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1

(一)美国金融监管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变化，美国制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变化：

1.开始从分业监管注重统一和综合性监管

美国在分业管理方面，传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成为一种趋势。美国在1994年9月颁布了《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业综合化混业经营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和混业之争，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

2.注重风险管理，对银行业实行差别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对系统风险做出评估，并根据客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修改风险评估体系和信用评级。美联储理事会在1996年12月20日又开始实施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CAMELS”，也就是在原“骆驼评级制度”(CAMEL)基础上增加一个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美国制定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革法》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这样有利于对银行业进行个别重点监管。这种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从监督和自律两方面促使银行去努力达标，从而保证了银行业的正常稳健运行。

(二)英国金融监管新变化

1.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7年英国成立了一家对金融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的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金融监管职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惟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安全第一，开始注重安全、效率与成本的统一

英国的金融监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竞争、维护金融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适当考虑监管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即监管对金融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英国1994年就在当时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门，现在则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

(三)日本金融监管新变化

1.日本金融由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开始注重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传统监管体制被被日本社会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他来源于二战时期负责送粮食和武器的护卫舰队。整个船队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只来决定。“护送船队方式”的金融监管就是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监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监督厅使日本的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2000年7月诞生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金融厅一改过去的监管以安全为主的目标，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改变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的监管金融业务。这标志着日本的监管体制由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转变。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与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二是如果实行分业监管，银行监管职能是放在中央银行内还是中央银行外；如果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机构是放在中央银行，还是另外成立统一监管机构。

1.目前有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欧元区国家中，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2.大部分国家考虑将分离出来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统一于一个监管框架(综合监管机构)内，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挪威于1986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98年都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韩国、新加坡、冰岛相继仿效，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

3.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或准备统一监管机构，但在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仍然由中央银行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参与银行监管的国家中：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国)成立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银行监管职能也就无所谓是在中央银行内还是在中央银行外；②一些目前没有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其银行监管职能原来也不在中央银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门；③即使是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出的国家，中央银行仍然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监管。例如，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的宏观监管(德国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备忘录制度(MOU)，固定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局)。这些都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十分重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央银行外单独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居主导地位。具体见下面的表格

三、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

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I》)，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对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目前仍在实行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即《巴塞尔协I》。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资本与银行风险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I》的目标正是促成各国银行监管标准的一致，保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并为各银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该协议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涉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国家所采纳。《巴塞尔协议I》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其计算方法。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银行资本和资产的定义一直在改变。一方面，银行监管资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核心资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资本公积金等；第二层是附属资本，包括长期次级债券和成熟期超过20年的优先股股本等

《巴塞尔协议I》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总体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另一方面，银行风险资产不仅包括风险加权的资产(risk2weightedasset，如贷款和证券等)，而且包括与资产相当的表外风险(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备用信用证，衍生产品契约责任等)。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需要根据不同资产的类型决定其风险权数；在计算表外风险时，表外风险需要换算为相当的资产，并以资产加权方法进行加权。比如，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00%，而对于住房贷款而言，由于其风险低于商业贷款，所以其风险权数为50%。在风险分类和计算方面，起初的协议主要是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使得银行监管资本要求几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在1996年该协议修改后，市场风险也明确地成为计算监管资本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他的风险类型，比如运营风险等，仍然处于《巴塞尔协议I》的规制范围之外。

《巴塞尔协议II》远比协议I精细复杂。第一，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承担多样性的风险，各家银行之间的风险结构和特征可能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II》需要顾及到具体银行的不同风险情况，从而更加准确地监管银行风险。第二，与协议I不同，《巴塞尔协议II》具有多重目标，包括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将监管资本额与实际风险额联系起来；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共同努力决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模式；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情况的透明度。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新变化有：

1.资本充足率规定更精细扩大了风险监管范围

《巴塞尔协议II》修改了《巴塞尔协议I》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详细规则。在新规则下，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且，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数值也仍然是8%，银行资本的定义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唯一作出重大改变的地方是对于银行风险资产的定义。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新规则对于银行风险采用了更为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规则对于信用风险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对于协议I没有考虑到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另一方面，新规则明确要求考虑银行的运营风险，即由于银行内部程序、工作人员或电脑硬件系统等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风险。所以，运营风险的范围非常宽泛，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风险资产类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协议I与协议II在风险资产计算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协议I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于所有银行都适用一个共同的计算规则；协议II则采用“因人而异”的做法，根据银行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计算规则。

2.开始注重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II》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励机制，银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达到简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建立更能够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风险管理程序。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监管积极性。由于监管者对于银行全行业具有宏观的了解，知道各家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所以，它们能够帮助各家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监管者与银行应当进行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银行自己积极地发现并处理所有的重大风险，让监管者能够有效监督并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

3.更重视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以加强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督。这些信息披露能够让市场参与者评估具体银行的风险结构和资本充足问题。银行在资本充足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有些银行还可以使用自己内部的方法估算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基于内部评级的计算方法。监管者的资源和时间毕竟有限，而市场约束机制能够持续地监督银行。通过让市场参与者也能够评估银行的风险，这样可以促使银行谨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权，努力地开发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四、结论

从以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和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的变化：

1.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发生新的变化。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由于混业经营的出现，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受到很大局限性，一些国家因而转向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心转向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的权衡。国际上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与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金融监管理念由原来的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可能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采取灵活的有应变能力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这已成为衡量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2.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方式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监管向银行内部控制和市场监管三者相结合转变。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更加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制度。对银行内部模型管理的认可和通过审查模型来实施监管，代表了随着银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这一发展趋势与监管者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时不仅给银行的经营管理，而且也给监管者实施监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正由分散的、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过度。监管体制也由分业独立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趋势转变。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监管体制上实行一元统一监管或正准备实行向一元统一监管。

4.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发生新的变化。《巴塞尔协议II》的新的规则不但要控制信用风险，而且要控制其他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或称营运风险；新规则也考虑到控制国际银行业的风险，不能只发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力量，而且要发挥内部管理约束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同时还考虑要具有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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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2

1.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9点意见》，在涉及下一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地强调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属首次。该意见强调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混业经营的发展赋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了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不久，又允许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国债回购业务，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实际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连接起来。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允许银行人寿保险业务。2001年7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央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银行、证券、保险，在资金和业务上相互渗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

2.金融机构的规模的扩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上海现在有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80家，证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险公司41家，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代表处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73万亿元、1.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24%.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万亿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到245亿元。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如此相对发达和极具潜力的资本市场，可为推行混业经营试点提供广阔的平台。“混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产权明晰，有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措施有效。”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绩效，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改变了过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金融机构的产权正逐渐清晰、管理相对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控经验，建立良好内控制度、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规范的金融机构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必要前提。

3.监管的完善。混业经营制度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当前监管的格局是直属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管监管权力，实行集中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具有极高的监管权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收了国外许多成熟的监管经验和先进的监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如刚刚制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就大量参阅了巴塞尔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法律制度。《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查；通过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实现监管方式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会谈制度；建立监管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等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证券领域，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法律手段。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证券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约束力强。②经济手段。指通过运用保证金比例等经济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这种手段相对比较灵活。③行政手段。指通过制定计划、政策等对证券市场进行行政性的干预。这种手段比较直接。这些全方位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对监管的需要，对今后混业经营所需的更为完善、全面的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4.入世和国际竞争的推动。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根据我国的承诺将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将平等的参与国际竞争，而实行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混业经营制度下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分业经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创新能力强，其全面的服务和组合经营的低成本，将使国有金融机构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许国外银行在我国实行混业经营，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仍墨守成规，则存在对国有金融机构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适应世界潮流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上海为龙头逐渐在全国推行混业经营制将是一个完全的明智之策。

