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1
货币时间价值的客观存在不仅在理论界得到了公认，而且其产生的作用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众所周知，20年前的100元钱和现在的100元钱的购买力显然不同。因此，掌握货币时间价值规律，研究其产生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理论界对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的几种解释
对于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理论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认为货币资金周转使用后产生增值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观点认为，货币资金被当做资本进行投资时，通过资本运动形式进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创造出了价值。通过资本循环运动最终使原来的货币资金产生了增值，这就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2.认为通货膨胀的存在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通货膨胀使货币的购买力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量的货币所包含的价值在减少。因此，要保持货币原来的购买力应该使其增值。这种由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客观上要求货币保持购买力的内生动力是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的根源。
3.认为机会成本的存在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此种观点认为，货币的持有者推迟了消费，而将货币用于了其它用途。对于货币持有者的这种推迟消费的行为应该给予补偿，推迟消费的时间越长，应该给予的补偿就越多。因此，这种补偿客观上要求货币应该增值。这就是产生货币时间价值的根源。
二、当前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理论的局限性
货币时间价值存在的根源确实比较复杂，再加之受到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上述理论再解析货币时间价值根源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资金周转使用后产生增值是资本保值增值属性的内在要求，只是其时间价值在经济意义上的体现，而不是货币产生时间价值的根源。这种理论认为，货币只有通过资本循环运动才会产生增值，即才具有时间价值；储存起来或者没有参与使用的货币是不具有时间价值的。很显然，在广义的经济生活中，所有的货币都具有时间价值，因为存在家里的现金要贬值，就恰恰证明存在家中的现金具有时间价值。因此，参与资本运动的货币才具有时间价值是具有局限性的。
2.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时间价值的根源也是不完善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时间价值一样，只是现象不是本质，其原因是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内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现代信用社会，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些时期，相对范围内，通货膨胀是负的，或者说是通货紧缩状态，而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不能反向的。因此，通货膨胀不是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3.资金的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上一般指的是因资金用于了某种用途而放弃的其它用途，而在放弃的用途中起最大作用的用途带来的价值就是其机会成本。很显然，按照机会成本的定义，货币资金因用于某项投资后而放弃的其它投资带来的收益就是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因为，货币用于了投资等其它非消费用途，从而推迟消费，就产生了推迟消费的机会成本，导致了时间价值，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可见，机会成本可能是影响货币时间价值的一个因素，甚至可以理解为，机会成本是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
三、货币时间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及衡量
从量的规定性来看，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可以理解为资金的社会平均使用价格，是没有风险和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社会平均资金的利润率，表现为利息率。马克思对利息的来源和本质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观点是：利息以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及货币资本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前提条件。利息来源于利润，利息的本质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因此，从形式上看，利息率是借贷资本的价格，也就是说，利息率是货币时间价值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忽略通货膨胀及风险的条件下，通常以利息率来衡量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
四、对货币时间价值根源的再认识
讨论货币时间价值，追溯其源头，笔者认为货币时间价值形成的根源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才使货币产生了时间价值。
1.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总财富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含量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而当货币供给量随着社会财富量同比增长时，单位货币包含的价值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其对于微观个体的购买力相对下降，这就客观上要求其增值，以保持其相同的购买力，于是产生了货币时间价值。
2.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同一产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缩短，一定单位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增加，其对应的单位货币所包含的价值也就增加。比如，原来生产A产品需要2小时，设与2小时对应的货币为1元钱。当社会生产力提高后，生产A产品需要1小时，那么1小时计应对应2元钱，即2小时对应4元钱。因此，货币产生了时间价值。
3.生产力发展，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消耗的必要物质财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可支配的社会总财富就以加速度递增并积累，使与之匹配的货币总量不断增加，为保持单位货币的价值含量不变，客观上要求货币增值，这一点也就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属性的解释。
综上所诉，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是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所致。因此，客观理性的认识货币时间价值产生的根源，有助于更好的研究和制定货币政策，完善货币制度；为利用货币时间价值规律指导现实生产生活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郭晓晶等.金融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2
1.2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存款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居民与企事业单位存款、金融债券、政府注资及国际融资，其中存款为主要来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由于高比例被动负债的存在，一般银行主动信贷的动力不强，即使是近几年银行发行债券量上升，主动负债比例仍较低。理论上，当存款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比例时，央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效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收缩信贷规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在实际中，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不受央行和商业银行控制，且居民与企业存款主要受前期和当期经济形势影响。因此，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尽管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但由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存款规模继续上升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继续提供贷款释放流动性。所以大量被动负债的存在将限制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货币当局的实践来说，判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断不一：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构造IS—LM模型证明了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在肯定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内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持久地影响实际产量。首先，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商业银行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也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增量，验证了商业银行借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也反映了商业银行信贷会受实体经济“倒逼”的影响。其次，商业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作出独立信贷决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中央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时，商业银行信贷量会下降，这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但针对利率上升，银行信贷量会先下降再上升，由于利差水平的提高，银行有足够的动力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当货币供应量M2增加时，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外，当银行信贷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的正向冲击时，会因为利差下降而缩减贷款，但最终随着时期推移会扩大贷款规模。在贷款存量增长率GL的方差分解中，第一期GL仅受自身和CPI的影响，这与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参考已有信息有关；同时，CPI对GL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银行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可能会逆紧缩政策行事，继续扩张贷款。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反应比较强烈，且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在作信贷决策时有时会偏离货币政策目标。最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实体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映略有滞后，但信贷增长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推高物价。经济过热时，尽管央行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紧缩经济，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会顺经济形势扩大贷款，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物价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因此，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较小，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可能与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3
加大货币的发行必然是各国政府的首要选择。而这必然会带来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这就是：“默许发达国家敞开口子印钞票，最终由全世界来埋单。”
如果对比此前多年美元的走势和石油、铁矿石等世界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就会发现，大宗商品价格单边上扬的走势，恰好与美元单边下跌的走势相对应。美元贬 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结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美国政府之所以放任美元贬值，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弱势美元促进出口， 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减轻美国的巨额债务。由于美国的外债绝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美元的贬值实际上即意味着债务负担的减轻。
麦肯锡研究院最近一份报告甚至假设，如果美元比2007年1月的水平贬值30%，则美国的经常项目到2012年可完全实现平衡。
通货膨胀最常见的一种表现是，货币的市值或购买力不断下降。一旦纸币发行量超过它所象征性代表的财富，纸币就要贬值，物价就要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从 金银货币体系被架空的那一天起，通货膨胀就如影随形，因为只有在纸币体系下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在金银货币体系下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在目前纸币一统天 下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是无法消除的。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具有货币发行的垄断权，而顾客的议价能力近乎消失，通货膨胀变得越发难以 抑制。同时，由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包括这次次贷危机后，美国等国向大政府转型导致的政府权力扩张），使得政府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敛财的欲望更加强烈。
因此，近年来，无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处于降息通道的美国，还是欧盟和日本、中国，通货膨胀现象在大部分时间都如影随形。
如果说货币霸权的掠夺性，是导致金融危机越来越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那么，金融衍生品规模的过度扩张及以此为依托的虚拟经济规模的膨胀，则是金融危机危害性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尽管全世界仍在为经济衰退而忧虑，而在未来，各国汹涌发行的货币，可能带来更为恐怖的后果。
全球将逐渐步入“资源为王”时代
在纸币贬值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全球未来将逐渐步入“资源为王”的时代。什么是资源为王？就是以有色金属（包括黄金）、煤炭、森林等珍贵自然资源，和以高科技人才与知识产品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最安全的财富体系，这些资源既是重要的原料，又是最强势的最值得信任的货币，谁拥有的资源（尤其珍贵、稀有资源）越多， 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购买力。
进一步说，将来，哪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最多，哪个国家以资源为依托的纸币，将能得到更大的信誉保障。
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与其庞大黄金储备、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全球各地尖端人才的吸纳和强大军事实力构筑起来的国家信用体系不无关系。无论何时，资源都是最靠得住的货币，最货真价实的货币。
事实上，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产生于物物交换时代，人们使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物物交换的历史是最漫长的。随后，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逐渐被金属所取代。但仍然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之上。以珍贵资源（比如黄金）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货币体系，由于规模不可以随意无限制扩 大而受到制约，不宜引发通货膨胀，只有在以国家信用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货币制度，才因滥发纸币而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在其著作《货币金融学》中，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当纸币危机全面到来之时，稀缺资源或者以稀缺资源建立起来的本位制，将成为米什金所称为的“被普遍接受的东西”。
拥有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就意味着拥有持续升值的财富，意味着，随时可以兑换成任何一种货币的财富！
