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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
国内外学者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定义了人口红利，界定了它的本质。
“机会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提供的经济增长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结构转变。此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它使一个国家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抚养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机会，即“人口机会窗口”。
“期限论”将人口红利的含义和本质界定为人口抚养比处于高低两个阀值之间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在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如果人口总抚养比低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一旦高于某个阀值，则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人口红利就是介于两个阀值之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源泉论”认为，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扩大和社会储蓄量的增加。它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或源泉就是人口红利。
马瀛通和穆光宗从过程的层面界定了人口红利及其本质。马瀛通认为，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指在一定平均预期寿命及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历经努力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的过程。而穆光宗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的分类研究，目前学术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将它分为第一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生产性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一个国家生产性人口比重的增加和抚养性人口比重的下降，从而导致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在第一人口红利的基础上，Andrew Mason and Ronald Lee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情形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显著，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以蔡、王德文、王丰等学者为代表的“显著论”。蔡认为在1978-1998年间的年均9.5%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分别为24%和21%。王德文等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115，即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王丰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中国1982-2000年间经济增长的15%。
另一种是以Bloom，Canning，Sevilla，Williamson，尹文耀，李善同为代表的“非显著论”。他们认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存在不一定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也不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虽然“显著论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对20世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达到1/3，但“非显著论者”发现，经历了和东亚国家类似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拉丁美洲，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社会被动局势，经济增长裹足不前，人口红利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各国实现自身的发展。对于用人口红利解释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学说，“非显著论者”的反驳是，日本和韩国“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错位使“显著论者”对于用人口红利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大打折扣。日本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人口机会窗口期”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的低速期甚至负增长期。显然，用滞后的“人口机会窗口期”来解释经济增长有失偏颇。
二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研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条件。人口机会窗口等于人口红利是目前理论界对人口红利的误解，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获得“人口红利”提供了一个机会，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利用人口红利的保障。
三是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研究。穆光宗将这些途径归纳为三种效应：创富效应、投资效应、积累效应。创富效应源自于劳动力的充裕供给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投资效应是指高储蓄率导致的投资增加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积累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支出少和生产性消费支出多而导致的财富积累效果。
人口红利计算标准问题的研究
要衡量人口红利的程度和人口红利期限的长短，必须要解决人口红利衡量的标准问题。现有文献大都用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作为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标准。理论抚养比是指一个国家被抚养人口与抚养人口的百分比值，可分为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用来计算人口红利最简单、最常用、最基本的指标。陈友华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基准，将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是否分别低于30%、23%、53%确定为人口红利存在与否的分水岭。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等于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王丰提出“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利用“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之比来衡量人口红利。“有效生产者”和“有效消费者”这一对范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就业或所谓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考虑了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存在不同消费需求的现实。陈涛是提出用“社会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水平的学者。他认为“人口红利”受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就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的被抚养人口的消费需求不同，而且不同产业劳动力的抚养能力也不同，这就需要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和不同的抚养能力进行标准化。据此，陈涛引入“标准消费人口”的概念，对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状况和不同产业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状况进行统一，并将标准化后的抚养比称为“社会抚养比”。
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持续期长短的问题，学术界存在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对立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持续的期限在20-40年之间，刘易斯拐点即将来临，劳动力短缺即将出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近3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来得早、去得快。
乐观派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非常漫长，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将出现人口负利”之类的问题杞人忧天。马瀛通在将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从不适应向适应转变，逐龄进行更替乃至周期性更替的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人口红利会与日俱增，不可替代，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穆光宗在将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界定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的基础上，指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由于广义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因此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人口红利的区域应用研究
在人口红利问题的分区域应用研究上，王承强、杨宏娟、何景熙、洪、田艳波分别研究了山东、辽宁、和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作用。王承强根据瑞典1957年生命表的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研究表明，山东省在1984年就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早了6年，将于2036年退出人口红利期，比全国晚6年。杨宏娟的研究表明，辽宁1982年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进入人口暴利阶段，且直到2020年前均为人口暴利期，人口红利将于2022年以后消失。何景熙预测了自治区未来30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预测数据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2010-2030年间，将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洪发现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于2000年首次开启，将于2035-2040年闭合，整体上比全国滞后十年。田艳波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转变的过程与全国相比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人口红利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较全国要晚5-20年时间。
研究评述与展望
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红利的文献较多，基本形成了研究框架，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还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认识、掌握和利用人口红利，学术界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纵深层次的研究。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本质做更权威的界定。尽管学者们从“机会”、“期限”、“源泉”、“过程”等不同的角度或侧重点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本质，但似乎都没有完全抓住该事物的本质特征，这就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本质。
需要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同学者计算人口红利程度或水平的指标不统一，指标选用的非统一性导致了不同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期限长短问题认识的非一致性。此外，学者们计算人口红利水平运用的都是单一指标，这种简单化处理限制了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水平衡量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目前学术界急切需要构建一个权威化的人口红利评价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
