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的基础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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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基础实用13篇

时间：2023-12-04 09:51:36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1

一、科学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任何理论都是时展的产物。马克思早在1843年的《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科学发展观的生成源于我们党对世界发展道路的反思，更扎根于中国发展的深厚土壤。

以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全面地总结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现实基础。党的十七大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业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主文化建设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这些现阶段的特征表明，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时期。我国发展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现实，我们要解决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永续发展，就必须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形成新的发展理念。这也就要求我们全面认识、把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体系及其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地位和关系，统筹兼顾，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点。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现实，总结我国以往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科学发展观不仅立足于新阶段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更是立足于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现实，扬弃了国外发展经验。当今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几乎都经历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由于长期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能源和环境的保护，出现了一系列发展的问题。如：有些国家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为解决生态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些国家由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导致了发展质量不高、后劲不足；有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增加、官员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3]这些国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反面的教训，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对国外发展道路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它的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5]，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密不可分的，每一事物或现象的存在都是受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形式是多样的，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不断深化、没有止境的。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事物原有的状态和性质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矛盾就是联系，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矛盾的学说。科学发展观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和永恒发展原则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体现；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唯物辩证法永恒发展的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是其内部各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运用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是通过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各种社会矛盾，科学处理这个矛盾体系中的各种关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正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地分析了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体系，提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的基本原则，指出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6]而且“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发展中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同时，又抓住重点，坚持了发展中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用“以人为本”来统帅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且是唯物史观主张的价值主体，也是唯物史观考察的科学客体，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归宿，“以人为本”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人民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依靠力量，这是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的价值认同和肯定。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7]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现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得出的关于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全国上下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新世纪新阶段的现实特征。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辛世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地位[J].学习论坛，2009，6.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4.

[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2

马克思用毕生精力从事社会进步与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实践和理论工作，唯物史观是其实践和理论上的伟大结晶。唯物史观是哲学层面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哲学。马克思作为一个为人类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奋斗终生的无畏战士，他集高度的科学精神与深切的人文关切于一身，自中学起就树立了为人类的解放寻找现实道路的崇高理想，用毕生的精力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走向自由幸福的道路，在几十年的理论探索历程中，他不断地从社会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在发展中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发展动力，发展趋势，而且科学揭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趋势。他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在整体上只能被发展而不会被淘汰。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把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我们建国的理论根据，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由邓小平开启的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的又一次飞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成果，是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新飞跃。

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论一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要完成与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在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特别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本主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本主义的生成。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共产主义。反过来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达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

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原理，顺应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在发展观的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争取建立和谐世界、我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开创和谐未来，都具有重大意义和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的系统论——社会发展系统性哲学思想的体现

按照科学发展观系统论的观点，每一个科学发展观系统论的都应在科学发展观系统论中有明确的目的性；除此之外，还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结构一定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的目的和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功能来设置。在此过程中，各科学发展观的子系统要服从于科学发展观系统的母系统和整体性系统的要求。只有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目的功能明确，才能有效整合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的各个要素。

基于上述系统论的基本观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通过科学发展观的系统论解决了科学发展观的系统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摒弃了科学发展观的系统中传统的把人当作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把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的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的中心，在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的社会发展中以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满足人的需要，提升科学发展观系统中人的素质，实现科学发展观系统中人的全面发展。最终通过科学发展观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发展观系统中发展的目的性问题。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3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Philosophy

WANG Zhixiu

（Tongji Zhejiang College， Jiaxing， Zhejiang 314000）

Abstract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swered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 level. With the practice of deepening development even more urgent， what to achieve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how to develop" problem， the need to constantly Passing the eighteenth session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shared development concept for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has injected new meaning.

