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白身发展的理想状态。马克思对理想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本质规定，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限制，特别是摆脱对“人”和“物”的依赖，从而在关系、能力、素质与个性等方而所获得的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的过程和境界。人的全而发展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全而发展、社会关系的全而丰富、个性的白由发展等多方而规定性。他认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想性劳动是一种美的创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人的德、智、体、美都将全而地和谐地发展起来，这才是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基于生命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提出人的全而发展的价值理想。主要从生产力、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等角度探讨人的全而发展的条件，同时从人的发展的视角去透视人类社会历史，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学生为本”，以思想启迪和人格塑造为教育目标，以受教育者的内心接受为诉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忽视受教育者的审美活动的主体地位，遮蔽受教育者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境，导致受教育者原有的由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在单一、被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遭到消解或弱化，使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道德教育之前己形成的特定的“审美预期”落空或消逝。把握马克思“美的规律”观点与人的“类生命本性”观点的内在关系，审美人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的白主性会在感性领域展现出来，按照自由的法则就能从白然的人发展成精神的人，实现从审美状态到逻辑状态和道德状态的过渡。
二、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除了进一步运用原有较为完善的教育手段和有效的教育模式之外，还应将审美要素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与方式之中，力求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实现“以美引善”，使人在效法榜样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所以应实现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相结合，实现道德的审美化和审美的道德化。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应承担真理传播者、道德说教者和审美欣赏者三种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亦应是真、善、美二者的统一即实现人的白由而全而的发展。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审美观，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应融合审美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教育对象、过程、教育者身上都应实施审美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教育是一种关系教育，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审美活动的展开，既要有一定审美对象的存在作为前提，又离不开具备一定审美条件的主体，审美关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相互照应、相互统一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既作为审美主体又作为教育对象的受教育者，同时作为主体的教育者本身又是具有审美意识的对象。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审美化实际上是主体与对象在特定的场景下相互沟通或者是通过审美意识的融合而达到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进而超越道德自由而追求审美自由的最高的美的境界，这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和谐价值取向相契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时代表征。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2
1 思想政治课审美化教学的概念界定
1.1 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发展规律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的科学。”
“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常识教育的必修课，是中学德育的主要途径。”
当然，思想政治课并非纯粹进行理论传授，它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知识的教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学校德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具有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德育功能。思想政治课是以知识为载体，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对于思想政治课的界定，都是将其和德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2 审美教育的含义
“美育”一词最早是德国美学家席勒在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美育是通过人们对美的形象的观照，培养对美的情感，纯洁人的心，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在他看来，人性的完善要通过“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的提升来实现，而审美则是从“感性的人”通向“理性的人”不可缺少的桥梁。
我国古代的众多教育家也将美育的思想付诸于实践活动之中。早在2000多年前，大教育家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到人的品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在《荀子・乐论》中提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他们都强调通过乐的教化，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从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审美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与美相结合的教育，主要指引导学生在正确的审美观指导下，积极开展审美活动，在活动中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最终使学生得到心灵的感化，实现全面发展。审美化教学是指教师自觉运用美的尺度去指导教学活动，改变传统生硬僵化的课堂教学情境，努力创造生动活跃的审美情境，使学生在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自然地接受情感价值教育，并能在教学过程中欣赏美、体验美、感悟美。
2 高职思想政治课审美化教学的目标构建
蔡元培说过：“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他主张审美教育应着眼于美感能力的培养，把人的审美感觉力、审美想象力和审美创造力作为培养目标。一个人的审美心理主要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审美理解和审美创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思想政治课审美化教学的目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2.1 初级目标――审美感知和审美想象的形成
感知是感觉和知觉的统称，审美感知是一个人审美能力中最基本的要素，这一能力更多地依赖后天的培养。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教师可以从衣着打扮、精美板书、肢体语言等方面激发学生的美感。通过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活动，克服学生无视思想政治这门学科美的状态，逐步形成敏锐的感知能力。
想象是记忆基础上的表现的再现或改造，一个人的视野越开阔，经验越丰富，思维能力也就越强，联想才越丰富，从而使审美体验不断得到强化和构建。学生在深化自身对审美的感知时，形成审美想象，这是审美创造力的必备要件。
由此可见，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必须把审美想象作为目标之一，引导学生对审美对象外在感性形式进行感悟，不断激发其感性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在学生感知和欣赏美的体验过程中形成对美的判断。与此同时，引导学生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审美观，学会分析、评价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学科之美，在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培养对思想政治学科美的情感。
2.2 中级目标――审美理解和审美情感的形成
审美理解是指人对审美对象的特征、功能、本质及规律的把握。在审美过程中，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综合，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会对事物进行审美判断，进而达到审美理解。审美理解是在审美感知和审美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伴随着丰富的审美情感。
审美化教学将审美情感的升华作为目标之一，主要强调陶冶人的情操，进行情感的塑造，使人类的情感得到理性的引导，形成一种飞越。现阶段的中职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过多地以自我为中心，关注自我得失，忽视他人的情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思想政治课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途径之一，应在培养学生审美情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学会关爱他人，逐步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
2.3 高级目标――审美创造力的形成
审美创造力是指人们在审美实践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的事物的能力。审美创造力的形成，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认知，在形成敏锐的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理解和健康的审美情感基础上才能实现。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它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思维成果。审美化教学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教育，对学生形象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人脑是智慧的源泉，蕴藏着巨大的智力潜能。审美化教学可以使大脑右半球处于兴奋状态，使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综合思维能力得到较大提高，为创造活动的延伸积累丰富的素材。很多科学家都有较高的审美修养：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海森堡等都酷爱音乐……某种程度上看，审美在创造力的形成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成功，必须学会创造。很难想象，一个在未来社会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将如何生存，更别提关心他人和社会。现阶段中职学生正处在生命力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创造性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创造性思维在宽松融洽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创设自由的教学环境，抓住契机鼓励学生发挥想象、训练思维，实现审美化教学的高级目标。
2.4 终极目标――审美人格的塑造
德国美学家席勒很早就提出美育在人格完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性的完善要通过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的转变来实现，而审美是完成这一转变不可缺少的桥梁。当代中职学生完整的人格，应包括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道德人格和高尚的审美情操。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但是当今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人格危机：主体失落、物欲膨胀、心态浮躁，这就要求审美活动应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美育也应成为时代的客观要求。
审美化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审美人格的塑造，这不仅指教会学生简单地欣赏美和创造美，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美好、和谐、完整的心灵，通过审美活动来影响个体的心理结构，使个体的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塑造。真、善、美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的整合，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丰子恺先生曾经将真、善、美比喻成鼎的三足，缺一不可，认为人生只有做到真为骨骼、善为经脉、美为皮肉，才能算是圆满的人。审美人格的塑造，需要个体在主动参与和创造中得以实现，审美化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促使学生把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当作自觉的愿望和行动，用真、善、美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席勒.美育书简[M].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2]张应刚.如何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J].东方青年・教师，2010，（6）.
