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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和应用的科学。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了对化学的探索，因为有了人类就有了对化学的需求。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国著名滑雪前辈杨石先生说：“农、轻、重、吃、穿、用，样样都离不开化学。”没有化学创造的物质文明，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生活。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可以从人与化学的关系去探讨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化学作为一门庞大的知识体系，能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满足社的需要，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它的成就已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生存，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化学。社会的一切发展，生命是基础。一切生命的起源离不开化学变化，一切生命的延续同样离不开化学变化。恩格斯说：“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没有化学的变化，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也就更不会有人类。是化学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美丽的地球。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2
工具性是语文课程与生俱来的基本属性。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确定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我国的现代语文教育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其间，语文课程的工具性经历了“具有时代印记”的若干阶段，大致表述为表情达意的工具、基本工具及阶级斗争工具、基础工具和交际工具等[2]。
语文课程被视作表情达意的工具，主要在语文课程单独设科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单独设科之初，《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分别认识到语文能“供谋生应世之需要”或“以备应世达意之用”，肯定了语文课程的实用性，这也是语文工具性的前身。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小学国语暂行课程标准”，此后其他版本的课程标准虽然没有再直接使用“表情达意”一词，但都通过“表达情意”等表述，强调了语文课程“表情达意”的功能。
语文课程被视作基本工具及阶级斗争工具或基础工具，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语文的工具性得到了明确，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语文课程工具性的表述略有不同。1955年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指出：“小学语文科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儿童的强有力的工具。”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也都指出，语文“是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1957年语文课程被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63年，张志公在《说工具》一文中指出：“语文是个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因而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3]同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叶圣陶也在文章中强调，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4]。
语文课程被视作交际工具，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语文课程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实验用）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实验稿和2011版以及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认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不可能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相互之间的交流必然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工具来实现。因为相对于肢体动作等而言，只有语言才能更清晰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因此，近年来学界对“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形成了统一的认识。
综上所述，人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认识到了语文课程在“表情达意”、“认识社会”、“从事工作”、“相互交流”等方面的工具作用，虽然其中的视角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语文课程对生活的服务功能，这些认识为“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教育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大语文：通过联系现实生活拓展了教学领域
关于我国20世纪语文教学的百年变革，有学者将其划分成4个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前后照搬西方教学理论阶段、30至40年代中西教学理论融合阶段、50至70年代受苏联模式影响阶段、80至90年代探索语文教学新方式阶段。”[5]依据这一判断，对语文教学新方式全面而又自主的探索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实在此前的教学实践中，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在语文课程单独设科以后不久的1919年，孙本文就曾指出，“课内教授仅为指导课外自读之预备；国文之主课宜于课外自读求之，不当斤斤于课内求之也。”[6]夏丐尊也曾撰文“劝学生不要只从国文去学国文”，而要注意观察社会生活，把“读书和生活两件事联成一气、打成一片”[7]。这些与《语文学习》杂志从1993年第7期开始在封面上引用的美国学者华特的“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观点完全一致。叶圣陶更是大力倡导语文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认为“生活是一切的源泉”，“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语感的敏锐，不能单从语言文字上揣摩，而要把生活经验联系到语言文字上去”；习作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的本身”，“有了源头才会不息地倾注出真实的水来”[8]。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语文实践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习得性，倡导语文教学要向广阔的生活开放，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语文实践中理解、掌握和运用语文规律，从而提高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探索语文教学新方式的实践更重视语文课程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其中，“大语文教育”的鼻祖张孝纯就倡导“联系社会生活”，其“大语文教育”思想的内涵是“以课堂教学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开拓、延展，把学生的语文学习同他 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起来”[9]。余蕾“课内外衔接语文教学实验”的主旨是通过课内外有机衔接的方式，使语文教学能动地向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延伸和拓展[10]。张孝纯和余蕾的实验虽然在具体的操作程序等方面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指导思想上有着共同的一致性。他们不谋而合地将语文教学由狭小的教室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把语文课堂教学与课外语文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倡学生关注生活环境，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发现、学习和运用语文知识，从而拓展学生语文学习的空间，促进学生语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以联系现实生活为核心的大语文教育思想，当时就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全国语文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刘国正曾亲临大语文教育研讨会现场，并到进行“课内外衔接语文教学实验”的有关学校调研，他对大语文教育思想大为赞赏，在进一步强调语文与生活联系的同时，还从课堂教学策略和课外活动形式等方面梳理了语文教学与生活联系的多重途径和操作要义，并预言“今天播下的种子会在下个世纪开花结果”[11]。21世纪初开启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全国范围深入实施，与之配套的语文课程标准就特别强调要营造大语文教育的氛围，并在“倡导联系生活、注重积累、加强口语交际、加大识字量以及多渠道开发、利用学生资源”[12]等方面，体现了大语文教育的思想。随着刘国正预言的实现，大语文教育联系现实生活的思想也得到了全国语文教育界的广泛认同，这也表明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三、生活化：倡导从日常生活深入生活世界
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来看，上世纪80年初就有语文教学论文开始使用生活化一词。如，在每句话中都找个重音“读起来就不生活化了”[13]。学生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学语文用语文的过程，语文的课堂应该是没有边际的。因此，“语文教材的生活化不可忽视，要在贴近生活和适用于生活上做文章”[14]。纵观近年来研究者对“语文教学生活化”或“生活化语文教学”中生活化的理解，主要有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和深入生活世界等几种情况。
首先是联系日常生活。语文教学本身就是从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语文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语文教师要努力挖掘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让生活成为语文学习的教科书。对此，有学者认为要让语文课堂走向生活，主要策略包括“创建生活化的教学环境（建立生活化的师生关系、营造生活化的教学空间、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建设生活化的教学内容（重视生活中课程资源的开发、注重教材中生活因素的挖掘、关注媒体中学习渠道的拓展）、构建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提倡在活动的情境中学习、提倡在感性的体验中学习、提倡在广泛的联系中学习）”等[15]。这种认识虽然强调了生活化教学环境、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构建，但主要强调的是语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其内涵与改革开放以后大语文教育实验的思想基本一致。
其次是养成行为习惯。习惯是个体经过长期练习和反复实践而养成的稳定的行为方式，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意志上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也能让人终生受用。有学者就认为生活化语文，实际“是把读写、听说、积累等语文学习行为生活化，当日子来过，进而牢固地养成语文学习的好习惯，真正实现语文生活化、生活化语文，真正使学生成为功底厚、素质高，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自主人格和创新能力的‘语文人’”[16]。这一理解将生活化语文视作“当日子来过”的语文，拟通过语文教学回归生活，让生活成为学生语文及人文素养发育和提升的根基，从而使学生养成语文学习的良好习惯成为“语文人”，但“回归生活”并“当日子来过”有将语文教学变成原始的生活状态的倾向。
第三是深入生活世界。虽然语文教学是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的，而且目前仍以日常生活为背景，但自从分离之日起就已经与日常生活有了本质的差异。所以，语文教学生活化不能只停留在注重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或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并运用语文之上，还应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陶冶灵魂、磨练思想、完善人格水乳交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语文与生活之间的‘厚障壁’，让语文教学与学生心灵相沟通，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17]。也就是说，语文教学要追求叶圣陶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所倡导的，让语文成为“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的境界，促使学生语文素养与情意水平的同步提升。
为此，有学者严正指出，“生活世界”不等于“日常生活”，语文教学生活化应该指向学生的内心生活，“并不是要把语文教学变成原始的生活状态，使它等同于日常生活，如果把教学变成生活，那无疑就等于取消了教学，也否定了学校教育存在的合法性”。语文教学生活化就是要让语文教学“回到教师和学生的生活中来，恢复其作为生活的鲜活与真实，并与师生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相联结”。因此，“‘生活化’实质上是指向意义层面的生活、内心的生活以及哲学上的‘生活世界’”[18]。由此可见，语文教学生活化不仅要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更要深入生活世界，使学生既提高语文素养，也获得生命体验和情意水平的提升。其中，从联系日常生活、养成行为习惯到深入生活世界，也可以看成是对语文教学生活化理解的深化过程。
总之，语文教学生活化是在工具性属性和大语文实验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在演进过程中，工具性属性虽然具有时代印记，但都肯定了语文课程对生活的服务功能；大语文通过联系现实生活拓展了教学领域，并实现了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生活化则倡导从日常生活深入生活世界，使学生在提高语文素养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 李良品，王晋.语文课程“工具性”的百年演进与述评.学术论坛，2005（10）.
[3] 张志公.说工具.林治金.语文教育论文选编（上册）.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
[4] 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央教育研究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5] 孙建明.我国百年语文教学革新嬗变及其特点.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6）.
[6] 孙本文.中学校之读文教授.顾黄初，李杏保.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7] 程稀，夏丐尊.国文教材的理论建构.全球教育展望，2007（7）.
[8] 周纪焕.论叶圣陶语文实践思想.课程·教材·教法，2008（5）．
[9] 张孝纯，张国生.一条广阔的语文教改之路.中国教育学刊，1992（2）.
[10] 刘国正.展开双翼才能腾飞——宜昌市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的状况和思考.课程·教材·教法，1998（7）.