一方面，全世界的稀缺资源由于消耗量增大正在快速减少，资源面临着枯竭的威胁，自然，其价值也会越来越大。英国石油公司（BP）在2007年6月13日公 布的《世界能源统计评估》中称，如果按照现在的消费水平计算，世界上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还可供人类使用四十年。但是，一些科学家却表示，统计数字中包含了 许多政治因素，到2011年对于石油的需求就将超过产出，石油枯竭将提早来临。
另一方面，用以计算这些稀缺资源价值的货币（如美元）是在持续贬值的，反映到资源的价格上，自然是上涨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大都是以美元计算的，以美元 报价的商品价格与美元汇率之间有着较强负相关性：美元贬值时，商品价格上涨；而当美元升值，商品价格下跌。比如，2002年到2004年底，美元贬值 30％，黄金价格上涨57％，原油上涨112％，铜上涨了116％。
资源就是财富，稀缺资源就是珍贵财富。这个道理，早在几十年前，日本、美国就弄明白了。
美国是主导废除金本位制的国家，但是，它却深知黄金的重要性，在其他各国大力储备美元时，美国却重点储备黄金。美联储和财政部管理的美国货币储备黄金规模约为8500吨，占美国外汇总储备的56.5％，占全球货币储备黄金总数的27％，且从不卖出黄金。
从世界黄金协会提供的国家官方黄金储备资料看，截至目前，黄金仍是许多国家官方金融战略储备的主体，西方前十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75%以上。
美国还储备石油――禁止近海石油的开采，其实就是一种最天然的储备，也是成本最低的储备方式。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据统计，2007年美国日均石油消费2069.7万桶，其石油高度依赖进口，日均进口石油1221万桶。美国并不缺少石油。根据美国能源部情报署公布的统计数字，美国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209亿桶，居世界第11位。美国墨西哥湾、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近海都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但是，美国一方面到世界各地控制石油资源（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石油资源严加控 制。
资源不是货币，但是，在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不是货币的资源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比如，资源作为工业原料的功能，就是纸币所缺乏的。
笔者所强调的资源为王的观点，伴随着《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的出版，受到许多投资者的重视，不少人去买资源类投资品（比如资源类股 票），短短的几个月，已有两倍左右的收益。随着通货膨胀隐患逐渐浮出水面，资源类投资品就被越来越多的资金所追逐，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也是必然的。
由于此前笔者与多位有识之士的再三呼吁，决策层开始认识到了资源的重要性。1月7日，《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颁布，规划显示中国将推进建立石油、特殊煤种和稀缺煤种、铜、铬、锰、钨、稀土等重点矿种的矿产资源储备。与此同时，建立完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形成国家 重要矿产地与矿产品相结合、政府与企业合理分工的战略储备体系。在应对未来的通货膨胀方面，政府也清醒起来。
抵御通货膨胀须打破美元霸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各大经济体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并非独立的，相应的，抵御通货膨胀也不是能够独立完成的。比如，输入型通货膨胀，就不是单纯依靠国内相关政策的调整可以达到效果的。怎么办？打破美元霸权是必须的选择，因为美国借助美元霸权地位滥发货币，正是全球通货膨胀的一 个源头。而要打破美元霸权，走区域货币化道路是最有效的选择。
但美国显然不会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事实上，面对欧元带来的压力，美国早也开始调整战略，力主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而美国提议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西半球建立起美元集团。美国想通过区域化合作，强化美元的区域优势，抵消由于欧元影响力逐渐扩大对其货币霸权地位带来的挑战。
诚如罗伯特?蒙代尔所言：“贯穿货币发展史的一个主题就是处于金融权力顶峰的国家，总是拒绝国际货币改革，因为这会降低它自身的垄断力量。”当区域合作的兴起，逐渐演变成抵御美元霸权的强大力量，美国人开始警觉。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通过引领区域合作相抗衡，抛却利益色彩，这种居安思危的战 略眼光不能不令人感叹。美国人非常清楚，利用美元强势地位安稳享受霸权收益的时代，正由于类似欧盟这样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而受到削弱，由自己组团抗击其他区域组织，就成了“团队”或区域组织之间的对抗。
美国要为自己装上一个坚硬的盾牌。
连美国这样特立独行的国家，也力主美洲自 由贸易区的形成，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大趋势。在全球化及全球化下区域化进程加快的时代，那些独立于自由贸易区之外的国家，将遭受壁垒之苦，因为，自由贸易 区内市场的融合，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排斥，也意味着贸易壁垒更加坚固。
因此，区域性贸易乃至金融的融合，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强烈的危机感，正在变成强大的推动力，加快区域融合的步伐。
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恶化得那么快，关键在于，相关各国缺少协调机制，各自为政，以至于出现了以邻为壑，争相贬值货币的现象，互相挖墙角。这场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事实，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重要性。
实际上，除了携手应对金融危机，各国其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想见，这次次贷危机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亚洲的不安全感。
在这种情况下，亚元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十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他的这一论断为亚元区的建立构筑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目标。
在现阶段，在亚洲国家之间疆界、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尚且无法完全消解的情况下，率先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建立货币同盟是具有可行性的。事实上，历史上形成的货币同盟，基本上都是由发起国或核心国逐渐扩张，吸引更多国家加盟的。
笔者认为，蒙代尔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说：亚洲的状况有别于欧洲，不可能用亚元代替地区内所有其他货币，但国家间的差异并不能构成统一货币的障 碍，他认为，可以在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先开辟统一货币区，货币区内的银行业实行同一种固定汇率。就目前而言，任何一个以中印或中日为核心的货币区，都容 易产生滚雪球效应，使得货币区成员国逐渐增加。因此，在中印韩日，或中印，或中日之间首先能够建立货币同盟，就能产生放射效应。
尽管目前看来，亚洲货币同盟仍很遥远，这与推动力量的微弱有关，长期的各自为政使得亚洲国家没有真正认识到协作的重要性，但频繁的金融危机和日益严重的 区域贸易壁垒，正在逼迫亚洲国家走到一起。过去，中国对日本主导的亚洲货币一体化一直充满疑虑，因为，日本主张的货币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日元化的一个代 名词，这当然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而今，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日本的实力也已明显衰退，中国在亚洲货币一体化问题上，可以更积极主动一些。在推动亚洲 建立货币同盟这一问题上，中国可以分几步走。
第一步，主导建立起人民币、港币、澳币和新台币高度融合的共同贸易区和货币区。近日的海峡两岸直航，为加快大中华经济圈的融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第二步，与日本、印度、韩国分别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步，以中国为主导，建立起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四国自由贸易区，加快彼此协作与融合的步伐，并逐渐将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最终建立起一个涵盖范围更广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在亚洲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也可以借鉴欧洲的做法，从具体的合作入手，然后，再逐步深入。第四步，建立起亚洲支付同盟。
应该认识到，中国日渐崛起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使它可以担任亚洲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应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自身的转型，这可以使中国掌握更大的主动。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4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6-0-01
随着信贷规模的取消，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利率杠杆的运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开始从单纯的直接信贷传导向信贷、利率和非货币资产价格多渠道转变，而在我国的利率管制、金融市场不发达以及间接融资占主体地位的金融体系的现状下，信贷渠道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
1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渠道特征
1.1 银行在信贷渠道中占主要影响地位
我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较晚，且有我国居民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支持，使得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方式在我国融资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传统优势和法律限制，银行贷款依然是我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商业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控制和影响着数量庞大的资金，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同时，我国商业银行渠道广、网点多，可对社会经济产生广泛而直接的影响。
1.2 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存款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居民与企事业单位存款、金融债券、政府注资及国际融资，其中存款为主要来源，居民和企业的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由于高比例被动负债的存在，一般银行主动信贷的动力不强，即使是近几年银行发行债券量上升，主动负债比例仍较低。理论上，当存款占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的绝大比例时，央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型货币政策有效减少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收缩信贷规模，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但在实际中，存款属于银行的被动负债，不受央行和商业银行控制，且居民与企业存款主要受前期和当期经济形势影响。因此，当经济过度繁荣时，尽管央行希望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银行的可贷资金规模，但由于良好的经济形势，存款规模继续上升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能够不受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继续提供贷款释放流动性。所以大量被动负债的存在将限制央行紧缩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 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从货币当局的实践来说，判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最终标准为：在既定的经济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制度下，货币当局选择特定的货币政策体系，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判断不一：凯恩斯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通过构造IS―LM模型证明了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在肯定货币政策重要性的前提下，认为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在长期内无效；而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预期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否定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不能持久地影响实际产量。
首先，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工具，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变动可以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表明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传导至商业银行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也能有效影响银行的信贷增量，验证了商业银行借贷行为的“顺周期性”，也反映了商业银行信贷会受实体经济“倒逼”的影响。
其次，商业银行会根据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作出独立信贷决策。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当中央银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收缩流动性时，商业银行信贷量会下降，这从脉冲响应函数中可以看出，但针对利率上升，银行信贷量会先下降再上升，由于利差水平的提高，银行有足够的动力扩大信贷规模。同时当货币供应量M2增加时，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规模。此外，当银行信贷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的正向冲击时，会因为利差下降而缩减贷款，但最终随着时期推移会扩大贷款规模。在贷款存量增长率GL的方差分解中，第一期GL仅受自身和CPI的影响，这与银行信贷决策主要参考已有信息有关；同时，CPI对GL的贡献度大于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这也说明了当银行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可能会逆紧缩政策行事，继续扩张贷款。这些都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反应比较强烈，且商业银行作为微观主体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在作信贷决策时有时会偏离货币政策目标。
最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能产生一定影响。实体经济对信贷冲击的反映略有滞后，但信贷增长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也会推高物价。经济过热时，尽管央行会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紧缩经济，但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充足，会顺经济形势扩大贷款，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物价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和资金来源比较充足，因此，受到央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约束较小，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可能与货币政策目标相悖，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 结 语
货币政策的效应能否发挥，关键还要看政策传导渠道是否畅通。在当前信贷渠道传导仍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渠道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应能否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用渠道是否畅通，而后者又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影响程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和依赖程度。
主要参考文献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5
近年来，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测度的流动性飞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2008年以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速为9.24%，而广义货币余额平均增速为18.53%，至2013年10月底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108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已接近200%，创下全球新高，远高于美国的67%、欧元区的95%、英国的133%。