[3]巴班斯基.论教学过程最优化[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3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50-05
一、基本概念与研究思路
（一）损性与益性的概念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大量文献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方面进行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源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损性概念来自老子《道德经》，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益是增加的意思；损是减少的意思。
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为道的范畴。道是名词性范畴，代表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境界。为是动词性范畴，代表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目标与境界的过程。为道，可以解释为修习品德、增进修养、涵养道德的过程。
从性本善的角度分析，人生来是清净（善）的，道德是自足的，心性如明镜般毫无污渍。但随着入世渐深，本来清净的本性受到污染，增加了污渍（不善的成分），蒙蔽了灵明本性。为道日损，是从量变的角度分析为道的变化过程，是逐渐递减的过程。损性体现在每日逐步去除道德上后天带来的污渍。损性概念包含了削减、收缩、抑制、内省、清净、一统等概念的部分含义。专业课属于为学的范畴。学是名词性范畴，代表专业课所要学习的对象。为是动词性范畴，代表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为学，可以解释为修习学问、增进知识、提高技能的过程。
从学而知之的角度分析，人生来是无知的，学问技能完全是空白，如白纸一般，毫无所知。为学日益，是从量变的角度分析为学的变化过程，是逐渐递增的过程。益性体现在每天逐步增加知识与技能的过程。益性概念包含了诸如增加、扩张、开放、外向、活跃、多元等概念的部分含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从本质上属于损性学科，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往往需要帮助学生脱尽旧日不良习气，清除学生心性系统中的毒素。因为学生已经适应甚至喜欢上旧日的不良习气，毒素与学生心性系统的结合十分紧密，甚至处于捆绑状态，这种去陈出新、删繁就简的过程，对处于青春期、追求快乐的大学生而言是无比痛苦的。大学教育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损性，必然带来苦感。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内容。如果只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本质，看到其必然带来苦感的课程性质，无疑是片面的，将不能找到突破口，寻求转苦为乐的法门。在大学开设的课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即使不是唯一的涉及领域最广泛的课程，也是少数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课程之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属性是多元开放的，可以无限包容不同学科。一般学科往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学问。能够兼而有之的学科，并不多见。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涉及对人的分析与提升，而且涉及学术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涉及对人的不同方面的分析与提升，涉及对不同学科的理解与体悟。这种学科属性的多元性与无限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益性特质。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潜质，消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影响，是突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二元对立框架，建立为道日益的课堂的关键。
3.厌学与损性和益性的关系。具体如下：
（1）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的条件。损域与损性强度的乘积，即损性总量。与损性总量相对的概念是益性总量，益性总量是表示促使学生乐学的益性量值的范畴，由益性范围（益域）与益性强度的乘积表示。损性总量与益性总量之和，称为损益性总量。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大于损性阈限（损性阈限是一个比例，是经验值，可以通过测试获得），学生普遍厌学；损域无限，益域为空集（空集表示没有元素，即益域元素数量为0），厌学程度最高。
（2）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的条件。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低于损性阈限，学生乐学；限制损域、损性强度和损性总量，拓展益域，提升益性强度和益性总量，乐学程度提高。
（3）既不厌学也不乐学的条件。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等于损性阈限，学生既不厌学也不乐学。
（4）缓解厌学的对策。降低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使其尽可能低于损性阈限。一是降低损性总量，包括收窄损域，降低损性强度；二是提升益性总量，拓展益域，提升益性强度；负面清单制度是收窄损域、拓展益域的制度尝试。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是提升益性总量的制度尝试。在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的同时，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强化损性强度，要以不提高损性总量为底线；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随着益性总量提升，逐步降低损性总量占损益性总量比例，缓解厌学。
（二）损性与益性概念辨析
1.损性与益性的原始含义是增减。通常语境下损益的褒贬色彩比较明显。损既带有减少的含义，也是贬义词；益既带有增加的含义，也是褒义词；提到损益，不免产生褒贬之义。但在老子关于“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表述中，损益的原始含义是增加与减少；损益的原始含义并不具有褒贬色彩。从原始含义出发，损益不带褒贬含义，损性与益性也不带褒贬性，损域与益域也没有褒贬之分（见图1、图2）。
图1 损性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 图2 益性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
不带褒贬的损益的原始含义，很好地解释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与内容属性。不能按照通常的褒贬意义，认为损益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判断：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是损性，因此是负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具有益性，是正面的。对损益的原始含义的界定，不支持损益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判断的观点。
2.损性与益性的衍生意义反映了学习兴趣。从原始概念出发，损性与益性还可以产生衍生意义。衍生意义与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性相联系，反映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特质使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疏离、拒斥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益性特质使生机勃勃的大学生乐学旁征博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兴趣增加。损性与益性的衍生意义与厌学和乐学相联系。从衍生意义分析，损益具有了褒贬性；损性与益性分别体现出贬性与褒性，反映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厌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倾向（见图1、图2）。
从衍生含义出发，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降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性，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程度；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域，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损域，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乐学程度；导致大学生厌学与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是损性与益性产生衍生意义的出发点。
3.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取决于效价与接受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取决于两个要素：效价与接受性。效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价值，接受性是教学内容被吸收的比例。效价越高，所传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价值越高，接受性越高，学生吸纳的知识越多。只有效价与接受性同时较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才能够提高。效价与接受性同时较低或者一高一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不可能提高。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受性
负面清单的效价越高，接受性可能越低，效价越低，接受性可能越高。曲线l反映了负面清单反映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之间的反变关系：在G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很高，但接受性过低；在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接受性很高，但效价过低；导致在G、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的乘积（效果）较低。相比较而言，在H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与接受性都比较适中，效价与接受性乘积（效果）高于在G、J点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寻求合适的均衡点，使得效价与接受性的乘积最大，才能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如图3）。
图3 负面清单的效价与接受性的关系及最佳取值
4.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与衍生含义。具体如下：
（1）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具有益性。从效价角度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体现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化育人功能的核心体现，反映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价值。从教化育人角度分析，负面清单不仅不具有贬义，而且具有崇高价值，是具有明显褒义色彩的重要教化育人工具，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价值的充分发挥。负面清单的这种概念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的原始含义。此时，负面清单内容是有益的，属于益性内容。
（2）负面清单衍生含义具有损性。为了缓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情绪，负面清单还要考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接受性。从接受性角度出发，负面清单具有贬义，不利于提升学生兴趣，不利于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负面清单的这种概念界定，体现了负面清单的衍生含义。此时，负面清单属于损性内容。
负面清单上的事项，虽然引起大学生厌学，但并非具有负面价值的事项。负面清单恰好保障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体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正面价值。要严格区分负面清单对大学生学习兴趣的负面影响与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保障的正面价值。
（三）损性与益性概念在治理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中的应用
1.大幅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损域是损性涉及的范围。损域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没有边界。有边界的损域是有限损域，没有边界的损域是无限损域。
负面清单是损域内所有元素的集合。负面清单制度界定了损域，给无所不包的损域划界，将全面覆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有限化，将损域限定在有限范围，并逐步缩小损域范围，有益于拓展益域，有益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列出负面清单、明晰负面清单、收窄负面清单，明确了损域的边界，大幅收窄了原本没有边界的损域，确保并极大地拓展了益域，有利于强化益性内容，缓解厌学，建设损性与益性相得益彰的、为道日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
2.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分析框架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只看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道日损的性质，要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无所不备的益性潜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人格养成与政治教育，囊括人生与学术所涉及的所有学科，具有无所不包、无所不备的开放性内容，开发益性内容，以弥补损性缺憾，建设为道日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二、大幅收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域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限损域与有限损域
1.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限损域。从接受性角度分析，损性是对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利的特质。没有负面清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覆盖整个教学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部范围都具有抑制性，损性覆盖全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
损性有两个维度，一是损性范围，即损域；二是损性深度。损性范围是损性特质分布区域，损性特质弥漫整个课堂，则损性覆盖范围为100%，反之亦然。损性特质在课堂分布范围在0-100%之间。
损性深度可以用情绪抑制性程度表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涉及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问题，事态后果严重。此类问题的处置对大学生情绪的抑制性强度最大，深度可以表示为100。无伤大雅的小是小非，其严峻性强度最小，深度可以表示为0。损性深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分布范围在0-100之间。缩小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范围，加强损性深度，是缓解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的关键。
2.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限损域。损域是损性覆盖的范围。缩小损域，可以使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感受更多自由。缩小损域的最佳路径是设定负面清单，变没有界限的损域（无限损域）为有限损域，将损性限定在有边界的负面清单里面。
（二）损域限定与红线保障
1.限定损域不应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只有限定损域并加深损域的深度，才能确保学生乐学。但损域设定不应该以突破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为代价，失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化功能。
2.确保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需要限定损域。对特定年龄段的大学生而言，能够承受的损性总量守恒。对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限制范围越宽，限制的深度越浅。对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限制深度越深，限制的范围越小。不能突破学生能够接受的损性总量，如果突破这一总量，则学生厌学情绪增加。
要使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得到有效保障，必须加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力度，加深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印象深刻；根据损性总量守恒，加深损性深度，必然要求收窄损性范围。
3.要在损域与损性深度之间寻求均衡。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取决于两个要素：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全面性与强化程度。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全面性涉及损域大小，强化程度涉及损性深度。在接受性不变的条件下，损性总量不变；损域与损性深度反向变化。
确保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需要在损域与损性深度之间寻求均衡。如果损域太窄，不能囊括全部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突破部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如果损域太宽，超出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必须的范围，则根据损域与损性深度的反变关系，则必然降低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印象肤浅，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接受性不变的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效价降低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下降。
这就要求将损域限定在均衡状态，求得损域与损性深度的均衡协调：既必须包含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不能忽略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的重要内容，又不能在此基础上随意增加负面清单内容，导致损性深度受损。
（三）益性受限与益性拓展
1.损域拓展与益性受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损域与益域是相对而言的。益域是损性特质不能触及的范围，在该范围内，益性特质与中性特质主导课堂，可以轻松愉悦地讨论任何话题。在特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上，损域覆盖范围占比越高，益域覆盖范围占比越低；损域覆盖范围占比越低，益域覆盖范围占比越高。
2.损域收窄与益性拓展。划定损域边界，使其具有有限范围，有重大意义。在划定损域边界之前，损域无边无际，可以触及任何话题，弥漫任何空间，充满任何时间，令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谈之色变。
划定损域边界之后，无论划定的损域范围有多大，其边界总是有限的，从理论上分析，有限损域比无限损域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学生可以在有限损域之外，与老师就任何话题进行愉悦轻松地沟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增加。
划定思想政治理论课负面清单后，逐步缩小负面清单，加深负面清单划定领域的损性深度，使学生对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刻骨铭心，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效果与效益。
（四）有限自由与无限自由
1.无限损域与有限自由。根据集合概念，损域与益域形成全域，损域与益域交集为0，全域包含的元素无穷多；损域没有限定边界时，损域的元素无穷多，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很难感知到益域的存在，所有被允许的事项都是经过老师批准后才可以进行的，有被恩赐的感觉，益域成为老师赋予的权利，人赋权利的有限性与恩赐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人治的课堂，成为学生与老师地位严重不对等的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自此而生。
2.有限损域与无限自由。损域被限定边界后，损域包含的元素是可数的。益域是全域中剔除损域的部分，全域包含的元素是无穷的，拥有无穷多元素的全域，剔除掉有限的损域所属的元素后，其余元素的数量仍然是无穷的。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只要不触及负面清单规定的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能够感知到益域包含的元素数量是无穷的，所有不在负面清单的事项都可以不经允许而实行，学生的自由可以是无穷的，益域不再是老师赋予的权利，而是学生自有的天赋权利，益域元素的无限性与天赋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自由的课堂，成为学生与老师地位平等的平台，思想政治理论课厌学自此得到缓解。
