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论文篇1

中国经济改革浅析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期其经济基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担当着中国经济的实证性理论模态探究。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必须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状况概述

自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规划;1992年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建立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201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同志在河南考察的时候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所谓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中高速状态;经济结构发生全面的变化，第三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并优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风险，需要勇于挑战。总览37年间的经济改革状况的发展，我们国家对何为社会主义和何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制度有了充分的认识，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国家在所有制的结构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的缺陷，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方式定义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国有经营和股份制双轨并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收入分配领域实现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财富的分配形式有了更好的分配制度。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研究

虽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7个年头，但是我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而言：

第一，现有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成熟。我国现在社会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资本流通等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等一些问题，阻碍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适应中国小康社会的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内在的缺陷，即体制内对经济发展的动力需求和现实中动力短缺的问题，导致即使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出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当然，极端的情况导致社会的失业率加重、经济的波动范围扩大等问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企业制度的不完善、市场不规范和政府职能不能够履行，更多的问题主要的表现在制度的不创新、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自主创新能力缺失、城乡一体化进程缓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等的问题，这就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以中国梦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改革的方向、动力及其目的等各个原则，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措施，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社会的每一项的改革，都是产生非常明显的整体效应。中国市场经济虽然处于相对疲软的状态，但是改革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中国改革的速度相对以前来说更加的平稳和温和，经济的总额度为8.3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与90年代初相比较，中国经济必须更加的注重自己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不能任性发展。

经济改革论文篇2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机制，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8]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李先念后来承认，“……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10]；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国家。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金日成死后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11]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新”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以前的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16]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与中国的情形相比，俄国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但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20]

中国的腐败并不比俄国好到哪里去。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21]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22]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的那种情况，“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

四、政治改革的社会效益与成本

政治改革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要件

中国政治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使每一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在英语中，解放与自由出于同一词源）。个人自由既是人们价值标准中的核心组成部份，又是促进其它价值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实现的手段。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替亚?森1999年9月出版的著作《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23]

森把实质自由定义为“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按照上述定义，实质自由包括广泛的价值要素。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活动”可归为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说话（自由表达）、社会参与（投票选举、集体练功、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哪些活动应该列入综合价值的单子，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这种单子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人类发展”的报告。森强调，不能把某种、某些价值标准（事先）排除在外；他还表示，可以给予特定的价值标准以特定的权重。森特别说明，法治自由权利优先于某些其它价值要素（例如收入）。其理由不是基于价值判断（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自由或收入更重要），而是在于自由和收入的一种经济学性质。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

对于“穷人关心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的诡辩，森的反驳是：（1）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的，两种价值可以并存；（2）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3）当人民有机会选择时，他们坚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要以实行“紧急状态”来渡过经济难关，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坚决拒绝了剥夺基本自由和人权的“紧急状态”，即便这样做有可能提升经济福利，他们用自己的选票把长期统治印度政坛的国大党拉下了马。俄罗斯近年来选举时，选民在经济状况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拒绝放弃自由民主，回到旧制度。中国1949年前后最流行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也有这样的歌词：要“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前进，“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以自由民主作为社会价值综合清单中的首要价值，这应当是除极右翼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者外，当今中国左中右各派价值观的共同底线，所以甘阳才有“自由左派”和“自由”的说法。

森认为，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他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它们分别或者共同地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政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充份显示在森研究饥荒时所发现的一个规律：民主社会不发生饥荒，饥荒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这在50、60年代的印度与中国构成了最鲜明的对照。经济机会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知识、土地、工具，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以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或其它形式）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社会机会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保障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保护性保障指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它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支持的社会安全网。

政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的手段性作用，可从消极防范和积极建构两个方面理解。

从前一方面来说，民主是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失误的保障。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决策，几乎都是中共党内发扬民主的产物；反之，则是个人独断专行的恶果。5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内尚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五大书记”各有分工，主管革命（战争、剿匪、“镇反”等），刘少奇主管党建和，主管外交和统战，陈云主管财政经济，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因而那时的经济恢复工作与“一五计划”的制定就比较顺利。此后，分别对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人开展了政治性批判，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决策，实行所谓“第一书记挂帅”，结果终于导致惨绝人寰的“”（实际上是大倒退）。70年代末是中共党内民主风气特别高涨的时期，中央工作会议上吵了几十天架的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80年代后期邓小平大权在握，便无视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强行拍板进行“价格闯关”，碰了钉子才想到要开会研究善后，这是接踵而来的经济停滞与的直接原因。

然而，党内民主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它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全社会的民主，或者很快倒退到集权专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时代党内民主的一个高峰，但为什么未能巩固党内民主呢？因为刘少奇等人当时看到，民众与基层干部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没有决心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人民民主，因而接受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试图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缓和干群矛盾，结果是被阶级斗争理论自身的的逻辑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滑向了“”中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

从积极建构方面来说，民主化改革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配套措施。长时段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保障（或森所说的“透明性保障”）就建立不起社会信用，没有社会信用就无法有效运用各种现代市场交易工具。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哈耶克式“消极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允许法治经济“自然地演化”出来并“自发地扩展秩序”，不进行政治改革乃至革命，不运用政治力量打破利益垄断，就不能最终建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永远是不安全的社会，既不利于对外引资，也无法阻遏国内资本的外逃。如果中国长久地停留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之外，将越来越得不到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和台港澳同胞的认同，血缘联系与故国情怀就会逐渐被对超越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取代。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失去非常重要的原动力。

季卫东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24]

“政治改革危险论”辨析

要分析所谓的政治改革的社会成本，就必须了解，人们通常议论中的一些相关说法里，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比如，民主化改革会不会必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瓦解？如果政治改革必须以“亡国”为代价，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前苏联的情况与中国不具可比性。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不及总人口的一半，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3个斯拉夫民族领导人做出的散伙决定，更何况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数百上千年的紧密联系，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或民意支持。正如紧张时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更不能容忍，那么又如何能够得出民主化将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呢？

其次，在民主、人权与族权、自决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19世纪的西方主流思想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民族权利，不论是穆勒还是马克思均如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反对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统治者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并帮助他们摆脱愚昧。把民族文化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是德国浪漫派思想，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德国人需要一种支持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俄美两大国的首脑列宁和威尔逊接受并宣扬这一新思想后，民族自决权才上升到国际法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的兴盛，使得世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从族权转向人权。族权的伸张如果有利于人权的实现，则会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反之，对族权的鼓吹就无人喝彩。比如，俄罗斯毕竟已勉强可算作民主国家，不同于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所以西方国家未支持车臣分离主义者。如果认识到当今世界“人权高于”的“民主观”新潮流有利于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有利于维护民主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就不应当盲目地与之对着干，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观”。

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干扰中国“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至少会妨碍外资流入“资本家的新天堂”？目前，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升温、层出不穷，这已是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根本不是任何人挑动的结果。恰恰是民主制度可以为缓和阶级矛盾提供出气口、安全网与调解人。如果坚持“”的观念，把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则蓄积愈久，发作愈烈，势必会爆发一场“”式的群众性政治清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下的革命”。

国内有一种既冷酷、又不人道的观点：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这种在政治上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把中低阶层民众视为无知无觉的草木、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极其危险的。

是不是实行民主、允许工人罢工，“外国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喜欢罢工，但是如果让他们在“有法治、有罢工”与“无法治、无罢工”两种社会环境中做出选择，多数人恐怕还是会偏向前者。归根结底，外国资本追逐的是廉价劳动力，工人的罢工权利能够制约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的供求曲线以及工人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而，中国政治改革并不会马上影响到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基本国情。

民主化改革以后，会不会“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中国13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人闹事，那还有什么精力搞经济建设”？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老百姓的长官兼老板，又是老百姓的管家兼保姆，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不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老百姓不找“父母官”又去找谁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财政拨款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更是微不足道，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了，最近便有人提议“宣布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由经济建设转变为法治建设”。[25]仲裁劳资纠纷、调解群体争议、了解社情民意，这正是新世纪里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发达国家几乎无日没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只要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26]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垄断信息或依赖政绩的基础上，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种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的迹象。只要人民能够通过合法方式改变不称心的领导人，就不会“起来革命”。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永不满足的挑剔者，宣传贯彻政策的功能明显削弱，监督制约政府的功能则大大强化，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两相权衡，民众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

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下面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贿选的案例，但比竞选所花的钱毕竟少得多。然而，在考虑总的制度成本时，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还应强调，信息技术已使提高选民参与和降低投票成本成为可能。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装设电子投票系统，从而免除了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27]当代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进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吴敬琏、钱颖一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

【注释】

[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金雁等，“从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出处同上。

[21]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季卫东，“再论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经济改革论文篇3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依据基本原则

1.协调发展知识、能力和素质原则培养应用型人才，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培养方向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有用的知识，形成终生学习、适应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今社会的职业核心能力。建立合理课程结构首先，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系统完善。其次，适当精简课堂教学课时，增加实践内容，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7]。再次，根据实际情况，除了闭卷考试，还可以采取实践考核、综合开卷考核等形式进行考核。

2.统一要求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学校根据学大纲开设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要根据现实需求和学生情况开设一些适合的选修课，让学生获得一定自主性、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课，利于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加强实践，突出应用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进行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学院需要增设更多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课程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习与实践、专业实习与实践、毕业设计、职业资格培训等等对学生进行专门培训；学院也可以开展各类学科竞赛、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拓展学生素质，加强应用能力，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

二、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对经济学教学要求

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之一，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对经济学知识和基本方法、规律得到初步掌握，并可以形成对经济学的整体认识、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教学，侧重于培养经济学的应用能力，具体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因经济学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要求教学工作需要注重培养专业性，教给学生专业知识并养成专业能力。但基于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要注重对全方面素质的提升，不能有所局限。

2.解释现象同时说明本质因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进行的研究，所以经济现象背后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常常会被忽略。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多补充介绍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本质性因素起的作用，弥补不足。

3.讲授理论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实践性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抽象和概括性较强的课程，教学目标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能力，所以在教学活动中难免会中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大大增强实践性、操作性，用一些开放、互动模式来增强体验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记忆，提高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形式不够灵活目前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仍然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与学生互动少，没有把学生体验当成教学活动的考虑因素，不够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学生课后只是复习课堂笔记内容，很少进行资料查阅分析现实问题，不利于能力形成。

2.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在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往往根据统一的计划、使用材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到当地独立学院的实际资源情况、学生素质和社会需求，无法满足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3.教学考核形式单一在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中，经济学的考核形式仍然是试卷考试。但仅仅通过一次答题考试显然无法考核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需要改革，增强其他种类考核形式对学生进行全面工作的评价。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措施

1.在教学活动中增加教学案例独立学院中可以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一些典型经济案例引入教学课堂，并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思考，形成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探索思考的能力，培养综合能力[8]。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探索解决问题等环节，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实际应用能力。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教学体系，紧密结合职场需求制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实验、技术实习、社会调研等环节。此过程中，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组织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方面，应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加大对实习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保持与固定企业的合作关系——即校企合作，定期为企业输送在校的专业人才。通过校企联合，建立订单模式，为学生创造提前体验职位的条件。

2.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在独立学院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活动，指的是：首先要根据学生本身不同的知识基础来设计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利用他们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其次要在教学活动中考虑到社会需要对学生进行教学，比如联系我国实际经济背景和经济时事，在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讲述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机会、就业挑战有何不同等等，来让学生在感性层面增强经济学意识。人才培养计划是促成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通知制定关于培养方、委托者、学习者之间的协议，确定不同负责人的职责，独立学院负责培养专业人才，而合作的企业负责对优秀人才的招录，增加校企合作热度，全面深入地培养人才。采取多样考核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素质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结合独立学院应用人才培养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就是说，不可局限于试卷考核，平时考勤次数、听课效果、论文水平、小组讨论能力等形式都可以纳入考核因素之中，符合教学目标，让教学公平，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校企合作中，独立学院应与企业协商，使得企业能够为校内教师提供实地接受培训、入职上岗、跟班探讨、师带徒的机会，让教师能够身临现场积累实践经验，丰富阅历，并设置相关实践考核体系，将教师在实践任职期间的表现、工作完成情况以及晋升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制定审核标准。

经济改革论文篇4

本文在对监狱经济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明确了监狱经济的重要地位，论证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多方面分析了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并提出了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对策。本文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

关键词：监狱经济改革探讨

目录

摘要……………………………………………………………1

引言……………………………………………………………4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7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7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7

（三）监狱经济关系…………………………………………9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10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14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15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6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19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0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20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24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27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7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28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29

结束语…………………………………………………………34

参考文献………………………………………………………35

后记……………………………………………………………37

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引言

罪犯劳动是指罪犯在监狱机关的组织和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并使自身得到改造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创造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劳动实践是人的意识、观念产生、发展及转化的主要源泉。罪犯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应该参加劳动，需要在劳动中改造自身。罪犯劳动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由刑执行的基本内容之一，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改造罪犯。

罪犯劳动并非我国独有。16世纪建造的阿姆斯特丹监狱据认为是“以劳动疗法使犯人回归社会”的第一批现代监狱。罪犯劳动也是国际人权文件规定的囚犯义务。世界各国的法律也都明确规定服刑犯人须参加劳动。现代各国监狱普遍认为，对罪犯的有效劳动进行合理的经营还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节约改造成本。

我国的罪犯劳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劳动学说为指导，成为改造罪犯、造就新人的基本手段，从而使罪犯脱离了残酷的惩罚和压迫，这是我国罪犯劳动的本质和特色所在。我国现行《监狱法》明文规定，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改造原则，并由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为适应劳动改造罪犯需要，保障监狱罪犯劳动改造场所和条件，监狱兴办生产经营项目进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一个特殊部分即监狱经济。

我国监狱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特殊组成部分，受历史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监狱工作的附属地位。从建国初期的“三个为了”，到“两个结合”，再到“改造第一，生产第二”，历次监狱工作方针虽然都是符合当时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正确指导，但是监狱经济的地位始终处于附属的地位，对监狱经济的管理同监狱管理一样，长期实行中央和地方管理，逐步形成了“监企合一”的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制，生产靠计划，材料靠供应，设备靠调拨，产品靠包销，根本不存在竞争，这与监狱集中领导、半军事化管理、封闭式运行的体制十分适应，使监狱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发展监狱经济不仅提供了劳动改造罪犯的场所，而且为社会创造了一定的物质财富，缓解了国家财力不足、监狱经费紧张的状况。但是由于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附属地位，监狱企业的管理十分粗放，效益低下，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造成各省市监狱企业发展也很不平衡，加之监狱企业涉及的行业多、产品杂，机械、煤炭、电力、建材、农业等传统产业几乎无所不包，且地处分散，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竞争力差，形成了多种管理模式和复杂的经济格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监企合一”的管理体制使监狱企业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难以适应市场竞争，普遍出现了经营困难。同时由于监狱经费不能足额保障到位，监狱企业又背负上补偿监狱经费和办社会职能的重负，造成监狱经济步入发展困境。市场经济要求监狱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但是由于生产收入和监狱经费直接挂钩，监狱企业既要按照法律规定，服从、服务于监狱“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工作方针，又要遵循各自所处的行业特点、规律、法规办事，所以监狱企业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并且由于监狱经济的困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发挥，个别监狱甚至发生了利用职权创收等严重的警察犯罪案件。

