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2

二、邓小平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同时，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一）“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党，交给本阶级。”诠释了无比忠诚地热爱祖国的全部内涵，有助于提升我们爱国、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

忠诚、爱国，是邓小平同志政治上的立足点。邓小平在年少时光就踏上了革命生涯，远赴法国留学。在留法期间，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立志为革命和党的事业奉献毕生。22岁的邓小平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时期，写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同时，他还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以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党，交给本阶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热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的事业，把祖国比喻成伟大的母亲，把自己比喻成祖国母亲的儿子，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语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总会让我们想起那位和蔼可亲的伟人的形象，深深地触动着我们的灵魂，震撼着世人。

爱国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的基本准则。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在何岗位，无论从事什么事业，我们要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无私的奉献，勤劳而踏实的学习和工作，忠诚于党，服从国家，坚定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促进了我们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中树立信仰

理想崇高，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加入革命的精神支柱。“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其他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死路一条。他坚定的信仰就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他提出“四有”新人。通过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来树立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同时，他还前瞻性的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依靠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三）“要抛弃个人恩怨”。诠释了一个人的胸襟，铺垫了和谐的基础

在文革期间，邓小平被“四人帮”诬陷，被错误地撤销党内一切职务。邓小平的儿子在文革期间被摔成残疾，身为父亲的邓小平，却没有公报私仇地憎恨毛泽东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后，邓小平曾这样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家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教育全体党员、全体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小平同志如此的宽阔胸襟奠定了他不朽的人格魅力。

（四）“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呢。”诠释了乐观的心态，促进正能量的传播

邓小平同志历经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沉沉浮浮，忍耐又平静的接受生活所赋予的一切。邓小平的女儿这样评价他的父亲，性格内心，但对生活的态度相当乐观。外国媒体曾评价邓小平是“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坚强、乐观伴随着邓小平同志度过了那些难以磨灭的峥嵘岁月。邓小平同志敢于说真话，胆大、心细，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他积极上进；在逆境中，他懂得顺应。这就是他人生哲学的至高点。

（五）“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尝试，诠释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内涵，促进创新的提高

实事求是的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为中华大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勃勃生气。他还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什么现成的模式可套，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人生哲学的灵魂。邓小平说，他是军人出身，打仗是他的专项。著名的刘邓大军取得的屡屡战绩，战场上的运筹帷幄，同样可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无论战场还是市场，都需要我们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三、邓小平人生哲学的当代价值

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迁，依然抹灭不了邓小平同志的人生哲学对当代的价值。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3

人生价值是人生观体系中的重要的范畴，是价值在人生观方面的最佳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人生的价值是人生在社会现实中的正面作用的体现，评价人生价值的大小，可以从人生对社会的意义方面理解和认识，理解人生意义的大小，人生价值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1.价值尺度

首先，评价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是指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不是与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是不是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是不是对更广大人民有利。

其次，对于人生价值评价的基本尺度，是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对社会和人们所做出的贡献，这是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准。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分子，总是应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存在，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人们会选取自己的生活道路并通过相应的生活方式达到自己的人生目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一个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社会对于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主要是以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为标准。

2.如何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具体的条件

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实践方面的过程。社会实践又是确立人生价值目标的根源。在社会实践中，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主客置不是固而不变的，人既是客体，同时又会是主体，它是主客体关系的相统一。

故，树立哪种类型的价值观就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反应。要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就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要为之而不断奋斗。

主客观条件制约着人生价值，这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及个人的主观要素。其中主观条件是确立科学的人生价值目标，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等。而相对而言的客观条件则主要指，政治经济制度及思想意识形态，舆论环境等方面的因素。个人主观因素则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个人对自我认识、自我改进、自我发展的能力，来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索取。故，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要求我们必须完全的全方位的改造自己。

二、个人人生价值的索取与贡献

1.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必须靠每个社会成员来通过创造性劳动，作出贡献才能完成。若成员只求索取而不谈贡献或付出，社会将难以存在，发展更是难而不在话下的。

2.贡献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志，人生价值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合理满足，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的和有机统一的。而社会对个人的满足应当以个人对社会贡献为根基，这是社会得以前进的外在要求。因此，人生价值并非是看社会为他提供贡献多少，也或者说他有多少社会的金物财器，其权势多大，位子多高，而是要看他为社会的贡献是什么是多少，以此为标准而进行切实衡量。

人生之价值其存在之根基在于奉献，人们常言要实现人生价值，但人生之价值又谓为何物？我认为，人生之价值即为奉献。何人对社会奉献大，其实现的人生价值就越大。不管是行政官员，科学人士，企业人员，艺术大家，还是一心利他者之英雄人物，甚或一介凡夫俗子，其均存有人生之价值。或许会有人言：非也！人生之价出之于索取。谁取索得越多，相对而言，其实现的人生价值通常往往会大，诚然，谁取所得越多，他个人的社会财富必然会越多，但如果不用在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上，那么，即便财富多多，亦无任何社会价值意义可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应看其贡献，而不是仅看其取得了什么，也或其取得了多少。”他又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他还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可言。”所有这些对人生价值的论述都是相当精辟的，对我们十分有好处，值得深切体味，让我们以春蚕和蜡炬为榜样，终生奉献为乐，以奉献为荣，把奉献作为自己的应有职责，不止的去征战人生的疆场，努力去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结论

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人生取向，在现今，特别是要处理好个人、集体与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最后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所树立的正确价值观才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才能在向社会所取的同时更好的为社会乃至国家做贡献。

最后，不管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还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它们都源于人的创造力，也是对人生的行为与目的的一种社会评价，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杠杆，也是正确选择人生道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在树立了科学的价值观之后个人对社会贡献，达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等。

参考文献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4

处于当时国家危亡的时代，陈独秀对于“国民性”的关注在早期的知识分子中显得尤为突出。在他的理解下，国人麻木不仁、虚伪不实皆是因为处于一个封建落后僵死的传统体制下，体制束缚着国人的精神，所谓人生价值也只是停留在对人本身的生理需求之间。个人生存的价值、人生幸福、人生理想都根本无从可谈，所谓人生理想受传统旧制影响只为升官发财、捞取功名之类虚伪之功，底层百姓的人生之道更是寄托于虚幻的鬼神。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开始了他的人生哲学重建。

评判儒、释、道等传统核心价值体系，是他人生哲学重建过程的重要部分，不仅是因为这些“纲常名教”己经不适应时代需求，不符合国家发展，更是因为传统文化束缚了人性的自由，泯灭个人性格。陈独秀所主张的借助“民主”、“科学”理念，提出的新人生哲学理论，肯定了人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以及教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是其人生哲学必须要肯定的功绩。但是，受当时社会、历史等原因所限制，科学进化论概念下建立的人生哲学面临着诸多问题，以科学为准则的人生观很容易走上机械主义的道路，从而陷入到不可知论。

陈独秀人生哲学最突出的观点就是他在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了很明确的主张，既提倡追求个人利益，又主张兼顾社会利益。提倡个人的人生价值就是制造幸福、传递幸福以至于社会上所有人能够享受人生幸福，并且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这种观念无疑是结合了当时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巧妙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但不足之处是陈独秀忽略了个人的特性在人生幸福、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差异，这未免有些遗憾。

在资产阶级道路失败之后，十月革命的胜利带来的经验和希望使得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随之相应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唯物主义的人生观，肯定人的思想意识并不是独立，而是以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所决定的。不同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观，而在物质基础上，人又能够发挥能力性去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来人生观就有了实质性的支撑，人生理想与人生目的便不再显得空泛。通过自我的实际行动，去创造历史，这个进程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

(二)当代的问题

似乎每过一个世纪人生哲学都会被哲学家们所提起。在陈独秀为主力的五四运动过后一个世纪的今天，人生哲学仿佛又到了需要重建的时刻。在上个世纪中人生哲学似乎是批判倒了上帝，神佛，圣人等精神偶像，人们开始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失去精神寄托，没有无形力量的束缚，人似乎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但自从神死之后，一切高尚的道德事物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得到自由的我们认为只有最切近的东西，最能把握的东西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这便是人类的欲望和本能的满足，于是功利主义“复辟”了。

陈独秀在百年前描述的青年之人无外乎“做官发财，捞取功名”等理想，又何尝不是当今许多青年人的“美梦”呢?人不是纯粹欲望的产物，有自己的能力性，总是要不断地思考，摆脱不掉自己内心所信奉的价值归宿。人们将“唯物主义”真真切切理解成了“唯物质至上”，这种理解上的偏差使得人发生“异化”。这导致人丧失了作为一种高尚存在物的特征，沦落到和动物一样的位置上。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幸福又是什么?当代国人没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在陈独秀将人们从君权、神权中解放出来，我们亦需要从金钱手中得到解放。

新文化运动为近代人生哲学开端，它将宣扬人的个性解放，把握个人自我意识、个体本位当作这次变革的核心所在。陈独秀的人生哲学其着力点就是超越自我，解放自我。单方面的肯定自我、张扬个性往往使得人与理论、现实脱节。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强调自我却又不流于空洞，张扬感性的同时又没有走向欲望的堕落，也正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国家乃至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怀，在宣扬自我、肯定感性时又能超越自我、超越感性。

东西方交汇初期的近代中国，陈独秀主张“民主”是从西方个人主义出发，又整合了传统的天人思想，从而形成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关系。新文化运动主张的“科学”，不仅是教导国人改变自然，创造个人价值，更是给予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方法论。   

在如今我国，应当思考新文化运动所散发的人文关怀精神是如何获得的，特别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社会中，倡导一种正确且普世的价值观念，并且这种价值观还必须是对人类本身的关怀，而不是约束，这是是我们哲学学者所要反省的。

 “国学热”是近几年所流行的新词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重视无疑成为喜爱国学知识分子的“强心剂”。陈独秀人生哲学的重建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猛烈抨击之中，他过度宣扬中国对于民主和科学的需要，使得传统文化意识形态被大多数知识分子彻底否定。陈独秀的宣传的确对国人的人生观改变有了积极的影响，但却没有从实际国情的角度去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一大遗憾之处。

东西方文化碰撞激烈的今天，对于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处是我们哲学学者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民主”和“科学”是现代化道路所要坚持的，但只是为了坚持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味地抨击传统哲学，试图无视其存在固然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不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而我们没有真正去发现隐藏在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因素，而且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举个很好的例子，“格物致知”用如今的含义解释就是通过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上升到事物的一般规律，还有徐复观通过对先秦哲学和两汉思想的研究从而发现了现代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这些例子都足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现代化进程相互融合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己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生哲学的主导，但毕竟任何经典的理论都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与时俱进，以马克思哲学为核心，融合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人生哲学理论是当代人生哲学的核心。

(三)当代的价值

人生哲学的研究在当今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不仅是因为它是关乎人类本身的学说，更是因为其所探究人的生命的本身价值意义是巨大的，这可能也是整个哲学所存在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所重建的人生哲学带给人们个性，思想上的解放是伟大的，其所带来的影响深深植根于今天的国人心中。与百年前一样，如今的社会也处于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倡，使得人生哲学的研究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再经典理论也有不符合时代的时候，人生哲学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注入，陈独秀的人生哲学固然是伟大的，创新的，但在当今需要有新的人生哲学去适应新的时代，这是我们哲学研究者所要去努力的。

除了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之外，与时俱进的创新才是人生哲学当今所要研究的重点所在，今后的人生哲学重建过程可以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人生观问题具有复杂性、个体性的实际特点，这需要与人生哲学理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根据时代不同和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不断地赋予人生哲学新的理论基础。

其次，重建人生哲学就必须发挥它在人生观，价值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国人“金钱观”、“权利观”的形成就是因为人生哲学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导向作用。坚持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力性，不断学习人生哲学的理论，才能不断的进步发展。

再次，将科学主义、人文关怀和当代人生哲学结合起来。不能走玄学派或者科学派的老路，唯科学主义我们不要学，不相信科学者更会脱离这个时代，而怎样将科学融入人生哲学是未来所要创新之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也是科学今后研究所要奉行的理念。

最后，不断创新唯物主义的人生哲学，用联系和发展观去评价人生价值。特别在道德多元化的当今，评价一个人的人生观坚持从个人与集体、成长轨迹、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角度思考，还要以时间维度为参考，过去、现在、未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客观规律都是要不断联系思考才能下结论。

总之，现代人生哲学的重建所面临的困难还有许多，但陈独秀人生哲学的理论使得我们认识到这门学科所蕴含的价值是无比巨大的，这是关系到民族兴衰，国家命运的理论体系。对待传统文化既要继承更要发展，大力倡导科学和发扬人文精神，这都是今后人生哲学的研究工作所必须要做的。即使是马克思唯物主义人生观也要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的人生哲学。陈独秀对人生哲学的重建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时刻警醒着每个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对民族的关怀，以及对“人”本身的思考。当今时代同样也需要每个青年志士像陈独秀那样为国家前途而奋斗，为民族命运而抗争。不过，我相信人生哲学漫漫长路，必有芸芸学子为之努力!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5

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中，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哲学与人生”是中职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德育课程，部分学生在中职学校学习两年后会选择走向社会，由“学校人”转变为“职业人”。学生如何才能成为一名高素质的劳动者，除了需要培养精湛的技艺以外，还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养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职业道德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优秀精神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渗透在“哲学与人生”的教学中，有助于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

二、在“哲学与人生”课程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学实践

“哲学与人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与中职学生面临的人生基本问题密切结合，力求以哲学理论观点指导学生的人生成长。在五个单元中，含有许多可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隐性内容，只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细心挑选案例材料，就可以巧妙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以“坚持内外因相结合，促进人生发展”一课为例，谈谈具体的教学过程。

首先，确定三维目标：1.知识与能力目标：知道内因和外因的含义和辩证关系；能够正确处理自身努力和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视频欣赏和情景设置，让学生明白要成为像许振超一样优秀的技术工人，要正确处理自身努力和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而自身的努力和具备的素养是关键。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生通过本课的学习，能够学会用矛盾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正确处理自己人生中的问题，在解决人生矛盾的过程中促进自身进步和发展。