负面清单使学生的有限自由变为无限自由。只要师生固守底线与红线，老师上课与学生听课拥有广阔空间，享有无限自由。有限自由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负面清单，老师上课与学生听课不知底线与红线。无限自由条件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了明确的负面清单，思想政治理论课损性性质显化并有限化为负面清单，损性特质局限在负面清单内。拥有无限自由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厌学情绪得到缓解（见图4）。
图4 负面清单实施后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拥有无限自由
三、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
（一）多门学科交叉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学科特质。思想政治理论课又是开放的学科，融会贯通诸多学科，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益性内容主要体现在无所不包的学科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涉及所有学科，内容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可以无所不谈，兼容并蓄，很难局限于一门课程，而不旁及其他学科。
多学科交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开发的突破口。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全方位素养，吸纳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关注不同学科最新发展动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特别是要照顾不同专业特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贴近具体专业学生的实际，讲授本专业学生喜闻乐见的内容，既教书又育人。对文科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文科知识，使学生如沐春风；对理工科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理工科知识，使学生兴趣盎然。对会计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会计专业知识，使学生格外亲切；针对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更多融入市场营销专业知识，使学生获益匪浅。针对的具体专业不同，教师所融入的学科知识也有所区别。
多学科交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的知识积累与技能素养，不逊色于专业课教师，甚至要比专业课教师在知识的广博程度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需要教师有毅力备好课，花费更多精力上好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达到新境界。
（二）增加修身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内容的开发，不仅限于学科知识的多元化与交叉融合，还要在人（学生）本身的教化方面有所突破。
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二是通过与人（学生）的互动对人（学生）进行开发与提升。学科知识表现为知识体系的理论成果，技能体系表现为实践技能的理论总结，两者都形成理论体系，是总结经验的产物；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体现为教书。
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教书，更要育人。没有一门学科比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人的距离更近。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师与学生之间密切互动，教书育人。学生对教师传授的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可能并不感兴趣，但只要触及学生身心，学生无不有切肤之感。
大学生正处于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的成长阶段，成长过程中有困惑，有烦恼；有所得，有所失；有进益，有不足。大学生并不讳疾忌医，自甘落后。苦恼的是大学阶段，缺少中小学时期与教师的密切互动，缺乏教师持之以恒的关切和对症下药的辅导，学生苦恼于无从获得帮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好可以利用学生成长中缺乏近距离指导的需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的成长修身课。紧跟学生发展节奏，准确把脉学生成长，随时长善救失，切入学生内心，参与学生成长，砥砺学生进步，亦师亦友，相互切磋，帮助学生修身，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学生最刻骨铭心的课程，厌学情绪一扫而光。
（三）融入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无论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对历史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割裂与历史文化的天然联系，是厌学因素之一。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堂的历史文化功能，无疑是增强益性的重要举措。在大学阶段，除部分专业外，历史文化知识进讲堂的机会有限。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历史文化开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加强历史文化素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历史文化深度与厚度，把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融入历史文化之中，无疑具有缓解厌学的效应。
（四）真正因材施教
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一旦涉及与人互动，学生会感受深刻，刻骨铭心。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容易与学生产生一对一交流，完全可以建立起教师与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互动模式。互动过程中，学生各不相同，教师与每一个学生建立的互动模式完全不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刻观察、详细了解、仔细研究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征、行为方式、表达习惯、心理特点、遗传禀赋、环境影响、教育背景、家庭条件、成长历程等条件组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独特组合，建立与其契合的沟通方式，给特定学生以特定的具体建议，指出其优点，婉转地告诫其应该补救的最大弱点，与学生建立亲切友好的关系，使学生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密友，从普遍厌学转而期待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共同学习、沟通与切磋。 （下转第79页）
（上接第53页）
一个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多学科的渊博知识，特别是兴味盎然的历史文化知识，有将人格底线与政治红线融入学生修身实践的技能，有令学生翘首以待的教学魅力，因材施教，每个学生在成长中都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受益匪浅，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益性，缓解厌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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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子.道德经[M].长沙：岳麓书社，2011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4
一、加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含量”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应对新的挑战
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管理活动中面临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由于网络具有高度的虚拟性与开放性，它可以为人们提供多种类型的文化知识与信息资源，而这些资源有好有坏，在此情况下，企业员工的思想就有可能l生多样的变化，有些员工受积极因素应当较深，热爱工作、敬业奉献；而有些受到不良因素影响的员工则可能出现消极懈怠等情况，甚至做出违法乱纪、危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这都是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需要正视的挑战。而将科技引入到思想政治工作后，企业就可以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如微博、微信等，向员工传递正确的思想观念，使员工的思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积极投入到工作中。
（二）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属于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其“科技含量”能够为企业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日常工作中，政工人员将会利用科技手段与方法，将优秀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新推出的政策、制度等传递给基层员工，这些内容具有较强的先进性与创新性，能够深深的感染员工，使员工将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与凝聚力，从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工作当中。
（三）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展开
科技知识本身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科技是先进的生产力，当思政教育与生产力融合到一起，相关工作就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与科学性，使科学知识顺利转化为科学精神以及思想觉悟。当科技手段得到有效运用后，思想政治工作将在企业内部蔓延开，员工将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态度，在生活与工作中，如果有伪科学思想出现，他们就可以及时辨别，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二、加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含量”的有效途径
（一）管理人员应当树立创新意识
为了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顺利引入科学技术，管理人员应当首先树立创新意识，深刻意识到提高“技术含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管理人员应当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重视，将其作为企业发展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对管理意识进行更新与调整，并主动研究新思想、新方法与新手段，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科技理念与技术应用到工作中。
（二）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投入
技术与设备是提高思政工作“科技含量”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使技术能够顺利投入实践，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保证其数量的充足。在投入资金后，管理人员应当关注资金的有效利用情况，首先，应当引进高质量的设备，使其能符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需求；其次，应当定期对软件与硬件进行更新，保证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与时俱进；最后，应当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保证设备可以正常投入使用，如果设备损坏要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在技术与设备的支持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水平、自动化水平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三）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思政宣传
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思政宣传工作，保证技术与设备能够真正投入到使用中。第一，在对员工进行教育与培训时，思政工作人员应当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员工播放与思政内容相关的视频、音频或者动画，以提高工作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活跃起来；第二，为了获取全面的思政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网络收集资料、查找案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展开，奠定基础，使教育内容能够丰富多样；第三，相关人员还可以展开网络宣传，通过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平台思政教育信息以及企业的重大决策或活动，并与员工展开互动，从而加快宣传范围与宣传速度。
（四）引进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
企业还应当积极引进具有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保证他们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素养，并具备利用技术手段展开工作的能力。对于现有的思想政治人员应当积极进行培训，使其素养与能力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在培训结束后，管理人员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考核，考核合格方可参与思想政治工作。另外，在思政人员的管理方面，企业还应当制定完善的奖惩与激励制度，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激情与责任心。
三、结语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使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员工的思想与行为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为了实现对企业的良好管理，管理人员应当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重视，积极增加工作的“科技含量”，使企业有能力应对新的挑战，实现全面有效的发展。为了提升“科技含量”，企业应当树立正确的创新意识，加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资金投入，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政治宣传，并引进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胡峥.新时期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08）.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5
(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中的红色文化助力作用
实践目的是实践主体的目标指向或价值取向，它反映了实践主体最本质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实践活动的发展方向，它是主体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方向，是受教育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思想与行为上符合社会和阶级在思想、政治、道德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和发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又受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方法运用效果的影响。简言之，顺利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实现教育目的，需要教育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助力作用，发挥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一切因素的积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一个集合体，它不是单一的目标要求，不同标准和不同角度的划分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体系。从地位上看，它有根本目的和具体目的之分，根本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终极目标。在我国，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它从本质上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旗帜鲜明地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本质内容，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一元主导地位。一元主导应然地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要始终固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权，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突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此外，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要在根本目的的引导下展开，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始终。当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就是要着重突出主旋律教育，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强化受教育者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凭借主旋律教育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动;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利资源，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教育者可借助红色文化对受教育者开展主旋律教育，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将红色文化的思想精髓内化为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教育者可进一步借力红色文化传递时代精神与价值追求，砥砺受教育者为中国梦的实现披肝沥胆、勇往直前。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要求与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教育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者必须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的宝贵资源。
(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需要借力红色文化
实践是社会生成的基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也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教育主体发挥和实现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价值，必须通过实践环节。实践环节既是教育主体主观意志见之于红色文化的对象化活动，也是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不断外显的过程。然而，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它需要教育主体根据红色文化的内在属性，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规律与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发挥它应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养，即教育者在政治、思想、道德、知识与能力方面的素质，直接影响着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程度和实现效果。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功底，是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应有之义。具备优秀的理论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度概括和深度凝练红色文化教育价值的理论之基，也是实现红色文化教育价值、拓展红色文化多样性教育功能的应有之义;而理论素养欠缺、专业功底薄弱的教育工作者，则会弱化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效果与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具备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掌握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是教育者实现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多元化的保障。反之，如果教育者实践经验少、方法艺术运用不到位，不仅会削弱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还会阻碍红色文化多元化教育功能的发挥，造成红色文化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因此，教育者不仅需要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理论上继续阐释、挖掘红色文化的内在基因，还需要不断积累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掌握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全面、立体地呈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受教育者易于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实现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传递阶级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且能够被教育者用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促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借此进行双边互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它主要包括管理载体、大众传播载体、活动载体与文化载体四种基本类型。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形成亦即实践客体的“人化”过程，文化产生和成熟于特定的时空领域。红色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产物，它清晰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尽苦难、辉煌迭出的不朽历程，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
