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
课题组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能在2011年结束疲软的复苏，从2012年开始常态增长，欧元区在2011年能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中国货币政策继续以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那么，可以得出一个谨慎乐观的判断，即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2011年8月，美国债务评级的下调，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课题组认为，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将对中国进出口形成冲击，并最终导致净出口负增长。但是，由于美国经济二次衰退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加强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资本净流入扩大，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在净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仍将增加。今后一段时期在重视对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还需管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使用。
未来CPI或维持在5.4%―4%
课题组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GDP的增速将可能维持在9％―8％的区间内。今明两年CPI可能还将维持在5.4%―4%的较高区间内，通胀的潜在威胁仍然存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不应为勉强保持过高增速而不断刺激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不能放松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必须充分重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阶层尤其是城乡低收入阶层的影响，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课题组提出，要正视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理性看待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转向次高速以至中速增长的阶段。在通胀压力减缓后，顺应发展态势的改变，着力推进体制变革，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的调整，为未来更高阶段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2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3
原因之一，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这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原因之二，我国开始进入到经济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必须在比较合理的增长速度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长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GDP增速目标只有7.5%。
原因之三，外需下降了。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来了，所以外需下降了，那么等国际危机过去了，外需是不是会大幅度回升呢？当然，国际危机过去后有一部分外需会有所回升。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外需永久地消失了。因为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的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的出口需求永久地消失了。
原因之四，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即中期的后期阶段。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在2003年前后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现在已经发展1 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将要结束了，正在迎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有所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后，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因为重化工业对GDP贡献比较大，产业链也比较长，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经济增长速度会比较快。为什么过去1 0年经济保持那么快地增长，这不全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也不全是我们追求GDP的结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化工业的拉动。但是，现在上半场结束了，开始进入下半场了，下半场结束还有后化工业时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下滑。
原因之五，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城市化质量提升阶段。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大家知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现在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建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超前了。事实上我国的高速公路、机场和高铁，在硬件上比发达国家还要现代化，还要先进。未来肯定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再像过去那样突飞猛进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缩小了。同时，房地产也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发展空间了，高房价抑制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且房地产空置率已很高，有的地方把未来10年需求的房子都提前建完了。而且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以后的小孩会从长辈那里获得多套房子，10年或20年后，对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进一步下降。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4
提出这个判断的理由首先是国际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均会出现增速回落。二战以后，成功转型的经济体，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达到1万1千国际元，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降幅是30-40%。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些经济体相当的类似，中国用上述口径计算的人均收入在2013年会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如今中国在逻辑上已经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等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创新对经济增长提升的潜力更是不可限量。看过去一年多中国网上购物爆发式的增长就很清楚地显示出经济增长推动的潜力非常大。
最近两年，一些学者从人口、劳动力要素供给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判断，更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我们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住宅、基础设施中的高速公路，以及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已经或者接近出现。这些领域和产品过去一些年是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他们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两年来，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南沿海一些省市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这六个省区GDP占到了中国近一半。这也说明增速回落的规律在中国是有效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5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6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不断发上变化，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是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经济转形的基础，因此需要推进城市化结构，中国城市化阶段结构性特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①人口结构转型。GDP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据数据统计中国的非农部门就业占全社会就业比率由以往的47.03%增长到现在的63.43%，城市人口对非农就业支撑率虽由82.1%降低到目前的72.3%，但比例仍不可忽视，城市化率由以往的33%增长到目前的50%，专家预测在未来会增长到58%。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在1985年～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10.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8.54%，在2008年～2012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3%，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86%，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有小幅度的上升，但GDP增长率却下降了0.8%，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结构转型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总人口的变动这三个因素相关联。