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可见混业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所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广义上理解金融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金融业是一个极具高风险，高投机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业务交叉。由于我国当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刚刚起动，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上投机过度，价格波动剧烈，由于当时缺乏行业监管，导致了当时整个经济陷入了盲目的虚假繁荣，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展，直接危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才推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中角色也应该得到归位。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企业，企业缺乏自。政府既是市场的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这种双重定位导致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效率低下，经营效益差。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也应作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确保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业务的开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该是各个金融企业在平等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保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其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实现，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

我们认为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必须首先解决对混业经营的有效监管问题。没有有效、健全的监管体系，只会使我们重蹈覆辙。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监管并不等于放弃监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提高监管的质量。在规制金融监管结构安排，我们要考虑以下几个基本问题：1.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金融业的自律监管是指自律组织根据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实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律监管是与政府监管相对应，其有自身的特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监管能降低监管成本，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及时性，迅速解决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律组织拥有一批具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士，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目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官方监管机构在加强规范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尽力帮助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监控能力，完善自律监控机制。这说明监管观念己发生新的变化，从传统的监管者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转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金融混业的环境下，规范化的官方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监控并重，已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目前我国全国和地方性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及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己建立，但他们在金融监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实质，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还是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辅助政府监管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根据我国的金融现实发展情况，政府仍承担主要监管职能。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激励不相容的监管，必然迫使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丧失开拓新市场的盈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金融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放松监管”与“监管重构”，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我国今后监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3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先后出台了多个金融改革方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英国等）的改革方案，主要国际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的改革方案，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这些方案都是在对金融危机深刻检讨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包含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客观需要，同时也突显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国际发展新趋势，可能构成国际社会未来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新地貌。纵观这些方案，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十分强调国内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只有各经济体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改革，而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规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即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从规制监管严格的经济体转移到规制监管松弛的经济体，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出现金融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地域转移，并造成国际间金融业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实行严格监管的经济体的金融业的衰败。而金融机构在规制和监管松懈的经济体开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反过来又会冲击规制和监管严格的经济体，使这类经济体在遭受自身金融业竞争劣势甚至颓败的同时，又不能幸免于难。没有全球一致的规制与监管，各经济体在监管规则和标准上就会出现一种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和劣胜优汰，加大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单个经济体的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必然呼唤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 一、加强和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 这场金融危机再度表明：金融、金融风险及其集中爆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没有国界的藩篱而充分全球化，但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利器规制与监管却操持在“各自为政”的不同主权国家的手中，金融风险和危机防控的法律制度建设并没有与金融业及其风险和危机的发展变化保持同步。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当下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革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修改新巴塞尔协议以进行资本监管改革 规制资本（regulatory capital）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利器和主要依靠。有关规制资本的新巴塞尔协议是经过长期、反复修改后于2006年正式定稿的，相比老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归咎于新巴塞尔协议，但危机暴露出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弊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危机，对其修改势在必行。从目前来看，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提高资本基础（capital base）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关联性。 1.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数量、一致性和透明度。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英国的《特纳报告》（The Turner Review）指出，金融危机表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股份资本和储备）以外的低质资本不能在持续基础上有效地吸收损失。例如，二级资本中的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并不能持续、有效地吸收损失，失去了规制资本作为风险防护层的作用。因此，该报告提出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可以考虑删除有关二级资本作为规制资本的资格，用一级资本满足规制资本的要求，以更好地抗御资产风险。 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强调要提高规 制资本的质量。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银行体系应具有更多的资本，规制资本要超过现有最低资本水平。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应持有更多的资本，不仅要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有风险，而且也要纳入更广泛的宏观审慎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国际社会，特别是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意见，于2009年7月通过的《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II fram ework）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Rev isions to the Base l II m arket risk fram ework），加强了规制资本的监管框架，其中就有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的内容。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Consultative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 f the banking sector），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借鉴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监管资本基础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的措施，尤其是加强一级资本的要素，使一级资本能够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全部用来吸收损失，以此降低由银行体系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首先，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为保证非股份公司制银行持有可比的、高质量一级资本，巴塞尔委员会专门建立了一套适用非股份公司制银行的原则。其次，二级资本工具也将统一，仅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所谓三级资本将被取消。最后，为强化市场约束，改进了资本工具的透明度标准，监管所有要素都必须披露，并且与会计报表相协调。 对于最低资本应提高到何种水平，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在瑞士一致通过了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巴塞尔协定III》，要求一级资本中的普通股占比从目前的2%，提高到2015年1月1日的4 5%，包含普通股和其它合格金融工具的一级资本将同期从目前的4%提高到6%。此外，银行还要另外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用于吸收金融和经济危难时期的损失。这样，普通股的总要求最终将会达到7%。 2.扩大风险覆盖范围。未能捕捉表内外风险、衍生交易相关的风险暴露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留下的重要教训之一，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松弛是许多国际活跃银行损失的主要源头，因此，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扩大资本框架的风险覆盖范围的改革。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完成了对新资本协议框架的一些重要改革，提高了对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强化后的监管安排引入了基于12个月的严重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压力风险价值的资本要求。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的所谓？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改革措施还提高了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标准以及强化了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要求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第二支柱的风险管理标准立即生效。2009年12月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提出了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建议。纵而观之，扩大风险覆盖范围的法律规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交易项目规制资本的改革。对交易项目的规制资本要求，源于1988年老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老巴塞尔资本协议最初仅关注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即交易对方的违约风险，而没有关注市场风险，即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项目和表外项目的头寸因市场价格变动而面临的损失风险。但是，由于国际性银行日益活跃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已使一些财力雄厚的跨国银行损失惨重，市场风险已不容忽视，因此，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巴塞尔协议包含市场风险的修改》（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market risks）（以下简称“修正案”）。《修正案》的宗旨是规制市场风险，核心内容是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提相应的资本。《修正案》引入老巴塞尔协议后，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性时，按照银行业务的性质，将银行的表内表外项目分成银行项目（banking book）和交易项目（trading book）。银行项目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包括与这些业务相关联的衍生品。这些业务不以交易为目的，性质上较被动，较少考虑短期市场因素波动的影响。交易项目包括债券、股票、外汇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衍生产品。这类业务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而开展，目的 是获得短期收益。新巴塞尔协议将《修正案》的规定纳入其中，这样对主要风险为信用风险的银行项目仍然要按相应的信用风险权重，对各类表内表外项目计算信用风险；对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的交易项目，要按《修正案》规定的方法计量市场风险和资本要求。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生的损失和高杠杆率集中在交易项目。导致这一问题的主因是，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松弛，且建立在上述《修正案》基础上的有关市场风险的资本框架没有能够捕捉到一些重要风险。英国《特纳报告》指出，银行资产的增长集中于资本要求宽松的交易项目，而不是银行项目。报告还指出57%的银行资产在交易项目中持有，但交易项目的资本仅占总资本要求的4%。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呼吁大幅度地提高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对此做出了以下反应：对交易项目采取的在险价值法（VaR）进行补充；对于没有证券化的信用产品要增加资本要求，涵盖违约风险和转移风险；对于证券化产品，一般要适用银行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采取的以上措施旨在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银行项目和交易项目之间进行规制套利。此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许多银行的交易项目损失远远超出了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第一支柱的市场风险规则计算的最低资本要求，为此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加强在险价值法的压力测试要求，同时借此降低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助周期性问题。 （2）对证券化和再证券化规制资本的改革。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前，证券化被广泛地认为是重要的融资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工具，但是，贷款资产证券化构成了次贷危机转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传送带。事实表明风险不仅没有被证券化有效分散，反而成为金融风险传播的源泉。证券化打破了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传统关系，造成了市场约束不能校正的利益冲突。资产证券化的贷款发放人不要求提供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充分证明。证券化机构没有为其愿意购买的贷款制定高标准，从而怂恿了放贷标准的降低。[11]为此，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加强了对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下某些证券化的处理方法。修改后的协议框架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即所谓的资产支持型证券中的债务抵押证券）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以更好地反映这些产品的内在风险，并提高了为表外管道实体提供短期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巴塞尔委员会还要求银行对采用外部评级的证券化风险暴露进行稳健的信用分析。此外，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还包括了对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完善，加强了对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活动的信息披露要求，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 （3）强化对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衍生品交易、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主要措施有：银行必须用压力输入因子决定其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银行对与交易对手信用水平下降相关的盯市损失（信用估值调整CVA风险）计提资本。