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1
1．2营养模式
也称“日本模式”。既有东方膳食传统特点，也吸取欧美国家膳食长处，营养素比例适当，不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病。
1．3地中海模式
为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所特有，该模式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辅以红肉。突出特点是不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量高，低脂、低热量。研究表明，地中海式饮食不仅可以减少慢病的发生，还可以减少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理想饮食模式。
2东西方膳食结构的比较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中美两国膳食结构比较见表2。
2．1东方传统饮食结构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中国传统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谷类、薯类和蔬菜的摄入量较高，肉类的摄入量比较低，奶类消费在大部分地区不高。食物中70%的热量与67%的蛋白质来自主食谷物。副食则是新鲜的天然食品，有丰富的蔬菜，适当搭配水果、菌类和藻类，外加少量肉食，精细加工程度低。烹调大多使用油菜籽、花生、大豆植物油，调味料有大豆酱、醋、豆豉等发酵食品。正是这样一种膳食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繁衍和健康。国际营养学界认为这是预防慢病的最佳膳食［2］。
2．2西方的饮食结构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肉、奶、蛋为主食，拿牛奶当水喝，结果造成营养和能量的双过剩。分析美国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占40%，谷薯类食物仅占16%，蔬菜水果类占23%。到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慢病，2005年美国64%成人超重，50%人口肥胖。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产生了怀疑，注重研究东西方饮食结构的不同，并构建“健康管理”的保健体系来防治慢病发生，取得较好的效果［3］。在21世纪，美国则强调其膳食模式要作战略性改变，即从动物性食物为基础转变为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并非一代人所能解决的。
3东方传统饮食文化的世界贡献
3．1“钟鸣鼎食”时代开创了低温烹饪之法
中国在夏商时期就开始用低温烹饪食物，历经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烹饪风格。低温烹饪多以蒸、煮、焖、炖为主，较少煎、炸、烧、烤。如馒头、米饭、面条、水饺、米粥等主食烹饪都是在摄氏100℃左右进行;即使爆炒的菜肴等副食烹饪也在短时间完成。这种高低温结合的烹调方式不仅有助于菜肴的表面杀菌、减少油脂的氧化，也有益于营养成分保持，还保证了食品安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品种。西方多以煎、炸、烧、烤为主的高温烹饪方式。高温烹饪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虽然风味独特，但反应过程中产生许多有害物质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等，有害健康。
3．2伊尹负鼎俎、调五味，首创汤液疗法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商代“疱人”伊尹善调五味，精于烹饪，首创汤液之法。其选材“以美为上”，重视“阴阳之化”，谙熟“水火相济”，长于“调和之事”，致使“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被尊为中国的食祖。伊尹还撰写《汤液经法》，利用“医食同源”原理，独创中药汤液疗法，促进中药从单方到复方的转变，为中医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空间［4］。历史上尊为烹饪始祖的还有彭祖，他善长调雉羹，“彭城雉羹”是难得的“珍馐”。难怪屈原在《天问》中慨叹:“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葛洪在《神仙传》也证实:“彭祖以善养性，能调羹，进雉羹于帝尧”。另外，根据汤液疗法原理，还可以制成各种粥食，不仅有养胃功效，还有保健作用。《随息居饮食谱》谓:“粳米甘平，宜煮粥食，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粳米粥为资生化育神丹，糯米粥为温养胃气妙品”。清·黄云鹊《粥谱》也记载:粥于养老最宜，一省费，二味全，三津润，四利隔，五易消化。可见，正是中华古老的汤液疗法使华夏民族的素质得以保存和发展。
3．3“黄金法则”搭配食物是科学的配餐方法
《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种膳食结构由“谷肉果菜”四类食物组成，并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大小进行分类，其动物性食物(五畜)和植物性食物(五谷、五果、五菜)搭配比例的1∶3，符合“黄金法则”，是科学的配餐方法。《黄帝内经》中“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膳食指南。它精辟而又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增进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这一膳食模式又被柯林·坎贝尔历时27年研究所证实，“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才是合理的，中华民族传统膳食结构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6］。
3．4中国豆腐的发明，推动世界饮食文化进步
继中国四大发明后，中国还发明豆腐的制作，成为推动世界饮食文化不断发展的又一发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炼制丹药时不经意间发明了用大豆制作豆腐的方法，克服大豆不易消化的缺点，开发了大豆食疗功能，体现了“药食同源”理念，推动大豆成为世界公认的“功能食品”。美国认识到大豆的重要性后立即制定国策，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发展大豆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199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健康声明:“每天食用25克源自中国的黄豆蛋白能减少罹患冠心病的风险”。为此美国每年生产大豆蛋白150万t，添加在各种食物中，有效提高了美国人的健康素质［2］。然而由于利益驱动，美国目前种植的65%大豆是抗农药的转基因大豆，出口世界各国，自己却每年从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天然大豆，人为制造了食品安全新问题。现如今“豆浆和豆腐强壮了一个民族”、“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青菜豆腐保平安”等体现中国居民日常膳食的健康法则，正在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娴熟地运用，并不断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3．5茶的发现和制作，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比屋之饮”的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茶已不仅是一种天然饮料，还具有药用效果、营养作用，茶的药用价值在唐代《本草拾遗》有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唐代陆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全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及《茶经》在指导茶叶生产、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广饮茶风气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被人们尊为“茶圣”［7］。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500多种化学成分，如蛋白质、糖类、脂类、维生素、矿物质、茶氨酸、茶多酚、生物碱(咖啡碱、可可碱和茶碱)、茶多糖及茶色素等。茶是优质的碱性饮料，具有驱散疲劳、清思明目、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止泻、镇咳平喘等功能。现代西医证实，茶还具有防治慢病、抗辐射、抗癌症、抗突变等作用。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物种，已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使全世界1/3的人口受益。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中国茶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7］。
3．6中华传统膳食体现低碳环保的生态观
许多研究证实，过食动物性食物危害健康;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健康，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表明，食品中75%的碳排放是由生产牛羊等肉类食品产生的。生产1kg牛肉相当于排放36．5kgCO2、340gSO2和59g磷酸盐;而生产1kg蔬菜排放CO2不足4kg。牲畜直接或间接排放引起温室效应气体:1头牛排出200L/dCH4，全世界3亿头牛每年排放CH4超过1亿t，占全球CH4排放总量20%以上。不难看出，植物性食物在生产、加工、消费过程中，耗能低、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少，而动物性食物耗能高、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大。以此推断植物性食物是低碳食物，动物性食物是高碳食物［8］。中华民族传统的膳食不仅是健康饮食，还是低碳饮食，符合低碳环保原则，维护和发展中华传统膳食对发展低碳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
4改变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的原因分析
4．1经济发展改变着中国传统饮食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居民膳食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模式转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据中美合课题组在1989、1991、1993、1997和2002年调查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状况的研究数据表明:①膳食中优质蛋白占蛋白质总量的比例从17%增加到31%，脂肪供能比由19%增加到28%，碳水化合物供能比由70%下降到61%。无论城乡，谷类和薯类摄入量均明显减少。②烹调油消费量城乡均高达44．5g/d。③食盐消费量有所下降，但仍过高，达13．5g/d。④奶类、豆类制品摄入过低，铁、维生素A等微量元素普遍缺乏，钙摄入量不及推荐摄入量的一半，仅为389mg/d。⑤58%的城市居民胆固醇的摄入量超过300mg/d，城镇居民胆固醇摄入量也达到270mg/d。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高摄入导致人群中患慢性疾病的危险性增加，出现“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同在，贫困病与文明病并存”现象。面对着营养变迁的快速发展，正确引导公众合理选择膳食和控制膳食脂肪与胆固醇的过高摄入，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9］。
4．2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品正改变着传统的饮食模式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食品工业经过100年的发展，产生出3000多种食品添加剂，使商场食品琳琅满目、色香味全，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但过多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都会在人体内富集。另外，700多种化学品正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体的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引发人体慢性中毒，严重危害健康。2011年联合国呼吁:要回归合理的、有机的、生态平衡的传统农业技术路线［1］。这也验证了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
4．3西方现代饮食文化正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饮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逐渐被世界所接受的同时，西方现代饮食文化也正影响着中国。有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迅速“西化”，三高食品大量摄入，洋快餐充斥市场。从1961～2000年，世界人均动物食品摄入量增加了2倍，而中国人均摄入量增加了10倍。其直接结果是: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于西方在过去30年中累计增长的体重，导致中国目前约有2亿人超重，600万人肥胖［2］。试验证实，体重超重10%，就会危害健康，长期超重15%的人可减寿11年［1］。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膳食结构的“西化”是造成中国居民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病率逐年升高的首要原因。