近年来，国家司法部作为监狱主管部门会同理论界与相关部门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监狱经济困难的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对监狱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但是至今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狱经济发展问题。针对监狱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基层监狱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但是由于全国监狱经济管理模式和条件千差万别，一直没有探索出普遍适应全国监狱企业发展的成功道路，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冰。

笔者作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实践中亲历了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的过程。特别是参加了经济管理研究生课程学习以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监狱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走出监狱经济发展困境，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监狱正确执行刑罚，维护安全稳定职能的迫切需要。所以，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经济管理模式，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本文以经济管理学科的相关理论作指导，阐述监狱经济的概况，分析我国监狱经济体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初步探求具体之改革措施。

一、监狱经济的概述

（一）监狱经济的基本涵义

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在履行惩罚和改造罪犯职能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即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从监狱这一微观层面讲，已经超出了刑罚执行的范围，但这一问题本身又与刑罚执行活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可能脱离监狱及其行刑活动而完全独立存在。无论哪个时期的监狱，其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即罪犯劳动问题。

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既具有一般经济活动的共同内容和本质，同时也有它自身的特性。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其前提条件是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没有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据此，可以将监狱经济定义为：与监狱行刑活动相伴而产生，以罪犯为主要劳动力并在其过程中完成对罪犯劳动改造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的总和。监狱经济的核心是监狱生产，监狱经济的组织主体是监狱企业，而不是监狱，对监狱而言，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独特性。监狱经济的存在、运行和发展，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成本和收益，不能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监狱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二）监狱经济的主要特点

1、监狱经济与监狱行刑的融合性。

与一般社会经济活动相比较，监狱经济与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监狱经济活动以监狱的在押犯为主要劳动力。作为劳动者，国家有义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作为罪犯，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进行惩罚和改造。监狱经济活动和监狱行刑活动，都离不开罪犯这一共同主体。与罪犯作为特殊劳动者的身份相比较，罪犯作为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的身份应是根本的，罪犯无权以参加监狱经济活动为理由，而摆脱监狱对其进行的惩罚和改造活动，任何组织也无权以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为理由，而使罪犯脱离监狱行刑活动。在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和罪犯接受刑罚的前提下，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这一监狱经济特殊的活动才能存在。所以，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监狱行刑活动直接影响着监狱经济活动及其效率和效益。

监狱经济活动与监狱行刑活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由于罪犯是这两个活动的共同主体，因此，监狱经济活动不仅和监狱行刑活动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其融合在一起。依据我国刑事法学原理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我国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即监狱行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惩罚和改造罪犯。剥夺自由是惩罚罪犯的内容之一，除此之外，依法强制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进行劳动，以及给予罪犯较低的劳动报酬等，也是惩罚罪犯的内容。因此，我国有关刑事法律明确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应当或必须参加劳动。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同样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因而，罪犯劳动本身包含着刑罚对罪犯的惩罚性在内。

2、监狱经济存在的客观性和运行的相对独立性。

监狱经济虽然以罪犯及其监狱的存在为前提，并受监狱行刑的影响和制约，但监狱经济活动有它的相对独立性。监狱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是监狱的基本职能，也是监狱的权利。但是，监狱在行使其权利、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并不能否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一客观要求及其实践活动。罪犯入监服刑，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无条件地为罪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原则也并不因一个人的法律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罪犯需要劳动，罪犯必须劳动，这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对罪犯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必然要求。因此，监狱经济的存在是客观的。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并不会影响监狱的行刑活动，在服从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它反而会促进监狱行刑活动的效率和效益的提高。

监狱经济的存在不但是客观的，而且其运行也是相对独立的。监狱不能以行刑为借口，直接干涉监狱经济活动，也不能为监狱经济活动制造障碍。监狱经济在运行过程中，要服从市场法则，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监狱经济活动才能存在并正常运行。监狱行刑活动虽然会影响监狱经济活动，但它却不能改变监狱经济活动的本质，监狱经济活动更不能演化为监狱行刑活动。

3、监狱经济追求效益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监狱经济首先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这是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质的内在要求。如果没有好的经济效益，监狱经济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须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国家组织罪犯劳动，除了开发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发展监狱经济，获取经济效益，以弥补监狱经费不足的目的之外，另一个目的则是要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对罪犯的思想改造。由于监狱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主要是罪犯，如果在其运行过程中不重视甚至放弃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那么，监狱经济将会因缺乏合格劳动力而无法正常运行，监狱经济也就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则是监狱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保障。

（三）监狱经济关系

社会生产都是劳动者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集体活动。在生产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围绕经济利益而发生各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存在及其合理程度，直接影响到生产活动本身的效益，影响到各方经济利益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监狱经济在运行中也必然会存在罪犯与国家、监狱（企业）、社会等等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根据我国监狱经济发展的历史及目前的有关规定，监狱经济是具有国有性质的经济成分，监狱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罪犯虽然也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不能像普通公民那样实现与这部分生产资料的自愿结合。因此，在监狱生产的运行过程中，从罪犯与国家之间的地位看，不可能是平等的，罪犯不可能成为监狱生产过程中的主人，他们无权行使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从分配关系来看，对罪犯而言，监狱企业也应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罪犯劳动本身的改造性质，决定了罪犯不可能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其劳动成果除扣除交给社会的那部分之外，其余成果全部归自己所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罪犯给社会、他人造成了财产或人身方面的损害，因此，罪犯的劳动成果必须扣除罪犯给社会和他人的损害赔偿，剩余的部分才归犯人所有。

----从交换关系来看，罪犯虽然也存在着与社会的交换关系，但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罪犯在交换中的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从消费关系来看，由于国家与罪犯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罪犯的消费完全是为了个人，不具有依附性，也没有歧视性。而且罪犯本身又是刑罚惩罚和改造的对象，其个人消费与刑罚执行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罪犯消费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集体性和保障性。

（四）监狱经济的产生原因

1、经济原因。

组织罪犯参加监狱生产劳动，是罪犯生存的必然要求。与普通公民一样，罪犯也是消费者，为了维持生命的存在，罪犯必然要消耗一定的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只有靠生产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在罪犯的生命得以维持、延续的条件下，才能谈到对其的惩罚和改造。那么，罪犯怎样才能取得生活资料呢？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罪犯获得消费品的原则与普通公民一样，也是按劳分配；另一种情况是国家财政无偿提供罪犯的生活费用，即由守法公民向国家交税来养活违法犯罪者。而后者只能是建立在罪犯拒绝参加劳动、缺乏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基础之上。但拒绝参加劳动和缺乏劳动能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可依法强制罪犯参加劳动；可通过教育等方法转变罪犯观念，使其愿意参加劳动；也可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手段，激励和刺激罪犯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对缺乏劳动能力的罪犯，可以对其进行教育和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这样，通过加强对监狱企业的管理，以及国家给监狱企业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等措施，都可能使监狱企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最终使罪犯通过劳动获得自己的生存资料。因此，组织罪犯进行劳动即组织监狱生产，从而让罪犯通过自我劳动来维持自我生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科学合理的，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罪犯身上的特殊体现。

另外，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也是监狱经济产生的经济原因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对经济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制约。与过去相比，罪犯构成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罪犯年龄普遍较小，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作为掌握着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罪犯，他们是社会劳动力资源的组成部分，数量也较可观，对其加以开发利用，是社会的要求，也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罪犯虽然是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破坏者，但还有可能成为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对这些依法集中起来的劳动力资源不加以开发和利用，从纯经济角度看，是对经济资源的浪费，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法律效率原则即行刑低成本、高效益原则的违背。因为罪犯不仅以失去自由作为接受刑罚的成本，而且它同时也支付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成本，不对这一资源加以利用，对罪犯来说就只有成本投入，而没有经济收益。作为年龄构成偏低的罪犯群体，他们是社会未来的劳动者，对他们的劳动技能加以培训，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所以，罪犯本身及其构成发生的内在变化，促使政府不仅要惩罚和改造罪犯，而且要培植、开发和利用罪犯劳动力资源，监狱经济因此必然产生。

2、社会原因。

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体，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生命体，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人的社会性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感情与物质的交流和交换来体现和实现的，而这种交流和交换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

罪犯虽然是被剥夺或限制自由的人，并被囚禁在一定的场所之内，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人的社会属性，而且也不能将其与社会完全隔绝，使其失去人的社会属性。在罪犯被囚禁、失去一定自由的前提下，其与社会进行交流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渠道，就是监狱生产劳动。监狱企业通过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就与社会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罪犯通过创造物质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的产品也输入到监狱和监狱企业，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生产劳动作为一个媒介，把罪犯和社会联系起来，实现了罪犯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使罪犯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因此，由监狱生产劳动形成的监狱经济是罪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监狱人格，并重新社会化的真正起点和重要途径。

3、法律原因。

生产劳动既然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和体现，是人谋生的手段，那么，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过人与人的交流，通过人与自然的斗争，必然会形成对生产组织体内所有成员产生约束作用和普遍认同的观念、制度和规则。个体对于组织而言，适应这些观念、制度和规则者得以存在，不适者将被淘汰。为了求得生存，个体必然会不断地适应组织的要求，为此，它就必须不断对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加以调整。这样，作为存在于生产组织体内的个人，其观念和行为必然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依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监狱不仅要惩罚罪犯，而且要改造罪犯，即要改造罪犯的犯罪思想观念，矫正罪犯畸形的犯罪心理结构。而生产劳动本身就具有使人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等发生变化的基本功能。

因此，借助生产劳动这一手段，来实现对罪犯思想观念等的转变，就必然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改造罪犯的首选方法和途径。因此，我国现行《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4、政治原因。

我国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理论根据直接引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和劳动学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监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监狱就是国家凭借强力的后盾，拘束、限制人身自由，实行关押、劳动的场所。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监狱的政治属性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其具有依法监禁和惩罚罪犯，保持国家政局稳定，维护社会安康有序的重要职能。但是，监禁和惩罚罪犯不是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监狱的终极目的是“改造他们”。要“组织罪犯劳动，从而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品质，新的语言，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学得一定程度的劳动技能，以利于从监狱出来之后重新做人”。

我国监狱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特殊公共机构，对其所生产的公共产品的最终定位，从政治上讲必然设定在通过教育改造进而让罪犯认同社会主义普遍的价值观，回归社会后能积极适应或基本适应主流社会，成为与主流社会相容的人这一层面上来。这就需要我们监狱工作要以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为中心，积极矫正罪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把过去危害社会秩序的罪犯锻造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公民。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除了监管惩治和教育转化手段外，主要依靠劳动改造手段即通过组织监狱经济生产，在罪犯劳动中改进其思想素质，提高其劳动技能，达到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之目的，这是监狱政治属性的有效体现。

二、我国监狱经济及相关体制发展的历史沿革

监狱经济是伴随我国劳动改造罪犯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监狱经济既具有一般社会经济的共性，又具有服从、服务于改造罪犯的个性特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刑罚执行制度变化的影响，建国以来我国监狱经济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监狱生产的创建阶段

我国的监狱生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就有了监禁反革命分子的监狱，出现了监狱生产的雏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各革命根据地为了关押和改造犯罪分子，先后建立了看守所、劳动感化院、犯人自新所等刑罚机构，开始有组织、有目的地安排罪犯从事生产劳动。1934年，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改造罪犯问题指出：“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中，同志又确定了犯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个根据地，根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的规定，分别建立了监狱、看守所以及相应的管理、教育、劳动制度。由于这时期的监狱大多在农村，监狱生产主要以农业为主，以佣工、小手工业、运输业为辅。比如晋察冀边区监狱，1942年关押犯人2000余名，代耕土地2100亩。太行区监狱自种310.2亩，代耕268.2亩，开荒180.6亩，其它513亩，总计1272亩。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监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开始依托城市发展工业项目。比如，1949年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利用伪陕西省第一监狱留下的两架破旧石印机开始了石印生产，利用接收下来的手铐、脚镣开始了制钉生产，利用废铜搞起制造墨盒的铜工生产，利用破棉被作原料进行制鞋生产，修复旧织布机进行纺织生产等等。

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是在复杂环境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的目的首先是改造罪犯的犯罪恶习，使其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同时也是为了解决监狱自身的困难，争取监狱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尽管建国前监狱生产的条件十分简陋，生产规模不大，但是就监狱生产为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性质和监狱生产的特殊组织管理形式而言，我国建国前的监狱生产已处于监狱经济的萌芽阶段，它为建国后监狱经济的创立发展积累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为了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人民民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集中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除少数被判处死刑的以外，绝大部分被判处了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时期，罪犯数量急剧增加，关押场所严重不足。国家因财政困难，无力大规模修建监狱，解决罪犯的吃、穿、住问题。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在1951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提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公安部集中统一领导，各地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自力更生”的原则，开始了大规模地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劳改生产也随之全面铺开，相继建成了一批工厂、农场、矿山，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能力。不仅解决了关押场所紧张和罪犯坐吃闲饭的问题，而且为以后监狱生产大规模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1、1952年至1956年监狱经济的形成和全面发展阶段。

监狱经济是在监狱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的监狱生产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对此，1952年第一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决议提出：“劳改生产，从政治上看，是属于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一项政策；从经济上看，是属于国民经济性质的特殊企业，应列入国家生产建设总计划内，在各级财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1954年政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进一步规定：中央和省、市应当成立劳动改造和生产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监督劳动改造生产计划的实施。劳动改造生产的发展方向是：由省、市集中经营，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进行有发展前途的工、矿、窑业生产；组织水利、筑路等建设工程的生产。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监狱生产全面展开，生产场所不断扩大，并形成了发展大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到1956年，监狱生产己形成了农业、工业、矿山、建筑、商业、运输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格局，而且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己与国民经济相衔接，从而得到飞速发展。

2、1957年至1965年大规模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由于党和国家加强了对监狱经济的组织领导，中央成立了由薄一波为主任的劳改生产管理委员会，劳改生产划归地方国营管理后，地方财委从财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积极扶持，劳改机关大胆使用在押罪犯中的科技人才，排除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使劳改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突出表现是：农业方面由单纯粮食生产发展为粮、棉、油、畜牧、加工等综合经营，粮食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提高；工业方面，由手工业、加工业、小作坊向钢铁、化工、电子、冶金、矿山、纺织、机械等重工业、制造业、能源基础工业发展，相继建设了一批改造好、生产好、物质条件和设备好的工业企业，并生产出了一批高、精、尖产品和国家急需产品。到1965年，全国劳改生产工业总产值达17.6亿元，粮食总产量达18.4亿斤，物质基础大大增强。

3、1966年至1976年在困难中发展阶段。

十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劳改工作也遭到了、“”的摧残，全国劳改单位被砍掉一半，农业耕地面积减少了6096亩，固定资产损失20多亿元，不少劳改单位一度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生产、基建和物质供应全部纳入地方非生产部门，致使基建资金和管理经费无人负责解决，给劳改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但是，各地劳改机关和广大劳改工作警察怀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内乱”中坚守岗位，克尽职责，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的干扰破坏，一方面做好监管改造工作，保证劳改场所的稳定，另一方面，在社会厂矿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的时候，大力发展劳改生产，为国家提供急需的工、农业产品，在特殊困难的条件下，劳改经济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4、1977年至1992年恢复整顿与发展阶段。

