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

例如：在第八年级的初中地理上册中教学的《中国的自然资源》，当学生了解了我国的土地资源特征之后，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提问来活跃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发挥自己无穷的想象力，如：对于我国的耕地和林地人均相对较少的特点，请问该怎么做呢？那么在后备耕地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提升农业生产等的问题呢？请同学们快速的思考，迅速的回答出来。待学生回答完毕之后，教师要对学生的回答迅速做出肯定或者是否定或者是及时的进行补充。这样的做法，使得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变得顺畅，也加快了思维的灵活度。通过自己的大脑对问题的分析，从而得出与书本上相似的结构，当学生在获得了喜悦感和成功感的同时还能不断的提升对问题的应变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便于增强雪上创新思维的敏捷性。

二、培养学生的情感从而协调发展

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情感的投入和交流的过程平等[2]。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想，在初中地理教学中，唯有关注和注重学生的情感，方能促进学生在“知识、情感、意念、行为”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教师在教学方面，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知识的的传授以及技能的培养，与此同时还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其实，学生在学习上以及实际生活中是渴望得到尊重、肯定、平等的，对于老师来说，希望老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教师应该在教材中去挖掘能够培养和感染学生情感的部分内容，然后分别在情感和形象上进行加强润色，加强学生在学习上投入情感，促使学生在认知的过程中从而获得体验学习的积极情感。例如：北京古老的故宫、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有雪域之称的青藏高原、千姿百态的雅丹地貌等等，这些对地方生动形象的描写，深深的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那些地区产生崇敬、赞美喜悦的情感，从而激发学生对地理内容的以及我国的地理环境产生情趣和热爱。

例如：在教学《长江万里行》时，首先教师要结合长江沿岸的地理特点，介绍长江沿岸各省的气候、生态等特点，并结合长江的水资源开发，从而积极引导学生收集长江沿岸各省的资料，以开展主题为《长江知多少》的活动，此时此刻，同学们的内心已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便会在课后积极的找寻资料，或者是查看相关的硬碟、图书，精心的准备这次活动。实际上，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而且在活动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他们在轻松、有趣、愉快的氛围里尽情的学习新知识和培养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在自己的努力下清楚了有关于长江的任何故事，也对长江的过去和未来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展望。这样的学习过程，在教师轻松、学生愉快、课堂和谐的情况下完成教学任务。

三、结合地理学的特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一）充分利用地理图册

形象的地理图册能更加直观的反应出地理事物以及地理规律，这也是地理知识的第二种语言。准确的利用地图册能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等。例如让学生学习“中国分层设色地形图”的时候，根据其地形的颜色变化，找出三种颜色的分解以及相应的高度，通过自己的分析、联想、概括，在其中寻找出地形的本质特征、属性以及内外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让学生了解了我国东低西高的地势以及了解分三级阶梯的特省，而且还激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思维。

（二）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

地球上的万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气候、位置、河流以及工农业、资源等，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总而言之，地理具有综合性。老师咋教学中，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对地理知识进行相关的调整、梳理、提升，不断的解释现实生产与生活中的地理现象。例如：黄河与常见之间的比较，气旋与反气旋之间的比较，通过找寻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从而加深学生对不同概念的理解，以便于提升学生的分析、比较和概括能力。

四、联系生活，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一）教师需要树立起“生活地理”的教学概念

地理学科中包括了自然、社会等等很多的知识，其内容覆盖面十分的广泛，其所蕴含的知识覆盖面也十分的广。在其中有很多知识都不是用枯燥的文字就能够让学生明白的，它所要构筑的立体空间也不是平面图画与文字所能够构筑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地理知识和分析地理问题。因此，我们地理教师就必须要养成“生活地理”的教学概念。我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够过于的依赖于教材，也不能够迷信教材，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地将生活中的素材引入课堂，让学生们学会从日常生活中去认识地理，同时还能够将课堂中的知识在生活中进行运用，例如出门后如何分辨东西南北，了解家乡各种信息等。只有有效的将地理知识与生活进行紧密的联系，才能够让学生们更好的感知身边的地理现象和事物，从而更好的激发他们的学习地理的兴趣。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056-02

“硬性灌输”指采用有形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特定的内容传授给教育对象。主要包括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教育形式，其在高校中表现为各高校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传授的教学形式。“软性灌输”指采用无形的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灌输的内容融入一定的载体之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软性灌输”贯彻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原则、民主原则、层次原则、激励原则等重要原则，是上述诸原则综合运用的一种理论成果。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落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等问题，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的作用。

一、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助于“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它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最直接的方式。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活动载体之一，能较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化”，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只能在将受教育者个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道德生活的直接经验与社会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智慧相结合的形式中才能取得，所以需要有一种媒介将两者联系起来，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两者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生动、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使受教育者能够直接感知它，并将对教育内容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又在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产生直接经验，能够更好地将教育内容内化，极大地感染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因此，为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我们提倡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让受教育者知道了“硬性灌输”教育方法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让受教育者在知其然的同时又知其所以然，使受教育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首先，高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其次，教育者要及时将受教育者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将这些经验与书本中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行比较，让受教育者在比较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参加社区服务可以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社会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高校应坚持理论学习，同时与各种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开展“科技、文化、教育”下基层、进社区活动，让学生到基层接受锻炼、增长才干、坚定信仰，让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入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作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之一，有利于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主人翁应有的权利。同时，它也间接地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改变原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抽象的问题。

二、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校风、教风、学风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内在教育导向和潜移默化的功能，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载体。因此，在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方面，我们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从而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载体相结合的具体措施之一，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建筑景观、校园绿化和美化、场馆布置、文体设施、教育教学设施等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让受教育者随时随地接受现阶段国家正在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校还可以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对校园建筑、公共设施、主要道路、办公场所等进行全方位的设计，赋予物质环境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充分发挥它们导向、凝聚、激励、协调等教育作用。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它主要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治学态度、道德观、价值观、校风等。社会转型期，当代大学生往往处于反抗与屈从、自负与自卑、自信与气馁等困惑和矛盾之中。通过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入受教育者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让受教育者在学习和工作中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并让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更加细化地渗透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校园精神文化载体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起到巨大的作用。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制度文化载体相结合。在高校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制度载体相结合，可以防止“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再次落入思想政治教育重制度轻育人的误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可以使校园制度更加合理化、人性化，使校园制度发挥其本来应该具有的育人功能，这也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发挥育人作用奠定了基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师生道德行为规范、校园管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奖惩制度和社团活动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促进学生养成文明举止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长期存在。

三、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学生社区载体相结合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与学生社区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社区载体对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积极作用，让学生在学生公寓和学生社团的各种活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的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公寓。首先，在学生公寓内设置党团的工作点，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发挥党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在各公寓中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使其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重要载体；再次，通过创建文明宿舍、宿舍文化建设竞赛、公寓板报、宣传橱窗，开展遵守公寓规定、诚实守信等活动，让大学生时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素质。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学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场所，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进学生公寓，更有利于促进“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社团。丰富的社团活动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它不仅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还可以反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极佳渠道。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不断强化学生社团干部的学习和培训，配备专任指导教师对社团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和管理相结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载体相结合

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上，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体载体相结合，正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时效性强的特点。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电波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其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采用广播电视这样形象化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弥补了过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僵化、时效性不强、内容传送滞后等方面的不足，为广大的学生更快捷、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因此，高校应积极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高校中得以实施。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媒介。充分发挥平面媒体的作用，使“硬性灌输”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软性灌输”教育方法的帮助下，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得到传播和弘扬。因此，我们提倡在高校中要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做到从无形中推动“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媒体。提倡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缺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媒体相结合这个重要的措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领域，实质上就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助推器，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网络领域中，高校通过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得到拓展，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活动。

[参考文献]

[1]郑润权，陈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6（9）.

