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战略

4月1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首家孔子学院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成立。孔子学院正式进驻美国首都，此举被认为对在全美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自2004年及时所孔子学院开办到今，孔子学院已经遍布全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基地，同时也成为向全球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的接触与交流，使汉语文化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负责管理和指导全球孔子学院的孔子学院总部，即国家汉办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现实地看，汉语推广的现状与国家的期望还存在差距，这是因为在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方法和策略上，还需要总结规律、研究方法、继续提高。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历年来，中国政府丰富的社会与行政资源为孔子学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仅2010年一年，孔子学院（课堂）启动和运营，支出金额就达到4704万美元，总支出近1.4亿美元。2004？2012年8年间，中国政府在这一项目上的投入已超过5亿美元。即使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投入支持仍在增加。孔子学院成立不足10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至2011年底，已在105个国家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到50万人。

尽管有了较大的体系，但孔子学院自身还难以做到盈亏平衡，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良性运营，甚至部分孔子学院还处于“不活跃”状态。从语言学习人数来看，国家汉办仅在2009年曾公开宣布全球超过4000万人在学习汉语。国内媒体宣称截至2010年底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到1亿。与之相比，2010年全球有20亿人在学英语。显然，英语仍然是全球强势语言，汉语远未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

客观地讲，目前汉语推广实现的效果，未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历年以来持续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全球汉语学习的人数没有显著的提高，与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不相称。理想与现实存在落差的原因，需要充分考虑到内部因素（国家战略）和外部因素（文明差异），同时还需要正面认识到战略、策略等方法论方面的问题。

西方的有色眼镜

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时仍经常戴着有色眼镜，一方面制造“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又散播“中国崩溃论”，由此带来敌视心态和歧视心态复合存在的情况，导致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经常遭到西方政治抵制。不客气地说，西方国家一方面残存冷战思维，另一方面坐井观天看不到中国给世界带来的积极变化，这仍然是双重心理作用。

美国军事理论家、美国“海军之父”马汉在20世纪初就提出“中国威胁论”，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了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孔子学院陆续在多个国家开始运作，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和“反扑”。“中国文化入侵”的论调不断被炒作，西方政客别有用心地攻击孔子学院，质疑孔子学院是“以汉语教学掩护文化渗透”，“宣传意识形态”为目的，甚至称孔子学院是“间谍系统”，是中国软实力渗透战略的一环。

早在2010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透过各种管道调查孔子学院，对教材、教师以及孔子学院教职员工的来往信件等都进行层层审查。2012年美国国务院指令，要求孔子学院部分中国老师离境。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州立迪金森学院则拒绝开设孔子学院。这一年，孔子学院在德国遭遇激烈的“围剿”。加拿大现任总理哈珀曾在2008年宣称孔子学院是间谍机构；一名加拿大通讯社记者也曾引用加拿大情报局CCIS监控孔子学院的报告，宣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是变相成立“西方洗脑机构”。2010年，日本大阪产业大学事务局长重里俊行称孔子学院为中国的“文化间谍机关”。

出现“威胁论”、“间谍说”，根源在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的差异。孔子学院在西方的形象是一个官方宣传及公关机构。西方媒体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文化前哨”。尽管在欧洲，法国、德国等国家也设立与孔子学院类似的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文化输出机构，但孔子学院是“惟一一个直接由政府赞助和管理的机构”。如果不从宣传方法策略上加以改善，抵制和冲突将持续甚至恶化。

除了政府因素，民众心理也不可忽视。西方国家很多民众看待中国时带有强烈的心理优势，在他们观念里中国仍然贫穷、落后，不屑了解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还停留在“五千年文化、长城、故宫等比较孤立的角度。”因此，汉语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都需要研究西方民众的心理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交流方式。

西方国家的语言战略

孔子学院的设立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需要，也受到了西方国家语言文化推广策略的启发。为推广各自语言和文化，西方主要国家早在19世纪就成立了专门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法国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英国1934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1951年成立歌德学院，西班牙1991年成立了塞万提斯学院。由于西方比我国民间财团体系发达，所以相对于孔子学院，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等语言推广机构能够从企业、民间及社会团体获得较大的资金支持，接受政府资金支持比例较小。