需要从内部结构的解析入手，深入探讨人口红利的分类。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结构的演化导致的，而人口红利内部本身也存在结构问题。不同数量、质量和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将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据此，能否将人口红利分成人口数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人口结构红利能否进一步分为人口性别结构红利、人口城乡结构红利、人口产业结构红利、人口区域结构红利等等？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探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外贸结构下的人口红利应该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不同经济结构下的不同的人口红利表现形式，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同的经济增长途径或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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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学军.中国人口转变与“战略机遇期”[J].中国人口科学，2003（1）
3.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2
传统的全球化红利在逐步消失，但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可以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与分工体系下，依靠低成本优势大量出口这一传统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中，将会获得新的收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发展、安全、资源利用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全球金融监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经济发展等新变化，使得诸多全球化规则处在不断创新与重新修订之中，这给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也应逐步反映到全球发展规则中，从而中国也有了当仁不让的发言权。全球化规则的修订会改变我们在全球体系中的位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扬长避短。比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就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量储备的账面损失，同时也有利于在未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上有发言权，那么就会在大宗商品价格谈判中处于有利位置；至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种种条款、指标以及碳交易，这些方面的规则制定将会影响到未来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及各国责任和成本的分担。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使全球治理变得更加公平，从而有利于我们，将会产生新的全球化红利。
新的改革红利在于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会焕发出巨大活力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3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设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变，我国目前已处在劳动力供给丰裕时期的末尾。对于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人口红利的研究成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导致比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所产生出来的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比较积极的效应，包括储蓄率上升，人均消费提高等。
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详细的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进行预测的目的。
2.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Sarah Cook（2006）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结构和人口转型相伴而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经济的增长有非常重要意义。而在人口红利是否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蔡昉（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持续增长。他甚至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得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存在贡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均GDP。他还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存在还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近20年的增长空间。而王德文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具有某种默契关系。正是因为在人口红利发展的最佳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经济市场化发展而言，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可能离开人口红利的巨大作用和良好的发展时机。另外，车士义（2011）通过验证劳动参与率的扩大与经济负面影响的关系，进一步证实了人口红利的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推动作用。在他的试验中，已经对第二次人口红利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某种预测。他认为在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必须将劳动参与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才能削弱人口负债的片面影响。而侯东民（2011）认为，正是由于通过人口红利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才使资本递减速度减少。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人口负担也最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压力，使国家能够有更多地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与多数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不同。
聂鹏（2011）则对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并且强调发展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发展。郭琳（2011）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应该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此外，石海峰（2012）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论证了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人口红利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如Schultz（2005）认为，我国当期储蓄和年龄结构之间存在着重大依赖关系。而Johnson（1999）则对生育率的下降提高了中国储蓄率持怀疑态度。穆光宗（2008）研究认为，人口红利对于发展经济而言，只能说是增加了一个可能性，具体说推动作用还比较牵强。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依照国际通用的Mason（2004）为代表。以实际的抚养比值域的变动研究第一人口红利。该抚养比表示为：即有效生产人口同有效的消费人口之比。其中有效生产人口是通过对历年的分年龄劳动生产率进行加权计算而获取。有效消费人口是则是通过把历年的分年龄消费水平通过加权计算而得到。如果分年龄劳动生产率同分年龄消费水平同时被确定，那么就会得出固定不变的有效劳动人口人均产出。在假定前提下，人口红利就成为经济活动盈余的影响指标。但是在国内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也采用了抚养比的指标，但是在指标含义反面略有不同，国内的抚养比指标则采用了人口负担系数来表示。其计算方法则是有老年人抚养比和少年抚养比只和构成。其中老年抚养比则是指65岁老人占劳动人口（15-64岁）的比率。少年抚养比则是值14岁以下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比率。
3.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红利不仅在经济学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国内的研究统计中，通常把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近似替代，因此根据劳动参与率的公式可以看出，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其劳动年龄人口优势才能充分发挥，进而才能实现人口红利。因此，在衡量人口红利的时候，可以把劳动参与因素考虑在内。其中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1）
其中ER表示劳动参与率，PR表示经济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P15表示15岁以上的人口
其次，通过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研究把人口负担系数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并且把人口负担系数也成为抚养比。在本文对于研究中，采用了总抚养比的方式来表示人口红利。
（公式2）
其中F表示人口红利。表示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表示少儿抚养比，即：14
岁及以下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率。
最后，在衡量经济增长效果的时候，本文选用了GDP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关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选取区间如表1所示：
表1 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指标 替代变量 数据 数据来源
变量名 符号 区间 频率
经济增长水平 GDP GDP 1995～
2011 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
劳动参与率 ER ER
人口红利 F F
其中，在实证分析之前，由于数据序列是时间序列，因此需要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排除经济序列伪相关给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进行平稳性检验过程总，本文利用了ADF单位根检验法，其中详细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临界值 P值
1% 5% 10%
GDP （c，t，1） -2.5225234 -4.107976 -3.481567 -3.168632 0.3131
ER （c，0，4） 0.320534 -3.542056 -2.910034 -2.592611 0.9722
F （c，t，1） -2.650445 -4.107965 -3.481545 -3.168621 0.2645
DGDP （c，0，0） -5.592443﹡ -3.53654 -2.907644 -2.591346 0.0000
DER （c，0，3） -7.428734﹡ -3.542056 -2.91005 -2.592623 0.0001
DF （c，0，0） -4.816367﹡ -3.536585 -2.907635 -2.591342 0.0002
注：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表示截距项，利用t对趋势项进行表示，利用k对滞后项进行表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利用d来表示。
通过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其变量GDPP、ER、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阶单整关系。即三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四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利用VAR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显著性水平为5%的条件下，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以及贸易部门的就业情况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三个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dGDP、dER、dF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向量数目 TRACE检验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P值
0 0.48545 24.5621 23.7850 0.0012*
1 0.42565 16.5656 15.4123 0.0425*