(一)红色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形成于特定时空领域内的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意识形态内容，而反映在思想、政治、道德、心理方面的信息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任务是高度契合的。教育者帮助受教育者内化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品德内容，外化红色文化倡导的思想品德行为，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教育者期望通过红色文化载体，促使受教育者在思想和行为上达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感悟红色革命文化，在红色革命文化的学习与践行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受教育者感悟红色革命文化精神的过程中，红色文化既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功能，又将意识形态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积极因素。受教育者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的养成，需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形式才能完成。红色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为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和充分条件。传唱红色歌曲、品读红色经典、参观红色遗址、聆听红色故事，这些活动形式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承载体，也是红色文化载体功能得以实现的凭借。同时，红色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需要教育工作者对红色文化进行科学利用与合理控制。只有当红色文化符号与红色文化精神相统一，红色精神在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中得到全面、完整的传承时，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反之，当红色文化符号低俗化，红色精神庸俗化，红色符号形式与红色精神相分离，出现红色文化工具化、过度现代化的倾向，红色文化开发利用流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表层时，种种“短视”与“近视”的实践行为，必然会弱化和消解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冲淡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例如，红色旅游在本质上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再现和传承载体，在基于红色精神为思想内核的红色旅游中，教育者如果不加以科学运用与合理控制，那么，人们的视野容易局限于旅游中的山水之色，而忽视红色旅游在思想品德塑造方面的形象性、体验性和感染性教育意义，也就难以发挥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承载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教育主客体互动的红色文化介体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育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灌输给受教育者，向受教育者进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教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上的灌输和教化职责，需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媒介才能完成，教育媒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当介体角色。教育媒介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沟通联系的桥梁，也是教育者运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红色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使其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与活动载体的功能。从文化载体的角度看，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道德信息，能有效沟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联系;从活动载体的角度看，红色文化寓意识形态内容于实践活动，它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的形式存在。而无论是文化还是活动的载体形式，两者都体现了红色文化在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介体互动价值。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信息蕴含其中。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利用中，教育者必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功能，借助红色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结构的逐渐完善。然而，红色文化载体功能的发挥以及内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不仅需要教育者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还需要借助科学的方式和手段才能达到预期目的。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功能，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用以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又融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艺术之中。换言之，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介体功能发挥过程中，它既是教育内容，又是教育方法。教育者借助红色文化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资源禀赋，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灌输给受教育者;同时，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红色文化以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的形式，沟通了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间的有机联系，促成了思想内容与方法手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推动着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介论的视角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与道德规范灌输给受教育者，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互联系的媒介，也是教育主体客体化和教育客体主体化的中间环节。其中，内容中介和载体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的主要形式。红色文化在政治驾驭、思想引导、道德示范与审美熏陶方面具有的教育功能，使其具备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载体中介的基本属性。教育者可以借助红色文化蕴含的思想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神食粮”，搭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沟通联系的桥梁。
(一)红色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精神食粮”
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指南，它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产生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它由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际来确定。不同的划分标准和划分角度，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思想灌输、政治引导、道德规范与身心健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4］基于红色文化内容的结构考察，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以充沛的“精神食粮”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的作用。“文化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属的价值”。［5］(P5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构成其内在的红色基因。红色文化是红色基因的思想文化存在形态，是红色基因彰显时代性、焕发思想性、凸显政治性的生动体现。而以红色文化形态存在着的红色基因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闪烁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开拓进取的崇高精神。红色基因彰显时代性、凸显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崇高精神，是当前“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政治教育”方面，红色文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道路的选择、革命文化的塑造与革命精神的养成，彰显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信念、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与革旧维新的政治观念。在“道德教育”中，红色文化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履笃行与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引领人民群众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恪守社会主义公德、坚守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引导受教育者晓家国大义、明义利之辨，正确处理“公德”与“私德”、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心理教育”方面，红色文化以革命先辈的鲜活事例为榜样，激励受教育者以昂扬的精神来求真、求善、求美，激发他们内在的自信心、自豪感和正义感，锻造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健康、协调发展。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6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work；instrumentalrationality；humanism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着单向度工具理性的误区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进程中，因为是赶超就必须动员全体国民凝心聚力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社会又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社会形态相互影响，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相互激荡，利益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问题是，过分的政治动员，极易产生社会的浮躁心理；利益矛盾与冲突得不到有效协调，则易导致社会的不和谐。由此，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因应新情况、新问题，主动适应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从单纯的政治动员向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转变；从空洞抽象的说教向解释说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转变；从简单的“灌输”、居高临下的“你打我通”向双向交流、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转变。这3个转变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革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形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普遍存在的社会浮躁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包括思政工作的领导者)往往只把思政工作作为完成某种经济(业务)工作的手段或工具，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它的价值导向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它的终极指向，由此，思政工作日渐趋于功利主义[1]。例如：对政治理论的学习，不少党政干部和政工人员视作“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疏于用先进理论审视自身的思想与行为，乃至给人以“双重人格”的印象，大大削弱了理论武装的感召力。又如：关心、帮助人时，重物质帮助，轻思想引导，见物不见人。再如：校园文化活动越来越趋于感官享受，有意无意地消解理想、回避崇高，丧失了高校校园文化应有的高雅特色；在学生干部培养中，更是用交换代替教育；等等。如何克服思政工作中认知与实践层面的上述积弊，走出传统思政工作中“工具理性”的误区，笔者认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同时，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立场，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超越工具理性的“单向度”。
二、思想政治工作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争得民族独立和民众解放的运动。因此，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也必然是围绕着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展开，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造就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不怕艰难困苦、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无产阶级战士。显然，可以理解，为了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使命，革命及其服务于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具有强烈的工具化色彩。建国以后，因为我们事实上没能自觉实现从革命逻辑到建设逻辑的转向，继续强调斗争哲学的指导，乃至酿成无产阶级的历史悲剧。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充斥着虚幻的理想、空洞的口号，仍然具有强烈的工具化色彩，以至成为一种违背人性的极“左”思潮，使人望而生畏，望而生厌，甚至政治工作干部也被普通民众视为“异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时代的主题则由革命转为建设。与之相应，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也实现了从“斗争哲学”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理念的嬗变。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赶超心理和焦虑心态以及希图在短期内实现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物质诉求，致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更多地关注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至将除自身以外的一切都当作了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视思想政治工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忽视其价值导向功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进入21世纪，我们拉开了“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帷幕。为达此目标，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不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可见，“以人为本”是这种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事实上，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才是全面小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根本，是指人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社会各项事务的发展与进步均须“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为价值取向和评价尺度。如是认为，根源在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有其功利性的目的，即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期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不难发现，人是目的与手段、价值与工具的统一体。人是统一体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人的行为逻辑既有价值理性的成分，也有工具理性的成分。诚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人的行为当中，但两者却有优先序位之分：价值理性是体，工具理性是用，前者是主导后者的引擎，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动力。过分张扬工具理性，深度抑制价值理性，则易遮蔽并摧残人性，从而导致人性的残缺与异化，因为“工具理性支配社会的前提一定是工作中主体的消亡”[2]。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物化”与“异化”现象的深刻揭示，则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的理念应成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三、思想政治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双重意蕴
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尽管我们主张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诚如前面指出的，人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人作为目的也需要自身作为手段来完成。因此，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自然也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3]：第一层含义是以人的价值为根本，注重人的价值的实现，表现出来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第二层含义是以人为根本的依靠力量，注重人的工具性，表现出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就第一层含义而言，由于其本着“人民是价值主体”的理念，因而，“达人”与“为人”便成为了其本质诉求，反映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则要求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就第二层含义而言，由于其本着“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的理念，因而，“用人”与“依人”便成为了其侧重方面，反映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则要求全体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就第二层含义来看，当前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引导的基本原则，强化对现阶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努力塑造全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从而使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2)在利益多元化以及社会诸单元利益矛盾与冲突加剧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在理顺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上下功夫；(3)因为发展既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以根本任务与第一要务为轴心，致力于公民积极性的调动、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激发。
