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本文作者：李荣光任文菡工作单位：青岛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创新科技研发和推广的体制机制一是调整优化符合我国特点的科学、规范、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管理体制和机制。［1］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科技开发、科技利用的利益机制，设计符合我国特点的、科学、规范、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要紧紧围绕我国农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加强各级政府、科研生产、科技推广的宏观协调和指导。同时，政府应统筹发展规划、加强宏观协调，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引入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现管理和决策的专业化与科学化。二是调整优化科技支撑现代农业的政策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尽可能的增加农业科技专项资金投入，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区市可以考虑实行适当的倾斜政策；对我国引入高新农业科技的时候给予财政补贴；对政策性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数额应当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增加；建立激励机制，设立奖励基金，对在农业科技推广中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适当经济奖励。三是探索聘请技术员实行包村到户的工作机制。鉴于目前乡镇人员编制压缩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较少的现实，［2］建议采用聘请雇员制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困境，政府雇员制是指在一定的行政时期内，政府以契约管理的形式直接从社会各界吸收一些具备专业素质的稀缺人才，从事特定领域、特定岗位的专业工作，不占用行政编制，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与服务效率，能直接投入运作并能较快得产生效益。聘请农业技术人员实行与家庭承包制相同的体制，通过合同方式，将技术推广的各项指标承包到村、到户，其工资报酬可从财政技术推广经费中列支，近年来一些区、市中已经有初步尝试，效果不错，建议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应全面推行。四是探索构建适应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产、学、研、推”一体化的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以市场化原则经营农业科技推广，完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针对家庭对农业科技的强烈需求和自身资金和规模的局限，探索建立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以及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相结合，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研发和推广体系。搭建多元化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平台［3］搭建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平台，以扩展平台、延伸网络、放大窗口为重点，推进利用电视、电话、电脑三种信息载体的“三电合一”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深入实施金农工程，建立市、县两级农业信息网络中心，积极探索农业信息与农业技术推广密切结合的成功之路。一是开设定期和不定期农民技术指导培训平台。针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较少，科技推广人员难以做到进村入户和田间地头现场技术指导的状况，围绕青岛市农民的主要技术需求，定期和不定期开展农民技术指导培训，尤其是在播种、植保、追肥、抢收的关键季节，开展农民技术指导培训，这一平台既可以缓解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较少的矛盾，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农民的应急的技术需求。二是搭建送科技下乡平台。送科技下乡这是支持农业发展的实际举措，送科技下乡是由政府号召各部门，围绕服务三农，利用各部门的行业优势和职能特点，下乡为三农提供推免费服务，免费给农民传授科普知识，推广农村实用技术，指导农民科学育种、科学施肥、科学种田，指导农民畜牧业和渔业的科学养殖，帮助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此类“送科技下乡”活动，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越来越受到农民朋友的喜爱和欢迎，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民对“送科技下乡”的需求更加强烈，在新的形势下要深入探索科技下乡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突出当地特点，充分发挥科技下乡的实效性。三是优化12316“三农”热线电话咨询平台。12316“三农”热线让广大农民群众用电话这种最简捷方便的方式，以最低的成本，享受到专家级的农业技术服务，让农业专家通过最便捷的方式为农民群众服务。我国已经开通12316“三农”热线多年，运行效果不错，受到了普遍好评。目前要在优化平台上下功夫，要注重“统”、“分”结合。“统”就是平台统一集中建设、统一集中全市农业方面的专家和各有关职能部门的热线电话、统一标准、统一服务内容、统一数据库、统一监管；“分”就是市、县、乡三级分级受理、分级解答、分级服务，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询问各级专家，热线应灵活转接，满足农民的急需。为调动专家的积极性，建议建立“三农”热线服务专家奖励补助机制，提高专家的服务效果和热线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完善农业科技救援110平台。我国从2009年起农业科技110服务平台成立并进入了运行。农业科技110是一种方便、快捷、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农业生产有困难，农民求助？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就能上门服务帮你解决难题，或者通过农业远程视频诊断系统，农民就可以把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和专家请教，既方便又省事。目前要在整合专家资源、快速反应、和主动服务上优化110服务平台上下功夫，发挥更有效地作用。五是优化农经网络信息查询平台。由农业委员会主办和农村经济信息中心承办的我国农经网，是在全国建的比较早的网站，内容比较丰富、新颖、有特点的网站，设有农业信息、农产品加工及储藏、畜禽、水产疾病诊断及防治、作物病虫害诊断及防治、新产品新技术咨询、冬季棚温多高为适宜等栏目，发挥整合数据，全方位、多角度地为农民群众提供生产、生活中所需的科技知识。但目前由于农民家庭上网的普及率还不很高，网略浏览率必然受制约，当前要优化提高的同时，加大宣传的力度，为农业科技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要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对适合我国地区发展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加大选育开发的力度。要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等方式，建立“新型育种技术育成与推广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联合攻关，重点在农作物、林草、畜禽和海水养殖良种繁育蔬菜、花生、果茶、畜禽、奶牛生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创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开发，构筑以分子育种技术为核心的新型高效育种技术体系，开展农作物、林草、畜禽与水产育种和繁育技术研究，创造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种质，培育优质、高产、多抗的各类农业新品种。二是主要农作物的病灾和动物疫病防治关键技术中心。积极依托各级科研机构并与代表性企业联合，针对我国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及动物疫病防治中的疑点、难点开展技术攻关；探索“产、学、研、推”一体化的合，作新方式。针对我国主要农作区农药、化肥、农膜、重金属污染状况，研究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研究。重点对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施肥技术进行研究，提出控制病虫害的生防技术以及使用农药、化肥的减量化技术；研究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技术；研究农村水源污染的控制技术。三是建立农业节水技术育成与推广中心。重点加强节水高效农业技术集成研究，通过技术集成与理论研究，形成以农艺、生物、化控、工程综合配套的节水高效农业理论与技术，发展现代节水灌溉农业与现代旱作节水高效农业。任务目标：建立适用于不同生态区、不同作物的抗旱节水高效模式与经济灌溉模式；提供1一2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生物新制剂并实现产业化；研制1一2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化学新制剂并实现产业化；提供不同生态区节水工程优化设计与配套设施。四是畜禽疫病防治和肉制品加工与安全检测及质量控制技术中心。重点加强肉制品加工关键技术与安全检测、质量控制技术的研究。通过对我国主要肉猪品种的胭体品质和肉品品质的分析比较，结合国外的方法确定分级依据和指标，建立肉猪分级技术和分级分割标准和操作规程，提高肉猪服体分级速度；使肉猪的生产、屠宰、加工和销售标准化，按质定价；标准和操作规程的实施，可杜绝注水肉、劣质肉，确保猪肉安全优质；提高猪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基于生物传感器的冷却肉微生物安全预测预报技术。重点研究冷却肉贮藏过程中引起冷却肉腐败的主要微生物菌相变化规律；建立冷却肉微生物预测模型，建立一套预报系统，预测冷却肉的货架期；在上述基础上，进行冷却肉鲜度测定的生物传感器的研制与检测方法研究。调动民间科研机构和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鉴于目前我国在农业技术指导和推广人员较少，不适应广大农户的要求，难以做到进村入户和田间地头技术指导科技推广公益性与市场化运作的获益不适应的问题，建议积极的借鉴国外的做法，探索由政府主导，农业合作组织和民间科研机构广泛参入，构建新型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主要内容：一是广泛调动国内外民间科研机构的积极性，让其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积极地推广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在我国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地区发展的好，一些地区发展滞后，合作组织可以解决一家一户不容易做到的在种植、病虫害防治、农场品生加工方面的技术难题，要积极地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努力培育合作组织的发展。大力实施农业科技人才支撑战略［4］坚定不移的大力实施我国农业科技人才支撑战略：一是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培养造就具有战略视野，敏锐把握学科前沿，具有良好学术道德和人格魅力，能带领团队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的农业科技领军人才。二是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工程。打造具有明确稳定主攻方向、特色鲜明、竞争有力、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和发展潜力的科技创新团队和骨干创新人才。三是积极引进高层专家。四是加快急需紧缺专业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促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总量大幅增加、素质逐步提升、结构有效改善、环境不断优化。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交流。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推进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开发和合作经营，以及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等形式的国际合作，取长补短。积极参与世界农业科技创新的进程，分享世界农业科技进步的成果；紧密围绕我市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科技需求，深刻把握国际农业科技发展的脉络和走势，全面了解世界农业科技的前沿和热点，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科学方法与管理经验，加速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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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了解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状况，发掘存在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提供决策建议，课题组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对来自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即墨五市来我校参加青岛市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的150名基层农技推广员及其对口服务村的400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4份和352份，有效率为89%和88%，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了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状况和存在问题。