研究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战略，会发现语言推广机构的使命会服从、服务于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整体外交政策和利益诉求。这些语言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实质上都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取向。政府部门的深入参与和控制语言推广机构显而易见：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较高负责人通常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高官。例如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庇护人，查尔斯亲王是副庇护人；历届法国总统都是法语联盟的名誉主席；歌德学院的较高管理层―代表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犹塔・林巴赫曾历任德国司法部长及德国较高宪法院院长。各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成功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实质上是政府文化外交战略的具体表现和重要平台。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语言传播已经成为一种强力的文化殖民手段，西方国家都企图通过语言传播，使本民族的价值观深入到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展，进一步推动全球文化趋同倾向。美国很早就将英语的推广作为国家战略，将语言作为“语言战略武器”，制定了各种积极策略，并且赋予诸多使命，其中之一便是利用语言工具，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对“关键语言”区域进行文化渗透，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破坏他国文化安全。

英国二战后把英语的推广和普及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个层面的外交活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最初使命就是推广英语，传播英国文化。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把英语推广纳入国家战略框架。根据发展规划，英国文化委员会到2015年让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讲英语。

德国同样重视通过德语来增强国家软实力。歌德学院是德国的文化中介机构之一，是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执行者。歌德学院的主要工作为语言工作、文化活动和咨询服务。歌德学院在德国对外的文化推广传播中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正如德国驻华使馆墨沛博士所言：“德国在海外的文化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靠歌德学院，使馆只做很小的一部分，也就是办公室的工作”。

法国在语言教学时不忘灌输法国文化，宣扬法语代表一种“地位”、“修养”和“生活的品位”。针对法语联盟在法国文化传播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法语联盟的前名誉主席希拉克说“法语联盟一直是法语国家的前方哨所”。

我国需要提高语言战略的层级

当今时代，语言和文化传播已经被西方普遍纳入国家战略之中。将语言推广和文化推广相结合，是发达国家向外扩张所采取的的基本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西方主要大国纷纷淡化对外宣传色彩，走上了国际文化传播之路，采用语言和文化推广这种温和、间接而隐蔽的文化外交方式。各国的语言文化外交一般以语言作为起点，但最终目标是文化传播，正如汉办主任许琳所言：“语言是载体，教学是媒介，走出去的是文化，是这个文化所反映的各国的价值观”。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孔子学院与英国文化委员会等一样，作为语言推广机构，都为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和利益服务。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国家的政治目标相呼应的。国家间的语言与文化交流，其主要或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政府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也要服从中国的整体大国战略，要为提高中国“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而服务。

孔子学院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但语言文化推广速度并未与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步伐相适应。究其原因，不能忽视中西方经济、文化上的深层差别。通常而言，人类对某种外语的接纳程度依赖于对该语言所属国家文明的认同程度。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体现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预测。国强则语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优越于中国，西方文明相对于中国文化仍然占据优势地位，英语属于强势语言，汉语相对弱势，在此现实之下，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较低，有意愿学习中文的比例也比较小，与当今中国人学习英语趋之若鹜的情形有天壤之别。

除经济文化上的深层差别，在文化传播手段方面，西方国家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这些差距，是在文化传播领域我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的根本原因。而目前这方面中国的经验和手段都不足。

纵观西方国家语言战略状况，我国需要提高语言战略的层级。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就曾指出，目前“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地位不够明确，没有被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没有成为国家外交和外宣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没有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进行总体规划与实施”。

文化传播要研究方法论

做成一件事情要讲究方法，推进一个国家战略必然需要研究方法论。中国的语言推广战略，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各国打交道，因此更需要深入研究有效的方法策略。

语言的推广总是伴随着文化的传播，任何语言都离不开孕育他的文化的土壤。各国语言战略一般以语言作为起点，但最终目标是文化传播，正如许琳所言：“语言是载体，教学是媒介，走出去的是文化，是这个文化所反映的各国的价值观”。

虽然认识到语言战略的本质，但是为避免西方国家种种非难和武断猜疑，甚至被扣上“文化渗透”的帽子，孔子学院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采取了适度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这在策略上考虑是可以的，但是核心目标不能动摇，必须坚定不移地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抵制“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只有不断扩大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领域和范围，语言才能随之发挥其战略作用。

我们应多向文化传播做得成功的国家和机构学习。相比中国汉语推广的现状，英语在全球的推广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需要学习英语在全球推广的策略和手段，研究行之有效的策略。西方人只有认同了中国文化，才能激发出学习汉语的内部驱动力。