[2]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3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

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4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5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wwW.133229.cOM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6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生活在急剧变化。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1]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之间、各个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2]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学、学、学、学、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发展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7

一、国学的内涵

《辞源》中国学的定义为：“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广义上的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为主体文化，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科技等，是研究中国传统文明的一门学问。狭义上的国学可以分为三类：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流派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释道三家等；以目录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关系

国学经典涵盖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教育原则和方法，可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将其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也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所在。

（一）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

国学经典凝聚了华夏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例如国学经典家国一体、心忧天下、以身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宽厚仁德、诚实守信、浩然正气的德行修养，奉养令其身安、尊重令其心安、孝要推恩及人的孝道教育，见贤思齐、和而不同、信义为重的人际交往原则，自强弘毅、学而不厌、知行合一的为学思想，进退有度、顺应自然、得失自如的人生境界等，都是思政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可将其融入思政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中。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应当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从国学经典里汲取充足的养分，通过继承、转化国学内涵并赋予时代性，才可以给予传统文化绵延的生命力，赋予思政理论课、实践课教学深厚的人文内涵和历史底蕴。

（二）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国学思想涵盖了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两者的相同之处）。国学思想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比如引导、规范、教育等，尤其在德育原则和方式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学思想主张的立德树人原则、知行合一原则、榜样示范法、家校共同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都可以融入当代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中。

三、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期增强大学生民族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呈现信息多元化、社会开放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各种思潮的交汇交锋，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各种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碰撞，使得当代大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易发生各种冲突和选择，从而影响到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知的稳定性，强化了他们的功利性，弱化了或消解了他们的主体性。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引导大学生克服多元文化的冲击，解决他们在成长成才中的精神迷惘和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问题，如何进行国学教育，让大学生感受国学魅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自觉性，成为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又一新的教学难点。因此，思政理论课教学不能脱离对国学经典的传承，要让国学所具有的民族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在实践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心灵产生影响，才能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知程度，使大学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二）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思政理论课，长期以来的教学效果堪忧。将国学融入思政理论课不能只强调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

一是国学经典本身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与价值。要让大学生通过实践活动体会到国学对思想的引导、教化作用，对社会环境的净化作用，激发大学生学习国学的热情，深化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逐渐将理论知识转化成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立足于国学经典开展有代表性和启发性的实践活动。大学生通过参与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了解民族精神，了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阔眼界，增长才干，从而实现思政理论课的教学目的。

三是国学经典能够极大地改善传统思政理论课单一枯燥的教学内容。运用实践教学的形式和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灵活地将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听课热情和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化落实到大学生的一言一行当中去，让国学真正入脑入心，使大学生从本质上陶冶性情，提高个人修养。

四、国学经典融入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途径

（一）国学经典与思政理论校园实践活动相融合

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校内实践教学形式通常分为课堂实践和课外实践。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和阐发思政理论课教学体系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实际开展学生乐于接受、易于操作的活动。例如国学经典中的家国一体、道德教育和个人修养、道生法、唯公无私的道家法治思想等，都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三大块内容相契合。在课堂实践中，教师可以组织开展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演讲、辩论、诗歌朗诵、红赏析、道德法制剧表演、历史人物故事分享等实践活动。在教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第八章第三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教师可针对课程内容组织实施以“中国民族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通过主动阅读经典著作，查找重要文献，整理分析收集材料，撰写研究论文，制作汇报课件，师生课堂讨论交流一系列环节，深刻认识民族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教师可以在课堂实践教学活动课前将任务布置给学生，学生可以独自或合作完成这些任务。任务完成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活动进行总结和评价，让学生体验每一个学习环节。这样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

国学经典还可以渗透于课外实践活动中。高校思政部门可以组织开展国学讲堂、汉字书写比赛、知识抢答、征文比赛、国学读书会、国学经典诵读、中国书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此外，思政部门可以与其他部门联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文艺节、学生社团协会活动、党课团课培训学习、板报展示、橱窗宣传栏、文化艺术墙、校训、校徽、校歌、学校精神等都可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我院开展的狮山讲坛之国学讲堂、经典红歌咏比赛、经典诵读、传统节假日系列文化活动，以及阅读经典校本德育读物――《国学之美》等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喜爱，极大地提高了思政教学质量。我院还充分利用广播、学报、校刊、网站等媒介，将国学普及与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国学氛围，让学生深度领会国学思想精髓。

（二）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政课社会实践相契合

社会实践是高校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常见形式，是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了解国情，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渠道。因此，将国学经典融入社会实践，开展校外实践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可将地域文化融入校外实践教学中，开展具有地方人文内涵的活动。例如学习《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开展地域人物寻访、地方红色教育基地考查、地域历史文化学习活动；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开展追溯文化源头、重走文化古道、寻访民间艺术、考察民俗文化等活动，让师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另外，我院组织实施的德育实践项目、志愿者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慈善一日捐”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都融入了国学文化。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国学理论知识化为生动形象的素材，从而化教为学，化学为思，化理为情，化知为行。这样既促进了大学生对国学经典的重视、喜爱、守护和践行，又进一步提升了思政理论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国学经典与校园新媒体相结合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时空的限制、覆盖面窄的局限被打破，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渐深入。而且，高校校园网络建设日益完善，信息化技术手段日益成熟，“数字校园”和“智慧校园”的建设开始普及。这一切都使得思政课的教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基于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丰富形式和新媒体的特点，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可以与校园新媒体有效地结合起来，创新实践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可以运用思政理论课专题网站、世界大学城空间、微课、MOOC、QQ、博客、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进行国学课程的开发和共享，利用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技术，结合视觉与听觉，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强化教学效果。网络视频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在线观看，国学讲座视频也可以运用其中；APP游戏可以在好友之间进行竞争排名，国学经典也可以融入其中；选秀比赛可以吸引选手参赛和粉丝目光，国学知识比赛也可以吸引大众学习。因此，运用新媒体的多媒体性可以改进和完善传统的教学形式，从单一运用参与性教学方法到融合吸收在线互动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多种实践教学方法的综合提升，增强国学经典融入思政理论课实践教W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骆建彬.卓越领导国学讲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8

一、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意义

1.通过整理地方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把握其审美和道德意义,能使学生逐步了解和喜爱地方的优秀文化,进而培养他们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作贡献的志向。

2.合理开发和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对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具有积极的意义。[2]用身边具体可感的地方文化资源来优化教学内容和过程,既可丰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又可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与探究能力。

3.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重要补充。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结构虽几经调整,但仍未摆脱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程体系结构重复以及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大学课程中所论述的理论深度和知识广度与中学课程差别不大,不能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缺乏生动性和可读性,不符合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活泼上进、求新好奇的特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大学课堂,纳入高校教学内容,可以弥补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缺陷。地方文化资源进课堂,不仅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地域感,而且直观、形象、生动,如临其境,可以使大学生身心受到熏陶,这是现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无法做到的。

4.地方文化课程资源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地方文化课程资源与其他课程资源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亲切性和具体可感。地方文化课程资源贴近学生生活环境,学生觉得身临其境,其中各种事物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就显得十分形象、具体。二是实践性和操作性强。面对既熟悉而又从未深究的地方文化,学生可去观察、考察、调查、体验、访问,操作起来既经济又简便易行。灵活、有效地利用学生身边的地域文化资源,可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更为真实的学习情境,将书本知识与学生生活、社会实际有机地整合起来。

二、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原则

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应坚持的原则,除了一般性原则之外,根据教学的经验应突出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性原则。明确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要求,根据需要选择乡土课程资源,不能随便滥用。

2.经济有效原则。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应比选择运用其他课程资源更简便易行,省时高效。地方文化资源与教材内容的配合,能更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适宜性原则。由于学校在地域特点、师资力量、学校经费、学生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因地、因时而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4.和谐性原则。将地方文化资源与课本知识和学生的认知、技能、情意进行整合,使之和谐统一。

5.综合性原则。文化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地方文化资源的设计和开发要整合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容,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一专题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态度、人格等综合素质的教育。

6.时代性原则。即地方文化资源要努力反映各地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新面貌,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本地教育资源,及时补充反映地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成果、新情况。同时,课程应注重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把信息技术作为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工具,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7.实践性原则。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学习方式,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有意义的、接受性的学习方式结合起来,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掌握知识、加强思维、形成能力、发展个性。

三、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资源的策略

地方文化资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而要使地方文化资源成功转化,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要构建课堂教学、实践教学与校园文化三者之间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教学模式。

1.课堂教学内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常规教学与管理,推进地方文化资源进教材、进课堂。地方文化资源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将地方文化资源引入课堂、纳入教学内容,可以充实现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体系。而地方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敢于胜利的精神等,给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鲜活的内容,提供了不尽的源泉。学校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个课程的教育教学中贯穿地方文化资源的有关内容,安排专题讲座。如张家港精神[3]、张闻明现象[4]。还可以借鉴已经编写好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辅导读物,帮助学生了解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的历史,并从中吸取精神的力量。如《张家港史记》[5]《沙洲县志》[6]。

2.实践教学外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体验式的教育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最佳方式是身临其境的实践体验方式。[7]地方文化资源恰恰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体验阵地和鲜活的教材,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心灵的升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培育要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的原则,在应用地方文化资源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要按照实践育人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学校应当努力与相关德育基地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便利条件,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可信的实践基地和一个坚实的平台。学校和教师应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活动的思想内涵与丰富多彩的活动结合起来,寓教于乐,使大学生自觉参与其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净化。实践体验结束后,学校要及时组织大学生进行总结、讨论、演讲,以巩固实践体验结果。

3.校园文化强化。即把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纳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构建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体系。学校应当坚持用地方文化资源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来充实校园的文化建设,营造校园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通过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8]学校可以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线,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学术、艺术、娱乐活动;利用学校的展板、宣传橱窗、校报、广播加强对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广泛宣传;在校园网开设相关专栏,构建地方文化资源教育的网络阵地等。总之,学校要努力营造校园文化传播与教育的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在校园中处处可见、可感、可学,从而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在生动活泼中接受教育,把校园建成实践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坚强阵地,把大学生培育为能够展现民族精神、昂扬时代精神、具有创新精神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并把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体系,是拓展和丰富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文化资源深度开发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课堂、实践与校园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我们的地方文化资源才能切实有效地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才能在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占祥.文化管理手册[Z].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2]沈壮梅.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J].思想理论教育,2008(3):4-6.

