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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1
一、“陈欧体”的走红契合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思想
“你只闻到我的香水，却没看到我的汗水；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选择；你否定我的现在，我决定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一无所有，不配去爱，我可怜你总是等待；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这段由聚美优品CEO陈欧主演的广告中采用“你有XX，我有XX。你可以XX，但我会XX……但那又怎样，哪怕XX，也要XX。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的叙述方式，在播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蹿红网络，网友竞相模仿造句，“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这句“陈欧体”成了接龙的热门话题，各种版本的“陈欧体”遍地开花。其中江苏大学大二学生所创的江大版的“陈欧体”更是受到了网友热捧――“你只看到我不在省会，却没看到我以省命名。你有你的985，我有我的百年归属。你否定我的学校，我掌握我的未来。你嘲笑我们宿舍落后，食堂坑爹，我可怜你不经历坎坷，受不得挫折。你可以轻视我们低调的学校，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大学注定是孤独的旅行，总免不了解释‘我在镇江’的无奈，但那又怎样？哪怕住在山沟沟的化学园区里，我也可以活得很漂亮。我在江苏大学，我为自己代言！”。这则大学生自制的江大版“陈欧体”在两天内转发量就超过了万条，并于2013年2月19日登上了《扬子晚报》。
这段以梦想为载体的广告词能成为蛇年第一个网络流行文体绝非偶然，广告中陈欧的独白，配以考试录取、工作受挫、恋爱告白等镜头，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质疑声中坚守理想，不断奋斗，最终获得回报的故事。整部广告中虽没有一句产品宣传语，但却鲜明地凸显了其所要广告的主体，并用重复、强调、对比的手法加深了广告受众对广告事物的印象，赋予了广告事物鲜活的形象与相应的内涵延展。
当然，“陈欧体”走红，不光是因为广告词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其蕴含在文字中的坚定、自信和斗志契合了当前年轻人内心对自由个性以及梦想的追求，才是激起无数平民子弟共鸣的中心点，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内核精髓的体现，展现出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品格。在“陈欧体”的倡导下，无数网民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陈欧体”。在一定意义上，“陈欧体”为那些被人轻视而不自卑，被人嘲笑而不自弃的年轻人找到了表达途径，让他们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代言”。在一定程度上，“陈欧体”也是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在现行的信息膨胀爆炸环境下对自身固有的表达形式突破性的尝试，就传统文化的长期发展来看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陈欧体”迅速消散源于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
以“陈欧体”为代表的网络文体虽然红极一时，但也不免和曾经盛行一时的“凡客体”一样，来去匆匆。尽管“陈欧体”极受网民拥护，网民自发建立了贴吧、微博，一时间出现了无数“陈欧体”，如甄■版：“你只看到本宫的寿康宫，却没看到本宫的凌云峰，你有你的气度，本宫有本宫的本事。你可以轻视本宫的存在，本宫会让你见识糙米薏仁汤的口感。回宫注定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路上少不了三姑六婆但那又怎样，即使是滑胎，也要滑得漂亮。本宫是甄■，本宫为自己代言。”；历史学人版：“你只看到我身无半亩，却没看到我心忧天下；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挚爱；你嘲笑我物质一无所有，我可怜你灵魂注定低矮；你可以轻视我的朝经暮史，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学术注定是孤独的旅行，路上总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就算青灯黄卷，也要义无反顾！我是历史学人，我为自己代言！”等等。但是，由于传播的过于分散，大范围传播转发，信息泛滥和重复造成审美疲劳。在传播过程中也没有意见领袖的出现，对于信息的筛选“过滤”标准也并未建立，网友间的大量模仿、互相复制粘贴，直接加速了“陈欧体”的降温。和很多网络语言一样，“陈欧体”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盛极一时。当网友们看惯了各种版本的“陈欧体”的重复，当新的网络词汇又一次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陈欧体”最终还是无法逃脱被广大网友所遗忘的命运，消散在新一波的网络流行语大潮中。
“陈欧体”的迅速消散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糟粕病诟。中华民族近五千年以农耕为主要社会生活资料来源的农业社会形态也决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由农耕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固土”化演变出文化层面除了“自强”、“争鸣”等优秀内核外，也形成了自傲、保守、盲目、只追求实用忽视创新等不良文化意识。这些负面文化精神在我国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形象”与“阿Q精神”中就有过传神的描述，它们对新兴的网络语言也有着至深的影响，比如，网络词汇中火星文的创造中所展现出的网众们对自我个性展现的病态追求与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对“回”字的四种写法洋洋自得病态精神状态本出一辙；网络文体中的“装13体”与“埋汰体”同样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在网络的再生。
三、如何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语言不仅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也有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存在。要想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就必须正确运用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1.坚持传统文化的独立性，树立主体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抛弃民族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累，其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思想观念、礼仪制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些优秀文化遗产，几千年始终保持延续发展，维系着民族成员的心理纽带，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它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都丧失了。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只有保持了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同志就曾指出：“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1]。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兼容并包”特性使得其自身就是检验优化一种新兴文化、新兴语言的“过滤沉淀器”。要使得网络语言得以健康的发展，就应将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融合的同时，坚持传统文化的特色独立性，树立以传统文化为根基，梳理检验网络语言的生成原因，挖掘网络语言生成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包含的文化原理。如此才能保障我国传统文化长久不衰，并使得网络语言逐渐形成应有的文化系统，促成网络语言有序健康的发展。
2.运用网络语言扩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网络语言其实只是一种工具。工具的特性就好比一把刀一样，用其搏杀豺狼，就是对人有利；用其作乱杀人，就是对人有害。刀对人有害的时候，是人们将其用错了方向，而不是刀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对人有害的，我们不会因刀对人有害的特性而停止生产刀，而是应限制那些用刀做坏事的人。网络语言也是如此，要想令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造成积极的影响，应致力于对于产生恶性网络用语的研究，从而减少社会问题的出现。
网络是新时代不可或缺的工具，网络语言随着网络的发展而发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网络语言中所投射出来的追求平等、富于创新、尊重个性的时代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扬光大。简洁经济、方便快捷、形象直观、幽默诙谐、富于生机活力的语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语言的发展[2]。继承传统，超越传统，使得网络语言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再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四、结语
网络语言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网络语言的诞生与传播都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借鉴与改进传统文化中语言的生成规律，借助传统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共识而进行传播。与此同时，在网络语言的发展中，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糟粕都对其发展的方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要使得网络语言健康地成长，以便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就应深入了解网络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正确看待两者的内在联系，以传统文化的精髓指导网络语言的发展，运用网络语言扩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2
从教学角度来看,如果仅仅局限于“纯字面上的理解”,即只在表层掌握语言符号或者说只掌握了符号的语表内容,忽视语言符号所指向的事物-形象,就不能把本来具有鲜明事物个性的言语与其事物-形象牢固地联系起来,就不能建立与特定语言文化相对应的事物-形象代码,就不能形成并非与母语的事物-形象代码系统完全相同的外语事物-形象代码系统。