5东西方饮食文化聚焦点———洋快餐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多元文化发展，快餐文化得到世界的认同。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也无法抗拒。洋快餐是西方现代饮食文化的产物，洋快餐正吞噬着中国。其典型特点是三高三低(高热量、高脂肪、高钠、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能量炸弹”和“垃圾食品”。作为“能量炸弹”它催肥了全球10亿肥胖者;作为“垃圾食品”它含有高达38%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形成动脉硬化、加速大脑老化、影响儿童智力、造成妇女不孕症以及皮肤过敏等症;洋快餐中大量的丙烯酰胺可导致人体基因突变，损害神经系统、诱发肿瘤的“致癌物”。WHO指出，与食品有关的癌症中，约30%～40%与丙烯酰胺有关。在烹饪过程中，温度超过120℃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如“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约500倍，西方的煎炸烧烤均在280℃以上。另外，在畜禽饲料中添加的雌激素、抗生素以及洋快餐制作中的各种食品添加剂都随洋快餐进入人体，不断地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导致阿尔茨海姆症、帕金森症、运动神经元紊乱等疾病发生。美国科学家还发现洋快餐具有成瘾性，对大脑和思维素质造成永久性伤害［2］。在中国“洋快餐”中毒最深的群体是儿童少年，这种毒害可能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如果完全接受洋快餐，儿童少年的健康素质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的疾病，国家将付出沉痛的代价。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将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状况濒于崩溃。
6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是健康的基础，中国营养学会制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居民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概括起来平衡膳食就是要遵循科学配餐原则:①确保每日膳食中食物的结构合理，营养素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当。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比例为10%～15%、20%～30%、55%～65%。②一日三餐的能量分配比例适合，热量分配以早餐占全日总能量的25%～30%、午餐占40%、晚餐占30%～35%。③保证富含优质蛋白和脂肪食物的供应。优质蛋白占总蛋白的1/3以上。④蔬菜、水果的供给量每人800～1000g/d，其中蔬菜占4/5，水果占1/5。⑤注意酸碱平衡，主食搭配要做到粗细、干稀的平衡;副食调配要做到生熟、荤素搭配的平衡［2］。广大居民只有自觉行动起来，做到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才能有效预防慢病的发生。
7讨论
7．1提倡节饮食，反对暴饮暴食
WHO强调指出:饮食是长寿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否则“饮食自倍，胃肠乃伤”，因此“欲得身体安，须带三分饥与寒”。1930年美国著名营养学家克莱德·麦卡的“麦卡效应”佐证了“节食长寿”这一法则，凸显了我国古人的养生智慧［10］。也验证了我国的古训: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
7．2提倡慢餐生活，反对快餐方式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大脑需要20min才能获得饱腹感，故狼吞虎咽式快餐进食极易进食过量。慢餐生活进食时有意识减慢进食速度，养成小口吃饭习惯，有效预防肥胖的发生。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2
近年来，我国高校积极探索思政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模式，通过丰富思政教育的内容来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从而不断增强思政教育质效。传统饮食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扎根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之中，具有鲜明的特色与独特的魅力，并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高校思政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之路中发挥积极作用。
由王学泰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夏饮食文化》一书围绕饮食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结合食物、食品加工、烹调、炊具、用餐环境等饮食相关因素，从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两个方面诠释了华夏饮食文化，为高校思想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之路提供了参考。全书共五章，第一章“饮食文化的蒙昧时期”主要指的是原始时期人类的食物以及炊器、食具与烹饪技术的产生，简要说明了原始社会人们的精神追求及其对饮食生活带来的改变。第二章“饮食文化的萌芽时代”主要指的是夏商时期，指出大禹治水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介绍了夏商时期的肉、酒等主要食物，阐述了夏商两代的饮食生活、饮食丰俭与王朝兴亡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三章“饮食文化的昌明时代”主要指的是周朝到两汉期间的一千多年，介绍了这个时期一日四餐的宫廷食制、一日两餐的百姓食制，分析了南北食系的区别与互相影响。第四章“饮食文化的昌盛时代”主要对两汉以后中国烹饪理论、菜系的形成与发展、茶与酒的发展及其艺术化、宴集、饮食与某些食品的人文意义等内容进行系统性讲述。第五章“不同阶层人群的饮食生活”描述了宫廷、贵族、士大夫、市井、宗教不同阶层人们的饮食文化。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亟待创新与突破，这是提高高校思政教育质效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时代要求。
高校思政教育承担着引领大学生思想健康发展的重要使命，而思想的培养不是依靠单一的课本教学实现的，还需要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而传统饮食文化与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涵盖了我国古往今来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饮食生活，不仅包括了食材的种植、加工、用具等物质层面的内容，还包括了饮食习惯、饮食类诗词歌赋、饮食中的哲学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可见，传统饮食文化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这些都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优质素材。因此，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具有较高的可行性。结合《华夏饮食文化》一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之路：一是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目标中体现传统饮食文化。高校思政教育主要以思政课为载体，从教学实践出发，规划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途径，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将传统饮食文化的相关内容融合进去，呈现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从而丰富思政教育内容，提高思政教育实效。例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以将传统饮食文化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建设的教学目标中，让理论知识贴近生活、便于消化吸收。二是在传统饮食文化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政元素。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无论是食物本身、烹调方法还是古往今来厨师的烹饪态度、不同阶级的饮食文化思想等，其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例如，“墨家质朴的饮食文化思想”提出“去无用之费”，体现了节俭的思想；由“茶文化”所含的“水”引申至“上善若水”，体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结合；“酒”本身以辩证的方式，演绎着刚柔并济、一张一弛。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校思政教育内容，有助于增强思政教育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三是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促进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思政教育的抽象知识较多，可以借助图文、音频、视频等形式，将传统饮食文化具象地融入到抽象的思政教育知识中去，这样既能让学生学习到传统饮食文化知识，又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思政教育理论知识。总体来说，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是一条切实可行、一举多得之路，在丰富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的同时提升思政教育实效，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在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发挥出思政育人的功能。《华夏饮食文化》一书杂考“经史子集”，以时间为轴，以每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不同饮食生活为点，证以出土实物及民间的饮食传承，勾勒出华夏饮食文化的轮廓，为高校思政教育与传统饮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支撑，是一本值得深入研究与挖掘的读物。
作者：高艳梅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3
一、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内涵
狭义上来讲，“饮食文化”特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食文化，广义上来讲，它包括“饮文化”和“食文化”两部分，二者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承载着不同的饮食文化内涵。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品位，锻造了华夏子孙的健康体魄以及高尚品味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聪明智慧和刻苦奋斗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加强传统饮食文化的研究对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也帮助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加强自身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透过沉沉时空，对传统饮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扬，以推动现代食品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满足了人们生活所需。人们饮食生活已进入了“体验经济时代”，饮食文化逐步趋于多元化，人们的日常饮食所需已从温饱型向丰富型和享受型转变，饮食的美感、乐趣和健康方面成为转变的焦点。消费者要演绎好饮食文化缔造者的精彩角色，更要完成好在中国饮食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光荣使命，归根结底在于是否从全面、准确角度去理解饮食文化中的内涵。
二、在教学中灌输传统饮食文化的意义
（一）饮食文化和高校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上相一致
高校食品专业开课内容主要是食品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工业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生物化学等）；食品生产工艺操作和加工过程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高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学的研究；其他食品包装、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条例、食品流通、食品质量检验等方面。作为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为重点。