[12]持有对一个交易对手大量的、非流动性的衍生品风险暴露的银行使用更长的抵押期限，作为决定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银行若达到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的严格标准，将适用0%的风险权重。在巴塞尔委员会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将提高这些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降低助周期性，为场外衍生品交易转向通过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所交易提供了额外激励，因而有助于降低金融体系之间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将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交易对手信用暴露的风险管理。 3.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是对新巴塞尔协议修改的重要内容。总杠杆率是总资产与资本的比率。这场金融危机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体系的表内和表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原因在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以内部模型计算规制资本的要求，总是趋于对规制资本的宽容对待。而杠杆率的过度积累导致危机期间银行业被迫降低杠杆率，放大了资产价值下滑的压力，恶化了损失、银行资本下降与信贷供给能力收缩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因此，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也要求引入杠杆率要求，旨在实现以下目标：为银行体系杠杆率累积确定底线，有助于缓释不稳定的去杠杆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采用简单、透明、基于风险总量的指标，作为风险资本比例的补充指标，为防止模型风险和计量错误提供额外保护。为保证可比性，巴塞尔委员会将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并充分调整会计规则方面的差异。在考虑新资本协议相关变化的基础 上，通过校准确保该比例能够作为风险资本要求的一个可靠的补充指标，并拟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4.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助周期性或顺周期性（procyclical effect）一般是指监管标准或要求具有放大经济周期起伏的效果。无论是新巴塞尔协议，还是老巴塞尔协议，都是将规制资本要求与风险资产相匹配，这就造成规制资本水平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状况而波动，在经济景气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小，占用资本少，既有资本数量由于能够支撑更多的贷款，从而使经济趋于膨胀和“火上浇油”，而在经济不景气时风险增大，占用资本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削减或回收贷款以满足资本要求，从而趋于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取代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的新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且同样将资本要求与风险相匹配，亦具有助周期性的效果。 这场金融危机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是金融冲击遍及整个银行系统、金融市场和实体，放大了助周期效应。导致助周期性的渠道包括盯市计价和贷款持有到期的会计标准，保证金做法，杠杆率的累积及去杠杆化等。金融危机发生后，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考虑引入一系列措施，应对助周期问题，提高银行体系抗未来经济和金融压力的能力。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中提出的抗周期性措施主要有：降低最低资本要求导致的过度周期性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使用更长期间的数据来测算违约概率，引入逆转违约损失测算（downturn loss given default estmiates），要求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考虑经济衰退时信用组合的下降；提高压力时期可提取的缓冲资本储备；引入杠杆率作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的补充和保障；用更具有前瞻性的方法来计提准备金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对上述措施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强调抑制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推动采用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建立鼓励资本留存的制度，建立充足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以备出现压力时期使用和经济下行时吸收损失；在宏观审慎层面上避免银行体系信贷过快增长。前文已述，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一致通过的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确定，银行需要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 （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 流动性是指金融机构在不引起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前提下，为新增资产和满足到期债务而获得资金的能力。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有助于金融机构始终拥有满足现金流需要的能力，而对现金流的需要由于受外部事件和其他机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流动性固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一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会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因此，流动性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了突出的验证。在金融危机之前，资产市场欣欣向荣，银行获取资金容易且成本很低，但在市场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流动性迅速蒸发，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究其原因是这些银行未能审慎管理流动性，导致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支持货币市场正常运转，甚至对某些银行机构施以援手。 流动性和资本是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两道防线，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银行持续经营。在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资本监管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而流动性监管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际社会并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类似资本充足率的安排，没有建立起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2000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仅适用于银行机构的《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健做法》（简称《做法》），但这场金融危机突显出流动性是所有金融机构都面临的一个脆弱性问题，且《做法》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收效甚微。此外，这次金融危机还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资产的可交易性上升，流动性风险向清偿力风险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与资本都是维护银行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必须同时强化监管。 为了总结教训，在流动性的管理上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保持同步，巴塞尔委员会在2008年9月了《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规定了流动性管理和监管的17项原则。该！原则？以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基本原则为统领，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治理、流动性风险计量和管理、公开披露、监管机构的角色四个向度建构起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强调了压力测试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完善有效的应急融资计划相联系。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正在通过引入全 球一致的流动性标准建立流动性框架。与全球资本标准一样，流动性标准将建立最低要求，并促进全球公平竞争。《原则》提出了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具体指引，作为流动性监管框架的基础，有助于提升该重要领域内的风险管理。尽管如此，《原则》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例如，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对传统的重新定价风险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包括紧急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对所有系列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为了补充上述《原则》，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流动性监管框架，于2009年12月《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两个流动性监管量化的最低标准。一个是覆盖30天的流动性覆盖比率，衡量短期压力情景下的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目的是提高短期应对流动性中断的弹性。该比率将有助于全球性银行拥有充分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得以经受监管当局指定的压力条件融资场景的冲击。第二个标准是长期的结构性比率，应对流动性错配，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推动银行使用稳定资金来源为其业务融资。该框架还包括一套监测指标以帮助监管当局识别和分别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趋势，并提高跨境监管一致性。这些指标有助于监管当局识别和分析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发展趋势。 （三）其它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 加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除需要完善以上规则和标准外，还需要加强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其它制度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论坛、[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等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了一套涵盖十二个领域的标规（standards and codes）。这些标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由IMF制定，涉及金融业及其以外部门，包括数据、财政透明度、货币和金融透明度等标准。第二类和第三类由其他机构制定。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独立的模块，包括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和支付系统的重要监管原则和标准。第三类主要由对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有效运行影响重大领域的标规构成，包括公司治理、会计、审计、破产和债权人权利、反洗钱及金融反恐等方面。不仅于此，IMF还在各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对各国执行标规的情况进行评估和报告。评估报告有两类：一是《标规遵守报告》（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以下简称ROSCs），涵盖以上12个领域。二是《金融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以下简称FSAP）。对一国遵守金融标规的评估是FSAP的核心内容，同时构成ROSCs的一部分。FSAP寻求发现一国金融体系的优势与不足，确定如何控制和管理主要风险源，帮助提出需要优先采取的政策措施。此外，近些年来，随着一些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对许多国家的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影响，IMF也开始对离岸金融中心遵守以上标规及其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以加强对此类中心的监管，使国际规则和安排能够适用于此类中心。 可以看出，这些标规的目的明确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较为系统和具体，且辅之行动。当前，这些标规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再次受到重视。200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使其专门负责协调、组织关于国际金融标规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2010年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了《促进遵守国际标规的框架》，详细阐述了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和实施计划。[14]金融稳定理事会通过设立标规实施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并通过同行审查（peer review）鼓励所有国家和法域提升对国际金融标规的遵守，其主要鼓励措施和手段有三：示范推进标规遵守；定期举行同行审查（periodic peer review）；制定措施清单（a toolbox of measures）。[15] 但这些标规要转化成为多边法律守则，还面临一系列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首先是标规的制定。一些标规是由MIF制定的，另一些标规则是由其他机构制定的，都 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如何赋予这些标规以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国意志。其次是对标规的执行进行监督的法律效力。MIF对会员国具有汇率监督等法定职能，接受IMF的汇率监督是IMF会员国的法定义务，但是，标规本身没有法律强制力，ROSCs和FSAP只是MIF应会员国的请求而完成的，充其量只是属于MIF提供的具有自愿性质的技术援助。金融稳定理事会对标规遵守的推动由于该机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厘清。这样，由哪家机构负责标规遵守的有拘束力的评判，也需要通过改革来完成。 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建构研究（批准号：08A JY 01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07年国家法治和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重心（批准号：07SFB2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管理的方式，在法律上构成国家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制可以看作是政府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产生的结果。监管是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及其活动是否符合要求所进行的监察、督促、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以此来实现法律和政策旨在实现的目标和目的。参见韩龙：《规制与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法品性的再证明》，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 系统风险通常是指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引起其他金融机构连锁倒闭，并进而扩及和损害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对于规制资本或监管资本概念应从新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资本充足率来把握。资本充足率是规制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不是简单地用会计资本除以总资产。规制资本不同于会计资本。例如，有一些负债，比如次级债、可转债等，如果符合条件可被计入规制资本当中，而这些负债却不构成会计资本。同时，资本充足率的分母也不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而是将资产根据风险的大小进行加权后得出的结果。加权的方法或简单或复杂，但其背后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就是风险越高，权重越高，需要的资本越多。 老巴塞尔协议的全称是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的《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 easu rem en t and cap ital standards）。鉴于老巴塞尔协议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巴塞尔委员会经过数年的修改于2006年正式定稿出台了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 资本基础是指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或后续股票发行获取的资金，加上留利。 《特纳报告》是由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主席特纳勋爵于2009年3月19日提交的。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是较为权威、也较为各方接受的关于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报告，大胆地提出了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的建议。 次级债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 Basel Comm ittee on Banking Superv ision，Group ofGovernors andH eads of Supervision announces higher globalm inmi um capital standards at http：//www b is org/press/p100912 htm，12 S eptem ber 2010. 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42页。 对证券化产品不适用银行项目资本要求的例外，仅限于某些有相互关系的交易活动。在这些例外情况下，监管者在银行遵守严格的最低定性要求和压力测试要求的条件下，可允许银行综合计算针对风险所需要的资本量。 [11]韩龙、彭秀坤、包勇恩译：《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重构金融监管与规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0期。 [12]虽然现行的新资本协议包括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但没有覆盖CVA风险，与源于违约的损失相比，CVA风险是更大的损失来源。 [13]金融稳定论坛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于1999年初由西方七大国发起成立的，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2009年4月2日，G20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峰会，决定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以取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其职责。 [14]FSB，FSB Fram e 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eren 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9 January 2010，p 1. [15]FSB，FSB Fram e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 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 tandards，9 Janu ary 2010，p 4.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5