不可否认，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有一定规模的货币（M2）支持，但货币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健康发展并无益处，过快增长的货币余额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逐渐稀释民众的财富，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已由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但金融系统仍存在信贷结构扭曲、期限错配等问题，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型企业和“三农”）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优化和健康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因素，试图找到导致我国货币过快增长的根源，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二、模型和数据
1、模型
基于现有经济理论和相关文献，本文着重分析经济发展（ED）、政府调控（GC）、大国货币（LC）和银行行为（BA）四类因素对我国货币供给（M2）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lnM2t=？茁+？准EDt+？准GCt+？鬃LCt+？灼BAt+？着t
其中，每类因素又包含若干变量。具体如下：
（1）经济发展。按照货币数量理论的观点，一国货币需求由经济中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数量（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即GDP）决定，货币供给的增加必将引起物价的上涨。此外，货币供应量和投资者持有的其他资产的价格变动之间存在某种关系（Tobin，1982），比如股市收益率上升将减少银行的存款，进而减少可创造的信用货币数量（袁奥博、徐艳，2013）。因此，后文实证研究中经济发展因素主要考虑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程度两个指标。
（2）政府调控。尽管在货币政策效力问题上存在分歧，凯恩斯学派和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学派都认为中央银行可以自主调控货币供给，前者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主动地变动利率，调节货币供应量，后者建议实行固定规则调节货币供给。在实践中，调节货币供给的对象包括基础货币（M1）、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三种。但是，由于我国货币乘数的不稳定性（张延群，2010；王静和魏先华，2012），加之商业银行近年来大力发展表外业务也削弱了利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控效果，因此，基础货币和准备金率是否能影响广义货币仍需实证检验确定。另外，我国仍未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因此，汇率和财政政策也可能影响到货币供给。最后，我国财政支出的变动也会影响到货币供给（靳卫萍，2002）；胡永刚和张运峰，2005；邵腾伟和冉光和，2011）。因此，政府调控因素包括了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率、汇率、财政支出等指标。
（3）大国货币。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长期以来我国都致力保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资本的相对自由流动，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丧失一定的货币独立性。陈磊和侯鹏（2011）和李南妮（2013）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美国和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确实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我国的通胀压力。由于我国对外贸易中使用美元和人民币结算金额达70%以上，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口径，在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和日元合计也占35%。因此，大国货币因素中本文考虑了美国和日本货币供应对我国的溢出效应。
（4）银行行为。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构成了我国广义货币的重要部分。金融债券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筹资主体发行的债券，作为金融机构主动负债、增加资金来源的手段能够扩大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进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同时，存贷款利差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当利差扩大时，银行出于逐利动机会扩大存贷款规模，从而扩大广义货币的数量。因此，银行行为因素包括银行债券和存贷款利差两个指标。
2、数据
经济发展方面，本文选用名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股市繁荣程度使用的是每季度上证指数的算术平均值，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政府调控方面，基础货币（M1）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9月份以前的数据为央行公布的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9月准备金改革后，使用大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在其季度值中每遇到准备金率调整则按日期加权平均，准备金数据来自中商情报网；由于我国外汇以美元计价，且大部分资产为美元资产，所以汇率数据使用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季度数据由每季度的交易日的中间价作算数平均得到，之后取倒数得到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币值，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财政支出变量以每季度的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作为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大国货币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广义货币供给M2的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银行行为方面，金融债券采用央行统计的金融债券的发行金额，由月度数据求和得出；经营利差定义为：（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其中计算经营利差的数据为每季度的增量数据，考虑了我国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在内的几家主要银行，农业银行的可用数据较少故不计算入内，将上述几家银行的季度利差求算数平均得到我国银行的平均经营利差，用以衡量我国银行总体的利差水平，各银行的数据来源于和讯财经网。
为了便于计算货币供应量对各变量的弹性，同时弱化数据异方差影响，本文对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取对数后各变量表示如下：lnRMBM2（广义货币M2）、lnGDP（经济增长）、lnSHI（上证指数）、lnRMBM1（基础货币M1）、lnRFR（准备金率）、lnCV（人民币兑美元汇率）、lnFE（财政支出）、lnJPYM2（日元M2）、lnUSDM2（美元M2）、lnFB（金融债券）、lhMIM（银行经营利差）。所有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3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3季度。
三、实证结果
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各参数进行估计。首先将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大国货币和银行行为四类因素逐类对广义货币进行回归，然后再将四类因素所有变量共同对广义货币回归得到全变量模型，最后通过逐步回归法多次试验得到最优显著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1。
在经济发展因素模型（模型1）中，GDP和上证指数两个变量均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其系数表明经济增长和股市繁荣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0.392和0.435个百分点。政府调控因素模型（模型2）中，基础货币M1和人民币值两个变量参数显著为正且超过1，表明基础货币M1和人民币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1.036和1.747个百分点；准备金率显著为负，表明准备金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减少约0.327个百分点，对货币供应的负向影响较小；财政支出的参数不显著。大国货币模型（模型3）中的美元和日元数量参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美元和日元各自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民币广义货币将增加2.155和1.968个百分点，我国广义货币受外部因素影响明显。银行行为模型（模型4）里金融债券显著为正，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我国货币供应增加0.469个百分点，银行经营利差系数不显著。为了综合考察各因素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对全变量模型（模型5）回归后发现，基础货币M1、准备金率、日元M2、美元M2、金融债券和银行经营利差六个变量均显著，其系数表明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增加0.773、0.92、0.844和0.023个百分点，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减少0.113和0.10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小且不显著，可以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引发的对货币的需求并没有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见，当前我国的情形是，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两者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直接有效的联系，两者各自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独立增长。因此，试图用货币供给调节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同样，准备金率对广义货币的影响也非常微弱，许多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准备金率未按存款流动性分类进行差别划分、央行对准备金付息、商业银行持有巨额超额准备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影响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了法定准备金率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作用弱化。而美元、日元量化宽松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强劲溢出效应无需多言。金融债券对广义货币的影响则最为微弱，这可能是因为金融债券发行审批严格，数量有限，使银行通过扩大负债来扩大贷款规模的能力有限。以经营利差测度的银行经营行为能对货币供给量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影响也十分微弱。一般而言，较大的银行经营利差会激励银行吸收更多存款释放更多贷款，从而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关于经营利差缩小反而推进货币供给增加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近年来，由于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基本固定，存贷款的收入会因为市场利差缩小而减少，这时银行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存贷款业务规模，以维持甚至增加既有的利润规模，从而使得广义货币的数量扩大。
通过全变量模型使得参数高估的现象得到纠正，但由于变量较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使得部分变量的参数不显著，故应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多次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试验，依次将模型1至模型4中的变量添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当变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则保留，否则剔除，当所有变量试验完后得到所有变量参数显著的模型，再次将不显著变量逐个加入该所有变量参数均显著的模型中，若参数不显著则剔除。最终得到各个参数均显著的最优显著模型，即模型6。在最优模型中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的系数显著为正，基础货币M1、日元M2、美元M2和金融债券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增加0.763、1.072、0.793和0.02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这三个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将相应减少0.022、0.111和0.108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变量在模型5中符号为负，系数非常小，这与理论预期不相符。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将逐渐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导致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直接相关性程度低。背离主流货币理论的原因可能是金融资源扭曲错配使大量金融资源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两高一剩”等受限行业或领域，导致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改善。这也是房地产调控大打折扣和平台债务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客观上导致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不足。这样看来，调整资金配置，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金融资产因过度膨胀而诱发金融危机显得十分重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经济发展、政府调控、大国货币和银行行为四类因素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尽管单因素模型中经济发展、基础货币、准备金率、美元数量和银行经营利差对我国广义货币数量有显著的影响，但在综合各类因素后，经济发展、准备金率和银行经营利差对广义货币供给的影响力度变得较为微弱，只有基础货币、日元数量和美元数量的影响强而显著，联系到我国货币投放的方式，本文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外生性，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影响。
基于上述实证结论，本文认为要控制我国货币供应和物价增长，应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停止以增加货币供应量、释放流动性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控制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两高一剩”等行业或领域的金融资源流入量，改善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增强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支持力度。调整资金配置，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金融资产因过度膨胀而诱发金融危机。
第二，注意平衡国际收支，鼓励资本输出和贸易进口，提高外汇冲销的有效性，减缓外汇占款的增加速度；改革当前被动投放的货币模式，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债券投放人民币的主动方式。
第三，鉴于准备金率难以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实质有效的影响，加上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发展关系弱化，试图通过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增长已不再是有效方法，央行的调控应转到调整金融系统资源配置的结构和方向上来，而非继续释放流动，否则可能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第四，在我国资本管制逐渐放松、汇率制度还没有完全浮动的背景下，要防止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调整我国国际收支格局和汇率浮动制度，控制大国货币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溢出效应，增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第五，引导金融机构调整盈利业务结构，增加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等服务项目的盈利，抑制金融机构扩大存贷款规模、维持利润的冲动，减少由于银行逐利行为导致的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
（注：基金项目：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142）；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qnjj1139）。）
【参考文献】
[1] Tobin J. Money and finance in the macroeconomic proces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82（14）.