传统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的人类食事活动内容有：一是生产，食生产。即原料的加工生产、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即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运输、消费、烹调、饮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即与饮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即饮食的认识、相关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即习惯、风俗、传统等。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这一行业是涉及民生的发展行业，也是百姓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高素质高技术含量的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高校专业教育方向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术含量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需要将传统饮食文化贯穿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里，使技术水平含量和文化成为学生不断成长的双翼，有利于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以及学生在社会上的不断攀登。
（三）饮食文化的传承需要引起大学生的重视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名声源远流长，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外思想潮流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使中国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甚至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引导，暗示了对不同性质的文化分辨模糊，因而逐渐对饮食和文化失去了自信心。导致大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西方风俗文化，贬低本国民族文化，大学生的民族信心与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因此，要弘扬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保护并发扬本国饮食文化，传承饮食文化要引起当代大学生足够重视。甚至把它看做是维护民族的一种权益，保护本国文化的强烈意识。因此，作为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弘扬我国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责无旁贷。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浪下，更需要大学生不拘一格地去研究好、继承好中国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贡献年轻的力量。
三、在教学中传承传统饮食文化的对策
（一）充分营造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学习氛围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培养大学生的品德的提升、完美人格的树立与文化素养有机结合起来，结合《中国饮食文化》课程中所说的“饮食风俗文化”“饮食礼仪文化”等相关章节内容联系起来，是学生诵读经典文化的一种学习方法，这也正是在潜移默化地提升大学生人格修养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礼德传承。清华大学教授认为：如今在高校教育当中，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问题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只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单纯教育，而却忽视了个人的道德情操、职业道德、人文关怀等非专业方面的教育。许多人认为上大学的学生目的普遍都是为了个人有一份可靠而稳定的工作，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一旦毕了业，就想要立刻赚钱，过上安稳的日子，至于民族是否兴衰、社会是否因存在某些问题而阻碍发展，都觉得与自己毫不相干。目前，高校大学生内心普遍都没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非常可悲甚至是恐惧的一种社会现象。
2.人格素养的培养。《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要求后人生活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激励后人发愤图强，敏而好学，学而不倦的乐观精神。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当代大学生，让他们掌握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学习传统饮食文化成果精髓的追求精神，还要注重人生的现实意义，即注重艺术品位与人生价值，注重人生自我修养和人格的建立。
（二）在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饮食文化的教育
1.几千年的华夏文明造就了璀璨辉煌的文化，这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蕴涵丰富理念、政治思想、风俗礼仪等，与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紧密相联，更是继承了我国民族优秀文化思想。因此，高校应大量宣传并且在专业课中进行普及教育，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扩充，完善知识框架结构。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安排，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方向其中一门必修课程，得到学生对文化学习的重视，形成要学习高端技术必先学习传统文化成果的精髓。这样，将饮食文化这门课程应用于高校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当中，不仅增强了传统饮食文化感染力和凝聚力，而且还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文化知识，完善教学制度的时效性，使学生内心世界得到丰富，这样利于学生自身素质教育的全面升华。
2.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我国饮食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声誉名扬天下，中国饮食闻名于天下。例如，两千年前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诸葛亮发明馒头比西式汉堡包早一千多年，这都是古时候了不起的时明，直到现代依旧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饮食习俗。“民以食为天”，目前，传统饮食仍旧是国内外第一大行业，世界500强企业有大部分行业与饮食相关。诸如此类的饮食文化有利于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学习激情，增强社会责任感，并且培养他们的从业信心和自豪感。
四、总结
在“民以食为天”的生存理念驱动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蕴含着人生丰富的哲理，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自身修养、人文关怀有着深远影响。抓住人们饮食生活的要素，理解其要义，实现价值的提升，是实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民族中更好传承、更快发展，从而最终推动中国饮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文化经典能启迪学生的心智，提高个人修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教学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把大学生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引向正确道路，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展现了划时代的古老文明。
【参考文献】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4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5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概述
饮食文化受自然、经济、地理位置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不断发展。远古时期人类以生食为主，随之发展为熟食；烹饪技术由燎烤发展为蒸、煮、煎、炸等；饮食选材和菜系也不断丰富；饮食观也由“吃 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康”；饮食风味也由闭塞的单一民族和地区融汇到如今的丰富多彩的饮食口味。
饮食文化包括三点：第一是食物的选材和加工。选材受季节、节日风俗、地域和食忌思想等的影响；加工又包括刀工和烹调技术，通过刀法可将食物分为条、片、丁、沫、丝等，其给人的视觉效果和口感截然不同，烹调方法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第二是就人类而言，饮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和社会各阶层饮食文化。各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习惯和代表性的饮食菜系；宗教饮食文化典型有伊斯兰教忌食猪肉，佛教、道教的素食主义等；社会各阶层的饮食文化由物质基础决定，包括宫廷、士大夫饮食文化和百姓饮食文化等，各阶层在进餐时很讲究礼仪，也就形成了饮食礼仪文化。第三层次是与饮食有关的文学文化，包括历朝历代许多关于饮食介绍和文人对饮食的歌颂赞美的文学作品。
2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优越性
2.1 传统膳食结构可传承性
《素问·脏器法时论》：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是最早关于膳食结构的记载，也是几千年来的择食原则。传统的膳食结构以谷物为主食，肉类、水果和蔬菜为辅食，坚持低脂、高蛋白、高纤维素饮食。“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告诉我们谷类乃人类维持机体运动的基础物质。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平衡膳食观，合理搭配饮食。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中国传统膳食结构才是最科学的膳食结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报告了美国康乃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6年的合作研究结果：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民各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与中国传统膳食结构密切相关，可见传统膳食结构的可传承性。传统膳食结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1]我们需矢志不移地坚持弘扬其优越性。
2.2 独特的烹调技艺 注重色香味
我国的烹调技艺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素以选料讲究、制作精湛、品种多样著称于世，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2]烹调技艺的精湛在于即使是同一种原材料，通过不同的烹调方法，也可以做成色香味截然不同的美食。我国传统的烹饪、调味技法堪称一绝，“烹”是指烹饪原料熟制成菜肴的操作过程，方式多种多样，其制作过程重在掌握火候，如清蒸鱼，火候不到则生，过火则老。而“调”则指原辅料的搭配和调味料的使用。通过调制，使菜肴美味可口、色泽诱人，《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调和之事，必以酸、苦、甘、辛、咸。其先后多少，其奇甚微，皆有自起。”调味料所需数量和加入的先后顺序都有讲究 。可见，中国传统烹饪技艺之细腻无与伦比。
2.3 医食同源的食疗观
“医食同源”，即“药食同源”。指用中医理论知识和饮食文化相结合，使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食物来调理身体、预防和治疗疾病。《黄帝内经·太素》：“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灵枢·五味》：“五宜：脾病者，宜食禾亢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等”。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提出“凡欲治疗，先以食疗，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由此可知，“医食同源”并“寓医于食”的食疗观历史悠久，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食养论”，即注重饮食膳食平衡，使之有利于身体健康，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二是“食疗方”，即以食为药，以日常食物的一种或数种作为药用，以治疗疾病。三是“药膳”，以药配食，取一味或数味药物入膳。[3]中国的食疗药膳文化在历朝历代的总结思考下不断完善。关于医食同源和食疗的书籍数不胜数，医食同源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我们应当积极研究医食同源理论，传承其精华，真正达到饮食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2.4 食忌思想