2．1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科学
目前，除了个别区市外，青岛市绝大部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直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和区市农、林、水务业务部门的双头领导，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农业服务中心人、财、物的管理，以及推广人员的职称评聘、薪酬福利，区市业务部门只负责相关业务的分派与指导，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多头领导，政府管理和业务职能混淆，不可避免出现推广员任务的重叠性和多样性及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体制不顺，农业服务中心是隶属于乡镇党委、政府的事业单位，必然决定乡镇党委、政府对其拥有直接管理权，由于乡镇工作繁杂多样，常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作行政干部使用，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其本职工作———农、林、水利、畜牧业生产技术推广和指导、动植物防疫和检疫、水土保持监测等职能被削弱，推广服务功能弱化。调查发现，51．4%的农业科技推广员的工作是从事本职农业技术推广，余下的48．6%的人则在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非推广任务，或是满足农民其他需要。座谈会上，推广员也反应工作内容繁杂，有时需要身兼数职，从事一些非专业性工作，比如农业保险、防火防汛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等。
2．2推广经费财政拨款不足，缺乏履行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障
农业科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政府理应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当前，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的三项经费偏低，被挤占或挪用的情况较为明显，农业服务中心大多数编制内财政经费不能落实到位，人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项目缺乏资金，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工作环境条件差，推广手段方式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缺乏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证。调查中，有40．5%的农业技术人员工资在3000元以下，福利待遇情况不容乐观，下乡经费、办公条件、技术装备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2．3推广人员考核激励机制不活，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有效运行
目前对农业服务中心推广员尚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责、权、利没有很好地结合。一是推广员进入推广系统缺乏相应考核。由于推广机构编制少，为了维持推广工作的正常运转，存在政策性安置人员以及临时招聘人员充抵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现象。访谈中了解到，莱西、胶南此现象比较明显，农业服务中心正式编制人员少，莱西五人，胶南九人，余下全部是“杂牌军”。这种临时拼揍的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经验，难以担当农技推广的重任。二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农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的职称晋升、薪酬发放更多依靠的是资历和年龄，能够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作为有效激励方式的教育培训，目前还难以较为普遍的应用。调查显示，仅有24．3%人员能得到每年培训的机会，51．4%的农业技术人员2～3年才有机会接受培训，甚至有20%以上的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由此也导致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青岛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中43．8%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13．5%的人员只有高中学历，获得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有5．4%。座谈会上了解到青岛市农技人员年龄40岁以上居多，县级单位以本科生为主，乡镇农技站工作人员的学历以专科和高中为主，年龄偏大。
2．4农业科技推广方式落后，限制了技术的传播
当前青岛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比较单一，73．2%推广员主要还是采用现场讲解示范、发放宣传资料等传统的推广方式，使用现代传播方式如网络、电视的仅占14%。从接受者看，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的渠道较为混乱，有70%以上的农民选择向亲友、邻居学习，以网络、电视、报纸、短信等媒体作为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选择政府科技下乡和村干部宣传指导的只有20%［2］。从科技信息传播与接受对照看，显然存在农业科技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错位现象，究其原因，调查的农民认为，一是推广内容与自己所需不匹配，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二是遇到问题无法及时与推广员沟通，后续跟进指导几乎没有。
2．5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质量较差，农民满意度不高
农业科技推广必须注重市场和农民实际需求，才能激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才能发挥科技的现实效力。当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使得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受阻。调查显示，在推广技术是否满足农民需要这一问题上，只有40%的推广员认为农民十分需要政府推广的新技术。在“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推广员推广的技术则是“病虫害防治技术”、“田间栽培管理技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2］。由于农业服务中心推广服务未能与农民需求完全对接，导致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评价较低，满意和很满意占22%，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则占到49%。农民对推广服务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推广员数量少，平均三个村才有一名推广员;二是农业科技服务次数少;三是提供的技术理论性太强，难以与农业生产结合［2］。
3推进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对策与建议
青岛市作为现代化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粮食作物的增收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发挥的作用相当明显。近几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充分意识到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于2012年围绕科技创新、推广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2013年以科技作牵引，实施现代农业“十大工程”项目。在青岛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背景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体制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成为传统农业向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桎梏，亟需通过改革和创新等方式加以解决。
3．1理顺农业科技推广的管理体制，强化区市主管部门管理
青岛市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双头管理体制导致农业服务中心主动性和灵活性受到极大限制、推广服务功能弱化的状况。必须以理顺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抓手，强调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解决人事分离的问题。为此，可以考虑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财、物的管理职能收归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建立“三权归县”的管理体制，可以实现管人与管事的统一，保证农业服务中心从事本职工作，也有利于区市农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区市范围内的工作安排，发挥县乡农业服务机构的整体作用。另外，结合青岛市镇行政区划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以及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状况，可以考虑撤销现有农业服务中心，成立跨乡镇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全面负责乡镇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疫病防控、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事务，充分发挥区域站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的职能。
3．2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政府是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要确保每年投放到农业科技的三项经费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和推广项目经费的支持，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的发挥;其次，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依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要逐步满足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农业科技需求，逐步增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治、集中统一育苗育秧等推广项目上的经费投入，针对青岛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对涉及到的重要新品种、重大新技术设立专项资金，保证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顺利开展;第三，在明确政府作为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推广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鼓励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加入农业科技推广，吸引其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拓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来源渠道，尤其要注意对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各类经营性组织或个人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优惠。
3．3充分发挥农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为了弥补政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本身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方式滞后，推广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建立政府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有效结合、充分合作的农技推广长效机制。青岛市现有农业院所10余家，拥有丰富的技术、信息和人才资源，可以为农业科技推广提供一定的技术、成果、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此，围绕青岛市农业主导产业，农业院所与政府合作建立农业试验示范站，开展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科技特派员的价值与作用，开展各种技术下乡、科技咨询、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利用农业院所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开展应用型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使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的取向与农民实际需求有机结合。
3．4拓宽农业科技推广渠道，丰富推广形式