[3]秦振华.张家港精神: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4]张家港市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张家港年鉴(2008)[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8.

[5]徐祖白.张家港史记[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9

“五四”时期周作人所持的“人学”观是现代“灵肉一元观”。现代“灵肉一元观”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欧美，是一种科学化的理论构造，这一理论的创建者们试图将“人学”观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即基于19世纪后期成果斐然的关于“人”的科学发现、研究成果与种种科学假设，建构起一种科学的“人学”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理论家往往基于对“人”的科学观念的不同认识，各自对“灵肉一元观”做出了自己独立的构建或阐释，其中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曾重点推介过凯本德、霭理斯、与谢野晶子、须莱纳尔、爱伦凯、倍贝尔、斯妥布思女士等理论家。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也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思考，并将其做为“人的文学”观中的核心理念。以下论者将从观念建构、理论框架与理论的内在矛盾三个方面对周作人的“灵肉一元观”进行解析。一科学“人学”观建构的理论尝试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对“灵肉一元观”的主要问题首次进行了明晰、全面的理论阐述①，叙述虽然十分精简，但总结非常全面，理论概括也相当精要。

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以坚实的科学知识作为其理论根基，《人的文学》中关于“灵肉一元观”的论述，其理论依据十分明确，就是生物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坦承：“《人的文学》……大旨从生物学的观察上，认定人类是进化的动物”②，他在《祖先崇拜》中也确切表明：“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③。这里所说的生物学，是指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在进化论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生物学学科与理论（与进化论出现前的生物学具有本质差别）。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的生物学，对于现代灵肉一元论者的重要意义在于，进化论以确凿的实证考察，较为严密的理论推理，从科学的角度把人从天上拉到地上，更重要的是把人们对“人”的观念彻底从天上拉回了地面，并且直接将人置于动物的进化链条当中。而在进化论出现之前，大多灵肉一元论者都只能从形而上色彩很浓的大胆推论与设想出发肯定人的生物本能，这些观念根本缺乏切实的说服力。

这种新的生物学理论正是由一些现代灵肉一元论者参与构建的，他们认为这是最新的科学真理，并且发现这些科学观念使人们对“灵”、“肉”一元的合理关系的科学阐释成为可能：

一方面，只有在承认人是动物的前提下，人们才可能明确地肯定人的生物本能/“肉的生活”是人最本质的属性。而历来从精神/“灵”的角度对人的生物本能作出否定、贬抑，认为其非人本质所有，应该被精神超越，正是传统灵肉二元观念的主要理论基点，周作人将其概括为：“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④。

另一方面，只有从进化论入手，才能从科学的角度说明“灵”“肉”的准确关系。“灵肉一元观”的近代先驱者多数只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在哲学的思考中得出“灵”“肉”本为一体的结论。以布莱克为例，他主张“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⑤，这些观点被周作人评价为“义甚精密，为古来言灵肉一致者之最”⑥，但是他们，也正如周作人所言，虽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却带有神秘主义哲学的气味⑦，显然不能作为科学时代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周作人等一些现代灵肉一元论者便将建立于进化论基础上的生物学当作了立论的出发点。

对于“灵肉一元观”的理论构建，周作人主要是集中在人的本质论的问题上。可以看到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对人的本质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说，定义为“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第一点，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第二点，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用“灵”“肉”关系的理论模式来讲，这两个要点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其中人是“从动物”进化的，是在说明人的生物性的本质。作为一种生物，人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

而所谓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强调的不是物种之间在进化过程中的生理性差异，而是把人置于生物界进化的总的链条中，来说明人独特的“内面生活”/“灵”的生活发生、演进的来由与动力。在他看来，动物也有其简单的“内面生活”，但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进化的力量，人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并且“渐与动物相远”，“逐渐进化向上”⑧，发展出别的动物所不具备的独有的“内面生活”，即人特有的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这种“内面生活”不但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而且“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

在对“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略加分析后，接着周作人便肯定了两者的一致：“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致的人”。但究竟“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是如何达到一致的，周作人在这里并未正面加以完整论述，只是借用了布莱克的“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这一缺乏科学论证的说法作了解释⑨。

不过周作人对这一问题也并非没有加以分析，但这是在具体分析一些道德观念时显现出来的。在阐释人的道德问题时，周作人以两性之爱与亲子之爱为例，对恋爱的起源与亲子之爱的产生做了详细解说⑩。在这些论述中周作人分别说明了两种道德的产生情况，按照他的分析，这两种道德显然是由于进化而在人的生物本能的生活之上自然产生的，并且它们在产生后，不论由“心的进化”达到怎样“高上”的境地，本身始终未能脱离开本能生活而独立存在。在《祖先崇拜》中周作人十分明确地宣称，作为动物的人，订立其道德观念、行为原则的标准只有生物学，这实际上已经确切表明，在他看来，至少在道德问题范围内，每种道德都与两性之爱与亲子之爱一样，是由于进化而在本能生活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11，它们无论由“心的进化”达到怎样“高上和平的境地”，都不过是它们本身进一步的发展而已，始终还是没有脱离开本能生活而独立存在。并且周作人一再强调道德本于天性、符合自然律，应该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12，不能违反人性、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总之是要“还他一个适如其分的人间性”13，很明显，这都是在明确说明道德不能悖离人的生物性本能。

以上论断，不仅是周作人在论述道德问题时的看法，实际也是他在规范人的总的“灵”的生活之时所做出的基本判断。依他所见，所谓“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是所有高于动物本能之上的“内面生活”，包括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产生与存在的共同原则，他所说的以生物学做整个“人类行为”的标准，正是在此意义上立论的。

在这一时期，关于“灵”的生活，周作人的思考主要集中在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上。对于人的“社会生活”，周作人倒是明确谈及了它的生物性起源问题。本来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达尔文、克鲁泡特金等已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在“五四”时期盛行的人类社会的“互助”理论，就是达尔文、克鲁泡特金与巴枯宁等提出的以生物性本能为基础而进化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14，这种生物性本能周作人概括为生物为与异类争存而具有的“为生存竞争的互助”15。他也完全认同这一理论，屡屡论及，并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明确指出“互助”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兼有自己保存与种族保存的两重本能，所以为我与兼爱都是人性里所有的”16。

类似“互助”这样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明显是属于“社会生活”中社会伦理的部分，人的“社会生活”还包含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制度等其它层面，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将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内的一切，全都归结为道德问题，从他的思考来看，人类的各种“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只不过是另一种道德生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制度等层面的“社会生活”，确实做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理想的理论建构与实际设想，但他既没有为这些理论建构与实际设想提供符合实际的坚实的理论支持，诸如系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也没有具体分析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如何进行实际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造，以促成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实现，他的论证方式只是提出一些单纯的社会伦理范畴、道德原则，即现代人道主义的社会伦理范畴与人的理想生活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纯粹的哲学思考与理论演绎，对理想生活的样式作出构想。应该说，在这种对于人的“社会生活”做出的理论设计中，“社会生活”确实可以象道德生活一样，把基础牢牢扎根于人的生物本能的生活之上。

而关于人的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并没有多少涉及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的实际内容17，因而我们无从了解在他的观念中，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是如何建立在“肉的生活”之上的，但普通的精神生活的发生与人的生物性生存之间的关系，他在论述艺术与宗教的起源、发展时曾明确谈及：