因此,对于外语教学而言,“语言和思维之间靠事物-形象代码作为中介”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学习者不在目的语表达手段和大脑中事物-形象代码之间建立较为稳固的有机联系,就无法熟练地运用目的语表达自己思想。而要熟练地进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译,更要建立两种语言符号与其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的交互联系。因此,针对目前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语符,轻语义”、“重译文,轻感知”现象,就应强化建立语言符号与其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那么,教学中如何有效建立语言符号与其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呢?我们认为,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目前至少可以在以下4个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第一,教学中应注重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启发和引导学生挖掘语句或篇章的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这是外语课必不可少的一个教学环节。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语言符号的意义属于人类意识反映周围世界的第二信号系统。第二信号系统的特点是将具体事物抽象化,从而使人们得以形成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在所有交际活动中,不同交际者领会话语所传达信息的“深度”是不同的。不排除有些交际者可能满足于语句的概括性语表内容。现实中确实存在下列有趣的情况:单个语句和整个语篇的内容与具体情境并无关联,交际者只是在最表面的层次上领会(说出和写出)言语。例如,当听到陌生人在谈论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或事,情形便是这样。正如有的俄罗斯学者把这种脱离具体交际情景的语句称为“伪句子”或“准句子”一样,这些语句对于旁听者而言不是言语交际的现实单位。但是,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才是大多数言语交际行为的主要内容。因此,语句或语篇的具体语境化是实现言语交际的基础,也是将语言表述同具体的情景联系起来;挖掘具体语句或篇章的言外之意是实现言语交际的根本,也是把语言表述同具体情景中的交际者联系起来。这对于建立语言符号与事物―形象代码之间的有机联系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言语交际纳入人们的实践活动,把人们说出的话语同知觉感受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且,领会语句乃至整个语篇的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交际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情商和联想力。因而,教学中注重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启发和引导学生挖掘语句或篇章的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并努力做到使用所学语言表达出语句或篇章的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实则是努力构建语言符号与事物-形象代码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是发展学生语言交际能力、改进外语教学和提高教学效果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二,教学中应注重启发引导学生感知并讲出语言单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差异。这也是外语教学过程应加强的一个环节。不同语言的事物-形象代码系统肯定不同。因为民族不同,文化各异,语言各异。语言哲学家认为,每种语言均按自己的方式切割客观事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语言世界图景。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在不同语言中,许多常见的事物,其名称数量不等。当然语言世界图景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词汇层面,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层面的特点也比比皆是。语言世界图景的差异实则说明,与各自民族语言相对应的不同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存在民族文化差异。这充分说明民族文化因素也反映在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切分所得到的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上。因而,从外语和母语两个不同的语言文化角度认识客观事物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课堂教学中应注重启发引导学生感知并讲出语言单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差异,对于培养和提高言语交际能力也很重要。
第三,无论是挖掘语句或篇章的具体语境意义和言外之意,还是感知并讲出语言单位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信息差异,都旨在帮助学生建构双语的语言符号与其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对掌握语言技能而言,语音、语法、词汇、篇章等方面的语言知识自然非常重要,但对言语技能的建立与提高而言,世界知识的建构也非常重要。我们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语符,轻语义”、“重译文,轻感知”现象,也是轻视建构学生的世界知识所造成。现在,外语教材的编写重视“依据主题编排材料”,可以说与我们提倡“注重运用外语建构学生的世界知识”不谋而合。外语教学要完全做到朝着“建构双语的语言符号与其事物-形象代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方向进行,可以探讨的路子还很多。但我们相信,本文所提出的这3点应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学习者之间学习效果不同的重要原因是学习者的心理状态和个别差异。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有必要了解学习者的心理状态和个别差异,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发挥积极方面,克服消极方面。1.善于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培养学习外语的兴趣。2.重视学习者的情感变化,培养学习外语热情。3.重视对学习者意志品质的培养,激发学习动机。4.兴奋与抑制过程的调节。
外语课堂教学应以外语教育心理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强课堂互动,引导自主学习,进行赏识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过程中,着力培养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条件固然是决定外语学习成绩及能力高低的重要因素,但没有教师的正确引导,再好的学生也很难取得外语学习的圆满成功。所以作为教师应该做到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和业务,才能给予学生更有效的指导。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3
1、语言学习的重要性
语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交流的重要工具以及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英语使用覆盖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渗透到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因此掌握了英语能让我们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地最新的资讯。但是，只是针对语言知识的学习， 比如词汇、语法是远远不够的。英语学习者还应该扩充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地掌握和运用英语知识。
2、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出发，探讨如何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提高英语学习的效果
语言来自生活，语言是文化的反映。因此我们应首先深入了解文化。以中国与西方学说相比可以发现，他们彼此在很多地方时大相径庭的。中国学说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到之后的韩非、杨朱、墨翟等，其思想精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主张天人合一，世界大同。相比而言，西方学说则不同。从希腊哲学的城邦论到后来欧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等，我们可以看出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是西方学说的特色。
3、东西古代文化差异与联系
3.1东西文化的差异
如果我们在仔细将中西两种文化作一对比，可得到如下结果：西方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诚心正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把起点培养好。因此为了自身健康，西方人倡导运动，这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即可略见一斑；中国人倡导培养闲适爱好，比如，读书、写字、栽花、养鸟等等。由此可见两种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
3.2东西文化的联系
3.2 .1 东西文化在政治上的联系
从起点问题上来看，虽然西方人强调“身”，中国人强调“心”，但是它们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在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就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培养。柏拉图认为，一个高尚的人应具备美好的品德，还要不断学习，掌握数理知识，培养高尚的爱好，最后还要有强健的体魄。柏拉图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城邦的管理者的职责。人首先应完善自身，之后才能管理国家，这与我们中国哲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同样的道理吗？
3.2.2东西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联系
东西文化的联系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东方人讲究个人与社会和谐、平衡。但是西方崇尚的自由绝不是无限度的自由，自由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有效。同样，中国人讲究个人要学会自我克制，人与人要以礼相待。因此，有了对中西文化相互联系的了解，语言的交流才能更好地进行，通过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互相了解、相互合作的目标才能实现。
3.2.3 东西文化在当今时代中的联系
不仅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西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在今天21世纪，二者更是相互依存、无法分离。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让各国加各地区的经济活动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分工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不断加深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我们在学习英语是应着重适用于当前，努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具体说来，在学习英语时应重视对经济知识的了解，掌握基本的词汇，不断更新所学知识，不断实践，只有这样学习英语才能真正达到学位所用的目的。
4、从系统功能语法学派分析英语学习与了解东西文化的联系
4.1系统功能语法的内容
系统功能语法有两个组成部分：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系统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又称"意义潜势"。功能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手段，其基础是语言系统及其组成成分又不可避免地由它们所提供的作用和功能所决定。系统功能语法的建立基于以下两个事实：（1）语言的使用者实际上是在一组系统中进行选择，并且努力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不同的语义功能；（2）语言和人类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离。
4.2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因此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应放在整个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来学习。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英语是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的，要想学好这门外语就需要了解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联系，这样才能把英语熟练地运用在生活中。英语学习者在学习基本的语言知识外还应注重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理解词汇的含义和运用。
5、结论
语言是在特定文化下产生的，学习英语知识也应当放在具体文化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英语知识，了解中西方文华差异才能更好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恰当地运用英语知识，促进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王宇慧，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 （09）.
