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论文篇1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傅懋勋、罗季光1978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语文，1期。
傅懋勣、周定一、张寿康、罗慎仪主编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李荣1989丁声树，方言，2期。
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语言研究论文篇2
文学语言是长期以来困惑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难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人们的思想中，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作为塑造文学形象的语言却是一种概念的系统，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语言学理论在人们头脑中所造成的思想侄桔在作祟。 众所周知，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工具，把语言与思维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甚至完全依附于思维和逻辑来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白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这就是德里达所批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原本是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现在“由于形而上学把事物的真实存在理解成直接被‘思想’所接受的本质，存在经验的语言性质就被隐蔽了。”[2也就是说，它与人的实践、实际生活、交往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自然就不能解决在语言使用中的许多具体的问题，特别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使用的问题。因为作家创作所思考的不是事物的抽象本质而是他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我们从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与科学家通过抽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尽管哥白尼证明了地球自转而分昼夜，但我们平时还是说太阳下山了而不说地球在转动。所以，若是按照传统的语言观来研究文学语言，就很难解决它在创作中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使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在19世纪随着哲学上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早已产生动摇。 这首先反映在被伽达默尔称之为“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的著作中。他在19世纪30年代所写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等文中，受了当时欧洲以及德国启蒙主义学者所创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启示，提出要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去研究语言，特别强调“我们不应把语言视为一种僵死的制成品，而必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_L将它看成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必去考虑语言作为事物的名称和理解的媒介起作用，相反，应该更细致地追溯语言与内在精神活动的紧密相联的起源，以及语言与这一活动的相互影响。”正是因为“语言绝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因此，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发生学的定义〕”[3一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发起的一大冲击，是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统治下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和语言学理沦的人文内涵所作的创造性的思考;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文学语言问题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但遗憾的是，洪堡特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思想，在2o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所遵循的主要似乎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虽然索绪尔与洪堡特一样，都反对形而L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都强调对语言作形而下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与洪堡特不同的是:他主张把“语言”与“言语”严格地区分开来，强调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性的确定部分，“它既是语言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则是个人的、或然的，是语言在个人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变异。所以语言科学所研究的只能是“一切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它“不仅可以没有言语活动的要素，而且只有没有这些要素搀杂在里面，才能够建立起来。”[’J这些言语活动的表现规则在他看来主要有两类关系，即由句段之间所构成的“组合关系”和由联想活动所构成的“聚合关系”。这样一来，他就把语言当作一个自足的概念系统，完全离开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来作封闭的研究，在分离语言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上，与传统语言学所走的是完全同一条道路。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俄国形式主义莫斯科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引人到诗歌语言研究中来。他根据索绪尔的言语活动的两类规则来划分诗歌语言和散文语言，认为由句段的组合的关系所组成的“换喻的过程”是散文语言的基本形式，而以联想的聚合的关系所组成的“隐喻的过程”则是诗歌语言的典型特征。因此，“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了各自阻力最小的路线。”一5〕所谓文学的“文学性”，在他看来也就是由这种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所赋予文学的特性。这样，也就开创了完全离开文学作品的内容，仅仅从形式方面、从修辞学的技巧方面来研究文学语言的道路，并与俄国形式主义彼得堡学派的创始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起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两大主要代表人物。因为尽管什克洛夫斯基所借鉴的理沦资源是德国浪漫派的“陌生化”的理论，与雅各布森不同，但是他把“陌生化”仅仅理解为在语言中通过扭曲、套叠、颠倒，借以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使习以为常的反应萌发出新意。所以他把文学看作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编织形式”困，这说明他在分离文学语言与作品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仅仅就手法与技巧上来研究文学语言与雅各布森是如出一辙、完全一致的。这一学派后来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5O年代在美国风行一时的“新批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了2o世纪语言学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潮。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有一度时间也曾引起文艺理论界、特别是其中一些青年学者的极大兴趣，也在我国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居于霸权的地位。 形式主义理论对于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建设的价值自然是不能否认的，它至少提高了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使我们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不只是一种媒介、一种形象的载体;在一个艺术上臻于完美的文学作品中，它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包括语言的节奏、韵律、句法截然分割的;任何形式__上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内容上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确是像“新批评”理论家所说的，它自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推敲就不应该像传统文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次一等的工作”，它应该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并理直气壮地加以提倡。但不论怎样，这些形式主义的理论的价值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充其量只不过是传统的修辞学文学理论的复活与更新，而且这种完全脱离和排除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仅仅就语言表达来研究文学语言的方法，还必然会把我们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引人一种纯技巧的歧途，丧失对文学语言的优劣作出科学评价的最终依据。#p#分页标题#e# 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推进、有所创造，还是应该遵照洪堡特所指明的方向进行努力。因为文学语言对于作家创作来说毕竟首先是一种媒体，它的职能主要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我们评价一个作品语言的优劣主要也应该从它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情感所达到的准确性、生动性和创造性的方面着眼，而并非什么孤立的节奏、韵律、音调以及句法变化之美。离开了生活世界和作家思想情感的参照，我们的评价也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变成为纯形式的探讨。如王维的《山居秋嗅》中间的两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烷女，莲动下渔舟}”有人认为，这两句的作法之妙就在于由于额联“照”、“流”二动词用在句末，所以颈联“归”、“下”就不再在同一位置上重复，以免在句法上一与领联雷同，有失变化而削弱美感。这遵照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两联句法上的变化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表达诗人耳闻目睹的当下的情景之需所作的一种安排，它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感觉的过程:耳闻竹喧才知院女还家，眼见莲动方知渔舟归来。它的效果不仅使欣赏者产生了一种实地观察的真切感受，而且还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和期待，更能激发起读者生动活泼的想象。若按照额联的句法改为“烷女竹喧归，渔舟莲动下”，意思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情味却令人索然了。而领联的句法之所以主语提前，突出“明月”、“清泉”，也不只是为了不与颈联雷同，而是让人感到虽然无情之物，也仿佛能通人情、善解人意，穿过松林来与我作伴，慰我寂寞，不由得使人自然联想起《竹里馆》所描写的“独坐幽草里，弹琴复长哨。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意境，画面也显得更富有情趣和生机。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么能完全撇开诗歌的意境的传达，仅仅就句法的变化来判断这两句诗的审美价值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评判文学作品语言的优劣是不可能离开它的表达的功能，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上来进行研究的，而应该像洪堡特所指出的首先联系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我认为“交往”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一种交流活动;在创作中，由于作家的移情和想象作用，物我之间同样也会形成一种交往的关系，文U腮所说的“神往似赠，兴来如答”，就是作家与对象的对话和交往的生动体现)来进行考察。洪堡特提出的这一有价值的思想虽然在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它在本世纪的语言学、哲学，乃至心理学研究领域，在萨不尔、沃尔夫等语言学家，在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等哲学解释学家，乃至列昂节夫等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家的著作中，还是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并有了较为重大的发展的。这些理论家在研究语言方面的共同倾向都是为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伽达默尔所说的“近代科学的方法概念与生活于世界上的人类的理解要求之间存在着的一种不可解决的对峙”侧，为恢复语言与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活动的联系而竭尽全力。 他们都反对把语言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工具或封闭符号系统，而认为它首先是存在于人的现实的语言行为中的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他们的最基本的思想原则就是洪堡特所指出的:虽然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把人的讲话活动的总和称之为语言，但是“现实存在的只是那种通过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东西。这种个别的东西是永远不完整的，我们只有从不断进行的新的活动中才能认识到每一生动讲话行为的本质，才能观察到活语言的真实图景。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只能在连贯的语言中为人所感受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存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一切意欲深人至语言生动本质的研究，都必须把连贯的言语理解为实在的和首要的对象，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音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因此，“语言在任何地方，包括在文字里，都不是处在停留不变的状态，它那仿佛僵死的部分必须始终在思维中重新予以创造，生动地转变为言语和理解，才能完全转人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语言在每个人身上产生的变异，体现着人对语言施加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又“只有在个人身上，语言才获得其最终的规定性。”圈这就向我们表明:语言总是在个人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仓d造性地进行使用的。在语言行为中，语词的意义往往不完全按照概念所固有的含义而是它的实际使用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游戏”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游戏既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又需要对规则作灵活的运用。就像棋盘中的棋子一样，它在棋局中的意义和作用完全是靠它的运用而产生的。根据这个道理，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已经知道了如何用这个做什么事之后，问它的名字才是有意义的。”回语言使用的道理也是这样。所以到了后期，他改变了前期视意义为“事物—名称”的主张，提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句子中的使用”[’0，“每个记号本身似乎都是死物，什么东西给它生命?—它在使用中就变成活的。”!”他的观点对“语言行为”说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和塞尔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毕竟是从他前期的逻辑分析哲学发展而来的，尽管他说过:“‘语言游戏’这个词强调的是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L’2一，但他是离开人的语言活动的内在动机、外部环境和条件，只是从语言活动的形式上来进行研究的。这表明，他的方法仍然是封闭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他前期逻辑分析方法的印记，与索绪尔那种仅仅从语言结构内部来研究语词的使用的方法本质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他的以走棋来比喻语言的使用这个例子，也是从索绪尔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就使得他对语言活动的研究由于失去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联系而陷人模式化，这在奥斯丁对“语言行为”的分析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更加明显。 #p#分页标题#e# 这表明，即使同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人的活动、人的行为，但这里还存在着以科学的观点还是以人文的观点来进行研究这样两种倾向的区别。 这里分歧就出在对语言的使用者—人的理解上。所谓人文的观点，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的活动及其产品，而且还把这个人看作不像科学家所把握到的，是一个未经抽象和分解的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不但有思想，同时还有意志和情感，是在知、情、意统一地个的意义上参与活动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所以从人文的观点来看，人对语言的运用就无不源于他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理解、意志与欲求，即使在借助语言进行思考、传达信息的时候，也无不表达他自己所特有的感觉方式、理解方式和评价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在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经过他自己所创造的，所以伽达默尔认为使用语言“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3〕它体现着人与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丰富而生动的关系和联系，一种人类生活的整体的存在形式。这决定了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对于一个词或一句话的理解，仅仅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那样联系与之相邻的其他要素还是不够的，更需要联系人的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展示的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习俗的、心理的等等多方面的关系来进行。它不只是一种共义化的思想符号，同时也是人的整个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在其中的投影。 们联系整个作把整作品所描写的时点、人物关系等等当作一个统一的语言背景，那么，自洪堡特以来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于语言问题所作的人文学的理解与解释，对于我们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从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呢?我认为最主要有这样三点:首先是“语境”的理论。作为文学作品反映对象的生活世界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它与理念世界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未经分解、抽象，一种都按照生活原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整体。文学之所以必须通过形象创造来反映生活，就是由于唯有这样一种感性的形式，才能实现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生活世界这种整体特性的目的。