[11] 曹明海.生活：语文教学的源头——论刘国正语文生活观.课程·教材·教法，2002，22（6）.
[12] 张国生.《语文课程标准》与“大语文教育”.中国教育学刊，2004（2）.
[13] 柴自生.谈语文教师的范读.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4）.
[14] 黎水生.语文教材“大语文化”构想.湖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3）.
[15] 韩国存.让语文课堂走向生活.语文建设，2005（9）.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3
二、引用名言警句，明理释疑深化主题
我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等，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活动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富含智慧、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在教学中适当引用名言警句，能说明和揭示哲学概念和原理，既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又能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形象；既有利于突出重点，又能深化主题。如在学习《哲学的基本问题》时，引用范缜的名言“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导入课题，在课堂上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里的“形”指的是什么，“神”指的是什么？你认为先有“形”还是先有“神”？“形”和“神”关系如何？“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得出结论：“形”指的是“肉体”，“神”指的是“精神”；先有“形”后有“神”；肉体存在则精神存在，肉体毁灭（不存在）则精神毁灭（不存在）；“形”和“神”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即哲学的基本问题。范缜的这句名言说明存在（物质）决定思维（意识），先有存在（物质）后有思维（意识），就是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唯心主义。思维（意识）和存在（物质）何者是世界的本原、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这样，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受、新的体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思考，加深了学生对哲学观点和原理的理解。
三、引用古典诗词，立疑激趣达成目标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4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5
关键词 ：斯普朗格；狄尔泰；文化哲学；人的个性；人格；文化心理学；伦理学；文化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20－07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1882-1963），狄尔泰的学生，曾先后任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蒂宾根大学的哲学教授，以教育学家、哲学家享誉德国。他的教育学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阐发，他的哲学思想又是狄尔泰文化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与狄尔泰一样，斯普朗格也强调研究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展开他的文化哲学思想。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路向上，斯普朗格又不同于狄尔泰。狄尔泰以“历史理性批判”反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通过建立表达生命存在的范畴体系来完成人的文化心灵的形而上建构。这就使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带有强烈的认识论特征。斯普朗格在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时，并不是沿着狄尔泰的认识论路向前行，他不是努力扩展、完善狄尔泰的范畴体系，而是把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转变为道德行为的研究路向。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形式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的个性的培养、人格的塑造。文化哲学就是要从人的生活形式入手探讨人的个性和人格问题。可以说，斯普朗格正是借助于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打通了文化哲学与教育理论的关系，他也由此而成为贯通哲学和教育学两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
简短地介绍斯普朗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特征，我们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斯普朗格虽是狄尔泰的学生，但对狄尔泰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斯普朗格的研究。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他独特的风格，应在文化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就他对人性和人格的文化形成的研究而言，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化教育问题、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格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启示。鉴于此，本文将以他的文化哲学的代表作《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Lebensformen: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und Ethik Der Persnlichkeit）为文本根据，系统地论述他的生命形式的学说。
一、精神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心理学所面对的人总是个体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辩，也无可讨论的问题。但是，心理学与哪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相结合，或者说，心理学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规定人、理解人和说明人，则是一个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就从这一可争辩、可讨论的问题开始。
斯普朗格反对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个体的存在预设一个认识论的前提，主张从精神科学、或称之为精神哲学（Geistesphilosophie）的思维方式来规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心理学的问题。
从精神科学的层面研究心理学，斯普朗格首先对心理学的对象作了说明。斯普朗格承认，心理学“是从个体主体开始的科学”[1]，但是，在他看来，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客观联系之中的存在。这种客观联系既有个体主体自身的联系，又有与客体的联系。斯普朗格所说的个体主体自身的客观联系，指的是个体以一定的生活形式形成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历史的相互关联；他所说的主体与客体的联系，指的是主体与客体通过记忆形成的关联。从斯普朗格对个体主体的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朗格虽然强调个体主体的地位和意义，但并不把个体主体封闭在主观性之中，而是努力发现个体主体存在的客观基础，努力从个体主体走向集体的、历史的、整体的主体。
斯普朗格在确定了心理学所研究的个体的性质后，就以此规定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既然在精神科学的层面上，个体主体总是处于客观的联系之中，那么，精神科学就不能单纯从主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它还必须从客观方面研究个体主体。于是，斯普朗格就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所处的客观联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个体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关联，个体如何在历史生活中形成一种可转换的主体和集体的主体。对于这一客观性，斯普朗格亦称之为“历史的叙述”[1]；二是研究“批判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种理想的、精神的规则，亦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它形成于个体主体进行批判的感性活动中，或想象的理解之中。主观方面主要研究主体的经历。与客观方面的研究内容相应，精神科学研究主体的经历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来源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经历（die Erlebnisse）；二是来自于批判的客观的标准的行为和经历。
事实上，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内容的说明是比对主观内容的规定更有意义的方面。斯普朗格正是通过对精神科学客观内容的说明，彻底地改造了心理学，把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因为，任何心理学的研究都要追溯主体的客观性，都要认定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可以说，对主体的客观性和对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的说明，是整个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人们怎样规定主体的客观性及心理过程发生的客观基础，就会怎样去提出心理学的研究问题，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斯普朗格对精神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正是这样。在斯普朗格看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所说的主体的客观性是个体肉体的客观存在，与之相应地，心理学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为基础，主要研究肉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运用原子式的分析方法分析单个的精神现象和神经活动，把精神活动看作是一种反映活动。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要素心理学”（die Psychologie der Elemente）。斯普朗格把客观性规定为“历史的叙述”和“批判的标准”，就使主体的客观性超越了个体肉体的限制，成为文化的存在。①这时，心理学不再以物理学、数学、化学、神经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而是以历史、以生活形式为基础，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个体的体验问题，受这一研究问题主导，精神科学不强调主体的反映活动，而是探讨和说明主体的理解、经历和体验如何可能。在这里，不论是客观基础，还是主体的活动都不是以单个要素呈现出来，而是呈现为一种结构，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功能性的方法。斯普朗格把这种心理学称之为“结构心理学”（Strukturpsychologie）。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表明，这两种心理学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自然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心理，精神科学的心理学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或人的历史的世界，它所研究的是人的文化心理。
强调从历史文化层面研究人的心理，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客观联系中的个体，是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二、文化与文化科学
斯普朗格主张从人的文化历史层面上提出和研究人的心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是一致的，所以，斯普朗格和狄尔泰一样，都以价值、意义等范畴来表达和说明心理学问题。但是，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又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有所不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说明人的生命存在的方式，而斯普朗格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他所使用的价值、意义范畴主要是用以说明人的行为方式，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生活其实就是人的文化生活。
斯普朗格提出研究人的精神生活①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现实的文化生活，它是历史形成的，具有共同性，同时，它又因不同的文化形式的差别和民族、国家、个体的差别，而充满个性，变得丰富多彩。斯普朗格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他所关心的不再是狄尔泰所研究的人的文化生命创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是着重研究文化的历史现实问题。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如何看待文化与文化科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文化，斯普朗格从他坚持心理学研究的个体总是处在客观联系之中这一观点出发，强调文化的客观性。他强调的文化的客观性具有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于个体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客观精神的结构，这是文化的价值现实；二是相对于不同的文化形式而言，文化的客观性是指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这是文化的历史现实。这两种文化的客观性都是建立在承认文化的个体性和差别性之上的，所以，斯普朗格在提出文化的客观性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对文化科学的研究发现文化的个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这就使文化的研究指向了文化科学。
在斯普朗格看来，文化科学是由不同文化学科组成的结构系统。文化科学存在于一系列的文化领域：科学、经济、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社会团体、国家、法律、教育等等，参与这些领域活动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并用独特的语言方式和意识来表达这些目标体系和主导思想，从而形成一些特殊的文化类型，构成不同的文化学科。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科学、艺术科学、宗教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文化学科。但是，这些文化学科不是一些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结构整体，即一定的价值体系。据此，斯普朗格把文化科学称之为客观的文化体系。
斯普朗格认为，文化科学作为客观的文化体系，体现着文化的共性。斯普朗格从文化本身和人两个方面说明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的产生和人的形成的意义。（1）从文化本身看，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根据。不同的文化形式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它们都必须在文化的共性中发现自己存在的根据，而文化的共性又因此把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不同文化学科之间不是在空间上相互并列的存在，它们都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和一些文化要素，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文化整体的实质和特征。在论述文化共性时，斯普朗格特别强调时代文化。他认为，时代的文化就是一个文化整体或文化的共性，体现着时代的价值取向，经济、法律、科学、技术、道德、宗教等文化学科都只是作为一些文化要素参与其中，体现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门具体的文化学科中发现不同文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科学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形式、经济、道德和教育的观点，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时代，而文化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这些文化学科的时代内容和不同文化形式产生的时代根据。（2）从文化对人形成的意义看，文化的共性是产生不同类型的人的根据。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类型的人产生于不同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即是客观的文化系统，它制约着个体的人和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把个体的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不同的类型。人的科学的、经济的、技术的和审美的本能是生活形式塑造的，人的道德、宗教本能、人的国家的、法的和社会的本质也都是生活形式的产物。斯普朗格所说的精神生活或生活形式不只是指时代文化，也包括不同形式的文化或不同的文化类型。所以，当他以文化的共性作为不同类型的人形成的根据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探讨人格形成的问题。这样，斯普朗格就由探讨文化和文化科学的问题进到了探讨人格的形成问题。