[2] 袁奥博、徐艳：股票、债券投资和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储蓄的关系――基于EG两步法和极大似然法的实证研究[J].海南金融，2013（3）.
[3] Tobin J.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onetary theory[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69（1）.
[4]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5] 张延群：中国货币供给分析及货币政策评价：1986―2007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6）.
[6] 王静、魏先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6）.
[7] 靳卫萍：从货币供给的角度看财政[J].南开经济研究，2002（5）.
[8] 胡永刚、张运峰：财政支出与广义货币关系的协整分析及其政策含义[J].财经研究，2005，31（11）.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6
（一）货币资金安全风险定义
货币资金安全风险是指企业在各项财务活动过程中，由于企业内外部的客观经济环境存在一些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致使企业货币资金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如：企业遭受货币资金诈骗，合同违约货币资金不能收回，企业银行账户被冒用，投资不能收回等等。
（二）企业货币资金风险来源分类
1、外部风险
外部的货币资金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外部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中国的企业发展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经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大发展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在这种经济大环境下，由于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企业在获得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会给企业货币资金安全带来很多风险，如国际方面的有汇率风险、能源状况、贸易风险、油价金价变动风险、政治风险、战争风险等。国内方面的有宏观经济形势变动、国家政策的变化、税制改革、企业会计准则改革、违约风险、信用风险等等。这就要求企业的决策层具有智慧和远瞻性，进行风险预判和风险分析，制定应对风险的战略决策和详尽全面的应对方案，消除不利因素，确保货币资金安全，实现经营目标。
2、内部风险
由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内控机制和内部审计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也会给企业的货币资金管控带来很多挑战和困难，进而产生货币资金安全风险，这是制度层面的风险因素。另外，由于企业决策层以及管理层的不作为，员工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因素，如企业管理人员贪污受贿、财务人员违规操作等等，都会给企业货币资金安全带来风险。
（三）企业资金风险存在的原因
1、企业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性差
制度通常是组织常规且重要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没有良好的货币资金制度约束会导致企业业务的处理资金业务时没有统一的目标和处理方法，各行其是效率低下，增加业务出现的风险的几率。
2、制度的执行情况监管不力
有些企业虽然设置了相应的资金管理制度，但是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控制制度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管，有令不行，缺乏必要的控制也是造成货币资金风险的主要原因。
3、企业投资决策失误
投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行为，是企业继续再生产的基础和保证，正常情况下企业的投资都会慎重考虑到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资源等，投资造成货币资金风险，很大程度上与投资决策失误有关，如盲目扩张或丧失发展机遇，就很可能导致企业货币资金供应链断裂或货币资金没有投放导致使用效益低下，这都会造成资金的风险。
4、企业资金来源不当导致资本结构不合理
资本结构是企业各种来源资金的构成比例，筹集资金的决策不当，会引发资本结构不合理或者无效融资，就可能导致企业筹资的资金成本过高或引发债务偿还困难的债务危机。
5、企业货币资金使用安排调度不合理
目前企业货币资金使用安排调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集团公司对
子公司在资金管理方面垂直管理，货币资金统一采取集中管理模式，忽视了对行业特殊型和差异性的考虑，造成货币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二是，货币资金管理缺乏制度性安排，致使营运不畅，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或货币资金冗余。
二、企业货币资金安全风险防范的意义
（一）货币资金的安全风险管控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1、货币资金活动渗透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企业的基本活动可以分为投资、筹资、运营、分配活动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想到联系、想到制约，但是货币资金活动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要依赖于货币资金的支持；生产经营的过程和结果的体现出来，也是表现为一定形式的货币资金活动。因此，货币资金管理一直被视为企业管理的关键内容，构成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部分。
2、内部管理方面货币资金的控制通常关键薄弱环节
货币资金活跃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涉及面广，导致影响货币资金安全的因素很多，涉及面广、不确定性强，给货币资金的安全的管控带来很大困难。一方面做好货币资金的管控，需要企业对自身业务活动做出科学的、准确的定位；第二方面做好货币资金的管控，需要客观的、清晰的对本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环境做出判断；第三方面做好企业货币资金风险的管控，还企业相机抉择，准确处理外界与自身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企业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货币资金安全与风险施以有效控制并不容易。而货币资金安全与风险内部控制的失误，往往给企业带来打击是致命的。加强和改进货币资金活动内部控制，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货币资金安全风险控制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一是企业防范货币资金风险，保证货币资金安全的需要。货币资金活动活跃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企业内、外部各相关单位或个人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企业货币资金运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出现差错，都可能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安全，导致企业资产存在损失风险。从货币资金活动内部控制方面进行控制，有利于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并化解有关可能的风险。
第二是可以促进企业货币资金合理使用，提高货币资金效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有效开展，依赖于货币资金所具有的合理存量和流量。根据货币资金安全因素分析和风险评估开展货币资金活动内部控制，正确评价企业的资源条件和未来前景，科学的进行筹资和投资，针对生产经营中的货币资金余缺进行合理调剂，有利于货币资金均衡流动、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率，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是可以规范企业经营活动，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货币资金活动紧密相联，依据对货币资金安全风险因素状况分析评估指导企业的货币资金活动，实际上是从货币资金流转的角度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控制，有利于促使企业规范地开展业务活动、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搞好企业货币资金安全风险因素分析，能有效的应对风险，减少损失货币资金安全与风险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因此，货币资金的安全风险也会存在于企业供、产、销等各种经济活动中。为了有效控制货币资金在生产经营全过程的安全风险，企业的风险管理部门首先要对各种业务流程进行梳理，找出每个流程节点的货币资金安全风险点，并进行列表描述，详细编制各种货币资金安全风险预案，使企业的货币资金安全风险达到可控，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货币资金安全风险给企业造成的损失。
搞好企业货币资金安全风险因素分析，能有效的防止舞弊因为在企业的所有资产中，货币资金的挪用是引起各种贪污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强货币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对货币资金安全风险因素和风险点进行严格监控，保证货币资金的收入、支出合理合法，从而有效地防止舞弊的发生。
三、企业货币资金安全风险的应对措施
（一）科学决策是风险控制的核心
推进货币资金管理信息化建设，借助现代化信息手段实行货币资金集中管理，将货币资金集中管理信息系统货币与资金安全风险管控过程进行紧密融合，实现在线实时风险监控。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将货币资金预算管理与货币资金适时监控相结合，及时准确地反映货币资金运行状况和风险。
（二）制度建设是风险控制的基础
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各项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性保障，要大力推动货币资金安全风险防控的规范性制度建设，企业应当根据内部控制规范等法律法规及企业自身的管理需要，完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使企业上下进行风险防控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货币资金安全风险控制重点在于防范，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从源头对货币资金的各种安全漏洞进行防范，特别要建立以下几点控制内容：
第一是建立健全授权审批制度，企业要建立详细授权审批体系，编制常规业务授权的权限指引，重点规范特别授权业务的范围、权限、程序和明确应承担责任，对特别授权进行严格控制。建立企业重大的业务或事项集体决策审批或者联签制度，任何个人不得单独进行决策或擅自改变集体决策。按照规定的权限和制度办理货币资金筹措和使用。
第二是建立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制度，确保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加强员工职业道德和安全意识教育。比如，空白支票、印章应分别由不同的人保管，出纳不得兼任稽核等。
第三是加强内部审计。内部审计可协助管理当局监督控制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三）业务流程设计是风险应对的重点
货币资金安全风险防控要注重企业货币资金管理业务流程各风险点的监控。企业在设计货币资金安全风险管控制度时，要注重风险点的描述，应该重点明确各种货币资金活动的业务流程，确定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的工作内容所对应的风险点，并将其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此外，由于货币资金活动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互联系又互相影响，因此，在设计货币资金控制流程的同时，要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特征，货币资金风险控制流程设计要适应经营活动的流程，做到全流程风险可控。
（四）风险控制点的识别和建立是关键
现在企业一般以集团公司形式出现，生产过程多样复杂，企业的货币资金管控也会相对全面和复杂。但考虑到成本效益原则货币资金内部控制不可能事无具细、面面俱到的进行全面控制，企业必须识别并关注主要风险来源和主要风险控制点，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也就是对业务流程中的环节、步骤，认真细致地进行分析，根据其发生风险可能性的大小、对企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识别，确定关键的业务、关键的程序、关键的人员和岗位等，从而确定关键的风险控制点；然后针对关键风险控制点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集中精力管控住关键控制点风险管理。
（五）严格执行制度是资金风险控制的保障
企业货币资金安全风险的管控，虽然找对了业务流程、找准了关键风险控制点，但是如果不采取具体的控制措施，对关键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那么同样可能造成严重损失。再好的制度、措施，如果只停留在纸面，不严格执行，就只能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实效。因此，制度的执行到位与否是事关整个管控活动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只有严格执行控制，货币资金风险管控目标才能保证实现。
（六）严格考核是制度落实基础保障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7
马克思科学地分析和考察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并分析了货币的属性和职能，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阐明了他的货币资本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理论，这是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在生产中重要地位的经典概括。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单个资本登上舞台，发挥价值增值作用，必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使生产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这种转化靠的就是货币资本的预付，货币成为生产进行的第一推动力。从资本运动过程来看，各种资本运动的起点均是货币资本，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进入现实生产过程，最终产生价值增值的整个循环过程，首先靠货币资本的预付来推动。
货币资本同时是持续的推动力。社会生产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不同形态资本的循环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的连续过程。不同形态的资本均不仅是一次资本循环运动，而且是周而复始的资本周转运动。资本循环运动结束，资本实现了资本回流和资本增值，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才能开始第二次资本循环，如此下去才能不断进行资本周转。因此，从资本周转来看，“货币是每个价值增值过程的起点和终点”。货币资本表现为资本运动的持续推动力。
对货币资本重要地位进行论述的西方代表人物有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等多人。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麦金农和肖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这个理论中关于货币资本重要地位的基本观点是：在“市场不完全”的发展中国家中，大量的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它们如果要投资，以改革技术和提高实质资产的质与量，只能靠自身的内部融资，而且由于技术变革和投资不是可以细分而渐进的，而是间断地以成批形式出现的，因此，业主们必须先有-+时期的内部积累，才能跳跃式地进行投资。这样的内部积累，可以采取实物形式，但这样做成本高，损耗大，不如持有货币。一定时期的货币积累，是投资的先决条件，即货币对于积累有“导管”的功能。积累如果要以货币持有的形式进行，则对货币持有者必须能保证其所持货币不会贬值，并有一定的利益，包括便利和报酬，即持有实质现金余额必须有收益。这收益率等于存款的名义利息率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差。这个收益率越高，人们越乐于持有货币，因而储蓄和投资就越盛，反之亦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欠发达，可能是由于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也可能是这二者兼而有之所导致的。这种状况被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因此，要使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必要的措施就是解除“金融抑制”，即通过资金市场自由化来使利率提高，并消除通货膨胀，但也不应高得过头，以致有钱不用于投资。另外，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地、长期地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自助”。但金融自由化必须与贸易自由化、税制合理化和正确的政会出政策相配合，才能开拓国内资金来源，促进经济发展。
继麦金农和肖之后，巴桑特・卡普尔(Kaput，1976)、维森特・加尔比斯(Galbis，1977)和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等人基于麦金农――肖框架，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金融抑制模型。也就是说，这些人对麦金农――肖理论进行了扩展。在最近的研究文献中，对货币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货币资本发展是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马克思说：“货币是每个价值增值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凡是有价值增殖的地方，货币就必然从总体上发挥着对物质资料生产乃至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而麦金农和肖的论述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正如麦金农所言：“资金融通上孤立无援的企业家，很容易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除了一小部分很富裕的人外，技术创新在这里将受到完全的限制。”
同时，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量投入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资本运动和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货币资本在资本运动中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进行扩大的：一是资本积聚，即剩余价值或利润转化为资本，使原有资本量扩大；二是资本集中，即通过现有资本的联合或兼并进行的。此外，银行资本和股份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又为货币资本量的急剧扩大创造了条件。这时货币资本量的扩大就不仅决定于自有资本的扩大，而且决定于银行信贷规模的大小。不仅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扩大和重组，而且社会上暂时不用的闲置资金，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费基金都可以转化为资本。货币资本的不断累积推动着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货币资本的投入引起市场需求的产生，货币资本推动的产出必然增加市场供给。因为市场需求是指有货币购买力的需求，货币资本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要么增加了市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要么就增加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兼而有之。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又增加了市场对生活资料的需求。货币资本的投入推动生产经营，使社会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从而增加了社会供给。
但是，货币的推动力作用是从总体E讲述的，在具体经济运行过程中在某一时点或时期内，经济发展也许并不同时出现执行该种职能的货币的同比例增加，甚至不是同方向的。原因在于“并入资本中的各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界限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决不能根据货币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作用而“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一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原因在于由一定货币额构成的预付货币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便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能够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已定的，那么预付资本的量也是既定的。但这个一定量的预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大小却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可见，没有货币的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经济运行难以启动和持续，但并不意味着投入生产和流通中的货币越多，产值就越大，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保证货币充分投入的基础上，还应加大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
同时，货币推动生产扩大是以潜在资源存在为前提的，这些潜在资源涵盖着包括可供利用的闲置设备、劳动力、技术、原材料及可供开发的能源、矿山、滩涂、水面等一系列生
产要素的具体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此时，银行扩张信用，增大货币供给，可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某一时点或某一特定时期内国家是否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量，则必须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要素是否处于可供利用而未加利用的闲置状态而定。若生产要素处于充分运转的状态，增加更多货币供给只能带来通货膨胀等不良后果的。