粉碎“”反革命集团后，我国劳改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恢复和整顿劳改经济。工业方面，调整生产格局，改善经营管理，向多行业、多门类、多品种、低消耗、高技术含量发展；农业方面，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向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多种经营取得良好效益。这一时期是监狱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此后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劳改经济坚持改革、开放，从抓内部机制的转换入手，积极推行承包责任制，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开拓多元化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积极进展。表现为：企业素质明显提高，一大批企业被评为省级、部级先进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一部分科技先导型的企业集团，产品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监狱经济效益呈现快速增长。到1990年，全国监狱年产值达2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0.8%。

5、1992年至今进入市场经济艰难发展阶段。

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后，监狱生产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监狱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了严重挑战，从观念、体制到经营管理方式都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监狱企业，在市场竞争面前显得很不适应，相当多的监狱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一部分甚至己经达到崩溃或破产的边缘，监狱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三）我国监狱经济的现状

据统计，至2005年，全国共有监狱多所，在押罪犯多万名，其中有未成年犯管教所所，未成年犯万余名，监禁率为。监狱创办各类企业总数余家。这些企业都是各地按照中央“关于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有关规定，经过清理整顿后保留下来的。

按照与监狱工作的紧密程度，这些监狱企业可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为改造罪犯服务的必保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0.55%。根据监狱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和市场前景等因素进行初步分类，这些必保企业可大致划分为：发展型企业，占必保企业总数的18.6%；一般型企业，占47.8%；困难型企业，占33.6%。一类是为监狱生产服务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9%。一类是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9%。

按照行业划分，监狱企业中，工业企业**余家，约占企业总数的64.9%,主要从事机械、建材、煤炭、冶金、轻工、纺织等产品生产及劳务加工业生产；农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17.7%；建筑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3.2%；服务业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5%；其他类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8%。在余家工业企业中，有自主产品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49%；其余企业主要从事来料来样性质的劳务加工。

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令人堪忧。据统计，至2002年，全国监狱企业共有生产经营性资产亿元，资产负债率**1%，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利润亿元，当年补充监狱执法和管理性支出经费34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帐44亿元。全国整体盈利的省（自治区、直辖市）21个，盈利额亿元，其中山东省盈利亿元，占盈利总额的%，其余均都有不同程度的亏损，亏损面达38%。

三、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狱企业在竞争中力不从心，处于弱者地位；监狱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监狱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监狱的改造质量水平因此而不断下降。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步显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一）当前监狱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与问题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质和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当前监狱企业既面临与社会国有企业同样的困难，也存在自身特有的困难和问题；既有历史形成的沉重负担，也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新出现的难题；既有资金、技术长期投入不足，有关扶持政策不到位造成的困难，也有自身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不规范形成的制约。总体上看，监狱企业比一般社会国有企业困难更大，情况也更复杂。

1、监狱企业负担过重。

监狱企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负担：

一是补充监狱各项经费的负担。按照现行的《监狱财务制度》（1997年财政部发），靠监狱生产收入补充的费用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监狱建设费用。第二种是监狱维持基本运转所需经费。第三种是维持监狱正常运转所需的其它经费。如，2000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共88亿元，实际支出122亿元，企业弥补了34亿元；2001年各级财政对监狱拨款109亿元，实际支出144亿元，企业弥补了35亿元。2003年8月，原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有关监狱工作会议上指出“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制定的标准，要保证监狱正常运转，（年监管改造经费）至少需要200亿。（目前）这个差额约90亿，而且这90亿不是一次性投入，年年要投入这个数，将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投入还要增加，还要逐步提高。”可见，由于监管改造经费的实际需求与财政保障之间的矛盾，使补充财政经费的很大缺口日益成为监狱企业过多过重的负担。事实上，目前也已经形成了财政按既定项目和财力状况给予部分经费保障，监狱系统维持运转所需其余各项经费都由监狱企业兜底的格局，致使多数企业已经不堪重负。

二是债务负担。尽管自2002年以来，司法部积极协同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分批开展开行贷款核销工作，但近几年来全国监狱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仍保持在**%左右，远高于一般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企业长期没有国家资本金注入，流动资金和各项生产经费完全靠贷款，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绝大部分用于补充监狱经费和维持整个监狱系统的运转，难以还贷而多年积累成债；二是在生产补充监狱设施建设经费仍然不足的情况下，部分监狱为应急，迫不得已将生产性贷款用于监狱设施的建设，实事上形成了短期内无法偿还的长期债务；三是不少省市对国务院为扶持监狱企业制定的专项贷款贴息政策未按规定落实到位，企业贷款越多，负担越重。据调查，目前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吉林、陕西等全省系统的监狱企业资产负债率己接近或超过100%。全国现有困难型的余家监狱生产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大多数已资不抵债。沉重的债务负担，致使监狱企业不堪重负，举步维艰

三是人员和办社会负担。由于财政没有负担监狱系统的工人经费，监狱系统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这些大量在职和退休工人愈来愈成为监狱自身背不动、卸不掉的沉重包袱。监狱企业生产困难不断加重，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多数监狱地处偏僻，远离城镇，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办社会。以2000年为例，当年监狱系统工人经费总支出就达亿元；个监狱创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社区、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社会机构，仅支付机构人员经费就达近8亿元，这些费用全部转嫁到监狱企业，由其负担。

2、监狱企业长期投入不足，存在部分罪犯坐吃闲饭。

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9年，国家共给监狱企业安排生产性基建和技改专项贷款124亿元，建成1200多个生产项目，解决了万名罪犯的劳动改造手段和场所问题，使全国监狱提供的罪犯生产劳动岗位达到万个。但是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监狱企业己经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投资支持。近几年来，由于国家决策机构开展的多轮次“严打”整治活动，押犯数量增幅较大。加之不少监狱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开工不足等原因，监狱劳动场所和劳动岗位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是罪犯大量增加，监狱无力扩大劳动场所，增加劳动岗位，“坐吃闲饭”的罪犯越来越多。2005年，监狱在押罪犯**多万人，罪犯生产劳动岗位缺口近40%。

二是一些罪犯将丧失原有劳动岗位。如资源枯竭的煤矿和非煤矿山，国家产业政策明令关闭或淘汰的“五小”企业，地处当地政府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区域内的监狱农场，监管安全或生产安全缺乏保证的劳务性生产，以及即将实施关闭破产的其它监狱企业等。

三是实施监狱布局调整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监狱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些规模太小、过于分散的监狱连同劳动力场所进行重新整合后，劳动岗位也会相应减少。

四是相当一部分监狱企业由于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产品缺乏竞争力，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据对全国监狱企业生产的756种工业产品的统计，70%左右属于一般或市场滞销产品。

3、监狱企业管理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

由于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体制上相对封闭等原因，监狱系统内外对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确定监狱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多年来认识不统一，又缺乏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致使对实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和措施议而不决，监狱企业改革长期游离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之外，目前绝大多数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监企合一”的老体制。传统的监狱生产一直是按照监狱行政管理体制管理的，实行的是一个监狱两块牌子的“监企合一”模式。对这一体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国发〔1995〕4号）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本系统的各类生产单位”。2001年8月27日，经国务院同意颁布的《监狱劳教生产企业规范管理办法》中再次予以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三定方案”（[1998]90号）则规定了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具有“指导全国监狱的生产、基建、装备、财务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职能。目前，除部分地市监狱所属的企业由所在地市的主管部门管理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企业的管理体制与监狱的管理体制相同，实行“省、部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省以下垂直管理”的体制，即：企业在生产、计划、资产、投资、劳动、人事等方面都由省监狱局统一领导和管理。

基层监狱的生产管理方面，主要沿袭计划经济时期多年的惯例，实行“监企合一”的管理办法。长期以来，许多监狱的门口同时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监狱的牌子，一块是企业的牌子，对内称监狱，对外称企业。监狱长既是监狱的行政首长，又是监狱企业的厂长、经理；监狱警察既是刑罚执行人员，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监狱既要追求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又要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在这种体制下，要求监狱功能多元化，不仅要承担监管改造罪犯的机关的职能，还逐步承担了办企业，办农场、办社会的职能。在经费保障上，计划经济时期，监狱经费实行的是以收抵支的大包干模式，这种经费保障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监狱企业背负的沉重负担让企业举步维艰，继而影响到监狱经费保障问题和正常的监管改造工作，甚至出现了监狱警察发不出工资，罪犯吃不上饭的窘境。

（二）现行监狱经济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

现行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时代是可行的，它曾一度创造了辉煌，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入世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其存在的弊端日渐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

1、监狱执法职能和监狱经济管理职能难以到位。

监狱管理体制与监狱经济管理体制合一导致监狱职能严重错位。在这种体制下，出现了一个单位两个牌子（对内是监狱，对外是公司或厂矿），一个单位两项任务（刑罚执行、经济任务），一个人两个职务（既是监狱长，又是经理）的怪现象。法律虽然明确规定监狱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刑罚，但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监狱经费未能全额保障，为弥补监狱经费的不足，为了切身经济利益，监狱工作实际不得不把发展经济放到重要的位子上，因此监狱的执法职能必然严重削弱，出现执法职能不到位的现象。

从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讲，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在国家经济运行中没有完整的企业经营权，表现在：一是对自己的资产只有占有权、使用权，而没有受益权和处理权；二是企业在劳动用工、人事管理、机构设置上没有自；三是企业管理人员是监狱人民警察，其收益与企业经营状况不能完全直接挂钩；四是企业对其债务不具有完全清偿的民事权力能力，更不能通过创设、变更和终止民事经济法律关系而实现自身的优胜劣汰；五是监狱企业没把经济效益最大化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而法律规定首要任务是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因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制度，本质职能是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刑罚司法制度。另一方面单从外部环境条件讲，系统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方案至今尚无正式出台，使得监狱经济管理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无所适从，监狱经济管理职能无法到位。

从执行刑罚改造罪犯方面讲，“监企合一”使得生产经营活动过多地挤占了有限的刑罚资源，牵扯了太多的人员与精力，造成监狱警察角色的矛盾和错位，造成监狱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当一个监狱不得不为生存而挣扎奋斗时，社会企业经营者必须在背负繁重的监管改造任务，保证监狱安全稳定的巨大压力下从事经营，监狱企业的种种特殊性使得它难以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生产要素难以实现优化组合，无法象真正的企业那样去组织管理，去应对市场风险和挑战，引进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才，更无法形成产权和投资的主体多元化。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等原因，以及企业的额外负担沉重，经营者素质不高，劳动技术在低水平上循环，因而设备技术难以更新，新产品难以开发，融资无渠道，在国有企业中发展日渐落后，经营日趋艰难，除极少数企业盈利外，绝大多数企业困难重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严重亏损，处于资不抵债、破产倒闭的边缘。人们期望的改造与生产相互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相互制约。

2、监、企、社混合多元体制造成监狱工作复杂与艰难。

新中国监狱初创时，出于政治安全及劳动改造不与民争利的考虑，许多监狱建在远离城镇的边荒落后地区，且基本上独立于社会，因此许多监狱除了承担教育改造和监狱生产任务外，还要办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有的还设立了派出所、法庭及社区管理机构。监狱形成了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小社会。而这些办社会的成本大多转嫁到监狱企业身上，由其来负担消化。监狱及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目前却成为影响监狱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监狱其它各项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监企合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此也显得十分突出。我国监狱与监狱企业、监狱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己经合体共生了几十年，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不仅表现在供养关系上，而且监狱企业及自我社会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许多警察、警察家属子女赖以就业谋生的唯一场所，设置在中等城市以外的监狱尤其如此。当改革分离监狱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职能时，不能不慎重考虑监狱巨大经费开支的保障，罪犯劳动改造实现形式的稳定有效，部分警察（主要是专业技术警察）及大批家属子女的就业出路，监狱企业由谁来运作经营保值增值并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劳动服务，监狱社区的服务职能由谁承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里的每一个方面的改革调整都是棘手的难题。在稳定、发展、改革的大局中，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大问题，而监狱的安全稳定决不像有些人所想的“只要不跑犯人、不出恶性事故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简单。监狱的安全稳定是个系统问题，上述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中每一个问题解决不好，都足以影响监狱的安全稳定。

3、容易滋生司法腐败。

由于“监企不分”和国家不能足额保障监狱经费到位，最终形成收支不分。为追求经济利益，解决监狱经费不足等问题，某些监狱及监狱领导干部以牺牲严格、公正、公平执法为代价，在罪犯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执法环节上，搞权钱交易、权刑交易。如，大连监狱案便充分暴露了现行“监企合一”体制的弊端，这种因体制弊端所产生的司法腐败虽是个案，但却有典型性。该案大连监狱利用罪犯帮助监狱企业找项目、找产品销路、找市场、找资金，与不符合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进行权刑交易和权钱交易。以大连监狱长谢红军为首的多名干警在这些交易中徇私枉法、贪污受贿，震惊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此事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要求司法部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并要举一反三，狠抓整顿。出现这种现象固然缘于少数监狱干警的素质低下，但体制缺陷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平与公正，制约了监狱工作的发展。这种因体制原因滋生的司法腐败，是产生监狱执法环节腐败的源头。

四、对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

（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如上所述，以“监企合一”为核心的监狱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必须加快监狱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大改革力度，落实全额保障政策，推进监、企、社分开，使监狱更好地履行刑罚执行职能；要认真执行政策，将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收入分开；要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顺监企关系，建立促进新型监狱体制规范运行，以“全额保障，监企社分离，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从体制、机制和源头上解决目前监狱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而真正建立和完善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应坚持的原则

深入改革监狱经济体制，会触动到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个人的利益。为了减少阻力，取得应有的效果，监狱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要进一步明晰国家与监狱企业的职责。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约束，国家为监狱提供运转经费的责任被转嫁给了监狱企业，而监狱企业由于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制约，不能充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效益下滑，无法为监狱提供必要的运转经费。在当前国家财政实力大大增强、社会主义法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家理所应当地承担起为监狱提供财政经费的应有职责，以减轻监狱企业的负担，彻底改变两者之间的责任转嫁问题。

2、要彻底纠正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错位。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由于监狱要通过创办和经营监狱企业，解决自己的运转经费问题，因而实践中必然出现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错位的问题，即监狱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狱企业的经营方面，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反而被淡化；而监狱企业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又不得不承担起劳动改造罪犯的职责，监狱企业创造利润的职能也被淡化。监狱承担起了监狱企业的职责，监狱企业承担起了监狱的职责，导致监狱不像监狱，监狱企业不像企业的后果，监狱和监狱企业职能的错位，严重地影响了它们各自的发展。监狱体制的改革，必须打破“监企合一”的制度约束，使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职能归位，这样才会避免监狱和监狱企业相互间的消极影响。

3、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与效益。

在“监企合一”的体制下，监狱企业其所以效率低下、效益不佳原因之一就是，监狱企业的发展严重地受到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使得监狱企业无法充分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就必须坚持有利于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的原则，使监狱企业受监狱行刑的直接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监狱企业在最大程度上按照经济规律运行。另外，监狱企业体制的改革，还必须进一步扩大监狱企业的经营自，以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4、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

