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生物体内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重视生物体的生物属性，尤其是大脑的内部结构，从生物体内部研究语言。语言研究可从以这两种方法中任意一种方法人手，不同点在于生物体之间的研究方法常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行为，生物体内部的研究方法把语言当作知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看来是互补的。把语言当作知识的研究方法试图回答生物个体大脑内部与语言表达和理解有关的运行机制，回答生物个体如何使用语言、理解语言和学习语言。然而，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离不开语境，人们并非把语言当作抽象的有声系统或语法规则加以理解，而是通过学会如何使用才能掌握语言。因而，韩礼德认为两种研究方法彼此互补，不可分割。另外，韩礼德和麦蒂逊主张应采用类型学和拓扑学相结合的互补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系统，因为类型学关注线性的意义系统，而拓扑学关注意义的空间维度，二者对意义的研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韩礼德还进一步把这种互补性的思想贯穿到整个语言系统的研究，认为“互补性是语言系统的一个根本属性”。在《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三种互补模式：词汇与语法的互补、语言作为系统与语言作为语篇的互补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互补。除此之外，语言系统还存在及物与作格、创造与转换、肯定与否定、情态与意态、已知信息与未知信息、析取与合取、一致式与隐喻式，内部与外部等方面的互补性。根据语言使用来研究语言的实践论研究思想。在语言研究方法上，韩礼德还主张研究语言应理论联系实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保持中立的立场，是以解决语言问题为导向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专门回答跟语言打交道的人们(如译者、病理学者、教师等)所提出的问题，用韩礼德的话说，就是“要根据语言的使用来研究语言”。目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已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应用上也十分广泛，比如在翻译研究、临床话语分析、教育教学、批评话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文体学、语言类型学、人工智能、语料库、计算语言学和法律文本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广泛应用情况以及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看，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研究思想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辩证研究方法，在门派林立、新颖语言理论层出不穷的现代语境下，韩礼德的语言学研究思想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融式发展。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2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从哲学方面看，认知语言学来源于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它强调体验在认识世界中的积极作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和概念都可以从欧美20实际语言哲学中找到源头。例如，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理论就来源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由于前期和后期的重大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受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影响。《逻辑哲学论》是他早期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后期的哲学思想则以《哲学研究》为代表。从维氏对语言哲学的影响上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早期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则是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其精髓主要体现在他著名的语言游戏理论当中。从维特根斯坦语言观点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学习语言学的人来说，了解语言哲学是一门必修的课程，也许踏着他们曾经的思想印迹，能让你在这些先哲的哲学思想里对语言的问题产生更丰富的联想和思索。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观以“语言图像”理论为代表，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坚持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后期的哲学语言关以“语言游戏”理论为代表，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生。语言哲学中的隐喻理论也对认知语言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模块，人的语言能力依附于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哲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对语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语言哲学对认知语言学的影响

1、语境论

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19世纪到20世纪的下半叶当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语言的研究也出现了转向，语言学者们已将语言研究的视角从语言的内部转移到了语言的外部，从理想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的研究，从纯语言意义的研究转向了语言意义理解的研究。无论是格赖斯会话含义的理论，还是海尔姆斯的交际民族志学；无论是跨文化交际学，还是交际语言学，学者们都可以搜集到的日常语言为研究语料，并着重研究语言外部各个因素对语义理解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曾试图借助于自然科学语言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但是到了后期，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转变。他深刻地意识到，对活生生的语言的把握，必须从日常生活入手，才能理解其丰富的含义。

从40年代起，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和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在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关注日常生活的语言哲学观点，对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奥斯汀和塞尔等。尤其是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是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奥斯汀的语言三分法，丰富了日常语言哲学的内容。而在这其中，他主要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的影响。总之，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点分为两大部分，而后期语言哲学观点的转变，对现代语言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学领域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哲学上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学流派的产生，甚至在许多新兴语言学流派的理论中都能发现他的思想印记。对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有助于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更好地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理论，更能启发我们去深思和探索语言的本质。因为上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同时也催化了语言学的哲学转向，而对语言哲学的思考必能促进和加深对人类自身的认识。

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逻辑原子论的奠基人，20实际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理论影响深远，并且和认知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两种思想都与语境有关，语境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一时期他的哲学理论的核心是图式说。在他这一时期的理论中，图式作为重点被创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图式在与它所对应的对象是具有共同点的，这种共同点和一致性就是一致语境。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是着重实际看中使用的过程，这样对认知学科中主观意识的解释起重要作用。他主要从物理实在方面来解释，加强对人自身的研究，使得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从逻辑进行的，还从心理角度进行探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境观对认知哲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其从对知识逻辑语言的单纯研究中解放出来，进行系统规范的研究，将知识同环境、心灵、现实存在相结合而进行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对情绪认知影响巨大，使我们知道认知主体要同外界发生交互关系时，必然在一定的情境下亲自涉身感受，这样就强调了环境对知觉的重要性。在认知研究过程中，情境认知和涉身认知是两个主要方面，从表面上看，情境认知是一种以环境为基础的认知，涉身认知是针对人自身的认知，这两种需要相互融合，在环境和事实的基础上，加强对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唯我的世界，而是一个与他人互动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体现了这一点，尤其是从他后期哲学观点的巨大转变中可以看出，只有将自己融入现实真实的世界中，从能够向真理和确定的知识迈进，否则只会多走弯路，不会有所进步的。