（一）“走进许振超――猜猜他是谁”游戏导入，引入新课。

“青岛港桥吊司机”“发明油改电项目，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最后展示“穿着工作服的照片”，这些信息逐条给出，步步深入，直到说出本节课的中心人物――许振超，一位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人员，为接下来分析人物做铺垫。

（二）“观察许振超――剖析成功原因”深入分析，渗透价值观。

首先，学生观看视频《当代产业工人的楷模许振超》，思考下列问题：1.为什么称许振超为当代工人楷模？2.许振超为什么能创造振超效率？这些原因中哪些是内因，哪些是外因，哪个是关键？并将这些内容编制一份手抄报，小组合作完成“劳动模范人物展――许振超”。

其次，分享各小组的作品，让同学们知道许振超的成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身的努力是关键。如自学提升学历，钻研解决问题，刻苦训练技术都是他爱岗敬业真实客观的案例和合作探究的结果。以此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具说服力。

（三）“学习许振超――知行合一”，学习榜样，认同价值观。

通过“如果你成为许振超的徒弟，如何才能成为像师傅这样的高素质技工”这一问题，引导学生明确内外因方法论要求，同时落实敬业这一价值观的具体要求，让学生由“老师要我做”转变为“我要这样做”，落实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达到知行合一。

三、在“哲学与人生”课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反思与建议

（一）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渗透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政治课教学，要以学科知识为载体，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于知识教学实践活动中，把核心r值观与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认同核心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这节课，根据教学对象的专业、教学内容，选择了许振超这个人物，通过对他职业生涯的步步深入剖析观察，将整节课的内容串联起来，学生从榜样的身上能够感知到“敬业”这一价值观的内容。没有生搬硬套的机械灌输，却能够自然、有效地完成对核心价值观的渗透。例如，在教授“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一课时，可结合渗透个人层面的道德教育，在教授“知行统一与体验成功”分析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时，可以结合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果我们以灵活生动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呈现给学生，必然能够增强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方式。

中职学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大多满足于24字的识记，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容易忽略学生的需求和宣传的方式，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专业联系也并不紧密，导致其教育感化程度有限，反而给学生留下了理论宣教的感觉。

所以，本节课没有一味强调敬业什么、为什么敬业，而是力求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通过案例教学模式，结合视频欣赏、小组讨论，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克服单纯理论说教的弊端，用感性的事例消除学生的排斥态度，更好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并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空洞的理论，它是有深刻实际意义的。但是以往的理论课，教师大多是宣讲的主体，忽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而不能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真正落实到行动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公民层面的要求，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今后的职业生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教授政治课时，必须把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要求转化为中职生肩负的责任及行动方向。

本节课力求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如何做到敬业提供行动指南。选择专业相同、文化程度接近的人物，能够为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感受，增强感染力。学生通过对许振超的深入观察，发现作为文化学历比自己还要低的技术工人，却以他的坚持、踏实、刻苦、专注，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作“敬业”。本节课在教师的引导下，随着课堂的不断推进，让学生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自我感悟，逐渐认同爱岗敬业的价值观。并且，在“如何成为许振超这样的优秀的技术工人”的问题中，学生的回答已经表明，已经将“敬业”的价值观要求细化为具体的行动。由此可见，学生在本节课的学习中已经找到“敬业”的具体行动方向，帮助学生们达到知行一致。

参考文献：

[1]贺映红.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学探究[J].文教资料，2016（03）.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6

思想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绝非主观世界的“灵机一动”，其必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性因素。“为人民服务”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次深刻重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和近代经济社会结构断裂变迁的产物。概言之，“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和具体化。

1.理论之炬。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对党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的具体化、明确化。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包含人民主体性的基本价值追求，并由此出发确立了人民话语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民是变革历史的根本性力量，人民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理论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统一。基础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其实践性为依据。毛泽东高度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817创新性取决于理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其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其理论宝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因子。在经典作家的思考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人学话语的构建同经典作家批判封建和资本主义人学体系同步而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人学理论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关键。

经典作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高度重视人民力量特别是工人力量的动员与发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基于既往人民概念的过于空洞和泛化，马克思明确了无产阶级“人民”概念的内涵。从其视角来看，“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4]218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283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发扬者和实践者。以列宁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是基于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基础上的扬弃。马克思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者，而非只“为少数人”。列宁在论述苏俄农民问题时指出，“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5]25

2.价值之弧。传统文化基于其自身的定式和惯性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批判与升华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又一理论渊源。先秦时期，传统文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已经有所体认。例如：“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上》）由此观之，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视野中，人民是与鸟兽草木无异的客观存在。人民概念在何种语境下使用，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和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民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传统文化认定天心与民心相通。古代民本思想旨在调和君民对立。夏商时期即已存在“天命在民”的朴素民本思维，经由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王道思想，直至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公开抨击君主制度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民主思想，民本思想的价值理念和维度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扩展，体现了古代哲人对民众力量的窥探和敬畏。

所谓民本思想只是传统社会统治者弥合社会矛盾的方式与手段，难以有效约制公共权力，特别是难以形成对皇权的有效遏制，造成传统中国在理论与事实上的二律背反。统治者一方面高调宣扬“以民为本” “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又包藏私心有意无意地模糊公权和私心的边界，造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并非真正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实践，人民在统治者的视野中只是天然附属物，不具备任何主体性和能动性。孔孟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第一的价值形式，其实质不过是神权和君权庇佑的对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隐喻人民只是历史舞台的当然注脚。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指出旧道德“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6]163

3.历史之矢。中国共产党理论话语中人民概念与古代圣哲所指称人民在内涵与外延上截然不同。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日渐凋敝，人民群众深受压迫，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动用各种力量甚至不惜与侵略势力相勾结以维护自身的统治。一方面，清政府、北洋政府等封建势力动用政治、军事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资源，想方设法抑制新生力量发展，先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积极寻找人，扶植傀儡政权，划分势力范围。内外反动势力都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出发宣扬各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将人民利益束之高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性断裂导致社会延续性中断，稳定的社会秩序无以为继。封建势力仍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号召民众继续支持其统治。外国势力则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等思想，试图为其非正义的殖民统治构建合法性。与内源性现代化国家迥异，外源性现代化国家只能在遭受近代殖民势力掠夺和压迫的基础上向着现代文明蹒跚而行，殖民主义的利益关注绝非殖民地的普罗大众。正如马克思针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所指出的那样，“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3]771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任意践踏、蹂躏之下，人口众多的小农群体被抛离出传统社会轨迹，多数民众只能被迫处于集体“失声”状态。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等天然缺陷致使其难以挣脱三重大山的桎梏成为人民和民族利益的有效实践者。

综上所述，现实危机导致社会结构裂变，社会结构裂变的同时，思想裂变如影而至。伴随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的解体和失范，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深陷三重危机。在整体性危机之中，知识精英渴望整体性和颠覆性的解决方案。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的不公是“为人民服务”思想提出的基本逻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将原本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念扭转过来。经由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8年的《论持久战》、1939年的《纪念白求恩》直至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对于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伟力认识逻辑越来越清晰，人民作为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理念和意识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和骨髓。“为人民服务”思想彻底摒弃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道德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表现。

二、“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哲学意蕴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化，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哲学视野来看，“为人民服务”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意蕴。

1.“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民服务”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的理论逻辑，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力量源泉。“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其利益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党在一切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最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首要前提，尊重、相信人民群众，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地位。从理论和实践双重视角来看，“为人民服务”思想是群众路线的理论实质，群众路线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实践路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利益至上，得民心、谋民利、顺民心，是党长期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拥护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人民主体论”在实践和理论视阈的延伸，两者高度契合。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1096

“为人民服务”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科学逻辑在近代中国的成功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价值话语的必然。1840 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三座大山的黑暗压迫，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合流约制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仁人志士希冀构建新的价值话语以开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但屡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便毅然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彻底决裂。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不懈努力和斗争，并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日渐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使绵延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上首次建立起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权，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凸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人民利益出发，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为新的历史起点，充分认识和重新审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2.“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具有深刻的同源性。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所有问题都肇始于实践，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然来自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实践出发，意在解决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主体）与世界（客体）关系的最高抽象。旧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之一就在于社会史观上忽视或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从人类的产生、生存和活动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活动本质上就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体现和根源的统一。

“为人民服务”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和首创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分子将农民运动斥之为“痞子运动”，并慨叹“糟得很”。而在毛泽东看来，“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8]16抗战开始后，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各执一词主张“亡国论”和“速胜论”，叫嚣中国“再战必亡”和短时期内中国可凭借英美等国援助迅速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驳斥了两种错误论调，认为抗战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中明确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就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因此，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争取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9]167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再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7]511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出现严重困难。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要求精简非生产人员，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2]1004同样，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归根结底也是人民的实践。正如所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0]

3.“为人民服务”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同的语境中价值的含义不尽相同。在哲学的视阈中，价值指代物的属性与人的需求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事物（客体）对人们（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价值观则是指人们对价值的根本看法与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类历史上既往价值形式的根本不同在于价值主体的扩张。价值观关涉到一个政党的灵魂与立党之本，关涉到一个政党的未来与前途，是其凝聚人心、汲取力量和引领民众的精神武器。阶级社会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换取少数人的利益满足，造成物权异化。在马克思的视角中，“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他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3]288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明确了自身的价值追求。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1094-1095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价值观的引导手段和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引领广大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改变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凝聚共识，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六大以来，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基于历史任务的不断变迁，95年来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具体形式和表达方式上虽不尽相同，但却能够确保自身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方向的一致性。经由“救亡图存、 翻身解放”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再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直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己任，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1]

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当代价值

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自身的根本宗旨。现阶段，“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形成强大合力。

1.“为人民服务”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独创。“为人民服务”就是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解决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问题，我们党才能不断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12]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便将人民利益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为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做出了明确规划即要坚持为无产阶级、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独创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使之成为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如前所述，“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形成与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彻底批判和扭转有史以来人类社会错位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价值话语，是对既往价值话语的根本改造和深刻重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政党，“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与以往中国社会的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本质区别之一。95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历史。1919年五四期间，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初步领略了人民力量的强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背负起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使命，以求得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为己任，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极价值追求。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首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人民的利益特别是生存问题展开工作。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8]137抗战期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以及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摒弃前嫌，与国民党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4年，毛泽东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抗战时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历经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日臻成熟。1945年，毛泽东面对黄炎培“周期律”之问时胸有成竹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和新的土地路线，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转变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历经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继毛泽东之后，党的历届领导人秉持“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反复强调其作为共产党员最高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党的一切工作，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党的全部任务”；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英雄”，“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1]

2.“为人民服务”蕴藏着丰富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面临“道德危机”的今天，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改造党员和革命群众主观世界的探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缔造了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等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缔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战争间隙又通过发动“大生产运动”，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保证抗日根据地顺利渡过难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创立了以两个“敢于”、两个“务必”为中心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又先后塑造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救灾精神等，“为人民服务”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丰富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释放社会活力，强化人民群众在改造主观世界中的实践主体性。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诸多问题的不断出现，道德领域的危机日渐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指导消弭道德危机的根本指南。

近年来，腐败现象在党内有蔓延趋势。腐败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水火不容，其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国家权力。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官本位、人身依附、家长制、裙带关系、特权思想等消极腐败现象与党的性质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侵蚀了党的肌体。惩治和预防腐败关系到党的根本性质和生死存亡，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1]“为人民服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上的延续性，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价值标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总结和延伸。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发扬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民族精神，才能发扬以改革创新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中没有党，心中没有人民，心中没有“为人民服务”就难以拒腐防变，难以维护和保障人民利益，更谈不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7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价值哲学研究

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问题不断地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20世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受人类中心论的影响。在这种价值导向下，关注人的利益与价值远远高于关注自然的利益与价值，人是为了满足自身及其后代的利益和需求而履行保护自然义务以及其他的义务，所以那时候的价值哲学研究在于主张和关注人的价值，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最大程度利益的获得。

然而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价值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进入一种非平衡的发展状态，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问题加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逐渐关注和重视自然的价值。进入21世纪，逐渐产生了与不同于“人类中心论”的“非人类中心论”，它在后现代范式中被建构出来，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并确立新的价值主体――自然界，强调把人的价值与尊严延伸于人类社会以外的自然界，把人类之外的生物、自然物看作具有等同于人类的价值对象，因而是将对人的价值哲学研究扩展为对自然价值的“泛价值论”的价值哲学研究。因此，价值哲学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分歧与争议。“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哲学研究在研究客体上发生了变化，认为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非人存在物亦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从而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理论，认为“自然价值”是自然对于整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价值哲学研究呈现出对内在价值理解的不同，以及人是否是价值的唯一载体的争论。

其实，“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存在相通的介质，从价值哲学角度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非中心主义”能够实现辩证的对立统一。即人作为能动性的主体，在实践中把人自身的价值尺度与物的价值尺度真正地统一起来，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从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以全人类全面发展为本，就是坚持人类价值的本位性，统一人与物的价值尺度，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而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整体和长远利益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目标，这也是价值哲学的归宿和内驱力。因此，以人为本的价值哲学研究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体现出来的。

接纳价值的多元化与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

在全球化发展浪潮中，全球文化呈现多元化面貌，多元文化之间呈现的冲突与融合，其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和融合，价值多元与价值观的泛化成为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全球化将导致全球社会结构从领域统一到领域多元的转变，进而促使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四大领域中价值的多元化发展。对于我国处于转型期而言，价值哲学研究面临的客观状态为：多元价值的泛化与主导价值的集中统一的冲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心理与社会理性的价值冲突。

面对多元价值的泛化以及消解价值冲突，价值哲学研究应持有宽容接纳的态度，在认真地对待价值观的“主体性”的同时，还要承认与接纳价值的“超知识性”与“多元性”，促进社会主义多元价值的和谐与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和而不同”，维护社会安定与稳定，同时促进社会文化、社会思想的繁荣与自由。从实践论角度而言，价值哲学研究应该走向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立场，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和人类的价值视野来思考各种问题、谋划共同发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面前，价值哲学研究从人性与文化视角解除当代价值的冲突，突出和彰显人文生态的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对于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实践具有正确与健康的引导作用。因此，价值哲学研究在接纳多元价值的泛化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人的客观存在及其实践活动是价值世界的核心，回归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弘扬人文精神，极力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突出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社会影响与主导地位，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和尊崇劳动等观念的深刻内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价值观，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地位。