[2]王济卓，浅谈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J]，王海霞，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09， （01）.
[3]马晓娜，中西文化差异对比与跨文化交际[J]，邢台学院学报， 2009， （01）.
[4]王罗成，中西文化差异及原因分析[J]，青年文学家， 2009， （15）.
[5]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40年发展历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
[7] Plat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2.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4
然而在人的思维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本能,那就是:人总是能对与自己最相关的信息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人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信息开始思维的。这种认知倾向性被称为“关联性”(Relevance)。人的积极思维来源于对文化关联性的发掘,只有通过文化关联性,才能刺激思维的主动性,才能对各种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选择、吸收和表达。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具体表现形态和中介,语言交流过程是一种思维对文化关联性的选择过程,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只有当文化关联性到达最佳状态时,语言理解才能实现最佳效应。
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分析
交际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是语言存在的价值所在。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的兴起,人们发现语言传递的不仅仅是其语义的信息,还包括一些不能从语言结构中获取的隐含信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就不同,导致了个人的思维能力的不同。那么人们是依赖什么来实现成功交流的呢?
1986年斯珀波(Sperber )和威尔逊(Wilson)在他们合著的专著《关联:交际与认知》中,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语言交际的实质,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利用所有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可能隐含的认知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再结合语境假设,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其中最具关联性的解释去构建对话语理解的心理表征,实现用最少的努力去获得最完美、准确的理解。①也就是说,人们成功的交流依赖于语言信息中的关联性。在关联理论中,他们对成功交际作了细致地剖析,他们把话语理解看成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认为人们对每个话语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只有通过寻找到话语中的最大语言关联性,才可能对话语做出合理的预测和推理,才可能对话语做出正确的判断,实现正确理解,否则,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语言交际中的信息与语境的关联越小,交际对象在理解语言时,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反之,如果交际对象付出的努力越小,说明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越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甲:你喜欢吃饺子吗?乙:我是南方人。这一问一答看起来是问非所答,但这对中国人而言在理解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中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是有差异的。北方人喜好面食,而南方人则以米饭为主食。所以,“我是南方人”的回答,比较委婉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样的问答方式是没有理解障碍的。但如果是用英语翻译来问答,或者此问话中有一方是英国人,或这一问一答出现在异国街头的话,那么这样的回答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可见文化关联性对语言理解成功具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交际的实质就是一个隐含和推理过程,语言理解的推理依据就是关联性,语言理解过程就是寻找文化关联性的过程。②语言理解与文化关联性存在相当紧密的关系,离开了文化理解的背景,任何语言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
文化关联性的内涵及分析
任何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文化范畴内的差异往往会给语言理解带来障碍,最终导致文化误读的可能性和语言的不可理解性的产生。语言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认知过程,是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③由于文化的关联性、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和语境的不确定性,干扰和影响着语言理解判断的准确性。
具有怎样的文化关联性才能使语言的理解判断更准确呢?人的思维潜在原则是只对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现象给以关注、表达和处理。④在语言交流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在同源文化中,有时交际双方无须太多、详细的语言表述,就能被对方所理解。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多语言理解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误解。例如:“She is a fox.”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理解:一、她是个狐狸精;二、她是只狐狸;三、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虽然,在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在汉语背景下,当女性与“狐狸”联系在一起时,往往被认为是指“狐狸精”,但“fox”本身并没有“狐狸精”的意思。第二个理解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只有第三个理解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在英语中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由于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差异,如果交流者的文化关联性差,就会导致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语言理解的偏差和失误。然而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通过学习认知目标语的文化,平衡认知差异,就能突破文化因素的制约,实现文化移植,达到最佳的语言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用最小的努力选择他认定的新信息与语境的文化关联度,并使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最大的语境效益。如果对文化关联性理解得当,就会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有了语境效果,就能取得成功理解⑤。
文化关联性的认知是语言理解的基石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文化因素是理解语言的重要前提,文化知识是开启语言理解之门的钥匙。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如果交流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那么就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环境,对同一信息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举例来说,对“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这句话可以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二、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丑事家家有。第一种理解仅仅是在字面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第二种理解则既结合了字面意义,又结合了文化背景,属于正确理解。从习惯上来说,“骷髅”与“丑事”扯不上关系,但两者都具有不能公开的共同特点,在文化理解层面上,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达到了这句话的最佳理解效果。所以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形成语言理解障碍的因素很多,涉及语言之外的各个领域,是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和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信息表达和理解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动态的选择⑥。比如:英国和中国地理位置的差异也能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东风”、“西风”在两国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和情感是不同的:英国地处西半球,西靠大西洋,其地理环境决定了西风为暖风、东风为冷风,所以“东风”带给人们的是摧残万物的厌恶感,“西风”却能引起人们对万物复苏、春回大地的共鸣;而在中国,其含义恰恰相反,“东风”多指春风,总给人以温暖欲醉的感觉,“西风”则会令人产生寒冷的感觉。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语言感知。由此可见,如果不了解交流对象的文化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
结 语
语言以文化为灵魂,文化以语言为依托。语言和文化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一个民族交际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有效的语言理解不仅依赖于对所有语言成份的精确辨认,更在于能否利用语言输入信息提供的线索,构建新的语言文化关联语境,并通过对新的语境认知,实现对语言准确的理解和判断⑦。也只有在具备源文化背景知识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文化内涵,填补跨文化交流中的认知空白,才能达到对语言的准确理解。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这个民族的语言。所以在外语学习中不仅要学习语言的形式和内部结构,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和文化适应性,真正实现成功的语言理解和交流。(作者为四川警察学院英语教研部副教授)
注释
①Spenber.D and Wilson.D ,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otion,Oxford: Blackwell.
