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化更是非同寻常的。教师在向学生传播教学信息的时候,除了传授知识、技能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些以特定方式呈现的非语言因素,其包括感情、情绪、表情、手势以及习以为常的腔调、仪态等文化序列,从而在具体的教学语境中实现了民俗文化与隐性课程的对接。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重要作用,南昌工学院在抓好常规教学的同时,立足于民族预科教育的“民族性”特色,逐步推进师资队伍的建设:第一,为满足预科生特殊教育的要求,该校每年在引进师资时都注重面向全国引进少数民族教师,目前仅民族教育学院就有30多名少数民族教师;第二,组织教师集中学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使他们在提高自身民俗文化底蕴的同时,逐步意识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从而在尊重、关爱学生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第三,鼓励教师处理好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学生的价值观,使民族预科生这个特殊的教育层次变得不再特殊。目前,南昌工学院已逐步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教育事业、民族教育专业理论知识扎实、学历层次较高的教学骨干,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更好地为民族预科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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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高跷捕鱼,是京族在漫长的500多年当中,通过京族人民的辛勤劳动、生产与实践,逐步形成现在扑鱼的一种技能,他通过自己技能与力量和铺助工具完成扑鱼的一种手段,发展到今天。现在由于大型的先进的扑鱼工具的普及,踩高跷扑鱼现在只当做一种娱乐活动。其实最初只是一种生存手段,现在已成为一种在大型节日作为比赛娱乐欣赏的活动。例如:每年农历的六月初九的“哈节”京族人就在哈亭前载歌载舞,进行各种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踩高跷就是其中一种,还有顶杠、抢花炮等。人们在参与这些传统的体育活动时,不仅发展了体能,增进了健康,而且精神上得到满足,娱乐上增进情感,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在教研教育作用方面有,

1、可以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竞争能力。因为有竞争性,人生同样有竞争性,而且体育运动的最终胜负,不仅包括体力方面的竞争,同时也包含了智力方面的竞争。这些既需要学生靠积极的思维、敏捷的判断力,又能在关键时刻迅速选择最有效的方法。而踩高跷捕鱼,本身就产生于生产、生活当中,但在体育课堂活动中比在水中更难把握尺度,很容易摔伤,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和危险性,教师在传授技能也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像侗族、苗族的抢花炮、上刀山下火海、瑶族的爬花杆等,都具有生存能力教育的作用;

2、能提高学生心理素质。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具有差异性的,心理素质较差对学习和生活都是相对不利的。踩高跷作为娱乐活动,也有其的竞争性,利用其不断产生的胜负结果,让每个学生都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取得胜利,并感受胜利带来的自信和失败带来的遗憾,从而逐渐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最终改善学生的心态,达到改善其心理素质的作用。现在我们学校把踩高跷捕鱼融入到中、小学的体育课教学中,一方面既可以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又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既增强了学生身心健康,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又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整个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踩高跷传统体育运动给予学生们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精神饱满,体魄强壮,情绪愉快,这是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结果。随着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进和普及,他们包含的挑战性、娱乐性、传统性的特点更具有吸引力;

3、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体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配合完成一套完整的动作技巧,因此踩高跷技巧动作主要还是通过身体活动来表现的。这些可以发展学生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能力,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心肺能力,增强学生肺活量以及其他运动器官的功能,最终达到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

三、建立传承人梯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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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舞蹈创作与其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的依存关系

民族舞蹈产生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是人类发展史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人类的生存本质,人们通过不同的舞蹈姿态,将实际的、抽象的、观念的民族文化因子统一融合到一起,向同伴、向外界、向未来表达本民族传统上对于生命的敬畏,以及对于大自然的情感。从最初的史前文明时期的舞蹈创作来看,它就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还有着非常深刻的内隐式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它通过人们自身做出各种形体动作对日常生活状态加以表达,通过不同的节奏与内容表达出不一样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从而达到传达情意、抒感的作用。民族文化最深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其民族舞蹈的创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冲击的民族舞蹈想要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就必须深植于所属民族的文化中开展创作,在现有舞蹈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牢牢立足于民族文化内涵所在,加大民风民俗的弘扬力度。民族舞蹈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民族文化特征的影响下不断发展。民族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遵循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它通过人的形态、神态来进行传情达意,其产生与形成受自然与社会两种因素的影响,其表达方式因艺术创作者的文化素养、艺术修养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另外,其形成还与民族文化发展状态有关,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都会产生具备不同特征的舞蹈形式。民众在欣赏舞蹈的时候就能自然感受到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征,并于无形中受到该文化的陶冶。民族文化是民族舞蹈与民族文明的纽带,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传承[2]。