2.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管理不到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中一个主要的金融组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基于美元而组建，在那个年代下对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一定的益处，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及基金组织的原则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主要是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为主体，约占货币基金组织的56.09%份额，但是发展中国家占有国际基金组织份额不到50%，这就使得在发达国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管理。

二、促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方案

1.强化各个国家之间的联合，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的监控

国际间金融合作的实质是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有效监控。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是使得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总交易额急剧上涨，以实现每天1.5万亿美元以上的交易额，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已经高于7.2万亿美元，然而金融投机者一直在寻找漏洞，伺机制造风波，以追求高额的利润。当前国外的经济学家倡导金融自由化，对于监控与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认知了。所以，一定要强化各个国家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资金的融通，以更好的应动流动性危机，这样可避免金融投机者钻空子，对国际金融市场薄弱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

2.确保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趋于完善

众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发挥着重要效果，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其使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说，在沟通与协调机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有以后陆续召开的相关会议使得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协调得到些许进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不断的加快，世界各个国家有了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有所差异，同时世界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需要各个国家要实施联合，以实现对经济危机进行很好的解决，保证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与国家的相处都是靠利益来维持的，为渡过金融危机，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一定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这有助于促进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改革。

3.确立多边信息资源交换与共享制度

在区域经济和国际金融逐渐一体化的影响下，应该确立多边范围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储备中心，就相关文件、资料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例如可通过监管联席会议,的召开，对主要的问题实施交流，一起来探讨解决问题的良方，实现国际金融监管的成本的降低。与此同时要加强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将银行监管的灰色区域减少，创造银行海外机构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监管机制。

4.建立统一金融监管国际标准

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是国际监管组织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核心内容和有效形式。当然这个统一标准也应充分考虑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实际。但是，包括巴塞尔协议，IOSCO标准，IAIS标准在内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都是为成熟的市场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对其进行修改，试图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历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证实，这种修补后的标准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最薄弱关节。因此，在制定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适用性问题。

5.加快实现全球性综合并表监管

目前，在欧共体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内已经实现了并表监管。按照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对现行会计准则作必要修改。对于并表监管内容，针对银行跨国经营的特点，可就资本充足性、贷款集中程度及国家风险优先考虑，而对目前尚不能实现并表的项目，也必须从综合监管的角度出发，对整个银行集团综合评估。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6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7

国外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

通常，各国对衍生金融市场监管的目的不在于控制市场供求，不让投资者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而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不完善，有效地维护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通常，一国的监管结构是否合理，其评判标准是这种监管模式能否实现监管目标所要求的效率和公正。当然，各国在选择监管模式时还要受到该国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监管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在美国，对衍生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机构主要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它们根据不同金融产品的功能来决定监管权的划分。具体而言，1974年的《商品交易所法》将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包括无形和有形的所有商品，例如证券、利率。CFTC对《商品交易所法》所规定的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商品期权享有管辖权，而证券期权和证券指数期权则受SEC的约束。当出现既有证券又有商品属性的混合工具时，CFTC和SEC则通过“目标测试”的方法来决定双方的管辖权。其中，CFTC的目标是促进价格风险的转移，因此，它所监管的是“具有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功能的市场与工具”，如期货合约和期货期权；而SEC的目标是促进资本流动，因此，它应当监管“以基础投资为目的的市场和工具”，如货币期权。但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许多金融公司同时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投资等行业，因此对其进行监管的机构远不止于此。这样的一个公司除了要接受CFTC和SEC的监督外，通常还要面对银行业监管机构，如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货监理官及州银行监管者的监管，以及保险委员会的管理。作为各种自律组织的会员，该公司还要受到全国期货协会、同业公会等的检查。此外，联邦商业委员会也通过建议或名不副实的监管权力在CFTC和SEC对监管范围的扫荡间分得一杯羹。

英国，在1997年之前采取的也是多个法定监管机构同时并存的模式，其中，监管衍生金融交易的部门主要有证券期货局、投资管理组织和个人投资局。但到了1997年10月，新成立的金融管理局（FSA）开始接管除银行外的其它金融部门的监管权力，而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于1998年6月将对银行业的管理权让渡到FSA。通过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授权，FSA更是于2001年12月1日起正式成为集银行、证券期货、保险等于一身的唯一的法定监管机构。在新结构下，FSA下设证券及期货管理组织，其职责包括对申请成为该组织会员的资格进行审核；登记从业人员；监视及检查会员公司的财务及资讯状况；处理客户申诉案件等等。另一方面，FSA还是保留了英国市民社会厌恶监管侵入的传统，虽然其监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仍然属于非政府机构。

与英国不同的是，在日本金融监管的实践中，并未存在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状况。二战后，由于银行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形成了由日本银行（央行）实施货币政策、大藏省制订其它所有金融政策的独特的监管体制。作为日本金融业独一无二的监管机构，大藏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掌控日本经济，只为央行留下非常有限的监管空间。虽然，大藏省在早期管理经济过程中成果显著，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和美国相抗衡，但是在金融市场日趋复杂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损失补偿”丑闻以及最大的证券公司Nomura卷入丑闻的事件，使得改革大藏省管理金融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1998年6月，日本终于成立了单一的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厅，享有制订金融政策、管理证券、衍生金融、银行业等的权力。应该说，在日本，从大藏省到金融管理厅的转变，还是沿袭了政府监管和掌管经济的传统，所以日本相对于英国的单一监管机制并非简单的东施效颦，而是基于本身需要作出的变革。就衍生金融交易而言，金融管理厅有权随时检查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出台衍生金融内部风险管理的措施，对衍生市场出现的欺诈和违法事件进行防范和处理。但是，从实践中看，金融管理厅的权力仍然部分受制于大藏省。