青岛市传统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主要以田间地头示范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为主，手段陈旧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有效传播。丰富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形式，除了继续加强推广员的下乡下地直接指导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现代通讯和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农业技术信息平台，通过视频交互、远程控制等现代化手段，实时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指导;通过广泛开展诸如专题技术讲座、农民田间学校等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逐步把农民培养成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掌握并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新型农民;另外，强化农民合作社、农业各类协会、专业大户及科技核心户“人际传播”的科技示范辐射作用，建立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的示范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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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农业生产进行正确导向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广大农民最担心的是农产品的销量问题。这就涉及到市场供给和需求的问题，同时也是困扰广大农民的主要问题之一。经调查研究发现，我国每年都有不少农民因为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使得种植的农产品无法顺利销售，进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市场需求的改变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农民种植的农产品种类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农民的素质和意识相对较低，还不能正确认识市场的供给关系，从主观上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例如，大部分农民看到今年某种农产品在热销，进而在下一年中大量种植这种产品。因此，该种农业产品的产品大幅度增加，进而从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转变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大量农业产品的销售变得困难，直接导致农民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此时，农业科技期刊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得到体现。通过农业科技期刊，农民就能够对市场需求进行更准确的判断，也就能够引导农民按照正常的市场需求进行农产品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农业科技期刊不但能够有效避免农民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更能够帮助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种植的积极性，进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2农业科技期刊发展的趋势
2.1更多的科技信息从时展的背景来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要进一步体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因此，我国的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定是朝着科学种植发展的。简单地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农业必将得到改革与创新。由此可以预见，增加更多的科技信息是农业科技期刊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科技期刊必定会加强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和种植的引导，引导农民积极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进行种植、使用先进的农业设备进行生产，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
2.2更真实的案例分析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民还没有阅读农业科技期刊的习惯和意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本身的素质相对较低，同时也和农业科技期刊的内容有很大关系。因此，农业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必然包括添加更真实的案例分析，以此引起农民的共鸣，并且降低农民阅读和理解的难度。通过添加真实的案例分析，农民才能够通过阅读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进而发现问题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并且按照科学的指导进行改正。降低农民的理解和阅读难度，才能够保证农业科技期刊的内容能够深入人心，才能够切实发挥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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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推广活动展示新成果、新技术，增强农村干部学科技、用科技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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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的独特性
云南是一个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75%的国民收入、70％的财政收入和80％的轻工业原料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农业。农业在云南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又是多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都十分复杂。山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高原独特的立体垂直气候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云南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尤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种植技术和养殖方法必须因地制宜。因此研究好云南，对于全国各种不同地区农业都会产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这也正是云南农业文献的独特之处。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是记录农业科技与生产实践的载体。在内容上具有地方特点的天文、水利、自然灾害、气候、土壤、物产等资料，是反映云南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价值的记载。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体现在其发表的文献中。地方农业是进行地方农业科研的情报保障。科研课题的实用性只能建立在充分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反映了云南农业科技生产的历史、现状、动态和水平，记载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留存了无数理论方法、实验数据和科学构思，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利用这一丰富的情报源，不但可以了解本地区农业科技发展的动态和趋势，而且有助于研究全国其它地区农业发展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促进教学、科研和推广应用水平的提高。因此充分发挥地方农业文献的优势，有力地开发这一智力资源，对深化文献情报工作，直接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重大意义。
2．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书目控制的针对性
云南农业大学是一所多学科的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全省培养农业科技高级专门人才，开展推广农业科研、科技扶贫等重任，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大量的农业情报信息。农业高校图书馆不仅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而且也是全省的农业情报中心。云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云南省各地农业生产技术状况以及种植业、养殖业的研究成果、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揭示出云南农业的地区特征与地方特色。针对我省特殊的省情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依靠我馆54万册藏书，6388种期刊，4000多份内部资料的优势，把分散在不同类型出版物中，不同藏书范围内的云南地方农业文献予以集中，加以报导。第一步就是对云南地方农业科技文献进行专题书目编制工作，有针对性地全面揭示馆藏，充分反映馆藏特色，这样不仅可以弥补现有检索工具的不足，还可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与查准率，具有较强的情报检索功能。
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目录的编制主要针对我校所开设的主干课和科研课题，包括粮作、经作、植保、园艺、畜牧兽医等。为了方便检索，目录的编制体例依照《中图法》农业科学分类表序列，目录后附汉语拼音为序的著者索引。著录格式完全依照国家标准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中析出文献格式著录，为建立云南农业文献专题数据库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信息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云南农大的图书情报工作也将采用微机处理系统，加大信息容量，加快传递速度，增强图书情报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发展成以数据库为核心，以数据通迅网络为目标，兼有较强信息贮存和处理功能的信息检索咨询服务体系，目前主要是以数据库使用为核心。
3．开发期刊文献的重要性
期刊是重要的情报源，具有内容新、传递快、周期短、信息量大的特点。从已收集的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期刊论文占绝对数量，达90％。地方性农业期刊形式灵活、面广量大、综合性、时效性、地区性较强，它是本地区农业信息和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从云南农大图书馆收集的3767篇云南农业科技文献看，农学、植保、园艺三部分论文分布在79种期刊中，省农科院主办的《云南农业科技》载文量最高，占30％；《云南农业大学学报》、《云南甘蔗科技》、《云南烟草》、《云南茶叶》、《云南热作》……载文量依排序递减。省内各地州发行的期刊如：《昆明科技》、《红河科技》、《曲靖科技》、以及省外期刊《西南农业学报》、《中国农业科学》《中国烟草》、《中国水稻科学》等也刊登云南农业科技文献。从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我省的烤烟、甘蔗、茶叶、水稻种植资源，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论文多，研究范围广。文献发表的数量随时间的增长而递增。由此可以看出开发利用期刊文献，引导读者利用，对深化本省农业技术改革，科技兴农都具有重要作用。
4．利用本校文献的实用性
云南农大的著者既是科技文献的创造者，又是利用者。他们所生产的文献主要特征是以提高教学质量、充实教材内容、完成科研项目为基点。所研究的课题与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与指导学生课程试验、毕业实习紧密结合。本校作者著述的论文反映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充分开发利用之，对于促进本省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科技扶贫、科技推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本校著者所发表文献的内容上看，侧重于农作物、经济作物、果蔬花卉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技术、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发表文献最多的是水稻病害研究、蚕豆病害研究、花卉病害研究等。这和省属重点植物病理学实验室建在我校有关。近年来云南农大著者发表的《云南农业生态》、《滇型杂交水稻》、《植物病原菌》、《云南甘蔗》、《云南兰谱》等专著，以及多种自编教材都是教学、科研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为了运用现代技术和科学方法开发本校教学、科研人员的论著及科研成果，云南农大图书馆正在自建《云南农业大学科技论文专著、专利、科技成果数据库》预计收录3000多条信息。我们认为要想持续性地补充数据库内容，必须有可行的地方农业文献呈缴制度作保障。 云南农大图书馆围绕学校重点学科以及对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专业，开展定题、跟踪服务，对所收集的文献进一步深加工，撰写了《略述荞麦生产的现状和开发利用》、《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优质米生产现状和开发利用概述》等三篇综述性文章。以最实用的情报形式提供给用户，均被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其中《云南农业抗病育种研究近况》还被云南省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农大图书馆还开展了跟踪本校重点科研课题，如：滇型杂交水稻及两系利用，云南烟草品种资源的收集和综合研究，云南水稻、烟草、马铃薯病毒鉴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云南省及其英国中部土壤侵蚀率和土壤保持方法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云南高原苹果园昆虫群落及害虫防治研究等专题情报服务。将所收集的农业文献以文摘或题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此外还很注重情报服务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不断总结经验。