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理论上是体用关系，加之，为了改变以往把工具理性当作唯一向度而造成的华而不实的思想政治工作局面，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应当着重在第一层含义上下功夫。笔者认为，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当前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关注每个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世界观、人生观的建构。从根本上说，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总是受制于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有助于人们加强对自我、对他人、对外物非对象化的、境域化的理解，那么，我们相信人们必将改变以操控、算计等功利方式看待世界的态度，真正领会人与人的共生在世、人与物的情景统一、人与自我的诗化和谐，从而实现人生纵向而非横向的超越。(2)关注每一个思想政治工作对象主体性的道德境界。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克服以往把道德当作外在于人的抽象的行为规范，应该在平等交往的和谐关系中让工作对象体验道德情感的油然发生。这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不应该以规训人的方式从外在植入某种道德，而应该营造我们所追求的道德氛围。(3)思想政治工作要重视生命情感意识的培养。说到底，生命的存在不需要生命以外的虚幻理由。人类生命的历程从本质上说，正是人类意义的发生过程，而意义并非仅指某种功利的价值，相反，意义是建立在生命高尚情操的基础之上的，忽视“万水千山总关情”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意味着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轻或重。(4)毫无疑问，在社会节奏加快，不确定性增加的今天，化解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内在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完善其人格，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人的行为问题说到底是人的心理问题，如果我们不首先解决对象的心理问题，那么，无论技巧多么娴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必将落空。
四、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得以推进的四点设想
首先，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并立足我国特定的国情，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尖锐批判与合理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唯物论为理论基石，超越了西方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根基；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克服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中抽象的个体本位论；用唯物史观驱逐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唯心史观，其本身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真正科学的生活世界哲学。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历史观内化为自己的真实体验，他才能在工作中克服简单的说教，并结合每一个对象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与被教育者一道在生活世界孕育的“实践智慧”中经历合理思想的诞生。
其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确立最基本的人道关怀。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人与人在类的本质关系上是统一的，因而，人与人是平等的。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工作对象之间只不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并没有谁高人一等。那种把工作对象当作被塑造、被管束甚至被训斥的思想政治工作[4]，显然是错误的。无论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样看似崇高的目标，都应该以人与人之间在人格、地位等方面的平等为前提，反之，不仅达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而且很可能造成对象的逆反心理，甚至产生敌对情绪。况且，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目标指向总是人，所以，对对象的关心、感情上的靠拢、相互之间的尊重与信任，应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之意”。
第三，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抛弃传统的理性主义知识化的传授方法，代之以境域性教育。从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方式上来说，也许更应该相信“人常常不是被说服的，而是被感动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抛弃传统理性主义知识化的传授方式，注重创设融洽的情感氛围，从而化解问题于无形之中。人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对象之间能否在情感上趋于接近或相通。具体来说，如果我们放弃理性主义知识化的态度，放弃指出对象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简单做法，而是营造某种特定情境，让对象在境域性的情境中，体验人与问题本身双向开放的可能性，那么，对象必将在诗意的情境中超越自我当下的狭隘性。所以，与其说是我们在情境中引导对象、教育对象，还不如说是对象在情感体验中进行自我教育。
第四，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本理念，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崇高的理想与目标，又要注重现实，注重对象的个体利益、个体目标、个体发展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尽管从理论上说，个人和社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存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张力。在某种抽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无视个体合理的利益主张。因此，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要求我们首先检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身，进而检讨造成对个体利益不合理抑制的社会组织关系。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一方面，对对象合理的利益主张给予认同，帮助其拓展谋求个体利益实现的渠道；另一方面，将对象的利益置于与社会利益双向互动的背景下，引导对象对自身利益的合理性进行深刻反思，从而化解利益矛盾与冲突，减少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总之，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世纪之交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专家学者回顾总结我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来的，现已成为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思想。把这个思想贯彻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形成了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理念。这一理念克服了单纯工具理性的缺陷，必将有助于纠正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倾向，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精神支柱，有助于提升个体公民的思想境界，使思政工作最终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赵发荣.超越工具理性——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2(3)：8-10.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7
一、“三严三实”的基本内涵
“三严三实”理念是针对目前国内外复杂的环境，以及当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修身正己、廉洁自律的新的行为准则（丁仲凯，2015）。“三严三实”的主要内容是“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刘枫，2015）。“三严三实”对于提高高校党员干部的自身思想素质、提高自身的工作作风，以及加强大学生的自我修养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三严”的含义
1.“严以修身”的含义在“三严”中“严以修身”排在第一位，由此可见“严以修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①。“严以修身”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首先要做到修身养性，学会做人。党员干部必须要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同时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从政道德，切实把从政道德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把自身的品德建设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丁仲凯，2015）。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要加强广大师生的自身修养建设，严格要求自己，要以更加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加强自身学习和作风养成培育。给自己提要求，自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坚决守住做事、做人的底线，永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侯雪梅和张莹，2015）。2.“严以用权”的含义“严以用权”是指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反腐倡廉意识，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要按照国家相应的制度使用权利，这样才能正确地行使手中权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权力的双重作用。权力既能为广大师生服务，也能为个人谋利。另一方面作为领导干部就要时时刻刻保持清醒，摆正个人同广大师生的关系，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公仆的位置上，把为广大师生服务作为宗旨，真心实意为广大师生做事，而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者用手中的权力损害广大师生的利益。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把教书育人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或唯一职责，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而损害学生的利益。3.“严以律己”的含义“严于律己，出而见之事功；心乎爱民，动必关天治道。”②“严以律己”是指在工作中必须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刘建新，2016）。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提高广大师生的廉洁意识教育。对于高校领导干部来说，要慎独慎微，为政清廉，遵纪守法。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要廉洁从教，不索要或不接受学生、家长财物；不要求家长为自己说情、办事，不做任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事情。对于广大学生来说，高校要将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要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严以律己，勤于自省，勇于担当，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身思想境界。
（二）“三实”的含义
1.“谋事要实”的含义“谋事要实”，重在“谋”字，这是“三实”的基础。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定思路、作决策、定办法，要实事求是，这样才能谋大事、谋好事、谋成事。要吃透上情，摸清下情，创新思路，科学选准发展重点，找准工作着力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对于高校师生来说，在教学管理和科研创新方面，要充分地进行调查，要制定有效的措施，从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办法，不追求虚名，不追求虚功，真正做到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2.“创业要实”的含义“创业要实”是衡量作风的一把重要标尺，也是成事兴业的基础保障，只有踏踏实实地干事创业，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才能推动一个地区的发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精神作为引领，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踏雪留痕，确保学校的每项工作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3.“做人要实”的含义“做人要实”是指做人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下属，都要坚持忠诚、诚信、宽厚，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人格操守、一种行为习惯，体现在工作生活中，体现在一言一行中（刘枫，2015）。在高校日常工作和学习中，需要领导干部、学校教师及相关的教学管理人员亲密团结，以诚相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要表里如一、胸襟坦荡。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存在不足
党中央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高度重视，高校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广大师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仍然还存在不足。虽然各高校都开设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在老师、学生心目中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和学术上的研究才是高校的主要任务，容易出成果，产生经济效益，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仅是上级交代的政治任务，花费很多的精力却很难看见成效。学生们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实际意义，与自身发展并没有什么必然关联，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缺少正确的态度，缺乏对其的关心，也缺乏学习的热忱。
（二）缺乏长期、周密的机制建设
党中央曾多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各地各单位迅速掀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潮，形式丰富多彩，场面如火如荼，也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刘建新，2016），但在高校这种特殊环境下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高校虽然出台了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相应措施，但是仔细观察其内容，很多可行性都比较差。一方面没有对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把握，也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长期、周密的筹划与部署，仅仅是根据上级教育主管机构的相关要求组织一些相应的活动，大搞形式主义，不注重教育效果。而且参与范围较小，没有考虑各类群体的文化需求，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从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内容上、程度上和制度上没有形成长期性和周密性的工作机制。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单一
目前许多高校的观念落后，教学形式单一，工作方法局限于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会议、阅读报纸、读文件、照本宣科为主要形式，很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应过于传统简单。单纯的说教多，真正融入广大师生工作学习且具有丰富内容和强烈的感染力的内容少；各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警示教育开展偏多，正面引导相对偏少，这都造成了广大师生缺乏积极性，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三、“三严三实”理念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运用“三严三实”理念倡导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
运用“三严三实”理念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倡导积极向上的精神氛围。加强高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转变干部作风的当务之急，是提高高校教育水平的迫切需要。将高校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与“三严三实”理念结合起来，提高高校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正确行使好手中权力（鹿辉祥，2015）。要时刻保持清醒，摆正个人同广大师生的关系，始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公仆的位置上，真心实意为广大师生做事，而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者用手中的权力损害广大师生的利益。
（二）运用“三严三实”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要运用“三严三实”建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一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领导机制，成立“三严三实”思想政治教育领导小组，指导全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机制。充分借助“三严三实”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规划设计，从而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地生根。在学校党员组织生活中、在干部培训中要安排“三严三实”教育内容，用“三严三实”理念加强学术道德和教风建设。
（三）运用“三严三实”优化校园文化建设
在办公区、教学区、生活区设置“三严三实”等内容的文化景观，将“三严三实”核心理念在醒目的地方进行展示；利用橱窗和展板展示先进人物的优秀事迹、图片和文化作品，因地制宜地创造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觉环境”（林跃先，2015）。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列入广大教职员工工作业绩的考核、评价的标准内容，认真组织开展对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工作，对廉洁敬业、甘于奉献的给予宣传和表彰；对违背职业道德，吃拿卡要的，进行严肃查处。
四、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意义深远。这不仅是一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建设性工程”，是广大师生员工的必修课。“三严三实”思想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致性，运用“三严三实”理念，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在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教育教学改革、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培养合格人才、创新教学管理、维护学校稳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丁仲凯2015.“三严三实”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应用[J].现代国企研究,(16):226.