Key words developmen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terialism； people-oriented

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深刻地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十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有惊喜也有忧虑。2003年对于我党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使我们提出并深刻地去思考究竟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十七大，我党将科学发展观写入，用简短的几句话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却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哲学基础，本文就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展开讨论。

1 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即凡物质都是运动的，不存在不运动的物质。那么什么是发展呢？它是指一种向前向上的运动，是新旧事物的更替。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是由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是不断肯定、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过程，即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发展是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变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量变。即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特指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①

2 科学发展观中最根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区分出社会历史观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具有第一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具有决定性作用。何为社会存在？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过程，即人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要的物质的过程。在人作用于自然的过程中，人可以看作为人口因素，自然可看作为地理环境。而人作用于自然的方式就是生产方式。虽然在这三个因素中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现在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比以往更加关注它，因为自然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上是成功的，但所付出的环境、资源、能源的代价过大了，使生态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成为今天发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原因。因此要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从而使得资源、环境、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 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是群众史观的根本体现

历史唯物主义从坚持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的决定力量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因此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因为他们为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素材，所以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根本取决于民心向背，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我党始终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提出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并指出，“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②这都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4 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新发展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放在首位的是创新，落脚点是共享，强调的是绿色，这是衡量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五个要素，缺少一个，发展都是不成功的。

（1）科技创新引领各个方面的创新。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我国建国后生产力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生产力。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力是被束缚的。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缺乏活力，职工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农村亦是如此。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牺牲了效率。生产力释放不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政策、体制进行了改革，由不合理变得合理了，结果就不一样，农村原来被束缚的生产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增添了活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又发展出了乡镇企业。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也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如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等等。这些可以看作是第二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即解放并发挥了旧的生产力。可是，当旧的生产力的潜力发挥完了，而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出现时，问题就来了。例如，由于国家没有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对农业投入的资金不足，农业生产手段没有得到提高，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出现了“三农”问题。而对国有企业改革还处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也出现了些许困境。于是在这时需要新的生产力出现。对外开放政策开始起作用，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通过开放政策――“引进来，走出去”，我们找到了新的生产力，就是发达国家进行的产业结构大转移，发达国家所置换下来的产业――家电产业，一跃使我国成为全球家电大国。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靠引进找到的新的生产力。但是，这并不是国际竞争的优势，竞争力的核心是高新技术与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与核心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因此我党提出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创新阶段。与此同时，要以科技创新带动各个方面的创新。

（2）共享是发展的根本落脚点。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十后，曾提到“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③这充分回答了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发展始终依靠人民，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民。一方面体现了人民群众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另一方面表现出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每个人都可以在中国梦的引领下，绘制自己的梦想蓝图，又都能在祖国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个人梦的成功，是国家梦实现的重要动力。反过来讲，人民感受到幸福了，必然是祖国已经强大。共享，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是社会历史对人民主体性的鲜明体现。

（3）绿色是发展的价值维度。十将生态文明写入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中，使总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为“五位一体”。2013年4月，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013年12月，他又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底人与自然是对立的，自然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人不断地去攫取？还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树立整体的自然观。今天的现实更加确定地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受到破坏，人也无法独善其身。发展是确定无疑的，发展所遵循的价值维度就是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如何在快速发展中，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去遵循生态观念，实现绿色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始终思考的课题。

5 总结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的看法和主张。然而，它并不是对发展的表层的认识和回答，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出发进行理论探索和展开，使它成为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理论武器。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理论必然要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因而提出的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深化，这是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最佳典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发展，又按照人类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去改造世界，使其在发展中满足人类的需要，不断地实现它的价值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要义。

注释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4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现在，清华大学正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标准，和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严肃认真的学者的研究，因为不合权力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权力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本世纪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有一些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没有创新的但却是必须的科学研究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大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注：我之所以对马寅初先生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政治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为什么如此“愚忠”？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建立、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1]，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推翻，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成了西方和中国儒学传统的怪异混合体；但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文字、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事件”等的干扰，中国人文学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2]：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现象极其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3]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大跃进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 “反党”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4]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5］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6］，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育，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中国这样的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习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我在大学里面学习的所谓马列主义哲学，其实不过是些陈腐的垃圾、废话。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大跃进的亩产几十万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7］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8］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9]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2001年11月20日