②江晓红:“论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③Ellis G,“How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ELT Journal Vol.5 No.3.
④张亚菲:“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现代外语》,1992年第4期。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5
对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首先关系到语言功能的发挥。因此，若想顺利地发挥语言功能，就必须考虑语言交流的双方或各方的因素，考虑语言交流的内容。而语言交流的内容，离不开对不同层次文化内容的辨别和使用。从教学活动和语言训练的角度来看，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作分层分类处理，能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清晰，使语言技能的训练变得比较容易操作。当然，对语言信息中的文化内容做分层处理，并不是教学过程的全部。有“分”，就必然有“合”。“分”与“合”，是一个辩证整体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对文化信息的习得而言，不光要有“分而治之”的微观过程，还须有”合而治之”的宏观过程。这两个过程加在一块儿，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对所学外语”内在化”的成效。
三、“文化内容分层”与语言学用策略的采纳
对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内容进行分层，也必然关系到语言学用策略的采纳。遗憾的是，这一方面经常不在教学计划的青睐范畴之内。学生的外语学用策略的优劣，与语用能力和语言功能的掌握紧密相关。好的学用策略，能使学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差的学用策略，往往会给学习拖后腿，导致少慢差费的学习效果。因此，对教师来说，成功地培养学生的语言学用策略，是教学成效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教师需要采纳合理、贴切、针对性较强的语言教学方法和手段，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来适应，才有可能扶持学生逐渐达到自我运转。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贴切而合理的语言学用策略，需要有层次分明的语言文化信息来作为运作平台。
四、“文化内容分层”与外语交际能力基本因素的关联
人们在跨文化语言交际中，对语言形式、语言意义、语言用法的“决定权”，往往掌握在具体的文化结构层次的“手中”。假如不清楚文化内容的结构层次与语言表达方式的关联，就会发生语言形式、语言意义、语用规则方面的偏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分层，有利于外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外语交际能力的这些基本因素和基本维度，都牵涉到语言所表达的文化表层现象或文化深层内涵。但是，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显性的文化表层现象与隐性的文化深层内涵，对于“学”和“教”，往往有着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要求。而这种不同，自然会寻致教学内容的选编排序、教学方案的具体设计、教学方法技巧的选择使用、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教学法机制的运作调整、教学原理的实际应用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具体地说，这需要在国际汉语教学及外语教学中，对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分门别类地区别对待，使它们在各自的层次上分别与语形、语义、语用达到结合。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6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中特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 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7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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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
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3. 结语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为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我们探索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文化在翻译中的转译,目的是让我们清楚理解语言所具有的语言价值、文化价值、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等。为了更好平衡双语的文化,我们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发挥能动性,在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译走向极端,综合分析语境、交际者智力、认知等制约和影响文化翻译等因素,通过多维的关联,寻求最佳的语境效果和认知效果,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传递源语的文化。这为语用文化的翻译提供新的研究和解决的方法。
参考文献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7.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ltrp, 2000: 63.
曾文雄. 语用学翻译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70.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8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译文：InMarchIheardfromMr.LiuXunyuthatHushengwassickandhopelesslysickatthat.Thedoctorsaidtherewasnothinghecoulddobuttowaitforthedaytoarrive...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forthedayto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译文：WhatImeanbyloveisnotthelovebetweengourdsonthesamevine,butthelovebetweenhusbandand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lovebetweendistant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isa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familyissaidtohaveatleastoneskeletoninthecupboard.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译文：Ofaslenderfigure,shehaddroopingshouldersandaratherlongneck,slimbutnottothepointofbeingskinny.Hereyebrowswerearchedandinhereyeswasalookofquickintelligenceandsoftrefinement.Theonlydefectwasthathertwofrontteethwereslightlyinclinedforward,whichwasnotamarkofgoodomen.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ThewineinHsin-mei’sstomachturnedtosourvinegarinhisjealousy.