2、语义论

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以来，语言意义的问题成了哲学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意义理论已经替代认识论成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乔治・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语科学的角度发展了意义理论。米勒就是从心里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发展了一样理论。米勒将语言问题作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强调语言意义的作用。认知语义学认为，语言和认知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所以语义必须按照心理现象来描写。米勒尤其重视对词的意义研究，认为理解词义为理解更大单元的语义现象奠定了基础，是理解语义现象最重要的一部分。米勒在意义问题上持心理内在学说，坚持语言意义的心理内在立场，认为意义是心理建构的结构，而且意义的组织方式也呈现出心理结构特征。认知语义学在哲学领域也显示了特定的优越性。首先，认知语义学更有利于对日常语言的语义分析，体现了语义学研究的自然化趋向。其次，认知语义学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对言语者双方主体性的坚持，这样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的过程将“理解的主体”和“被理解的主体”进行有效整合，把语义分析的形式规范性与言语者的心理自然性有效的结合。米勒认为对认知的研究之所以要包括对语言的研究是因为语言不仅是言语使用者的表现，而且还是一种能力，“对心智最好的研究就是研究其言语系统”。因此，这种语义学可以更加确切地合理地反映意义知识的形成与产生，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语义学的新进展。

认知语义学以心理实体来标定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心理性的。语义是从语言表达到认知结构的映射。语言本身是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所在的一个实体。认知语义学所强调的重点是词汇的意义而不是句子的意义。一个语言符号不是一个事物和一个名称之间的联结，而是一个观念和一个声音模式之间的联结。认知语义学的主要原则有：1、意义是存在于认知模式（不是可能世界中的真实条件）中的概念。2、认知模式主要是由直觉决定的（意义并不独立于知觉）。3、语义成分以空间或拓扑客体为基础（不是可以根据某些规则系统而组成的符号）。4、认知模式主要是形象-图式性的。形象-图式通过隐喻和转喻方式而转换。5、语义学基本上是服务于句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由句法决定，句法不能被独立于语义学而描写。最后一个是语义的概念体现原型效应，认知语义学是以概念空间这一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根据认知的观点，语义学是语言和某一认知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

三、总结

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西方哲学的语言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独立及其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对于认知语言学这门新兴的学科的发展与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我们继续为之努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商务印书馆，1996.

[3]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

[4]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元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3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4

一般认为，哲学本体论是一种关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学学说，关于脱离具体存在的超验存在的学说。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没有穷尽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无限的终极关怀，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浩瀚宇宙中获得生存的归属感，古人通过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灵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种终极稳定的联系，希望寻求一个超感性绝对和历史恒久的终极存在来实现生命的价值所在。“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蕴涵，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1]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物质，比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来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又将“火”“气”“种子”等视为当时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学家们提出的“始基”一词，带有一种经验主义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观的。相当一部分的思想观念或者著名学说都是属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前者属于存在论或本体论，后者属于狭义宇宙论。古代本体论思维模式关注的是对知性的追根问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将“物理”问题转向“物理学之后”的顶端智慧的终极探索，希望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建构一个具有绝对真理价值意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也就确立起了一种知识形态的哲学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义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这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对人类的理性积累、科学知识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历史价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种本体观的形态叫“本质论”,这一理念认为本体是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图的理念，绝对观念等当作世界的本体，从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对本体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质性、基础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理想性、现实性、有限性、指向性。人类实践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总是渴望着能够在最深层次的基础上认识世界、把握和解释世界，从而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二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哲学存在

培根和笛卡尔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开创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论哲学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识方面的思想。虽然笛卡尔的所有哲学观念中，知识学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经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学的。认识论转向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具体的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2]近代哲学能够确切的区分“意识外的存在”与“意识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确区分了“客观世界”和“意识内容”，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内容”上去考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掌握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理解、掌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历史前提、基本内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认识论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一个概念。认识论转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能够自觉到了“思维和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研究。也就是说，近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实现的。近代认识论思维模式把思维和存在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逻辑出发点，“思想”的主题地位得到了确立，它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以主体的人作为核心，在主客体之间探寻思想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的根本依据，从而为人和世界的知识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学产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不管是唯理论也好，经验论也罢，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为了探索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区别就在于两者的研究方向、出发点不同而已。笛卡尔在他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3]洛克制定了经验理论体系，即主体意识原理的理论。他说道：“在我们考察那类（知识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能够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4]对洛克而言，知识的问题本质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问题。

三现代西方“语言转向”的哲学存在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把语言问题视为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来研究，是从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转向了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这时的人类也顿悟到，思想观念的经历也即是语言的经历，哲学的体验感受也即是语言的游戏，因此，语言的这种意识使得语言问题在某个世纪主体化了，并且包含在语言中的语法、语义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得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5]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包括了语言论的反思方式、存在论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论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语言转向的基本内容对于我们认识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非常有必要的。脱离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进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所要批判的。并且关于哲学家们对人类意识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把语言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现代西方哲学如此重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即世界在人的语言之中，尽管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语言不仅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而且是人类存在的积极世界；通过对语言的反思达到“治疗”传统哲学的效果；既从批判传统哲学和实现“哲学科学化”的角度去对待哲学语言转向，而且更加深切地从“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学语言转向；语言相对于观念而言，更具有广阔的哲学反思价值尺度。语言学转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学本身灭亡的救世主，化解了这场岌岌可危的劫难。而且这次转向有它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学从未消停过对存在的探索与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哲学不是对它的方向作了改变，而在于它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转变思维方式，换一种介质继续向前进。古代自然哲学为了往外寻求“始基”，而无法实现时，就转化为认识存在的精神实质。现代语言哲学家们对诸如语言的原则、性质、规范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力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创立一门既严格又清晰的工作语言。语言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而它的意义则是更加的难以确定，对于相同的话，相同的信号系统，不同的人对于这些持有的看法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四西方哲学“存在”的理论缺陷

