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论文篇1
2、《新资本协议下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上海银行课题组）；
3、《我国商业银行利率及管控机制研究》（潘文波，张中朝，深圳银监局）；
4、《西方银行业营销体制的演变和借鉴》（金麟，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5、《我国商业银行X效率和规模效率变迁的实证研究：SFA方法的运用》（彭琦，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6、《浅析中小企业融资策略与商业银行服务创新》（王勇，交通银行蚌埠分行）；
7、《授信业务的风险定价模型与实践--基于中国商业银行新部分战略视角的研究》（李亚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浩，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二、优秀论文二等奖（15篇，排名不分先后）
1、《金融业全面开放背景下商业银行并购研究》（门庆成，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2、《放贷小企业：游走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陆颢，交通银行南通分行）；
3、《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远期结售汇业务为例》（毛金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4、《欧美中小银行的发展及对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的启示》（丁宁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丁溧，大连银行中山支行）；
5、《金融市场创新突破口：对发展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的思考》（张梦锁，王大贤，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6、《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分析》（徐昶，西南财经大学；刘小差，交通银行成都分行）；
7、《关于流程银行及其构建策略的思考》（冯静生，安徽省银行业协会）；
8、《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个董事会和高管角度的分析》（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栾雪剑，交通银行总行）；
9、《对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一点思考》（巩斌，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教学学院）；
10、《论完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承诺业务》（周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11、《将“SS-C-P”框架引入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系统》（李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2、《交叉销售与价值创新--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战略中的蓝海》（毛瑜，复旦大学；许慧，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13、《中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策略初探》（张磊，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沈水辰，交通银行大连分行）；
14、《论商业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王鹏，马宁，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15、《优化中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外部环境》（张卫，王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交通银行论文篇2
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特征日益凸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趋于灵活且一直处在浮动升值的运行区间内。毋庸置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将在缓解我国经济内外失衡上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更加频繁地波动也将必然导致市场投机行为加剧、外汇风险增加以及货币当局的调控监管难度加大等问题。在“日元”和“卢布”先后遭遇大幅贬值危机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为支持实体经济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的实况下，新近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简称“SDR”）的人民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汇率变化挑战。短期汇率波动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综观各国中央银行实践，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沟通政策和实际干预两大工具对短期汇率波动产生作用。中央银行沟通是指中央银行就当下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策略、经济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意向等相关信息，向公众进行披露的过程（Blinder等，2008）[1]。与“窗口指导”不同，中央银行沟通的操作目的是发挥其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和管理作用，而并非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非正式监管。有限理性的公众具有异质性预期和不同的风险偏好，导致其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解读往往存在差异。出于加强公众预期管理的需要，各国中央银行高度重视沟通政策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因此不断提高。实际干预是货币当局直接作为外汇市场的本币交易者，买入或卖出外汇来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以期达到汇率政策目标的一种汇率调节方式。近些年来，出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外汇占款风险的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干预的使用时机和频次上表现更为审慎，更加倾向于使用时滞短且成本低的中央银行沟通以平稳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李云峰和李仲飞，2011）[2]。
从现有文献看，中央银行沟通对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中央银行沟通创造信息的能力，下文中称之为“信息机制”。即中央银行就某些信息进行沟通，会改变私人部门预期及投资决策，从而影响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针对这一问}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国外，国内尚存很大的研究空间。Fatum和Hutchison（2002）通过对欧洲中央银行官员的沟通研究发现，其公开言论能够对欧元汇率产生一定的短期影响，特别当该观点是负面时，影响可持续较长时间[3]。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Beine 等（ 2009） [4]， Radovan Fi?era和 Roman Horváthb（2010）[5]与Ashima Goyal和 Sanchit Arora（2012）[6]选择了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捷克和印度的数据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不同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均证明了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与上述学者，?gert和Kocenda（2014）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央银行沟通的外汇管理作用更为明显[7]。第二，中央银行沟通协调预期的能力，下文中称为“协调机制”。鉴于中央银行沟通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及地位，沟通信息容易受到市场参与者关注，成为信息“聚焦”，减少了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异质预期和异质信息，进而平稳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波动。例如Sawicki（2007）[8]和Neuenkirch（2013）[9]的研究都发现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通货膨胀的报告非常明显地影响了近期的利率预测，尤其是对于当天的预测，并且指出中央银行沟通是通过减少预期的多样性来管理预期的。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沟通的文献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仅考察中央银行沟通对外汇市场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部分学者在解释中央银行沟通为什么会影响外汇市场或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时，只是简单地在“一致性市场预期”假设下提出中央银行沟通有助于引导和改变公众预期，继而影响外汇市场。对于引导预期的具体路径和效果的阐释相对模糊。此外，未将中央银行沟通、异质性的市场预期与汇率波动三者相互联系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造成了中央银行沟通的现有理论对现实政策操作的解释力度较弱。因此，本文以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存在异质有限理性预期为研究假设，通过将市场交易主体划分为基本面决策交易者和技术分析交易者，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过程中中央银行沟通、市场异质性预期与外汇交易行为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推演出更为详尽的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此同时，本文选用异质预期汇率模型，对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影响展开相应实证检验，试图在市场交易者预期具有异质有限理性特征的微观视角下，为中央银行完善和发展人民币汇率调控策略提出政策性建议。
理论基础分析
综观当前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影响的研究现状，其影响机制大多为：在“完全理性”与“同质预期”假设下，中央银行沟通通过信息机制和协调机制影响外汇交易者的预期，进而影响到汇率的波动。黄卫华和周冰（2005）曾指出，时间约束和计划经济的他组织结构使得有限理性假设在中国经济机制转型研究中成为必要的假设条件[10]。当前，我国仍然处在经济机制转型改革的深水区，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行为金融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完全理性”这一相对苛刻的假设作为沟通政策研究的逻辑前提也略显不足；此外，万志宏（2015）在回顾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前后各国前瞻指引的政策实践时指出，对公众预期管理的深入探讨和量化，将是未来研究包括中央银行沟通在内的货币政策前瞻指引的必然趋势[11]。因此“一致性预期”显然不是研究中央银行对外汇交易者行为影响的最优选择。出于研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考虑，我们以异质有限理性预期为假设条件。
本文的理论基础分析在沿袭前人主要影响路径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将两大前提假设变为“有限理性”与“异质预期”，并把外汇市场交易者具体分为基本面决策交易者与技术分析交易者，探讨中央银行沟通对交易者的不同预期函数的不同影响。沟通对预期的不同影响反映到其交易行为决策上，使得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最终作用于汇率的波动。图1为交易异质预期下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机制图。
本文根据以上对于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影响路径的分析，将Frankel and Froot （1986）基本面分析者-图表分析者经验模型（也称为C&F模型）[12]进一步改进，建立如下理论模型，以探讨该路径的合理性。
本文假设外汇市场上的交易者分为基本面分析者和技术分析者，通过交易者的行为分析得出两种类型的交易者基于各自的预期规则形成预期：基本面分析者根据均衡汇率模型计算经济基本面决定的汇率值，通过考察即期汇率与基本面汇率值的背离形成汇率回归预期，其预期函数中心理系数是常数。技术分析者根据历史汇率计算移动平均线的差值形成汇率预期，技术分析者认为汇率运动趋势形成后，其运动的空间结构符合某一黄金比率，技术分析者的预期函数中心理预期系数是符合某一黄金比率的变量。技术交易者不考虑基本面汇率信息，单纯根据过去汇率的波动预测未来汇率变化，也被称为噪音交易者。
计量模型的建立
内含中央银行沟通变量的异质预期汇率模型（C&F模型）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异质预期模型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国际金融研究，尤其是在过分波动和尖峰厚尾的条件异方差收益研究上。在异质预期条件下，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本文承接前文理论模型，建立内含中央银行沟通变量的异质预期汇率模型（C&F模型）。汇率（取对数）是以外国货币表示本国货币的价格。它与购买外币的投资组合经理的预期汇率和一系列的同期变量相关。因此汇率可表示为：
是初期汇率波动?e_t的条件均值， 为时间变量系数，用以度量基本面交易者对过去收益连续或反转的情绪。 表示不考虑中央银行沟通时，基本面交易者预期汇率调整到基本面汇率的速度。 表示的是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回归均衡速度的影响。I_t是中央银行沟通变量。 是期汇率波动?e_t的条件均值， 为时间变量系数，用以度量技术面交易者对过去收益连续或反转的情绪。 表示不考虑中央银行沟通时，技术面交易者预期汇率调整到基本面汇率的速度。 表示的是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回归均衡速度的影响。
实证过程与解释
（一）主要变量数据与来源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考虑到研究结果的可参考性和中央银行沟通的发展时段，本文选取2005年7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美元痘蝗嗣癖业幕懵手屑浼鄹褡魑汇率市场数据。相关数据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上的中央银行中间价日数据。下图为Log（dollar/rmb）远期汇率与200天移动平均时间序列图。
参照国外界定中央银行沟通的方法（如Reeves，2007[16]和Sawicki，2007[8]），本文将书面沟通数据和口头沟通数据都进行了相应的统计，汇总后作为中央银行沟通样本数据。书面沟通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上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货币政策公告以及中央银行报告的统计频数。而口头沟通则是采取“中国人民银行沟通窗口信息统计为主，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上以中央银行主要领导（特别是有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经历的行领导）+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展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辅”的方法，统计2005年7月～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领导的口头沟通次数及对应时点。
表2和表3给出了中央银行沟通变量、汇率市场变量及PPP转换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和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在正态检验方面，通过变量的峰度，偏度和 J-B 统计值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不服从正态分布。由于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要考虑相关序列是否平稳。通过 ADF 检验可以发现，表中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二）RS-CF模型与RS-CF-Com模型参数估计
在标准机制转换的RS-CF模型中，基本面交易者和技术分析交易者的参数 和 的估计，对本文计量模型其他的相关参数的估计而言，有着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由参数 和 ，我们按照前面的模型设定，通过利用MATLAB7.0工具，计算得到前文建立的RS-CF模型和RS-CF-Com模型所有的相应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一方面，正如前文理论传导路径推演的结果所示，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基本面交易者预期和技术面交易者预期实现的。尽管RS-CF-Com模型是由标准的RS-CF模型修正得来，但是其假设估计也同样可以由极大似然估计函数（log-likelihood）和两种交易预期的统计实现（参见表4）。由表中极大似然估计函数值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加入了中央银行沟通虚拟变量后的模型较标准模型在极大似然估计函数值上有所改进。由此，实证结果拒绝了“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预期无影响”的原假设。除此之外，我们由参数估计的结果可以推断出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参考移动平均交易规则进行人民币交易市场活动。虚拟系数 的估计结果对中央银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表明了当中央银行沟通发生时（即I_t=1），通过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汇率变化有明显的反应，系数有所增加。然而，其增加的幅度却相对有限，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相对有限。而的估计结果也表明了中央银行沟通通过基本面决策交易者预期对汇率波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相比前者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中央银行沟通对基本面分析交易者预期的影响程度更大。总而言之，中央银行沟通对基本面决策交易者预期的影响大于对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的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模型预测估计发现：首先，基本面交易者预期至多可以持续不足3个工作日，而技术面却至少可以持续14个工作日。这样的结果表明了在人民币交易市场，技术分析交易预期转换中可能存在着较强的路径依赖，而基本面交易者预期转换却没有；其次，在不同汇率波动程度的时期内，机制依赖的异方差性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基本面交易者预期所引起的汇率波动大约是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的四倍有余，说明了基本面交易者预期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高于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这与前面理论基础分析中技术分析交易者相比基本面交易者更容易在较低程度的汇率波动中收益的结论也一致。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在基本面决策交易者占支配地位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效果相比在技术分析交易者占支配地位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更为合意。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不令人满意。一方面，由上表可知：在不考虑基本面交易者预期和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的间转换机制的情况下，上述两个模型的交易者预期转换概率P和Q存在较大的差异，即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转换概率Q（约为0.93）明显大于基本面分析交易者预期转换概率P（约为0.53）。这正说明了无论是否存在中央银行沟通操作，在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向技术分析预期转换的发生概率远大于基本面预期。换言之，技术分析交易者在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上占据着支配地位，进而导致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平稳作用效力受到了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我们在统计沟通数据时发现：中国人民银行官方沟通窗口建设较晚，因此，沟通信息数量较少且不全面。而更多的中央银行沟通信息统计来源于百度等搜索引擎。后者统计的中央银行沟通信息，准确性较低、公信力不强，可能导致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减小。
最后，虽然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中央银行沟通通过市场预期的传导，能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比RS-CF模型和RS-CF-Com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特别是转换概率P和Q的细微变化）可知：中央银行沟通机制对基本面分析交易者预期和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相互转换的过程影响相对较小。
（三）Ljung-Box Q检验
在上述参数估计结果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在此将进行Ljung-Box Q检验，以再次确认计量模型的序列相关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性。表5中Ljung-Box Q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的计量模型通过预期机制转换能够较好地契合短期汇率的平均波动和条件异方差性。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1）在异质预期条件下，中央银行沟通通过信息机制和协调机制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异质预期，从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在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市场预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并且基本面决策预期下的汇率波动程度相比技术面决策预期较大，中央银行沟通对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的影响小于基本面分析交易预期，沟通发生时向技术分析预期转换的发生概率大于基本面预期，从而致使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平作用效力受到一定的局限；（3）中央银行沟通对两种异质性预期相互转换过程的影响较小；（4）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操作实践中，沟通政策工具发展的局限也可能致使其在汇率预期管理和平稳人民币波动上的作用效力有所减弱。
由此得出以下两点启示：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应重视利用中央银行沟通工具来平稳人民币波动，并且强化其操作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好官方网站的沟通交流对外窗口，发挥中央银行沟通作为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有序发展。第二，从预期管理角度看，中国人民银行应更加注重加强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技术分析交易者的预期引导效力，提高沟通在异质预期转换中的影响力，以提升中央银行沟通政策工具的整体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Blinder Alan S. “Central Bank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 1998.