译文2：TheconsiderableamountofwineHsin-meihadconsumedearlierwasburninginsideandmakehimsickwithjealousy.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9
一、汉语的整体性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整体性，追求整体的和谐；而西方则注重个体性，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和作用，追求个体的差异。中国人在考察事物时，总是习惯于把事物放在一个系统中，致力于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如，中国人常常把天、地、人、事，把伦理、心理等放在同一框架内来考察。有时候把事物与其他事物的整体联系和共性看得比事物本身还重要，认为个别事物只有放在整体联系之中考察才能寻找到事物的本质。中国人不仅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且重视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认为事物的各个部分、各种特征天然浑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它们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我，难以廓清其中的界线。只有把部分放在整体之中才能完整地把握其本质。在表述一个地方时，中国人习惯于先说整体，再说具体。我们说地址时，往往先说国家，再依次说城市、地区、街道。而英语则相反，英语先说街道，然后说城市，接着说地区，最后说国家。中国人喜欢把事物分类，先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把握，然后再寻求部分的特征；而西方人则不同，西方人比较强调个体的独立作用，然后从个体出发，再去探究整体，或者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整体。
英语比较注重严格的形式，比如，句子要求主谓兼备，而且主谓还要一致，动词的时态必须与时间标志词保持一致。句子之间相连要有很多显在的连接手段，比如介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连接副词等等。这充分反映了英美民族思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特征。
受关联性思维的影响，中国古人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对和相关的，没有绝对对立的事物，看似对立的事物却常常是互相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也是思维整体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有与无、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黑与白、得与失、美与丑、利与害、先与后、高与低、长与短、生与死、动与静、曲与直等等，这些看似对立的词在古代汉语中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另外，中国人喜欢整体对称，喜欢对偶和排比。在汉语中，有时甚至看似相反的事物都成双成对出现，如：张三李四、东家长西家短、是非曲直、彻头彻尾、吃喝玩乐、青红皂白等等。
在汉语中，每个字、每个词都经由关联关系构成了一个意义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意义具有丰富性和模糊性。对于有些词，甚至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用简单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概括它的含义。因此，在对中国语言文学的阐释中，逻辑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直觉、顿悟成了常见的方式。正如古人所言：“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语言一旦进入人的理解中，就完全摆脱了其工具性的一面。因此，荃、蹄与言等都成了可以被抛却的东西，而它们所指向的鱼、兔、意才具有意义。
二、汉语的形象性
中国古人的关联性思维同时也是一种形象思维。中国人一般不擅长抽象说理和逻辑推理，往往以形象为中介进行思维。在思考过程中，重视感性和直觉的作用。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说：“关联性语言就是过程语言，是唯一使我们接近‘一切皆流’之直接感觉的语言。比喻和意象语言植根于关联性之中。”“专注于象，重视产生联想的具体性，是中国语言的常见特点。”这从汉字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国许多汉字都是一种象形文字，文字本身是由一些表示事物具体形象的图形演变而来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关于汉字的发明有这样精彩的论述：“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
人们在关注象形性文字时，往往借助联想、想象、类比、象征、比喻、借代等手段追索出它们所表达的意义，甚至其中有些意义是相对抽象的，借助具体形象能使这些相对抽象的意义变得直观可感。如用“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比喻人做事三心二意、用“水融”比喻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状态，用“土崩瓦解”形容分崩离析的颓势。再如“道”字，原指人行走的道路。《易经》里多次出现“道”，也都是指具体的道路。《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道，所行道也。一达之谓道。《毛传》每云，行，道也；道者人之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由上可见，“道”原意指人所行走的道路，后引申为道理。道路不断被人走，形成共同的轨迹，成为一种共识，即成为“道理”、“规律”等，以至于成为老子、庄子心目中的宇宙规律。由此可见，“道”一词的词义的形成经历了从有形到无形，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但这种过程不是随意的迁移或扩展，而是以关联性作为纽带。
从语言来看，西方人比较重视抽象和逻辑，重规则和秩序；汉语比较重感性和形象，与英语相比，显得要随意得多。有人把汉语和英语的这种特点分别命名为“意合”和“形合”，是有道理的。英语的句子往往有严格的形式约束，其构成凭借的是句子的成分和词语的形态功能，语句结构严谨，每句话必须有主语和谓语动词，而且主谓之间在时态和数量上要保持一致。而汉语则缺乏严格的形式约束，其结构往往依赖直觉和感性。因此汉语的意义往往超越语言形式，这可能是中国古代鲜有语言学专著的原因。因此，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认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
中西方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所引起的语言特征上的差异使得中西方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许多核心概念，比如“天”、“道”等，在英语中都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
语言是思想的中介，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正如著名华裔学者成中英所说：“思维与语言是表现原始生活经验的两种方式。中国语言决定了中国思维，而中国思维又反过来决定中国语言；掌握了中国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思维，反之亦然。因此要改变中国思维就必须改变中国语言，要改变中国语言则必须改变中国思维。”因此，要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必须从研究思维方式入手，而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有利于更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说，从思维方式入手研究汉语，为我们认识汉语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笔者希望本文能起抛砖引玉之效，引来更多的学者探寻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赋予民族文化以更强劲的生命力和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郝大维，安乐哲. 施忠连等译.期望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150-151.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10
关联理论是由法国认知学家斯坡伯（DanSperb）和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逊（DeirdreWilson）1986年在其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一书中提出的。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之所以能够进行交际的内在机理，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而关联理论正式进入翻译学的研究则是由威尔逊的学生恩斯特—奥古斯特?格特（Ernst-AugustGutt）在他的博士论文“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翻译与关联：认知和语境）中率先开始的。在翻译活动中，对源语文本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解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在理解过程中，语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语境存在于一切形式的语际交流活动中，只要有语言交流，特定的语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反之，语言交际活动又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而且受到语境的影响。“语境与语言的关系极其密切，它在语言的研究及其使用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翻译，作为两种语言之间以传达语义为主要目的的语言交际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语境，正如纽马克所说：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同的语言学派及语言学者对语境有着不同的理解，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语境观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