“食忌”即 “忌口”，也就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吃什么，怎么吃…… “苟全其身，须知切忌者矣”旨在告诉我们饮食禁忌的重要性。其包括配伍、季节、时辰、体质、数量等方面的禁忌。配伍禁忌如：黄瓜与花生同吃易腹泻；羊肉与西瓜同食会中毒等。 季节禁忌即春天不宜吃辛辣发散的食物，夏季应忌食肥甘厚腻，少食生冷之品，秋季应忌食性燥和大补之品，冬季不宜食油炸生冷之品，时辰忌如：“早上人吃姜，晚上姜吃人。”“早喝盐水如参汤，晚喝盐水如砒霜。” 体质忌即中医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 [4]体质偏阳者应忌温热、辛辣助火之品；体质偏阴即阳虚型体质者，应忌食寒凉生冷伤阴之品等。数量忌即饮食有节制，不可过量，忌过饱。若不掌握一定的饮食禁忌知识、合理选择食物，则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食忌思想是历代人们经验和理论的总结，不容忽视，掌握食忌思想可使我们饮食生活更加科学、安全。
2.5 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优越性的体现，其丰富多彩的饮食种类为传统饮食文化增添了色彩，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由农业、地理位置、食材决定。中国地大物博，各具特色的农业为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奠定了基础。长期定居在大草原的畜牧业民族如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等以肉类、奶制品为主；居住在南方的民族如苗族、回族、白族、傣族等民族从事农业，其主食多为大米、小麦、青稞等，代表特色如竹筒饭，菠萝饭，五色饭等；少量三江平原的少数民族如赫哲族、鄂温克族、基诺族等以狩猎和渔业为主，其主食多为野生肉类、植物、鱼类，代表特色如杀生鱼、蝌蚪拌臭菜、松鼠干汤等[5]。此外，少数民族多嗜茶、酒，我国少数民族多居住的边疆高寒地区，喝酒可以防寒，因此大多嗜酒，我国是“酒文化之邦”，少数民族更有“无酒不成席”之说，各个少数民族以酒待客之道各不相同，酒种类更是形态各异，有青稞酒、槟榔酒、藤酒等；茶也是少数民族必备的饮品，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等。人们在食用各少数民族饮食的同时便能回味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融合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使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更具特色。
2.6 独具特色的菜系文化
菜系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区域表现，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我国地理环境、气候、食材、嗜好的真实写照。菜系由宋代“南咸北甜”到明代“京苏广三式”到清代四大菜系再到清末的菜（浙、闽、湘、徽、鲁、苏、粤、川菜）。地理环境对饮食选择很有讲究，蜀湘一带湿气较重、选择辣食能祛湿，故辣味菜是湘、川菜的特色；食材更是决定菜系的重要因素，临近江海湖地带则擅做海鲜、以鲜香闻名，如湘、鲁、粤、闽菜系，相反，山地徽菜以烹制山珍野味著称，苏菜发源地由于菜种丰富所以一大特点便是四季有别；嗜好是决定菜系的又一重大因素，湘菜追求原汁原味， 香、嫩、清、脆是其特色；徽菜更爱烧、炖、蒸，注重火候，善于保持原汁原味；苏菜选料严谨，爱好和注重制汤，保持原汁，追求鲜香酥嫩，重刀工、火候；粤菜技法、配料多样，追求鲜嫩爽滑浓；川菜重调味，以“麻、辣、酸、香”为主味，由此可知，菜系是各区域历史饮食文化的沉淀，赋予了传统饮食文化的多彩和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发展中精华不断被人们所传承和丰富，作为新一代华夏子孙，我们应当积极去了解传统饮食文化，并将其运用于我们的生活，尝试不断探索创新以丰富其内涵。
参考文献
[1]柯林·坎贝尔著 张宇晖译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J]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9）.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6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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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7
1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意义
1.1保护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
中原地区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与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原地区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冲击,其文化资源生存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方便食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洋快餐普遍受到年轻一代的欢迎,这些都对我国的传统饮食习惯有一些影响,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饮食文化也对中原地区食文化有一定冲击,法国美食、地中海美食、墨西哥传统饮食、日本和食及韩国泡菜文化等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美食也在中原地区得到传播,中原地区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4]。中原地区食文化本身就是在交汇融合多个民族饮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在吸取其他国家饮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饮食的优点,对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进行保护与传承已刻不容缓。近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编制《河南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食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建设中原食文化数据库能为政府机构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持续开展。
1.2促进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现代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原地区许多传统食品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华老字号企业,已无法跟上时展的步伐,出现了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局面,依托其上的一些传统中原美食也濒临消失。因此,如何推动传统食品企业实现现代化转型,推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良好传承和健康发展,是政府、食文化研究人员、传统美食生产者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原地区的食品企业都在努力创新,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白象食品作为河南省的重要食品企业,是全国方便食品企业的领头羊。为了发扬传承中原地区食文化,白象食品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现代营养学理念融入传统食品中,开发了大骨汤面、河南烩面等食品,吸收了中原传统饮食文化的精髓,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从一碗香喷喷的面中找到“家乡的味道”。因此,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能为传统食文化资源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支撑。
2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原则
2.1特色突出原则
特色突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突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特色,充分发挥特色数据库的资源优势,增强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实力,推动中原地区传统食品产业的升级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2.2共建共享原则
为了避免信息资源建设的重复、浪费,相关部门应在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过程中遵循分散建立、馆际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统一数据库的建设标准和评估体系,充分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为中原地区读者提供特色鲜明、资源全面、检索便利的信息资源库,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效能。
2.3实用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相关部门要依据实用性原则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在尽可能节约建设成本的前提下收录重要的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投入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大对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更多的读者了解数据库、使用数据库。
2.4先进性原则
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作为数字化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先进信息技术与成熟管理方式的支撑。因此,相关部门可采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将其建设成容量大、兼容性高、安全性强、搜索便捷、速度快、准确度高和扩充性强的新型数据库,保障数据库的先进性。
3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主题构成
3.1食文化风俗
食文化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环境的影响,在食品原料选用、加工生产、食用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普遍、独特的传统习惯。中原地区食文化古老、活跃,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原料选择、加工方式、饮食礼仪等方面。原料选择主要体现在平原地区对小麦、大米等大宗粮油的选择,偏远地区对玉米、小米等杂粮的选择,中原西部地区对牛羊肉等原料的选择等;加工方式主要体现焦作地区的土炒面馍、武陟的炒制油茶等;饮食礼仪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民众根据《礼记》对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进行了规定。这些习俗都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现代人在就餐时仍然能够遵守这些习俗,如主客座位的安排、敬酒时的端杯方式等。食文化风俗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风俗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2特色饮食
中原地区不同区域有其独特的地方特色饮食,如:河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马豫兴桶子鸡、真不同水席、逍遥镇胡辣汤、黄河大鲤鱼等,河北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八大碗、永年驴肉等,山西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上党腊驴肉、晋城过油肉、石子饼,安徽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丁里羊肉汤、濉溪双堆面鱼、太和板面、利辛撒汤和公山豆腐宴,山东省的代表性特色饮食有高唐驴肉、定陶焖子和泰安煎饼等。地方特色饮食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这些地区特色饮食来源、制作方法、食用方法、民间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3.3食文化遗产