2 0.34256 12.2568 11.2562 0.0045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协整关系，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条件，因此对人口红利和增长之间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检验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结果 Granger原因
dGDP dF
H0 n.a.
dGDP x2 n.a. 12.57428
P n.a. 0.0026
H0 n.a.
dF x2 0.126392 n.a.
P 0.9567 n.a.
注：H0表示列变量不是行变量的Granger原因，P值是根据Wald系数检验X2统计量计算出的相伴概率。
注：显著性水平为1%。
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情况下，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4.结论和对策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导致人口红利Grander原因。进而得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说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切实的促进了GDP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GDP的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却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4.2 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也逐渐的在小时，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经济的增长步伐。但是本文只考虑到了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其他要素进行考虑，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环境下，人口红利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被其他变量的变化所抵消。因此还需要客观的看待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发挥经济增长比较优势。虽然本文论证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预测代未来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但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有专家断言，我国人口红利还将继续存在大约5—1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红利仍然能够为下一步我国的经济法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条件。也必然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自身不可多得的优势。我国政府必须正视这个因素，并且在提高就业率和确保产业结构调整、挖掘劳动力潜力方面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同时，人口红利的存在也要求我国政府在努力提高就业形式和就业率的同时。必须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加大对就业培训力度的投入，不断地做好各类人才和各行各业人才的吸引和利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人口红利的潜力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这种转移潜力目前正受到城乡体制与诸多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等制度的影响。因此，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步伐，进一步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不仅仅有利于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更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充分利用。
其次，为了避免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我国应该加快产业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抵消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消极影响。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更多的像高附加值的二、三产业流动。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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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篇4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不到半年，东三省100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踏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此后，日本又不断进犯长城要塞华北等地，民族危机空前学生。但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置民族危亡而不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配备两百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和进攻。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采取“避敌主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接连四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坚持“城市中心论”，与敌人强大兵力死打硬拼，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使红军伤亡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为了保存力量，北上抗日，党中央决定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即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之后，其它苏区的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
二、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5
1.引言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认为人口增长人均资源和人均资本数量下降，因而限制经济的发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各方观点都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持中性观点的中间派也越来越多。然而这些相对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数量增长，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审视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考虑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这个关键变量对经济的影响，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他们提出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中国在近三十几年来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也为世人所关注，其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人口红利与本国经济增长方面也做出了诸多成果。
2.关于人口红利的认识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撰写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报告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从此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使用和认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的时点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形成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明显不同的人口特征：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的阶段，少儿和老年抚养比较低，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社会负担轻和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储蓄和投资也在此期间迅速增长，因此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于学军、蔡、都阳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体现为在一定条件下将这种优势转化的超出稳态的额外经济增长结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一些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对于概念的认识，同时又不少学者提出了他们担忧。
穆光宗明确的表示“人口机会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红利”，他认为低人口负担创造出的机会窗口通过创富效应、投资效应和积累效应三个方面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较轻的人口负担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红利的焦点应该放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人口红利的实质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类似地，刘元春也指出将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等同是在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认为“人口机会窗口”是时间概念，而“人口红利”则是经济概念，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结合国情考虑，强制性的人口政策人为地加速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从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状况才是考察人口红利的获取情况的关键因素。叶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红利除了取决于劳动力的质量和充分就业，还取决于技术和国家的资源禀赋。
此外，人口红利的内涵还有进一步的拓展。Mason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归结为“第一人口红利”，在此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和“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体为了应对老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期变化，而相应调整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进而带动储蓄、投资、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3.人口红利的测量
关于人口红利的界定标准现有文献大多理论抚养比、老龄化率、有效抚养比、社会抚养比等单指标。比较典型的是陈友华2005年论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为标准人口，以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为判断标准，分别以65岁和60岁为起始老年年龄，制定了两套判别标准方案。其中以65岁为老年起始年龄的方案中，按顺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为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个方案中，这三个限值分别为67%、33%、35%。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中日法三国的人口情况，并表示中国在2030年开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最终在2040年进入人口负债期。与陈友华不同，车士义建议以总抚养比和老龄化率两个指标共同计算或衡量人口红利的高低。以总抚养比50%为基础条件，以老龄化率10%为分界线，将人口红利分为“真正的人口红利”和“虚假的人口红利”两个阶段。
马通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他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2009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步入增速急剧衰减阶段，约在2026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10.3亿，此时才停止增长。在此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减少，原因仅仅在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在急剧放缓，。蔡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大化的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最开始研究人口红利，人们最关注就是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诸多研究。