人是现实的存在，但是却要寻求着超验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处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经验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验的存在。古代的本体论是人们在没有经过认识和反思的情况下而直接的追问下，所以这种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都力图通过对求知的方法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的研究重点在于本体论上，而不是在认识论方面，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探求存在本身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就被以反省人类认识为理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理性和主体的自我意识的思索，仅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过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能思主体的价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类判断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狭隘性，使得近代认识论不能走出思维主体的枷锁。在认识论哲学中，存在与自我意识中的存在、世界和主体的人相脱离，使得对哲学的追问又陷进了古代本体论那种窘境。这表明，近代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历史去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进而，产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语言转向”。现代西方哲学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思想家们把语言视为具有逻辑和理性的东西，仅仅是看作生活经验和非理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否定了逻辑在语言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达在批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时就把人的语言活动认为不是人的理性活动的一种认知活动，仅仅是一种非理性、非决定论的杂乱无序的活动。缺乏抽象的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观，例如，胡塞尔与哈贝马斯等人的主体性关键是以种语言交往的形式为基础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性，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视域融合”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文本中的作者与读者间的思想交流以及读者阅读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学语用学说明的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结构框架，而且还来自于语言的使用等范畴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0.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5

哲学主要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也就是要探究客观世界与人(主体)的关系问题。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及语言论(或语言哲学)三个阶段。

2. 后语言哲学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每个阶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尽相同。本体论阶段的哲学研究完全抛开人的因素,从主体的视域之外探讨客观世界的本原问题。近代认识论阶段,哲学家们尝试让人出场,以主体的视角看待整个客观世界,试图统一主客二分的世界,但囿于主体自身的局限性,仍不能解决哲学老问题。到了语言论即语言哲学阶段,哲学家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分析语言来透析概念结构,进而认识客观世界。这样,主体所操持的语言使得主体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成为可能。由于语言和世界同构,对语言的考察就成了了解人类生存状态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方法(钱冠连,2005)。主体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客观世界,语言也就成为了主体与客观世界联系的纽带。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的世界,客观世界势必会打上主体的烙印。因此,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客观世界尽可能客观,主体间性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钱冠连教授提出了“后语言哲学”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当代中国哲学可能的发展之路。钱教授(2007)在《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中分析了西语哲在西方和中国的近况,认为西方分析哲学的大潮已经过去了,只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因此设想出了一条在中国的可能发展之路,即“后语言哲学(简称后语哲)”,将其基本思路设想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语哲资源中的营养和智慧,从它的老问题目中挖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问题中去纠缠,而要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相关联起来。他还在结束语中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应当节外生新枝;三是产生以新“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他还认为,新枝当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王寅(2008)认为,当前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当可视为西语哲的新枝。后语言哲学阶段,我们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客观世界的层级序列等信息都体现在我们熟悉的语言之中,所以对语言的全息把握是我们了解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

3.SOS模式

当代认知语言学是建立在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体验哲学这一概念是由雷可夫(Lakoff,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语言学教授)和约翰逊(Johnson,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哲学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体验哲学――基于体验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提出的。这一理论,对客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与英美分析哲学和乔姆斯基基于混合哲学(二元论+形式主义)的心智观针锋相对,在西方分析哲学界、认知科学界和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验哲学有三条基本原则。第一,心智的体验性,思维、心智、推理、范畴、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第二,认知的无意识性,认知活动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第三,思维的隐喻性,大部分思维活动是通过隐喻机制运作的。体验哲学是对客观主义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批判和发展,王寅教授将其纳入后语言哲学的视域。基于体验哲学,王寅(2008)通过分析40篇《枫桥夜泊》英语译文,认为主体间的共识是由体验达成的共识,进而提出了“体验人本观”,建立了SOS(Subject-Object-Subject)模式,为研究人类理解提供一个新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主客观性的多重互动结合,可纠正后现代哲学中“读者反应论”、“意义不确定论”、“译者自由论”的偏激倾向。这是王寅教授在论述语言翻译认知观时导出的哲学探讨,不期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模式。SOS模式认为,主体间的个体不尽相同,但主体具有相同的感知器官,面对并体验同一客观世界,主体必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这就使得主体间性的建构在客观世界的体验中成为可能。

4.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在不同的领域里有着不同的理论阐释。在认识论领域里,主体间性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到了本体论领域,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则指向存在或解释活动中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本体论的主体间性关涉到自主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摆脱了胡塞尔哲学中的唯我论思想,不再从超验主体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具体的社会互动(即主体关系)出发进行经验的分析和探讨胡塞尔学说中的重要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交互主体性”)(杨善华,1999)。笔者在继承舒茨主体间性概念的基础上,认为认知语言学中的SOS模式能较好地阐释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从而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认识客观世界。

5.SOS模式对主体间性建构的阐释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主体认知的结果,主体在对现实世界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了语言,这一基本观点可总结概括为:“现实―认知―语言”。钱冠连(2005:43)认为语言使存在得以呈现,得以出场,使存在开场于并保持于语言中,是语言使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主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是主体语言描述下的世界,客观世界呈现在主体的语言之中,也就是说主体在对客观世界的体验感知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了语言,然后主体使用语言阐释其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由于不同主体具有相同的身体构造,面对着同一客观世界,必然对客观世界的语言阐释会相同或相近。这样,不同主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语言阐释建立了主体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Subject―Object(Language)―Subject”。这一模式在主体间性的建构中,不仅体现了主体之间的交流,而且充分阐释了主体之间的交流是在主客互动的体验中借助主体所操持的语言得以完成。

6.结语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营养和智慧,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语言哲学,也为语言学提供了研究思路,如语言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就来源于语言哲学。但当前西语哲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已不是主流,面对这样的局而,钱教授提出“后语哲”,强调利用西语哲有关资源如何将语言与世界和人相关联,并将这一研究思路视为语言哲学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王寅教授的SOS模式正是在沿着这一进路思考行进的。SOS模式是基于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更为合理地阐释了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活动,为后语言哲学视域下主体间性的建构提供了较为科学的解读。

参考文献:

[1]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钱冠连.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J].外语学刊,2007,(1).

[3]Lakoff,G.&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s[M].New York Basics Books,1999.