[2]李云峰和李仲飞，《中央银行沟通、宏观经济信息与货币政策有效性》，《财贸经济》第 1 期，2011第 56-63 页。
[3] Fatum，R，Hutchison，M.“ECB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and the Euro：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ews，and Intervention” ，Open Economies Review， M，2002，13， pp.413-425.
[4] Beine，Janssen，and Lecourt C， “Should Central Bank Talk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Finance， 2009，28，pp.776-803.
[5] Radovan Fiser， Roman Horváth，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 GARCH analysis”，Working Paper. 2010.
[6] Ashima Goyal and Sanchit Arora， 2011， “The Indian exchange rate and Central Bank action， An EGARCH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ume 23， Issue 1， February 2012， pp. 60C72.
[7] ?gert， B. and Kocenda， E.， The impact of macronews and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on emerging European forex markets. Economic Systems， Vol.38，No.1，2014.
[8] Sawicki， M.， Do financial markets react to bank of England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23，No.1，2007.
[9] Neuenkirch， M.，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in vector auto regressions： A new approach using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Vol.37，No.11，2013.
[10]S卫华和周冰，转型研究和有限理性假设的适用性，南开经济研究， 2005（04）：28-33。
[11]万志宏，货币政策前瞻指引：理论、政策与前景，世界经济，2015（09）：166-192。
[12] Frankel， J. and K. Froot “Understanding the US Dollar in the Eighties： The Expectations of Chartists and Fundamentalists.” The Economic Record 1986 62：24C38.
[13] Engel， Ch. and J. Hamilton “Long Swings in the Dollar： Are They in the Data and Do Markets Know I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 80：689C713.
[14] Baillie， R. and W. Osterberg “Central Bank Intervention and Risk in the Forward Marke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3：483C497.
[15] Dominguez， K. “Central Bank Intervention and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98 17：161C190.
交通银行论文篇3
银行it外包的产生背景及发展现状
（一）银行it外包的产生背景
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使得银行业不断在挑战中求生存、求发展，以此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地位。但是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以及新业务的层出不穷，银行需要更优良的信息系统来满足竞争和业务的需要，这就对银行电子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电子化水平作为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普遍成为银行在市场运作、金融创新、客户服务和量化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基础，直接参与到越来越激烈的银行业市场竞争中。银行信息系统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证明和共识。一些银行已经外包出其所有的信息服务职能，而外包部分及全部信息技术活动的趋势也在加剧。其它跨国企业以9%的速度增加其it外包业务，该速度和银行业十分相似。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银行纷纷采用外包这一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新策略。摩根大通银行于2002年与ibm达成的为期7年、合同总额为50亿美元的it外包服务协议，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银行it外包项目。it外包使摩根大通银行全面提升了业务处理能力，具备了更好的灵活性和更快的市场反应速度。同时，摩根大通银行通过it外包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使其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核心的金融服务。同年，美洲银行又以45亿美元的价格与eds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银行it外包服务协议。2002年，全球5家较有影响力的银行分别签订了价格在10亿美元以上的it外包服务合同，金融业务正逐步转化为信息管理服务业务。竞争的巨大压力、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成本效益的精打细算都使得银行不断增加对it系统的投入。
（二）我国it外包发展现状
在我国，2001年深圳发展银行与gdc公司签订的灾难恢复外包合同成为国内商业银行第一份it大单。2003年11月，中国光大银行与联想it服务正式签约，联想it服务将成为其核心业务和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及咨询项目的总承包商，项目合同金额达数千万元；ibm也获得了招商银行的it外包大单。
与国外相比，我国由于互联网发展进程的制约及信用体系制度的不健全等，银行业it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包程度普遍偏低。然而，随着银行业信息化迅速发展要求的不断加剧，外包业务的广泛运用已成必然，处于市场体制转轨和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背景下的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相关it外包业务决策时，同样受到众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
it外包影响因素理论综述及假设
（一）相关研究
it外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为帮助企业更科学地进行外包决策，众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形成了众多的it外包决策理论。
loh & venkatraman （1992）指出， it外包决策依赖于不同层次的多种因素，包括经济层面、行业层面、公司层面和公司内部管理因素。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和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分别从公司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入手，对it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成本理论（agency cost theory）下的it外包主要是研究怎样用最有效的合约来管理委托者和者之间的关系，成本是委托者的监督成本、者的束缚成本和委托者的残余成本三者之和。
我国学者王欣荣和樊治平（2002）基于管理、战略、技术、经济和质量5个影响外包决策的因素，给出了一种应用于信息系统外包决策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王建业和简兆权（2006）提出了闭环动态外包决策模型，认为外包决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对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并及时调整外包策略。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在it外包分析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交易成本理论由coase（1937）提出，认为组织的经济活动依赖于平衡生产经济性，自行完成相关业务还是选择外包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自行完成相关业务存在较高的生产费用，而外包可以带来较低的生产费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虽然外部供应商提供信息系统时，由于规模收益的存在能够使生产费用降低，但基于业务外包而产生的相关谈判、监督、实施合约等交易费用却相应增加了。
williamson（1975，1979，1985）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人的因素与交易特殊因素。人的因素主要指人的机会主义和在追求效率极大化时受身心、智能、情绪等制约的有限理性；而交易特殊因素包括资产特性、市场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大方面(如图1所示)。
信息系统外包下的资产特性是指公司硬件软件结构与it人员技术能力，若资产专用性高，则交易成本因信息全程交换和投资成本难于回收转换使用而费用高昂；若资产专用程度低，则供应商可以通过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不确定性主要指交易过程中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经济趋势的模糊性及相关合同的复杂性等各种风险的发生机率。交易频率则是指初次合作关系建立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交易的频率越高，相对的管理成本和议价成本也就越高，交易频率的升高会使得企业将交易的经济活动内部化，以此来节省企业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成本。
图1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其决定因素与外包的关系。外包决策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来表示（其中，不确定因素在问卷设计中兼顾市场不确定性与人为不确定性） ：
外包=f（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f （资产特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因此，外包选择可以从评估影响交易成本规模的因素来进行。soon ang和detmar w. straub曾在1998年通过对美国243个银行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银行业的it外包与交易成本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假设与分析
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国目前it外包市场现实情况来进行相关变量的设置与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it外包得到的相对生产费用优势越高，it外包度也越高。
假设2：it外包所需要的交易费用越高，it外包的程度越低。虽然我国的it外包发展迅速，但是关于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质量仍然需要提高。gartner it服务首席分析师rolf jester曾经在亚太it服务高级研讨会上说，中国的it服务市场仍不够成熟，大约50％的it服务合同是以不能让用户满意的方式提交的。因此，考虑到我国it外部市场的影响，本文将it外部供应商的信誉也作为一项影响因素。
假设3：it外部供应商的信誉越高，it外包的程度也越高。
我国商业银行it外包现状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然而考虑到我国的银行规模之间的差距很大，因此各银行的it外包程度有较大差距，而银行规模势必将影响到组织界限的决定（例如外包）。因此本文调查的银行均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且在设计问卷时，对问题的维度进行简单的概括，问题采用“克特”七点量表进行度量，如表1所示。
问卷调研了我国所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放问卷76份，收回有效问卷72份，有效率为94.7%。在检验变量维度的信度上，本文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个维度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都大于0.7，表明问卷问题可信度足以得到保证。
调查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目前银行it外包整体较弱，银行多借助自身的开发能力进行it建设，如表2所示。除了“信息系统实施”的均值为3.33外，其余的五项功能均值都小于1.63，表明目前银行在进行决策和管理时，单独决策依然普遍盛行。
对于“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和“终端计算机的管理支持”等日常维护，均值1.264与1.472表明基本上都是由银行内部it人员进行管理；后者的标准差0.964大于前者标准差0.531，表明对于终端计算机的管理支持各银行之间的决策差异大于对与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的决策差异。在“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上，均值1.347也表明银行普遍倾向于自行决策。“灾难恢复与网络管理”的外包功能程度略高于日常维护等项目，但均值也仅为1.625，其标准差1.041可能是由于各银行内部it人员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而产生的。而在“信息系统实施”上，均值3.33表明银行与it外部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多集中于共同进行系统管理和开发。
在研究银行it外包应用程度问题方面，根据银行业标准功能来进行分类统计，如表3所示。通过分析，发现在银行的信息系统中，atm系统和信用卡系统外包的程度比较高，其均值接近于4，且标准差比较低，仅为0.64与0.61，这些表明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银行对这两部分系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外包。而对于银行核心系统、客户信息系统、会计系统方面，企业外包的程度相对较低，并且标准差较大，这也就是说不同银行在这几个信息系统的实施管理和开发上采取的方式各有所不同。
同时在对it外部供应商提供服务的满意度统计中，发现对it外部供应商信誉的均值不到4，这说明银行对与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不是很满意，且方差非常低，说明即使是外包程度相对比较高的银行，对其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也不是特别满意。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银行it外包服务质量未能与银行的发展相适应，无法满足其需求，仍有待提高。