在研究课称为是“中国奇迹”的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时，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发现，这一时间段内的年均GDP增长率达9.5%，其中劳动力数量增长和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4%和21%，劳动力部门转移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王丰等的实证研究显示，1982―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红利解释，2000―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据他们测算，人口红利将在2014―2050年开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0.115个百分点，即总抚养比的边际效应为-0.0115。车士义、陈卫、郭琳等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索罗模型中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贡献约3%，而包含了人力资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红利却贡献大约20%。陈友华明确地阐述了人口红利对GDP贡献的模型，经过他的测算，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因素创造了10%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6年人口红利因素的贡献占到当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红梅认为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说明了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中国经济增长：（1）高劳动参与率；（2）高储蓄率；（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样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王金营等人分别考察了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和经济总产出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储蓄方面，在过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变，由于劳动负担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额增长17.12%；并且少儿负担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经济增长方面，经他的测算，在过去的30里由于劳动负担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
另一方面，与以上支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显著的研究相对应地，有一些学者质疑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支持这些质疑派学者的较为普遍接受的证据是日本总抚养比与其“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时间上的错位。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抚养比仅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抚养比与60年代相当，但当时的日本经济却几乎陷于停滞。有学者表明，与其说人口转变推动了经济增长，不如说经济增长引起了人口转变。除此之外，在谈及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质疑的观点。
贺菊煌的研究通过运用含抚养关系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测算，认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对储蓄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导致资产收益率在人口转变的中后期下降，工资增长率在人口转变中后期暂时上升。她认为人口红利的最终体现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费的永久性提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30年来的高速增长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变革，人口转变的时期只是恰好与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国并没有收获人口红利，原因在于：（1）失业率高，劳动力就业不充分；（2）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的结合；（3）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劳动生产率不高。黄润龙认为人口红利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消费与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有关，投资更多地与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产业结构等有关，而进出口创造的经济红利取决于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开发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相比之下，它们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性并没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描述了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区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钟水映和李魁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们的几篇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省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效应，中西部外溢效应不显著，其中东中区际之间溢出效应明显。此外，东部地区抚养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不少省份都处于强质性人口红利阶段。而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显著降低了东中地区的居民消费率，这个效应对西部地区并不显著。
5.简评
关于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众多，本文在这里对一些较为有影响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从各方观点的差异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间。在人口红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与其细化，不如做适当拓展。经济增长与诸多因素相关，并且实现人口红利并不是单纯依靠人口年龄结构构成本身自发完成，纳入考量的条件来明确确保实现人口红利的概念。关于人口红利的计算也需要更加规范，简单地以社会抚养比作为考查对象并不确切，同时，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也存在差异。正确地把握这一点才不会得出致人误导的政策建议。最后，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实现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理论、考虑产业和区域因素等，多学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内在的逻辑，否则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窥豹。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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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篇6
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安徽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祖国解放、人民幸福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约3万安徽人参加了长征。他们在与军队的殊死搏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军主力长征期间，还有一大批奉命留在皖南、皖西等地的红军将士，就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设“图说长征”专栏，以深切缅怀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安徽打造创新型“三个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反“围剿”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引起的恐慌。从1930年底至1933年10月，军队先后5次对中国共产党在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前4次的反“围剿”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图为军队“围剿”红军时修筑的碉堡。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任主席。图为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其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陆续分别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湘鄂川黔苏区出发，开始长征。图为于都县东门渡口纪念碑。
皖南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皖南失利后离开皖南。皖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分别在鄣公山、泾旌宁宣地区和贵秋东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4月，为了统一领导皖浙赣边的游击战争，闽浙赣省委改组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并在所辖地区分别成立5个特委，同时成立了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图为皖南三年游击战争示意图。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 1934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皖南歙县石门等地。之后，先遣队与闽浙赣军区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图为皖南汤口胜利会师地旧址。
南方游击战争 1934年秋至1937年冬，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和广东8省15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同持续“清剿”的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图为（左一）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的部分干部合影（1940年摄）。
血战湘江 中央红军撤离革命根据地后，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于1934年11月抵达湘江。调兵30万构筑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广大指战员以英勇献身精神与敌浴血奋战，终于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此战，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极为悲壮的一页。图为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广西兴安界首镇。
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智取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3月中旬，成立了、、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图为《遵义会议》版画。
强渡乌江 湘江战役后，力主中央红军放弃赴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甩掉强敌、西进贵州的主张。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省瓮安县江界河强渡乌江。图为乌江江界河渡口。
巧渡金沙江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逼近贵阳。军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保驾”，抓住时机挥师向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迫使云南军阀急调滇军和各县民团防守省城，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红军趁机直扑金沙江，于1935年5月渡过金沙江。图为、、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住过的岩洞。
四渡赤水 红军攻占遵义后，调集40万兵力进逼遵义地区，等指挥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始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图为红军一渡赤水的主要渡口――土城渡口。
彝海结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需要通过四川冕宁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原因，彝汉矛盾很深。1935年5月，率红军长征先遣队到达彝海地区，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先遣队司令员与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并帮助建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红军在彝族人民群众支援下顺利通过彝区，为以后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图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街头彝海结盟塑像。