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别种艺术，亦多如此……希腊最早的戏曲多是一些神话或传说，其原因即在求生的精神活动，文学宗教都出于此……都是由求生之念抽出来的。当时极简陋的歌舞音乐，也就是后来极精美的歌舞音乐的起源。

在他看来，艺术与宗教这些普通的精神生活最初的发生，正是本于人类“要求生存的精神”，在求“保全生命”18的生存活动中自然产生的，它们当然是人在进化中生成的高于动物的“内面生活”的自然产物。做出这一推断的理论依据，周作人明确说明是英国人AndrewLang在19世纪后半期所创的解说神话的人类学解释方法，这种理论完全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研究与推断“唯依人类进化之理”19。综上分析可看出，周作人的确在努力做到，在人类进化的理论基础上把人的“内面生活”完全建立在“肉的生活”之上。他认定人的“内面生活”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在人的本能生活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具有坚实的生物性起源，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生活，即“肉的生活”是人生存的基础，而“内面生活”正是“肉的生活”的“外面的界”，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借用布莱克的话就是“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与身体分离的灵魂，所以“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成为一致，“肉的生活”也就是“灵”的生活。

二 “二希”理论框架内的理论创新与局限

近代以来关于人的本质论问题，都是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理论思考的，这就是“二希”的文化哲学观［二“希”指希腊主义（Hellenism）与希伯来主义（Hebraism）］，它是以人性的二重要素组构对西方文明与历史形成、演进过程进行解释的一种历史、文明解释系统，生成于19世纪后半期，是在近代欧洲人性二元论的范围内发展、完备起来的。一些人性二元论者承继了阿诺德的“二希”命题，并生发出一系列相关命题，建立起全面系统的理论、话语体系，力图将完整的人类生存状态、整个文明的方方面面全部归拢入其解释范围内，并在各领域分别建立起系统的历史谱系。

现代“灵肉一元观”使用的仍是“二希”解释系统的理论框架，这在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人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等论著中都有明确反映，它在此框架内对“人学”观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到，周作人在此框架内对一些“二希”系统内的命题作出了重新界说，而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他明显采用了由“灵肉一元观”改造过的“二希”系统来对西方文明与历史进行新的解读。

应该说，“二希”理论系统的基本起点是对人的本质，主要集中在对“灵”、“肉”关系的定位，其他一系列理论都是由此衍发出的。现代“灵肉一元观”对于“人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也正首先集中体现在对人性的二重要素“灵”、“肉”关系认识的理论跃进上。这种跃进是针对其他两种近代盛行的“人学”观——“灵肉二元观”与“灵肉合一观”20的“灵”、“肉”关系认知而言的，体现在对于“灵”、“肉”关系认知的本质差别上。

近代“灵肉二元观”坚持抽象人性论的立场，认为人性是固定的，它是由“在人身上和历史中呈现出对立”21的二元组成。对于这种“人学”理论的“灵”“肉”关系观，以及由此观念造成的危害，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与《人的文学》中都做过明确分析，他称灵肉二元论者“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22。

以厨川白村、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灵肉合一论者23，是作为“灵肉二元观”的严厉批判者出现的，他们力图颠覆这种“人学”观，以冀改变因灵肉二元分裂而造成的不正当的人的生活，他们在“灵”“肉”关系上做出了很大调整，以兹作为自身的理论起点。

在他们看来，“灵”、“肉”二元虽然都是由人性中发出的，但在历史上它们一直处于相互对峙、彼此分裂的状态，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其中一元压抑另一个，以至走到极端、偏至的境地，而当其中一元走得太远，人们必然会不满，要向相反的方向矫正以往的偏差，但由于“灵”、“肉”二元始终分裂，不存在相互制衡以至和谐的状态，因此矫偏的结果，必然是另一元朝着另一个非人性的极端同样走下去，直到对立的一元再取代它。这就形成了一种历史循环，其结果是造成人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境地，“灵”、“肉”二元从来没有组构出过完整和谐的人性，而是每每朝向一个极端愈走愈远，完全违背人性的本然，走向非人性的乖戾的形态，反过来成为戕害人性的东西，而这正是造成历史上长期大量存在种种不正常的人性表现情态的主要原因。灵肉合一论者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分析立场，希望扭转这一历史困局。他们否定了“灵”、“肉”二元不平等的地位，认为二者在人性中居于同等地位，应该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达到完全的融和，只有这样人类才会走出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灵”、“肉”分裂、人性“异化”的局面；而且从其抽象人性论的精神史观出发，他们推断人性问题的解决必将成为整个社会、文明的诸种核心问题走向彻底解决的关键，由此人类历史将会掀起新篇章24。

关于“灵”“肉”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灵肉合一观”虽然对“灵肉二元观”做出如此激进的理论革新，但其思考结论依然保持了“灵”“肉”二元人性思考的本质特征：其一，未超出抽象人性论对人的本质的定位。其二，它的思考框架未跳出固定人性的二元组构的范围，其思考只是在以二元为基础的理论系统内对原有二元的地位进行了颠覆，即要求恢复“肉”应有的地位，“灵”“肉”二元应当对等，并要达到完全的融合。应该说，在这种新的理论认知中，“灵”“肉”二元仍然是不同的东西，其矛盾、对立依旧存在，灵肉合一论者所期待的和谐、融合，也不过是对二者之间矛盾调和的结果。再者，“灵肉合一观”完全是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上，在非经验性的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讨论人性的分裂、灵肉合一的解决方案等命题的。

在“灵”“肉”关系问题上，“灵肉一元观”与“灵肉二元观”、“灵肉合一观”表现出了本质上的差异。从周作人对“灵”的问题的分析来看，没有什么人有抽象的固定的人性，人性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即在人原有的“肉的生活”之上通过“心的进化”自然生出人的所有的“内面生活”，“内面生活”与“肉的生活”共同构成人的本质。所以虽然从理论的框架来看，这种进化而得的人性中还是包含两重组成部分，但异于灵肉二元论、灵肉合一论之处就在于这两者是人的一体之两面，也就是说，人性只有一元，“灵”与“肉”不再是二元，它们不过是这一元中的两个组成要素，而且两者密不可分、和谐地结合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人性，二者的和谐是在同物之内的和谐。

在对“灵”“肉”关系进行重新认定后，周作人进一步对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以及历史发展轨迹进行了重新认知与解释，这些是对“灵”“肉”关系思考的直接理论延伸。

与“灵”、“肉”关系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周作人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的重新认知，这表现为对一系列二重要素关系的重新定位。灵肉二元论者在“二希”系统内，基于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人的本质问题范围内，生发出一系列相对待的二元要素，它们分别从属于希腊精神、希伯来精神两个系统，用以解释人类种种的生存状态与所有文明现象，可被称作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要素。在“五四”中国经常被谈及的有这样几组相对待的要素：主观的倾向与客观的倾向，信仰的独断的与科学的实验的，宗教的道德的与智识的艺术的，超自然主

义与自然主义，利他主义与自我的满足，天国、神本位与现世、人间本位，教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绝对的服从与个人的自觉，要知道神与尔当自知，灵的、禁欲的与肉的、本能的25。在“五四”前后，周作人主要强调了其中几组相对待的二重元素：理想与实在，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或体质与精神，他说这些皆为“人性二元（ThePagano-Christiandualismofhumannature）［指两个精神系统—论者注］……二者之代表”，它们“互相撑据，以成人世之悲剧，而人生意义，亦即在斯”26。在历史上它们都被灵肉二元论者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人类社会存在的二元组构要素，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精神系统，与之相反，周作人则从人性一元的人的本质论出发，推断出每一组合中相对待的人的社会存在中的本质性要素，都是人性一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而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比如，在他看来，对于个人与社会两重要素而言，既没有离开个人的社会，也没有离开社会的个人，个人、社会实为一体，个人（生活）即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即个人（生活）27。

另外在对历史发展的认知方面，周作人也承认由于人性的偏至发展而造成的往复循环的历史形态，但他解释历史的理论立场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等文中以他的历史描述取代了厨川白村等的历史描述。在他看来，造成这种历史状况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现代“灵肉一元观”的“真理”性认识，因此他们从二元论立场出发，偏重一元中的一个方面，使之极端发展，而压抑另一面，这样人性必然会分裂，造成整个人性的非正常发展，结果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变异；现在既然认识到这一“真理”，这就意味着往复的历史进程即将结束，人性完美、和谐、合理发展的时代有望到来28。