目前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中，由于创意匮乏和缺乏再创新，文化作品展示形式较为单一雷同，缺乏创意，对西方民众缺乏吸引力，基本属于浅层次上的文化推广。我们司空见惯的文化资源在西方国家看来却视若珍宝，他们重新诠释，灌入西方价值观，如美国借助中国的传统题材拍摄了《花木兰》动画大片，票房过亿；中国名著《三国演义》被日本的动画和韩国的游戏改变后，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古典文化被国外进行挖掘、创新，加入其价值观、宣传文化，成为他国巨额利润来源。对外文化传播中，我们必须做中国文化的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挖掘，多创新，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潜力真正发掘出来。

同志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实践表明，文化传播如果与本国特色艺术形式结合推广，会收获出人意料的效果。西方对于中国武术的认识和接受，是看李小龙武术电影而开始的；李玉刚的表演在西方多个国家大受欢迎；一些传统音乐在西方的表演也受到西方民众的热烈评价。我国的文化传播机构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差异性研究，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采用西方国家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播文化，水到渠成地完成文化传播任务。另一方面更要让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自己的特色，展现出卓然不群的魅力，这是一个重要课题。

从文化传播手段上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世俗文化的全球传播手段，值得我们学习。美国人通过文学、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从多角度立体展现美国世俗文化，潜移默化传播观念、道德伦理、生活方式和社会准则，培养西方意识与观念。在新媒体时代，世界霸权国家拥有庞大资本、长期对外宣传的传媒系统，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结构，他们必然凭借控制的全球主要媒体和技术优势，冲击他国文化安全。在我国文化传播能力尚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不妨采取文化上的“拿来主义”，积极地参与、学习并逐渐地利用它来壮大自己，并且健全自己的传播手段与传播渠道。

孔子学院任重道远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的对外汉语推广战略虽已起步10年，但仍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目前，承担汉语推广职能的机构，在国外主要是国家汉办领导的孔子学院体系，在国内主要是各大学的留学生教学部门。这两个体系，在对外交流方面有其独有的优势，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汉语推广不仅需要官方带动，还需要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由于对外汉语培训市场大潮初起，民间培训机构普遍规模偏小、生存周期太短。整个市场缺乏有效的运作标准，恶性竞争屡见不鲜，导致培训机构能够深入研究教学方法和推广战略的很少。目前对外汉语培训行业，许多企业转瞬即逝，近10年以来，民间机构只有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做得比较扎实，能够有计划逐步有序拓展海内外市场，在汉语水平考试、汉语师资培训、教学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汉语要走向世界，首先需要国内的对外汉语培训行业整体上有充分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为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的孔子学院担负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近10年的发展和努力，孔子学院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品牌。此品牌的良好运作，将成为我国构建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语言战略的重要一环。孔子学院要抓住当前机遇，迎接挑战，研究西方国家文化传播之道，制定传播策略，把中国文化的精髓真正“送”到全球。（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对外汉语教育博学人士）

语言战略研究:浅谈新形势下的中国语言文化国际推广战略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全球发展迅速，当孔子学院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教师签证事件发生后，如何适应新的国家教育和改革发展要求，如何重新审视和调整我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战略来迎接挑战，以利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拥抱世界，对此进行了探讨。

中国文化 汉语国际推广 孔子学院

一、回顾孔子学院的发展

2004年11月21日，全球及时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成立。“截至2012年7月底，387所孔子学院、509所中小学孔子课堂，8年间如雨后春笋；还有62个国家的160多所大学排队申请开办孔子学院。”8年来，孔子学院建设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当孔子学院发展到一定的数量之后，路又在何方，规模做大之后如何做精、做久，这一课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二、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

2012年5月17日，美国国务院公告，要求“目前在该国持有J―1签证的孔子学院中国教师将不得不于6月30日离境。美方称不会为他们续签签证；如果他们愿意，可回到中国再申办适当的交流项目签证”。

这一公告称，尽管孔子学院可能有利于促进文化交流，但其从事的活动须符合正确的交流规范、遵循相关法规。教授、研究学者、短期访问学者，或学院、大学的学生均不允许在公立和私立小学、中学进行教学，否则便与有关交流访问项目的法规相悖；只有在得到认证的中学以上机构内，才可安排中文课程；持有J―1签证的教授只能在这些机构的外语院系内进行授课。公告还声称，目前美国国务院正在审查孔子学院的学术资质。孔子学院必须申请美国的认证，才能在其所在大学开展教学。