强渡大渡河 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1935年5月25日，营长孙继先挑选并带领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川军密集的枪弹和炮火强渡大渡河，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5月29日，红军赶到横跨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22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攀踏悬空的铁索，一面铺架门板，一面匍匐射击，神勇地攻占了对岸的桥头堡，占领泸定城。图为版画《飞夺泸定桥》。
过草地 红军翻越雪山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等率领下自毛儿盖出发，进入茫茫无边、人烟稀少的水草地。经过艰苦努力，右路军以坚强的革命意志，战胜严寒饥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四川班佑、巴西地区。随后，右路军发起包座战役，攻占包座，打开了通向陕西、甘肃的大门。图为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翻雪山 中央红军为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自硗碛村翻越了长征以来第一座雪山――夹金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夹金山，到达四川懋功县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图为红军长征时翻越的夹金山。
激战腊子口 包座战役后，中共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并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7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突破位于四川、甘肃边境的天险腊子口。18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图为要隘腊子口。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陕甘支队在陕北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图为红军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
团结北上 长征中，各路红军在战略上密切配合、互相支援、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强渡嘉陵江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途经川、康、青、甘四省，行程近万里。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起点是鄂豫皖苏区，途经鄂、豫、陕、甘等省，行程近万里，最终在甘肃永坪与陕甘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1935年11月南下湘中开始，到1936年10月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止，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8省，行程8000余公里。图为云南石鼓渡口。1936年4月25日至28日，红二、六军团在这里渡过金沙江。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7
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完成的人口结构转变。安徽省的人口结构变化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进入了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抚养比负担较轻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对人口红利与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loom和Williamson(1998)在研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及地区创造“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献，从而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人口红利的一个具体的定义便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所带来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从而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个促进作用。Mason和Birdall(2001)认为生育率的下降会带动整个社会储蓄率的上升，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Mason和Lee（2004）进一步把人口红利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并指出第一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和降低人口抚养比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第二人口红利则是通过提高社会储蓄率和增加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早在1983年就预见性的提出应当充分利用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机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王德文等（2004）指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人口红利，并将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模型当中，通过计算发现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25%。陈友华（2005）选择瑞典1957年的生命表为标准人口，计算发现中国从1990年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035年结束这和原新等（2006）的研究结果较相似。蔡昉（2008）认为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口红利的实现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条件相配合。蔡昉（2010）解释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的关系，并指出增加国民收入、保持经济增长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关键。王金营，杨磊（2010）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人口年龄结果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负担下降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利用人口红利我们应当制定适当的劳动力就业政策来促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然而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范围大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默认该地区的人口不对外流动，从而忽略了人口流动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因此对安徽省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入大省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弥补这一块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人口红利对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因此对安徽省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口红利的形成。
1970年以来安徽省人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口结构实习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
数据来源：1995-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
表1列出了1994-2009年的安徽省人口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出生率在15‰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5‰-3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30‰以上属于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属于低水平；在10‰-20‰之间属于中等水平；在20‰以上属于高水平。如表1所示大概可以判断安徽省人口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这种人口转变为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安徽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分析
人口抚养比指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抚养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安徽省人口抚养比也随之发生变化。抚养比的高低影响社会劳动力的供给和总储蓄率水平对人口红利有重大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近年来安徽省抚养比总体上呈现出“一升两降”的状态，即老年抚养比上升，少儿抚养比和社会总抚养比下降。目前安徽省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十分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形成。
（三） 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作用分析
有关研究表明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应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本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作用。
Y=A（t）LαKβμ
其中Y代表工业总产值，用安徽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数表示，K为资本投入，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μ≤1。从这个模型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
令μ=1对上述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则有：
lnY=lnA+αlnL+βlnK
根据1986-200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4年的数据，用Eviews5.0的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算，经检验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得到回归模型如下：
LnY=-18.876+4.376Lnl+0.234Lnk
(-5.78) (5.43) (6.31)
其中R2=0.968 F=2898.891 D-W=2.541
由此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显著性都比较高。D-W值为2.541则说明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进一步检验得知方程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则表明此模型有较好的说服力。有上述检验可知，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为4.376，即在1986-2009年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GDP增加4.376%。可见劳动力投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加强养老保险市场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
安徽省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但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加重，将会削弱人口红利。因此必须加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地方性财政投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政府要进一步增加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投入，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优先满足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同时要强化政府主导的作用，把社会养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有效地支持养老保障体系的运行。
（二）加强促进就业的力度。