中原地区食文化遗产是指中原地区具有鲜明地域风格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历史文物、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如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新密李家沟遗址、淮南八公山淮南王炼丹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被广泛认可的能够体现中原地区食文化特点的文化活动、文化表演、知识、技能等,以及承载食文化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等,如淇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原农耕文化”中收藏的三千多件中原地区的农耕老物件,仰韶文化遗址中保存的酒器、酒具,《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酒楼、饭馆、食店、茶肆等。食文化遗产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
3.4食文化名人
在中原地区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孕育出一些食文化名人,他们提升了各个时期的食文化水平,在传承、发扬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文化名人是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相关部门应对记载食文化名人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整理。
4中原地区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资源类型
4.1出版文献
目前,中原地区食文化相关的出版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标准文献、学位论文和政府出版物等。图书主要包括食文化相关的教科书、科普读物和生产技术图书,如《食珍录》《饮膳正要》《中国馔食文化》《饮食文化》等;期刊主要有《中原文化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等与食文化相关的期刊;会议文献主要包括在国际或国内食文化学术或专业性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如《中原食品文化研究论文集》收录的相关论文;标准主要是指传统食品现代化加工涉及的相关标准,如河南省地方标准《油茶》;学位论文主要包括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硕士、博士论文,如《仰韶文化时期陶质食器造型设计研究》;政府出版物主要包括中原地区各省、市、县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与食文化相关的文献。
4.2网络信息资源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8
一、我国的饮食文化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界定
目前，对饮食文化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般说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饮食文化专注于饮食的精神方面，如毛丽蓉认为，所谓餐饮文化指的就是通过食物、烹饪以及餐具、就餐的形式等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习惯方式和被人们普遍接受、沿袭相传的各种习俗。广义的饮食文化则同时关注饮食的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如在《中华膳海》中饮食文化表述为：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本文所说的是广义的饮食文化。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现状
当代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开始于“烹饪研究”，这种“研究”是以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菜谱的编写为前奏。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这种研究很快进入了总结传统烹调技术经验和“弘扬国粹”阶段。这种烹饪热和烹饪研究滞缓了中国传统烹饪的改造更新步伐，使饮食文化研究失去正确的方向。
深入地研究中国饮食文化是近20年的事情。中国饮食文化特别是饮食史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著名学者徐吉军和姚伟钧合著的 《二十世纪中国饮食史研究概述》一文中列举了20 世纪研究中国饮食史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达189 篇（本）。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丝毫不逊于其它分类学科。择要述之，概述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珍诺玉撰：《古代饮食文化》、《民以食为天》、《往古的滋味：中国饮食的历史与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史》；专门研究茶酒类的专书有《中国茶文化》、《中华酒文化大观》等；分地域研究的有《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举署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谈》等；另外从饮食保健和饮食心理来研究的书籍也有很多，如《饮食心理学/中国饮食文化丛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等。
近三十年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内容虽丰富，但只停留在饮食文化的表层，没有深入挖掘饮食文化的结构、象征意义、族群边界等问题。然后，研究的领域不广，总体来看，偏向概括性叙述、史学等方面。如饮食文化概论就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只是全面的介绍，没有深入的分析。最后，中国饮食文化没有学科定位，没有形成一套研究饮食文化的理论方法，这就导致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参与进来，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使很有意义，也只能在他所属的那个学界引起轰动效应；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可以把各个学界研究饮食文化的重要人物笼络起来进行交流的组织机构。
二、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
（一）各个地区的人类学者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
虽然人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专门对饮食文化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多，但很多人类学学者在在其专著或者所做的项目中，对饮食文化都有涉及。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学者对饮食文化的关注比大陆学者多。
1.香港
阵地在香港中文大学，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影响下的地方饮食，主要的代表学者有吴燕和、谭少薇、张展鸿等。吴燕和教授早在这个世纪初就对饮食人类学的两大理论流派进行了梳理。他还对亚洲和全球中华食品的变迁和社会文化关系开展了研究，注意到饮食文化和国家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谭少薇教授则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研究，认为港式饮茶具有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是香港人社会关系得以强化以及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介体。以饮茶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行为是都市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展鸿教授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做了细致的谱系梳理，他的研究以香港为田野点，关注全球化趋势下地方的传统食品生产，如通过对客家菜馆的变迁透视战后香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
2.台湾
台湾的研究阵地主要是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本土比较关注东南海域早期的奢侈品、香料、稀有食材流动的研究。如包乐史的《赞美商品：论跨文化贸易当中的燕窝》，研究由燕窝生产而形成的贸易网络。蒋斌的《岩燕之涎与筵宴之鲜――砂劳越的燕窝生产与社会关系》，重点研究燕窝生产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建构。
3.大陆
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中山大学的陈运飘教授以及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的肖坤冰老师都发表过饮食人类学的综述性文章，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做过较细致的梳理。
研究文学人类学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有关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在国外进修时，翻译了两篇论文，即《圣牛之迷――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 》和《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迷的新途径》，随后又翻译出版了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饮食与文化之迷》，让更多的学者了解了唯物派饮食文化的人类学观点，促进了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萧家成研究员也较早进入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在其所著的《升华的魅力――中华民族酒文化》一书中，广泛吸取了历史学、心理学、文学以及微生物学、发酵学、酿造工艺学乃至医学等学科知识，围绕酒文化这一中心展开了论述，并提出了一种“社会文化模式 ”作为理解酒和人的行为关系的相互补充的方式。
此外，由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平均每两年举办的“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云集了国内外研究中华饮食文化的各界学者，其中著名的人类学者有：杰克・古迪、西敏司、华生、石毛直道、黄树民、李亦园、张光直、王明珂、杨圣敏、邓启耀、周大鸣、徐杰舜、徐新建等。讨论内容包括饮食的变迁与交流，饮食与族群、地位、权力的关系，食物禁忌与礼俗、饮食的文学与美学，饮食的伦理与宗教等方面。
4.海外
提到海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最先想到的应当是由华生主持的麦当劳快餐在东方城市的经营实践和社会文化意义的课题。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探讨作为社会空间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另外在其著作《礼物的流动》中有涉及馒头作为春节礼物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讨论。以食物为媒介探究其背后的社会组织、结构及人际关系网络。
海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食物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探讨。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安德森 （ E.N.Anderson）的《中国食物》一书。全书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介绍中国自古至今食物的变化；二是介绍饮食方法和不同地域间的差别。但作者并不为此所限，而是结合历史分析了中国为何不能现代化等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描述和分析了区域和地方的食系特点以及东、西方饮食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过程。这就使本书超脱了平面的介绍，体现出了深层次的学术意义。
弗里德里克・西蒙（Frederick J. Simoons）所著的Food in China：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quiry以分类学方式叙述了各种食物在中国的利用；也阐述了烹饪的地域特点和传统中国的营养与健康知识。所论涉及食物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中心角色，中国人对食物、健康与疾病的认知，与食物和进食有关的社会地位、食物与宗教、信仰和仪式的关系等等。
芝加哥大学冯珠娣（Judith Farquhar） 教授的《饕餮之欲： 当代中国的食与色》一书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 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挑战“食色，性也”的论断，揭示快乐的政治和历史本质。还探讨了从对饥饿的记忆到经济发展时代的美食，从传统中药的香气到对古典文献的挖掘，从对集体身份的赞颂到对个人经历的关注诸方面，认为在当代中国这些都存留于对个人和国家生活的公众反映之中。
（二）人类学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内容
1.饮食习俗