此消息一出，美国各界对此普遍感到震惊、困惑和不解。事实上，孔子学院既不计学分，也不授学位，根本不需要认证。同样从事语言文化教育的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等在美文化交流机构，既从未也无需得到美国的认证。

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负责人致信开设了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校长，指出中方尊重美国的法律法规，但不愿意看到因此而造成中断志愿者项目的后果，否则目前在美国蒸蒸日上的汉语课程将会因教师缺失而夭折，致使这些学校和学生蒙受损失。

据国家汉办官方网站 5月25日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文教局已经对公告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如下：（1）孔子学院符合联邦法规，不需认证。（2）孔子学院不仅可在本校开课，还可在所合作院校开课。（3）持J-1学者签证的教师无需在6月30日前离境，但需在6月8日前上报计划何时结束工作回国。

至此，美国孔子学院事件告一段落，无论是纯技术原因，还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有意打压，这一事件对师生都是一种伤害，对我国未来的语言文化推广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新的国家教育和改革发展要求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在第十章扩大教育开放中指出：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支持国际汉语教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拓宽渠道和领域，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

该纲要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对我们今后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1.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加强教育国际教育交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和教育服务。

2.支持国际汉语教育，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和水平。国家汉办目前设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外国本土化汉语教师培养，外国汉语教师来华研修项目，汉语教学专家组赴国外培训项目，外国汉学研究学者访华计划等一系列国际汉语教育项目。

3.拓宽渠道和领域，建立高等学校毕业生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要解决如何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送师资，和培养更多的热爱中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接班人这两个问题，建立高等学校海外志愿者服务机制不失为一剂良方。

四、新形势下的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战略

1.本土化。花大力气培养和培训当地人担任汉语教师，尤其要重视在当地生活的华人教师，才能让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遍地开花，毕竟外派教师的任期通常只有两年。在我国从事英语教学的外籍教师可能不过万人，而站在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讲台上，满足上亿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的几百万英语教师，却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有很多人从未出过国，却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也只有大力培养当地汉语师资，才能满足几百所孔子学院，每年需要近万名教师的需求。

让专职的孔子学院教师学当地话和了解当地文化，同时大力培养当地的汉语教学师资，或许能解决当前的孔子学院师资之困，也才是长远之计。

2.民间化。实际上，海内外关心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华人和外国人非常多，既然孔子学院是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那么可以考虑接受海内外的捐赠，即可解资金之困，又可凝聚海内外华人之心，还能缓解各国政府的“中国威胁”之忧。

除了孔子学院，还应鼓励海内外热爱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事业的热心人士，来参与中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如果在世界各地类似的民间汉语培训机构林立，那么不但不用我国政府花大力气花大价钱来推广，事半就可功倍，而且有些国家的政府也因其是民间的商业的行为，不便随意干涉。

3.合法化。美国孔子学院事件给我们较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化传播活动必须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即便某些法律或规定在我们看来是不合理的。虽然这次的签证事件可能有政治原因，但入乡随俗，只有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办事，才能避免与所在国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孔子学院的教师到任后，也应了解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不仅有利于保障自身安全，还可避免不少尴尬和矛盾。

4.低调。中国文化与很多国家的文化有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在文化方面相对保守的国家，在推广时不可过分强调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灿烂悠久。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祖国的文化不如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一朵奇葩，无可替代。

低调地、以当地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安排和设计语言文化宣传和推广活动，效果可能会更好。

5.双向交流促双赢。欢迎其他国家（特别是小语种国家）的语言文化教师来华执教，或开办语言学校，也值得我们去尝试。毕竟，只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才会更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同时更多的中国人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也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和商品销往世界。与英语、法语等大语种国家的交往固然重要，但与小语种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容忽视。

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发扬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珍惜机遇，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让“汉语热”“中国文化热”继续热下去。

语言战略研究:跨境语言双语教育对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基础作用

[摘 要]中国朝鲜族作为跨境民族之一长期开展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这对提高朝鲜族汉语水平以及推进朝鲜族语言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在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仅为我国对外交流合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展现出跨境语言的重要作用，进而为我国其他地区的跨境语言双语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跨境民族；双语教育；朝汉双语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背景下，语言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在推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对于增进各国间的理解，建立互相信任，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共同发展，保障该战略的顺利实施，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是加强各国之间深度了解的必要手段，是扫除“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障碍的基本保障。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拥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交流基础，其中跨境语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国东北与俄、蒙、朝三个国家有五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北与蒙、俄、哈、塔、阿、巴、印等七个国家有八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南与阿、印、尼、布四国间有四种跨境民族语言；南方与缅、老、越三国间有十多种跨境民族语言。这些国家均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本质是跨国合作战略，因此离不开语言人才作为保障。然而，语言人才，特别是尖端语言人才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这也为该战略的顺利有效实施带来了挑战。然而，对于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来说，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无论是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规模，还是语言的培养质量，均为国家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和积极的参考作用。