而语境的理论，正是生活的整体特性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它要求我们从多种关系和联系中来理解语言活动中每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这不仅指在文学作品中，语词的释义总是受特定的语言环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关系和心理状态所规定，随着这些语境要素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还要求我语言的大环境来加以看待在这个语言的大环境中，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人物的言语听起来完全不同于在现实的言语交际条件下独、l._存在的情形:在与其他言语、与作者言语的对比中，它获得r附加的意义，在它那直接指物的因素上增加J’新的、作者的声音(嘲讽、愤怒等等)，就像周围语境的影子落在它身上。”[’4〕人物的语言如此，叙述人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如鲁迅《孔乙己》中这样的一段话:“孔乙己是这样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同样这么过。”从语一言的大环境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快活”决非字典释义中的“快乐”或“高兴”，它有着比这些常用意义远为复杂而丰富的内含。它既反映了孔乙己言行的迁腐可笑和周围群众的冷漠无情，也表达r叙述人(他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在对孔乙己的批判中所隐含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是科举制把他造就成了-个废物，一个在生活中只是供人调笑、奚落的对象，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这些附加的语义成分就不是一般常用意义或字典中的释义所能概括得了的;对于这些附加的意义，我们只有联系移篇小说，把整篇小说当作一个大语境，才能深人体味到。这正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生动再现，一种现实生活的整体把握所要追求的一种表达方式{其次是“交往”的理论。“交往”是借助一定的媒介来传递思想、情感，以达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协调一致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媒介最主要的就是语言。文学作品是有赖于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因为只有在阅读中，当读者进入到作品所创造的境界之中，完全为作家所征服，把作家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情感之后，作品的潜在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价值，它的社会效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由于作家创作都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抒写出来，以求与读者进行交流，所以写作并不是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独白。一旦当作家真正进人到创作的境界，他实际上就是在与他心目中的读者进行谈心、对话和诉说，在他的意识中都有一些潜在的、隐含的读者在。就像柯洛连柯所说:“作家必须不断地感觉到另一些人的存在，必须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思想、情感、形象是否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变成读者的思想，读者的情感和读者的形象。”〔’5〕唯有这样，他的意图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哈贝马斯为了强调语言行为在日常交往中的功效，认为“文学文本之内出现的有效要求只对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才有约束力，并非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移在文本的边界被中断;它并不通过交往关系延伸到读者那里。文学言说行为在这种意义上只对那些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效，对那些处在第三人称或者由第二人称转移到第三人称的人有效。它并不针对真正的读者。”因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是参与者的视野”，“第三人称是旁观者的视野”〔’6;。但事实上，为了达到交往的效果，许多作品都是有意把读者当作一个参与者来看待和处理的。虽然在小说中，像布托那样直接以“第二人称”来进行写作的并不多见，但在抒情类文学中却非常普遍。如苏轼的《烷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在我看来就不是独白而是交谈。因为正是由于他心目中有着以为“黄鸡催晓”、“白日催年”、“人生易逝”、“光阴不再”的一些对人生怀有消极情绪的读者的存在，词中才发出“谁道人生无再少?”这样的反洁问。这个疑问句与诗歌中通常的那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如“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等是完全不同的，它有很强的思想针对性，是直接针对着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观而发的。这难道只是一种独白而不是对话吗?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讲话不属于我的领域而属于我们的领域”，只有当听话者参与进去之后，讲话的形式方能成立。#p#分页标题#e# “语言的真实存在是，当我们听到话语时，我们就已经参加进去。”“只要一个人所说的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语言，他就不是在讲话。”L‘7j因而，当文学作品在与读者开展的对话过程中，一方面，读者作为听话者并不只是消极地接受作家通过作品向他和传递的信息，他总是积极参与其中，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接受它、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只有当文本所说的东西在理解者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表达，才开始产生理解。”另一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对语言的运用都不会只以表达作家的构思成果为满足，它同时在向读者发出吁求，争取与读者开展对话，并通过激活读者的想象，唤起读者的情感，使读者把自己相关的经验调动起来，共同参与到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中去。“若是文本保持缄默，对文本的理解就不会开始。”L’“所以，一部作品通过阅读而存活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都是读者与作家所共同创造的，它不仅有时代的差别，而且还有个人的差别。而语言交往亦即对话的理论，正是从媒介的角度向我们说明了文学创作与阅读之间原本存在的距离，通过阅读如何获得沟通、融合而又发生变化、更新的现实依据。 再次是“个性化涵义”的理论。“个性化涵义”是由前苏联“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历克赛•列昂节夫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借此来区分它与意义的不同。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不依赖于个别人同现实的关系”，而涵义则“是意义在个人心理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以及意义在个人的生活中是何物的问题。”所以“涵义决非潜含在意义之中，而且也不会从意义中来而在意识中产生。涵义不是由意义产生的，而是由生活产生的。”〔’9〕如“长命百岁”这个词组，从意义本身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表达祝福的意思，但是在一位99岁的老人听来，却很可能变成为一句咒语，这就是它的涵义。所以涵义的理论表明了“意义在具体个体的意识中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它们‘返回’到世界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表现困，也就是意义进仪到个体心理层面所生的一种变异。文学的对象是实际生活中的丰富多姿的感性世界，作家不是通过抽象思考而首先凭借感觉、体验来与之建立联系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所使用的只能是一种富有“个性化涵义”的语言。这是文学语言区别于科学语言的一大特征。 对此，萨不尔早就有所注意，他认为“真正深入的符号作用并不依靠和特种语言的词句相结合，而是稳固地建筑在一切语言表达的直觉的基础上。 ……某些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大部分在非语言的平面上进行，甚至发现难以用习惯说法的严格固定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圈这样，就通过“在非语言平面上”的使用，使语言的意义从普遍的、社会的层面转人到了个体的、心理的层面，转化为个性化的涵义，从而使得与原先没有相应语言的个J吐意识，包括感觉、体验等等都能得以生动的表达。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某些特殊的使用手法，就是由此而生。如前面所举的在《孔乙己》中鲁迅把孔乙己在生活中的遭人愚弄、嘲笑、侮辱说成是“使人快活”，只要我们细细阅读一下鲁迅的小说，就会发现类似这样一种变异的用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而决非个别的例子。它们共同构成了鲁迅小说语言含蓄、幽默、苦涩、冷峻的文体风格和反讽、悖论、夸张、含混的叙事语调。这正是鲁迅对于生活所特有的感受方式、理解方式、评价方式以及他所特有的人生智慧、人生见解、人生态度在作品语言上的投影。而这种出于为了表达“个性化涵义”的需要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不仅是文学赋予作家个人的最高权利，而且一旦当它获得社会的认可之后，它反过来又为丰富和充实民族的语言，推动民族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卡西尔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是伟大的创造者，不仅在其艺术领域是如此，而且在语言领域也是如此。他不仅有运用而且有重铸和更新语言使之形成新的样式的力量。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在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身后和他们生前是不同的。这些语言由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而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这些语言不仅为新的词汇所丰富，也为新的形式所丰富。”圈这结论我认为也同样适合于施耐庵、曹雪芹、鲁迅、老舍等大师，他们的语言观都是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加工的，而通过他们的创造，又推动了汉民族语言的发展。白话文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表现力，就是与吸收他们的创造成果是分不开的。他们之前的白话文与他们之后的白话文也是不一样的。这些创造虽然并不都属于“个性化涵义”的表达，但至少是包含这些由表达“个性化涵义”所创造的成分在内。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不同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开放的、创造的与生活世界紧密相关的语言。相比于我们过去文学语言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并在研究中真正值得我们遵循的一条道路。
语言研究论文篇3
由此可见，互文性与模因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语篇通过引用、仿拟、拼贴等各种互文手段将外部语篇融入自身。互文性强调语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指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间自然离不开模因的相互拷贝和模仿。语篇生成过程中模因的相互模仿和传递，使当前语篇与之前的或其后的语篇相联系从而形成互文。因此有必要从模因论角度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中的互文关系进行分析。
2语篇分析
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与语言系统和文化社会系统息息相关，互文性特征显而易见，而模因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传播途径主要可以分为引用、用典和仿拟。下面结合一些广告实例进行分析。
2.1引用
（1）金鸡独立。（金鸡牌鞋油）
这个鞋油的广告引用“金鸡独立”这一成语，用心可谓巧妙之极。一方面运用了成语的原意，说明改鞋油在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质量很好；另一方面，成语中的“金鸡”又正好与产品的名称相符，一语双关。又如：
（2）一毛不拔。（牙刷）
这个成语在这里并不是使用它的常用意义，即指人非常小气，而是契合产品的特性，表明牙刷的质量非常好，非常牢固，不会掉毛。
（3）每逢佳节倍思亲。（月饼广告）
唐代诗人王维写有《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来一直成为怀念亲人的千古名句，商家在销售中秋月饼时，运用这句诗来招揽顾客，的确是很能打动人心。
2.2用典
运用典故就是在广告中复制源于历史故事、经典作品、民间传说、圣经、神话等等的人物、事件、情节等的模因。例如：
（1）有了BOL，取经不必上西天。（BOL网站）
这是BOL网站的宣传广告，它所引用的典故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九九八十一难，才取得真经。本广告以唐僧取经的故事作为背景，来衬托通过访问BOL网站获取信息的方便。
（2）三碗不过岗。（酒）
这是山东井阳岗酒店的广告，出自另一部名著《水浒传》。该酒店以退为进，采用警告的方式，诱发人们的消费愿望，起到了很好的吸引作用。
2.3仿拟
（1）此时无霜胜有霜。(日本某电冰箱广告)
这是仿拟古诗，即对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诗句的仿拟，把“声”改为“霜”，虽一字之改，却赋予了新意，说明这种电冰箱比有霜的冰霜更好。仿拟后的句子，与原句形式一样，但语义却大不同。
（2）特别的美属于特别的你。（某化妆品广告）
这则广告是以流行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蓝本仿拟出来的。它把“爱”改为“美”，把“给”改为“属于”是相当确切而巧妙地，因为化妆品的美容效果从“美”字中得到突出体现，从而使广告文案主题得到了强调，并受到消费者关注。
（3）书山有路勤读为径，学海无涯报作舟。（中华读书报）
这是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仿拟。前后各改一个字，仍保持对仗形式。新句与原句在形式上紧密相连，但对新句句义的理解，只要同原句对照才见其幽默、风趣的格调。
（4）默默无“蚊”的奉献。（灭蚊器广告）
这是“华力”灭蚊器的广告词。灭蚊器当然要在“灭蚊”上做文章。“无蚊”谐音“无闻”，使人联想到“默默无闻”。既刻画了“华力”灭蚊器内在的品质和潜在的作用，又描绘了静态的功能和奉献谐音双关，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有些广告不仅是对词句的仿拟而是通过一种文体来传达主题，例如：
（5）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浪漫。这个特别日子，期待他的表示。透心凉，感觉这样清爽。自信写在脸上，思绪完全晶亮。
这则广告是上海李奥·贝纳广告有限公司为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制作的雪碧广告。本广告采用了歌曲的形式表达广告内容。这种类型广告容易引起消费者共鸣，还可以利用歌曲来增强记忆效果。国内外许多名牌产品，都巧妙地利用这种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广告语篇中的模因通过引用、用典、仿拟等途径与原有语篇构成互文本，说明应用模因论可对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语篇尤其是语篇互文性进行分析。广告制作者在设计广告语时借助或依附于成语、谚语、俗语、名言、诗词名句等创造出强势模因，将使广告语具有自我传播的效应能够大大增强广告效果。
参考文献：
[1]郭有献.广告文案写作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韩金龙.广告语篇互文性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3]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2005，(6).
[4]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现代外语，2003，(2).
[5]宁人，张为力.广告妙语大观.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语言研究论文篇4
一、口头语言
口头语言是人类之间交流、传递信息的最主要的工具。口头语言也是老师在课堂中最常用的授课方式。口头语言相对其它语言来说最大的特点的是它的时间和空间的灵活性强，通过口头语言的，老师可以将知识和情感完整和准确地传递给学生，同时还可以利用语言引导和开发学生思维并培养学生的能力；缺点是时间的延续性差。所以，老师要充分掌握口头语言的特点，趋利避害，老师的口头语言应注意科学性、艺术性、趣味性，做到准确、精练、生动、清晰，力求层次清楚，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能把深奥的道理形象化，抽象的概念具体任务化，枯燥的问题有趣化。这在于
⑴准确精练的语言能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性。初中学生思维活跃，但注意的持久性差，抽象思维发展不够。口头语言和文字不同，时间延续性差，因此老师在讲课时最忌语言拖沓、冗长、繁琐复杂，否则学生就很难完整地记忆和理解。老师口头语言应该简短精练、富有层次，不拖泥带水、重复啰嗦。同时，口头语言的灵活性强，所以有些老师不免有些随便，但学生很难将整节课的老师所以有话都听完记住，如果学生刚好听到和记住“随便”的话而漏过正确的内容，会给学生的理解造成很大的影响，老师的口头语言应该强调严密准确和逻辑性。例如，对于同类项的概念如老师说字母与次数相同的项是同类项，学生就会造成“a2b与ab2是同类项”的现象。对于学生回答中的语言不严密的地方，老师也应该及时的予以纠正和指出，默移潜化中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逻辑思维。
⑵风趣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和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对所教的学科产生兴趣，首先要使学生对你说的话产生兴趣，而老师幽默风趣的语言是最容易激起学生兴趣的工具之一。学生每天要上七八节课，对不断“重复”的40分钟总觉得枯燥无味，而且连续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也使学生的的大脑很难始终保持兴奋状态，这时老师就可以利用口头语言灵活性强的特点，在恰当的时机和内容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打破课堂的沉闷、活跃气氛，起到调节学生情绪的作用，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收获。如在上“口头语言有理数的分类”时，我给学生设计了这么一个问题“请把下面的小朋友（数1，2，3，，0，-1，-2，1/2,22/7,-1/3,-5/8,4.5,-1.5）分别带回各自的家(正整数,负整数,零,正分数,负分数)”;接着,又提出问题＂它们的家都在路边,现在由于公路改造,只能留两间房子,请你把长得像的小朋友安排在同一间房子里＂;最后,当“零”自己孤零零地站在屋外时,我有提出:怎么办,它站在外面会被大灰狼吃掉的”此时,学生们马上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后,学生纷纷表示这是他们读书以来最爱的一节课.由此可见,枯燥的书面语言，如果能用简明幽默的语言描述出来，还可收到强化记忆和理解的功效。
⑶亲切和蔼的语言能增进师生感情。教学是双边活动，师生在课堂中不单是简单的知识授受关系，也是一个情感的传递过程。尤其在新课改中,这一点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课改的课程要求教师走下千百年以来”师道尊严”的神坛,与一个合作者,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一起做一做,练一练,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那么,要想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有不少的学生就是因为喜欢某位教师然后才喜欢上该门学科的。课堂上老师亲切、和蔼的语言能增进师生感情，沟通师生心灵，使学生热爱你和你所教的学科，产生良好的效果。亲切和蔼的语言还可以给学生足够的信心参与到教学中来，很难想象一位从来不苟言笑、语言生硬的老师能让学生大胆的进行质疑和回答。
二、体态语言
体态语言是指通过人的面部表情和手脚等活动来表现个人情感的身体动作。教学如果能正确运用体态语言可以为老师控制和调节课堂气氛节奏，增强教学效果，还可以促进师生之间、学生与科学间的情感交流。
⑴表情语言心理学家发现，当人们面对面进行交谈时，所获得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对方交谈时的表情获得的。所以老师在课堂中应恰当利用表情来帮助教学，会起到出神入化的作用。如课堂上有学生开小差，一个严肃的眼神使他迅速改正；学生回答对问题，一个赞许的目光或一个会心的微笑都会使他得到莫大的鼓励。学生在认真听课时，一般都会盯住老师的脸，如果一位教师总是一种表情，就会使学生的注意中心由于缺乏变化而容易分神。老师的在讲课中随着知识讲述而起伏变化的表情，还可以还是学生充分感受到知识的人性本质，避免知识的机械性。如讲述一位科学家的成就时，一个崇仰、神往的表情胜过任何的语言陈述。
⑵手势语言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凡是做老师这一行的人，说话时特别喜欢打手势，其实这是一个职业习惯。一般来说，老师在课堂都喜欢使用手势语言，因为手势动作和表情一样，都是老师个人情感的外在表现，能使满堂生辉，增强教学效果。手势有时还可起到口头语言无法取代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三、实验语言
实验在验证数学知识的权威性、有效性方面是其它的语言无法比拟的。很多数学知识如果只是单纯从课本和老师的口中说出来，学生经常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信服，通过实验语言却可以无声胜有声。