“灵肉一元观”之所以能够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作出重大理论创新，原因在于“灵肉一元观”与“灵肉二元观”、“灵肉合一观”这些没有经验科学根基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不同，是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建立在最新的关于人的科学认识上的思考结论。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使用当时关于人的最新科学成果对人加以定义，并试图把所谓人性的组成因素建立在经验科学的人的定义之上，而且他们更加注重历史的经验事实，使用科学观念对它进行解释，在这些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系统与历史认知。他们的理论尝试体现出“人学”观念科学化的努力，即力图以科学的常识解释人的全部，使“灵”“肉”一元的人的本质观以及“人学”体系完全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以达到他们认为必能达到的科学的确实性与真理性。

通过以上对周作人“灵肉一元观”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的科学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这缘于它天然的理论局限，因为灵肉一元论者在对人性进行科学思考的过程中，仍然使用着灵肉二元论者建构完成的“二希”理论框架，并沿袭了在这一框架内思考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路径，把人性的复杂问题全部归拢入有限的框架、模式当中。例如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承继了抽象人性论所发展出的人性的二重分类的原则，把人的生存的所有内容全部划归有限的“肉的生活”、“灵”的生活的二重元素组构中，并一定要用二重元素的一体，即“灵”“肉”一元来限定人的生存问题；甚至其历史认识也采用由于“灵”“肉”二重元素偏至发展造成历史循环的文明史解释模式，而其理论基础正是人性二重元素在本质上“不能有所偏至”29之说。还有，周作人等仍把人性内的冲突看作是二重生活的冲突，而对于这些冲突问题的分析，虽然其中有些周作人能够用生物学、心理学、遗传学、性学等科学认识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如在《沉沦》中周作人用精神分析学对“灵”“肉”冲突所作的分析，但他对另外一些则似乎有点无能为力，仍是在灵肉二元论的抽象思辨范围内思考它们。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里曾集中谈到过的理想与实在、理性与感情、知识与信仰等人性特质的冲突、对立，他在《欧洲文学史》、《魔侠传》中对它们的介绍、分析并未显现出异于灵肉二元论者的特别的新解。此外，他对于那些相对待的人的社会存在本质要素的一体关系的分析，也较少提供生物学等理论的解释，其中很多分析仍是在灵肉二元论的抽象思辨范围内作出的3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周作人等灵肉一元论者的新的理论思考是在“二希”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这就使得其人性思考一方面虽充满了科学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却避免不了显明的抽象人性论形而上思考的印痕。归根结底，他们的理论创新是无法超出话语系统的限制的。

三 科学“人学”观建构潜存的内在矛盾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现代“灵肉一元观”建构方面的工作实绩，充分体现出他建立科学“人学”观的理论热情，但从以上对其灵肉一元观念的分析当中，业已显露出这种新的理论构造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究其根本原因，周作人对“灵”、“肉”关系等问题所作的理论努力，质而言之，实际上是一种有一定根基却又没有经过完全论证的理论设想，这种理论构想中潜存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撇开别的问题不论，单考察周作人对于“灵”、“肉”关系问题的论证。应该说，这一理论建构是艰难的，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首先，它既要满足经验科学归纳实证的要求，又要遵循“二希”理论框架内理论演绎的规则，但是这两者并不相互包容。其次，这一理论要求，统括所有人的生活，将其全部纳入两重的生活当中，而论证所有生活现象都必须在进化论为基础的生物学上寻找有力的依据，这样一种狭隘的理论要求，所要面对的却是解答如此复杂的人的本质问题，应该说，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理论构想确实难以做到。

另外，这种理论构想存在着相当大的理论解释的局限性：一方面，人类已经远远超越本能生活，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创造与社会发展，已经很难找出很多精神存在、道德存在、制度存在等最初的生物学起源，而且追溯这种人类行为的生物起源对于很多“内面生活”的改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毫无必要，更不用说还有很多“内面生活”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物学的起源。

另一方面，完全以生物学等科学为基础的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难以解释自由意志等超乎经验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这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以及极端的科学主义论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部分科学主义论者认为这部分的人的“灵”的生活完全可以用人的动物性的经验生存来解释，从《人的文学》中看，他从理论上也确信自己能够自圆其说，可是实际上他对此问题根本无从解释。应该说，这种力图以科学解释来解决人的所有问题，甚至包括道德问题、超越性精神问题的努力一个世纪以来影响甚广，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很多现代文明的反思者就已经指出，这种努力虽然十分真诚却又过于自负。这种思考不仅在当时就已迅速露出破绽，并且不断遭到分析哲学以及众多文明批评家的强烈反驳，此外，自康德以来的哲学传统对此也并不支持。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周作人的这种理论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但是相形之下它的理论支撑就显得过于脆弱、单薄了，并且它的解释能力也实在不尽完备……作为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它的这些特质颇具代表性。这一理论设想在周作人这一时期的观念建构与现实思考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内在矛盾与理论疏漏也确实不断显露出来，应该说，不久之后周作人“人学”观念的转变，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这已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

注释：

①参见周作人著《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有关问题，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随感录三十四》（《新青年》5卷4号），《答蓝志先书》（《新青年》6卷4号）、《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2卷1号）中都有所论述。②13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

③仲密（周作人）《祖先崇拜》，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

④⑤⑨1222周作人《人的文学》。⑥192629周作人《欧洲文学史》。

⑦参见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与《勃莱克的诗》（1918年作，收入《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版）。

⑧这一过程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描述为“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都在被不断地“排斥改正”，他肯定这一过程在整个人类史上是确切存在的，《人的文学》中所谓欧洲“人”的真理发现的三个阶段就是明证。⑩参见周作人所著《人的文学》与《祖先崇拜》。

11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没有做出很明确的理论总结，他仍借用了布莱克的重要论断，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周作人这种认识的确切含义。

14对于巴枯宁的观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有所译介，见1919年4-5月《新青年》6卷4-5号。

15荆生（周作人），《冤哉达尔文》，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镌》。

16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1920年6月23-24日《晨报?副刊》。《访日本新村记》中也有相同论断，1919年10月《新潮》2卷1号。

17当然在涉及新村问题时，关于人的超越性的精神生活，周作人谈到了“精神的方面”“自由的发展”的问题，但关于其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建立在生物本能上，他并未谈及。参见《新村的理想与实际》。18周作人，《宗教问题》，《少年中国》2卷11期。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新文学的要求》、《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对此都有过详细论述。

20长期以来，人们经常将这一理论形态与“灵肉一元观”混淆，甚至直接把它当作“灵肉一元观”来看待，论者尝试对其特质加以初步分析，权且命名为“灵肉合一观”。

21〔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页。

23厨川白村所著《文艺思潮论》（樊从予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的理论核心就是“灵肉合一观”。关于易卜生的理论思考，见《文艺思潮论》，23-25页，他的理论观点，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美思想界被经常论述，得到相当重视。沈雁冰（茅盾）的《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对他的“灵”、“肉”观有相当透彻的分析，见《小说月报》13卷1号。列夫?托尔斯泰《复活》中二元的人性分析也十分典型。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0

在我国新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写作教学中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地去参与生活，体验生活，关注生活热点，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与欲望。”由于地区的基础教育教育理念与方式还相对比较落后，尤其是高中语文写作方面，很大程度上都是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在议论文教学中普遍存在“重阅读、轻写作”，忽视引导学生关注、思考生活，从而导致学生出现写作兴趣低，写作基础薄弱，文章理论性偏强，缺乏生活元素等。鉴于此，笔者将从生活教育理念角度出发，根据自身教育经验提出一系列改进地区高中议论文写作教育教学的策略。

一、激发、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

笔者在长期调查中发现，在地区的高中学生中对议论文写作普遍存在不感兴趣现象，这样成为制约地区高中议论文写作低效的主要原因。因此，激发、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是目前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的首要解决问题。

首先是关注学生写作状态，采用正确写作观念给予指导。传统议论文写作教学中，“命题―指导―批改―讲评”都是由教师来完成，学生只负责将文章写好就行了，这种现象显示出语文教师只注重完成教学任务，而忽略了学生写作的状态。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关注学生的写作状态，尤其是在选题时应该注意结合学生的生活阅历、生活积累，尽量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命题，让学生有话可说，乐于表达。

