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体育文学研究论文

一、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现状

（一）体育文学发展意识相对薄弱

无论是从远古到现代还是从国内到国外，体育与文学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在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发展。但是，近年来体育文学才以独立形式出现，尤其对于我国而言，体育文学的起步时间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有关体育文学方面的形式、内容、媒介、传播等都还不成熟与完善，相关的学者、作家以及广大民众等对体育文学的发展观念还相对薄弱。常言道，意识是实际行动的先导，薄弱的思想观念必然会成为体育文学发展的瓶颈。

（二）体育文学的交流平台不够发达

由于体育与文学分别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无论是研究目标还是内容、属性等都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针对体育与文学的交流平台也少之又少。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到位，必然会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因为体育文学的壮大离不开体育与文学这两门学科中的任何一科，更离不开两者之间的融会贯通。但长期以来，文学发展文学、体育发展体育的这种割裂的文化发展状态，使得体育与文学几乎成为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两者间的封闭性发展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体育文学保障制度的缺失

缺乏有效制度保障的体育文学一定不会科学、健康地发展。体育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若想取得长足进步就离不开制度体系方面的维护与保障。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大环境，并未构建起体育文学领域的专门保障制度与体系，例如，当前市场上的各种报纸杂志数不胜数，专门性的体育文学报纸杂志却十分罕见，同时，针对体育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著作权等方面的保障机制依然不健全。保障制度是确保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体育文学保障体制的缺失一定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体育文学的发展。

二、体育与文学学科交叉视角下的体育文学发展路径

（一）树立体育文学创作理念

体育运动是开展体育文学创作的基础。目前我国的体育教育主要是以体育训练为核心。而随着现代化体育文学的产生与迅速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逐步改变与突破传统的单一体育训练教育模式，科学合理地融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即促进体育与文学学科的交叉发展，扭转传统的体育教育观念，树立现代化的体育文学发展意识，推动全体民众的体育文学观念，营造良好的、积极的体育文学发展环境。体育文学在意识观念强烈的社会大环境中发展，必然会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这为壮大我国体育文化事业、强健国民的身体以及升华思想情操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体育文学创作力度

文学界的工作者，尤其是作家在创作多种形式的文学题材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关注体育文学作品的开发与创作，因为一直以来体育文学类的作品数量屈指可数，因此，只有广大作家及文学工作者更加积极主动地挖掘体育方面的素材，才能撰写出更多的体育文学作品。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大力支持作家组建专门的文学创作协会，促进彼此间的体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切磋，从而创作出更好更多的高质量体育文学作品。另外，还可以为体育文学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将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制作成影视作品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与推广，扩大体育文学的影响力，推动体育文学的规模化发展。

（三）构建多样化的体育文学平台

积极创建多种形式的交流与沟通平台，推动体育与文学的融合性发展是当前也是今后体育文学的必然发展方向。随着国际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国民对各种各样体育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当然，广大文学家也不例外，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体育文学方面。因此，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拓展体育与文学之间的高效融合，搭建多样化的沟通平台是有效途径之一，更是促进两者间的多渠道交流，提升体育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例如，国家相关部分可以牵头成立专门的体育文学创作机构，社会团体也可以自发组织一些定期性的沙龙活动，体育领域的学者与文学作家也可以携手创设大型的座谈会等，总之，尽量多渠道的体育文学交流平台对带动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关键的意义。

（四）完善体育文学保障体制

完善体育文学的保障体制即是将制度体系贯穿体育文学的整个创作过程中，通过规范化、可操作以及制度化的硬性体制保障，推动体育文学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比如，制订体育文学作品比赛奖励机制、设置体育文学作品有奖投稿机制以及体育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出版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在体育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完善体育文学方面的保障体制，并加以有效的实践贯彻和落实，进而确保体育文学作品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需要文学的强力支持，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同样离不开体育的充盈。一方面文学的持续发展能够为体育事业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能加强体育的宣传，传播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提升体育运动的影响力与价值功能。另一方面，体育运动的不断进步又能为文学发展提供更多的思路、题材与形式等，提升文学创作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体育文学作为一个新兴且重要的领域，理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因此，当今人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体育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去，将体育作为核心载体，进而向全世界人民传达华夏文明的光辉与灿烂，展示出炎黄子孙的健全品质与精神。

作者：廖成惠 单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大数据时代

对于新媒体文学意味着什么大数据让新媒体文学回到“去作者化”的共在混融状态:在传统声音媒介时代，读者与作者共同创作、修改诗歌;到了纸质媒介时代，作者的地位上升;在新媒体文学时代，读者可以对作家进行积极主动的反馈，但这种反馈呈现出信息零碎化、评价随性化以及无法把握所有地域、身份、族裔的不完整状态;到了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文学借鉴《纸牌屋》的数据挖掘模式，可以对读者信息进行全数据收集整理，以较大的吸引力呈现一个文本(其中包括一种可能性，即同一个故事开头，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故事演进和情节，乃至人物设置)。舍恩伯格认为，“大数据是指不用随机分析法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的方法”，因此，我们分析的大数据其实应该被称为“全数据”。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人类所有的网络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而这些数据又能被收集、存储、交换和分析。人们在不经意之间产生的数据总量大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据有关研究报告，2013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0．8ZB，相当于2009年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到2020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超过8．5ZB，是2013年的10倍，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崭新时代正在到来。”新媒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之中当然也生产了大规模的数据，这些数据对新媒体文学意味着什么呢?及时，以PC和移动终端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文学产生巨大的相关信息数据库，比如新媒体小说阅读量排行榜、新媒体作家数据库、读者阅读时间和习惯、哪些文学章节被反复阅读等等。与此同时，因为网络媒介的公开性和“无门槛”标准，新媒体文学的阅读者和创作者数量达到了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2014年，中国网络文学的读者已突破5亿人，保守估计整体收入突破65亿元。这样大规模的用户群保障了巨大的数据量，也使文学网站拥有所有与网络文学相关的数据。网络文学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成为对网络文学进行大数据分析的资本基础和动力。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强大的分析技术，大数据的重要价值在于预测趋势，即“正在发生的未来”。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内容生产者可以有针对性地将作品推送给受众，而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文学作品恰好就是受众所需要的。这是因为大数据分析可以采用理想状态的全数据分析(目前还不能达到)，而全数据分析由于分析的数据量巨大，单个数据的误差可以在分母巨大无比的全数据海洋之中被忽略。相反，在数据量有限的时代，我们就只能追求单个数据的精准。“因为收集信息的有限意味着细微的错误会被放大，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结果的性。”当数据量持续积累增加时，对单个数据的精准性追求不是全数据的方式，放弃精准性、适度接受不精准性，仍然不会影响其结果。这类似于医用手术无影灯，从各个角度照射对象，永远不会存在盲区。盛大文学董事长邱文友认为，事实上国内文学网站在10年前就在运用大数据思维了:文学网站上有200多万名作家，700多万部作品，怎么在茫茫作家海中找出下一个唐家三少?靠数据分析。此外，在网络连载过程中，作家跟读者之间有互动，这些讯息也是数据。“比如作家本想让甲娶乙，可是绝大部分读者希望甲娶丙，这时候作家可以选择，是按原来思路，还是按小说可能延伸的商业价值去改写结局?所有决策的因素、动机跟方式，也是数据分析。”瑏瑡但是受网络技术发展的限制，当时新媒体文学的数据挖掘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彻底和。第二，大数据时代新媒体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当前的新媒体批评既包括传统精英式的学院派批评，也包括点赞、跟帖式的草根批评;学院派批评以黄鸣奋、欧阳友权为代表，草根批评以崔宰溶为代表。“黄鸣奋和欧阳友权以从西方新媒体技术层面发展出来的超文本理论作为理论生发点，对网络文学进行后现代性的学理探讨。”瑏瑢而崔宰溶认为，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研究需要从原著理论(vernaculartheory)和网络性理论入手，才能真实地对新媒体文学进行研究。新媒体文学的接受者并不会以文化精英式的方式来俯视作品，他们对新媒体文学的批评是纯感受性的、本能直观的和零散局部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反叛式文学批评，迥异于传统精英式的学院批评。对中国新媒体文学的研究必须从网络的“原著居民”(网络文学读者)出发，由于他们大部分时间栖居于网络之中，因而对新媒体文学具有不受传统文学理论影响的本性感受力和知识系统。瑏瑣笔者认为，无论是西方网络文学理论还是原著理论，在大数据时代，它们都会被作为大数据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再结合“总点击量”“总推荐”“月排名”等进行分析，从而寻找出读者最有可能喜欢的作品。无论如何，大数据时代给新媒体文学研究带来一种新实证研究路径。米埃尔(Miall)认为，文学的实证研究像灰姑娘一样总是被人们忽视或反对，早晚会有24小时，实证研究将统领整个文化研究领域。人们会通过实证来研究理论观念，反思文学的本质和文化地位。瑏瑤网络技术的发达与新媒体文学的繁荣促成了大数据分析对于新媒体文学的数据实证性研究。

二、大数据思维给新媒体文学带来的理论思考新媒体文学的大数据分析

从学理上带来三组思考:一是大数据推动了新媒体文学的发展，然而新媒体文学能被彻底数据化吗?如果不能，那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可以被数据化?新媒体文学与大数据思维融合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何处?二是新媒体文学遭遇大数据思维之后，是否意味着对于新媒体文学的研究可以转换为数据式的实证研究?如果不能，对新媒体文学的研究还有哪些方面是大数据不可能涉及和完成的?三是当我们将文学接受者的大数据作为文学创作的和较高标准之后，新媒体文学在题材选取、形式美学和叙事节奏等方面是否走向迎合读者的趋势?如果是的话，新媒体文学作家的意义何在?他们又应该采取迎合还是引领的姿态呢?

及时，新媒体文学活动都发生在网络之上，因而可以被充分数据化。大数据自产生之日起，就迅速与人类已有的知识和学科产生了极强的关联，比如医疗健康、交通规划、公共管理、教育培养等领域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运作着大数据分析。“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许多科学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本质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影响人类的价值系统、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世界可知论和不可知论都将转变为实证科学中的具体问题。”瑏瑥大数据的此种趋势根源于它能将所有网络行为数据化的能力，比如在新媒体文学活动之中，我们可以轻松采集到作家和读者的数量、年龄层、分布地域、经济状况、教育程度、阅读习惯、题材喜好，等等。除此之外，大数据可以分析:哪种题材的文学受众最多?同一种题材之中，什么样的文学桥段让读者喜欢?幽默、推理、悬疑还是浪漫?文学作品之中什么样风格的语言会更受哪种人的喜爱?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发展路线和结局是最受人欢迎的?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通过读者的评论和阅读数据反馈到内容提供商和文学作家那里，从而对作品进行实时调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大数据有这样的效果，就认为新媒体文学可以被大数据化。其实，作为技术和艺术合一的新媒体文学在多个维度上是不能被量化的，比如作家的灵魂高度、文学思想的深邃性、文学的意境、文学的美感、文学的终极关怀和文学对人性的探测等都不能被量化，而这些维度恰恰是文学之为文学最核心的内容。不管大数据技术怎么发达，它所追求的客观性其实在数据产生之初就不存在。数据无论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客观地再现对象情况，它本身其实是在一种具有倾向性和差异性价值观基础上被建构的。因而，大数据的生成和分析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天生就具有的价值主观性。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是研究者有能力或者热切希望看到的数据，若非如此，即便大量数据生成了，也不能被数据识别系统发现。这就好比雷达效应，你的关注点除了对象之外别无他物，但是“他物们”却客观大量地存在于你的意识之外，只不过你无意或不能去抓取它们。所以，大数据不管看起来多么科学客观，背后其实与主观价值判断是分不开的。“大数据”并不等同于“大智慧”，即使占有大量的数据，还必须有对数据具有专业化分析能力的人。Netflix的CEO里德•哈斯廷斯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也是受他前期从事碟片租赁服务的启发。他一方面熟悉在网络上怎么通过数据分析为别人推荐自己喜欢的电影和电视剧，另一方面他在无数的观影之中对影片具有极强的审美鉴赏能力。科技和人文的结合让他具有对《纸牌屋》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的能力，这才是Netflix进军艺术界成功的原因。所以，同样的大数据在不同主体那里得出的结论或者采取的应用是相距甚远的。就好比同样是医学CT扫描，仪器是相同的，照出的片也是相同的，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医院检查呢?问题的根源在于对CT成像进行分析的医生水平，同样的CT成像，在拥有不同经验的医生那里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有天壤之别。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在教育、电影、艺术等人文领域广泛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让人文领域的成果与经济效益直接产生关联之外，它的最重要意义其实是在哲学思维层面。大数据分析使我们抛弃传统哲学一直追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而转向为关注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性，即从因果关系转变为相关关系。瑏瑦这种思维方式转变是顺应时代的实用需求而产生的。一方面，大数据思维不去深究因果关系，而是绕开因果关系，退到因果关系的上层———相关关系(包含因果和非因果关系)。这种搁置因果的选择更是由于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之间复杂的关系:“(1)两个事物间有因果关系时，这两个事物间往往会有相关关系;(2)两个事物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时，这两个事物间也可能会有相关关系(虚伪相关关系);(3)两个事物间有因果关系时，这两个事物间也有出现零度相关关系的可能(虚伪零度相关关系)。”瑏瑧当略过这些复杂关系，只关注“相关关系———结果预测”，就会省去无数不必要的麻烦，而直接得出需要的答案。“相关关系的核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相关关系强是指当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其他数据值很有可能也会随之增加。”瑏瑨2004年，沃尔玛公司分析顾客消费时的各种数据时，意外察觉到数据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飓风来之前，手电筒和蛋挞都销量增加，因而超市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放在飓风用品附近。这个例子就表明在大数据时代，深究原因并不一定能找到答案，而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才是其核心。另一方面，大数据带来的相关性分析由于技术的成熟变得比因果分析更容易。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甚至认为，人类之所以一直热衷于因果关系思维，是因为在信息不发达的社会采用因果思维可以快速地作出决定。相反，在那个时代如果采用相关思维会特别费力且不可能有任何结论。大数据由于技术的支撑可以支持相关性思维，但我们在现实之中会发现传统因果思维得出的结论被置于大数据时代后是有问题的。