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决定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对安徽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就业资金的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制定相关的政策为社会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待业人员和就业人员的培训。也要考虑不同就业人员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就业政策。鼓励大学生适当降低就业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对人口红利的利用不能只考虑劳动年龄的绝对数量，更要注意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下的人口红利。因此首先要加强人力资源建设，提高劳动力的人口素质将有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安徽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推进素质教育。最后要率先建立老年人才的开发和利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加大老年人才开发力度，支持退休的专家参与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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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定义篇8
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价格便宜，如果就业充分，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构成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过去五年是我省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好的时期，这既是省委、省政府率领全省人民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推进“三个转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表明我省已经从“人口红利”中获益。
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将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根本途径。我省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充足，另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巨大。因此，一要坚持就业优先．确立以就业优先和兼顾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扩大就业规模、降低失业水平为当务之急：二要鼓励自主创业，从体制、政策等各方面为自主创业营造环境、降低风险，既可大量增加就业岗位，又可促进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三要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获取“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四要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引导和鼓励他们到基层建功立业，这是一个“人口红利”的宝藏。
投资于教育和健康。劳动者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是获取“人口红利”、建立人力资本的重要条件。我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高，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等问题仍较突出。一些传染性、突发性疾病已经对人口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医难的问题也较突出。将公共财政优先投资于教育和健康，既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然要求，也有“人口红利”期本身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教育为例，随着受抚养少儿人口的减少，为教育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为实施农村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减轻了压力，为逐步走向普及高中教育、发展大学教育提供了可能。因此，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尽快实现两大基本目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同时，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尽其才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9
一、改革红利内涵的理论辨析
红利，原本指的是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由股东所获得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红利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而获得的利润“回报”。对于“改革红利”的内涵、来源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迟福林指出：“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和完善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和活力，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1]厉以宁认为，所谓红利，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以及利用这种发展优势所带来的好处，而改革红利就是指体制红利或者制度红利。[2]24高尚全等学者将改革红利与消除体制联系起来，并认为，改革红利就是消除城乡分割体制、金融体制、产权制度等体制的成果。[3]187赵晓等学者则直接指出，“改革红利”就是“制度变迁红利”。[4]
概括地讲，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改革红利是由体制机制变革所带来的发展成果。但这样一种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将“红利”的本质内涵凸显出来。我们应当注意到“红利”是“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里有必要对“股息”与“红利”稍作分析，以便深刻揭示“改革红利”的内涵。事实上，“股息”是指股票持有者依据股票定期从股份公司分取的盈利，而“红利”则是指股东在股份公司按规定股息率分取股息之后所分取的剩余利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超过股息的那部分利润”，这两者统称为“股息”。[5]从这个角度来讲，“改革红利”应当是指通过对原有体制机制的变革，并获得超过在原来资源配置方式下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就是“改革红利”。因此，“改革红利”的实质就是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从而获得的“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抽象为“价值”形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改革红利”定义为：改革红利是指通过体制机制变革使得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增量价值即为“多出来”的那部分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这里之所以强调“多出来”的概念，是为了凸显“红利”的本质内涵，是为了清晰地认识“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换句话说，改革红利是指由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重新定义“改革红利”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启示我们“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红利释放出来。[6]
综上论述，根据我们所定义的“改革红利”，其内涵应当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改革红利是一种“增量价值”而非“存量价值”，是通过改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增量价值。这样就能较好地与“人口红利”等概念区分开来了。事实上，“人口红利”指的是由于人口数量供大于求而带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并由此创造的价值部分。当然，如果是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就业体制等体制机制而使得现有人口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那么，“更多的劳动价值” 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是改革红利的获得途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这一层内涵与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改革红利”的理解是一致的。改革红利正是指通过对体制和机制两方面的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2]4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经济改革红利”了，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而获得的增量价值部分。
三是改革红利是一种潜在红利。目前学术界还较少讨论改革红利的“潜在性”。其实，改革红利是一种隐藏于体制机制背后的价值形态，只有通过积极的改革，才能将这种潜在价值释放出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通常所讲要“积极释放改革红利”的原因所在，只有潜在价值形态才需要“释放”出来，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将这种价值“释放”出来。
二、 以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分析
自1978年以来30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为我国创造和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改革红利。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阻碍生产力解放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的途径得到逐步破除，使得隐藏于体制机制之中的那些潜在价值被释放出来。[7]由此，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和有益成果的极大丰富，较之于改革开放以前所获得的国民财富总量，这些“多出来”的价值形态，就是我们所讲的“改革红利”。
实证地来看，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改革红利。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村改革红利的释放，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全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8]70-7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率先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中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潜在的农村改革红利得到极大释放。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等战略性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改革红利的有效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8957万吨，实现了“九连增”，粮食基本能够自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917元，农民增收实现了“九连快”。[9]这里的“增”和“快”就是由农村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是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具体体现。
（二）价格改革红利。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最有效的调节手段，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积极理顺价格，作了有益的探索。此后，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又着重推进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加强对垄断行业价格的监管，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体制，进一步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80%以上的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截止到目前，我国除了利率、汇率、石油、土地等采取有管制的价格政策之外，其余基本都由市场定价，我国市场化价格体系已经初步形成。[8]212-214由此可见，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定价体系，价格体制改革为促进资源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释放潜在价格改革红利提供了途径。
