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质篇1
一、市场经济文化对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挑战
毋庸置疑，市场经济文化对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将是全方位的，包括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价值、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等的制定和确立都会因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一系列变化。
市场经济文化追求着主体人格的确立。随着市场经济文化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改变，必然对人的素质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毫无疑问，我们仍必须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德育主旋律，仍必须坚持健康心理的维护、心理潜能的开发。同时，也需要拓宽现代德育内容和心育内容，以培养能适应市场经济文化的道德主体。为此，可考虑以下几项极富现代特色的教育内容:1.经济伦理教育;2.生态道德教育;3.科学道德教育;4.情感教育。应努力把这几项教育内容融入教育的主旋律中，从而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更具有新意，更富有时代气息。
市场经济文化崇尚民主、开放。因而，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也应该是民主的、开放的。可以往的德育和心育在方法上把青少年学生视为单纯的容器和被动的接受者，普遍采用灌输。在教育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的道德生活和需要，忽视引导和提供学生“自我决定”的机会，往往把“禁止”、“防堵”作为立足点，忽视学生主体
地位和主体性的发展，而且总是试图“净化”学生的生存空间，因而割断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使学生无法培养辨别是非、自主决断的能力。而主体人格的培养将彻底否定和拒斥一味灌输，将教育和生活紧密联系，让青少年在生活和“真的”教育中生长、建构。
我们应该不断反思和批判以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向现代教育的转向，积极培养具有现代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主体人格，从而使教育与时展的主旋律保持一致。
二、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对市场经济文化的应答
市场经济文化对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挑战已日趋明朗，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应作出积极的应答已是刻不容缓的。面对挑战，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不仅要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文化的主体，同时还要超越市场经济文化，引导市场经济文化，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文化的正确、快速、高效的发展。
(一)内容的更新:确立适应主体人格建构和市场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内容
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人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使对原有的品质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如果我们不增添新的教育内容，就无法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就会被历史所淘汰。根据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认为下列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内容必须得到重视。
1.经济伦理教育。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中所特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体系，协调着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以保证经济活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需要一定的经济伦理。因此，我们的教育就要重视经济伦理教育，培养人的勤俭、公正、平等、守信、惜时、效率等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形成青少年正确的经济意识、经济心理和经济行为，促使个体经济社会化。
勤俭，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心理品质。这里主要指勤俭建国，指生过程中要勤俭，指在生产中，应节约资源和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开发新能源，探索废物利用的途径，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特别是要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最终实现经济理性的、科学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也能保证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勤俭也倡导着一种理性的消费观念，不是节衣缩食而是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既满足物质需求，又满足精神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享受现代生活幸福。
市场交换需要公正、平等。只有在公正、平等的氛围中，人们才能彼此信任，彼此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才能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让它们没有生存的空间。只有这样，经济真正的繁荣、发展就会在人们的期盼与努力中得以实现，市场经济文化就可以得到优化，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惜时已不再是个人的私事。[2]惜时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重要，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时间”。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一寸光阴一寸金”的传统角度来看待时间，而应更新为“此一刻比前一刻值钱”(托夫勒语)。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再主要依赖于空间的竞争，高科技的发展使竞争表现为占有时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谁拥有更多的时间，谁就能赢得竞争的胜利。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3]，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改变，“他们不再重视金钱上的利益——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自由的时间”。人们欢迎弹性工作制，愿意较快速地完成工作，希望较多拥有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
讲究效率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高效乃成为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增强了人们的现代意识，在一个无法忽视竞争的时代，高效是取胜的一个重要条件。花同样的时间获得更多的收益或取得同样的收益只需较少的时间，这无形中就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使得财富能快速地增长。同时也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确立正确的金钱观是经济教育的核心内容。”[4]在经济教育中，应把金钱观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当前社会中更应把金钱观教育作为实施人生观教育的重要抓手，积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指导下的金钱观。日常生活中，金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人们的实际利益，人们不再谈钱色变。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耻于谈利，乃是他们价值观念变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也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挣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我们不能迷信金钱，因为金钱不可能代替一切，金钱决不是衡量精神领域价值的尺度。
2.生态道德教育。生态道德是调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以人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为前提的。生态道德教育则致力于培养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情感和行为，以便正确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经济、社会3个方面。但在实际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由于人们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们不得不自食苦果。“5亿公顷(123，500英亩)可耕地因遭受侵蚀和盐碱化，已不能再耕种;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森林为了生产而被砍伐:有150种鸟类和兽类因为人的破坏而绝种了;近千种的野兽现在已经很稀少或处于被灭绝的危险之中。侵蚀、土质恶化、森林毁坏、暴雨成灾、动植物生命受害等情况现在仍继续而且有的地方还在加剧。”[5](PP.132-133)资源和能源的匮乏、环境的破坏将使市场经济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社会还不得不为环境污染支付巨额的费用。显而易见，人类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倡导生态道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已是迫在眉睫。
培养生态道德首先是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正确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道德的基本要求。抛弃以人为中心、唯我独尊的观点，摒弃人与自然之间任何障碍，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培养人们“关心”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让“关心环境”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同时，我们应该依靠人类自身的生态道德意识和情感，努力发掘人类正确认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潜力，通过节约资源，利用科技开发新的资源，才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能力报以乐观的态度。我们还应把价值观念和权利观念引申到自然环境中去。应该认识到人类以外的其他一切生物也都有他们的价值和权利，同样应得到平等的对待。我们还应认识到自然界的有序性，并培养尊重自然界有序性的情感，同时对这种有序性承担重要的责任。
我们不仅要严禁滥砍滥伐，随意开矿，而且要在正常使用自然资源的时候还应注意及时修复，在动态中保持生态平衡。这是市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也将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努力的方向，积极培养人们对待生态环境的正确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3.科技道德教育。就本意而言，科技道德是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活动和技术运用过程中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具有的品德。科技道德教育则是为了培养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也能具有科技道德素质，最终将其融入人的个性之中，并以此协调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科技确实能为人类谋福利。科技的巨大进步消除了一些人类传统的及由自然造成的不幸，如贫困、瘟疫等，但对它的使用不当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不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威胁等等，而且这种副作用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日益明显。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科学发展与社会的道德精神价值之间找到平衡”。[6](P.85)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科技，也就必然不能脱离科技道德。应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正确对待科学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运用科学为人类造福。
在进行科技道德教育时可侧重于科学精神，科技价值观的培养。科学精神和科技价值观的培养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任务，也依赖于心理教育的共同参与。科学精神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包括怀疑、求实、进取、创新、严谨、公正、协作、勤思、献身、耐挫、勇于竞争等精神，是科学工作者对人类的贡献，是我们在进行科技道德教育时应注意培养和发展的。其间，创新精神更要突出强调。
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的国家若想取得主动，就得不断更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改进管理方法、开拓新的市场。而且，创新也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源泉。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泰勒提出，创造活动不但对科技进步，而且对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哪个国家能最大限度地发现、发展、鼓励人民潜在的创造性，那个国家在世界上就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可立于不败之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现时代的主体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它既是一种道德品质也是一种心理品质。要振兴我们的国家，发展我们的市场经济，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文化，就必须加强青少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情感和创新意志。这将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而这一任务的完成将主要依赖于创新教育。
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意识是创新素质培养的前提，只有善于发现问题、求新求异、积极探究的心理取向才能不断地激发人们去变革、去创造。许多调查表明，正常的人都具有创造潜能，学生亦不例外。一般来说，在适当的教育下，创造潜能可以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显现并得到发展。关键是，我们的教育不能扼杀学生的创造潜能，不能让学生“走进学校是个问号，走出学校是个句号”。
创新情感的培养。创新情感伴随着创新意识的觉醒而产生，表现为对创新的渴望与憧憬，有着强烈的创新激情，敢想敢说敢做，创造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有意性，以及对创新的痴迷和不厌倦，等等。培养创新情感可促使青少年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进行创造。