二、关联理论语境观
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语境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在关联理论中，语境也称为语境假设（contextualassumptions），在交际过程中双方互明的共知环境称为相互认知环境（mutualcognitiveenvironment）。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听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因此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语境，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联理论将语境看作是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由于语境是一个变量，语言的交际过程涉及认知环境的制约，涉及语境假设的形成与验证，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听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构建新的语境。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语用学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而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关联理论认为，意义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但不一定要依赖具体语境，因为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已把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这实际上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关联理论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
三、关联理论语境观在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关联理论的创始人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在翻译活动中，语境应分析到何种程度则也是由关联性决定的。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能违反的原则，只有找到最佳关联时，一个特定的语境才算确定。而所谓关联，简单地说，就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认识主体认为事物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关联原则就是关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条原则或认识主体寻找事物之间这种关系的一条原则。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做出语境假设。关联理论把关联看成是话语语境效果对话语信息处理耗费之间的最佳平衡，适度的信息处理可加强原有语境假设。因话语基本上是片断性质的，语用者在话语过程中必须把片断性的话语充实成完整的命题形式，而这一推导过程通过由认知语境支持的推理产生。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的关联程度依赖于语境效果和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处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译者应根据关联论最小最大原则，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对译文进行相应处理和取舍，使译文读者从认知语境中获得最佳语境效果。例如（1）Ihaven’tgotanearformusic.（我没有音乐细胞），ear（耳朵），意义指人们理解和欣赏所听到的某事物的能力，汉语中我们则习惯说音乐细胞。又如，It’snevertoolatetolockthedoorafterthehorseisstolen.（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汉语只说亡羊补牢，而不说亡“马”补牢。从关联理论语境观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话者使用隐喻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一个有隐含义的信息以触动听者自己去构想一系列关联，在确定隐喻性的话语前，说话者要对听者的认知环境进行猜测，以构建一个相互显映的语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要对信息的成功传递负责任，也要对听者能否构想出一系列语境信息以建立最佳关联负责任。由于认知环境的不同，不同的听者对隐喻的理解是不同的，在翻译时译者要秉承语境关联原则，才能更有效地传递源语的意图与效果。所以翻译时要通过适当改变语境来帮助读者建立最佳关联。再如（2）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proposes，Goddisposes./Manproposes，heavendisposes.）两个译文中“天”的文化内涵不同，但功能上是等值的，即取得了同样的语境效果。对西方读者来说前者是归化法，因为他们受基督教影响深信上帝，后者是异化法，中国受佛教影响深信“天”。如果说前者读者容易接受，后者则可让读者增长见识，了解异国风情。何去何从，译者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具体的语境而定。因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制约因素，比如社交礼仪、固定修辞原则等，语言形式的表现自然存在差异，不同语言中存在表现相同信息的不同形式，也可能出现表现形式的空缺。针对类似语用差异，在出现语境空缺的情况下，即交际信息和语言形式出现了断点时，需要进行基础语境信息的充实、调整与顺应，补充语境断点与空缺。例如：秋老虎———aspellofhotweatherinautumn；伯乐———goodjudgeoftalent（thenameofalegendarypersoninthestateofQin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whoexcelledinevaluatinghorses；（吃）皇粮———salarypaidbythestate；老三届———juniorandseniorhighschoolgraduatesof1966to1968。
参考文献
［1］Sperb，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11
（一）文学语言的界定
王汶成（2002）在《文学语言中介论》中定义文学语言为：“语言学中所讲的文学语言是指一切标准化的书面语，强调的是语言的规范性。”语言学只承认经过周密斟酌的、合乎语言规范的书面语言为文学语言。脱口而出的、不讲求标准化的口头语则不在此之列。
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形象性、凝练性、情感性、音乐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内指性、音乐性、陌生化、本色化”。正如韦勒克与沃伦的观点，文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承载了历史的、文化的以及审美的多重意义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文学语言是为构建一个特殊审美目的服务的语言符号系统。也就是说，即使是同一段文字，承载了具体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境，它就有了特别的审美目的，实现了语言的审美变异，也就具有了文学语言的性质；当它处在非文学语境中时，它就不具有文学语言的性质。
（二）叙事性语言
叙事，从字面上解释，可以理解为“讲故事”。小说必定要讲故事，因此小说的语言就是一种叙事语言。当代法国著名的叙事学家热奈特在细致地分析了小说叙事的三层含义后指出：“我建议用故事表示所指或叙述内容（即使有的时候叙述内容并不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或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沿用叙事一词来表示能指、文字、话语或叙述文本本身；而以叙述表示创造性的叙述动作，广而言之，也包括叙述动作在如实叙述与虚构叙述中的作用。”
热奈特所说的“叙事”指的就是叙事话语或叙事文本。他认为，在叙事概念的三重含义中，叙事话语最重要，因为叙事话语既是叙事行为的结果，又是故事内容的能指，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读者，都是首先通过叙事话语而探知到叙事行为和故事内容的。对小说叙事的研究主要是对叙述话语的分析。
二、文学语言的中介作用
“中介”（Mediation）的词典意义是指双方发生联系的人或事，或指起调解、调和作用的人或事。黑格尔首次将中介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广泛应用于他的思辨哲学中。王汶成恰当地将“语言既有沟通作用，又有隔离作用，在沟通中有隔离，在隔离中又有沟通”的这种作用概括为中介作用。法国当代语言学家E·本威尼斯特认为，语言“这样一种象征系统的存在，揭示着人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也许是最基本的事实，即在人与世界之间或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不存在自然的、无中介的和直接的关系。中介者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中介者就是使思想和工具得以成立的象征工具”。
我们发现，在完整的文学活动过程背景中，无论是语言传递内容的工具作用，还是语言表示文字存在的本体作用，还是语言引发审美的客体作用，都是一种中介作用。在文学的整体和过程中，语言成为中介，而语言作为中介又使文学成为一个整体和过程。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作者与世界之间、读者与世界之间都不是直接联系的，他们都是通过作品这个环节的过渡才得以联系。作品成了其他三个要素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这里所说的作品，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文本，也就是作为言语成品的文学语言。文学中的其他三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必须先与作品语言构成直接性关系，然后才能通过这种关系与其他要素发生联系。