根据蔡P的研究，人口红利是中国持续30年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快速提高的关键，一旦人口结构有了变动，人口红利消失，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红利消失直接导致潜在增长速度下降。②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1985年～2012年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不变，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涨。中国现阶段资本驱动模式与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情景十分相似，会出现工业资本被迫流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寻找发展，致使对国内的工业部门的投资急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依靠国外的技术设备进行投资，会缩小劳动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出现投资减速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尽管城市化不断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在迅速发展，也不能保证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能超过以往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快速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压制未来经济的增长速度。③收入分配调整。中国是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弹性与投资回报率成正相关，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化建设要以增进国民福利为最终目标，逐渐将资本弹性向下逆转，与工业化阶段相比，城市化阶段的收入分配要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资力度，分配政策要向劳动力倾斜。④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高速阶段和成熟城市增长的稳速阶段。经济转型期间资本驱动模式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进入一个成熟阶段后，制造业投资成本低于高速阶段的成本，从而放弃成长逐渐被发展起来服务业取代，这是第二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原因。二是虽然服务业扩大了规模，但是无法与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的繁荣景象相比。比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但不具有长期增长的效果。纵览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发展历史，服务业发展的高速增长都是昙花一现，成熟城市增长的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所投资的增长率处于一个下滑增长并维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水平上的景象是常见的。⑤资本效率递减。资本深化速度降低和资本回报率的减少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劳动生产率的过快下降，需要社会进行有质量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投资，抑制资本效率过快下降或促使其上升，是城市化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条件。⑥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通过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可以看出，产出的资本弹性基本稳定地维持在0.6，技术进步的速度值也稳定在2.5%。整体而言，技术进步在GDP增长率的份额大约为1/4。这表明了在资本驱动增长模式下，投资增长挤压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如果无法改变现有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空间过于狭窄，投资减速，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降低。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面临的风险
中国经济由资本驱动增长的工业阶段向造成效率驱动增长的城市化阶段发展，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风险。①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和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收敛是抑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相关联，收入分配比率向人力资本倾斜，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投资能力减弱，导致经济过快收敛。②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收入分配格局在调整带来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和润空间的缩小和再投资能力的减弱，但不可能维持投资的高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长期的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③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的存在引发生产效率低、赚钱能力低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挤占着生产资源，严重影响着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更新的步伐。大量的低效率企业的存在，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有持续拉高杠杆率的作用，一旦出现经济减速，低效率企业的借贷受到阻碍，会极大地加剧经济持续减速。④产业结构服务化调整导致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中国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和抑制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是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趋势下要面临的问题。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7
经济周期与股票市场表现
从1978年至2007年GDP年度增长率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明显，从周期波长分析，改革开放至九十年代初期，周期期间短、波动幅度大，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呈现趋势拉长，变化幅度收窄的特点，经济波动变的平滑，这是与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宏观调控以及制度性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显著加强，对处于过热阶段给予宏观紧缩调控进行引导，对处于衰退阶段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经历经济周期不是非常完整，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功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当前处于中型经济周期见顶回落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年度增速分析，自1978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平均增长率为9.86％，最近一个经济周期低点在1999年见底，截止去年，经历了8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速度是9.887％，2007年国民经济增速达到11.90％的周期性高点。今年国内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年初遭遇百年一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天气，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对局部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正发生调整，上半年通涨压力很大，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面临更大挑战，今年经济增速很快回落，从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速分析，自2006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超过了11％，在2007年二季度和三季度达到12.2％的历史高点，随后依次下滑，今年三季度下滑至9.9％，下降速度很快，为连续20个季度最低点。特别在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很大，受资源价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很快，大批企业经营面临困境。经济增速已经明显见顶回落，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了阅整，由年初的稳健财政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改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从控制通货膨胀到保经济增长，宏观调控能够减缓增速迅速回落带来的冲击，缓解经济剧烈波动，但很难阻止经济下滑的惯性和趋势。从前面的经济周期‘阶段划分来看，我们认为目前处于第5―6阶段。
经济展望与判断