创新意志的培养。创新意志是指克服创新过程中的困难所作的努力。表现为具有远大的理想、不畏艰险的勇气、锲而不舍的努力、永不言败的斗志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创造精神。只有具有了创新意志，才能在创新过程中持之以恒，才能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们只有把创新教育作为现时代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才会对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创新情感、创新意志给予高度重视，才会深刻地意识到，没有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应该是教育的一种失误。我们只有弘扬创新精神，发展创新教育，才能适应并发展市场经济文化。
4.情感教育。在高科技的社会里，科学精神得到张扬，科学技术受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情况下，更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其中包括人的情感的培养。
情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教育层面”。[7](P.10)“人的情感绝不是自然成熟的，它是在教育促进下发展、成熟的。”[7](P.21)我们的情感教育主要是指“教育者有目的地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情感品质，防止和克服消极情感，使学生身心获得全面而健康的发展”。[8](P.167)最重要的是要加强青少年学生情感能力的培养。一般而言，情感教育是心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但也离不开道德教育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文化的消极影响在青少年身上也日益显现，物质的富裕不可思议地导致人们出现“价值真空”。青少年表现出任性、冲动、缺乏自制力，而且他们只要求别人爱自己，却想不到也不会爱别人。他们缺乏感动之心，缺乏体谅之心。
竞争是市场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青少年感到了社会的压力、父母的压力和学习的压力。在青少年内心蓄积着一股紧张、焦躁、孤独、无奈、自卑、意欲反抗的情绪，如果不能得到适时疏导和缓解，就可能在某一时刻突然爆发，从而导致逃学、出走、自杀等行为的发生。就青少年自身而言，正处于“疾风怒涛期”，情感的两极性非常明显。而且青少年学生的情感尚未定型，呈现动荡不安的态势。他们在取得好成绩时会自鸣得意，一旦学习失败又陷入苦恼、悲观的深渊;他们忽喜忽忧，似乎让人无法捉摸。而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虽在努力弥补一些失误，而从总体上来说，仍不够重视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的情感世界。这就说明情感教育产生和存在的必要，同时也给我们进行情感教育提供了条件。
在情感教育中要关注情感能力的培养。情感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客观道德情境的情感体验能力。(2)共感能力，或称共感性。“从他人的观点感知某种现象或体验他人的感情的这种能力。(3)体验自己情感的能力，即自我体验的能力。(4)调节、调制情感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理想和意志力。[9](PP.74-75)应积极培养青少年的情感能力，从而为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及健康、完美的主体人格奠定坚实的基础。 转贴于
(二)师生关系的发展:确立“对话式”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主体人格的建构。
赫尔巴特确立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绝对权威，认为教师与学生是管理与服从的关系;杜威把儿童置于教育过程的中心，要求教师围绕儿童转。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师生观，历史上争论已久，批评声不绝于耳。在学校，以“教师为中心”的师生关系还占主要地位，教师把学生看作是教育和控制的对象，学生不能积极地投入到师生关系的主动创造活动中。因此，“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特别当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的时候。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在年龄、知识和无上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面的低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了……”[5](P.107)学生在这种师生关系中形成了消极的体验，产生了一种无助感。但无论是“教师为中心”还是“学生为中心”的师生关系，都是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都是不利于青少年学生民主、平等思想的发展，不利于学生主体人格的建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文化对主体人格的呼唤，我们应积极确立一种“对话式”的师生关系。“对话不仅仅是指二者之间的狭隘的语言的谈话，而且是指双方的‘敞开’和‘接纳’，是对‘双方’的倾听，是指双方共同在场、互相吸引、互相包容、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对话更多地是指相互接纳和共同分享，指双方的交互性和精神的互相承领。”“对话表现为‘敞开’、‘接纳’、‘承认’和‘包容’。”[10](P.131)“对话过程就是思想、真理、意义、情感潜移化的过程，使一个人的精神发生变革的过程。”[10](P.135)
每一个青少年学生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有自己的认识、体验、理解和选择;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人格上，青少年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因此，教师和成人应尊重学生的人格，把学生当作主体、当作人而非物来对待。而且，对青少年学生来说，任何被动的学习和灌输都是无意义的、低效的。只有主动的认识、学习过程才是有意义的过程。
教师既不是学生知识和道德的源泉，也不是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他无权支配学生，不能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强加于学生;他只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指导者。“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5](P.107)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教会学生怎样对付大量的信息，怎样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有效地充当学生的向导和顾问。
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生关系对青少年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没有把师生关系看作是教育活动本身的表现方式，没有认识到师生关系作为教育活动本身而富有的教育价值”[10](P.127)。在师生交往中，教师和学生应是作为独特的、完整的精神整体的人而相互作用。“在抽掉了人格精神的这种片面的师生交往中，师生关系往往是不正常的。”[10](P.127)在“对话式”的师生关系中，“作为精神整体的人的自觉的理解和沟通”才能存在，教师和学生双方才能在精神的理解和沟通中进行精神交流，获得精神发展。
只有这样“对话式”的师生关系，才能培养学生民主、平等的意识，才能有利于学生主体人格的建构，才能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也才能促进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愿望。
教育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活动相统一的过程。苏霍姆林斯基说:“我深信，促进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11](P.100)与此同时，我们应认识到，学生自我教育的要求和能力不是随年龄的增长而自发发展的，它是教育的结果，应有计划地进行指导和培养。指导自我教育，是指导“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产生进取心，为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而向自己提出任务，进行自觉的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12](P.290)这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建构。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是重视学生自主性的重要表现。教育过程中学生自主性包括这样一些涵义:(1)学生具有与教师平等的独立人格。(2)学生和教师一样都是积极的能动体，都是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的承担者。
(3)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教育活动，都是教育活动主体;外界教育影响必须通过学生的意识发生作用。[9](P.79)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重视学生自主性、指导学生自我教育，应注意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愿望，培养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自我教育的习惯。其中，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愿望尤为重要。
自我教育的要求是学生自我教育的前提与开端，只有学生具备了自我教育要求，才为以后的一系列自我教育活动奠定基础。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要求，也就是使教育目标转化为学生自觉努力的目标，使学生产生自我教育的愿望。这实际上是青少年学生把外界教育要求内化的过程。教育者就要帮助学生明确学校、家庭、社会对自己提出的教育要求，了解其正确性，并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这些要求。同时帮助学生了解自我调节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激发学生产生自我教育的愿望和动机。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为青少年学生始终不懈地朝着教育目标前进提供可能。
(四)指导学生学会道德判断、道德选择。
杜威在其早期的纲领性著作《我的教育信条》(1897)中提出“教育即生活”，并不留情面地对传统教育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状况进行严厉批评。但不幸的是，20世纪的教育仍然与生活相割裂，远离了生活。这里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脱离学生生活实际的空洞说教与灌输;二是只注重琐屑行为的训练和消极防范。这两种倾向都漠视了发展中的主体所应有的人格尊严，在方法上都采用了强制灌输。但，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因为“具有知识并不就是教养，只有把精神的内在本质变成自己的东西，才是教养”[13]更不幸的是，教师总是警惕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则和常规的形式，总是把重点放在矫正错误上，总是只注重防止失败，总是把学生当作一个“容器”，总是企图把那些自认为“永远正确”的思想观念灌输给学生，总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好。其实，这是极不明智的。任何事物，包括规定、规范都是不断发展的。在变化迅速、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正确”已是一个可变的成分，而且只有通过比较，通过学生“自主决定”最终确定其“正确的身份”。在一个开放的、信息来源多端的社会，又如何让学生闭目塞听?与其让学生接受外界文化的“自然影响”，不如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判别、自主选择。我们的教育要摆脱困境，要想得到发展，就应努力从人的主体性建构的视野中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在现时代的多元文化中，面对价值观矛盾、冲突的情况，就应指导青少年学生学会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是德育和心育共同的任务。
道德判断是对某一事物或现象进行善恶、是非、公正合理与否的断定。它以一定的道德认识为基础，是进行道德评价、道德选择、发生道德行为的重要依据。柯尔伯格用九个道德两难问题，如“海因茨偷药”，启发学生在道德讨论中积极思考、主动交谈或辩论、作出道德判断。同时在讨论中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
“道德选择能力，包括对不同的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作出价值选择的能力，对同一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中不同的规范作出选择的能力;按照某一规范完成一种社会活动、道德活动时，从同时存在的几种不同行为方式中独立地、灵活地选择一种最佳行为方式的能力;实际执行某种思想、道德规范的能力。”[9](P.75)青少年学生的道德选择自主性程度往往是学生道德行为自觉性水平的重要依据。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学生“希望学校的道德教育能给他们以一定的选择余地，能对他们自主地确立或改变道德取向真正有所帮助。他们开始逐渐将选择道德取向视为自己的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利，并逐渐对学校与教师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的行为‘深恶痛绝’”，[14]他们“愈来愈不能容忍他人对自己的选择过多地指手划脚”，也“愈来愈不会将自己的选择所致后果随意咎于他人”[14]。青少年学生渴望拥有选择的权利，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掌握道德选择能力，学会道德选择。以便青少年学生在多元的价值冲突中能从容不迫地选择“正确”的价值观念。
柯尔伯格经过长期的研究指出，儿童(广义)是“道德哲学家”，因为儿童同教师和成人一样，有他们自己的关于价值观问题的思维方式，儿童能够自发地形成他们的道德观念。不仅如此，儿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总而言之，儿童的发展自有他们的规律。很显然，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确立学生的主体人格，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才是人性的教育和教育的人性的本然要求。主体人，应成为现代教育的根本追求。无论怎样，人的发展才是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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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质篇2
我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对浙江过去一个时期的发展成就进行了总结，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谋划，并郑重提出：浙江省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而奋斗”。这是继江苏省之后又一个明确提出开始步入建设基本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省份。