价值哲学研究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统一的作用，还在于调整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辩证关系，促进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与体制下，“价值”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多样化，甚至相互冲突，个人价值观以及价值取向也呈多样性，甚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互冲突，进而影响和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价值哲学研究应注重在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前提下，将个人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紧密地统一起来。

从知识逻辑到问题意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

价值哲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独立的哲学学科以来，发展至今人们逐渐意识到价值哲学只有从问题出发才能获得自身发展。价值概念本身在尼采那里突现出来，并为现代哲学确定了一个方向――把价值问题作为中心问题来研究。由此可知当代价值哲学研究不再囿于价值问题进行价值科学形而上学的思路发展，而是转而对实际思想和实际生活的张力逐于极度紧张的现代性问题意识进行展开，基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化，价值哲学研究逐渐从知识逻辑走向问题意识。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哲学研究正努力寻找与探索一种具体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如何在一种新的哲学立场上来克服人类文明的危机，从而重建人类的价值理想。

显然，价值哲学在问题意识下重构人类的价值理论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与实现情境，对于目前我国而言，价值哲学研究的重点目标在于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系统研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价值哲学研究不断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判断、道德选择、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加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努力克服物质生活富有而精神空虚、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现象，确立健康向上的精神支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8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历史的规律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和运用，从而根据历史的规律，加速社会的发展，创造人间的奇迹。在人类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的奇迹，这些奇迹推动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发展更加光彩夺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间又一奇迹。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世界震惊，为世界所瞩目。创奇迹必有大智慧，而哲学是智慧的集中表现。中国发展的哲学精神是什么？人们对此有不同解答。我认为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中国发展的哲学精神就是实践价值哲学的兴起。

一、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全面超越

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从自发到自觉。价值哲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于西方，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西方价值哲学中，有的学者持情感愉快论，认为能使人愉快的东西就有价值；有的持兴趣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人们对它发生兴趣的东西；有的持欲望对象论，认为我们欲求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有的持满足需要论，认为价值的本质是满足需要；有的持情感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这些都是人们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产生的自发性的表现。西方价值哲学中的评价结果论、心灵赋予论，认为价值是评价的结果，价值是人的心灵赋予的，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认识造成的错觉。习惯成自然，这也是一种自发性。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甚至世界各国主流的价值哲学存在的根本问题都在于崇拜自发性。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西方价值哲学中曾兴起客观主义价值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包括直觉主义价值论和现象学价值论两个学派，它们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来谈论价值，认为价值是事物固有的，否则价值的相对性、历史性，是机械的、僵化的客观价值论。从直觉或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这也是一种自发性。由于受自发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

要使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怎样才能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呢？这个问题我从马克思关于认识真理性问题的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人的思维的真理性问题，单纯从理论出发去争论，就会陷于经院哲学，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论述启示我们，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是否正确，也只能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的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而不能脱离实践，仅仅从理论出发去解决。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单纯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或从评价结果、或从心灵出发理解价值，实质上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去理解价值。西方一度颇有影响的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也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二者都是脱离实践的理论价值哲学。西方价值哲学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崇拜自发性，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陷入理论价值哲学或经院价值哲学的窠臼。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则是实践价值哲学思想。

由此我发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价值哲学，即理论价值哲学和实践价值哲学。

什么是理论价值哲学？什么是实践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是脱离实践，单纯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出发，从主体心理出发，或从直觉或直观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实践价值哲学则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以唯主体论或唯客体论的思维为指导；实践价值哲学则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理论价值哲学以个人为价值主体，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从个人的情感、兴趣、爱好、欲望、需要等出发；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结合起来。理论价值哲学以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为主体尺度；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主体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主体尺度。理论价值哲学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忽视真、善、美的价值，急功近利，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人类长远价值和崇高理想；实践价值哲学则认为哲学价值是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的统一，把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统一起来，既重视当前行动，讲求实效，又重视理想信念和道德建设。质言之，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以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单纯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出发去理解价值，是典型的脱离实践的理论价值哲学。而邓小平的价值哲学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则是实践价值哲学。

西方理论价值哲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主观主义价值论，另一种是客观主义价值论。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以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理解价值，或从评价结果，从心灵出发理解价值，否认价值的客观性，把价值视为主观偏好，不能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忽视逻辑一贯性，忽视人们的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并非都是健康的合理的，在理论上陷于混乱；受本能支配，热衷于追求感官快乐和眼前价值，忽视长远价值和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使价值哲学庸俗化，使西方道德理论和道德文化生活陷于混乱。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以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固有的，否认价值的相对性、历史性，思想上陷于僵化，作为一个学派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今天的西方价值哲学成为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一统天下。

实践价值哲学有三种形态：一是原生态的或朴素的实践价值哲学，即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这是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二是坚持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从客观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三是坚持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四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主体发展、社会发展为价值的基本尺度；认为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五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既重视当前工作实效，又高度重视理想、信念、信仰、道德建设，体现了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第二种形态是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广大干部群众中流行的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从客观效益、效果、实绩出发理解价值的客观效益论。这种形态，实际上是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认同，反映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种形态是学术形态的实践价值哲学，即效应价值论，它是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的学术解读和理论阐释。效应价值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价值论，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从价值的客观存在、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效应出发去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客体主体化，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或正效应，是正价值；消极效应或负效应，是负价值。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出发理解价值，体现了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坚持主客体双向互动、相互作用，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高度重视主体的作用，同时高度重视客体的作用，反对唯主体论与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坚持以发展、主体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反对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功利价值的思想。

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首先，实践价值哲学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事实胜于雄辩，有力地证明了价值的客观性，是对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否认价值客观性的超越。其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以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凡实践证明能促进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就有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理论严整，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忽视逻辑一贯性的弊端的超越。再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讲求实效与崇高理想、信念、道德相统一，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超越。最后，实践价值哲学坚持实事求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从事物相互联系和发展中辩证地理解价值，是对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机械、僵化思想的超越。所以，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弊端的全面超越，为价值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使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各国主流价值哲学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实践价值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中国对世界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被认为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局面。[2]

二、中国快速发展与实践价值哲学

要使中国快速发展，特别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在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曾有过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过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发展的失败的教训。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用28年时间，了的反动统治。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使中国屹立于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发展。这次革命的成功，从战略上说，就是坚持走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哲学上说，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经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世界列强的侵略，积贫积弱、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快速发展。1958年中国兴起了运动，力图快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二年赶上英国，钢产量一年翻一番的目标，土洋并举，全国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矗立，机关干部、大中学生都大炼钢铁。由于不懂炼钢铁的知识，结果炼出一堆炉渣，造成严重浪费。，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失败的原因，从经济学上说，就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从哲学上说，就是只讲需要，不问是否可能，不尊重客观规律，就是主观冒进。从根本上说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这种思想，从价值哲学上说，就是满足需要论，即认为能够满足需要，就是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按照这种观点，符合我国人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需要，是有正价值的。但结果又如何呢？的挫折，宣告了满足需要论的破产，也宣告了违背实事求是、主观盲动的破产。

当然，的挫折，也促使人们寻求持续、快速而又稳定协调科学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引导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就是实践价值哲学。

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在我国已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广大群众中广为流行的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实事求是的客观效益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邓小平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居主流的地位。大众实践价值哲学也体现了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指导与影响。

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优势：实践价值哲学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几千年人类进步思想的精华的结晶。它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引导人们从客观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因势利导、灵活机动地创造发展空间。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以实事求是思想作指导，就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实践价值哲学思想，体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运用于价值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坚持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理解价值，实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价值活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崇高理想与求实精神的统一，远大的价值追求与艰苦创业精神的统一。

实践价值哲学思想，体现了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它坚持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在价值哲学中的运用。实践价值哲学把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结合起来，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落实到人民的幸福生活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实践价值哲学思想，体现了价值观与科学发展观的统一。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社会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高度重视发展速度；同时又坚持实事求是、讲求效益，重视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反对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且，坚持发展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所以，实践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的发展。

实践价值哲学思想，体现了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的统一。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眼前利益与人类长远利益相统一，求实精神与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相统一，努力克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只追求眼前价值而忘记崇高理想的不良倾向，有助于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

30多年来，在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正确性与生命力。

实践价值哲学的指导，为什么能推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协调持续快速发展？

第一，实践价值哲学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是实践价值哲学的灵魂。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无往而不胜。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讲求实效，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就能使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实践价值哲学坚持为人民造福与科学发展相结合。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各项工作顺应民心，得到广大人民拥护与支持，保证了社会稳定和谐；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稳中求进，避免折腾，保证了全面、协调、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实践价值哲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求实精神与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相统一，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相统一，辩证地处理各种关系，保证了各项工作全面、健康地发展。

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3]实践价值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具有无限的力量。这是它能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9

一、高校哲学理论教育的内涵

所谓的高校哲学理论教育，就是指高校通过哲学理论教育，从而启发大学生的智慧、培养大学生真善美的道德品质和促使大学生积极探索人生价值。要义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哲学理论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真善美的道德品质。哲学彰显的是美的价值与学问，对大学生进行哲学理论教育对大学生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统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二，高校哲学理论教育启示大学生积极探索人生价值。中国传统儒学通过“立德、立言、立功”来获得生命的永恒，给大学生提供“应当如何”、“应当追求什么”的价值指引，把大学生带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不断追求新的人生境界。为此，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如此盛赞哲学：“哲学，人生的导师，至善的良友，罪恶的劲敌，假使没有你，人生又值得什么。

二、高校哲学理论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工具理性的认识导致对哲学理论教育的漠视

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工具理性在大学的盛行导致哲学理论教育日渐衰微，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就业前景好，待遇高的课程受到青睐，在大學生中出现了“考证热”。各种新兴行业催生了一大批热门课程，而哲学课程则受到冷遇。第二，导致大学生更加注重知识的运用效率，知识结构严重失衡。在大学生中，一些能让他们安身立命的专业知识受到重视，而把与就业曲高和寡的哲学知识视为边缘知识，这就造成大学生对哲学的漠视。

（二）灌输式教学方法导致难以满足学生需求

灌输式教育也被称做“注入式”教育，是以被认定的客观知识单向输入受教育者的教学方式。它是一种控制的、封闭的、远离生活的教学方式。灌输式教育导致哲学理论教育中大学生的学习障碍，其主要表现在：第一，灌输式教育导致大学生在认知上的障碍。第二，灌输式教育导致大学生在情感方面的障碍。灌输式教育忽视学生的情感，把学生视为形而下的知识的容器，使学生难以在心理倾向上产生学习的欲望和主动向学的积极态度。第三，灌输式教育导致大学生在行为方面的障碍。灌输式教育把知识当成僵化的教条，学生无法用所学的哲学理论指导实际的问题。

三、高校哲学理论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重新认识高校哲学理论教育价值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0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马哲学界出现了一股价值观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哲学界亦适时加入了对价值观的讨论，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被公认为传统价值观研究的开创者。事实上，海外新儒家在苦心孤诣诠释传统哲学特质，弘扬中华文化主体意识之时，就非常注重从价值观的角度论述中国哲学。唐君毅先生尤为突出，他在其体大思精、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概论》中，尤为突出了儒家的价值论。晚于其约半世纪的大陆学者李景林先生，在以“教化哲学”为核心揭橥中国哲学特质之际，亦极力阐明了中国哲学归本于价值论的特色。唐、李二先生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各自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理论系统，并皆注重从价值论视域挖掘中国哲学特质，体现出当代儒家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特色和成就。深入探讨他们的中国哲学价值观思想，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质，把握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促进价值观研究和落实，开展中西哲学对话，皆有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重价值过于存在”的一家之言

唐先生的《哲学概论》（出版于1959年）可谓当代哲学史上不大受人重视的一部“奇书”。①先生有见于已出版的各种哲学概论类书籍皆具有不提中国哲学的共同缺陷，故写作该书，以为中国读者学习哲学的教材，然该书并非一般的哲学概论之作，实为成一家之言之作，它在综合英、美、德等国哲学概论写法优点的基础上，融合贯通，创造出一种新的体裁，目的是在证实中国哲学传统精义的同时，成就一家独创之说。“期在大之，可证成中国哲学传统中之若干要义，小之则成一家之言。”②该书以价值论的阐述为中心，在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凸显出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

1.哲学视野下的“价值”观。唐先生是哲学家，始终立足于哲学的识度来定位价值。在他看来，哲学虽很难有明确定义，然传统儒学知行兼贯之学最中肯綮，它包含了西方重视哲学与科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关系的思想内涵，兼顾了知行、语言与超语言、存在与超存在界，涵摄、融化了西方对哲学概念的一偏之见，体现出包容博大气象。它将行直接视为哲学应有之义，突出了哲学应重视实践、实修、成己成人的价值立场。唐先生认为，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现价值的存在之学。他说：“哲学是一种以对于知识界与存在界之思维，以成就人在存在界中之行为，而使人成为一通贯其知与行的存在之学。”②④⑤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55、159、430页。

唐先生据此来判定哲学的真正价值。全书第一部“哲学总论”之第11章“哲学之价值”详尽论述了此点。他提出学哲学者具有“理由化”现实生活的弊病，病根来自“哲学”的本性――追求知识、存在与价值的贯通。人在追求这种贯通的过程中，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理想现实化，“以吾人所真肯定为有价值之理想……以观现实之存在之事物……而提升超化原来之现实存在，以成为更合理想之现实存在。”这一路径逆而难。二是现实理想化。“不求实现吾人原所肯定为有价值之理想，而以哲学惟当就已成之现实存在，而贯通关联的加以了解之为事。……说明此现实存在者，亦原为有价值合理想者，而加以理由化为事。”此道顺而易。唐先生认为，第二种是学哲学的病根所在，为了使哲学活动真正具有价值，必须在讲究哲学方法的同时，兼重哲学修为，以变化气质，此则完全归本于儒家哲学之工夫论。实现此工夫的根本在于培育超越流俗、摆脱当下、目穷三际的精神，“吾人有拔乎流俗之精神，两眼不只看现实存在，而能尚友古人。瞻望来者，则吾人可转移：吾人之将现实存在，加以理由化之意识倾向。”②