第二，新媒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与新媒体文学的大数据研究不能混为一谈，二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而这两种方法也只有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发挥出自己的长处。19世纪，类似大数据思维的实证主义就已经僭越过文学的领地。当时实证主义提出，表象本身才是具有研究确定性的对象，对象背后所谓的本质是并不存在的。实证主义“反对追求的知识，它停止去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拒绝认识诸现象的原因，只专心致志地去发现这些现象的规律，换言之，去发现各种现象的承续与类似的关系”瑏瑩。实证主义的“只研究怎么样(how)，而不研究为什么(why)”瑐瑠主张与大数据思维追求相关关系而悬置因果关系的方式极为相似。文学虽然作为语言的艺术具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但是对文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比如对文学流派、文学史、作家时代背景、作品传播状况的研究等。实证主义既要有“实”，又要有“证”:从研究对象入手得到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行分析论证的过程，否则材料只是死物。反过来，我们认为实证主义精神只能限定在以上研究领域才是对文学研究有益的。如果实证精神进入文学意义范围，文学的灵魂、精神和审美只能被理性实证逻辑消解磨灭，成为他者的“嫁衣”。从传统的实证主义对文学的研究经验可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对文学研究不同的维度只能用不同的方法。针对新媒体文学的实证主义(大数据思维)，只能研究新媒体文学的，即对新媒体文学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预测新媒体文学会怎么样，提供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其传播力更强等。然而，对新媒体文学研究本身就不能是技术式的，而应该是美学式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新媒体文学与传统文学走的是不同的理论路线。但就其艺术品格来说，文学应该研究的依然逃不脱深层的价值审视:从感官刺激的表层能否将读者引向一般生活状况，如生死、战争、世俗、宗教等，进而感受人类的终极意义和终极关怀。即使新媒体文学从表征上带有后现代的去中心、平面化和反经典的倾向，但我们还是坚信好的文学与人性追求是同一的，狂欢式的浅薄带来的是“娱乐至死”的悲哀。

第三，大数据思维带来的新媒体文学审美形态是不是对大众的迎合呢?纯粹的迎合带来的是否只是新媒体文学短时期虚假的繁荣?众多网络之中是否有一批逆潮流而上的引领美学品味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呢?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大众趣味，以大数据的反馈作为依据，新媒体文学到一定阶段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调整写作的内容和风格，这样作家就成了读者们意见的平衡机制，这样的新媒体文学家没有太大的存在必要。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状况:一部小说，作家只需要给一个开头，后来的情节发展通过数据汇聚网民的意见和倾向进行延伸，，小说成为读者们合力形成的整体，这样的小说(姑且称其为小说)就是的文学作品吗?真正伟大的作家并不迎合当下的恶俗状况，而是写出深刻的作品，慢慢培养读者的审美趣味，让我们真正感受文学的意义、领悟存在的价值、思考人生的真谛。就像史蒂夫•乔布斯做苹果手机一样，他坚持认为不用考虑消费者的兴趣，你需要做的是培养和引领审美。两种不同的文学态度使得对文学具有深入思考的作家陷入两难境地:迎合还是引领读者和市场?迎合读者型的新媒体文学只需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带给读者们娱乐风格的作品，这种作品只需要考虑文字故事如何带来感官的愉快，读者怎么舒服怎么写。引领型的新媒体文学有一个共同特征———“反浅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理解力的参与和感受力的调动，从作品之中读到的除了“文之悦”之外，还有深邃的心灵和精神层面的内容。新媒体文学植根于众生喧哗的网络媒介之中，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将新媒体文学必然地视为通俗艺术。新媒体文学不一定必须提供短暂的、不能激发任何智性思考和审美挑战的作品。在新媒体之中不可能存在可以吸引所有读者的文学作品，因为这就是新媒体的性质:作家创作风格的多元存在和读者审美兴趣的散点式分布。也就是说，新媒体文学的审美情趣和属性不是由它所寓居的媒介来决定的，而是由作家自己的选择决定的。网络媒介带给人表达的自由和平等，从而带来大众极大的参与兴趣和阅读快乐，其中不乏并未获得话语权的精英作家。所以，新媒体文学应该生长在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场域之中，否则，引领文学潮流的作家就不可能拥有宽松的成长环境。但是，如果我们单纯用技术方式来衡量艺术，艺术将会走向媚俗的商业逻辑道路，而的艺术因其表征具有长期性会被戴着大众文化眼镜的数据技术过滤掉，剩下的只是众生喧哗的靡靡之音。

作者：徐杰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文学研究论文:通俗文学研究论文

一、大连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势

(一)小说创作研究

70年代末期大连作家达理夫妇短篇小说《失去了的爱情》，关注知识分子的生活、内心、情感和命运，曾在辽宁省内外引起过讨论。他198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卖海蛎子的女人》刻画一位卖海蛎子的农村大嫂形象，具有通俗性。继而达理《路障》《除夕夜》、宋学武《敬礼，妈妈》、庞泽云《夫妻粉》等在国内文坛引起较大反响。而后邓刚发表了《八级工匠》《刘关张》《阵痛》《迷人的海》《瘦龙岛》《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沉重的签字》等，引起轰动。《阵痛》获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迷人的海》题材独特、引起了文坛极大兴趣，获1982—1983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4年，程德培较早提出邓刚小说两个世界问题，认为其特色是“铁味”和“海味”，即工业题材和海洋题材。1993年著名学者、辽宁师范大学叶纪彬教授在此基础上生发增加了“心理场景世界”，即表现人的生命力的世界。邓刚曾把《迷人的海》成功归因“新鲜的题材”，小说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老小两代海碰子从排斥到比肩投入大海共同寻找“迷人的希望”，折射出人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社会改善生活的自强不息精神，带有鲜明的通俗文学因子。孙惠芬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以敏锐的文化悟性和质朴的乡村体验深刻表现新时期农民生活和心路历程，系列小说《上塘书》《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伤痛城市》等展示乡村骤变伴随而来的“城市的伤痛”，呈现着乡土社会与现代商业社会、消费时代的密切联系。《伤痛城市》中作为作家的“我”，从庄河来到了时尚之都大连。乡村和城市的落差，让“我”和乡村人的人生理念颠覆了。《伤痛城市》中她发出感叹:“这座城市里，一部分人永远滞留在城市之外，那就是我们!因为职业，因为经济状况，因为传统人格，我们永远无法领略夜的内在气质和风韵，……”孙惠芬小说有强烈的家族意识，张祖立认为主要体现在“强烈而焦灼的进城心理、家族本位意识和倚重精神取向”三个方面。其小说成功之处在于用最通俗的文字写最本土的生活，引起读者自娱、自赏与自我渲泄情感体验，成为快节奏的现代商业化生活的润滑剂，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学特色。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侯德云等人的都市小说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津子围的小说因通俗的现实生活，独特的视角，变幻的叙事，悲悯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常常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震撼。王晓峰评:“津子围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性”“涌动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状态的思考和表现”。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可信的记忆，使他能描摹出风云变幻社会中的人生百相。《残局》《残商》《残缘》《爱的河流》《相遇某年》《老铁道》《我的朋友老胡》《马凯的钥匙》等，孟繁华指出认为这些小说的“类型化”，“处于精英化和大众化写作之间”。张鲁镭《幸福王阿牛》《我想和你一起玩》《小日子》《橘子豆腐》《小青》等，把自己对“小日子”的感悟植入小说，关注小人物的物质欲望和情感追求。津子围揭示:“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几乎全是‘小人物’，写出了‘小人物’的体温、气味、质地与纤维，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王晓峰评价:“小说极为生活化，甚至口语化，极为平易的语言，像是从生活里打捞出来，冒着生活的热气，鲜活而生动。”宋巍认为张鲁镭小说“真诚而俗气”，“寻找平凡人的俗气之美。”新世纪头十年，陈昌平《汉奸》《英雄》《小流氓》《大闸蟹》《国家机密》等通过人物命运大起大落来实现故事的传奇性可读性。王晓峰说:“陈昌平小说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故事’，更看重叙述的艺术，因此，也就更接近小说的本体艺术，以此来完成人性的书写，来完成历史的叙事，并在其中隐含着一个作家对历史、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忧虑和思考。”津子围、陈昌平、张鲁镭作品写的“好的故事”“小日子”“小人物”，实质上共同点乃是小说题材的平民性和传奇性，体现了新时期大连作家对小说题材选取、通俗性叙事、传奇性强调和娱乐性追求的重视和自觉追求。

(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儿童文学是辽宁作家有着传统源头的创作领域，在全国享有极高知名度和话语地位。大连作家发扬文化传统，以鲜明时代感关注儿童生活世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据统计近10年来大连先后有27篇小说摘取了除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蒲公英奖外全部奖项。车培晶将笔触更多伸向那些最能体现生活本相的凡人琐事，如《神秘的猎人》《同桌哆来咪》等。刘东作品具有时尚性、先锋性，《情感操场》《超级蚂蚁》等关注青少年真实的精神世界，“沉甸甸”，中国作协给《轰然作响的记忆》的获奖评语:“刘东善于通过制造悬念等手段来提高小说的可读性。”即点出其通俗文学要素。谭旭东认为:“于立极少儿小说作品中的‘苦难’不是儿童文学作品通常的寻找母亲、寻找财宝、寻找智慧的过程中打败妖魔鬼怪的象征性苦难，也不是善恶模式中恶魔势力的阴谋诡计，而是现实生活中切实存在的贫穷落后、愚昧偏见、疾病灾祸、命运遭遇、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少儿生存的困境与苦难的心灵体验。”比喻、通感的运用新颖别致，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听冲击力。

(三)戏剧戏曲研究

观众是戏剧艺术的主宰者。大连文艺评论对戏剧戏曲活动有高度热情，主要源于大连传统戏曲和新型戏剧的广泛受众面，反映出评论界对大众趣味的迎合。“伪满”时期日据大连，相对安定的环境和特殊地理位置，戏剧活跃，京剧兼收了海派、京派、关东派艺术特点。大连研究者李珠总结，殖民地大连的戏剧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从河北、山东等地传入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蹦蹦、皮影等)和剧种(梆子、莲花落、茂腔、京剧、评剧等);二是从上海传入的文明新戏(话剧);三是日本戏剧和西方戏剧传入大连。研究者指出，大连《泰东日报》1918年8月先后发表《本埠一年来伶人小志》《新旧剧之比较论》《永善茶园时下之角色》等，评述了汪笑侬、贵俊卿、杨瑞高等30余位艺人演出。1919年12月20日至25日，大连《泰东日报》刊出文明剧《及时夜文明》剧情梗概，揭开了辽宁也是东北现代戏剧文学创作序幕。1932年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有情节、对白等较完整的剧本，展现了新的戏剧观:一是注重人生社会问题;二是注意艺术的民众化、通俗化。此时大连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国剧的票房性质的民间社团，如1932年公余国剧研究社和1935年黎明国剧研究社。这些社团在热衷提倡国粹，寓含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向心和认同。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受影视、外来文化及多种娱乐形式冲击，戏剧遂陷入低谷。二人转作为东北民间底层文化土壤里孕育的民间艺术。1934年4月27日《泰东日报》载:“本城三道街某茶馆，迩来未识由某乡邀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即乡间蹦蹦，每日装扮各种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底在辽宁省举办的民间艺术会演上，其被命名为“二人转”，以其面向大众的亲和力、娱乐性，适合东北走屯串户演出的需求，内容有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直接反叛，追求感官刺激，迎合大众通俗直露的“狂欢化”审美需求。