实现现代化是近现代以来我们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经过几百年、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终于在东南沿海一些省市走向了建设现代化的宏大实践。毫无疑问，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令中国人欢欣鼓舞和自傲的！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实现基本现代化，即使对浙江、江苏等省市来说，也依然只是未来5—10年的奋斗目标而非今天的现实，目前仅仅开始进入建设基本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同发达国家当前的现代化水平相比，我们人均经济指标差不多只是人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同目前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发展水平也只是人家的中等程度。然而，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虽然基础薄、起点低，但目标要求高，内容丰富全面。因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现代化，又是现时代的、同国际上发达国家现代化可比较的动态的现代化，而且还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进的现代化。因此，站在继往开来和中外全球的时空基点上，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今天浙江、江苏等省市建设的现代化，只是开启了走向现代化进程万里长城的第一步。由全面小康社会而步入初级阶段的现代化，特别需要有忧患意识，正视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看到与“基本现代化”的差距，扎扎实实打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要扬我们现代化建设之长，但千万不可回避我们发展中之短，既要做足强项，更要补足弱项。这就涉及到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的特性、内容、路径和目标等问题，也关系到浙江等先发省市现代化建设的先导性意义，更意味着我们要建设的是，应比全面小康社会要求更高、内容更全面、老百姓能得到更多实惠的现代化。正如浙江省党代会报告指出的，我们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贯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社会活动各环节，体现在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各方面。”“为此，要更加强调共建共享，更加强调社会和谐，更加强调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机统一，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省人民，切实增强全省人民的发展自豪感、生活幸福感、心灵归属感、社会认同感。”因此，当我们开始步入建设基本现代化历史之门的关键时期，以下10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并努力加快“补”齐、“补”强。
第一，既要经济现代化，又要加快社会现代化。经济比较发达，物质比较富裕，生活水平比较高，这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放松经济建设。但现代化又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过程。国际现代化经验和教训也昭示我们：片面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忽视社会进步的现代化，会导致畸形的现代化，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有的学者研究分析后认为，如果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口素质与环境这三大类的15个具体指标，对浙江现代化进程进行量化分析，就可以发现浙江还有7个指标差距较大，其中主要集中于社会发展类有5个指标，以及第三产业比重和大学生比重不足等指标。因此，目前像浙江等省市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存在着以经济发展为主，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比如，目前浙江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郾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然达到47%，但与60%以上的基本现代化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较大。因此，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另一方面应更重视和加快诸如科教文卫、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二，既要经济发展量（规模）的现代化，又要经济发展质的现代化。现代化无论表现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人的素质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有规模的、量化的指标，因为任何事物都由质和量所构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质与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也有落差性。比方说，当前我国经济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数量，甚至堪称世界的制造大国，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并不高，产品质量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过去，我们依靠大规模制造、低端化的设计、低价格的产品以及巨量的排放、高耗的能源，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利润。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快而不优。中国经济总量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人均经济总量和经济竞争力并不高。制造大国、生产大国并不意味着是“制造强国”、“经济强国”。我国目前的许多行业、产品，都属于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过剩产品。我国经济要走向国际化、现代化，主要矛盾有量的提升，更根本的还是质的跃升，是加快经济、产业、产品的结构调整，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高效型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如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援引有关研究成果表明，由于资本与其他资源不合理配置，目前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约低50%。中国即使不增加新的投资，而只要改变经济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就能较快增长。有专家根据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推测，认为“中国工业化十年后将完成”，如果我们仍然走以铺摊子、上项目、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为主导的粗放式工业化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因此，必须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走内生增长、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扭转处于世界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格局。同样，浙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质量、现代产业体系等等，即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也急待提高，发展方式也急待转型，发展质量也急待提升。这是我们步入建设基本现代化实践的初始阶段，在经济领域首要的基本任务。
第三，既要实体经济现代化，又要加快金融资本经济的现代化。讲经济发展现代化，不能不讲金融经济、资本证券市场的现代化。但这往往被不少人所忽视。其实，没有金融经济、资本市场的现代化，根本不可能有经济的现代化。要知道，建立在实体产业、尤其是工商业基础上的现代金融经济，是现代经济体系及其运行的“血液”、“灵魂”。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经济不发达、资本证券市场不发展，就根本谈不上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少话语权，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就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力。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现代经济主要是由现代产业（主要指实体经济）、现代市场体制（包括相应的法制）、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金融（资本证券）经济这四大主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为基本支撑点，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源于此。因此，我们既要抓住实体经济不放，又要重视发展金融资本经济，加快金融改革和区域金融创新。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3
一、现代化的内涵
现代（Modern），通常作为一段时间的概念来定义。主要指当今这个时代，可以涵盖“当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古今对于“现代”一次释解各异。我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就曾对“现代”一词做过这样的解释：“Modern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先使用的，是相对于Medieval即中世纪而言的，即把文艺复兴看作一个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时代。”今普遍的看法是：现代不是一个绝对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相对于传统而言的词语。
“现代化”一词来源于现代，主要是用以概括人类社会近期发展急速转变的一个过程。因此，“现代化”一词是表示一个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非固定的、静止的状态。
1．国外学者对现代化的释解
国外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可追溯到二战以后，但较集中的研究还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自美国兴起。当时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过渡；发展中国家如何向现代化国家过渡，研究认为不发达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矛盾。对于现代化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各有侧重。部分学者从历史发展纵的方面对现代化进行说明，如学者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的是发生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变革。”部分学者却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变化。
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共识是从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全面的、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由于各学者关注的焦点及所站的立场不同，故强调的方面也不尽相同。
二、人的现代性
对于人的现代性目前缺少统一、标准的定义的。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1)人的现代化是人自身生产、综合素质以及实践活动能够适应并推进社会进步的要求，也是传统人像现代人全面转化的过程：（2）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现代化；（3）人的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4）人的现代化是人的观念、素质、能力、活动、交往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同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普遍而深刻的变化；（5）人的现代化是指与现代化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从以上的观点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人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解存在着的角度是多样的。
一般来讲，人的现代性的内涵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的人的品质而言的，表现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的品质和属性；人的这种现代性的外延包括多种不同内容和形式，如人的社会意识的现代性、观念形态的现代性、心理状况的现代性以及行为方式的现代性等等。
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充分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社会形式。现代化社会的基础就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即人的现代性。马克思所言：“社会产生人”，“人产生社会”。一方面，“社会产生人”。因为人的活动时时、处处受到社会制约，人们的活动形式上是个人的而实质上却是社会的。
(一)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
首先，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要求人的发展。市场经济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目标，经济活动就是为了满足需求从而调动一些因素去追求最大的经济价值。生产是追求价值的过程，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和智力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直接影响着产出、利润以及经济的增长。
其次，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要求配备发达的政治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支持和协调，具有现代性的高素质的人才对于现化化的政治体系的建构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公益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而充分就业、稳定的货币购买力，稳定的经济增长等问题又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化政治体系这种高要求必须需要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去建构。
(二)提升人的现代性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
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现代性也提出了要求，21世纪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人的竞争、国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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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竞争。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性已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迫切要求。
首先，人的全面提高要求国民具有伦理道德素质，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治精神的基础是人的自律能力。而市场经济也需要人们必须有高度的自觉性，只有自觉地遵守社会中的各种规则，市场经济才能实现高效、有序的运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伦理道德经济，伦理道德经济指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规范以及相应的意识、信念和行为活动。我国经济社会中大到假冒、劣质产品，小到乱丢垃圾等现象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道德规范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建构都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