对马克思对货币资本对生产规模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麦金农和肖的论述中也体现了对次支持和赞同，但不同的是：进一步阐述促进发展的基本手段是高利率：“如果对金融资产支付的利率，大大高于现有技术条件下的投资边际效率，金融资产就会引诱一些企业家从落后的生产过程令抽出资金，来为进行先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投资助其他企业提供资金。”
三
(一)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发与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要充分发挥货币资本对生产的重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丰富多采的农产品市场的构建、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彰显了货币的推动作用。但从总体上；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仍然十分短缺。
据专家学者评估，新农村建设要全面启动，资金需求约为几万亿元，只靠政府的财政拨付不具现实性，这就需要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过程中，同时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使用各种财政工具，通过财政贴息、政府担保或其他形式的机制、体制创新，建立合理的利益诱导机制，引导部分金融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来。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14.1051万亿元，这表明我国具有利用社会资金的稳健基础。
(二)对企业发展的启发与思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的规范完善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企业发展壮大才有经济的增长，而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银行的资金支持。这需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信用制度、构筑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而提高市场资源(包括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来说，应加强对金融机构改进中小企业服务的引导和督促，放宽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浮动限度，适当增大利率的弹性范围，以调动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引导金融部门开发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信贷品种，在保证优势企业、支柱产业、农业等资金需要的同时，加大对其他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等。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8
一、引言
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现实的表现和研究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的应用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存在政策效应弱化的趋向。对于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新态势，许多学者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不科学，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不明显，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中介不健全等诸多层面分别去寻找根源（王雪标、王志强，2001；江其务，2001；夏斌、廖强，2001；谢平，2002、2003；赵振全、张宇，2003；王钰、王稳，2003；裴平、熊鹏，2003；王国松，2004；杨小娟，熊勇刚，2004；)，并提出了很多见解。导致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的原因尽管纷繁复杂，但都可以归结为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从经济学、金融学视角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进行研究。
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较丰富（Bourdieu,1986；Coleman，1992；Putnam，1993；Burt，1997；Fukuyama，2000；Lin，2001；张其仔，2002；方竹兰，2003），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社会资本是个社会学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被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Portes，1998）。同时，把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金融学的研究（Liugi，Paola Sapienza，2004），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代表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最前沿的研究方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金融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将社会资本引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突破了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视角，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的发展。本文探索性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发展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指出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 社会资本界定
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Bourdieu）是第一个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许或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Bourdieu，1985）。因此，社会关系网络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投资于群体关系这种制度化的战略来建构。Bourdieu (1985)的这个定义很清楚地将社会资本分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是社会关系本身，该关系允许网络中的个人获得其同伴所拥有的资源；第二是建立社会关系后所能获得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它们决定了社会资本的高低。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科尔曼 （Coleman），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的。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它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即个人的社会结构资源、以及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结构资源实现自身利益。社会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Cofeman，1990）。
普特南（Puinam，l993）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些社会组织特征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是群体所共有的资本，通过个体参与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交活动，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并培养互惠互利的行为模式，提升对彼此的信任，从而促进社会中各项资源的流动效率。
牛津大学的Janine Nahapiet与伦敦商学院的Summantra Ghoshal（1998）发表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组织优势”一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镶嵌在由个体或组织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现实和潜在资源的总和。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本资源论。林南（2001）认为资本是在市场中具有预期回报价值的资源投资，而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中，可以通过一些行动获得或调用的一种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Lin，1999）。
托马斯•福特•布朗从系统主义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参与社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社会资本具有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分别对应着社会资本系统中的要素、结构和环境，相应提出了嵌入自我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包含结构的观点①。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如Burt（1992）认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可以获得使用资本的机会；Portes（1998）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行动者能在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中获得利益的能力。
社会资本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社会资本。NahaPic&Ghoshal（1998）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建立在信任和规范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范围与质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能获取的潜在的或者现实的外部资源。
Liugi，Paola Sapienza（2004，pp.526-556）于2004年首次将社会资本引入金融发展分析中。Liugi等将社会资本引入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旋转模型中，并实证研究了意大利的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发现北意大利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与高水平的金融发展正相关；而南意大利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导致了低水平的金融发展。Liugi等总结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信任，降低金融合同交易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金融发展②。
本文尝试把社会资本引入货币政策的研究中，并用社会资本的“资源论”观点，解释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货币政策启动后各种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和运行的整个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操作目标、操作目标作用于中间目标、中间目标作用于最终目标的全过程（见图1）。
一般地，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经济变量传导过程和微观主体传导过程两个方面。经济变量传导过程可概括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启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操作目标――监视中介目标――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微观主体传导过程是通过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的变化改变经济变量来实现的。该传导过程可表述为：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消费者）――国民收入。具体来看，中央银行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并在金融市场上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导致基础货币、基础利率等中介目标的变化，金融市场将这些信号传导给金融机构、企业、居民，这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一环节。金融机构根据货币政策信号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等业务机构，并作用于企业与居民，这是传导的第二环节。企业和居民调整自己的投资和消费并最终实现总产出的变化，这构成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三环节。
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也就要求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的全过程，即中央银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调控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数量、利率、政策等），进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使企业和个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从而迫使整个国民收入也随之变动，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目标③。
近三百年来，众多经济学者，包括古典的萨伊、休谟和斯密，现代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和托宾，近代的米什金和伯南克等都对货币政策的传导进行过讨论。自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来，各经济学流派从不同的条件出发，分别形成了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Mishkin（1995）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型，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笔者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出发，梳理总结了各个流派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观点（Hicks，1937；Robert Rosa，1951；Hansen，1953；Tobin，1965；Marshall，1923；Lerner，1944；Mundell，1962；Fleming，1962；Modigliani，1971；Stiglitz，1981；Bernanke-Blinder，1988；Bernanke &Gentler，1995），详见表1。
四、社会资本对货币渠道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货币渠道包括利率途径、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汇率途径等。
宏观经济学认为利率的变化将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投资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产出变动。然而企业做出投资决策并不只是考虑资金成本（利率），更重要的是权衡投资是否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企业投资的成败取决于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能够提升企业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根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产，其表现形式可以基本上归纳为信任与合作关系、资源的互补性、信息和线索、稀缺性资源、协同关系，以及由这些资源和关系的整合形成的对环境中的机会的把握能力或战略优势等。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其价值，它借助于所占据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拥有资源财富信息或机会。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企业，其接触的市场资源和得到的支撑资源越多，投资越容易成功。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资本比利率因素更能影响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在存在企业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敏感。
非货币资产价格途径通过改变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情况，进而影响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决策，以达到政策目标。由于个体（企业）社会资本的存在，使其能够在资产恶化的情况下，动用社会关系进行融资消费（投资）。Ceoleman（1990）、spagnolo（1999）首先从金融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资本对融资和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强化了诚信的普遍程度。高社会资本社区，社区网络带来的惩罚失信的方便性使人们相互信任，更容易促成彼此之间的借款行为。WooIcock（1999，2002）持续的研究了小额信贷和中小企业中的社会资本问题，在对小企业的研究中，他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中小企业获得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地区，资源有限，社会资本能够起到将有限资源更加有效交易的作用，通过小企业的运作，实现财富积累。我国学者张荣刚（2005，2006）、宋瑞敏（2007）、陈晓红（2007）均从社会资本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非正规融资的角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的促进作用。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非货币资产价格传导途径的意图，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汇率并不是影响企业出口的唯一因素，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积累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国际市场交易的促成。长期的国际交流合作使企业与客户建立了相互信任和稳定的贸易关系，由于社会资本产生的长期合作共赢的预期，即使汇率变动使短期交易成本增加或减少可能不会改变企业的出口量。因此，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五、社会资本对信贷渠道的影响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贷渠道包括银行贷款途径和资产负债表途径等。
银行贷款途径的观点是，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调控影响到商业银行的可贷款规模，通过信贷配给的变动波及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总产出。然而，商业银行作为一个金融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本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而不完全受控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对接国外金融市场，通过电子金融交易，快速、便捷地远程融通资金，即使中央银行想对商业银行信用进行控制，由于商业银行可以到不受管制的欧洲货币市场借款，使得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能力下降，其货币政策意图也未必能通过商业银行途径实现。而且，随着多种融资方式的出现，企业可通过社会资本的力量发展其他信用渠道，银行信用占社会总信用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也减弱了银行贷款途径的效果。
资产负债表途径的作用原理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借款企业的资产净值P，定义为借款者的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改变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程度，使得银行意愿信贷供给发生变化，最终引导企业投资变动，从而导致总产出的改变。资产负债表途径发挥作用的一个隐含的前提是，银行贷款是企业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资金来源，而实际情况是企业的资金并不仅仅来源于银行贷款，特别是社会资本比较丰厚的企业，它们能够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渠道筹措到发展的资金。因此，在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下，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途径的效用逐渐减弱。
六、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社会资本增加了企业融资的渠道，影响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由此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效用，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并不直接处于中央银行控制之下，它必须依靠中介性指标的传导性作用，这些中介指标一般具有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特点。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其广泛运用，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各个环节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其中介指标的控制变得难以把握，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就会变得不明显。