⑴实验语言是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重要工具。按照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我们将不单要求学生机械的记住课本上的知识，更要培养学生形成比较全面的科学素质和创新思维，使用实验语言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初中生的一个心理特点是特别喜欢亲自动手做一做、试一试，实验就是吸引学生的一个好方法，如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角相等,轴对称图形的性质等知识,若能运用好实验语言还可以让学生感受发现和创造知识的艰辛和快乐，使学生由感知兴趣提高到探究兴趣和创新兴趣。通过实验语言，我们可以让学生走完知识发现、形成、拓展（质疑、假设、验证、结论、运用）的整个过程，让学生形成正确完整的科学方法。而且数学的实验和科学典故、生活实际联系十分密切，通过实验语言我们可以让学生感觉到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经验的提炼，避免科学的给人哪种冷冰冰的感觉，使学生感受到知识本身的人文性、以人为本特点，从而产生科学情感和科学思想。
⑵实验语言是对学生各种感官的充分训练。要真正观察好一个实验，就要求学生充分集中精力，发挥动手、动脑等各方面的能力,在观察中分清主次，把握住观察的重点，训练学生在观察事物时对注意中心调整和运用能力。
⑶实验语言是学生提高动手能力和运用、创造知识能力的最好训练。新教育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各种素质，让学生在学习中训练他们的实践能力又是以前教育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运用好实验，让学生亲自动手做和设计实验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最好方式；再进行适当的引导，让学生从实验中得出结论和寻找规律，更可使学生完成了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更高层次。同时这种让学生自己在动手中所形成的知识要比课本和老师讲述要真实和牢固得多。
四、板书语言
板书不是讲授内容课本知识的重复，而是对教学内容的提炼和概括，是画龙点睛的启示。板书语言受空间限制较大，但时间延续性、对重点内容突出性强，老师的板书应做到计划性、启发性、规范性。
⑴板书的计划性要求老师事先要吃透教材，将学生最容易忘记、混淆的内容找出来，然后有针对性进行板书设计，让学生更清晰地把握知识的重点和理解的要点。板书的先后顺序还能使学生看到知识形成、发生、发展的过程，从中看到思路和方法。而通过板书的位置设计还可以让学生看到知识点间的联系和不同，把握到知识的脉络框架。
⑵板书的启发性板书的空间限制性强，老师不可能也不应该将所有的内容都进行板书，所以对板书一定要强调其的启发性，利用几个简短句子甚至一个大的问号或文字所加几个点，将学生的心中的疑问和好奇心吊起来、引出来，启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的探究，帮助学生去探究发现知识，促使学生形成积极思维的习惯。
⑶板书的规范性板书的时间的延续性强，不象口头语言过了就过了，它会留在黑板上，所以板书语言的规范性、严密性的要求都更高。统一风格的规范性板书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把握知识的重点和记忆的规律，形成良好记忆和思维习惯。一个规范、完整的板书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美，还体现出老师个人对艺术和美的理解和表现，坚持下来可以薰陶、培养学生的审美观点，使学生自觉地鉴别美、追求美和创造美。
五、媒体语言
语言研究论文篇5
1 名词化概念隐喻
语法隐喻理论认为隐喻除词汇层面外还发生在语法层面，即语言意义未发生变化，只是在隐喻化过程中发生了语法性状的变化，可分为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种形式。韩礼德曾明确指出概念语法隐喻主要表现为名词化，即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体现的过程（一致式）和特征由名词或名词词组（隐喻式）来体现[2]。很多学者指出语法层面上的隐喻度越高，语言正式化程度也越高。由此可见，名词化隐喻式常见于相对正式的书面语中。
摘要是对学术论文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其语言需要符合简练、客观、逻辑性强，而名词化是将复杂的小句成分“浓缩”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使得语言结构更加凝练、紧凑。由此可见，名词化语法隐喻恰恰迎合了英文摘要写作的要求。聚焦于学术论文摘要中名词化语法隐喻特征对摘要的英译与写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语言学论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总体情况
有些学者曾从实证的角度对其他类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名词化现象非常普遍。杨信彰[3]指出，以名词化为特征的语法隐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科学方法、科学论证和科学理论的需要。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同样存在大量的语法隐喻，陈兰[4]选取从国内外的核心期刊上随意挑选了20篇字数上较为接近的语言学论文的英语摘要，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平均值为10.6%，就说明每100个单词中出现10.6个名词化结构；而以汉语为母语的语言学论文摘要的名词化频率为9.13%，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本文按照“-ion等名词后缀及其变体的相应名词进行检索统计发现中国作者的使用频率（33.7%）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19%）高得多，可以看出这方面中国学者存在一定的过度使用的问题。以上两点值得研究者加以重视，小学英语 论文以期在语言类学术论文摘要的书写中提升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同时尽量纠正不良倾向。
3 名词化隐喻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的构建功能
名词化语法隐喻对于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构建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实现摘要简洁凝练的文体特征
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力求以最短的篇幅，用最凝练的语言传递最丰富的信息量，向其他研究者介绍其研究的背景、内容、方法等。表示过程的“动词”和“形容词”（即“一致式“）经过名词化（即”隐喻式“）后，信息打包重组，在表述相同的内容时，可以有效地提高语篇的信息密度，真正实现了语言学学术论文摘要的简洁性和概括性。
3.2 实现论文摘要术语化、客观化的文体特征
术语的大量使用是论文摘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增强摘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可以通过语法隐喻把信息量繁多的小句凝练为名词或名词词组，从而实现摘要术语化的文体特征。同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应该客观表述研究内容，尽量避免出现显示出主观臆断色彩的表达方式。在名词化隐喻式中，名词化的使用使得动作的参与者信息得以淡化或是隐藏，从实体概念向抽象概念转换，可以脱离时态和情态的限定。因此，名词化结构可以避免行文的主观色彩，增强摘要的客观性。
3.3 提高摘要语篇的连贯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句子有主位和述位两部分构成。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表现已知信息。述位是主位之外的成分，传递新信息。如果将前句述位部分隐喻化，作为后句的主位。通过“主位—述位”的承接可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
4 本研究教学启示
理解语言学类学术论文英语摘要的名词化特征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更好地为学术论文摘要的写作和翻译服务。基于以上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可供借鉴的训练方法：
4.1 “以阅读带动写作”提升学生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
首先要培养学术具有名词化语法隐喻意识，阅读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在英语专业精读教材，特别是高级阶段的教材中，政论性的问题和演讲文体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样的文体中，语篇中大量的名词化隐喻是一种典型的“动因的突出”，是作者为顺应某种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名词化隐喻与文体正式程度的相关性。
4.2 提供一定量的范例语料加以分析与模仿
教师可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分析大量的典型范文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类论文摘要的语言特征，教师也可提供国内外不同学术杂志进行英语本族语学者与非本族语学者英文摘要的主要差异。然后学生通过模仿所分析的范文提高英文论文摘要的写作能力。主要模仿对象为常用名词化句式，使得学生能够掌握一些模式化的可供直接借鉴的语料在学术论文摘要翻译和写作过程中直接使用。
总之，学术论文英文摘要通过使用名词或名词词组等名词化隐喻手段，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和概括性。语言学类学术论文摘要语言要求简洁凝练，具有正式性、客观性，同时语篇需要具有衔接性和连贯性。研究语言学论文的英文摘要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摘要这一特殊语体的理解，从而撰写出更具学术性，语言规范、得体的英文摘要。
【参考文献】
语言研究论文篇6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语言研究论文篇7
（二）研究性教学的方式
1.案例式教学
运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方法，就是由教师或学生提供案例作为教学对象。教师和学生一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评价，学习、借鉴案例提供的策略，吸收案例讨论中有价值的观点、方法，内化为自己所学知识，增强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题式教学
就是教师或学生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课堂上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基于提出的具体问题，师生间可以充分地互动，相互探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最后，针对提出的具体问题，教师总结归纳，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
（三）研究性教学的手段
1.课题牵引，以研促教
现在，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授课教师，手里都有立项的课题，实际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完全可以把课题相关的内容带入课堂教学之中，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性的观点或方法传授给学生，这个过程中，学生可能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一方面说明学生的注意力被教师吸引，提升了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教师对研究的课题认识得更为深入，可谓一举两得。
2.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多媒体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设施条件上的保证，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它比传统板书式教学具有明显的优势，使课程内容由无趣地灌输变为图文并茂的动态传播，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量，也使课堂气氛变得既紧张又活跃，需要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有助培养学生思考分析的能力。
二、黑龙江省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性教学的成果与收获
（一）形成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科研———教学”一体的专业特色
“研究性教学”不需要固定不变的教学形式，而是要因地制宜地进行教学方式的灵活变通。学生从问题出发，在教师引导下自由探究，既获取知识，又产生问题意识，形成研究习惯，增强研究与创新能力。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汉语言文学这一传统的以教师“教”为主的专业，逐步发展成“科研———教学”一体的专业，既保持了该专业原有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加入了应用性、社会性、研究性的要素，这也是时展的需要。
（二）推进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改革
汉语言文学专业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10来门课程，我们应将课程进行科学的优化，将课程的内容进行必要的精简，每门课程内容的设计都要综合考虑最新的知识结构，结合社会发展和新知识结构，合理设计教学内容，突出重点内容；将课程结构合理优化，考虑学科的基础，科学设计内容体系；将课程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减少或避免内容的重复。另外，为了提升该专业学生的能力，还要将课程内容设计得具有一定的应用性，结合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提高学生的读、写、说能力。
（三）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研究性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学习运用知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原有的知识权威优势不复存在。这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方法更高的要求。同时，研究性教学也给师生间提供了更多接触的机会，这有助于拉近师生间的关系，这便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互动，也使得教学在相互配合的良性氛围内有序地进行，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语言研究论文篇8
从本科阶段的现状看，文学类专业的当代西方文论课的重心往往被置于知识性要点的讲述之上，如社会时代背景、理论家的生平与著述概要、流派的主要观点等。严格地说，这实际上并非是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向，反而会使文论教学“脱离”理论原典及其文化内蕴，滞留于“外国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被用来说什么”[1]的不严谨层面中，由此不仅不能说清楚它们据以展开研究、获得结论的问题意识，也难以在批评实践中应对丰富多彩的文学事实和文化现象。相应地，学生畏惧情绪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繁琐晦涩”“枯燥无味”似乎已经成为许多文学专业学生对当代西方文论课程的一个“共识”。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点是课程教学对语言研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缺乏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对后者的理论与实践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西方20世纪以来出现的众多理论思潮、批评派别，即便在对文学观念的理解上有着差异乃至分歧，但是都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即真正的把文学视为一门语言的艺术，否定以往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情感之技巧的工具观、强调语言媒介对于文学构成具有本体性价值。因而，在本体论视界内研究语言、阐释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就成为它们共有的基本特征。
从这一点上来讲，当代西方文论的教学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但是它们都必须建立在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既然当代西方文论主要是基于对语言的理解来阐述它们对于文学的观念见解，那么，对于我们的课程教学实践而言，必须从思维方式和教学策略层面进行双重变革。如此方能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导当代西方文论教学迈向深入。
二、思维方式：问题意识的寻求
就思维方式层面讲，要引导学生思考当代西方文论如此界说、阐释文学的深层缘由，消除学生因应试教育、不证自明的“审美”预设所产生的负面惯习，使其对于理论知识的把握实现由知晓“纸面文字”到追问其问题意识的实质转变。具体来说，必须使学生明确意识到：虽然西方文论流派都在谈论“文学”（如规律、原理、范畴等），都在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标准，并得出有所差异乃至截然不同的结论，但与其说它们的研究对象是在研究之前就是先验存在于某处的“自在之物”，还不如说它们其实是这些派别基于不同的语言本体观念，突破既定的知识结构，从而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完成的一种“发现”和“建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具体的文学理论派别的主观意向或预设如何，问题意识始终是其研究获得合法性的学理基础，它的基本功能体现为：面对笼统、一般的文学现象时，某种理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这一特定问题又会使其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形成怎样的思想路向，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这个理论特有的研究对象，进而为这种理论研究构建、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在作为当代西方文论起点的俄国形式主义及其后继者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那里，文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抽象的笼统文学或某些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语言作品。那么，什么是“文学性”呢？“‘文学性’，亦即使某一作品能成为艺术作品的那种东西”[2]，而由于这种特性以有悖惯习的畸变形态存在于文本语言之中，隶属于形式范畴的表达技巧及其联系规律、构造规则就成为它予以研讨的重心。
正是在这种特有的语言问题意识引导下，他们才有了不同于传统的审视文学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才获得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论域。进一步来讲，这种独特意识之间的具体差异不仅直接规约了当代西方文论谱系对于文学属性、特征与功能的理解，也从深层统摄着它们对文学活动诸要素间关系构成的批评诠释。拉康以语言界说无意识的思想，阿尔都塞关于“症候阅读”的观点，保罗・德曼以语言再现的是现实的仿像而非现实本身来理解文学虚构的观点等等晚近文学理论对文学活动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探讨，则是文论研究在深化对于语言的认识，继而调整提问、思考与解释方式的鲜明例证。因此，把握当代文论彼此关联而又互相区分的语言问题意识，以现代语言研究为参照来讲述各个理论流派是如何审视文学艺术的，就理应成为文论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点。
三、策略的变革
如果说从语言问题意识层面来看待当代西方文论的知识构成，只是有助于消弭学生在文论课程学习上的思维障碍。那么，在具体的理论教学过程中，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普遍”知识的传授，而是实行语言观念与理论类型相关联的划分策略、语言研究方法与具体文本分析相结合的论证手段，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的理论思考能力，使之参与到批评实践的学术训练之中。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现今的西方文论教材往往按照自然时序编排，来依次罗列或概述不同文论派别或具体理论家、批评家。这样固然在时间线索上一目了然，但是却不能使学生把握其演进的内在动因，甚至会让学生产生一种线性进化的历史误解。而从语言观念变迁的层面对之进行类型划分，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有利于学生在知识语境的相互对照中把握不同理论话语缘何如此叙述的逻辑线索，以及这些说法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点，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验证。
其实，在语言观念上，不仅当代西方文论与古典文论有着根本不同，存在着“前现代”与“现代”之别：“前现代”在语言的“工具”意义上解释文学价值，“现代”则强调从“本体”意义上把握语言之于文学的重要性。而且，即便在当代内部，也存在着重要区别，即文学语言研究有着“审美自律向度”与“社会历史向度”之分。前者把文学的审美性归结为语言本身的自律性，注重从审美的意义上考察语言形式对文学的本体意义;后者则强调从语言的实践层面把握文学活动，立足于语言活动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来分析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以及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社会属性与文化功能。