从经济分析，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出现衰退，金融危机对实体影响已经显现，市场普遍预期次贷危机还没有见顶，目前还预计不到见顶的迹象，乐观估计全球2010年出现复苏，也有预计萧条将持续8-10年，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也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们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一方面对我国实体经济影响已经在体现，发电量增速降低，到10月份已经是负增长，煤炭和铁矿石港口积压，出口订单和工业增加值也在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很快；另一方面也使得我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发展，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另外，从国际地位看，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对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增强了话语权，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次贷危机、金融风暴和全球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出口工业受到的冲击是最先体现出来的，我国已经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等政策缓解出口面临的严峻挑战，但外部需求下降，出口必然放缓，加快结构性调整是必然趋势；出口会给内需带来不利影响，内需是稳定增长的，去年贡献GDP增长率首次超过投资，作为三架马车之一，加大内需是最有效保增长的方式，需要加大社会保障提高消费意愿，提高可支配收入；我国投资对拉动经济贡献一直很大，经济下滑明确后，政府不断出台财政政策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已经进入降息周期，政府投资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最佳活力和效率是拉动民间资本投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8
假如我们将经济增长速度按高、中、低三档划分，并且认为速度在7%以上时为高速增长，在4～7%为中速增长，4%以下为低速增长，那么，在每一阶段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完全相同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尤其是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投资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的贡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79年，现价GDP年均递增近30%，而同期现价投资年均递增37.8%。日本、亚洲其他四小龙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在1990～2011年的12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2006年以来投资率连续超过50%，2009～2010年更是超过67%。相应地，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5.07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更远高于净出口4.48个百分点，稳居第一的位置。
经济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高于投资
步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后，最明显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时候处于第二的位置。而消费由于具有稳定性更好的特点，虽然也受到投资下降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有所下降，但幅度要比投资低得多，因此消费逐步取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增长速度不高的年份，消费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如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年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投资高出1倍以上。
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
在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则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最典型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4%已经是很快的增长，相应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不仅消费率占生产总值比重普遍高于70%，而且在新增加量中也普遍高于70%甚至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当然，越是消费过度和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如2009年，希腊消费率为91%，西班牙消费率为77.8%，美国的消费率为88.6%。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49.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建立在高储蓄率上的投资增长，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或者叫“次高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年加大。
四川进入消费拉动为主的阶段有一个过程
目前，四川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全国，需要加快发展才可能缩小与全国差距，投资必然成为拉动增长的最大动力。同时，四川需要投资的领域广阔，保持投资快速增长也有很大潜力。为此，四川在2008～2011年4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8343.2亿元，年平均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年均增长26.8%。4年投资总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7年投资总和的1.5倍。预计2012年将完成投资总额1.8万亿元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一般不会完全同步，投资的效果往往要在滞后一段时间表现出来。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建设周期较长的产业项目投资，要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要么受投产时间长的限制，滞后效应更为明显。四川近年来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显著作用。有关部门对滞后效应测算后发现，理论上与当年高投资增长相对应的是3年后的GDP高增长，显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
回顾过去10多年的经济增长，四川一直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之中。200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6%左右，投资的贡献也在66%左右，而在2005～2009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达到74%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40%多。最近两年，投资的贡献比消费的贡献仅高1～2个百分点，有逐步接近的趋势。
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分析，由于四川省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投资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暂时居于首位，这是发展阶段规律性作用支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年提高，面向国内外的“净出口”由负转正，也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川需增强消费能力
尽管四川当前的消费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逐年上升，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推进消费大省建设，为消费早日成为“驾辕之马”创造条件。
进一步扩大全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除抑制消费的障碍
当前，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提升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增长，尤其是要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较快的重点县城和集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专卖店、网络交易、城市社区商业等的规模。积极配合国家支持农村扩大消费的政策条件，推出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企业发展多样化的商品促销方式，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建设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
深化户籍、流通、金融、土地、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四川正在大力推进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以及积极培育“多极多点”，将会促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要主动适应农民进城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人口管理制度。研究实施信用消费政策，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支持不同收入群体增加消费的金融品种。根据国务院力促流通减负的精神，减少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减低各类商品的流通费用。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9
一、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概述
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最初来自于美国的数据验证。1995年美国著名学者M.Ball和T.Morrison通过对许多国家住宅投资问题研究,详细地分析总结了住宅建设发展与各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得出结论:按照一般规律,住宅建设投资与人均GDP存在着内在关系,人均GDP在500美元以下时,住宅建设投资占GDP的比例在2%以下;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时,比例为3%～5%;人均GDP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时,比例达到最高值6%～7%。此后,住宅建设投资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绝对值增加,但占GDP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在国内,2001年曹振良教授在M.Ball和T.Morrison的倒U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倒U曲线的理解:指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时,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房地产业以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加速增长;但是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房地产业发展速度逐渐放慢,直至与人均GDP同速,甚至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其发展轨迹呈倒U曲线。