农大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少、边、穷地区。农村缺乏科技知识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云南农大图书馆在收集地方农业文献的基础上编印了《农业科技信息》，主要报道我校、我省农业科研、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和科技动态，其稿件覆盖面达60%以上。从本省实际出发，重点刊载具有云南特色的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体现专业性、针对性以及结合农事季节的实用性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刊出60期，赠送省内外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收到了大量的反馈信息，深得基层农技人员的好评。大学生利用节假期带回家乡，青年教师下乡锻炼、扶贫带到农村，为广大农民提供时效好、针对性强、信息量大、参考价值高的实用信息，为科技兴农和科技扶贫服务。由此可见图书馆能够通过对地方农业文献的深加工，缩短与读者需求的距离。
5．强化用户情报意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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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合学生对象调整课程安排
对于各大农业院校而言，结合学生所就读年级段的不同，需要立足于现行《农业科技写作》课程框架，对课程安排作出合理的调整与优化。以某农业院校为例，原来只针对大四年级段的学生，给予了《农业科技写作》的课程安排。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将《农业科技写作》设置为选修课，未对学习做严格的要求与规范。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业科技写作》的课程开设时长远远无法达到相关标准，且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这对于学生农业科技写作能力的培养以及提升而言均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对《农业科技写作》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当中，农业院校需要以对学生农业科技写作能力的提升为中心目标，对相关的写作性课程课程进行合理的统筹安排。具体的安排方案为：针对大一年级段新生即开设了有关农业写作方面的基础性课程，并将其作为必修课内容，纳入学分考核标准当中。通过此种方式，使得学生在后续进行实践写作时能够有稳固的写作基础。在基础之上，于大三年级引入《农业科技写作》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因而能够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写作实践充分的结合起来，提高其写作技能。
2 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
农业科技写作在内容方面非常的广泛，然而现阶段的课程安排方案下，学生能够真正意义上接触并学习《农业科技写作》相关内容的时间也是极为有限的。为了能够在有限的课时安排方案下，将《农业科技写作》课程中的重点内容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具备农业科技写作方面的实践技能，就要求教学工作者对教学的重点及难点予以全面的把握。为了能够在《农业科技写作》课程教学中，体现不同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建议采取如下方案进行合理的改革：第一，需要将《农业科技写作》课程内容按照通用理论部分、以及专业实践部分这两个方面。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写作》课程教学中所涉及到的基础性知识，其教学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掌握农业科技写作的基本概念、写作类型、写作特点、以及具体的写作要求。此环节教学的重点还体现在：引导学生对农业科技论文的整个写作流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使学生能够掌握自确定主题，至统筹布局，至材料收集，至提纲编撰，至写作修改，至定稿完善的整个流程安排。而后者主要是指，引导学生以所在专业为核心，选取兴趣点，通过收集资料、阅读资料、专题讲授的方式，在《农业科技写作》学习中贯穿对写作要点的训练与巩固。
3 重视对科学前沿教学的丰富
在校大学生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知识视野是非常有限的，这也就决定了学生在获取信息、收集资料方案的渠道非常有限。因此，在有关《农业科技写作》的教学改革中，需要通过重视引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以及阅读的方式，不断的丰富对科学前沿相关内容的教学工作。在此环节工作中，教师需要重视引导学生，教会学生应当如何应用学术论坛以及网络数据库，进行相关信息资料的检索与阅读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资料数据库包括CNKI知网数据库、SCI数据库等多种类型。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在《农业科技写作》课程教授中，还需要重视引用最新的科技基站以及科技问题，在代入这部分前沿性学科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知识点的集中讲解。通过此种方式，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所掌握知识的更新速度得到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优化。
4 结束语
在农业院校公共课程教学体系当中，《农业科技写作》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其能够为农业学科相关科研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其能够实现对农业科学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学生通过对《农业科技写作》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农业科技论文的一般写作方法与技巧，能够将农业科技的发展以论文的方式概括出来，更加直观的反应农业科技的最新发展现状。对于各大农业院校而言，培养学生的农业科技写作能力，还能够对学生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发挥显著功效。本文主要针对《农业科技写作》教学改革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与要点展开了简要分析与说明，望能够引起各方人员的特别关注与重视。
参考文献：
[1] 吴益伟.农业科技论文中结论部分写作的常见问题[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5，17（9）：135-138.
[2] 张学军.《农业科技写作》自主创新性案例教学模式改革浅析[J].农业与技术，2006，26（3）：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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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虽然农业科技成果总量较多，但真正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却很少，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3]。为此，有必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浙江省作为中国沿海发达省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方面，位居全国前列。现针对其现状及对策进行如下分析，以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浙江省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现状
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已形成比较有效的体系，运作方式较合理，通过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等方式，提高科技人员积极性。因此，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培植了一批科技成果，增强了农业领域科技创新能力效果[4-5]。但从总体来看，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农业技术供给与需求不完全吻合；投入经费不足；推广体系不健全，中介机构功能不完善；农民需求动力不足；农业科研人员结构性失衡等。
2 发展对策
2.1 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组建培训中心，对农民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组织科技致富能手到各地进行科普宣传；推广绿色证书制度，使取得技术员职称的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带头人；结合实施星火计划，进行专题讲座，培训专业人才。
2.2 进行农业技术组装创新
组装各单项技术，并加以推广；围绕粮食、畜牧、水产、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化效益。
2.3 抓好典型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
首先，以乡、镇为单位，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制定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及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农业科技培训，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6]。其次，建设星火技术密集区，以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2.4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一是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夯实基础，构建网络，健全农技推广体系[7]。二是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三是注重建设科技情报信息系统，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交流会，尽快将科技信息送达农民。四是建立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的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组织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成立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忙时节开展各种类型的讲座；采取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偿等实行责权利挂钩的形式，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有效结合。
2.5 有效行使政府和农业技术部门职能
各级政府要对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予以重视，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水平。成立相关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与制度创新，构建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机制。
2.6 制定优惠政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鼓励农业科技人员投身农业科研事业，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工作积极性，结合实际，制定优惠政策。为了资助科教兴农成果转化推广活动，相关部门每年要拨出科教兴农专项活动经费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专项活动经费。此外，要求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3 参考文献
[1] 张月蓉.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潜力初探[C]//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国土地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庆祝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土地学会，1990.
[2] 詹慧龙，胡明文，刘燕.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利益主体分析[J].农业科技管理，2002（1）：33-36.
[3] 曾希柏，胡清秀，于双民，等.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及发展建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1（3）：58-62.