二、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具体联系

任何门类的艺术都来源于生活,而任何优秀的艺术,又是对生活的反映,尤其对于民族舞蹈而言,民族的这个定语,决定了这门舞蹈艺术和生活的关系紧密相连。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民族舞蹈创作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不仅要深入生活,还要观察生活,热爱生活,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有新意,有深度。例如对于达瓦拉姆创作的《酥油飘香》而言,创作者在创作之初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深入藏区,与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实体验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一个个舞蹈动作,才是最贴近生活的,尽管该作品经过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但其中分明有一种生活的影子。这部作品的开场动作是一群姑娘的身体后仰,昂首挺胸,像是少女在清晨虔诚地迎接旭日东升的一刻。在实际生活中,藏族同胞在清晨的状态就是如此。民族舞蹈不仅能将人民的生活予以还原,还能将藏族同胞乐观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这充分反映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本质。同时,高质量的舞蹈作品,不仅应有出众的外在表现形式,还应有深刻的内容。深刻的内容,同样来自于对生活的探索。创作者若不能贴近生活,内容的深刻性也就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虚有表面的有形无神。诚然,舞蹈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所沉淀下来熏陶形成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民族舞蹈的根源和灵魂。我们进行民族舞蹈创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走进创作对象的民族或人群中去。很多著名的民族舞蹈都不是本民族的人民创作的,但创作者必须要到该民族人民的生活中去体验和求索,去收集民族中外在的形式性内容和发掘民族中潜在的丰富内容。

(一)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风格的独特性、独立品格的关系

民族风格的独特性与独立品格是民族民间舞在继承、弘扬和发展中的重要内核。民族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依托于文化、历史、民族等多方面因素的发展而发展的。民族舞蹈创作取材于各民族劳动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民族舞蹈从中吸取了每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风格和习俗,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舞种,可见民族风格的独特性、独立品格对民族舞蹈的创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之间因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各自历史进程的快慢节奏不同,也使各民族舞蹈形态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民族舞蹈是各族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的写照,它用舞蹈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吃、穿、住、用、行,是人民展现自己喜、怒、哀、乐等内心世界、歌颂美好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舞蹈的发展历经多种变化,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的舞蹈都不尽相同,独一无二,这些舞蹈或深沉、或奔放、或热情、或含蓄,它展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特点。很难想象每个民族都跳着着同一种舞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3,像四川德宏地区的孔雀舞,步伐流畅、圆润,通过腿步带有弹性的曲伸、手掌的上翻下按、头部的转动、眼睛的表情,表现出一种欢悦、优美的情态与性格;而西双版纳的孔雀舞,节奏顿挫感鲜明,粗犷质朴体现的是一种乐观豪爽的性格气质……在动作风格的区别中又可间接地感受到不同地域培养起来的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生活习俗。

(二)民族舞蹈创作与民族音乐的联系

有人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的确,音乐元素使舞蹈鲜明、活跃,而舞蹈深化了音乐元素,音乐在舞蹈中对感染气氛、突出故事、表现人物不同性格以及对舞蹈情节和内容的展现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是融为一体的。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民族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民族音乐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民族音乐文化根植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民族音乐文化。中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由于各民族地域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舞蹈形式更加瑰丽多彩,这些形式多反映当地的劳动生产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和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因此民族舞蹈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民间舞蹈是民族音乐与舞蹈有机结合的艺术形式,最富特色的有鼓舞、跳乐、踏歌三种类型。一为鼓舞,是采用击乐伴奏,合节起舞。主要是以鼓为伴奏乐器,用特有的节奏和音色变化,配合舞姿,如苗、瑶、彝、水、黎等民族的铜鼓舞、壮族的蜂鼓舞和扁担舞、朝鲜族的长鼓舞、佤族的木鼓舞等。二为跳乐,是一种完全用乐器伴奏的舞蹈,如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芦笙舞、葫芦笙舞、月琴舞、三弦舞、哈萨克族的黑走马摆舞和天鹅舞、锡伯族的贝伦舞等。三为踏歌,即在歌声和乐声中踏着舞步欢跳,是载歌载舞,或歌舞相间,以歌伴舞的形式。一切声音都起源于动作,这是舞蹈与音乐结合的自然基础,舞蹈艺术中的舞蹈和音乐的结合必须达到美满的境地,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完整和真正的舞蹈艺术。所以进行民族舞蹈的创作我们要深入的了解该民族的音乐,以及音乐中丰富的内涵,因曲制舞、因舞选曲来进行创作[4]。