作为一种特殊企业，监狱企业承担着为监狱的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重要职责，这一职责的完成与否，直接影响着我国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问题，因为罪犯的劳动除了具有经济性质之外，还具有明显的改造罪犯的法律性质。建立新的监狱企业体制，不仅要能够增强监狱企业的活力，而且要有利于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的实现，使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改造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减少或避免“改造和生产”之间的矛盾，增强两者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三）对于我国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必须实行监狱与企业分离

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特点，实行监狱与企业适度分开，把原来由监狱自身行使的企业职能从监狱中分离出去，监狱企业职能由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接、管理和运作，实现监狱和企业在职能、人员和机构上的分开，监狱和企业按照各自规律规范运行，它们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共同为改造罪犯服务，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监企分离”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建立新的监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组建新的监狱生产经营管理机构；三是分类改革监狱企业；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五是建立监狱与公司有机联系、密切配合、规范运行的工作机制。

对于“监企分离”中监狱经济管理与运行体制的具体设想是：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精神，应在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分别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在司法部设立监狱生产管理机构，负责全国监狱生产的政策制定、宏观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监狱局成立专门的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母公司）；集团公司根据需要在监狱设立为罪犯提供劳动岗位的子公司（分公司）或生产单位。集团公司由政府授权，代表国家负责监狱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确定生产项目，组织产品进入市场，享有对其在监狱所设子公司的重大投资决策权、资产收益权和经营者选择权，监狱负责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实行“监企分离”后，原监狱所属企业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划归集团公司所有。监狱长不再担任监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由公司按《公司法》的规定选任。同时，由于集团公司和子公司是为罪犯提供劳动改造手段的特殊企业，国家在投资、税收、采购销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政策：应根据监狱生产的性质和罪犯从事生产的实际情况，确定符合监狱特点的产业、产品结构，逐步退出高投入、高风险、高度竞争的行业，向自主优势产品、政府采购、劳务加工、劳动密集体型的方向发展。由于监狱生产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也是监狱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因此，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监狱生产管理办法，对监狱生产问题作出政策性规定。

思考二：规范建立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监狱企业作为罪犯劳动的实现场所，其性质和地位不容置疑。关键是如何既保证罪犯劳动改造的顺利实现，又能保证生产经营单位的经济效益，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制度和体制来规范。笔者认为无论是监狱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或是集团公司（母公司）都应当在实行“监企分离”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入手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并完善适应监狱生产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监狱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与作用，切实发挥监事会的作用，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对经营者的合同约束、偏好约束，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实行对经营者的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市场约束，强化企业党组织及职工代表大会对经营者的制约与监督，进而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建立健全监狱企业经理人管理体制，加快经理的职业化建设。监狱企业体制改革以后，靠原有企业管理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市场中招聘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来为监狱企业工作，对招聘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要有符合市场经济的一套制度，建立健全好这项制度是监狱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良好发展的前提。对原有企业管理人员，也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激励机制，要建立一套监狱企业管理人员的进出机制，以保证监狱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

第三，建立有效的经理人行为激励机制。在公司的内部对经理人可以实行年薪制、薪酬期权制，报酬和业绩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紧密挂钩等。这样充分调动经理人的积极性，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

第四，实现监狱企业所有制成份的多元化，可逐步改变国家完全独资的监狱企业结构，监狱企业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其他经济成份可以参与到监狱企业中来，这样非常有利于监狱企业向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我国由于市场机制发育还不健全，所以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比较稳定的监狱企业股权结构，可将监狱企业的国有股转移给其他一些法人团体，让他们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治理。各法人为了追求自身集团的利益，从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司的内部治理更有效。监狱企业也可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为上市公司，这样融资的渠道会更加广泛，管理会更加规范。监狱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个探索，前期应以国有控股公司为方向发展，如果时机成熟，可以试点监狱企业成为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思考三：逐步做到监狱经费与监狱生产收入“收支两条线”

就是将监狱执法和管理经费由财政按标准全额纳入预算予以保障，使监狱经费支出与监狱生产收入脱钩。同时，监狱生产也必须实行独立核算，在作必要的费用扣除后，逐步以规范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从而做到“收支两条线”。如果监狱经费不能按标准全额保障到位，“监企分离”就难以真正运行，就会影响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监狱刑罚执行职能的履行。

对此，笔者的设想是：应当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三级财政、监狱管理部门按地区分类，逐项核定经费支出标准。按照事权划分和现行财政管理体制规定，监狱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分级负担，以中央财政为主；中央财政应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中西部地区监狱所需经费予以必要的支持。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监狱经费支出必须与监狱生产收入分开，按照监狱执法和监狱生产的不同属性，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核算办法。对监狱生产收入制定专门的管理和上缴财政的办法。应明确规定监狱干警工资与生产收入脱钩，不搞“以收定支”、“以收抵支”等。考虑到国家财力的承受程度和监狱工作发展的需要，监狱“收入两条线”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思考四：彻底实施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监狱及企业办社会，不仅给监狱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沉重负担，也分散了监狱领导的时间与精力，分散了有限的警力和财力，影响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而且自办派出所、检察室、法庭等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也容易促发腐败问题。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监狱企业是为监狱劳动改造罪犯服务的特殊企业，两者都不应当承担办社会的职能，现有办社会的职能应与监狱及监狱企业彻底分离。

监、企与办社会相分离的主要设想是：监狱所办的派出所、法庭整建制移交并作为地方有关部门的派驻机构进行管理，地方编制部门负责核定各派驻机构的编制，财政部门核拨经费。监狱所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益性机构以及后勤服务等福利性机构，移交当地政府。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改革，要整建制移交，一步到位；边远地区暂时无法移交的，也要与监狱脱钩，并由专门机构进行单独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由地方政府负担。各后勤服务等福利型机构要与监狱脱钩，但要分类管理。为监狱人民警察和职工提供工作必需用品及为罪犯提供大宗生活必需品的服务项目，应由监狱国有独资公司设专门机构、人员并通过招投标形式统一购置、统一配送、统一服务。其它各类后勤服务机构要由福利型转为经营型，由无偿服务转为有偿服务，由单纯为监狱服务转为面向社会服务，逐步改造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监狱所办的包括安置警察家属、子女就业的纯工人企业，应与监狱脱钩，并按照产权关系进行移交或改造。国有企业或国有持股企业移交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管理：集体企业应按职工意愿进行股份制改造，改制期间监狱国有独资公司应予以指导。

结束语

我国的监狱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研究，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把监狱安全稳定放在首位，在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大胆尝试，按照既要管好监狱，又要管好企业的目标，妥善解决好监狱和企业的关系，真正建立起两个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的管理体系，即按照监管改造规律运作，依法行使刑罚执行职能的监狱管理体系，和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监狱经济体系，这是监狱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同时还要注意到，监狱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是监狱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要服务于监狱劳动改造罪犯的需要，因此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监狱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和监狱体制改革协调推进，监狱体制改革是基础，监狱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时促进监狱体制改革，二者具有辨正统一关系。目前司法部正着手研究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尽管监狱体制改革的难度很大，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司法行政系统与监狱部门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监狱经济也一定会走出困境，实现新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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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论文篇5

Keywords:planning,marketing,pricemechanism,government,wayofrefom

一、计划、市场和价格机制

1、集权与计划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个基本上排斥市场机制的体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我党自成立以来连续几十年征战的高度集权的军事机制的惯性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必然选择和继续，也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环境的产物。这种经济体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逐渐得到强化，到8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客观地讲，这种体制曾经发挥和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成效。这种体制在各个层级决策结构上，实行中央集权控制，国家按照计划分配各种资源，将其集中到国家认定应优先发展的重点部门；在经济发展动力上，国家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对各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或直接下达指令，忽视物质利益的协调与刺激作用，实行“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依靠行政力量贯彻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信息上，实行计划指令的纵向传递，全部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的轨道，企业行为基本不受市场信号的制约；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一大二公”，甚至一些民营企业初期也要戴上“红帽子”。国有和集体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企业基本上没有预算，即便有，其约束也是软性的。企业既没有独立的利益目标，也没有自，更不承担经济后果，只是被动地执行指令，完成产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都是计划控制。企业主要根据非价格信号了解各种资源和产品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由于企业不承担投资决策的责任，却可以从中获益，因此，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会通过低估预算成本、向上级施加压力或疏通各种关系争取投资资源，这使投资需求大大超过可供分配的投资资源，引起“投资热”和“引资热”。投资计划、投资品供应紧张和短缺是企业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的重要动力，从而进一步造成投资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资源和消费品的短缺，强制替代、排队、等待、配额和票证就成为当年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实践证明，这种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社会经济的进步、知识的退化、人性的异化，等等。

2、市场是如何配置资源、产生效率的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和纽带，而市场机制则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关系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套有机系统：

（1）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在所谓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资源配置奉行的是等级规则，即首先建立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然后界定行为人在等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进而界定与该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谁的行政级别高，谁的资源配置权力就大。在市场条件下，资源配置则遵循产权规则和信用规则，即资源配置的权力与行为人拥有的资产量、信用度成正比。为此，就需要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确立排他性产权，这不仅使交易者能在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现货交易，而且可以与其他交易者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形成多样化的交换方式和财产转让方式。所以，排他性产权的确立和建立在严密法律体系基础上的信用机制的形成是市场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的充分必要条件。

（2）分散的决策。居民个人、家庭和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根据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并承担相应的经济后果。为此，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必须是刚性的，即他们必须量入为出。在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收入由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即劳动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收入，土地（房产）所有者获得租金收入，知识、技能和信息拥有者获得其相应收入等。

（3）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作为合同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机会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机会均等、公平交易准则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包括消费选择自由、开张与停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强迫他们做他们并不愿意做的事，他们进行竞争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利益。

（4）价格协调。在分散化决策条件下，是什么因素使分散决策免于陷入混乱呢？用什么来协调形形有不同能力与欲望的人的行动呢？怎样才能保证需要做到的实际上也能实现了呢？是价格机制。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信息；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1]。在市场上，价格作为显示资源稀缺性程度的信号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它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从而确保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3、“看不见的手”和经济道德

尽管市场把行为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主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构建激励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舞台。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明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1776）。他论证道，尽管在市场上每个参与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自利的，但只要竞争是充分的，那么在竞争中就会形成一种自然秩序，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使得竞争的后果是社会利益最大化。[2]。

当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自动达到利他的结果是有条件的，即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在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是可以无代价获得的且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是对称的，未来是具有确定性的，不存在外部性等。这样，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任何经济人都不可能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来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市场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原因在于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对称的，市场是不确定的，部分行为人的私人成本并不等于社会成本。当市场不完全时，经济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市场效率的源泉，另一方面又会诱发损人利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最优选择将不可能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失信行为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失灵的市场无法使得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自动导致利他的结果。

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前已经发现了道德风险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强调市场经济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并出版了《道德情操论》（1759）。斯密认为，爱人如爱己是最伟大的道德观，并主张设身处地在别人的情景中看待我们的所作所为。他所倡导的经济道德观与我国古人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排除那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权利甚至生命的“自私”行为，鼓励和保护那种不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且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的行为。只有当市场竞争具有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进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权的市场经济[3]。

二、实践与认识

1、艰难的反思：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

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计划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弊端促使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进行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当时的政治高压和强大的集权面前，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和到位，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挥作用，因此，应把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1984-1987）：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1984年底开始有市场取向的改革，如减少指令性计划比例，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企业自，推行价格双轨制等。邓小平先生根据改革的实践阐述了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讲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4]。

第三阶段（1987-1992）：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

第四阶段（1992-）：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92年邓小平先生在南巡时谈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翻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的一页。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传统的教条的政治经济学，它们都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西方经济学认为，交换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没有私有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均衡价格，从而企业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5]。社会主义公有制排除商品货币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合理地配置资源。传统政治经济学也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社会的计划中心直接对社会劳动和其他资源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直接分配，商品货币关系就自动消亡了，市场经济也就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事实上，我国贫穷落后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传统的专制与集权的政治社会关系，根本不具备经典作家所预测的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前提性条件，在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以及每个企业和家庭都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就具有客观必然性，市场机制是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及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同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的。然而，即使在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完美无缺的市场结构也是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将不可避免。这时，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而需要依靠政府来刺激总需求，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由此可见，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手段。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体制条件。

2、市场经济：完全的还是完善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否则就不成为市场经济。例如，产权关系明晰，企业具有刚性预算，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并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的开放性；政府主要维护经济秩序、做裁判等。从规则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市场的运作以及管理经验和知识，来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

当然，我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首先，按照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最终体现的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要求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即资本得利息，劳动得工资，土地得地租。其次，按劳分配原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易关系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劳动者和企业的个别劳动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个别劳动才能转换为社会劳动。企业的劳动只有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其创造的价值才能被社会承认。

近期以来，我们的领导人和主流媒体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是“完全市场经济”，我们也一直渴望别人承认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然而世界上只有新西兰等极少数国家承认。那么，什么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呢？按WTO的定义，它必需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即：普遍存在的独立法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供求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公平竞争，公平交易，买方市场等。为什么有些人不能承认我们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呢？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很大程度上世界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不甚理解，人们总是习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划上等号，因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计划市场经济；二是中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模式、市场规律等既具有自身的特点，也有某些先天的缺陷，如随双轨制与生俱来的、金融市场不规范、政府管的太宽、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市场竞争不尽公平等。这里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从策略上，我们必须消除世界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误解，在国际上争得我国应有的公平待遇；第二，从理论上讲，只有完善竞争的市场才称得上完全市场经济。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上这样的经济体和国家甚少，而我国目前的差距甚大。因此，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必须从整体改革着手，付出更多的努力。

3、改革：激进与渐进

整体改革从实践上看，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可以选择的方式有二，一种是激进式改革，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苏联与东欧选择了激进式改革，其特点是：一是在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新构造上选择自由化策略，即通过引入多党制来推行民主化进程；二是在经济利益结构的重构上选择私有化策略，即通过立法的形式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三是在经济政策的重构上选择控制货币、放开价格的策略，即对国有企业实施休克疗法，把国有企业完全推向市场，企业能否生存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西方经济学认为，激进式改革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最佳选择，但在改革的实践中，这种改革方式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自由化后总产出下降导致国民经济陷入衰退，私有化后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在一些地方出现黑社会问题等。不过，近来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稳定增长、社会政治秩序的改善等，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我国的改革是在权力中心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这种改革既不是对原来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要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建立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及社会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权力中心的自我改革，即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改革的推动者与组织者是由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党政系统构成的，权力中心根据下级传递上来的改革需求形成改革方案，然后通过各级党政系统贯彻实施；二是增量式改革，即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经济的增量部分率先引入市场机制，如新人新规矩，新事新办法等；三是试点式改革，即先在试点单位形成改革经验，然后再在其他单位推广试点经验。

我国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以及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等都表明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城乡差距的扩大、、权钱交易、群体性上访、恶性事件等，似乎是渐进式改革的高昂成本。