国外监管模式的优劣比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各国所采取的监管模式主要是美国的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和英、日等国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存在多个监管机构的优势在于：首先，至少对某些市场参与者，监管竞争还是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这是因为单一机构的监管目标和原则可能不很明确，对金融机构和产品之间的差异不能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区分。例如，就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远期而言，由于远期的利润较低，因此CFTC对其并没有太过烦琐的要求，有关内幕交易的限制也较少。但是，如果仅存在单一的监管机构，并且该机构偏向于SEC的监管思想，那么对远期制定过高的标准就不可避免。当然，如果该机构采取的是CFTC的监管观点，那么有关证券的规则与标准则可能降低。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由于不存在竞争压力，无法促使其努力成为更高效廉洁的监管者，因此具有垄断因素的单一机构通常效率较低，市场参与者也不能通过比较判断哪个监管者更加合理。而且，单一机构还可能采取过度监管的手段，甚至象日本早前的大藏省那样试图通过官僚命令控制经济。

但是，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美国，不只是CFTC和SEC间，其它金融监管机构间有关监管竞争问题的争论也旷日持久。从事多项金融服务的公司通常要同时面对多个法定管理机构，满足各式各样甚至是冲突的监管标准。多个机构并存的混乱、复杂、昂贵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和欧洲及日本在竞争时处于劣势，促使许多大型公司将衍生金融交易转移到伦敦、东京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监管竞争经常会意味着更多的监管，管理者对权力的要求从来都不会觉得充分。因此，在每次金融丑闻过后，监管者多会颁布更多新的规则，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禁止欺诈的规定就可以覆盖大部分涉案的犯罪。而且，监管竞争还促使监管者争取更多的资源，促进该机构的发展、膨胀以得到更多的与其它机构竞争的资本。

因此，至少在目前，英国和日本的单一监管模式得到了更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首先，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可能涉足不同领域的各种产品，几乎没有一家银行现在或以后还停留在传统的储蓄和贷款业务，而且不同金融产品间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例如，现在的大型经纪商并不局限于中介业务，它还出售保险、提供银行服务、从事证券投资，参加各种各样与大银行相竞争的金融服务。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间传统的界限已经不能反映目前金融部门划分的需要。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采取的区分监管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发展趋势和监管目标的实现。其次，单一监管机构的采用使其有能力从更高的角度来监控整个金融市场。该管理机构可以为达到监管目标采取任何其认为合理的的监管手段，而不会碰到监管竞争等问题。作为单一的监管者，它对如何实现监管目标不存在任何偏见，同时还会提醒公众不可能不遭受投资失败，认识到作为消费者或者金融机构自身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完全依赖于金融系统来消除所有的风险和失败。最后，单一监管机构还可以充分降低成本并产生人力资源上的规模效益。现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在吸引国际金融业务方面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监管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更多的金融机构和衍生金融交易流向这些市场。

中国衍生金融市场监管模式的选择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8

本文基于这样的现实，指出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的困境主要在于在现行的国际监管体系下难以实现国家间的有效协调和政策统一，导致监管套利行为的不断发生，形成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不稳定因素。文章试图从博弈论的角度解释国家间的这种监管竞争行为，指出在目前金融全球化和金融监管一体化之间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间隙”（Gap）的情况下，国家间博弈的结果是实行不合作的策略，放松金融监管以吸引金融资源。因此，这种“间隙”所造成的尴尬境地是导致当前监管体系下监管合作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实现各国监管的有效协调的核心之所在是建立具有“有效约束能力”的一体化监管体系。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从下文开始，第二部分对国际金融监管的研究成果和方向进行综述；第三部分对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具体描述；第四部分构建简单的国家间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解释不同条件和制度下的国家行为，分析国际金融监管之困境及其产生原因；第五部分运用模型检验现实，阐述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思考；第六部分根据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研究综述

作者认为目前国内外对国际金融监管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方向和议题：

1.国际金融监管的历史研究

部分学者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变迁和路径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李沛霖（2008）详细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由萌芽、全面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重新监管的演变过程，陈学彬、邹平座（2004）从金融监管的经济学根源探析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化过程，孙海刚、朱培玉（2010）则主要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反思，总结了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

2.国际金融监管的现时评述

国内外国际金融监管研究的主体集中在于不同的背景下对现行的或者新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探究和评价，具体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层面、法律层面等。在国内，张金城、李成（2011）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失衡下的监管套利行为进行了经济学剖析，徐文（2011）分析了次贷危机后的国际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建设，董京波（2009）、祁欣（2011）、李喜春（2011）、杨柳（2012）等都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在国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Masciandaro， Quintyn， Taylor，2008），国际金融监管的体制建设和风险等（Alexander， Dhumale， Earwell，2005）。

由此可见，现有的国际金融监管研究多集中于对国际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描述，并从经济、法学等方面对监管机制建设和发展趋势作出分析，本文聚焦国际监管合作的困境，构建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国家行为进行解析，探究监管合作难以达成的原因，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

三、国际金融监管现状概述

1.金融监管相关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目标在于加强对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的管理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提高、确保金融行业良好的市场秩序和金融机构有序的经营行为、从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④。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监管应该遵照依法监管、公开公正、效率、独立性、协调性等原则。为顺利实行金融监管，常常需要建设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包括金融监管的部门、机构及其进行监管实践的具体原则。监管体系的性质和状态对金融监管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和国际皆是如此。因此，探讨一国或国际的金融监管机制，常常从考察其金融监管体系入手。

2.国际金融监管现状

在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形成了纵深化、一体化的国际金融网络，适应于金融秩序不断扩展的需求，构建国际性金融监管体系的努力也在不断推进。

1947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对国际金融的运作起到了一定的协调和统一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一系列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分业监管组织开始出现。1974年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负责对商业银行运作提供指导性原则和标准，它制定并数次更新了《巴塞尔协议》，各国参照《巴塞尔协议》并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制定银行监管的有关内容，使各国银行业监管的标准趋于一致，推动了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⑤。随后，1983年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式发展成为全球性组织，1994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成立，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国家监管协调和统一标准的制定，形成了商业银行、证券和保险分类监管的国际监管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20国集团金融峰会决定将G7的金融稳定论坛扩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G20成员，于2009年正式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总领全球金融监管事务，负责制订和实施促进金融稳定的监管政策和其他政策，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至此，国际金融监管形成了以金融稳定理事会为核心，下属各类分业监管组织和早期经济协调组织的框架，如下图⑥：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过长时间的制度建设，国际金融监管秩序不断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国际监管框架，具备了相应的分业监管机构，但目前金融监管的主动权依然牢牢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并形成了目前国家和国际金融监管的以下重要特征：

（1）金融监管的主体仍为单一国家，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力和约束性。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下，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合作监管组织尽管负责制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标准和指导性原则，但它们本身不具备法定跨国监管的权力，其所做结论在法律上并没有强制效力，而仅是提供给各国参考，各国政府可以选择通过国内立法或其他政策在国内实施其标准。因此，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权力仍然由民族国家政府控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身不同的国情制定不同的监管条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目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强制力的超国家体系，仍然是国别化和分散化的⑦。