M.Ball和T.Morrison提出的倒U曲线与曹振良教授提出的倒U曲线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研究住宅建设投资占GDP比重随着人均GDP的不同,呈现倒U曲线的变化;后者研究房地产业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相对变化中,呈现倒U曲线的变化。但是,无论是住宅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还是房地产业的速度与人均GDP增长的速度比较,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早期占优势地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他产业的兴起,受制于房地产业本身的特性,房地产业逐渐丧失这种优势地位。
二、倒U曲线的验证
目前,国内对倒U曲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曹振良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其中,梁荣博士在其专著《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规模与国民经济总量关系研究》中对1947年～2002年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与GDP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首次证明了美国房地产发展“倒U曲线”存在。梁荣在美国房地产发展“倒U曲线”探讨中采用房地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转化成可线性回归的数据、再线形回归的方法,模拟了美国房地产业作为实体经济在1985年前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的强拉动效果,以及1985年后该产业增长速度开始的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却越来越慢的发展趋势。从而解释了美国在1947年～2002年阶段,房地产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关系经历了一个大致倒U的曲线关系。
三、从需求层次理论看倒U曲线的形成
房地产业与经济总量的倒U曲线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人的需求也随之不断的发展变化,从而使得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的角色发生变化:在经济早期阶段,由于居住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且占收入的比重比较大,因此表现为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对房地产业的刚性需求有所减弱,但改善型需求及投资需求逐渐加强,继续推动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发展速度相对早期有所减弱,而且随着其他产业的兴起,在经济总量中所扮演的作用尽管继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已经得到完全的满足,而改善型的需求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时对房地产业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保值增值的投资需求,而且其他产业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因此此时的房地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开始出现下跌,出现倒U曲线的拐点。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如果从经济发展阶段的角度考察人的需求层次,可将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对应于经济起飞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基本的居住需求促使房地产业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社会需求与尊重需求对应于经济达到中等发达阶段,此阶段刚性的居住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改善型需求与投资需求开始起重要作用;将自我实现需求对应经济发达阶段,此阶段基本居住需求完全得到满足,改善型需求也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投资需求开始扮演重要的作用,倒U曲线开始出现拐点。从需求层次理论看房地产业倒U曲线的形成,实质上是从房地产业的产业属性出发,利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层次,这种差异导致房地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倒U曲线关系的形成。
四、我国房地产业倒U曲线的考察
这里,我们从房地产业增加值与人均GDP的相对增长速度角度考察。我们先对GDP与房地产业增加值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散点图如下:
从上图可见,我国GDP与房地产业增加值大致呈线性关系,其中,在1992年之前这种线性关系相对较陡,而在1992年之后斜率有所下降,而1992年对应我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高峰期,因此,我们以1992年为分界线,对两段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Ln(RE)=a+bLn(PGDP)
其中,Ln(RE)表示房地产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Ln(PGDP)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通过对1978年～1992年及1993年～2007年两段时间进行回归分析,并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转化后使用线性回归方法。结果如下所示:
对1978年～1992年进行数据处理得
图像拟合很好说明了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线性关系,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每增长1%,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1.53%。因此,房地产业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
对1993年～2007年数据处理得
Ln(RE)= 1.23 Ln(PGDP)-2.70
图像拟合很好说明了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线性关系,表明在这一阶段,经济每增长1%,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1.23%。尽管在这一阶段房地产业仍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但是增速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下滑。
因此,如果从需求层次理论看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则可以初步判断,我国房地产业已经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基本的刚性居住需求已经得到初步满足,改善型居住需求与投资需求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促使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继续保持较为重要的份额,而且比重继续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出现下滑。因此,在我国目前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在重视解决社会保障型住房的同时,也要重视改善型住房的需求,而不是一味的强调发展中小户型的住房。
参考文献:
[1]曹振良:《房地产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0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
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 %、17.48 %、21.05 %。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
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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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1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在产业分布上，现代工业集中在城市，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城市享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处在落后状态，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的区域“二元”社会结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越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到了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上升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的差别，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归根到底靠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达不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城乡关系的完全协调、融合也不可能实现。与过去比，我国城乡生产力均有迅猛的发展，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相互作用也日益加强，无论是传统的城市发展观还是传统的农村发展观，最终都将被现代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所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和互为关联，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割、封闭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随着城乡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必将一点一滴地填平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步一步地缩小城乡之间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别。