参考文献与注释：

1、「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先提出的。

2、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来自论文集《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p160~161

或《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发表于广州《现代与传统》1995年12月号

3、新语丝网站[]向来对重要的学术腐败都要查核，因此本人凭记忆引用，但看后不久，由于新语丝网站因为本人不知道的原因就是上不了，本人2月10日起多次查寻核实均无法成功，无法给出具体网址。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p379，380 （版权页遗失，因而不全）

5，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6，托马斯·库恩的用语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5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快=发展得好”，“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增长速度是硬道理”。

在某些地方，甚至由此形成了一股风、一种增长速度崇拜症、GDP拜物教。地区的排名，单位的排序，干部的政绩好坏，职务的上上下下，似乎都要与经济增长速度挂钩，甚至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最高尺度，乃至唯一尺度。

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似乎理直气壮，任你怎么强调结构转变、升级换代，也无济于事。

然而，放到理论思维的显微镜下，却立刻水落石出。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变化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数量增长的渐变阶段、量变状态；另一种则是在量变积累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渐变过程中的中断。

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发展，主要指的是质的飞跃，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数量增长；而对现代化起飞期、关键期的中国来说，这种区分尤为重要。在现代化起飞期，保持5％以上速度，大体上是“八九不离十”的发展速度，这只是必要前提；而更重要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则是制度创新、结构更新。

在人类认识史、哲学史、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常见的发展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仅仅是数量增长，原有质态简单重复；一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本超越“发展=经济增长”的片面见解，真正把重心转向实现两大转变——体制转变与结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犹如一盘活棋的“两个眼”。深入发掘社会发展观，有助于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是走单纯经济发展的“单打一”道路，还是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道路。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历史阶段，抓住历史机遇，突出强调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当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重心”还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在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之后，有些人向着这个方向多迈出一步，形成一种“新经济主义”病症，他们认为，只有经济建设才是重要的，实在的，见实效、得实惠的硬任务；什么政治改革、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一概都是虚的、空的、软的，不重要的，甚至是可要可不要的。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曾经相当长期地普遍存在着。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是社会发展观，或叫社会发展理论、历史过程论、社会有机体理论，它要求把握发展在以下五个层面上的层次性、相关性、综合性、系统性、总体性:

第一层次，是经济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内在骨骼系统、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整个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层次，是政治的发展。这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织整合系统、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也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必然相互影响，发生连锁反应的，孤军深入的“单打一”式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

第三层次，是文化的发展。这是社会有机体的精神世界、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世界。通过创造语言符号体系构造的主观世界，虽从属于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但它在社会有机体再生产与发展过程中，常起到类似神经中枢的控制作用，因而不与社会有机体同步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第四层次，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人的存在方式不是单独的个体总和，而是结成社会关系网络，每个人如同一个网上纽结，人的本质就在社会关系网中生成、确立与发展，因而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社会的发展、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第五层次，是人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既是前提，又是归宿。走向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我们应当从根本上克服“一手软、一手硬”的毛病，超越“只抓经济，不管其他”的单打一发展模式，真正在上述五个层面的总和之中把握发展，实现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协调发展。

深入发掘新型矛盾观与新型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发展的目标问题:是继续重点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更加强调“效益公平的有机结合，不可割裂”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僵化模式下，我们一度把形式上的社会公平放在第一位，不讲效率，吃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结果是既没效率，也没公平。

为了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邓小平同志首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大政策，采用了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大政策在改革开放头20年间取得了巨大成效，很多地区、单位、个人，迅速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起来。

与此相应，当时的提法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首先强调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摆在首位；至于社会公平，则摆在兼顾的从属地位、次要地位。

随着改革的深入，小平同志晚年越来越突出地思考，怎样从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1990年以后，至少讲了6次。1990年12月24日，他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他试着更具体地回答这个转变时机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曾经更殷切、更具体地关注到防止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大问题: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卷第1364页)