[4]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6

语言顺应理论是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认识论思想，结合人类语言交际的实际情况于1999年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来的。语言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行为和认知的理论。它以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为契机，描述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阐释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认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过程是动态的，是以语言的三种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为基础的。变异性(variability)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adaptability)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事项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际的需要”。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为关联，以顺应性为主要特征，从四个方面去阐述语言的使用: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对象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顺应论对语境的划分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前者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手段，后者包括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简言之，语言的选择与顺应，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适应现象之一”。顺应理论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们对语言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启发我们在选择和使用语言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进行哲学思考。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7

二、顺应理论与语言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哲学的迅猛发展,许多哲学家都把研究语言置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中心地位,语言成为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把语言与本体论相联系,并把语言当成人的本质属性。他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迦达默尔也赋予语言本体论地位,主张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只有进入了语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进入语言的生活才是人类的生活,人、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变的人的能力。对于人来说,语言本身是可变的,因为它对于同一件事为人准备了各种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维索尔伦将他的语言顺应理论界定为“一种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的,且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意蕴深刻。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可以说,语言顺应理论在其理论基础层面,从一开始就带有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这是它区别于其他语用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与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在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就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成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其次,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顺应论是“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总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维索尔伦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在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在哲学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即用法”的观点,并提出“生活形式”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总之,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三、顺应论蕴含的哲学思想

语言顺应论突破了言语适应理论长期遗忘语言、谈语言作用这一瓶颈问题,使语言问题回归语言本身,革新了言语适应理论的研究,展示了语用学研究的新理路。具体而言,维索尔伦顺应理论所蕴含的语言哲学思想大致如下: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8

海氏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词源学分析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没有这种语言分析，海氏的哲学难以深入。“归根结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理解之害，这归根结底就是哲学的事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5页。）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任务是对此在进行本体论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结构上的三个构成环节：情绪、理解和语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的存在”，语言使此在本质地属于这个世界，语言构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之一。

如果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开始重视语言，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则干脆将语言作为哲学的核心，语言几乎与存在一样重要。“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场的庇护”，人与存在的遭遇，是在语言之中的。此时海氏所说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已经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语言，而是实现了由Sprache向Sage转向后的“本真的语言”了。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语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那么是不是一切语言都是存在的家呢？海氏认为只有一种语言即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却从未真正地说过“语言”，而都在说非本真的语言，因而要拯救哲学，首先就要批判、抛弃传统的语言观。

“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两者都不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化的语法体系，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代表，罗马人继承了这一语法体系，将其原则应用于拉丁语，创立了拉丁语法，以后近代语言学基本上就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这种语言学传统将语言的语法规范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这种语言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语言全部本性已经凝固的观点，因而得以强化了。此正为何语言观念在于语法和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二千五百年以来保持不变，尽管语言的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这种事实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证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拥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没人敢宣称它是不正确的或者甚至是无用的。”（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在《诗·语言·思》中，海氏对这种传统语言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言说意味着什么？现行的观点解释为：言说是发声器官的活动，言说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伴随着思想。在这种语言的规定之中，它允诺了三点：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说即表现。作为表达的言语的观念是最普遍的……其次，言语被看作是人的活动。据此，我们必须说：人言说……最后，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页。）这种海氏批判的语言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它预设了某种内在的东西表达或外化自身的观念，“说”总要有一定的对象，即“话”，而“话”总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观事物，这种语言的表达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思维；第二，语言是人的活动，人是“说”的发动者、主宰者，语言只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语言传统中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突出表现；第三，语言是一种符合系统，是现实和非现实的符号化。

海氏指出这种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以此作为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传统的语言观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达’、‘象征形式’、‘陈述’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用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言说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8-199页。）这里海氏认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上才得以可能，而传统的语言观却遗忘了这种存在论基础，远离了语言的本质。

在对存在的追寻过程中，海氏发现了传统语言的局限，海氏认为存在是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的，一经“说”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这一提问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因为传统语言观认为“说”总要有一个对象，这种语言观与传统哲学把认识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摆”出来。但“存在”却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也无法“摆”出来，“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因而在传统语言内无法“说”出，一经“说”出便沦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说”出，而只能自己“显示”，自己“言说”，传统语言在“存在”面前无能为力。

三、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本质的论述

“存在”无法“言说”，那么人在“存在”面前只能保持沉默吗？海德格尔没有绝望，认为只要能放弃传统的言说方式，实现语言由Sprache（传统的、非本质的语言）到Sage（本质的语言）的转化，就可以进入“不可说”的“存在”领域。海氏认为“讨论语言，意味着不仅把语言，而且将我们带入其存在的位置，我们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正像海氏不回答存在是什么一样，他也不回答“语言是什么”，他指出：“此乃我们何故思考‘什么是语言自身？’此乃我们何故提问‘语言以何种方式作为语言产生？’我们回答：语言言说。严肃地说，这是回答吗？也许——此正是言说成为澄明的时候。”（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在海氏看来，他很难用现行的语言来说清楚语言是什么，一但说出“语言是什么？”则语言便像“存在”一样沦为知识的对象。后来海氏找到一个特殊的词来称呼本质的语言，即Sage，但他同样担心Sage被人误解为一个概念性名称，这就同传统的语言Sprache没有区别了。

Sage是海氏著作中又一玄奥词语，英译者一般译为Saying，汉译者一般译为“说”，或“道说”。Sage一词在德文词典中具有两种含义：其一，传闻，谣言，流言；其二，传说，民间传说，英雄传说等。海氏却没有在这两个通常意义上使用Sage，而是在与Ereingnis的联系上使用，Ereingnis在后期海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大致相当于前期的“存在”，Sage就是Ereingnis的说话方式。Sage与上文的Sprache截然不同，Sage是本质的语言，是Sprache所无法言说的，惟有通过Sage人才有可能进入哲学领域，才能领悟存在，领悟真理，Sage就是“存在”的显现，Ereingnis的展开。“Sage意味着显示，让……出现，让……被看见，让……被听见。”（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Language.第122页。）Sprache只能说“存在者”，只有Sage才能说“存在”，Sage与Sprache相比较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Sprache是出声的，是人声带振动的产物。而Sage却是一种寂静之音，对于本质的语言来说，“声音”不是决定性因素。“Sage与Sprache不同，一个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但他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沉默不语，根本不讲，然而他却说了很多。”（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第122页。）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就研究过沉默，认为“言谈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悟。对某某事滔滔不绝，这丝毫也不能保证领悟就因此更阔达。”（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