（二）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将每个维度的变量旋转后得到少数的几个因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交易成本”理论在银行it外包决策中的应用，同时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对问卷问题的结构效度进行验证。
对变量旋转后的kmo球形检验值均0.805>0.5，且p值为0，拒绝球形，适合用因子分析进行解释。通过极大似然旋转出四个因子。其中 “it外包程度”作为因变量，“生产费用”、“交易费用”和“it外部供应商信誉”作为自变量，通过pls（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通过分析结果，显示出r2为0.772，并且调整的r2为0.546，排除自变量因子的增加所带来的r2的提高，回归模型仍然可以解释因变量总方差的56%。而f检验值为43.730，这就能够说明回归方程比较好地解释了变量间的关系。
在0.05的置信度下， it外包程度与生产费用优势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78；it外包程度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10；it外包程度与it外部供应商信誉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22，3个假设都得到了验证。同时能够发现it外包与生产费用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交易费用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说在制定it外包决策时，生产费用的影响更大一些。虽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it外部供应商信誉的影响较小，但是如果考虑到描述性分析得到的银行对it供应商信誉均值比较低，那么it外部供应商信誉仍然在企业it外包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it外部供应商取得长远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t外包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交易成本理论”在银行进行it外包决策时的正确性。it外部供应商能够提供的成本优势是银行进行it外包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soon ang、detmar w. straub（1998）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本文通过对美国银行的研究显示，it外包程度与生产费用的相关系数为it外包程度与交易费用相关系数的3倍，而我国商业银行it外包程度与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相关系数中，交易费用所占的比重更大，这与我国目前it外包市场发展得不够成熟有关系，银行在进行it外包业务时要承受更大的风险，这成为影响商业银行it外包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调查还显示，目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it外包，但对于it外部供应商的信誉及外包质量的满意度均较低，也能够说明对于it外包而言，除了成本因素的影响外，it服务商的服务质量也是银行进行it外包决策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it服务供应商需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来取得客户信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促进双方的共赢。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银行在进行it外包决策时可以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来进行决策，以此决定是银行单独进行管理开发还是依靠it外部供应商来进行合作。除此之外，it外部供应商信誉和服务质量也是股份制商业银行it外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loh, l. and n. venkatraman.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992. 9(1)
2.ang, s. and d.w. straub.production and transaction economies and is outsourcing: a study of the u. s. banking industry. mis quarterly, 1998. 22(4)
3.杨晓勤.探讨银行it外包之路.中国计算机用户，2005(33)
4.paisittanand, s. and d.l. olson.a simulation study of it outsourcing in the credit card busi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6. 175(2)
5.郭英见.银行it外包及其风险管理策路.中国金融电脑，2006(1)
交通银行论文篇4
银行IT外包的产生背景及发展现状
（一）银行IT外包的产生背景
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外金融环境使得银行业不断在挑战中求生存、求发展，以此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地位。但是随着银行间竞争的加剧以及新业务的层出不穷，银行需要更优良的信息系统来满足竞争和业务的需要，这就对银行电子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电子化水平作为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普遍成为银行在市场运作、金融创新、客户服务和量化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基础，直接参与到越来越激烈的银行业市场竞争中。银行信息系统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证明和共识。一些银行已经外包出其所有的信息服务职能，而外包部分及全部信息技术活动的趋势也在加剧。其它跨国企业以9%的速度增加其IT外包业务，该速度和银行业十分相似。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银行纷纷采用外包这一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新策略。摩根大通银行于2002年与IBM达成的为期7年、合同总额为50亿美元的IT外包服务协议，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银行IT外包项目。IT外包使摩根大通银行全面提升了业务处理能力，具备了更好的灵活性和更快的市场反应速度。同时，摩根大通银行通过IT外包进一步降低了运营成本，使其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发展核心的金融服务。同年，美洲银行又以45亿美元的价格与EDS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银行IT外包服务协议。2002年，全球5家较有影响力的银行分别签订了价格在10亿美元以上的IT外包服务合同，金融业务正逐步转化为信息管理服务业务。竞争的巨大压力、客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对成本效益的精打细算都使得银行不断增加对IT系统的投入。
（二）我国IT外包发展现状
在我国，2001年深圳发展银行与GDC公司签订的灾难恢复外包合同成为国内商业银行第一份IT大单。2003年11月，中国光大银行与联想IT服务正式签约，联想IT服务将成为其核心业务和管理会计系统建设及咨询项目的总承包商，项目合同金额达数千万元；IBM也获得了招商银行的IT外包大单。
与国外相比，我国由于互联网发展进程的制约及信用体系制度的不健全等，银行业IT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外包程度普遍偏低。然而，随着银行业信息化迅速发展要求的不断加剧，外包业务的广泛运用已成必然，处于市场体制转轨和经济迅速发展环境背景下的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相关IT外包业务决策时，同样受到众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
IT外包影响因素理论综述及假设
（一）相关研究
IT外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为帮助企业更科学地进行外包决策，众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形成了众多的IT外包决策理论。
Loh & Venkatraman （1992）指出， IT外包决策依赖于不同层次的多种因素，包括经济层面、行业层面、公司层面和公司内部管理因素。
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和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分别从公司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入手，对IT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成本理论（Agency Cost Theory）下的IT外包主要是研究怎样用最有效的合约来管理委托者和者之间的关系，成本是委托者的监督成本、者的束缚成本和委托者的残余成本三者之和。
我国学者王欣荣和樊治平（2002）基于管理、战略、技术、经济和质量5个影响外包决策的因素，给出了一种应用于信息系统外包决策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王建业和简兆权（2006）提出了闭环动态外包决策模型，认为外包决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对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并及时调整外包策略。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在IT外包分析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交易成本理论由Coase（1937）提出，认为组织的经济活动依赖于平衡生产经济性，自行完成相关业务还是选择外包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自行完成相关业务存在较高的生产费用，而外包可以带来较低的生产费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较高的交易费用。虽然外部供应商提供信息系统时，由于规模收益的存在能够使生产费用降低，但基于业务外包而产生的相关谈判、监督、实施合约等交易费用却相应增加了。
Williamson（1975，1979，1985）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决定交易成本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人的因素与交易特殊因素。人的因素主要指人的机会主义和在追求效率极大化时受身心、智能、情绪等制约的有限理性；而交易特殊因素包括资产特性、市场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大方面(如图1所示)。
信息系统外包下的资产特性是指公司硬件软件结构与IT人员技术能力，若资产专用性高，则交易成本因信息全程交换和投资成本难于回收转换使用而费用高昂；若资产专用程度低，则供应商可以通过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不确定性主要指交易过程中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技术经济趋势的模糊性及相关合同的复杂性等各种风险的发生机率。交易频率则是指初次合作关系建立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交易的频率越高，相对的管理成本和议价成本也就越高，交易频率的升高会使得企业将交易的经济活动内部化，以此来节省企业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成本。
图1指出了交易成本和其决定因素与外包的关系。外包决策可以用以下函数关系来表示（其中，不确定因素在问卷设计中兼顾市场不确定性与人为不确定性） ：
外包=f（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f （资产特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
因此，外包选择可以从评估影响交易成本规模的因素来进行。Soon Ang和Detmar W. Straub曾在1998年通过对美国243个银行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银行业的IT外包与交易成本理论之间的关系。
（二）假设与分析
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并结合我国目前IT外包市场现实情况来进行相关变量的设置与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IT外包得到的相对生产费用优势越高，IT外包度也越高。
假设2：IT外包所需要的交易费用越高，IT外包的程度越低。虽然我国的IT外包发展迅速，但是关于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质量仍然需要提高。Gartner IT服务首席分析师Rolf Jester曾经在亚太IT服务高级研讨会上说，中国的IT服务市场仍不够成熟，大约50％的IT服务合同是以不能让用户满意的方式提交的。因此，考虑到我国IT外部市场的影响，本文将IT外部供应商的信誉也作为一项影响因素。
假设3：IT外部供应商的信誉越高，IT外包的程度也越高。
我国商业银行IT外包现状调查问卷设计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实证研究，然而考虑到我国的银行规模之间的差距很大，因此各银行的IT外包程度有较大差距，而银行规模势必将影响到组织界限的决定（例如外包）。因此本文调查的银行均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且在设计问卷时，对问题的维度进行简单的概括，问题采用“克特”七点量表进行度量，如表1所示。
问卷调研了我国所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放问卷76份，收回有效问卷72份，有效率为94.7%。在检验变量维度的信度上，本文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个维度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都大于0.7，表明问卷问题可信度足以得到保证。
调查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我国目前银行IT外包整体较弱，银行多借助自身的开发能力进行IT建设，如表2所示。除了“信息系统实施”的均值为3.33外，其余的五项功能均值都小于1.63，表明目前银行在进行决策和管理时，单独决策依然普遍盛行。
对于“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和“终端计算机的管理支持”等日常维护，均值1.264与1.472表明基本上都是由银行内部IT人员进行管理；后者的标准差0.964大于前者标准差0.531，表明对于终端计算机的管理支持各银行之间的决策差异大于对与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的决策差异。在“信息系统的战略规划”上，均值1.347也表明银行普遍倾向于自行决策。“灾难恢复与网络管理”的外包功能程度略高于日常维护等项目，但均值也仅为1.625，其标准差1.041可能是由于各银行内部IT人员的技术水平存在差距而产生的。而在“信息系统实施”上，均值3.33表明银行与IT外部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多集中于共同进行系统管理和开发。
在研究银行IT外包应用程度问题方面，根据银行业标准功能来进行分类统计，如表3所示。通过分析，发现在银行的信息系统中，ATM系统和信用卡系统外包的程度比较高，其均值接近于4，且标准差比较低，仅为0.64与0.61，这些表明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银行对这两部分系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外包。而对于银行核心系统、客户信息系统、会计系统方面，企业外包的程度相对较低，并且标准差较大，这也就是说不同银行在这几个信息系统的实施管理和开发上采取的方式各有所不同。