[4] 申忠海.关于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杨凌示范区战略作用的思考[C]//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解放思想论坛文集.西安：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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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务职能是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为现代农业培养创新人才队伍，为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提供专业技能培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经济、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的综合发展，要求农业专业人才具备宽广的理论知识面和多样化的操作技能，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操作实践能力、开发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基层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高等农业院校通过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对农村干部和农业从业人员提供专题教育和技能培训，为新农村建设输送理论专家和实践工作者。
(二)科研服务: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通过发挥科研服务职能，为现代农业提供先进技术研发成果并推广应用，将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方面，高等农业院校在研发基金和课题专项基金的资助下，通过建设科技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等形式，组建研究项目团队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高等农业院校通过政府主导、校企联合等产学研合作模式，依托政府财政支助和政策扶持，发挥高校与企业各自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吸纳社会资源，通过创办科技成果推广实体机构，解决农业生产流通领域技术难题。
(三)社会服务:决策咨询与社区建设
高等农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既包括为农业产业布局发展和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市场调研和发展规划等决策咨询服务，又包括在农村地区宣传新观念和传播新知识，促进城乡文化交融，改善人文氛围，构建和谐社区，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要素
在教育服务、科研服务和社会服务目标的统率下，高等农业院校应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优势资源和支撑保障。概而言之，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素包括人才、科技、信息、物资、观念和环境。其中，人才、科技和信息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助于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提升农民文化素质，是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要素;物资、观念和环境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并改善农村社区环境，是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持要素。
(一)“人才”是基础
人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培养创造型、创新型、创业型科技和管理人才是高等农业院校的首要任务，为各地农业和农村发展培养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为农民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是高等农业院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是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高等农业院校应积极适应各地区、各时期农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制定灵活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培训模式，培养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二)“科技”乃关键
科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催化剂，科技创新、科技传播及科技应用是高等农业院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等农业院校已从传统单一的教育教学中心向科学研究中心和社会服务中心转变，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福利水平的提升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及其成果应用孵化。高新技术研发和传统技术革新既是高等农业院校科技服务的体现，也是服务“三农”、创造经济效益的关键。
(三)“信息”创平台
信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网络平台，“三农”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共享与运用是高等农业院校整合资源，联系政府、企业、协会、农户和消费者等新农村建设多方参与主体的现代化手段。高等农业院校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农业企业数据库平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平台、农产品交易拍卖平台和涉农电子商务平台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市场供求服务信息，在战略联盟、行业协会和农业企业之间传播分享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从而扩大农产品流通范围，协助政府管理决策参考。
(四)“物资”成支撑
物资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硬件和软件支持，高等农业院校可将图书资源、体育场所、医疗设施、教学设备、计算机及网络等物质和设备为当地农村和农民服务。高等农业院校的硬件设施设备和软件等在社区的共享为农村地区福利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功能。
(五)“观念”为先导
观念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风向标，倡导“科教兴农”理念，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农村文化观念，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是高等农业院校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组织师生下乡实践，建立农村教学实习基地以及农村远程教育等形式，高等农业院校推动城乡文化交融，全面提升农民素质。
(六)“环境”作保障
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保障因素，高等农业院校在农村地区政策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人文氛围环境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通过整合优势资源，高等农业院校为改善农村社区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献计献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环境保障。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高等农业院校的服务路径
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依据服务目标定位，有机整合服务要素，因地制宜、统筹兼顾。高等农业院校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办学基础、学科特色和科研实力等因素，立足各地区、各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合理选择并组合各种服务路径，以实现教育效益、科研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整体最优。
(一)树立服务“三农”办学理念
高等农业院校首先要树立“服务‘三农’”的办学理念，必须始终把科教兴农、科教兴国作为第一社会责任，以科普为载体，注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面向基层的技术、经营和管理的农业复合型人才。将服务“三农”的办学理念渗透到校史、校训和校园文化中，通过举办征文、摄影、书画、歌咏比赛等主题的文娱活动加强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借助新闻媒体宣传高等农业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职能和社会影响力。
(二)创新农业人才培养模式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创新人才的能力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应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明确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一是培养知识基础宽厚、素质能力协调发展、具备较强的实践和科研能力的优秀本科生;二是培养高素质的能够胜任交叉学科研究任务的优质研究生。高等农业院校应以传统农科专业为核心，实施创新人才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实施“学校+农业企业”、“学校+农村”、“学校+农业协会”等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制定科学的培养计划，综合运用互动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课堂教学模式，创新实践教学环节，从而提高高等农业院校学生的整体创新能力。
(三)构建以农为本课程体系
高等农业院校应着重在学科专业和课程体系设计中体现“以农为本”的学科和课程特色，通过创办农业经济管理、农村金融、农产品营销和农业旅游等特色学科专业，采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等形式，综合考虑农业特色、社会需求、学生兴趣和国际办学经验等因素，构建公共必修课程系统、农科专业课程系统、交叉学科特色课程系统以及创新素质与能力训练课程系统，加强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实践能力锻炼。与此同时，高等农业院校应结合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全面开设综合课程体系，开展对农业企业员工和农民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着重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输送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四)发展农企教学实践基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专业人才，为此，高等农业院校必须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思路，坚持素质教育和能力训练并重，携手农业企业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农业企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主体，其既是农业创新人才的需求单位，又是现代农业技术研发推广经验和经营管理实践案例的提供者。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携手农业生产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农业旅游企业等，构建人文素质与创新能力培养并重的教学实践基地，采取课程实践、专业实习、科技活动周、学科竞赛、调查研究等具体形式，加强对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锻炼和科研实践能力培养。同时，农企教学实践中获取的研究成果也可为相关农业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五)实施技术研发推广机制
高等农业院校应大力开展跨领域、跨产业的研究与合作，引领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及新产品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具体而言，高等农业院校可通过实施具有激励约束功能的技术研发推广机制，组织科教人员定期下乡调研，鼓励科研专家深入基层讲学，成立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业企业研究中心、农业技术创新及推广中心等以农为本的科研项目小组，加速高等农业院校科研成果的实际推广应用。同时，在薪酬设计、科研论文奖励、课题立项和职称评定等方面，应着重向对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有突出贡献的教师倾斜，从而调动教科人员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使高等农业院校的科研成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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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农业推广等方面研究相比，现有文献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并不是非常丰富，辛翔飞和王济民(2010)，赵路叶子等(2010)等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这里主要围绕科技成果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率判断与其背后原因探讨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总结。
(一)农业科技成果数量
200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京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业科技论坛释放出如下信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确认的农业类科技成果5万多项，获国家和部门奖励的科技成果9485项，其中国家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2008项。”
根据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中的检索(2011年12月16日的检索记录)，共有农业类成果记录81400条，其中获得计划支持共17013条。