第二，Sprache的主体是人，人是Sprache的发动者，而Sage则是语言在“说”，存在在“说”，不是人在“说”。所谓语言就是“语言自己说话”，语言即显现，当然是自身显现，是自身让人看见、听见。这种语言自己言说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可是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想说却无法“说”出的时候，但同时也会有语言会忽然自己说话的时候。以诗人为例，几乎所有大诗人都有语言自己言说的感受。海氏又以方言为例，说明语言的强大，德文表示方言的词为Nundarten，字面的意思是：嘴的运动方式；方言诉说着地方土地，嘴不能单被理解为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嘴以及我们整个的机体，都属于“土地的涌动与生长”。方言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语言比人强大，不是人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语言既然比人强大，语言自己说话，那么人在语言面前怎么办呢？海氏认为，人首先要“听”，“听”存在的声音，听语言的呼唤，然后再“跟着说”，问题是“跟着说”的“说”是本真的言说Sage呢？还是非本真的言说Sprache呢？海氏认为“跟着说”，是Sprache进入sage的关键，是人的“本真的说”。“倾听”的目的是“跟着说”，只有人“跟着说”，语言言说才得以完成。正像“存在”尽管不是“存在者”，但却惟有经过“存在者”才能显示一样，语言自身言说，人无法“说”语言，但语言又必须让人“说”，只有让人“说”，语言的言说才有可能发生。

存在的显示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同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而“跟着说”的典型就是“诗”，在诗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转化，“说”“不可说”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热衷于诗，力图以诗的语言改变形而上学的语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得以表达。“诗”，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构造”的意义，比通常的Poesie的含义更广，包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多门艺术。海氏曾断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说，是应合Sage的“跟着说”。英国学者RichardKearey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语言是我们与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诗消除了闲谈和逻辑判断，诗使语言恢复语言对我们在世界存在的展开性动能，世界在语言中作为地平线而得以显现。”（注：Rich-ard 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页。Ar-ebury1992。）在诗中，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从仅仅是经济、政治、信息交流的筹划性的语境中解放出来，显示在存在的意义之中，同时传统的概念性、逻辑性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得以彻底地克服，哲学的“无根”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四、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学运思的方式上，从哲学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的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当作一个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61页。）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的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的意义上的。因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特别是靠理论和论证那些显现为必然正确的东西。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语言学转向”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新的语言学科,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提出了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和摇篮,任何语言学流派都有其哲学渊源。认知语言学的认知取向、解释取向、语义取向和共性取向,使它具有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强大魅力,这些都首先源于其在哲学观上的突破。那么,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领军学科,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它对传统语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观点?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西方主流语言学学派的语言观有何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尝试性探讨。

一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

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1999年,美国语言哲学家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一书,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并明确声明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体验哲学主要包括3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的。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人的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觉的知觉。大脑中的大多数思维活动无法直接知道,试图通过哲学思辨达及人类思维与理解的深处只是一种幻想,有意识的思维只是思维冰山之巅而已。绝大多数的思维是在表层意识之下进行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和信念都主要存在于认知无意识的概念系统架构之中,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和推理,但不为我们所意识。这种无意识性决定了全部知觉的思维结构。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仅是词语的非常规性用法。传统的分析哲学也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抽象概念是隐喻性的。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隐喻推理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哲学也是基于隐喻的。“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

二 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观

认知语言学在对大量语言现象,特别是对隐喻语言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提出了新的见解。

1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之间是由大脑中的概念相连接,而概念的作用只是一种连接纽带,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有对应的关系。认知语言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对语言形成的本源作用,但更强调人的认知的参与作用,认为语言不能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介于其间。

2 语言的任意性与象似性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争论已久。自索绪尔于1916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性”被看作是语言的特性之一。后来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将任意性观念推到了极致,认为不仅单个符号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其排列组合构成的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任意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语言的共性说明语言不可能完全是任意创造的,而是受认知环境(包括人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等)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词、短语或句子层次上,是有动因、有理据的。但其动因和理据不在于语言形式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事物,而在于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语言形式相对于人的认知结构来说不是任意的。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iconicity)现象。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体现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照应关系的象似性,要大于语言的任意性。

3 范畴与概念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客观事物的基本特征决定的,特征是二元的,范畴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相等。按照传统范畴理论,范畴化是纯粹客观的过程,与范畴化的主体无关。体验哲学认为,范畴、概念主要是人类基于体验之上,经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Lakoff曾说“了解我们是如何划分范畴的是理解我们如何思维和行动的核心问题,自然也是理解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的核心问题”。在范畴化的基础上人类才具有了形成概念的能力,才有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范畴的建立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使人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断趋于条理化、系统化。范畴的划分是经过认知处理的结果,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范畴是围绕一个原型(prototype)构成的,原型作为范畴核心的图式化的心理表征,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

三 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是唯物主义经验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混合哲学。在《体验哲学》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客观主义认知观而加以批判的。确实,跟体验哲学注重“体验”、注重“主、客体的结合”比较起来,英美分析哲学和笛卡儿哲学都割裂了感知和理性的联系,都把主体和客体相分离。这种哲学观上的对立,反映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

1 与客观主义“主、客体相分离”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持有如下基本观点:(1)语言是一个具有完全自主性的自足系统,可以作为一种算法系统来描述,并且其描述不必考虑更为广泛的认知问题;(2)语法尤其是句法不同于词汇和语义,它是独立的语言结构,可以作为自治的体系来描述。语法结构独立性的理由是:语法范畴以形式特征为基础,而不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说话人只要以语法结构为基础就可以对是否合乎规范做出判断,不必考虑语义;(3)如果语义属于语言分析的范围,也只能是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逻辑来描述。其理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的知识)可以做出原则上的区别,语义结构完全是组合式的,隐喻和语义引申之类的现象不属于语言描写的范围。