(四)电视剧创作研究

电视剧促进了通俗文学形式变化，强化了通俗文艺的商品化、技术化、共享化和消费性、流行性、通俗性等特征，文学已成为一种集体的大众性消费行为电视剧，且愈加趋向文艺化。文学艺术为了自身的发展繁荣，与大众媒介结合，变成影视作品的“脚本”，较大可能地调动当代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兴趣。1991年后大连电视台创作《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等，获全国电视剧创作较高奖“飞天奖”。评论者指出其两类作品最为擅长:一类是反映社会性矛盾的问题剧，一类是表现人性复杂矛盾的情感剧。这反映出大连电视剧创作贴近现实生活，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通俗性创新，时刻关注时展所给予人的影响，和人的发展所给予社会的推动。编剧高满堂的剧作具有通俗性，扎根生活，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认知，二十多年间创作40余部580多集电视剧剧本。代表作《午夜有轨电车》《错爱》《家有九凤》《闯关东》《钢铁年代》《北风那个吹》《我的娜塔莎》等。他将叙述视角放在社会底层，即使创作重大题材上他也“小中见大”，选择以小人物生活经历为主要叙述对象来表现宏大历史事件。《闯关东》中他选择了以朱开山代表的“草根”迁徙历程，将“闯关东”这一顺治年间后持续大规模人口迁移事件表现得气势磅礴，血肉丰满，使读者情绪能随着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而获取宣泄爆发。高满堂自己曾回忆:“驱车七千多公里，在辽、吉、黑、鲁西南、胶东等地，采访了上百人，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我觉得小时候我父母给我讲的‘闯关东’的那些故事，那些在我心里潜藏了很久很久的往事一下子被点燃了。”作者自述，本身也介入通俗文艺研究中。大连小说、儿童文学、散文、戏曲、影视剧作等艺术形式，关注生活，题材新颖，带给读者新奇的审美享受，虽不能说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但至少反映了通俗文艺的发展趋势。

二、评论者们对大连市通俗文学创作特征的总结

(一)海洋性的形象体现

研究者们的总结虽往往较之作家体验滞后，却每多将作家的体验明晰化与延伸强化。主要据本土研究者的观照总结，大连通俗文学有其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海洋相依相连，海洋以其包容性向人类提供了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无往不在地影响到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三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海洋”题材成为大连文学一道独特风景。海洋对大连作家和读者来说，一方面是已融入日常生活的熟人，但另一面随着先进造船技术发展，海洋又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海洋这种双面性体现文学中就是故事的通俗化和传奇性，邓刚、达理、徐铎、安端等大连作家基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创作出一批有的以海洋、渔业为题材对象的文学作品。辽宁师大叶纪彬教授认为邓刚小说三个世界中，“海味小说”最富特色。受包容豁达的大海滋养，邓刚笔下的海一方面粗犷狂暴，有危险的风暴、底流、暗礁，而大海还能给人物以陶冶和启迪，让其克服了犹豫和胆怯。评论家纷纷指出，“海味小说”对海的感知与表达，从一种自然景观出发，成为一种生命景观，是人们对自然崇拜与征服心理情感的光辉折射。

(二)东北“黑土地”的本土性

大连通俗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地域文化早已融入作家灵魂和生命当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作家对黑土的依赖和对家乡人的深情眷恋赋予了小说以本土性特征。本土性，某种意义上即通俗性，它生于民间活于大众，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最重要的是它把故事性视为自己的命根子，老少咸宜，寄托了人民大众的感情愿望。本土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大连的地域文化。大连位于辽宁最南端，依附于辽北平原的地理位置，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渔业生产方式和自强自立、淳朴豪爽的传统精神。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大连人，可以出海打渔、耕种、种植水果、养蚕种粮。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直接影响着大连人的精神气质、生活习俗，让大连通俗文学与“农耕”“乡土”题材有了扯不开的情结。另一方面是作家自觉的乡土追求。他们作品中反复演绎黑地和黑地上的人，为创作之源泉。孙惠芬出生在大连庄河青堆镇，踩高跷、跳大神、狗皮袖筒、奔跑的马车、赶集妇女欢声笑语等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杨晓莉强调:“孙惠芬的小说创作是源自于她内心对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感动与体悟的审美再创造，充分展示了辽南乡村世俗生活的深厚内涵和世俗语言的独特风情，突现着辽南地域浓郁的世俗文化特质和艺术魅力。”她把辽南乡村世俗生活场景描写作为小说一个重要形态，《歇马山庄》描绘辽南乡村婚礼场面，大碗喝酒，放在犄角旮旯的压柜钱、面鱼儿、坐喜床，看似繁冗的习俗把乡村人的热情、纯朴渲染得栩栩如生。《上塘书》九章，章章是村里的平常事，孙惠芬自道:“不知为什么，我对日子、岁月在乡村土地上运行的情境、情态、神韵情有独钟，那是我多年因漂泊而感孤独的心灵最感安慰的寓所，也是最容易点燃我创作激情的物质，是我在创作中最想快乐的部分。”频繁出现的大连带有鲜明地域标记的地名、风俗习惯，深深刻上了地域风格，使她的作品带有浓郁的通俗文学特色。大连作家“海味小说”中蓝天白云、沙滩渔船、鱼虾贝壳、礁石险浪等滨海风光随处可见，弥漫着浓郁的地域性、通俗性特点。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包括一批高校的学位论文，如指出于立极的小说是“故事和知识的结合”，他的“少年武侠历险小说”《淬鱼王》《蹈海龙蛇》《龙金》都带有民间传说影子，表现了北方青少年在自然风浪中的成长经历。此外《庄园穴》的风水旧俗现、《草鞋底的爱情》《生死沙滩》还展现了颇具诗意的海边美景、大海特产、赶海的知识等。

(三)源自生活的角色意识

大连作家作品主人公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小人物，努力以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故事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读者往往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少年时邓刚做过钳工、焊工，业余时间潜入海底捕捉海货贴补生活，成为出色的“海碰子”。他曾说:“曾为生存潜进海底暗礁里捕捉海珍，无意中积累小说材料，竟得以发表，获奖，颇有经济效益。然而内心真实至今未写透或未能写透，所以自以为日后还有潜力。”津子围1985年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教师、编辑和管理人员、经商。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深厚积累与广阔视野，也都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并时常引起创作、评论的互动，构成了对于创作的正反馈效应。孙惠芬、张福麟、林丹、沙仁昌等一批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作家，熟悉乡土风情，也是由于相关研究的推动，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被誉为“新世纪现实主义最初一抹亮色”，2004年入围茅盾文学奖，因其为入围作品中撰写农村现实的作品而备受关注。对于大连的通俗文学创作，本市学有所长的研究者，也有不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圈圈年轮，持久地镌刻在辽东名城的文化史长廊之中，如宋延平在大文化视野下的通俗文学批评，就带有浸染其中又跳出来由外反观的深刻。还有王晓峰等人，既创作又兼评论，亦多有创获。这些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留待来日。

三、通俗性特点形成的基本原因

创作与评论中体现的大连通俗文学的表现内容、特征的形成，紧密结合，具有主客观多重成因。

(一)地域环境“文化是文学的身份证，文学若不带上自己的文化声调，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

研究者指出，大连地处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属具有海洋性特点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特点。大连文学植根于丰厚广袤的海文化背景中，海洋文化的人文因子如敢于探索精神、宽容粗犷的胸襟、豁达开放的思想，皆融入人们生活与精神中。北连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地，近代东北的自然环境原始而粗犷，社会文化环境封闭落后而简单。生活在这片北方濒海土地上的人们勤劳淳朴、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家族伦理意识。

(二)东亚战争与大连特定的多重殖民文化背景

自明清以来，辽东半岛地区就持续是东亚许多战争频繁发生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地，其特定区域文化这一特征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对于小说文体的某些内在模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关东文化与齐鲁文化交汇之处，大连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两次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在辽宁满清政权的入关建国，近代以“闯关东”形式出现。关内移民占据城市人口很大比例，尤以山东河北最多。山东自古以来崇尚孔孟伦理，家庭和血缘关系浓厚，群体意识较强。这与黑土文化特征大致相同。大连移民文化形态，是在东北文化与关内民族文化互动互渗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东北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论稿史论》、李春燕《东北文学综论》、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等专著和一系列相关论文，都有过很好的基础研究，奠定了东北、辽宁乃至辽东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也为大连地域文学研究的开展建构了基本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近年李迺涛指出大连文化深受“关内中原文化和关外黑土文化的双重影响”，等等。关东与齐鲁的博大宽厚、豪爽粗犷、淳朴大气等精神气质在这里得到承袭与光大，并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近代以来大连饱受异族文化浸染而形成了殖民地文化，其对于新思潮新事物的敏感熏染了众多创作主体。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到1945年光复，大连被日本作为“满洲”侵略据点统治达40年之久。1899年俄国人在大连营造“东方巴黎”，规划修建为具有西方近、现代文化色彩的“花园城市”。日据时期大连都市文化特色可用“三化七多”来概括。“三化”指国际化、现代摩登化、殖民地化。“七多”指欧式建筑多、柏油马路电车多、花园广场多、消费空间多、娱乐休闲方式多、文学活动多、苦力多。日俄推行殖民文化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大连文化的国际化。近年大连有“东方小香港”“东方威尼斯”“大大连”美誉，成为一座体现多重文化特色的国际性摩登都市。这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市场化、商品化、多元化、娱乐化的现代时尚氛围，也刺激了文学创作者现代意识。有研究者认为“殖民统治带来殖民文化的同时，客观上也给大连涂上了浓重的国际性的城市色彩”，特定的城市文化积习不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市场化、商品化、多元化、娱乐化的现代时尚氛围，也刺激了文学创作者的现代意识，这都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到。比起通俗文学创作以及文学创作中的通俗性追求本身的骄人成绩，大连文艺批评还显得有些单薄，虽然有的方面成就显著，也不乏大量的浅层次的感受式、漫谈式、评点式、印象式文章，主要不足还是集中在对单一作家作品的研究，缺少系统性、整体性的阵容和规模，尤其是多重文学史理论视域下的深度解析与多元文化成因的体系构建。但回顾八十年代以来的通俗文学评论，仍能感受到那份面对文学的真诚以及辛勤耕耘后的执著努力。研究者们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敏锐的感受力，力图发现作品中的通俗文学等因素，作为引导大连文学创作的正能量之一，含英咀华，积累推进。而这些，目前面世的本省地域文学史著作的总结，虽然有所涉及，但仍显得有些薄弱，需要在新的视野下充实加强。

作者：王立王莉莉单位：大连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网络文学研究论文

一、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此研究思路既带来了大批研究成果，又暴露出以下问题:及时个问题是当前的研究没有理论深度。网络文学出现依托的是数字技术，它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每一次数字技术的发展都会激发网络文学的新变化。从BBS到文学网站继而到博客，到微博，到微信，无不彰显了数字技术对网络文学的决定性影响，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现代问题。所以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应在数字全球化视域下进行，而不能仅仅将网络文学理解为“网络中”或“网上”的文学活动。部分学者只是停留在网络文学本身去谈网络文学，视野狭窄，没有高屋建瓴地把握网络文学的核心实质。其论述往往只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没有理论深度。因为他们没有深入到审美现代性这一网络文学的批评核心去进行思考。第二个问题是理论脱离阅读实践。我们发现很多网络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不熟悉网络的研究者)从来不曾进行过“网络阅读”。他们往往只是阅读某些已经出版了的、纸质的网络原创作品，认为这就是网络文学作品，然后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这里引发了两个问题:首先，被印刷商看中并且出版的某些作品能代表网络文学作品吗?显而易见，出版商出版是为了有利可图，他们的选择是市场化的选择，而非从网络创作、传播和接受等环节进行的选择。批评者使用与传统纸质文学一样的批评标准，这就认为造成了网络小说的“原罪”。第三个问题是网络批评活动处于失语状态。因为批评者脱离了生动的阅读体验，所以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批评自然就无生气可言。近年来网络文学数量在以爆发式的速度增加，也出现了一些较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而遗憾的是，批评界对网络文学作品的批评却总是远离创作前沿，无法为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资源。一个问题是部分研究者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截然对立。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非常明显，无论是从文本存在方式、创作方式还是传播模式，我们都能发现它们的差异。但一些研究者只注意到网络文学的特殊性，却没有注意到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都应该是那个理想的“文学”的表达，都应该具有文学固有的审美性。由于夸大了技术造成的网络文学的特殊性，他们忽视了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达到现实文学作品的审美水平，结果极少注意到网络文学与现实文学创作具有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一事实。由于以上原因，网络文学研究的合法性本身甚至受到了质疑。要使网络文学研究能够更好地发展，更好地解释和指导网络文学创作，成为贴近网络作家、贴近网络读者的文学理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视野对网络文学进行研究。