其次，人的全面提高更要求人们具有人文素质。人文素质是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是人文科学、人文教育在教育身上所体现的成果，较全面的文化知识素养、较高品位的艺术鉴赏能力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总是批评大众文化的低俗、缺乏艺术感，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大众文化来自于国民文化素质的反映。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对文化品位以及鉴赏力将得到提高。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4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5
我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是最重要和最深层的因素，而经济现代化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现代化作为动力和支持。
1. 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含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知识化，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包括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包括世界经济前沿和国际经济差距的变化等”。
1.1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所谓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文明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制度形态与观念形态两方面），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般来讲，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足迹和成果，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并渗透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对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一个地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方针政策的制定、体制机制的创新，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经济行为，均会受到一定的文化影响。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当然这种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文化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为一种“文化力”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1.2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相应变化。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适应世界环境变化，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讲，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变迁运动，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革、整合从而创造新文化的运动。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其经济实质，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这里，“经济现代化”可以定义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过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现代化，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灵魂。文化现代化具有塑造现代人的特殊功能，可以加速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过程，给经济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 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需求
文化具有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具备中庸和稳定性的同时，也缺乏活力与进取精神，抑制民族的发展和创造力。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与冲突，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较强的力量；但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和保守性的缺陷便凸显了出来，近代以来也曾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是一个文化相对多元的国家，各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些地区文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而且创造了很多新的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如温州文化、浦东文化、珠三角文化等。总体来讲，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如诚、信、义等；但是，有很多文化特点，如：重自守轻开放，重稳妥轻创新，重自我轻合作，重公平轻效率，重道德轻法律，重权利轻规则，重眼前轻长远，等等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3. 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建立市场经济文化
3.1经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现代世界多数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的形式，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市场整合、市场分配，实现资源配置的最高效率。这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为，不仅是市场范围空前扩大，而且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体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际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变革。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文化的建立。
3.2市场经济文化的内容
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文化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讲，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样式，取决于这个地区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市场经济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主要特点是：创新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开放与信用、规则与法制等。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建立市场经济文化。
其一，竞争文化与效率文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同时这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也必然充满竞争，竞争可以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竞争意识、竞争思维、竞争能力，学会竞争，是市场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要求。建立竞争机制，激发竞争，各种资源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在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间实现科学配置，杜绝政府对地方经济的保护，鼓励地方经济参与竞争，在更大范围内的竞争，是使地区经济获得生命力的保证。当然，要避免盲目竞争和恶性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通过市场得到合理配置，微观经济活动充满效率。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效率优先是一个基本原则。当然，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重视微观经济效率的激发，还要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保证整个地区的宏观效率。
其二，人本文化与知识文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文明的市场经济，它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传统的以物为本、以权为本，发展到以人为本。所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积极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文化要求。由此，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要求消除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现象，崇尚科学、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尊重社会成员的民利。市场经济同时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法治规则型经济。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同时必然是宏观调控型经济、合同信用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某些国家，由现代市场经济派生出诸如质量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人才观念等普遍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众多的文明因素。
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并不都是正向的，由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经济生活中会出现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消极现象，早期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同时，还有许多封建主义残余和小农经济思想流弊，再加上我国体制转轨尚未彻底完成，会出现特殊时期的消极文化现象，这是建立市场经济文化时需要注意和克服的。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摒弃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善于接纳和注入新的积极的文化因素，并加以发展和创新，实现文化现代化，使文化真正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性力量。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6
生育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不仅指生育率的下降，而且包含科学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生育率降到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转变，生育现代化就实现了。
评价生育现代化用出生率（或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来评价。
1.2人口素质现代化
人口素质指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素质现代化是人口现代化的核心，包含人口的身体素质现代化、教育科技文化素质现代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现代化三个方面。
人口素质现代化评价主要有出生预期寿命、15岁以上成人文盲率（或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
1.3人口结构的现代化
指人口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等不断的由传统的失衡、失调向现代的平衡、合理的演进和发展，包括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现代化、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人口就业结构现代化四个方面。人口结构实现现代化要求：大多数老龄人口的健康老龄化，人口结构趋于稳定，人口性别比趋于平衡，各个年龄段人口分布合理，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比重增加，三产业人口比重合理化[5]。
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数主要有三个指标：65岁以上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1.4经济现代化
人口现代化不能脱离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而独立存在，经济现代化为人口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人口现代化又反过来对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人口现代化的程度应与经济现代化程度相适应。
经济现代化指数用人均gdp指标，由于人均gdp增长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递减效应。所以定义为：经济现代化指数＝ ×100（人均gdp≤人均gdps，人均gdps取主要发达国家1960年和1970年的平均值，大约8000美元）[6]。
2山东省人口现代化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山东省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人口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口结构也日益合理，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人口现代化得到很大发展，2002年山东省人口现代化程度为 61.43%。(见表1)
表1 2002年山东省人口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对比
项目 平均水平 山东省 实现度% 实现度% 综合实现度%
人口再生产类型 出生率（‰） 11.25 11.17 100 78.57 61.43
自然增长率（‰） 2.6 4.55 57.14
人口素质 出生预期寿命 77.62① 73.92② 95.23 52.15
15岁以上文盲率 0.94① 11.24 8.36
平均受教育年限 15.29① 8.08 52.85
人口结构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15.38 8.49 55.20 50.76
城市人口比重 75.86② 40.3 53.12
第三产业人口比重 63② 27.7② 43.97
经济方面 人均gdp（美元） 8000 1407 60.32 60.32
资料来源：[3]、[5]、[8]、[9]；说明：①是1999年数据，②是2000年数据，未标者是2002年数据。
2.1生育现代化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文化有了明显变化，山东省的生育率迅速下降，2002年的出生率为11.17‰和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现代化程度为100%，但2003年出生率为11.42‰，说明山东省生育率的转变已基本完成，但也有波动。自然增长率2002年为4.55‰，现代化程度为57.14%。2002年山东省生育现代化的程度为78.57%。
2.2人口素质现代化现状