当然，有效利用社会资本对货币政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一，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社会资本，促进同业拆借市场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利率的市场化，有利于发挥利率渠道的传导作用。第二，积极发展金融机构的社会资本，为金融机构的贷款经营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银行可以通过和企业建立相对固定、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以便对借款企业的实际情况有较为正确的了解，准确评估借款的风险。第三，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三方建立良好的持续的业务联系，积累社会资本，增加互信，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降低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
注释：
① 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载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第78-79页.
② 卢燕平：《社会资本与我国金融发展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第3-4页。
③ 范方志：《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66-130页。
参考文献：
[1]冯科.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6.
[2]范方志.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3]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
[4]林南著，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9
一、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是一种风险资产
1、传统货币与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可以追溯到费雪在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提出著名的交易方程式MV=PT。之后不久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剑桥方程式。在这些理论里面货币认为和一般商品是一样的。本身的货币价值受供求关系影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提出了人们持有货币需求的三个动机，他的理论基本就忽视了货币本身的风险因素（当然在那个时候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可能是很小的）。他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其中有个凯恩斯陷阱。凯恩斯陷阱认为当利率极低，债券价格极高时，认为无论有多少货币人们都愿意持有在手上。如果是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个理论是否成立，可能需要重新考查货币本身了。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具有风险，某些时候货币可能比债券的风险更高，这样的话人们在流动性陷阱里面愿意不愿意持有货币就很难说。后来鲍莫尔的平方根公式和惠伦的立方根公式也是发展了凯恩斯的三个动机，也并没有考查货币风险本身。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数量问题。该理论把货币当作一种资产（财富）的一种形式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但是该理论也没有把货币的风险性拿出来做为一个因素来考量。
萨缪儿森在1958年对现代货币提出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是从消费借贷模型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华莱士等经济学家在后来对该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提炼出叠代模型。这里考虑到了货币去其他资产的收益的问题。但是没有去论述货币本身有没有风险。
但是现代信用货币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为什么这些理论都把该因素忽略了呢？以前可能是金本位制下，货币风险小。但是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用现代货币的性质来重新考查我们的传统的货币理论呢？正是这个想法，我想先论述下现代货币的风险性质为以后的研究做准备。
2、现代信用货币的资产性质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世界进入了“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时代。现代信用货币与金属货币具有不同的性质，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信用货币已经具有了风险性。信用货币不在是像金属货币一样的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货币一开始就是一般等价物，其购买力来源于自身，是由其本身的价值所保障的，无需求助于任何外在因素。其购买力随着其价值变动而变动，货币与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就是商品与商品的交换。
纸币时代的货币与其购买力保障彻底分离，货币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纸币发行中，与金属货币等值的部分是具有购买力保障的，其保障就是国库中的金属货币。所以货币在退出流通，执行储藏功能时可以转换为金属货币。国家以强制力一方面保证纸币的流通，一方面保证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兑换。所以原则上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纸币的购买力是由国库中金属货币的价值来保障的。信用货币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流通不以任何贵金属为基础的独立发挥货币职能的货币。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基本都属于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由银行提供的信用流通工具。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本质仍然和以前的一致吗？恐怕是不一致的。本文认为货币从中央银行进入信用领域之后它已经变为了一种资产（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凭证）。但是由于它本身不具备价值（或则说它的价值与自身的购买力不匹配）因此信用货币的购买能力不再由自身价值决定而有可能出现购买能力的大幅度的变动，从而信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已经具有了较强的风险性。实质上信用货币就是一种风险性资产，只是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它有国家信用做保证而风险性比较低。
二、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
现代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它风险来源主要是在造成它购买能力变动的因素。本文认为信用货币的风险来源主要两个：一是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风险，二是来源于政治风险的退市风险。
1、通货膨胀导致信用货币购买力水平变动是信用货币的主要风险
货币作为一种资产，人们最关心的是它购买力水平的变动，因为信用货币一般有信用作为保障，而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但是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危机不断，各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增长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世界性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信用货币的购买力的变动。以中国为例，十年前的一元钱的在国内购买力在现在可能贬值了50%以上。如果在国内把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储备或投资的时候就已经有明显的风险性。
当前有些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变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关键是人们的收入是否随着价格上涨进行增加，也就说是在通货膨胀过程中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到人们的实际收入购买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当前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甚至被认为一种无风险资产的时候，原有货币存量有增值保值的要求。收入增长也许是赶上了通货膨胀的增长水平，但是原有货币存量的购买力却发生贬值。这样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已经贬值。
有些观点会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利率水平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时候，货币可以实现增值保值从而没有发生购买力的变化。但是这种观点本文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首先利息一般被认为是人们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而不是对货币风险的补偿。其次市场化的利率水平下也不可能保证市场利率总高于通货膨胀率。所以只要有通货膨胀风险的存在，货币作为一种资产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
2、信用货币具有因信用变动而导致货币购买能力变动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认为是中央银行对人们的负债，这种负债是用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的。一旦国家信用产生问题的时候，货币就有贬值的风险。国家信用跟很多因素相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以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等都是国家信用水平的影响因素。第一，一旦一个国家发生政治动荡，作为信用的货币资产就面临贬值甚至退市的风险。这种风险比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低但是一旦发生，货币资产的损失概率很大。第二，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经济常态可能会持续存在，美国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欧债危机又开始兴风作浪，这种经济上的动荡是的世界主要评级机构纷纷降低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债务评级。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该国对人们的负债，实际上该国的货币资产的风险因为债务评级降低而上升。意味着该国的货币购买力有可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全额保证。从而货币资产因为信用变动而具有风险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得出结论，现代的信用货币存在购买能变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是货币本身价值变动引起的，而是货币的外部风险引起的。所以得出货币资产是一种风险性资产。
三、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
1、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直观指标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频繁的经济危机让人们经历了频繁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人们已经慢慢对信用货币的风险与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变化作为信用货币的风险度量手段。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最直观的指标。现代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宽松货币政策是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通货膨胀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因为发行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同时通货膨胀的发生改变了原有货币存量的价值，所以人们原有的货币资产在未来的购买水平发生变动的大小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这样人们会把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资产风险大小的直观指标。
2、真实利率水平是对信用货币风险实质指标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利息是让渡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这种观点忽略了信用货币的风险性。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利息不再完全是人们出让货币使用权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补偿。所以利率水平也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这里说的利率水平是指实际利率水平即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不同国家和地区信用货币因为本身具有的风险性大小不一样，所以各国的实际利率水平的差距不一样。这和有些观点认为的各国生产力水平决定各国利率水平的观点不同。生产力水平只是影响信用货币风险大小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因素如上面分析的会影响到信用货币的风险大小。利率可以当作货币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跟他的风险大小是相匹配的，这也符合现资学的观点。所以真实利率水平是信用货币风险度量实质指标
通过上面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膨胀率是信用货币度量的直观指标，而不能从根源上反应货币资产的风险。而真实利率水平是对货币风险综合性度量，这才是货币资产风险性的实质指标。这也能过解释各国真实利率水平的差异性。
四、结论与后续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两个主要的结论，一、货币资产不是无风险资产而是一种有风险的资产。二、利率是对货币资产风险的补偿。
这样货币作为一种风险资产的存在将改变原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建立的时候，特别是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本身是一般等价物存在。现代信用货币本身已经没有了价值，而是一种信用保障下风险资产。传统经济学把货币一直作为一种无风险资产来考查，其经济理论会有很多不能解释信用货币时代下的经济现象。
后续研究希望在信用货币作为一种风险性资产的条件下重新去考查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以及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进而去研究现代信用货币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希望为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找到制度上的根源。
【参考文献】
[1] 张金云：货币基本问题的重新梳理[D].吉林大学，2006.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10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一、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按照内生金融成长理论的观点，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格利和肖就曾经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将难以理解。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与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国家，在整个经济制度变革过程的前期，基本体现了政府推动和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特征。具体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分领域、分地区各个突破、分步推进的。
由于采取了局部推进的非均衡改革战略，因此，中国的改革特别强调改革的次序问题。为了具体地落实改革的先后次序，我国在“七五”计划中，根据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提出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地域划分及国土开发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赶超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一区域差别发展战略所引起的负效应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替代，传统的区域经济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区域经济运行由均衡走向非均衡。
经济决定金融。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而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改革初期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动因，以此为基础，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由弱变强的、非政府主体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加快了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运行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着放权让利而展开的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支配权由政府转向民间。这一转变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培育了必要的市场主体，为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变迁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即：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不再由政府惟一地决定，基于已有的分权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非政府主体也较大程度地参与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来讲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因此，非政府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积极参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力，也就取决于市场经济不断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激励机制作用的大小。由于改革初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不同区域的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市场激励，这样一来，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热情与动力明显有差异，由此决定了来自于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而实现的经济与金融成长绩效存在区域差异，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
虽然，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与以往历次经济体制的变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行政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等各方面层层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权力。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来看，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与金融运行中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而在我国依然近乎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发展速度则直接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和对资源的占有量。即：地方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资源配置权的大小以及能否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资源的前提是拥有可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每个地区都想借助拥有更多的货币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地区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为本地区获取更多货币的竞争。“拨改贷”后，金融成为各地区资本形成与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地区金融资源的多寡越来越成为决定地方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地方关注的目标随即转向了金融部门。在金融以“条”为主、地方以“块”为主的状态下，“条块分割”的矛盾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需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来完成。由此，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而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最终配置格局取决于博弈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博弈能力的对比。