可以说，在教学中澄清了这一点，学生既能够走出业已成惯习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僵化区分，科学而辩证地看待西方文论类型的整体特征与演化格局，还能明白当代西方文论在20世纪之所以经历了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的变化，关键在于语言研究的问题格局的变化。转变的原因来自理论研究语言观念的深化，即文学研究的语言论域并不只是限于语言本身的抽象层面。“结构”或“形式”虽然能对文本构成要素进行分类，能描述、展现文本意义的生成，但是所谓意义只有语言的功能才能赋予其具体形态，而功能又涉及存在于现实言语交流过程中的语言与语言外环境的关系问题，它的运作不可避免的关联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历史因素与言语主体的文化行为。进而意识到在如今存在争议的文化批评其实是“审美自律向度”在深化对语言的实践属性、动态特征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后，转换了研究重心的理论形态――文学语言研究的“社会历史向度”。
就后一个方面来讲，强调语言研究和文论教学的紧密关系，仅仅不是给学生提供类似于刻板教条一般的批评手段、论证程序，而是鲜活的例证运用。因为理论的“教”与“学”毕竟不能只是存在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它必须直面现实，能够读解和阐释文本以及文学/文化现象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比方说，在讲述新批评分析文本“含混”意义的方法时，教师不能首先只是强调它就是文本中的一个词或句子，同时产生了一个以上的意思。而应是首先以生动的文学实例引起学生的关注，让学生获得直观感受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做具体的解读，从而增强学生对于文学语言研究功能与价值的理解认识，促进其动手解决文学问题的理论能力。
例如，以唐代诗人元稹的悼亡诗以及他的《莺莺传》为例来阐释。元稹在其妻韦氏去世后，写了一组悼亡诗，其中有首《遣悲怀》。诗中有“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一句。从诗句本身来看，“长开眼”一句可以理解为“痛苦煎熬使我通宵不寐”，但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一文指出，“长开眼”又是一种鱼的俗称，这种鱼被人称为“鳏鱼”，所以诗句里：“所谓‘长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诗人以这种指代暗示自己此后将终身不娶，要做个鳏夫。这样解释，意思比因为痛苦而睡不着要重多了。其实，就悼亡诗而言，两种解释都表现了痛苦的感情，只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所以陈寅恪认为读者“不妨两存其说”，保留其语义的含混。这种含混就是：一个词同时产生了两种意思。
同时，还可以进行补充指出：元稹的悼亡诗是“一时情感之语”，“亦不可信”。因为元稹不但在妻子韦氏亡后不久即纳妾安氏，继而又娶继配裴氏，而且在没有与韦氏结婚之前，就有一段与莺莺的恋情，并且还很张扬地把这段恋情写了出来，即著名的唐传奇《莺莺传》，也就是后来的《西厢记》的原型。进而还可以指出，元稹写他对莺莺“始乱终弃”虽然为今人所不齿，但是“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时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倒是“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为社会所不齿”[3]。所以，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骂元稹是个薄情郎。显然，这样不仅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操作训练，还形象地阐释含混如何使文学文本的蕴意有了多种解释，体现了文学意蕴的多义性。
以上所述虽然只是呈现这种有所变革的教学结构、视角和方法的某些部分。但是实践会进一步有力证明，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弥补文论教学中语言研究的缺失，对于高校文学类专业的课程“教”“学”水平与效果的提升，以及课程目标的实现和学生复合能力的创新培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3YJC751053]。）
注释：
[1]哈佛燕京学社：《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2]方珊等译，[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4-120页。
参考文献：
语言研究论文篇9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
根据对语言规划的这种界说，我们认为，语言规划具有如下的性质：
第一，社会性语言规划首先应该是政府或社会团体的行为，一般不能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时私人的或半私人的组织、著名人士、作家、出版商对语言规划也能起某些作用，不一定非得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政府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的作用比个人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语言规划又叫语言计划，通常由政府或其中某一个部门来制定，通过这样的计划，官方的语言政策可以得到确立或执行。语言政策体现了政府或社会团体对语言的根本态度。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第二，权威性语言规划的社会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国内外在语言规划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往往都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不应当滥用权威，不应当用权术来控制学术或者压制学术，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语言规划一旦失去了权威性，就会引起社会上应用语言文字的极大混乱。因此，具有权威性的政府和社会集团对于语言规划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稳定。这就是语言规划的权威性。
第三，交际目的性语言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在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促进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发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由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决定的。离开了交际功能的语言规划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交际功能之外，无所谓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往往容易带上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果这种民族情绪影响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发挥，就可能导致语言规划的失败。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交际目的性。
第四，长期性语言规划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几经挫折，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初见成效；有的国家的语言规划受到政治斗争的影响，经历了非常曲折而艰辛的过程；有的国家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关键性决策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逐渐深化，最后才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长期性。
第五，实践性语言规划的内容是十分庞杂而广泛的，它除了对语言文字进行一般性的管理之外，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文字的创新、文字的改革等极为广泛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这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已经大大地超出了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的范围，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容，同时还包含了复杂广泛的各种实践活动。语言规划还往往涉及到多种语言和不同的专业学科，从事语言规划不仅要有广博的语言知识和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和行政工作的能力，语言规划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工作，而是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部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性质就是语言规划的实践性。
总而言之，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我们在研究语言规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不可不注意这些特点。
“语言规划”这个名称是1957年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Weinrich）首先提出的。在语言规划这个名称出现之前，世界上早就进行过语言规划了。在我国，远在秦代就有语言规划，秦始皇把形形的六国文字统一为小篆，实行“书同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语言规划。在欧洲，远在罗马帝国时期，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官吏和军人掌握了拉丁文，但广大人民仍然处于文盲的状态。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以后，各个民族纷纷独立。文艺复兴时期解放了思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瑞典都成立过负责语言研究的机构，以保持和维护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促进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挥，为以后的工业化作了文化上的准备。这些也都是早期的语言规划。
关于语言规划的工作内容，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J.V.Neustupny）曾经把它分为“政治法”（politicsapproach）和“培育法”（cultivationapproach）两个方面。我们认为，诺依斯图蒲里的这种提法闪烁其词，含糊不清，晦涩难懂。为了在总体上对语言规划的内容进行分类，从实质上掌握语言规划的关键，我们有必要对诺依斯图蒲里这种分类进行改进。
在普遍浏览国内外有关语言规划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撇开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各种枝节问题不谈，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languagepositionalplanning）。就是决定某种语言或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position，status）。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的力量来进行，因此，它相当于语言学家诺依斯图蒲里的“政治法”。
第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languagenoumenalplanningorlanguage—in—selfplanning）。就是语言文字本体（noumenon，language—in—self）的改造和完善，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中，需要保护语言文字本体的纯洁和健康，需要对语言文字本体进行精雕细刻的培育，因此，诺依斯图蒲里把它叫做语言规划中的“培育法”。
我们在这里把“语言规划”叫做“语言文字规划”，多加了“文字”这个词，是因为在我国通行的汉字是一种非常复杂而重要的文字，在语言规划中，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下面，我们从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外的语言规划工作进行研究和考察。
二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1.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印度、菲律宾、以色列、东非都进行了共同语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为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
新加坡于1959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讲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但是，马来西亚联邦只能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不容许新加坡保留其他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样，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邦之间在语言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矛盾，马来西亚请求新加坡离开联邦，新加坡在1969年成为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语言上的矛盾是新加坡不得不离开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的78％，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5％。新加坡宪法规定马来语、华语（汉语的普通话）、泰米尔语、英语4种语言为官方语言。马来语是马来人的民族共同语，为了尊重历史，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国歌要用马来语来唱，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共同的标准马来语为规范。华语是方言复杂的新加坡华人的民族共同语，以中国内地的汉语普通话为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采用中国内地的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泰米尔语是新加坡印度人的民族共同语，泰米尔语的标准遵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原有规范。英语是新加坡行政、教育和贸易的用语，是新加坡各族人民交际的共同语，以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发音为标准音。这样，新加坡的语文以英语为主，多语并存，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民族团结。英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际和吸收外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实用语言，而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则成为各个民族继承传统文化的语言，实行以英语为主流语言的双语制。1979年9月，新加坡开展以推广汉语普通话为目的的“华语运动”，要求在五年之内，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华人，除了跟父母谈话用汉语方言之外，都使用华语，十年之内，华语要成为公众语言，与英语并用。受华语运动的启发，新加坡的“马来文化团体中央理事会”也在1982年举行了“马来语运动月”，提倡新加坡的马来人讲标准马来语。语言问题在多民族的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实行双语制，一方面也不忽视作为第二语文的民族语文，同时又要防止民族语言运动盲目地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因此，新加坡政府一直把语言规划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语言规划看成与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息息相关的问题。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1963年联合加里曼丹岛、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口中，马来族占多数。马来亚在5世纪以前接受印度文化，字母源出于印度南部。15世纪以后信奉伊斯兰教，改用变体阿拉伯字母，1456年以后，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这里的廖内—柔佛（Riau—Johor）方言逐渐成为东南亚商人和旅客的交际语言。1941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激化了当地的独立运动，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代替原来的阿拉伯字母。马来西亚成立之后，1969年把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定名为马来西亚语，1972年马来西亚的宪法又将它定为国语，并制定了语文改革计划，实现拼写法的标准化和词汇的标准化。
印度尼西亚原来是一些分散的封建王国，1596年荷兰入侵，从此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1950年8月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有1亿7千多万人口，是世界上的第五个人口大国，有250多种语言和方言，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最大的民族爪哇族占人口的40％，但是爪哇语不是印度尼西亚的全民共同语。作为全民共同语的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就是马来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尼民族意识高涨，1928年的印尼青年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口号，要求以马来语代替荷兰语，作为全国的法定语言。印尼独立后，与马来西亚对抗，马来语的推广受到阻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语是一种没有经过规范的语言，词汇和语法都没有规范化，缺少现代词汇和系统的科技术语。1959年，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商议，决定对马来语采用拉丁字母拼写，并采用“马印拼写法”（Malindo）为共同的拼写法，但由于不久两国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决定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共同语，共同语可以由各国分别自定名称，不要求统一名称，但是，共同语的内容必须是一样的，两国又再次修改拼写法，称为“改进拼写法”，由两国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文莱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1984年独立，24万人口中，马来人占54％，华人占26％，土著居民占20％。1984年1月1日独立，也采用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这样一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4个国家，将近两亿人口，便共同采用以廖内—柔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马来语为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他们抛弃了语文民族化的狭隘思想，迈向了语文国际化的道路，这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成果，也是把语言规划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社会语言生活所取得的成绩。
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语言的地位规划还要注意少数民族语言政策问题，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有关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政策、法令、标准等，慎重地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和全民共同语的关系。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一定要包括语言平等在内。因为语言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使用同一语言的民族成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民族感情，在他们看来，使用本族语言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没有语言平等就意味着没有民族平等。客观而论，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