目前山东省的人口素质有很大发展，现代化程度为52.15%。山东省人口的身体素质较以前有很大提高，2002年山东省的婴儿死亡率为19‰，2000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3.92岁，都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身体素质现代化程度为95.23%；教育科技文化发展很快。至2001年，山东省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升学率分别达到99.7%和98.5%，初中生生高中的比为46.5%。到2002年山东省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均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尤其高等教育发展较快，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一定发展；人口思想道德有所提高。由于教育文化事业的普及，人们整体上告别了传统社会的各种封建腐朽思想，初步的建立了向上的科学思想观念。
2.3人口结构现代化现状
山东省的人口结构现代化程度为50.76%，人口结构可由三个方面来反映：
2.3.1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国际上常把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或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称为老龄化，2002年山东省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8.49%，60岁以上的达到13%以上，早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2002年山东省老龄人口现代化程度为55.20%，2002年山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85，比前三年有所下降。
2.3.2 人口城乡结构。山东省2002年城市人口比重为40.3%，比上年增长1.07个百分点，2002年人口城乡结构现代化程度为53.12%，山东省人口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1990～2001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1.15个百分点。
2.3.3人口就业结构。2000年山东省一二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为：50.0：22.3：27.7。2000年人口就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为43.97%，“九五”期间，山东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每年增长11.6%，现代化程度提高很快。
2.4经济现代化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迅速发展，2002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407美元，人们生活质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人均gdp增长对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递减效应。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山东省的经济现代化程度为60.32%。
3人口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3.1生育现代化问题
低生育率不是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思想进步带来的人口自然下降，主要是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现阶段山东省的低生育率有很大的挑战：首先，低生育率可能是暂时的。实践表明，发达国家生育率的自然下降，实现生育现代化，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山东省的生育率波动依然存在，今年还有些反弹。其次，在不同地区、阶层之间，生育率的下降是不同的，山东省低生育率的整体局面还未形成。最后，社会保障还不健全，传统的生育观影响依然存在。在农村老人主要靠家庭抚养，“养儿养老”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目前山东省依然有80%以上的人希望“儿女双全”，传统生育观没有改变。
3.2人口素质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在施行“科教兴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人口素质是关键因素。山东省的人口素质问题如下：一、身体素质。山东省人口的身体素质较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山东省存在较大差距。其次，国民身体素质有所下降，城乡发展不平衡。据2000年国民体质检测报告，山东省2002年检测与1985年、1995年相比，青少年身体素质全面下降，农村人身体素质比城市人的要低的多。二、教育科技文化素质。2002年，山东省的成人文盲率为11.24%，受高等教育的比重为5.7%，山东省科技落后世界发达国家20～30年，知识发展水平比美国落后至少40年。对山东省全面实施“科教兴鲁”方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三、人口思想素质。山东省某些地方，各种迷信思想死灰复燃，西方社会的“及时行乐”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沉重打击。
3.3人口结构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在人口结构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对山东省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有巨大冲击。
3.3.1迅猛发展的老龄化和落后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目前山东省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8.49%，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为12.97%，预计到2015年山东省的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8%左右。现有的养老方式：在经济方面，城市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生活照料方面，城乡都主要由家庭照料。西方国家在老龄化之前已完成向社会养老方式的转变，日本是同时进行的，而山东省是“未富先老”，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3.3.2出生性别比失调。山东省近五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20左右，多年上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将会产生下列三个问题：“首先是婚姻性别挤压问题。“十五”以后，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其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问题。婚姻性别挤压会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制产生冲击，导致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离婚率上升，社会刑事案件增多，如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案件增多。最后是就业性别积压问题。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就业会越来越难。”[7]
3.3.3人口城市化水平太低。虽然1990～2002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15个百分点，但40.3%的城市人口比重显然太低，实践表明，山东省本阶段的城市人口比重应为60%以上，山东省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国家的70%、80%、90%差距更大。
3.3.4人口就业结构。人口现代化要求第一产业人口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人口稳定，第三产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的一二三产业人口比为3～5%，25%，70%左右，而山东省目前就业结构比例为50.0：22.3：27.7。而根据“塞—钱模型”，山东省本阶段三产业人口比例应为40：30：30左右，山东省人口就业结构是第一产业人口太多，第二、三产业人口太少，和理论的就业结构有很大差距。
3.4经济现代化问题。
山东省2002年人均gdp为1407美元，与实现现代化的8000美元还有很大差距。近十年来山东省经济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猛增，但增幅会缓慢下降，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山东省的经济运行中主要有以下矛盾：国企改革进展不快，发展机制不活；投资增幅太低，民间投资不活；产业结构层次不高，竞争力不够；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偏小[4]。
4加快实现人口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前，山东省人口现代化机遇与危机并存。目前山东省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工业化、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有利时期。要把握住有利时期，加快人口现代化建设。
4.1坚持计划生育工作，积极稳定低水平生育率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必须稳定低水平生育率，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推行党政干部“一票否决制”，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二是以农村流动人口为重点，加强宣传教育和法制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单位负责、居住地管理、社区服务”的新机制和落实各种奖励政策。
4.2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保健体育事业，提高人口的身体素质
山东省的新生儿缺陷率和死亡率比较高，中年人身体机能迅速下降，城乡之间医疗卫生有很大差距。实现人口现代化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全面推进医疗卫生改革。三是实施少生、优生，杜绝先天遗传性疾病生育。四是发展生殖健康及相关产业，提高生殖保健产品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五是加强传染病（如sars）的检测和预防，鼓励研制新药物。六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改善居住环境。
4.3全方位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贯彻“科教兴鲁”方针，提高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
“科教兴鲁”的实质是“素质兴鲁”，加快人口现代化必须：一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山东大学和大力发展其高校。二是改变脑体分配不尽合理，实行向知识、人才倾斜的政策。三是对职工就业应“先培训，后就业”，在全社会施行学历文凭和资格认证并重制度。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社会办学。
4.4加快人口城市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合理三产业就业结构
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化、国际化、现代化相结合，极大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口城市化应注意：一是完善全省城镇体系总体框架，强化济南、青岛、大济宁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合理发展大中小城市，改变“厚小薄大”的城市化方针[1]。二是加强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推动城市健康发展。三是拆除“二元人口”体制壁垒，大力发展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四是发展信息服务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市场管理“一卡通”（ic卡）。
4.5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健康老龄化
可以通过田雪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障改革思路来解决。即积极发展社会供养和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继续提倡家庭子女供养和发展社区服务，适当组织老年劳动自养与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于一体，实行“三养结合”，互相补充的养老保障体系。
4.6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网络等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生产更多优秀精神产品，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
4.7加快经济现代化发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争取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抓住加入wto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一是大力推动国企重组和政府体制运作方式改革。二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民营经济。三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四是努力扩大投资和消费，增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五是加快经济国际化方针，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六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有邦.《山东地理》.山东地图出版社.2000年8月
[2]“了解中国人的体质”.《北京日报》.2001年11月2号
[3]王秀银.“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几点思考”.《人口研究》（京）.2002年第4期9～16页
[4]倪永康.《200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
[5]王翠绒，易想和.“论人口现代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3年5期60～65页
[6]陈友华.“人口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京）.2003年6期60～66页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7
（二）管理模式相对落后。目前，因为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相对落后，导致经济出现了无法持续增长的不良现象。所以，企业想要继续扩大经济经营规模，必须要通过加大企业投资的方式，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但是大批量的投资会严重影响企业资金的流动性，造成企业其他活动的不稳定发展，而且如果企业投资中途出现问题，就会因为资金问题，阻碍业务的顺利开展，严重者还会造成企业破产。所以，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企业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管理模式的高度重视。
（三）管理人才素质不高。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储备，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也是造成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模式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许多企业内部虽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管理团队，其中的管理人才也应有尽有，但是由于人才的综合素质过低，严重缺乏创新思维，最终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并且，企业对于管理人才并没有制定专门的激励机制或者是相关制度，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员工的潜力不能被深层次挖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由于部分企业现代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工作的执行能力相对较差，严重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模式规范化具体措施