（2）在分散化的国际金融监管秩序下，国家监管体制呈现出多样性和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国际金融监管尚缺乏强制性的统一规范，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特殊的经济状况，或基于特定的监管目的，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监管制度。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美国的“双线多头”的伞形金融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自主性监管体制；新加坡、韩国等国高度统一的监管体系等。不同的监管体制下往往诞生不同的监管规则，这就为国际金融的监管套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各国金融监管呈现出“危机——监管——金融创新——放松监管——危机——再监管——再创新——再放松”⑧的变迁模式，在金融体系相对稳定时期倾向于有意迎合国际监管套利行为。回顾国际金融监管和金融危机的历史，我们不难总结出上述的规律和模式。1929年大危机之后，各国开始第一次加强对货币和商业银行的管制，纷纷成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各种金融监管机构，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规和措施。但到70年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滞胀，各国出于提高本国金融效率、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始放松金融管制，拉开了新一轮金融改革和自由化的序幕。90年代以后，芬兰等北欧国家先后爆发银行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各国又重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金融监管。这一轮金融监管的增强同样没有持久，以美国最为典型，9·11事件后联邦政府为刺激经济重新降低了房贷门槛和资产证券化的监督要求，导致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2008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爆发。分析各国政府在这种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反复的行为，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对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同时在全球金融联系不断加强、同时对政府监管一体化的约束却没有加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均表现出强烈的动机放松本国金融管制以争夺金融资源，只有在危机的打击下才会暂时性地加强监管，但这种强化行为很难持久。

下面本文将通过博弈论的模型分析，为何国家行为会呈现这种不合作、反复循环的模式。

四、博弈论模型建构

1.博弈的基本概念

（1）博弈主体

本文主要探讨国家在金融监管中的政策选择行为，因此把国家视为一个理性、完整、连贯的行为个体，将其作为博弈的主体进行考察。这里假设有两个国家甲国和乙国参加博弈。

（2）博弈目标

本文假设各国政府间的博弈目标均是实现自身金融利益的最大化，在本文的分析语境中，国家实现金融利益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放松金融监管吸引更多金融机构进入。

（3）博弈的策略

博弈方有两种基本的策略选择：放松监管（A），即通过单方面放松本国的金融管制吸引金融活动；或加强监管（B），即加强本国金融监管规范以寻求金融体系稳定性或履行外部合作协议。

2.博弈的基本假设

我们选择简单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国家在监管合作中的行为，这是一个两主体的博弈模型，隐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假设：首先，政府决策者是理性的行为个体，掌握完全信息，可以从以往国际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危机等历史中完全知晓其不同的选择行为可以获得的效用（即各自的支付函数）；其次，假定政府同时做出政策选择，或政府在进行单次政策选择时国内的影响因素占据主导作用，而其他国家的政策决策对其单次决策没有影响。

3.博弈过程及结果

在上述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国际金融交流加强、同时金融监管一体化尚未实现这一背景，对国家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构建支付矩阵如下：

表1 监管博弈矩阵1

该矩阵的支付函数是由当前国际金融交流和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些特殊特征决定的：

（1）当两国都执行严格监管策略时，有利于国际金融维持良好的运行秩序，取得双赢的结果，双方各得6的收益；当两国都选择放松监管策略时，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强，可能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和损害，二者收益下降，各得4个单位。

（2）由于上文假设目前处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交流加强的背景之下，因此，当一国监管不严而另一国严格监管时，由于监管套利行为的大量存在，不严的一方将获取较多的金融资源，其获得的收益将大大上升，远远超过严格一方的收益，并超过二者都严格时的收益，我们将之定义为8；而严格监管的一方则由于金融资源的流失承担一定损失，且所活动的效用低于二者都不严时的效用，定义为2。这样，就形成了双方策略不配套时（2，8）、（8，2）的支付函数。

（3）由于没有惩罚性措施的存在，放松监管的一方将不会面临任何直接性的代价，能够有效保有监管套利所形成的收益，最终以上述的支付矩阵进行博弈。需注意的是这里的“惩罚性”措施指的应是广义的概念，任何能够造成放松监管一方的收益减少或杜绝其这种行为的限制（如强制性的一体化监管、强制性惩罚机制等）都能够包括在这个说法之中。

在这样的支付矩阵下，甲乙两国同时选择监管策略，二者将在（4，4）这一点形成纳什均衡，即二者的占优策略均是放松监管。在现实情况中，就表现为各国竞相放松本国金融监管和限制，最终造成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

上文的分析建立在国际金融交流加强、金融一体化尚未实现这一背景之下，金融交流的加强和金融监管没有形成一体化约束这两个条件决定了这种特殊的支付矩阵，最终决定了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两个条件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各国竞相放松监管。经过分析可以得出，缺少这两个中的任一条件，都不会形成这种博弈的局面：

（1）如果国际金融监管能够实现一体化的有效监管，或单方面放松监管的行为会被施加直接性的惩罚措施，则上述支付矩阵将会改变，放松监管的收益立即下降，如下图所示，假设放松监管的各项收益都将减少3，则将呈现不同的博弈结果：

表2 监管博弈矩阵2

由于有效的惩罚性措施或有效的统一规制能够从根本上立即降低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该博弈目前的纳什均衡为（6，6）这一点，即统一实行严格监管将更加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达到统一，相应地就会表现出集体有序的监管秩序。

（2）在国际金融交流兴起之前，即便没有惩罚性措施或一体化机制，各国的博弈最终结果也会呈现出自愿加强监管的局面，道理同上，由于资本和金融资源不能有效流通，同样降低了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使得纳什均衡达到二者同时严格监管。

五、对金融危机的再反思

通过上文构建的两国间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国际金融交流加强和缺乏放松监管的惩罚性措施这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是导致国家间博弈结果倒向不合作的必要原因。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监管一体化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定义为一种“间隙”（gap），可以说，这种“间隙”是现行的国际监管体系下难以达成国家间有效协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国际金融监管在特定历史时期必然面对的困境。那么，根据上文对国际监管历史的考察，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着一种“治——乱”循环的模式，各国政府倾向于在金融相对稳定时竞相放松管制，在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加强管制，这种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呢？根据上文的博弈框架，作者认为，金融危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强制性的惩罚措施，因为国家作出决策要基于自己对未来的预期，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短期影响范围内，各国刚刚受到惨痛的教训，对放松监管的损失形成了强烈的预期，相当于在短期内达成了一个对放松监管征收“赋税”的约束性协议。这样，短期内放松监管的收益函数降低，纳什均衡移向合作监管，会出现一个各国纷纷加强管制的高潮。但时间一长，如果管制体制的建设没有取得突破，各国的惩罚性预期慢慢消减，纳什均衡也就重新回来不合作，即监管竞争这一点。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国际金融监管的机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考察，构建两国家博弈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各国在选择监管策略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是：金融监管一体化落后于金融全球一体化所形成的“间隙”决定了国家间的行为倾向是监管竞争，这是国际金融监管的困境之所在。改变两个前提条件，均会导致更好的结果。由于不可能阻断金融交流，使世界重回相对隔绝的落后的发展模式，唯一的解决方案只能是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一体化机制的建立，对国家形成强制性的约束，或建立明确的、有效力的奖惩体系，或许会引导国家的政策进一步走向监管合作，建立良好的世界监管体系。若国际金融监管的体制建设不能达到这一突破点，而仅仅是在低层次非约束性的合作体制徘徊，国家间这种监管竞争的博弈就无法消除，国家间的协调监管仍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注释：

①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8（10）

②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是指各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通过注册地转换、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途径，从监管要求较高的市场转移到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从而全部或者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益的行为

③监管竞争，是指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了吸引金融资源，竞相放松金融管制、降低监管标准以稳定原有的监管资源、争取更多的监管资源