其次放宽条件限制，让学生在自由状态下写作。教师在议论文写作练习时对立论、结构以及论证语言等都进行严格限制，使得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由于束缚太多而无从下手，难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为了能够凸显学生的议论文写作的创新性、个性与深度，教师需积极鼓励学生关注生活，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勇于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观点[1]；另外还可采取让学生进行自主拟题，最大限度让学生进行自由创作，让学生的思想在自由环境中纵情飞扬，毫无顾忌的倾诉自己的情感，这样便可激发学生写作的兴趣。

二、“引”“导”议论文写作的源头活水

高中学生在写作议论文时，主要的两个源头就是：阅读、生活。若要学生写出好的议论文，教师必须引导学生从阅读、生活两个方面进行议论文写作，从而让学生的写作源泉更加丰富而不枯竭。

生活是议论文写作的源泉已经是人们的一种共识，但是在谈及高中学生议论文写作存在“议论空洞”、“语音枯燥”、“缺乏真实情感”时，很多教师都认为是由于学生生活方式单一，循规蹈矩，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等。但是笔者认为，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所有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学生缺乏鲜活的生活，而是缺乏关注生活的意识。因此，我们需要唤醒学生关注生活的意识，让学生养成主动观察、认识、总结生活的习惯，并善于发现、积累生活中的写作素材；营造良好的写作氛围，笔者认为首先需要从课外练笔开始。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养成写随笔或者日记的习惯，将生活发生触动心灵的人或事记录下来，及时捕捉心灵的感受。只有让学生养成这样的习惯，他们才能够主动地去关注生活、思考生活，且在写作时可真实、完整地展现自己的内心生活。

三、“以读促写”积累议论文写作经验

高中语文教学中阅读与写作是两项重要任务，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学生若能拥有广泛地阅读视野，可培养学生的情感，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从而对议论文写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

在阅读中积累论据材料。议论文写作的关键在于积累大量的写作论据。笔者在实践中发现，高中学生在议论文写作时基本上都是应用陈旧、无新意、无说服力的论据。因此，在高中议论文写作教学时应该让学生养成在阅读中积累论据材料的习惯，这样在议论文写作所积累的历史事件、人物典故、诗词名句等等都可作为议论文写作的论据。在平时教学中，教学可以让学生写作短小的读后感，指导学生注重分析文本的结构、写法以及语音特点，这样可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与思考，从而实现“以读促写，读写结合”。

四、结语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同时文学创作与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高中议论文写作更是如此。但是在地区高中语文议论文教学中，教师往往忽略了生活对议论文写作的意义，从而导致学生失去议论文写作兴趣和激情。生活教育理念积极倡导教育要与生活相互融合，并强调教育过程与生活过程保证一致性，运用生活教育理念来指导高中语文议论文写作，可激发学生写作兴趣，丰富议论文写作源泉，拓展学生阅读视野，培养学生的情感，从而达到提升学生议论文写作能力的教学目的。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1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提高教学实效性是思政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推进思政课内涵建设的主旨。从长期教学实践过程中反映的情况来看，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影响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主要因素。为了使思政课教学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同时，必须重视实践教学这个重要环节。本文将围绕思政治课实践教学原则、实践教学形式的构建谈几点自己简单的看法。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思政课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因此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方案的设计、活动开展的过程、活动效果的回馈和考核等始终要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任何理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将教材理论知识外化的过程，通过实践教学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教材理论的学习和理解，拓展了教学资源，促进了知识体系向学生信仰体系的转化。所以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做到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正确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通过实践教学活动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

（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实践教学内容必须结合学校特色与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来设定。就不同高校而言，在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办学经费、学生素质、区位特点、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等方面还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影响着实践教学的过程和效果。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在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安排时应从实际出发，兼顾自己学校的特点及专业特色，把实践教学与学校特点、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一方面在实践活动中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让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民情、国情、党情，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无论是思政课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应都更好地服务于专业课程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加强专业知识的渗透和运用，激发、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加强学生的专业意识。

（三）坚持可操作性原则

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实践活动要顺利开展，需多个部门整体联动。思政部、学生处、保卫处、教务处、团委等相关部门在学院统一领导下，要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共同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同时，实践活动经费是开展实践教学的物质前提，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是实践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载体。《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明确规定实践教学要覆盖大多数学生，纳入教学计划，落实专项经费，建立相对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如果实践教学活动缺乏专项经费的保障或者超出了实践教学基地的现实承载能力，那么，实践教学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涉及法律部分的内容，要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组织学生到法院参加庭审旁听或者赴监狱参加警示教育的实践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就很难做到覆盖大多数学生。因此，实践教学活动需坚持可操作原则，既要考虑学生的教学时间，又要考虑学生的覆盖面；既要考虑学校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又要考虑到安全保障；既要考虑到经费投入，又要考虑到实践基地承载力。

（四）坚持持续性原则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不能只图一时热情，有条件就开展，没条件就取消，这很难体现教学的实效性。在综合考虑教师、领导、经费、场所等因素前提下，应建立长效的实践教学机制和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使实践教学常态化。学校要和实践教学基地单位保持长期沟通和交流，巩固合作成果，夯实合作基础，真正从外部搭建好平台，这样才能对学生进行长期的教育，更好发挥实践教学应有的作用，达到思政治课实践育人的目的。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形式

（一）构建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内驱力的实践教学形式

思政课实践教学要主动融入到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利用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不断丰富和创新实践教学形式。着力拓展思政课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和空间，做到课堂教学的有效延伸。如开展与思政课教学相关的校园实践教学活动，将思政课延伸到学生社团，指导学生社团开展一些主题活动，或者指导学生建立一些与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关的研讨会和学习兴趣小组等，既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素质和修养，又可以培养学生的组织、协调和管理能力。同时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根据自身特定的内容充分与学校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接轨，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与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统筹起来，不仅可以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内涵，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还可以为思政课拓展更加丰富的校内资源，真正发挥了思政课“润物细无声”的育人作用。

（二）构建以校企合作为平台的实践教学形式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高等专业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才培养的目的性、针对性更强，与企业、市场的联系更紧密。在高职院校中，校企合作非常密切，学校往往采取订单式、专班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向企业输送人才。作为高职院校中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形式，要结合学校办学特色、专业特色、人才培养方式及企业需求，借助校企合作的平台，由学院领导衔接，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带队，利用假期时间，分专业、分批次地带领学生深入企业进行实践活动。了解企业的文化建设、企业的职业道德建设、管理经营模式、用人标准等。一方面，教师将信息作好回馈、整理、提炼，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性质运用于教学中，真正做到教学的有的放矢，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另一方面，学生通过亲身参与调研、考察全过程，能更清楚找准位置、明确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三）构建以校地合作为纽带的实践教学形式

高职院校和地方的合作是高职教育办学的一大特色。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源，如革命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工厂企业、农村组织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学生专业特点等情况，选取一些实践基地作为参观、调研对象，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考察活动，撰写调查报告或心得体会。例如，针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建设等相关内容，学校可以和校地合作的对口单位签订长期协议。选取有代表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选取部分学生代表，由思政课教师带队深入基地，让学生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好地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教师须注意在活动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与指导，以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地进行。

（四）构建以社会服务为功能的实践教学形式

思政课实践教学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大学生能更多地走进社会、了解社会，从而更好地参与社会。因此，思政课的实践教学还应该主动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暑期三下乡”活动结合起来，如义务劳动、社区服务、扶贫助残、科技下乡、法制宣传等等，教师可以将学生实践活动的过程制作成图片影像资料，根据授课的内容融入课堂教学中，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受到感染和教育。指导学生如实记录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地点、服务内容以及自己参加活动的感受，请学生代表在课堂中发言。构建以社会服务为功能的实践教学应树立“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宗旨，通过实践育人、开放育人的方式不断培养和提高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养、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五）构建以本土文化挖掘、整理、传承为载体的实践教学形式

高校思政课不仅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承载着文化育人的功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深学生对主流价值取向的认同感，那么加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了解、认知、传承应是题中之意。无论哪一所高校它所在的地方，都有其特有的本土文化底蕴。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所在地——广元为例，广元古称利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诞生地，是三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走廊，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元有着其厚重的本土文化，如红军文化、女皇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民俗文化等。构建以本土文化挖掘、整理、传承为载体的实践教学形式，要求建立“以课题为驱动，教师为主体，学生为主导”的实践机制，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期，教师和学生共同深入当地挖掘、收集、整理本土文化相关的各类资料。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资料的分析、筛选、总结、提炼，最后形成课题。一方面，学生参与走访、调研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过程，不仅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增强了学生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达到了文化育人的目的。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可以将形成的课题成果在教学中与教材理论结合讲授，丰富了教学内容，进一步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杨俊英.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作用及原则[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1）.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2