2.价值重于存在的价值优先立场。《哲学概论》分哲学总论、知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四部。唐先生指出，尽管就分量而言，价值论所占最轻，然就精神而论，价值论最重。“故本书之精神，实重价值过于存在，重存在过于知识。……而价值论之思想，则中国书籍所夙富。即愚平昔所作，亦以关于此一方面者为多。”唐君毅：《哲学概论・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形上学所论，主旨在于论述价值对于整个宇宙的意义；知识论所论，则在于知识是否具有真理的价值，如何来判定其价值。讨论人生为主的价值论比讨论形上世界的存在论更重要，为全书精神寄托所在，中国哲学最为擅长价值论，拥有最丰富的价值资源。

以分量最多的知识论为例，唐先生认为，知识论是“讨论知识之所以为知识之一种哲学”，其中心问题是为说明“何为知识？”④知识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当今流行的乃是“指一种纯理智的关于事理名物之分辨之知”，相当于西方的knowledge， 而就中国哲学来看，广义的知识应包括知识与情感、意志、识度、行为的关联，它涉及人的实践行为，最终要“转识以成智”，化见闻所知为德性之知。知识价值问题的产生在于知识本身的功用和对现实人生的作用。可从内外、正负两个角度看待知识的价值问题：“一是就知识之内部，看各种真知识之正价值。及与真知识相杂而又相违之种种认知状态中之负价值。二是从知识之外部，看知识对整个人生文化之正价值及负价值。”⑤他特别提出，即便是表现负价值的认知心态，亦可转化为正价值，仍有其作为过渡、工具的积极意义所在。就知识外部来看，知识具有实用、审美、道德、宗教价值，通过将它们对象化之后，亦有其负面价值，如能将之内在化，则其负面价值可被超越，此皆有赖于人在求知历程中的努力。

3.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哲学价值。该书无论讨论何问题，皆从中、西、印比较的视野入手，体现出鲜明的比较哲学性质。这种比较采取或明或暗的方式，无处不在，无不贯之，实为全书“精神命脉所在”。唐先生言，“本书论哲学之意义、内容、方法……知识论、价值论问题，重各不同方式之答案之比较。……凡此等等比较异同之处，虽未尝列为机械之条目，实为本书之精神命脉所在，而异于一般之哲学概论者。亦可名之为比较哲学导论。”③④唐君毅：《哲学概论・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5、3页。此比较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全球视野下的哲学比较。著者学养深厚，见识广博，对任一哲学问题之论述，皆善于将中西印三大哲学观加以比较，继而再就每一哲学内部加以区分比较。全书篇目结构布局即充分显出比较的特点，比较论述的基本顺序为西、印、中。对于内容较多部分，则再就哲学史发展演变的先后加以论述。在比较的同时又注重综合贯通。作者对此写作方法有明确自觉，认为本书综合了三种哲学概论的写作特点：重问题分析的英国写法，重答案排列的美国写法和重系统建构的德国写法。

二是力求中国哲学本位而不废吸收西哲之优长。唐先生写作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以中国哲学为主，西方、印度为辅，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对“哲学”加以新的论述。唐先生颇为遗憾该书仍以西方材料为多，“而所取之中国哲学之材料，仍远逊于所取于西哲者之多，尤使愚愧对先哲。唯此中亦有一不得已之理由，即西哲之所言，慧解虽不必及中国先哲所言者之高，然理路实较为清晰，易引人入于哲学之门。”他承认，尽管就智慧、境界论，西哲不如中哲高明，但在论述的清晰、明朗、逻辑条理上，则中国哲学必须吸取西方哲学的长处，这也体现出唐先生并非狭隘的中国本位者。

唐先生在谈到如何体证中国哲学的高明境界时，特别提到对西方、印度哲学的学习了解是获得中国哲学智慧的途径之一。这是唐先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哲学的一个创见，肯定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不仅具有理论的阐明意义，而且在实修实证上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他提倡在充分吸收了解西、印哲学的基础上，再展开修养、实证工夫的立场，亦符合先儒先知后行、知行合一的精神。“然吾人若能将本书所陈之各派形上学之问题，一一经过，再将西方哲学中上帝之理论，及唯心论之理论，与印度佛教中之转识所成之智心之理论，加以彻底了解，融会贯通，亦不难由推理而加以了解，然后再用修养工夫，加以实证。”⑤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99、135页。

4.“以儒家思想为归宗”。唐先生的思想具有浓郁的中国价值文化本位特色。该书对价值问题的讨论虽为全书分量最少一部，但却是全书压轴和命脉所在。全书并非专言价值，但在哲学总论、知识论、形而上学等部分，皆隐含着归宗儒家价值的倾向，至价值部则彻底彰显之、阐明之。自序言，“然贯于此部之一精神，及每讨论一问题，最后所归向之结论，则为中国通天地、和阴阳以立人道、树人极之儒家思想。此以儒家思想为归宗之趋向，在本书之第一二部已隐涵，第三部乃显出。于本部则彰著。”③唐先生在行文中亦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本书重价值的特色，他认为这是该书异于同类著作的另一显著点所在，如指出“哲学总论”中“论哲学之价值一章，最后归于哲学之表现价值，赖于为哲学者之道德修养。此皆他书所未及，而遥契于中西大哲之用心者。”④

以“哲学总论”为例，唐先生对于哲学的定义，强调知行贯通。对哲学方法的认识，亦突出中国哲学的直觉法和超越的反省法与贯通关联法。而哲学方法的总目标则是：“成就我们对于各种知识、存在与价值之关联贯通之认识或自觉。”⑤欲实现此认识自觉，则有赖于哲学心灵的“超越性与亲和性。”唐先生认为，最高的哲学价值不在于理论思辨的精密、丰富，而在于哲人自身的哲学实践活动，是否能培育出一颗超越古今人我的无限量的道德心，这是决定哲学活动能否表现最高价值的根源所在，它完全依靠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努力，哲学最高价值不是一个现有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证成的存在，应以身体道，以人弘道。如此，道才可能真实地存在。这种归本于东方强调修行实践、人、道为一的体验修证的哲学立场，不同于西方外在化、客观化研究对象的分析论说式立场。他说：

吾人真欲使吾人之哲学活动，表现最高之哲学价值。则吾人须有一超越吾个人之哲学活动，而通于天下万世之古人与来者之哲学活动，与其他人生文化活动之心量。而此在根本上，仍是一道德的心量。人唯力求有此道德的心量，乃能使其哲学活动，表现最高价值。则哲学之最高价值，乃由吾人之努力加以实现，而后真实存在，而非可只视之为一已成存在。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6、156、5、482、483、488、490、532、685、687页。

由此，唐先生自然地得出一个关于哲学价值意义的结论，“哲学之根本意义，在贯通关联不同之学问。此使不同之学问，贯通关联，以印合于心灵之整个性，以形成统一和谐之人生，亦即哲学之主要价值之所在”。②他以“通一”精神的追求、心灵完整性的实现，统一和谐人生的构建作为哲学主要价值，显然是中国哲学“殊途同归”“道通为一”“致中和”“保合太和”精神理想的再现。

5.“和阴阳以立人道”。该书尤为倾心于“和阴阳以立人道”的儒家思想，视此为前所未论的创见所在，足以消除西方思想之弊病。“本书中论阴阳之义，散见各篇，而引绎之以解决西方之若干哲学问题。乃他书所无，亦愚昔所未论。”③

该书“形而上学”部特设两章论述阴阳思想。唐先生指出，“儒家之形上学，主要在其天人合德之理论。”儒家形上学根本在于天人合德，通过心性道德诸概念的阐发，突出生生之仁的价值根源义、中和太和的价值流行义、至诚无息的价值实现义。儒家天道论特色是“直对当前之天地万物，而言其生生与变易。此根本态度为即物的，亦重有的。”④儒家天道论与他家界限所在是，“物之所以为物，唯在其性其德，离此性此德，则亦无物。故物亦非现象之后之实体，如常识之所执。”⑤表现为创生变易性，这种物性在阴阳相继中呈现，在此大化流行生化往复的过程中，善的价值亦随之流行不息。此实为朱子所言阴阳流行义，唐先生称为“纵的阴阳”。而阴阳定位对待的，他称为“横的阴阳”，即“并在之两物，相对相感时之阴阳关系。”透过此相继相感，可知万物皆处于此定位相待、互相感应之历程中。唐先生进而讨论了五行生克说，中国阴阳五行论虽是对现象生灭的解释，然“并非重在观前后现象之互异，而重在观物之能由化去其所呈之形象。以生出新形象之作用功能，或生之性之德。”⑥相对于无与灭，中国哲学更加重视生与有，重生的价值观。如从纵的观点看，则“以五行表一事物之生化历程之全程之义。”事物之生长，有内外两种限定，内在限定表现为“性却并非一时全部实现，而只能依序而现，方成一历程。”⑦唐先生进而指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元二元之争，源于对事物对偶性关系的认识。但中国思想的阴阳说，从相反相成的角度对此对偶性有根本性的说明，完全可以消除西方的二元对立论。“中国思想中，则对一切事物之对偶性，已有一原则性的说明，足以消解西方哲学中之一元二元之争，此即中国思想中之阴阳相对，似相反而实相成之理论。”⑧

6.孝友人伦之形上价值。唐先生指出，中国先哲形上学的原则是，“形而上之存在，须以人生之修养工夫去证实。”并且“更较印度哲人为彻底。”⑨中国形上学的特色在于其超越之路并不求解脱世间，而是“从对于世间之若干事物，正面的直接加以肯定承担处下手。”⑩而对世间诸事物，最肯定者则为人伦关系，此亦为中国独有之价值所在。尽管东西古今之宗教家等皆重道德伦理，然中国道德形上学的特殊在于：具有人伦关系的父子、兄弟等其心灵彼此互相内在而相包涵，即古语“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和“以父母之心为心”。儒家此伦理关系另一深层次意义在于：在博爱贯通一体相互包含对方之同时，亦保有自身心灵道德的独立性与差别性。孝友之道的另一形上意义就是天人合一，因为人的降生，是自然生命演化，因缘聚会、上帝行为的结果历程，人的孝道是对此历程的回应。此为人生价值挺立的起点，由此而发的孝心是积极有为，承担世界的立足点，能够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人道的树立，来回应人生历程的开启点。由此亦可以看出先哲重孝之形上学意义较之西方、佛家等说尤有优胜之处。

中国伦理思想既不鄙弃自然世界，不将之二元化，又不美化现实世界，而是主张对现实世界的超化内在于人之心性中，人之心性又与天心天性相通，这种天人合一之学，打通了内外人己的合一，实现了主客观的贯通，走向了心性内在而神圣超越的主客合一路向。其对心的认识专注于道德之心，而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之心，这是最高明的道路，西方“康德后之唯心论之形上学，与印度式之去妄归真，转识成智之佛家形上学，在此皆不免落于哲学之第二义矣。”唐君毅：《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92页。如何来做此工夫，唐先生认为应当通过圣人之心来观照自我之心和天心，圣人之心也不过是人人同具之恻隐之心，不过圣人将此心量充扩至极，达到了精纯无杂，纯为天理流行的境界，遂与天心合一。

二、价值论视域下的教化儒学

1.“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即是价值哲学”。李景林先生是国内“教化儒学”的倡导者，他从教化-价值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主张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价值哲学。教化儒学的特色，可参看程旺：《“教化儒学”的理论系统及其展开――李景林先生的儒学观述评》，《人文杂志》2015年第7期。其理由是：就中国哲学的体系来看，其理论基础是价值判断，预设有一个至善的终极实在。它统摄了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的努力便是帮助整个宇宙来实现、回归这一至善境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家哲学主张德性是至善本体，价值本体。正因为中国哲学预设了价值本体，而此本体通贯于天地人之中，因此，它兼具主体性、客体性、主客交互性。价值就超越了一种仅仅限定于人的关系范畴，它不是主体的欲望、需求，更是客观的实体范畴。此实体即是德性自身。他说：

中国哲学从本质上说，即是价值哲学。因为它的哲学体系主要建立的基础是价值判断，认为终极实在是一个至善的存在。……应该说，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儒家哲学的主流观点，皆认为德性就是至善的本体，也即价值本体。……因此，价值不仅存在于主体，亦存在于客体，还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在中国哲学家看来，价值并不仅仅是一种属人的关系范畴，更是属于实体的范畴。尤其在儒家看来，德性即是本体，德性本身即是终极价值之源。④李景林：2014年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投标书（未刊稿），第43～44、38页。

2.“价值，中国哲学的核心和辐射源”。李先生认为价值观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哲学理论的核心所在，又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直接作用改变于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活面貌。“价值观是哲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与生活本身联系最紧密的部分。”一方面，价值学与哲学都以研究“人的问题”作为共同的主题，哲学从形上、终极的角度提供存在生活的理论依据和支撑，属于形而上的天道之学。另一方面，传统哲学的根本特质是天人合一之学，始终将宇宙与人生、天道与人道贯通一体，即天命下贯与下学上达是互为一体，相互证成的。为此，李先生提出“哲学――价值学”这一概念，来定位中国传统哲学“天人一体”之学的致思特色，突出哲学与价值学的一体，此一洞见非常契合儒家经典精神。

在中国哲学中，价值学与哲学密切关联，它们共同以“人的问题”为关注对象。一般说来，哲学更多的是从一种形而上的、对世界的终极原因的探寻方面为人的存在、生活提供理论的依据、支撑，但当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将目光从宇宙转向“人”的时候，一种探讨“天”、“人”关系的“哲学-价值学”的思考方式也随之产生，追求“天”与“人”的“合一”成为中国价值哲学的精神特质。④