根据2010年的全国科技成果统计年度报告，2010年全国登记的科技成果以应用技术类成果为主，共登记应用技术成果37029项，基础理论成果3288项，软科学成果1791项。登记的基础理论成果属于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的占10.47%，登记的应用技术成果农业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为14.77%。
专利往往按照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来划分，或者按照IPC分类统计(生活需要、作业/运输、化学/冶金、纺织/造纸、固定建筑物、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物理、电学)，还没有专门的农业领域专利统计。根据《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告(2010年)》，“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18.03%，其中农业发明专利年均增长18.14%，分别比“十五”期间高出4.35和3.99个百分点。
其他来源方面，比如农业部科技司统计报告中指出，我国每年通过省部级鉴定的农业科技成果近6000～7000项；比如国家科技成果库，收录了省、部级科技成果管理机构认定的科技成果和各单位自荐科技成果，但没有专门的农业领域内科技成果的统计。由此可见，我国还没有针对农业科技成果提供专门统计，背后原因可能于农业科技涉及多个部门密切相关，更重要原因可能与我国对科技成果本身认识存在模糊，缺少相对能够被接受的定义与统计口径。
(二)科技成果转化率
在讨论农业科技转化文献中基本上能够达成的共识：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相对较低，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转化率。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便是“据农业部科技司统计表明，我国每年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发达国家的70%～80%相差甚远。”①另外就是最新发布，“‘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没有标准、统一的计算方法，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现有文献也没有对此作出努力，只是散落在新闻或者官方报告中(见表1)。理论上而言，计算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简单，但是分子与分母的确定依赖于如何确定何为科技成果与何为实现转化的科技成果。
(三)科技成果转化较低的症结
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文献中，这类文献最为丰富，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从投入角度来讨论。其中最为有利的证据是“发达国家研究开发、中试熟化、推广应用科技投入的比例一般为1∶10∶100'”；而国内，中央财政每年用于农业科技的支出不足农业财政支出的1%，其中用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不到农业科技支出5%。这类论述则是汗牛充栋。第二，从成果供需层面开展。主要从农户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科技成果需求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农户经营规模小、农民总体文化素质较低、从事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低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对科技有效需求的强度；同时，从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探讨成果质量、结构、流通渠道和管理(顾焕章和张景顺，1997；朱玉春和霍学喜，1999；等)。第三，集中于科研管理角度。当然这也不单单农业领域面临类似问题，主要集中在项目立项、申请和成果验收，缺乏市场化机制、科学成果登记制度、成果信息发布等良好制度安排。第四，聚焦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外部环境。比如，产学研合作机制、资本市场发育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等。因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背后原因认识不同，相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自然也就不同。
显然，现有研究推动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认识。但是，当前研究仍然是沿袭传统思维，农业科技成果无偿提供给农民使用，没有把农业科技成果准确界定为一种商品或服务，企业和农户仍然倾向于认为农业科技供给是中央政府的工作，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中仍旧是政府唱主角。另外，在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规律与特征时，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一个更高维度去认识科技成果的理论框架，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困境在于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不足。理由有两个方面：第一，认为科研和生产脱节，而且其中与科研的选题和立项有很大的关系，专家的论证决定了客体选题和立项，而与实际需求有较大距离；第二，在成果奖励和科技人员的绩效评价方面，比较重视论文，追求国外学术文章发表(SCI、EI或者其他)或者国内核心期刊论文，然而论文本身对解决实际问题关注不够。针对这种认识，需要作出诠释：重新认识农业科技成果供给。一般来说，供给是指厂商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而且能够供应的商品量。供给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者愿意出售，二是生产者有供给能力。对于农业科技成果而言，主要供给方有高校、 科研机构、相关科技企业，由于国内农业研发活动集中在公共部门或研究单位，尽管产出丰硕成果，但是一直被视为公共品，以免费形式提供农民使用。这种农业成果提供方式本身就不是市场化行为，更多是公共物品供给。另外，供需问题是在良好的市场发育情况表现出来，那接下来问题是如何发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其中经济主体本身又是如何培育起来，政府这个特殊的经济主体应当扮演什么样角色?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回答，这也是至今无法给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准确定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些问题需要从市场发育角度去认识，已有理论框架便是分工与专业化。
二、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来认识科技成果转化
(一)科技链的勾勒与判断
科学技术活动包括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③(如图一所示，下页)。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是为增加知识的总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工作。一般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大家往往把基础研究理解为增进已有的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并增进其运用，以便发明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对于基础研究定义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如“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实际结果”、“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没有特定期望结果的研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基础研究是科学共同体自己的事情”等。这些经典表述均显示基础研究是科学家自主进行的“自下而上”的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尽管新时期OECD、英国和美国对于基础研究的认识都体现了基础研究新的价值判断和战略定位，应用目标虽然不是基础研究的最初预设，但已内化为基础研究的重要属性，政府资助往往使得基础研究与社会问题之间距离日益缩短(丁大尉和高璐，2011)。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与应用研究相比，在基础研究中，科学家往往聚焦于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距离实用价值有较远的距离。应用研究往往被定义为：主要针对某以特定的目的或目标，旨在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用途，或者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要是扩大科学技术知识，而试验发展则是开辟新的应用即为获得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新系统、新服务以及对已有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与研究与试验不同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不具有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新成分，旨在使试验发展的成果用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具体到科技服务就更容易理解，主要是推广示范与科技服务。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科技链中各个科研活动分工不同，不论遗传育种、农业机械，还是生物产业发展，都涉及到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还有技术开发研究，既是科学研究的不同类型，也是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这本身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
既然科研活动存在这样一个客观规律，那意味着科技管理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另外，科技与产业结合既要遵循着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着这个规律。如果上述判断正确，这里至少可以对相关问题作出进一步推断：
第一，基础研究的近期目标显然不是成果转化，而是顺利进入下一个环节——应用研究。这将给人们提供一些启示：如果部分高校或科研机构定位于基础研究，就不应当简单指责短期内他们对科技创新贡献有限，不应当认为农业科技成果无法惠及于农户就低估其研究价值。只是分工不同，他们的定位就是基础理论贡献，不应当把其计入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分母，计算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分母只能是试验发展这个环节的产出。
图一 科技活动示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的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品，如果现有成果转化率相对较低，就需要识别问题的真正根源：是因为试验发展层面的产出属于残次品或质量不高，至少是成熟度不够的商品，无法进入成果转化环节；还是因为成果转化环节的缺乏中试平台、吸收技术与转化能力有限，无法把现有成果顺利通过熟化，进入到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去。显然，背后的不同原因决定了不同政策干预。
第三，在现有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方面存在较大问题，认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农业生产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经营规模小，应用新技术后，往往达不到规模效益，从而影响到农民对技术成果采纳的兴趣，尤其是对那些综合性强、需系列配套和区域连片应用的技术成果，其有效需求更低。这其中的错误在于把农业科技成果需求简单理解为农户需求，认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对象是农村和农民，这是片面和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广大农户是农业技术推广对象。
从市场发育来看，应通过技术市场实现和增加以科技成果为主的技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通过交易才能使技术生产者为此所付出的劳动得以补偿，也就是实现技术商品的价值。也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技术商品的有效转移，技术成果在生产实际中得到使用，科技与产业实现了有机结合，在这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技术商品资源，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最后，在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农业推广机构、政府各个经济主体，分工不断细化、明确，专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就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理论上而言，市场信号应当通过科技链条传递给科研机构与高校；而科研机构与高校应当在科技成果市场发育与农业发展的变化中，既需要遵循科技发展基本规律，也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根据市场需求信号，为市场提供适用技术创新与服务。
基于以上的讨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出，转化之后才是农业推广。讨论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问题需要识别整个科技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科技成转化是否在科技活动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上投入有限
从1982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级科技计划和相关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研究开发活动，促 进了科研成果的广泛应用。其中，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主要有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科技兴贸行动计划、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等。其中，最为接近应用与生产的只有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除此之外，还有农业部和中国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项目与跨越计划。实际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是目前国家财政支持农业、水利、林业等科技成果进入生产的前期性开发、中试、熟化环节的唯一引导性资金。