作者与世界的联系，就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理解与再创造。以余华的《活着》为例，如果余华没有写这部小说，我们就不能说余华和他的世界发生了文学性的联系。余华的《活着》讲述了富贵一生的故事，并且阐释了他对人生存的最低限发出思考。这就是余华与他的文学世界的联系。在文学中，作者要与世界发声联系，必须要以他的作品为中介。
作者与读者之间基本不可能直接发生面对面的联系，而与两者直接发生联系的是文学作品。作者将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信息变成有形的文字，读者也是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情感和信息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活着》来了解富贵一家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生存的最低限度，我们可能对年轻时的富贵产生厌恶鄙夷，也可能对其一家人的悲惨命运感到哀怨惋惜，但这都不是我们与余华面对面交谈所得的。我们所得到的这些信息全部来自于小说《活着》里的叙述。这也就体现了小说叙述语言的中介桥梁作用。《活着》是余华写出的一部作品，即使他的叙事语言口语性很强也很生动自然，但也并不是他平时说的话。他说的话可能即刻声音落地就消失了，但作品却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永久地存在。因此通过作品，他与读者建立起来的联系也可以超越时空永久地存在。
再来看读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与客观世界发生的联系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指读者通过阅读作品了解到了作者所描绘的客观世界。比如通过阅读《活着》我们了解到地主少爷富贵是如何一步一步把家败光，以及一家人悲剧的始末。并且体会到了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道理：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生命只是仅仅活着，仅仅只是一种存在，它和其他万物一样并无任何意义；二是指读者由于受到的影响，又反过来对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产生作用。这两种情况都是读者与客观世界之间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三、以余华小说《活着》为例
余华重视小说的语言，文字细腻充满张力，意象复杂叠加。他认为生活中那些所谓喜悦、悲伤、战栗、痛苦等都只是概念化的语言，通过“不确定的语言”才能更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用近乎零度情感的语言展示生活的“原生态”；用梦幻、夸张、隐喻等手法是叙述语言呈现出错乱、无序和碎片化的特征，毫无节制的话语欲望形成语言狂欢的奇景。
余华小说的主题多涉及痛苦、灾难、死亡等方面，其叙事语言也有着不动声色的、细致的、冷酷的特征。他在叙事语言准确精练的基础上，常常突破时空限制、生死距离以及情感体验等方面的正常轨迹，达到一种叙事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
余华善于用冷静的叙事语调去剖析历史，对现实进行理性的批判，以“虚伪的形式”去书写心灵的真实，以揭示出生活的某种必然性。而余华“虚伪的形式”显著的特征就是叙事语言。苗珍虎在《余华小说中“叙述的和声”》中提出：“他的语言的表达受某种具体情境的触发，结合自己本身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感悟和深层把握，从而在叙事语言上以客观世界的主观洞察超越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和事理逻辑，将两类性质上存在着某种对立的事物进行并列叙事而形成的一种看似矛盾却又能和谐统一的叙事语言”。
追求语言的实验性是余华所追求的，因而在他的意识里“写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怎么写”，而形式的追求需要语言来架构，来深化有意味的形式。
余华的语言写作就是在制造一种语言的游戏，而读者阅读文本是在参与语言游戏，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并不是要透过语言表层的字形、语音和结构形式，来理解编织作者的故事情节，领悟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内涵的丰富意蕴。
四、结语
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生活中提到的语言，是由它在文学上的独特作用和地位决定的。叙述性话语，是小说中最常用的语言言说方式。小说的叙事语言起到联结作者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以及作者与读者的中介作用。它将作者的思想意识准确地表达出来，通过它传达给读者，作用于读者，再次形成读者的思想意识。它是对小说整体的联结，对小说叙述过程的贯通，对小说中对立关系的整合。小说的叙事语言由于叙述者的角度站位与言说时叙述方式的需要，使其带有很强的作者主观色彩与个人特色。本文仅以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简单分析了余华在《活着》中的叙事语言的特色。尽管每个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同，但文学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总体价值是固定不变的，即联结、贯通、整合的中介作用是不变的。
参考文献：
[1]王汶成.文学语言中介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2]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文译本）[M].北京：三联书店，
1984.
[4]热·热奈特.叙事语式[A].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潮[C].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1987.
[5]热·热奈特.叙事的界限[J].外国文学报道，1985，（5）.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12
英汉两种语言源远流长，拥有大量脍炙人口的习语，一方面由于人类拥有大量相似或相同的身体体验，所以汉英两种语言有大量相似的喻体联想。但另一方面，由于习语源于各种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因此喻体承载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所以大部分不尽相同。因此，对汉语习语作对比研究是十分必要且具有重大意义的。
英汉习语中有很大数量由动物作为喻体的习语，用以准确生动地比拟人物和事物，达到较好的交流目的。这些喻体的选择受历史、风俗习惯、价值观、审美观、等影响。人类文化的共性和特殊性反映在语言上，就使这些动物喻体产生了表达形式与意义的重合或错位现象。据粗略统计，英汉常见动物喻词共498个，动物对人类社会的生活和交流起到的巨大作用可见一斑。
在英汉498个动物喻词中，英语动物喻词比例远远高于汉语动物喻词，具笔者考虑，主要原因大致如下：
1.在历史上，英国是海上霸主，曾经拥有地域辽阔的殖民地，现在依然有大量英联邦的宗主国，这一历史或政治原因使得英语民族有更多机会接触到种类繁多的动物。
2.英语在历史上广受法语、斯堪的纳维亚语、拉丁语、希腊语的影响，造就了大量的外来动物词，这就更有可能创造更多的动物喻体。
3.同样使用英语的美国是个大熔炉，世界上形形的文化都会对美国英语产生影响。
4.除了美国和英国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这些国家里品种繁多、千姿百态的生物物种为英语提供了大量的动物喻体。
二、动物喻体的联想、比较和分类
由于迥异的民族特色，使得英汉习语中，动物喻体及其联想具有不同的对应指向关系。笔者尝试借助大量的语料将英汉语言中动物喻体的相同指向、相异指向以及其他复杂关系予以分类：
1.偶合关系：由于人类生存在同样的大环境――地球上，我们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如地理状况、生态环境、季节和气候变化，乃至整个人类的生理条件和心理状况，人类社会大的文化背景都存在着种种共性，这就形成了人类对自身以及外部世界的种种共识。这在英汉两种语言的一些动物喻体构成的习语中也有了明显的反应。比如，就有不少喻体、联想完全相同“巧合”的词语。例如：汉语中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词，英语中有对应的表达；汉语中，布谷鸟（cuckoo）这种动物引起的典型联想是“播种”和“啼血”，在英语中cuckoo也用来隐喻忧愁。
2.并行关系：从微观上着眼民族的文化，我们会发现其更具个性，这种民族个性是普遍存在的，正因为此，各个民族文化才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毋庸置疑，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英汉的动物喻体存在更多的不对应。例如，在英语中，形容一个人强壮，用：strong as a horse，而中国人则说“体壮如牛”；英语中用to lead a dog’s life来表明生活艰辛，汉语却说“过着牛马生活”；从regal as a lion（狮子般庄严），majestic as a lion（狮子般雄伟）等习语可以看出，英国人和大部分西方人认为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力量与权威的化身，这种认知甚至用于了对君主的评价：12世纪后，英王理查德一世因果断神武而被誉为lion-hearted Richard（狮心理查德）；雪莱在其诗中也以睡狮比喻勇敢坚毅的英国人民：Rise，like lions after stumber.（像睡梦中苏醒的雄狮一样奋斗反抗）。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倒是老虎往往会引起类似的联想，这样的习语不胜枚举，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摸老虎尾巴等。
3.空缺关系：在这里，空缺意指某些动物喻体在一种语言中有联想意义，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无法让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产生联想。例如：在英语中，lion（狮子）含有“勇猛的人”、“凶悍的人”的喻意，而在中文中却无法产生类似联想。再如，在英语中albatross（信天翁）这一喻体指向障碍、沉重的负担等联想，英国水手认为出海前射杀信天翁会招致厄运，而在中文里，这个动物却无法给人们带来相同或类似联想。在中文里，牛这一动物喻体可以给人们带来勤勤恳恳工作的喻意，而在英语中则不含此意，同样在汉语里经常出现的鸳鸯（mandarin duck）代表夫妻，如鸳鸯被、鸳鸯配等，而在英语国家却无法带给人们此类联想。