改革，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也未可知。但是目前就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优劣和成效做出判断和评价似乎还有些为时过早。我这里之所以倾向于渐进式改革，更多的基于人民大众追求平稳、不愿意经受大起大落的折磨而已。当然，从巩固执政地位、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权力中心选择渐进式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此外，我国传统文化和国情的影响，似乎也只能选择渐进式改革。

三、探索与发展

1、国企定位：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不断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同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放权让利的改革阶段，二是试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阶段，三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应该看到，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已从原来完全依赖政府的行政附属物逐步向市场竞争主体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企业的预算约束开始刚性化，自主决策能力有所提高。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是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令人忧虑。面对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挑战，如果不能尽快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就将被淘汰，而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深化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一是实施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国有资本的进退并不只是从企业规模的大小来确定，而是主要从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来区分。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应实施有效控制；对于竞争性中小型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二是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受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目前这种探索（国资委）仍在进行之中；三是对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应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在出资人、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形成自我约束、相互制衡的机制，促使企业长期发展。

2、完善市场体系和构建信用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的核心是完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完善除了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明晰、具有刚性的预算约束等特征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充分竞争和无歧视竞争是平等竞争的基本含义，垄断通过限制平等竞争而损害市场效率。为此，既要减少甚至废除通过行政干预设置进入壁垒的行政性垄断，还应通过制度改革尽可能避免自然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2）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市场，构建一个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和逐步成熟，并积极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市场。在充分竞争和放开价格的条件下，形成一个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体系，这里不仅包括一般商品价格，而且包括工资率、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3）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为了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尤其需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自由流动。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就必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构建现代信用体系。道德建设对于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动地诚实守信是有显著作用的。尽管产权界定与市场参与者的诚实守信是正相关的，但人们的交易行为不可能全部由产权来界定，原因是产权界定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有些场合产权界定的成本甚至高于由此获得的收益。解决因制度规则缺失所引起的行为失信问题，除了尽快完善规则外，还需要依靠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它的规范下，市场的参与者就会权衡利弊，选择与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自利本性相反的利他主义行为，从而使诚实守信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在同样的制度规则下，人们道德素养的差异，将直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在法制基础上的讲道德的经济，而不是一个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经济。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惩罚损人利己的行为，并努力形成一个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机制。为此，就需要构建以下约束机制：（1）建立在、道德规范基础上的自我约束；（2）对交易双方及裁判都具有的某种威慑机制使任何一方不敢“坑人”；（3）依靠法律、舆论、政府裁判等力量的监督。

3、政府定位：责任政府和有限调控

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很难全部实现，可能会发生市场失灵现象，于是，需要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但是，政府来弥补市场失灵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完全控制微观决策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主要以一个裁判员的角色，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等。政府的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依然发挥作用，但是其效用已经有所降低，政府的执法职能得到强化[6]。

2005年，是我国“完全入世”年。在WTO的框架内，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彻底转变。WTO协议是关于政府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法律规则，政府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政府有义务在按照国际惯例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开放国内市场，为公平的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我们的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理顺政府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就由市场去做，政府只在市场做不好或做不了的领域发挥作用；同时尽快改革机构，建立一个精简、高效、廉洁、限制权力的政府服务体系；努力使政府的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过程透明、公开，从而引入社会公众、舆论、立法机关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府应成为遵守法律的楷模，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并努力创造公正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M].网络版.素心学苑.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网络版.

经济改革论文篇6

（二）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化与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结构的变化，是指产权内部的相互关系及其制度安排的改变。本文将集体土地产权结构的变迁是定为产权内容的完善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权能流转。前者赋予农民权利体系，后者决定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1．产权内容完善赋予农民丰富的权利体系

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实现成员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所有权主体虽然归属于集体，但集体经济并不排斥个体成员的发展。相反，它以集体内成员能够获得比分散状态下的个体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为前提条件。这一条件的实现有赖于集体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并赋予个体成员完整和稳定的权利体系。在经济学产权理论的话语框架下，一个基本的命题即“产权是一束权利”。产权不完全等同于所有权，它是与所有权相关的权利组合，或者说是在财产归属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一套权利体系，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一束权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的特点，即特定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分解并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这意味着，一方面，产权的一束权利具有可分性，并由此决定了利益的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分解以后各项独立的权能具有可组合性。权能的重组、耦合形成新的权利体系。产权的分解和组合都是产权配置的基本手段。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界定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在此基础上，产权结构的完善表现为衍生出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一束多元的权利体系。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低时，与土地最终归属有关的一束权利高度集中于所有权之中，此时的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拥有与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处置有关的一切权利，集体经济的实现具有高度共同性的特点，共同占有土地，共同经营，共同分配。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几乎不拥有或拥有较少的权利空间。在集体经济内部，农民不具备支撑个体发展的产权基础。当产权的分解程度较高时，与土地有关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可分属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可获得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等相对独立的权利内容，即拥有并完善个体的权利体系。相比较不可分解高度集中的土地产权制度而言，产权分解所带来的产权结构的变化不仅赋予农民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为农民拓展自我发展的空间提供了产权基础。首先，权利主体身份增强个体行动效率。一方面激励权利主体为排他性的获得收益而增加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也强化其权利行使的成本约束，二者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权利主体的行动效率。其次，有效的权利行使能力提升集体共同劳动共同经营的管理效率。一方面，农民通过行使对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增加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一致性的激励；另一方面，当个人的利益期望和集体统一经营产生的利益所得存在较大的偏离时，通过权利的出售或转让，即“用脚投票”的机制对利益偏离进行约束和纠正。

2．权能流转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产权具有可交易性的特点。产权分解出来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可进行自由转让。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认为，产权可交易性的特点使得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合作性的联合生产成为可能。这种合作性的联合生产的实现取决于“团队生产率”。在团队中，产出并不是每个特定的合作性投入的分产出之和，而是由一个团队所生产的不可分解的没有“投入归属”的价值。瑏瑡产权可交易的特性为权利主体自主进入和退出某种组合形式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中国农民善分也善合，一切取决于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利益，是利益驱动下的选择。瑏瑢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获得比单个经济主体行使权利的利益之和更大的收益，即获得由“组织化”生产所带来的增量收益，这是集体经济组织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分散的、相对弱小的权利主体即意味着有限的利益获取能力。集体行动能够增强单个主体的利益实现能力，只要合作性的生产能够带来超过个体单独生产所得的利益增量，分散的权利个体就具有了合作的动力，即合作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基于合作收益而做的理性选择。瑏瑣可流转的权利为这种理性的合作选择提供了实现条件。集体产权的完善和发展，不仅表现在农民可拥有独立的权利体系，而且表现在权能流转的可实现性。当产权高度分解以后，与土地占有和经营有关的一束权利通过在农民个体之间的不同配置和组合，使得农民可以理性选择并创新最大化实现个体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制度。农民获得的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可选择自我耕作的家庭经营形式获取家庭经营收益；也可通过处置权实现自由转让，通过市场机制拓展其利益获取途径。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如可以通过将土地承包权的出租，实现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并获取高于个体分散耕作的规模收益。也可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通过集体自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实现规模经营，享受经营权流转而来的股份收益。通过权利流转和组合，在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增强农民的利益获取能力，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

二、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产权结构变迁

从产权结构的变化来看，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单一产权结构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元产权结构阶段和现在的产权结构多元化阶段。以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波段：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时期，、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时期和家庭承包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时期。瑏瑤

（一）“单一产权”结构与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产权变革和重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互助组的出现，经过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我国集体经济的实现最后被固化为的形式。在这一进程中，完成于20世纪初期的赋予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也被逐步集中到这一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手中，确立了我国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和统一经营的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首先，农民权利缺位制约其个体发展能力。1958年中共中央在建立农村的决议中写明，带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并且这种成分将在发展中不断增长，逐渐代替集体所有制。瑏瑥作为一种类似全民所有制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归集体全体成员所有。但是，在全体成员内部，产权不具备量化可分性。因此，农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身份是不可界定的。农民权利主体的身份缺失，意味着农民个体发展的空间缺失。虽然在“饥饿逻辑”和“过好日子”的驱动下，农民并未对国家政权的组织力量表示太大的反抗，但是，因为缺乏利益最大化的产权激励功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源于国家政权的动员力量，集体经济的发展缺乏对个体劳动可持续的效率激励。其次，高度集中的单一产权结构最终导致集体经济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由于农民的个体产权缺位，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向农村渗透的结果，而非农民的自发选择。因此，生产队的合法性源于国家授权，而非基于产权共同体的农民认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由于缺乏个体产权的基础，在集体经济的治理结构中，也难以发挥有效的治理和监督能力。生产队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单向的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而非双向的监督和约束关系。虽然“农业六十条”规定，生产队的生产和分配等重大事情，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生产队的队长、会计等其他管理人员都由生产队社员大会选举产生。但这种文本意义上的民主范式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表达，农民更多被排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活动之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一方面，大量的干部和管理人员脱离直接的生产劳动，增加了农民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干部和管理人员对生产费用的浪费、不合理的开支及贪污挪用等现象得不到约束。更重要的是，生产队作为土地产权的单一主体，对生产经营管理权利的行使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非真正体现社员意志或遵循农业生产规律的方式，最终损害了集体经济的实现能力。

（二）“二元产权”结构与家庭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

时期农民“从分到合”的集体化进程践行着“土地归公”的逻辑，但因产权结构单一，集体经济最终变得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践行的是“地权属民”的行为逻辑。瑏瑦这一时期的集体土地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它保留了土地最终所有权的集体归属，另一方面，集体土地产权结构不断完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实现二元分离。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主要特点，是农户与生产队或生产大队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一定数目的土地经营权，并在每年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上交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后，享有余下的土地产出收益。即通常所言的“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瑏瑧这一制度安排下集体产权结构有了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产权结构的细分和变革，土地承包权和所有权发生了二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然归属于集体，但农民通过合约的方式获得了土地承包权，且其权利在国家政策和有关文件中得到制度性表达。农民和集体之间，形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权构成的产权共同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明晰农民享有土地承包权的主体身份，极大增强了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释放出家庭经营的个体效率。但是，这一时期农民的权利体系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性，以及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从产权功能而言，权利的不稳定性和权利主体的长期投资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初期，承包期一般较短。1984年，土地承包期限延长到15年以上。但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频繁调整土地的情况并不鲜见。1993年，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虽然国家政策层面做出了再延长30年的规定，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农民对土地长期投入的积极性，并进而降低了土地产出的效率。瑏瑨相对于承包权的不稳定性而言，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不可分性对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产生了更大的产权制约。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虽然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只允许“交给集体统一安排”或“自找对象协商转包”，“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这一规定导致了农民作为分散经营的个体，在面临强大的市场风险时，失去了通过权利组合规避风险保障利益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承包经营权不可流转，农民土地收益的实现途径完全依赖于农民个体的直接劳动投入。当个体劳动投入能力不足时，农民并不具备将土地流转给能力更为强大的经营主体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承包权和经营权不可分割，让渡土地经营权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土地的承包权。承包权的丧失则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最后防线。这一制度约束极大降低了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即使在农民无力经营土地的情况下，农民做出的是保有承包权而放弃经营权的土地撂荒的选择。这一产权约束既无力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充分实现，又使得集体产权无法获得有效的实现形式。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集体产权共同体内部，虽然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得到一定体现，但由于产权分解程度较低，农民权利不具备再组合的制度基础，集体经济的实现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作为产权共同体的集体经济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

（三）“多元产权”结构与家庭承包经营权为基础的合作经营的集体经济

近年来，以土地确权和流转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产权改革，实现了产权结构不断丰富和完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再次分离，并在对农民承包土地的确权量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承包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流转。农民个体和村庄集体之间，通过产权的分解和组合，构成了一个由集体所有权、农民可流转的承包权和经营权组合而成的有效的产权共同体。在这一产权共同体内，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解赋予农民完善的权利体系，同时，权利的流转为农民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有效途径。集体产权结构的多元分解使得农民的权利体系进一步完善。首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到法律保障，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和集体、其他个体之间存在清晰的权利边界。其次，承包权和经营权从土地产权中分离，实现“一权变两权”，农民拥有的土地权利体系更加完整。最后，通过土地确权，农民的土地权利得到制度上的固化和量化，前者有利于形成农民对产权收益的稳定预期，即形成持久的收益－成本激励；后者为权利的流转提供了市场化交易的依据。产权的流转为农民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提供了实现途径。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尤其以山东东平等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代表，农民通过自由组合其权利体系，创新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2013年，山东东平县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基础上，通过引导农民将承包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土地以股份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将土地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通过股份化流转的形式放开放活了承包土地经营权，并依据土地股份份额分享土地规模化、股份化经营的增值收益。在东平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度下，村集体通过集体土地、基础设施入股，为合作社提供组织服务，获取村集体土地收益；农民通过土地承包权股份化转让，不仅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千元左右的租金收益，而且还能根据集体经营状况获取每股约200－300元左右的股份分红。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作为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对自身拥有的财产权利进行自由安排，以拓展利益获取途径，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自主选择，这一选择创新了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一方面，农民通过承包经营权入股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集体土地通过股份化实现了集中和规模经营，集体经济通过土地股份合作这一经营制度得到实现和表达。

经济改革论文篇7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美国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所著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明确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一些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诺斯的说法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定义还有如：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还有人把制度定义为通过传统、习惯或法律约束的作用力来创造出持久的、规范化行为的社会组织，等等。

这些定义，都是不同作者在研究不同的问题或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对制度的理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制度，就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包括宪法和各种具体法规）、规章（包括政府制定的条例）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的社会行为，从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规则。具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制度总是社会性的，约束个人的行为说到底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因而制度总是某种社会的行为规则。在鲁宾逊的孤岛上，在"星期五"出现之前，事实上不存在制度，因为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制度是对个人（或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行为（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的一种约束，是对个人行动空间及其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界定。第三，作为社会性的制度，因其基本功能是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或称为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制度。在前面我将习惯、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与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都统统称为制度。

但从发挥作用的方式上看，它们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属于正式的或有形的（成文的）制度；而习惯、道德、意识形态等，则属于非正式的或无形的（不成文的）制度。首先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法律、规章还是习惯、道德，都是制度。因为就其基本功能来说，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种规则，都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某种约束。

（二）"帕累托改进"与"非帕累托改变"

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这时所考察的经济已不可能通过改变产品和资源的配置，在其他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别人（至少一个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反之，所谓"帕累托无效率"，指的就是一个经济还可能在其他人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一个或一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在存在"帕累托无效率"的情况下，若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确实使得某些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其他人的效用却没有降低（至少是不变），这种重新配置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在"帕累托改进"情况下，由于没有一个人状况变坏，只有某些人状况变好，因此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而若在某种经济状态下，一种重新配置导致某些人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状况变坏。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无法比较，我们无法确定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被称作"非帕累托改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概念不是"改进"，而只是"改变"，它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

（三）改革的一般情况："非帕累托改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从总体上来说，经济体制改革一定是为了对我们的现状进行有益的改进，以提高我们整体的经济福利。改革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暂时的损害。"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系，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情况的特征进行比较。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体制变革这样的较大规模的变动时期，我们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恐怕正是"非帕累托改变"；因而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可能"非帕累托改变"更有重要的意义。