城乡从开放到协调，再到城乡融合即一体化，这乃势所必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提供了新的的发展思路。按照这条发展思路顺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决定了我国城乡协调融合发展要走城乡一体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3000美元门槛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经济高速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前后发展阶段，一般经济保持了左右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日本、韩国分别保持了12年和11年的高增长。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人均GDP水平加快提高。研究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再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所用的时间逐渐缩短，而且较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提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手段来加快发展，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2、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从反映经济效益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看，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增长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轨迹，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人均GDP2000美元前，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进到入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而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开始显现。
3、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持续下降，二产稳中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国内部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也与国际经验趋向一致。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美元左右阶段，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趋势。国内部分省市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技术创新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技术创新经历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也呈迅速发展趋势。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当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为500美元和800美元、1000美元、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2.7%、60.1%、63.4%和65.8%
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一直以15%到20%的速度递增，确立了日本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支撑了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度提升很快。深圳尤为突出。
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各国普遍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加紧资本输出，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轿车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国民核算年鉴》资料，对美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支出逐步下降，三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 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国内部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与上述国际经验趋向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房、轿车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人均GDP800到8000美元之间为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快速上升阶段，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上时，房地产业才步入下降阶段。据北京统计应用研究所研究分析，人均GNP3000-5000美元之间，大部分国家的小汽车千人拥有水平为100辆左右，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小汽车的拥有量呈上升趋势，在人均GNP达到25000-30000美元之后，又出现下降。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住房和轿车热销的势头。社会发展指标快速提高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二、浙江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可达10％。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规律，今后5-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浙江省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第三产业成主导，先进制造业基地建成。今后5-10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还将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钢铁、机械、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同时，培育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若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为支柱，高度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消费奔向10万元级，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富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将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消费能级将不断升级，从目前以家用设备为主的千元级、万元级的小康型消费，向以住房、家用轿车为主的10万元级的富裕型消费转变。
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0年，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将超过6000家，基本建成国际营销体系和国际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有望保持年均增长10%到20%。到2020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110%。同时，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利用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目前发展态势，到2005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将进驻浙江省，形成内外资企业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2020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51.9%。但2003年已经达到53%。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浙江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
总之，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通常的规律是：开始高度重视并有能力反哺育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整个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了，所以工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农业再来提供资源和积累，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再依靠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进行扩张；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业从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比重基本上是在20%以下，农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的份额降到15%以下；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辐射和传播。参照这些指标，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了，农业从业人口2008年底降到29%，城市化率按照五普己达到53%。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判断，“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将进入到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加速逼近城市化的目标点。
参考文献：
1、 曾晓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考与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3期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2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篇13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