4.冲突关系：由于民族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比喻往往最富民族文化特色，这就使不同语言中比喻词语大多数不可能类似和引起相似联想。如：“狗咬狗”和“dog eats dog”，汉语“狗咬狗”是专指坏人相斗的贬用词语；而英语dog eat dog则指“同类相残”满含惋惜、痛惜的感彩，源出谚语dog does not eat dog，劝诫不要自相残杀。如：As the proverb goes：“Dog does not eat dog.”They compromise with one another finally.（正如谚语所说“同室不操戈”，他们终于和解了。）如果把这句话译成“不要狗咬狗”，在我们中国读者读来，在我们的认知领域会潜意识的产生联想，认为他们可能都不是善类，其感彩与英语原意可谓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又如，东方文化把“羊”看作一种老实温驯的动物，如替罪羊，但英语中的“goat”却含有“好色之徒”的意思。在英语中，根据欧洲的民间传说，蝙蝠是一种邪恶的动物，常与罪恶和黑暗联系在一起，特别是vampire bat（吸血蝠），令人毛骨悚然。总之，在英语国家，一提到蝙蝠，人们就会想到丑陋、邪恶、冷酷的形象。所以，西方人对蝙蝠的感情很像中国人对猫头鹰的感情，既怕且恨。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的形象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蝠”与“福”同音，蝙蝠被视为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民间和王室，如故宫里，很多的装饰图案都有蝙蝠的影子以示吉利。蝙蝠和鹿的组合也意喻好的彩头，颇受欢迎，因为“蝠鹿”读起来同“福禄”一样，象征吉祥、幸福。
三、结语
德国语言学家缪勒认为，人类语言中若没有比喻，语言的发展就不可想象也会失去很多色彩。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有着丰富的比喻用语，它们源于各民族文化并反映本民族的文化。由于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英汉习语的动物喻体联想存在诸多的相似和更多的不对应。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比喻用语时，应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切不可仅凭臆想，随意混用。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1993.
［2］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2000.
［3］Joyce Merrill Valdes.Culture Bound［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4］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篇13
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被定位为语言发展中的一个专业阶段，这一阶段的学生在目标文化框架中懂得并能说出或写出针对不同交流对象的大多数文体的扩展语言，能够应对与专业需要相关情境下的所有话题；在听或读时，学生能够懂得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使用简单扩展语言交流者的意图；在讲话和写作时，学生能够理解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使用简练扩展语言的听众或读者的观点。这一阶段的学生能够理解所学语言文化中官方的观点，并能够为高层人士做翻译。② 标准也对本学区教师的中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内容要求类似我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第9级。
我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第9级定位为外国语学校和外语特色学校高中毕业课程目标的指导级，也可以作为部分学校少数英语特长学生基础阶段的培养方向。该级目标的总体描述为：能独立地规划并实施学习任务；能听懂有关熟悉话题的演讲、讨论、辩论和报告的主要内容；能就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如环保、人口、和平与发展等）用英语进行交谈，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能做日常生活方面的口头翻译；能利用各种机会用英语进行真实交际；能借助词典阅读题材较为广泛的科普文章和文学作品；能用常见的应用文体完成一般的写作任务，并具有初步使用文献的能力；能自主开拓学习渠道，丰富学习资源；能关注时事，具有较强的世界意识。
通过中美外语课程标准最高等级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第9级更加详细、具体，包含了尽可能多的关于英语学习的内容，而阿凯迪亚联合学区的《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则更加灵活，针对性强，强调学科间的联系和用对比的方式来掌握语言、文化的特征。
课程标准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也是衡量各科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外语教学的各种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外语教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体现了他们对外语教学规律的认识。从对我国外语教学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教学大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外语教育历来比较重视社会因素和学科因素，强调外语教育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意义，强调学科知识和语言技能的掌握。我们可以借鉴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的新理念为我所用。
我们能借鉴什么
第一，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要求，“通过学习中文巩固和提高其他学科的知识水平”，并要求从所学的有关其他学科知识的中文材料中获取知识，这充分体现了中文学习与其他知识体系的紧密联系，而我们将英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第9级中并没有提到与其他科目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英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将英语纳入完整的知识体系中，因此有必要在课程标准的修订中对相关内容加以补充。
第二，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提倡终身教育，要求课堂外学生不断提高语言技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深文化理解，通过语言技能的广泛应用持续进行语言学习。我国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第9级对课堂外的英语学习重视略显不够，标准中几乎都是有关课堂内的活动，这不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英语，等于切断了英语学习的另一有效途径。美国学生的中文课堂内外丰富多彩，我们可以尝试把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活动形式引入我国的英语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
第三，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要求学生从中美两国的文化视角研究、分析时事，并了解中国文化习俗、观点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可见，他们对学生文化上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已不仅仅是对文化作简单的了解，而是要对文化作深层次的理解，要能阐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习俗、观点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还要利用所学的文化知识来分析当前发生的事情。我国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第9级要求学生“在交流中尊重文化的差异，表现出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这样的规定略显要求偏低。我们知道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要学好语言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化，在课程标准中应该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第四，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第5阶段强调要“通过比较中文和自己的母语了解语言的特性”，在这一阶段他们引进了“比较”的观点，认为要在中文学习的基础上同母语进行比较，以便对语言的特征作更深刻的了解。我们的课程标准最高等级只是把英语作为一门外语来学习，这样容易将英语学习孤立起来，学生不能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学习来理解语言的特征。这种学习方法缺乏“大语言”的概念，会导致学习方法的僵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阿凯迪亚联合学区的做法对这一部分内容作适当调整。
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照搬或模仿阿凯迪亚联合学区《中文课程标准》的内容和做法，而是应当结合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吸收其精华，完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进一步改进我们的英语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