李先生还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下来定位中国哲学中价值的核心地位。指出“后康德时代”以来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印证了哲学形上学的基础只能扎根于实践价值领域而非认知理性。“从康德以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形上的观念，只能在实践的、价值的领域奠基，而不能以认知的理性为基础。”李景林：《理解与探究――李景林先生笔谈录》，《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页。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学界并未能树立价值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应有的核心地位。他说：

西方哲学……价值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在中国哲学中，真理与价值、真实与应当、实然与应然本一体不可分。价值或存在实现的问题，乃是贯通于所有哲学问题的一个核心而非仅仅哲学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讲中国哲学，往往是按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把其内容抽象为不同的哲学部门来表述，把中国哲学中的价值问题仅仅当作其它哲学问题之外的一个问题来讨论，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它把中国哲学中“价值”这个关涉全体的根源性问题窄化了；与此相应，它也使中国哲学的其它层面的问题失去其作为“染色体”的体性规定，蜕化为一种缺失了自身生命特质的抽象概念，二者由此皆失却了其本真的意义。②③④李景林：《价值问题对中国哲学具有根源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观问题》（《京师中国哲学》第3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如何看待价值，是中西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哲学注重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一体贯通。故价值问题并非与认识、知识等问题相并列，而是统摄其他诸问题的中心线索。中国哲学研究所走的一条弯路，就是完全遵照西方的理论架构来剪裁中国哲学的材料，使得原本居于中心统摄地位的价值问题沦落为边缘性问题。造成的弊端是既使得价值丧失了应有的根源地位，由直指全体变为旁落一隅，若有若无；同时亦造成中国哲学的其他问题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了作为实践生命之学的特质，流为空洞的概念。故此必须重建传统哲学中价值的全体性意义，这是复兴传统学术、摆脱西哲束缚的必由之路。李先生反复致意于此，他说：

在中国哲学中，价值问题并非仅只是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于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这些问题之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中国哲学所关注的首先是人的价值实现、存在实现问题。……其它有关心性、性情、佛性、身心、道体、真理、社会、天人、神人、物我诸问题，皆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来展开。②

作为核心、枢纽、辐射源的价值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居于至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心性实践工夫，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它内在蕴含了心性、性情、真理、天人物我等问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把握中国哲学的内在问题及其特色，合理定位其未来发展，皆具有重要意义。

3.“价值世界是事实世界的基础和归宿”。李先生认为价值观是对“好”的事物、行为、生活的理解认识，是一种习惯和信仰。虽源于人的主体性，但却不能限于从主观化、情绪化、功利化的角度来理解。

什么是价值观？我把价值观理解为对于何者为“好”，何者为“好的事物”、“好的行为”、“好的生活”的一种态度和一套观念。这一套态度和观念固然与人的主体自觉、情感表现方式及其意向相关，但却不能仅依据人的主观情意指向、单从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③

在价值与事实关系上，中国哲学认为，存在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两个世界，价值世界是事实世界的基础和归宿，二者虽有各自领域而有时对立，然根本则应一致。相对而言，价值世界更客观实在，价值应统领指引事实，事实应力求与价值保持一致，否则即无意义，当摒弃之。西方价值与事实的两分造成的二元区别，造成了现在社会流行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落入了“情感主义”的漩涡中而难以自拔，严重影响了社会精神生活。借助传统的中国哲学价值观念，来重建新的当代价值形态，既有助于全球哲学理论的方向性调整，也能为真正改善当代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起到积极作用。

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想，特别突出价值与事实、应当与实然的二元区分。这导致了哲学家对价值和人文的主观和相对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现代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认真思考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返本开新，转出和重建其当代性的形态，这对当代世界哲学理论方向的调适及当代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亦是有积极意义的。④

4.价值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先生对价值的普遍性与相对性这一重要论题展开了详尽分析，讨论了以下问题：一，当代哲学价值相对主义观念的理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理智分析传统所形成的形式与质料二元分立的观念，正是现代哲学倒向价值相对主义的症结所在。”二，应以儒家哲学价值形上学的理论根据――“中道理性”来化除之；“儒家哲学则从知情的本原一体性出发理解心或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道理性’，以区别于西方哲学一般所谓的理性。正是以此为根据，儒家哲学构成了其对价值原则的独特理解。”②李景林：《教化的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177～179页。三，儒家哲学价值形上学的特征与意义在于作用或功能的超越性。“性、理、道作为形上概念，便不是像柏拉图那样的实体性概念，而只是一种点化、活化、和穿透此生生历程的功能或作用超越性概念。这个功能作用超越性，与实体超越性相对。……依照这种功能作用超越性的本体观念，我们便不必像康德那样，为理念的绝对普遍性而牺牲了情志的实质内容，也不必像当代西方哲学那样，倾向于价值相对主义。”②以上论述分析了价值相对主义源于西方哲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以儒家中道理性来消除之。儒家对价值的理解侧重从作用、功能、历程意义出发，而非如西方的实体性概念，强调是内外、情志、主客的一体。既坚持了价值的普遍性，又肯认了个人内在真实情感生活的必要性。

李先生反复指出，当代文化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实质上是西方传统哲学精神的延续发展，如果要把握价值的真理性，必须消除价值与事实相对立的观念。即价值的真理性，不是抽象的假设，不应从外在普遍性或内在抽象性来理解，而应该是内外一体的真实统一。中国哲学的特色就是突出价值与事实的本原一体性，体系了价值优于认知的思想立场。这有助于从方法上解决价值的普遍性和相对性问题。

5.儒家的价值实现方式与当代价值重建。李先生从“自我”概念的分析入手来讨论价值的实现方式。价值必然涉及个体实现问题，但儒家的个体观念与西方原子式的有重大差别，它着眼于人现实生活的存在境遇而非抽象的概念分析。儒家的个体观，是从人的存在的“通”性与等差性出发加以界定，注重人的实际生活和存在，而不是外在的概念分析，强调差异分位下的普遍沟通性，实现了差异与普遍的一体互证。为此，先生特别论述了儒家关于“独”的人格精神世界。其特点是内在、独体、个体、开放、动态，始终处于一个转化的历程之中。论述了儒家“和”这一观念的两个重要特点，即拒斥平均化和同质化，表现了儒家对个体性实现的独特理解。

李先生对当代价值重建做出了深刻反思，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关切。严肃批评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化的不良后果，批评“内化”说是造成民族价值精神失落的重要原因。因为价值本是良知自我决断、心灵自由选择之事，是反求诸己、无尤无怨之举。多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说教，则反复灌输对外在领袖、权威、宣传的服从，当作自我行动的指南。使得民众未能从内在生命建立其道德判断的依据，亦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挺立超越至善价值的基础。因此，走出价值建设的困境的当务之急是实行政教分离。④详参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5、196页。

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种种价值说教，其核心无非是一个“利”字，这种以利益为驱动的价值建设模式贻害无穷，已经造成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道德行为的失范。当代价值重建，必须摒除“以利为上”的价值导向。“我们过去有一个价值理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又强调阶级、集体、国家等不同层次的利益，其核心实质上就是一个‘利’字。”④以当前的“诚信”观念为例，出现了单一从社会交往、功利化的角度来理解诚信的倾向，丧失了儒家从德性和人格成就立场理解诚信的本来立场，表明社会存在严重的以利相逐的倾向。这种纯功利化的观念与自我成就的诚信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大大损害了诚信道德的重建。应当重新树立起诚信等价值观念道义至上的原则，方能从本源上端正风气，扭转颓气。

他指出，与功利性相伴的典型表现就是极端消费主义，只有儒家的“中和”观念才能对之加以扭转、调整。“在我看来，其最根本的弊端就是其文化观念上的极端消费性。我觉得，这个文化价值观念的调节，中国儒家“中和”的观念最合适。”②③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13、267页。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②

关于儒学价值的当代重建，李先生认为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着手。理论方面，其《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一书反复提出，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有所改变，要注重哲学与哲学史、思想生产与学术研究的区别，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形态。关键是要接续传统中“思想生产与思想史学术研究之相互共生的‘立言’方式”，这“对纠正当前哲学理论与哲学史抽象对峙的状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③实践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皈依。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认为由于长期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化，造成了儒家“血脉”的断裂，为了接续“血脉”，需要恢复经典的讲习、礼乐教化，最根本的则是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这是儒学传承的最重要载体。

三、小结

以上简略概述了唐、李两位中国哲学学者对价值论的阐释，尽管两位先生所处时代、地域，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并不相同，然皆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热爱，反映出中国哲学界研究价值论的某些共性。

首先，皆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凸显了归宗儒家的价值立场，既显示出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又处处洋溢着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唐先生的中西比较、归宗儒学的特色自不用言，李先生的行文中亦处处透露出中西映照，以中救西的儒家学术立场。他认为在此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之际，既须抱有开放之胸襟、世界之眼光，同时更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实现“世界性”与“本根性”的共存。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1

西方价值哲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我曾经撰文予以分析。即：一是理论上的混乱;二是价值追求功利化、庸俗化，导致西方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的混乱;三是西方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长期停滞不前，从而使西方价值哲学陷入困境。实际上，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陷于困境有其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再做些分析。

（一）西方文化的深层影响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统治，且理论混乱，陷入困境，其原因，首先是西方文化的深层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兴起，个性解放，人们冲破了宗教思想的束缚，个人的作用大大增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强化。人们就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问题，以个人利益，以自我情感、欲望、需要、兴趣为基础去理解价值。如前所述，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曾指出，当代西方文化是情感主义统治。他谈到西方的情感主义的特点时说：情感主义的自我缺乏任何理性标准。他们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所采取的任何观点进行批评。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的自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主义者。西方情感主义就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同样，西方价值哲学中的情感愉快论、兴趣价值论、满足欲望论、满足需要论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自我为中心的思潮的支配下，人们就会认为，凡能使自己快乐、满足自己兴趣、欲望、需要就有价值，而不论这种快乐是否健康，这种兴趣、欲望、需要是否合理。

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自我中心思想对西方价值哲学的影响，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在《意识革命――跨越大西洋的对话》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在西方学者看来，“我们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我们认为是生活中重要内容的东西。”[1]95什么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呢？彼得・罗素说：“在西方社会，许多价值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因素，在它的后面就是自顾自。他人怎样看我？我是否将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我怎样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是否拥有金钱？是否拥有物品？是否拥有能使我愉快的经历？我是否足以控制我自己的世界？这些就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行为的先决条件。”[1]96

彼得・罗素的以上论述表明，他认为价值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即价值是评价的产物，是纯主观的东西。他所持的这种观点，就是西方价值哲学中的评价结果论。彼得・罗素说：“在西方社会，许多价值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因素，在它的后面就是自顾自。”并指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行为的先决条件”。这就表明自我中心思想是西方社会把价值理解为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价值哲学中各种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盛行并长期统治，使西方价值哲学陷于混乱并长期停滞不前，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二）西方价值哲学先驱者思想的影响

西方文化对西方价值哲学的影响，首先影响到西方价值哲学的先驱者;而西方价值哲学先驱者的思想，又直接影响到西方价值哲学。

西方价值哲学的诞生，是从区分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为前提的。最早提出区分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的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休谟认为：“德的本质就在于产生快乐，而恶的本质就在于给人痛苦。”[2]330并说：“一个行为、一种情绪、一个品格是善良的或恶劣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们一看见它，就发生一种特殊的快乐或不快。”[2]511“发生德的感觉只是由于思维一个品格感觉一种特殊的快乐。”[2]511休谟认为使人快乐就是德，使人痛苦就是恶，即使人快乐就是有价值的，使人痛苦就是负价值。他是从情感愉快与否去理解价值，这是西方古代快乐主义伦理学思想的表现。美国哲学家麦金太尔说：“休谟把特殊的道德判断理解为感情、激情的表达。”[3]63也就是说，休谟是从感情、激情是否快乐去判断道德善恶，从情感是否快乐去理解价值。这种从情感是否快乐去理解价值的思想就是把道德判断理解为情感、激情的表达。实际上，这就是西方情感主义价值论的最初表现。

西方价值哲学的诞生，德国哲学家洛采起了很大作用，洛采被称为“价值哲学之父”。洛采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即经验事实世界、普通规律的世界和价值的世界，认为价值世界是情感和艺术的世界，是靠人们的情感，人们对善、美和神圣的思想而确定的世界。认为想通过逻辑和推理，通过经验事实和因果必然规律去揭示价值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价值世界属于情感的世界，把价值排斥于经验事实和因果必然规律之外。他的这一思想，也就是认为价值是情感的产物，是由情感决定的，是由非理性思维决定的。情感体验成为价值的基础，情感快乐与否成为价值的尺度，这种思想是典型的主观主义价值论。洛采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通过文德尔班而深刻地影响到西方价值哲学。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尼采，对西方价值哲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并宣布：“上帝死了”，否定基督教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尼采认为价值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赋予的。世界上有价值之物，论其本身总是没有价值，而是被赋予或被赠予价值，而我们就是赋予者和赠予者。他在价值哲学历史上首先提出了价值本质问题上的人赋予论。这种观点，是他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的表现。

尼采认为，人首先为事物创造出意义，评价就是创造。评价本身就是评价事物的财富和珍贵，事物经过评价然后才有价值。他最早提出了价值是评价的结果的思想。尼采的价值哲学思想，是典型的主观主义价值论。

休谟、洛采和尼采，是西方价值哲学的三位先驱。在价值本质问题上，休谟的快乐主义思想、情感主义思想，洛采的情感决定论，尼采的人赋予论和评价结果论等思想，都深刻地影响到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成为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导致在理论上的混乱，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

（三）崇拜自发性

西方价值哲学为什么会长期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为什么在理论上陷于混乱？为什么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