侯雪梅，张莹.2015.“三严三实”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18)：42-45.
刘枫.2015.践行“三严三实”夯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J].学理论,(34):136-138.
刘建新.2016.以“三严三实”重要思想引领基层党校教育培训工作[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18(1):55-57.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8
一、 红色文化的教育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种普遍的知识教育，一种没有差别的技能传授，而是阶级思想、阶级意识的教育，只能于阶级社会中产生，产生于各个阶级有意识地将本阶级的思想政治观念灌输于本阶级成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过程之中。”而红色文化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本质 ，这就能够将红色文化很好的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并且能够使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因此，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爱国主义精神和丰富的智力成果等，为我们在进行创新和开拓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提供了丰富题材，也是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资源。
首先，红色文化能够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在红色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崇高的精神价值，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彰显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所进行的革命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而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强调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努力促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在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实践为其又注入了具有时代特质的新思想、新内容和新载体。所以，红色文化仍然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强大精神力量，是进行高校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红色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利益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既包含红色物质资源，又包含红色精神资源。各种形态的红色文化又有各自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所以，红色文化这种多样性的种类和形式，使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红色文化统合在了一起，这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种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及教育环境，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红色文化的丰富性决定了能够提供独到、高效和新颖的教学方式方法。红色文化记载了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奋斗的历史，其保留下来的大量图片、实物等，在教学中可以以展示的方式将这些文史材料作为教学的材料，使教学内容以更加直观、生动、鲜明的方式显示出来。利用好现代网络科技成为现代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将影音式教学方式引入到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来，以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教学，让红色文化中的人、事、魂更好的融入到学生的生活学习中，帮助学生理解教课内容，增强教育效果。
其次， 红色文化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红色文化的主要功能为主流政治导向、旅游经济刺激、先进文化引领、高尚道德教化。②其中，政治导向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功能，文化引领、道德教化是其重要功能，刺激经济增长则是红色文化的衍生功能。从红色文化核心功能来看，它“在政治上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在内容上灌输的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倡导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利用好红色文化能够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健康完整的人格。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红色文化中也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先进的伦理观念和丰富的道德教化内涵。所以进行红色文化的教育能够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为大学生的道德品格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当下这个文化发展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一些不良文化的传播对大学生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引导大学生树立是非观显得极其重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事迹， 融入到当下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不仅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形象化，将道德信念和道德规范人格化，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与行。
二、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红色文化具有育人功能，所以，将其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促进教育对象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红色文化能够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使他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当下，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国内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的影响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凸出表现是价值观念取向的多元化。这种变化在给他们带来精神上解放的同时，也可能使他们陷入精神迷失之中。所以，将红色文化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来，引导学生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本质，就决定了它也能够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发挥思想引导功能。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具有科学性与真理性、先进性与人民性，对学生不仅具有说服力和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充分利用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科学理论，帮助大学生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自觉的抵制一切错误言论和思想的诱导，能够让他们始终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放在主导的位置。人们的意识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指导作用，红色文化中所包含坚定的政治信念、忠诚的政治信仰、坚决的政治意志及明确的政治态度等内容， 有利于加深教育对象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教育，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推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的认同，促使教育对象自觉对国家、共产党和社会制度等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真确的认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其次，红色文化的教育能够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格。马克思曾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这表明道德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后天的生活学习中逐渐形成的，而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红色文化中蕴涵的内容，既包含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伦理观念，又包括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特有的新时代的文化形态。这是培养大学生道德情感的重要资源。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感在不断弱化，同时集体意识、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开始淡化。所以，在进行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融入到全过程，不仅能使学生产生追求真善美的需求动力，而且能够通过发挥知情意行的心理机制，促使教育对象将其转化为自己内在的主体意识，进而实现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通过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所包含英雄人物和普通大众的先进事迹所彰显出来的文化价值，使红色文化中的人物事迹更加鲜活和丰满 ，让学生能够在了解熟悉历史知识的同时在思想上得到提升和情感上得到共鸣，最终逐渐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红色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路径
高校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是大学文化自觉的培育主体。弘扬校园红色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有效路径。因此，在大学校园中弘扬红色文化，应该契合青年群体“新鲜活泼”的品性，以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来展开。
首先，学校应发挥好红色文化教育的主要引导作用。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题材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但是就当前来说大部分高校中还是缺乏红色文化的氛围，一阵风式的校园红色文化教育使得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不深，认识模糊，也就不能够真正发挥出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因此高校应该制定长期的有效机制来确保红色教育的顺利开展，将红色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学校要提供制度和人财物的保障，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制约性等特征是高校红色文化教育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在将红色文化教育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要制定可行的红色教育计划来保障红色文化教育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学校还应加大对红色文化教育的资金投入，来支持高校对红色文化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在进行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时要时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所以，根据学生的特性可开展各种体验式校园红色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参与中理解、感受红色文化所传递出的正能量。通过体验式教育活动使学生主动参与其中，采用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为大学生提供新鲜的文化感受。这些活动的举办要注重策划，强调参与性和互动性，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感受、理解和践行红色文化所传达出的理念。
其次，关注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就是指受教育者通过对自己的客观认识，从而评价自己、要求自己、调控自己，并最终实现自己教育自己。在一定意义上，自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教育并不以为着闭门造车，而是要结合实际的社会实践和集体活动来展开。红色文化能够为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一是大学生红色旅游为自我体验活动提供了条件。受教育者通过对红色遗址和纪念地的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自我体验活动，不仅能对红色文化形成正确的观点 而且也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特点来进行相关的研究进一步的来挖掘红色文化从而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二是为大学生进行自我训练活动提供条件。在大学生的周围有众多的先进人物值得学习，推动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引导他们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服务与社会大众，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觉的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自己在服务中体会到“奉献”的快乐，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从而发挥自我教育作用。三是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纪律规范为大学生的自我节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教育范本。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造的内涵深厚的红色文化中展现出的纪律严明的精神，对当下受教育者来说不仅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的重要材料，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需要。在学习红色文化中与纪律相关的内容来拟定自己的日常行为规范并遵照执行，以此进行自我教育。
〔参 考 文 献〕
〔1〕杨宇光，胡松，朱小理.红色文化的功能及其转化的必然性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06）： 14. .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9
要变革观念和思维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观念变革和方式创新的明确要求。要以先进生产力标准来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把人作为生产力三要素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把培养人、造就人、激发人、成就人作为工作的基本定位，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积极性。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在各项工作中见物见人，关注人的感受、人的需求，人的内心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这其中有许多思想观念需要转变和确立。
要丰富延伸内容。思想政治工作要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及时丰富有利于社会改革发展、有利于干部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技家质和健康素质提高的内容，让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要切实克服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程度不同存在的内容单一、供需不合的现象。
要加大思想文化含量。要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克服简单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要增加思想含量，更多地运用思想的力量去征服人，用理论的力量去说服人；要增加知识含量。更多地运用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政治经济学、法律等知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含量和有效性；要增加科技含量，更多地运用网络等各种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方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要变革形态和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态，是全面开放形势下打造思想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要把和谐组织文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态，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运用文化形态以文化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人民自觉追求的价值观念。
要做到“三贴近”。要坚持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从实际的要求、生活的需要、群众的愿望出发，悉心捕捉群众在社会变革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把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急需放在突出的位置，说做并举，说到群众心坎上，做到群众急需处，才能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家、做到人、做到心。
二、思想政治工作要努力把握四个基本规律
一是遵循为改革发展穗定大局服务的基本规律。改革发展稳定是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基本关系，三者不可偏废。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一定要把为这一大局服务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职责。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定位思想政治工作，有三项基本任务：做解放思想的先导，为改革夯实思想基础；做锻造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熔炉，为人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做沟通思想化解矛盾的纽带，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基础。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0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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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1