二、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学研究

金惠敏研究员在《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一书中将当代媒介扩张的现实称为“媒介现实”，认为“新媒介造成的是趋零距离、图像增值和球域互动的全球化”，然后讨论这样的语境下“文学的当前危机”。这不仅是讨论传统文学问题的极有价值的思路，更是我们考察网络文学的必由之路。网络文学是全球化、数字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说它必然，是因为文学本身对承载媒体的开放性。但是它不仅如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文学产品利用网络手段传播，作家通过网络工具写作，似乎只是写作和传播换了一个手段。更重要的是，网络作为工具具有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种改变，与四百年前印刷术改变中世纪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一样巨大。在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曾这样评价印刷术:“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后来的事实确实如他所预见的那样。所不同的是，今天不是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而是包含电视的广义网络机器。今天确实是一个印刷术退却的时代，以各种网络为代表的当代媒介以远超波兹曼写作时代的力量在改变着世界及世界中的我们。全球化时代的网络文学研究还应该具有包容开放的心态。网络文学出现之初，由于其新颖的形式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资本的觊觎。最近几年，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网络作家创作在题材、叙事、风格等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模仿，使很多文学素养较高的作者和读者离开了网络文学。创新性的缺失正在使网络文学的独特魅力渐趋淡化，极大地影响了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有包容的心态。不应一味攻击网络文学作品的非审美化、低俗的趣味，而应更多地去关注如何为网络文学输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新的活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及时，突破技术条件的限制，使传统作家进入网络，利用网络进行创作。不仅是将这些传统作家的作品放置在网络，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制造传统文本经验丰富的作家提高网络创作的技术水平，进而创造出真正的互动式、多媒体化网络作品。第二，大力培养具有创新性的网络作家，让他们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学创作具有的创新性和审美性，提高现有网络文学作品的审美趣味。

三、总结

除此之外，网络文学批评活动也应该抱有平等心态，采用体验的方式进行。强调平等是针对部分批评家们对网络文学的轻视甚至敌视的问题。因为就目前主流的“网络文学”概念而言(即从将网络文学视为网络原创文学的意义而言)，网络文学作品从作品数量及受众数量来看都远超传统印刷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批评活动，如果脱离了这个时代较大众的同时也是最生动鲜活的文学实践是没有未来的。未来的文学理论应该以网络文学为重要的理论来源，未来的文学批评活动应更加重视真正网络化的网络文学作品，改变批评的失语状态，更好地引导网络文学活动。强调体验性研究是针对部分批评者不进行真正的网络阅读的问题。网络文学批评必须进入到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突出“在线性”，体会网络文学作品的独特魅力。这样才不至于使用纸质传统文学的原则来批评网络文学，真正发现网络文学的审美内涵。总之，网络文学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应在全球化视域下，以包容开放的心态，确立平等和体验的批评方式，推动网络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作者：陈海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是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这四种方法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即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划入科学主义类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希望。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的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自觉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说明了辩证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看作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通，认识方法相近。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实际上已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雏形”。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也有相似之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有“两极化”、“非此即彼”的明确性外，还有“中间”状态、“亦此亦彼”的模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非彼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彼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此！’。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法是在较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模糊数学方法，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用符合模糊性特点的数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模糊性。

1975年，查德发表了长篇论文《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将模糊数学方法拓展到了语言研究领域，形成了模糊语言理论研究模式。模糊数学作为一种处理不肯定性和不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描述人脑思维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中间状态”观点和“亦此亦彼”思想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模糊数学是辩证法的数学化和辅助性工具。人文主义方法，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固有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就属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也是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中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对于“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人们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对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人们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研究了政治、艺术和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将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心理学运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构想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笔者曾指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他们“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方法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使比较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发扬光大并呈现出蓬勃之势。

二、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方法变革与理论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方法的变革与创新，往往伴随着理论的变革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地位的同时，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变革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从各种新的文学方法中汲取了营养，丰富和发展了自身，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范畴，是一种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同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特殊标志。对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发展而言，它“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factor），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indicator）”。也就是说，新范畴的出现，在推进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同时，又成为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每种理论范畴，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印记，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理论体系和思想观念的核心概念，是“牢固地植根于‘社会史’”的。从这个角度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不仅有时代的特色，而且有时代的局限。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于19世纪，它所面对的理论资源是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面对的文学实践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因此，其文学理论范畴也主要是与之相适应的现实主义、典型、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性、异化、人道主义、阶级性、历史、美学、大众化、艺术生产等，带有鲜明的19世纪的印记。20世纪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结合中国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进行了选择性过滤，舍弃了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历史、美学、艺术生产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联系不够紧密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虽然也增加了政治、艺术、武器、工具、工农兵等具有中国革命色彩的文学理论范畴，但从总体上讲，其范畴却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并与文学自身的规律渐行渐远。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更加贫乏，更加丧失了对中外文学的解释力。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除古典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外，增加了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及部分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文学实践已由批判现实主义、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随着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文学实践的复杂化，虽不能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已经过时，但可以说这些理论范畴确实不够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中，随着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等新方法的应用，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如性格系统、功能结构、模糊性、确定性、不确定性、情绪记忆、心理定势、审美无意识、平行比较、影响比较等，它们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族中的新成员，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这种开放性，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以一种世界眼光和恢宏气魄，吸收、批判、改造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融入自己的文学理论之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也面向新的时代要求和文学实践经验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形式和丰富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也基本上能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实践的交流对话中实现了中国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被当作真理而走向了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被视为文学理论史上最正确的理论而被神圣化。到1966—1976年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总结

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引进，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系统科学思维方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辩证法，模糊数学方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亦此亦彼”思想，心理学方法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内容，比较文学方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比较研究。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过分强调经典化而忽视当代性，过分强调坚持性而忽视发展性，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仅仅当作一种神圣经典加以崇拜，一种文学原则加以坚守，一种革命理论加以阐释，将鲜活的社会生活、丰富的文学现象、动态的学术潮流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当代文学实践、当代学术发展严重脱节，成了一种体系僵化、观点陈旧、面貌灰暗的过时之物，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和吸引力。而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方法的变革，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应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畴，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旧有格局和传统思维模式，缩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的距离，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亲和力与解释力。它不仅推动了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对文学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解释（如用系统科学方法分析阿Q形象、用模糊数学方法分析人物性格），而且科学地说明了文学创作实践和当代文学现象（如用心理学解释作家创作中的心理活动、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形象），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活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声誉。

作者：季水河单位：湘潭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科研质量文学研究论文

1文学研究团队

首先这需要对现有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同时增加校内文学研究团队的外部支持，如学校科研部门、教务部门以及后勤保障部门等，配套相应的一部分经费对项目组进行建设，以笔者所在宜春学院，科研部门对部分教师组建的科研团队每年均投入十多万元供采购小型仪器设备，并提供部分经费用于团队成员对外交流;教务部门可用科研成果冲抵教学工作量;后勤部门提供办公条件等配套设施，这样的条件对科研团队的支持力度很明显。其次在团队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及约束机制，增加团队的生命力，与此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习、培训制度，激励制度以及绩效管理制度等，让团队成员可以不断学习新知识与新技能，并增加团队的沟通，增进协作，有效提高团队成员的科研积极性，最终实现提升团队整体学术水平的目标。例如笔者所在宜春学院的部分团队，每学期会定期安排会议交流，探讨近期完成课题的进展，所遇到的问题等，群策群力探讨解决方法;在项目申报前期成员对申报书进行交流，相互提出问题与建议，加以改进;这些举措有效的增进了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加快了项目完成的进度与质量，提高了团队成员申报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了团队成员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与科研质量。

2学生科研团队

2.1实行导师制与指导

毕业论文让学生参与科研导师制是利用教师的科研项目与科研技能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在于培养学生的同时，也增加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提高师生科研水平和质量;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科研能力的新型方式。笔者所在的宜春学院生物类专业，一般有科研工作在身的教师，在学生二年级接触专业课开始，都会进行学生和教师的相互接触，接触中教师会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以及实验室的情况，学生介绍自己的学业、生活、爱好等个人情况，达到相互了解，其后，可根据学生意愿参与到学生科研团队学习，教师可依据科研内容与其本科论文相结合开展指导工作。此外，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在本科院校学生科研培养过程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是学生本科四年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重要的综合性科研训练教学环节。按照一般学校的培养方案安排，毕业论文完成往往是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的工作，但那段时期，考公务员、找工作和实习占用学生大量时间，放任自流的话常常使毕业论文流于形式。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教师通常会提前介入，并找一些具体问题和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前一年将题目出好，要求本科生构思;同时对那些主动性强的学生，吸收他们进入团队一起参与科研活动。

2.2对学生科研团队管理与建设的思考

建立学生科研团队就是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借助教师的课题和项目为依托条件，为培养其科研思维与技术的一批有协作精神的学生群体。生物类教师的科研往往实验性强，需要学生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但不少实验试剂有一定毒性，需要安全操作和严格管理，因此，在团队设立之初，除教师指导外，需要学生团队负责人，发挥负责人的角色作用;此外，教师可组织参加部分学术活动，如安排组内成员汇报，共同学习一些仪器的使用等;而在完成某些阶段性的工作后，可适度安排一些团体的娱乐活动，让团队成员增进了解，提升人际关系凝聚力;在团队建设中，可引入组内淘汰机制，即通过观察团队各成员在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表现，可将消极应对项目的成员淘汰出团队，再引进拥有较高兴趣和较好研究态度的新成员，采用能进能出的机制来提高研究状态。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本科生科研训练，很多地方高校都出台了一些鼓励措施，比如大学生创新竞赛、大学生实践项目等活动，但由于学生缺乏相关科研素质的培养，主动性不高，往往是极少数学生有积极性，不少是教师协助学生完成项目申报，这些一方面反映出多数学生缺少科研训练及独立的科研思考意识，同时也暴露出科研奖励政策对学生的吸引程度不高，还应有更多的辅助保障措施进行实施，如可采取科研项目结题答辩或，并结合指导老师意见的对应学分转化机制等。

3结束语

提高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对于提升地方性本科院校的科研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对于实验实践性强的生物学科来说，它一方面能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与教师的科研能力，并能帮助学生提高实验技能与科研兴趣及思考能力，在帮助教师提高科研质量的同时，还有助于学生不管是工作还是读研深造都能更好地掌握动手能力。地方性本科院校由于科研底子薄弱，缺少硕士点，想要在科研道路上加速发展，更需要师生团队的努力，在科研团队的建设和管理等问题上多做研究和探索工作。

作者：赵志刚徐占春单位：宜春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论文

1.在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兴盛及对“真实”的诉求的研究

最常见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代表了追溯这种传统的一种思路，即从西方舶来的理论资源中寻找提供了支撑的部分。然而应该指出，这是对于庞大的西方理论的简单化处理。这种传统的西方理论支柱，应该是更宽泛而又更的一种文学观念，即历史主义观念。盛行于19世纪的西方的历史主义观念，虽然是个宽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将文学与外部原因，如时代、种族、社会等紧密关联起来并对比关照。而由于其传入的时代（20世纪初）对于思想发展的需要、以及其与进化论的糅合传播，历史主义观念对中国此后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在此同时，历史主义观念的传入、沿袭与作用，并不是单一的原因。仍然从西方理论引入的角度看，在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其历史悠久的“摹仿”论传统的接受，必然也对此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疑是与历史主义观念纠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赘言。而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来说，必须要提及的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深远影响。文以载道，体现的就是强调社会性、功能性的文学观。而又因为“道”的模糊性与可写性，在历史沿革中，这种观点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断地被沿袭。到了作为新文学开端的五四时期，“文以载道”作为一种旧思想受到排斥，然而与此同时兴起的将文学与种种社会思潮、救国思想联系起来的趋势，却恰恰变式地沿袭了“载道”的传统。至此，“载道”便于传入的西方文论一起，对中国以后的文学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兴盛、热切追求文学的“真实”，即是其中一个显著的结果。

2.在吉林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处于那样的时期与环境下，这种特色自然是并不难见得的。如刘柏青老先生的《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对新思潮派作总括与介绍的时候，刘老先生并未太多地从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学发展、以及新时期文学吸纳革新来着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会条件为着眼点，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强调“这样的事实，决定了明治文学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积极的浪漫主义的风采”。而在论述“同鲁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龙之介时，也多从其小说的叙事内容出发，与其生平、所处年代、环境相联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会道德意味的结论：“作为一个人生的战士，他是失败了，而他的文学也就成了‘失败的文学’。”在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刘老先生的论文里也有着丰富的文学内部研究的成果，是不应该被刻意无视的，比如在论证芥川与鲁迅的历史小说时，更多地是从文学趣味、小说文体的演变着眼的。然而此处关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为中心，并且左右着文学评价的最终定论。而且，刘老先生的此文绝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学者们的研究，作为全国主流研究的一个局部，显现出对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文学“真实”的追求。再如刘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金训敏教授的《论鲁迅的“拿来主义”》、刘中树教授的《漫谈老舍的创作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皆对此有所体现。而在思想解放文坛革新的历程中，这种传统虽然依旧有其强力的影响，却无法不受到强烈的冲击。正如冯友兰《新理学》中提出的“照着说”、“接着说”，乃至于“对着说”，在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之时，如何面对偏重外部研究、“真实”追求的传统，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与超越，又一次成为了学者研究中无可避免的问题。那么，传统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从一种主流变为相对主流，并且带上了“旧”的文化标签以后，学术界是如何继续研究、发展的呢？作为作者对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观表现，题目中的要素开始丰富了起来，并且明显地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标题构造———即形成了一种更专属于“文学”的标题形式，其中文学作为主体与许多新的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如张福贵、马丽玲《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张丛皞的《“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等等。从文本来看，在新时期的学者研究中，超越旧传统的努力是不难寻见的。一方面，从接继的角度来说，旧的通过外部研究拓宽文学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更大的主题的探究被延续下来，文学获得独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种大视野之中进行分析。如张丛皞、韩文淑的《诗意难寻的生命寓言———重读<憩园>》,在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中，延续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传统。然而这里应该注意，外部研究已经不再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学作品内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这是与以往“从外而内”的外部研究绝不相同的，文学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关注。但仍有一种延续的趋向，即对文学“外部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是对文学意义的延伸。如张福贵、马丽玲的《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主题论之二》，即是从文本分析着手，进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个广阔的生命主题。这种研究方式与旧传统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继承了旧传统，体现了旧传统的在“真实”以外的追求，即文学的广义性，以及对“意义”的追求。而如今，这当中的“意义”在社会性与功能性上已经变得不再单一，体现出了一种非文学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学在延伸的意义中成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为“真实”与“公用”而使文学成为工具。