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在价值哲学中所谓崇拜自发性，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能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忽视逻辑一贯性，缺乏正确的远大的价值追求。所谓自觉性，对价值哲学来说，就是价值自觉，就是克服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倾向，从严肃的理性思维出发，从实践的结果出发，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坚持逻辑一贯性，确立科学的远大的价值追求。[4]271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在价值哲学中崇拜自发性，首先表现在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从情感出发去理解价值，从是否使自己快乐去理解价值。大家知道，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总是自发地倾向于认为使自己快乐的东西就有价值，使自己痛苦的东西就是负价值。人们饥饿了需要吃东西，渴了需要喝水，这种需要是人的本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能使人快乐或产生，所以人们总是自发地倾向于认为满足需要就有价值。能满足欲望，满足兴趣，也能使人产生，人们也自发地认为满足欲望和兴趣就有价值。人的本能自发地倾向于认为能使人情感快乐就有价值，自发地认为价值是人的情感和态度的表达，这些都是人们的自发性的表现。这种自发的观点表现在价值本质问题上，就是情感愉快论、满足需要论、满足欲望论、满足兴趣论、情感主义价值论等。而价值本质理论中的评价结果论、心灵赋予论，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错觉，即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某物有价值就是对某物评价的结果，物的价值是人的评价赋予的，是人的心灵赋予的。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基础上形式的错觉;习惯成自然，这也是一种自发性的表现，即受自发性支配的结果。所以，当代西方各国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如情感愉快论、满足需要论、满足欲望论、满足兴趣论、评价结果论、心灵赋予论、情感主义价值论等理论，都是受人的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都是价值哲学中崇拜自发性的表现。

例如，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认为，价值是相对于一个估价的心灵而言的，抽开意志与情感，就不会有价值这个东西。他把价值理解为情感意志的产物，认为价值是人们心灵对事物的评价，或是人们心灵赋予的。他的这种观点，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从表面现象出发去理解价值形成的错觉，是一种崇拜自发性的表现。

奥地利价值学派的哲学家迈农认为，凡是使我们喜欢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他从是否使人产生情感快乐去理解价值。这种情感愉快论是人们趋乐避苦的本能的表现，是一种典型的崇拜自发性的表现。

奥地利价值学派的另一位哲学家艾伦菲尔斯与迈农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价值的基础是欲望或欲求。我们所欲望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们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我们欲求它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或欲求，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或欲求，人的欲望总是倾向于趋乐避苦，趋利避害，弃小利逐大利。人的欲望是人的本能，以欲望或欲求为基础去理解价值，也是价值哲学中崇拜自发性的表现。

美国哲学家培里认为，有兴趣的东西就有价值，无兴趣的东西就无价值。他说：“当一件事物（或任何事物）是某种兴趣（任何兴趣）的对象时，这件事物在原初的和一般的意义上便具有价值，或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兴趣对象的任何东西事实上都是有价值的。”[5]44兴趣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其基础是有趣。有趣，就是有乐趣，就是能使人获得某种快乐与情趣。当某事物能使人获得持久的乐趣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持久的注意，一种主导倾向，一种排他性倾向，一种偏好，这就是兴趣。可见兴趣的基础，仍然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能，这种本能自发地倾向于偏好有趣的东西。兴趣往往是某物经多次反射后形成的，是带习惯性的。所以培里说兴趣是人的本能或习惯。培里认为，价值所涉及的是以情感为动力的生活，即本能、欲望、情感、意志及它们的状态、行为和态度的家族。他是从本能、欲望、情感、意志出发理解价值，所以培里自己也承认，他的兴趣价值论是从本能出发的。这说明这种理论正是自发性的突出表现。

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认为，善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满足需要。也就是说，他认为价值的本质就是满足需要。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进一步说，每种价值首先意味着满足某种需要或引起某种的东西。文德尔班的论述表明，满足某种需要之所以被认为有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能使人产生某种。所以，满足需要论的基础是情感愉快论，满足需要论实际上是情感愉快论的表现。也就是说，满足需要论也是人们趋乐避苦的本能决定的，是自发性的典型表现。杜威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当代经验主义价值论的根本缺点在于，它只是把社会所流行的，把实际经验到的享受当作就是价值本身的这种习惯，加以陈述和合理化而已。杜威指出，把享受当作价值，是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习惯，而享受就是满足欲望、需要。习惯也是一种自发倾向，可见，把满足欲望或需要当作价值，是社会上流行的自发倾向。

西方价值哲学中的情感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人们情感、态度的表达，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观点，反映了价值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与人们的利益相联系，往往牵动人们的情感。说某物有价值，包含着对某物的赞扬的情感与肯定的态度;说某物无价值，则包含着对它的厌恶的情感与否定的态度。价值作为一种存在，它是一种客观事实，即价值事实;作为一种陈述，它又表达了人们的情感与态度。西方情感主义者看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意见不一，便认为价值是不存在的，认为价值不是事实，仅仅是人们的情感，态度的表达。他们的这个看法是片面的，也是人们自发性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价值有不同的评价，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对同一事物也有不同的评价。这种现象往往使人产生迷惑，以为价值完全是主观的，是随着人们的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是人们情感的表达，这是人们被表面现象迷惑产生的一种假象，是人们自发性的表现。西方情感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不是事实，而是情感的表达，正是这种自发性的表现。由此可见，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评价结果论、心灵赋予论、情感愉快论、欲望对象论、兴趣价值论、满足需要论、情感主义等各种观点，都是从本能出发，受非理性思维支配，或受表面现象的迷惑而产生的，是崇拜自发性的产物。是人们不假思索自发产生的对价值的理解，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深入的、科学的理性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结论，因而不能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

（2）忽视逻辑一贯性。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述惑，必然忽视逻辑一贯性。西方价值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正是由于崇拜自发性，忽视逻辑一贯性，导致理论混乱，使西方价值哲学陷于困境的。

一种理论要有生命力，必须要有严谨的理论支撑，必须要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要无懈可击，经得起推敲、辩驳，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一门学科要有严谨的逻辑体系，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坚持真理。为此，必须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从客观实际出发，搜集大量的客观事实，对大量客观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对比、抽象、概括。以科学的理性思维为指导，进行严密的分析研究，努力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并对这种理论进行逻辑分析，逻辑检验，包括将基础理论的论证和将理论运用于应用理论研究，在运用中接受检验。然后让经受逻辑检验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中，让其接受实践检验。实践是一个过程，实践检验是长期的，只有经过逻辑的严谨检验和长期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严谨的理论，才有生命力。要使一门科学的理论具有严谨的体系，关键是要坚持逻辑一贯性。而要坚持逻辑一贯性，首先必须克服崇拜自发性的倾向。

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由于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被表面现象迷惑，从根本上放弃了科学的理性思维，忽视逻辑一贯性，甚至连最基础的事实与逻辑都不顾，因而，陷于理论上的混乱。忽视逻辑一贯性是当代世界各国居主导的价值哲学的致命的缺陷。

例如，西方价值哲学中的情感愉快论认为，能使人快乐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而西方功利主义者早已承认，存在着“顶下流的快乐”，怎么能说使人快乐的东西就有价值呢？

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中的欲望论认为，价值是人们欲望决定的，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就有价值。但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的，有高尚的、健康的欲望，也有卑劣甚至罪恶的欲望。所以，认为满足欲望就有价值，这种理论在逻辑上必然陷于混乱。

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中的兴趣论认为，有兴趣的东西，就有价值;或者是兴趣对象的东西，就有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健康有益的兴趣，也有邪恶有害的兴趣，并非任何兴趣的对象都有价值。从兴趣出发去理解价值必然导致内在的逻辑矛盾。

西方主观价值论中的满足需要论认为，能满足需要，就有价值。但需要很复杂，有健康的、有益的、合理的需要，也有不健康的、有害的、不合理的需要，并非满足任何需要都有价值。以满足需要去理解价值，必然导致内在的逻辑矛盾。

西方价值哲学中的评价结果论，认为价值是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即认为价值是评价的结果，把价值等同于评价。实际上就是认为价值是人的心灵赋予的，把价值视为纯主观的东西。价值是客观存在，评价是对价值的反映，是主观的。如果客观上不存价值，我们怎么能进行评价？这种观点颠倒了价值与评价的关系，是严重的理论上的混乱。

西方价值哲学中的情感主义认为，价值判断是情感、态度的表达，把价值视为主观偏好。这种理解使价值理论成为随心所欲的东西，必然导致理论上的极端混乱，根本无内在逻辑可言。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各种主观主义价值论，之所以无视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陷于混乱，从理论上说，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把事实混同于价值。价值哲学的诞生，是从区分事实与价值开始的;不区分事实与价值，就会导致混乱。事实是实然，而价值是应然。事实是不因人而异的客观存在;而价值则是因人而异的。事实本身无所谓善恶;而价值必定是善的。例如，一事物能使自己情感快乐，这是一种客观事实，是一种实然，而不是应然，不是价值，因为情感快乐有健康的快乐与顶下流的快乐之分，并非都是善的。所以认为凡能使自己情感快乐就有价值，就是把事实当作价值，就会产生逻辑矛盾，在理论上陷于混乱。同样，主体兴趣、欲望、需要的满足与否对相关主体来说，也是一种事实、一种实然，而不是应然，不是价值，因为主体兴趣、欲望、需要也有健康与否，合理与否之分，并非满足任何兴趣、欲望、需要都对主体有价值。所以，认为凡能满足兴趣、欲望、需要就有价值，同样是把实事混同于价值，必然导致逻辑矛盾，在理论上陷入混乱。

当代西方居主导的价值哲学在理论上陷于混乱，是由其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决定的。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价值既离不开主体，也离不开客体;既决定于主体，又决定于客体;既不存在于主体中，也不存在于客体中。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并随着主体或客体每一方的变化而变化。必须从主客体相互作用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价值。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中居主导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却认为，价值是使人情感愉快的东西，是兴趣的对象，是能满足人们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是人们评价的结果，即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人们心灵赋予的，价值是人们情感、态度的表达，把价值视为人们的主观偏好。这些观点，认为价值是情感意志的产物，是纯主观的，忽视了客体的作用，否定价值的客观性，是一种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是片面的。这种观点把价值视为人们的主观偏好，使价值理论失去了基本的逻辑准则，必然失去逻辑一贯性，使西方价值理论陷于混乱。

西方价值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在理论上违背逻辑一贯性，陷于混乱，西方一些学者自己也承认其理论的混乱。如前所述，培里承认他的兴趣价值论存在着内在矛盾，罗素也承认自己的价值理论自相矛盾。大家知道，罗素是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他以逻辑分析而享誉哲坛。但他在价值理论上却背离逻辑一贯性，根本的原因在于，罗素所持的价值哲学观点，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这种理论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因而抛弃了逻辑一贯性，使自己在价值理论上陷入内在的矛盾之中。人的本能是一种内在的自发力量，一种内在定势。在认识过程中，人们往往一开始总是从本能出发，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思维支配，受情感驱动，而置客观事实和理论的内在逻辑于不顾，这样必然忽视逻辑一贯性。培里和罗素的失误，其原因正在于此。

（3）崇尚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在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能的驱动下，必然会自发地倾向于追求感官快乐，而忽视思想道德价值，追求眼前直接现实紧迫价值，而忽视长远的根本的价值，急功近利，追求功利价值，忽视真善美的价值，必然会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是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重要表现。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个命题，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出来的。韦伯把人们的社会行为分为合理性与非理性两类;合理性又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所谓工具合理是指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动;而价值合理则是由对价值的绝对性的确认所驱动的，不顾后果如何，条件如何都要完成的行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命题通常称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人们对这两个命题用得很多，对两个命题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价值哲学来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两个层次的价值理念，表现了人们对价值本质的理解的两个层次和价值追求的两种境界。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受情感主义统治，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去理解价值，这是对价值本质的主观、片面、表面的理解。实际上是对价值本质的一种歪曲理解。从这种理解出发，在价值追求上，往往把感官快乐，把直接的物质功利，如金钱、财富、名利、享受，现实的技术、效率等为主要目标，忽视远大理想，缺乏终极价值，忽视长远价值，忽视根本价值，缺乏远大理想，忽视对真善美的追求。西方价值哲学在价值追求上的这种特点，就是崇拜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

西方价值哲学在价值追求上的这种特点，就是工具理性至上，就是实用主义。平常我们说实用主义，一般指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即詹姆士、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从崇拜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来说，实用主义哲学最为典型。但这种价值追求不仅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特点，而且是整个西方价值哲学的特点。我在《追寻价值：重读杜威》一书中曾指出：“不仅杜威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论，而且整个实用主义哲学，都是一种‘兑现价值’的理论，是一种世俗价值哲学、庸俗价值哲学”[6]3杜威的哲学的特点是把理论的价值哲学与世俗的价值哲学相结合，使之具有理论色彩而已。实用主义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以“兑现价值”为特点的世俗价值哲学，庸俗价值哲学，把价值哲学俗庸化了。所以，实用主义的名声很不好。

其实，搞实用主义，急功近利，追求工具价值，忽视长远价值追求，追求眼前价值，忽视人类远大理想与根本价值的现象，并非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所特有，而是当代西方居统治地位的各种价值哲学所共有。

从价值追求上说，当代整个西方居统治地位的价值哲学，即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庸俗的价值哲学。只不过实用主义哲学更为突出，最为典型罢了。

实用主义著名的哲学家杜威说：“如果在手头上的一只鸟的价值抵得过在邻树上的两只鸟，那么在手头上的一桩现实的事情的价值，便抵得过许多遥远而不可看见和不可接近的理想。”[7]284在杜威看来，理想太遥远，看不见，也不可接近，所以理想没有实际重要性;而那些看得见的、直接的、迫切的、现实的事情则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现实的、迫切的事情最重要，而理想则没有多少价值。杜威强调，“我们必须真正关心手段的问题，否则我们决不会取得任何进步。”他公然说：“必须忘却各种终极目的。”[8]30而把最近的手段当作最重要的目的。他说：“只有当人把居间行动认真地当作目的来看待时，他才不至于在改变习惯的任何努力中白白浪费时间。在一切居间的行动中，下一个行动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或者说最近的手段就是要发现的最重要的目的。”[8]30杜威主张，忘却终极目的，必须真正关心手段，把最近的手段作为重要的目的。在他看来，理想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最重要的是直接的、现实的、迫切的事情。人们常说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也许这就是“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吧！这种精神就是重视直接的现实价值而忘却终极价值，忽视远大价值目标与人类崇高理想，也就是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追求，是庸俗价值哲学的典型表现。