（一）建立健全经济管理体系。在我国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建立科学合理，且具有规范性的经济管理体系，既能够推动我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组织结构的有效建立，还能够进一步实现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中存在着人才紧缺的问题，据此对企业人员进行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员工的优势，进而提高我国企业现代经济管理工作的整体质量。我国的企业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体系，一般主要是针对管理阶层工作人员的，因为管理人员是企业决策和运行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保证企业经济活动得以有序进行的关键，所以说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整体水平。这就要求企业在建立现代经济管理体系时，必须要提高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企业还需要加强对企业现代经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视，进一步完善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保证企业整体的有序发展，具体合理地规划整个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保障企业现代经济管理的规范化发展。
（二）企业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管理，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现代经济管理的规范化发展。想要强化对企业经济资源的管理，必须要做的是规范经济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企业现代经济活动的顺利展开。而在进行人力资源配置时，对于管理层应该选取充分具备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员工，以此保障在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过程中，可以实现科学有效的管理，为企业现代经济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企业现代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过程中，还需要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固定培训，以此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专业实力。伴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发展，企业现代管理人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管理经验，因为开展管理工作，需要高素质和高能力的管理人员，这样才能有效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重视对激励机制的建立，以此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
（三）制定完善的经济目标规划。企业经济活动想要顺利开展，必须要有明确的、完善的经济目标规划，这样才能积极推动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而在制定经济目标规划时，需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设定适当的、最优的经济目标，保证企业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经济目标。而在制定企业目标的过程中，还需要明确企业的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制定的经济目标规划，对整个实施过程进行全程监督，从而保障企业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在企业经济目标得以合理规划后，还应该进行严格审查，确保经济目标规划能够满足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进而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四）创建企业管理评定体系。创建企业管理的评定体系，全面评定企业的经济管理，这不但能够确保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还能够进一步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主要包括三大项，即目标评定、经营战略评定、业绩评定。企业的目标评定对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优化企业的发展方向。而企业的经营战略评定，主要是针对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在企业现代经济管理工作的进行中，企业的业绩始终呈现的是正相关的发展模式，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企业的经济管理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而创建企业管理的评定体系，有助于实现企业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规范化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8
一、经济法的现代性之误解
综合学者的观点①来看，主要是从历史起点、内在精神以及制度构成三个方面说明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联系与差异，以阐释经济法现代性。其基本思路是：从经济法内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发，分析其与传统法律部门的差异，从而得出经济法现代性的结论。然而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与传统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差异就冠之以现代性之名？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经济法是否具有现代性，应当从什么是现代性谈起。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在今天，现代性主要是指大约从17世纪开始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演变时期或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或状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②”学者宋林飞也指出，“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③”其次，现代性还可以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层面上来理解。韦伯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基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就是以形式理性为核心观念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构起来的，因而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现代性还指向贯穿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支配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历史变迁的某种内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和制度的转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转化，这是一种发生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④。随着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彰显出来。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观点看，这个时代深深地订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⑤”总之，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自由则是其根本价值。
社会的现代性也必然会引起法的现代性，法的现代性又以现代性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法的现代性包含了现代社会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张“法律主治”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强调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实质性价值判断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明确分野，主张消极自由的保护和正当程序，从而对遏制国家权力扩张、捍卫私人权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二是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识结构上的区别⑥”，从而是具有人格独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义精神的“自然人”，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秩序负责，并且通过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则只需要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平等竞争的规则即可。三是个人自由。现代性观念体现的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权利本位观，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民社会的内在气质。
从以上来看，法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和对理性精神的弘扬，这一信念直接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说，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现代性观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价值理念的必然表现或延伸。而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融合互动的产物，并不必然属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两者的互动而催生的新兴法域——社会法域的独立法律部门，因而与现代性以及法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说，现代性并非经济法的特性。
二、经济法的后现代性之确认
现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对人类社会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中叶之后，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难题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功利主义日渐泛滥，政治系统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为此，人们不得不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最为突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高举批判的大旗，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解构，反对现代主义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和对主体中心论的确认，强调的是破碎化、非连续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并不是以时间为基础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历上的处于前现代和现代之后的一个时代，而是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尽管后现代性在基本倾向上是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但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的。这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⑦”实际上，后现代性是随着社会及其需求的变迁而发生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人们面对现代社会日益显露出来的危机所做出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反思。除去这一点以外，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和终极指向并没有差别，都旨在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构成现代性的断裂，而只是一种‘激进化’形式或者说‘高’形式的现代性。⑧”
后现代性同样对法学理论的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从而对现代新观念下法律理念的进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学领域，后现代性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实质理性的弘扬。由于形式理性最终主张的只是一种形式平等，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会现实面前愈来愈尴尬。人们愈来愈主张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强化对自由和权利的实质性保护，从而出现了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的倾向。其二，理性经济人的反思——社会人的提出。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随着社会变迁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利益、理性追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社会人的假设逐渐取代经济人假设而被提出。在社会人的假设中，人是真实的人、本来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对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的真实基础。以此出发
所进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设计，才是真正体现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对个人自由的质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极端个人自由的实践使得自由变成了不被剥夺的先占、利用和挥霍的权利，而“法律也随即成为‘适用于狮子和公牛’的压迫性法律⑨”。后现代性的法律思维强调以社会本位的价值信念来克服和修补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认自由。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自由精神历经了由前现代社会的政治共同体自由、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自由再向社会本位自由的转向。以社会本位的自由为目标而建立的社会不再是个人主义精神、适者生存的社会，而是对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与以关怀的社会。正如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现代性是对于建基在现论之上的法治理论的批判，从而有助于适应时代要求的法治理论的重建。