(三)民族舞蹈创作与该民族生产生活的关系

民族舞蹈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自娱自乐的作用,民族舞蹈诞生于各民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同时民族舞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该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是民族舞蹈创作的基础。究其民族舞蹈的发展根源,很多由古代的祭祀活动发展而来。由简单到复杂,而祭祀中手舞足蹈的基本动作又来自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5],因此进行民族舞蹈创作必须深入到该民族的生活之中。以广东舞蹈《鱼龙舞为例》,在诗词中,描述的是元宵节潮州民俗文化巡游盛况,在这个舞蹈中,采用了四十多人来表演盛况场景。伴奏乐器以打击乐为主,配有吹奏乐,这个舞蹈充分展现了广东地区节日人群热闹,欢欣鼓舞的状态,该地区人民喜爱赶集,喜欢摆动身体等形态也一览无遗。这一经典舞蹈的诞生与生活在广东的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种舞蹈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气势恢宏,深受人民喜爱,给观众以及评委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民族舞蹈创作与该民族情感精神的关系

早在远古时期,表达最令人们激动感情的方式便是手舞足蹈,最初的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征战、祭祀等一切领域,每一种舞蹈都集中直观地表现舞者的情感和精神。进行民族舞蹈的创作就是要充分融入到该民族的情感精神之中,各民族舞蹈表现的不论是傣族人的柔细、鄂伦春人的勇敢、蒙古人的豪迈、还是彝族人的好客,都是对民族人民情感与精神的最好诠释,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舞蹈形象在表达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时要“形象鲜明”,充分体现该民族的精、气、神。

(五)民族舞蹈创作与该民族信仰的关系

很多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至今仍保持着他们对于自己民族虔诚的信仰或图腾,而这种信仰是他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进行民族舞蹈的创作,不一定要追随他们的信仰,但必须能感同身受,这样才能抓住民族舞蹈的灵魂,如藏族舞蹈“跳大神”就是佛教信仰的产物;又如:苗族舞蹈《接龙鼓舞》,就是用于祈福驱鬼的。由于苗族信奉的是以祖先和自然等原始形态的不可知物,尤以祖先崇拜为甚,比如说,在苗族人的心目中龙的概念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一种图腾圣物,他们从人本主义概念出发,信奉龙,认为龙就是他们的祖先,他们是龙的传人[6]。为了脱离苦难,祈求平安,每三至五年便组织一次大型的接龙鼓舞,将神话里的图腾圣物――龙接到寨中,请到家里,其场面真诚热烈,风情浓郁。

(六)民族舞蹈创作与该民族文献(包括口头流传下来的歌谣)的关系

民族文献(包括口头流传下来的歌谣)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历史最直接和真实的工具,其中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传说等丰富的内容,甚至包括舞蹈的基本动作要领及精髓。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有人用舞蹈动作把“无奈、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也可以通过舞蹈动作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

藏文古籍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

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

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7]

从这些记载看来,民族文献(包括口头流传下来的歌谣)对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甚至掌握民族舞蹈的精华,创作民族舞蹈是极其重要的。

民族舞蹈与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我们要创作一个民族舞蹈,就要充分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体验一个民族的生活,把他们文化生活中的内容加以提炼,但提炼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对他们生活原形的加工、美化、优化和韵律化,同时创作过程中要具有时代的气息和精神。总之,民族舞蹈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多方面结合体,它用人类的肢体语言和思想情感来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8]。

参考文献:

[1]张志萍.感悟民族民间舞蹈的继承创新与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6(1).

[2]韩珂.民族舞蹈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探究[J].大舞台.