同时在对IT外部供应商提供服务的满意度统计中，发现对IT外部供应商信誉的均值不到4，这说明银行对与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不是很满意，且方差非常低，说明即使是外包程度相对比较高的银行，对其IT外部供应商的服务也不是特别满意。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银行IT外包服务质量未能与银行的发展相适应，无法满足其需求，仍有待提高。
（二）因子分析与回归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将每个维度的变量旋转后得到少数的几个因子，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验证“交易成本”理论在银行IT外包决策中的应用，同时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对问卷问题的结构效度进行验证。
对变量旋转后的KMO球形检验值均0.805>0.5，且P值为0，拒绝球形，适合用因子分析进行解释。通过极大似然旋转出四个因子。其中 “IT外包程度”作为因变量，“生产费用”、“交易费用”和“IT外部供应商信誉”作为自变量，通过PLS（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通过分析结果，显示出R2为0.772，并且调整的R2为0.546，排除自变量因子的增加所带来的R2的提高，回归模型仍然可以解释因变量总方差的56%。而F检验值为43.730，这就能够说明回归方程比较好地解释了变量间的关系。
在0.05的置信度下， IT外包程度与生产费用优势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78；IT外包程度与交易成本成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10；IT外包程度与IT外部供应商信誉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222，3个假设都得到了验证。同时能够发现IT外包与生产费用的相关系数高于其与交易费用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说在制定IT外包决策时，生产费用的影响更大一些。虽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IT外部供应商信誉的影响较小，但是如果考虑到描述性分析得到的银行对IT供应商信誉均值比较低，那么IT外部供应商信誉仍然在企业IT外包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IT外部供应商取得长远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IT外包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交易成本理论”在银行进行IT外包决策时的正确性。IT外部供应商能够提供的成本优势是银行进行IT外包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交通银行论文篇5
关系型融资双方在长期互动过程中，中小企业固定地同一两家银行保持长期、密切的业务关系，使得银行可在企业办理开户、结算和咨询过程中获得相关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社会地位以及企业主个人的声誉等企业专有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不可量化、不可传递的软信息，具有强烈的人格特征，被视为银行的专有知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具有专有知识越多，合作的概率越大。按照传统的arrow-debrue范式中，由于存在完美的市场，企业和家庭直接通过市场而发生关系，金融中介不扮演任何角色；因此，资源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但是市场总是不完美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着扭曲与缺失现象，作为价格信号的利率就不能很好地传递资本市场上的供求信息；因此，利率就不能简单认为是银行收益的增函数。
关系型融资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Stiger（1967）把这一问题追溯到Keynes（1936）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1]。在回顾了Keynes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Stiger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Gurley & Shaw（1956，1960）、Fama（1980）、Mishkin（1984）以及随后的许多经济学家强调了交易成本的作用[2-4]。Diamond（1984）、Campbell & Kracaw（1980）、Mishkin（1984）等经济学家则强调金融中介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5-6]。Merton（1995）、Merton & Bodie（1995）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功能观”[7-8]。Allen & Santomero（1998）强调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重要性[9]。Scholens & Wensveen（2000）提出价值增加应是金融中介理论的焦点[10]。Stiglitz & Weiss（1981） 首次经典性地提出信息不对称会带来逆向选择和信贷配给等问题，揭示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银行总希望贷款给信用好、能按时还贷的“高质量”借款人，因为这样银行来自于利率的收益才会有保障；但是，“高质量”借款人和高利率两者不能兼顾，因为利率高意味着风险大，还款的可能性就小，所以银行不能一味地只利用提高利率来获取收益，而且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也会挫败某些有前景的企业的创业激情[11]。而且，如上述分析，价格并不能简单的认定为收益的增函数，因此银行采取高利率的策略必然会损耗到自身的利益。
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借贷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契约的行为过程，按照博弈论的观点，由于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借贷行为是可以无限次的发生，也可以只发生一次，因此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也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一、静态博弈分析
静态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博弈双方都是理性的，并且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是充分、无扭曲的，也即博弈双方完全知道自己的收益函数[12]；按照这种假定，博弈双方均有两种策略，对于银行来说，策略分别为（放贷、拒绝放贷），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两种策略为（还款，拒绝还款），那么博弈过程可以表述如下图所示：
从银行和企业的反映曲线可以看出，纳什均衡主要分布于两个地方，一是（不申贷，不放贷）；二是（申贷，放贷）。从实际意义来看，不申贷也不放贷对银行和企业而言都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因而纳什均衡主要为（申贷，放贷）。
在银行选择放贷的情形下，第三阶段对企业是有优势的，此时企业可以选择是否归还贷款，此时银行极有可能陷入的境地是“软预算约束”问题，因受到“胁迫”而可能继续追加贷款额度，因此在第三阶段不具备主导优势，银行会根据企业的选择，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企业选择还贷，则银行会和企业之间建立信用关系，银行会选择继续向企业放贷，在后续的信贷关系中，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降低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费用与监督成本）；如果企业选择拒绝归还贷款，银行可以做出回收与不回收两类选择，在外界因素的保障下，即法律的作用，银行可以收回贷款，但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有法律的保障作用，银行也存在着贷款不能回收的现象。
第三阶段博弈分析
第三阶段在企业选择还贷的策略下，银行选择回收与不回收的策略都毫无意义，因为企业获得收益为RK-rK，银行获得收益为rK。因此这部分主要研究在企业不还贷的情况下银行的策略选择。
（1）在企业拒绝还贷，银行回收的前提下，银行可以选择的策略是放贷，企业选择的策略拒绝还贷，这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的收益为R1K，且R1>R（因为企业除了正常的利润之外，还因为拖欠银行贷款而获得额外收益）。对于银行而言，如果银行选择回收，银行可以通过企业的抵押获得本金，而在维护自身权利的过程中银行需要付出一定的申诉成本设为c1，企业的成本为c2，由于银行为主动地位，所以c1>c2。所以企业获得的收益为R1K-rK-c2，银行获得的收益为rK-c1。
（2）在企业拒绝还贷，银行不回收的前提下，如果银行选择放贷，而企业选择拒绝还贷，对于企业而言，企业的收益为R1K，企业并不需要任何支付；而对于银行而言，银行会通过相应的抵押品收回本金，但是因为不回收，所以银行无法得到贷款利息。所以企业获得的收益为R1K，银行获得的收益为0。双方具体博弈收益如表3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两条曲线的交叉点为纳什均衡点。
第四阶段博弈分析
在第四阶段，银行选择放贷的策略，企业的策略集为还贷与不还贷，如果企业拒绝还贷将会在银行失去信用，因而，银行会追回已经发放的贷款。而对于还贷的企业，银行会相应提升企业的信用级别，由于建立了信贷关系，企业获得贷款的交易费用会降低。
在这一部分中，在企业还贷的情形下，银行在下一个博弈中是否继续选择对企业进行放贷，还是对企业不放贷。
（1）在企业还贷、银行继续放贷的情形下，企业选择还贷，企业需要向银行支付rK，但由于银行会在下一个博弈中继续选择对企业发放贷款，因而企业因下一个博弈获得的收益设为RB，企业收益为RB-rK。对于银行而言，因为企业还贷获得上一个博弈的收益为rK，而在下一个博弈中，银行因为关系型融资，减少了交易成本为C2-C1，银行的收益为rK+C2-C1。
（2）在企业还贷、银行不放贷的情形下，企业选择还贷，企业需要向银行支付rK，但由于企业不继续放贷，因此企业无法获得下一轮博弈的收益；对于银行而言，企业还贷，银行获得的收益为rK，但由于下一个博弈中，银行不发放贷款，对银行而言，不存在关系型融资，因此银行将失去关系型融资带来的交易成本较少，这对银行而言是一个损失，损失为C2-C1，所以企业的收益为-rk，银行的收益为rK-（C2-C1）。
（3）在企业不还贷的情形下，银行是不会选择继续放贷，所以将另外两种情况合并讨论。如果企业不还贷，银行是不可能选择在下一次博弈中继续向该企业放贷，因此对企业而言，如果企业不还贷，企业将失去下一轮博弈中的收益-RB，但是企业获得收益为R1k；而对银行而言，银行不会放贷，但由于企业拒绝还贷，银行失去的收益为-rK，在本部分的讨论中，未提及交易成本，由于企业不还贷，银行已经失去了对企业的信用评价，所以以后不会交易，更谈不上交易成本。对于银行是否回收，这里不做讨论。所以企业的收益为R1K-RB，银行的收益为-rK。所以博弈双方收益情况如表4所示。
从银行和企业的反映曲线可以看出，纳什均衡主要分布于两个地方，一是不还贷，不放贷；二是还贷，放贷。从研究意义的角度来看，不申贷也不放贷对企业银行和企业而言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纳什均衡主要为（还贷，放贷）。
关系型融资最大的特点是银行与企业会处于若干次的动态博弈中，如果双方采取合作的策略，那么下一次的博弈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会降低，在现实环境中，关系型融资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和银行应该采取的对双方均占优的策略为（积极发展为关系型融资）。美国全国小企业金融抽样调查（NSSBF） 数据支持了这个结果。表1 列出了美国中小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贷关系。从中可知， 从多家银行或多家金融机构借款， 信贷可得的概率相对较低， 而把一家银行作为基础机构的中小企业， 其获得贷款的机会相对较多。
四、结论
当前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关系型融资理论的发展也是基于金融中介的理论，在完善的市场体制中，任何一个交易者都可以近似完美地获得其需要的信息，通过外部约束与市场竞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初期，市场机制发展还不完善，法律制度依然不健全，市场竞争程度比较低，通过市场获得和监督信息的成本会比较高，而通过长期交易关系和内部组织获得信息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中小企业和银行共同发展关系型融资具有很强的意义。
（1）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关系型融资应该成为其负债融资的首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管理不科学、财务系统不健全、财务信息披露成本较高、缺乏抵押品、经营风险较大以及银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银行选择的潜在客户是信誉好、能够按时还款的客户，银行的选择策略会打击某些具有创业激情的中小企业，这与银行的高收益产生矛盾。
（2）关系型融资的特点决定了银行与企业之间具有归一性，银行和企业之间通过若干次的交易行为，银行会逐渐获得企业主的专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普通公众是无法获得的，银行获得这部分专有信息是通过长期合作的结果，内部信息对于局外人来说始终具有机密性，仅仅为关系型融资双方拥有。
（3）关系型融资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软预算约束”和“敲竹杠”问题，也是影响关系型融资效率的最大威胁。为了解决此问题，只能通过外部因素予以解决，比如通过完善金融制度，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等。
参考文献：
[1]John Maynard Keynes.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M].A Harvest/HBJ Book，1964：88-94.
[2]Gurley， J. G. & Shaw， E. 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 Investment Process[J].Journal of Finance，1956，
11： 257-276
[3]Fama， E. F.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0（06）：39-58.
[4]Mishkin， F. S.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M].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84：181-187.
[5]Diamond， D. W，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84（51）：393-414.
[6]Campbell， T.S. Kracaw， W.A. information Production， Market Signaling and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1980（35）：863-882.
[7]Merton， R. C.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M].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24， No. 2， Summer 1995：23-41.
[8]Merton， R. C， & Bodie， Z.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Financial System[R]. in Crane et al， Eds.，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76.
[9]Allen，Franklin & Santomero， Anthony M.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8（21）：1461-1485.
[10]Scholtens， Bert & Wensveen， Dickvan.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0 （24）：1243-1251.