从哲学高度来思索，劳动实践活动有二重性，是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有机统一。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是劳动实践、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和双重尺度，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割裂。其中效率侧重于生产力尺度——人与自然关系尺度；公平则侧重于生产关系尺度——人与人社会关系尺度。

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在新出现的问题是分配不公。因而，应当在坚持改革开放大前提、大方向的基础上，对政策有所调整，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更加强调:效率公平，二者并重；有机结合，不可割裂；合则两利，分则双亡。或者说，用效率保证公平，用公平促进效率。用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保证中国走向共同富裕。

深入发掘新唯物主义实践观，更好地回答发展的自然前提问题: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才能不破坏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前提

马克思开创的新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实践活动的顺利展开、持续展开，是有自然前提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地理系统，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速度与自然前提的矛盾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降低速度，中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第二种选择，是放开速度，超高速度发展，不必顾及什么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6

总书记在2007年“6•25”讲话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党的十七大又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写入大会的决议，因此全面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来看，把科学发展观所主张的“以人为本”仅限于对“人”作数量上的概括，或仅认为“人”包括不同的阶层和团体，这是不够的，还没有把握这一科学思想的全部。只有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人性的地基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科学性”，才能真正把握其理论实质。换句话说，科学的人性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一

对人性的看法，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的依据，因而对人性的认识必然反映在各个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之中。“人性作为意义和价值基础，对人类世界的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人本身的创造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人必须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理解人性，才可能更好地生存于社会并改造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已说明，人们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适应环境和生存，选择什么样文化价值系统作为自己的生活向导，本质上是和他们如何认识自己以及认识的水准相一致的。”［1］因此，科学地把握人性对人类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王海明认为，“所谓人性，说到底，也就是一切人与生俱来、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从词源来看，人性也是人生而固有的东西”。［2］可见，他所说的人性乃是人的天赋本性，而不是指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而形成的；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的，是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表现。马克思则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以往的政治思想家就曾把人定义为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恩斯特•卡西尔则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哈贝马斯认为“人是交往的动物”，马克思认为“人是劳动的动物”，如此等等。但不管把人设想为什么样的动物，都不能否定人的利己本性，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利己的。相反，说“人是……动物”，只不过是对人的本性的一个方面的说明。因为无论人的社会性、交往性倾向多强，求知欲、符号化程度多高，劳动和理性的本性多彰显，其目的和内在的根本动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也就是说，人性所表现出的人的生理的需要和欲望，乃是引发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动因。人的这种本性，马克思称之为“我性”，海德格尔称之为“本己”性。马克思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3］但是，从自己出发，并不一定是利己的，它也可能是利他的。如母爱，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利己与利他是相对而言的，只不过是人的“本己”这一本性的表现。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共产主义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要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4］可见，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人性是本己的。

由于利己或利他只不过是人的这种“本己”本性在现实中的表现，因为人本性的伸展，也就是人要实现本己的目的，需要各种资源，而离开了社会和他人的协助，人就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源，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满足。为此之故，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与他人合作，以期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也是发展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利己和利他在人性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有时利己表现得突出一点，有时利他表现得突出一点。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获得的食物很少，往往过着原始的共产主义生活，因而人的利己本性不太明显。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类的利己主义也不会比利他更突出。实际上，利己主义只在到了商品经济社会即资本主义才达到相当突出甚至极端地步的。因此，康德坚持说，尽管人类有大公无私的情感和行为，但利己是一切人行为的最深刻之原动力：“一切人对自身幸福的爱好都是最大最深的。”“尽管通过最无情的自我省察，除了责任的道德根据之外，我们找不出任何东西能有力量促使我们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善良活动，去忍受巨大的牺牲，但并不能由此就确有把握地断言，在那表面的理想背后没有隐藏着实际的自利动机，作为意志所固有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来欺哄自己，事实上，即使通过最严格的省察，永远也不会完全弄清楚那些隐藏着的动机。”［5］这实质上是把人的“本己”本性与它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利己”混为一谈了，他所说利己主义，只不过是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可见，人的“本己”本性和人的利己或利他行为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如一个人饿了想吃东西，这是没有什么善恶的；如何去获得这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却是有善恶的，也就是说，人们满足自身欲望的方式，即人的行为，才谈得上善恶。这种人性观是马克思在批判抽象人性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所谓现实的人不是指“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6］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人性，也是现实的人性。