[3]金浩.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

[4]魏安石.中国民族音乐与民族舞蹈之间“鱼水”关系的研究[M].大众文艺,2009(17)

[5]冯双白.中国现当代舞蹈史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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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本研究对象为中央民族大学2012级和2013级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两个年级总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每个年级各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其中,男生56人占28%;女生144人占72%。汉族学生84人占42%,少数民族学生112人占58%。

(二)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数据量表(Likertscale)进行问卷设计。本问卷共计20道题,每道题分别有1完全不同意;2基本不同意;3不确定;4基本同意;5完全同意五种计分。问卷运用SPSS19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并获得相关数据和结果。

(三)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每道题分值的平均数都在3分以上,其中最小平均数为3.54分;最大平均数为4.48。标准方差值中最小方差值为0.336,最大方差值为1.373,方差值较小的题为第15题、第2题、第11题、第14题和第20题。此数据结果表明,学生对这几个题目在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选项选择是最多的。这几个选项分别是第5题有必要在英语教材中加入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4%,完全同意占52%;第2题有提高和学习用英语表达中国民族文化的愿望,基本同意占58%,完全同意占30%;第11题在上大学英语课时,有必要学习中国民族文化的知识,基本同意占54%,完全同意占36%;第14题希望自己能用英语流利地表达我们中国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20题民族院校大学生在民族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4%。这几个选项的结果已经充分说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用英语能够表达中国的民族文化,并且希望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和教材中增加民族文化的内容。在其他的选项中,如第1题在和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有必要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本同意占32%,完全同意占56%;第7题在用英语表达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时较吃力,基本同意占40%,完全同意占50%;第8题对于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较少,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46%。第13题现有教材中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内容太少,基本同意占52%,完全同意占26%。这四项数据结果充分表明绝大多数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目前的民族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不太满意,认为自己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英语词汇过少,并且英语教材里面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过少。再如,第16题需要在大学英语课上能够补充一些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基本同意占48%,完全同意占38%;第17题需要有一门选修课或通识课用英语讲解中国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8%,完全同意占38%;第18题希望能有一本专门的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学习教材,基本同意占42%,完全同意占42%。这三项数据表达了学生有愿望在英语课堂中补充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这部分内容,且希望有专门的教材和专门的选修课。最后,在第19题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有责任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基本同意占36%,完全同意占52%。这道题完全同意的比例很大,表明民族院校的大学生意识到自己在大学英语教育中不仅要进行英语知识的学习的同时,还肩负着用英语向世界宣传民族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三、民族院校民族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途径

(一)民族文化英语课程的设置民族院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实行开放性的多样化教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在后续课程、通识课程和选修课程等方面增加中国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如民族文化阅读课和口语课等。如果课程设置方面有困难的话,可以在教学内容方面,合理利用教材的同时,把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教学内容贯穿到各层次的英语教学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作为补充,提高各民族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例如,口语课程内容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相关话题为单元,通过情境导入、词汇认知、主题阅读、讨论练习、拓展话题等环节串联各单元学习内容,使学生基本掌握中国民族文化的英语词汇及相关表达方法,进而能用较为得体的英语向外国友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相关的基本概念、历史背景,以及文化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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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生存以及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社会形态极具特殊性。就云南少数民族来看,其生存的社会和自然地理环境极具复杂性,而且历史发展状况也极为复杂,在云南这个地方历来聚集和碰撞,以及融合和分解着多种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拥有25个,而全国的少数民族也仅55个,几乎占到一半,在全国范围内的省区中拥有最多和最复杂的民族成分,具有多样的地理环境,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经济文化。多样和复杂的云南民族音乐文化主要源于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历史文化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存在的差异。使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最终形成集本土和中原,以及东南亚和藏音乐这些音乐文化为一身。而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来看,拥有自己文字的并不多,即便拥有本民族文字,但对其掌握的人也并不多。口承性特征突出,其传承方式主要表现为口头传承,就民歌而言,继承与发展崇拜和历史地理以及民俗文化等都是通过口头传承实现的。自然和家族以及师徒传承是云南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表现形态,主要特征都体现为“口传心授”。