语言的地位规划还应该研究世界诸语言的地位问题。一种语言在世界诸语言中的地位，不仅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有关，而且还同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如果按照使用语言的人数来考虑，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英语的地位就比汉语高得多了。英语原是现在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的“地角人”（Engle）使用的语言，叫做“地角语”（Englise，古代拼写法）。地角人渡过英吉利海峡移居不列颠（Britain），用他们的地角语代替当地的凯尔特语（Celtic），于是，这个地区称为“英格兰”（England），这种语言称为“英语”（English）。英语在5—6世纪时，用鲁纳字母（Rune）书写，鲁纳文字是一种在艺术性方面能与汉字比美的古典文字。7世纪时，基督教传入英格兰，英语开始拉丁化，15世纪时，英语的语音发生重大变化，而文字来不及反映这样的变化，写法很混乱，这种混乱的写法流传下来，成了英语拼写定形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的全民共同语，又成了科技和工业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民共同语，今天，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普及，英语在INTERNET中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英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英语的这种国际共同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同时INTERNET上出现了以英语为主，多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多语言的网络时代。一个是互联网络，一个是多语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语言规划的特色。
与确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有关的是濒危语言的问题。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大约有6700种，但是，大多数的语言都处于灭种的边缘，只有不到200种的语言没有消亡的危险。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丧失了语言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需要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如何挽救这些濒危的语言，是语言地位规划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
2.决定某种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
国际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实际上也就是进行文字地位的规划。
从罗马时代开始，欧洲的文字就掀起了拉丁化浪潮，拉丁字母成为罗曼语族的文字，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接着，拉丁字母代替了原来的鲁纳字母（Rune），成了日耳曼语族的文字，英文在5—6世纪是使用鲁纳字母的，后来改用拉丁字母，德语、荷兰语、卢森堡语、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冰岛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拉丁字母向欧洲东部传播，同斯拉夫字母争地盘，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语都采用了拉丁字母。此外，阿尔巴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爱尔兰语、芬兰语、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都采用拉丁字母。地中海岛国马耳他，讲阿拉伯语，也采用拉丁字母。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拉丁字母传到美洲。整个美洲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南美洲和中美洲全盘拉丁化，他们不仅采用宗主国的拉丁化文字作为官方文字，连本土的语言（如巴拉圭的瓜拉尼语、秘鲁的凯楚亚语）也使用了拉丁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丁化浪潮席卷到大洋洲，使整个大洋洲都拉丁化了。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太平洋中的许多新独立的国家都掀起了拉丁化浪潮。夏威夷成了美国的一个州，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夏威夷语逐渐衰落，仅用于地名和旅游用语之中，这些残留的夏威夷语全部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新独立的斐济、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贝劳、西萨摩亚、汤加、瑙鲁都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本民族的语言也都采用拉丁字母。整个大洋洲也都拉丁化了。
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阿拉伯国家采用阿拉伯字母，南面除了埃塞俄比亚采用传统的民族字母之外，都使用拉丁字母。可以说，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拉丁化了。索马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后创造新文字，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之间进行了困难的抉择，最后毅然放弃阿拉伯字母而采用拉丁字母。这是继土耳其之后，又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采用拉丁字母。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采用斯瓦希里语为两国共同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早年采用阿拉伯字母，现在也改为采用拉丁字母。通用于尼日利亚和尼日尔的豪萨语，16世纪采用阿拉伯字母，20世纪初也改用拉丁字母。南非共和国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使用阿非利堪斯语作为官方语言，也采用拉丁字母。此外，卢旺达、布隆迪、莱索托、斯威斯兰、马达加斯加等国的本土语言，不仅成为了法定的语言，而且也都采用了拉丁字母。
亚洲西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南部使用印度字母，东部使用汉字。拉丁化浪潮席卷了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原来一直使用阿拉伯字母，由于土耳其语的辅音少元音多，而阿拉伯字母原则上都是辅音字母，只有三个加在辅音上的元音符号，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土耳其语，容易产生歧义，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延续了700年，阻碍了土耳其文化的发展。1922年土耳其废除苏丹制度，1923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宣布放弃阿拉伯字母，采用拉丁字母，1928年公布了新的拉丁字母表，并决定从1928年秋季开始正式采用拉丁字母，从1929年1月1日开始，凡是土耳其语编著的书籍一律用拉丁字母印刷出版，教学上一律禁止使用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书籍。土耳其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土耳其改用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在东方国家文化和西方国家文化之间首先筑起了一座拉丁字母的桥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后来许多国家的拉丁化运动，都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冲破了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的传统，采用拉丁化的民族文字。印度尼西亚在5—6世纪接受印度文化，采用梵文字母，13世纪信奉伊斯兰教，改用阿拉伯字母，17世纪以后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以荷兰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在民间用拉丁字母书写各种本土语言，后来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共同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采用拉丁字母。马来西亚很多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用阿拉伯字母，在拉丁化浪潮冲击下，改用拉丁字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虽然都以标准马来语为官方语言，都采用拉丁字母，但是，拼写法各有差异，印度尼西亚的拼写法受荷兰语影响，马来西亚的拼写法受英语的影响，不利于彼此的交流，1972年统一了拼写法。菲律宾有多种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在18世纪前采用起源于印度的变形字母，后来有的地方改用阿拉伯字母，采用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之后，也实现了拉丁化，菲律宾是双语制国家，还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根据汉字仿造的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的文字。1651年，法国神甫罗德（AlexandredeRhodes）设计了拉丁化的越南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和字喃。起初，这种拼音文字只在教会使用，1885年法国在南方积极推行这种拼音文字，使它成为辅助行政和教育的文字，后来扩大传播到越南全国。1945年越南独立，称这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废除汉字，实现了拉丁化。
我国是汉字的发源地，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案》，秋季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小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学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在推广普通话、基础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成为方便的学习工具。50年代以来，我国制定的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共13种，其中，苗文3种（黔东、湘西南、川黔滇），载瓦文、布依文、哈尼文、侗文、土文、壮文、傈僳文、白文、黎文、纳西文各一种。另外，拉祜文、佤文、滇东北苗文三种原有的拉丁文字得到了改进，景颇文是一种原有的拉丁化文字，继续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如果不包括1994年新制定的羌文，共有17种拉丁化文字。
现在，全世界拉丁字母已经在120个国家成为正式的文字，不用拉丁字母为正式文字的国家也有拉丁字母的拼写法，作为辅助文字或拼音符号。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在1982年成为了汉语罗马字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8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在制定各种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标准。
国际拉丁化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这是国际语言文字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大事。
当然，国际拉丁化浪潮也有受到阻碍的时候。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曾经以中亚的突厥民族为主，掀起拉丁化的浪潮，阿塞拜疆率先于1923年实行了拉丁化，接着，前苏联的各种突厥文字以及其他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都纷纷改用拉丁字母，创制了30多种少数民族拉丁化文字。中国在苏联的华侨也制定了拉丁化的中文。这个声势浩大的拉丁化运动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后来斯大林反对拉丁化，主张苏联所有要求改造和创造文字的民族，都必须采用俄文字母，字母不足可以补造新字母。根据他的命令，前苏联所有已经制定的拉丁化民族文字，都一律改用俄文字母。俄文字母是地区性的字母，拉丁字母是国际化的字母，采用俄文字母，不便于在国际上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特别在信息网络时代，在网络上不用拉丁字母几乎寸步难行，因此，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又酝酿重新改用拉丁字母。
蒙古于1921年独立。1940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决定采用新文字，并成立了以党中央总书记泽登巴尔为首的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负责新文字的工作。新文字中央委员会在采用拉丁字母还是采用俄文字母作为新文字的问题上，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采用俄文字母来改革自己的旧文字。在俄文字母表的基础上，增加两个新字母，共35个新字母。1941年5月部长会议和党中央联席会议通过了这35个蒙古新文字字母，1941年11月又通过了新文字的正词法，从194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都采用了新文字。现在蒙古境内的主要出版物，都用新文字出版，学校的课程也以新文字讲授。在世界范围内的拉丁化浪潮中，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被卷入这个浪潮。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在文字改革上作出的决策，也是世界文字地位规划工作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朝鲜也进行了文字改革运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接受汉字文化，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后来创造“吏读”，用汉字来书写朝鲜语，尽管使用吏读，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朝鲜在李英宗8年（1443年）时制定了《训民正音》的拼音字母方案，共28个字母，这套字母的形式是按照发音器官的形状造成的，字母的排列也是按照发音的原理，先辅音后元音，辅音字母的顺序，先不吐气辅音后吐气辅音，元音字母的顺序，先单纯元音，后复合元音。字母近似汉字的笔画，叠成汉字的方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是一种内部音素化的拼音音节方块字，叫做“谚文”。谚文字母虽然少，但是音节组合很多，文献中出现过的音节组合字达4951个，仍然是一个大字符集。《训民正音》于1446年李世宗时刊印，《训民正音》上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所谓“谚文”，就是通俗文字的意思。谚文后来在李朝燕山君时曾一度停止，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此后汉字和谚文一直混合使用。1948年，朝鲜开始废除汉字谚文混合体，在供给一般人阅读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公文中完全停止使用汉字，改而使用“谚文”。现在，谚文已经用于朝鲜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国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可是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韩国教育部1972年公布1800个汉字，要求中小学生掌握。朝鲜的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民族形式拼音文字的道路。
三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
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指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或文字与其他的语言或文字在地位上的关系；而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则指在某一语言或文字内部其自身的普及推广以及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这是语言文字本体内部的关系问题。
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1.共同语的推广和规范化
推广共同语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共同语的范围有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或全民共同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
在农业化的时期，农民基本上不外出活动，与外界交往很少，安土重迁，共同语的用处不大。当时农业的知识也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说明，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只有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的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学习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需要共同语来进行交际。在欧洲的罗马帝国时代，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数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
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国家和北美都把普及教育和推广共同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十分重视。西欧和北美较早地形成并且普及了标准的共同语。共同语是现代教育的血液，共同语的普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而教育的进步则推动了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现代化。
日本的民族主要为大和民族，北海道还有阿伊努族人，通用日语。除琉球群岛之外，本土日语分为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两种，关西方言又可分出一个九州方言。这些方言，除鹿儿岛差别较大之外，不同方言区的人都能相互听懂。这种情况，十分有利于日本国语的推广。日本的国语，原来以京都话为正宗，日本迁都东京以后，改为以东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20年的时间就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国语，做到了一切学校讲国语，一切公共场所讲国语。日本迅速普及国语，主要依靠两项措施：第一，日本十分重视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以国语为教学语言。第二，日文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假名是拼音的音节文字，读音很容易标准化，汉字的读音在字形上表现得十分模糊，不利于读音的标准化，日本实行在全部汉字旁边都注上假名的办法，在普及国语的时期，小学课本、报纸、杂志和所有的日文书籍上的汉字，都注上假名。这种给汉字用假名注音的办法促进了汉字读音的标准化，当然也就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全部注音的办法一直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汉字数量大大减少，国语已经普及，只在生僻的汉字旁边注音。充分利用注音，是日本能迅速普及国语的另一个原因。语言规划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日本用20年时间普及国语，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末中国的学部尚书问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如何才能办好新教育，日本的文部省大臣回答“推行国语”。国语也就是共同语。在亚洲，日本首先认识到：共同语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则是建国的前提。这样的认识是非常可贵的。
我国自清末以来，就开展了国语运动。1903年，清末奏定的《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第24条明文规定：“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这里的“官话”也就是国语。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1917年成立了国语委员会，1919年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修订注音字母，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培训国语师资，出版国语的书刊。