正是在科学的人性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现实的人”是作为复数的“人”，从数量上讲是一切人，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个体私营业主等各行业在内的一切人，是生活在社会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现实的人之间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外，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即使同一个人，他的利益和需求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在为实现自我而进行的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活动时，在利己心的驱使下，也可能对他人或人类的长远利益造成损害。因而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尊重人们的利益的多样性、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望、为人们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合理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同时，也要求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控制，避免其破坏性的后果，以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的利益。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我欲故我在”的口号下把人类从禁欲主义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倡导追求欲望的满足的“凡人的幸福”。这一方面促进了人的发展和人类主体地位的确立，另一方面，毫无节制的追求欲望的满足也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如人口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危机都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未来。所以，启蒙运动没有实现其允诺给人类的幸福，“其原因除了工业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之外，还在于这一制度两个重要的心理前提：1．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随心所欲，即满足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愿望或者说主观需求（极度享乐主义）；2．自私、利己和占有欲。”［7］因此，政治关系作为人们用来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特定途径，必然要以利益作为其驱动力，以人的“本己”性（“自我”性）倾向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使人成了自身欲望的奴隶。因此，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实质上就是人性的危机，是人的欲望过度膨胀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就要把人从欲望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自身欲的主人。因此，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本质和核心，其实质就是要对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进行合理控制。要求人们既立足于当前的欲望的满足，又要考虑他人或社会共同体和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人的实践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和控制，使人们在满足自己利己欲望的同时，促进人的实践沿着有利于人性完善和人类整体生存与进步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在吸取了人类长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的，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政治的本质、人的本质以及人与政治的关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把握，体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

二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根据源于它的时代的内容，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多深层次上把握和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它在解决时代课题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只有从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出发，去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才能达到对它的科学认识。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正是以科学的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首先，对人性的科学认识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前提。一方面，人性是本己的。无论做什么事，人们都是从自己出发来思考问题。因此，我们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应立足于人性的这一现实，而不能从虚构的人性出发。另一方面，人类的这一本性并没有对错之分。人们从自己出发来考虑问题、观察社会，这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也是社会创造力发挥和人类进步的前提。因此，一个好的制度，并不在于排斥、反对甚至压制、改造人的这一本性，而是让人的这一本性通过适当的方式朝着完善化的方向获得充分发展，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人的利己性或利他性是人的本己性的两种表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在人性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由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实践中可能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造成伤害，因而要求社会运用理性，通过一定的制度或机制对人类的实践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或引导。这就是说，人性中的欲望是可以控制的。当人的利己欲望无限膨胀，超出理性的限度时，人的本性就会异化，人就会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社会应该通过理性控制欲望或通过引导欲望的实现方式，使欲望为人性的完善服务，为人成为自身欲望的主人创造制度条件。康德说：“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他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的动物而自己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10］从这方面看来，政治思想家们倡导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通过理性控制人的，过上善的生活，正是发端于古希腊的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第三，人性是具体、历史的，且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制度的规范和引导对人性的完善和人类整体的利益都是必要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由于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现实的人性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的利己性或利他性表现的程度也会有不同。因而制度的引导对人性的完善，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必要的。一方面制度可以控制人类的自利自私带给人类整体的危害，把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造福于人类。“如果人的本性确像他所表达的那样，是自私的和无政府主义的，那么道德和政治秩序就只能通过对它的约束产生出来”。［11］另一方面，人性的可塑性及其发展的多样性表明，人性的伸展是一个系统，其表现出的多样性也使人们的多种利益能够并存并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12］这也为社会政治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葛晨虹．人性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2］王海明．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75．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8、5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7］［美］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7