④徐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1

⑤李沛霖.国际金融监管历史变迁的启示[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2）

⑥图示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辛平老师“全球金融治理”讲义

⑦陈启清.竞争还是合作：国际金融监管的博弈论分析[J].金融研究.2008（10）

⑧丁邦开， 周仲飞.金融监管学原理[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参考文献：

[1]陈学彬，邹平座.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C].第三届中国金融论坛论文集.2004

[2]李沛霖.国际金融监管历史变迁的启示[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2）

[3]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D].山西财经大学.2011

[4]祁欣.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变化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11（5）

[5]孙海刚，朱培玉.国际金融监管反思、趋势及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12）

[6]徐文.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1

[7]杨柳.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及对中国的其实[D].吉林大学.2012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9

一、开篇立论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1999年，我国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职能长期不确定,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o(o1)：l11—1l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10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 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 1999年，我国颁布了《 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 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 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 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 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 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

（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 职能长期不确定， 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 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监管机构庞大， 人数众多， 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 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 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o(o1)：l11—1l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11

美国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与中国不同，它是完全放开，由市场机会和利益指引人们的创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场失灵，却因为监管滞后不得不让政府与百姓付出巨额代价。而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由政府批准，稳定秩序唯此唯大。导致创新步伐太慢，内需总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即是挑战同时又是难得的机遇，金融危机带来了一次世界经济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机的突破口就能获得领先一步的发展。在改革方面中国一直保持着严谨的态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原因，然而这样的态度并不长远，危机只是暂时的，危机之后必会产生更加完善的金融体制，中国目前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创新和快速增长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已经是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金融监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分业、混业经营界限模糊，分业监管受到挑战。

随着金融开放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国内金融业由原来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渐朝综合化经营模式发展我国以金融机构作为监管对象的分业监管体制,1999年，我国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同年10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出台这一切举动表明。我国分业经营体制的松动，必然要求我国传统的分业监管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过金融监管体制已受到极大的挑战。

（二）中资、外资银行竞争越显不公平，期待统一竞争平台。

（1）从分业转向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具有先天优越性。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已开放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大量跨国金融集团进入我国市场,各子公司也必须受到中国的法律的限制实行名义上的分业经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国际化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逐步向混业经营进行探索，而此时在中国的内的外资银行的母公司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混业经营模式,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对于那些只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某一领域的国内金融机构来说,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将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进一恶化。

（2）目前我国在服务收费、存款准备金利率、业务范围以及税收政策方面对外资银行还存在“超国民待遇”，而且外资银行承担的国家政策性任务远低于中资银行。这对中资银行来说无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层次的不平等竞争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无论在空间、时间、市场上都受到极大的落后性，因此给中资银行带来极大的发展压力。

（三）中国需要发展，金融业需要创新

从国际上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术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诸多差距，我们必须努力缩小国内监管标准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差距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才能使我国金融业发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国际化，从国内角度讲，我国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及生存压力重大，在此危机关头，稳健、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快速的带动经济增长，保持中国的正常运行，然而对于金融业发展而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随着我国加，WTO，国外金触机构向国内金市场迅速渗透，目前我国金融业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金融竞争国际化要求，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是改变目前我国金融业竞争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观点，人为地把金触监管与金融新对立起来，严重制约着金融创新的全面推进。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打破金融创新瓶颈，为金融业的快速发现拓展空间，提供优势资源。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创新的几点建议

（一）增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

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结，而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存在区域性受到国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带来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监管体系的强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的，无疑发展中国家是这其中的软肋。而且投机性攻击的不对称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效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投机性攻击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东亚国家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机性攻击后金融机构出现普遍恐慌的“羊群效应”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打破国界界限，增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使得金融监管紧跟金融创新步伐，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同时共同防御金融风险，建立健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使的金融监管同样走向国际化。

（二）对我国金融行业应该进行全方位统一监管

目前我过实行我“一行三会”监管体制存在众多矛盾和不足，（1）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主业分别由一个监管部门监管，容易出现死角，可能会影响审慎监管的效率（2）随着金融机构和业务边界的模糊，提供类似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由完全不同的主体来监管，而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目标方面则出现差异。（3）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监管体制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合理，此时我们亟需一个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内、外资、境外等业务统一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实行统一监管不仅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针对金融业务日新月异的情况，根据金融产品确定相应的监营规则，有效地处理混业经营下不断出现的创新金融产品的监管问题；而且对整个金融业来设计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更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能更好地处理金融业不断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三）从根本上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1）我国金融监管成本存在急剧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央的预算约束比较宽松,职能长期不确定,以及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使监管成本存在膨胀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机构庞大,人数众多,人力成本较高。二是监管制度设计重复,成本增加。三是现场检查的实施效果差,监督成本高.(2)目前，中国银行在所设海外分支行的2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已有18家当地监管机构(包括所有发达金融市场国家)明确提出了实施新资本协议要求，占中行全球网络的72％，而在国内，银行业还停留在执行旧资本协议的阶段。面对这种监管差距，海外分支机构要付出很大的转换成本，仅各种财务报表就要有两个版本。面对花费较大且无实际效益的成本必须从监管体制上进行完善创新，减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监管需要一个过渡期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高素质、高文化水平的专业工作人员。我过目前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统一的监管模式必是中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和综合实力还不具备统一监管的条件，在现状和统一监管模式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期，即“分业—过渡期—统一监管”路线。然而过渡期内金融业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业务，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人才，优化和充实核心资本。同时利用这一时期，我国货币金融当局可以进行充分论证，考察各种情况，吸纳世界各国先进的经验和立法，对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及法规体系进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进、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为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培养专业化的监管人才。

四、总结

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是扩大金融开放的制度保证和前提条件之一，其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国际竞争力状况，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仔细讨论了我国目前发展状况的缺陷和当前国际形式，从而建立起更优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监管模式。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将传统的监管引入不确定性的领域，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创新，以适应世界金融格局的变迁和空间、对象、环境的日益复杂与模糊所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约翰·伊特维尔，艾斯·泰勒．全球金融风险监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陈建华，程杞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金融研究，200o(o1)：l11—1l6

[3]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究，2008(10)：4—10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12

一、前言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强烈的冲击着全球的金融秩序。金融危机的背后，充斥着的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明显失调。20世纪70年代，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生产工具不断创新，市场与交易方式也发生着剧烈的变革，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更是不断涌现，这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改革的效率。

二、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1.金融创新的概念

创新的概念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家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的。熊彼特用“创新”来定义产品、工艺、制度和方法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将金融领域的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80年代，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今天，金融创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概念。

2.金融创新的基本理论

（1）金融深化理论

金融深化理论是由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 肖提出来的，他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效率低下等问题指出金融在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占据重要作用。肖从经济发展角度对金融创新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金融机制可以促使被抑制的经济摆脱徘徊不前的局面，促进经济发展；但当金融领域本身被抑制或被扭曲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采用金融先行的政策。

（2）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的思想最早是由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 穆斯提出来的，但真正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人是卢卡。理性预期理论核心是人们对即将发生变化的现实，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合理反应，而这些合理的反应能够阻碍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政府的责任在于确立一种有利于公众进行理性预期的规则，反对政府的干预，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理性预期理论与金融创新的要求相吻合。

（3）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是1923年凯恩斯在其著作《货币改革论》中提出的。利率平价理论认为由于各国在利率方面存在差异，投资方为了获取利益，会将资产从利率低的国家向利率高的国家转移。如果甲国的利率水平比乙国高，投资者必然会将资金从乙国调出，同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投资者会将在甲国的收益变成乙国的货币，在对收益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投资方向。两国之间投资收益差异，使得资本之间得以流动，当两国之间通过利率的调整使得收益相等时，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停止。利率平价理论推动了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3.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金融创新取得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技术、政策、体制机制和市场需求的制约，目前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金融监管严格，金融创新缺乏动力