3.这里依然显示出传统的强大影响

无论是历史主义观念还是文以载道，都在这种文学拓展性的追求中体现出来。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的非文学性追求，在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着。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反思与直接的摆脱。旧的传统被视为文学研究的异质与偏向，被有意地搁置起来。这与及时种趋势是不一样的。文学研究在文本中展开，对于作者与读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为文本的分析所规定。如张福贵、白玮的《破坏与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就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文学内部的诗歌语言上，并且声明：“这种语言观转型的根本和内在原因，自然来自于诗歌创作本身，因为不断解除众多来自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在清规戒律之后，创作本身的问题则依然存在甚至因而进一步凸现出来：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约，我们只能直面诗歌‘自身’。”有趣的是，研究者自身的处境，与这里被探讨的创作者的处境恰恰有很相近之处。传统不再依靠文学以外的影响力束缚文学研究，然而也不再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简单的评价体系，此时文学研究的走向是需要关注的。如何处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依然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综上所言，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的传统在新时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文学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对旧传统的超越，以及在文学自主性的注重中对于文学的重新认识与作品的重新解读。无论是承继旧传统，试图阐发文学更广阔的意义；还是专注于文学内部，弥补传统之下文学研究的偏颇不足之处，都是值得关注的。而在传统中单一的评价体系变得多元之后，如何确定文学研究的价值，吸纳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领域与方式，更将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时，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真实”诉求，并不应该被否定被弃绝，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方定曦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女性文学研究论文

一、结构坚实

视野宏阔，是该论著的另一大特点。在结构设计上，《历程》打破一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另辟蹊径，以冰心、丁玲、张爱玲三个女作家为中心，并以此形成自己的撰写体例。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一主体框架结构之外，论著作者别出心裁，又设置了一个贯穿始终的辅助性结构或副结构———在每一编的单设一章，分论三个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其章节设置是:时代主题的交响(一)———冰心时代的庐隐;时代主题的交响(二)———丁玲时代的萧红;时代主题的交响(三)———张爱玲时代的苏青。这是一个贯通到底的双结构。这样，每一编里实际安排了地位主从的两位女作家的平行比较，冰心与庐隐，丁玲与萧红，张爱玲与苏青，两两相对，所谓“交响”，既是对同时代的两个个性和风格迥异的女作家及其创作之比较，同时，更是对同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答和探索，揭示了时代主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征，“交响”，双声部或多声部之谓也。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构的，杂树生花，30年间，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涌现出了大批经典性文本，现代女作家依据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将探索的触角伸向女性世界的各个角落，她们所提出的现代女性的生存空间和出路等重大问题引发了持续的思考。面对这样一个繁复丰富的研究对象，任何所谓“抽象”、“概况”或“提升”，都不免捉襟见肘，流于简单。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论著目前的双结构设计可谓高屋建瓴，视野恢宏，它较大程度地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这使得作者的论述丰富厚重，析出的观点和结论坚实而有力。

二、文本细读

论从“文”出。《历程》在文本细读上所显现出来的硬功夫，是笔者最想强调的，这是论著的又一大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韩立群这一辈属于第二代学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启下”的意义更突出。他们活跃于新时期初期，那个时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表现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学科定位和建设问题，所以这一代学者学科意识尤为强烈。当时最亟待解决的学科问题是教材撰写。在山东，在及时代学者田仲济总主持下，韩立群参与并主持了山东及时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全国及时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为山东乃至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文学史编撰，除“史识”外，通读作家作品，对作家全人全文的了解和掌握是其基本要求。韩立群又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分析作家作品，借助于授课，培养了几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作品的烂熟于心和及时手史料的掌握，长期在其中的爬梳辨析，使作者练就了文本细读的基本功，因而其学术研究从不流于空疏、浮泛，任何观点的提出必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作支撑。这种细致而精到的文本解读，在《历程》中俯拾即是。初看起来，《历程》三编的框架设置是平行的，每个时代各有自己的女性主题，即“理性启蒙”、“艰难实践”和“痛苦反思”，借助于对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及其文本的通盘考察和整体分析，三个时代女性主题的界定、特征和差异被清晰地揭示了出来;然而随着讨论的展开，你会发现，在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文学的演变上，作者实质上划分出了两个阶段。1940年代随着愈加深化的殖民地过程，女性在恋爱、婚姻和家庭制度中、在两性关系中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挤压着，女性在所谓“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愈来愈物化、奴化，其结果是女性主体性地位进一步丧失。

三、总结

作者敏锐地抓住它，并层层发掘出来;不仅如此，借助于对张爱玲笔下女性角色的辨析，作者发现，女性愈来愈被物化和奴化的本质正是在这些“文明”、“自由”观念的掩饰下而变本加厉的。而在革命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将文明、自由的观念予以实践之，则是丁玲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问题意识”的统领下，《历程》的作者将女性问题一一提出，界定、辨析，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作者：李玉明秦丽萍单位：青岛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古洪水文学研究论文

一古洪水水位和河床断面的确定

1古洪水洪峰水位计算

洪峰流量最基本的依据就是洪水水位，如果洪水位确定得不，就难以保障计算成果的性．因此在洪峰流量推算过程中首先应确定洪峰水位．古洪水洪峰水位的确定依赖于古洪水滞留沉积层．国外一些学者通常直接采用SWD顶面高层作为全新世古洪水的洪峰水位，计算出洪峰流量的最小值．由于其忽略了SWD沉积水深，所以所得结果会严重偏小．后来杨达源等提出洪峰水位应采用SWD向着坡上方的尖灭点的高程，其精度相对更高．大量的室内模型实验、野外观测和取样调查的结果都证明古洪水平流沉积尖灭点高程指示洪水位精度高于滞留沉积层顶面高层．但是在全新世古洪水的采样过程中，洪水SWD沉积往往不存在尖灭点，所以就无法应用此方法．李晓刚等通过大量实验和研究，创设了“古洪水SWD厚度与含沙量关系法”，通过恢复SWD的沉积水深，确定古洪水洪峰水位，推求出的洪峰流量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

2古洪水行洪断面的确定运用古洪水平流沉积物野外及室内分析特征及指标体系确定古洪水平流沉积，并由恢复古洪水水位推求流量，必须解决古洪水当时的行洪断面问题．

1)基岩峡谷型河床流量的推算精度取决于断面地貌的稳定性．对于基岩型河床，由于其河槽比较规整，岩石的强度较强，断面抗蚀能力强，冲刷和淤积能力较弱，故河道变化量小，水流状态稳定．而且，峡谷河段易于大洪水沉积物的保存，在古洪水流量计算时选择基岩峡谷段河床，有利于减小误差．

2)冲淤变化型河床对于冲淤变化型河床，由于其岩性较弱，在地质过程中，河流下切、泥沙淤积等影响较强，所以现今所观察到的河床断面与古河床的断面差别很大．在冲淤变化型河床确定行洪断面要从多个角度来考虑．谢悦波等认为古洪水当时行洪断面面积与现在实际断面面积之间的差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年际断面冲淤变化量;二是一次洪水过程中的断面冲淤变化量．由于冲淤变化型河床行洪断面的确定还有难度，所以应避免在此类河段中展开古洪水流量的计算．

二古洪水洪峰流量的计算方法

确定古洪水洪峰水位和行洪断面之后，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计算方法，来恢复古洪水的洪峰流量．

1水位流量关系

在应用水位—流量关系法时，应选择在附近有水文站的河段．因其是在实测资料作为基础上进行计算，所以该水文站应具有大水年水位—流量关系资料．由于没有考虑区间的入流，所以在采用此方法时应选择在与水文站相近的断面;此外，水文站的水位—流量关系曲线一般是建立在实测资料的基础上的，在水文站没有监测到洪水的较高水位的情形下，这就需要延长水位—流量关系曲线．经常使用的高水延长法有曼宁公式法和史蒂斯法．

2比降面积法比降面积法

是利用比降和断面面积，采用水力学公式计算河段流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计算古洪水流量时具有方便、适用性较强的特点，如果可以用水位量关系法计算的，也可以用比降法进行计算．由于洪水在行洪的过程中，经常能出现一个较高水位，此时洪水水位在短时间里可以看作是不变的，可近似视为恒定流计算．此方法在近几年的全新世古洪水洪峰流量计算中应用也较多．且多用在基岩峡谷断面，由于河床自全新世以来变化不大，且能容易计算糙率系数．水面比降可用河床比降代替．通过野外红外测距仪实地测量的结果结合地形图中的水面高程点进行校正，获得比降．

3ArcGIS耦合HEC－RAS模型法HEC－RAS模型是由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所开发的一款模型，在天然河道和人造河网的一维水力学计算中用途广泛．HEC模型的理论基础即能量守恒采用该模型时首先要对所研究区域下垫面概化，利用ArcGIS强大的地理数据分析功能对所研究河段地形图、遥感资料进行数字化，生成所研究河段的不规则三角网．然后在ArcGIS下耦合HEC－GeoRAS模块，绘制河流中心线、断面线、主槽线等，同时在提取河道断面等数据，生成(RASGIS)数据，再将数据其导入HEC－RAS开始模拟．并根据实测结果对断面数据进行修正，确定河槽两岸糙率系数、扩张以及收缩系数，给定边界条件，确定起始断面．模拟不同洪峰流量的古洪水，可得到相应的古洪水水面线，其中与古洪水滞流沉积物指示水位高程最吻合的水面线，其所对应的洪峰流量，即为古洪水洪峰流量．

三古洪水洪峰流量的验证

1利用实测数据反演法古洪水水文恢复计算需要对其结果的性验证．尤其是利用比降面积法获得的洪峰流量，可通过对采样点进行仔细观察，找到最近几次洪水的明显洪痕，以确定洪水水位高程，并利用之前观测到的河槽数据，比降和糙率．利用公式计算出洪峰流量，已验证此方法是否．

2利用世界各地流域面积与大洪水洪峰流量关系美国学者Baker通过对全世界各大洲及地区的古洪水研究资料系统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古洪水的洪峰流量与其流域面积存在相关性．如果以流域面积为横坐标，洪峰流量为纵坐标建立坐标系，流域内发生的大洪水的洪峰流量(Q)应介于Q=760D0.4和Q=21D0.73之间．我国一些学者在进行古洪水洪峰流量的验证时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结果计算出的洪峰流量与Baker的研究成果相符，也间接证明了这种方法是可以验证洪峰流量的计算中．

四主要问题与展望

1存在的问题

(1)对古洪水沉积物剖面的识别还存在困难．对于古洪水平流沉积物的野外识别和试验判别己经有了依据，但是能指示洪水水位的平流沉积物的尖灭点在野外并不容易找到．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对大自然的改造愈发严重，以及水文条件复杂，河道变化较大等原因，河流沿岸的典型平流沉积物很少有完好保存，这种情况下如何计算洪水洪峰水位和流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2)研究区域还不够广泛．在中国，开展古洪水研究的流域还不多．现在古洪水的研究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在其它大部分地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3)古洪水洪峰水位的恢复误差较大．用古洪水滞流沉积物顶面高程作为古洪水洪峰水位，求的洪峰流量不够．采用古洪水滞留沉积尖灭点作为洪峰水位，接近真实水位，但是尖灭点在形成后很难保存下来，尤其是在适合古洪水水文学研究的基岩峡谷河段．古洪水SWD厚度含沙量关系法解决了上述问题，已有学者通过这种方法恢复古洪水的洪峰水位．

(4)古河道的恢复精度不高．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在地球内营力和外营力的共同作用下，包括河流裁弯取直、侧蚀以及人类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现代河道断面以及河床与古河床必然会有很大不同．要更地计算古洪水的流量，就必须弄清河床断面随时间衍化所发生的变化，包括地貌、岩性及其环境的变化．