民俗学和人类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理论上可以说是相近的学科。在人类学发展历史上一直都重视对习俗的研究，因此对饮食习俗的研究也成为人类学者的沃土。由于中国饮食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现实的素材，所以人类学对饮食习俗的研究很容易出成果。如李静苇的《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食俗研究》一文，对我国饮食民俗研究做系统梳理，并通过对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回顾，总结出人类学理论方法对我国饮食文化研究的一些启示很有价值。
2.食物（饮食个案研究）
营养学、医学人类学等学科也会研究食物，但人类学对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食物的获得与调制、从生食到熟食的发展过程、菜系研究、仪式上的食物、食物禁忌。
在一些研究中国的专著中有关于中国食物的内容。由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主编并撰写导论的《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认为在文化中研究饮食，没有比中国更好的个案了。吉勒特 （Maris .B. Gillette）在《北京与麦加之间》中有两个章节讨论中国城市穆斯林社区现代化与消费之间的问题。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神堂记忆》（Temple of Memory）中“记忆的文化象征”一章，讲述了在大川神庙孔诞祭节日中食物是如何按照其荤素烹煮方式、摆放位置等进行象征性的等级化分， 而这一整套的仪式象征 （包括食物在内）则成为了人们构建自己生活的记忆资源。刘新《自我阴影》中探讨中国乡土社会的日常实践，该书的第四章深入讨论了一整套食物的意义体系是如何沉积到当地人的食物从生产、加工到食用的实践过程中，而这种意义的体系完全内化在人们行动的轨迹之上。
3.饮食文化变迁
饮食是不断变化与创新的，饮食文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饮食文化变迁的研究通常都和传播、政治经济相联系。庄孔韶关于北京新疆街饮食文化和空间重构的调查研究很有代表性。此外，舒瑜通过对云南大理州云龙县诺邓的盐业的历史考察，尤其关注当地仪式中的马料、盐、米碗，试图在超越社会和文明视野下来看待物的生命历程，展现微盐背后的大意。肖坤冰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武夷山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研究，探讨物质流动背后新的本真性建构过程。
4.族群边界与文化身份认同
《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一文从饮食与文化、食物与边界等方面，探讨了人类、饮食、文化的关联性，分析了饮食文化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丰富性。谭少薇教授在《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文中从身份认同角度来研究，认为港式饮茶具有香港人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而人类学者张展鸿，通过研究香港的客家餐馆来分析战后香港社会，研究香港的客家餐馆在族群认同和文化关系上的意义。
（三）人类学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视角及方法
1.整体性
泰勒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型的整体”，整体性贯穿于人类学研究整个过程，对于饮食的人类学研究同样不应忽视整体性，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而忽略实地考察，最终呈现出来的饮食文化将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必须联系到同一文化体系的其他方面，并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下来解释。具有整体性视角的文章《川西各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从川西少数民族与以川菜为代表的汉族饮食文化交流和变迁的角度，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研究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民族间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变迁，进而探讨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并使之不断创新发展。其他相似的文章还有《中国饮食文化的民族学研究》、《糌粑、米饭和菜》。
2.符号象征
主要是研究那些承载着文化意义和象征性的食物，并通过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去探讨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形式。瞿明安对此项研究很深入。在上个世纪末，先后发表了四篇有关饮食符号象征的文章。在这些论文里他试图通过运用中国民族文化的材料去说明饮食文化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并分析其符号意义和结构。
3.文化功能和结构
探讨饮食文化的功能和结构，有助于理解饮食文化的深层意蕴。这个视角的研究一般都是从饮食与阶级、阶层的关系着手。《浅谈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从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的基本内涵入手，对饮食文化层次性结构理论的深远意义进行了探讨。《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性结构》一文从结构分析方法提出了“饮食层”这个观点，对研究饮食文化有借鉴意义。
4.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学派是近20年在研究饮食文化中新崛起的学派，国内的人类学学者也跟随着这一趋势，出现了一大批成果。首先，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类似的对食物、食材的全球性流动的研究著作。如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一个实现了全球霸权的植物杂种的故事》，特纳《香料传奇》，汤姆・斯丹迪奇《六个瓶子里的历史》。其次，也出现了一批研究食物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专著和论文。如黄国信的《区与界： 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通过对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试图证明制度给人们的感觉是规范且边界清晰的，实际上传统时期的制度运作却灵活多变且界限模糊，制度通过种种利益关系引发的冲突、斗争和合作来实现。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9
一种地域饮食文化中最富有特征的食品之所以被称为小吃，就在于其原料的独特地域性特征，多在中下层消费群体中流行。当然，人们也要看到，一种地域饮食文化的形成，不仅和其地域特征密切相关，也和其人文文化特征密切相关，因为不同地域的人们，无论是生活习惯或是文化形态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体现在具体的饮食方面，就是对不同饮食原料的钟情以及佐料、加工方式的喜欢。所以，尽管潍坊传统小吃类型众多，各有特色，但都脱离不了其地理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就类型而言，潍坊传统小吃主要分为两类：
（一）因地域自然特征而生的潍坊萝卜
潍坊萝卜不但形状高瘦、颜色青翠，而且水分多、口感甜脆，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方面，都能轻易调动食客的饮食欲望。这种由饮食带来的感官联想的愉悦感，是富有内涵、讲究形式的饮食文化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征，所以潍坊萝卜不仅成为潍坊本地的传统小吃，而且其营销网络已经遍布全国，可谓是一种虽然出身不高，但外形及口感甚至客户端都比较高端的、纯绿色的潍坊传统小吃。潍坊萝卜之所以具有这种独特之处，和潍坊的地理位置有关。潍坊地处温带，温度和光照都适合萝卜生长；季风性气候能够保证萝卜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水分。除这些因素外，最关键的是潍坊有些区域为沙土地，其土壤中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且利于排水，能够保证萝卜在稳定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下匀速生长，由此就使得潍坊萝卜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形状和口感，使其具有了成为潍坊传统小吃的特质。
（二）因人文环境而形成的传统小吃
根据调查，因潍坊地区人民独有的饮食习惯而成的传统小吃主要为朝天锅和火烧。朝天锅指的是菜入锅而锅朝天，据传为清代郑板桥所创，无论该说法是否确切，都体现出朝天锅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前，朝天锅多在农村集市中售卖，所以吴澎等指出：“朝天锅本是一种市肆小吃，露天砌灶，中置一大锅，将猪血、肺、大肠、豆腐、猪骨、肉丸子之类盛满一锅煮熟，众人围而食之，故名‘朝天锅’。”后来，讲卫生，朝天锅移于室内，现今经改进，已成宴席上名吃。从这段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出，朝天锅中所用佐料多为猪内脏，这与朝天锅的消费群体经济水平有关。以前的农民并不富裕，赶集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吃朝天锅，因此他们拿不出较多的钱买朝天锅。朝天锅的经营者想要售卖成功，必须从低廉性出发购进朝天锅的原料，进而保证成品价格能为当时的农民所承受。因此，尽管朝天锅原料不够好，但由于它价格低廉、方便快捷，而且不同村庄的人围在一起吃，既能享受到美味，又能互相拉家常，了解彼此村里的情况，故在很多时候，朝天锅的经营摊成了乡里乡亲信息交流的场所。当然，正如吴澎所言，今天的朝天锅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特征，成为比较高档的潍坊传统小吃。
与朝天锅相比，潍坊火烧主要体现为品种比较多，如单是面火烧就有砍火烧、簸箕火烧、梭火烧等，即便都是肉火烧，也分潍坊肉火烧、杠子头火烧、脂烙酥火烧。在这些火烧中，最为当地人或外地人所喜欢的为潍坊肉火烧。之所以如此，在于肉火烧的制作方法精细，从和面到最后成型，共经过温水和面、油酥面等六道工序。制作完成后，用一个中间有洞能够放入柴火的炉子进行烤制。这种炉子内侧有一个个和肉火烧差不多大的小圆形，烤制时，将肉火烧分别放置其中，调好火的力度，很快就可以烤出味道鲜美、皮酥馅多的潍坊肉火烧。
就一个地域而言，传统小吃的类型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真正具有特色，显然，以上所讲三种潍坊传统小吃都具备这个特征，故其能够一直存在，没有被其他饮食品种所代替。
二、潍坊传y小吃的异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朝天锅与肉火烧无论在原料还是制作方法上，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朝天锅的原料以往主要是猪下水，而现在其原料则更加丰富，有其他肉类、还有青菜甚至咸菜。食客的就餐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不相识的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卷锅里的配菜，到现在只是熟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等着服务人员端上从后厨已经制作好的朝天锅。看似是就餐方式变得文明、朝天锅变得干净卫生，甚至连朝天锅店里用饼卷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叫朝天锅，实际上是抹杀了朝天锅原有的文化特质。因为作为共同语的一种地域变体，方言中的名词性词语以其对所属地区风俗文化及名物等种种社会现象及对地区独有事物、对某些事物的独有称呼的忠实记录，成为研究地域文化及方言时不可忽视的一个词类。也就是说，朝天锅这种传统小吃之所以得名如此，正是因为它独有的制作、售卖和食用方式，当它名称中所含有的几种要素全都发生变化，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对其所代表食物的忠实记录，研究它所蕴含的地域文化时，只能回归到它变异之前的形式。
与朝天锅一样，肉火烧的制作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就制作工具而言，快捷省力的电炉子取代了先前用火烤的自制炉子，机器和面替代了手工和面。这两种变化都使得肉火烧的制作速度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是速度的提高改变了肉火烧原有的味道，可谓是遗憾至极。但不可否认的是，肉火烧制作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了肉火烧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而且体现了传统的肉火烧制作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10
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学，大致应包括饮食文化史与应用饮食文化两个基本的部分。饮食文化史主要指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研究重点应是历代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以及在全国范围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传统。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与学术性质，饮食文化史应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所属专门史二级学科下的专门史其他学科。应用饮食文化，则是指饮食文化中可资现实借鉴与应用的部分，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饮食文化及其应用和发展，研究重点应是饮食文化的现实变迁，以及饮食文化的现实应用与嬗变和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的内容，应用饮食文化宜归人民族学一级学科所属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二级学科。