从以上对后现代性以及法的后现代性的阐释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成长过程正是对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建过程的写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经济法能够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以社会自由为出发点和目标，对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抑制自由的滥用，从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诸问题。在经济法领域，对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现为直接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而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性的社会自由。此外，实质自由是经济法自由精神的又一个侧面。经济法是国家彻底摆脱了守夜人的角色，强调国家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使其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职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了国家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经济法通过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转，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为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获得自我的实现提供现实的条件和手段，体现了一种实质自由理念。
其次，经济法对经济主体的参与作用十分重视。在领域，早已有学者⑩认为，应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从设计者即公民的观点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出发点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这表明在领域，学者已开始关注公民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如此。经济法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资者、消费者、经营者、劳动者等身份积极参与经济运行。同时，作为单个个人的经济主体在参与市场经济的同时，还积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1)”，经济自治团体便是这一结合的典型形式，它是连接政治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功能上的互补机制和互动结构，形成了其与政府之间、与其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原应由国家履行的经济功能，在满足社会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同时，可以通过其自我保障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为国家不恰当地介入私人领域设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维护了其成员的自由权利，进而促进社会自由的实现；另一方面，经济自治团体是市场主体组织化的结果，它可以通过自律机制和协调机制来有效解决各成员之间自由权利的矛盾冲突，有效地制约了市场的盲目性等缺陷，从而实现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自治团体表明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张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
再次，从形式上看，经济法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即经济法不仅确认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同时规定制约政府干预经济权力的措施，从而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府经济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权利的实现，同时又给予经济主体以自由的空间。其一是明确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国家的经济权力予以确认。现代性的形式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张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对称、分配的不公平等。而这些问题是依据传统部门法理论和规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释和解决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经济法确认政府对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与调节的经济权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其二是明确了有效政府的权力框架，从法律角度规范经济权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预也存在失灵和缺陷，例如易于产生浪费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断其干预行为的适当与否的标准、政府干预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就是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对现代性观念下的自由价值的升华与扩展。经济法要求的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对对经济运行的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干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以其自身的特质，充分表明其是张显实质理性和社会自由、实质自由的后现代之法。但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前文已提到，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两者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关系，对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法来说，后现代性的经济法是对其在制度实践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强调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并不是否认其作为产生于现代社会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开性、权威性等等。
①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③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页。
④舍勒著：《“谐调时代”中的人》，载舍勒：《资本主义的本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7页。
⑤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⑥王晨：《日本契约法的现状和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46页。
⑦高宣扬著：《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页。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9
1.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P9)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3](P840、839)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P14)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5]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6]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7](P134)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3.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7](P50)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8]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8](P4)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1](P120)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9]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10](P94)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然而，市场经济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而且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对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和政府）的经济活动不仅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换言之，市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保障，而且需要伦理规范使经济行为更加合理、更加文明。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不正当，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国家经济实力也不能真正增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行为主体如果自身缺乏基本的诚信，而彼此之间又没有相互的道德约束，行为必定短期化，导致假冒伪劣、合同欺诈、“三角债”恶性怪圈等现象出现。最终不仅企业会失去市场，行为主体也会因缺乏稳定的预期而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据200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
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经济的进步问题，客观地、科学地分析经济形势，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观念，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公平竞争、精诚合作，讲求信誉、竭诚服务，崇尚奉献、服务大局的良好氛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提高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与信心，同时揭示改革过程中的存在的矛盾、困难和风险，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认识环境、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与道德激励。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精神状态，人的素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和影响生产的效率和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视精神激励和潜能开发，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们的共识，而且已成为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面对无数艰难困苦，需要一股决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一种战胜困难的拼命精神；那么，在和平年代，面对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同样需要理想和信念，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激励。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10
在不断扩张的后现代设计场景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以并存的方式凝结在当代艺术设计中，各种设计产品利用各种话语资源，并利用各种技术融进物质性产品之中，当代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涵被无限扩展。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顾客每一次购买的产品或服务在本质上不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或服务，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上、体力上、智力上甚至精神上的体验。设计艺术是一种天然的体验行为，它作为人们求新、求异、求奇、求美、求知的一种重要途径，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形态。
在全球化视野下，人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文化化了，设计艺术的概念、形式与功效已悄悄的发生了变化，其价值体系越来越具有广义性和多维性，它不但超越了为传达某种讯息、体现某种造型和某种使用功能而设计的目的，更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性价值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或营造某种特定的文化概念和引导新的生活观念而存在，其价值体系也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造物功能或一般意义上服务生活的狭隘概念，体验经济下的设计艺术已经成为一个融汇多种因素、多层关系的综合体，其价值体系在不断扩展和延伸。
一、“成功的体验是一种巨大的情结力量”
苏联时期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成功的体验是一种巨大的情结力量。”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1999年撰写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将体验定义为“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随着体验经济成为一种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主导型经济形态，企业已不再仅是销售商品或服务，它提供最终体验并充满感情的力量，给顾客留下难以忘却的愉悦记忆。
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设计艺术把人的内心生活以图式的方式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走向生活的物质化艺术行为。随着设计艺术不断的走向人类的生活世界，其概念一次又一次地被延展和开拓，当代设计与人类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精神化的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生活观念和生活行为。不管是昨天的清纯还是今天的繁丽，我们不能否认，设计艺术在整个文化语境和经济环境的演变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和经济环境也决定了设计艺术的形态和风格走向。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以满足产品功能为主体，工业经济时代以体现商品特色为目标，服务经济时代以考虑商品利益为追求，然而在体验经济时代里，人们则把与众不同的感受、渴望参与、体验过程的回味为追求，消费趋向于个性化、多样化，追求一种体验。体验经济时代，“花钱买感觉”是一种时尚，为“文化”而设计和为“情结”而设计也同样成为一种时尚。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11
.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P)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P)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