2研究展望

(1)古洪水水文学研究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应加强多学科的合作，采取多学科集成的方法研究古洪水，提高研究的分辨率，进而提高古洪水研究的可信度．

(2)应在全国各流域开展古洪水水文学的研究工作，建立相同时间尺度下的不同区域的对比关系．恢复古洪水洪峰流量，延长洪水水文数据序列，建立万年尺度洪水流量－频率关系，对于揭示全球变化的响应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对于防洪减灾和水资源水能源工程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应加强古洪水洪峰水位及行洪断面的研究，进一步提高洪峰流量恢复的精度．

作者：王超张红梅申洪源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后殖民时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的形势是由多种原因推动而构成的。

（一）殖民时代的血腥工业时代

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殖民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学作品都对殖民主义的行为进行粉饰，甚至于为殖民主义摇旗呐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是一种对落后国家人民的血腥压榨，但是从某些“精英”们的眼光来看，这种行为却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不少“精英”仍然坚信，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推动国家迅速发展，因此，这些“精英”选择了各种方法为新时代的“殖民主义”摇旗呐喊，而英国文学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一种方法。因为通过文学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传播，不仅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够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实现“殖民主义”思想传播的目的。因此，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警惕，更遑论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都以隐蔽的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新型的“殖民主义”。为迎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国的御用文人们也将开始为“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解释。例如，著名的文学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细研究过英国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史，论证了这一传统紧抓不放的文化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嬗变之间的鸿沟。尽管不少反对者争相驳斥此类观点，但是依旧有不少英国学者对该类英国文学出现困境的缘由深信不疑。这就使得不少英国学者认为对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从而在思想上禁锢了其研究英国文学的动力。

（三）语境的巨大变化

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每一代人的文化，而大学生活和市井社会更是容易催生出新的文化，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状态。因为即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他们接受的语境文化也与许多经典的英国文学中的语境是不同的。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在研究英国文学时不可能完全地切实领悟英国文学的真实内涵，甚至于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受到阻碍。要知道“，殖民时代”的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公民的心理与思想与当今的英国人民相比远远不同，这就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一种断层的阶段。

（四）殖民地的觉醒在“殖民时代”

英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和强悍的武力为其推动其文学向世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文学的传播其本质上是将英国本土适用的方法、理念甚至机构都原封不动地搬到殖民地推广实行。不难看出，这种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是对殖民地人民思想和政治的禁锢。然而，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原本的殖民地纷纷脱离了英国的控制，其逐渐开始希望恢复本国家的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摒弃英国文学研究，改而研究本国家的文学，也使得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了困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1968年10月肯尼亚作家、学者恩古吉•瓦•蒂文哥在内罗毕大学做题为《论废除英文系》的演说,旗帜鲜明地提倡用非洲文学取代英国文学研究,将非洲文学和语言中心化,英国文学边缘化。

（五）后殖民的文本

政治后殖民文本政治由于其强调文本作为核心的作用，因此其希望用文学文本和文本解读介入到文化政治中去。这就使得后殖民文学研究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范式的文学研究，他的出现对于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形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揭露了殖民时代权利与文学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传统的英国文学大多是以斯皮瓦克为代表的“话语暴力”，通过强调殖民地的从属关系，从而推断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干涉行为不具有话语权。然而在今天，这种“话语暴力”早已经成为“后殖民时代”所广泛抵制的文学行文，而英国文学研究也因此受到牵连，其文学研究也陷入了困境。

二、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不少国家的有志之士纷纷开始反思“殖民时代”的血腥与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的英国，其文学的研究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困境，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一）印度：并立与继承在印度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后，其国内的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学理论和英国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经历长期的探讨与摸索，以罗伯特•弗雷德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提出了并立和继承的观点。在保持印度传统文化不变的基础上，也对英国文学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继承。这样做不仅能够保留印度文学的传统性，而且能为后来者诠释印度今天的语言中为何掺杂着英语的原因。其遵循着“混沌”的原则，将印度的文学与英国的文学相互并立地进行研究，使得其国内的文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时代”的语言风格，即在其文学作品中往往容易看到印度梵语与英语同时出现的情况。例如，《帝国的反写》与《后殖民小说：类型问题》等书中都与传统的文学风格不同，呈现出一种在后殖民时代用处的新语境、新词汇和新美学等特征。参考皮埃尔•杜里克斯的归纳总结，我们可以得出“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主要有这样两点共同点：

（1）其包含了浓郁的“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特征，而这种特征又被巧妙地融入到了文学写作的精妙语句中。

（2）其必然存在着由“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转变的历史印记。

（二）澳大利亚：批判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今天的英联邦成员之一，澳大利亚对于英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由于其有着与英国文化近乎相同的文化，其关注点也不同于印度的本土文学与英国文学关系处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对于“殖民时代”存在的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其主要批判的对象有：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或地区文化的优越性，例如西方国家的文化总是优于东方的；强调种族的优越性或种族模式的优越性，例如白人的基因天生优于黄种人和黑人；强调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之间的比较；关注混杂、混合等现象更为复杂的比较模式。例如，比较典型的有阿尼亚•伦巴和马丁•奥尔金共同编撰的《后殖民莎士比亚》就将后殖民时代的英国文学进行评点，并联系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后殖民时代的新认识，分析后殖民时代英国文学的困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更多的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讲英国文学列入到他们的批判名单中。

（三）世界：独立的文学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的世界上，英国文学不再是“殖民时代”一家独大的地位了，许多曾经的英国文学研究学者也都纷纷选择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研究，而英国文学因其“殖民时代”所贯彻的“殖民主义”存在，往往受到了不少国家学者的抵制。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与政治独立后，也纷纷迎来了文化上的独立，那些曾经被英国文学光辉遮盖下的本国文学纷纷浮出水面，对本国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使得原本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打破，而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了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这些文学体系不仅有着对“殖民时代”罪恶性的讨论，也有着对本国语言、语境、词汇的深入研究。

三、结语

在今天，英国文学的研究陷入困境其实质上是各国人民对于英国在“殖民时代”的行为作出的回应，也是对英国在今天依旧灌输在文学中的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有利回应。我们不能说英国文学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往往文学的价值总是与政治思想的表达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文学的研究也离不开政治环境的支持，或许，这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为什么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刘敏单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史料文学研究论文

一、老舍在世界20世纪文学上的位置

老舍是鲁迅之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的现代中国作家，老舍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人性假恶丑现象批判等，都很容易获得国内外读者的认可，这意味着老舍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作家。为此，一些学者在研讨会上就老舍的国际影响和文学地位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老舍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老舍是20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从老舍在中国、在世界的传播、接受、影响和高度评价来看，他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世界“百强”作家之一;老舍的创作成就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义，具有“伟大文学”的一些共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因素，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魏韶华(青岛大学)在题为《老舍在法国的译介与影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是除鲁迅之外在国外译介作品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国外产生过三次老舍作品的翻译高潮，老舍作品也随着这三次翻译高潮传入法国，法国读者和文化研究者对老舍的理解和研究随着老舍作品的不断传播逐渐加深，而老舍在法国的传播和接受正是法国人民对老舍研究、探索的过程，这也证明老舍是一个随时可以与世界文学和文化“对话”的作家。骆明(新加坡文艺协会)在题为《老舍〈小坡的生日〉中新加坡多元种族的图景及其对海外华人问题的关切》的发言中认为:老舍作为新加坡196位南来作家之一，其小说《小坡的生日》体现了他对多元种族思想的认同和各种族和睦相处理想的渴望;小说中与热带有关的描写是以新加坡社会为背景的;从文字的角度上看该小说是作者文字风格固定下来的一个转折点;从对海外华人的观点的角度来看，作者高扬了华人对南洋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老舍的多元种族思想对新加坡思想文艺界乃至政界都有明显的借鉴意义。陈军、蔡丹丹(扬州大学)在题为《论〈茶馆〉在国外演出的接受》的发言中梳理了《茶馆》在西欧、日本、加拿大、美国演出时的盛况情景，他强调说:《茶馆》广受外国观众欢迎的表层原因是因为《茶馆》本身具有超阶级、超时代、超地域的人类性特征及丰富的“人学”价值，是因为外国观众把《茶馆》当作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面镜子乃至一部教育型的喜剧和社会学的文献，而深层原因是源于《茶馆》的现代品格增加了外国观众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尤其是《茶馆》展现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东方神韵深深吸引了外国观众;此外，《茶馆》的接受及其产生的再接受给中外戏剧界的交流带来了不少有益启示，“《茶馆》接受现象”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二、老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老舍是一个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地位在不断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与会学者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论述。关纪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题为《老舍民族观探赜》的发言中指出:老舍民族观的发轫与形成跟满洲民族的既往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与视野关系很大，他的作品映衬出这一烙印;老舍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是主张和宣扬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反对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他把民族关系的恶化看得相当严重，他认为通向民族平等友爱的必经之路是各民族都去争取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互敬，他对各民族皆葆有各自文化形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发现不同民族的许多矛盾均与宗教信仰有关，正视、心系、展现、引导多元是其民族观的宝贵质地，其民族观建立在严肃剖析自我民族的基准之上，超前的民族观念彰显了其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至上理念，也投射出了现代人文精神的澄澈与光明。范亦豪(南开大学)在题为《品老舍味儿》的发言中析出了九种独特的“老舍味儿”，即:地道的老北京味儿，与生俱来的穷人味儿，或隐或显的旗人味儿，浓郁的传统文化味儿，化入了西方文化味儿，起起伏伏的幽默味儿，耐人思量的哲理味儿，深藏着的忧郁味儿，灵魂里的自由主义文人味儿;“老舍味儿”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里都是特别的，独有的，没法儿复制的，是一个作家最棒的最有价值甚至永恒价值的地方，也是其他中国作家无法比拟的地方。史承钧(上海师范大学)在题为《老舍创作的时代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发言中认为，通过分析老舍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品可以发现，他始终关怀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为力求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国民素质而痛苦彷徨，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也体现了他对下层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而这些都彰显了他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曾广灿(南开大学)在题为《老舍与抗战文艺》的发言中强调，正是族灭国破家亡的历史危急和救亡图存的人文环境塑造了老舍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理念性格;抗战———中华民族伟大而惨烈的卫国战争成就了老舍作为抗战文艺最激进鼓吹者和杰出实践家的角色;老舍的理论阐释和扶持呵护，为抗战文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重大力量源泉;他在创作上涉笔表现和描写日本军阀对中国野蛮侵略践踏时限之长、数量之多，在中国作家中很难再找到第二人，他是一位的国际主义文化战士。夏宇继(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民间亲和力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这源于他是一个天然的、本色的、杰出的“平民派”作家，他的文笔坚持着通俗却不媚俗的原则，他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仅次于鲁迅的一面启蒙主义的精神旗帜。莫骄、王珑、邹琰(重庆北碚区博物馆)在题为《城与人———北碚文化圈与老舍北碚时期创作及文化思想》的发言中认为，老舍旅居北碚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既受到40年代北碚文化圈的影响，又具有自身的文化反省及文学探索的特点，北碚文化圈所提供的无可替代的社会资源、人际网络及较为安宁的战时生活成全老舍在此地完成了思想和创作的一次伟大飞跃，这才有了旷世名作《四世同堂》的诞生。王庆泉(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北京市老舍研究会)在题为《秉承老舍先生的人文精神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繁荣北京文艺事业而努力》的发言中，梳理了老舍基金会26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绍了老舍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和举办四届以来评选作品的情况，并希望文艺界加强老舍作品的改编力度，扩大老舍的当代影响力，以便令读者、观众传承老舍精神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在《老舍短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与功能》一文中指出:老舍的五部短篇小说集共收有47篇作品，其中以及时人称“我”为叙述者(也称为有限叙事者、直接叙述者和限制视角)的作品占了20篇，将近二分之一，其余都是以第三人称或全知视角为叙事模式;选择不同的叙事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艺术功能和效果，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立场，老舍的短篇小说采用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这些视角和方式在小说结构与功能上与老舍的目的和期待视野吻合融洽，体现了老舍的独特艺术个性。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老舍文学与主流的逆反》一文中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老舍常被左翼主流文学界视为一个“另类”，而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左翼主流文学确实存在明显不同，比如他坚信“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认定“巡警未必是坏人，学生运动未必是好事”，坚持“带笑的文化批判”的写法，但这些过去被认为是错误的说法，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席扬(福建师范大学)在《“转折时代”的“持守”与“弃斥”———“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共同性及其意义的考察》一文中用比较文学视野考察了“十七年”时期老舍与赵树理文学行为的共同性及其意义:老舍与赵树理身上的诸多审美共通性作为在某种视野中的“整体”，却蕴含了“十七年”时期“历史”与“现实”被割裂的多种复杂性;他们的众多相似性可以被视为一种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的主体性并没有在“左”倾思潮泛滥的语境中自我消弭，这使得权力主体与文学主体之间的博弈不但始终存在，而且微妙又复杂，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现象的“典型性”所在。邵薇(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在《浅谈老舍和蔡万植的市民小说———以〈骆驼祥子〉和〈浊流〉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老舍和蔡万植是20世纪30年代中韩两国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作家，他们都擅于将视点放在都市里小人物的身上，给读者展现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小市民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浊流》中的初凤就是这些小市民的代表，这两部小说的叙事结构相似，命运悲剧发生的原因也都源于人物的性格缺陷。刘东方(聊城大学)在《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摭论》一文中认为，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包括语言的本体论、语言的目的论和语言的建设论三部分，他感悟到语言与思想之间是浑然一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强调文学语言的俗白特性，他主张现代白话语言的建构与发展应从世界各国的文学和语言中吸取营养。老舍的现代白话语言观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老舍作品的研究和读解