本文将以延边地区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经验以及朝汉双语教育对于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为基础，分析朝汉双语教育对于朝汉双语人才所提供的发展机遇，进一步论证跨境语言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延边朝鲜族“保留型”双语教育的重要作用

延边朝鲜族的语言教育始于家庭，同时，通过学校完备的双语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母语以及汉语双语语言能力。延边地区得天独厚的双语双文化社会环境为朝鲜族发展双语能力提供了外部条件。尽管如此，朝鲜族的基础教育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朝鲜族离开延边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寻求个人发展，如升学或工作等。但由于普通话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延边走出去的许多朝鲜族学生的“延边式汉语”不能适应内地的语言要求，因此，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家长开始让孩子在汉族学校就读，而他们的母语朝鲜语则或是在家庭教育中完成，或是放弃。这种现象在我国并不是只有朝鲜族存在，而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制定了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朝鲜族母语教育。政策上的保障，使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得到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根据2011年延边州教育局统计，朝鲜族选择汉校的比例从2006年的37%下降到2011年的18%，朝鲜族小学入学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州府延吉市的情况与此基本相同，根据对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的调查，朝鲜族学生择校率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具体见下表。

统计数据基于2015年和2016年延吉市教育局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数据报表。

上表为各年级朝鲜族择校生的比例，一年级对应2015年和2016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九年级则对应的是2007年和2008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从2007年至2016年的比例情况可以看出，朝鲜族择校生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与延边地区成功的双语教育范式有直接关系，学生不用担心他们汉语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与朝鲜语作为跨境语言的国际性地位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中韩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纵深发展凸显了双（多）语能力的重要性。

延边地区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母语“保留型”双语教育，即积极地通过学校双语教育制度，保障了朝鲜族既可以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又可以熟练掌握汉语，进而进入主体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也是世界多元语言文化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往，朝鲜族学校教师均为朝鲜族，即便是朝鲜族学校学生的汉语课也是由朝鲜族教师担任的。目前，这种情况有了改变。2011年，在延边朝鲜族学校任教的汉族教师有376名，占全州朝鲜族专任教师的8.6%。[1] 汉族教师在朝鲜族学校从教，对于提升学生的汉语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朝汉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为朝鲜族传承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朝鲜族融入中国大环境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这就要求朝鲜族在W好朝鲜语的同时还要学好汉语。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语言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朝汉双语基础上逐渐开展了三语教育，促成了朝鲜族高端人才的多语能力。[2]（71～74）延边双语教育不仅提升了语言教育的内涵，还逐渐开展了多语教育。实际上，由于朝鲜语与日语语言相似性极大，许多朝鲜族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的语言学习掌握了日语；以致他们不仅掌握了朝、汉、英（日）三种语言，很多还掌握了上述四种语言。可见，双语教育基础上的外语教育必然产生多语人才。朝鲜族人才的多语特点不仅为他们自身拓宽了发展空间和机遇，也为许多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韩建交以来，我国朝鲜族双语人才在中韩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均受益于朝汉双语教育。韩资企业能够在中国内地迅猛发展就是因为大量的朝鲜族人才以及朝鲜语人才的推动。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我国朝鲜族人才由于其具备的双语条件，在朝鲜和韩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许多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不仅促进了汉语在韩国的推广，也为中韩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朝汉双语教育的结果为朝鲜族学生日后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和机会，这些双语人才要么在内地韩资企业或中韩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么身赴韩国学习、工作来提升自我。同时，朝汉双语教育也为朝鲜族务工人员提供了国内外更加宽广的劳务就业机会，为我国朝鲜族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朝鲜语是我国跨境语言之一，延边地区的朝鲜语和汉语双语教育对于带动我国其他跨境语言的教育，帮助少数民族融入主体民族以及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为我国跨境民族提供了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因此，“研究延边地区朝鲜语的教育现状与对策，对解决我国其他地区跨境语言的教学问题，丰富和发展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3]（18～26）