美国哲学家宾克莱对实用主义的这种特点曾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美国人常常被称为注重实际的人民。他们希望把事情做成，他们关心一样东西或一种理论有无用处的问题胜似关心有关人生终极意义的比较理论性的问题。”[8]19宾克莱说，实用主义思想所关心的是一种主意行得通吗？能否“兑现价值”？这反映出人们对现代技术社会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切实关心。人们的生活是根据眼前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考虑的，而不是根据会被要求为之献身的终极价值来考虑的。人们对有关人性的“终极目标”的思考毫无兴趣，“他要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在我们解决了最重要的眼前的问题之后，又会发现某些新问题需要解决。就这样，人们始终都是关心眼前最重要的问题。“生活就像乘火车作不间断的旅行一样，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8]19

宾克莱评述说：“20世纪初期，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运动，它给现代人提供一个令人心悦的行动方案。实用主义的方法，如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发展的那样，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一个哲学根据。”[8]20“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是美国人的价值追求的特点，而实用主义哲学则为美国人的这种价值追求提供了哲学根据。

实用主义哲学是怎样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哲学根据的呢？实用主义是用它的价值理论为美国人的这种价值追求提供哲学根据的。大家知道，詹姆士认为：“善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满足需要。”[9]詹姆士是根据是否满足需要去理解价值的。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实际效果或实际结果。宾克莱说：“詹姆士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主张，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判断任何信念的正确性，判断的根据只是对他本人产生满意的实际结果。”[8]23“满意”是人们对实际结果感到“满足”的表现，是对实际结果感到满足的评价，是满足需要的表现。也就是说，詹姆士认为，人们根据产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实际结果，就可以判断任何信念的的正确性，即认为只要产生满足本人需要的实际结果，就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以是否满足需要去确定价值。从满足自己或“本人”需要的实际效果出发，自然首先就会想到的是本人的眼前的现实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价值。这就是实用主义为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的哲学根据。

不仅从满足需要论出发，必然会只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从西方价值哲学中其他各种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出发，也会作出同样的结论。对此，我们前面已作了分析。所以，当代西方居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在价值追求上只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这是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的突出表现。

西方价值哲学崇拜自发性，还表现了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价值问题。这一方面，我们将另文专门论述。

参考文献：

[1]（美）欧文・拉兹洛等.意识革命――跨越大西洋的对话[M].宋晓苑译.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1.

[2]（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

[3]（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王玉.21世纪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M].人民出版社，2006.

[5]（美）培里.兴趣价值说[C]//价值和评价――现代英美价值论集粹.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89.

[6]王玉.追寻价值：重读杜威[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7]（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M].马元德等译.商务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2

我们以历史上政治统治者向哲学家的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提问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致思取向。

《尚书•洪范》记述周武王访问箕子。“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问。第一策曰:“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第三策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这不仅是对箕子、董仲舒的提问而是对古代所有哲学家的提问。其问题开端是“天”的问题、“命”的问题、天人关系问题,是本原意义上的哲学问题;而归宿在“彝伦攸叙”问题、“百姓和乐”问题、“政事宣昭”问题,“浸明浸昌之道”问题,是价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这可以说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思考和回答的总问题。

一、中国先秦哲学学派主题的价值取向

从各家哲学的主题来看,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

儒家鼻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把“仁”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其目的是通过弘扬“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以恢复周礼。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极为深远。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先秦时,经孟子、荀子的继承和发展,两汉时,经董仲舒等人的弘扬和尊独,宋明时,经理学各派的阐释和复兴,形态几经改变,“道统”绵延不绝,在汉以后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统治者奉为正宗学派,作为统治思想,支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孔子没后,儒分为八,各立门户,所造不同,争论不休,但其学说宗旨,价值取向,异中有同。《庄子•天下》云:“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尸子•广泽篇》云:“孔子贵公”。《吕氏春秋•不二》云:“孔子贵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儒者“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这些对儒学宗旨秕价值取向的论述,虽然意不尽同,但都一致认为,崇仁义、明教化是其根本特征,是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儒学的共同价值取向。宋代王应麟说:“儒者之术,教化仁义而已也。”(《汉书艺文志考证》)这可以说是对儒家价值取向的高度概括。围绕着仁义道德这个核心,儒家哲学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论体系。

墨家钜子墨翟,把自己的哲学主张概括为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事,其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先秦诸子中,儒墨两家是影响最大的学派,自春秋末直到战国中后期,儒墨并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亦称:“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又云:“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由此可见,墨家在先秦,其学术之盛、徒属之众、声名之耀,足与仲尼相埒,几与洙、泗比肩。唯由于秦汉以后,儒家日尊而墨学中绝,致使其影响衰微,声名被掩。虽然从学术渊源上看,“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但其学说宗旨与儒学大相径庭,故两家相互批判,争辩不休。这在价值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儒家崇尚仁义道德之价值,倡言“义以为上”、“义然后取”,而墨家却“贵兼”(《尸子•广泽》),“泛爱兼利而非斗”(《庄子•天下》),“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荀子•非十二子》)。一言以蔽之,儒家崇尚道德,墨家弘扬功利,以功利为基本价值是墨家价值观的根本特征。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宣扬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哲学,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论论证。法家是先秦哲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在春秋时有管仲、子产,在战国时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战国前期的李悝是法家学派的实际创始者,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是适应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发展和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的相继建立而兴起的,因此他们的思想虽与儒、墨、道、名等家有某种渊源关系,但其宗旨却大不相同,有着自己独立的特色。汉代学者指出,法家的特点是,“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要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为治”(《汉书•艺文志》)。就是说,尊君、崇法、尚力、趋利是法家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君力,围绕这个核心,法家提出了法、术、势、刑、公、利、力等一系列概念范畴,构成了别具一格的价值体系。尽管法家学派以时代而有前期、后期之分,以地域也有齐国、秦晋之别,以人物还有个性特点之异,但他们的基本价值倾向是一致的。

道家哲学大师老、庄,建立了以“道”为本体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他们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又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世界本体和价值渊源合而为一,“体道”的“至人”和“法道”的“至德之世”是最高的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道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园圃中的一支奇葩,它以与儒家、墨家、法家相反相成的互补态势,在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道家之学,创于老子,先秦时尚有列子、杨朱、彭蒙、田骈、环渊诸人,而以庄子为集大成者。魏晋时期,道家甚盛,以玄学的形式,风行哲坛,把老、庄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水平。道家对一般人所重视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知识才能和道德规范统统持否定态度,对儒、墨所崇尚的价值,极尽批判之能事,开否定性思维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建立了独特的价值体系。荀子云:“老子有见于屈,无见于伸”(《天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贵柔。”司马谈言道家之旨云“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论道家之义云:“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合诸家所言,道家的价值取向是自然无为。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基调,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中,鸣奏着不同凡响的音调,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可见,各派哲学无不把价值问题置于核心地位。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从哲学的理论体系来看,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就是说,价值论渗透于哲学的各个领域,成为其他哲学问题环绕的核心。(“这种认识,相比较于把中国哲学的特征表述为‘早熟性’、‘伦理型’等,似乎更有理论深度,更接近中国哲学整体结构的实际。于此足证,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确实能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本质的认识。”(萧萐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序言)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特征来看,中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征的具体看法虽说有种种不同,但多数都认为重道德、重价值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特色之一。以张岱年先生的概括为例,他在1937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是中国哲学的六大特色。我认为这六点几乎都与中国哲学重价值有关,或者说,都是重价值的具体表现。在对这些特色的具体解说中,张先生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几乎都是在说明中国哲学以价值论为核心的特点。例如,“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中国哲学乃以生活实践为基础,为归宿”;“西洋人研究宇宙,是将宇宙视为外在的而研究之;中国人则不认宇宙为外在的,而认为宇宙本根实与心性相通,研究宇宙亦即是研究自己”;“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即真即善,即善即真……宇宙真际的探求,与人生至善之达到,是一事之两面”;“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与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张先生说,有些解说“颇采熊十力先生之意”,可见上述观点非张岱年先生一人之见。到了80年代,张岱年先生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文化与哲学》,第264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理论都没有确定的内容、客观的真理和独立的价值,而是说,这些哲学理论都和价值论紧密联系,并且从“终极”、“至上”的意义上都服务于哲学家思考价值问题和建立价值论系统。古代哲人们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乐之”、“自得”、“美其身”都是指的价值目标,实现价值乃是“求知”、“为学”的理想境界。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价值融通

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通性、综合性。无论是对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人生、价值与认识的关系,还是对价值各类型间的关系,中国哲人都将其视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这种融通性价值思维有着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它所蕴涵的思维经验和思维教训,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价值至境与宇宙本体的融通中国哲学中标志宇宙本体的有五大范畴,即道、气、无、理、心。这五大范畴,都不是纯粹的本体范畴,而是价值与本体融通的范畴。

“道”是道家建构的宇宙本体,老子最早以“道”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的“道”,既是“万物之奥”又是“善人之宝”(《老子•六十二章》)。“万物之奥”是本体义,“善人之宝”是价值义。作为“万物之奥”的本体,“道”指的是天地万物产生、存在、变化的根本依据和普遍规律;作为“善人之宝”的价值,“道”则是指人应该追求的崇高境界和达到的理想目标。作为价值至境,老子赋予“道”以自然、虚静、柔弱、独立等价值品格,因此它是利、真、善、美的统一体。可见,价值至境与宇宙本体在“道”中是融通的。

“无”是魏晋玄学贵无派所设定的宇宙本体,它是对老子“道”本体论的改造。何晏论“无”,明确地将本体与价值合而言之,“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弼集校释•附录》)“开物成务”、“化生”、“成形”是“无”的本体功能;“成德”、“免身”则是“无”的价值功能。而“贵”乃是对“无”的价值地位的评定。王弼也提出,“以无为体”、“以无为用”不但是万物生成的规律,所谓“无物而不由”;而且是价值实现的通道,所谓“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既可“得德”,也可“尽德”(《老子注》)。可见,玄学家在“无”中也将价值至境与宇宙本体相融通。

“气”是中国哲学中源远流长的范畴,儒、道两家皆用之。先秦时期,“气”还未上升为本体范畴,道家言“自然之气”,儒家言“浩然之气”。“自然之气”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不具有价值意味,但“浩然之气”则是“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的“至大至刚”的道德精神,纯粹是价值气象。直至北宋,“气”才升华为宇宙本体,张载是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地以气为宇宙本体建构气一元论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根,而无形的“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即所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张载的“太虚之气”,本体意义昭然,但也并非无价值意味。他说:“太虚之气”乃是人性和物性的本原,这种本原之性就是“天性”(“天地之性”),而天性是“无不善”的。张载赋予气的本性以纯善、至善的品质,就把本体范畴和价值范畴合而为一了。此外,张载又以“太和”、“不偏”、“诚明”等词形容“太虚之气”,也蕴含着鲜明的价值意味。

“理”作为本体范畴,始于北宋二程,完成于南宋朱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本体,“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读大纪》,《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理便是仁义礼智,”“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答何叔京》,《朱文公文集》卷四十)正由于理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所以“理”是“至善”,即最高的价值境界。以本体言之,理是“至极”、“太极”;以价值境界言之,理是“纯善”、“至善”。价值与本体在理本论中融通得紧密无间,合而为一。

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都是心本体论的筑构者。他们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王文成公全书•答李明德》),“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同上,《与王纯甫二》)等命题来说明“心”的本体意义,同时,他们也明确地赋予“心”以伦理道德的价值内涵,陆九渊云:“仁义者,人之本心也”(《与赵监》),“其本心无有不善”(《与王顺伯(二)》)。王阳明云:“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传习录中》)。又云:“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传习录下》)可见,在心本论中,“心”既是天地万物之“主”,又是仁义道德之“本”,既是终极的本体又是至善的境界,总之也是本体与价值的合一。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标志本体的范畴无一不具有价值内涵,无一不是万物根源与价值渊源、宇宙本体与价值至境的融通合一。这种合一,是本体价值化和价值本体化的结果。遵循这种融通合一的思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普遍认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金、木、水、火、土五行自身就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德;东西南北四方、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与仁义礼智四德相应的价值内涵。

2.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的融通中国哲学在思考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时,也从不脱离价值问题。自历史观从以“神意为本”的天命史观转向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之后,哲学家们大都用价值追求与历史规律相融通的思路来说明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

(1)“以德配天”——道德价值与历史的融通。夏殷统治者把天命神意视为人的主体意志不可改变的历史决定力量,周初的统治者在灭纣伐商的过程中,多少认识到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力量。他们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的观点,认为历史并非绝对地由天命决定,“人德”对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这种“以德配天”观点蕴含着客观的神秘天命和主体的现实道德价值相融合以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就是说统治者有好的德行,能赐惠于民,就会得到民心的支持,进而也会得到天命的辅助。尽管“天命”这种神秘的必然性与客观规律有性质上的不同,但这种以“德”为枢纽将“天”与“民”相贯通、相联结的历史观,为以后的思想家将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融合起来考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它是哲学史上价值与历史融通的最初形式。后来儒家把历史的演变与道德价值的转换结合起来的思路,就是对这一观点的发挥。

(2)“生意成势”——生存价值与历史的融通。把生存价值与历史规律相融通的代表人物是唐代的柳宗元,他通过“意”和“势”关系的讨论表达了这一思路。柳宗元认为历史发展有着“不得已”的客观必然之“势”。例如,“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十建论》),而后代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在柳宗元看来,历史发展之“势”并不是脱离人活动的外在力量,它表现了人类对生存价值的追求。柳宗元把人们这种对生存价值的追求叫做“生人之意”。他说,由于人们的生存价值追求,引起了获取物质资料的斗争,而正是这种斗争造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可见,历史之“势”,实质乃是人类为满足生存需要、维护生存价值而进行主体活动表现出来的必然趋势。历史之“势”,虽不由“圣人”的个人之“意”支配,但却“受命于生人之意”(《柳宗元全集•贞符序》),因此,某个杰出人物(“圣人”)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不在于“穷异以为神”、“引天以为高”,而完全在于“心乎生民”,做到“利于人、备于事”(《柳宗元集》卷二、卷十九)。柳宗元这种“生民之意”、“成势”的观念,鲜明地体现了价值追求与历史法则融通的思路。