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P)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P)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P)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12
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逻辑
（一）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变化。经过了三年时间的恢复，彻底打破了三座大山统治的所有制关系，建立起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且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53年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直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二）突破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实践探索（1978年—199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标志着我们开始对基本经济制度进行重新审视与探索。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所有制结构，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思想。十二大报告的理论开启了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探索之门。1982年首次以宪法形式确立了个体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法律地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夯实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并鼓励它们发展，是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重大突破。
（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1992年—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在所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企业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步骤、方法都做了规范，加速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1999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
（四）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中不断创新完善（2002年以后）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四中全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日趋完善。实践证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党的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标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从单一所有制理论发展成为“三位一体”的完整制度体系。
二、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
（一）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思想
马克思说：“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马克思分析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立足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经济制度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对经济制度范畴给予明确定义和系统研究。但对经济制度的相关研究却非常丰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重要理论依据。
（三）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立足我国国情提出来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说明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因此，目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特有的。
三、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逻辑
（一）理念：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既契合发展实际，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创新、協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魂”。只有紧紧抓住新发展理念，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强健，必将指导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发展理念解决了新时代为什么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孕育了一个发展的动力系统，新时展靠什么，就是靠这五大发展理念滚动形成新时展的发动机。如果把发展经济比作做蛋糕，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创新发展是解决怎样将蛋糕做大；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是怎样把蛋糕做好；而共享发展是解决怎样分好蛋糕的问题。这五大发展理念有起点、有终点，构成了一个有动力、有目标，同时又有过程描述，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新时代该如何发展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途径的动力系统。
（二）主线：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来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从“三去一降一补”到“破立降”，再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既要巩固已有成果，又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还要提升产业链，要使得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实践看，“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下的遵循，是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是目前和今后经济工作的主线。作为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特别是目前国际疫情爆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必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各司其職，发挥好各自作用，推动经济稳中求进。
（三）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我国跨越关口、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的迫切要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坚实基础；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战略支撑；以“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为内在要求；以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为必要条件；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制度保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复合的整体，涉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把中国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与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不断完善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四）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是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其中，主体是质量变革，主线是效率变革，基础是动力变革。在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加剧、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概括，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只“黑天鹅”打破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说是一次大考验。在经济方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严峻复杂，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更是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以此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巩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特点和趋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淄博市按照新发展理念，一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部署要求，从产业、科教创新、金融、改革开放、文化、生态上多点赋能，为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注入新能量。二是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求，提出实施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退出了“十五大重点改革攻坚事项”，以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攻坚带领新的突破。三是落实“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重要指示要求，启动功能区调整，推动淄博城市能级、品质、活力不断提升。以超常规的举措来实现淄博凤凰涅槃、加速崛起。
参考文献：
[1]逄锦聚，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教学通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葛杨.新时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J].当代经济研究，2019（8）.
现代化经济体质篇13
两种消费
“回到消费本身”，浅层次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生产普遍过剩，而且是制度性的生产过剩，所以要补经济学“太极”阴阳的另一面―消费。具体来说，首先，要在简单再生产和交换领域，将消费的交换价值从生产的交换价值中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化；然后，在扩大再生产和资本领域，将消费的增值与生产的增值对应起来。在这里，生产与消费同是现代性的范畴，是现代性范畴内部的一对矛盾。“回到消费本身”是为了不使矛盾过于偏向它目前失衡的一面，以达到经济循环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然而，“回到消费本身”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战略含义。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把消费始终视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根子在现代性本身。也就是说，制度性的有效消费不足，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工业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它是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生产为中心”，确切地说是以“生产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与工业化中形成的以理性为中心，以理性本质为中心的现代性观念，是相互伴生的。
第一个区分两种消费的经济学家，是1897年出生的巴塔耶。巴塔耶是经济学中的尼采，他本人也确实深受尼采影响。虽然巴塔耶没有象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一样宣称“生产死了”，但他以消费为中心的普遍经济学的提出，倒确实回答了“上帝死了”之后，到底谁活着的问题。他的结论，当然是消费者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我们常说“以顾客为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尼采式的命题。在经典的经济学名著《普遍经济学》中，巴塔耶天才地提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循环经济的思想，提出“经济取决于地球上的能量循环”的核心观点。巴塔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观点之一，就是提出了两种消费的思想。第一种消费是生产性消费，第二种消费是非生产性消费。
生产性消费，是指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消费，是指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生产性消费，是依附于生产的消费。这种消费的目的在于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常说“扩大消费，促进增长”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消费。但是，这种消费并不是消费的全部。所以我们还必须理解巴塔耶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消费：非生产性的消费。
非生产性消费，是作为消费者个人目的实现的消费，即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不是通过消费来促进生产，而是通过生产来促进消费；或者说，不消费就不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生产。然而，巴塔耶所说的非生产性消费，还有一层含义，这就是后现代的含义。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与现代性意义上的消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异质性的，后者是同质性的。异质性就是个性化，因此非生产性消费在后现代性意义中，就是指个性化消费。真正对同质性生产体系产生解构作用的，正是这种异质性的消费。
回到生活本身
1、从生产向生活复归
信息化的根本经济必要性，在这里就被自然地揭示出来了。工业化作为同质性生产体系，其同质性是建立在对信息忽略不计这种非普遍性假设上的。这是亚当・斯密的“功劳”。工业化靠货币代表价值，信息化靠信息代表价值，根本原因在于：货币是同质性的显示中介，信息是异质性的显示中介。巴塔耶对工业化的历史局限进行揭示，其中一方面就是针对这一点：“共同的尺度，即社会同质性及由此而来的活动的基础，就是货币，也就是集体活动的不同产品可以计量的等价物”。在巴塔耶看来，人的本性是有个性的，违反个性化的同质化生产，只是人类工业化这一阶段的特例，异质性生产才是普遍的。因此他把工业化经济学称为特殊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称为普遍经济学。按照巴塔耶观点，可以自然地推论出：信息化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以人为本，就是以个性化作为人之根本；回到个性化的人，就是从同质化的生产，回到异质性的消费。
2、从社会生产向日常生活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