二、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近年来，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即受朝鲜族学校双语教育的影响，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发展特征。许多非朝鲜族家庭开始逐渐意识到双（多）语对于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开始尝试把孩子送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借助延边地区双语双文化的地域优势发展双语能力。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这种教育对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模式以及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以往，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朝鲜族开展的朝汉双语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以及其他非朝鲜族家庭也开始接受了汉朝双语教育模式。无论是针对朝鲜族的“单向式”双语教育，还是兼顾本地区非朝鲜族的“双向式”双语教育，这两种模式对于延边地区双语人才培养，特别是对跨境语言外语人才培养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双向式”双语教育不但丰富了外语人才培养途径及培养内涵，也丰富了多元语言文化发展的内涵。“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正规的人类生活经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4]（218）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典型的多元文化交织互动特征，因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对于多元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和深刻的认识。

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具有良好的双语言社会文化基础，现有的语言政策有助于双语教育的开展。通过分析延边地区双语教育的新模式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社会文化背景提高了人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2011年，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共有3359名，占延边州朝鲜族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7%。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是一种自发的双语教育模式，是在多元文化观念的触动下，一些非朝鲜族家庭对于掌握多种语言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对延吉市2015年和2016年在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数量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汉族学生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学生占汉族学生总数的2%左右，具体见下表。

汉族学生选择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对于培养学生的第二语言，特别是朝鲜语这样的跨境语言作为外语的语言人才，无论是外语习得的难易程度还是语言习得质量，均是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无法达到的。因此，这种“双向式”双语教育模式对于我国外语人才，特别是跨境语言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重视双语环境对外语教育的作用。现行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语言教育。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本地区双语双文化的优势环境接受双语教育。韩国语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韩建交以后，由于韩国语人才紧缺，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高校开设韩国语专业以应对紧缺的语言人才需求。不到20年的时间，我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经达到几十所。无论从师资建设，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突击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的质量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学习时间相对较短，韩国语学习质量不高，学习者不能深度理解认知韩国语言文化，因此，这种人才培养不能多方位满足国家需求。同时，相关部门对韩国语的发展没有正确的判断，没有进行总量控制，由于需求量有限，目前，韩国语专业人才出现相对过剩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在双语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外语人才培养，也有利于语言资源的保护。

我国延边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双语社会，对于培养朝鲜语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环境优势。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制定部门依据中韩建交以及经济贸易合作走势进行预测，审时度势，及时制定语言政策，充分利用延边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优势来制定韩国语人才培养规划，那么其对韩国语人才总量以及人才质量的培养都是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无法比拟的。

在国内双语政策与对外语言传播政策的对接、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和跨境语言人才培养政策的对接、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对接等方面，延边地区双语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在汉语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朝汉双语人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朝汉双语人才不但可以非常顺利地适应韩国社会，而且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有效传播。因此，在我国具有跨境语言的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可以促成多语人才的培养，提升人才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跨境语言有二十多种，如果可以有效利用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不但可以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也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和谐发展。

三、跨境语言在推动“一б宦贰闭铰苑⒄怪械淖饔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保护朝鲜族民族语言文化，同时，也为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进而可以有效地为国家对外发展服务，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背景下，跨境语言教育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跨境语言（language across borders）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种语言。[5]（71～74） 我国拥有众多的跨境双语社区，跨境语言是我国宝贵的语言资源，跨境语言社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国家对外发展中，它还保障了语言人才的需求。同时，跨境语言还具有以下社会功能。

首先，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区域性国际交流合作。一般来讲，跨境语言很少作为族际交际语使用，多是作为族内交际语。但由于跨境语言的同源属性，相对来讲还可以起到外语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国际交际语来使用。[6]（204～208）例如，我国的朝鲜语是一种跨境语言，我国的朝鲜族不仅可以使用它与国内朝鲜族交流，还可以与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人员进行国际交往。在中韩、中朝双（多）边贸易中，虽然英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来使用，但是由于各国对英语接受程度不均衡，加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英语具有的认同度不同，在许多国际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英语并非是行之有效的贸易语言，反而是朝鲜语担负起了主要贸易语言的作用。因此，在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中，跨境语言有效地提升了国际交往的效率，极大地减少了贸易成本。