事实上，斯普朗格强调的文化共性的两个方面的意义是相互联系的。文化共性对于文化形式产生的意义体现着社会的精神活动，而文化共性对于人形成的意义体现着个体的精神活动，两者都是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构造起来的。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不论是谈文化也好，谈人的精神也好，谈人的行为方式也好，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形式。斯普朗格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行为即是人的文化活动，而人的文化活动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1]因此，生活形式是一切文化的根基、精神生活的根基和人的行为的根基。斯普朗格就以对生活形式的研究阐明他的文化哲学思想。
三、生活形式的基本含义
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即是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具体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斯普朗格所说的生活形式尽管是指人的文化生活，但他不是就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而是就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而言的。他强调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包括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两个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强调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实际生活、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所以，生活形式首先是指与人的行为相关的活动，是人的生活实际和生活现实。人的认识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脑中产生的，是人的观念的活动，这种活动当然不具有实践的意义，但是，人的行为意义的文化活动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的，是具有实践的意义。强调生活形式与人的行为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实际、生活现实，具有实践的意义，这是斯普朗格对于生活形式的最基本规定。
第二，生活形式具有文化的客观性。斯普朗格在研究生活形式时，反复使用“精神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来说明生活形式。斯普朗格使用“精神历史世界”是把人的文化生活与人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质的存在相对立，说明生活形式是人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人的物理世界，人的生活形式的客观性亦指文化的客观性，而不是指物理的客观性。所以，在斯普朗格那里，“精神的历史世界”、“客观的文化”、“精神结构”、“精神生活形式”等词具有同等的意义，即都是指与物理世界相对的文化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客观性即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客观性，人的精神历史世界的发展规律亦是人的文化世界的发展规律。
第三，生活形式是系统化的结构整体。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人的生活现实，又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从总体上看，生活形式是由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构成的，而主体的文化行为与客观的文化世界又都具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就主体的文化行为而言，有个体的文化行为和集体的文化行为，个体的文化行为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来确定的，集体的文化行为则受到共同的价值规则的制约；就客观的文化世界而言，存在着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内在结构关系。从斯普朗格对生活形式的整个论述看，斯普朗格从来就不把主体的行为与客观世界的结构分开，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从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中发现生活形式的整体构造。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人的文化行为与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造就出理论的人；人的宗教行为与宗教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产生出宗教的人；人的艺术行为与审美的文化形式相对应，从而形成审美的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的结构也是人的内在的文化结构，或人的文化行为的结构，人的文化行为、生活形式和文化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三个方面或三个要素。考察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是斯普朗格研究生活形式的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
斯普朗格的《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是立足于前两个特征研究文化形式的结构。由于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着重于人的文化行为，所以，他对文化形式结构的研究也主要按照人的文化行为结构来展开。
斯普朗格对人的文化行为结构的论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个体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文化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分这两个层面探讨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思想。
四、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
关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斯普朗格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从生活形式的定义出发，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现实的问题，一个实践的问题。斯普朗格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人的生活实际、人的文化现实出发说明个体的行为与生活形式的关系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行为总是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而人的实际生活对个体行为的制约性来自于生活形式。人的实际生活也就是人的文化活动。从人的实际生活出发解决个体行为的客观现实性问题，就建立起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个体的行为总是要受到客观的文化活动的制约，而客观的文化活动又以生活形式为前提和基础，因此，个体的行为如何具有客观现实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斯普朗格那里，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来确定的。文化类型是生活形式的凝结，又通过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个体行为与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个体行为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同样地，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之中，必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个体的行为区分为认识行为、审美行为、经济行为和宗教行为等等；与之相应地，生活形式也区分为理论的生活形式、经济的生活形式、审美的生活形式、社会的生活形式，政治的生活形式、宗教的生活形式等等。这些不同的生活形式也是一些不同的文化心理模型。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相结合，就塑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的人。于是，人们就获得了理论的人、经济的人、审美的人、社会的人、权力的人和宗教的人等等。理论的人即是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人，是哲学家；经济的人是企业家、商人；审美的人是艺术家；社会的人、权力的人是政治家；宗教的人则是进行宗教认识的人和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斯普朗格在研究个体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时，反对先前的哲学家们把人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看作是一些彼此孤立的文化领域，主张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中把握文化的整体。在斯普朗格看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都有其特殊性，都有一种为主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是，这并不排除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可以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使一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除了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外，还可以兼有其他的结构和功能。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相一致，是以概念、逻辑的方式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在斯普朗格看来，揭示存在的普遍性、一般性是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的主要特征。这里的普遍性、一般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主体而言，指认识的成就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通用的、普遍有效的；二是对客体而言，指认识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世界的一般与普遍。人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所具有的这两层意义的普遍性、一般性，表明了它们与人的智力的联系，是人的智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认识行为与理论的生活形式最初产生于神话中的理智因素，以后又与科学活动结合在一起，并且在科学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表现。所以，人们通常仅仅从科学活动的特点出发理解认识，认为人的认识即是关于世界的图像和精神的符号。斯普朗格并不反对把科学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甚至还认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认识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反对把科学与认识画等号，视科学为认识的唯一形式。斯普朗格认为，人的认识除了与科学相联系以外，还和人们的经济生活形式、审美生活形式以及宗教生活形式等等相结合，是对这些领域的生活现象的抽象和概括，体现着这些领域生活现象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正是从这种整体的联系出发，斯普朗格才肯定认识所具有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具有上述两层含义。
同时，斯普朗格还从这种联系出发，说明人的认识与不同的文化活动相联系，产生出多重功能：当认识与科学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具有理智的功能；当认识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时，认识就具有了效用性功能；当认识与艺术活动相联系时，产生出直觉的认识形式；当认识与政治相结合时，知识就有意志和权力的意义；当认识与伦理学相联系的时，认识也就获得了价值的功能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西方哲学的理论差别、体系各异，就在于哲学家们探讨认识功能的着重点不同。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对认识的审美功能的发挥；苏格拉底、普罗达戈拉的哲学是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结合。西方哲学与认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认识功能的揭示和研究也最为充分。其实，从文化整体的发展看，其他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形式与认识行为和理论的生活形式具有同样的存在方式。经济行为与经济的生活形式相一致，以效用为其主要功能，但同时，又与理论的、审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等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审美行为与审美的生活方式相一致，以艺术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主要的思维形式和活动方式，但同时，它又与科学、政治、伦理的文化类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具有多种功能；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体系，但它同样也在与其他文化形式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多种功能。
斯普朗格在说明个体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式：其一，斯普朗格以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改变了近代哲学仅仅以认识论的方式说明存在问题的研究方式。在对认识行为与理论生活形式的说明中，斯普朗格也谈到了认识论对于哲学建构的意义，但是，在他那里，认识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形式，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行为、一种文化活动。把人的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加以考察，是斯普朗格的认识论与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第二，斯普朗格以对文化整体的研究改变了近代哲学肢解整体的研究方式。近代哲学家们也意识到了不同文化形式对于哲学的意义，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把不同的文化形式分离开来，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种文化形式。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把真、善、美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在它们之间划一条绝对分明的界限。康德的论证是典型的近代哲学的论证方式。与近代哲学不同，斯普朗格在肯定不同文化形式特殊性的同时，更强调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正是这样，斯普朗格虽然强调的是个体的行为，但他所研究、所揭示的依然是文化的普遍性和整体性。斯普朗格所说的客观性不是概念的客观性，而是文化的客观性。我认为，斯普朗格只是由于改变了近代哲学的上述两种研究方式，才能说明个体的行为何以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他所说的个体行为的客观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客观性。
五、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
社会行为从人的本质的角度看，是人的价值实现问题。在斯普朗格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价值，人的社会存在即是人的价值行为。人的价值实现是社会行为的最高目标，也是生活形式的本质内容。因此，在斯普朗格那里，社会行为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在这一层面上，生活形式的文化系统也就是价值系统。
如何看待价值的问题？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文化问题，价值是人的本质，亦是人的文化活动。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斯普朗格依据文化类型把价值分为不同的种类：经济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等等。斯普朗格认为，这些价值都来源于一定的生活方式，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的生活方式、道德价值来源于道德的生活方式、宗教价值来源于宗教的生活方式、理论价值来源于理论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来源于审美的生活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价值根源于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的发展规律即是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价值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即是价值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但是，斯普朗格并不认为，不同种类的价值仅仅与产生于它的生活形式对应。在他看来，不同的生活形式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创造的价值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其它的生活形式。价值与生活形式处于多重的复杂的联系之中。斯普朗格主要从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生活形式，把生活形式看作是一种伦理学体系，于是，他也就从伦理学体系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生活形式创造的价值规范对于构造伦理学原则的意义，比如，经济的生活形式适合于效用的伦理学体系，理论的生活形式产生伦理学的实际的、理性的原则，审美的生活形式构造了伦理的内在体验原则，宗教的生活形式适合笃信宗教的伦理学。这就是说，伦理学的原则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生活形式创造的，而是多种生活形式共同创造的结果。在《生活形式：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和人格的伦理学》中，斯普朗格用第三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问题，表明他研究的社会行为着重指的是人的道德行为，伦理学的规范是约束整个社会行为的，它所塑造的是社会的人的文化心理。