交通银行论文篇6
1．研究样本。尽管中国具有统一的法律制度，而各个地方在执法质量、市场竞争程度等公司经营外部环境上却有着很大差异。而且，直到2004年银监会颁布《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之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只局限于其总部所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上两点就为本文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从市场竞争、法律法规环境的角度出发，检验间接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自然的实证条件。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本文将以我国61家未进行跨区域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2005－2009年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银行经营数据和治理信息来自银行官方网站、《金融时报》公开披露的年报，而描述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法律法规环境的数据则来源于樊纲2011年公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1997－2009)》。此外，本文使用的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各个省市的统计局网站。2．变量选择与定义。为了对在第二部分提出的“银行间接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在借鉴国内外银行治理研究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之上，构建了银行经营业绩、特征、内部治理、行业特征、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外部治理环境13个变量，简述如下:被解释变量。在国内主要的银行治理实证文献中，如李维安、曹廷求(2004)，赵昌文、杨记军、夏秋(2009)［23］，选择了资产收益率(ROA)、权益收益率(ROE)作为衡量银行业绩的指标，本文将继续使用ROA和ROE作为实证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必要强调的是，由于下文的实证力图证实一种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从而间接影响银行的外部治理机制的存在，这就要求必须控制住银行外部环境对于银行业绩直接影响的干扰，为此，本文从樊纲2011年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中选择2005－2007年度各省市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法律制度环境两个指标，分别衡量借款公司经营所处的要素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法律制度完善程度。为什么通过选择这两个指标能够说明外部环境的确是通过影响借款公司财务状况的方式“间接的”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并排除了环境对于银行业绩的直接影响，下面将从理论研究、相关文献以及实证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说明。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中可以认识到，资本结构的特殊性、资产交易的不透明性以及严格的政府监管，都使得外部要素市场竞争机制无法直接影响银行的绩效。为了从要素市场竞争程度对于银行业绩的影响中分离出同属于外部环境的金融业竞争的影响，本文将从樊纲指数中选择金融业竞争程度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有效的保证了外部竞争是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财务健康的方式间接影响银行。曹廷求、李维安(2004)选择银行数量作为银行竞争程度指标以衡量银行业竞争对于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的直接影响，并发现了银行业的竞争促进了业绩的提高。就法律法规环境指标的选择而言，本文也有别于国内其他相关文献，卢峰、姚洋(2004)采用每年经济案件结案率(即结案数和收案数之比)作为衡量法律体系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来研究我国金融压抑为特征的背景下法律体系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24］，而曹廷求、李维安(2004)采用银行当年提讼的案件数量作为衡量其赖以生存的外部法律环境的指标。从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及过去的研究文献出发，本文认为，银行债权的分散性、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大大削弱了债权人监督银行的激励，而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以及高度的政府垄断性，也制约了银行债权人运用法律手段限制银行从事过度风险投资活动的能力。因此，法律制度不会直接对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有着高度政府垄断色彩的银行体系。曹廷求、李维安(2004)为上述分析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在他们的研究中并未发现法律法规环境对银行业绩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综合以上分析，本文选择樊纲2011年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中衡量一般公司经营的整体法律法规环境指标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以证实本文提出的法律法规环境可以通过作用于借款公司的方式间接影响银行的业绩。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银行个体、金融行业、宏观经济三个层次的指标作为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对于银行个体指标的选择，本文遵循同类实证文献的做法，包括了银行特征、银行内部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其中，银行特征使用年末银行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和银行资产负债比衡量，而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指标使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来表示。金融行业指标使用樊纲2011年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竞争程度指标。3．描述性统计。为了能够初步了解本文实证检验所采用变量的基本数量特征，表2提供了统计性描述。在表2中，本文增加了离散系数指标，即变量标准差/均值，它可以用于比较有着不同规模变量的离散程度。由表2可见，样本中最具盈利能力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权益收益率分别是盈利能力最差的银行的约68倍和24倍，而拨备覆盖率的离散系数约为18，这在本文的所有变量中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贷款风险存在很大差异。要素市场竞争程度的离散系数是7．298，而法律法规环境完善程度的离散系数只有3．333，表明相对于要素市场而言，我国各省市法律法规环境差异不大。银行规模和杠杆的离散系数在所有变量中相对离散程度较小。董事会独立董事比例均值为11．49138%，而最小值为0，表明我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独立董事的制度并未建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64．7991%，最大值达到了89．9900%，说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有着很高的股权集中度。
交通银行论文篇7
近年来，我国银行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企业“脱媒”行为、金融产品创新、互联网金融等对银行传统业务的冲击，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和方式趋于多元化，其风险状况也变得更为复杂。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促使银行管理当局关注和审视经营管理现状，及时发现和纠正内部控制缺陷，防范风险，同时也使银行曝于公众监督之下，不断提升合规经营的动力。然而，既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内控信息披露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故此，本文以交通银行为例，研究其2007年在A股主板上市以来的内控信息披露的发展情况，对其内控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探析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内控信息披露实践提供借鉴。
一、交通银行内控信息披露状况分析
交通银行先后于2005 年6 月和2007 年5 月成功在港交所和上海证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是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笔者搜集了该银行2007年以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治理持续改进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资料，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上市以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从披露的载体、内容、依据等方面进行了探析。
（一）内控信息披露的载体
交通银行上市8 年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载体不尽相同，形式各异，主要的披露载体包括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监事会报告、公司治理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其中交通银行2007 年还披露了专门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的公告》和《公司治理自查改进报告》，2008 年又披露了《公司治理持续改进情况报告》，对该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对应的改进计划进行了详细介绍，不过之后该银行不曾再披露此类报告。有关年度报告中关于内控信息的披露，除2007 年交通银行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下单独设置“内控管理”板块对该银行报告期内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进展和成果进行披露外，其他年份均在“公司治理报告”下设置“内部控制（情况）”板块进行相关披露，另外交通银行还于监事会报告中对该银行监事会报告期内所进行的与内部控制相关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同时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意见。通过分析交通银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载体，本文还发现该银行自2008 年开始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2010 年或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之后固定名为《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本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和披露。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
交通银行根据相关法律监管要求对其内部控制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然而其披露信息的实质性内容含量较低，有流于形式之嫌。首先，交通银行在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或“公司治理报告”中对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但这种介绍定性信息多于定量信息，内控制度设计描述多于内控具体流程分析。其次，监事会报告中交通银行每年会介绍其当年所开展的内控相关工作，但是并不具体，而且其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议均简单地表述为“无异议”，内容空洞，流于形式。再次，交通银行自2008 年开始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并编制自我评估报告，2008 年和2009 年的报告中均有指明该银行内控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计划，然而2010 年以后信息含量则有所减退，更多的是有关内部控制建设和执行情况的正面评价，对于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则是以“未发现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有待完善的事项，已经识别并该去了积极地改进和控制措施”之类的表述简单略过，并未对“有待完善的事项”及所采取的改进措施进行展开披露。此外，该银行的内控信息披露缺少时间上的继承性和连贯性，比如在2007年的公司治理报告中披露其针对本行内控建设与一流公众持股银行目标所存在的差距制定了2007-2009 年的整改计划，但是在此后三年的内控评价报告中，本文并未发现其有对所采取的整改措施的成效进行具体描述，而针对2008 年和2009 年明确提出的内控缺陷，在后一年披露的内控信息中也未有对上年缺陷的追踪。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依据
在内控信息披露所参照依据的选择上，交通银行各年的表述各异。2008 年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2009 年和2010 年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1 年则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2012 年又只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3 年扩展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简称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2014 年在历年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指出其依据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简称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些表述各异的依据难免让人对其内控建设参照依据的选择随意性和严谨度产生疑虑。
（四）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
交通银行自2008 年开始聘请会计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进行独立审计，并出具审核意见。本文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格式极为单一，2008-2010 年和2011-2014 年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容除了所审计的时期有所变换外几乎一字不差，甚至2014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之后，审计报告的内容也无改变，不免有应付法律监管要求之嫌。而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中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也是极力规避，所发表的审计意见较为消极，有用性较低。
二、交通银行内控信息披露问题的成因
（一）外部监管不到位，缺乏实操性的法律规范作为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实践的指南，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却未能在内控信息披露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我国自2010 年开始对上市公司实行内控信息的强制性披露，但是从交通银行的内控信息披露实践，本文发现自2010 年开始，其内控信息披露中实质性缺陷的披露却成下降趋势，内控信息披露报告信息含量明显减退，这种现象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因为强制性内控信息披露规范未能充分考虑商业银行的内控信息披露的实际，对上市银行的内控信息披露没有进行特别规定。当发现不用进行过多的实质性缺陷披露即可满足相关法律规范，上市银行出于信息披露成本的考量，很有可能减少内控信息披露信息含量。
（二）银行自身内控信息披露机制建设不足
我国自2003 年开始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交通银行虽作为第一家成功转股改制上市的国有股份制银行，其现代公司治理起步较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建设水平依然较低，仍处于探索阶段。从交通银行近8年的内控信息披露状况不难发现，该银行各年的内控信息披露无论在披露的形式载体还是在内容的表述方面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表明该银行在内部控制建设方面缺少一脉相承的制度规范，内控信息披露建设不足。
三、结论及改进建议
本文选取交通银行为例分析其自2007 年A股主板上市以来的内控信息披露状况，发现交通银行在内控信息披露的形式载体和披露依据的选择方面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在内控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多侧重正面披露，实质性缺陷揭示较少，且缺少后续的追踪完善披露，2010 年开始内控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有减退趋势，有流于形式之嫌。本文认为，交通银行在内控信息披露方面存在如上问题和外部监管规范不到位和银行自身内控信息披露建设不足息息相关。基于既往研究文献，这些问题在其他上市银行普遍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我国上市银行内控信息披露。
从外部监管层面，相关监管部门应当立足于我国上市银行的特殊实际，结合其行业特点制定内控信息披露相关法律规范。首先，在规范的制定中，尤其需要注重实操性和指导性，对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内控信息披露的形式和要素，可以进行明确要求。其次，应当明确银行内控信息披露中不同主体的责任，我国上市银行内控审计报告普遍存在责任规避、表述消极的问题，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注册会计师在银行内控控制审计报告方面所承担责任的指导。最后，健全内控信息披露评价及奖惩机制，定期评价上市银行内控信息披露的状况并给予相应的奖惩，提高上市银行内控信息披露的动力。
从上市银行自身层面，上市银行应当积极加强内控信息披露机制建设，首先，立足于本行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审视内部控制中的各流程、各环节，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信息披露规范。其次，培育优质的内部控制文化，加强员工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意识教育，明确不同主体在内控信息披露方面的职责，建立对应的奖惩体系。最后，提高不同层级的信息沟通效率和质量，对于行内可能存在的内控缺陷进行“员工支行分行总行”的汇总报告和披露，并对其事后纠正工作予以持续关注，以提高内控信息披露的有用性。
课题名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优化与会计舞弊防范研究—山西票号历史经验剖析与现实借鉴<项目号：11BGL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戴新华,张强.我国上市银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国际借鉴与路径选择[J].金融论坛,2006(8):53-58.