2 与体验哲学“主、客体相结合”的哲学观相对应,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认知语言学持有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对的观点。主要表现在:(1)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故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其描写必须参照认知过程;(2)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以及话语的功能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3)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即词汇、形态和句法形成一个符号单位的连续统;(4)语义不只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还与人的主观认识息息相关。用以真值条件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来分析词语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语义结构的描写与无限的知识系统有关;二是语义结构不但反映了所观察到的情景内容,而且也反映了这个内容是怎样建构和解释的。

可见,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不同语言学派对语言一些根本问题的看法。正是在“主、客体相结合”的体验哲学观的指导下,认知语言学才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对一些传统的语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当然,认知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虽然在对语言的根本看法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它们也不是毫无共同之处。其实,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是重“感性”、重“经验”的,在语言的研究思路上,二者表现出一定的共同倾向,即它们都着眼于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至于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由于它们都坚持心智主义,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在语言研究上就表现出更多的共性。

四 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是在批判客观主义和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承认客观世界对认知的第一性作用,也重视人的主观认知机制在范畴化、概念化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功能,认为范畴、概念、推理等心智活动不能独立于客观世界,但也绝对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镜像反映。体验哲学对语言、思维、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对范畴、概念、任意性等一系列与语言哲学有关的问题也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注:本文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社会科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成分’概念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2008B0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

[2] 刘正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认知无意识、体验心智与隐喻思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3] 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43.

[4]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0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转贴于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1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2

语言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古典哲学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我国先秦诸子最早谈及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名”与“实”。

西方古典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也有很长的历史。欧洲自古就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现实的反映。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535-475 BC）和柏拉图（427-347 BC）都谈到了词的起源、功能和使用问题。所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古代哲学家都对语言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同时他们要把对世界的认识和对问题的解释用语言加以描写。这是哲学和语言相互联系的基本原因和内在因素。

翻译是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活动。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在此之后由于交往的可能和需要，翻译活动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可以说，翻译的历史，从各地的原始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陈福康，2000）因此，翻译和语言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在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哲学中关于语言问题的认识和语言的客观规律加以利用，研究这种存在和规律借以推动和深化对译学的研究。翻译的语言哲学，也可称之为翻译语言学的哲学视角，即借助语言哲学的有关理论，铺垫翻译语言学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石。（刘宓庆，2001）我们可以断定，将语言哲学作为科学研究手段应用于翻译理论，一定会进一步深化翻译理论、扩充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和论证手段。

本文论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我们不但能够探讨翻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价值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利用其中的基本客观规律和语言逻辑来解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成语翻译的难题。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在语言哲学中，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本位”和“外位”。所谓的“位”，就是人的基本的立足点。人们观察事物一般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身处东方的中国人称欧洲为“西方”。欧洲人看中国，称东亚地区为“Far East”。这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看问题的方法在语言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语言中不计其数的词语都是各个语言群体从自己的“本位”角度出发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语言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伦理观、历史观和行为特征。成语作为体现文化的标志性语言，更加具有这样的“本位”特点。例如，汉语中的“班门弄斧”“破釜沉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都是中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外位”相对于“本位”而言。在本文中“外位”主要指从外国人看事物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外位”在翻译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翻译活动本身就是双语甚至三语之间的交流和转换。如何让异域文化的读者能够没有障碍地接受和理解本土文化有的东西，“外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研究绝对不能只顾及本位（本国、本民族及语言群体的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问题。翻译如果只顾本位，不顾外位无异于闭门造车。

我国著名学者刘宓庆在其著作《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语言哲学观点。“观照”（contemplation）指人作为主体对外在客体（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全局性审视、剖析、思考、推断、定夺和抉择。“观照”着眼于对整体的、全方位的及多维透析，排斥局部的、权宜的片面考虑。（刘宓庆，2001）在翻译研究领域，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要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的意识，即就是“本位观照”。

“参照”通常都是具有求证的目的性。参照还具有很高的选择性，因为参照本身是一个非自足客体，对主体不存在归属性和制约性。缺乏“外位参照”对“本位观照”的“最大限度的完善加工”，则本位观必然无法涤除，扬弃其局限性。

成语的特点和常见的翻译误区

表面上看，汉语成语和英语习语之间建立了一一的“对等”关系，短语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出入。甚至有人会认为此举不但传达了短语的意义而且还消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障碍。例如：

虚张声势：to cry wolf

生死之交：Damon and Pythias

杀鸡取卵：to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口蜜腹剑，笑里藏刀：He is an evil man who has a mouth that praises and a hand that kills.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You can no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语言哲学观论文篇13

比起前两种解释，斯金纳认为应当更关注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更关注作者的意图 （intension），并且将其与文本的阐释联系在一起，而中间的桥梁就是以言行事效应。斯金纳认为，“理解或者‘领会’任何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始终是理解言说本身的前提”。〔2〕而任何言说的意欲效应的两大决定因素，其一是言说本身的意涵；二是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时机 （occasion）。“我们应当首先揭示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言说的意涵和主题，接下来考察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借以确定它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关联。”〔2〕

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任何正式的言说都被意欲为沟通行动，而“任何沟通行动总是针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话题或主张采取某种确定的立场”，〔2〕当然这些业已存在的话题并不一定是就近的。也就是说，著作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可能是一个很早以前或是其他文化中的问题。斯金纳认为，言说如果不是一个行动，也应当是某种态度，即对某种假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和反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能够形成一个“态度网络 （network of attitude）”，并以此验证我们的预设。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强调对文本策略的研究，即关注特定范围内的修辞技巧，从而探寻文字破坏或构建人类社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2〕“就像其他的社会力量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强制力，它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利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1〕所以我们应当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而非仅仅关注作为个体的作者，并且“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2〕