斯普朗格在研究价值与生活形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研究了价值的内在构造以及价值实现的途径。斯普朗格把价值分为客观价值和主观价值。客观价值是道德行为的赋予，主观价值是人的自我确定，价值的形成是在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中实现的，而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冲突又来源于道德生活本身。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及其相互冲突就是价值的内在构造。与价值的内在构造相一致，价值创造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价值的对象物或价值客体的形式实现；二是通过价值主体或通过价值主体的体验确定人的价值。在这两种实现途径中，斯普朗格尤其重视后者，认为，正是价值体验形成了对精神结构的理解，从而构造了精神结构的复杂类型和多种精神形态的历史，同时价值体验也塑造了人的理想和人格。斯普朗格强调主观价值对于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并不妨碍他对客观价值的重视和研究，只是突出了生活形式中的活生生的内容。这表明，他所说的生活形式不是一些死的文化形式的组合，而是以人的行为为核心展开的价值体系，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系统。
在斯普朗格对价值问题的论述中，有两个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斯普朗格以生活形式为价值的根基，力图在生活经验的层面上研究价值问题，视价值为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的存在。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化哲学心理主义学派重视生活经验的思想，厘清了价值与生活经验的关系，即生活经验是价值的根基，价值只有植根于生活经验之中，才能成为人的生命，才有意义，离开了生活经验，价值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空洞而无内容。第二，斯普朗格肯定了价值的社会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价值是一种社会的伦理规范，它是社会的创造物，具有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价值对个体的作用和个体对价值的体验是个体的社会化、客观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以价值为中介建立起来的，个体行为的客观化和社会化恰恰是以个体的价值化表现出来的。这就厘清了价值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研究人的价值问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六、结语斯普朗格文化哲学的特色
斯普朗格在学派上承袭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派，又有自身的特色。与狄尔泰的文化心理学体系相比，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强调人的文化行为对于人的文化心理的意义。在斯普朗格那里，生活形式是由人的文化行为、文化类型和文化的人构成的，其中人的文化行为居于生活形式的中心地位。文化类型是由人的文化行为创造的，并通过人的文化行为表现出来，文化行为在创造不同的文化类型的同时，也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的人，塑造出个体的或社会文化心理，形成人的理想和人格。通过这些研究，人的文化心理从认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层面，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对于人的文化发展来说，也不只是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而是具有了实际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两点上，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有别于狄尔泰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了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体系。斯普朗格以对人的文化行为的研究突破了狄尔泰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路向，开辟了文化哲学的实践思维的研究路向。这正是斯普朗格对于文化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6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活跃校园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办好有特色学校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国家着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一直承担着主渠道和主阵地的角色。然而在两项任务进行过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校园文化受学生价值体认差异影响而难以达成共识，校园文化的传播缺乏有效的载体，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面临着形式单一、实践教学匮乏的瓶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急需寻找提供新的方法和资源。然而二者之间恰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但就目前高职院校的实际工作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分属不同的部门，缺乏沟通和合作，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各司其职，教育资源不能高效组合，既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又影响校园文化功能的发挥。
因此，在我国大力倡导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推进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现状与工作需要，寻找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对此问题做以探讨和研究。
一、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
（一）二者育人的根本目标一致
校园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也称学校文化。它是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内和课外文化思想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是通过师生互动得以体现和形成的，渗透在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构成来看，校园文化包括外显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包括内隐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它是学校优良传统的结晶，是学校建设的灵魂，是决定学校兴衰的重要因素和维系学校发展的精神支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校师生思想观念、道德品质、心理人格、生活方式、知识技能、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高职院校在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都将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重要举措之一，希望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将学校打造成文化养成之地、文化交融之地、文化创新之地、文化传播之地、文化引领之地、文化交流之地。这些既是对校园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之一。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及《形势与政策》课。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教育以及基本国情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大学生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文化育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导向功能是教学育人。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各有特点，侧重不同，但是在育人的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就是把当代大学生培育成为四个“新一代”，即“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
（二）二者内容交叉，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健全的、开放的、自由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上具有交叉性，形式上具有重合性，例如，校园文化中传达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等等观念正是思政课的教学内容，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常用的形式，如爱国主义的演讲，三观教育的讲座等等。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校园文化活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途径、有效载体和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证。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为校园文化活动提供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校园文化有机地结合，可以互通有无，形成优势互补，从而提高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二、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实践价值
（一）加强学生对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慢慢实现的，但是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想观念存在差异，因此对于校园文化的感悟和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也需要必要的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恰好可以满足这种需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将校园文化作为一种教学资源融入课堂，给予学生明确的分析和指引，可以加强学生对于学院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使学院文化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学科建设不断推进，教材建设取得成效，教学方式方法逐步改进，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教学方式方法比较单一，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够，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内轻课外的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门未能与其他工作部门一起建立教学、管理、服务等综合育人的良性体制，理论教学和环境育人未能有效结合，未能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引领导向作用和全程覆盖作用。而此次课题中提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效结合是思政课教学改革的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方向，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开辟了新的教学资源，能够开启思政课教学的新局面。
（三）提升学院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从理论到实践”，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校园文化注重“从实践到理论”，即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提炼、总结出理性知识，验证和发展科学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校园文化活动的举办提供了更多符合时展的主题思想和内容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思想性，对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品质提升是极大的促进。
（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院一直强调全员育人的理念，就是要将各部门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将形成理论育人、实践育人和环境育人相统一的有效机制，营造育人的良好氛围，改变了以往教学与管理割裂开来的局面，将有效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和水平。
三、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机结合的途径
（一）校园文化走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增设一定的学时，设置教学专题，向学生介绍本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如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学生直接的触碰到校园文化的内涵深处，并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展现给学生，引导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过程中有意识地发现和领悟校园文化的内容。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中，积极渗透校园文化的内容，包括学校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理想信念等，使校园文化中坚持的主流思想和精神在学生的生活中时刻闪现，潜移默化的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
（二）将校园文化活动作为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形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与本门课程内容相关的校园文化活动，要求学生在学期内主动去参与实践。并要求学生在活动过后结合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提交活动的心得体会，作为实践考核的一个部分。这样可以促使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更加留心，注重体会，避免了应付了事走过场的现象，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也可以实现理论教学的应用性。即可以减少教师自行组织实践活动的麻烦，避免重复劳动，也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保证学生可以有充足的精力完成各项活动。
（三）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工作合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部门因为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充分发挥这一特点，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具体意见。尤其是在校园文化活动的主题和具体形式的设定上，可以与主管部门共同研究，群策群力，提升校园文化活动的内涵，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效果，实现理论育人、实践育人与环境育人的有效统一。
参考文献：
[1]王岩.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二识[J].江苏高教，2006，（2）.
[2]吕广南，罗丹桂.对高职“两课”问卷调查的分析和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4）.
[3]朱振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与对策[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06，（5）.
[4]覃晓晗.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拓展——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论议[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10，（6）.
[5]于松.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兼论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关系[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6，（7）.