由于科技投入涉及到多个部门，还没有较为统一的口径，这里仅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研究与开发机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中“农、林、牧渔业小计”，来表示农业领域内的投入，并试图描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个环节上的科技投入。从图二来看，2002-2009年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5.7%，应用研究所占的比例25%，试验研究所占的比例接近70%。仅从这个统计资料来看，2009年农林牧渔业的R&D投入约为70亿元，其中试验发展经费接近50亿元。不过，如考虑其他部门的科技投入，农业领域内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可能相对更高些。2001-2009年农业成果转化投入方面，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5.5亿元，平均每年不到3亿元，在整个国家科技农业总投入中不足5%。显然，这样的投入水平与之前各种来源的农业科技成果待转化需求相比，科技成果转化投入有限。
图二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R&D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由于资料限制，这里无法针对应用环节上成果质量作出准确判断，而只能认为：和现有研究成果数量相比，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上投入有限，不足以支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任。
三、企业层面科技需求：纵向一体化还是产学研合作
理论与实践均表明，企业应当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内现有政策一直积极努力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但是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第一步应该是，企业需要成为科技成果需求的重要主体。一般来说，可以把需求定义为人们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购买和能够购买的商品量。有购买欲望，而且有支付能力，这两个条件缺一都不构成需求。目前，全国已经建立起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试点)36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300多个，市县级农业科技园区3000多个。另外，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快速发展阶段，表2(见下页)显示，我国涉农企业，仅农副食品加工业工业就有2.56万个，2010年食品制造业工业和饮料制造业工业的企业数目分别是9152个和6371个，如果对规模以上的涉农企业初步加总，2010年大约有10万个，1995年曾达到11.8万个。当前，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念深入人心，加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国内外涉农企业竞争异常激烈，涉农企业对科技成果有着强烈需求。
不过，当前企业并没有成为科技研发主体。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4年末，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④中开展科技活动的有32924个，占11.9%。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⑤的企业所占比重为38.4%，小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占9.0%。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有48637个，占11.6%；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有27278个，占6.5%。在大中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37.1%，开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为24.9%。尽管缺乏对涉农行业更为详细的资料判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涉农企业研发投入有限。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资料，涉农企业(行业)的投入强度，农副食品加工业(0.17%)、食品制造业(0.34%)、饮料制造业(0.59%)、烟草制造业(0.22%)、纺织业(0.29%)均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0.61)，由此可见，大量企业距离成为研发主体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中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科技创新意识淡薄。根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十二五’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资料，超过5成以上的企业认为本企业在国内存在优势，并在国外同行业也处于相对优势。可是，回到市场开放的现实中来，当聚焦于中国种业、大豆压榨、畜产品加工、牛奶、终端零售的市场竞争时，就会清楚发现，跨国公司在农产品市场上拥有支配性占有份额，这些公司集农业服务、收储、物流、深加工、农业生产资料、生物能源等多个环节，建立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涉农企业科技进步的意识不强，或者说市场竞争意识不够强，许多企业仍旧停留在粗放式发展，缺乏依靠与利用科技、发展与创新科技的意识。第二，研发能力弱。调研样本的企业发展水平较好，但是企业员工中从事研发的比例基本不超过15%，而且这些研发人员分布在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以及推广等整个科研活动上。由于企业技术力量薄弱，人员科技素质不高，对新技术不易掌握，对科技的吸纳能力不足。
理论上而言，企业是创新主体，可以选择自主研发，实现纵向一体化，或者选择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和研发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获取技术支持与服务。以国外的经验来看，长期的研发合作是厂商与研究机构实现双赢的较好形式。从现实来看，我国涉农企业并没有成为研发主体，那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产学研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呢?首先，自身规模较小情况下，既没有能力独立开展科技创新，获取外部科技成果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其次，大多数企业经济效益不好(见表3，下页)，每个行业负债比例都在10%左右，甚至更多比例的企业经营粗放，无力进行科技投入。众所周知，涉农行业利润率相对较低，如果考虑到涉农企业内跨国公司运转良好的事实，那么，国内大量企业的利润就更低。最后，如前面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的对象是试验发展的产品，根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资料清楚看到企业研发经费90%以上配置在试验与发展上，而不是试验发展的产品上。由于缺少企业层面的成果转化资料，但从一些官方资料可以得出一些基本判断。根据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统计资料，2001-2008年期间，专项累计投入22.5亿元，共支持立项3784项，引导其他社会资金投入140亿元，由于科技转化项 目主要面向企业，所以，即使140亿元全部是企业针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平均每年也不到20亿元，以每年10万家规模以上涉农企业为例，每年仅安排2万元开展成果转化，这与国内大量涉农企业成果需求相比仍旧非常有限。值得指出的是，由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成熟度不够，或者试验发展环节上产品较少，迫切需要企业加大对试验发展这个环节的投入，研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影响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因素。
四、未来选择与行动
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科技成果颇丰，因此，眼下大量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迫在眉睫。分析发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体系的中间环节，应当起着承上启下之关键作用，但是当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投入相对较少，而且企业也没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研发主体，当前科技体制仍旧有进一步理顺与完善空间。针对当前大量待转化科技成果、成果转化投入较少、企业仍旧没有成为研发主体、科技与产业联系不够紧密的现状，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应用开发成果促进计划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与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其他科技计划有机衔接，形成农业科技成果动态跟踪和评价制度，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先进性和实效性。主要目的是将具有本土性、创新性、发展潜力及市场竞争力等技术产品，经过进一步研发计划推动，更进一步进行技术验证及产业化的效益评估，鼓励涉农企业广泛积极投入参与，并有效地将此类技术产品，落实到产业上之应用。真正做到针对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中试熟化，缩短科研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的距离，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制约因素，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其中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摸排目前重大计划中被束之高阁的科技成果，根据成熟度、本土性、创新性、国际市场竞争力及发展潜力认真评估，加强分类整理与管理，筛选一批条件成熟、待转化农业科技成果；二是通过公开招标，积极吸引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科技成果进一步开发，技术开发导向的计划需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参与，但成效不宜单一篇数来衡量；三是抓紧制定应用科技成果鉴定与评价办法。
开展这项工作的难点在于解放思想，科学、准确评价现有重大项目科研成果。毫无置疑，科学需要进一步分工，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不能混为一谈，重大科研项目也需要二次开发或中试试验，进一步挖掘其市场价值和应用价值，通过产业化与市场化才能彰显其基础性价值、攻关价值和制高点价值。
(二)建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计划
第一，在农业科研成果密集地的高校或科研机构设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管理单位(农业科技成果促进处，或类似单位)，隶属于科研院(处)，专门负责学校研发成果的管理与推广。这样，农业科研重镇就会基本形成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农业科技转移平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其中，农业科技创新平台以产业服务导向为主(部分基础研究除外)，只要是本单位研究人员均可以提出申请，寻求授权移转及商品化机会；农业科技转移平台以学校服务导向为主，而产学研合作平台介于产学服务及学校务服二者之间，更加联系科技与产业。产学研工作重点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转移。第二，采取绩效管理模式，设定研发人员、促进中心和所属单位的各自获取收益比例，既能为农业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积累项目资金，又能极大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第三，如部分成果转移与转化需要申请支持，比如，申请专利需要申请专利费用、领证、维护以及其他费用，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针对发明专利申请、技术转移、研发成果推广活动经费等给予支持，每项费用设定最高限值。第四，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大、促进产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平台给予奖励。
为有效促进以上工作，在比较国内外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可以借鉴美国《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国家合作研究法》等，加快“技术转移机构认定办法”、“科技市场准入办法”、“农业技术经营人才管理办法”、“促进农业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的办法”等相关法规建设。
(三)培养与发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
第一，建立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准入制度；第二，培育农业科技成果市场交易主体，政府应从制度建设方面加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技术市场准入制度和统一的行业管理机构，促进中介机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重点打造一流的农业科技成果中试平台。农业科技成果中试平台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依托重点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中试平台，相当于科技成果的延伸与拓展；依托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建立中试平台，解决区域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依托大型涉农企业建立中试平台，为特定产品或产业建立中试平台。
(四)联合财政、经贸、农业和银行跨部门整合推动
毫无疑问，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加大转化资金的投入力度，期望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有效地带动地方财政、金融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投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其中，未来政策可以对成立了研发机构、而且研发投资占销售收入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在税收政策或贷款政策给予适当优惠。