老舍的文学创作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他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各种文体的创作都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因此研讨会在老舍作品研究尤其是文本细读方面的成果是最多的。吴小美(兰州大学)在题为《我看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的发言中强调:“新时代的旧悲剧”几乎可以囊括老舍全部创作的总主题，它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前进与道德式微的二律背反的持续探索;《新时代的旧悲剧》通过审丑来实现审美目的，其中的讽刺与幽默既具有老舍一贯的艺术风格又另有特色，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为了典型人物，通过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老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正义感，这部小说在今天仍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徐德明(扬州大学)在题为《〈吃莲花的〉•〈食莲人〉•〈奥德赛〉———跨文化的今典与古典的精神空间的错位》的发言中，通过文本细读对老舍散文《吃莲花的》进行了跨文化研究，认为这篇散文表面上是在展示中国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饮食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差异，深层揭示的乃是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不同人群的精神空间中的一系列文化错位的问题，而这源于老舍当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和观照视域。汤哲声(苏州大学)在《论老舍早期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文中认为:老舍的长篇小说是从写一个恶人———《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开始的，老张之所以恶在于其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处世哲学;在《赵子曰》中老舍探究了解救社会之困的最有价值的路径———救民和杀军阀，也写了所谓新学生混迹于世以及胡闹的行径;在《二马》中老舍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这才是造成中国国家羸弱和国人在域外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孟庆澍(河南大学)在题为《“反”成长与罪的观念———略谈〈骆驼祥子〉的两个问题》的发言中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成长”教育小说，在主题层面上它是一部思考善恶问题并涉及“罪”的观念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小说，从情节结构来看它是一个“恶”逐渐战胜善的故事，而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外衣下，它以“反”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恶”战胜“善”的宗教故事，进而讨论了更加复杂和深邃的“罪”的观念。

马晖、王万鹏在题为《〈断魂枪〉:一则关于中国文化转型的“寓言”———兼论老舍的文化性格》的发言中，通过对老舍文化性格及文化立场的分析，把老舍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立场与《断魂枪》的深层文化意蕴形成比照，对小说《断魂枪》的文化主题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王玉琦(江西财经大学)在题为《文艺传播学视野中的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述要》的发言中，从文艺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老舍抗战时期通俗文艺创作的观念及其特征:老舍作为一个传播主体，其角色定位为“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从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价值取向为“国家至上”;从传播对象的角度来看，其创作的受众定位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其创作时的文体选择为“旧瓶装新酒”;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其追求的效果是“使读者入迷”。就老舍的传播意图及其社会效果等角度来看，其通俗文艺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在《老舍“火”了———读短篇小说〈“火”车〉》一文中认为，老舍在其短篇小说《“火”车》中通过书写一次人为的火车之灾，揭露了国人心中的“铁屋子”，认为老舍通过一则“火”车的悲剧建构了一个“中国寓言“———人心与制度腐败至无形之中，且了无形迹到得过且过、无人负责的境地，进而彰显了其批判之维以及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残酷现实。陈红旗(嘉应学院)在题为《老舍的“新武化主义”批判与“唯物辩证法”的幽灵———再论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的发言中认为，探究老舍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须讨论他对学生运动负面情状的描写以及其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在厌恶社会动乱和抵制革命暴力的市民文化视域下，老舍并不喜欢学生运动和左翼文学，甚至将它们视为“新武化主义”的表现形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对一些左翼文艺观念的态度由原来的明确“反对”转为积极“认可”，而促使老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元素，除了学界广泛提及的“国家至上主义”，还有一个则是被忽视了的“唯物辩证法”这一“革命现代性”幽灵。李来根(武警政治学院)在《经济视角下的〈骆驼祥子〉》一文中认为:《骆驼祥子》通过表现经济制度来剖析社会制度的路径加大了其透视人生、剖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作者还深度剖析了祥子内心深处的经济观念对获得经济权独立和个人生存发展的影响，更从经济视角进行伦理剖析以揭显经济关系摧毁传统伦理道德的社会现实。于昊燕(大理大学)在《老舍的婚恋:现代社会的古典弥合》一文中通过文本分析探究了老舍的婚恋选择，认为其婚恋观念中古典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弥合，既有合理的融合也有无奈的顺从，可以作为文化融合的一个标本。舒济(老舍故居)在题为《老舍晚年语言风格的习练历程》的发言中认为，老舍的文学作品文风简练，文字以少胜多，这种语言风格在其晚年时已相当成熟，《茶馆》《正红旗下》以及三部内容迥异的歌剧———改编自川剧的历史喜剧《拉郎配》、改编自藏族神话故事的儿童剧《青蛙旗手》和现代题材的《第二个青春》———都是例证。

王本朝(西南大学)在题为《老舍与1950～1960年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问题并不是文学语言本身的问题，它牵涉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而老舍真切感受到文学语言出了问题，他强调语言的口语化和简洁化，这回应了当时中国对文学民族化的价值诉求，同时，他以语言的口语化和简练救正当代文学语言之弊，既彰显了老舍个人的艺术风格，也被烙上了鲜明的时代话语特征，或者说，他把自己的创作经验放进了社会时代规定的装置里，相得益彰，表演了一场个人与时代的合奏曲。杨瑞松(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在题为《从〈正红旗下〉到红旗下:老舍的“祖国”之爱》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1949年后放弃对“祖国”符号的负面态度，重新拥抱“祖国”的做法，或许可以视为他努力企图“重新学习”、实践“文艺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间去的，不再是给自己与几位知音去欣赏的文字把戏”的新觉悟的一项重要转变，不过《茶馆》中的对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以及老舍悲剧性之生命终结方式，始终成为一个盘旋在他重新拥抱“祖国”之生命抉择上的幽灵，进而使得老舍的“祖国之爱”充满了暧昧性。杨迎平(南京晓庄学院)在题为《论老舍〈茶馆〉人物的类型化创造》的发言中认为，老舍在《茶馆》里人物的类型化创造是其美学追求，追求的正是人物的“类型化”“脸谱化”“象征化”，这些类型化人物形象具有整一性、定向性的特征，可称之为“类型人物典型化”，同时，这些类型人物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可以充分传达出作者的思想理念和时代精神。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在《城市现代性表达的悖论———老舍当代创作中的“北京”叙述》一文中发现:老舍是新中国的追随者，其对北京的表现当然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但表现上的困难以及他本人的文化性格，使他只能以北京传统形态为表现基础，进而产生了其北京叙述的两个模式———从传统形式渐渐过渡到现代性的城市表述和对以传统城市形态进行符合“左翼”主题的“史诗性”叙述，但他建立在个人生活基础上的旧北京经验，与其对于北京的现代性叙述存在着背离，而表现上的困难造成了其文学创作的诸多特点。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在题为《政治表征的中山装与西装:建国后老舍的服饰变换与文化冲突》的发言中认为，从具体的文化表征———老舍衣着的变化可以探寻出其精神世界中的多元文化构成以及这些多元文化是如何交错融汇、审美显现在其文学创作之中的，这些不同质素的文化在老舍的精神世界中并未融合，这就使得老舍的内心承受着丰富的文化冲突与心灵的苦难。此外，一些俄国学者还就老舍的幽默特质、儿童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四、老舍史料研究及其他

史料梳理和文献建设是老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会学者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介绍了中外老舍研究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有一些学者在微观问题考证方面得出了重要结论。布施直子(日本神奈川大学)在题为《浅析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中详细介绍和归纳了在日本已经出版的老舍创作(小说•戏剧)译本和老舍创作的翻译状况，概述了日本“老舍研究会”及“老舍研究会会报”的运行情况，这有利于中国学界深入了解日本老舍研究的总体状况。石兴泽(聊城大学)在题为《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比较》的发言中通过史料梳理和比较研究后发现，苏俄老舍研究成就显赫，学术特点突出，且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与中国老舍研究某些相近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都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大都表现出宏阔的研究视野和重综合性分析的特点;中国与苏俄老舍研究者眼光开阔且学风相似。张桂兴(闽南师范大学)在题为《〈骆驼祥子〉最初发表时间辨正》的发言中重新辨正了《骆驼祥子》的最初发表时间为1937年10月1日，而刊载《骆驼祥子》部分的《宇宙风》第48期是由于日帝野蛮入侵中国导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才不得不拖期的，而造成某些学术成果出现资料错误的原因是相关学者并未查阅原始资料。张松颐(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正红旗下〉注释摭谈》一文中介绍了自己增订《正红旗下》18条新注释的情况，这些新增注释主要集中在风俗、名物、语言三类上，它们有利于读者了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李春雨(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老舍〈猫城记〉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界对《猫城记》这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另外，也有英国学者在大会上介绍了英国学界对老舍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

五、结语

综上，本次学术研讨会探究了老舍的创作和影响等各方面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会学者还提出了一些老舍研究方面的新问题和新视域。这次大会彰显了老舍及其创作的时代意义和世界地位，实现了中国老舍研究界与海外老舍研究界乃至汉学界的一次充分交流，也总结了过去两年来老舍研究方面的经验、成绩和不足，这对于老舍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陈红旗单位：嘉应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元代文学研究论文

一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研究

这些年元代文学研究方面，文献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应该说，取得很多成绩，队伍也壮大了。但元代文学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注意到，我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一个大的转型期。古代，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内是以中国学术为主导的时期。近代，中国是以西方理论为依归的时期。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学术研究走过的历程，以全球视角进行研究的新时期。2011年，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了“中国路径”专栏，先后发表专文论述侯外庐先生、钱穆先生关于中国路径的探索。2012年7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清华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学术交流会议的文章，提出：反省过去二百年的知识结构，西方的文明等级论、殖民史学理论以政治无意识的方式运作，早已潜移默化，必将影响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发动对文明论和殖民史学的检讨不仅很必要，而且势在必行。中国理论界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仍在，西方理论影响更甚。美籍华裔教授余英时说，从20世纪初年学者崇拜西方社会理论开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牵强的比附则只能在中国史研究上造成混乱与歪曲而已。但这一削足适履的史学风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4页）。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已出现关于全球视角的著作。英国巴勒克拉夫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观”理论的先行者。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问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书中说：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这些论点并非这本书首先提出，这里引用只是说明这已是公认的看法。2014年4月，清华国学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其中有两位元史专家的文章，刘迎胜的《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与互动》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讨世界历史的新写法。在全球化视角下探讨中国自己走过的路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所谓“全球化视角”，并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场学术重建的长期工程，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成果，继承中国旧传统的优长，兼顾西方新优长。不是说大家都要来做同类型的题目，研究者都应该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而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们的学风已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学术界不少朋友谈到学术界和高校存在的问题，也谈到学风问题。当前中国学术确实面临危机的问题：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学术壁垒没有改观迹象；行政化领导学术；学术商业化推动；学术腐败严重，道德沦丧；把学术之作看作易事。据报导，从计算机中搜索有关数据，简单用些套语编排即可。吕叔湘先生说：“窃以为一切科学工作都是在纷纭中求条理。如果目中无纷纭，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头来有何结果？”有的人却认为写文章很容易，计算机打开，中外数据一引，“杰作”就写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绝不查对，根本驴头不对马嘴。读书只看要引用的那几句话，不看首尾，妄下批评。陈垣老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实诳汝。”余英时说：“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441页）只有“根据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5页）。我到了八十岁，回想做学生时老师的教导，我现在想老老实实按当年老师的教导写几篇文章。钟敬文老师说：“不是写成文字，发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围内，有进一步说明的问题。”陈垣老师讲授史源学，要求学生择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因其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练习读史书的认识能力及方法，并纠正其中的疏漏错误，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选择萧启庆先生的关于儒户的文章，依老师的教导，也写了一篇关于元代儒户的文字，发表在北师大古籍院主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及时辑。我又选择夏承焘先生、叶嘉莹先生关于王沂孙的大著，写了一篇关于王沂孙的文字，发表在《国学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现在想好好学习，希望有所进步。

三元代文学学会的学术使命

面对元代文学史重建的任务，面对中国学术危机问题，我们筹建元代文学学会，我也想说两句话，供大家参考：希望不是走江湖黑道，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提倡严谨的学风。大家交流信息，精诚团结，互相尊重，创建一个合作平台，切实推进元代文学研究。元史界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他们的理论走在前面，已取得很多成果。元代文学研究与他们比较，相对落后。但他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民族、边疆、考古发现等，现在也开始重视中华民族文化研究。我的想法是：我们以当时文化较高水平的地区为中心，联系不同地域、族群，研究他们如何在元代文化环境中互相影响、冲突、交流，促使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只是汉族。汉族本身融入不止一个民族。从古代至现代，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一条自己的路径。我们元代文学研究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加强研究，创造新的成绩。