[6]张德、吴剑平.校园文化与人才培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7
综观目前的课堂教学，大部分课堂仍然是知识传授和思想规训。主要表现在：第一，循规蹈矩的知识教学。目前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内容在不断增值与膨胀，在传统的“五论”即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和发展论的基本结构上，不断吸收中外文学理论资源的最新成果，一直在努力地建立一座融汇古今、贯通中西的宏伟精致的理论大厦，使天下文学理论皆备于我。结构庞杂，内容繁多，将产生于不同的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基础上的众多不同形态的文学理论融合在一起，教材变成了一个庞杂的知识拼盘，很难消化吸收。
第二，理论与现实相脱节。“哲学的生命不在哲学的技术性，而在于哲学的人间性”[1]。文学理论的学术创新能力虽然有诸多来源，但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一旦脱离现实，理论的生命力就会枯萎、衰竭，意义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目前，文学理论的教学从总体上说没有能够对这些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导致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的厌倦和漠视。一些学生反映，目前的文学理论学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不能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不能解释他们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现实的文艺知识和审美经验。
第三，文学与理论的分离。目前的文学理论教学，能够让学生基本掌握相关的概念、范畴等基础理论知识，但是面对陌生的或者当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却大多不能够灵活运用，只能泛泛而谈，缺乏对文本“肌理”的独特体验和发现。这说明，文学理论课程的习并没有调动他们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关注和敏感性，能够进行文学研究的人就更少了。在当前的教学中，理论与文学相互分裂，学生的理论修养与文学审美鉴赏能力没有能够很好地进行统一，因而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提高。
要走出目前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需要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与研究者们树立一种建构意识。“建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与后现代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关键词。福柯指出：“人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固定的、普遍的东西，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和赛义德的《东方学》等充分体现了福柯的建构主义思想。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谈到，他这本书的基本思路即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3]。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的建构意识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开放的文学观念。“不把‘文学’视作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概念，而是转向把“文学”视作一种话语建构”[4]。没有一劳永逸的、普遍有效的关于“文学”的定义，它们只是某个时期、某个学术团体或某种意识形态条件下的产物;也不存在无条件的、纯客观的“文学本质”，它必然受到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我们从属的群体归属、民族认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符号的中介和影响。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时期被奉为“圣经”的“三突出”、“高大全”等曾经的“普遍真理”原来是作为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事件”出现的。同样，文学理论课程也是一种话语活动形态，而不是一种知识体系形态，因而不具有绝对客观性，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误区之一在于用本质主义的态度理解“文学”及其本质，把那些从以往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文学特征”当成文学的普遍标准和本质，把现有的文学理论体系当成“天然正当性”的认识，认为现有的体系结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文学艺术问题，从而建立起一种机械的评估――筛选――排除机制。这就使得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呈现出逻辑化、演绎化的特点。
理论体系的封闭性、确定性常常意味着理论的终结，正如文德班在《历史与自然哲学》中指出：“人类的理智愈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规律，也就愈要把个别的东西本身抛掉，忘掉，放弃掉。”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对“文学”和文学的“本质”应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应深刻认识到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未定性、过程性等特征，应使目前的文学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与当下文化艺术活动进行积极对话的能力。文学理论的课程教学应不断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动态的历史关系中理解文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如何使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文化旨趣保持和谐？构成文学理论前提的那些要素是否仍是恰切？文学理论对于现在和未来人们的文艺实践所具有的解释力是否依旧充足？通过这些追问，目的是使文学理论永远保持自我更新的欲求和能力，从而推动文学理论不断开启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把所谓的“本质”、“原理”当做一种话语的建构。其次，把这种话语建构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
第二，具有深刻的现实洞察力。抓住文艺的现实问题或时代问题，始终正视文艺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现象，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深刻洞察力。文学理论教学既要面对当今形形的西方文艺思潮，又面对当代文学变幻莫测的创作实践;既要面对当下各种文学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又要面对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文学等普遍有效的问题。比如，21世纪，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中西文化交融沟通明显增强，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突然“崛起”、大众文化的蔓延，这些新的文化景观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对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知识传授提出了新要求。在传统的文学理论课堂上，我们比较集中地探讨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文学家的个体才能与创造力、文学艺术生产的精神观念属性等，很少考虑到物质的、机构的、技术的维度，也很少有教材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数字媒介大量涌现，网络写作大肆盛行，商业化、产业化、功利化等一些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方式和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方式的理解。这都需要我们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人具有现实的洞察力，将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紧密结合，不要让理论模式将我们封闭在学院高墙里，无法与社会现实形成有效的对接。
当下文学理论教学受到一些质疑和抗拒，很大的原因即是现实洞察力的缺失。由于教师知识与视界的原因，一部分人对于当代文艺发展的新经验、新问题缺乏前瞻意识;一部分人不愿、不屑于关注当前文艺实践中涌现出的大量的新现象;还有一些人回避乃至抗拒文艺发展前沿动态。当既有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新的文艺现象时，文学理论研究者如若不能与时俱进，则只会削足适履，将新的文艺现象硬塞进某种理论框架，抑或抱怨新的文艺作品缺少品位或创作方式不合“规范”，这些都束缚了当前的文学理论教学。
当前的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应从两方面增强现实洞察力。首先，应该以学生的生活体验为出发点，引导学生在生活现象的认知和感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和熏陶，形成对文学理论相关概念的认识与理解。例如，阐释“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寻找一些社会热点和具有普遍意义事件，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加之教师的理论梳理和点拨，相结合就会对“女性主义”这一既具个性又能反映社会本质的概念有进一步的了解。它既遵循了文学由于生活到艺术再到理论总结的规律，又体现了教学过程中对于生命主体的尊重。通过引导学生对于生活的关注、体验和思考，使学生在自主的实现过程中，释放、确认自我。其次，直面新的文化与文艺生活。南帆说：“文学终于将日常生活带入历史。尤为重要的是，文学解放了这个领域的巨大能量。所谓的‘解放’意味了这种时刻：个别、琐细、日常经验、个人的感受与气息―――这一切在文学之中汇聚起来，瓦解种种成规，甚至冲出一个历史缺口。”[5]比如，在介绍“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这一章节时，在感性体验的层面，可以创设讨论情境，引导学生关注当前“文学的传统与创新”的现状及其得失，从而进入理论层面探讨。有了理论准备之后，即可在回到文学活动的现实本身，为当前文学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开出良方。如此，在教学过程中，便形成了“文学现象――理论总结――回归生活现实”这样的逻辑理论，文学或文学理论，从来都是与体验及日常的生活世界和经验密切相关。
第三，进行考试改革。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固化考试――评估制度与方式妨碍了文学理论的学科的建设。现有的考试模式无论从题型、内容到形式、比重具有一些弊端，与课程的性质特点、考核目的不太相符，不易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易提高学生学习本课程的能力。以题库统一出题、流水交叉改卷的形式将教师和学生牢牢地束缚在教科书以及教科书宣讲的知识上，不能发挥个性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导致学生的思想被纳入统一模式中，忽视了思维的活跃性和个体的创造性，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高极为不利。所以，文学理论课程的考试环节应从单一的偏重知识考察的笔试型，改变为对学生基本知识、文学审美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等的综合考评。通过考试改革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通过考试改革带动课堂教学和作业形式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考试改革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由被动的死记硬背、接受知识型变为主动学习、独立思考型。学生在学习中可以利用已有的文学知识和经验同化当前学到的新知识，从而赋予新知识某种意义，提高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页.
[2]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8
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新世纪探索文艺学学科走向的大背景下突显出来的话题，那么，生活美学则是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进一步探索和拓展。2010年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是“传统与当代：当代生活美学复兴”，这可以视为“生活美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的标志。
综观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美学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生活美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分析上，但是学者们对于什么是生活美学以及生活美学的走向、美学转向生活之后的发展前景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尚没有细致和明确的阐述，由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活美学”或美学“生活论”话题本身的泛化与模糊化。
由于深受韦尔施重构美学思想的影响，目前学界一般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涵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层的审美化”，也就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质性生活的表面的美化；二是“深层的审美化”，即认识论的审美化，它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文化的变化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的精神意志。因此，对于更加深层次生活美学的研究，我们需要追根溯源，从中国古典文化和西方哲学美学两方面追溯其文化渊源。
就国内而言，最早正式使用“生活美学”这一说法的是刘悦笛。这一话题起初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并没有形成如“日常生活审美化”那样热烈、普遍的学术讨论。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日常生活美学”作为一个专题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关注。另外，“生活美学”的专题讨论也在国内一些杂志陆续展开，“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就是《文艺争鸣》2010年第三期推出的一个专栏，该刊随后又相继推出四期与此相关的讨论专题。不少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活美学这一话题展开研究。
中国学者在对生活美学进行论述之前，都试图回归传统，为生活美学寻找本土资源，同时也注意放眼国外，为美学走向生活寻求更加贴切的理论资源。首先，就本土理论资源而言，刘悦笛关于中国美学的“三原色”理论有着较大的影响。他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古典美学可以视为生活美学的原色与底色。中国美学的“儒家生活美学”“道家生活美学”“禅宗生活美学”是构成生活美学的“三原色”。追溯历史，孔子和老子的美学思想中，就已经有走向生活美学的趋势了。也就是说，中国美学从源头上就体现着“生活化”的取向，并以此为基调形成了历史上生活美学的三次高潮。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最具特色的地方，同时也是新时代重新阐释古典美学最具突破性的新途径[1]。张晶就当代美学面对生活与古典“感兴”做出探讨，他认为，真正为艺术提供源源灵感的是“感兴”，这种“感兴”的外在触媒客体便是日常生活，也正是日常生活将艺术与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使艺术之树常青[2]。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个案研究入手深入探究生活美学的古典文化资源，譬如，常康以李贽的“自然人性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为例，认为要想开启泰州学派的“生活美学”思想，必须将“自然人性论”的“人本主义”回归到“生活美学”这个维度上来[3]。朱立元从实践存在论的角度，表明自己赞同生活美学的心声，他在《关注常青的的生活之树》一文中重新对马克思的“现实生活”概念进行阐释，进而再次证明美学直指回归现实生活的本旨，并表示美学远离纯理论的逻辑和圈子，向现实的日常生活敞开大门，回归生活的本真，这就是“实践存在论”的本质。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对生活美学思想中中国古典资源的探寻。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当今时代随着社会文化等综合因素的改变，生活美学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电子文化、大众文化、音像文化、服饰文化、广告设计、市场营销、景观旅游、历史文物、传统遗俗、环境艺术、人体彩绘、游戏文化、陶吧、唐装、蹦迪、现代化的街心公园、休闲旅游中心等的大量存在都说明了生活美学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极为兴盛的。因此，有学者明确表示，在现时代重提生活美学，“不是要颠覆掉经典美学的所有努力，而是要使美学返回到原来的广阔视野”；就是要打破“自律艺术对美学独自占有和一统天下，把艺术与生活的情感经验同时纳入美学的世界；我们再度确认生活美学，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美学的理论，而是在亲近和尊重生活，承认生活的审美品质”。在此基础上，陈雪虎在《生活美学：三种传统及其当代汇通》中分别辨析了中国三种美学传统，第一种是基于前宗法社会残留于当代的，作为人们追忆与利用传统生活?c文化的美学；第二种是基于百年现代中国民众革命斗争的革命生活美学；第三种才是基于当代世界整体语境而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生活美学。这三种生活美都试图靠近现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因此也就共存于当今时代[4]。