(五)加强农业科技成果基本管理工作
一方面，科技管理部门成立农业科技应用成果登记与评价机构，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评价与鉴定，评估科研创新与支撑能力，识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明确未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方向与重点，有利于整合优势资源，提高农业科技转化效率。另一方面，每年总结区域性关键技术、行业关键技术需求、整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动态、农业科技成果推广需求、农民科技需求等，并且把农业科技成果需求与农业应用技术项目支持资金分配联系起来，确保农业科技应用研究项目支持市场化、切实反映企业和农户科技需求。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思考与判断》。
注释：
①参见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委员《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科技支撑能力》的发言。
②王济民主持课题最新研究成果：首次测算出“十一五”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41%，参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iae.org.cn/xinwendt/2011/11xw35.htm)。
篇12
郭凤丹（1987-），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王丽丽、郭凤丹同为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赵文祥（1966-），男，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E-mail：
摘要：依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及其它引用指标的变化动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上升明显，分别由2008年的0.480和938上升至2012年的0.796和2231；引用刊数、学科扩散指标、机构分布数、地区分布数和H指数总体也呈增长趋势，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变化幅度较小，年载文量保持在452～487篇；学科影响指标和基金论文比分别为0.42～0.52和0.504～0.711，平均引文数8.26～10.79，均相对偏低。
关键词：《山东农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Q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12-0095-04
《山东农业科学》创刊于1963年，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农学会、山东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创刊初期为季刊，16开本，56页，国内外公开发行。1966年由于历史原因改为内部发行，1979年正式复刊并公开发行。随着形势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信息量不断扩大，1986年改为双月刊，2000年改为大16开本，2008年改为月刊，至2013年，已发展成为办刊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农业科技期刊。
创刊50年来，《山东农业科学》始终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提高为主”的办刊方针，及时报道农业科研的新成果、新进展、新方法、新技术，期刊质量及影响因子逐年提高，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最新数据显示，其影响因子达到0.796，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在国家和省期刊主管部门组织的期刊质量评比中多次获奖，为第二届和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全国农业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山东省优秀期刊。
为了揭示《山东农业科学》各种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动态，选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2008～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山东农业科学》的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进行动态分析。
1数据来源及评价指标
以2009～2013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1～5]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山东农业科学》主要被引指标和来源指标2008～2012年的变化动态进行分析。
选用的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年载文量、基金论文比、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即年指标、H指数、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平均引文数。
2结果与分析
2.1影响因子的年际变化动态
某种期刊的影响因子为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之比。通常，期刊的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5]。 《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增加，由0.480增加到0.796（见图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的学术影响力正逐年提升。
2.2年载文量与基金论文比的年际变化动态
年载文量是指来源期刊统计当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常被用作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5]。2008年下半年，《山东农业科学》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全年仅出版9期，虽页码有所增加，但年载文量仍明显少于其余4年； 2009～2011年，年载文量逐年减少，2012年又明显上升，明显多于前3年（见图2）。在全年期数相同、页码相同的情况下，年载文量的多少受作者来稿篇幅的影响较大，篇幅长的来稿较多，则载文量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5]。基金资助课题立足科学发展的前沿，瞄准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难题，具有理论创新性和深度推进的特点，这类论文的学术水平多比较高[6]。由图3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年的基金论文比最低，仅0.504；2011年的最高，达0.711；其余3年变化较小，围绕0.650上下浮动，相对偏低。
2.3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总被引频次是指某种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显示所评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5]。由图4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逐年大幅上升，由2008年的938跃升至2012年的2231。
引用刊数是指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期刊被使用的范围[5]。2008～2012年，《山东农业科学》的引用刊数逐年增加，由2008年的295上升至2012年的439（见图4）。
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作者的重视，被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2.4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学科影响指标是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学科扩散指标是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5]。由图5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近5年的学科影响指标呈波动变化，2009和2012年较高，为0.52，其余年份均低于0.50；学科扩散指标则持续增长。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本学科内的影响基本处于中等水平，而在学科间的影响范围正逐渐扩大。
2.5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的年际变化动态
地区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地区数，按全国31个省市计数（不包括港、澳、台），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面和全国影响力大小的指标。机构分布数是指来源期刊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5]。由图6可以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地区分布数呈增加趋势，2008年仅为16，2011、2012年则达到23；机构分布数呈先增后减的趋势，以2010年最高，达186，2011、2012年分别为162和159，2008和2009年较低。表明，《山东农业科学》在地区间及从事不同工作人员间的影响正逐渐扩大。
2.6其他被引和引用指标的年际变化动态
即年指标为某期刊当年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期刊当年总数之比，表征的是期刊的即时反应速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5]。《山东农业科学》的即年指标除2008年明显较低外，2009～2012年的即年指标基本都在0.100左右波动（见表1），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能够较快地被作者利用。
H指数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的论文中，至少有h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h次。《山东农业科学》的H指数呈缓慢增长趋势，由6逐渐增加至8，表明其高频被引论文数正在增多（见表1）。
被引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期刊的老化速度。由表1可见，《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被引半衰期变化范围为3.78～4.70，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被引的文献较新一半多是在3～5年内发表的，时效性比较高。
引用半衰期是指被评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中，较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反映的是作者利用文献的新颖度[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引用半衰期集中在7～8之间，说明来稿中引用的参考文献较新部分均在最近七八年内发表。
平均引文数是指被评期刊每篇论文平均引用的参考文献数，可用来衡量该期刊的科学交流和吸收外部信息的能力[5]。《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平均引文数在8.26～10.79之间（见表1），与同类其他期刊相比偏少。
3讨论与结论
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是两个最常用的国际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因子是由E·加菲尔德于1972年提出的[5]，是期刊评估、核心期刊评定及SCI、EI等检索工具选刊的重要参数[7]。《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影响因子逐年提升，2012年达到0.796，与其他省的同级别农业科学期刊相比，仅低于《河南农业科学》（0.947）和《山西农业科学》（0.845），位居第三。
总被引频次是一个非常客观实际的评价指标，期刊被引用的频次高，说明该刊的利用价值高，同时体现出该刊的学术水平也较高[7]。2008年以来，《山东农业科学》的总被引频次大幅增长，另外，引用刊数和地区分布数也逐年增多，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山东农业科学》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影响范围越来越广。
年载文量也是鉴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能够显示专题文献的发文密集程度，载文量大，说明期刊的信息量大[8]。因2008年涉及到《山东农业科学》改为月刊，年载文量无法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以仅对2009～2012年的年载文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农业科学》的年载文量有一定的波动，2011年最少，为452，2012年最多，为487。说明2011年发表的大篇幅论文较多，而2012年相对较少。
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基金论文是受国家政府部门或各级基金组织提供科研经费开展科学研究的项目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科研论文形式表达出来的论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所代表领域的科研进展情况[9]。《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基金论文比为0.504～0.711，相对偏低。
另外，《山东农业科学》2008～2012年的学科扩散指标、H指数、平均引文数也基本呈增长趋势，而学科影响指标、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则变幅较小。
综合分析表明，《山东农业科学》通过改月刊、适度增加页数、去除广告、选用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等措施使得自身的学术水平逐步提升，在科研人员中的影响力越来越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但同时也看出，《山东农业科学》的基金论文比仍不高，还需加大改进力度，通过与课题组经常联系并定期约稿，加快期刊的数字化建设等措施，更好地打造刊物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才能受到更多科研人员的青睐，吸引更多的优秀基金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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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