交通银行论文篇8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总结了金融学家对投资银行下的四个权威的定义，从中可以看出投资银行的内容。①最广泛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实际上包括华尔街大公司的全部业务，从国际承销业务到零售交易业务以及其他许多金融服务业务。②第二广泛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包括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财务到并购，以及公平观点来管理基金与风险资本。但是，如向散户出售证券，消费者不动产中介，抵押银行，保险产品等业务不包括在内。③第三广泛定义是，投资银行只限于资本市场活动，着重证券承销和并购。但是，如基金管理、风险资本、风险管理等业务不包括在内。④最狭义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应回到他过去的原则上，严格限于证券承销和在一级市场上筹措资金，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库恩倾向于第二个定义，认为应该包括资本市场的所有活动，但所有零售业务除外。
程博明总结了投资银行的定义：“投资银行是以证券承销为本源业务，充当中介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促进资金合理分配和流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金融机构。其核心在于：①投资银行是金融业和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②投资银行是经营资本的金融机构。③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王海平等给出了投资银行的定义：“投资银行是专门管理对工商企业的投资和提供长期信贷的机构，它是证券发行者和投资者的中间人，属证券推销商性质，有时也用自己的资金购买证券，从而证券的所有权。投资银行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名称各异、各国情况也不一样，主要有以下几种：证券公司、商人银行、投资公司、金融公司、实业公司、控股公司，然而具体的投资银行并不冠之为银行或投资银行，而是称为公司。”
钱弘道这样框定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指经营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与交易，提高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与投资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
中国投资银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诞生，有其特殊的内涵。人们对投资银行本身的争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看法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种业务，包括证券承销、并购策划等。既然是一种业务，无论哪个金融机构都可以做，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现行的金融机构就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都可以顺利的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二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个产业，是一个金融领域中的主要从事企业并购策划、融资的高科技产业，与主要从事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相并列。在中国它可以由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来做，但是必须加以改造和加强。三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个机构，有专门的名称、章程、宗旨、和业务，与商业银行相对立。其业务商业银行不能做，其他机构也不能做。
2投资银行的发展
2.1投资银行的历史起源、发展
我国投资银行始于197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涌现的大量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截至2001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10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证券营业部2600余家，证券从业人员10万余人，证券公司总资产6510.69亿元，平均每家59.18亿元。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到105家，律师事务所达到299家，资产评估机构116家，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100家，其中证券咨询机构97家，期货咨询机构3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达到1100人，律师1180人，咨询人员7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运作比较规范，业务比较熟练，经验比较丰富的证券中介服务队伍。这些机构已涉猎了各种投资银行领域，如证券承销，证券交易，证券自营，基金管理，企业并购和财务顾问等，为我国居民开辟了投资渠道，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了大量资金，为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大量贡献。
2．2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
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的核心是指与商业银行的分合问题。而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争论的核心是两种模式对于社会运行的风险问题，是商业银行能否进入证券市场，能否用存款进行证券买卖，能否涉足投资银行的业务的问题。我们认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还是合并，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该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决定的，如信誉意识、家族观念等。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市场法规健全程度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分合就不能采取同一模式。中国经济当前的选择只能分业经营下的协调运行。转轨经济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具有其必然性。①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的发展阶段，风险较大。②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③宏观金融当局的监控能力有待提高。分业经营前提下协调运行也具有可行性。①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个体系中的资金不可能完全分开，在坚持各自业务性质的前提下借助对方的便利，谋求自身业务的拓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②商业银行业需要借助投资银行业获得发展，减轻商业银行资本形成的压力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③投资银行需要商业银行的推动和支持。
企业与企业、银行与企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合原理是相通的。如在美国，企业的大集团战略是无可非议的，企业与企业联合成为巨型企业集团后，短期的个别企业风险可以由集团掩盖，进而带来长期的发展。而中国当前发展水平没有到应有的高度，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必须坚持独立化和及时化的原则，不能互相掩盖，否则将风险越积累越大，最后无法收场。中国经济当前各市场主体必须相互独立，企业之间不能搞所谓的法人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集团，银行和企业之间不能无原则的联合，搞所谓的一体化制度商业银行业不能与投资银行合并。当然，如果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银行经营的风险和证券市场的风险，两业融合就可以提高效率、增强实力，因此发展趋势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制度的完善，最终走向联合。
3投资银行并购应遵循的理论
3．1垄断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扩张规模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加强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确有一些企业的并购扩张是为了取得垄断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并购不能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则并购也就难以为继。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垄断及效率所带来的边际利润的均衡点所决定。
3．2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兼并和资产再配置的其他形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潜在效益的，这主要体现在大公司管理层改进效率或形成协同效应上。具体又可以分为7个子理论：
3．2．1差别效率理论
该理论是并购的最一般理论。通俗的说，如果A公司的管理效率高于B公司，那么通过A公司对B公司的兼并，B公司的管理效率得到提高，这也是所谓的管理协同效应。按照此观点如果某家公司有一支很有效率的管理队伍，其管理能力超过了管理该公司的需要，那么，该公司就会通过兼并那些由于缺乏管理人才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公司的办法，更充分的使用这支队伍。通过这种兼并，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将会得到提高。实际上，差别效率理论是与组织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在两个具有相似性的组织中，可以利用组织资本的差异，进行信息的相互交流提高组织资本，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信息的可复制性。
3．2．2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
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可能与差别效率理论或问题理论难以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效率的管理者只是指未能充分发挥其经营潜力，而另一种管理团体可能会更有效的对该领域内的资产进行管理。或者从纯粹意义上说，无效率的管理者仅仅是指不称职的管理者，几乎任何外部的管理者都可以比现有的管理者做的更好。因此，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可以作为混合兼并的理论基础，相应的，无差别效率理论更适合于解释横向兼并。
3．2．3经营协同效应
规模经济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经营协同效应假定，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合并前，公司的经营活动水平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通过实施兼并可以发挥出潜在的规模经济，这种兼并既可能是横向兼并，也可能是纵向兼并。
3．2．4多样化经营理论
所谓多样化经营，是指公司持有并经营那些相关程度较低的资产的情形。对一个公司来说，多样化经营可以分散风险稳定收入来源。通常情况下，公司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比股东更愿意公司采取多样化战略。这是因为，第一，股东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分散持股的办法来分散风险，而员工的劳动收入来源却很难多样化，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大都对本公司有用但对别的公司就不一定有用，所以公司经理和一般员工更希望公司稳定，不希望公司冒太大的风险。第二，公司通过广告、研究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和员工培训等途径，一般都与消费者和供应商形成稳定关系。但于公司股东来说，由于对公司的持股情况不同导致他们对多样化经营会有各不相同的态度。多样化经营可以通过内部发展和兼并这两种途径来实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兼并的途径会更有利，尤其当公司面临变化了的环境而调整战略思想时，兼并可以使公司在时间较短的条件下进入被兼并公司的行业，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被兼并公司的市场份额以及现有各种资源。
3．2．5财务协同效应
当公司拥有充足的现金流但又缺乏投资机会时，其资本的边际利润率是较低的，提高资本边际利润率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收购那些现金匮乏但资本边际利润率较高企业。财务的协同效应还表现在，公司合并后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其负债能力的提高、融资成本的下降。
3．2．6战略重组理论
公司的并购活动有时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实施多样化收购以分散风险，和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或有效运用剩余资源的并购不同，战略重组的目的在于使公司在面对变化中的环境有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就是战略重组理论的观点。
3．2．7价值低估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当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低于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时，并购行为将会发生。公司的市场价值被低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未能充分利用公司的资源。②收购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有关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的内部信息。③由于通货膨胀造成资产价值与重组成本的差异，如果市场价值的确定以帐面价值为基础，价值低估就会发生。
3．3产权理论
对于产权，经济学家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H.得姆塞茨认为：产权是社会的工具，使是自己或他人收益或受损的权利。E·富鲁不顿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一些被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分配格局具体规定了人们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必须承担不遵守这些规范的成本。这样，社会中盛行的产权制度便可以被描述为界定每个个人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的一组经济和社会关系。”一般意义上，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所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议关系从别人那里获取收益；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别人。
3．4理论
理论研究企业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费用的概念。企业所有者的私人业主、股东、债券持有人或其他投资者可以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他们的人，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往往有所冲突。为此，所有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就会控制寻求控制经营者投资和决策的方法，设计一种补偿协定机制以刺激经营者选择增加财富的行为。为把具有不同目标的股东、经理和债券持有人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费用，这种费用就是费用或成本，它们包括：企业所有者和人订立契约的成本；监督与控制人的成本；限定人执行最佳决策成本以及赢利损失即因关系发生的利润减少。无疑，企业并购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成本，它在事实上设计了控制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的人产生问题是时，通过并购或权之争，可降低问题的产生，进而降低成本。
3．5交易成本理论
交通银行论文篇9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总结了金融学家对投资银行下的四个权威的定义，从中可以看出投资银行的内容。①最广泛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实际上包括华尔街大公司的全部业务，从国际承销业务到零售交易业务以及其他许多金融服务业务。②第二广泛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包括所有资本市场的活动，从证券承销、公司财务到并购，以及公平观点来管理基金与风险资本。但是，如向散户出售证券，消费者不动产中介，抵押银行，保险产品等业务不包括在内。③第三广泛定义是，投资银行只限于资本市场活动，着重证券承销和并购。但是，如基金管理、风险资本、风险管理等业务不包括在内。④最狭义的定义是，投资银行应回到他过去的原则上，严格限于证券承销和在一级市场上筹措资金，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证券交易。库恩倾向于第二个定义，认为应该包括资本市场的所有活动，但所有零售业务除外。
程博明总结了投资银行的定义：“投资银行是以证券承销为本源业务，充当中介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促进资金合理分配和流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金融机构。其核心在于：①投资银行是金融业和金融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②投资银行是经营资本的金融机构。③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王海平等给出了投资银行的定义：“投资银行是专门管理对工商企业的投资和提供长期信贷的机构，它是证券发行者和投资者的中间人，属证券推销商性质，有时也用自己的资金购买证券，从而证券的所有权。投资银行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名称各异、各国情况也不一样，主要有以下几种：证券公司、商人银行、投资公司、金融公司、实业公司、控股公司，然而具体的投资银行并不冠之为银行或投资银行，而是称为公司。”
钱弘道这样框定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是指经营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与交易，提高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与投资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
中国投资银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诞生，有其特殊的内涵。人们对投资银行本身的争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看法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种业务，包括证券承销、并购策划等。既然是一种业务，无论哪个金融机构都可以做，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商业银行等。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现行的金融机构就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都可以顺利的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二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个产业，是一个金融领域中的主要从事企业并购策划、融资的高科技产业，与主要从事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相并列。在中国它可以由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来做，但是必须加以改造和加强。三是认为投资银行是一个机构，有专门的名称、章程、宗旨、和业务，与商业银行相对立。其业务商业银行不能做，其他机构也不能做。
2投资银行的发展
2.1投资银行的历史起源、发展