要想真正理解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斯金纳认为，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可以被总结为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中的一句话：言语即行为 （words are also deeds），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奎因、戴维森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其中，后分析哲学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得斯金纳将文本的阐释与概念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我们如何运用术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更为广阔的信念网络之间的关系中阐释概念，而非仅仅通过关注这些术语的惯常用法的特定含义”。〔1〕而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使得斯金纳注意到文字与语言中的修辞对于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揭示，因为“我们不仅运用我们的语言去交流信息，而且同时是为我们的言语要求权利，即引起对话者的情绪，确定对话内容的界限，以及对其它的社会控制实践的参与”。〔1〕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

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都提醒了我们具有一种超越于文本本身的维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言说以及诠释文本。其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对待‘语词 （words） 的意涵’。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 和特定生活模式中更为一般的语词的使用”。〔2〕

而奥斯汀告诉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复原主体于言说（saying） 过程中的行为 （doing）。从而按照所用术语的本来意义和所指理解作者在发表某种言说时的意图”。〔2〕其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中隐含着的两个维度，而奥斯汀则找到了将这两个维度剥离开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区分我们在言说中的行为和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产生的结果而设定与以言取效效应相对的以言行事效应。其中带有以言行事效应的言说本身就是在实施一种行动，即一种有目的的自发的行为。

但斯金纳与奥斯汀的分歧在于，斯金纳认为奥斯汀在第一次提出以言行事这一概念时，“他的意思是说，某人是否实施了警示行动，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他意在使自己言说得到理解的方式。但他沿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同时指出，‘领会 （uptake）’以言行事行动 （illocutionary acts） 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惯例 （linguistic conventions） 为基础，后来他似乎认为，正是这种惯例，而不是言说者的意图，对以言行事行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2〕

所以斯金纳比奥斯汀更明确的区分了以言行事效应（illocutionary forces） 与以言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以言行事效应这一术语指涉的是一种语言资源，而以言行事行动指的是主体在沟通过程中利用这一资源的能力”。〔2〕其中以言行事行为取决于意图，而以言行事效应则取决于言说的意涵和语境。所以斯金纳仍然接受了奥斯汀如下的观点：为了复原特定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进而揭示主体在言说过程中所实施的以言行事行动的性质，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定时刻所作出的特定言说‘本应被接受’的方式。

二、斯金纳对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批评

斯金纳之所以关注语词与概念的变迁，原因之一在于反对以洛夫乔伊 （Arthur Lovejoy） 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者。斯金纳认为，洛夫乔伊的 《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of Being） 一书反映了以往的观念史研究者们具有的理论预设，即认为他们所研究和诠释的经典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所以研究文本的最佳方式就在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集中注意力于每位作家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也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共享。所以斯金纳对于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评同时也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斯金纳认为，虽然这种停留于文本以及着眼于所谓“基本概念 （fundamental concepts）”或“普遍观念 （universalideas）”的研究方法有时会很有收获，但是这种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期望从他们身上拷问出对所谓永恒问题的解答的研究方式只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神话，而不是历史本身。斯金纳将这种神话总结为三大类：学说神话 （mythology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 （mythology of prolepsis）。其中，学说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认定每一位经典作家 （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 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连贯性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竭尽全力要在某一个经典作家的并不一定前后连贯的思想论述中找出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预期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只关注某一时期的后观意义 （retrospective significance），而不关注这一时期本身对于当时的经典作家的意义。

斯金纳认为，这三种神话分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谬误。首先，学说神话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或即兴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所谓学说，这种形式的神话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的谬误：一种谬误类似于思想传记和思想简史，其关注的主要是某一位或一批思想家；另一类谬误类似于形形的观念的历史，它关注的是某些观念单元 （unit idea） 本身的发展。其中，“思想传记”的最大危险在于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也就是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而将历史划分为“观念单元”的危险就在于确立有关某一学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将所要考察的学说化约为某一实体 （entity），言说的主体 （agents） 消失，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这种具象化 （reifications） 造成了两种历史谬误：一种是试图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近似物，然后声称这种近似物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作为理想类型的学说；二是探讨在某一观念单元是否在某一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或者在某一著作家的作品中确实存在了。而第二种形式的学说神话就是如果某一经典理论家要是未能就某一设定的主题提出一种得到认可的学说，那么他就被批评为不称职。或者依据一种先验的假定对经典著作家提出批评，说某某经典作家本应通过他们的著作为他们的领域作出最为系统的贡献。其错误就在于作出这些评价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著作家究竟是否具有或者能够具有去做他们实际上未能做到因此而备受责难的事情的意图。

连贯性神话具有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强调学者有责任发现经典著作家们的学说的内在连贯性，并将这种封闭的连贯性视为哲学家们当初未能实现的甚或是希望实现的。第二种形式是当从某一著作家的学说思想中找到某种连贯的体系非常困难，那么缺乏这种连贯性的体系便成为了一种罪过。

这两种形式的连贯性神话在实践中表现为“为了发掘出最大限度的连贯性，可以忽略作者本人有关自己行为意图的陈述，甚至可以将所有那些不利于他们思想体系连贯性的著作忽略不计”，〔2〕或者将著作家们自相矛盾的地方视为仅仅是表面的自相矛盾而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

神话即预期神话同样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在叙述经典文本中某些论断的明显所指（reference） 时可能会误用他或她的视角，一部著作中的论证可能会使历史学家们想到另一部或更早的著作中类似的或者相反的论证。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历史学家都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后来的著作家是有意针对早期的著作，因此，会带有误导性地大谈早期著作的所谓影响。第二种形式的危险是历史学家会将某一论证概念化，使那些本不相干的成分成为一种带有误导性质的熟悉 （a misleading familiarity），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在描述某一著作的意义时误用了自己的视角。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之所以产生神话，而不是历史，是因为它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斯金纳指出：“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言论时的意图。”〔2〕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关注文本的意涵是不够的，因为首先，表达观念的术语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次，著作家们会使用修辞策略（oblique strategies），这会使言说 （what is said） 与意思（what is mean）t 相分离。