改革的深入使得我国金融管制得以放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管制依然比较严格，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空间。我国的商业银行，受到体制、政策的制约，远远没有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依然没有形成。外在压力的缺乏使得金融创新缺乏动力，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

（2）金融创新的规模小、品种少

我国金融创新的规模小、品种少，金融业在消费信贷、个人理财和网上银行等方面只是少量开办，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投资银行、国际金融、商业银行等方面尚处在发展阶段。从已开办的新业务水平看，由于受到环境、机制的约束，创新业务发展的规模小，在整体业务中占的比重低，在调整、优化总体资产负债结构方面的作用发挥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3）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创新监管方面不到位，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其自我约束力非常差，经常出现违规现象。我国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依然不健全，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落后，尚未将金融创新纳入正常轨道。所以，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改善监管手段是加强和改进金融创新的重要任务。

三、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

1.金融监管的概念

金融监管指的是政府制定的机构对金融交易主体的限制，其本质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政府规范行为。

2.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

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外部性问题和垄断等失灵状况。外部性问题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情况，正外部性比如私人阳台上种的花对心情的愉悦作用，负外部性比如大气污染。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发挥其在调解市场方面的作用。

从金融业的特征上来讲，金融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相比，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金融业的“公共性”、金融业的“高负债”性以及金融业的传染性。金融业的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存贮，资金的运用又面向社会公众，因此金融业的整个循环过程是直接面向公众的。金融业在运行中面临着诸多风险，并且任何一项风险都会对金融业经营的成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往往还是盲目扩张，致使资产恶化。此外，金融业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一家或几家银行储蓄危机就会危机到其他银行，进而扩散，形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

3.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金融监管体系“真空”

虽然我国金融监管取得长足进步，但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依然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体系还是处于计划管理的状态。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分业监管，四大金融监管机构各有分工，但相互之间却权责不清、相互冲突，存在监管上的“真空”，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2）金融监管理念滞后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有稳健的经济政策、市场约束和基础设施等的保证，我国金融监管中普遍存在对金融体系在稳定上的作用认识不足，对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在管理中的责任认识不清等问题，使得金融监管的理念跟不上改革发展的步伐。

（3）监管者垄断性风险大

由于金融监管的垄断性地位，造成监管实施过程中缺乏约束性与竞争性，“政府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由于监管者往往具有强大的法律权限，他们站在垄断的立场上对被监管者实行法律监控，成为了“法定的垄断者”，造成监管的效力降低。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天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金融创新给市场带来了新风险，对监管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但金融创新又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促进金融监管的结构创新，金融监管引导着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没有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必然会面临不幸与灾难，没有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必然会导致市场活力的缺乏。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是鼓励与监管并重，从金融创新到金融风险到金融监管再到金融的再创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金融创新会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产生风险，使原有的监管失效，但正是由于金融创新使得金融监管不断改制与创新，通过新的措施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发展即需要创新做动力也需要监管来维稳。总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共同促进者金融改革的深化发展，两者相互依偎、相互促进。

五、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和谐发展

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在促进金融创新的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大幅度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体对策如下。

1.加强信息披露与金融信息系统建设。高效的金融监管系统必须具备资源共享、标准统一、方便检索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等特征，要满足金融创新主体对信息资源的共享；要不断完善非现场监管，完善在线监管，打破监管的时空局限，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科学分析金融机构的经营动态，有效控制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的约束力。同时，建立权威性的金融评估机构，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评定，以规避风险，促进金融和谐发展。

2.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有助于改变金融机构在创新中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场。首先，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内部制约机制薄弱，分业监管是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最佳选择，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要根据产品进行分类，而不是部门职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金融监管。其次，要建立金融监管的预警系统，建立连续性的防范业务风险措施，监管部门要对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准确的预测，建立完善的监管预警系统，提高金融监管的前瞻性与有效性。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及各分支机构要对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引导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3.完善金融监管操作。第一，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责任，通过制度与严厉惩处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行为来约束金融市场，通过制度操作程序、建立监管机制等落实责任。同时，要注意提高监管的创新性，通过奖励有效监管促进监管人员工资的积极性。第二，完善监管部门对具体创新产品的监管，对于创新型的金融产品，监管当局应提前介入，严格程序，审慎经营，保证监管工作的有效性。第三，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落实岗位责任制度和信息资料保全机制，进行准确有效的风险预警，并出台应急措施，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框架。

4.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我国的金融国际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金融业务活动日益向全球范围扩展，金融业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竞争和风险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因此我们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监管方式，采取国际上通行德尔监管方法，结合我过的国际环境，推行更加一致性与系统性的跨国合作，建立国际社会一直认可的高标准监管框架，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直接管制，促进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齐头并进。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监管论文篇13

金融监管理论；金融监管体制；金融监管改革

一、引言

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或其机构对金融机构所实施的各种监督和管理，包括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市场退出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对金融机构内部组织机构、风险管理和控制等方面的合规性、达标性的要求，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及过程。金融监管包括金融监督和金融管制两方面。金融监督侧重于复杂的日常行为，而金融管制则侧重于具有同一性规范的编制。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特别是1997年的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不断受到批评。另外，监管代表说的主要观点是，把金融监管看做是广大投资者及储户对金融中介实施监督措施的代表。

（二）功能观的监管理论

所谓功能观的监管，即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金融监管体制，即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功能观金融监管的概念主要是来自于有关金融体系的“功能观点”学说。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监管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监管激励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监管经济学研究都是经验研究，而不是系统的、理论的，直到拉丰、梯若尔《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在1993年的出版：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将监管问题当作一个最优机制设计问题，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工具的前提下，运用相对比较成熟的完备合约方法，分析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并对监管中的很多问题都尽可能地从本源上内生地加以分析。

三、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变革

（一）加强审慎监管，预防系统性风险

审慎原则是金融监管的核心价值，但传统的监管理念体现为微观审慎，注重对特定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的政策以及金融市场的关注。

（二）对顺周期性金融监管的反思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和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两方面上。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即在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在金融形势景气时期，资本充足率要求应相应增加。

（三）薪酬激励机制的变革

自危机爆发以来，针对金融业高管薪酬的评论和争议不断。二十国集团（G20）和金融稳定论坛（FSF）一致认为美国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了领取高额薪酬，置股东和社会公众利益与不顾，追求高收益同时具有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放任金融风险，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理念变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全球金融监管政策选择的大国博弈中，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任何一国的监管体制都必须与其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尽量做到风险的全覆盖，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无论风险管理工具如何先进，都不能避免因为机构内部原因或市场外部的变化而遭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这是由其高杠杆率、高关联度和高对称性的特性所决定的。

五、后危机时代下探索金融业监管的中国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业监管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监管，是典型的一级多头的分业监管模式。但是，随着金融业混合经营模式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理念难以适应金融风险管理的要求，通过借鉴各国的金融改革经验，我们应该要总结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监管模式。

（一）形成一个中心指导

可持续发展金融监管目标的中心应是促进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大力支持金融业在低碳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探讨金融环保机制、经营策略、激励考核体系，从业务流程与政策上把好项目关，完善惩戒机制。

（二）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危机的爆发表明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因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健康稳定并不能够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单个金融机构可以将自身的风险转嫁到别的金融机构上，或者将风险产品分割打包出售，但是整个市场上的系统性风险是不可转移和分散的。正是由于缺乏一个机构在宏观上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才导致此次危机具有如此大的规模，破坏力堪称历史之最。我国应吸取教训，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下植入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六、结论

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市场价格信号是正确的，因此金融危机前主流的金融监管理念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同时，西方各国还认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也没有必要，因为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自动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因此能在市场上经营的金融创新产品都是“好”的。正是这样的监管理念，导致了危机前金融监管的放松及金融监管功能上的重叠交叉与缺位并存，进而引发了波及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在危机过后，人们对原有的金融监管理论及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方案。我国应在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监管体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