我国投资银行始于1979年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涌现的大量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截至2001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10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证券营业部2600余家，证券从业人员10万余人，证券公司总资产6510.69亿元，平均每家59.18亿元。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发展到105家，律师事务所达到299家，资产评估机构116家，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100家，其中证券咨询机构97家，期货咨询机构3家。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达到1100人，律师1180人，咨询人员7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运作比较规范，业务比较熟练，经验比较丰富的证券中介服务队伍。这些机构已涉猎了各种投资银行领域，如证券承销，证券交易，证券自营，基金管理，企业并购和财务顾问等，为我国居民开辟了投资渠道，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了大量资金，为国有企业改革做出了大量贡献。
2．2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
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的核心是指与商业银行的分合问题。而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争论的核心是两种模式对于社会运行的风险问题，是商业银行能否进入证券市场，能否用存款进行证券买卖，能否涉足投资银行的业务的问题。我们认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还是合并，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该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决定的，如信誉意识、家族观念等。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市场法规健全程度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不同，分合就不能采取同一模式。中国经济当前的选择只能分业经营下的协调运行。转轨经济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具有其必然性。①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的发展阶段，风险较大。②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③宏观金融当局的监控能力有待提高。分业经营前提下协调运行也具有可行性。①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两个体系中的资金不可能完全分开，在坚持各自业务性质的前提下借助对方的便利，谋求自身业务的拓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②商业银行业需要借助投资银行业获得发展，减轻商业银行资本形成的压力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③投资银行需要商业银行的推动和支持。
企业与企业、银行与企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合原理是相通的。如在美国，企业的大集团战略是无可非议的，企业与企业联合成为巨型企业集团后，短期的个别企业风险可以由集团掩盖，进而带来长期的发展。而中国当前发展水平没有到应有的高度，企业产权界定不清，必须坚持独立化和及时化的原则，不能互相掩盖，否则将风险越积累越大，最后无法收场。中国经济当前各市场主体必须相互独立，企业之间不能搞所谓的法人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集团，银行和企业之间不能无原则的联合，搞所谓的一体化制度商业银行业不能与投资银行合并。当然，如果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银行经营的风险和证券市场的风险，两业融合就可以提高效率、增强实力，因此发展趋势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制度的完善，最终走向联合。
3投资银行并购应遵循的理论
3．1垄断理论
该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扩张规模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加强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确有一些企业的并购扩张是为了取得垄断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并购不能降低风险，提高效率，则并购也就难以为继。因此，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垄断及效率所带来的边际利润的均衡点所决定。
3．2效率理论
效率理论认为兼并和资产再配置的其他形式，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潜在效益的，这主要体现在大公司管理层改进效率或形成协同效应上。具体又可以分为7个子理论：
3．2．1差别效率理论
该理论是并购的最一般理论。通俗的说，如果A公司的管理效率高于B公司，那么通过A公司对B公司的兼并，B公司的管理效率得到提高，这也是所谓的管理协同效应。按照此观点如果某家公司有一支很有效率的管理队伍，其管理能力超过了管理该公司的需要，那么，该公司就会通过兼并那些由于缺乏管理人才而造成效率低下的公司的办法，更充分的使用这支队伍。通过这种兼并，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将会得到提高。实际上，差别效率理论是与组织资本联系在一起的，在两个具有相似性的组织中，可以利用组织资本的差异，进行信息的相互交流提高组织资本，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信息的可复制性。
3．2．2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
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可能与差别效率理论或问题理论难以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效率的管理者只是指未能充分发挥其经营潜力，而另一种管理团体可能会更有效的对该领域内的资产进行管理。或者从纯粹意义上说，无效率的管理者仅仅是指不称职的管理者，几乎任何外部的管理者都可以比现有的管理者做的更好。因此，无效率的管理者理论可以作为混合兼并的理论基础，相应的，无差别效率理论更适合于解释横向兼并。
3．2．3经营协同效应
规模经济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经营协同效应假定，在行业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并且在合并前，公司的经营活动水平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通过实施兼并可以发挥出潜在的规模经济，这种兼并既可能是横向兼并，也可能是纵向兼并。
3．2．4多样化经营理论
所谓多样化经营，是指公司持有并经营那些相关程度较低的资产的情形。对一个公司来说，多样化经营可以分散风险稳定收入来源。通常情况下，公司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比股东更愿意公司采取多样化战略。这是因为，第一，股东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分散持股的办法来分散风险，而员工的劳动收入来源却很难多样化，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大都对本公司有用但对别的公司就不一定有用，所以公司经理和一般员工更希望公司稳定，不希望公司冒太大的风险。第二，公司通过广告、研究开发、固定资产投资和员工培训等途径，一般都与消费者和供应商形成稳定关系。但于公司股东来说，由于对公司的持股情况不同导致他们对多样化经营会有各不相同的态度。多样化经营可以通过内部发展和兼并这两种途径来实现，但在许多情况下，兼并的途径会更有利，尤其当公司面临变化了的环境而调整战略思想时，兼并可以使公司在时间较短的条件下进入被兼并公司的行业，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被兼并公司的市场份额以及现有各种资源。
3．2．5财务协同效应
当公司拥有充足的现金流但又缺乏投资机会时，其资本的边际利润率是较低的，提高资本边际利润率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收购那些现金匮乏但资本边际利润率较高企业。财务的协同效应还表现在，公司合并后规模的扩大将导致其负债能力的提高、融资成本的下降。
3．2．6战略重组理论
公司的并购活动有时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实施多样化收购以分散风险，和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或有效运用剩余资源的并购不同，战略重组的目的在于使公司在面对变化中的环境有足够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就是战略重组理论的观点。
3．2．7价值低估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当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低于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时，并购行为将会发生。公司的市场价值被低估的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未能充分利用公司的资源。②收购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有关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的内部信息。③由于通货膨胀造成资产价值与重组成本的差异，如果市场价值的确定以帐面价值为基础，价值低估就会发生。
3．3产权理论
对于产权，经济学家有着不尽相同的解释。H.得姆塞茨认为：产权是社会的工具，使是自己或他人收益或受损的权利。E·富鲁不顿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一些被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分配格局具体规定了人们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必须承担不遵守这些规范的成本。这样，社会中盛行的产权制度便可以被描述为界定每个个人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的一组经济和社会关系。”一般意义上，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包括：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所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议关系从别人那里获取收益；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别人。
3．4理论
理论研究企业内部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费用的概念。企业所有者的私人业主、股东、债券持有人或其他投资者可以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作为他们的人，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往往有所冲突。为此，所有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就会控制寻求控制经营者投资和决策的方法，设计一种补偿协定机制以刺激经营者选择增加财富的行为。为把具有不同目标的股东、经理和债券持有人联系在一起，必然会发生费用，这种费用就是费用或成本，它们包括：企业所有者和人订立契约的成本；监督与控制人的成本；限定人执行最佳决策成本以及赢利损失即因关系发生的利润减少。无疑，企业并购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成本，它在事实上设计了控制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的人产生问题是时，通过并购或权之争，可降低问题的产生，进而降低成本。
3．5交易成本理论
交通银行论文篇10
【摘 要】通过CoVaR实证方法利用4家国有银行和2家私有银行的股权收益率值求得中国银行相对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和各银行相对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各银行相对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结论：中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关联程度最高，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招商银行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最高，说明了私有银行在发展私人业务上与投资民众联系更紧密。
【关键词】CoVaR法；风险贡献率；审慎监管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银行等传统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贡献程度，而巴塞尔协议也将审慎性监管划为银行监管的主要形式。
在衡量监管必要性条件中，巴塞尔协议主要集中于考察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和损失准备金率等指标。在理论上衡量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条件，Adrain和Brunnermeier（2008）的working paper中提到了利用计量条件风险价值的增量和其对总体风险贡献率来衡量。
二、本论文研究对象、数据处理和采用的原理
（一）研究对象和其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银行的特殊性，大规模的上市银行基本为国有，其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本论文选取了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较晚，数据的量不能满足本论文的实证需求，舍去农业银行，确定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方便计量，添加两家资本规模最大且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论文的数据选取范围：2008-20112年。受到财务数据报表限制，本论文研究数据的性质是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本论文选取采用的原理方法
1、风险价值
本论文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指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a=inf {v|P（WT￡W-v）31-a}（公式1）。
其中a表示一定的置信度水平，WT表示T时刻期望财富量，W-v表示最大损失量及在险价值。
我们也可以采用Jorion（1996）[2]中提出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计算可以得到一个计算VaR水平的公式：（公式3），其中 是标准化后的股票收益率分布，且其置信度水准是a。 是收益率标准差， 是计算的时间区间。
2、q分位数回归
（公式4）
公式4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分位数，Qμ（τ）为随机扰动项的分位数。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可采取线性规划法（LP）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得：（公式5）
本文中由于风险价值是定义在一定置信的度水平下的最小损失量，所以采用此回归方法。
3、关于CoVar方法的具体讨论
定义P（Xi
公式6表示在a的置信水平下如果i银行的风险价值为VaRia，则基于这一水准下的j银行的风险价值为CoVaRaji|xi= VaRia。
i对j风险溢出贡献率可用：ΔCoVaRj|iq = CoVaRj|iq -VaRj （公式7） 表示。
如果j表示的是整体银行的风险价值，则公式（7）就表示某一i银行对于银行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贡献程度。
三、实证过程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在处理股权收益率时选择每季度结束日的收盘股价价，计算收益率公式为：Ln（Pt/Pt-1），其中Pt为计算日股票收盘价，Pt-1为股票计算日前一期股票收盘价。为增强计算准确率，将算得的收益率扩大十倍。选取95%的置信度水平，并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得到Za的值为1.658。利用公式（3）进一步得到各个银行单独的风险价值，留备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见表1，得到中国银行对其他每家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和其他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
（二）实证结果分析
单个银行对其他银行以及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中首先分析中国银行对于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影响，在中国银行陷入困境时建设银行的风险价值最大，即建设银行此时风险绝对值是最大的，再之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再考虑中国银行对于风险溢出的贡献程度，中国银行对于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率是最大的，再之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种风险溢出的贡献率程度最大化也说明两者银行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再之，分析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影响。发现如果当招商银行陷入困境时其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通过上述，得知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反而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银行和大型的私有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若考虑每家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值，可发现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绝对值是最大的，其次则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如果再进一步考虑风险溢出贡献的相对值即风险溢出贡献率。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国股份银行已经逐渐在实力和整体重要性上有赶上并且超越众多国有银行的趋势。实证对于审慎监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即监管机构在选择那些重要性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时应该考虑各方面因素，考察其风险的相对值而非风险溢出的绝对值，同时注重银行的业务与投资者等民众的紧密程度而非只是资产规模的大小。
参考文献：
[1]Jorion， Philippe， 1997， “Financial Futures： Risk Management”， Published by Irwin Professional， Chicago.
交通银行论文篇11
Mobile Phone Banking Customer Value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Empirical Study
WEI Xin， HE Chang-zheng，ZHU Bing
（School of Busines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Abstract： Through the real data of a commercial bank， with th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found that the customer has a great change in the mobile phone banking and trading behavior and profit contribution.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customer value， according to the profit increases the established mobile phone bank customer current value theory framework. Impact on the value of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do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young， male， trading frequency， high opened multiple products， especially the financial and fund products to customers of mobile phone bank current value.