中国饮食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复杂，并且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时段研究等特点。饮食文化学主要涉及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医学、保健学等相关学科。同时，饮食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又具有长时段和跟踪研究的特点，大致体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应用相衔接，以及中国饮食文化悠久历史传统的形成与变迁，饮食文化的合理继承、现实应用与嬗变发展等方面。
剖析饮食文化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文化内涵，我们应重视对饮食文化学进行分类、分层及注重弄清其内部复杂联系的研究。作者认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相吻合，中国的饮食文化由56个民族及其先民所共同创造，其主体应是汉族为主的饮食文化，同时包容了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因此，中国饮食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具有诸多分支而体现出鲜明的特色，以及总体发展过程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差异等方面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饮食文化还吸收了外国相关文化的不少因素。当前，中国饮食文化的改革与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伴随与全球华人世界乃至各国、各民族的交流的加强，而得到更快地发展。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十分明显。如北方嗜好面食，饮食偏咸；南方喜食大米，饮食味淡或偏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以沿海地区为主的东部地区，与新疆、西藏、云南等西部地区，在饮食习尚方面也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点则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事实上，中国东南西北以及各地边疆之间，乃至各地边疆与内地之间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由此反映出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复杂多元且源远流长的特点。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提供社会产品的主要经济部门，享有丰富农业产品的社会，易于发展出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员的贫富差别极为悬殊，社会上层、社会中层以及社会底层之间，其饮食生活的质量与相关习俗的差别亦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上层讲究的是“食不兼二味”，并热衷举办可续食数日、菜肴多达数百种的盛大宴席，由此发展出以繁复、高档的菜系为明显特征的传统饮食文化。而社会下层通常仅能以简单果腹为满足，“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大部分人以饮食为万事之首，普通百姓以混饱肚子为谋生最大愿望的这一严酷事实。对这一部分人而言，吃饱肚子是生活的最大目的，因此相对忽视饮食卫生以及饮食结构应有的合理性；同时存在食物来源的多样性与食物加工的简单性及随意性，这些都是下层百姓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上述两端饮食消费人群之间，还存在一个由中小地主、自耕农、普通市民等组成的社会中层群体，这一部分人的饮食消费习惯，通常游离于前两者之间。亦应指出，由于历代王朝的崛起兴衰以及封建统治的频繁更迭，导致社会阶层的组成时常发生变动，前几种饮食文化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饮食文化的若干共有特征。
就地域性差异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门类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与内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西南边疆和东北部边疆以山居生活为主的边疆各民族，彼此之间的饮食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我们应注意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层次差异，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应分层、分类与分时期来进行研究，切忌列举某一类别的饮食文化，而武断地推定为中国饮食文化的普遍典型。
中国历史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并未发生过明显的断裂。另外，自秦汉以来，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了主导的地位，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与内涵丰富等特点。此外，诸多少数民族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起到丰富层次和扩展多样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厚的历史积淀，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如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饮食为万事之首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左右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尤其表现在财富的积累与消费，日常生活的重心与相应安排以及饮食方面的观念和社会习尚等诸多的方面。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缺乏利用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意识与操作的可能性，富裕阶层所积累的财富，或广置田宅或大肆挥霍，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饮食消费。人们所举办饮食活动的规模以及所达到的水平，通常被社会视为是家族财力与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情形下，食物的昂贵与珍稀，以及饮食活动的挥霍浪费，便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人们追求昂贵、珍稀的食物，看重的是拥有这些食物所象征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而并非是因为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极高或滋味超群。如粤式菜肴中重视燕窝、鱼翅便是如此。精心烹饪的鲍鱼，形状酷似饱满的元宝，也因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价格飙升。至于富贵及官宦人家园中喜种枇杷，可能是由于枇杷果金光灿烂形似金子，而枇杷果实的滋味相当一般，这些人家则并不计较。汉代的封建帝王，为追求远方的荔枝一类的珍稀水果，不惜动用国家的财力和人力，从岭南等地快速递运至长安，上千里路程数日可至。至于运输所付出的高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扰民，则较少虑及。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们严格规定了不同人等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等级与地位，讲究家族的兴盛与共同消费。隆重祭祀祖先，聚族而居钟鸣鼎食，是封建家族制度下重要的日常活动。在饮食方面，便形成了擅长制作复杂、大型的宴席，对食物进行超量消费，并以共食、多食为主要进食方式的饮食传统。饮食讲究复杂与排场，食品讲究多量与美味，食用讲究宏大的排场，因此成为上层社会通行的习俗。而居于社会下层的贫苦百姓，为满足果腹的生理需要，则流行简单烹饪甚至生食的方式，食物来源也体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在遇到灾荒的年景，还以某些勉强可食用的动植物来代替日常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饮食中的卫生、营养合理搭配等问题，则属于次要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盛行的共食与劝食的习惯，显然与古代中国上述的社会状况与消费习惯有关。
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在食物的原料来源方面，中国人于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以之作为食物之动植物的任何部位亦几乎无所不食。在食物的烹饪方面，发明了烹、炖、炸、炒、熘、爆、焖、煨、烧、煎、蒸、烤与涮等烹调方法，就构思之巧妙、操作之复杂而言，堪称世界无双。在判定饮食质量的标准方面，人们强调“味美”的重要性，看重食物珍稀的程度，并以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尽量丰富为佳。对饮食种类的合理搭配，烹饪方式的科学合理，原料的合理利用及必要的节约，饮食产品必要的卫生及食用安全等，则表现出明显的忽视。鲁迅曾说，上海的小笼包子确实味美，但不能看盛包子的碟子，一看肮脏的碟子，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为追求“味美”，人们甚至发明了生食猴脑、碳烤鹅掌、生刳驴肉等残忍的食法。为获得美味、体现新奇，人们食用全生、半生未经过消毒处理的鱼类和肉类。此类习俗在过去多见于记载，现今在一些地方亦不少见，以至成为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来源。前些年上海因食用毛蚶导致甲肝流行，一些地方因食用果子狸而感染“非典”，均是见诸报端不争的事实。为追求食物的“味美”，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如炸、烤某些食物的油温过高，可能产生不利于食客身体健康的物质；因烹饪时间过长、烹饪过程过于复杂导致食物营养成分大量损失，并增加了能源的耗费与环境的污染；不少食物还存在油大、盐重、营养搭配不合理等不利于食者健康的情形。至于因奉行共食、多食习惯而造成食物不同程度的浪费，以及某些疾病在食客中的相互传染，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广博。①除一般性的食物以外，酒类、茶叶及其他饮品，烟草、零食、水果等与人口有关的物事，与饮食相关物事有关的观念、习俗和传统，与饮食有关的器皿用具，制作饮食的过程以及饮食产品的储存和销售，与制作、储存饮食有关的能源消耗以及人居环境的污染，与饮食有关的消费习惯，饮食与人们健康及保健的关系，乃至围绕饮食形成的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等，都属于饮食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是，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凡言及饮食，通常人们所议论的对象，主要是食物与酒、茶类饮品，至于饮食文化的其他内容，则较少关心并予以探讨。迄今论述中国饮食文化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津津有味地讲述各类食品滋味之鲜美，以及烹制这些食品方法之复杂高端。或者以罗列日常生活中少见的奇菜珍肴、传奇式记载或难以实践的古怪菜单为能事，似乎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仅限于讲述这些远离大众日常生活的饮食秘事。至于与大众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内容，著者却视而不见。存在这样的现象，是值得饮食文化界深思的。可以说，目前人们关注的“饮食文化”，与学科建设意义上的饮食文化学，在内涵与外延方面，两者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11
（一）日本饮食文化申遗的成功经验
1.突出传统饮食文化的营养科学性
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饮食文化也曾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直到江户时期之后，日本饮食文化才逐渐脱离了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最终走向本土化的成熟。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是：食物原料新鲜多样，装盘贴合自然风物，体现了日本的四季分明、地理多样性以及日本人尊重自然的精神；以米饭为主食，副食则以海产鱼贝类为主；食物加工成度比较低，味道清淡，能够较大限度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有着令人齿颊留香的回味；与正月、插秧等传统节庆密切相关，等等。日本政府在申遗的报告中不仅强调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其中蕴含的日本人独有的价值观和社会传统，还以京都的精进料理、怀石料理、东京的寿司和东北地区的火锅料理为代表说明了日本传统饮食与现代营养科学的完美融合，精准定位了日本传统饮食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营养科学理念：食物加工程度低，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食物中的营养素免遭破坏；口味清淡，能够降低现代营养疾病如高血压的发病风险；鱼贝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含量极其稀少，完全符合现代营养学提倡的合理营养平衡膳食的科学理念。总之，日本传统饮食文化历史悠久、膳食结构科学合理并且具有顺应可持续性发展的特点是成功申遗的根本原因。