2014年12月29日，在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1]这是我党在新时期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提出的新要求。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初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意见》第三部分“要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切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是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的这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探索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改革，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入耳、入脑、入心是用实际行动来落实“切实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指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原理课的重要性与实效性之间的落差呼吁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原理课课程建设面临新的境遇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 “两个巩固”在明确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定位的同时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原理课的性质和定位做出了明确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三个事关”进一步凸显了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原理课主要是面向当代大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是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课程，从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而言，原理课的教学实效性对于做好“两个巩固”和“三个事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原理课课程建设遭遇的现实困境

在实际教学中，原理课教学的实效性与重要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由于授课教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用老思路、老观点来应对和解释当今世界和中国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状况，这就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新变化相脱节、与90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相脱节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强烈，当今大学生的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原理课的政治性、理论性太强，与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对其并不感兴趣，甚至有的学生对其产生厌恶情绪。究其根源，原理课的教学实效性差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学与时展呈现的新情况和大学生生活、思想、学习和成才的实际疏远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价值，仍符合今大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基于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原理课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生活于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在各自的生活世界中追寻着各自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和发挥着各自的主体性。原理课教学只有立足于生活世界，才能实现教育人、培养人的价值与功能。

二、原理课教学生活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然地就是生活的、实践的理性，只有将教学面向生活，将其在生活中理解和践行才能有效地达到教学目标，实现应有的教学效果。原理课教学的生活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关注现实、关心生活，培养学生用所学理论认识和解释生活世界，进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教学理念讲，生活化教学方式由以往的单向主体性教育转变为交互主体或主体际性的对话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尊重了学习主体的生活经验与自主精神，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原理课教学的生活化是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新境遇的深刻把握和对原理课教学的现状与教学效果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更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一）教育与生活的关系

根据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塞提出了快乐教育的理念，他指出教育应该关注儿童的情感与兴趣，教育是儿童适应当下社会和未来生活的训练场。同样，高等教育也应该针对学生的专业特征和情感需求设计教学，以期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和职业的需求。针对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引发的政治腐败、贫富分化加剧、极端个人主义等精神文化衰落现象，杜威将教育看作是实现理想的民主社会的重要工具，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著名论断。杜威认为教育是一个有计划的生活过程，良好的教育能够使人不断地从生活中学习，从生活经验中获取知识。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针对当时中国教育过于注重书本，与生活缺少联系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的生活教育理论，陶先生认为 “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3]由此可见，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既是教育者和学习者，同时也是生活者，教育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生活理论是原理课教学生活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维度上把哲学研究的重心从“先验世界”拉回到了“现实世界”。马克思在其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初衷就是想将哲学从传统的思辨哲学遗忘生活、摒弃生活的泥潭中拉出来，把西方传统的“本体思维方式”转变为“实践思维方式”，凸显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他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感性的人所生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生活实践。以往的理论哲学往往是通过抽象的概念遮蔽了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现实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表明只有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现实社会的指导作用。说过：“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要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锐利的斗争武器”的重要指示，并结合革命时期进行深入思考，写出了著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科学地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原理课教学生活化的旨归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生活理论的价值旨归。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是这样描述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他也曾在《资本论》中阐明过：“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植根于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基础上的科学的结论。教学的生活化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促使人步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对人的自由、个性与心灵的关注，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完善和促进。原理课教学生活化就是要从整体上关怀学生的成长、叩问心灵，追求学生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三、原理课教学生活化的实现路径

原理课教学面向生活世界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教学与现实生活世界实现有机融合，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奥道理，立足原理，解释生活，使原理课的教学真正落到实处，对大学生产生强烈的感召力，使大学生对社会规范及理论产生信任感和归属感。

（一）立足理论，以理服人

原理课教学面向生活世界并不是脱离原理，而是要在透彻把握原理的基础上，深入浅出、简单明了地用原理解释现实生活世界，用现实生活中的事例说明理论的彻底性，使学生从心底里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及认真对待原理课。立足理论，以理服人，首先，教师必须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透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才能游刃有余地驾驭理论。其次，原理课教师应该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除了精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应该对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广泛涉猎，融会贯通，才能把原理讲透，充分展现理论魅力，以理服人。另外，教师应该注重以科研处教学，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开阔视野，促进研究成果向教学转化，推进教学的实效性。

（二）立足生活，以情动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发生在主体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活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作为交互影响的双方，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共生的关系，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不存在霸权、支配和中心地位。”[7]在原理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变主客二元对立为主体间平等交流。2014 年9 月9 日，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讲道： “老师还要具有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的品质。离开了尊重、理解、宽容，同样谈不上教育。”这是对全国广大教师的殷切希望，也是对原理课教师的殷切期望。现实的生活世界是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构成的，走入生活世界就要体现出对人的生命个体的关注。在原理课教学中，应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当前大学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日益增多，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成为他们的朋友，关心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困惑，化解他们的矛盾；引导学生关注个人心理健康，正确对待挫折、压力，掌握人际交往的技巧，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文体活动，找到学习的乐趣，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关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社会，拨开与扫清大学生前进道路上的思想迷雾与障碍，使他们树立起更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与信念。

（三）立足生活，生成原理

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大量感性材料，引导学生主动归纳推导出原理是一种探究式学习方式，是一种基于问题、案例的学习方式。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现象，主动思考，把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思维的加工整理，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推导出基本原理。这种生成原理的教学方式既体现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本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活世界根源。通过倒推原理，使学生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思考的工具，培养了学生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四）立足生活，实践育人

实践教学是原理课教学生活化的直接展现方式，实践教学是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提高主体能力、培育主体素质为目标的一种实践化的教学活动，是提高原理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环节。在原理课面向生活世界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笔者主要选取了学生自讲互评和文本阅读小组两种实践教学模式进行试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学生自讲互评

通过变主客二元对立为主体间互动的学生自讲互评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操作办法：1.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选取适合学生进行自讲互评的章节；2.将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每组选出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同学的帮助和教师的指导下制作PPT、撰写v稿；3.全体学生对讲课学生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和评价；4.教师对讲课学生的教学情况进行点评，并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自主学生，在讲课过程中发现自己理论的匮乏，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

2.经典阅读小组

经典文本是经过实践长期反复验证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是“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库切语）。经典文本的权威是在实践中赋予的，不仅拥有理论的权威性，更具有历史和实践的合理性。而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通过讲述经典文本解释基本原理的方式学生认可度较高，但是学生中只有极少数人阅读过经典文本，于是笔者萌生了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想法。但是由于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几乎都是大班教学，所以笔者通过指导学生自愿结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阅读小组，引导学生阅读经典文本。具体操作办法：1.学生自愿结成小组并推选组长，教师指定文本阅读范围，每组选取相同文本进行阅读；2.小组成员每人完成不少于两千字的读书笔记，由每组组长组织召开读书沙龙，交流读书心得，教师参加并一一点评。经典阅读小组在深化课内理论教学内容的同时能够很好地锻炼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参 考 文 献 ]

[1] .坚持立德树人思想引领 加强改进高校党建工作[N].人民日报，2014-12-30.

[2]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

[3]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80.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地理与生活论文篇13

一、真实性问题的论争

真实性问题是五十年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影响下，秦兆阳、胡风、陈涌、于晴、蔡田、唐挚、冯雪峰等对建国以来文坛充斥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满，他们质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根据，主张以 “真实性”来作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们提出了“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提出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性的论争由此开始。《文艺报》对这一问题的论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关于真实性问题论争影响比较大的文章有：1956年第23期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1957年第4期于晴的《文艺批评的路》、1957年第8、9期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1957年第10期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此时的《文艺报》可以更多地认可自主的、自由的声音，可以认可文学的真实性的提法。并且，《文艺报》在此前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传播苏联解冻文学以来关于真实性的文艺思想，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间接表明了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使得国内文学界能够接纳真实性的文艺观念。《文艺报》1952年13号发表塔拉森柯夫的《艺术的真实》、1952年14号发表索弗罗洛夫的《争取生活的真实》、1953年16号发表戈尔卡柯夫的《感情的真实性》、1953年第18期发表威·道布伯申考的《真实的法则》，这些文章实际上站在拥护的立场回答了论争中的真实性问题。如塔拉森柯夫在《艺术的真实》中写到：“为了刻画真实的人物，作家必须了解生活的各个方面，仔细研究生活，洞察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质，必须能够真实地写出在改变和向前发展中的现实面貌。”［1］塔拉森柯夫的文章主张真实地、深入地了解生活，这实际上与国内提倡的文学的真实性本质上没有区别。索弗罗洛夫在《争取生活的真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许多作家的作品脱离现实，“许多作家都已丧失了苏维埃艺术家的主要特性——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他们都似乎只急于想把我们的生活予以诗一般地美化，而对于生活中那些否定的现象，对于那些伪善者，已不予注意。对于我们的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正在顽强地和尖锐地斗争着的那些缺点，也都忽视不见了”［2］。索弗罗洛夫要求作家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只有那样新颖、真实、能吸引人的剧本才能够以自己的尖锐性和真实性，以自己能接近人民思想与渴望的东西而抓住观众”［3］。《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文章，表现出拥护真实性的立场，并通过译介苏俄文章为国内论争找到真实性的合法权威根据，进一步影响国内对真实性的认可。