其次，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跨境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会造成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但跨境语言却相对稳定，不仅可以有效地充当跨国交流工具，还可以增进彼此好感，成为互信合作的纽带。因此，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通过跨境语言可以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文化特质，有效减少因语言造成的隔阂，提升信息的对称度，增加投资信心及合作信心。受此启发，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也可以体现出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所具有的真诚和努力。通过掌握不同国家语言，可以推动我国外语能力的发展，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意识，增进相互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增强我国语言文化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国源远流长的丰富语言文化资源理应在国家语言规划的国际战略方面更加有所作为。”[7]（9～17）

，跨境语言在维护边境地区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安全保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个多方位的对外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必然会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多方位的安全意识，特别是增强语言安全意识，改变语言安全观念，由传统的周边领土国家语言安全扩大到全球经济合作下与各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安全。特别是在全球反恐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尽快把语言安全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跨境语言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大力开展跨境语言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多元语言文化资源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多语人才的培养，并在国家对外经贸合作以及中国文化国际化推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在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政府更多地聚焦于宏观战略或治理，而学校或社会组织则侧重于微观治理，两者的功能互补共同促进着中国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8]（146～152）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该战略必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语言的地位定会日益凸显。外语人才培养方向及人才质量需要外语教育作为保障，而这一切均受到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跨境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制定“一带一路”方案的同时，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跨境语言资源，培养所需的外语人才，一定会对该战略的顺利实施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化，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这些国家自然资源以及地理面貌、社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等信息，还有利于我国对外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延边地区经过多年的语言教育实践，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双语教学模式。在该模式下培养出的双语、多语人才已经在我国与韩国、朝鲜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目前我国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实行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相结合的模式来培养双语或多语人才。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借鉴延边地区双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双语地区的语言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急需的交通、能源、商贸等领域外语人才中开展相关的语言教育，一定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具体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语言基础，培养出符合国家急需的语言人才。

语言战略研究:多语言环境管理软件选型战略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全球化与信息化几乎是同步到来。通过信息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是很多企业的选择,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环境的管理者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

一方面,企业希望管理软件提供的产品能够符合企业的本地化经营特色,另一方面,又希望管理软件能满足跨语言环境使用的需要。满足及时个条件的本土管理软件厂商往往满足不了他们的第二个条件,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管理软件厂商则满足不了他们的及时个需求,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

1.容易产生沟通困难

厦门弘大旅行用品有限公司是东南地区成长最快的韩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较大的旅行箱包生产企业之一。公司销售总监为韩国人,善于使用英语;公司总经理为香港人,习惯阅读繁体中文;而其他管理人员都为内地人,更喜欢看简体中文,过去三方人员在交流时要时时依靠专业翻译,影响了信息交流的深度和及时性。财务报表用简体中文制作,使管理层阅读存在障碍,影响了对数据的敏感性。

2.难以消除决策盲点

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由沙特阿齐兰兄弟公司(股份51%)与中方合资建立,有2000名员工,其中外籍人员20名左右,翻译3名。中方员工只能说简单的英语,翻译又少。外方董事长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无法实时了解企业的资金状况。“企业当前的现金是多少?案前的采购合同我能不能签?会不会现在看银行存款很多,明天却会因为预付了一笔货款而现金周转会出现暂时性的困难?”即使有翻译支持,还是有一些物料专有名称、技术资料、财务数据由于临时翻译不标准,给中外双方造成理解上的差异。

3.管理失控,效率降低

国内较大的灭蚊器制造厂商、深圳沙彼高仪器有限公司是意大利ZobeleIndustriesChimicheS.p.A全资拥有的公司,Zobele在香港也注册了独立的贸易企业。深圳公司的采购和销售绝大部分都要通过香港的贸易公司进行,但由于物料名称不一致,很容易导致双方误解;公司需每月定期地向意大利总部汇报生产任务、销售订单执行情况,但往往因为数据不标准导致曲解信息和报告滞后;各部门数据及时性、共享性差,不能做到关联,使公司的管理费用无形中上涨,管理效率难以提高。

多语言环境的管理软件选型

多语言环境的信息化在软件选型上有其特殊之处。首先面临的是选择国外的软件还是选择国内的多语言软件?尽管同为多语言版本,中外软件在语言翻译和业务处理方式上仍然有一些差异。山东海之杰公司在2003年下半年就开始软件选型。考虑到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公司业务不断扩大、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公司首要的选型标准是软件应该是多语言版以方便不同语言习惯的人应用,其业务流程处理应规范化以便业务不但扩展,同时软件要稳定、成熟,能够随着公司的业务发展而不断地升级,从而使公司总的实施及维护成本低。其次,公司希望软件能提供财务管理与财务分析的功能,以便对公司的决策能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公司最初选择了国际上某知名公司的管理软件,但试用的效果却差强人意。