比如，在个人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分配体制下，既没人努力劳动、认真管理，也无人关心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样的资源必然只能生产较低水平的物质产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理想的资源最优配置情况作为参照系，来论证这时经济是多么的缺乏效率，浪费了多少资源，论证它们如何地应该加以改革，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效率将会获得如何的提高，使大家获得怎样的好处。但问题在于，在上述两种利益分配关系已经形成、确立的前提下，同样会出现若不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获益，也不可能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情况。

人们当然总是希望改革是无人反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

（四）"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

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

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

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五）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这里所谓"相对"的含义，指的就是获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革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人受损就不能有人受益，社会成员可以按照改革的（潜在）获益者和（潜在）受损者的标准进行分类，这就决定了改革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部分人的抵制。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主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总之，改革的相对阻力体现的是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对差异与相互冲突，而改革的绝对阻力体现的是人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但同时也体现着在经济制度这个"公共物品"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改革"阵痛"对社会的总福利总是具有负面的影响。改革的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只是对问题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阻力往往是同时发生、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有时相互加强；而有时则相互抵消。

二、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2.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

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上述公式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1.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

这里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指"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

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

3.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

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的比较：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

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经济改革论文篇8

整理牵涉到人才，图书分类法及其教材等等问题。没有才能的人是不能胜任整理工作的。目前图书分类法教材培养不出这种人才。一部错误百出如国家标准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用以分类是成问题的。

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法教材要改革，基础知识课要增设，所有上述各项解决后，才是图书馆发展的进步。

＊＊＊

一、图书馆改革与发展规律

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普遍地感到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图书馆已是进入了“低谷的谷底”，这显然对图书馆发展规律缺乏认识。

图书馆是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发展而发展的，是与社会前进相适应的。我国图书馆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封建时代，汉武帝平息匈奴之患后，经济由恢复到发展以至于繁荣。他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时因发展典藏之书“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到成帝时“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史等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府之室”。时书有散亡，成帝仍命刘向等校书天禄阁。刘向校书近二十年成《别录》卒，袁帝使向子歆卒父业而成《七略》。

向、歆父子校书天禄阁是皇家图书馆的开始。章学诚肯定向、歆父子整理皇家图书馆藏书是学术性的事业，说“古之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使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图书馆整理图书工作，一开始就是学术性的。

东汉以下魏晋战争频繁以及五胡乱华生产力受到阻碍，生产遭到破坏，数百年间，一直停留于以布帛、谷物为交换的自然经济上。明代在中国经济史上是承前启后具有独特地位的。明代后期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时货币地租逐渐代替了实物地租。农民为了向地主交纳货币地租，把自己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向商场出售。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随之而日益繁荣，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提供有利条件。

图书馆亦随之发展，建立了私家藏书楼，如：明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清杨以增的海源阁，瞿绍的铁琴铜剑楼，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陆心源的bì＠①宋楼等都是较著称的。到民国时代改称图书馆，图书馆从此具有社会性了。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图书馆仍停留在封闭型阶段，按照自己确认的模式运动着，“吃大锅饭”办好办坏一个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图书馆学界清醒的认识着图书馆必须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亦有图书馆本身及所牵涉的原因在。

二、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冲击与启示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这场改革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不可逆转的。

1987年以前，商品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经济学界有过争论，有的经济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能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不相容的。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不是对立互不相容的。再有的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辩证的统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计划经济指导市场经济。”有的则指出：“这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要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是否定改革的。”

1978年中共十三大“正式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988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了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其中一段对中国图书馆的改革本人认为有所启发，现节录如下：

“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企业方面，……企业的地位在改变，逐渐有了程度不等的自，……开始逐渐转为面向市场。二是在市场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扩大……。三，……经济建设资金中来自国家财政预算渠道的比重下降，而来自银行信贷渠道的比重上升……。四是在内外经济联系方面，随着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过去的封闭型经济开始面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有的学者提问：“是不是有损我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呢？”答曰：“从政治上说，经济交流既不附带有损我国的事件，也始终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改变自己的性质。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在交织中，基本道理要搞清楚”。对外开放，就是对外经济交流，“不同外国经济交流，又怎能购买外国的新设备、新技术”，从而发挥我们的才智把它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加速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三、图书馆产品商品化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确立，图书馆界改变了对图书馆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改革图书馆的建议和方案。

图书馆经费全部由国家拨给。由于通货膨涨，书刊价格不断上涨，图书馆在不能把握变数的新形势下，有的提出筹集资金以缓解经费之不足。

肖伟在所著《市场体系培育中图书馆改革思路》举武汉大学图书馆筹集资金为例：（1）争取世界银行贷款；（2）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捐款，等。但都不是“改革思路”，不值得借鉴。

因此，有的对图书馆改革提出：“图书馆产品商品化，图书馆市场化。”所谓图书馆产品商品化，指的应是文献信息产品，意即文献信息商品化、产业化。

有的图书馆学者认为“图书馆信息产业化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图书馆产品已由管理型服务向智力型、技术型服务转化。产业化已成为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再有的提出把图书馆从事业型转化为经营型成为“企业图书馆”，认为“文献信息是由零散无系统文献资料经过整理、加工而成为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产品、商品，其间是以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代价的。”“无偿转让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他们认为：“文献信息商品化，不仅变传统的单一服务为多途径服务，变被动为主动，变一馆之藏为社会公藏，也是图书馆走出困境、拮据的一条必由之路。”

有的学者提出：“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已被人所接受。”“生产商品化，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标志。”从而主张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动下，图书馆信息产品商品化是图书馆改革和发展根本希望所在。”“图书馆要正视文献信息服务的现实意义。加强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适应市场需求。”

周全明《文献信息产品的商品化——是图书馆情报部门的出路》提出“有条件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可在馆内建立文献信息产品经营部，挂牌营业，常年批发和零售各类文献信息产品”的建议或设想。亦有如：《图书馆》1992年第6期，《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4期刊载主张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文章。这些对图书馆根本性质的改变，有些图书馆学者是不同意的、反对的。在下一问题再谈。

四、图书馆属于事业范畴，不能改成企业或租书馆

关于图书馆产品商品化的问题，有的图书馆学者认为“图书馆产品是知识形态的产品，和物质产品不同，不能标价，无法成为买卖的对象，因而不能用市场经济观点来看待知识形态的产品，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般商品。”这是说：图书馆属于事业范畴，由图书馆本质决定的，不能要求图书馆企业化那样创造财富，更不能把图书馆变成市场出售产品。

鲍林涛、徐光复在《论公共图书馆系统改革的宏观调控》一文中说：“国际图联1975年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概括为四条：（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2）开展社会教育；（3）传递科学情报；（4）开发智力资源。这是公认的图书馆在社会中存在、发展的基本依据。……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有时人们会对图书馆的职能产生片面的认识。图书馆强化信息职能是对的，但夸大这项职能认为图书馆可以成为信息产业就很值得商榷。”

丁道谦《图书馆改制的困惑及出路》反对“将图书馆从事业型改为经营型，甚至干脆将图书馆办成‘企业图书馆’。似乎这样一改才可以……实现有偿服务，从而改善图书馆的财政收支状况”等等。他认为一个事业要改成一企业，特别是图书馆这样具有特别使命的事业要办成‘企业图书馆’，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谈何容易。

王春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提出：“图书馆能办成租书馆吗？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理论界为解决图书馆目前所遇到的经费紧张等一系列困难所开出的良方之一，就是实行有偿服务。……甚至提出变图书馆为租书馆，就显得有点走极端了。”

高树榆《图书馆与租书馆》是针对《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4期发表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写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作者“要冲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怪圈”，“只要能‘杀开一条血路’，‘前景将无比美妙’。”高树榆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和它的公益性就决定了它不是一个营利性的机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结果，是消灭图书馆，取消图书馆。这条“血路”是一条死路，它的前景并不‘美妙’，并不令人“欢欣鼓舞’。变图书馆为租书馆之日，即图书馆被埋葬之时。”

五、图书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当今，图书馆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改革要力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逆转的。

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是为基础服务的，加速基础的发展。从前面图书馆学界学者所提各种论点来看，图书馆还不能适应基础发展的需要，起不了这种积极作用。图书馆要改革，但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在图书馆学界存在一些意见。

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源地，文献世界的一个缩影。图书馆改革，目前所提到几皆为文献信息的问题。如：有的图书馆学者提出“变‘死’文献为活的资源”。有的则提出“文献信息的运用没有处理好，造成使用盲目性、被动性。”有的认为“没有发挥文献信息运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妨碍图书馆的发展。再有的认为“没有发挥文献信息的很好作用，没有正确发挥文献信息潜在的能力。”还有的提出图书馆改革要从“以藏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模式，”充分运用各种文献资源为社会服务。

“变‘死’文献为活的资源”要从“以藏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模式”等等建议不是说说而是如何做到的问题。从而有的学者提出：“从大量的原始文献中发现、摘取、积累和比较、鉴别、编辑信息并使之变为便于利用的形态。”再有的提出“把零散的、无序的、不系统的文献资料经过整理、加工、分析、选择成为有组织有系统”也都是如何做到的问题。再有的提出：“将散见于各出版物的同一主题内容的原始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集中”，值得重视。

“各种出版物”指图书、期刊、小册子、科学研究报告、试验设计工作报告、设计说明，学术会议论文集、会议录等等都是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文献。发明、创造、改进首先见于这类文献。从这类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汇集各门学科成千上万的主题，其工作的繁重性是可以理解的。所有文献信息按主题汇集，图书馆改革是否就能事毕矣？

我看仍有问题。按主题汇集文献要不要分类序次？不要，岂不是乱糟糟的？要，必是按图书分类法，如：国家标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中图法》类目编制的错误岂止百出，据以分类序次很成问题。《中图法》要改革。再从现今已出版的图书分类法教科书来看能培养出胜任具有学术性繁难主题分类序次的工作吗？显然是不能的。图书分类法教科书要改革。图书馆情报学院系设有培养担任这项工作人才的课程吗？一直没有设立过，应增设一门基础知识课。这些改革都是与图书馆改革有牵联，与图书馆改革本身息息相关，不改革，图书馆改革就很成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六、第三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要改革

《中国法》类目编制在理论上、技术上、学术上的错误是惊人的。今各举一类为例如下：

（一）理论方面：

B0哲学理论

B0—0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

B01哲学基本问题

B013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B015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总论）

B016本体论

B017认识论

唯物主义认识论入B023

唯心主义认识论入B081．2

B02辩证唯物主义

B03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一般所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下级类目是正确的。哲学基本问题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假使说：不是。为什么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假使说：是。那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总论），本体论，认识论（总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假使说：B1哲学基本问题是B0哲学理论的下级类目，那么，B2辩证唯物主义，B3历史唯物主义就是B0哲学理论的下级类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是的吗？假使说：不是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那么，中间又为什么编出B01哲学基本问题？乱编吗？乱编对于类不是讽刺又是什么？图书分类法说得上是一门学问吗？

（二）技术方面：

F014．3商品生产与交换

论述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价格与交换、商品流

通与市场等的著作入此。”

F0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031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F04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045商品生产与交换

F045．1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F713商品流通与市场

F714商品价格与流通费用

F72中国国内贸易经济

F723市场

F724商品流通

F76商品学

商品的分类就是这样编制的吗？根据这样编制的分类，有关商品的各项信息能汇集在一起吗？（三）学术方面：

O43光学

O431光本性的理论

光的微粒论，光的波动说，光的电磁理论和量子理论（波

粒二象性，量子光学）入此；光子入O572．31，中

子光学入O571．56。

光学指的是可视光，X光或射线学。光学是牛顿于1704年建立的，1840年法拉第使光学成为经典光学。光学既为可视光，“光本性的理论”就应编入O413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说和蒲朗克的放射能论为量子论的基本组成部分。1924年得布诺格假设光的波、粒二象性得到了证实，成为量子论。O43光学所研究的应是：光性学，自然或物理光学，分光学，光谱学，辐射X射线，等等。

七、图书分类法教科书要改革

图书分类法教科书为什么要改革？现举国家教委选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图书分类学》为例来说明。这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如白国应、张琪玉等提出具体修订意见的，应该说用不着改革。但事实有不然者，兹列举几点如：

“建国后，我国所编制的几部影响较大的图书分类法，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都以恩格斯和关于科学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第41页）。

《人大法》基本部类是四分，《科图法》、《中图法》基本部类是五分。四分、五分是两个矛盾的命题，怎么“都是以恩格斯和关于科学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呢？怎么，四分、五分两个矛盾的命题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图书分类学”？

恩格斯“创立了按照物质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将科学知识概括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第40页）。“关于知识分类，曾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这段话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50页）。

这就不能不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怎样根据它“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在第40页不是说“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将科学知识概括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究应怎样？自己都弄不清楚。再问：“……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门类是刘国钧加上的，是知识还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类。

说知识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紧接就说：“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图书分类学》编者以及其他维护刘国钧错误的分类者竟明目张胆删割说的：“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删割这句关键性的话，对的知识分类，对本人是什么样的行为都不引起重视，不能说不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怪事。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门类，就不能不问说的“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指的是什么哲学？置之不问，也是怪事。

长沙会议修订后，其特点可概括为：（1）／（10）（第144—5页）。编者说：“综上所述，《中国法》确实是一部较好的分类法。”《中图法》错误百出，编者一个错都指不出，全书一点学的气味都没有，但却以“学”作门面，何也？这样的教科书能培养出人才吗？不需要改革吗？

八、基础知识课要增设

文献是记录储存和传输人类社会各种知识与信息的载体，每年成千成万的出版，致使人类社会成为信息世界。如何“从大量的原始文献中发现、摘取、积累和比较、鉴别、编辑信息并使之变为便于利用的形态”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才是关键，没有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

当今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着资料人员基础知识差，不能适应文献信息发展的需要。针对人才的缺乏，不能不采取培养人才的方法。因此，培养人才，发展人才是当今的急务。有的学者提出：“培养出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把‘专’‘博’统一起来。”但，如何培养？怎样统一？则没有提。有的提议“干部人员培训选出的全体人员无例外的都要接受一定科目的训练，采取循环培训制度。”

李景正在《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体系》介绍圣·彼得堡文化学院教学内容，认为“只有采取通才教育和按专业方向侧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才有灵活的适应性。”

其“新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分为六个课群”：

1．社会经济类：近代史、哲学、经济理论、政治学、政治学说史、社会学、文化学（理论与历史）、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史。

2．人文科学类：教育学（成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成人心理学）、历史、文学（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外语（二门）情报学（含计算机技术）。

3．专业基础课：图书学（理论与历史）、图书馆学（理论、历史、事业组织藏书与目录）、书目学（理论、历史，方法）、公共关系学（社会交流学）。

1、2、3占总学时50％左右。

李景正提议：“在发展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同时，借鉴参考和了解国外同行业的现状或发展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在内，是必不可少的。”

圣·彼得堡文化学院所开设的1、2各门课程是不是学期课？是否由外系教员讲授？是否针对整个文献信息知识之所必需提出的？科技类的课未涉及，其成效究为如何也未涉及，无从预测。