首先，就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各区域经济实力进而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实力上的差异。发达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使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欠发达地区则恰好相反，较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降低了欠发达地区在包括资源配置权限划分等在内的各种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削弱了这些地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
其次，就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与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制度供给与制度的有效执行方面均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在区际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一劣势使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面临着执政的风险和政治租金丧失的风险，并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夺经济与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总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能
力的区域差异是显著存在的，这决定了各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金融资源能力的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存在差异。在政府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主体而存在的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业已存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变得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不同的发展环境为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培育、金融供给能力的提升以及供需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等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各区域金融运行由此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以争夺金融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博弈，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先进入者优势而占据了博弈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金融资源的配置随即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配置格局，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地扩大，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特征由此得以强化。
二、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与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必然对内生于其中的金融发展模式产生本质上的影响。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走上了一条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的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迁服从并内生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由计划到市场的总体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上呈现出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在微观上则更多地受到微观金融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制约。
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的确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方式下，中央银行使用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由于严格的规模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具有相当的控制力；而在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使用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于市场对政策信号的传递以间接地调节微观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就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完善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金融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有无反应和反应程度的大小。可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既定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效力的提高不仅要求中央银行从宏观上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而且还要求中央银行应当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微观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金融市场化改革由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改革秩序安排，人为地给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使不同地区金融深化的速度与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运行最终呈现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并存的特征，即：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状态并无实质上的变化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却因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显著推进，而更多地表现出了“金融深化”的特点。
在微观金融运行显著影响政策效力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下，各区域“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状态的非均衡性，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统一货币政策调控反应程度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以区域经济与金融均衡发展为前提假设的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矛盾。
(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单一的矛盾。
尽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已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了以间接调控为主，但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目前，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中央银行对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渠道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微观金融运行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对金融拥有较强控制力的情况下，这一状态无碍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银行信贷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减弱，单纯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集中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的显著区域差异，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于国有金融的同时，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金融的发展，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不仅能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获得，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筹资、民间借贷及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这样一来，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地区微观经济主体对经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必然弱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反应，由此造成统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出现区域差异。
(二)经济金融总量与结构的区域差异与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矛盾――货币政策扩张或收缩的区域不同步性。
首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按同一比率缴存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缺乏的状况；同时，受经济与金融扩张能力的影响，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而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却要比东部地区小得多。
其次，在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条件下，现金漏损率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受信用发展水平、交易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现金交易比重较高，此外，东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的客观差异，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现金漏损率比东部地区更高，货币乘数则更小，这样一来，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各地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就是不同的，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区域的扩张或收缩程度显然不同。
再次，从经济与金融结构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国有经济。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这样，以商业银行信用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远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大，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同时，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国有金融与市场金融均更为发达，金融体系更为全面与完善，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广泛，地区内投资扩张回旋空间大、速度快，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更不显著。这样一来，同样的货币政策
调控就会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扩张或收缩效应。
(三)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差异与统一基础货币投放的矛盾――货币投放效果的区域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自1993年末国家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资产取代再贷款，成为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主渠道的这一变化，使得地区出口及创汇能力成为了决定本地区货币资金宽松程度的关键因素。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几乎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出现了东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量充足，而创汇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仅如此，由于1994、1995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幅度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相应地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对此，中央银行采取了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对基础货币的过快投放进行冲销。这对于经济已经过热的东部地区起到了必要的降温作用，而同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于资金已经并不宽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金融内生成长能力的区域差异与单一货币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强化的可能。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区域不同步性，赋予了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动力和活力，东部地区因为拥有了改革的优先权而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动力，从而拥有了改革“先进入者”通常能够获得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先进入者优势”赋予’了东部地区在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中的领先地位，使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也更加完善，东部地区由此而走上了一条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这种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获得，使其能够在国家诸多优惠或倾斜政策取消以后，仍能保持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滞后，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而且，由于发达地区的相对发达，使其在与发达地区的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竞争劣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此走上落后便更落后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内生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却基本上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措施(某些政策仍在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倾斜)。比如，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全国统一性，企业上市审批条件的全国统一性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显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情况下，不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单一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必然使这些地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难以拓展。由此可能会使已经落后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后。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11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我国m2与gdp比率畸高及货币推动力弱化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林梅华,张苗苗.我国 m2/gdp 过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5]?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12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我国M2与GDP比率畸高及货币推动力弱化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林梅华,张苗苗.我国 M2/GDP 过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5]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货币资金的主要来源篇13
一、引言
宏观调控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关注了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积极应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系统。我国的货币政策也频繁变动，中央银行综合运用了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是否有效，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央行动用了货币政策工具，是否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的，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长久以来，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经济总量来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微观企业的投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微观企业已成为我国投资的主体，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公司层面上来研究公司投融资和货币政策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借助公司层面数据来分析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的作用。（2）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了GMM估计的方法，控制不可观察的公司特定影响与滞后的内生变数所带来的偏误，且同时考虑了投资的加速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保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3）另外，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曾经指出，“研究货币政策传导问题时要充分关注微观基础”。①本文研究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整应关注对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提出
（一）货币政策调整与公司投资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货币渠道（包括利率途径、汇率途径和资产价格途径）和信贷渠道。Christina D. Romer和David H. Romer（1993）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会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信贷渠道的传导速度更快[1]。Bernanke和Gertler（1995）分析了信贷渠道的作用机理，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可贷资金规模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或财富净值，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2]。国内有很多学者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通过信贷和货币渠道共同发挥作用。但由于我国利率机制还不够完善，银行贷款还是我国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所以很多文献都支持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3-5]。