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过程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人与历史关系的层次性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提出了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总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那样：“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在人们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解放创造了各种条件。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充分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社会历史主体论的观点。以人为本主要指的是以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为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树立群众观点和走群众路线，以人民群众为本。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实践当中去就是：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各自实际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由此可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关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创造者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和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自然界是自在的存在，人类社会是自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依赖于自然界，但又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调节、更新等功能的有机整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系统性、过程性的有机体，且人类社会的内部结构极其复杂，充满了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正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和社会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的理论最好继承和体现。科学发展观一再强调我们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正是基于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来考虑的：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全面发展的有机整体。要求我们在发展中要做到：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化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可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提出的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

三、唯物辩证法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根本方法论的理论依据。

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就是一幅由各种各样的联系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正如恩格斯提出的那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而唯物辩证法就是对这个图景画面的理论再现。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人们考察事物、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的根本方法论是统筹兼顾：就是要求把正确认识、处理和统筹各种重大关系、各种利益、各方面发展，充分调动外界各方面的积极性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和全过程。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论的提出，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运用与创造，它深刻揭示了科学地认识、处理和统筹各种关系、各发面发展、各种利益，实现社会与人科学全面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善于把握工作大局，处理好各种关系。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则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指导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方针。

参考文献：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8

发展是每个时代、每一社会的永恒主题。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客观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果。如果没有、邓小平、不同时期的发展理论和实践作基础,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也不会一下子就形成科学发展观这样成熟的理论。

1.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第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

1956年,我国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取得伟大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课题,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建国后的头几年,我国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的。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在1955年底,在党内首先提出了如何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

面对基础差、底子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家经济的总方针,同时确立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家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从此,中国人民进入一个探索的时代,也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在短短将近30年的时间里,经历种种挫折,走完了英国花了近百年时间才走完的工业化路程,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千瓦/小时增长到了1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4万吨上升到了869万吨。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造出了“两弹一星”,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逝世时,中国已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都能造的工业大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可惜的是,由于1966年开始的“”和、“”的干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和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未能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富有时代性、政治性和战略性并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结论。同时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下,我国经济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并创造了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9396亿元,经济总量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世界排名第7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时间共解决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第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当中的问题。20世纪末,在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实现的时候,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作了进一步规划,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2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经济社会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进一步满足。

2000年,中国完全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725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00美元,人民生活在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2.另一方面,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目前我国综合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比为1:1,世界平均为2.9:1,我国2003年为5:1。从近年来部分地区频繁发生的“电荒”、“油荒”中,可以看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等普遍现象,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使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下降;90%的草地不同程度退化;华北地区因长期超采地下水形成约3万至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江河断流、湖泊萎缩现象加剧。二是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量上限的2倍。在污水灌溉集中的中东部地区,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占污灌面积的20%。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污染大头。三是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据不完全统计,入侵外来物种已有200多种,我国野生水稻、大豆等遗传资源保护不力,70%以上的野生稻被破坏。四是生态功能继续衰退,生态安全受到威胁。水资源涵养功能退化,洪水蓄调功能下降,1998年长江洪灾造成下游直接经济损失达1345亿元。自然生态系统防沙治沙功能减弱,沙尘暴危害严重。

第三,资源形势严峻。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我国的资源总储量虽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则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其中,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水平的40%,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在45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中,据估计到2020年将有9种严重短缺,外贸依存度达到70%以上。

第四,社会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年积累,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都有明显表现,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据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高收入阶层出现,城乡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乡贫困人口问题凸现,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收入差别为主的全面社会差别拉开,以利益矛盾为主要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第五,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失衡。据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而中国社会发展却排名世界第104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但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适应,区域及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农村教育还很薄弱。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卫生医疗体系,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较低。特别是占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的缺陷。此外,我国的社会和社会事业管理落后,行政成本过高,浪费严重。