（三）国企改革红利。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实现了“放权让利”、“利改税”的既定改革目标，对促进政企分开、调动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初步释放国企改革红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目标，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等为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企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等提供了体制保证。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国营企业发展缺乏活力，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国企改革也为我国释放了巨大的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财税改革红利。财税体制改革影响着收入分配体制、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财政决策权等一系列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性的改革。从建国之初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逐步过渡到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再到分税制的财税管理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为不断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不断地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不断地释放财税改革红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在支持国有企业税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财税改革同样为广大农村家庭和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红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人口红利。这里所讲的人口红利是指通过就业体制、户籍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所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释放的增量部分。从1952年到1978年，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步建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提出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旧的就业体制开始被打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想，并确定了劳动力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这为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2年底，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年均超过一千万人，这部分潜在人口红利的释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六）对外开放红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始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对外开放，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1979年和1980年，深圳、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是我国释放对外开放红利的初始阶段。此后，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实施开放政策，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进入全面开放的阶段。[10]354-355我国在2001年11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我国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有效地释放了我国潜在的对外经济红利。据统计，我国201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7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并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因此，较之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潜在对外开放红利同样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三、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基本思路
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成为改革的突出因素。改革达成共识和形成合力的难度在加大，改革的积极性和动力在削弱，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的要求在提高，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已进入攻坚阶段。[11]因此，我们必须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体制改革红利，其基本思路可以总结成“五个相结合”。
（一）创造改革红利与共享改革红利相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历程充分地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改革红利的主体，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性高涨时，改革事业才能有序地向前推进，改革红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不协调、不包容等问题，使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导致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性。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最有力的保障。
（二）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回顾我国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其本质是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12]1-3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杠杆作用，更大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因此，要进一步释放潜在的经济改革红利，必须遵循“市场导向与政府推进相结合”的基本思路。
（三）顶层设计与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相结合。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推动和深化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顶层设计，从全局上对改革的整体思路、战略取向进行顶层设计，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13]12我们也要看到，经济改革红利具有潜在性，而人民群众是改革红利的根本创造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意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改革红利。
（四）综合配套和与改革试点相结合。经济改革红利释放的途径是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之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就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套，只有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深入推进，才能有效地配合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着力进行综合配套，促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共同深化、相互促进、良性发展，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保障。对于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重点领域，要加强改革的试点工作，通过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五）有序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模式，这是我国经济改革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改革前进的每一步，都是采取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阶段的方式推进，都是在人民群众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有序地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局部探索后全面推开，先计划经济体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有序推进。应当着力指出的是，像政府机构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领域，要进行重点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加快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
四、在体制机制的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我国的改革事业事关能否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事关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的要求，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对一些在未来经济社会建设中能够释放出巨大改革红利的战略领域打好攻坚战、实现重点突破。
一是要释放城镇化红利。城镇化是我国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我国未来释放改革红利的巨大潜力所在。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挖掘城镇化发展红利，助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14]
二是要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企业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释放企业创新红利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与世界经济强国相比较，我国在企业创新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必须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红利，为保证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是要释放“新人口红利”。我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农村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企业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加强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释放潜在的“新人口红利”。
四是要释放结构调整红利。结构调整红利是我国未来改革的重要红利空间。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要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红利。
五是释放生态红利。我国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进一步加大，生态红利严重透支，广大人民对生态和环保制度的改革诉求很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释放生态红利，使食品更加安全，空气更加清新，水更加清洁。
具体来讲，要继续深化所有制、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的改革，积极提高改革红利的增量价值部分，进一步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改革支撑。