(3)“同然即理”——公义价值与历史的融通。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继承发展了柳宗元的“生意成势”观,提出了“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读通鉴论》卷七)的光辉命题。王夫之所谓的“天”,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势”)和必然规律(“理”)的统一。“理依于势”、“势中见理”,“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天”即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的总称。王夫之所谓的“人之所同然”,“民心之大同”即民众共同的价值追求、价值意向或普遍认同的价值,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义”——人们普遍认同的道义。由此不难看出,王夫之“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的观点,体现了把历史客观法则与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公义)相融合的思想。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夫之对公义即“人之同然”、“心之大同”的基础作了深刻揭示。他认为,“同然”、“同心”的基础乃是“欲之所得”,即人们共同的物质生活欲求的普遍满足。他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这显然是对柳宗元“生民之意”的进一步发展。

满足与历史的客观规律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以德配天”到“生意成势”再到“同然即理”,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历史与价值融通的价值思维发展的基本环节。

3.价值意识与认识活动的融通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来说,纯粹的独立的认识活动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哲人把求真与闻道,穷理与尽性,致知与祟德视为不可分的统一过程,认为价值意识与认识活动是相互融通、合为一体的。在这种融通中,价值意识在认识中的主要表现是:

(1)对认识对象的价值选择。在以探求真理为认识目的的西方认识论中,客观事物对于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认识意义,都可以作为认识对象。因此,对于西方哲学家来说,“认识什么”并不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然而,对于把求真作为得道手段的中国哲人来说,选择认识对象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孔子、老子开始,哲人们就主张对认识对象进行价值选择。《论语》云:“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又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这不但表明了孔子对鬼神问题的回避、存疑态度,而且也表现了孔子以“人事”、“人生”、“民务”为重点认识对象的价值取向。从《论语》中可以明显看出,孔子所确定的“知”的对象多是为人、修德、治国之道,对于自然现象的认知,他很少言及。荀子则指出,凡是未选为认识对象的事物,人就不会去注意、去认识,即使遇到了这些事物,也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解蔽》)。老子则反对一切对象性认识,认为通过感官门户去认识现象界的种种事物,只能给人带来危害。他主张把“道”作为唯一的认识目标,要人们通过“涤除玄览”、“致虚守静”的方式去“为道”、“得道”、“同于道”、“从事于道”。老子所谓的“知”,只是对道的“知”,这也是对认识对象的价值选择。此后,儒家哲人主张知人伦之理,道家哲人主张求天地本体,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两个不同的认识对象的选取方向。这种不同的认识方向,乃是儒家崇仁义,道家尚自然的不同价值观念在选择认识对象上的表现。

(2)对认识主体的价值要求。中国哲学不但对认识对象有价值选择,而且对认识主体有价值要求。所谓对主体的价值要求,就是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崇高的品德修养,成为崇高的价值人格。早在西周初年,《尚书•洪范篇》就对认识主体的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敬用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些要求包括了能力和道德两个方面,《洪范》认为达到这些要求,乃是成为一个好的认识主体的先决条件。后来,孔子提出要成为智者,首先得成为仁者,“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不仁,是不智也”(《公孙丑上》)。荀子则提出,认识主体应该有“虚一而静”的修养,才能把握真理。他说:“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迄至明理学,儒家对认识主体的修养更为重视,亦更为严格。张载“崇德”,曰:“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程朱“主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伊川语录》)。不仅儒家对认识主体有严格的价值人格要求,即使在认识对象的选择上与儒家有异的道家,也认为认识主体的修养是取得真知的前提。庄子云:“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所谓真人就是无好恶爱憎之情感,忘生死善恶之区别的人。庄子认为,必有真人之修养,而后才能获得真知。由此可见,对认识主体提出价值修养的要求,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

(3)认识过程中的价值参与。中国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并非纯粹的主观反映客观的超情感、超利害过程,而是受人的爱恶之情、利害之心、苦乐之趣、取舍之志的影响过程。不同的价值意识对认识的方向、得失、正误、深浅、偏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据此,孔子提出应以“乐之”的心境对待认识,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提出要以“自得”的态度深造求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适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荀子提出须从“公心”出发认识事物,他说:”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先秦道家的宋钘、尹文学派,注意到了“私欲”对认识的干扰作用,认为利欲薰心的人不可能取得对事物的认识,“嗜欲充溢,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管子•心术上》)这种观点,略似于俗语所说的“利令智昏”。与宋、尹学派只看到私欲的消极作用不同,韩非则看到了积极的情感对认识的促进作用,他说:“母之慈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韩非子•解老》)宋明时代的哲人更是普遍地强调正确的价值意识对于认识的重要,张载有“大其心则能体天下物”的名言;苏洵有“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的警语;程朱以“居敬持志”为“穷理之本”;王阳明反对“只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这些认为认识过程必有情感、意志、利心等价值意识参与的看法和主张用端正的积极的价值意识以促进认识的观点,对中华民族的价值思维和认识观念有广泛的影响。

(4)认识目标中的价值意蕴。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认识目标的实现,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上,而是把事实认知和价值认识,把求真与求善都融通于认识目标之内,儒家与道家都把“道”作为最终的认识目标,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说:“唯道是从”。孔、老所谓的“道”尽管内涵有异,但都是宇宙法则和价值准则的统一。在他们看来,宇宙万物的最后本质和社会人生的终极价值是合二为一的统一体。《大学》一书,讲述“为学次弟”,明确地把“格物致知”的认识和实现人生价值一以贯之地融会贯通,使认识目标从属于价值目标。宋明时期,程朱讲“穷理”,陆王讲“知心”,“理”和“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价值境界,“穷理”和“知心”的指向目标,都是真理和价值的合一。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的目标中融合着价值意境,追求真理和追求价值,是人的认识活动一体之两面。

4价值实现与生命历程的融通中国道家重视人的自然生命,而儒家则重视人的价值生命,道家主“养生”,儒家主“成人”。“养生”是为了肉体生命的延续,“成人”是为了价值生命的实现。由于儒家哲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价值实现与生命历程的融通,就成为中国哲学价值思维的突出特征之一。儒家关于价值与生命融通的主要观点是:

(1)“人性本善”。先秦孟子一派的儒家哲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一生下来就具有先验的道德本性。孟子说:“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之》)由于仁义礼智四端是人人生来固有的,所以孟之称之为“良知”、“良能”。由此看来,孟子言“善端”,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而非指人生来具有的一切本能。这种观点,到了宋明儒学,就形成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元并存的人性说,“天地之性”是纯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都持此观点。然而,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理学家的“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二元论,都给人的自然生命中注入了价值(道德)的种子,都使价值生命与自然生命相融通。

(2)“生以载义”。既然人的生命中包含着价值因素,那么,人的生命当然就是价值的载体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了“生以载义”和“义以立生”的命题,他说:“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就是说,人的生命承担了道义,所以生命是可贵的;道义确立了人生的价值,所以道义是可贵的。王夫之这种观点,其实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但是,荀子仅将“生”与“义”并列,只说明了人兼有“生命”和“道义”两种因素,并没有指出生命和道义的内在关系,而王夫之从生命和道义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上,阐明了生命和道义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价值和生命融合贯通的运思方式。

哲学人生的价值篇13

。从直觉或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这也是一种自发性。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猛烈批评下，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亡，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困境，主要是西方价值哲学中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困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乃至世界各国居主导地位的价值哲学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崇拜自发性。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这里的自发与自觉指价值自发与价值自觉。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理论上陷于混乱，急功近利，缺乏远大、正确的价值追求。所谓价值自觉，就是克服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的倾向，从科学的理性思维出发，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把追求眼前价值与远大价值目标结合起来。要使当代世界各国主流价值哲学走出困境，必须从自发到自觉。要实现价值自觉，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而要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必须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

所以，要实现价值自觉，必须在科学的理性思维指导下，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克服理论混乱的现象;必须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相统一，确立远大而正确的价值追求。

二、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全面超越

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从自发到自觉。怎样才能使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呢?这个问题我从马克思关于认识真理性问题的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人的思维的真理性问题，单纯从理论出发去争论，就会陷于经院哲学，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论述启示我们，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是否正确，也只能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的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而不能脱离实践，仅仅从理论出发去解决。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单纯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或从评价结果、或从心灵出发理解价值，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去理解价值。西方一度颇有影响的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也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二者都是脱离实践的理论价值哲学。西方价值哲学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崇拜自发性，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陷入理论价值哲学或经院价值哲学。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则是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由此我发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价值哲学，即理论价值哲学和实践价值哲学。什么是理论价值哲学?什么是实践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是脱离实践，单纯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出发，从主体心理出发，或从直觉、直观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实践价值哲学则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以唯主体论或唯客体论的思维为指导;实践价值哲学则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理论价值哲学以个人为价值主体，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从个人的情感、兴趣、爱好、欲望、需要等出发;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结合起来。理论价值哲学以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为主体尺度;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主体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主体尺度。理论价值哲学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忽视真善美的价值，急功近利，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人类长远价值和崇高理想;实践价值哲学则认为哲学价值是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的统一，把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统一起来，既重视当前行动，讲求实效，又重视理想信念道德建设。

西方理论价值哲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主观主义价值论，另一种是客观主义价值论。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以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理解价值，或从评价结果、心灵出发理解价值，否认价值的客观性。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以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固有的，否认价值的历史性，思想上陷于僵化，作为一个学派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今天的西方价值哲学成为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一统天下。实践价值哲学有三种形态:一是原生态的或朴素的实践价值哲学，即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这是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二是坚持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从客观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三是坚持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四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主体发展、社会发展为价值的基本尺度;认为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五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既重视当前工作实效，又高度重视理想、信念、信仰、道德建设，体现了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第二种形态是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广大干部群众中流行的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从客观效益、效果、实绩出发理解价值的客观效益论。这种形态，实际上是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认同，反映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种形态是学术形态的实践价值哲学，即效应价值论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论，它是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的学术解读和理论阐释。

效应价值论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从价值的客观存在、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效应出发去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客体主体化，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或正效应，是正价值;消极效应或负效应，是负价值。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出发理解价值，体现了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坚持主客体双向相互作用，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高度重视主体的作用，同时高度重视客体的作用，反对唯主体论与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坚持以发展、主体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反对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功利价值的思想。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首先，实践价值哲学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事实胜于雄辩，有力地证明了价值的客观性，是对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否认价值客观性的超越。其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以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凡实践证明能促进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就有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理论严整，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忽视逻辑一贯性的弊端的超越。再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讲求实效与崇高理想、信念、道德相统一，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超越。最后，实践价值哲学坚持实事求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从相互联系和发展中辩证地理解价值，是对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机械、僵化思想的超越。所以，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弊端的全面超越，为价值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使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各国主流价值哲学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实践价值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中国对世界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被认为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局面。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在我国已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广大群众中广为流行的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实事求是的客观效益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邓小平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居主流的地位。大众实践价值哲学也体现了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指导与影响。30多年来，在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所瞩目。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正确性与生命力。所以，实践价值哲学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今天，深入研究实践价值哲学，特别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能否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

如前所述，在我国价值哲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即为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这种观点就是满足需要论。这种观点是西方价值哲学中广为流行的观点，在我国近30多年的价值哲学研究中，一直居主导地位;而且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都把这种观点堂而皇之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进教材，让高校学生学习。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人们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现象。在价值哲学研究中人们持什么观点，这是他们的权利，应当尊重。但是要把满足需要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则必须慎重从事，要有充分根据。早在1986年和1987年就有学者指出，把价值概念理解为满足主体需要，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概念等于哲学价值概念”，这种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所反对的瓦格纳的观点。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学”》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瓦格纳“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语法’，改称为‘价值’”，从而“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而作出了“‘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反对把使用价值混同于价值的。因此，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应当看到，马克思批评的是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商品价值的观点，而不是批评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或物的‘使用价值’。”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对象(物)的存在和属性与主体(人)需要的关系中理解‘价值’”。这种看法也是从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因为马克思说:“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

那么，到底能否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呢?我们知道，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说: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指物或客体的效用、主要指物对人的功利关系，主要指物质功利。在价值哲学中讲使用价值，不限于物的使用价值，还包括精神方面的使用价值在内。使用价值主要指功利价值。功利价值的特点，就是对主体有用，能满足主体需要，使人愉快等，而不论其对主体、对社会是否有益。所以，功利价值有局限性。哲学价值则是功利与真善美的统一。哲学价值不仅包括功利价值，还包括超功利的真善美的价值，是以真善美为灵魂的功利与真善美的统一。功利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真善美的基础;同时又是较低层次的价值。功利价值主要特点是能满足需要，而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满足需要对人产生、对人有用，但并非都是对主体、对社会有益的。把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单纯地追求功利价值，就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就会背离真善美的要求。真善美是更高层次的价值，具有超功利性的一面。为了真善美，人们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就会把哲学价值庸俗化。所以，绝不能用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不能将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不能用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更不能说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四、满足需要论忽视逻辑一贯性

一种观点要能说服人，必须理论严密，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有无限的力量，是因为它正确，因为它完备而严密，给人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具有完备而严密的逻辑性，这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特点。忽视逻辑一贯性与马克思学说不相容。满足需要论认为，如果一事物能满足主体的需要，该事物对主体就具有正价值;反之，如果一事物妨碍主体需要的满足，那么该事物对主体就具有负价值。如前所述，需要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之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满足合理的需要，是有正价值的;反之，满足不合理的需要，则是负价值。可是按照满足需要论的观点，满足任何需要都是有正价值的，实际上就是认为即使是满足不合理的需要也是有正价值的;这样就会把一些负价值的东西都说成有正价值。由此可见，满足需要论不能坚持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陷于混乱。如果把这种观点的逻辑贯彻到底，就会作出满足吸毒贩毒、等腐朽黄色下流的需要，也有正价值的结论。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种观点在实践上容易产生误导，显然不利于汇聚正能量，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是一种受自发性支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