作者：李修生

文学研究论文:新拓展唐代文学研究论文

20世纪迄今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利用考古发现来解决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集中于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新出石刻文体学研究、新出石刻文献个案研究、唐代诗词相关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个方面的研究，标志着唐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新拓展。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作者：杨琼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文学研究论文

一、甘肃网络文学呈现载体简介

（一）网站甘肃境内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网站，主要是西北文学网（甘肃文学网），此外还有有些综合网站的文学版块，如中国甘肃网•原创文学。西北文学网：由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甘肃文艺》刊物对其鼎立支持。网站分新闻中心、甘肃文艺、作家博客、文学社团、原创连载、作家档案、作家动态、期刊杂志、原创短文、图书连载等版块。中国甘肃网•原创文学：中国甘肃网是甘肃省委、省政府较大的综合性新闻门户网站，其下辖的“文化旅游频道”就包括“甘肃原创文学”版块，有一些平实温婉、如家常语而不失含蓄蕴藉的散文、小说作品。

（二）博客、微博博客承载了甘肃网络文学的很大一部分作品，辛勤耕耘在网络文学天地中的几乎所有作家和们都有着不止一个博客。几乎所有通过纸质媒体成名的传统文学作家也纷纷开博。这些博客不只是普通的网络日志，更是网络出版与发表文章的专有名词，代表了急速成长的网络文学活动。甘肃网络文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载体，就是作家、博客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彼此交流融合、互相渗透的大圈子。除了作家、们个人的博客，飞天博客作为甘肃人的博客家园，吸引、汇聚了一大批热心文学、文化的甘肃网络们，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微博是继博客之后的又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信息量更大，传播速度更快，发感慨、晒心情，更短小精悍、内容更简洁，不失为网络写作、网络文学的一大便利交流平台。作家、们的微博，也是展示、推介自己作品的很好的平台。

二、甘肃网络文学部分作家作品分析

栖息于纸媒与网络的两栖作家主要指，在从事网络写作之前，已经在纸媒上发表过很多东西，有的还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走向网络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把已经在纸媒上发表过的东西贴到网上去，扩大影响力；二是把新写的东西在网上先发表出来，同时或稍后再在纸媒上出现。马步升、人邻、杨永康、习习、杨献平、韩松落、沙戈、王若冰、雪潇、尔雅等人即此类作者，“甘肃小说八骏”“甘肃诗歌八骏”“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也大多位列其中，他们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文学声名与地位，他们是近年来“展示我省文学原创阵容和实力的一个重要品牌，在全国文学版图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主要创作成就在传统文学方面，此不详述。甘肃是中国的诗歌大省。“在连续三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选中，全国共有15名诗人获奖，其中有4位是甘肃诗人；在的诗歌年度全国选本中，将近20%的名字属于甘肃诗人。”与传统文学一样，活跃在网络世界且成绩较为突出的甘肃诗人也有不少。内蒙古诗人柳苏为“网络诗人”下了这样的基本定义：“一贯在网络上写诗发诗，并有自己的平台（博客），积极参与网络诗歌的组织和交流，并通过网络造成一定影响，具有网络诗歌成就。有诗歌而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严格地讲，不能称之为网络诗人。”静川、柳苏排列出一个“网络诗人大集会”榜单，其中甘肃网络诗人包括：马萧萧、李继宗、王怀岐、蝴蝶飞飞、竹溪、刘青之、江一苇、杨慧娟（女）、李王强、安文海、阿阳、绿木、雪的精灵、岳非、旱子、西北步子、郭文沫?汪彤、李彦周、包文平、赵应军、亨一、……等71位。例如：甘肃天祝人旺秀才丹，藏族，网名“阿里狼客”，现在西北民族大学工作。早年曾在纸媒上发表了大量作品。

2004年，他创办“藏人文化网”，自己担任总监。他是“天涯社区”“诗选刊论坛”“诗江湖”“星星诗歌论坛”等全国许多家文学网站或论坛的活跃分子，发表了大量的网络诗歌作品，先后担任“天涯社区天涯诗会”等多家文学论坛版主，建立多个个人文学博客。刚杰•索木东，甘肃卓尼人，现在西北师范大学工作。他早年亦在纸媒上发表过大量文学作品。21世纪初，索木东开始接触网络文学，最早加盟了旺秀才丹创办的“藏人文化网”并担任文学极地版主（藏巴哇），后来成为文学频道的主编。索木东亦是“天涯社区”“故乡社区”“诗选刊论坛”“星星诗歌论坛”等全国多家文学网站或论坛的活跃分子，发表有大量的网络诗歌作品，他先后担任了“莽昆仑论坛”“大敦煌论坛”等文学论坛的诗歌版主。他以自己的故乡———甘南草原作为创作母题，他的诗歌也大体被划归到乡愁诗的谱系，在诗歌中，他认同、归依民族，思念、眷恋故乡，挚爱、追寻文化，诗歌深邃而斑斓。裕固族人苏柯静想发表在文学纸媒上的作品早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红系腰》《尧熬尔》《姑娘苏姬斯》《梦中故乡》《萨里玛珂》等诗歌作品；也有《雪莲》《白骆驼》等小说作品，其中影响力较大的部分小说被收入《狂奔的彩虹马》、《裕固族文学作品选读》。苏柯静想于2005年开始涉足网络文学，其小说《萨尔走过的草原》曾获得“电信杯”金张掖首届网络文学大赛小说类奖。以网络为主阵地的作者，在甘肃已有很多，其中作品量较大、影响较大、且写作水平比较高的，有萧萧眉儿、毒化、香山紫烟、汉字999、老圈、闫海东、海杰等。例如，萧萧眉儿（郑晓红）于2004年开始写作，2005年被甘肃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萧萧眉儿的作品，较大的特色在于其中所深蕴的真情以及折射出的深厚的底蕴，甚至有人这样盛赞她———“荒凉的西北升起一颗耀眼的文曲星”。她的《我思我愚》《谁来拯救你，我的父老》《妈妈，您给上帝捎个话》，让人心生震撼。卢克强是一位曾经在甘肃陇东山区插队的老三届知青，从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窄门》《上海人在非洲》和一些中短篇小说，不过他真正为人们所了解、熟悉，主要归功于在网络载体上的发表的网络文学作品。2005年，甘肃网络文学作家卢克强位居“搜狐十大作家”排行榜第三，《卢克强中短篇小说集》还获得由甘肃省委宣传部批准设立，由甘肃省文联、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省较高专业文学奖———2008年揭晓的“第二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类奖。

三、迎接甘肃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共赢时代

（一）传统文学期刊网络化甘肃传统文学期刊众多，在网络逐渐普及，网络文学日益风靡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期刊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者文学论坛，让自己的作品能及时时间与网民、读者们见面，在彼此的即时交流与沟通中，促进自己的迅速发展。甘肃省文联以及各个市州甚至县文联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文学期刊也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网页，以更快、更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自己刊物刊发的作品。除了自建专业网站与文学论坛，还有一些文学期刊借助龙源期刊网等专业期刊网站来推广自己的作品。而那些目前还没能建立自己网站或加入龙源期刊网的市县级文联所办刊物，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量争取在本市、本县的政府门户网站开辟专栏，刊发本刊物的作品；充分利用博客、微博等载体推介作品。

（二）与大众传媒和现代出版业合流传统文学期刊应时代的需求尽快网络化，而网络文学作品也反过来为传统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出版业提供了资源。我们不妨给网络文学来一个总结：“网络文学就像被模式化、类型化了的文学，有点另类，有点别具一格，但终究是文学。……而且，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三）充分发挥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与交互性特征，张扬高度自由与空前生命力网络所提供的充分自由，为网络写作者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创作空间———网络写作扩展了传统小说创作的天地，快速、便捷、容易交流而没有心理负担、外界压力的网络写作，使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交互性特征成为必然。借助网络这个载体与平台，甘肃文学的发展被时代与新技术赋予了高度的自由与空前的生命力。甘肃的文化资源博大精深，传承久远，在现阶段，我们呼吁甘肃的网络、网络作家们，能够把这些厚重的资源通过网络写作的高度自由与空前生命力展现出来、释放出来，创作出更好的、更多的，既有西部、甘肃特色，又能使全国网络读者们产生共鸣；既有个性，又具备共通魅力的作品，早日打造出“网络文学陇军”，在全国网络文学版图上找准自己合适的位置。

四、结语

甘肃网络文学更应该被视为以网络各类载体为媒介发表的，不管在本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归属于传统文学的作品。与全国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逐渐走向融合的大趋势相比，甘肃的网络文学一开始就与传统文学紧密血肉相连，意义上的玄幻、武侠、穿越、后宫、推理、修真等所谓“网络文学”，在甘肃的存在感比较弱。甘肃采用网络写作这种创作方式的人很多，可以说有一大批网络写作者，不过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力的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作家较为匮乏，我们没有顾漫、流潋紫、辛夷坞，也没有跳舞、方想、血红。甘肃“网络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即使是以网络为载体的小说、散文，更多地还是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所展示的依旧主要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独特的社会生活与人生，这与甘肃传统文学的创作传统和现状吻合。

作者：巨虹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文学研究论文:外国话语转型文学研究论文

一、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出现和变化

清末时期，西方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我国，一些学者就开始对外国文学进行翻译研究；而后在二十世纪初，在大学设立了外国文学课程，开始慢慢的对外国文学进行话语研究。在研究话语的过程中，外国文学对于我国的文学发展带去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可是作为学科研究发展却比较的缓慢，因为外国文学在我国缺乏相应的累积信息、文学资料匮乏。在这个时期，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基本上只处于译介阶段，主要通过文学史写作和译介性文章表现。其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话语，但学者们的希望都是参考外国文学，创造新文学。随着新民主主义的出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从多元化的话语向着一元化话语转变，提出要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这时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局限了文学的研究空间。而在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变化。由于纪要的出现，扼杀了很多的文艺作品。直到七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研究再次以译介的形式出现，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性。

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新构建和转换

（一）批判模式和阶级话语的退隐和滞留话语的转变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新旧话语间肯定会经过一番缠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转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官方对外国文学工作的主要态度就是不仅要想“十七年”的话语传统和理论资源的回归，同时也要面对变化多段的当代文学现实，同时这也是研究人员应该要遵守的规则。

（二）现代派文学论争和人道主义讨论的话语分析在新时期外国文学界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冲破“十七年”划定的思想禁区，让古典文学应该具有的地位得到恢复，补上之前落下的现代主义一课就成为了最为迫切的任务。各个学派对论争对象的认识不同，但是讨论的目标却比较清楚，这个目标就是对“十七年”以来对两个论题的认识偏差和迷误进行清理，将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转变成我国的建设性话语资源。虽然现代派文学和人道主义讨论在论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看到积极的效果。

（三）新理论引入对话语转型的影响在1985年经过了一段不平顺的酝酿过程之后，整个学术界和文艺界开始出现比较大的转折。在1985之后，西方文化和西方理论开始大量的输入，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才开始成熟，让学术界和文艺界出现了比较大的突变。1980年代后期的主流话语也开始转变成“文学主体论”。在新理论引入之后，话语的更新开始变得滞后，在1985年到1990年期间，理论的译介热潮并没有对研究实践带来快速的变化，理论知识在潜移默化之间对学界的研究方式和视野起着影响，在短时间内，批评实践并没有能够表现出和理论界相同的变化速度。

三、外国话语的转型和凸显

（一）延续性转型延续性问题主要包括：首先是学科的定位问题，也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化以及我国学术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其次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这样问题和学科的定位问题其实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怎么样去认识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基本目标和问题关怀一致的情况下，1990年代的外国外文学继续引入了西方当论，对20世纪文学和新理论加深和拓展了研究，而且也延续了1980年代的经典重评活动，通过“重写文学史”让1980年代奠定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更加完善。199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让这秩序中的漏洞和空白得到了充实，继续加强研究形式审美；而且还遇到了新话语带来的问题，这些新问题让原来的外国文学秩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二）话语中心的形成外国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实就是“外国文学”，也就是外国的文学理论、作家作品以及思潮流派等。但是“外国”包含的内容却比较大，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在这个范围中去取舍。从1980年代开始，学界就已经选择了西方作为外国文学新秩序中的根基，但是也并没放弃学术传统中对东方的重视，在1990年代的时候，西方文学才真正的成为了学界视野当中的研究中心，西方学术话语是渗透才真正的改变了学界的研究模式，成为了话语中心。

四、结束语

从新时期发展到今天，在经过了两次学术转型潮流后，外国文学研究经过了一段比较复杂和步调独特的时期。虽然外国文学的话语转型趋势和学术界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它依然会出现自身独特的步调。

作者：黄瑛马菡单位：泸州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