不管是货币渠道，还是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国内外一些文献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Kashyap等（1993）指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贷款供给，进而影响企业投资[6]。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认为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大公司和小公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7]。Hu（1999）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影响投资成本，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高负债公司的影响要大于低负债公司[8]。Vijverberg（2004），Mizen和Vermeulen（2005），Aivazian et al（2005）分别以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支出的关系，结论是货币政策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9-11]。Georgopoulos和Hejazi（2009）指出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12]。
我国学者中，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支出影响的文献并不多。彭方平、王少平（2007）从企业微观层面检验了2000—2004年我国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他们发现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影响国债到期收益率影响资本成本，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13]。张西征（2010）以沪深两市1999—2006年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制造企业投资率与政府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14]。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还在逐步推进中，利率的高低还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中央银行更多使用的是调整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贷款限额等手段来调节市场流动性，进而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区分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关注的是货币政策的松紧不同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少，银行信贷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一方面银行的信贷受到限制，可贷资金减少，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此时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增加，对内部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更高[15]。于是我们提出假说1：
假说1：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投资支出减少；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投资支出增加。
（二）货币政策、企业特征与投资支出
影响投资的因素很多，比如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担保能力、企业的投资机会。本文重点考虑了货币政策调整对不同特征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
1. 产业性质与企业投资。以往的文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机构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信贷配给歧视，国家会优先将信贷资源配给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能获得剩余资源[16-18]。当货币政策从紧时，信贷资源总量减少，民营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可能性就更小。另外，随着货币政策从紧，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使民营企业的投资减少。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假说2。
假说2：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改变无显著差异。
2. 企业规模与投资支出。企业规模是银行发放信贷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指标，一般来说，大规模企业经营稳定，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有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而小规模企业往往缺乏长期经营的理念，抗风险能力较弱，银行在放贷时会优先考虑大规模企业。在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银行出于信息不对称、成本优势等考虑，会优先将信贷配置给规模企业；而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外部冲击对小规模公司的影响更大，小规模公司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获得的外部资金更少，将更多地依赖现金流。
假说3：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相对于大规模公司，小规模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投资支出下降幅度更大。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大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降低。
3. 担保能力与企业投资。企业的贷款担保能力是银行发放贷款的考虑因素之一。企业的担保能力强，说明企业的资产净值高，偿还贷款的能力强；反之，企业的贷款担保能力弱，产生坏账的概率加大。对于银行来说，发放贷款是会优先考虑担保能力强的企业。对于企业来说，自身担保能力强，外部融资能力强；而对于担保能力弱的公司来说，外部融资能力弱，对自身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增加。当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低担保能力公司融资约束加大，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不管是对于担保能力强的公司还是担保能力弱的公司，均会降低对自身现金流的依赖。
假说4：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相对于担保能力强的公司，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显著增加；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担保能力强的公司和担保能力弱的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降低。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04—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公司数据样本的筛选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上市公司；（2）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3）剔除总资产或所有者权益小于0的公司；（4）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为了控制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利用winsor方法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处理。本文使用的是平行面板数据，样本总数为858个，观测值为6 864个。本文财务数据来源于CCER一般企业财务数据库，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②
（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扩展了Bond和Meghir（1994）建立的两种公司投资的理论模型，即加速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19]。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货币政策虚拟变量。以货币政策变量与企业现金流的交叉项来衡量货币政策的变动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交叉项系数是我们关注的。在回归结果中，若β1显著为负，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若β2显著为正，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了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假说1实证检验的加速模型如（1）所示。投资的误差修正模型在加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误差修正项，以保持原有产出和资本存量的信息，且可以降低短期波动的影响，如模型（2）所示。
其中Inv为投资支出水平，cf表示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量，mc表示货币政策指数虚拟变量。y表示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驻y则为营业收入的变动，k取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模型中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变量，dt为年度虚拟变量，ηi为行业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
本文接着讨论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特征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影响，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添加了企业特征与现金流和货币政策的交叉项。模型（3）、（4）为不同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CCER中将企业的最终控制人类型分为：国有控股、民营控股、外资控股、集体控股、社会团体控股、职工控股会控股和不能识别。我们将国有控股的定义为国有企业，其他均为非国有企业。
模型（5）、（6）考虑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影响。取2004年初企业的总资产规模进行分类，取最低的1/3样本公司为小规模公司，以最高的1/3的样本为大规模公司。
模型（7）、（8）考虑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担保能力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影响。本文使用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总额-累计折旧-减值准备）度量企业的贷款担保能力。同企业规模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们以2004年初企业的固定资产净额进行分类，取最低样本的1/3样本公司为低担保能力公司，取最高的1/3样本公司为高担保能力公司。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除虚拟变量以外的所有连续变量上下各1%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处理。表2为各主要变量均值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将样本公司按照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规模、担保能力分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对各组的投资支出与现金流进行了T检验，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支出、现金流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的投资支出与现金流均显著大于非国有公司。公司规模的大小不同，公司的担保能力不同，投资支出、现金流均值也都存在显著差异。大规模公司的现金流、投资支出均大于小规模公司；而高担保能力公司的现金流与投资支出也均大于低担保能力公司。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主要实证结果
本文使用了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从估计结果来看，sargan检验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表4为假说1的检验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加速模型还是投资的误差修正模型，前一期投资、现金流都对当期投资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最关注的是现金流和货币政策指数交叉项的系数，实证结果显示，在加速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下，紧缩的货币政策与现金流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0.15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加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与前期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与我们预期也一致。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现金流的交叉项由于共线性而被去掉。在稳健性分析中，去掉了紧缩货币政策与现金流的交叉项，保留了宽松货币政策与现金流的交叉项，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结论。假说1成立。货币政策的调整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与融资环境，进而对企业的投资支出产生影响。
表5报告了松紧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即假说2的检验结果。在回归前对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由于共线性问题，去除了cf×mc×state这一项。检验结果表明，在两个模型中，上一期的投资、营业收入的变化均显著影响了当期企业的当期投资支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现金流与产权性质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正，符合我们的预期，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增加。令我们意外的是，从加速模型的结果来看，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0.061+0.231），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却没有显著的增加（0.061+0.031），这一检验结果与我们的假说2——紧缩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一致。分析后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以信贷渠道为主，紧缩的货币政策首先是减少了银行的可贷资金，而国有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可能性降低，所以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敏感性。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善了非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但是估计系数不显著。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除了银行的可贷资金增加，利率也有降低，所以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融资受限的困境相对于紧缩货币政策情况下要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降低。
表6报告了松紧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影响，即假说3的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来看，加速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相差不多。上一期的投资、营业收入的变化、现金流均显著影响了当期企业的当期投资支出。上一期投资、营业收入的变化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现金流在5%的水平下显著。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不管是对于大规模企业还是小规模企业，模型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均显著增加，但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大于大规模企业的影响。以加速模型来看，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小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估计系数为0.099+0.216，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大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估计系数为0.099+0.103。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降低了小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但估计系数不显著。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大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不相一致。
表7报告了松紧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担保能力企业的投资支出的影响，即假说4的检验结果。从表7可以看出，松紧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不同担保能力的公司存在异质性影响。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对低担保能力公司的影响（0.138+0.163）要大于其对高担保能力公司的影响（0.138+0.148）；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cf×mc×lguara交叉项为负，低担保能力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下降，可见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降低，低担保能力的公司的融资约束降低。cf×mc×hguara交叉项显著为正，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
（二）稳健性分析
本文在研究中，同时使用了投资的加速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在用GMM进行估计的时候，将模型中共线性的项去掉了。做稳健性分析时，对模型（1）和模型（2），我们去掉了紧缩货币政策虚拟变量与现金流的交叉项，保留了宽松货币政策与现金流的交叉项，结果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外，我们去掉了销售收入变动的滞后一阶，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主要结论保持不变。我们在对样本进行分组时使用的是2004年初的规模和担保能力，在稳健性分析中，我们采用样本期内各公司的规模、担保能力的均值进行重新分类，主要的结果也是不变的。③
五、结论
近年来，一些文献研究了企业的融资、投资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样本。本文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基于动态面板数据，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GMM方法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加，使得投资支出减少。本文的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影响大于对非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的影响。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小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影响大于对大规模企业的投资—现金流的影响；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低担保能力的投资—现金流的影响大于对高担保能力的投资—现金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支持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控是首先作用于银行的信贷资金，对银行信贷资金依赖强的国有企业易于受到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另一方面，小规模企业和低担保能力企业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企业资产净值下降，外部融资受到限制，加大了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
本文的研究结果不管是对学术界还是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结果，使得我们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因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货币政策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存在着异质性的影响，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也存在不同的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将企业的微观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为顺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注释：
①周小川：当前研究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关注的几个问题，http：//.cn/chinese/PI-c/544377.htm。
②本文取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货币政策指数“适度”一栏的指数，然后将季度数据平均作为年度的货币政策指数。将2004—2011年的年度指数取均值，高于均值的表示货币政策宽松，低于均值的表示货币政策紧缩。
③限于篇幅，该部分结果没有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笔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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