让海之杰感受最深的是,国外软件对本土的业务模式确实有了解不够深入的地方。如这套系统对存货的成本核算方法只有移动平均法、先进先出法,没有加权平均法。由于纺织品原材料价格波动性大,公司出于会计真实性原则,一般更愿意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公司原材料的成本,从而使成本核算更,国外软件此项功能的缺乏给成本核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本土化的软件却提供了丰富的、适应国内企业成本核算需要的软件。

在语言的翻译上,多语言的翻译不当会给软件使用者带来更大的混乱。海之杰发现,在他们最初上的这套系统里,将“物料”翻译为“项目”,而中国人更多地理解“项目”为一项工程,等等。因此,在痛苦的试用两个月后,海之杰不得不结束了彼此痛苦的蜜月期,转投金蝶。

会计制度也成为国内企业选择多语言版本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深圳沙比高仪器有限公司虽然是一家外资独资企业,但选择金蝶K/3财务系统的时候,首先考虑的还是金蝶K/3更符合中国的会计制度和中国人的记账习惯,所以2002年底首先选择了上金蝶K3财务系统。其后,金蝶推出多语言版,更加坚定了沙比高选择金蝶的信心。

从应用模块的分布来看,最需要多语言版本的应用依次是财务、人力资源、生产制造系统。在外籍员工比较多的企业,首先会考虑到人力资源系统。青岛有一家马士基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马士基集团下属的合资子公司,一直希望上一套人力资源系统,但软件的语言障碍使企业存在重重顾虑,直到发现金蝶在开发多语言版本的人力资源系统,才欣然做出了选择。

多语言环境的管理软件应用

目前,金蝶K/3多语言版本已经成功应用在20余家企业。大的企业如珠江船务,应用“简体+繁体”多语言版,现在已经完成近3000个站点的统一升级。而更受欢迎的是“简体+英文”的多语言版。从这些企业来看,应用多语言版主要实现了以下目标:

1.个性化语言定制

山东海之杰纺织有限公司在K/3上线之前,该公司6个财务人员配3个翻译也不够用,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公司曾一度考虑增加人手。因为有大量的凭证要记录、审核,有大量的单证要翻译。上K/3后,每个部门的员工和管理者可以根据需要轻松地设置个性化的语言,操作人员只需要录入相应的物料编码、单证号,物料名称、单据名称就能自动地用中英文双语展示,中英文的报表自动生成,中外方人员能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录入、查询,彼此沟通顺畅多了。K/3提供的丰富的语言资源包使公司董事长、管理人员和员工实现了即时互动。

2.统一、快捷的信息平台

联塑(苏州)精密工程有限公司是美国联塑集团(GE控股)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只有300人,但联塑所生产的注塑类产品是一种市场生命周期短、品种繁多、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在没有上线系统之前,联塑公司所有的销售订单、生产计划、采购订单、出入库信息都是通过各自独立的EXCEL表来处理的,各自通过“网上邻居”人工调用对方的数据,数据经常出现不够、交货周期模糊且有所延长的现象。一方数据更新不会导致另一方的数据自动更新,因此数据重复录入工作量大,数值容易计算重、漏。选择金蝶K/3多语言版本的财务、物流、生产制造解决方案,建立了统一的信息平台,结果大大缩减了交货周期,有力地控制住了成本,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3.集成的多语言供应链

多语言版本的实施能够有效地将分布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供应链集成起来。如沙比高深圳公司、香港公司与意大利总部之间过去通过手工整理不同语言的单据和报表,通过E-mail的方式报送报表。落后的管理方式导致供应链脱节,生产任务的弹性偏大,往往导致车间过多生产,采购部门则经常来不及对材料进行检验。其后在深圳沙比高实施财务、物流、制造三个系统,在沙比高(亚太)香港公司只实施销售管理,两家公司虽在同一地点办公,但却适用不同的会计制度和海关监管法规,因此分别应用两个不同的账套,前者采取工业制造业解决方案,后者采取商贸企业解决方案,实现了供应链的初步集成,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公司销售收入由年初的200万美元增加了5倍,而存货增加了不到2倍,存货周转天数降低了50%。

专家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多语言环境在本土企业中将越来越普遍。国内的企业在选择管理软件的过程中,应该提前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