三、历史语境主义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

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视为哲学史编纂的一种类型：历史的重建。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哲学史研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不管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它们直接的研究对象都是文本，正如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在《语境的意识形态：语境在哲学史编纂中的运用与误用》 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史编纂的对象是哲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哲学的过去———过去的哲学文本。”〔3〕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史本身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哲学，二是历史。也就是说，哲学史是关于哲学的历史，而哲学是处在历史中的哲学。斯金纳在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一文的开篇就指出，观念史家们将历史上的思想看作是永久的无时间性的，所以可以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看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专注于他们的论证，看他们对那些永恒问题是怎么解答的。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问题。他们解答问题所用的语言也是他们的语言，而非我们的语言。

所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对于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恢复哲学思想的历史维度。我们不能轻易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等同于他们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将他们言语的意涵看作与我们现在使用这些言语的意涵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区分他们想被如何理解与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他们，而不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即我们可以将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是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学说，但不能认为哲学家本身就是想对这一问题发表学说；我们也可以将某个哲学家零星的论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但不能认为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哲学家希望完成的；我们也可以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哲学家某一思想的意义，但不能认为这就是该哲学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虽然斯金纳本人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立场。

例如斯金纳对于“影响”的论述，即如果我们要说某一著作家A的思想影响了著作家B作品中的思想，那么这一论断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1．人们知道B研读过A的著作。2．除了A，B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著作家哪里找到相关的学说。3．B不可能再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作者的影响下自己提出相关的学说。”〔2〕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说A影响了B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著作家B思想产生的原因的可能性解释。

以康德为例，我们可以说休谟影响了康德，因为康德曾经说过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4〕而且如果不是休谟提出因果联系只是偶然的习惯性联想，那么康德就不会重新思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基础，从而就不会提出因果关系是普遍的知性先天范畴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休谟的思想在先，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这一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

同样是康德，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其思想中对道德的强调以及对偏好的摈弃都与敬虔派对内心修养与道德践行的强调有着类似之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敬虔派的思想确实影响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思想，而只能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的产生可能与敬虔派的思想有关，因为我们证明不了如果康德并非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是否就无法提出其道德哲学的思想。

其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提醒我们历史的文本本身并不是自足的。也就是说，仅凭对文本意涵的分析，无法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

我们需要借助文本产生的语境，言语的以言行事效应来理解文本。第一，我们应当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即了解某一概念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含义，因为著作者可能使用一个概念，其意涵与今天的用法相去甚远，甚至被弃之不用，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其思想。以康德的“经验性的”概念为例，其意涵包含“偶然的”，这一意涵为当时的哲学家们所共享，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就无法理解为何康德要在经验之外为知识寻找普遍性的根据。第二，我们应当将言语同时理解为行为，在哲学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我们至少要将一种思想看作是对另一个思想的回应，对后一种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这一思想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以休谟与康德的关系为例，如果没有理解休谟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这一命题，并称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就包含在这一问题中。〔5〕

再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从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以罗蒂的说法，“理智史”中汲取养分的可能性。“理智史由对知识分子在特定时候所做的事情的描述和对他们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相互作用的描述构成。”〔6〕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忽视了人们如何挑选谁算作已故的大哲学家的问题，已故大哲学家与已故的其他什么家相对。所以它忽视了人们如何从‘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中，挑出‘哲学’史的问题”。〔6〕现有的哲学史自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将已有的哲学问题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家们被称为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被留在了我们的哲学史中。

斯金纳认为没有所谓的永恒问题，所以开启了我们不断重新书写哲学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断修正我们的哲学准则，以便使它与当前的高级文化需要相一致。……理智史是哲学历史学的原材料———或者，换一种比喻，理智史是哲学史从中产生的基础”。〔6〕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语境主义本身是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当它被移植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时，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哲学史并不等同于历史。

正如上文所说，哲学史的维度有两个，一为哲学，二为历史。所以哲学史本身有着与历史学不同的特征与本质。正如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所说的那样，斯金纳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学家，他把形容词‘历史的’ （historica）l 作为描述———评价性术语 （用他后期著作的词汇来说）。这样做的时候，他因为坚持历史证据在解释哲学问题中的价值而模糊了‘纯粹’的哲学方法和‘单纯的’历史方法之间的区分”。〔7〕

斯金纳的理论对手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哲学追问政治事务之本质，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不同于历史学的问题，后者通常关注具体事物：具体的团体、具体的人、具体的功业、具体的‘文明’、某一从起源迄今的文明‘进程’等等”。〔2〕无法忽视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应当是无时间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所回答的决不仅仅是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们最好以罗蒂的态度对待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罗蒂将与斯金纳的历史性重建相对的哲学史编纂方法称为合理性重建，它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当成我们的同时代人，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去解释他们。合理性重建能够被接受的前提就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么做。“如果我们把对已故的大哲学家的讨论看作历史重建 （取决于遵守斯金纳准则） 和合理性建设 （取决于忽视该准则） 之间的交替，那么在两者之间不必存在冲突。”〔6〕同样，语境主义也具有界限。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将语境的误用总结为三条：1．将哲学史看作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2．不再将文本本身看作文本真实意涵的中心。3．认为语境比文本更好理解，但其实语境本身也是需要被阐释的。〔3〕所以历史的重建与理性的重建都只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种方法，只要我们弄清它们各自的前提，就能找到它们各自的界限所在，而不会误用它们。

其次，我们应当防止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一种相对主义。列奥•斯特劳斯曾经质疑“如果说，人们关于权利所能知道的一切就只是有关权利的疑问的话，或者如果有关正义原则的问题会容许一系列相互抵触的答案，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别的更优越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然权利了”。〔8〕列奥•斯特劳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知识本身无法给我们提供价值判断，我们需要以我们对当下时代的理解去评判历史上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

综上所述，历史语境主义应用于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具有其自身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