一、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新形式
红色旅游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的一种新形式，避免了出现之前在我国高校形成的教育形式单一、实践量少、与学生实际生活存在较大的差距的缺陷。
是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中出现的新教育模式。随着社会，思想政治等方面承载的教育信息不断增加，很好的满足了当今时代的新型教育活动载体的需求。红色旅游从新颖的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探寻其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灵活和创新意识，而在本质上它又是以思想教育为目的，通过旅游红色圣地的平台，用革命先辈们的榜样力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红色旅游的给学生们带来的主要影响便在于它包含着真实的历史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具有教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原则性，红色旅游资源作为传播媒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形成良好的大学生文化教育理念形式，改善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略显呆板，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形式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红色渗透
（一）红色资源渗透帮助坚定理想信念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渗透红色资源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红色资源是在科学的轨道上制定出来的，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道路上，出现过无数的意义深刻的教育资源，这其中，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文化素养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源性素材。因此，当代高校应该充分认识到红色资源能够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奠定思想基础。中国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将改革创新定义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二者相互联系并且能够统一运用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感，激励学生不断学习奋斗，直观的体会老一辈红色革命先辈们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做的贡献，切实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红色资源渗透帮助激发大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具有光荣传统的红色革命精神永远不会褪色。大学生在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无法脱离光荣的革命传统，作为思想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红色旅游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在思想政治方面给予大学生重要的指向。大学生通过红色旅游的方式全面认识并深入理解革命烈士在艰苦的环境中，依靠自身顽强拼搏的强烈斗志所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通过领略各处红色圣地的独特内涵，帮助大学学生客观正确地认识自我，在红色资源下陶冶情操，时刻想起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激励自我，树立正确的理想，感受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及蕴含的积极意义，努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的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和发现未知领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优良品质，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担当起社会所赋予的重任。
三、红色旅游资源的实践性
与普通旅游活动所不同的是，红色旅游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质是促进大学生在接受红色文化认知和教育的同时，在实践中对自身的感受加以巩固和升华。近年来，各高校开始逐渐开展各式社会实践活动，在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红色旅游作为户外的新型课堂，成为新举措中的代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红色旅游的展开以红色文化教育作为主题，在开展过程中可以设计互动性体验式的方法进行活动，帮助大学生增强旅游体验，在旅游过程中享受体验的同时达到红色熏陶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实现思想的升华和身心的净化，红色旅游的展开帮助学生在参观游览、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知识、了解历史、接受熏陶、提升修养。
大学生在红色旅游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自主用心的参与、体验，在参与各种旅游活动同时，于潜移默化中感受红色旅游圣地，这种难得的体验对于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是一次良好的机会。教育者在学生进行红色旅游的过程中要准确利用环境、把握时机，引和促使大学生提高求知和受教的主动性，进而提高大学生对于红色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大学生在红色旅游过程中应当学会领悟先辈们的高昂革命激情、崇高革命理想，真切认知历史先辈的光辉历程，相关部门同时要利用信息网络等传播平台加大在学生群体之间关于红色旅游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红色旅游社团活动，推广校园红色文化。
四、结语
红色旅游的开展有充分发掘了红色资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作为一种传承的历史文化精神，红色精神蕴含着的香醇浓郁至今，运用红色资源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会是长久不衰的教育方式，洗涤学生心灵的同时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充分展示了红色旅游的主体功能，大学生群体作为承载国家未来希望的重要客体，红色旅游活动为大学生提升思想认识水平提供了充分的便利。
参考文献：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2
一、“中庸”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目标上的内在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认知模式、价值导向、目标选择上的耦合重叠，进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的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培养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品质、塑造完善的人性，达致育人、育德、育心的价值期许，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庸”思想在目标定位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赋予受教育者社会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完整建构是思想政治工作目标与任务的具体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价值是诚信、善良、责任等维系社会秩序、实现自我发展的道德准绳，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政治理想性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包含着道德形而上的内蕴与道德践履的内在要求。“中庸”思想在政治哲学中包含两重性，既含有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认识，也有相当成分的局限性认识。“中庸”思想曾遭遇了全盘否定的的对待，被曲解为乡愿先生的折中主义、顽固派的保守主义，因此对“中庸”思想的借鉴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②在道德、哲学、政治等层面阐发“中庸”思想的合理之处以及现代价值，从而为目标选择、价值取向与哲学思维方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与重要借鉴。“中庸”思想既是道德践履的原则规范，也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思想阐发了立诚的思想政治教育旨归以及思想政治工作者引发人性至诚之道的应然素养与价值追问，思想政治工作即是明诚，在求诚致诚上狠下功夫，塑造完整独立的人格，光耀不息，普照四方。“中庸”思想作为珍贵的思想资源具有永恒的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积极挖掘的文化宝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廓清思想迷雾就必须要加强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以“中庸至诚”作为目标选择建构共同的价值观，使社会群体普遍的把“中庸至诚”奉为待人处世的圭臬，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点点入地”中凸现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庸”思想在价值追寻上具有内在一致性。社会主义道德具有现实批判性力，是反思、批判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道德沦陷现象的价值判断，是拯救道德危机的良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要义与关键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与重点是诚实守信，充分发挥诚信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上的基石作用，为构建共同的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搭建诚信的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应在诚信建设中充分发挥导向功能与凝聚功能，把诚信价值原则深入人心、融入血液，夯实构建社会主义道德的文化与人文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应在诚信建设中发挥转化功能和挖掘功能，把诚信价值原则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转化为受教育群体的意识与行为，彰显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与现实价值。与“过”与“不及”相较，“中”就是均衡的意思，即相反相成、和谐共生，是万物处于协调与均衡状态的理论表征；“庸”在儒家的诠释范式中与天理融合在一起而被赋予了平常之理的涵义。因而儒学意义上的“中庸”即是“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中庸”本身的涵义具有两重性，含括本体论意义上的“中道”与方法论意义上的“时中”。“中庸”之道就是至诚至德，诚是“中庸”思想的核心范畴，诚的道德形而上意义的申说奠定了儒家道德本体论的基础，正如《中庸》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的思想结构阐发了道德的普遍性意义以及道德践履的非凡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是庞杂的，是包含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的大德育。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道德问题日渐显化，道德教育日益紧迫，道德教育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以诚信为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庸”思想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需要根植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诚信、责任、担当、善良的普遍价值诉求，需要充分挖掘“中庸至诚”的思想宝库，为培养诚实守信的社会集体意识夯实传统文化基础。③
二、“中庸”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路径原则上的内在契合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铸成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与基本准则，涉及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阶段。坚持和运用正确的原则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效果、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中庸”思想蕴藏的“致中和”、“时中”、“慎独”的路径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路径原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致中和”的思想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趋向和谐的路径取向，如《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中的具体体现就是适度原则、和谐原则。适度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处理好刚与柔、宽与严的管理模式，达到刚柔相济、宽严有度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功效逻辑与情感逻辑的有机统一，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谐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对和谐的追求作为终极价值追求，考量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的现实状况，尊重个性的发展，达到规避风险、均衡利益的工作境界，建立融洽、健康的人际关系，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扫清人为障碍。“致中和”原则可以理解为自主性与社会化相统一原则的凝练表述，是在全面剖析纷繁复杂社会矛盾体的前提下对以人为本价值导向的坚持，体现了对人的多样化需求的尊重，顺应了多元化发展趋势，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构。
“时中”的思想原则就是把握时机、顺应时势、与时俱进的辩证原则，如《中庸》所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中的具体体现就是随时而中、圆融变通。圆融变通的前提是唯道是从即遵循相应的原则、把握相应的形势，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客观环境，因人、因事、因地、因时的适应新的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灵活变通的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调整习惯性的固化工作模式，成效显著的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时中”原则可以理解为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原则的凝练表述，是在新形势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夯实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艺术基础的必然要求，深谙“时中”、圆融、变通的的哲学意蕴与实践价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感，更加注重了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人本回归。
“慎独”的原则就是自我反省、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修身原则，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的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中的具体体现就是自警、自律原则。自警自律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追贤希圣的理想人格为内在要求，严谨自重，自查自纠，不断的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思想品质，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言行一致，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遇到的复杂棘手问题要勇挑责任、敢于担当，在与思想政治教育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之事或生活作风处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发挥人格感召的巨大教育力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与说服力。“慎独”原则可以理解为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互动原则的凝练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立足于自我反省基础上的主体性审视，从而更有效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塑造功能，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自我塑造、自我完善的理想目标，对于探讨网络社会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有效的引导网络舆论、如何由道德的他律变成道德的自律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呈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④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主流思想经受了多元文化浪潮的普遍性洗礼，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与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的日渐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受到了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在达成和谐有序的价值期待中具有导向性意义，思想政治工作逻辑与现实变化的契合理路要与时俱进、适时创新。当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逻辑就是效法唯变所适的“中庸”之道，对社会转型保持理论自觉与批判反思，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筑牢主流价值体系。“中庸”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体系的重要架构，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交融、实践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中庸”思想内涵丰富精深，含括了“中和”理念、“时中”原则、“慎独”精神、“忠恕”思想、“至诚”境界等诸多意义上的境界诉求与践行理念，这些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认知对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
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探讨是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者面临的庞大理论课题与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探究这一重要课题的现实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汲取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品鉴“中庸”思想蕴涵的要义精髓对于实现“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极为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意义。⑤
引文注释
①时琳.《中庸》思想关照下的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14）：22.