3教育在音乐传承中的地位及作用

今天,在实现相互交融不同种族文化,传播与继承同一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教育成为重要手段和主要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必须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载体,需要把自身的传承模式建立起来。而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育则应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现代民族音乐艺术传播者培养出来,向社会输送专门人才,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在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教学中,对于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比率值应成为我们重点考虑的内容,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艺术院校更为重要。培养方向受到传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潜移默化的影响极深,体现个人的技能成为音乐表演专业的重点,音乐教育专业与表演专业形成攀比的势头。管建华先生指出,在很多音乐教育专业高校,学“钢琴专业”或“声乐专业”,的学生很多,而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则屈指可数,培养综合素质以被放在次要地位。在课程设置上出现西洋体系音乐理论课程与纯粹模仿民族音乐课程的结合,这对于民族音乐教育发展而言,是否是最佳方案值得人们深思。就高等艺术院校办学方向而言,民族文化背景和社会形态,以及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等因素应成为少数民族音乐教学的立足之本,对其研究应实现综合性,具备多层面和全方位特征。在划分教学内容上做到细致化,同时紧密衔接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进程也极为重要,从而能够精显独立学科重点,形成宽泛的学科内容,实现相互依托各个学科,致使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体系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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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

立足于教师数量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教师队伍有了明显的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有一定的提升,但仍然不能达到基础教学的目标。就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的质量而言,西部民族地区存在很严重的代课教师现象,这有待进一步的改善。事实上,大部分代课教师都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与专业教师的水平相差很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进行基础教育的难度。

二、开展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有效措施

(一)健全财政体系,提供资金保障

根据西方国家教学以及我国其他民族地区的教学经验来看,转移支付是开展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有效手段。对此,我国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构建合理的经费使用制度,不断加强对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经费使用的监管力度。与此同时,笔者还建议中央政府适度加大对西部民族区域开展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设置相关的专项资金的办法来为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工作的有效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并才用专款转拨的手段来将资金发放给西部民族地区,以发展和巩固该地区的基础教育建设。另外,也可以借助这样的手段,来完善相关财政补贴机制的建设,为开展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提供充足的基金保障,以此来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为促进西部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大扶持力度,开展基础教育

为了能够保证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能够健康发展,教育主管部门要牢牢把握住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扶持力度。做好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远程教育工程”、“寄宿制学校建设”等工作,对于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要加大扶持力度。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西部民族地区教师编制时,要充分考虑本地区实际的教学情况,合理的降低编制要求,向高等师范院校招聘专业的教学老师,提高专业教学队伍的水平,开展基础教育,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

(三)强化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建设要求充分认识到师资队伍的重要性,并将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放在第一位。根据西部民族地区多年的教育经验以及实际的教学情况来看,提高教师水平、强化师资力量是十分必要的,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基础教育的要求。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要提提高对教师教育的改革,大力发展师范类院校的专业建设,切实提高专业教师的教学质量,建设出优秀的教师队伍。此外,还可以鼓励内地师范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去西部民族地区支教,加强内地与西部民族间的教育交流,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通过建设处大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有利于充分提高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教学水平,培养并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推动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加快改革进程,进行基础教育

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学作出了新的要求,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教学也要及时的更新教学观念,从而更好的实现“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全体学生的共同发展”的教学目标。基于这样的要求,西部地区要提高对新课标的重视,详细分析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并将其教学精髓应用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作为开展基础教学的主要依据。不仅如此,在开展基础教学时要打破经验主义的约束,充分体现出学生在基础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教学指引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挖掘学生内在的学习潜能,促进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去。通过这样的教学手段来不断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改革进行,创新教学手段,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开展有效的基础教学,进一步推动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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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坚持民族与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多元实践探索与尝试。