也就是说，生活美学的研究需要回归传统，也需要放眼国外。从生活美学的国外思想资源来看，从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的艺术、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的艺术到实用主义代表者杜威的“完整经验”的艺术，大都表明了从哲学理论回归人类生活本身的趋向。当然，西方哲学和美学研究者主要从主客二分的视角回归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从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简言之，就是从西方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到哲学和美学的“生活论”上来。
当下的生活论转向已经获得了多元化的发展，这更加丰富了生活美学作为美学发展新的增长点的理论基础。
首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为生活美学提供学理依据。例如，陆扬借助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三种定义，进一步论证文化是特定的生活方式，是普通平常的。他指出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即将文化现象作为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文化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内部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供给文化研究以意义。换言之，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日常生活正是文化研究的生活论转向的现实根基；而且高科技引导下的网络世界和“赛博空间”等的存在，也一步步瓦解了传统的形而上的美学观念，让美学研究的重点和中心逐渐转向个体和大众，不再只局限于与世无争的“象牙塔”之中。毋庸置疑，当前的消费文化及其表征更多地体现了生活美学的现实，特别是人们对于自己身体、外表的美的追求，在各种传媒力量的引导下，人们追求身体的美化、自我的解放以及艺术化的生活，同时也会面临着如身体的自我解放与身体技术压制、自我的认同与自我的迷失等等悖论，并相应出现一些两难的社会问题。
其次，从生态论的视角为生活美学提供学理依据，从而让人走向“诗意的栖居”。对此，曾繁仁先生认为，城市美学在“美学走向生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美学的关键在于“有机生成论”――天人相和，顺应自然；阴阳相生，灌注生气；吐故纳新，有机循环；个性突出，鲜活灵动；人文生态，社会和谐。这五个方面的原则回归到美学中就是有机性、生成性、生命力与和谐性，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诗意的栖居”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5]。生态美学理论的基础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这就意味着实现生态论的转向必须破除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而健全的文化生态应该由有机文化的文化因素生成文化网络，这种网络是生态视域内部固有的链条，缺一不可，否则便会导致对文化生态的破坏。
其三，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中为生活美学提供学理依据。当前，“新的中国性”艺术正在指向生活美学，当代中国艺术理论理应在生活美学中重新被重视起来，艺术离不开美学，美学离不开艺术。生活美学不能脱离艺术研究，艺术更需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换言之，当前的艺术没有必要继续保留其高高在上的位置，艺术与生活应该保持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学者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应该是艺术如何让生活更加美好。总体来说，很多学者们都认真思考了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关切的美学问题。
当然，不少学者也意识到，生活美学也存在着很多挑战，首先就是“学”与“术”之间的张力，也就是审美实践要求与美学学术要求之间的张力。我们说生活美学意在将美学回归日常生活，重新发现生活中的审美价值。那么如何实现艺术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呢？张未民在《回家的路，生活的心――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一文中提出，新世纪的美学建构需要“生活的心”，这种“生活的心”是整体之心、包容之心、实用理性之心，是保持了一定的“度”的中道之心。由此，生活美学是建立在深厚的本土传统之上的，当然也需要借助西方的艺术美学观念，拥有“生活的心”并在不断的学习探索中寻找回家的路。
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全球美学发展的“新路标”之一。对于生活美学的探讨，中国学者们大致从生活美学的中西美学资源、文化理论、生态理论及艺术研究的视角这几方面展开，当然也有其他微领域的研究，多方面的阐释更有利于呈现“文化间性”的多维视野。换句话说，在生活美学这一话题的讨论过程中，诸多学者的不同研究视角和思考立足点很大程度上打开了生活美学的研究大门。在对生活美学不断的探讨中逐渐实现研究视角的具体化，向更多具体的领域汲取理论营养，最后再以贴近生活的方式回馈其中，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正如生活美学的倡导者刘悦笛在2016年首届当代中国生活美学论坛所强调的，当我们的时代，生活越来越美化，我们要的，并非生活的“美学”，而是审美的“生活”。真正将美学研究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确切地说是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才可能发生根本上的创造性，进而建立属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活美学理论。诚然，也只有这种本土语境下发展起来的生活美学才能更好地作用在人们的生活中，毕竟美是使人幸福的东西，研究美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人们“审美的生活”。文学和艺术回归到生活世界本身，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之一，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沟通的一座桥梁。当前中国文化要走出现实困境，就必须实现生活与理论的结合。当代生活美学本身就是一种中国化的美学形态，它所涉及的衣食住行乐等方面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必然是“润物细无声”的。
二、生活美学的价值取向
仅仅在艺术领域中的审美，早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对现实生活的各种体验已成为人们审美的重要资源，生活美学强调的就是不要把“审美”看作是超然于人们生活之外、高高在上的神圣领域，而是要将“审美”真正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时代造就审美的大众，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探寻生活美学的价值追求和走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1.生活美学倡导环境审美模式。 在古典美学中曾经有一些描述环境审美欣赏和环境审美体验的论述，但环境审美模式这个概念却是后来才出现的，它是由当代西方倡导生活美学的学者提出并频繁使用的一个词。他们认为，对于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过程美的描述，是一种环境审美模式。虽然客观世界的形式美，是主体产生美感的原因，然而，人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功能规律的认识的过程，也是人们美感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些美感的生成都通过人类的知觉经验和认知结构发生作用。人们审美维度的变化、人们审美方式的变革和审美体验范围的扩充，均体现在“自然”――“艺术”――“环境”的演变过程中。首先，从产生背景上来看，生活美学之所以倡导环境审美模式，是因?榛肪成竺滥J绞嵌宰匀换肪澈蜕缁峄肪成竺兰?赏知觉经验模式的性质特点、结构要素、生成机制及理论模型的描述。它既是对现代艺术审美模式在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审美中运用的反思重建，也是对当代艺术、自然、景观、环境、生活等领域审美体验和审美鉴赏新模式的阐释与建构。环境审美模式的研究孕育于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它续接美学史中自然审美模式的相关讨论，针对当代景观感知、景观评估、自然审美、社会审美、环境规划与设计中的审美化倾向，试图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审美体验和欣赏经验的特点、方式和运行机制进行描述、修正和重释。其次，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上看，生活美学之所以倡导环境审美模式，是因为环境审美模式主要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描述审美体验和审美鉴赏的知觉经验结构及其各要素的关系。因此，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来看，环境审美模式是对审美体验和审美欣赏即审美鉴赏过程中的审美知觉经验结构或各要素关系的描述。同时，在环境审美模式中，随着作为审美对象的“环境”概念的扩展，与之相关的感官知觉、经验方式和涉及要素也得以拓展。环境鉴赏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艺术或艺术品，而是涵盖艺术、景观、自然、人类动态生活等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环境”。审美鉴赏的感官也从人们的“视、听”扩展到眼、耳、鼻、舌、身等全面参与的身体联觉。而这些正是生活美学所强调的。从研究内容和结构要素上来说，环境审美模式不仅仅是对环境审美知觉经验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要素及其性质、样态的独立分析，而且是试图对环境审美鉴赏过程中审美经验的结构及诸要素之间关系进行反思与重构。
应该指出的是，当代西方许多倡导生活美学的学者分别从科学认知主义、经验论、心理学、生态学等多个方面对西方美学史中自然环境审美和社会环境审美的经验模式进行了梳理、概括和重构，从而开创性的提出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审美的“环境模式”“参与模式”“景观模式”“生态模式”等概念，这就不仅拓展了美学学科向自然、环境、景观和生活等领域的拓展，也为我们深刻理解生活美学提供了深刻的思路。
2.生活美学倡导淡化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分工导致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区别，艺术不断地从宗教性和实用性的活动转化而来，成为人们诗意栖居的灵魂伴侣。艺术的情感体验与逻辑认知的统一，审美过程中的无功利性，艺术中的“崇高”“优美”“滑稽”“悲剧”等维系美学的基本概念的产生，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既造就了“美学”历史上的辉煌，同时也有一种潜在的危机，那就是?术变成了一个孤岛，成为少数人自言自语的场所。这种状况，归根结底是艺术的异化。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到来，生活美学倡导要使美的元素渗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艺术气息。生活美学期盼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以看到曾经的“非艺术”事物成为了艺术，希望越来越多的“非艺术”景观成为艺术景观。实际上柏拉图早就从否定的角度来概括艺术，评价艺术作品是“影子的影子”。夏尔?巴图则从肯定的角度，提出艺术本身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世界之中，其基本思想就是艺术和生活具有不可分离性。正如现象学艺术理论家米?杜夫海纳所认为的那样，艺术佳作与素描、乐音与刺耳的杂音、舞蹈与载歌载舞的动作、美声唱法与撕心裂肺的叫喊、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与儿童涂写乱画、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人们将如何设置艺术的边界？将大众、市场、性感、休闲、世俗、审美、享乐等因素掺和在一起的人体彩绘、游戏文化、陶吧、唐装、蹦迪等现象，到底是艺术还是非艺术？ 面对如此这般的困惑，生活美学认为传统意义的艺术与非艺术、雅和俗之间的界限早已趋于模糊 ，审美与现实、艺术与生活已逐渐融合，这就要求对艺术概念的界定做适当的调整，从而淡化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生活美学倡导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应该是艺术家，正如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作品是一个开放、等待读者去阅读、填补“空白”的文本。接受美学把“作家――作品――读者”放在艺术审美的全过程进行讨论，认为如果失去了读者，所谓艺术作品仅仅是一张无人问津的“纸张”而已。接受美学实际上就是“读者学”，而每个时代参与对文本进行自由、积极的创造者即广大民众就是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美学认为当今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
3. 生活美学倡导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 社会学、政治学在20世纪主张精英的、纯粹精神、“精英”阶层的“文化”理论，强调少数精英人物治理社会。这种理论延伸至文化领域，就是强调精英文化。“文化精英”被认为是具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高雅的文化事业并具有高雅品位的一类人。这类人传播和解释“经典”和“正统”，是新思想、新理念、新知识的创造主体。因此，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发展的根基应该是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发挥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承担着培养人们健康的审美意识、鉴赏美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崇高使命。而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工业迅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以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以其产品的商品化、形式的时尚化、传播的数字化、趣味的娱乐化、制作的规范化、审美的日常化为特点，吸引当代大规模的大众共同参与其中，人数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大众文化已迅速壮大成为与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以自己研究的是精英文化而自居，陶醉于曲高和寡之中，他们认为高雅精致的必然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所以强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泾渭分明。但是生活美学认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并不相悖。“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高贵、优美和崇高，有自己的精品，而“精英文化”也难免俗气、无聊和空洞之作。所以要消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导，努力实现文化建设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统一，共同创造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精英文化是唯审美的，而大众文化是泛审美的，唯审美是一种审美占有和把持，高高在上，难以亲近；泛审美则是一种大众审美的自足、自在形态，它是个体的亲在，个体的在体经验，张扬人的审美感性。泛审美不是低俗，而是从个体出发的主动的审美亲近。大众文化时代建构了电影的新世俗神话，泛审美作为这一神话的美学载体，是文化的选择，更是美学的必然。”[6]这也正是生活美学之所以倡导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边界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出现的“娱乐至死”“恶搞经典”等现象，已不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是对文化的亵渎和犯罪。