②刘宏伟，王圣宠.重新审视“中庸”―兼论思想政治工作对中庸的借鉴[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3）：59.
③秦琳.诚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J]. 前沿，2013（8）：112.
思想政治的含义篇13
1.1 沟通的含义
沟通是一种信息传递的过程。具体来说，它是在一定的目标的指导下，通过合适的渠道信息传递者向信息接收者发送特定信息，以寻求理解、反馈的过程。我国现有文献资料对于沟通的定义众说纷纭，因为不同的文献资料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将“沟通”定义为“使两方能够连通。”而《英汉辞海》则认为“沟通”是“共同使用，使周知，传递知识或消息等；也指传递消息或音讯，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等”。笔者对“沟通”的理解是沟通者之间为了寻求理解而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的信息和思想的交流。
信息传递过程包含信息、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环境、渠道等几个要素。
1.2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含义和类型
①含义：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就是通过信息沟通渠道，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进行交流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双方理解的过程。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分别扮演教育者与受众。发送者发出的信息就是教育沟通的内容，双方采取的教育沟通的方式或途径就是沟通渠道。②类型：从教育沟通方式来分析，教育沟通除了可以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进行以外，还可以通过传媒沟通实现。日常的写作、阅读和信件往来均属于书面沟通形式，讨论、演讲或谈话等形式属于口头沟通。现代信息技术盛行后才出现了以电话、网络、电视为主的传媒沟通。
1.3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构成要素
通过上文进行分析，我们明确了信息沟通的五个构成要素，同样发送者、接收者、信息、环境以及沟通渠道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五要素。
1.3.1 发送者。①导向性：通过与信息接收者进行沟通，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以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和行为对接收者进行引导，使其树立高尚的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②主动性：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应该具备高尚的马列主义信仰，同时能够掌握扎实的党政方针，以及政策理论，明晰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效的沟通才能具备现实意义，并且希望运用自己的知识育德育人、回报社会。
③示范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发送者的个人品德和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信息接收者的思想和品行，这种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示范性。④释疑性：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信息发送者比接收者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而且拥有的人生阅历更加丰富，看问题的角度更全面，而且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更独到。信息发送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为信息接收者答疑解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接收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指导。
1.3.2 接收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分别由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来承担。在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中，对于信息接收者来说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进行单方面被动的接收，而是要作为主动接收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受众，其思想和行为的形成也充满个性。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接收者主要有能动性、感染性和可塑性三个特点。
①能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信息接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层面分析判断接收的信息是否科学合理，同时给出自己的政策和建议。通过各种途径，信息接收者与发送者进行信息的沟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沟通的目标。②感染性：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信息接收者将积极参与沟通的热情传递给信息发送者，使信息发送者受到感染，以此来激发信息发送者的兴趣，使其产生责任感，同时以自己端正的品行对信息发送者的道德品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信息发送者的人文素养。③可塑造性：信息接收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体系，借助分析研判能力，通过分析处理接收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进而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认知，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
1.3.3 沟通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涉及心理、道德、政治、思想等多个方面，因而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沟通信息要包含心理教育信息、道德教育信息、政治教育信息，以及思想教育信息等。
①心理教育信息：指的是将心理疏导方面的信息传递给信息接收者以解决其思想行为问题，通过正确的行为或思想的疏导帮助其战胜困难挫折。②道德教育信息：道德教育信息应强调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的利益关系，帮助信息接收者树立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避免其受利益驱使破坏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三方利益的平衡状态。③政治教育信息：政治教育信息指的是党政理论和方针大政。具体到日常生活，政治教育信息指的是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传播党的执政理念和理论方针，帮助信息接收者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理解党政方针理论。④思想教育信息：具体来说，思想教育信息主要包括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
1.3.4 沟通渠道。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渠道，即信息处理双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方式或途径。包括借助语言、文字、表情、动作等方式来实现沟通。
1.3.5 沟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环境是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两方面内容的信息沟通的环境。这个环境是相对具体的、动态的环境，是诸多因素互联而成的系统，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1.4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特征
①阶级性：通常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性，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阶级性。信息交互双方、沟通渠道等共同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几要素，因此信息沟通具有共性，但同时它也是党政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因而它所代表的阶级和政治信仰有鲜明的特色，其任务和目标受党的总体目标的制约和影响。②互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信息交互双方关于情感、思想和信息的双向的交流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充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互动性。③时代性。这是指信息沟通的渠道、环境和内容能够体现出时展特点，沟通内容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持续更新，沟通环境不断优化，因此，需要对沟通的渠道进行不断地探索。④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能够针对受众的职业、年龄、性格、知识结构等设定相应的教育沟通层次和沟通目标，并且在信息沟通中适时调整沟通方式和沟通内容，进而满足信息接收者的需求。
2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途径
2.1 科学认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功能价值
通常情况下，引导、交流、感染和释疑纠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主要功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来说，无论何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通过互动，进而使受教育者的真实思想，以及道德状况等让教育者有个准确的掌握。对于受教育者的发展情况，一般情况下，通过理论、政治、道德和心理信息等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引导，进而调动起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2.2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素质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时，信息发送者是教育者，是负责组织协调的一方，把控着信息沟通的内容、方式和目标任务，因而信息发送者的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对教育沟通的成效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确保教育沟通取得实效性进展，教育者必须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完善自身知识结构，提高人文素养，以期从人格和专业讲学方面对信息接收者产生好的影响。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来说，能力素质是关键。
①创新能力。在沟通的环境、对象等方面，与以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需要创新沟通的方法、渠道、机制等，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敌对势力之间的争夺异常激烈。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面对这种形势，需要对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和强化。②观察思考能力。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信息发送者的观察思考能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在思想方面需要意识到通过观察思考得出结论，进而对行为进行指导的重要性。③表达能力。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按照准确、流利、顺畅、简洁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发送者需要全方位的培养表达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自身的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④组织协调能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来说，为了形成强大的合力，一方面需要进行语言和行为上的交流，另一方面对各种教育资源和因素进行组织。对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进行有效沟通奠定基础。⑤心理承受能力。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接收者在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知识层次、职业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2.3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信息接收者积极参与沟通
2.3.1 信息接收者有进行沟通的愿望。信息接收者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对于提高思想行为的重要性，强化参与沟通的愿望。调整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要我沟通”向“我要沟通”的转变，为沟通的顺利进行、扫清心理障碍。
2.3.2 信息接收者吸收和消化信息。通常情况下，信息接收者对沟通信息的吸收和消化，将内化的思想观念外化为行为也包含在内。为了提高自身的思想、行为境界，信息接收者需要评价自身内化的思想观念，同时巩固正确的行为，纠正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行为。
2.3.3 信息接收者及时反馈信息。当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持续一段时间后，信息接收者需要将沟通结果及时主动地向信息发送者反馈，进而对信息的掌握情况和沟通效果进行判断，同时制订下一轮的沟通方案。
2.4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方式要多样化、现代化
在个性特征方面，与以前相比，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受众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取舍、行为选择等方面变得更加开放、现实、自我和随意。所以，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这些变化，根据受众的特征实现沟通形式的多样化、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林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方式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
[2]周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人际沟通障碍的分析与对策[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2（01）.
[3]孟益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激励理论[J].高教论坛，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