本人所提增设一门基础知识课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开设这门课也不无问题，如：以什么为教材，由谁讲授就是问题。开设这门课，在目前形势下，暂以百科全书为教材，由图书情报学系、院选定一名教师讲授，边教边学习，几年之后，教师就可自行编制教材。学生出学后再继续学习、研究，就能出现许多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才，他们对整理文献信息之能真正发挥作用，以及对图书分类法的修改、补充和对图书分类法教材的编制都是主要力量。

九、尾语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改变了人们对图书馆传统的看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图书馆开始正视自己的本质职能。为了实现其本质职能，大量的运用所藏各学科各专业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知识信息最重要的资料，对于人类征服自然，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图书馆改革需充分利用丰富馆藏的知识、信息，通过各种知识、信息向社会向企业等提供，物化为生产力，企业等获利后，必须转而资助图书馆，事业人士因图书馆工作卓有成效，亦必乐而捐助。

经济改革论文篇9

keyword:Neweconomicallink;Enterprisestatistics;Reform

前言

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全新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企业统计改革主要体现为：一是统计观念的改革，着重体现统计对象、统计内容、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充分反映出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和如何统计”等问题。二是统计制度的和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三是统计理论的改革，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创新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正文

新经济（neweconomy）一词最初起源于美国，进入21世纪,新经济一词被广泛使用。尽管在界定其定义时出现了多种解释,但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和高科技背景下，新经济的本质性内涵主要体现为“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以高科技创新并由此带动信息技术革命，促成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改革型的经济。

一、新经济对企业统计的挑战

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全新概念，引起全世界的重视。新经济的到来，对我们现有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生产与经营方式、学习与思维方式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改革化的新的经济模式，新经济的到来必将全面影响企业统计的各个领域，要求人们以改革的理念，重新诠释企业统计，深刻领悟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统计以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目标，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与企业更是紧密相连的。统计对于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为各项职能管理提供必要的信息，为防范和化解风险，发挥其预警作用，新经济时代统计信息是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成败的关键。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中前所未有的改革型经济。作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改革体系是一个从国际到国内、从市场到企业、从科技到产品、从管理到营销等全方位的整体概念。新经济对统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统计的成功将取决于统计的改革，要求企业统计确立新的思路，提出新的对策，要在统计观念、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统计理论上实现改革。

二、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的改革

（一）统计观念的改革

新经济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观念变革，它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统计观念的束缚，以新的理念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新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统计观。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哪些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统计服务对象的改革

企业统计是为谁统计呢？我国的企业统计起源于五十年代，是以苏联的统计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作为计划经济的附带部分始终是官方统计的基层报表单位，其服务对象是政府。计划经济时期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服务的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官方统计把企业统计作为自身的基础，以一套表的制度形成自上而下布置、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的统计模式，服务的主体都是政府。服务的目标都是为国民经济提供不同层次的统计资料，为政府提供经济调控中所需要的经济运行总量与结构变动、以及经济运行状态的统计信息。尽管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统计也有过多次变革，但统计服务对象始终是政府，也就是说企业统计一直是为政府统计的。

进入市场经济，随着政企的进一步分开，企业已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已不再是听命于政府的指令，已经具备了独立性和主体利益追逐性。因此，企业统计目标也适应其变化，逐步形成全方位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供内外部信息的独立的统计目标,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则是企业本身。企业统计不应再隶属于政府，从而使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由于在企业内官方统计与企业统计尚未截然分离为两种独立统计，其主体未能彻底分开，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官方统计依然依靠企业统计报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从而形成了在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并存。这种并存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市场经济初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统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经济下，这种并存则表现出统计体制改革滞后于企业机制的转换，其表现为统计主体行为方式不确定性，并导致部分统计信息的失真，从而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

在新经济下，由于官方统计和企业统计的统计主体不同和统计目标的不同，从而导致行为方式不同。作为官方统计行为，在搜集企业信息时，应尽快摆脱对企业报表的依赖，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统计力量以及依靠民间的统计机构力量，采用适当的调查方式和科学的估算方法，以获取客观真实的统计信息，其统计行为直接对政府负责。并能从根本上抑制虚假统计行为，能够有效地提高统计质量。作为企业统计行为，应摆脱官方统计的束缚，尽快建立适合本企业的统计行为方式，其统计行为只对本企业负责，其目标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具体包括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合作者、供应商和客户等。

2、企业统计内容的改革

企业统计什么呢？企业统计工作过去以企业内部信息为主，其统计内容主要是对劳动成果的核算、劳动要素投入的核算、资金存量与流量核算以及投入产出的分析等内容。其作用只是对企业内部活动的描述，对外部环境缺少必要的认识。在新经济环境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都将和企业息息相关，使企业竞争日起全球化、白热化。高科技带来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更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企业统计内容适应新经济的时代要求，满足新经济下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面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放眼于整个市场，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企业外部环境统计。而新经济要求将企业将外部环境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对企业所面临的国内外资源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以及体制环境等信息加以分析和考核，不仅对环境的现状进行了解，还要针对环境未来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和判断。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是复杂多变不可抗拒的因素，这些要素有的是确定的，带有规律性；有的是偶然的，带有随机性；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有的是硬环境，可以定量分析，有的是软环境，不可定量分析。新经济使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高科技下的信息化、网络化及知识经济又使全球性市场格局日新月异、竞争激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则要求企业统计以新的理念扩大视野、放宽口径，以大统计、大信息量为宗旨，积极拓展企业统计的空间范围，增加外部环境统计,形成全面有效的企业统计信息系统。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内部信息内容也面临着变革。除了传统的成果统计、条件统计、存量与流量统计以及投入产出统计等内容外，应进一步体现出新经济信息特征。如反映高科技含量的设备科技水准统计、产品升级换代周期统计等；反映知识经济的人才创造力统计、无形资产统计等；反映信息化、网络化的企业虚拟运作统计、电子商务统计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企业凝聚力统计、企业文化统计以及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筹措力统计、资金增值力统计、企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统计、环境成本统计、企业创新能力统计等等。

3、企业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

如何进行企业统计呢？传统的企业统计分析方法以描述统计为主，调查方法基本采用全面调查，极少采用推断统计方法。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应体现统计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实现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的改革，以增强企业统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统计的过程是统计调查、统计整理和统计分析三大环节连接的过程，是与广泛的经济信息打交道的过程，因此，企业统计信息的采集、处理以及分析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改革。

（1）统计调查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由于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多变性，企业要想及时捕捉各种有效信息，仅仅依靠全面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应该更多地采用非全面调查。因此，企业应建立以抽样调查为主的统计调查体系，在采集企业内部信息时，凡是没必要采用全面调查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全面调查的，均宜采用抽样调查，在采集企业外部初级信息时必须完全采用抽样调查。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的普及，对信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信息的记录和保存方式已由传统的纸载逐步转变为磁载和光载，使企业能够建立大容量的数据库。二是网上信息交流拉近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加了信息交流渠道。企业统计调查作为经济信息的收集过程，必将受到这种高科技所带来的影响。调查手段开始使用信息技术收集数据，如开发功能性强的互联网调查方案，资料的取得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网络来进行。建立统计调查网络平台，在系统内进行高效的统计数据信息传输，在系统外能与社会网络有效对接。

（2）企业统计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经济环境下统计分析方法应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传统的以描述统计和静态分析方法为主的统计模式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了，应该增加现代统计预测方法、决策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加强企业统计的推断能力和动态分析能力。

发达的信息技术和健全的电脑网络系统以及强大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使统计分析工作与数据的采集和整理三大环节同步进行，从而大大缩短统计工作链，极大提高统计效率。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企业统计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如SPPS、SAS、EVIEW、STATICA等）可以充分进行深层次的数据挖掘，为企业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优质服务。

（3）统计整理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企业统计加工整理是将采集的信息分门别类地设置统计台帐并加以汇总，其工作过程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新经济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给统计整理手段带来巨大的变革，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实现统计信息加工整理的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在高频率、快节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统计要想很好地满足社会对其信息的需求，除了进行及时、准确、完整的统计调查外，还必须进行快速、科学、有效的统计加工和整理。因此，我们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统计加工整理相结合，建立企业数据库系统，以数据库系统的存储、检索、基本统计功能取代手工统计加工整理工作。

4、统计信息源的改革

由于我国部门、行业和社会组织统计间还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相互服务的良好机制，企业统计单兵作战，造成了很多丰富的统计信息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传统的企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自身的统计机构来获得，企业内部统计机构主要完成内部信息的采集。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外部信息采集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庞大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的采集，企业内部统计机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无能为力了。因此，在加强企业内部统计工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充分开辟其它的信息源，充分利用统计市场的资源，比如利用民间的调查公司、利用高校的统计力量、利用政府的调查机构，同时还要积极收集各种渠道的二手数据，充分扩展信息渠道，使企业统计在信息化的社会环境里发挥巨大的作用。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统计网络平台，实现统计调查手段的现代化，建立信息调查网页，使统计在线调查日常化，便于企业能够随时掌握一些常用的信息。

统计观念改革实质就是企业统计“为谁统计、统计什么、如何统计”这三个基本观念的改革，随着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统计观念也必将随之不断的改革，逐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和要求。

（二）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统计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提高统计生产力、改进统计生产方式的关键。新经济不仅促使人们的统计观念变革，同时也对统计制度、统计体制改革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新经济要求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以解放统计生产力、适应现代化管理为宗旨，建立健全现代化统计制度与统计体制，全面满足现代化企业统计的需要。

1、企业统计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我国企业统计制度改革历程来看，明显地滞后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多数企业统计依然沿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计制度，把企业统计只理解为统计报表制度下的企业统计，对现代企业统计的职能缺少充分的认识。即使有的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现实统计制度的束缚，未能使企业统计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由于现实的统计制度是两种统计行为并存，即企业统计和官方统计并行于企业中，形成相互独立的两个统计体系。现行的企业统计制度使企业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统计模式属于报告式统计，以满足官方统计报表为主，对企业自身管理的需求不足。因此，企业管理者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是漠视企业统计，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统计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报表上报任务，将其视作工作中的负担。因此，以应付的心态对待企业统计，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二是过分“重视”企业统计，由于企业统计是上报数据，企业领导特别是国企领导将统计数据视作政绩，以权定数、虚报瞒报，造成统计数据的偏差。

新经济环境下，企业内部的两种统计行为并存的统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统计职能的发挥，一方面使官方统计数据真实程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企业自身统计工作受到干扰。因此，现代企业统计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自我需要的信息型统计。而政府在搜集微观统计信息时，对待大型企业宜采用垂直在地统计方式，对待中小企业则利用民间独立统计机构，以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的统计信息。这样，既能较为有效地保证官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同时也使企业统计从统计报表制度中解脱出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2、企业统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现行企业统计体制在较大的程度上还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政府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对企业实行统计工作方面的领导职能。

市场经济下企业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法人实体，企业的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政府无权干预。新经济环境下，企业统计机制应摆脱政府统计部门的行政管理，建立独立的企业综合信息型统计系统，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依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经营管理的信息需求为目标，推进企业统计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三）统计理论改革

传统的统计理论以统计指标为主，忽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统计分析理论停留在统计指标的结论性的总结和简单的描述性的分析。缺乏定量分析和推断分析，量化分析停留在较低处理层次。新经济环境下，统计改革应该以统计理论改革为先行，为统计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统计理论改革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国际主流经济统计理论的融合和接轨，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相结合，使统计理论更加科学。建立符合中国实际、满足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统计理论，加强统计理论的改革性、市场性和量化分析等。

（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改革意识的高素质统计队伍

新经济是高科技为核心的经济，它迫切需要具有改革意识、现代化知识、高素质的统计人员从事企业统计工作。现代化企业统计人员应具备基本素质是：

1、具有现代统计专业知识和理论基础知识。

2、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应用能力。

3、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

4、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并熟悉国际统计惯例。

5、具有现代统计改革意识。

6、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扑面而来的新经济浪潮使企业统计内涵有了新的扩展与诠释，使企业统计变革与改革成为必然。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充分体会到新经济给企业统计带来时代的变革，以改革的精神完善和发展企业统计，使企业统计充分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为企业可持续、和谐的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逢谷，陈惠琴，胡清友.企业统计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2、柳杰民等.市场经济下企业统计改革的探讨[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2003年3期.

3、张彦伟.企业内部两种统计行为的探析[J].南京经济学院院报1998年4期.

经济改革论文篇10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 。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 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nb sp;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 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 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毛泽东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文革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毛泽东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牺牲 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右派”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 “新右派”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右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 。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 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 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政府无能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 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

经济改革论文篇11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 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 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 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 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 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 ？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毛泽东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文革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毛泽东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 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右派”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 “新右派”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右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 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 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 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经济改革论文篇12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机制，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十年“”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8]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9]李先念后来承认，“……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10]；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国家。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金日成死后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11]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新”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们，这个转手过程并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营化。例如，俄罗斯政府要求由银行或银行主持的投资基金来接管庞大的国有企业，但这些银行家和投资基金的主管们并没有什么资产，于是政府特许这些人成立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让他们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象征性地对政府付极少的一点钱，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国有企业的资产。

“分封化”的另一表现是，政府把原材料的开采经营权和出口贸易权让给一些权势集团来垄断，这些人则把用俄国自然资源换来的外汇存在国外占为己有。像这种通过出口转移出去的国有资产，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每年在250亿美元左右，从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经有近2,000亿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国吸引来的外国投资总额还不及这个大出血数字的十分之一！与中国的情形相比，俄国外流黑钱的总数比中国少，但占GDP和外贸总额的比例却比中国高。

对俄国社会的“犯罪化”，观察家们的评价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一样，有组织的犯罪和大型工商业相互渗透重叠到这种程度，以致于经常无法分清楚，犯罪行为到何处止，合法正当的生意从何处始。”俄国的国民经济整体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里，而在几个行业（比如银行界、房地产界和消费品市场）里，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20]

中国的腐败并不比俄国好到哪里去。有的学者把中国现在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税收流失型腐败，二是地下经济型腐败，三是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型腐败，四是寻租型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至16.8%。[21]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的大关还未过，既得利益者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权不彰、腐败蔓延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如果延误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就要犯历史性错误。[22]如果因为决策无能与政治僵化而使权贵“分利集团”坐大，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废，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出现类似俄罗斯的那种情况，“俄罗斯现象”很快就会在中国全幕重演。

四、政治改革的社会效益与成本

政治改革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要件

中国政治改革（也包括经济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实现，使每一个人获得自由和解放（在英语中，解放与自由出于同一词源）。个人自由既是人们价值标准中的核心组成部份，又是促进其它价值目标（比如经济发展、社会平等）实现的手段。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替亚·森1999年9月出版的著作《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23]

森把实质自由定义为“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按照上述定义，实质自由包括广泛的价值要素。人的有价值的生活的“活动”可归为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说话（自由表达）、社会参与（投票选举、集体练功、上教堂做礼拜）等等。哪些活动应该列入综合价值的单子，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这种单子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表“人类发展”的报告。森强调，不能把某种、某些价值标准（事先）排除在外；他还表示，可以给予特定的价值标准以特定的权重。森特别说明，法治自由权利优先于某些其它价值要素（例如收入）。其理由不是基于价值判断（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偏好，认为自由或收入更重要），而是在于自由和收入的一种经济学性质。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