生活美学视域下的艺术的走向在何方？艺术是出现了转机还是出现了危机？艺术是否会被终结？综合上述分析，生活美学无论是倡导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还是倡导淡化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说到底就是要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分离状态。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认为艺术“终结”了，但也有些学者却认为这是艺术的真正开始，是艺术的新生。学者曹桂生主张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它是真善美统一，应该回到生活之中，回到审美[7]；刘悦笛则倡导艺术回归生活，艺术回归身体，艺术回归自然，这样才能为艺术的新生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8]；王来阳认为，艺术要重生，就要回到心灵，回到审美[9]。杜威认为，只有人类在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在不断消除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将人们在各类艺术场所，如展览馆、歌舞厅、影视院、博物馆、咖啡厅、音乐厅、少年宫、市民中心、会展中心、音乐茶座等地方培养起来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加以运用，艺术才会走出象牙之塔，走出孤岛，走向大众。这种看似是“终结”的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新生，只不过是艺术重新回归自身而已。
杜威早就说过，许多对无产阶级艺术的讨论都偏离了要点。他指出，产生艺术的原材料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生活之中，艺术在现实生活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只有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产品才可以称为艺术。当然，杜威是否完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还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程度的不断提高，应该给艺术带来新的生存环境，也使艺术具有新生的可能性。这种艺术的新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必然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0]
三、生活美学的现实意义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生活美学所倡导的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使审美对象从高雅的艺术世界如博物馆、音乐厅、书画室、电影院转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咖啡厅里也许人们第一次见到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在校园中也许人们第一次看到思想者面容，人们的审美经历和美感享受不再是仅仅来源于高雅场馆的艺术赏析，而更多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是“眼、耳、鼻、舌、身”等全面参与的身体联觉。所以，可以这样认为，生活美学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1. 生活美学的理论意义――美学的重构。 生活美学是当代审美文化发展的理论旨归，它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而且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就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所以生活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形态，不仅会对传统审美理论形成某种冲击，而且会对今后美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美学在审美功利性方面填补了美学理论的空白。生活美学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强调人们的审美与生活走向同一，这种观点对传统美学关于审美活动的功利性观点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在传统美学中，以康德为代表的众多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将人们的现实生活作为有待改造的对象，生活与审美毫无关系，被搁置于人们的审美活动的视野之外，将审美非功利性摒弃在理论研究之外。然而，无数事实已经证明美的根源来自于现实生活，美是人类长期生产劳动实践的产物。如果无视历史事实，主观上强行将生活与审美剥离，那么所谓的审美就会走向虚无主义。在现实中，不可能有为审美而审美的现象，而日常生活也不可能脱离了审美。所以，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不论是人们的审美活动还是人们的现实生活，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性。随着社会的前进，人们更加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地享受到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而传统审美观念中的“阳春白雪”，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人们期盼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更具有审美价值，更具有审美意义。所以审美与生活走向同一，就必然成为美学发展的趋势，这些都为生活美学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可以说，生活美学使人们的审美与人们的生活在现实中获得共赢，从而使人们的审美活动和现实生活增添了不可言喻的情趣，既可持续发展而又色彩斑斓。进而言之，生活美学的出现正推动着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生活美学是对传统美学的一种“学术”超越，使美学回归生活。传统美学在主客二元模式思维下，认为超越功利才是审美，超越生活才是艺术，超越内容才是形式，超越客体才是主体，超越理性才是感性，超越现实才是自由等等。在传统美学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超越”思维模式中 ， 人们在唯我唯美、绝对逍遥的精神乌托邦中进行审美，艺术似乎成了人类远离现实、逃避生活的伊甸园。一句话， 传统美学远离现实的审美和艺术，远离人们的生活。
应当说 ，传统美学在突出审美和艺术的独立性、自由性，高扬审美和艺术的主体性、表现性等方面是有建树的 ，但它的理论割断了审美、艺术与人类生活的本真性，在其指导下，艺术只会越来越迷恋贵族化、精英化、“纯粹”化 ，越来越摒弃平民社会和通俗风味了。正因为如此 ，扬弃传统美学 ，回归现实生活 ，便成为一种学术必然。生活美学一方面将现实日常生活重新设定为审美和艺术的始源根基、故土家乡；另一方面又将其所强调的审美的主体性、自由性等从少数精神“贵族”那里解放出来 ， 还给了每一位生活者 ，还给了时刻创造着自身生活的大众 ，即如福柯所言 ，让每一个体的生活都成为一件艺术品[11]。也就是说 ，生活美学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美学所迷恋的二元对立理论模式，强调非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换位，非审美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的相互融合，非审美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的相互撞击。关注和追问这些问题，恰恰是美学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标志。
2.生活美学的社会意义――生活的和谐、美好与幸福。 和谐、美好、幸福的生活，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美好的人性目标。从古到今，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都在期盼着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生活美学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意义，就是更加突出地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出人们希望尽快实现审美自由王国的迫切愿望。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9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0
3.教学理念创新：对政治—人本—发展—逻辑的关注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灵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处的社会地位变化而实现从‘政治自觉’到‘经济自觉’到‘人本自觉’的嬗变，发生了从‘物本’向‘人本’的现代化转换”［1］。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对生命、发展和心灵的关注［2］，符合学生生命成长和教育教学规律。
4.教学内容整合发展：对政治性、社会性、公共性的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高校思想领域以教育形式展开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考察，对政治性内容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导内容和本质规定，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发展变迁的不变主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不断推进，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众多影响党执政合法性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民生问题，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适应这种新的社会形势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路径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环境、设施的教育价值利用与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传播途径的利用与再造，公共性活动的开展及其价值引导来进行。”［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社会性”关注与“公共化”转型成为新时期的一个重要趋势，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教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5.教学主体互动：“主体性教学”向“主体间性”教学转型随着主体间性理论、主体间交往、交往实践哲学等理论逐渐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视野，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特征逐渐显现，强调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主体间的交往活动，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维定式，从平等的视角、和谐的视角、人性的视角观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突破了主客二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质的跨越，主体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逐渐引起重视。
6.教学方式丰富多样：由单一教学方式向多元教学方式转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方式发展来看，出现多元多样教学方式并用的态势：“研究型”教学［4］、对话教学［5］、体验式教学［6］、启发式教学［7］、混合型教学［8］，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现代转向
从系统要素视域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涉及教学主体、教学空间、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教学环境等要素。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于“90后”大学生期待“什么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访谈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遭遇“实效弱化”、“情绪极化”、“信息乌托邦”、外源“负能量”等现代性困境。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应从整体体系层面加强多方面的建设，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管理体制机制、重视队伍建设和学科发展、完善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条件保障外，还要逐步补强“短板”：一是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二是教学方式的生活化；三是教学主体的主体间性化；四是教学环境的“文化化”；五是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1.教学内容以时代化为先导：政治化、理论化、知识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根据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在教学课堂中施加给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意识形态政治内容。
（1）促进教学内容的时代化契合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理论逻辑、认知逻辑、生活逻辑的关注，在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遵循教育与学生成长的双重规律的前提下，注意教学内容的理论性和认知性。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构建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在突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中增加生命教育、核心价值教育、廉洁教育、交往教育和幸福观教育的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着重建构主动学习和契合学生认知水平。
（2）守住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其具体表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体系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导的理论和价值观的灌输、宣传、教育、内化等，其教学组织管理体制由政治制度规定，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也需要政治权力支撑。在实际教学内容中，如“纲要”课教学内容重历史史实，往往不经意间在突出“历史”的同时“淡化”了政治，出现了使“纲要”课由政治课演化为历史课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本质规定。
（3）提升教育内容的知识化增量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要强调理论性和知识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性与科学化、真理绝对性与相对性、灌输与内化的关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范畴、思想观点、创新思维等；另一方面，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放置于西方现代史的时空场域中，运用中西方比较视域进行分析，分析理论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把握教学内容的时空逻辑。此外，还要注意将教学内容与本地史结合起来，特别是教学区域所在地的地方历史与时代文化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教育资源和载体，如乡土地理、民风习俗、革命文化、历史人物、社会变迁等等，及时有效地进行教学。如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融入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这样的教学内容才能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2.教学方式以生活化为中介：与社会实践和个人经历相结合