但究竟什么是国语，其内涵一直不十分明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国语作了明确的界说，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也就是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有了这样明确的标准，推广普通话就不至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这对于普通话的教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为了培训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人员，1979年的2月和10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语言研究所举办两期普通话研究班，培训学员80多人。1978年年底至1979年夏天，先后有湖北、河南、安徽、内蒙、江苏、吉林、湖南、广东、福建、青海、黑龙江举办了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79年8月，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推广普通话的高潮。经过40年的努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和香港，也掀起了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是语言文字本体规划的重要方面。地方方言也有规范化的问题，但是，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比方言的规范化影响面更大。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问题。全民共同语的规范化既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理论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的需要显得十分突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汉语方言的纷杂，汉语的书面语也相当混乱，因此，我国政府及时地把包括推广普通话在内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当做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在解放前数十年间，我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出了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他们奔走呼吁，发起旨在建立和推广民族共同语、改进语文工具、提高语文教学效果的语文运动，但是，由于政令不一、战乱频繁，学术研究力量微薄，这个语文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民的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敏锐地认识到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该报逐日连载吕叔湘、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讲话》的推动之下，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文的高潮，现代汉语规范化成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全面地开展起来。《讲话》发表的目的之一，就是“纠正语言文字中的缺点”，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可以看出，社论和《讲话》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语言规范，它奠定了以书面语为主要对象，以“匡谬正俗”为主要方法的语言规范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于纠正写作中的错误，对于澄清当时普遍存在的语文混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模式在局部问题上虽然收效较快，但是却难于贯彻和持久。之所以难于贯彻，是因为“匡谬正俗”的根据，即规范的标准，常常引起争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规范的标准只能反映过去的既定事实，卡得太死，就会阻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要从动态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语言的规范，而不是单纯的“匡谬正俗”。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从来没有静止的时候。社会的每个地区、每个集团，甚至每个人，使用语言都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变异。我们不能把语言规范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静止的系统，把它们作为条条框框到处去套活生生的语言。实际情况是语言的变异不断冲击着现存的规范，在它的冲击之下，大部分原有的规范总是保存着，否则，人们就无法彼此交流思想，可是一部分旧的规范被突破了，更多的新规范出现了，语言也就因之而向前发展了。当然，变异虽然本质上是一种推动语言前进的力量，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有的变异是积极因素，有的变异是消极因素，还有的变异纯属语言错误。我们只应肯定积极的变异，而指出消极的变异，对那些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错误则必须予以纠正。
语言规范既然本质上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不管它是自发的或是自觉的，它既有绝对的一面，又有相对的一面。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全民交流思想的工具，虽然需要有明确的、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统一标准，让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遵守，这时它是绝对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只要人们能用它彼此进行交际，就能够完成协调彼此思想、行为的任务。
这样约定俗成地形成的规范一般就应该予以承认，不能过于拘泥，把规范看得太绝对了（当然，在判定是否合乎规范时，还应该考虑一系列的主、客观社会因素）。语言的使用标准不像红绿信号灯、旗语、军号、信号弹那样简单而绝对，易于掌握，它往往需要考虑并协调各种因素甚至彼此对立矛盾的因素，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总之，语言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对语言的变化加以恰当的分析和选择，对语言的发展加以合理的承认和阐述，同时排除那些不健康甚至错误的东西。这样的认识显然比简单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深入了一步。这些情况说明，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系统而坚实的语言规范化的理论来指导，必须认真地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理论。
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语言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中存在着许多中介物，在规范方面提出规范“度”的理论，以区分病句和不规范的用法。
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提出语言是亚稳态体，提出语言的动态性理论、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理论、律动说、脉动说，指出了语言中有序与无序的相对性；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的惯性和时间差理论，指出语言规范化工作要适度超前，要善于抓住机遇。
有的学者提出语言的层次性理论，指出在推广普通话中存在层次的问题，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提出了三级六等的不同层次，在普通话规范的程度上不作强求一律的要求。
有的学者提出了语言的潜、显理论，认为潜、显是语言运动的原因和方式，所谓“显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行为经验事实的语言现象的总和，而所谓“潜语言”，就是还没有被我们说过、听过，但是随时可能破门而出的语言现象；潜语言的存在是语言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主张，在语言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不要以“语言警察”的身份自居，不要以语言规范的卫道士的形象出现，来维护陈旧的、缺乏新鲜活力的语言规则；“规范就是服务”，做语言规范化工作的人应该一边做学生，一边做先生，不要本末倒置，为了合乎某种所谓的“规范”而妨碍语言本身的发展，妨碍人们的交际、思维和认知。
有的学者通过探索语言变异形式中合理性因素的有无来判断和评价语言运用中的正确和错误，以便修正和淘汰错误，确立新的规范形式。
这些理论和观点的研究，使我们对于语言规范化的理解就更为深刻了，这是我国应用语言学工作者对于语言规范化基本理论的新贡献。其中的许多理论，是在长期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提出来的，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2.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
正词法标准的制定是文字规范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任何拼音文字都应该有自己的正词法。英语、法语、德语等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文字的语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出适合于本语言特点的正词法（orthography）。
英语正词法的形成经过了很长的历程。英语分古代英语（公元700年—1100年）、中古英语（公元1100年—1500年）和近代英语（公元1500年至今）。公元9世纪丹麦人入侵英国，至11世纪初，丹麦人实际上统治了英国，丹麦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族，加速了古英语的简化过程。
1066年法国人入侵之后，英国实际上存在着3种语言：法语是官方语言，拉丁语是宗教语言，英语是社会下层使用的语言。后来由于政治上的历史变动，英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法语词，公元1250年—1400年的150年内，约有10000个法语词进入了英语，75％至今还在使用。
由于基督教会的影响，拉丁语词汇也大量进入英语，使得英语的同义词大量增加。例如，同是表示“问”的3个词，ask来自古英语，inquire来自法语，interrogation来自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使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词汇涌入英语。例如，arithmetic（算术），grammar（语法），logic（逻辑）来自希腊语，arbitrator（仲裁人），executer（执行者），item（条款）来自拉丁语。这些情况，使得在现代英语中，借词占了80％的比重，这些来自不同语言的大量借词，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机会。大量吸收外来词——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和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语正词法中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和读音之间的矛盾问题。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和教育的普及，英语的书面拼写形式逐渐统一，形成了规范的形式，而这些规范的形式又通过印刷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与此同时，英语的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规范的书面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在英语正词法中，基本上保持历史上原来的词形，从而减少了同形词和同音词产生的可能性。
18世纪开始，英国强调语言的规范化，要求语言准确有力。1755年，约翰逊（SamuelJohnson）编写了第一部英语词典，把英语词的拼写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样，英语的正词法就能够以词典作为规范的根据。
尊重历史，保留词形的原有形式，这是英语正词法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书面拼写形式与实际的发音不一致，当然也会给英语的学习和使用带来一些困难，为了统一读音，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就开始推行标准语，著名语音学家琼斯（DanielJones）编写的《英语发音词典》（EnglishPronunciationDictionary）成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发音规范。
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同时也适当考虑语音原则。
法语属罗曼语族，它的祖先是拉丁语。拉丁语的使用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一分为二了：书面的拉丁语古文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专为贵族和僧侣使用，口头拉丁语俗体是人民大众使用的活语言，又称民间拉丁语。民间拉丁语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由军队和商人传到了法国南部的高卢人那里，并逐渐取代了高卢语，同时又受了高卢语的影响。公元7—8世纪，原来的民间拉丁语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古代法语。
12世纪末，以巴黎为中心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国的全民语言，17世纪以来，由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法国一直十分注意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主张清除法语中的不纯洁成分。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法语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书面的拼音形式却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语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在书面的形式上，因此，法语与英语一样，也存在着书面的拼写形式与实际读音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固然给学习法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另一方面却为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提供了有力的手段。
为了解决书面拼写法和实际读音的矛盾，法语的正词法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则。
例如，法语词末的辅音－ds，－s，－x等，大多数是古音在书面形式上的遗迹，在现代的口语中已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不同而实际上已经不发音的词末辅音，就可以区分同形词和同音词。poids（重量），pois（豌豆），poix（松香），发音都是［pwa］，是同音词，由于词末辅音－ds，－s，－x不发音，利用这些形式各不相同的词末辅音，就可以把这3个同音词在书面形式上区别开来。
可见，法语正词法主要是遵从历史原则，并把这个原则作为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手段。
德国人在使用拉丁字母之前，是使用鲁纳字母（Rune）的。这种字母的形式很像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是一种艺术性很强的拼音文字。德国人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就放弃了艺术性很强的鲁纳字母而改用简明的拉丁字母。公元2世纪，拉丁字母的地位在德国进一步巩固。
到了公元7世纪，拉丁字母成了西欧各国大部分民族文字的基础。但是，德国早先使用的拉丁字母是歌德体的字母，与西欧各国并不完全一样。在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德语的过程中，德语的正词法逐渐形成。例如，在中古高地德语时期，元音的变音（Umlaut）用a、o、u后加e来表示，分别写为ae、oe、ue，后来才采用在a、o、u的上边加两个圆点的办法来表示变音。
德语正词法主要根据下列原则：
1）语音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中字母的发音应与该字母的表音一致。例如，p、t、k、f等字母在词中的任何位置或与任何字母相结合，均依次读为［p］、［t］、［k］、［f］。这个正词法原则还要求单词的发音与其拼写法尽量保持一致。例如，kalt（冷）读为［kalt］，oft（经常）读为［oft］等等。在德语中，70％—80％的词和字母是符合语音原则的。
2）形态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词根和词干的写法在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词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在合成词中，在名词的变格形式中，在动词的变位形式中，在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中，尽量保持词根和词干的原有形式，必要时采用变音（Umlaut）。
3）识别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几个词在写法上加以区别，以便在书面形式上区分同音词。例如，Lid（眼皮）与Lied（歌曲）都读为［lid］，根据识别原则，把Lied中的［i］写为ie。
4）历史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保持历史上的某些传统写法。例如，ziehen（拉）一词中的字母h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词根里i的长音已经写为ie，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h来表示长音，但由于这个h在历史上曾经表示过一种特殊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辅音，根据历史原则，可以把这个h保留在ziehen的词形中。
在这4条原则中，“语音原则”是德语正词法的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使得德语的书面形式比英语和法语易读，易写，易记。
然而，德语有19个元音，23个辅音，共42个音位（phoneme），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这就不可能处处都遵循语音原则。为了弥补字母之不足，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同一个音位可以表示不同的字母，也可以采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一些单字母不能表示的音位。为了补充语音原则的不足，德语正词法还规定了如下的字母拼写规则：1）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来表示。2）同一个字母可以表示两个音位的组合。3）用不同的字母组合方式表示长元音，并使之成为区别同音词的手段。
由此可以看到，德语正词法十分注意语音原则，但也考虑到了形态原则，识别原则和历史原则，以区别同音词，减少拼音文字使用中的同形现象。
1958年2月11日，我国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就出现了汉语拼音的正词法问题。
汉字一连串写下来，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有单音节的，有多音节的，多数是双音节的。用汉语拼音来拼写普通话时，应该分词连写，也就是以“词”作为书写单位，使得语言中的表义单位能够在书面形式上反映出来。这是拼音书写形式与汉字书写形式的根本区别。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onghéguó，也不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而是写成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再如“出租汽车”，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也不是写成chūzūqìchē，而是写成chūzūqìchē。
这样的写法反映了词语的实际结构，阅读起来比全分或全连都来得清楚。可见，汉语拼音正词法就是以词为单位来正确地书写汉语普通话的拼写法。
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这样一来，汉语拼音正词法的规范便基本确定下来了。
如果今后汉字文本也要标志词的界限，那么，汉字的文本也有正词法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将会越来越迫切。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上，要进行大量文本的检索，如果汉语的书面语没有词的界限，检索的效率是很低的。这个问题迟早会被提到日程上来。
日本使用汉字，并且较早地注意到了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音读”是按照汉语的字音来读，“训读”是按照日语的字义来读，一个日文汉字的读音可以多到几十种。为了解决读音的困难，日语中创造了“假名”。假名起初站在文字之外，后来进入文字之中，日文书面语成了汉字和假名的混合体。假名先书写虚词，后来扩大到书写实词，书面语中汉字在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为了加快减少汉字数目的步伐，于1946年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共1850个汉字，出版物中用的汉字以此为准，此外均用假名代替。1981年重新公布《常用汉字表》，汉字增加到1945个，除法令和公文必须遵守这个字表之外，其他不作硬性规定。减少汉字初见成效。日本还简化汉字，1946年的《当用汉字表》中不少简化汉字，1981年的《常用汉字表》中，有简化字225个，占字表总数的12％。日本整理汉字，以减少字数为主，不以简化笔画为主，在常用汉字中进行简化，牵动的面比较小，收效却比较大。除了《常用汉字表》之外，还规定人名用字166个，取名以常用汉字1945个和人名用字166个为限，不得超过。