这种情形在特写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写问题实际上也是关于真实性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特写在苏联受到重视，它主张如同新闻特写般地真实地再现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揭露一切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现象。瓦·奥维奇金更是大力提倡以特写来真实地再现生活，从理论上辨明特写的重要性。《文艺报》成了传播特写的阵地，无论是苏联关于特写的动态还是关于特写的理论都一股脑译介过来，这些文章倡导特写，引导写真实的文学思潮。《文艺报》1954年第22期刊载《苏联召开全苏特写创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了苏联特写创作发展的情况。1955年第23期译介《集体化农村中的新事物和文学的任务》把特写分为两类，深入地论述了不同特写的特征。1955年第七、八期发表了刘宾雁翻译的瓦·奥维奇金的论文《谈特写》。该文详尽地介绍了特写这种文学式样的意义以及特写作家应具有怎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并把特写称为“侦察兵式”特写。《文艺报》1956年第8期发表刘宾雁的散文《和奥维奇金在一起的日子》，深入地展现了这位作家的风貌，介绍了他的有关文学特写的思想。在苏联众多的文学问题中，《文艺报》把目光投向特写，旨在为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推波助澜，引导国内比较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国内掀起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文学浪潮，通过译介苏联特写来影响国内的文学创作。所以，五十年代“干预生活”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文艺报》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文章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将主要矛头指向领导者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革命意志衰退等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种种社会弊端，都是受到苏联特写的影响，这其中《文艺报》传播苏联文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

这一问题同样受到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思想、译介苏俄理论文章直接影响了论争的开展。形象思维本来是文艺创作中最常用的一种思维，但是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在苏联，别林斯基最早提出了形象思维的命题。1840年，别林斯基在《艺术的观念》中提出“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953年，布罗夫在《论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中对形象思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形象思维不能解释艺术家在创造形象时的思维活动本质，他还认为在创作活动中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不能并存，布罗夫实际上是否定了形象思维。尼古拉耶娃反驳了布罗夫的论断，她在《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中认为：“‘形象’和‘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定义的中心。”［4］1956年，布罗夫出版《艺术的审美本质》一书，更加引起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虽然在三十年代形象思维的概念就传入我国，但真正的论争是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的背景下引发的。《文艺报》先后发表了苏联学者的文章，如狄莫维埃夫的《文艺理论的建设》、伯林斯基的《论所谓纯粹艺术问题》、索包列夫的《美学问题与苏联文学》等，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形象思维问题，但其中不少地方有所涉及，引发了中国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在《文艺报》的引导下，国内这次论争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理论问题上。《文艺报》1956年第9期发表了陈涌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将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到高潮。由此可见，《文艺报》译介苏俄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文章对国内产生论争以及论争的焦点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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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文论对论争的作用

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是在《文艺报》译介、传播苏联文学文论的背景下发生的，离不开苏联文学这个大的背景，而《文艺报》通过传播苏联文学文论对国内的论争产生了重要作用。

首先，促使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在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中，苏联文艺观成为论争的标准，不管论争者的立场是什么，都一起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在真实性问题的论争中，“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这些论争中非常响亮的口号也都是直接从苏联文学拿过来的，作为论争的基石和参照。并且，在论争中，《文艺报》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设法从苏俄文章中去寻找艺术真实性的理论根据，这实际上也间接表明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苏联这一时期出现特写以及相关理论文章，由于《文艺报》的译介，国内马上掀起讨论特写的浪潮。如果苏联的特写理论没有被《文艺报》译介过来，就不可能在国内论争中掀起倡导批判性、揭露性、写真实的特写浪潮，更不可能出现大批大胆表现生活中的矛盾、不回避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式小说。《文艺报》促使了国内论争向苏联文艺看齐，向苏联文艺观看齐。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也是如此。国内以前一直不太注意这一特殊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更没有从理论上去辨明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在《文艺报》传播苏联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讨论的背景下，国内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局限于苏联形象思维的理论水平，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也大多停留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一些初级基本的理论问题上。

这两个问题的论争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并没有超出苏联文艺观的范畴。在这些论争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家们对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推崇，苏联文艺思想成了他们据以判断论争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文艺报》甚至以绝对的权威性促进论争向苏联文艺观看齐，因为，我国在五十年代实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文艺政策，苏联的文艺观就是当时的主流文艺观，而《文艺报》是维护主流文艺观点的。为了向苏联文艺观看齐，《文艺报》可以动用行政组织话语权以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确定所要讨论的某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使论争在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进行。

其次，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文艺报》认为国内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时，往往首先大量译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文艺理论相关文章以及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来构建相关的知识背景，继而诱发国内的论争。在文艺论争中，国内的论争者也更喜欢从苏联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的理论中去寻找证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真实性问题论争一开始，《文艺报》先声夺人，先后刊发了大量的苏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态度鲜明地要维护文学的真实性，构建了论争的知识背景，这导致了国内关于真实性的论争一开始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要效法苏联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

此外，《文艺报》通过有意地译介苏联重要的理论论争，或者报道相关的论争情况，来构建论争的舆论氛围，吸引国内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的目光，故意制造论争的契机，以点燃国内论争的导火索。最典型的是国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在国内掀起论争之前，苏联关于形象思维的论争进行得很激烈，但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反响，当时中国文坛对形象思维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形象思维的概念虽然在30年代传入我国，茅盾、周扬、胡风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及，但文艺界关于形象思维一直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展开广泛的论争。1956年《文艺报》第5、6期刊登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康濯的《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这两篇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都极力倡导形象思维，再加之《文艺报》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人》专论对形象思维进行了大力阐释，这些都构建了国内论争的契机，使国内的文艺理论家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产生浓厚的兴趣，故而形象思维的论争一时成为国内的热点问题。

我们可以说，五十年代国内关于这两个理论问题的论争，都与这个在当时有着绝对权威性、起着文艺导向作用的《文艺报》的积极译介和大力倡导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五十年代《文艺报》在文艺论争、传播苏俄文学文论的过程中建构论争的知识背景和契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国内文艺创作中一直以来之所以不重视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虽然与当时特定的文艺环境和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理论先在的提倡，没有在理论上辨清真实性和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如形象思维，它本来是古今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维规律，但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从40年代到50年代，胡风多次谈到形象思维问题，但由于当时文艺环境的影响，文艺界更多的是批评胡风过多强调艺术认识和文学创作的感性特征，贬低乃至抹杀创作过程中的理性的作用。由于文艺界在理论上忽视了形象思维的重要性，当时文学中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在形象思维的论争中，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形象思维对于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些论争，才促使了文艺界对形象思维问题的重视。五十年代《文艺报》探讨的理论问题都是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确立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艺报》为这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为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的喉舌，《文艺报》不可能对激烈的文学论争不闻不问，它总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到论争当中，译介苏联重要文学理论，为论争寻找理论根源。《文艺报》探讨的这些文艺问题，不仅仅是维护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更是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反思，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化。在苏俄文学影响下，《文艺报》探讨的这两个问题，虽然由于文学环境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还存在偏狭片面的一面，但在根本上还是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

苏联文艺的大环境以及国内文学环境对五十年代真实性问题和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都有影响。但如果从期刊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文艺报》译介苏俄文学与文论对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五十年代中国作协的机关报，党的文艺喉舌，《文艺报》总是积极参与论争，成为文艺论争的重要阵地。《文艺报》译介传播苏俄文艺理论不仅从深度广度上影响了论争，而且无形地规定限制了论争的内容和方向，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五十年代苏俄文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文艺报》传播苏俄文论对论争的影响和作用，以此来提醒当下文艺研究不要忽视了期刊对于五十年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