近年来,谭晶、龚琳娜、吴碧霞等“跨界民族歌手”的不断出现,以宋祖英为代表的学院派歌手与其他类型歌手“混搭”取得成功效果,都不停的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受,同时也在极大程度逐渐突破了人们以往对于民族声乐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但从严格的声乐学科种类划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看似不同类型的歌手都属于民族声乐的范畴,但又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吴碧霞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民族声乐功底,她在艺校期间学习的是湖南花鼓,进入大学后正式开始学习民族声乐专业,而在研究生阶段却转而攻读美声专业,这种中西合璧的学习经历极大的拓展了她的艺术道路,展现出更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但如果我们对整体声乐艺术或者声乐理论有一个较高的认知水平就不难发现,如果单单从演唱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来讲,吴碧霞的美声演唱只具其形,不具其实,是较为业余的,其根本性质上是一名非常标准的民族歌手,但即使她的美声演唱较为业余,只表现出一些皮毛,但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她的歌唱艺术层次,增强了她的艺术规格。再比如“民俗”唱法为代表的民族歌手谭晶,虽然她的民族与通俗唱法结合只是简单用民族声乐的演唱方法演唱流行性质的歌曲,在声音的运用于表现层面上并没有突破民族声乐的范畴,但至少为我们实际的教育教学和演出实践上拓展和丰富了曲目的选择。再比如凭一首神曲《忐忑》,以奇葩形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龚琳娜,则以民族声乐为基点,开创了一条极为独特的蹊径,树立起自己鲜明的风格。如果我们深入的分析它的演唱风格,不难发现其实她无论从声音的运用还是表现的方式上人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首先,她的声音具有明显的非常正统和规范学院派特征,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和表现上融入了非常多元的艺术风格。比如《忐忑》、《金箍棒》因为编曲和配器上完全由她的德国音乐家丈夫操刀,所以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后现代风格,但究其实质,她此类型的声乐作品则运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元素,也正是这种民族与现代结合所产生的非常独特的,甚至有些怪异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艺术效果才给人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使人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了这位其实成名已久的民族唱法的歌手。同时,无论你对她的这种演唱风格是喜爱还是厌恶,认同或者唾弃,我们都无法否认其对于我国民族声乐演唱风格丰富和多元化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上述事例说明,首先,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基点是民族性为基础与科学唱法相结合,而民族声乐多元化的方向一方面是继续深入挖掘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艺术元素、精神与气质,同时要继续秉承包容性与开放性,兼收并蓄的吸收外来音乐的艺术元素,从艺术处理与表现上不断的丰富和拓展自己,而现有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的民族声乐教育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要进一步更加彻底和完善的贯彻多元化的理念和思想,我们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在坚持民族性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学生声乐演唱的科学性、专业性与规范性,紧跟国际上美声声乐艺术发展的潮流,吸收先进的声乐演唱理念,另一方面还要在演唱的艺术处理、曲目选择、演唱实施上大胆的探索、创新和尝试,鼓励学生在合理的艺术范畴内,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多元的声乐演唱实践。我国民族声乐艺术与美声唱法的借鉴和融合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和课题,这本身也是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多元化的最根本体现,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声唱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概念、意识都源自俄罗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于美声唱法的理解和认知才真正与国际接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意大利的声音理念占据主流,而21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意大利的美声艺术发展逐渐陷入停滞,但在德奥地区美声声乐艺术则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时德奥的美声声乐理念与风格独占鳌头,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与法国之间交流的广泛和深入,我们发现法国的美声声乐艺术风格与我们的亦有很多契合和相融之处,所以,可以说,我们对于美声声乐艺术的借鉴与应用要具有发展性和国际性的眼光和视角,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声乐艺术更具普世性,才能更好地走向国际声乐舞台。同时,我们要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市场意识。作为新时期的民族声乐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对当前社会的艺术发展形势与艺术市场需求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并从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在教学中不断加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我们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是空中楼阁,我们的学生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高大上”的基本声乐演唱技能以外更要面对毕业后残酷的职业竞争,因此,在大学期间仅仅具有专业的歌唱技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在保证学生专业演唱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力。首先要不断的拓展教学曲目,传统的教学曲目固然很多是必须要学习的,但音乐是社会生活的实际表现,必须要积极鼓励学生演唱更多的新创作的曲目,而在选择类型上也不应拘泥于固有思维,无论是传统的民族声乐曲目还是新创作的曲目,无论是流行歌曲还是音乐剧选曲,只要是符合民族声乐演唱的风格与特质就可以为我所选,为我所用。而在演唱的表演形式上也要尽量的拓展,鼓励学生在课堂、考试和实践演出中选用对唱、重唱,甚至可以与流行唱法、美声唱法、民族乐器、西洋管弦乐器进行组合,然后教师要对其进行规范和指导,这样不但能够极大的拓展学生的艺术表现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生多元化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思维和意识,在“授人以鱼”的同时“授人以渔”,使学生在走进社会后真正适应多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实际需要,成为具有较高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力的民族声乐专业人才,同时这也能够最大限度的杜绝教育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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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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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