2.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紧密合作研究推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
为了能够成功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本官产学界紧密合作积极向世界推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例如，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13年度的财政预算中，专门拨款40亿日元实施培养“和食传道士”计划以及在世界各地开展“和食推广项目”活动。由于中央政府重视推广日本饮食文化，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纷纷采取措施加入推广日本传统饮食文化的行列，京都市政府就在2013年初制定并实施了以推广日本酒文化为宗旨的《用日本酒干杯条例》。自2013年3月开始，日本航空公司开始在飞机上提供日本传统的盖浇饭，以此增加外国游客对日本传统美食的接触品尝机会。2013年4月，东京寿司学院还在新加坡唐城坊开设了日本以外的首家分校，专门教授日本寿司的文化和制作技术。鉴于日本饮食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著名学府京都大学最近宣布，计划在农学部内开设日本料理学科，专门研究日本饮食文化的民族美学特征和日本传统膳食的保健功效。由此可见，官产学界为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成功申遗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韩国饮食文化申遗的成功经验
1.选择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饮食品种
尽管现代韩国社会的泡菜文化十分丰富和繁荣，但是实际上朝鲜族的泡菜文化当中具有较多的中国元素。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小雅・信南山》中就有“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刨是菹，献之皇祖”的诗句。“瓜”是当时百姓常吃的一种蔬菜，“剥”和“菹”是加工削皮和腌渍贮存的意思。由此可见，至少在3100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华民族就开始将各种蔬菜制成腌菜食用了。地缘上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是近邻，历史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朝鲜族的祖先在学习中国北方汉族腌菜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出颇具民族特色的腌菜即高丽咸菜，也就是本文中的韩国泡菜。韩国泡菜种类繁多，主要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茄子和腌黄瓜等腌制蔬菜。其中，冬季用白菜制作的辣泡菜即辣白菜是韩国泡菜当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几乎家家必备每餐必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辣白菜是韩国泡菜的杰出代表，是韩国饮食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风味菜肴，也是古代朝鲜族聪明智慧的结晶。
2.对韩国泡菜进行科学准确的文化定位
虽然韩国人腌制越冬泡菜的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历史十分悠久，但是世界上许多民族的传统饮食种类一般也都具有较长的历史积淀，如只凭借泡菜的历史和传统的手工技能等因素申遗，成功概率并不是很大。由于腌制泡菜工作量很大且各制作工序之间只有紧密衔接才能腌制成功，因此，在每年冬天腌制泡菜的时候，亲朋好友或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会主动参与共同制作泡菜。泡菜制成之后，大家还会聚在一起互相品评共同分享。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在申遗的报告中不仅说明了泡菜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制作技术，而且还极力突出以下内容：在腌制泡菜的过程中，普通韩国民众可以互相沟通感情增进友谊，不仅有助于发扬邻里共享和团结互助的精神，而且还增强了韩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总之，韩国政府注重突出泡菜当中所蕴含的民族智慧、团结互助精神和民族认同等文化内涵对“腌制越冬泡菜文化”项目成功申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对我国饮食文化申遗的重要启示
（一）中国饮食文化申遗要经过科学论证和选项
中国饮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饮食文化就给予过高度评价：“我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丰富的饮食文化资源为我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了深厚的基础。通过分析日韩饮食文化申遗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日本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适合将日本传统饮食文化整体打包申遗；韩国尽管也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由于其饮食文化内容不如日本丰富，所以只能选择极具代表性的韩国泡菜文化申遗。在中国饮食文化海洋里寻找最佳申报项目是申遗前期最重要的工作。建议有文化专家和饮食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组成中国饮食类申遗委员会，对拟申报项目进行科学论证和民族文化定位，避免发生假冒遗产申遗事件。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12
现代社会下餐厅的环境己经成为餐饮品牌的直接形象代表。从而以文化特色的主题餐厅为前提，早前就在在欧洲提出，“地域主义”以及“批判地域主义”等，随即观点理论相继产生，为广大的设计师们提供了众多理论与依据，从而使众多的餐厅环境设计都逐渐的意识到传统文化艺术融入的重要性，以及个性化，多元化的餐饮环境空间，来满足当今顾客饮食艺术的需求，也塑造出了独具魅力的餐饮环境，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及传承。国外看待传统餐饮环境的保护，除了对于理论性的要求较高以外，很多传统餐厅都上达几百年，甚至一千两百年的历史。我相信除了餐饮食物本身的味道以外，能够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必定是一种文化，乃至一种精神传承。除了设计师和国策重在保护传统餐饮环境文化这件事情上以外，相比国外很多较为发达的国家，我国公民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的参与质量与数量都较低，所以未来我们需重视对传统文化环境保护组织的发扬，比方说可以在各个社区，或是各大高校里成立组织文化保护协会等措施，针对现阶段存在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力量存在的问题。
传统饮食文化论文篇13
呼伦贝尔独特的地缘、民族、宗教、资源、生态优势及近年来的经济交流使其饮食文化更加的多姿多彩，对其多样化的饮食的进一步的研究、分类与规划，使其进一步融合，形成合理的布局，发挥其优势，弥补其不足，提高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呼伦贝尔旅游的全面发展。
一、呼伦贝尔旅游饮食文化的发展状况
民族传统饮食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呼伦贝尔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境内居住着以蒙、汉、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为主并包括回、满、朝鲜、藏等族的32个民族，由于各民族历史传统和所处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因子的影响，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活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也各具特色，使呼伦贝尔草原成为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园”。
呼伦贝尔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的饮食文化及相应的饮食产品，有利于满足游客的多样化的就餐需求，突出当地的民族风味特色；饮食原材料，烹饪方式的原生态绿色化，极大的迎合了游客追求的“绿色、自然、和谐、健康”的消费理念；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及当地政府对旅游饮食的重视，为多样性的饮食文化的开发提供了契机和平台，有利于合理的规划，实现与旅游产品的优化组合；各地区和国内外饮食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人才培养，推动了本地饮食文化的宣传开发，创新提高等等，这都是呼伦贝尔在目前旅游开发中发挥饮食文化多样性的条件。
二、开发利用本地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议
同时，我们也发现，呼伦贝尔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在目前旅游开发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亟待完善，如：特色饮食开发缺乏广度和深度、文化韵味不足、参与性不强、宣传促销不够，传统特色没有突出，创新能力差，营销体系不完善，没有实现与旅游产品优化组合，外部竞争激烈，受环境影响大等等。
据此，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提出开发多样化的饮食文化的几点建议。
（一）突出传统特色，树立民族饮食文化品牌
呼伦贝尔的传统饮食，尤其是蒙古族、三少民族、俄罗斯族、朝鲜族的特色风味都各有其独特的民族传承，特殊做法，鲜美的味道等等。如手把肉的做法，可以从选羊、杀羊、剥皮、分裆取料、煮肉、吃法、骨头占卜等各个环节，以各种形式让游客参与，并加入蒙古族的各项饮食习俗，以此为基础，深入开发，加深游客的对旅游活动的印象。同时，还可以创建一些民族食铺与民族风情展示的项目，在特定的旅游点或村民寨，把饮食文化揉进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情、民俗习惯，便构成了一道多情有趣的风景线。
（二）加强开发整合，优化饮食旅游资源
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应该挑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具有声望的资源，然后加以优化组合，对于菜肴的合理搭配、文化内涵的联系做出评价，结合旅游者的心理因素、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的开展，适时有目标性的推广，以举办佳肴品尝游、药膳保健游、民族风味美食节等多种方式开发多种特色饮食文化旅游活动。呼伦贝尔在开发饮食文化旅游资源过程中，应打破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在保证优质的前提下，力求多样化和创新化，如推出俄罗斯族特色饮食时，可以着重介绍其饮食传统，列巴、果酱、土豆泥的做法，并将其加以包装，展现特色商标，赠与或出售给游客，以丰富旅游内容，提高游客满意度。从特色菜品、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建筑设施等多个角度进行旅游亮点开发；建立特色饮食中心、饮食文化展示馆，举办美食文化节，与其他节日如祭敖包、伊慕额、瑟兵节、篝火节、杜鹃节、那达慕形成互动，进行连锁经营等旅游形式，找到促进呼伦贝尔旅游业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三）树立绿色饮食观念，建设优美消费环境
树立绿色的饮食观念，提倡“绿色、自然、和谐、健康”的生态饮食消费理念，要求我们在消费意识、服务理念、营销理念及消费环境等各个方面积极建设，科学实用，与时俱进，促进饮食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优美消费环境对饮食文化的旅游发展至关重要，呼伦贝尔一定要加强其环境卫生的整治，给游客树立一个良好的饮食文化消费环境、首先是要做好呼伦贝尔的城市风貌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加强绿化，给游客一个干净卫生的城市印象。其次要加强游客集中的景区景点、街区、车站码头的餐饮区、餐饮点的卫生管理，规范市场，搞好卫生，使游客吃的放心，树立良好的旅游形象。
饮食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旅游资源开发中扮演的只是旅游产品中的配角而已，必须大力发展饮食文化旅游，使其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配角变为主角，以促进饮食文旅游的共同发展。呼伦贝尔独特的，多样化的饮食文化如能发挥优势，回避不足，整合结构，使其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呼伦贝尔旅游接待能力上的一个缺口，有着极为广阔的开拓空间和无穷无尽的发展余地。并会因其特色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有很大的潜力，这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去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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