Key Words： mobile phone bank； customer value；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linear regression；
引言
手机银行最近几年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招商和民生银行的手机银行在2013年底的交易量均已突破万亿。
面对手机银行的蓬勃发展，有两个问题值得银行关注：
一、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交易行为是否发生变化？如会否增加其使用频率？会否增加其资产？会否增强其忠诚度？这意味着手机银行是否存在研究的价值。
二、手机银行只是银行提供服务的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客户可以方便地使用银行提供的其他业务，如理财、基金、中间业务、转账等。但手机银行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利润。那么银行对于这个渠道，如何评估其价值？什么样的客户此价值比较高？如何建立手机银行客户价值这个理论框架？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以某区域性商业银行的真实微观数据为实证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业务前后的交易情况的数据，分析开通手机银行对客户交易行为的影响，并试图在基于该影响的基础上，为银行如何评价手机银行业务的价值，提供相关的理论框架。
1 文献回顾
1.1 手机银行领域国外研究情况
目前学术界关于手机银行还主要
集中于研究影响手机银行接受度的因素，例如文化、性别、地域差异、有用性认知、安全度考虑、银行品牌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基本都以设计调查问卷为主，如国外学者[1～6]分别对马来西亚、巴西、德国等地区做的相关研究。例如Riquelme[5]发现在新加坡，影响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的因素，对性别的影响度并不同。Laukkanen[6]通过调查问卷研究葡萄牙和芬兰的客户分别对于手机银行的使用意愿程度，在利用SEM模型建立评分水平后，发现在影响使用意愿的五项因素中，葡萄牙客户有四项因素的使用意愿得分都较芬兰高。
在其他方面研究比较少，如KC Lee[7]研究了韩国手机银行客户使用满意度的问题，发现系统质量、网络质量会影响客户的满意度，而界面设计影响较小。
1.2 手机银行领域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学者关于手机银行的研究，跟国外相同，主要集中在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如谢滨等[8]根据技术采纳模型，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出了有用性认知对手机银行的采纳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因素对手机银行采纳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易用性和成本认知对采纳不具有显著影响。白璇[9]借鉴谢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手机银行使用态度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感知安全性。
其他方面，杨丽光[10]通过专家访谈和问卷调查来构建评价手机银行客户忠诚度的指标体系，发现客户满意是手机银行个人客户忠诚度的重要的指标。韩超群[11]研究了客户从同一家银行提供的网银服务转换到手机银行服务的影响因素，发现更优秀的服务是转换的最大因素，成本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周莹和李英[12]利用层次分析法，从系统质量、信息质量、界面设计、质量、品牌、费用和效益维度对八家手机银行做了综合排名。
1.3 客户价值的相关研究
现阶段学术界对客户价值的研究非常多，目前比较主流的有Reichheld[13]的研究，认为客户价值最终体现为客户所贡献的净现金流，也就是客户为企业带来的利润。另外Dwyer[14]最早提出了客户终身价值（CLV）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其反映的是客户在整个客户关系生命周期里所提供的利润现值总和。因此基于此，在本研究中，将客户产生的利润，定义为客户价值。
综合现有的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对手机银行的研究大多限于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对使用后的情况研究较少。本研究从引言提出的两个问题入手，试图建立手机银行的客户价值理论框架。
2 数据处理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以一家商业银行的真实数据库为基础，首先统计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业务前后的交易和账户情况，分析开通手机银行对客户的影响。
2.1 数据来源、整理与描述
某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为A银行）是一家地方区域银行，以个人业务为重心，于2012年5月开通手机银行业务。本研究的数据全部来源于A银行的真实数据库。
2.2 数据样本选择
为了对比开通手机银行的客户在开通前后的变化，将2012年3月到12月作为数据统计期，抽取了两组客户的数据。
数据组A（开通手机银行的客户），选取原则如下：
（1）已开通手机银行；（2）开通前有至少10笔动户交易，即保证开通前有一定交易数据供对比；（3）开通日期在2012年11月1日前，即保证开通手机银行后有两个月交易数据供统计；（4）在对比期间没有开通网上银行等其他服务（不会因为其他业务影响交易行为）。
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1384个。
数据组B（未开通手机银行的客户），选取原则如下：
（1）首先随机抽取5000个客户样本；（2）在数据统计期有至少30次交易
（保证在数据统计期有足够交易）；（3）在数据统计期没有开通其他新业务；
最后得到的有效样本2503个。
3 开通前后交易资产变化分析
直观上来说，客户签约手机银行后会使客户的消费心理产生变化，进而影响他的消费行为和在银行的资产的变动。然而，这种变动是否真的存在？对银行是正向还是负向？是否值得关注？
3.1 客户交易笔数行为变化分析
李妮蔚[15]在其研究中发现，客户的交易次数显著正向影响忠诚度。因此客户在使用手机银行后，是否会因为其使用便捷而增加在银行的交易次数，从而增强对该银行的忠诚度，这是首先被关注的问题。
因此我们首先比较数据组A中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的交易笔数是否存在差异。同时，为了与其他一般客户进行对比，因此，也要计算数据组B的客户在这个期间的交易笔数的差异情况。
由于开通了手机银行业务的数据组中的平均开通时间是8月3日，因此我们将这个日期作为数据组B中数据前后对比的分界点，同时也计算未开通手机银行的数据组B的客户在8月3日前后的交易对比情况。
计算数据组A中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和数据组B中客户在8月3日（在后面的表中全部简略为8月）前后的月均交易笔数的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发现数据组A的增幅为28%，均值增幅较大，数据组B增幅仅为1%，差异较小。那数据组A的均值差异情况是否显著呢？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检验。由于检验的数据未知分布，不符合参数检验的数据要求，因此用非参数方法中的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检验成对观测数据之差是否来自均值为0的总体。此检验的原假设是： Mean1-Mean2=0； 备择假设是： Mean1- Mean2≠0（其中Mean1表示开通后/8月后，Mean2表示开通前/8月前）。将数据组A和数据组B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在数据组A中，由Wilcoxon 秩和检验的统计量可知，统计量为正值，P值< 0.0001，则拒绝原假设，即说明存在显著不同，开通手机银行后的交易笔数大于开通前。
而数据组B，由于P值=0.194>0.05（显著水平），即没有理由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显著不同。
即说明在这段时间内，未开通手机银行的客户并没有提高交易频率，数据组A中的交易次数的提高是由于该部分客户办理了手机银行业务所致。
3.2 客户的其他交易行为变化分析
根据上面的方法，我们分别继续计算数据组A中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和数据组B中客户在8月3日前后的月均交易绝对值金额、柜台交易笔数、网银渠道交易笔数、日均资产额变化的情况。
用上面的方法分别计算均值、wilcoxon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以上数据说明开通手机银行后，客户的交易绝对值金额、资产额均有显著增加，柜台和网银渠道交易的次数显著降低。而同时未开通的客户无显著变化。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开通手机银行会显著影响客户的交易行为，意味着手机银行存在较大的研究价值。
4 定义手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
因此，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交易和资产情况都存在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为银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商业银行如何评价这种价值呢？我们首先回顾银行客户价值的定义和评价。
4.1 银行客户价值的定义和计算
4.1.1. 本研究采用的客户价值定义
根据Reichheld[13]提出的客户终生价值：客户价值最终体现为客户所贡献的净现金流，也就是客户为企业带来的利润。按照这个定义，商业银行个人客户终身价值的构成包含已经产生的当前价值和未来的潜在价值。
当前价值是指一个客户从开始使用银行产品或服务到目前为止为银行带来的利润。潜在价值是指客户未来可能购买产品和服务所能给银行带来的利润。
4.1.2. 银行客户利润贡献的计算
商业银行的个人客户的利润可分为存款利润、贷款利润、中间业务，下面介绍它们的计算方法。
（1）存款利润
存款利润是银行利用存款从事各
种信用活动获取的利润，分为活期与定期利润。根据A银行和IBM合作的多维绩效考核系统，计算模型如下：
活/定期利润=活/定期存款余额*（1-个人存款准备金率）*（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比率-活/定期存款利率）；
（2）贷款利润
贷款利润是指银行运用其资金直接发放贷款获得的收益。
贷款利润=贷款余额*（个人贷款年利率-内部资金转移价格比率）；
（3）中间业务利润
中间业务利润即客户使用银行的中间业务所付出的费用进而为商业银行创造的利润。例如银行客户买卖基金、保险产品收取的佣金，客户使用银行卡在POS机上消费，银行收取的佣金收入等。
中间业务利润=业务手续费收入-成本。
4.2 手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的定义和
计算
手机银行业务是银行提供服务的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客户可以购买银行提供的理财、基金等其他业务，但其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利润。但上节研究发现，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后，增大了交易频率和资产，因此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利润，也就增大了客户对银行的总体价值。
那么从银行的视角出发，如何只衡量手机银行渠道的客户价值呢？如果发现手机银行可以提高客户利润，那么具体提高的比例，就可以成为银行衡量手机银行业务价值的标准。
4.2.1. 开通手机银行客户的利润贡献
增减情况
首先探寻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
，利润贡献会否增加？
本研究利用客户利润的计算公式，计算每个客户在每天的利润贡献情况。接下来将对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利润贡献的金额进行对比。
计算数据组A中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和数据组B中客户在8月3日前后的利润贡献的情况，仍然是分别计算均值、wilcoxon检验和区间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以上数据表明：开通手机银行会显著增加客户的利润贡献，平约每月增加约9.76元。
4.2.2. 手机银行的当前客户价值的定
义和计算
因此，在发现开通手机银行的确可以增加利润后，本研究将手机银行的客户价值定义为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提高的利润贡献的增幅，包含当前价值和潜在价值。其中当前价值定义为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短时间内提高利润的增幅。
计算数据组A的全部客户开通手机银行前后的每月平均利润，见表6。
从上表可以发现，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利润即开始增长，在第三个月到第六个月的增长稳定在15%左右。由于更长时间的利润增长缺乏相关验证的数据，而且此时客户可能会被其他因素干扰。因此把手机银行的客户当前价值，定义为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半年内的月均利润增幅，因此12.43%就是A银行的手机银行的平均客户当前价值。
5 手机银行的当前客户价值影
响因素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入，利用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手
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的因素。
5.1 因变量
上节计算的每个客户的手机银行
的半年内的月均利润增幅，即手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作为因变量。
5.2 自变量
主要采用两大类别的数据作为自变量，取数的节点是开通手机银行前一天。第一类是客户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文凭、婚姻、职级、行业性质、年收入等7个指标。第二类是客户的资产和交易信息，包括是否拥有信用卡、是否拥有理财、是否拥有基金、拥有产品的数量、资产等级、卡种等级、开户年限、月均交易次数、是否工资等9个指标。
5.3 样本选择
将开通了手机银行的客户，即数据组A，作为分析的样本。
5.4 数学模型方法和结果
由于手机银行的当前客户价值是连续性变量，在对因变量进行标准化后，在SAS软件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了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的过程和结果。其中回归方程整体显著型检验的F统计量是31.90，其对应的P值0.001，非常显著。因此，本论文所构建的线形回归模型整体上是显著的。此外，回归模型拟合优度的判定系数R-Square和修正后的判定系数Adj R-Sq分别为0.673和0.665，拟合程度较高。
在表7中得到方程回归系数的估计和显著型检验结果（限于篇幅，只列出回归方程结果基于0.05水平显著的部分变量）。从结果看，客户的基本信息，跟手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影响比较小，只有年龄40岁以下的客户和男性客户体现了显著性，呈正相关。这表明年青和男性的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后会显著增加对银行的贡献。
同时，客户资产信息对手机银行当前客户价值的影响比较显著，持有的产品的数量、是否拥有理财和基金、月均交易的笔数都会显著的正向影响手机银行的当前客户价值。这表明本来就跟银行来往紧密的客户，在拥有手机银行后，会进一步增加对银行的贡献。
5.5 建议的营销策略
鉴于以上的分析结果，为了利润最大化，A银行应该对年青、男性、有较高交易频率、开通了多个产品、尤其是理财和基金产品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主动营销手机银行，提高他们的价值。
6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实证统计了A银行客户在开通手机银行业务前后的交易、资产和利润贡献情况，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发现开通手机银行业务对客户的交易和资产有较大影响，能够提高客户的交易频率、资产金额和利润贡献；②通过计算利润贡献的增加，定义了手机银行的客户价值，为银行如何衡量手机银行的渠道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③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年青、男性、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开通了多个产品、尤其是理财和基金产品的客户的手机银行当前价值较高。
但同时，本研究力求科学严谨，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局限和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数据只来自A银行的数据，在样本数量和地域上有局限性。其次，没有统计客户在使用更长的时间后产生的变化。因此，未来待数据更加完善后，可以在下面几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①手机银行的潜在客户价值应该如何定义；②在手机银行开通更长的时间后，客户的交易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参考文献
[1]Norzaidi Mohd Daud.Determin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mobile banking adoption in Malaysia [J].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 2011，5（9）： 252-265.
[2]Julio Puschel. Mobile banking proposition of an integrated adoption intention framework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2010， 28（5）：389-409.
[3]Pedro Cruz. Mobile banking proposition of an integrated adoption intention framework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2010， 28（5）：342-347.
[4]Nicole Koenig Lewis. Predicting young consumers' take up of mobile banking servic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2010，28（5）： 410-432.
[5]HE Riquelme.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in the adoption of mobile banking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2010，16（13）：1801-1824.
[6]T Laukkanen. Comparing consumer resistance to mobile banking in Finland and Portugal[J].E-Busines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2009（48）： 89-98.
[7]KC Lee， N Chung. Understanding factors affecting trust in and satisfaction with mobile banking in Korea： A modified DeLone and McLean's model perspective[J].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2009，21（5）：385C392
[8]谢滨，林轶君，郭迅华.手机银行用户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3）：2-19.
[9]白璇.手机银行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决策，2010，9：14-21.
[10]杨丽光.手机银行个人客户忠诚度评价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1.
[11]韩超群.Value-based adoption of mobile banking service A multi-channel perspective[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Automation，ICINA，2010：506-510.
[12]周莹，李英.Chinese mobile banking service evaluation based on AHP Method[C].E-Product E-Service and E-Entertainment，ICEEE，2010：1-5.
交通银行论文篇12
1 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 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 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 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 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 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 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 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 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 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 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 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 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 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 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 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 模型) 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 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 此时H-O 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 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 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 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 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 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 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 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 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 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 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 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 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 年,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 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 折衷理论探索》, 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 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 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 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 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 熔众说于一炉, 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 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 a. 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 b. 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 ； MRj＝βIjn﹢bj ；
s.t. m﹤0,n﹤0,TR＝Ri﹢Rj , 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 bi≠bj , 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 薛求知,杨飞. 跨国银行管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卢现祥.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交通银行论文篇13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杨飞.跨国银行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