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仅仅用意识形态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在教学方式方面需要将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等作生活化处理，以生活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实践和主体生活结合起来。
（1）坚持“灌输与对话”的统一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优秀传统。当前部分“90后”大学生中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灌输理论，就不可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因而，要在继续重视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灌输的同时，需要克服将理论灌输原则与具体的教育方法等同起来的“生搬硬套”，注重借鉴运用苏格拉底的“问答式”、孔子的“启发式”方式，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的方式启发大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
（2）注重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90后”大学生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方面的特征：同质性表现在寝室成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素质、专业或年级方面基本相同或相近，由于长期在一起生活，还会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每个成员的文化背景、性格、生活习惯等方面，由于出身、经历、成长环境等差异而导致个性品格也不同。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重大学生的个性化特征，在教学过程中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思想实际出发，注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注重运用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关心学生、服务学生，满足学生理论探索的需要、解除困惑的需要、主体参与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培养他们做人做事的能力。
（3）注重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国家课程，理应是公共价值观的有效传播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理应是社会公共事件的专业阐释者，是公共价值观的践行者”［9］。思想政治理论课无论在目标、内容还是方法、路径、载体、手段，乃至资源、环境等方面，都会日益突出地体现出公共性。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具备公共关怀，具有问题意识和公共意识，以主体的积极性参与培育具有公共的人格和公共事务能力的大学生主体。在教学方式方面，要改变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教育方式，采取一些形式把大学生推向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如积极开展以假期社会调查为主的社会实践，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思考社会问题；结合“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学生利用暑期参与社会实践或周末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开展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活动，增加教学方式的公共关注和教学主体的公共性参与。通过教学方式的“公共性”关注和公共化转型，将封闭的课堂教学与公共的社会交往连通，改变理论的系统灌输向价值观念引导、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转变，让大学生主体拥有真实丰富的价值观心理体验与公共参与。
3.教学主体以主体间性化为核心：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体性力量，实现由教师“独白”向师生“合奏”的主体间性转型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的内在诉求。
（1）教师要有言传身教、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主体自觉综合看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承担着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的四大功能之时，还要承担着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的“师生比”高，承担的教学任务重，同时还要承担学术科研、职称评聘等压力，可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三种“劳动”，即脑力劳动（理论武装、教学改革、教学科研相长）、体力劳动（多校区办学、跨城办学、跨区办学的奔波）、情绪劳动（职业倦怠、学科意识、学科认同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持专业热情和学科自觉是重要的问题。在新近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从“组织领导、思想引导、解决实际问题、师德师风建设”等外部条件保障方面做出了制度性规范与条件保障。同时，有了外部保障和条件支撑外，还需要教师主体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注重自身职业道德素养、学科意识和学术精神的培养，注意内在素质的提升，关爱学生，用自身正确的言行举止影响学生，达到身心兼修，教学科研相长的“境界”，做到真正的“立德树人”。
（2）教师“主动教”与学生“主动学”的转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具备的教学艺术、学术能力及知识深度和广度相比其他课程可能要更高，这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需要从教学艺术、学术能力、知识增量提升教师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潜力，这是赢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和“点头率”的重要前提，也是真正实现从“要我教”到“我要教”的转变的内在自觉。从课堂教学而言，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变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师“独白”教学模式，转向平等民主的课堂气氛，通过讲授与讨论、情景互动教学结合，形成教师与学生双向交流的探讨式教学模式，让教师“独奏”转变为师生“合奏”，让学生“动”起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活”起来。
（3）教学主体力量的整合与互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体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群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导师等教师队伍群体；三是作为自我教育主体而存在的个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体主要是专职教师及部分学生兼职辅导员等，因而要将分离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主体与学生工作者、党建工作者等主体相互互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党建、学生事务工作者角色互动。一方面，通过整合学校党建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主体力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的补充力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专职教师也可通过参与党团组织的大学生课外活动，如大学生社会实践、“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大赛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达到主体力量的互动与整合，共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另一方面，要将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到学生社团活动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载体与大学生社团活动载体平台互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结合，把课堂上的师生互动延伸到课外活动和课外时间中，通过“师爱传情，以情感式教学感动学生；对话引情，以对话式教学引导学生；参与激情，以自助式教学激励学生；课间寓情，以快乐式教学愉悦学生；课下延情，以延伸式教学打动学生”［10］，改变部分学生对政治课的抵触心理，实现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
4.教学课程环境以文化化为重点：建构思想政治理
论课程教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产生发展过程中影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主体等要素的社会空间存在方式。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环境,即除了受社会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受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中观环境的影响，还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微观环境的影响。
（1）通过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加以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物质文化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的创造物，包括两方面：一是高校发展过程中以外在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环境布局和校园建筑等校园教学环境直观的表现形式；二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标、课程、课时表、教科书与教材等集中体现了社会对于大学生必须习得的文化内容、文化价值的要求等在内的课堂教学物质文化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环境育人功能建设，加强校园人文景观建设，挖掘环境育人资源，美化育人环境；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环境建设，广泛开展以体育、娱乐、学术科技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化育人实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教材建设、教师队伍、教学媒介、实践教学、课堂文化设施等课程物质文化建设，开展如学术讲座、知识竞赛、辩论赛、专题讨论、情境扮演等活动，利用影视频资料的形象生动性，契合文化媒介的特质加以传播与强化认知，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治学风格、政治素质、心理素质等。
（2）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强化规约为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必须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制度化规范；二是渗透于教学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化建构，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专业化、知识化、科学化、时代化的知识制度化体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课程管理、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学科制度化体系和管理制度化体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推动渗透于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入耳入脑入心，见言见行见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制度文化环境的“规训”功能。
（3）建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精神文化环境加以熏陶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精神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一种由师生长期创造的特定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的精神文化氛围和课堂教学精神文化环境两个方面，即优良校风、班风、教风和学风的营造等。通过塑造优良的校园文化环境氛围，建设学习型校园、廉洁校园；通过建设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班级教学文化，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围绕学习、成长展开的交往文化，营造良好的班风；通过明确教学理念、教学目标和实践教学的价值，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文化传统和价值准则，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使教师既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传递者，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建议者，建设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风；通过学生的自觉学习，提高学习的内在积极性，把蕴含在学科课程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发挥精神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熏陶作用。
5.教学体系以系统化为归宿：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行动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系统化建设中，要有价值理念引领，以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认知体系和行动体系建构为中介，发挥专家、教师与学生三个主体作用，强化学术与知识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生长与成才统一，建构让“学生受益和满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化教学体系。
（1）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是教学体系的基础和依据，教材体系规定了特定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结构，教学体系是教材体系的拓展和延伸。这要求教师既要具备专业知识修养，又需要增加自身知识的交叉性和丰富性。在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实际，吃透教材，融会贯通，把握教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发展脉络与思想精髓基础上，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问题意识，促进课堂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课堂讲授与辅助活动相结合，在吃透教材、确定所针对的问题、设计个性化教案、精选教学案例、合理使用多媒体、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度高的教学辅助环节、倡导师生心灵互动等基础上构建内容精致、层次分明的教学体系。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1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
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2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生活与化学论文篇13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