第六,就业压力增大。我国近13亿人口,年龄15到64岁的劳动力是9.09亿,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总数。“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为严峻的是由于近年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从2003年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起就遇到了严峻的就业压力,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到2005年10月份,还有74万大学生没有工作。所以就业压力是非常大的。

上述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不仅直接危及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也将危及我国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我们党对于发展问题的深层认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等多方面积极正视矛盾,努力化解矛盾而提出的。

二、世界各国发展的成功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客观依据

二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都认识到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开始盛行。但是,由于各国在传统的发展观念指导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导致一些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失业增加、政治动荡等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和真正的发展。为此,人们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经济增长却带来越来越多发展问题的局面。随着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实践的推进,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形成了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等共识。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说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发展的综合性、协调性和持续性,已成为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主流。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往往是“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出现政局动荡。20世纪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耳他和香港、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巴西等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因为跨越挫折,正在经历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发展后劲不足的痛苦过程。

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正处于这一特殊的发展时期,因此要格外重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处理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努力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正是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并以宽广视野借鉴汲取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新的发展要求和新的历史任务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客观要求

我国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水平,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从总体上看,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面临各种困难和风险。

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长期以来我国发展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总结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形势、任务,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条件的变化,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全起来,坚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坚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坚持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把握时代需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时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集成的目标体系,只有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才能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真正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探索,承前启后的结果,是时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我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1]曹晋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从到邓小平,宣讲家,2008.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9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而社会要和谐,首先就要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为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有序提供物质前提。第二,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归根到底只能通过科学发展来解决。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的,要讲效率就要牺牲公平,而讲公平就要否定效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效率不仅包括经济效率还包括生态效率和社会效率,相应的公平也是经济公平、生态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统一。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这也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揭示了和谐社会内在的价值取向。第一,它揭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目的。和谐意味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就必须反对“物本”的倾向。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信念,从而把异己的客观力量变为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和谐的实现才有可能。

第二,它揭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所以,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和当家作主的地位。而要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反对“民本”的错误观念。“民本”思想是英雄史观的体现。在“民本”观念中,人民只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而加以利用的工具,只能导致“官”和“民”的二元分化。

第三,它揭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最终归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分化,形成了各种利益博弈的局面。利益的分配要讲规则,而规则的确定不能单从经济效益着眼,还要考虑生态的成本和社会的成本,不能使少数人享有发展的成果,而使大多数人背负发展的成本。资源和环境都是全社会的,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有。并且人民群众是生产劳动的主体,所以,发展的成果应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这就需要关注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体现社会公平,使社会安定和谐。

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也正是和谐社会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当今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就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造成的。所以,只有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能化解这些矛盾,达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的。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10

"思想"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人的一切主现意识都可称之为"思想"。我们讨论解放思想时,首先就要厘清思想的内涵,不然,大讨论可能会因为"思想"一词过于宽泛而沦为空谈。显然，我们讨论所言之思想决非泛指人的一切主观意识。那又是什么呢？解放思想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故而,我认为我们今天所言之思想应该是我们参与社会实践的方法。解放思想，就是通过理论学习和哲学思考，让自己在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中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得到转变和提高。

这是理论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在新的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客现要求。

我们很多同志把工作中的失误常常归咎为经验的不足。殊不知，经验只是相对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何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参与，我们面临的局面将会更复杂，更不可预测。我们的经验会永远不够用。要想在工作中不犯错识，少犯错误，就必须对自己参与社会实践的方法有所反省，有所研究，有所转变，进而提高我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减少工作的失误。

那么，怎样才能转变我们参与社会实践的方法？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是其根本之策。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中国之成就举世瞩目。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们只有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才会找到现在参与社会实践的正确途径,才能产生一种强大的内生动力，增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在工作中牢记科学发展观根本要求，才能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焕发出无穷创造力，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解放的最高境界。

坚持与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如果用一句话结束这篇短文,那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是思想解放的基础。

科学发展的基础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