日本的假名有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在使用中，假名的字形逐渐规范，两种假名也各有分工，平假名趋于通用化，片假名趋于专用化，科学技术术语、外国的人名地名，都用片假名书写。
日本的罗马字运动开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部省于1947年发表《罗马字教育指针》，规定国民学校罗马字教育实施要项。罗马字正在逐渐成为与传统日文并用的一种辅助文字。日本罗马字有“黑奔式”和“训令式”两种，黑奔式是美国人黑奔（J.C.Hepburn，1815—1911）提出的，训令式是日本人根据日语特点自己设计的。两种拼写法各有千秋，造成社会上罗马字拼写法的混乱。日本已经把“训令式”提交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7），希望它成为用拉丁字母书写日语的国际标准。在日本文字的计算机处理中，日本采用“假名—汉字转换”的方法，制成了日文文字处理机，成功地解决了日文输入计算机的问题。我国语言学老前辈周有光教授把日本在文字规范方面的经验总结为十六个字：“言文一致，东西并用，新不废旧，多轨前进。”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我国，汉字的使用年代久远、地域广阔，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同字异形现象，造成学习和阅读的沉重负担，非常需要进行规范化。1955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共列出异体字810组，含1865个汉字，经过整理后废除了1055个字。1965年1月，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出《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推行经过整理编定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共6195个汉字。
由于汉字字数庞大，笔画繁多，难学难记难认，是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国务院在1965年1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全面推行简化字。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发行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简化了1264个繁体字，经过这样的整理和简化，基本上确定了现代汉字的字形规范。
在信息时代，与计算机技术有关的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日益重要，汉字的信息处理成为中文信息处理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我国为了解决给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创制、改革和选择文字的问题，50年代组织700多人参加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16个少数民族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弄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和文字状况，帮助13个少数民族制定或改进了18种文字方案。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的语音单位，可以另外设计字母。根据这些原则，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是比较合理的。
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
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工作长期被我国的语言学界忽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有鉴于这种局面，周有光先生力排众议，高瞻远瞩地把“术语的国际化”列为语文现代化的六大内容之一。
科学技术术语是人类科学技术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是人类自然语言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在国际上，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专门负责术语标准化工作。在我国，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了促进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术语标准化日见重要起来。
语言研究论文篇10
因此，高考对外语的考察目标较以前有所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行外语素质教育也正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倡的。高考的外语考察实际上是对中小学外语素质教育的总体检测。这两者之间并不对立，而是统一的。有的外语教师将考试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认为进行外语素质教育就保证不了考试成绩。有些教师还进行着传统的应试教学，虽然学生考试成绩还可以，但学生没有语言能力的提高。归根到底，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没有理解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学生语言综合运用的能力，而语言的交际能力是最主要的体现之一。
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是外语素质教育的方向同时也是高考的需要。
一、何为语言的交际能力
只有对语言交际能力这一词汇的充分的理解才能确定语言教学的目标和方法。
首先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语言的交际能力。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针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scompetence）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这一概念。Hymes提出的交际能力可理解为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他认为交际能力要考虑四个方面：
(1)合乎语法，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在形式上可能；
(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行；
(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得体；
(4)实际操作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际出现了。
这就是说，交际能力包括对语法的合法性、心理上的可行性、社会文化的得体性以及实践中的概率等方面的判断能力。
从广义上来说，交际能力是运用各种可能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来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能力。这种能力体现了人的整体素质。交际能力包括许多因素：
语言知识──组词成句、组句成篇的能力；
认知能力──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智力水平、反应能力和有关世界知识的掌握等；
文化知识──文化观念和习俗知识；
文体知识──根据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选用不同风格的词语和语篇等进行交际的能力；
其他知识──包括非语言知识（体势语、面部表情等）；
情感因素──对他人及事物的社会态度、交际动机、个人品质以及性格和习惯等。
由此可见，交际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涉及语言、修辞、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为什么说外语的素质教育可以通过对语言的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达到，原因就在于此。交际能力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涉及范围广。各种因素处于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交际能力的另一特征是相对性，即交际能力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达意”也许是交际能力的最低要求。不存在交际能力的最高限度。
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口语、书面语)和非语言手段(体势语、面部表情等)来达到某一特定交际目的的能力，它包括理解与表达两方面。
二、高考试卷考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在对交际能力这个定义的理解和分析的过程中，不论是从语言学角度还是以广义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的交际能力正是高考要考察的中心内容。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卷分析来看，高考增加听力测试是强调语言交际能力的有力证明。高考听力内容以日常生活学习为主要背景，考察学生的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和情感因素。尤其是对话语的理解──这里所说的话语是指相互作用的话语（interactivediscourse）。对于一个口头话语（spokendiscourse）,学生是否能正确听到信息，理解信息，乃至最后反馈信息（选出答案），关键在于学生对这个口头话语（spokendiscourse）是否具备完整的合理的语法知识结构，对该语言是否可行以及在社会交往中是否得体给以判断，是否在实践中多次运用。学生认为听力测试题目比较简单（北京地区），总分30，平均可以达到21-25分，甚至更高。原因是学生已具备听力测试题目中要考察的交际能力。由此可见，平时外语教学强调交际法──以听说为主进行外语教学是很重要的。因此，某些地区取消高考听力测试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另外，单项选择试题的考察重点是语境的理解或语境下的语法判断。这不再是以前单纯的语法考察。换句话说，单项选择实际上已变成测试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准确性。完形填空、阅读理解考察语言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抓住主要信息（gettingmeaningthroughthecontext），理解语篇尤为重要。近几年来高考试题加大了阅读的考察，文章内容新且篇幅长，所设选项要求学生具备理解、分析、判断能力和高度、准确的概括能力。这无疑给所有考生造成了很大困难。学生读不完文章，理解、判断、推理不准确就会造成大幅度丢分。在写作上，从语言的数量到语言的准确、地道以及从文章的某篇到遣词造句，对学生语言输出的要求较以前有所提高。另外2003年北京地区高考考试说明中出现新作文题形──开放式作文。这无疑是对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进一步考察，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展示自身语言的能力和风采。
高考针对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及写作加重分值，其原因就是要考察学生的交际能力。正如上面提到的，交际能力体现在理解和表达上，所以测试学生的语言水平和能力重点是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进行考察。语言表达和理解是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而且语言理解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比表达能力更重要，因为：
(1)根据心理语言学习得研究，语言理解能力的获得优先于表达能力；
(2)语言理解是语言表达的先决条件，没有充分的理解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表达；
(3)语言理解能力是进一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
其实，高考试卷的每个题形都是对交际能力的一个检测。学生完成高考试卷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不仅包括表达即发出信息，还包括理解部分，即接受信息。
从整个高考试卷的分析来看，有些外语教师进行的外语教学走进了误区──过分强调语法的学习，忽视了语言的理解。高考的重点放在了语言理解能力的考察上。对于一个书面语篇（writtentext）的正确分析和理解，这一过程常常不被认为是语言交际能力掌握的过程。人们在讨论交际能力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口头表达方面，这便导致了交际能力培养的两个缺陷：
1.忽视对书面语交际能力的研究和培养；
2.忽视对理解能力的研究和培养。
作为语言交际两大方式之一，书面语交际能力应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不仅因为高考要考察这一能力，而且现代化社会生活对书面语交际能力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另外，书面语交际在本质和方式上与口语交际还有着重要的差别，所以它应该引起我们外语教师的关注。
综上分析可知，高考外语测试就是要考察语言交际能力。这样，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实际上就是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三、如何提高语言的交际能力
首先，要了解外语交际能力的特殊性，认清其特殊性才能把握语言教学的方法。
外语交际能力在其本质和内容上与母语交际能力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主要在其获得的方式、程度、要求等方面。如前所述，一个人母语交际能力的获得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化过程，即一个母语使用者的交际能力的获得与其社会活动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与此相比，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则遵循一种完全不同的途径。
(1)从获得方式上讲，一般而言，外语学习者是在掌握了母语一般交际能力的基础上开始学习外语的。母语交际能力对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已经谈过语言知识会发生迁移，同样，由于人类交际手段的相对一致性，交际能力的正迁移是必然会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具有良好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相对容易些。此外，如果母语与外语的语言结构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际能力正迁移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就越大。
(2)从程度和要求上讲，研究表明，成年外语学习者无论采取何种学习方法，其外语交际能力只能达到native-like，其语音、词汇、惯用法等总有某—方面与本族语的特征有差异。另外，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对外语交际能力的要求也有不同的侧重点。
目前，高中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中有两个明显的不足：
(1)缺乏本国语交际规则的明确知识，因为一些教师并不知道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应尊重对方的交际习惯，不可以以自我为中心。
(2)缺乏对外语交际规则和交际模式的明确认识，因为一些教师不知道外语的语法结构中有一定的程式。
前者过失在于学生的母语教学；后者过失则在于外语教学。中国的语文教学历来注重书面表达，忽视口语能力。学生口语能力的提高只能靠自我领悟或模仿。因此学生以学习汉语的方式来学习外语。另外，中国汉语界也缺乏对汉语交际模式的研究。这对外语教学很不利，外语教师有责任为学生辨析母语与外语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差异，强化其“跨文化意识”，从而获得真正的外语交际能力。这一点，给我们所有中学外语教师提出了挑战。这就迫使我们在日常点滴的学习过程中注意渗透和比较。
其次，要把握高考成绩就要分析一下中国语境下的中小学外语教学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变被动为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
(1)传统教育思想根深蒂固。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在中国影响很深，如：教师主宰课堂、学生被动接受；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等。这些几千年来形成的教育思想和观念，要想在短时间内将其彻底改变是不切实际的。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
(2)汉语的特殊性。汉语无论在语音、语法，还是文字系统、书写形式等方面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拼音文字的语言迥然不同。汉语深深地扎根在汉文化这块土地上，其文化传统、思维方式、风俗人情等与印欧语系的语言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和欧美人如果学同一门西方语言，由于该外语一般都是与欧美人的母语有着同源关系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语言特征都十分相近，因此学习起来困难要少得多，母语对外语的正迁移要远远多于负迁移。中国人学的外语与母语相比，由于语系不同，差距甚远，学习外语困难要大得多，母语对外语的负迁移也多得多。
(3)语言环境十分贫乏。教师和教材是外语语言的唯一输入源，“语言输入”极其有限。这不仅仅表现在农村，在发达城市也尤为突出。
(4)教学条件相对落后。我国绝大多数普通中学的班级过大，条件简陋；教育投入不足，基本的语言实验设备、图书音响资料得不到保证。这些都制约了新的教育思想的贯彻实施。
(5)师资力量不足。现有外语教师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自己的外语交际能力尚不足以展开交际教法。有不少教师仍把语言知识的传授作为教学目的,这可能是制约着新的教学理论和思想贯彻实施的瓶颈。
(6)学生学习方式不同。我国学生由于受传统文化、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与西方学生相比在个性表现上有很大不同。西方国家的学生强调个性，课堂上无拘无束，敢于向教师提问题。而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深受其他课程教学方式的影响，习惯于小学、中学班级的课程教学方式，上课留心听，认真记笔记。对民主、平等讨论不习惯，对课本内容提出质疑更为少见。
以上这些问题对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制约作用，影响到了语言学习的本身，自然在新形式的语言的测试中也要受到影响。
怎样改变教师的思想观念变得尤为重要。
因此，转变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选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加强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学习外语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依赖于语言知识和各种非语言知识的逐步积累。外语教学应在强调语言知识传授的同时，向学生传授其他有关的知识，包括语境知识，世界知识，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仅凭所谓的交际教学法恐怕不能真正提高交际能力。任何外语教学都应坚持以下三项原则：
(1)语法原则，把语言知识的传授放在一定的地位；
(2)交际原则，把语言结构与语境和功能结合起来，使学生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和语言功能表达的多种可能性。
(3)文化原则，采用对比分析法，使学生了解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学会不同文化的交际模式，增强语言使用的跨文化意识，尤为重要的是教师应针对不同学生，按不同的教学要求，在贯彻以上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时，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能机械地使用单一的外语教学方法。
四、结论
英语学习不同于其他科目，有共性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提高高考英语成绩，核心问题是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作为语言教学核心的交际能力不仅仅指简单的口语会话。交际能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交际能力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及对交际能力要求的相关性决定了提高交际能力的难度。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绝非纯英语教学的问题，它涉及到母语教学以及学习者的整体语言能力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各个环节紧密相关，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年龄、动机、认识水平、学习环境等都应考虑在内。我们应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交际能力的培养应从根本抓起，而且不光是外语交际能力，母语交际能力也应倍受关注。应培养学生善于交际的意识，同时其他学科也应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全方位交际的意识与能力。
参考文献
1.EllisR.Understanding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2.HymesD.OnCommunicativeCompetence[A].PrideJB,HomlesJ.Sociolinguistics[C].Harmondsworth:Penguin,1972；