（一）深化所有制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潜在经济改革红利有效释放的核心问题。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实现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则是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深化所有制改革必须牢牢抓住党的十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和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要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打破行政性垄断经营，着力消除各种制度，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继续推进“新36条”的实施细则，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细化，增强实践中的操作性。[15]358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财税体制在宏观调控、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供给公共产品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我国当前尤为重要和迫切的一项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有序推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优化收入划分和财力配置，实现中央和地方财力事权相匹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清理归并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增强预算透明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改革个人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十二五”时期应全面完成“营改增”改革，同时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理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总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情况，以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缓解内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增强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健全金融组织体系，这是金融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分层有序、互为补充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这对于降低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强化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加强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高效运行。
（四）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信号传递机制，应当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原则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理顺价格调节体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资源保护。应当说，我国一次能源价格是比较高的，但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视野应更开阔一些，应该放在整个资源和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将淡水、电、天然气、成品油等价格改革放在优先位置，通过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等的节约和有效使用。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同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资源、公共资源的确权工作。同时，应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改善管理，坚决破除大量资源通过不规范甚至违法渠道转化成了个人财富的体制机制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改革，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收入分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公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改革红利由全体人民共享。一方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六）深化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增强改革的综合配套性。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织，要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潜在经济改革红利，就必须加强综合配套改革。要加快农村地权制度的建立，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进一步加大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卫生医疗体制等改革的力度，为释放城镇化红利、企业创新红利、经济结构调整红利、“新人口红利”等提供配套支撑。值得重点注意的是，广大人民对医疗卫生体制、保障性住房制度、生态和环保制度等领域的改革诉求很高，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攻坚推进、重点突破。同时，要更加注重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协同效应，通过综合配套和改革试点相结合，充分发掘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以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潜在经济改革红利的可持续释放。
参考文献：[1]迟福林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N]新京报，201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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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吴敬琏，樊纲 等主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0
老早在农耕社会中，生儿育女就不单纯只为传宗接代，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农耕劳动力。生多少个小孩，本质上是“多少张嘴”VS“多少双手”的拉锯问题，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理性平衡的问题。说穿了，人口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拐点时期，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社会。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估说，与多年来经济双位数的增速相比，中国从2012年至2030年“日益恶化的人口情况”可能会令经济年增长率减少3.25个百分点。希茨和索金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年增长上限是6.9%，“在这个范围内，城市化、工业化和活力的持续性可能会与实际的增长一样，出现大幅降低”。
目前，根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胎”政策的人大约有1500万至2000万人。经济条件和文化素质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一两千万人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胎。因此，如果再不修改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可以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延缓终结，但人口红利终归是要结束的，东亚好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已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面对的真正考验是，怎么样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中国再也不能仰赖过去30多年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曾毅：
面对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的趋势，人口政策调整背后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保障体制
回顾现行多数居民只允许生一胎政策历史，1980年的中共中央“公开信”被认为是源头。“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称“30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形势如“公开信”所言“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同时，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巨大人群陆续步入老年，中国正面临着白潮的迅猛冲击。到2050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上升为0.42，是2010 年的3.8倍，这意味着，到时候，中国最需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10年的2000万迅猛增加到1亿。
快速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包括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成本高涨，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 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危机加剧，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但人口政策调整背后的应有之义，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只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家易富贤：
将生育权还给老百姓，政府今后的角色是“公权保障私权”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因为只能生一个，民众更倾向于生男孩，这造成中国男女性别比不断攀升。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到4岁人口性别比为120∶100。由于时间上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但从明年开始，随着24～28岁男性人口数量快速超过同龄女性，将出现超过1000万光棍，2022年超过2000万。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1
广昌失守之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初，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其中，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的牺牲。最终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红军强渡湘江之后，判断红军可能会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后不久，红军又渡过乌江，终于把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并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会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指挥军事。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代替博古负总责，、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捍卫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先后取得了遵义战役、四渡赤水胜利。经过机动运动战，中央红军成功摆脱了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这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后继续北上。
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由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实现了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后，红军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争论。、等主张北上，则主张南下。为了解决分歧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也表示同意。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极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病重，决定由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然而，无视中央的多次批评和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看到电报，立刻报告。、、、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好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在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进行帮助。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这种新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命令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不断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了积极的准备。
当东征与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任弼时、、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2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 经济 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 现代 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 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 发展 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人口红利的定义篇13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