对于“穷人关心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的诡辩，森的反驳是：（1）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的，两种价值可以并存；（2）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3）当人民有机会选择时，他们坚持民主。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要以实行“紧急状态”来渡过经济难关，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坚决拒绝了剥夺基本自由和人权的“紧急状态”，即便这样做有可能提升经济福利，他们用自己的选票把长期统治印度政坛的国大党拉下了马。俄罗斯近年来选举时，选民在经济状况很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拒绝放弃自由民主，回到旧制度。中国1949年前后最流行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也有这样的歌词：要“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前进，“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以自由民主作为社会价值综合清单中的首要价值，这应当是除极右翼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者外，当今中国左中右各派价值观的共同底线，所以甘阳才有“自由左派”和“自由”的说法。

森认为，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他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它们分别或者共同地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政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充份显示在森研究饥荒时所发现的一个规律：民主社会不发生饥荒，饥荒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这在50、60年代的印度与中国构成了最鲜明的对照。经济机会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经济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力、知识、土地、工具，市场机制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以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或其它形式）对人、对资源、对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社会机会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保障指的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及信息准确性的保证。保护性保障指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它突发性困难（例如失业）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支持的社会安全网。

政治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关于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起到的手段性作用，可从消极防范和积极建构两个方面理解。

从前一方面来说，民主是避免重大经济决策失误的保障。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决策，几乎都是中共党内发扬民主的产物；反之，则是个人独断专行的恶果。5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书记处内尚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五大书记”各有分工，主管革命（战争、剿匪、“镇反”等），刘少奇主管党建和，主管外交和统战，陈云主管财政经济，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因而那时的经济恢复工作与“一五计划”的制定就比较顺利。此后，分别对刘少奇、、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人开展了政治性批判，自己直接插手经济决策，实行所谓“第一书记挂帅”，结果终于导致惨绝人寰的“”（实际上是大倒退）。70年代末是中共党内民主风气特别高涨的时期，中央工作会议上吵了几十天架的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80年代后期邓小平大权在握，便无视党内的各种不同意见，强行拍板进行“价格闯关”，碰了钉子才想到要开会研究善后，这是接踵而来的经济停滞与的直接原因。

然而，党内民主只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它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全社会的民主，或者很快倒退到集权专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时代党内民主的一个高峰，但为什么未能巩固党内民主呢？因为刘少奇等人当时看到，民众与基层干部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没有决心在这种情形下实行人民民主，因而接受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试图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缓和干群矛盾，结果是被阶级斗争理论自身的的逻辑牵着鼻子走，一步步地滑向了“”中的个人崇拜与个人独裁。

从积极建构方面来说，民主化改革是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配套措施。长时段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保障（或森所说的“透明性保障”）就建立不起社会信用，没有社会信用就无法有效运用各种现代市场交易工具。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哈耶克式“消极自由主义”者所处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不允许法治经济“自然地演化”出来并“自发地扩展秩序”，不进行政治改革乃至革命，不运用政治力量打破利益垄断，就不能最终建立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永远是不安全的社会，既不利于对外引资，也无法阻遏国内资本的外逃。如果中国长久地停留在民主国家大家庭之外，将越来越得不到几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第二、第三代）和台港澳同胞的认同，血缘联系与故国情怀就会逐渐被对超越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认同取代。这样，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失去非常重要的原动力。

季卫东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24]

“政治改革危险论”辨析

要分析所谓的政治改革的社会成本，就必须了解，人们通常议论中的一些相关说法里，有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比如，民主化改革会不会必然导致民族分裂、国家瓦解？如果政治改革必须以“亡国”为代价，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前苏联的情况与中国不具可比性。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不及总人口的一半，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恋恋不舍，但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3个斯拉夫民族领导人做出的散伙决定，更何况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以及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数百上千年的紧密联系，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在上一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尽管有武力的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仍然不得人心；1949年政府与中共划江而治的打算，同样也未或民意支持。正如紧张时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将更不能容忍，那么又如何能够得出民主化将导致国家分裂的结论呢？

其次，在民主、人权与族权、自决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19世纪的西方主流思想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民族权利，不论是穆勒还是马克思均如此。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反对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仁慈的殖民统治者能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并帮助他们摆脱愚昧。把民族文化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是德国浪漫派思想，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德国人需要一种支持建立德意志民族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俄美两大国的首脑列宁和威尔逊接受并宣扬这一新思想后，民族自决权才上升到国际法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的兴盛，使得世人重新把关注的重心从族权转向人权。族权的伸张如果有利于人权的实现，则会在国际上得道多助；反之，对族权的鼓吹就无人喝彩。比如，俄罗斯毕竟已勉强可算作民主国家，不同于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所以西方国家未支持车臣分离主义者。如果认识到当今世界“人权高于”的“民主观”新潮流有利于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有利于维护民主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就不应当盲目地与之对着干，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的“民族国家观”。

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干扰中国“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或者至少会妨碍外资流入“资本家的新天堂”？目前，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升温、层出不穷，这已是明摆着的社会现实，根本不是任何人挑动的结果。恰恰是民主制度可以为缓和阶级矛盾提供出气口、安全网与调解人。如果坚持“”的观念，把社会矛盾强行压下去，则蓄积愈久，发作愈烈，势必会爆发一场“”式的群众性政治清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下的革命”。

国内有一种既冷酷、又不人道的观点：为了实现“追赶现代化”这一“民族大义”，社会弱势阶层“必须承受牺牲”；而权力的作用就是“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有的阶层就是处于底层，在一定阶段，有的阶层就处在特殊利益上”；“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唯一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这种在政治上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把中低阶层民众视为无知无觉的草木、任人宰割的羔羊，是极其危险的。

是不是实行民主、允许工人罢工，“外国资金就不会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喜欢罢工，但是如果让他们在“有法治、有罢工”与“无法治、无罢工”两种社会环境中做出选择，多数人恐怕还是会偏向前者。归根结底，外国资本追逐的是廉价劳动力，工人的罢工权利能够制约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的供求曲线以及工人在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因而，中国政治改革并不会马上影响到劳动力严重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基本国情。

民主化改革以后，会不会“今天这部份人上街，明天那部份人包围政府，中国13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人闹事，那还有什么精力搞经济建设”？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老百姓的长官兼老板，又是老百姓的管家兼保姆，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不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老百姓不找“父母官”又去找谁呢？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三分之一以下，财政拨款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更是微不足道，政府不再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了，最近便有人提议“宣布执政党的‘中心工作’由经济建设转变为法治建设”。[25]仲裁劳资纠纷、调解群体争议、了解社情民意，这正是新世纪里政府的主要职能。如果不是“天天都会有事”需要政府处理，纳税人为什么要出钱养活公务员？发达国家几乎无日没有人游行示威，但并不影响政府执行公务。在选举期间，政府首脑忙于竞选；选举结果出来后，有时连新内阁都无法成立，有些部长长期缺位，但只要有一支稳定的公务员队伍和不受政局变化影响的民间企业家阶层，经济照样可以正常运转并保持稳定增长。相反，长期靠压制来回避矛盾，才是迫使民众闹事的温床。

曾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26]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垄断信息或依赖政绩的基础上，毛的说法不无道理；如果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这种顾虑就成了杞人忧天。美国的报纸、电视几乎天天报忧不报喜，专门和政府对着干，可是美国存在了200多年，至今也无的迹象。只要人民能够通过合法方式改变不称心的领导人，就不会“起来革命”。民主化改革后，新闻媒体从政府的忠实喉舌变成永不满足的挑剔者，宣传贯彻政策的功能明显削弱，监督制约政府的功能则大大强化，社会成本与社会效益两相权衡，民众应该还是能够承受的。

民主制度中的选举成本显然要高于专制下面的假选举。虽然假选举也要布置会场、印制选票、误工费时，每次换届的总花费不会少于几十亿元，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贿选的案例，但比竞选所花的钱毕竟少得多。然而，在考虑总的制度成本时，如果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腐败、“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的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都计算在内，选举成本略高一点就实在算不上什么了。此外还应强调，信息技术已使提高选民参与和降低投票成本成为可能。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沟通。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装设电子投票系统，从而免除了选票印制、计票等程序。[27]当代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是朝着同一方向并且相互促进的。

在80年代末，有人曾提出“精英与痞子赛跑”的比喻。所谓的精英是指致力于建设市场法治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家；所谓的痞子，是指在吴敬琏、钱颖一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专门利用社会无序和人性弱点来巧取豪夺的政治流氓。现在回过头来看，由于90年代政治建设的速度赶不上政治腐败的势头，“戴着枷锁”、“穿着小鞋”的精英被无所顾忌的痞子远远甩在了后面。到了21世纪初，国人不得不开始面对“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形势。应当说，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比1989年前要严峻得多，如果不能紧紧扣住“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的制度性腐败将会愈演愈烈，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局面将会付诸东流，曾经满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成果的民众会痛苦地经历10年前嘲笑过的“俄罗斯现象”。

【注释】

[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144-145页。

[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陈晓律等，“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

[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41-42、56-59页。

[6]其理由可通过以下的简单模型来说明。假定基数年有9亿农民，人均产值4,000元；另有3亿市民，人均产值20,000元；总产值为9.6万亿元。再假定第二年在社会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有甲乙两种经济增长方案：甲方案农民人均产值年增长2%，市民人均产值年增长10%，城市化水平不变，这样总产值是10.272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乙方案假定城市化水平增长2%（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5%增加到25.5%），农民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仍为2%（实际上应高于2%，因为农村人口减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市民的人均产值增长9%（比甲方案降低1个百分点，因为新市民的劳动生产率起初会低于老市民），如此则总产值是10.318万亿元，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年增长7.48%。假定城乡的人均产值都没有增长，只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0.5个百分点，那么在与上述模型相同的基数条件下，总产值和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仍然有1%的增长。

[7]林毅夫，“展望千年的中国经济”，人民日报BBS论坛之“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8]王子雍，“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战略与管理》（北京），2000年第3期。

[9]雷厉，“余秋里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共党史资料》（北京），总第73辑，88页。

[10]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90页。

[11]“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李盛平等编，《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

[1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65-66页。

[13]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2页。

[14]金雁等，“从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论匈牙利转轨（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15]程晓农，“维持稳定与深化改革：中国面临的抉择”，载“天涯之声”网站。原文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5年1、2期。

[16]苏文，“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2月号（总第57期）。

[17]《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出处见注[13]，71页。

[18]“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出处见注[16]。

[19]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鹭江出版社，《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2000年第2期。

[20]出处同上。

[21]胡鞍钢，“腐败损失有多大每年1万亿”，《南方周末》，2001年3月22日。

[22]吴敬琏，“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载“思想的境界”网站；《经济走势出现转机，如何发展大好形势》，载“中经评论”网站。

[23]任赜，“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读阿马替亚·森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载“思想的境界”网站。文稿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

[24]季卫东，“再论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5]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海口），2001年第1期。

经济改革论文篇13

解放后，我们曾面临着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贸易的条件下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历史选择。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识出发，我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整个经济建设，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我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的经济，不利于发展重工业，为了解决重工业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经济实力之间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抑制市场的作用，人为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因而，当时便形成了以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工资和消费品价格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进一步还需要解决将稀缺但相对价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中的部门，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体制，与此相应产生的则是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化，以便将经济剩余集中到工业部门。

这种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信号的政策环境，不利于我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利用，形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结构；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竞争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企业经营不善、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足，从而整个经济的低效率。

感想：对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政策的认识仅仅只是停留在过去的课本上，只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等之类的问题一直很困惑。而在读了以上段落后，让我的眼前豁然开朗起来，对于过去我国实行经济政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实行计划经济是历史的使然，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体制有其诸多的弊端，如价格扭曲、效率损失严重等等，这些都造成了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国的经济政策还与当时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判断有关。我国之所以要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带动其它工业发展的战略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我国只有靠自身力量来发展，以实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并且还要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使得我国不得不选择走这条所谓的“捷径”，而并没有真正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优先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使得我们从一开始走的“捷径”变成了一条“弯路”。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没有他国的经验可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是我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证明是成功的。

首先，对于矫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个调整成本。经济改革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续性，有赖于它能够带来即时的收益和支付尽可能少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改革最佳的轨迹应该是使增长直线上升而避免一个J字型的增长。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维持改革过程中稳定与速度两种要求的平衡。

⑵试验推广。我国的经济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展的，而是每项改革措施都从较小范围的试验开始，在取得成果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局部推广，由点及面，不断总结和观察，进而扩大其实行范围。所以，这种方式也意味着我国改革的局部性特征。无论是对于自上而下自发式的改革措施，还是对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这种试验推广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过程，后者如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创建经济特区等。

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优点是:①尽可能地减少改革风险；②这种试验性的自发改革，与增量改革相结合，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③为市场的建设和发育创造了一个过程。

⑶非激进式改革。实行非激进式改革，首先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衔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激进式改革必然强烈地损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会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最后，不实行以私有化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资产存量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状况。

感想：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明智的选择。虽然渐进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价格扭曲会仍然存在，因而导致效率损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革方式却是成本最小的，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这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因为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损失，不会引起他们的抵制。相比之下，激进式改革一夜之间将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推倒，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价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纠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复，但是这种改革的成本却是比较大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收到损失，引起他们的抵制，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

二、关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不会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进，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就会引起利益受损人的抵制，阻碍改革的进行。关于对改革阻力的认识，我主要是通过阅读樊纲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对阻力与绝对阻力

所谓“相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团会在改革过程中受到利益的损失（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损失），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对改革，从而构成对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对阻力有以下两种具体形式：

第一，社会成员分成明显的利益集团：能够在改革中受益从而拥护改革的集团；因改革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从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团，无所谓的中间势力。这时，对改革的阻力表现为明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第二，社会上每个人都认为旧经济体制应该改革，每个人都称自己为改革派，但每个利益集团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个人都想把体制改得对自己更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个人的不同含义，结果是大家争论不休，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或发生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责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实上可能每个人都同时构成对有效的改革的一种阻力。

改革的绝对阻力指的是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从而每个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动机。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发生的改革“阵痛”而引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因对改革在初期阶段所会引起的震荡、引起的生产下降而产生对改革的疑虑与恐惧，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对于相对阻力来说，如果受损利益集团的势力越强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而对于绝对阻力，只能用经济的发展，让人们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说服人们相信改革定会给他们带来足以弥补眼前损失的好处，消除人们心中恐惧时，人们才会相信改革，才会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对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与无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无法通过物质补偿而消除的精神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触；⑵无法彻底消除的相对损失所引起的对改革的抵制；⑶与改革“阵痛”有关联的阻力。

除以上情况的阻力都属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对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过补偿或者赎买的方式来消除。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补偿、该补偿多少才能消除阻力，这是一个难操作的问题，因为如何衡量补偿的量是个难题。再者政府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去补偿呢？当然如果能够解决以上问题，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会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此时改革可称之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当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够弥补改革受损者的损失，并有剩余时，这样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对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过经济发展来降低，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教育、劝说的方式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