3.LittlewoodW.Foreign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
语言研究论文篇11
一、教学语言的规范性
“德高为师、学高为师”，教师作为知识和品行的楷模，对于小学生全面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此，从言行上来规范教师的修养，不仅需要从行动上来体现，更要从语言的有声感染上来正面促进。特别是对于年龄小的低年级学生，教师的语言更要注重规范性，孩子们所特有的语言关键期，其模仿力是十分强的，因此在语言质量上，就需要教师从语音、词汇、以及语法特征上进行严格示范，如“师范”不能念成“思范”，更不能将“教室”念成“教史”，把“肥皂”念成“胰子”等。从课堂语言上加大对普通话的应用，做到声音洪亮、清晰流畅。
二、教学语言的科学性
莎士比亚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教师语言的科学性是建立在对语文知识的细致把握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掌握语言的科学性，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还能够从传情达意上体现出文化的细腻和准确。如对《落花生》中的“落花生”的理解，有的教师认为是“种花生”，而其真实意义是花生的一种名称或叫法，如果没有把握住名称的由来，会造成学生的误解。同样，语言的科学性也要注重借鉴和精炼，只有在教学上突出语言的简约，精要处泼墨如水，概要处惜墨如金，从而铸就语言的魅力。
三、语言的可接受性
小学生的情智相对发展不完善，在语言教学上要注重可接受性，特别是贴近儿童的生活，在具体表现上注重语言方式的灵活性和生动性，如语言中的形象思维的应用，从语法构成和词汇运用上要通俗易懂，浅显明白，而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则适当严谨深刻一些。如在学习诗歌《瀑布》时，对于小河里的水相对舒缓，对于长江的水则奔涌向前，对于大海里的水则波涛汹涌，而对于瀑布的水，则由于经验的限制无法让学生从中体验到瀑布的奇特，而对于屋檐洒下雨水的生动引入，则有助于学生理解瀑布的概念和壮观。
四、语言的生动性
有学者在谈到写作时曾这样表述：“对于最典型的人物，最生动的事例，最感人的情节，要绘声绘色，细致刻画，使得听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样，把握课堂教学的活力，也需要从语言的形象、生动做起，结合小学语文的教材特点，从小学生的思维实际出发，运用生动的语言来品位文学作品的魅力和精彩，从而将学生代入到美轮美奂的艺术境界中。语言在意境和情境的描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感染力，尤其是带领学生去感知教材、理解文学作品，发展形象思维上更是关键。如在解读《月光曲》中所描写的“幽静”时，如果简单的解释为“幽雅安静”，字面意思是对的，而其中的内涵与意境则对于小学生难以准确理解。为此，有经验的教师便从语言的丰富性上来展开解读“秋天的夜晚、朦胧的月光、小镇的河边、无人的小路、远处的茅屋、闪烁的灯光、断断续续的琴声……，这就是课文中所描写的幽静的境界”。
五、语言的趣味性
学习的过程是兴趣激发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快乐思维的过程。对于小学语文教学来说，注重课堂语言教学的趣味性，不仅能够有力的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更能够从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方式来巧妙的引导学生走进妙趣横生的文学殿堂，品味文学世界的五彩与斑斓。每堂课都是精彩的，每一次讲解都是情趣横溢的，每一次学习都应该有笑声，这是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的关键。对于小学生认知规律的把握，趣味性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导锁，并由此打开学生的心智之门，启发学生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在愉快、活泼、笑声连连的课堂中习得知识的体验，感受精神上的充实与享受。
六、语言的情感性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教学语言的情感色彩是增强语言感染力的关键。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说：“在知识的活的身体里要有情感的血液在畅流，这是教学语言的生命、灵魂。”为此，在小学语文课堂语言应用上，要力求做到“讲到庄严处，学生竦容端坐；讲到豪壮处，学生热血沸腾；讲到义愤处，学生横眉立目；讲到欢快处，学生笑意盈盈”的教学境界。这其中就需呀教师在对教材进行理解时，把握其蕴含在其中的思想感情，并从声发于情，理融于情的教学语言中，将喜怒哀乐等情感因素声情并茂的一一展现，从而触动学生的情思，拨动学生的心弦，引发学生的心灵震撼。
七、语言的艺术性
教学语言的艺术性是口语运用能力的最高境界，也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追求的最高目标。艺术化的语言是有生命的，不仅能够给学生带来对文学的美的享受，更能帮助学生从中来发现美、鉴赏美和创造美。
八、结语
总之，在语言活力的营造上，一要做到声音清晰，语言流畅；二要体现形象生动、趣味横生；三要遣词造句既要形式美还要思想深刻，富有哲理；四要娴熟的驾驭语言机智，既要符合逻辑推导又要创设引人入胜的语境；五要衔接导入上融洽畅达，既要体现表情的丰富性又要体现构成的流程美。培养教师自身对语言艺术魅力的锤炼和积累，从浓郁的审美感受中来烘托出美的境界，抓住学生的心。
语言研究论文篇12
一、加强基础能力培养
美国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建立是与美国19世纪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浪潮急需大批专业人才相适应的。而我国目前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同样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硕士生的扩招也正是为满足这一点的需要。经多年发展,研究生培养的规则规范、方法程序的不断完善,形成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独特的风格和模式。由于研究生教育主要在培养环节,培养的过程和方式就直接决定着研究生的质量。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在研究生培养机制上的最最主要特点是注重基础训练。与本科教育培养合格劳动力的目标不同,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目标始终定位在培养高层次创造型人才上。他们特别重视学科基础训练以及相关知识和方法的深厚积累。认为基础牢固,学科方法熟练,才有可能从事高深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与研究,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如果我们承认美国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加强基础能力的培养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加强硕士生基础能力的培养。
我国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和国外以英语为母语的同方向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有且一定有很大的差别。我国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所肩负的任务是“洋为中用”,也就是说要把西方的文学作品、艺术、理论、文化、语言等引进、介绍、翻译、诠释甚至改造为我国本土所使用。所以,任务是复杂的,艰巨的,有重大意义的,而此项任务所要求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它既需要英语语言的综合功底,也需要中文语言的综合功底。既需要双语纯语言的功底,也需要双语的文学功底,还需要做研究的理论功底。
二、鼓励发扬创新精神
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科研创新意识的培养,鼓励研究生开展原创性研究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也不例外。因为只有这样,研究生才可能出成果,甚至出新成果,出好成果。而要达到这种创新的效果,就要求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式创新。就是说,既要求和鼓励学生创新,又要从培养模式上开展创新。
从培养模式上,首先要推进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模式改革。为了适应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需要,要建立开放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鼓励和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由导师培养为主转向以导师组或导师团队为主,创造条件,积极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岗位。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可争取校内部分学科间(如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交叉培养并学分互认,实现研究生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共用,探索出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创新型的研究生教育和管理模式。
从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上讲,首先,可以通过增加学术讲座,积极主动地开拓学生的视野。因为每一场学术讲座凝聚着该学者的学术研究精华。作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除了从国内聘请相关学者做学术讲座外,主要考虑从英语国家邀请更多的本学科的学者来讲座,让学生直接面对国外该学科的前沿。同样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本校内举办的各种学生本人感兴趣的学术讲座。也提倡鼓励学生走出去,关注其他高校学术讲座动态,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导师带领学生参加学术会议为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积极提供平台。
不过,研究生、导师和培养环境这三个要素在研究生教育中均具有双重性。研究生教育协同式创新的结果会是和谐发展、激发创新、师生双赢。在这样的浓厚学术氛围里,它起到了对研究生的成长引导、激发的作用。他们在一起交流体会,砥砺思想,从这个意义和作用上来说,是其他任何形式难以替代的,他们得到的不仅是有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心灵的启发、灵感的滋润、思想的激荡,是终生受益的。因此,在研究生拥有了扎实的基本研究能力后,在他们的积极主动的创新能力得到保护和发扬后,然后才谈得上他们在学术上的个性化研究与发展。
三、积极提倡学术个性
蔡元培先生曾经给即将赴欧美留学的同学这样讲过:“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由此可见,老一代中国学者是十分重视“我性”即“个性”的。当今大部分的学术着作都缺乏“我性”,缺乏作者个人的性情与见解,这种没有“我性”的学术当然也就不可能引起同行的兴趣,也不值得推广或参考,它只是作者自己用来当作晋升的资本而已。因此,坚持个性化学术研究,才利于创新,也有利于个人甚至中国学术的发展。
对于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来说,研究国外的东西,如果没有创新与个性,就很难做出成果,这就更要求学生进行个性化研究。比如,我们研究美国诗歌,也许比不了美国同行。但美国学者研究美国诗歌欧洲学者研究美国诗歌,和我们研究美国诗歌同样都有其价值,他们有他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感受。有些东西,他们未必想到,我们会可能提出新的研究角度或新的看法。
语言研究论文篇13
一、模因论概况
(一)定义和特点。
Memes(模因),Memetics最早由Dawkins在1976年提出,模仿Gene(基因)由Genetics而来(何自然,2005)。《牛津英语词典》解释为:“An element of culture that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passed on by non-genetic means,esp.imitation.(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通俗地说,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Blackmore,1999:66)。因此可以说,那些不断得到复制、模仿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可以成为模因(何自然,2005)。联系语言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模因也寓于语言之中,任何字、词、短语、句子、段落乃至篇章,只要通过模仿得到复制和传播,都有可能成为模因。语言模因具有模仿性、传播性、变异性特点。如“超女”与“炒女”(指炒作)、“钞女”(指钞票)与“抄女”(指抄袭)。
(二)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重复与类推。
1.重复
重复一般指直接套用现有语言结构。如使用各种引文、口号、经典台词,转述别人的话语,交谈中引用名言、警句等,都是直接套用。遇到与源语相似或相近的语境,模因就往往以这种方式来自我复制和传播。如:
发展才是硬道理,小平一句话促进了中面貌的改变。(新华网)
“深圳速度”彰显“发展才是硬道理”。(新华网)
“××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审美疲劳”
2.类推
模因往往通过类推的方式创造出新的模因变体来加以传播。可分为同音类推和同构类推。
同音类推:
“一明(鸣)惊人”(眼药广告)
“有痔(恃)无恐”(治痔疮的药物广告)
“千里江铃(陵)一日还”(汽车销售广告)
同构类推:
同构类推包括修辞学上的parody(嘲弄式仿拟),主要是模仿已知的语言结构而复制出一种具有新内容的模因变体。
1)高级车新趋势:安全才是硬道理(中国汽车网,2006年8月29日)
免费才是硬道理:简评几款非盈利截屏软件(太平洋电脑网,2006年8月2日)
2)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
To marry or not,that is a question.
To leave him or not,...
To beat him or not,...
3)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朱自清,《匆匆》)
朱自清《匆匆》的语言结构可提炼如下:
×××去了,有再×的时候;×××了,有再×的时候;×××了,有××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什么××××××呢?……(朱自清,《匆匆》)
a.朱自清《匆匆》之电脑故障版:
硬盘小了,有再换的时候;内存低了,有再加的时候;屏幕窄了,有再买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什么刚买的电脑就出现故障呢?……
b.朱自清《匆匆》之.com版:
股票跌了,有再涨的时候;工作没了,有再找的时候;老婆跑了,有再娶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风险融资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同构类推超级版:有声有
从“北京欢迎您!”到“股市欢迎您!”
当“北京欢迎您!”响彻中国大江南北之时,网上搞笑版“股市欢迎您!”也在网上受到追捧。股市版套用了前者的视频画面、曲调等元素,只在歌词上作了改动,用搞笑又略带讽刺的语言呈现了股民们的酸甜苦辣,可谓超级版同构类推。
二模因论视角下的研究
(一)语言现象应用分析:真实语料分析。
这一思路主要通过对真实语料的分析来验证、补充、扩展甚至修正已有理论。如新闻标题中流行语非常多,以下是随处可见的例子。
“超级女声”:超女PK想唱就唱海选
张纪中海选“大小二宝”(《新闻午报》)
“非常6+1”联手本报江西海选(《江南都市》)
欢迎海选制造“超级”(《扬子体育报》)
斯宾塞・约翰逊的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谁动了……的奶酪?”和“谁动了……的……?”
谁动了我的联赛?(《青年报》)
谁动了保险业的奶酪?(《国际金融报》)
谁动了孙英杰的钱包?(《华西都市报》)
概括起来,这些语言结构形式上可为词语、短语、固定格式和语句,究其流行原因主要为简易性、时髦性、权威性。建议其使用应贴切、合理、强势(杨婕,2008)。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设计以下研究方案:
Catchwords in News Headlines:A Memetic Perspective
1.Introdu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1)Theory of memetics
(2)2 Related studies
3.Research design
(1)Research questions
(2)Research method
4.Results and analysis
(1)Structural analysis
(2)Ways of transmission
(3)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popularity
(4)Suggestions
5.Conclusion
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可采用的语料包括网络语言、广告语言、影视作品语言(《家有儿女》,小品相声语言)等。我们的宗旨是:
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是活的,要让理论能解释活生生的语言,需要我们不断尝试,进行科学分析和总结,才能完善理论,才能实现理论指导实践。
(二)教学应用分析:语言教学。
理论如何促进语言教学实际是语言教学工作者们的关注焦点,因此这一思路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如模因论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因的核心是模仿,而创新源于模仿,强化“模仿”利于创新。模因论可应用于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基因型语言模因,二是表现型语言模因。
基因型语言模因表现为直接套用和同义异词:
直接套用:
名言警句:Knowledge is power.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and 99% perspiration.
Time is money.
常用句式:I don’t think there is too much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but on the whole,I prefer yours.
It is an well-established fact that...
同义异词:
I found English grammar dull and difficult.I hate the assignments to turn out long life-less paragraphs that were agony for teachers to read and for me to write.
I anticipated another cheerless year in that most tedious of subjects.
表现型语言模因主要表现为创造性模仿:对句子/范文解析与模仿
Evening came before we realized it.
We got to the mountain before we realized it.
Ten years passed before she realized it.(陈琳霞,2008)
对以上句子的创造性模仿和对范文的创造性模仿都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设计以下两种研究方案。
1.最佳方案:教学实验。
模因理论指导下的写作教学(实验班)vs.普通写作教学(普通班)
Writing Teaching to Non-English Majors――A Memetic Perspective
(1)Introdu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①Theory of memetics
②Related studies
(3)Research design
①Research questions
②Research method(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③Procedures
(4)Results and analysis
①Language
②Discourse
③Attitudes towards writing
④Influence on overall English proficiency
(5)Suggestions
(6)Conclusion
2.教学理念和具体设计。要确保是别人没怎么写过的或有超越之处,否则有“剪刀加胶水”之嫌。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to Middle School Students――A Memetic Perspective
(1)Introduction
(2)literature review
①Theory of memetics
②Related studies
(3)Writing Teaching from a Memetic Perspective
(4)Suggestions
(5)Conclusion
除了英语写作教学,模因理论还可应用于其他语言教学层面:商务英语写作、预制语块教学、背诵教学等。我们的宗旨是:语言理论或多或少会对教学产生一些影响,如何验证这些理论的教学应用价值、如何科学运用这些理论于语言教学实际是语言工作者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对教学实际和理论本身都意义重大。
上述两种思路是最基本、最可行的,也比较单一,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者兴趣还可以结合其他理论来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已有理论,甚至完成理论构建。如“基于模因顺应认知框架的网络语言进化探究”(孙显云,2009.2),因篇幅所限,请参考孙显云一文。
三、结语
语言研究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个磨砺人的意志的过程,但最终会苦尽甘来。对有志于语言学方向论文设计的学生来说,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希望有所帮助:(1)不要恐惧理论;(2)“海选”感兴趣的理论;(3)吃透理论本身;(4)规划自己的研究;(5)估计项目可行性;(6)参考期刊:外语类为主。
参考文献:
[1]Blackmore.The Meme Machi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66.
